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

张轩溢（Xuan）2018届CIS科研项目学员导师：布朗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James McClain录取芝加哥大学托福107、ACT34来自深圳的张轩溢，英文名Xuan，他脑洞很大，说学逗唱样样都会，人称“戏精轩哥”。自称佛系的轩哥人生哲学是“做自己”，遵从自己的内心，也在父母的支持下野蛮生长。他做了很多事，但没有一个是专门为了申请做的，玩音乐、打篮球、做讲座……“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课外活动，后来发现我做的那些就是啊！”2018年暑期，也就是Xuan十一年级的暑假，一次偶然的邂逅，Xuan对CIS科研项目“一见钟情”，随后参加了他最感兴趣的日本历史与文化研究课题，结识了“非常可爱的老爷爷”James McClain教授，并在申请时获得了教授的强推，他首先斩获了杜兰大学的offer，并获得每年12000美金的奖学金，随后ED2又收到了芝加哥大学的录取。CIS：你是怎么知道CIS，又是什么吸引了你报名参加CIS科研项目的呢？Xuan：我升学辅导机构有一组活动卡片，分各种类型，各种竞赛夏校项目等等，在一堆卡片里面我就翻翻找找顺带查资料了解，就看到了CIS。闲着无聊看着玩儿，看介绍觉得好有意思，去查了查那一年提供的课题发现更有意思。最主要是契合我的兴趣。我之前参加过美国大学夏校，对竞赛类兴趣也不大，也没有这方面的特长优势，我的目标专业是人类学，当时就看到CIS有几个与历史文化相关的课题，非常吸引我，就参加了。我这个人比较佛系，随缘，与CIS是一种邂逅，就是茫茫卡海里一眼相中！项目结束后Xuan在教室留下的白板freestyleCIS：为什么对人类学感兴趣？参加CIS的历史文化课题与你的目标专业人类学有什么关系吗？Xuan：在十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萌发了“未来大学要学什么专业”这个想法，当时也在申请一个夏校，不知道自己的兴趣所在，看了看成绩单发现化学还不错，就去了，回来之后发现化学不是我的兴趣所在。之后十一年级的时候我的母亲又带我去了解各个领域，带我去见了深圳大学光电子学院的院长、香港大学场景设计的硕士、哈佛毕业的建筑师等等，最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听到了一段牛津大学毕业的台湾人类学博士的演讲录音，当时被里面的内容吸引了，他基本上贯彻一个“以人为本”的概念，以人类学的理念为出发点去理解、解释、并支持各种社会现象或者企业形式甚至是人们的陈规偏见，总而言之就是给我一种“包罗万象”的感觉。后来我读了几本关于人类学的书，其中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Thinking like an Anthropologist”和“SAPIENS”，这两本书都包含了历史文化人类演变以及一些基本的人类学理论。当时CIS选课题的时候我就冲着人文类去的，同时我本人很喜欢日本的动漫，也听闻过很多对日本人的固有印象，想通过这个课题去了解更多关于日本的历史文化，算是回答一些自己的疑问，然后也通过这个研究课题开始我对人类学真正的深入了解。CIS：那一个月的课程上完后，学到了什么呢？Xuan：除了教授的lecture讲了关于日本历史的演变以及日本的特有文化之外，我把我paper的主题设为“The High Rate of Suicide in Japan”，最后的论文也是根据这个topic展开了解做的research。第一周定论文主题，我一开始的主题不够明确，比较泛，教授和全班同学还一起帮我brainstorm。中途一个周末教授还组织大家一起去了苏州园林实地参观考察，对比和上课所讲的比如中日园林设计和茶文化的差异。上图为James McClain教授夫妇与学生、助教、工作人员在苏州园林合影CIS：这样的过程，自己会有一个怎样的提升？Xuan：首先肯定是英语能力全方位的提升啦，毕竟在学校内无论是内容还是上课方式都没有这样的强度，CIS这一个月的课程就好比是大学生活的提前预演，教授也说和他在布朗教课差不多。其次就是research methods，这个部分在这个项目里学习提升的很多，如何搜查文献以及从文献里面选取对我有帮助的内容等。听说读写四个方面都被熏陶提升，更主要的是每天会有CAPSTONE小组讨论时间（教授起的名字还是啥），给了我足够的空间去发散我的观点建议，表达我的想法。大家思维都很活跃都很有想法，所以要提出自己观点同时倾听他人想法也是我这次比较享受的一个点，平常不太有这样的机会能和一群很厉害的人讨论。CIS：参加项目之前有做一些准备吗？Xuan：有的有的！CIS发来了一本蛮厚的text book，去之前就粗略地读了读，了解了很多背景知识，对上课理解还挺有帮助的。James McClain布朗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2001-2007 年任布朗大学历史系系主任曾获 Lily Foundation 颁发的优秀教学奖曾获 Hiromi Arisawa Memorial 最高级学术研究奖项研究日本近代史超过 25 年，东亚研究在世泰斗之一，代表作之一：《Japan-A Morden History》CIS：你从个人的角度评价下你的教授？Xuan：超级可爱的老爷爷！！上课的时候暖场总是会开一些玩笑，总是笑眯眯的超级和蔼可亲！还教我们用日语问好！然后上课的时候就真的是看出教授功底了，讲课和知识底蕴没的说，赞！课后和大家讨论也是笑着的，平易近人，给出的观点和指出问题所在却又非常犀利，一针见血！CIS：教授的授课风格中哪里吸引了你？Xuan：他的课设计得很有套路，他不会一直lecture，每天会留阅读作业，题材是和日本历史文化相关的，但是很有意思，有的可能是神话故事，也可能是某种特有文化。每天lecture和discussion的顺序不定，他可能会随时调整，偶尔还会看纪录片或者电影然后来进行讨论，大家轮流发表观点，所以其实都在互动，而不是单纯地听他讲课。CIS：除了知识，其他方面你还从教授身上学到什么？Xuan：首先我是从教授身上学到并且肯定了未来一定要学习和从事自己喜欢的事情，人生在世成就再高，没有自我满足没有快乐也是不行的。还有就是他独特的思维，看待问题以及讲解课程的思路都有不同的切入点。另外工作态度老教授是真的尽职尽责，与学生和助教的交流，每天的课件、阅读文献等等都能体现。James McClain教授拙政园留影CIS：项目期间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趣事儿？Xuan：有！我的头发比较硬，是竖着往上长的，反重力头发一样。然后我的英文名比较奇特，Xuan。第一天教授不会读，前几天就很喜欢点我回答问题，为了读熟名字，还不止一次称赞我的头发，说我头发多！头发硬！教授稍微有一点点秃顶嘛。最后一天拍照的时候还和我说，要是我的头发能分给他一点就好了。CIS：教授对你有没有一些口头的或书面的评价？Xuan：在说推荐信的时候评价过，然后在要推荐信的时候他在邮件里说：“Xuan -- let me add that you were an exceptionally strong student, so I will write a strong recommendation for you.” 最后的evaluation也有评价"Xuan was a leading member of the CIS course. He prepared carefully for each class and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most discussion sessions. He was not the most outspoken participant, but his comments were always well-conceived and contributed to our collec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 at hand. "——James McClainCIS：那你觉得这次的项目经历、收获、教授推荐信这些在你的留学申请中大概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Xuan：帮助太大了，说句实话，这一封推荐信很重要。我们班上三个人录取了芝加哥，听说芝加哥招生官专门给教授打电话了解学生情况，因为这个班申请的人多。而且我本身学校背景，可以说是没有背景，就个人经历比较独特，芝大文书写的比较脑洞大开。老教授班上4个申请芝大录取了3个，这个帮助肯定大，含金量不可质疑。Xuan的芝加哥大学offerCIS：你觉得是什么因素造就了这样的录取结果呢？说一说你所看到的了解的同学们是怎么样的。Xuan：我们这组大家都超厉害！！我感觉标化分数上就被甩开一条街了，都是110+和1500+的基本配置，感觉就我不是110+ 1500+，我到最后申请也依然不是。而且基本上课上和小组讨论时大家想法一个接一个，各个角度，很敢想很敢讲，还有的有很强的分析能力，打辩论的那种，因为大家确实厉害啊！每个人都很有特色，真的是个性鲜明，做自己想做的事，目标很明确，都在“做自己”，很真实。大家都说同学强这不是代表着CIS含金量的强大嘛。CIS：平时还有参加其他课外活动吗？或者课余你喜欢做什么？Xuan：很多是基于学校的，其他的就是兴趣。我是学校戏剧社社长、阿卡贝拉团男低音。然后喜欢打篮球，弹吉他，唱歌。偶尔自己自弹自唱写词创作歌曲之类的。对自我认知、星座、星盘、人类图、前世今生等相关知识感兴趣。最喜欢的运动是吃饭和睡觉，篮球第三。Xuan在某活动照片CIS：有没有什么申请经验、心得可以分享下？或者对于未来要参加James McClain教授课题的同学有什么想说的？Xuan：开心就好尽力就行，其他同学肯定给了很多建议。对于未来参加James McClain教授课题的同学，enjoy就好。或者这首小诗也可以权当总结：趴着躺着坐着仰着，姿势很重要，舒适才有利于大脑运转思考，把自己的内心本质挖掘出来！拖着赖着怕着躲着，逃避会存在，没人能硬挺着365天都打鸡血，但要在压力中成为自己的主宰！说着打着玩着闹着，可以很愉快，学的很开心玩儿的有成果，才是真正的厉害！笑着哭着喊着呆着，情绪会激荡，回首看这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才是生命成长最真实的姿态！ps：本文关于张同学的信息资料均由其本人提供，感谢张同学对CIS的支持！更多项目详情敬请关注CIS科研社！

2018年9月8日上午，《这个世界会好的——梁漱溟生平图片展暨论坛》在贵阳孔学堂举行，这场论坛也是孔学堂自2013年开园以来的第 674场公益讲座。这一年，是梁漱溟先生诞辰125周年暨逝世30周年，也是梁漱溟先生的父亲梁济殉道100周年, 梁济的殉道对梁漱溟先生思想上的影响起了很大作用，所以，所以论坛的主题“这个世界会好吗？——畅谈梁济、梁漱溟父子的家国情怀”，展览的题目“这个世界会好的——梁漱溟生平图片展”，都来自梁济父子人生的最后一次对话：1918年11月3日，梁济在家中问了梁漱溟一句：“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一愣，沉吟片刻，答道：“会好的，相信一天天会往好里去的。”梁济说：“能好就好啊。”六天后，他便投北京静业湖（积水潭）而亡。他在遗书中写道：“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少年梁漱溟与父亲合影论坛邀请了著名汉学家、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最后的儒家》作者艾恺先生（Guy Salvatore Alitto）、梁漱溟先生的幼孙梁钦宁先生，这几年他一直不遗余力地在搜集、整理和推广者他爷爷的相关文字、图片和口述历史资料；另一位是时任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长顾久先生。梁漱溟先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投身乡村建设运动，并没有到过贵州，我却意外地发现梁先生的祖母是贵州毕节人。还发现了一本艾恺教授的著作《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1991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　艾恺教授在论坛上追溯与梁漱溟先生的交往过程“但是我所了解的梁漱溟也不过是冰山一角。” ——艾恺教授说论坛中艾恺教授演讲的部分，他先告诉现场听众，自己作为意大利后裔如何在美默默励志的故事。1942年，艾恺教授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首府哈利斯堡，父母是意大利移民，普通工人。中学时代开始，他就喜欢历史。历史的范围太广了，研究欧洲、美洲历史的人也太多了，大学时期就读的一个比较小的教会学院所有课本内容也仅限于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等内容。老师给他建议：向东看。于是1963年的暑假，他一下子看了五六十本关于印度史、日本史、中国史的书。现在回想起来，任何事情都包含了偶然与必然。老师的一句“向东看”，21岁的艾恺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中华文明历史最悠久，延续了五千年；中华文明也涵盖了最大的疆域，面积比世界上任何前现代的文明都要广阔；中华文明聚合的力量超越世界上任何前现代的文明；也许更重要的是她的连续性——当其他文明遭到外族入侵或陷入混乱的时候，常常就崩溃灭亡，不能重新建立，只有中华文明才能承受住这些考验，继续用同一套基本原则重新建立自身的文明体系。