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经济学研究期刊

编者按：探索和记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农民合作社研究的路径和态势，关注和梳理在农民合作社发展过程中提出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思想，从而为中国的农民合作社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为世界的合作社运动描绘时代特色和中国篇章，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为推动优秀合作经济研究成果与政府部门、实践工作者之间的互动交流，进一步提升理论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力，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管理学会、浙江大学CARD中国农民合作组织研究中心（CCFC）和《中国农民合作社》期刊编辑部，通过相关研究人员推荐、关注度检索和转载引用情况等方面综合考量，遴选推出“2018年值得推荐阅读的农民合作社研究论著” 和“2018年值得关注的中国合作经济中青年学者”（按姓氏拼音字母排序），其中理论型论文、应用型论文各十篇（值得推荐阅读的农民合作社研究专著，缺），以飨相关研究者和实践者。当然，需要申明和强调的是，我们的推介既非对该时期内农民合作社研究论著进行优秀评选，也不意味着对其他论著学术价值的否认，更难免挂一漏万、遗珠失贝，惟愿我们的工作能够帮助推动合作经济理论研究者与政府部门、实践者之间的互动交流，进一步提升理论研究成果的社会影响力，更好地促进中国农民合作社事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管理学会浙江大学CARD中国农民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中国农民合作社》期刊编辑部2019年8月1日一、 值得推荐阅读的农民合作社理论型论文（共10篇）：1.崔宝玉、孙迪：《“关系产权”的边界与运行逻辑——安徽省L农民合作社联合社个案研究》，《中国农村经济》2018年第10期摘要：“关系产权”具有组织自主治理和适应环境功能，也具有资源配置功能。本文通过对安徽省L农民合作社联合社的个案研究发现，农民合作社联合社可以选择“关系产权” 和“权利产权”来配置权利，资源的市场化程度和交易特征以及社会共享观念是影响产权结构选择的重要因素。当“关系产权”配置权利的收益超过其配置权利的交易成本与“权利产权”配置权利的净收益之和时，农民合作社联合社会选择“关系产权”来配置权利。“关系产权”可以使农民合作社联合社获得非市场化资源和“圈内人”的身份信号， 并强化“关系圈”内制度环境的同构性。产权融合程度降低和社会关联强度减小，会影响农民合作社联合社内部“关系产权”的均衡性，也会降低农民合作社联合社外部“关系产权” 的稳定性，最终导致“关系产权”呈现出非均衡性特征。农民合作社联合社需要对产权融合的程度和社会关联的强度进行调整，防止“关系圈”内权利主体集体非理性的出现。关键词：农民合作社联合社；关系产权；权利产权推荐词：产权是研究经济组织的基本视角之一，而现实中并非所有的经济组织现象中都呈现清晰的产权状况。联合社也不例外。该文运用产权社会学视角来进行联合社案例分析，讨论联合社运行中关系产权的结构与形态、选择与边界，进而解释联合社“关系产权” 运行的制度逻辑。该文有价值地指出了“关系产权”的边界及其运行条件，这实际上点明了联合社（合作社也如此）是一种混合产权集合。而且，该文也指出了“关系产权”可能呈现的非均衡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合作社研究引入了社会学视角和方法，这是好事，符合合作社作为企业和共同体的双重组织属性。当然，该文借用的“关系产权”的概念其实与“关系契约”、“关系治理”等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处，希望今后相关研究中能够更好地梳理和运用这些理论工具。2.黄祖辉：《改革开放四十年: 中国农业产业组织的变革与前瞻》，《农业经济问题》2018年第11期摘要：本文回顾与研究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农业产业组织与组织体系的演变、存在问题及未来发展。论文首先从产业组织三维观察视角与农业产业组织制度特征分析入手，阐述了我国农业产业组织尤其是农民合作组织的变革过程与轨迹，揭示了改革开放前30年农民合作组织的形成与异化，改革开放后30年农民合作组织的缺位和成因， 近10年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和特征。其次，对当前我国农业产业组织异化现象和主体行为扭曲、转型过程中异质性农民组织化滞后、产业融合发展中不同组织利益连接机制、信息化与互联网发展对农业产业组织影响、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兼容等问题作了剖析。而后，对我国农业产业组织进一步发展作了五个方面的前瞻和政策提示。 关键词:改革；农业产业组织；演变；前瞻推荐词：该文并非直接聚焦农民合作组织，而是着眼于农业产业组织与组织体系。该文研判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农业产业组织与组织体系的演变、问题与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重要的是，该文提出了观察产业组织的主体、制度、网络的三维视角，这实际上提示我们对合作社研究可以从此三维视角进行分析，以揭示合作社的本质、运行及其演变规律。显而易见，近年来合作社研究中不乏从主体、制度维度的研究，但有质量的网络维度的研究相对缺乏。而且，该文鲜明地指出要将农民合作组织置于整个农业产业组织体系中去观察和研究，要上升到产业组织理论的高度去观察和研究，要从新中国70年的历史长度来观察和研究，这也提示我们有时应该将研究焦点超越农民合作组织，将其与农业产业组织体系、农村组织生态、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等联系起来。3.