智库研究

社科评论｜新时代 新智库 新要求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部署，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是实现科学、民主、法治决策的重要支撑。对于“国之大者”，新型智库肩负着“责之重任”。智库工作者要观大势、谋大局、出大策、著大作，为党和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序、有力、有效的决策支撑。在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中，新型智库建设要以更大力度破解党和国家建设发展中的难题，切实提高智库决策支撑的思想理论分量、对策分析质量、研究价值含量，以更高标准、更高质量建设发展新型智库。同时，切实开发好、履行好新型智库服务决策的重要职能定位，不断增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各类智库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发挥特色优势，积极服务大局大事，为党和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并在不断探索中逐步夯实了新型智库建设和发展的理论根基。当前，面对新发展阶段的新形势新任务，党和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新型智库充分发挥决策支撑作用。我们要统筹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综合决策需求，科学研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持续提高新型智库的国际站位和大国视野，争取在“十四五”时期构建定位清晰、布局合理、优势互补的多功能、多层次，符合党和国家综合决策需求的新型智库决策支撑体系。重视并加强新型智库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创新研究的引领作用。思想理论创新是智库建设的根本。建党一百周年之际，在充分总结第一个百年历程中党的建设和发展基本理论、创新理论和先进经验的同时，我们开启了新征程，新型智库要提前谋划、系统思考原创性思想理论和重大创新性理论问题研究。各类智库在服务决策的过程中，要重视思想理论创新，立足我们党百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理论探索的丰富实践，系统梳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具有独创性的理论研究成果，加强中国制度优势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研究，持续增强理论自信、学术自信，探索形成知识界、学术界和智库界理论研究热潮和良性互动机制。新时代的新型智库，要发展中国理论，讲好中国故事，解读中国实践，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思想理论体系，从而不断提升思想智库的学理分析和思想价值。倡导并支持跨学科、跨团队协作的决策全链条研究新范式。新型智库作为政府“外脑”，以深入社会实践、关注社情民情、解读回应大众关切来充分凝聚共识，是政府与社会交互的桥梁，有利于促进形成集众策、谋良策的良好格局。目前，大多智库以小而散的“单打独斗”“单兵作战”研究形式提供决策参考，很难满足现实中复杂而急迫难题的决策要求。尤其针对国家前瞻性、战略性等系列重大问题，需要打破研究团队间的壁垒，以深化调查研究、强化团队协作、优化专业学科联合攻关等形式，为决策部门提供全面、系统、综合的咨政参考。例如，围绕同一个智库战略选题或重点决策，可以选择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专家从多个视角对决策全过程全链条开展咨政研究，对决策前的潜在风险、决策中的落地实施和决策后的效果开展长期跟踪研究。同时，要进一步鼓励并促进新型智库间合作交流，形成“强强联合”。积极推动新型智库与决策部门互促共建、融合发展，促进各类智库针对决策支持服务所需要的不同方向、不同主题开展协作，以研讨、交流、合作、共建等形式形成联动机制。这样既能促进对决策研究规律的探索，也能加强新型智库决策支撑科学体系的建构。依托新型智库决策支撑体系，有利于凝聚体系内外研究力量，形成合力，建设综合性、开放式和网络型的决策支撑研究交流平台，引领新型智库创新、融合、长效发展。探索并建立新型智库人才的中国特色“旋转门”机制。人才队伍建设是提升智库决策支撑能力的重要保障。探索中国特色“旋转门”，就是要使部分有丰富决策经验的专业人才参与到智库决策中去。特别是在地方层面，需要进一步深化具有决策经验的行政人才引进、流动的制度改革，加强对优秀决策人才的开发重用，不断培养并壮大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才队伍。同时，要积极探索建立智库人才发展基金，定期资助一批中青年优秀智库专业人才投身于国家重大决策跟踪研究中去。鼓励学科带头人和中青年骨干承担智库研究课题，对成效突出的给予优先立项或经费资助。推进智库专业技术岗位聘任制，建立起以业绩为标准，凭绩效定等级，奖励待遇向业绩突出人员倾斜，真正实现智库人才能上能下、可进可出的中国特色“旋转门”机制。支持并强化对智库决策成果的跟踪反馈和推介。公正公平地对智库成果开展跟踪反馈和广泛推介，是提高智库影响力、促进智库健康长效发展的重要举措。从智库载体上看，要建立健全智库与决策部门间的决策咨询服务与反馈机制，明确智库成果参与公共决策的流程和效果，使重要的智库建议得到反馈和回应。从成果评价上看，要给予智库成果学术肯定，向科研成果等效看齐，以此正向激励专家学者重视智库研究，积极参与决策，及时为重大决策问诊把脉。同时，还要建立研究成果应用转化及跟踪反馈机制，多渠道推动智库研究成果转化。例如，积极组织研讨会、座谈会，定期通过论坛、论文、出版物、权威性研究报告以及同国际知名智库交流合作等方式，拓展多重成果传播形式，充分利用图书、报纸、视频、互联网媒体等广泛推介研究成果，让大众更多地认识并了解新型智库发挥的重要决策支撑作用。加强对重大决策定期开展效果评估。以新型智库等专业机构作为第三方评估机构，对重大决策定期开展科学、公正、专业的效果评估，以重大决策实施主体为评估对象，围绕重大决策部署、重要行政落实、重点难题解决的决策效果定期开展评估。尤其要对行政决策的实际效果与预期效果进行跟踪比较，评估决策是否达到预期目标，以及决策可能产生的次生风险，应科学区分影响实施效果的决策方案问题或决策执行问题，根据评估结果提出修改调整决策的相关建议。积极推动将智库咨政、专家论证作为重大决策必要程序，努力推动政府规范健全决策程序。同时，建立科学的“决策效果评估指标体系”，定期总结决策成败的经验教训，为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公信力不断积累实践案例和借鉴依据。面向新时代，在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扎实有序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决策支撑体系建设，既要立足当下又要放眼长远。要高效高质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大局，不断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决策支撑体系建设迈出新步伐，再上新台阶，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新贡献。(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国家高端智库管理处副研究员)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封面新闻记者宁芝4月20日，全国首家以医药政策研究为主要任务的高端智库“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华西医院中国人民生命安全研究院”在四川揭牌成立。该研究院的院长由清华大学国际生物经济中心主任、北大中国战略中心执行主任王宏广教授担任，其研发队伍以华西医院为主，同时吸引、聘请国内外知名医药政策专家、留学人员组成国内一流的研究团队。李为民表示，在历代华西人的艰苦奋斗、开拓进取之下，华西在院士数量、国家级研究平台、高水平论文、国家科学技术奖、国家重点学科、国家级先进集体表彰六个方面实现了“零的突破”。该研究院成立后，将进一步提升华西医院在“人民生命安全战略与政策”领域的创新能力，推动软实力建设，开辟华西医院“软硬兼优”的新局面，把“华西中国人民生命安全研究院”打造成为华西的智库、四川的智库，为中国人民生命安全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研究院将开展哪些工作？第一，开展生命安全领域战略、规划研究，为中央、国务院，特别是四川省人民政府保障生命安全、开展科学研究、发展健康产业、引进顶尖人才等方面提供决策建议或方案。力争使华西医院在落实习总书记“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战略与政策研究方面进入国内前列。第二，开展国际生命安全前沿技术预测研究与国家创新能力比较研究。为国家、四川省，以及华西医院制定人民生命安全战略规划、准确把握国际医药技术重点与方向、建立国家实验室等研发平台、打造医药科技顶尖人才队伍等，提供决策依据与方案。第三，开展“华西医院创新模式研究”。强化华西国家新药安全性评价（GLP）及国家药物临床试验（GCP）优势，把华西医院建成我国最重要的医药科技创造基地，使华西医院在生命安全保障能力、医药科技创新能力方面保持国内前列、进入国际前列。第四，为四川省建立“人民生命安全实验室”提供建设规划方案。紧紧围绕人民生命安全重大需求，把握国内外技术发展方向，强化四川省优势，制定建设国际一流“人民生命安全实验室”的战略规划。第五，筹建“华西澳门医学中心”。力争澳门政府的支持，在澳门建设“立足国内、面向世界、引领未来”的国际医学中心，集当今世界医学最新成果、最优势人才，为人民生命安全提供保障与服务。