同样让艾恺感触极深的是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这在世界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社会，包括美国独立革命与法国大革命，都是由一个世袭的武士阶级所统治，并常常由传教士或神职阶级辅助。但中国则不同，中国独特的士大夫系统是依靠学识，而非世袭，非军事和武力获取权力的群体。年轻时的艾恺，图片来自纪录片《泊客中国：对话最后的儒家》1964年，艾恺考入奖学金最高的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其指导老师是政治科学系教授邹谠。邹谠是著名的政治学家，其父亲邹鲁是国民党元老、中山大学首任校长。邹谠最有名的一本著作是《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被誉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当年的最佳著作，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当时艾恺的硕士论文题目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周谷城，在研究1964——1965年针对周氏展开的批判运动时，艾恺第一次接触到了梁漱溟的名字。那么问题又来了，研究中国的历史，不懂中文，仅仅看一些英文书不足以全面了解中国。尽管艾恺的老师们都是著名的学者，比如指导老师邹谠、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何炳棣、孔飞力（Philip A. Kuhn）等，都是大名鼎鼎的汉学家，但当时芝加哥大学并未开设现代汉语课程，且前两年的汉语课程教授的都是文言文，学习的是《孝经》《论语》《孟子》和《史记》等内容，这些古文课程当时确实让艾恺感到特别沮丧，真是要了命的难。然而非常幸运的是，孔飞力教授似乎立刻对艾恺产生兴趣，孔飞力教授本人是美国国内中国文化研究“奠基人”——费正清的优秀弟子。他建议艾恺做两件事：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暑期现代汉语培训班，并转学至哈佛大学，至此艾恺才开始学到一点现代汉语，在哈佛的第一位现代汉语老师就是会讲33种方言的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女儿赵如兰——哈佛大学第一位华裔女教授，她讲汉语鸣钟似地清澈。大约花了10年的时间，艾恺已经在中文方面享有“声望”，他的中文翻译爱好也成了“副业”。在哈佛,艾恺修读费正清、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余英时等教授们的课程。当他在为史华慈的中国近现代史的课程撰写专题论文时，又遇到了梁漱溟这个名字。在艾恺教授看来，梁漱溟先生的故事非常有戏剧性：他的一生几乎就是20世纪中国的历史。早年受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后来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但革命后，他很失望，感觉没什么好结果，曾想自杀，闭门研究佛学，吃素食，甚至一度想出家。“我越研究他越了解他就对他越感兴趣。” 最终让艾恺下定决心把梁漱溟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就是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艾恺教授对《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极为赞赏，他说：我不明白之前为何没有人——无论中国人或外国人——进行深入研究？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意见一致对传统文化采取批判的立场？中国为什么没有更多像梁漱溟这样的人物？为什么只有他是唯一积极领导乡村改革这项重要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五四时期，主流思想都在激进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而梁先生从小接受的是西式教育，被父亲送入北京的第一所“洋学堂”，兼学中英文和地理课。梁先生实际上并没有读孔子以及四书五经，却还在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艾恺教授觉得这太有意思了。艾恺教授开始撰写梁漱溟，却见不到梁漱溟本人。他甚至不知道梁漱溟是否还活着。他用崇敬的心情描绘梁漱溟，将之视为当代孔夫子式的圣人。当年为了收集梁漱溟的资料，他只能去台湾和香港找认识梁漱溟的人，通过这些人了解梁漱溟。在尼克松访华后，艾恺教授在1973年第一次有机会来到中国，曾为几个美国政府访问中国的代表团做翻译。他提出要见梁漱溟，未能如愿，专门去积水潭找梁漱溟父亲的墓碑后，带着遗憾离开中国。艾恺教授用了七年多的时间撰写了这部《最后的儒家》，1979 年在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获得了费正清东方研究最佳著作奖。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一个写传记的，都是很渴望有机会见到研究对象的。但是他们的特殊性是在于书先出来，然后才见到传主。1980年8月，艾恺教授终于有机会见到了梁漱溟先生。为了艾恺的到访，87岁的梁先生清早起来还专门去理了发，“我研究他十几年，终于有机会握手，实在是太激动了。”10 余天里，艾恺教授带着录音机，每天早上到梁先生家，两人在一张小桌前对坐。“这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位来自美国的历史学者首次亲身访问他的传主。”艾恺教授自己这样评价。1980年8月，艾恺教授第一次见到梁漱溟先生。我与现场听众一样问了很多人都问艾恺教授的一个问题，“您见到真人后，您的书《最后的儒家》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艾恺教授回答说，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最有意思的事情是发现他与认识前是一致的。除了一些小细节需要订正外没有需要修改的，这是很少见的。“虽然我研究梁漱溟几十年，但是我所了解的梁漱溟也不过是冰山一角。”这位研究梁漱溟思想50多年的学者、汉学家，说自己上辈子是中国人，同时还扪心自问：这辈子我与梁先生到底是什么关系呀？正如同梁先生一直在: 这个世界会好吗？从艾恺教授阅读梁先生的书，到研究梁先生，到书写梁先生，直到两人奇迹般地见面、对话，到中国出现研究梁漱溟热，这其中包含了多少个不可思议的故事编织成一段不可复制的历史？“我一直把梁先生当做我精神上的一个好朋友”——顾久先生说。“艾恺教授讲的与梁先生的缘分，在艾恺教授追溯与梁先生的交往过程中，我很感动，我不知道在座的学生们会不会感动，一个国外的年轻学者在泱泱大国中发现了梁先生，而且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进行深入的研究，而当年我们居然没有一个人去关注梁先生，为什么？我想了很多，同时心里也感到非常的沉重，从来没有断过线的中华文化会不会断在我们手中？这是大话题，中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而艾恺先生认为梁先生是这个独特文化的代表，我觉得艾恺先生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为我们去寻找，为我们中国人中国积蓄了一段文化的脉络，这是我非常感动的地方。”顾久先生听完艾恺教授的演讲后感慨地说。艾恺教授现场答听众问论坛现场听众二、从心出发的地方，艾恺教授给阳明先生行大礼这段话来自《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扉页艾恺教授曾当面梁漱溟先生是不是“圣人”时，梁先生否认自己是“圣人”，认为只有孔子、王阳明这样的人才是“圣人”，儒学方面的导师要是有的话还算是王阳明，我还是愿意跟着王阳明走。梁漱溟先生评价自己的时候说：“我不单纯是思想家，我是一个实践者。我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我一生是拼命干的。”所以梁漱溟不喜欢别人称他为“学者”。艾恺教授说，究其一生可以发现，梁先生的理论和实践是毫无隙裂，回顾梁先生的生平，像王阳明一样，大部分时间不是在书斋坐而论道，是在行动，在按照他的思想进行实践，就是说他是真正的表里如一，他的行为、性格、秉直都是真正的儒家君子，这个表里如一就是知行合一。艾恺教授提出来要去修文阳明洞看看，这也是他贵阳之行除了孔学堂之外唯一到访的地方。论坛结束后，下午艾恺教授换了休闲装出发去修文阳明洞。虽然是9月上旬，但是贵阳一下雨就过冬。到了阳明文化园已经是烟雨朦胧，天上真的有雾，在雾中远远地看见王阳明的雕像。艾恺教授在修文阳明洞艾恺教授在阳明展览馆看得最仔细认真的部分是王阳明学生泰州派脉络。梁漱溟先生究竟是否属于某一种学派呢？艾恺教授认为是王阳明派，而且是王阳明的学生泰州派，梁先生是20世纪的泰州派。“泰州学派”是中国思想史上批判精神和平民意识最为强烈的学派，就是要把孔子之道、圣贤之道作为一个大众运动提出来，而不是学者或少数人的玩具；是要面向大众，可以说是道德的动员。圣贤之道不是学者、少数人玩具，是应该向大众普及的。泰州学派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产物。梁漱溟先生说他既是一个儒家，又说是一个佛教徒，艾恺教授采访梁先生后，重新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也就是综合包容为主，出世的佛家与入世的儒家在梁先生身上圆融无碍。文化既具有融合认同的作用, 但也有分裂对抗的功能, 然而在梁先生身上, 我们却看到了文化的圆融。英文有个说法，叫compartmentalization，即是说在这样一个场合我可以奉行这一种主义，在另一个场合我则是另外一个主义者，梁先生的生活方式是多重文化的混合体验。梁先生虽然出佛入儒，但还是有佛家的文化人格在，并坚持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梁漱溟先生的个人思想虽然有浓重的佛教思想, 但是也有相当强烈的儒家乐观精神, 1980年，艾恺教授与梁先生先生对话时，艾恺教授说，“现代化是一种使人类失去他们本性的过程。” 艾恺教授一说完，梁先生就很吃惊地“噢哟”了一声。也许是因为艾恺教授比较怀疑，而梁先生一直是比较乐观，认为这个世界变化不会很大。于是艾恺教授看到梁先生这一吃惊的表情也就笑了起来。实际上《最后的儒家》的副标题“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正是艾恺教授自己对现代化存在怀疑的反映。艾恺教授又给我解释了英文中的“the last”是一个很感性的词，与中文的“最后”意思不尽相同。艾恺教授的老朋友杜维明先生常常开玩笑抗议道：“你说梁漱溟是最后的儒家，那我算什么啊？” 艾恺教授说，“我的意思不是说梁漱溟是最后有儒家思想的人，也不是说他是最后做儒家哲学研究的人，我不过是在说他的行为，起码在20世纪他是唯一保存了原来儒家君子理想的践行者。”1987年秋，我有幸采访梁漱溟先生时，他意示孙子梁钦宁把出版不久的The Last Confucian（《最后的儒家》）递给我看，书中称梁先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位真正的儒家”，梁先生接受了这一称谓，也觉得这样说并不过分，书的副标题是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32年后，而我在艾恺教授的身边才真正理解到了这本书的题目以及副标题的本意。我在纪录片《泊客中国：对话最后的儒家》看到过艾恺教授在两个地方行大礼的场景：一是在山东曲阜孔庙孔子像前；一是在山东邹平梁漱溟墓前。当我们走进王文成公祠，在象山并峙的匾额下，艾恺教授非常恭敬虔诚地给阳明塑像行大礼，我在现场感动不已。这种感动我至今回想起来也无法用言词可以表达。我问艾恺教授最近研究什么？他告诉我一个英文字：Homogenization，中文翻译成“同质化”。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全球文化一元化( Global Monoculture) 或文化同质化( Homogenization of Cultures) 是相对于文化多样性而言的。全球文化在类型和内容上具有差异性和多元性，不同文化之间要彼此尊重和宽容。艾恺教授依然坚信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真正的儒家文化不是宗教，但可以发挥宗教的作用。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和综合性很强，什么样的宗教都可以接受和融合。”他认为这是中国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特征，“正是这个原因，我认为恐怕唯有儒家文化可以成为全世界共同的道德体系。”艾恺教授在贵阳孔学堂大成殿前艾恺教授自从1973年第一次来中国，前前后后来了50多次，这是他第一次来到贵州贵阳，离开时说，在贵阳他有一个欣赏，三个喜欢：欣赏顾久先生的口才，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当艾恺教授说自己越来越糊涂时，顾久先生总是能说出自己想表达的意思，或是中国历史上的人名；喜欢贵阳孔学堂这个特别的地方；喜欢苗族山高水长的土酒；喜欢下面这幅展览海报中的画，并让我把画中的人名一一发给他。展览海报来自油画《兼容并包》（又名《宽容》），作者：沈嘉蔚（澳籍华裔画家），1988年创作。画面上共画有16个人，从左至右依次是：刘师培、黄侃、沈尹默、陈独秀、胡适、朱希祖、辜鸿铭、马叙伦、蔡元培、李大钊、马幼渔、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梁漱溟、刘半农。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参考资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艾恺（美）著；江苏人民出版社《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晚年口述》，艾恺（美）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梁漱溟晚年口述》，作者是梁漱溟、艾恺；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简介：王碧蓉，1984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群言》杂志社编辑、记者，1990年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先后就读于蒙那西大学艺术系和澳大利亚心理咨询师专家学院；2011年开始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官方网站外文版主编，多年来一直关注近现代艺术史、民国史，著有《百年袁家》。现为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特聘顾问。来源 孔学堂编辑 邬建玲 陆维刚编审 李屹

近日，淮北一中高三4班高相龙同学（班主任周金富老师）收到包括莱斯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世界排名第11），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世界排名第19），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威廉玛丽学院（培养出三位美国总统的精英学院，被誉为“美国母校”），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世界排名第10）和俄亥俄州立大学。最终高相龙将选择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的私立精英学府莱斯大学就读。招生官亲自手写的信高相龙在一中就读期间成绩优异，中考时就以774分（全市第48）进入淮北一中文科实验班，在校成绩经常能达到年级前五。他在高一暑假决定出国深造。虽然时间比大部分留学生要紧张，高相龙仍在各项出国考试中取得亮眼的成绩。在取得托福110（满分：120），SAT 1530（全球前1%）的高分后，又自学参加了五门美国大学先修课考试（AP，难度相当于美国大学大一的考试），其中三门斩获满分。除了硬核的学术实力外，高相龙给自己安排了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展现自己对文化研究的热爱。高相龙刚刚进入淮北一中，就担任起了学校汴河考古社社长，带领社团考察临涣茶馆，大运河遗址考古工地，并和社团在2018年暑假参加了CCTV10纪录片《中国影像方志：濉溪篇》的拍摄，宣扬淮北文化的价值。为了进一步探索东亚文化，2019年暑假高相龙参与了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系终身教授Richard Payne带领的一个月的科研项目——丝绸之路与全球史，最后完成一篇12页的关于古突厥族碑文的解读论文。在论文写作中突破以往思维的限制，第一次站在突厥族的视角来辩证讨论唐朝中国和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获得教授亲笔签授的推荐信。除此之外，为了研究拉美文学，高相龙又自学了西班牙语，并获得欧洲语言等级标准A2证书。他在中国茶文化方面也颇有研究，正在准备茶艺师考试，准备在美国读书期间将中国的功夫茶带到美国。科研项目中教授签授的推荐信高相龙对自己一贯有极高的要求，取得了各种高含金量的奖项。他初二暑假就一个人飞往美国参加了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国际赛，取得特等奖；2019年参加美国埃默里大学暑期夏校修了《儿童心理学》，并在期末项目中设计了一个可以促进儿童社交能力发展的玩具；还修了《商科导论》，为亚马逊的新产品Ember Mug设计了一套商业计划，夏校结束后获得以学校吉祥物命名的Dooley Award（120人中仅5人获奖）除此之外他还获得过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全国二等奖，中央音乐学院钢琴9级等奖项。“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为了增进对美国大学的了解，打破信息的不对等，高相龙在2019年暑假在美国读完夏校之后，又一个人访问了5所城市13所学校，对学校的学术实力，学生生活，招生偏好等做了详细的记录。硬核的学术实力，丰富而有特点的课外活动，高含金量的奖项，和对美国大学提前而充分的了解，对于高相龙取得名校录取来说缺一不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2019华尔街日报，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等多个排名中均高居美国公立大学第一，在2018QS毕业生就业力排名中位列世界第二。每年的申请人数高达12万，是美国申请人数最多的大学。录取竞争十分激烈，2019年对国际生的录取率仅8%。UCLA的校友中共有24位诺贝尔奖得主、4位图灵奖得主、3位菲尔兹奖得主、31位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和7位普利策奖得主 。UCLA是互联网的诞生地 ，并发现了世界首例艾滋病病例 。互联网之父温特·瑟夫，YouTube现任CEO苏珊·沃西基，微软首任CTO内森·梅尔沃德，第一位华人宇航员王赣骏，著名导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均毕业于此。莱斯大学位于美国休斯敦市郊，1891年由得克萨斯州的棉花巨富威廉·马歇尔·莱斯创建。在最新的2020年U.S. News美国最佳大学排名中，莱斯大学与康奈尔大学并列全美第17名。竞争十分激烈，录取率不到8%。作为美国顶级私立大学，莱斯大学是一所典型的精英学府，在校本科生仅不到4000人，其师生比达到1:6，在“众多比赛/课堂互动”的大学中位列全美第1，“最佳生活质量”排名全美第2，最具国际化程度大学排名全美第2该校是发现碳60（俗称"足球碳"）的地方，学校的理察·斯莫利（Richard Smalley）和罗伯特·柯尔（Robert Curl）教授并因此获得了1996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这个发现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现代纳米科学兴起的起源，之后莱斯大学在C60衍伸出来的纳米材料领域引领着世界的潮流。来源：淮北一中

在你身边有无意中走上留学之路的朋友吗？今天的主人公 Leah 原本听到 GRE 就会瑟瑟发抖，大三暑假因闲着无聊佛系试考了一次 GRE，结果首战成绩 334，继而下定决心准备申请。9 月底加入棕榈后等待她的是 7 所学校的“轮番轰炸”，她能否在紧凑的时间里实现逆风翻盘，如愿冲击梦校呢？（本文由棕榈学员亲笔投稿撰写）棕榈学员：Leah本科学校：北京大学GRE：330+4.0托福：109GPA：3.85/4.00个人标签：半吊子语言爱好者，自由散漫非典型天蝎座2019 Offer：牛津大学、芝加哥大学、布兰迪斯大学、纽约大学、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申 7 中 5，结果太让人感动了！我的申请季可以说是特别漫长了，从去年 11 月提交牛津的材料一直持续了近半年，中间我也经历了几段特别焦虑的时候，但时间一久好像也就习惯了等待。还记得拿到第一封 offer 是在去年 12 月 17 日，那时我正在健身房踩椭圆机，收到了一封 SOAS 的邮件，上面通知我去学校网站查看录取结果。那个时候距离我提交 SOAS 的申请才过了半个月，我当即就被英国学校的效率惊呆了，哈哈~在那之前我其实一直被一种失学恐惧所笼罩，有 SOAS 的保证之后就气定神闲多了。最后倒是我父母忍不住了，每个礼拜雷打不动问我，“怎么还没有消息？”随着身边的好友一个接一个收到心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我也有些沉不住气了，开始每天登陆 gradcafe，看看论坛上面的小伙伴有没有 post 一些新的录取结果，也加入了一些讨论，收到了很多暖心的鼓励和祝福。今年 2 月份的最后一天，我收到了来自遥远的纽约的电话，NYU 的教授给了口头 offer；后来就是收到哈佛的拒信和芝加哥大学的中东研究硕士 offer。芝大特别慷慨，给了第一年半奖 3 万多美金，第二年可以免 6 万多美金的学费（大概 90 %的学生第二年都能免学费），但是芝大的口语要求比较高，需要 26 分，并且 admission letter 里面写明了说一定要 26 分才给办签证材料，我着实为此头疼了好几天，去年 10 月考托福的阴影又泛上心头。幸好在 3 月 14 日我收到了一直以来的梦校牛津的中东研究硕士 offer，当下就决定一定要去牛津。Brandeis 的 admission letter 在牛津邮件之后的十分钟姗姗来迟，第二天早上当我收到 Brandeis 发过来的奖学金说明文件的时候还有点懵，后来是棕榈 Leylee 学姐说你得把这里里外外的全加起来。然后我算了一下从近东与犹太研究系到系下属的斯舒特曼研究中心，Brandeis 第一年总共给了 4 万美金的奖学金，真的是令人十分感动了！从人文到社科，我想和中东“死磕”到底回溯专业的初选择是在高考结束之后，我出于对人文社科学科的热爱进入了北大外院，攻读希伯来语专业。在这之前关于以色列我听的最多的就是进口黄瓜，以及已经被说滥了的“犹太人有钱又聪明”这样的陈词滥调。不过语言专业的学习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我这四年的学习的话，那这个词应该是快乐。一方面因为我们是小班授课，整个班级只有 14 个人，同学之间的关系特别紧密，跟教授也像朋友一样。我们都特别喜欢自己专业的两位老师，她们不论在学习上还是生活上都给予了我们很多鼓励和帮助。另一方面就是学习的过程很愉悦。希伯来语属于闪-含语系（分布于西亚和北非的一个主要语系，包括阿拉伯语、希伯来语、豪萨语和阿姆哈拉语等主要语言），语法和很多单词的发音都和阿拉伯语很像，阿语系有一句流传已久的话，大概是要三百年才能学会阿拉伯语，说明阿语很难。很多人会因此问我希伯来语是不是也很难（当然这门语言的名字听起来就很艰深），但我个人倒并没有这样的感觉。希伯来语在过去的几千年时间里都是一门宗教语言，只有祈祷的时候在犹太会堂使用，一直到 19 世纪才被“人为”地复活了。也正是因为这段断代的历史和人为的发明改造，我们现在学习的现代希伯来语的语法规则尤为规律，虽然也需要记阴阳性、背动词变位，但已经比法语要容易多了！大二之后我选择了国际政治的双学位，从人文到社科，我收获了一种不同的看世界的方式，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逐渐形成了我要在区域研究领域继续深造的想法。但是当时的我，也像以色列人一样感受到一种身份认同的撕裂，这一点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体现了出来。以色列虽然地处中东，却一直为经合组织（OECD）成员身份而倍感自豪，还自诩欧洲的一部分。所以当时的我，也有意无意地将研究重点放在欧美国家上，似乎通过这样的方式就能切断同“落后、混乱”的中东诸国的联系，而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疑云的消散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大三的时候我去以色列交换，当你真正踏上那片土地的时候，以前那种缥缈的联系一下子就被具象化了。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巴以冲突的讨论、到隔离墙的另一边去看过之后，我感到自己同这片中东土地的羁绊越来越深沉。这令我开始感到一些无措，我觉得过去的学习还不足以完全支撑我作出选择。回国之后我想要不就跨专业留在北大读法硕吧，但是学院教授对我说，“不要浪费时间，就朝着你的目标去”。我知道自己未来还是会深陷在人文社科这个领域里，于是不再去想保研的事情。我选修了更多有关中东和伊斯兰教的课程，静下心来好好读了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才算真正意识到了我不能免俗地采用一种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专断地去想象中东。这个时候我才真正下定决心，要一直跟中东“死磕”下去了。结识北大亲学姐！我很早就有打算出国读研，主要是想看一看不同的世界吧，而且我本身就是外语专业，国际视野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一直到大三上为止，我对 GRE 考试敬而远之，光听着就害怕，所以一直没有下定决心要申请美国的学校。