作为新一代信息科技的代表性技术，人工智能正在释放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巨大能量。在此情况下，一些国家已着手部署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以期占领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历史高点，而这种意识的形成离不开相关智库的推动作用。2020年1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9》，首次梳理出全球49家“最佳人工智能智库”（Best AI Think Tanks），其中不乏近年来新建的专门类智库和单独开辟了人工智能研究新轨道的知名智库。相关智库在为国家制定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和可行性的人工智能政策过程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呈现出重视人才整合和跨学科合作的发展特点。　多样化的研究领域美国以21家上榜智库占据该人工智能智库榜首位。诸多美国智库积极部署人工智能研究专题，如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在传统的五大研究板块之外，特地开辟“人工智能与新兴科技项目”（AIET Initiative）作为第六大研究板块，用于弥合行业、公众和决策者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2014年成立的生命未来研究所（Future of Life Institute）以技术乐观主义的视角，旨在用科技手段促进人类的未来发展，在其关注的三大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生物技术和核技术）中，如何确保通用人工智能（AGI）的安全问题是最重要的研究议题。2017年成立的纽约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AI Now Institute）洞察人工智能的社会意涵，其团队中绝大多数是女性研究员，该机构扛起了美国研究人工智能性别歧视、种族偏见等包容性问题的大旗。艾伦人工智能研究院（Allen Institute for AI）则是助力海量文献搜索、孵化人工智能初创企业的平台和工具。早前分析人工智能全球现状的研究认为，与中美两国相比，俄罗斯当时看起来还像是一个“局外人”。直到2019年10月，俄罗斯才出台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2020年12月，在俄罗斯举办的人工智能大会（AI Journey Conference）上，俄联邦储蓄银行行长格尔曼·格里夫（German Gref）宣布将支持在莫斯科成立俄罗斯第一家人工智能研究院。他表示，在初期阶段，研究院将聚焦基础理论的汇聚共生及技术应用导向的研究。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所（Institute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on Social Sciences）等智库对数字经济、网络安全等议题也开展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俄罗斯人工智能政策研究也重视如何通过修改现有法律规范以便利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无人驾驶技术的研发与部署，以及在人工智能产品标准化和认证问题上的国际合作。中国学者和公众对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Future of Humanity Institute）及2016年成立的剑桥大学未来智能研究中心（Leverhulme Centre for the Future of Intelligence）相对比较熟悉。前者于2005年成立，致力于研究可能影响人类前景的重大问题，在2014年之后呈现明显的“人工智能转向”。两家机构在一定程度上秉持着欧洲哲学与文化批判的传统，开展较有新意的研究，比如尝试理解影响人工智能如何被感知的叙事方式与文化背景。此外，它们也用思想实验等哲学工具来洞见人工智能带来的伦理挑战并设计解决路径。2015年成立的艾伦·图灵国家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研究院（The Alan Turing Institute）致力于基础研究突破与现实应用创新，从而使人工智能发展实现质的飞跃。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该研究院为伦敦封锁决策及不实信息识别提供了智力支持。值得注意的是，谷歌旗下的人工智能机构Deepmind总部也设在英国伦敦。德国新责任基金会（Stiftung Neue Verantwortung）关注数字基础设施、科技与地缘政治、信息技术安全等议题，并专门将“数字公共领域”列为重点研究领域，考察新媒介与公民性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近期的一项研究中，该智库还建议在欧洲对外政策中加强对非洲人工智能发展的接触。2019年，法国组建全国性跨学科人工智能智库网络，政府支持在巴黎、尼斯、图卢兹、格勒诺布尔四个城市分别成立一家人工智能研究院，每家研究院各有专攻，相互协作，其中一家（3IA C?觝te d'Azur）就落户于2020年组建的“超级大学”蔚蓝海岸大学（联盟）（UCA）。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聚焦人工智能军备竞赛、自主武器研发规制及人工智能技术和平应用等方面的研究和国际倡导。比利时里斯本委员会（Lisbon Council）则重视数据驱动的决策与公共服务、跨境数字贸易等议题。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专注于科技与国际治理交叉的全球性问题研究。该智库提出，全球治理的背景变得越来越数字化，数字治理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公共政策议题。在其《2020—2025战略规划》中，国际治理创新中心将数字经济与数字立法、新技术的民主与安全问题、人工智能多边治理体制机制研究作为未来五年的工作重心。2017年成立的维克特研究院（Vector Institute）除了组织人工智能相关研究，还搭建了人才平台，提供培训课程，汇总安大略省的人工智能岗位实习和就业机会，为加拿大吸引、培养和留住顶尖的人工智能人才提供支持。此外，加拿大高级研究所（Canadi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Research）和米拉研究所（Mila Institute）的人工智能研究也值得关注。　注重协同运作和学科交叉目前，人工智能智库建设在组织结构、议程设置和活动开展方面呈现以下特点。多维度协同构建人工智能研究机构。在机构设置上，人工智能智库关注基础理论、智能产业、人文艺术、国际治理等多维度，结合地域、依托单位等比较优势进行全面战略布局，在体制机制上确保各机构间协同运作。大跨度学科交叉组建人工智能团队。人工智能智库重视学科汇聚的颠覆性创新价值，不断经营，增强团队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仅体现在团队成员的学科背景，还应涉及性别构成、年龄跨度等方面。同时，团队需感知“人文”的巨大力量，学会在多样碰撞中保持协作。长周期优化配置人工智能专题组合。人工智能智库都打造了自身的研究专长，在深度与广度上规划了具有特色的人工智能研究板块，统筹研究方向、政策目标与资金筹集。在此基础上，通过长周期积累，不断优化配置专题组合，实现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宽领域开展人工智能治理社会实验。人工智能智库在其关注的政策领域内（如智慧城市、医疗卫生等方面）采用对照实验等科学的研究方法分析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这种做法有助于形成技术标准、政策建议等智库产品，并可提前研判和防范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与伦理挑战。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触及全球、意义深远。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国际研究机构合作网络，帮助各人工智能智库整合研究资源、加强分工协调、形成智慧合力，从而提高全球人工智能研究水平。同时，国际合作网络也能提供平台，使智库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与治理中更好发挥二轨外交的作用。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周慎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作者：王俊生美国智库在世界各国的智库排名中名列前茅。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智库工作，智库发展迎来一个春天。那么美国智库运行模式中的有效经验就值得我们借鉴。笔者曾于2017年10月至2018年4月在美国著名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从事了为期半年的智库研究工作，发现美国智库有着和中国智库非常不同的运行模式，这表现在活动举办、财政预算来源、课题模式、人员组成等方面，其中有些值得我们学习。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智库建设，但影响力和美国智库差距明显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智库建设做出重要指示。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2015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目标是“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端智库”。2015年11月9日，中央深改组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共有25家机构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在上述努力下，中国智库在全球智库里的排名也表现不俗。2018年1月30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研究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17》正式对外发布。《报告》指出，全球共有智库7815家，其中美国1872家，是世界上拥有智库机构最多的国家。中国拥有智库512家，位列世界第二。印度和英国智库数量位列中国之后，分别拥有444家和311家。中国智库在全球顶级智库百强名单里也榜上有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全球化智库（CCG）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7家中国智库上榜全球顶级智库百强榜单。但与此同时，在全球前十名智库排名中，中国没有一家上榜。而美国有5家智库榜上有名，分别是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战略与美国研究中心、传统基金会、兰德公司。其他5家分别是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法国）、布鲁塞尔国际经济研究所（比利时）、皇家国家事务研究所（英国）、瓦加斯基金会（巴西）、国际战略研究所。这5家中，除了巴西的瓦加斯基金会，其他4家也都来自西方国家。我们自然会问，西方国家的智库、尤其是美国的智库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影响力？活动举办规格高而且比较开放美国智库活动比较多，而且规格比较高，比较开放。以笔者所在的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为例，每个月举办平均多达15次公开活动。这里的活动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由各个研究中心举办的。大西洋理事会有南亚研究中心、拉美研究中心等数十个研究中心，此类活动举办最多；其二是以大西洋理事会为名举办的活动，多是比较重要的活动。其三是美国政府委托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举办的某些内部政策研讨会。美国智库举办活动的规格往往比较高。一些前政要在很多智库研讨会上都能遇见。一些现任的政要也常常在各个智库宣讲美国的政策。比如2017年12月12日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举办的活动，美国时任国务卿蒂勒森和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同时与会。蒂勒森还于2017年11月在美国威尔逊中心做了一次公开演讲。同年，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则参加了在霍普金斯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活动。其他较低层次的官员更多更频繁地参与智库的公开活动。在这里还能经常看到一些国外政要的影子，2017年6月，韩国总统文在寅曾经到访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并接受“全球公民奖”。综观坐落于华盛顿的美国的智库，其开放程度也非常高。一方面，高度重视网站建设，并及时发布信息。笔者在华盛顿期间，参加活动基本上都是从各个智库网站上查询信息。学者的学术活动、媒体的评论、发布的报告等都可以从网站上查到。这样以来，想查询美国相关专家的信息，足不出户就可以实现，这自然就会扩大美国智库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学术活动具有开放性。这些感兴趣的学术活动，一般只需要不到1分钟左右的注册即可参加。华盛顿的智库如果是在上午进行，又往往会备有简单的午餐。笔者在华盛顿参加的几次包括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做演讲的活动，只要注册都可以参加。甚至有时候这些活动连安检都不需要。这样一来，就会鼓励在华盛顿读书、工作、或者纯粹的兴趣爱好者积极参加这些活动。美国智库举办活动的这些特点一方面扩大了其影响力，美国高官的演讲往往能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另一方面让智库研究人员很好地得到滋养，知道政府的政策方向。同时，开放性也增强了美国的软实力，美国政府高官本人面对面与来自世界各国的研究人员交流，也能增强其政策的可信度。美国智库的财政来源广泛如果说影响政府是美国智库的安身立命之本，那么财政预算就是美国智库的生存之基。由于不像中国许多智库有财政部固定的拨款，对于美国智库而言，没有了财政来源也就意味着这个智库的生命结束了。所以每个智库里都有相当一部分工作人员的主要日常工作就是“拉钱”。上至领导，下至实习生，每个工作人员都面临着“拉钱”的压力，尤其岁末年初。可以说，“找钱”是智库每个工作人员的责任。总体上说基本方式有以下几个。其一，是某些国家和单位固定的拨款，这是美国智库财政来源的大头。像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过去五年最大的捐助对象国是匈牙利、波兰、立陶宛。这三个国家之所以给大西洋理事会捐钱，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大西洋理事会传统上主要研究美欧关系，而这三个东欧国家由于地缘上与俄罗斯接近，十分担心俄罗斯对其的影响力过大，渴望和美国、北约、欧盟建立紧密的联系。从这个层面来看，美国智库就不仅仅是研究机构，还兼有非常明显的游说集团功能。一旦这些捐助单位有需要，那么这些智库就要通过举办活动、媒体舆论或者私人渠道联系政府等来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其目标。固定捐款的对象还有一个大的来源就是美国国内相关单位以及一些访问学者来源的国家或者地区。比如美国国防部每年都派访问学者来大西洋理事会做访问学者，一个重要的条件是美国国防部要给大西洋理事会捐助。韩国、日本之所以每年都可以派访问学者过来，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也是他们政府要捐钱给大西洋理事会。其二，是课题组拉来的经费支持。美国智库的研究中心与项目组的成立比较灵活，基本上只要有办法拿到经费，那么就可以成立项目组，就可以招聘工作人员。当然，如果经费用完，或者不能筹集到新的经费，那么也就预示着项目组要解散。所以，除了上述大的捐助对象，下面不同的项目组也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去拉赞助。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国外机构支持的临时举办的活动。比如上述提到美国时任国务卿到大西洋理事会的演讲，那场活动的出钱方是韩国财团。课题模式与人员组成美国智库的课题模式和国内区别很大。在笔者到达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工作的第一天，其负责人就告诉笔者，他们智库不需要长篇论文，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影响政府。因为这个目标，美国智库的产品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发布战略报告。比如笔者所在的亚洲项目2017年连续发布了两个有影响的报告，一个是《丝绸之路2.0：美国应对“一带一路”的战略》，一个是《东北亚的未来：走向多边主义》；其二，广泛接受媒体采访。美国舆论的商业化特点使得其对政府政策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美国智库均十分重视媒体的影响。网站上都有专门接受媒体采访的部分，单位里也有专门负责和媒体沟通的人员。美国智库对相关热点问题的反应非常迅速，一个重大事情发生时基本上同时就能看到相关学者的评论发布在网站上；其三，通过个人关系影响政府。众所周知，美国智库很多学者是从政府退休的高官，而且由于美国政府政策制定比较重视甚至依赖智库学者的观点，所以这些学者有机会经常出入政府各大部门，他们就能有机会影响政府政策。美国有关政府部门还会定期派一些学者长期在智库工作，这样智库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密切交流也能直接影响政府层面。这就需要提到美国智库的人员组成，有几个特点：其一，骨干工作人员多有政府工作的经历，这源于美国政府和智库之间的“旋转门”现象。众所周知，美国政府里的不少人员是从智库学者中选入的，而美国政府里的组成人员离职后又喜欢到智库做研究。这种“旋转门”现象使得这些智库工作人员不仅更能准确理解政府释放的信息，也可以利用个人渠道与资源获得一些独家信息；其二，人员来自五湖四海，大量借助“外脑”。美国智库的工作人员大概能分为四类。1.常驻研究人员；2.非常驻研究人员；3.行政人员；4.访问学者。有意思的是，这四类中第一类是单位的核心层，但也是人数最少的一层。访问学者的数量也很多。