后来在大三下的时候闲着无聊我开始背单词，又闲着无聊就报了暑假的 GRE……当时我的想法是试试考一次吧，分数不行就算了，没想到出来成绩还不错，所以走上留学这条“不归路”颇有点阴错阳差的意味。因为之前我有听闻留学中介如何如何不靠谱，原本打算 DIY 的，后来在网上搜索相关信息的时候看到了棕榈的 Leylee 学姐写的有关她在哈佛中东研究中心读研经历的文章，再加上学姐本科也毕业于北大西亚系，瞬间就感到特别亲切。当时我的 SOP 初稿已经写完了，但是完全没有头绪要怎么改，于是顺理成章地在 9 月底加入了棕榈大家庭，Leylee 学姐后来也成了我的主导师~让人头大的选校与文书其实中东研究严格说来还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学科，不像商科和理工科那么热门，开设相关项目的学校不是很多，这让我在选校的时候着实有些摸不着头脑，确定的名单也完全没有章法，只要是开了项目的学校都想去投投看，最后是在 Leylee 学姐的帮助下确定了选校范围。此外，我还选择了牛津 MPhil in Modern Middle Eastern Studies 项目的 SOP 修改和 Writing Sample 的语言修改服务。改 SOP 是件大工程，也是我北大的直系师兄（棕榈专业导师）亲自操刀，几乎完全推翻了我之前那个逻辑混乱的版本，重新挖掘素材，又按照时间顺序重新搭建了思路，经过我自己、师兄、Leylee学姐，还有外教四轮修改。等到定稿之后我想，我要是 committee 肯定被感动得稀里哗啦的！除此之外的其他几所学校的 SOP 也都是照着牛津这篇稍微修改了一下，没有大的改动。Writing Sample 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牛津要求交 2 篇 2000 字的 WS。说来惭愧我之前没有写过严格的英文学术论文，所以最后选择翻译课程论文，其中有一篇是保留了原来的题目但是内容几乎全部重写，在图书馆泡了一个礼拜才终于写完。不过我还是对自己的论文不是特别有信心，这也成为我在等 offer 时候最大的心结。材料准备完之后，Leylee 学姐还是会时不时来催一催我哪所学校有没有交，后来几所学校出结果的时候也是在睡梦中被学姐叫起来去查邮件的，哈哈~申请需要“软硬兼施”因为我一直想走学术道路，所以对职业化的实习岗位并不是很感兴趣；再加上小众的学科背景，也很难找到真正对口的实习。大二暑假我曾经在新华社国际部时政室做过一段时间的实习编辑，但那个时候主要也是出于对国际政治的兴趣；大三暑假我在凤凰国际智库做的主要是也是编辑、写稿子之类的工作。不过幸运的是，这两段实习一以贯之地都是在媒体领域，因此也不算特别零散。除此之外，我也有几段助研，跟着自己专业的老师做过一些项目，利用在以色列交换的条件做了不算田野的田野，后来也有机会在《以色列蓝皮书》上联合发表了一篇有关以色列大学中的东亚研究的论文。助研的经历后来也成为我在文书写作中证明自己研究水平的重要例证。相比软实力，我对自己的硬实力或许更加满意些。GRE 是大三暑假考的，161+169+4.0（334分）；托福是之前考过一次，分数还不错（107分），但口语只有 23，所以后面又考了一次，最后是拿 109 分的成绩申请的。然后是成绩，学校给开的英文成绩单没有 GPA，不过后来我自己算了一下，主学位加上双学位所有成绩单上的课程平均分接近 92。我是个纯文科生，选课主要集中在人文社科领域，也有选过很多跟中东历史和政治相关的课程，分数都很不错。再加上大学前三年每年都有拿奖学金和校三好、学习优秀等荣誉，还有交换期间留学基金委的奖学金 buff（笑）。成绩比较好看的另一个好处就是要推荐信的时候比较有底气，一般的学校都要求 3 封推荐信，至少需要 2 封 academic 的，不过我 3 封都找了本校的老师，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教授们在申请季的无私帮助！一段幸福的旅程其实到今天为止，我的申请季还没有完全结束，不慌不忙的哥大还没有发来消息。不过一切都不重要啦，一想到未来身边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们陪伴，能够在牛津开始一段新的学术探险，我就已经感到无比幸福了！在这半年漫长的申请季中，我曾无数次感到痛苦和自我怀疑。但是如果有重新选择的机会，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做出同样的选择，这是一段难得的自我历练、梳理自己纷乱思想的机会，也是发现自我的一段旅程。非常感谢一路陪伴的朋友们，为我的推荐信和 Writing Sample 伸出帮助之手的教授们，也要特别特别感谢在申请过程中的耐心解答和开导我的棕榈 Leylee 学姐，还有以神之手让我的文书起死回生的棕榈师兄，遇到你们我真是太太太太幸运了 :) ！！！希望各位学弟学妹也能遇到这么 nice 的导师助自己一臂之力，走进梦想的学术殿堂实现远大理想。— 我的主导师 —▼Leylee哈佛大学中东研究硕士北京大学 国际关系学士— 她的辅导成果 —▼哈佛大学，教育学硕士芝加哥大学，公共政策硕士康奈尔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硕士剑桥大学，考古学硕士......— 我的专业导师 —▼Yu布兰迪斯大学 东亚研究博士北京大学 希伯来语语言文学学士— 他的辅导成果 —▼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硕士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硕士杜克大学，东亚研究硕士华盛顿大学，历史学硕士……-End-

理查德·佩恩(Richard Payne) 是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晚期古代伊朗和中亚历史研究，是目前世界上晚期古代研究中年轻一辈学者中的代表。自2009年来到芝加哥大学任教后就致力于打破研究不同古代文明学者间的界限，希望芝大由此成为未来的古代全球史研究中心。芝加哥大学一向以学派出名，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等人文社科领域都有著名的芝加哥学派，那么在古代史领域，佩恩教授如何使古代史研究带有芝加哥特色？他对古代全球史研究有何期待和思考？围绕这些问题，澎湃新闻特约记者何彦霄对佩恩教授进行了专访。8月5日，佩恩教授将做客复旦大学历史系，为师生带来一场讲座。在此之际，澎湃新闻刊发这篇访谈，以期读者对佩恩和芝大的古代史研究有更多的了解。理查德·佩恩教授在办公室澎湃新闻：你的主要学术认同是晚期古代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的众多子领域里，为什么选择晚期古代研究作为你的领域?佩恩：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同时也不容易回答。简单地说，首先是一个偶然性，一切开始于一门课，这门课的教授非常有魅力，他的课让我意识到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晚期古代在智识追求上都非常有趣。有一些可以达到哲学层面的问题让我着迷，比如像宗教与社会、宗教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而晚期古代，或者说公元第一个千年里，我们可以真正说，这是一个存在宗教的时代，在这个时期宗教成为一种有界限的现象，与政治、社会和经济相区别。宗教的兴起同时意味着一种排他性和独特性的形成，无论是基督教、拉比犹太教、伊斯兰教、摩尼教都如此。这些都让我对这一时期非常有趣。这些宗教观念从何而来？更重要的是，宗教观念如何与社会政治变迁相联系，在罗马的历史语境中，则是宗教与罗马帝国结构衰落的关系。也就是说政治、社会如何与宗教相关联。澎湃新闻：因此，在你进入研究生院前，你已经知道自己想要研究晚期古代历史？佩恩：没错，在我还在大一的时候，为了研究历史，我就把专业从商科换成了希腊文。在很早的时候，我就确信，我要研究晚期古代历史，而希腊语和拉丁语则作为历史研究的准备。后来我在普林斯顿的导师彼得·布朗(Peter Brown) 的作品对我也有很大影响力，如果我有时会质疑晚期古代史作为一个智识上令人激动领域话，他的书立马将我这念头打消。布朗本人也使这个领域非常有活力，他提出了许多到现在我们还在研究的问题，无论在美国、欧洲还是其它地区。晚期古代研究这个领域归功于布朗的影响。澎湃新闻：你可能知道，彼得·布朗在中国也有很大影响力，中国的西方古史学者也非常熟悉布朗的著作，但他们也许不那么熟悉布朗本人。你能不能谈一下作为布朗的学生是什么样的体验？佩恩：我觉得包括我在内，彼得的学生都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有启发、非常慷慨的人。在我读博士时，人们常说彼得说的话是德尔菲的神谕，他经常说出让你难以预料的话，他也可能推荐一些和你研究完全没有关系的著作。但他总是能让你知道你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你在处理什么样的问题，他让你知道用什么的方法和工具去处理你研究中涉及的材料。因此，他对我非常有启发，他也极其慷慨，无论是他的时间还是自己的资源。他让我非常崇拜的，还有他在智识上非常大度，他让我明白如何找到每一篇文章、每一本书、每一场讲座里的优点，去和不同的学者一起合作，去聆听他们，去和他们交流，认识到他们擅长什么。而在学术界里，我们通常对别人的学术都比较挑剔，经常给出负面的评价。这是彼得给我最大的遗产——学会去创造一个智识环境，在这个环境里每一个人的观点都可以受到重视。彼得·布朗的《晚期古代的世界》，该书为晚期古代研究的开山之作澎湃新闻：除了布朗以外，普林斯顿还有哪些历史学家对你有重要影响？佩恩：当然，威廉·乔丹(William Jordan, 普林斯顿大学中世纪史专家，编者按)对我也有同样的影响。威廉是一个更实际的人。在布朗给你动力的时候，威廉会给你关于如何提炼历史问题、去思考你研究中所使用证据的范围和局限。不过他也像彼得一样，对于历史著作持有理想主义和人文主义关怀。除了威廉外，还有约翰·海尔顿(John Haldon， 普林斯顿大学拜占庭史专家，编者按)，还有高等研究院的帕特里娅·科罗娜(Patricia Crone，伊斯兰史专家，编者按)——她不属于普林斯大学，研究院是独立的。帕特里娅·科罗娜是一个极好的人，但她同时也是彼得的反面，对于你的研究，即使是对于他不同意的观点，彼得总是非常友善、非常客气；帕特里娅则喜欢争辩和质疑。从性格上来说，我和帕特里娅相处得很融洽。她经常读我的作品，来解构我，问我许多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从她这一争论性的风格里学到很多，这一风格对我也很有影响力。同时，没有帕特里娅话，我也不会有勇气进入伊朗史研究，去处理近东的材料。这要归功于帕特里娅。澎湃新闻：《混合之态：晚期古代的基督徒、袄教徒和伊朗政治文化》(A State of Mixture: Christians, Zoroastrians, and Iranian Political Culture in Late Antiquity)，是你在普林斯顿学习的一个成果，这本书是一部研究基督教群体如何融入萨珊伊朗的社会史，广受认可，比如去年被伊朗政府授予年度图书奖。你能不能介绍下这本书？佩恩：这本书是由我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我的博士论文则直接是基于材料和文本。我给学历史的研究生们的建议一直都是：不要轻视史料，跟着材料走。只有在有足够史料支撑你的历史问题时才可能进行历史研究。我阅读了很多叙利亚文献，我意识到大量叙利亚文本是在伊朗写成的。相反，大家通常更重视罗马语境下写就的叙利亚文本，对此有不可胜数的文章和出版物，而伊朗出来的材料则通常被无视。因此，我认为这是极其有趣的一个领域。我就此读了大量相关材料，从中看出很多问题，这使我意识到我可以从自下而上的视角去写作伊朗社会史。我可以从那些基督教群体的视角去研究伊朗史。对于古代伊朗历史，材料缺少是一“老大难”问题，无论是与晚期罗马、拜占庭还是早期中世纪西方相比。对于古代伊朗，很多材料都是到了早期伊斯兰时期才写就，但基督教材料则是一个例外。这些叙利亚文献是在萨珊语境下同时写就。就我和布朗与乔丹所学而言，我知道从基督教圣徒传来研究社会史是可行的。因此，我借鉴了他们研究晚期古代其它地区的很多方法。我将他们研究地中海和欧洲的方法转到研究伊朗。而在古代伊朗研究领域，大多数学者对这些方法是不熟悉的，我将他们介绍进来。因此这本书除了让伊朗史学者意识到叙利亚基督教文献重要性外，也引入了这些在地中海领域已经非常成熟的研究范式。《混合之态：晚期古代的基督徒、袄教徒和伊朗政治文化》，该书获得2017年美国哲学学会颁发的文化史年度奖和2018年伊朗政府年度图书奖澎湃新闻：你的第一本书已经成功将萨珊伊朗史方法论和问题上带入晚期古代研究。现在你在写作第二本书。在这本书里，你正在研究琐罗亚斯德教制度和伊朗族群性问题。从语文学的角度而言，如果你的第一本书处理的是叙利亚文材料，这本书处理的则是中古波斯文材料，同时也涉及许多伊朗学的经典问题，无论是琐罗亚斯德教、巴列维文献还是阿维斯塔。但你的目标非常明确，这本书仍然是晚期古代历史范畴。你是如何平衡历史学和语文学？佩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从传统意义上来说，研究古代伊朗就是研究古代伊朗语言，他们通常不会涉及亚美利亚文或叙利亚文，但实际上，对于研究晚期古代伊朗而言，这两种语文和中古波斯文同等重要。因此，任何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都需要学会如何平衡这些不同的语文学领域。