比如笔者所在的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亚太项目10个人，访问学者占到6位，分别来自日本、韩国、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而且除了笔者外，其他几位都是这些国家的官员。这样的人员组成有两个好处。一是美国智库通过这些访问学者建立起的关系，可以影响国家的某些部门，其实这也是一个重要资源；二是在智库的日常运行中借用这些访问学者的智慧。如果需要召开紧急会议，比如笔者在美国智库工作期间参加了数次非公开会议，几位访问学者是会议上的重要发言代表。另外值得提出的是，和中国智库里的工作人员相比，美国智库工作人员的学术性较低，很多都没有博士学位。他们这里所谓的“智库”和我们有很大不同，某种意义上兼有“智库”与“游说集团”的功能。美国智库里行政人员里80%是实习生，因此要研究美国智库的运行模式特别是人员构成就不得不分析其实习生制度。美国智库的实习生制度我国智库虽然零零碎碎也提供实习机会，但是普遍还没有实行实习生制度。实习生制度是美国智库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成为美国智库强大影响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美国智库的实习生制度对于实习生而言，主要是锻炼能力、增加阅历，同时“美化”简历。在美国几乎找不到大学里本科生、研究生不去做实习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美国大学生的“必修课”。相应地，接收实习生也成了包括智库在内的美国相关部门的天然义务。实际上，实习生制度为美国智库的繁荣发展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于美国智库而言，实习生的贡献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承担会议组织与联络的工作；其二，给研究人员当学术助手的工作，比如搜集资料等；其三，其他行政工作，比如市场推广、宣传等。如上所述，由于是实习生，美国智库基本上不用考虑提供费用的问题。由于美国智库普遍是公司编制，要考虑盈利，起码要收支平衡，这样一来，实习生制度也是美国智库既能保持行政效率与科研效率、又能节约成本的一个方式。在管理上，美国智库对实习生的管理主要是项目制。美国智库的研究工作是分不同的项目，项目是随课题、随经费走的，课题完成或者经费枯竭，项目也就结束了。每个项目都有负责人，负责人是科研人员。每个项目一般都有固定的行政人员，这样每个项目的实习生就归这个项目固定的行政人员调配使用。由于项目有长有短，所以招生实习生的时间长短就比较弹性，根据项目的需求招聘。对我国智库建设的相关建议综上可见，中美智库有很大不同。其一，在定位上，不同于美国智库的影响政府，中国智库主要是“建言献策”，服务于政府；其二，中国智库的目标不仅是影响政策，还有学术研究、引导舆论的功能，不少智库还兼有培养学生的功能。美国智库的有些优点值得借鉴。其一，要增加智库活动的开放性。国内很多智库的网站不仅板块少，信息量小，而且更新速度极其落后，需要加强。实际上，很多智库做了大量工作，但这些都没有反映在网站上。信息社会，外界查询智库活动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通过其所属网站。还应增强学术活动的开放性。一方面源于上述信息公开的力度不够，国内智库举办的很多活动不能很便捷地查询到。另一方面，即使有这些信息，也没有明确是否欢迎外界参与。在很多智库机构，门卫戒备森严，外界想来参与也难以进来。这也造成学术资源极大浪费。在开放性方面，还可以学习美国智库广泛借助外脑、吸收大量访问学者的经验，大量引进我们所需要的高质量的国外访问学者。其二，增加学术活动的时效性。随着中国的发展，世界越来越希望听到中国的声音。我们国家的人民群众也向来关心国家大事。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专家”，有些事情智库专家不发言就等于自愿丢掉了话语权。时刻不要忘记，我们不仅应该向社会贡献我们的专业知识，而且还有引导舆论的责任。建议智库的网站不仅应开辟专门的区域把专家的相关评论及时上网，而且一旦出了重要事情相关智库也应在第一时间积极组织专家进行研讨，引导舆论。其三，邀请政府官员与智库的交流互动。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退休高官到智库工作，但还应当多请现任的官员到智库讲解有关政策。正如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傅莹2018年7月14日在参加活动时指出的那样，“决策者需要真心扶持智库，这不仅仅是提供财务支持，更重要的是用提供信息和提出要求的方式进行引导。尤其是在重大问题上，学者需要在第一时间知道决策者关心什么，需要什么，想做什么。这些都需要决策者在政策和操作上提供条件和空间。在这些重要信息缺失的情况下，智库可能要么选择沉默，要么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甚至可能帮倒忙”。同时，虽然“旋转门”短期内难以做到，但要积极和其他部门建立合作机制，建立兼职、挂职、借调等机制。其四，建立实习生制度。科研效率低下是制约我国智库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重要原因是科研人员的行政化。科研人员往往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处理财务报销、出访手续等。这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很多智库的科研人员与行政人员的比例极不协调，有些达到10：1。而在美国智库里，科研人员和行政人员的比例基本上是1：2，也就是两个行政人员，一个科研人员。在编制和财政资金都有限情况下，实行实习生制度将能有效弥补我国智库的这一“短板”。这不仅对于在校大学生是非常宝贵的学习与锻炼机会，对于智库也将大有助益。1.分担行政琐事，比如帮助办理出访手续和筹办会务等；2.成为学术助手，比如帮助科研人员搜集学术资料等，有利于让研究人员把视角集中在更高质量的研究上；3.可以提升行政人员效率，使行政人员真正行使“管理功能”。同时，对于在实习期间表现突出的实习生，也可以在招聘正式员工的时候优先考虑。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本文刊于《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18年第19-20期合刊《中国发展观察》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编辑出版，是以发展为主线、以经济为重点的综合性半月刊，开设有战略、宏观、区域、世界、法治、社会、文化、前沿、产业、智库论坛等栏目，具有较强的前瞻性、权威性、可读性。《中国发展观察》在学术理论界、各级党政机关以及企业家阶层拥有广泛而稳固的读者群，并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重要机构和中国知网、维普资讯等权威数据库列为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中路22号院亦城财富中心A座7层（邮编：100176）网址:www.chinado.cn公众号:ichinado（中国发展观察）电话:010-68352880

4月18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山东省潍坊市人民政府在京联合发布《潍坊市创新提升“三个模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先行区实践报告》。报告总结了新时代创新提升“诸城模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三个模式的实践探索。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会长陈晓华出席会议。中国农科院党组书记张合成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农科院副院长梅旭荣主持会议。张合成强调，现代农业建设的主战场在哪里，中国农科院的科学家就在哪里，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总方针，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国民经济循环及其建设中，要优先打通城乡堵点，突出缩小城乡差距。在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必须把缩小城乡六个方面的差距作为重要研究课题：把缩小收入差距作为乡村振兴的考核指标；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是农民得到获得感的直接体现；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差距是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的首要任务；要防止数字鸿沟成为城乡差距的新表现；把缩小贫富差距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导向；必须优先缩小农业科技投入强度的差距，实现农业科技自立自强。张合成表示，在我国处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系统梳理潍坊市“三个模式”的演进及内涵，深入研究潍坊创新提升“三个模式”的先进经验并发布报告，对全国其它地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他指出，中国农科院与潍坊市组织专家编写的《实践报告》，为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先行区提供了典型理论模式，希望中国农科院与潍坊市进一步加强沟通，拓宽合作内容，在强化合作质量上下工夫，使合作水平更上一个新台阶。