同时，在我的第一本书里，我遗漏了阿拉伯语，很多重要的中古波斯语文献以阿拉伯语翻译残篇幸存下来，但是阿拉伯对前伊斯兰伊朗的视角可能是未来最重要的一个领域，我认为这一问题还没有被足够重视。近些年来，在语文学家的工作下，很多伊朗语文学材料也变得容易处理。如果没有其他学者的工作，比如玛丽娅·玛祖赫（Maria Macuch，德国伊朗学家，编者按）在《一千个案例》（Hazār dādestān）的工作，这是一份极其重要的中古波斯文法律文献，我的工作就很难完成。我的工作是建立在这一代和上一代伊朗学者的研究基础上， 在他们校订的文本基础上。这也是古代历史领域一直会遇到的问题，我们需要同时处理已经出版的校订的文献和和没有校订的手稿，这也是一个挑战，因为历史学家的历史研究工作和语文学家的文本处理工作是非常不一样的。至于平衡，我可能就说，主要困难在于学术分工，语文学家处理文本，历史学家解释它们。澎湃新闻：除了在古代地中海和伊朗外，你对古代中亚、印度和中国都有广泛兴趣。在伊朗和中亚关系问题上，你已经发表了两篇文章。是否也是你对伊朗的兴趣使你对这些其它的前现代社会感兴趣？佩恩：我已经提到过，历史学家需要跟着他们的证据走。就我的情况而言，在我处理叙利亚文、中古波斯文等材料时，这些文献带我到伊朗以外的地方。它们把我带到中国、带到印度，使我注意到泰国地区还有中古波斯文铭文出土，以及在泰国海域附近的波斯沉船的发现。因此，当我们随着证据走时，我们会走到很远的地方，离开自己感到舒服的领域。这使我想到我在读博士时，当我开始阅读伊朗材料时，我感到非常困惑，这对我是一个全新领域。我需要自学很多伊朗历史的基础，使我能够处理这些材料。当我开始不局限于伊朗，研究古代伊朗商人和东南亚关系，伊朗和中国的外交关系，我面临同样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的目的不是去写一本面面俱到的晚期古代全球史，而是促使研究不同材料的学者们有对话。这也是我从伊朗历史研究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在过去，历史学家们喜欢掌握他们所有感兴趣问题的材料和他们需要学的语言。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局限，认识到我们不知道什么，这更加重要。比如促使伊朗史学者和中国史学者进行对话， 而不是让伊朗史学者去完全掌握汉语。当然， 如果能掌握是非常棒的一件事。作为人类，我们都有人类本身的局限，我们不可能完全掌握所有的语言。那么，就研究全球史而言，我们需要合作，没有人能真正写完整的前现代全球史。这对于现代全球史，又是另一回事。很多学者都可以同时掌握法语、德语和英语，然后做很多工作。如果有人只用荷兰语材料去研究荷兰基督徒商人从台湾到宾夕法尼亚的全球贸易网络，这是可以的。但是，对于前现代，这很难做到。晚期古代伊朗和斯里兰卡关系非常重要，但阅读斯里兰卡那些古代铭文是一项非常特殊的技能。因此，我认为为了研究像诸如伊朗商人在南印度这样的问题，伊朗史学者没有必要去掌握相关的东方语言，而是通过不同领域学者进行交流，认识到不同领域的史学家们各自的技能，来看大家能合作什么。我对这一合作很乐观，尤其对于中国史，在中国历史书写传统里，对伊朗和东南亚就有持久的记载，我因此觉得中国史学者们对于从事跨区域史研究比有些领域学者更开放。这也是晚期古代史一个问题，晚期古代作为一种分期，我们如何对不同地区进行分期是一个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学术群体，晚期古代历史提供了一个机会。这同时也是布朗的一个遗产，当然不局限于他，大家都非常开放，对不同文明都感兴趣。在过去，如果你说你是古史学家，那么你学的只有希腊语和拉丁语。而晚期古代研究是古代史里第一个对语言开放的领域，鼓励大家学不同语言，鼓励大家和研究不同区域的学者交流。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学者群体，和很多古代研究领域都不一样，比如古代近东研究，它更重视小圈子的内部交流。我在普林斯顿时，我周围同学有研究科普特语文献的，有研究犹太阿拉伯文献的，尽管我们用的语言文献非常不一样，我们都认为我们属于一个群体。我认为晚期古代研究造就了一种非常不同的学者文化。这是一个机会，我也非常支持这样的学者文化，不只把地中海看作古代世界中心，而是将其它区域比如伊朗看作中心。这不仅仅是因为伊朗地处欧亚大陆中心，而是当你研究古代伊朗时，你会思考，在中国、印度发生什么， 在地中海发生什么。从逻辑上讲，伊朗研究应该成为这些不同古代研究领域的一个桥梁，这是我希望在芝大看到的未来。澎湃新闻：在很多你提到的领域里，欧洲，尤其德国和法国，比美国有更深的传统和积累。同时，你也提到合作的重要性，你与欧洲学者有很多的联系。你可能知道，古代史在中国处于发展期，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希望以后到国外在古代文明领域深造，他们需要面临在欧洲和北美之间的选择。根据你与欧洲学者的合作经验、自己的经历和观察，你如何看待欧洲和北美研究传统的区别？佩恩：对于博士生来说，在北美你读历史学博士可以得到学校奖学金多年的资助，全力支持你读个六七年——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在这点上北美有极大的优势。而无论在英国，还是德国、法国，你的博士期限只有三年。我认为这是两地在研究生训练上的主要区别，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学术传统而言，我认为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的传统和文化，这是需要考虑的。当然，总体上说的话，主要区别是历史和语文学上的。如果你主要兴趣在语文学，法国和德国有非常活跃的研究群体和项目，尤其是在古代伊朗和中亚的研究，这毫无疑问。巴黎和柏林将是你从事相关研究极好的环境。当然，还有牛津。但如果兴趣主要在历史上话，尤其是社会史，美国学校会比欧洲学校更支持你结合语文学和历史学训练。这是一个本质上的不同。你知道，我鼓励我自己的博士生尽可能多往欧洲跑，这是有现实考量的。现在芝大和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 EPHE) 有一联合博士项目，这为结合两个学术传统提供了机会。尤其对研究古代伊朗和中亚而言，我们的学生就有机会去巴黎和研究古代伊朗语言的学者、研究叙利亚文献的学者学习。而在芝大，我们相关研究重心和项目是在历史学上，而不是语文学上。从理想上而言，大家应该同时有历史学和语文学训练，而这在以前的古代伊朗研究还是没有的。原巴黎大学文学部和理学部所在楼“索邦”（La Sorbonne），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也位于里面位于索邦楼里的高等研究院，该机构从19世纪末成立以来就成为法国人文学科股肱，感谢周之桓先生提供照片澎湃新闻：你的回答涉及到欧洲和北美之间学术传统的区别，即语文学上和历史学。在美国，尤其在历史系，历史学博士生的训练通常在历史学方法上。而在欧洲的古代研究领域，即使你的目标是成为历史学家，你也能得到更多的语文学和文本上的训练，而历史学方法却没有那么得到重视。中国的情况是，很多学生意识到古代语言学习对古代史研究的重要性，他们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但是，作为历史学家最重要的，仍然是你问什么样的历史问题，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处理这个问题。在历史学方法训练和古代语言学习上，你能不能给古代史学生一些建议？佩恩：是的，就时间而言，这是一个挑战。古代史学者需要比研究其它时段的学者做更多的工作，除了现代学术语言外，我们还有古代语言要掌握。就古代史学生而言，当他们进入博士生阶段，他们往往已经具备希腊文和拉丁文的阅读能力，幸运的话外加一门现代学术语言，古代史项目也对学生的语言能力有相应的要求，这意味着古代史学生需要比其它历史研究学生要花费更多时间在语言上。就我通常给的建议而言，你需要明确你要学习什么语言，然后是你安排相应时间，我认为学生通常应该每天抽出一个小时阅读自己和研究领域相关的古代语言，这不仅能提高你的语言水平，同时还拓宽了对古代文献的阅读量。你不仅应该读和你写作的论文相关的文本，你也需要了解在此之外还有哪些文本和信息。因此，我的建议非常实际，就是合理安排时间。当然，我在语言学习上也持实用态度。我认为古代近东研究一个问题是，大家对语言本身过度狂热，将语言学习等同于智识追求。我不认为是这样，如果有人能在多门古代语言取得非常高的水平，那固然是好事。但同时，更重要的是，你要清楚你需要用你掌握的语言来做什么。如果学一门语言对你研究某个领域没有直接帮助的话，我不认为你需要学它。我在普林斯顿时，有这样一个谣言，苏联史专家斯蒂芬·考特金(Stephen Kotkin)要写一本关于日本史的书，他休假仅仅是为了去学日语以在下一年里利用日文档案。因此，我认为历史学家的方向不应该被自己博士期间学习的语言所局限。未来当你处于研究生涯的某一阶段，你意识到需要学某种语言，你就应该去学。因此，语言能力只有在与历史研究项目相关时才是重要的。如果你将晚期古代伊朗作为你的主要领域，你需要掌握中古波斯文，但你不需要达到可以校订中古波斯文的能力，你同样不需要去独立阅读中古波斯文纸草，除非你要专攻晚期古代埃及和萨珊关系。我曾经尝试校订一中古波斯文纸草，我花了一个星期，才完成了5行。这是一项无比技术化的活，只有在你的研究项目需要的时，花时间掌握这些技术才是值得的。就古代近东研究领域而言，很多学者将语言能力和学术能力划等号，这不是历史学家所同意的。对于从事古代埃及研究的历史学家，你不需要把古埃及语学到传统埃及学家所期望的那个水平。如果有历史学家希望成为埃及学家，其往往就没精力去提升自己历史研究能力，也没有时间深入思考自己研究的项目，而后者对于历史学家才是本质性的工作。语言能力很有可能成为一种游戏，大家炫耀自己有某种技能，这不是我所感兴趣的。澎湃新闻：就语文学而言，芝大可能是美国学校里语文学传统最深的学校，无论在亚述学还是印度学，无论是汉学还是埃及学，在这些领域，芝大也有比其它美国学校更多的学者，因此你曾经说过，芝大更有条件发展古代全球史。而你的目标就是使芝大成为古代全球史中心，为此，你建立了芝加哥晚期古代全球研究项目( Chicago Initiative of Global Late Antiquity)，最近又打算将这一项目改名为丝绸之路研究中心。能不能更进一步谈下你对这一项目的计划？佩恩：确实，芝大在古典学、古代近东研究、南亚研究和东亚研究上都有历史悠久的语文学项目，这为发展晚期古代全球史和丝路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非常小众的南亚语言，最近我们也新聘了一位南亚史学者，为我们南亚研究锦上添花。我们同时还教古突厥文和古典亚美尼亚文，这些语言在大多数美国学校都是学不到的。是的，芝大有这样的资源，但并没有被充分意识到。这些相关学系通常都各自为政，他们只让学生关心南亚、关心东亚或关心近东，系与系之间没有联系。因此，这一项目的一个目标是使对跨区域、跨文化研究感兴趣的学生有机会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我鼓励我的学生将不同领域结合，比如伊朗学和汉学，或伊朗学和印度学，就后者而言，伊朗和印度在政治文化层面有极其多的交流和共通点。达吾德·阿里（Daud Ali ，宾夕法尼亚大学南亚史专家，编者按）已经研究过在公元第一个千年，伊朗和印度之间在制度、仪式等诸多方面共通点，很少有学者从事过相关研究。如果有学生对伊朗和印度文明同时感兴趣，希望在伊朗和印度语言基础上研究印度伊朗的跨区域史，芝大会是一个极其理想的环境。或者就你本人来说，你对希腊罗马和东方交流感兴趣，我们会对此大力支持。但是传统的系科大多没有在跨区域研究上的支持，甚至它们有时候还会对此设置障碍，这是很多机构面临的问题，机构通常在制度上都是保守的。从事全球史研究、从事丝绸之路研究则需要跨越这些传统上各自分家的领域。这无论对于芝大还是其它学校都是一样的。因此，我丝绸之路研究计划的目标是鼓励学生跨越这些界限，去做跨区域研究。这是一项五年计划，希望五年之后，芝大比美国其它学校给学生提供更多做跨区域研究的空间。这一计划的另一目标是与欧美之外的学者建立联系。在古代史研究领域，我们通常只与我们所熟知的大学打交道，而美国的相关国际学术会议则实际仅仅意味着有来自牛津、巴黎、柏林或莱顿的学者。我们领域内的会议很少有来自拉丁美洲、中国、日本和俄罗斯的学者参加。当然，现在与中国学校的交流合作已经有了火候，比如，我知道，普林斯顿与北大有很好的合作。但这在古代中世纪史领域还不普遍。在这一方面，我认为我们可以做更多工作。当我用丝绸之路这一概念时，这一方面指公元第一个千年存在的交流，无论是陆上还是海上交流，另一方面我也将丝绸之路看作一个关于更大范围内文化交流的隐喻，指不同国家学者间的交流。因此，我们这个项目已经和巴西、阿根廷学者有联系，我也希望未来与中国学者有更多联系来发展一领域。我们的历史研究应该更国际化，我希望以后我们的历史书写能更多考虑像中国学者、巴西学者的声音，而不仅仅只从欧美视角出发。我们通常都说，我们要克服西方中心论，但到了最后我们的历史研究还只是站着美国和欧洲的角度。因此，古代历史需要注入新鲜血液。古代全球史研究不仅仅在关注领域上需要全球化，在参与学者上也需要全球化，更多反映世界各地学者的声音，而不仅仅只是反映美国精英大学学者的。芝加哥大学东方学研究所(Oriental Institute)，为世界重要古代近东语文学和考古学研究中心之一澎湃新闻：你能不能进一步专门说下与中国学者合作对你这一项目的重要性？佩恩：我之所以把我的项目称作“丝绸之路”的部分原因是使古代和中世纪的文化交流与当下结合。现在大家把“丝绸之路”这一历史叙事用来作为中国政府与外部关系政策的指称，对于研究相关历史的我们来说，我认为需要思考我们研究的历史与当下语境中这些历史被运用的关系，我希望以后双方能有这样的交流。