中国农科院战略研究中心编写的《潍坊市创新提升“三个模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先行区实践报告》，是中国农科院建设国家高端农业智库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近年来，中国农科院战略研究中心连续发布了农业展望报告、农业产业发展报告、绿色发展报告、农业科技前沿热点与竞争力报告，成功主办了中国农业农村科技发展高峰论坛暨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论坛，在农业农村发展领域发挥了决策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学术影响力，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强大的支撑。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司长隋鹏飞、农田建设管理司司长郭永田、市场与信息化司一级巡视员陈萍，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刘现武，潍坊市委书记田庆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经济司副司长邱天朝等出席会议。【来源：中国农业科学院】声明：此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来源错误或者侵犯您的合法权益，您可通过邮箱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及时进行处理。邮箱地址：jpbl@wccm.sinanet.com

主持人吴安春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万作芳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沙龙嘉宾谢维和 清华大学原副校长，教授石中英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刘复兴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刘云杉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王晨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教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要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为探讨新型教育智库建设，探索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智库行动路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近期举办了题为“一流智库视野下的教育理论定位”的学术沙龙，多位资深学者深度参与，探讨了教育智库的研究定位、教育智库理论研究与教育学科理论研究的异同等问题。教育智库从事哪些研究主持人：教育智库的研究主要有哪些类型？谢维和：教育智库的研究有两种不同类型：一种主要针对国家政策的执行或实施进行研究，提出相关建议，这类研究通常由政府内部的咨询机构或专门的研究机构承担；另一种则是探讨政策本身的理论基础或合理性，通常由学术机构承担，侧重点不仅是对政策执行方式、途径进行评价，还需对政策目标提出建设性意见等。刘云杉：就智库政策研究而言，也有两种类型：一是评估政策执行过程是否有力、有效、到位；二是侧重于评价政策实施后的价值与利益，注重政策所处的社会结构与相应的功能。如何定位一流智库的教育理论研究主持人：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面临新问题新挑战，教育理论可以在哪些方面更好地贡献智慧，提升智库建设品质？石中英：一流教育智库能贡献的不仅仅是教育政策建议，也包括具有原创性、引领性和解释力的学术概念、理论主张和思想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流教育智库建设要把提出新概念、新理论、新思想作为重要任务。理论工作者也要有这种责任意识、紧迫感和学术勇气，对不断深化的教育改革实践进行理论反思和批判，帮助教育改革者、实践者把握教育改革的正确方向。主持人：一流智库视野下教育理论研究需要注意什么问题？重点研究领域有哪些？与学科视野下的教育理论相比较，智库视野下的教育理论应如何定位？石中英：就我国教育理论研究的社会和时代背景而言，智库视野下教育理论研究的定位应当注重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二要回应现实教育问题，针对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重大问题和前瞻性问题开展理论研究；三是注意开展跨学科研究，突破传统教育研究的学科界限和学科壁垒，形成关于教育问题的综合性解释体系；四是继续鼓励学术争鸣，通过学术争鸣来达到澄清观点、深化认识和凝聚改革共识的目的。刘复兴：智库视野下教育理论的重点领域，一是应该包含本体论或者本体性的理论研究，既有所谓思维范式、思维方法论研究，也有新时代的政治哲学研究；二是要有基础性理论研究，教育智库的理论一定是多学科知识的综合；三是要有应用性理论或者应用知识，至少包含工具性理论研究和中国前沿性重大问题研究两个方面。王晨：教育智库研究领域应包含政治、经济社会与教育关系的历史类型模式研究、国际比较研究和社会现实的调查等。一流智库下的教育理论研究要注重话语研究和建构，注重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教育理论话语体系。教育智库理论研究应注意的几组矛盾主持人：教育智库的理论研究以及更广范畴的教育研究应处理好哪些关系？谢维和：公平与效率应该是教育智库必须始终关注的问题。我们既要有创新发展，培养高层次的拔尖创新人才，积极参与国际的竞争与合作；同时也要注重公平与均衡，不仅是各个地区的公平，更应该重视区域内公平。适应与引领的关系问题。教育既要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要体现引领作用，这是新时代教育优先发展的内在要求。我们既要充分尊重教育发展的实际，也应该根据教育现代化的要求与目标，提出具有前瞻性和引领性的指标，真正体现教育优先发展的政策意义与价值。统一性与差异性的关系问题。我国教育事业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一盘棋”的总体思路，统筹谋划，维护教育的方向性与公益性。同时，也应该充分考虑不同地区教育与不同类型教育的特点，形成各自的特色与优势。中国教育改革的自主性和开放性的关系问题。目前,我国在教育政策上强调独立自主和扩大开放的统一与协调，怎么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具体政策中体现、在实际工作中落实，既是非常根本的理论问题，也是非常重大的现实问题。（本文执笔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博士后高正亮）《中国教育报》2021年04月16日第4版 作者：高正亮

姜惠宸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的电子政务为各地区各部门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力、有效地推动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在疫情大考的特殊之年，电子政务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效能进一步提高，中国成为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00万亿元。2020年7 月， 联合国发布了《电子政务调查》（2 0 2 0 版）， 这份报告是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背景下完成的。COVID–19大流行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各国政府在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协调指导下努力应对挑战，以数字化的解决方案和电子政务的创新模式来实现危机中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电子政务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大核心指标（电子政务发展指数和电子参与指数）同时达到“非常高”水平。本文将从中国电子政务的跨越式发展、全球视野中的电子政务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并对如何提升电子政务发展水平、跨越“数字鸿沟”、赢得更多“数字红利”进行战略性思考。中国电子政务的跨越式发展1.政府鼎力支持：电子政务稳步发展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电子政务。近年来，国家发布一系列政策规划，优化电子政务发展的体制机制， 推进电子政务向更高水平发展。2 0 1 2 年， 《国家电子政务“十二五”规划》发布，明确提出要“走一条立足国情、讲求实效、面向未来的电子政务发展道路”。2014年，成立由习近平总书记担任组长、李克强总理担任副组长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2016年，“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发布，提出要建立国家层面的电子政务统筹协调机制，支持善治高效的国家治理体系构建。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更好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要以推行电子政务、建设智慧城市等为抓手，推动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 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2018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全面推进“一网通办”，为优化营商环境、便利企业和群众办事、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提供有力支撑。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探索利用区块链数据共享模式，实现政务数据跨部门、跨区域共同维护和利用，促进业务协同办理，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为人民群众带来更好的政务服务体验。近年来，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技术在电子政务领域的深度融合，有力地推动了电子政务效能的提高。2020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印发《国家电子政务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推进国家电子政务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走有中国特色的电子政务发展道路， 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指南》围绕政务数据开放共享、公共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电子文件、“互联网+政务”等重点工作，提出相关标准体系框架及建设重点，明确到2022年建立较为先进的国家电子政务标准体系。2 .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电子政务：核心指标达到“非常高”水平根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简称“联合国”）发布的《电子政务调查》系列报告，中国自2003 年联合国发布首份报告以来，电子政务发展指数（E-Government Development Index，EGDI）总体上呈稳步上升态势（见图1）。2012年以来，我国电子政务发展水平不但实现了指数增长，而且还实现了全球排名的稳步前进，并于2020年实现电子政务领域两大核心指数同时达到“非常高”水平。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电子政务发展指数首次进入全球前50名，位于全球第45名；中国电子参与指数（电子政务发展指数的补充指数， E-Participation Index，EPI）首次进入全球前10名（图2），位居全球第9名。根据联合国的指数评级标准，中国电子政务发展指数已由2018年的0.6811提升为2020年的0.7948，从“高”水平（High） 跃升至“ 非常高” 水平（ V e r y High）；中国的电子参与指数，由2018年的0.9045进一步提升到2020 年的0.9643，同样达到“非常高” 水平。3.G20视角中的中国电子政务（1）核心指数水平提升近年来，中国在电子政务领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但是，我们应该客观评估，中国电子政务及其各主要指标在全球中的相对位置、全球各国电子政务的发展趋势，尤其是要了解中国与全球电子政务发展水平较高国家间的差距，这对进一步提升中国电子政务发展水平具有积极作用。我们以G20（二十国集团）中除欧盟外的19个国家为研究对象， 进一步分析中国电子政务的发展水平。由表1可见，从增长动力看， 2012年到2020年，中国、阿根廷、巴西、印度、美国的电子政务发展指数全球排名总体呈上升趋势，5 次报告中有3次全球排名较上年提高。其中，中国、印度、阿根廷2020年全球排名较2012年分别上升了33、25、24位，电子政务发展具有强劲动力。从发展水平看， 近年来G20国家中电子政务发展水平较高的均为发达国家。2012年， G20国家排名前5的分别为韩国、英国、法国、美国、加拿大，其全球排名依次为第1、4、6、11、11； 2020年，G20国家中排名前5的分别为韩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其全球排名依次为第2、2、4、5、14位。和这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电子政务的发展水平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根据联合国发布的电子参与指数， 我们研究了G 2 0 国家运用电子政务提供电子信息（E-information）、开展电子磋商（E-consultation）、推进电子决策（E-decision-making）的状况。根据表2，从增长动力看，土耳其、加拿大、中国、印度、日本2012年到2020年的电子参与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5次报告中至少有3次全球排名较上年提高。其中，土耳其、中国、印度的电子参与指数提升较大、发展势头较好，三个国家2020年全球排名较2012年提高了101、57、46个名次。在这几个国家中，中国电子参与指数的排名最高，为全球第9名，这不仅因为我国信息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 更得益于电子政务领域的持续深化改革。截至2021年2月1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已联通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国务院44个部门政务服务平台，事项实施清单520.11万项，汇聚政务服务办件数超过7.95亿件，越来越多的政务服务事项可“一网通办”“异地可办”，政务服务效率得到显著提升。从电子参与指数的发展水平看，2012年G20国家排名前5的国家均为发达国家，即韩国（全球排名第1）、美国、英国（全球排名并列第5）、澳大利亚、德国（全球排名并列第8）。2020年，G20 国家排名前5的国家依次是韩国、美国（全球排名并列第1）、日本（全球排名第4）、英国（全球排名第6）、中国、澳大利亚（全球排名并列第9）。作为唯一的发展中国家，2020年中国的电子参与指数首次达到G20国家第5名，居于领先水平。（2）发展指数精准分析根据联合国编制的《电子政务调查》系列报告， 我们将电子政务发展指数细分为在线服务指数（O n l i n e S e r v i c e s I n d e x ， O S I ） 、电信基础设施指数（T e l e c o m m u n i c a t i o n s Infrastructure Index，TII）、人力资本指数（H u m a n C a p i t a l Index，HCI），并对G20国家按年度进行排名，详见表3—表5。表3为G20国家的在线服务指数排名。从增长动能看，中国和土耳其在样本期（2012年-2020年） 的在线服务能力提升较大，排名分别上升10和9位，达到第5、第9； 阿根廷、印度、巴西、南非、澳大利亚的在线服务指数名次也较2012 年有所提高，分别提高4、4、3、3、3位，达到第11、10、8、16、3。在样本期内排名上升次数达到3 次的有中国、澳大利亚、日本、巴西、土耳其、意大利。从发展水平看，2012年，在线服务指数排名前5的国家依次是韩国、美国（并列第1）、英国、加拿大、法国。到2020年，在线服务指数排名前5的国家为韩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中国、日本。其中，美国和澳大利亚并列第3，中国和日本并列第5。表4为G20国家的电信基础设施指数排名。从增长动能看，日本在样本期的电信基础设施水平提升最大，排名上升8位，由2012年的第10名大幅提升为2020年的第2 名；中国、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亚2020年电信基础设施指数排名较2012年有所提高，分别提高4、4、3位，达到第12、8、6名。在样本期内，中国的排名上升次数最多， 达到3次。从发展水平看，2012 年，电信基础设施指数排名前5的国家依次是韩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2020年，电信基础设施指数排名前5的国家为韩国、日本、英国、美国、德国。表5为G20国家的人力资本指数排名。从增长动能看，沙特阿拉伯和德国在样本期的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最大，2020年较2012年排名分别上升8、7位，由第18、9名提升为第10、2名；英国、土耳其、俄罗斯的人力资本指数名次较2012年有所提高，分别提高5、4、3位， 从第8、17、11名提升为第3、13、8 名。在样本期内， 德国、土耳其、俄罗斯的排名上升次数最多， 达到3次。从发展水平看，2012 年，人力资本指数排名前5的国家依次是澳大利亚、韩国、法国、加拿大、美国。2020年，人力资本指数排名前5的国家为澳大利亚、德国、英国、美国、阿根廷。由此可见，中国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的提高，一定程度上源于在线服务和电信基础设施方面水平的提升，尤其是中国在线服务能力指数从2012年的0.5294上升为2020年的0.9059，中国在G20国家中的排名从2012年的第15名跃升至2020年的第5名。