在美国，我们对此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全球史意味着从非美国角度来讲述历史，我们对于当下中国学者和大众怎么讲述他们的历史、怎么讲述世界历史并不了解，在有美国视角的全球史的同时也有中国视角的全球史。我的丝路研究计划一个目标是，为中国学者在美国学校用英语讲述中国视角的全球史创造条件，这对于我们双方都非常重要，不仅仅对于用汉语写作的学者，这是我非常期待的对话。我也计划与我东亚系的同事们一道定期邀请中国学者来芝大，让中国学者的成果为汉学界以外的英语世界所了解。所有这些都是在学术日常活动的偶然中产生，当我还在曼荷莲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任教时，基于学院与北京学校的联系，我被院长要求去北京教一门课，我在北京有非常好的经历，我面向很多非历史专业的中国学生开授伊朗史课，他们对我的课有极大热情，他们问了非常好的问题。这使我意识到，伊朗历史在中国语境下有其独特意义，比在英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语境下都要重要。相反，这在美国语境下不那么重要，这里“美国”指的是美国的历史学家，他们非常不熟悉伊朗历史。因此创造空间让中国学者来交流，他们的观点可能可以和我们互补，也可能相左，但一定在智识上可以碰撞火花。因此，我希望通过我的项目来支持美国和中国学者从不同角度来研究丝绸之路历史。我现在考虑了诸多方案来实现这一对话。澎湃新闻：最后一个问题，在与中国史学家交流时，也意味着与一种不同的历史研究传统交流。就古代史来说，最初是50年代苏联学者帮助中国建立了完整的古史研究体系，作为国内古代史研究积累最深的东北师范大学的世界古代文明研究所就可以追溯到苏联专家来华。但是，自80年代后，中国的古代史研究又一边倒，倒向西方，尤其是美国。在美国的古史学者中，你可能是为数不多的仍然重视阅读俄语文献的学者。就你的视角来看，我们至今是否还可以从苏联的古代史和考古学传统得到洞见？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所，为国内古代史重要教学科研机构佩恩：当然，当我们说苏联史学传统时，我们需要注意，苏联史学家与美国史学家一样多元，尤其是从60年代到80年代。不是每一位用俄语写作的苏联学者都用同样的套路来研究，而是非常的多元。有一些学者的写作更像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而非传统的历史研究，这样的研究可能学术寿命不长，但对于那些从事经验研究的学者们，他们有时会使用一些概念，比如说当“封建主义”这一概念出现时，我们需要持怀疑态度，但是除去封建主义的标签外，其余的具体探讨是极其重要的。就伊朗研究而言， 我注意到的是，在英语、法语和德语文献中，对于古代伊朗真正的历史学研究的文献是非常少的，正如我提到，古代伊朗研究为语文学和考古学所主导。比如，像就晚期古代伊朗税收、土地制这些问题，在西方文献中相关研究文献非常少，但在俄语文献中相关研究就多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框架有效之处在于，他们会鼓励历史学家，用老一辈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去思考历史的物质基础，去研究土地制度，去研究税收。当然，他们用的概念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是值得怀疑的，是过时的，比如封建主义，但是他们具体的工作则做得非常好，对于今天仍然非常重要。就我的领域来说，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古代伊朗社会史的开创者，有一苏联学者对我学术生涯影响非常深——尼娜·皮古勒夫斯卡娅(Nina Pigulevskaya)，她是二十世纪中叶苏联首屈一指的东方学家和中世纪史学家，在圣彼得堡大学执教，在那个时候，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近东研究的重要职位中很少有女性。她的学术生涯是从非常传统的东方学开始，比如校订叙利亚文献，但是由于她对某一种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执着，使她在30年代和苏联当局产生冲突，她被送去古拉格一段时间。当然，后来她被释放，回到那时的列宁格勒，也从纳粹对列宁格勒的占领下幸存，她不少工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后来，她有了高产的学术生涯。在30年代到50年代期间，她转向了社会史。她对古代伊朗的城市化问题、奴隶问题首先进行了研究，她还对古代伊朗的长途贸易写了专著。作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她去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动力，写就了对于今天仍然非常重要的作品，尽管她有时使用的概念已经过时，但是她的经验研究和她论证历史的方法是极其重要的，诸多她提出的重要议题还没有被进一步研究。我还可以想到类似情况的其他苏联历史学家。当然，我们对苏联史学传统的判断过于简单化，在美国学者中有倾向将苏联史学看作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他们的作品不值一文。这也成了大家不读俄语文献的借口，为自己不学俄语找到理由，这特别是我们古代史方面存在的问题。对于中国史学传统，我们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意识到语言问题，我不认为大家都应该来学俄语、来学汉语，但我们需要有互相交流的机会。当然，我知道我所有中国同事都能读我们的研究。也许一代人之后，情况会有不同，我希望是这样。我希望30年后继承我现在职位的人可以阅读汉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空间，让大家讨论自己的历史研究范式，我们可以分享我们不同的历史研究范式，这尤其是大家说中国和苏联学术都是政治的产物的时候。我认为这很多时候都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这是不对的。当然，有时政治也会对学术有积极的影响。正如我介绍尼娜·皮古勒夫斯卡娅的情况，她转向社会史是基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因此，我认为我的丝绸之路计划的确应该让美国和中国学者同处一室，介绍自己研究历史的方法和不同的研究成果，消除美国学者对中国历史学家的一些误解。尼娜·皮古勒夫斯卡娅院士(1894-1970)

嘈杂的时代，为艺术，为读画人，保留文字的居所。今年的疫情之初，让不少人放慢了生活步伐，重回书房阅读书籍。澎湃新闻在春天推出过“艺术开卷”板块，邀请艺术从业者和爱好者与大家分享私人的艺术阅读心得。2020年出版的艺术类图书精彩者不少，我们从中为您挑选了十本（套）艺术类图书，包括牛津大学艺术史系荣休教授柯律格的 《谁在看中国画》、芝加哥大学艺术史教授巫鸿集合30年讲稿成册的中国艺术入门类读物《第一堂课》、影响过罗振玉和梁思成等一代学者的大村西崖的《中国雕塑史》（首部中文版）、为纪念王蘧常先生诞辰120周年而筹备许久的《蘧草法帖》，以及韩羽先生的《我读齐白石》等。【英】柯律格 《谁在看中国画》梁霄 译 理想国出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4月【英】柯律格 《谁在看中国画》梁霄 译 理想国出品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4月柯律格（Craig Clunas），1954年出生于英国苏格兰阿伯丁，2007-2018年任英国牛津大学艺术史系教授，现为该校荣休教授。曾任伦敦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中国部资深研究员兼策展人。作者讲述了中国及其他国家的观看者如何无可争议地塑造了“中国绘画”这一伟大的艺术传统。他认为，中国境内的观看者对“中国绘画”的演变至关重要。通过考察描绘观看绘画的场景的作品，他向读者介绍了观看者的理想类型：士绅、帝王、商贾、民族和人民。在讨论中 国艺术观看者的变化时，柯律格强调，中国文化中意象的多样性，使我们无法明确概括出“中国绘画”的构成。探索艺术作品与观看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将使我们对“中国绘画”这一概念的形成和变革产生新的认识。柯律格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希望这本书所有的中国读者会认识到，尽管我可能有很多错误，但五十年来，我一直认真地研究并尊重中国文化。即使他们可能不同意我做事的方式或提出的观点，他们也会发现我的目的是试图去理解这一庞大而复杂的文化遗产，并帮助更多的外国人自发地去欣赏中国绘画。”巫鸿《第一堂课：：在哈佛和芝大教中国美术史》活字文化出品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20年5月巫鸿《第一堂课：：在哈佛和芝大教中国美术史》活字文化出品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20年5月巫鸿，艺术史家、艺术批评家、策展人。1968、1980年获得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学士、硕士学位，1987年获哈佛大学艺术史与人类学专业博士学位。1994年起受聘于芝加哥大学艺术史系及东亚语言与文明系，2002年建立芝加哥大学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并任主任，兼任芝加哥大学斯马特美术馆顾问策展人。本书是巫鸿30年来在哈佛和芝大给学生第一学期第一堂课的讲稿合集，是中国艺术的入门级读物。中国读者可以通过他的眼光，重新发现和认识本国的艺术与文明。巫鸿说：“对我来说每门课的第一堂课最为重要，因为这是开题的场合，也是与学生的首次见面。而学生也都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自由。对讲课者来说，如果第一堂课观点不清或泛泛而论，以后的课程也就很可能无甚新意或思绪纷乱。”除了该书，今年世纪文景出版了巫鸿的《无形之神：巫鸿美术史文集 卷四》，郑岩编。这套书是巫鸿教授中国古代美术研究成果的全面集成，卷四收录作者1999年至2003年关于中国古代美术史的15篇论文和讲稿。【日】大村西崖《中国雕塑史》范建明 译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20年7月【日】大村西崖《中国雕塑史》范建明 译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20年7月大村西崖（1868-1967），原名盐泽峰吉，雅号无记庵，是著名美术史学者、美术评论家。《中国雕塑史》（原书名为《中国美术史——雕塑篇》）首版于1915年出版，是大村西崖关于中国美术研究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著述。作者大村西崖为编著本书，可谓以非凡之热诚、惊人之毅力，搜集中国雕塑史料巨细无遗，并条分缕析，分类排列，又加以犀利之论评。该书以时间为经，作品为纬度，上启于太古本，止笔于五代，至成书时书录记事凡一千二百余项，金石碑铭凡两千六百余种，附录珍贵图片978 幅，纵横交织，图文并茂，使得中国几千年雕塑历史的发展轨迹有案可稽，历历在目。中国学者罗振玉、日本著名作家森鸥外、建筑史学家伊东忠太、关野贞等也都亲自为此书做了序。这套书的主编张明杰为中文版作序时写道——在中国学界，有一份关于中国古代雕塑美术的“四大名著”书单，分别是大村西崖的《中国雕塑史》；常盘大定、关野贞合著的《中国文化史迹》；沙畹的《华北考古记》和喜龙仁的《五至十四世纪的中国雕塑》。尤其是大村西崖的这部著作，从研究著述角度来讲，堪称最早的中国雕塑史专著。这本书初版于1915年8月，国学大师罗振玉为该书作序。梁思成早年讲授中国雕塑史时，也曾参考此书，并感慨“此最古而最重要之艺术，向为国人所忽略”。1927年大村西崖患肺癌辞世后，罗振玉为其赋诗“翠墨千通集，新书万口传”。《汪世清辑录明清珍稀艺术史料汇编》 汪世清辑录白谦慎、薛龙春、张义勇等整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年9月汪世清(1916-2003)，曾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编译、撰写数本物理学、教育学专著，黄苗子先生曾称汪世清先生为“京城第一读书人”。2003年汪先生逝世时，留下手抄善本古籍及整理辑录的文献资料一百四十余种。这些手稿后经白谦慎、薛龙春、张义勇等学者整理集结成《汪世清辑录明清珍稀艺术史料汇编》。书中收录的资料，以明清之际徽州文人及新安画派为中心，涉及明清两代诸多艺术家的生平、交游、活动、作品著录等。书稿中既保存了不少稀见的善本、孤本，如龚贤《草香堂集》、郑圻《木瘿詩鈔》、《汪右湘先生榮哀錄》等；又有汪先生经过大量文献爬梳、辑录并整理成册的，以专人为主题的资料，如程邃、漸江、纪映钟、龚贤、汤燕生等各家诗录、文录、画录；或者展现了一时一地文人聚会唱和、往来赠答盛况的作品。作为一位成就卓著的艺术史学者，汪世清先生在读书过程中所做的文献辑录及相关考证，不仅是他个人研究的坚实基础，同样也能为本领域的学者提供大量经过整理的研究素材与具有提示性的思考方向。汪先生在他一生的读书生涯中，虽然准备了大量有组织的资料，但他并未有时间完成全部的研究与写作，如今，这些史料经过整理出版，人人得而用之，汪先生倘若知道它们还能继续发挥作用，一定也会感到欣慰。