与此同时，中国的在线服务指数和电信基础设施指数的发展趋势都体现了较好的成长性，在G20国家中呈上升趋势。从电子政务发展指数的细分指标看，从2012年到2020年，中国的在线服务指数（0.9059）和G20国家最高值（1.0000，韩国）相比差距已经明显缩小；在电信基础设施（0.7388）和人力资本（0.7396） 指数方面，中国与G20国家最高值（0.9684，韩国；1.0000，澳大利亚）相比仍有一定程度的提升空间。全球视野下的电子政务：“数字鸿沟”与“数字红利”并存1.全球电子政务的发展变化我们整理了联合国发布的《电子政务调查》系列报告，根据其评级标准，将成员国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分为“低”（L o w）、“中” （Middle）、“高”（High）、“非常高”（Very High），以此绘制全球EGDI指数相关趋势分析图。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电子政务达到更高水平。由图3可见， 全球EGDI指数达到“高”或“非常高”评级的国家数量自2014年开始连续6年实现持续增加。2012 年和2014年联合国成员国中分别有48.2%和45.1%的国家EGDI指数达到或超过“高”评级，2020年65.3%的国家EGDI指数达到或超过“高”评级。与此同时，在2012 年，14.0%和37.8%的国家EGDI指数评级为“低”或“中”，而到2020年相关比重已降低至4.1%和30.6%。2 . 全球五大洲电子政务发展演变由图4可见，总体而言，全球五大洲EGDI指数自2012年来呈上升态势。具体而言，各大洲受基础条件差异等多重因素影响，电子政务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非洲和大洋洲的EGDI指数虽有波动，但总体来看在持续增长， 其均值水平仍明显低于全球均值。美洲和亚洲近年来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稍高于全球均值，而欧洲的表现则明显超过全球均值。我们将成员国按各大洲细分， 绘制相应的EGDI指数各评级变化趋势图。由图5 可见， 从2 0 1 2 年到2 0 2 0 年， 亚洲E G D I 指数为“低”“中”评级的国家数由3、21个分别下降为1、12个，而EGDI 指数达到“非常高”评级的国家由4个增加到15个。根据图6-（A），美洲EGDI指数为“低”“中”评级的国家数由2012年的1、11个降为2018年的0、10个，并在2020年变为0、5个。EGDI指数为“高”“非常高”评级的国家数由2012年的21、2个提升为2020年的23个、7个。由图6 – （ B ） 可知， 在2 0 1 4 年， 欧洲E G D I 指数为“中”“高”评级的国家数为2、25个，于2016年分别降为0、24 个。EGDI指数达到“非常高”评级的国家数由2014年的16个，逐步提升为2016、2018、2020年的19、27、33个。从比重上看，在2012年仅有37.2%的欧洲国家达到“非常高”水平，而2020年已有76.7%的国家达到“非常高”水平。根据图7 – （ A ），虽然非洲的EGDI指数均值始终低于全球均值，但从结构上看，2012年有38.9%的国家EGDI指数为“低” 评级，而2020年仅有13.0%的国家EGDI指数为“低”评级。相对而言，“高”评级的国家比重由2012 年的3.7%大幅提升至2020年的25.9%。由图7-（B）可看出，大洋洲国家的EGDI指数自2018年开始全部达到或超过“中”评级，“高” 或“非常高”评级的国家在2012年仅占14.3%，而2020年已达35.7%。3.全球五大洲电子政务发展结构优化研究我们基于国家层面的EGDI指数，进一步分析各大洲EGDI指数“评级提高”的变化情况，详见图8。从2012年到2014年，非洲和亚洲EGDI指数“评级提高”国家数较多，分别为5、7个，美洲、大洋洲、欧洲仅有1、1、2个国家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由较低评级转为较高评级；从2014年到2016年，“评级提高”的国家主要为亚洲和欧洲国家，美洲和非洲国家各有3个国家“评级提高”。从2016年到2018年，这一阶段各大洲EGDI指数“评级提高”的国家数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仅大洋洲就有5个国家“评级提高”， 欧洲和亚洲分别有8个和9个国家“评级提高”，而美洲和非洲“评级提高”的国家数达到历史新高， 分别为10和14个；从2018年到2020 年，除大洋洲外，欧洲和美洲“评级提高”的国家数达到7个和9个， 亚洲和非洲“评级提高”的国家数达到11个和15个。关于提升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的战略性思考1.全球电子政务发展水平区域性差异显著根据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2020版），我们发现，由于各大洲、各国发展的基础条件不同， 各大洲国家用EGDI指数度量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差异， 具有显著的“数字鸿沟”特征。其中，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具有强劲动能，并且在2020年实现电子政务两大核心指数同时达到“非常高” 水平。2 . 发展中国家缩小“ 数字鸿沟”的关键点根据前文的数据分析，在193 个联合国成员国以及G20国家中， 电子政务发展水平名列前茅的似乎多为发达国家。但是，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最新报告也表明，虽然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对较高的国民收入水平，并通常具有更高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但是这一因素并非是推动国家电子政务发展的唯一关键因素。近年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电子政务发展状况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并且电子政务在抗击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期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据新华网报道，截至2020年5 月31日，中国的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一网通办”枢纽）自运行一周年以来，实名注册人数超过1亿， 访问人数超过8亿，累计浏览量超过50亿人次，平台支撑地方部门数据共享超过80亿次，并在疫情期间开展“保企业、稳就业”服务，有效助力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为人民提供了更多更加高效便利的政务服务。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电子政务调查》中指出的那样，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世界将与以往不同，并且数字化程度将大大提高。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在后疫情时段的世界中缩短数字鸿沟？如何赢得更多数字红利？我们认为，可着力推进电子政务发展，提供更高水平的在线服务，让政府运行更加高效，从而缩短数字鸿沟、赢得数字红利。3.对“数字中国”建设更高水平电子政务的启示关于如何推进电子政务向更高水平发展，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提供了科学可行的行动参考。联合国对全球电子政务发展水平领先（在具有“非常高”水平的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家的调研结果发现，这些国家具有的共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形成的战略性数字政策及提供的数字化公共服务，已高度制度化、连续性强且不断进步；②在国家发展战略中融入协调多部门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③设立中央机构或部门，由首席信息官（CIO） 领导，负责制定多年期、得到不同政策领域规划支持的“数字议程” （Digital Agenda）；④具有全面的数字政府法规和监管框架；⑤大多数国家已开展关注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前沿技术的应用， 并围绕新技术制定国家战略和开展试点工作。尽管中国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目前已达到“非常高”水平， 但是与全球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程度较高的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关于推进中国电子政务向更高水平迈进、更好地服务“数字中国”建设，要制定国家电子政务发展战略，聚焦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支持电子政务领域新业态新模式的健康发展，加大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力度；要提高科技创新活力，优化我国电信基础设施的服务能力； 要加大人力资本培育力度，重点关注电子政务领域跨学科人才培养， 为中国电子政务发展提供新生力量；要结合新兴前沿技术，发掘更多适用于电子政务的应用场景，进一步提升在线服务能力，通过不懈努力尽快缩短与全球领先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在数字经济时代，中国要积极发挥电子政务效能，为构建更高水平的“数字中国”创造更多数字红利，进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参考文献略）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工程科技前沿交叉战略研究中心、管理与经济学院本文刊于《中国发展观察》杂志2021年第6期《中国发展观察》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中国发展出版社主办、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编辑出版，是以发展为主线、以经济为重点的综合性半月刊，开设有战略、宏观、区域、世界、法治、社会、文化、前沿、产业、智库论坛等栏目，具有较强的前瞻性、权威性、可读性。《中国发展观察》在学术理论界、各级党政机关以及企业家阶层拥有广泛而稳固的读者群，并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重要机构和中国知网、维普资讯等权威数据库列为核心期刊或来源期刊。中国发展观察杂志社：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中路22号院亦城财富中心A座7层（邮编：100176）网址:www.chinado.cn公众号:ichinado（中国发展观察）电话:010-68352880