王蘧常《蘧草法帖》 （王运天 郭建中 编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20年6月王蘧常《蘧草法帖》王运天 郭建中 编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20年6月今年是王蘧常先生诞辰120周年，经过多年筹备的《蘧草法帖》（全六册）由上海书画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共收录王蘧常先生自二十余岁至一九八九年，约六十五年间所书五百二十馀通尺牍，分为六册（含五卷，另配一折页），近一千八百页，卷一至卷四为尺牍图版，卷五为图版释文，另配王先生晚年巨制《十八帖》放大折页。尤其难得的是，所有信札皆高清印刷。《蘧草法帖》的内容，涉及到王蘧常先生的生活、思想、学术、书风发展演变等，其绝大部分尺牍为首次出版，堪称了解与二十世纪相始终的王先生最为重要的基本史料，其规模也在近现代学者、书家中鲜见。《蘧草法帖》也是研究王先生晚年“蘧草”来源的最可信赖的资料。该书编者王运天在王蘧常先生的研讨会表示，理解这套书，还要从几个层次来谈，“第一，王老先生的文学价值，书信里面他用的什么方法写的，他的很多信件非常简短，信息量非常大，这完全是秦汉以后的风格。今天如果读《蘧草法帖》的时候，单纯从书法角度来读，感觉是偏颇，应该全面深思，思考《蘧草法帖》能为我们带来什么，这是我们编这个书的初衷。第二，因为今年的疫情发展，这是我出乎意料的，原本今年的6月26号，复旦大学要举行王蘧常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为了赶这个纪念日，恰巧印刷厂全部停工，三个月都不接活，当时真是急啊，急得没办法，到后来稍微一打听，今天可以开始进厂了，我马上跟建中兄两个人进厂了，在旁边租了个房子，就住在那边。运气也倒向我这里，因为去年为了编这套书，已经向意大利方面预定好纸张了，定好以后，按照我的要求，已经在12月上旬抵达印刷厂了，如果再推迟一个月，就彻底完了，因为后来意大利疫情那么糟糕，印刷厂、纸厂都关门了，不要说印书了，什么都没有，不存在了，所以这也是老先生在助我，我很高兴。我这次可以很自豪地说，这本书我们付出的成本是巨大的，因为我们要对得起老先生，比如书的胶水用的PUR，一般性的胶水是用的热熔胶，我们用的胶水是他价格的十倍，没有一个出版社敢用，但我们敢用，因为老先生对我的恩情太深了，只有把书做好，公诸天下，让大家得到实惠，能学到东西了，也就是我的高兴。”韩羽《我读齐白石》河北教育出版社 2020年6月韩羽，生于1931年，知名画家、漫画家、评论家，出版有《韩羽画集》、《中国漫画书系·韩羽卷》、《韩羽集》等。设计人物造型动画片《三个和尚》、《超级肥皂》获文化部奖。他从小喜爱齐白石，说，白石老人的画笔，无论点向什么，那个“什么”立即妙趣横生，可亲可爱起来，比如鸡雏、青蛙、鱼鹰、小老鼠以及草间偷活的昆虫……“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90岁的知名画家韩羽这些年重读白石老人画作，横看竖看，边想边写，遂成《我读齐白石》一书，并于最近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一文一画，道出韩羽独特的解读方式，被他戏称为“一个九零后老头对另一个九零后老头的吹捧。”该书录文50余篇，运笔轻松、言语诙谐，从细微处落脚，讲述白石老人为人作画的理、情、技、道，即便是话至“要害”，读来依然浅显易懂，且处处见趣。穿越近70年时空，将个妙趣横生的白石老人请至读者面前。韩羽自己说：“我这书里的文章都在找‘趣’，齐白石的画妙处极多，每篇说一点却也不能观其全貌。就拿开篇的《“半”字，大有文章》举例，他做的这幅《稻束小鸡》中有个半拉身子的小鸡。且莫小瞧这小鸡，虽然画上已有了八九只小鸡，唯它才是这画的“画眼”。因为恰是它的那半拉身子（另半拉身子被稻束遮住了)给了人们暗示——稻束后面可能还有小鸡。不仅使人们看到了稻束的前面，又使人们想到了稻束的后面，使画面的有限空间扩展成了画面的无限空间。草棵子配小鸡，九只鸡也好十只鸡也罢，平淡无奇，可是就因为这半只，画面变得活灵活现，视野无限。也正是有了这半拉小鸡，这画才圆满起来。在绘画上有个诀窍，叫完整的未必完整，不完整的未必不完整；真的未必是真的，假的也未必是假的。”范景中《艺术与文明：西方美术史讲稿（原始艺术—中世纪艺术）》上海书画出版社 2020年6月《艺术与文明：西方美术史讲稿（原始艺术—中世纪艺术）》范景中，1951年生。著名美术史学家，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艺术的故事》译者。范景中教授通过三百余件世界艺术名作、一百余位艺术大师，带领读者从更广阔的领域、更深层的意义上去理解艺术、亲近艺术。以时间为序，却非艺术品的简单罗列，而是一种全局视角的切入；以西方艺术品为主角，却不止步于西方世界，还渗入了东方的审美与智慧。讲授的不单是概念、流派、风格等“硬知识”，更立足于提升眼力和审美直觉；解析的不只是色彩、构图、题材等“图绘语言”，更揭示了美的发展逻辑，带有历史与哲学的审思。全书共四十讲，每讲聚焦一件艺术品或一位艺术家。以时间为序，以“艺术是文明的代言人”为核心观点，着重从“艺术知识”和“眼力”两方面展开讨论，处处渗透着一位功力深厚的学者的“智慧之眼”。内容不仅专论建筑、雕像、绘画等传统门类，还有音乐、书籍、文化、哲学等广阔领域的延伸，并不时穿插中国艺术以资对比。小专题，大视角，这些包罗万象的人文音符，共同谱成一曲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美妙乐章。故宫博物院编 《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故宫出版社 2020年8月故宫博物院编 《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故宫出版社 2020年8月2020年9月1日，作为庆祝故宫六百年系列活动之一，“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开幕。此为同名特展图录，分“胜事传说夸友朋”“苏子作诗如见画”“我书意造本无法”“人间有味是清欢”四个单元，共收录了76件套作品，完整呈现了苏轼作为文学家、书法家以及文人典范的形象，并有以其为核心的北宋文人群像。这是一册一再断货的图录。【法】菲利普·雅各泰《朝圣者的碗钵：莫兰迪画作诗思录》商务印书馆 2020年1月【法】菲利普·雅各泰《朝圣者的碗钵：莫兰迪画作诗思录》商务印书馆 2020年1月菲利普. 雅各泰(1925- )在世的法国当代诗人，曾获蒙田文学奖、法兰西科学院奖、荷尔德林诗歌奖等。他还是一位翻译家，翻译过荷马、柏拉图、穆齐尔、恩加尔蒂、荷尔德林、 里尔克（包含“里尔克论塞尚书信选”）。本书是其唯一的一本艺术散文专著。这是雅各泰对莫兰迪画作的八次沉思。他以里尔克、但丁、帕斯卡、莱奥帕迪、巴赫、维米尔、贾科梅蒂等诗人、哲人、画家、音乐家为观照，深入剖析了画家的思想、艺术观。“乔治·莫兰迪：桌子上的风景”特展目前正在北京木木美术馆798馆举办。顾铮《城市表情》（第三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20年4月顾铮《城市表情》（第三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20年4月顾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曾任第56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终评评委。2017-2018年度哈佛燕京访问学者。《城市表情》介绍了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30余位各国摄影家的都市摄影实践。通过对各种观念、手法、风格各异的摄影家的了解，作者希望读者能够发现，原来摄影是一种与活生生的现实有着如此亲和力的媒介；原来摄影是一种具有如此丰富表现力的视觉手段，而从此能够经常地将摄影与人类社会的各种实践联系在一起思考，就像这本书把摄影与现代都市生活联系在一起展示一样，从而获得对摄影这个“城市观看的媒介”的全新理解。对于城市摄影题材的挖掘，顾铮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我在八十年代中期拍摄上海，既是被上海街头的活力所吸引，也是不满当时许多摄影人只以跑到外地名山大川（那时还不能随便去外国）或穷乡僻壤去‘创作’为荣的风气。当然，作为一种‘志异’的手段的摄影，跑到外面去拍摄是摄影天生的特权，而且外面的世界确实很精彩。但是，我仍然觉得，发生在我们身边周遭的各种、每时每刻在城市街道上上演的人间活剧，难道不值得我们去面对吗？而且相比去异乡拍摄那些明显新鲜感十足的异物异事，拍摄身边事物其实更具挑战性。因为如何从司空见惯的日常中见出‘非常’，实在是太吸引人，也太考验人了。”(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巴拉克·奥巴马在1992年与米歇尔结婚，很多人都认为，米歇尔是最适合奥巴马的妻子，事实也的确如。但在这位受欢迎的美国前总统情史中，还有一位影响他深远的女人，这个姑娘拥有亚洲血统，是奥巴马当年很想结婚的灵魂伴侣。奥巴马的感情史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心，普利策奖传记作家戴维·伽罗在《后起之秀：巴拉克·奥巴马的制图》中，对奥巴马的这位前女友做了详细的描述。奥巴马爱上的这个亚洲混血女孩名叫希拉·三好·雅格，她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都与奥巴马认真交往过，他们不仅住到了一起，而且奥巴马还向这个女孩求婚了两次，但都被姑娘无情拒绝了。希拉·三好·雅格女士出生于1963年，她比奥巴马小两岁，她拥有荷兰和日本血统，所以长相非常偏东方化，五官线条柔和，气质知性儒雅。奥巴马的这位前女友是一个超级学霸，她获得了米德尔伯里学院的文学学士学位，之后又拿到芝加哥大学的人文博士学位，现在是一名东亚研究教授，主要研究亚洲文化和历史。根据这本书的记载，雅格是在80年代中期，在芝加哥的一次社区组织活动中与奥巴马见面了，之后事情就变得浪漫起来。奥巴马从小生活在印度尼西亚，他对亚裔女孩特别有好感。两个年轻人很快就成了彼此的依靠。现年57岁的雅格回忆说，“在1986年冬天，当我们一起拜访我的父母时，他要我嫁给他”。但雅格父母担心奥巴马的职业前景，并认为当时23岁的雅格过于年轻，所以帮女儿拒绝了。雅格也否定了奥巴马的提议，但他们还在继续交往。奥巴马不放弃，他第二次向雅格求婚，并希望和她一起前往剑桥学习。但雅格还是拒绝了他，这让25岁的奥巴马非常堵心。这位亚洲混血姑娘拒绝奥巴马是因为他们之间产生了变化，她说奥巴马变得非常有野心，突然有志于当总统。两年之后，年仅27岁的奥巴马前往哈佛法学院，而雅格前往韩国进行论文研究。她回忆说，她对这样的分离感到无奈，因为她认为自己可能会推迟奥巴马的职业生涯。之后他们就不停地写信，以倾吐相思之意。1989年6月，28岁的奥巴马回到芝加哥，在盛德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他就是在那里遇到了米歇尔，他们开始约会。雅格向传记作家戴维透露，她和奥巴马相恋了很久，包括在奥巴马与米歇尔约会的同时，她还收到了奥巴马给她写的情书。这样来看，28岁的奥巴马也太多情了，他在开始与米歇尔恋爱之后，仍然希望见到雅格，对这位前女友念念不忘。年轻的奥巴马在感情中不断地纠葛，他知道如果自己选择雅格，这对他的政治前途有影响，可汹涌澎湃的感情让他无法一下子忘记前女友。等到奥巴马和米歇尔结婚之后，他才彻底与前女友断了联系，这也让雅格女士伤心了很久。最终，雅格女士悄悄过起了学术生活，她把与奥巴马的感情放在心底，并遇到了自己未来的丈夫吉尤尔·金，这是一位在部队服役的韩裔美国人，现在是欧柏林学院教授。刚开始传记作家戴维与雅格见面时，雅格拒绝谈论前男友奥巴马，毕竟他们在芝加哥生活的时候是那么相爱，再次翻起往事，只会让人伤感。但戴维耐心说服了她，这位女教授这才敞开心扉，分享了与奥巴马共同生活的岁月。往事已成云烟，生活还在不停地催促人们前进，奥巴马经历过堵心的求婚失败经历，也经历过多情的约会和写情书并进过程，最终他还是接受了命运的召唤，与米歇尔结为连理，开启了有抱负的人生。亚洲混血女孩雅格也放下了过往，把自己和奥巴马的感情放到了心底，去寻找现实而平凡的安稳。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晓莹近日，美媒又一次曝出了关于美驻华大使人选的消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已快满3个月，提名了多个美国驻外大使，但驻华大使始终没确定。自去年近日，美媒又一次曝出了关于美国驻华大使人选的消息。拜登上台已快满3个月，提名了多个驻外大使，但驻华大使人选始终没确定。自去年10月前任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离任后，带领美国驻华使团的一直是临时代办傅德恩。早在去年拜登当选总统后不久，就有消息称，他考虑提名皮特·布蒂吉格出任驻华大使。布蒂吉格年仅39岁，曾任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市长，参加过2020年大选的民主党初选，后来选情不力退出。拜登跟他关系很好，还说布蒂吉格让他想起自己的已故儿子博·拜登。不过，布蒂吉格虽然获拜登青睐，但资历不够，因此那则消息引发一些争议。最终，布蒂吉格在今年获批出任交通部长。布蒂吉格今年2月，有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正考虑提名前芝加哥市长拉姆·伊曼纽尔出任驻华大使。伊曼纽尔是民主党知名人士，也是拜登的老熟人。奥巴马时期，他当过白宫办公厅主任，以言辞犀利出名。2011年，伊曼纽尔离开白宫，竞选芝加哥市长，任期至2019年结束。有意思的是，他也被拜登考虑过担任交通部长，但最终没有入阁。当时的消息还称，伊曼纽尔还可能被提名出任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纽尔不过，这个消息后来也没了下文。直到最近，美媒又有了新消息。与此前多次爆料相比，这次美国“AXIOS” 网站用的话术不再是“拜登正在考虑提名XXX出任驻华大使”，而是宣称：拜登准备任命哈佛大学教授、资深外交官尼古拉斯·伯恩斯为驻华大使，并正在对其进行最后的审查。如果这次的消息足够准确，那么美国驻华大使一职将迎来一位与此前大多数前任都不同的“新人”。尼古拉斯·伯恩斯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迄今已有12位驻华大使。他们大多与中国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有的人与中国打交道多年，有的人曾在华生活，甚至还有人出生在中国，有的还是华裔。首位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科克曾在中美关系“破冰”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早在1977年他就被时任美国总统卡特任命为美国驻华联络代表团团长，参与了美国驻华使馆的设立。首位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科克第二任美驻华大使恒安石自1981年至1985年出任，是一名职业外交官。他出生在中国，其父母都是美国传教士。恒安石获芝加哥大学中国研究专业第二任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是一名职业外交官。他出生在中国，曾获芝加哥大学中国研究专业硕士学位，担任过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以及驻多个国家的大使。第四任驻华大使李洁明出生于中国青岛，第五任驻华大使芮效俭出生在中国南京。芮效俭自2001年至2009年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雷德是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任职时间最长的人，还曾在华居住多年。他曾任美国驻华大使馆一秘和商务参赞。后来，他成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负责事务所内的大部分中国业务，被认为是中国法专家。雷德2011年奥巴马任命的驻华大使骆家辉创造了多个“第一”——第一位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美国商务部长和州长的华裔美国人。他的前任洪博培曾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访华前为其打过前站，在老布什时期先后担任过负责贸易和东亚事务的商务部部长助理帮办和美国驻新加坡大使，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骆家辉一家。去年离任的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也与中国情缘不浅。他担任了多年的艾奥瓦州州长，这个州与河北省是友好省州的关系。2016年12月布兰斯塔德接受特朗普对他出任驻华大使的提名时，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当月8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布兰斯塔德州长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布兰斯塔德与这些和中国有着或这或那联系的前任驻华大使们相比，伯恩斯是一名职业外交官，也曾登上高位，但此前与中国打交道不算多。现年65岁的伯恩斯与这些前任相比，职业外交官出身的伯恩斯此前与中国打交道不算多。现年65岁的他在美国联邦政府任职27年，担任过国务院新闻发言人、美国驻希腊大使以及美国驻北约代表，外交事务经验丰富。他曾在小布什政府担任副国务卿。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伯恩斯当过拜登团队的外交政策顾问，目前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担任国际关系及外交教授。

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录取率：0.9%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New York University Abu Dhabi)，简称NYUAD，是一所以通识教育为核心的私立研究性大学。它是美国纽约大学的第一个海外校园，2010年9月学校招收了第一批学生。该校每年全球招生150名，录取率仅有0.9%，成为世界上最难进的学校之一。　印度理工学院录取率：3%亚洲最佳理工学院，创建于1951年的印度理工学院(简称IIT)以7所分校中的5所占据了前十强的“半壁江山”。印度理工学院被视为是全球要求最严格的工程师培养摇篮，众多校友分布在全球各个行业的最高管理层。斯坦福大学录取率：5.05%全名小利兰·斯坦福大学，或译作史丹佛大学，通常直接称作斯坦福大学，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市，是一所享誉世界顶尖的私立研究型大学。根据美国《福布斯》杂志2010年盘点的亿万富翁最多的大学，斯坦福大学名列第二，亿万富翁数量达28位，仅次于哈佛大学，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前十所世界名校之一。哈佛大学录取率：5.33%哈佛大学坐落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市，是一所享誉世界的私立研究型大学，哈佛大学喜欢招收两种学生：一种是在某个领域非常独特的学生;另外一种是具有较高学习能力的学生，这一点更多要参考学生的平时成绩和SAT成绩来判断。哥伦比亚大学录取率：6.15%哥伦比亚大学坐落在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哥伦比亚大学的医学、法学、商学和新闻学院都名列前茅，新闻学院颁发的普利策奖是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哥大是个比较特别的学校，课外活动很丰富的申请者都会被拒，堪称最难申请的美国名校。哥伦比亚大学一直被公认为美国一流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该校学术氛围浓厚，多次被评为全美学业压力最重的大学之一。耶鲁大学录取率：6.49%是一所贵族私立大学，被公认为全美乃至世界最好的私立大学之一，是美国老牌名校'常青藤联盟'八大成员之一。普林斯顿大学录取率：6.99%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 )，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是美国一所享誉世界的私立研究型大学，八所常春藤盟校之一。作为美国最难进的大学之一，普林斯顿大学以精英教学模式而著称于世，学生总数仅为七千多，师生比例大约1比7。芝加哥大学录取率：7.83%享誉全球的世界顶尖高等学府，是一所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私立、男女同校、无宗教派别的研究型大学，芝加哥大学是美国最富盛名的大学之一，共有89位获得诺贝尔奖得主在此工作或学习，为世界之最。麻省理工学院录取率：8.01%是世界著名私立研究型大学、被誉为"世界理工大学之最"。麻省理工学院素以世界顶尖的工程学和计算机科学而享誉世界 ，位列2015-16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工程学世界第1、计算机科学世界第2 。加州理工学院录取率：8.1%加州理工学院，是世界著名私立研究型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在世界科技界久负盛名，在物理学、化学、航天航空、行星科学、地球科学等领域，加州理工被公认为全美第一。因此，加州理工学院也公认为最典型的精英大学之一。布朗大学录取率：8.49%位于美国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市，是常春藤盟校之一，也是美国第一所可以接受任何宗教背景的学生入学的高校。布朗大学的入学竞争极为激烈，本科生入学率为8%香港大学录取率：8.5%是一所位处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公立研究型大学，香港大学自创校以来始终采用英语教学，其学术研究多可与欧美无缝对接、良性互动，也得益于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医学、商科、人文、政法等领域见长的香港大学都是中国高等教育界一面独特的旗帜，享誉亚洲乃至世界。宾夕法尼亚大学录取率：9.92%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立于1740年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是美国第四古老的高等教育机构，该校在艺术、人文、社会科学、建筑与工程教育上处于领先地位，其中最为知名的学科是商学、法学与医学。达特茅斯学院录取率：10.34%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世界著名学院之一，也是闻名遐迩的私立八大常春藤联盟之一，该校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小而精。在当今大学人数不断增长的环境下，达特茅斯学院保持着严格的招生制度，和极高的入学门槛，师生比约为1:7 ，堪称小型优质私立研究型大学。北京大学录取率：13.07%北京大学，系国家“211工程”、“985工程”、“2011计划”建设的全国重点大学，北大是中国近代以来唯一以国家最高学府身份创立的学校，最初也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行使教育部职能，统管全国教育。是C9联盟以及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国际研究型大学联盟、环太平洋大学联盟、21世纪学术联盟、东亚四大学论坛的重要成员。新加坡国立大学录取率：13.9%是新加坡首屈一指的世界级顶尖大学，在工程、生命科学及生物医学、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等领域的研究享有世界盛名。学校排名在全球名校中位居前列，且在校学生享有新加坡政府提供的学费资助。因此每年都在不断吸引着众多学子争先恐后的申请。但入学条件的严苛，也阻挡了部分学子前进的脚步。清华大学录取率：14.02%清华是中国乃至亚洲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这里曾培养出2位主席、1位总理、7位常委、14名“两弹一星”功勋获得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录取率：17.86%伦敦政经学院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伦敦大学学院并称"G5超级精英大学"，也是英国金三角名校和罗素大学集团成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是一所将教学与科研集中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科学领域的顶尖学校，也是法律、经济学、国际关系、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政策等方面研究的全球先驱。牛津大学录取率：18.6%位于英国牛津，是一所誉满全球的世界顶级研究型书院联邦制大学，牛津大学最早成立于1167年，为英语世界中最古老的大学，也是世界上现存第二古老的高等教育机构。其在数学、物理、医学、法学、商学等多个领域拥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及广泛的影响力，被公认为是当今世界最顶尖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剑桥大学录取率：20.8%剑桥大学坐落于英国剑桥的研究型书院联邦制大学，是世界著名研究型大学之一 。剑桥大学为英语世界中历史第二悠久的大学，是英语世界里成立的第二所大学，也是世界上现存第四古老的大学。剑桥大学在学术方面始终是世界领先的大学之一，至2010年已诞生了9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根据2010年QS排名，剑桥大学全球排名第1。　东京大学录取率：22%是一所本部位于日本东京都文京区的世界级著名研究型综合大学。是日本第一所国立大学，也是亚洲最早的西制大学之一作为日本最高学术殿堂和七所旧帝国大学之首，其在全球都享有极高的声誉。备注：数据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