湖南日报·华声在线记者 周倜究竟怎样帮助大家成为一个“会读书”的人?这个问题，湖南大学的“阅读智库”已经研究了5年。这个“阅读智库”，名叫“湖南大学中国全民阅读研究中心”。作为全国首家在高校成立的全民阅读研究和推进机构，“基于理论研究的全民阅读精准推广与服务”是其核心课题。如今，一条靠数据与理论支撑的“智慧阅读”之路，正越拓越宽。“海量准备”打好“理论根基”“好好干，希望你能继续围绕阅读引导，进行深入探索研究。”2016年4月13日下班路上的那通北京来电，令湖南大学中国全民阅读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院长刘舸仍记忆犹新。电话是时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打来的。部长的鼓励，令刘舸倍感振奋。她知道，这通电话源于她“调查很久、思虑再三”后给教育部寄去的一封“关于在人才培养中加强阅读引导和指导的相关建议”的调研报告。常年从事教学研究，刘舸发现大众不知道“读什么、怎么读”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成立一个实实在在的“阅读智库”，帮助大众更科学精准地读书，一直是她的心愿。2016年4月24日，湖南大学中国全民阅读研究中心正式“亮相”。中心共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大学等科研院所和新闻、出版、教育等领域的专(兼)职研究人员30余人。2016年至2019年是刘舸及团队“最难熬却最值得”的时光。没有太多现成参考，覆盖国民总体、农村、社科普及、法律阅读等不同群体、不同地域和不同主题的多项调查得一个个拿下;没有理论支持，团队集体出动，逐个开展国民阅读兴趣激发、阅读习惯养成规律与方法、农村及农村儿童阅读等理论研究。刘舸笑言，那段时间团队几乎是泡在数据和资料堆里，但他们深知，海量准备做扎实，才有资格谈实施。果然，超过40%的大中学生认为自己“阅读缺乏指导和帮助”、54.5%的民众认为自己“在普法阅读中不太清楚该读哪些方面的法律书籍”等数据相继得出，让团队更加坚定“这事必须干下去”的决心。五大“动作”加持“定向服务”“叔叔阿姨们，谢谢你们让我喜欢上了读书。现在我已经学会做思维图、读书笔记，而且还能教妹妹读课外书了。”2018年冬季，中心收到了一封来自衡阳祁东学生陈名的感谢信。2017年暑假，利用参与指导祁东“忘忧草”农村小学生阅读推广项目的机会，团队给当地孩子带去了合适的读物，并教会他们诸多读书方法。这个之前家里没有一本书、甚至没有完整读过一本读物的小男孩，因此打开了一片“新天地”。“所谓精准推广，就是以问题为导向，精准地研究和解决问题，就是为大众提供要什么给什么、缺什么给什么的阅读服务。”刘舸介绍，中心就全民阅读整体推进、阅读兴趣激发与习惯养成、基于阅读的人才培养、阅读供给、亲子阅读、女性阅读、数字阅读等多个领域开展了专门的调查研究，并基于相关调查研究结果开展有针对性的阅读推广。此外，中心还设有“读立人”“岳麓讲坛”两个学生工作室，边锻炼学生边培养未来的“推广人才”。团队深知，研究是基础，“打开门走出去”才能将不同的书“送”到读者手中。“岳麓讲坛”传统文化系列高端讲座已举办100余场;深入机关、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开展的线上线下阅读推广讲座与辅导培训达50余期(次);“读立人工作室”定期在学生群体中开展“阅读训练营”“阅读打卡”等活动;连续5年每月向全社会推荐一本经典好书、每季度向大学新生推出轻量书单;多次为农村学子带去新鲜读物，指导其科学阅读……五大“动作”的加持，更让“各人各读各的好书”蔚然成风。刘舸坦言，当前全民阅读方面仍有不少难题，比如电子阅读对纸质阅读的冲击与日俱增;工具类、消遣类书籍仍是主流，公众阅读结构明显单一;普遍缺乏阅读方法，“翻书好难”仍是大众通病等。“但正是这些难题，恰好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她充满信心地表示。

4月14日下午，湖北省社科院举办了以"建设新型智库，服务湖北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专家代表座谈会。来自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10多位专家代表分别从加强智库建设，智库建设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和难点、堵点等，提出了许多操作性强的合理化建议。据了解，自2016年6月起，在湖北省委宣传部的主导下，依托在武汉市高校、党校和社科院，相继成立11家新型智库。11家新型智库与省委政研室、省政府研究室一起为省委省政府的科学决策、依法决策和湖北的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和智力支持。11家新型智库成立5年来，在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一是智库综合实力显著增强。11家智库自成立以来，瞄准自身定位，整合优势和特色资源，发挥人才和智力优势，展开前瞻性、针对性和储备性政策研究，科学精准服务省委省政府的决策，推动了国家重大战略在湖北的实施，智库影响力、社会服务能力、核心竞争力等大幅提升。二是成功推出一大批高质量研究成果。2019年，11家智库出版学术专著、皮书和连续性研究报告共计102本，CSSCI来源期刊675篇，国家级课题立项160项，省部级课题立项共计228项。三是在智库交流平台方面，成立湖北智库联盟，出台《湖北智库联盟章程》，主办长江高端智库对话、中国文化发展论坛、全球治理东湖论坛、珞珈国是论坛、高校思想理论"东湖论坛"等13家国内外知名高端学术论坛；在智库成果转化平台方面，《智库成果要报》成为智库成果报送的主渠道和主平台，各智库也纷纷发挥自身优势，拓展了如《决策咨询快报》《咨政建言》《国家治理参考》《华大智库专刊》等51条成果转化平台和渠道。在智库宣传平台建设方面，搭建了"湖北智库网""湖北新型智库平台""中华文化发展智库平台"等，展示咨询建议成果。四是建立了以财政资金为主的多渠道经费筹措机制。省委宣传部每年从宣传文化事业经费中安排500万元经费，投入到智库建设和政策研究。五是创立了多种智库成果品牌。智库精心打造的《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指数报告》《中国中部地区发展报告》《中国绿色GDP绩效评估报告》《中国文化发展报告》等蓝皮书系列已成为相关领域的品牌产品，这些系列蓝皮书已成为社会各界乃至普通百姓了解我国中部地区、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晴雨表"。湖北省社科院党组副书记 院长 刘光远湖北省社科院党组副书记院长刘光远到会并讲话。他说："加强智库建设的当务之急，是提升智库的专业化水平，实现从注重数量向注重质量转变，走智库内涵式发展道路。各智库要凝练研究方向，聚集研究力量，持续跟踪研究，形成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专业化研究领域；要持续推出系列的、兼具原创性和影响力的高质量研究报告和咨询建议，彰显智库成果的专业性；综合运用现代社会科学前沿方法和研究技术，结合采用传统研究方式方法，凸显研究方法的专业性；通过健全完善人才引进、教育培训、"旋转门"、创新激励等措施和机制， 形成专业化的智库研究人才和队伍。"刘光远说："加强智库平台的多元化建设，就是要搭建智库和党政部门的对接平台，增强供需双方的有效互动，使智库成果更有针对性、更加务实管用，更好发挥智库"智囊团"的功能和作用；搭建智库间的交流协作平台，增强智库间的沟通和交流，实现思想交流和成果共享，克服重复研究和资源浪费。搭建智库与媒体的合作平台，通过智媒结盟、共办论坛、联合成果发布、开设智库专栏和智库访谈节目等方式，增强智库的曝光度、活跃度和知晓度，增强智库思想和观点的传播力。针对与会专家们共同关注的加强智库考评的科学化建设问题。刘光远从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一方面要建构以创新、质量和贡献为导向的成果评价机制。破除"唯批示论"，建构一套以用户评价、社会评价为主，增加"代表性成果"评价权重，能够激励引导智库人员专注中长期战略研究的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另一方面，转变"唯学历论"观念，建构以研究能力及在项目成果中的实际贡献为标准的智库人才评价机制。会上还通报了《湖北新型智库发展报告（2020）》的出版编辑情况。作者：邓钢 李海新来源：湖北省社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