孔祥智、岳振飞、张琛：《合作社联合的本质—一个交易成本解释框架及其应用》，《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摘要：联合社是合作社发展到一定程度，为了扩大规模，联合其他合作社成立的一种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本文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对合作社联合的本质进行了探讨，解释了联合社的成因并进行了案例实证分析。联合社本质上是一种治理结构，是合作社扩大规模时，在市场、吸收新社员与建立联合社三种治理结构之间进行选择的结果。合作社选择联合的原因是在三种治理结构中，联合社节约的外部交易成本与产生的内部交易成本（治理成本）之差最大。案例分析表明：吉林星海联合社的成立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迅速扩大合作社经营规模，实现规模收益；合作社社员关系的稳定性决定了联合社是扩大经营规模的现实选择；依托成员社能够降低联合社的治理成本。关键词：合作社；联合社；交易成本；治理结构推荐词：当近年来合作经济研究越来越呈现多学科交叉态势时，该文可贵地回归到新制度经济学传统，运用交易成本理论，以案例分析为佐证，简洁清晰地探讨了合作社联合的本质，指出合作社选择联合的原因无非是选择几种扩大规模的路径中交易成本最小的那种。可喜的是，该文认为联合社本质上是一种治理结构，这显示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同合作社的本质是一种治理结构，而非财产结构或分配结构。确实，只有从治理结构（而非财产或分配）视角，才能透彻地理解合作社、联合社乃至集体行动的本质和实践逻辑。实事求是地看，该文的价值不在于其提出了什么创新性见解，而在于其回归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路径。4.刘西川、钟觅琦：《合作金融组织剩余控制权安排的另一种可能——分权型及半阁村实例》，《财贸经济》2018年第10期。摘要：除由发起人集中负责实施剩余控制权的发起人控制模式之外，合作金融组织剩余控制权安排还存在另一种可能——分权型模式，即根据风险与权利对应原则由成员采取分散化方式来实施剩余控制权。本文提出一个合作金融组织剩余控制权安排的分析框架，并在该框架下实证分析半阁村信诚农村信用互助专业合作社剩余控制权的分配与实施过程及其特点，初步验证了分权型模式的内在逻辑，即分权型模式可以根据入股情况在成员中间分配剩余控制权，通过明确和具体的成员担保机制来分散化实施剩余控制权。分权型模式的理论启示在于其揭示了剩余控制权实施存在非唯一性的可能。最后从剩余控制权“可分”的角度对当前合作金融组织实践与政策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并提出相关建议。关键词：合作金融；信用互助社；分权；剩余控制权；风险控制；信用担保推荐词：在合作金融组织研究中，人们长期以来相对聚焦于由发起人集中负责实施剩余控制权的发起人控制模式，而该文以一个现实案例提出了另一种既能使权利与风险匹配又能避免将权利和风险都集中于发起人后导致风险积聚问题的合作金融组织剩余控制权安排模式：分权式模式，这体现出作者较强的对实践问题的敏感性、对科学问题的提炼能力和理论阐释能力。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该文验证并总结了合作金融组织分权型剩余控制权安排的内在逻辑，探讨了合作金融组织成员分享并实施剩余控制权的更多可能性而且将分析重点从借款者成员移至放款者成员，从风控机制的角度探索合作金融组织分配与实施剩余控制权的新途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文还引申出对合作金融组织中民主决策模式的质疑，提出应根据风险匹配原则非唯一性地实施剩余控制权。5.马池春、马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三重维度与秩序均衡———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农业经济问题》2018年第2期。摘要：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制度根基，其四十年改革变迁是农村生产关系不断调整和完善的反映，农民利益保护与利益发展始终是这一进程的核心议题。从国家维度分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是农民利益保护的主要制度基础；从市场维度分析，合理有效的产权配置是解决农民利益发展市场化的关键；从农民维度分析，产权要素与市场要素集聚混合所带来的发展新动能与风险并存。农村过渡性市场是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程中的秩序均衡策略，其对农村产权安排的稳定性具有调控作用，对农民利益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关键词: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三重维度；过渡性市场；秩序均衡；政治经济学推荐词：集体所有制是中国特色的农村产权制度，其产权制度改革是当前农村生产关系调整和完善的反映。该文以政治经济学思维从国家、市场和农民三重维度透视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所体现出的农民利益保护与利益发展，尤其是有针对性地提出农民利益发展市场化必须要寻找一种渐进的过渡性市场策略，进而实现农民利益保护与利益发展秩序的均衡与稳定。该文的启示之一在于，既然农村过渡性市场是基于农民利益发展市场化要求而采取的阶段性策略，也是国家、市场与农民之间的秩序均衡的暂时性结果，那么，以前瞻的视野看，这种过渡性策略均衡的局限性和改革空间就是今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研究的重要议题。6.朋文欢、傅琳琳：《贫困地区农户参与合作社的行为机理分析——来自广西富川县的经验》，《农业经济问题》2018年第11期。摘要：本文从农户入社需求和合作社吸纳意愿两个视角对农户入社的行为机理进行了理论解读和实证检验。广西富川县的经验表明，农户能否入社不仅取决于农户的入社需求，更有赖于合作社对其的吸纳意愿。然而，双变量 Probit 模型的验证结果显示，农户与合作社在决策中关注的焦点迥异，前者希望入社以改善其贫困弱势，节约交易费用并规避经营风险，因此，贫困建档立卡户或有专用性投资的农户入社更积极；后者对贫困户并未表现出青睐，经营规模大、有专用性投资或以非粮作物经营为主的农户才是其吸纳重点。二者期许的“鸿沟”构成了农户入社意愿难以向实际入社行为转换的主因。人际关系、邻里行为也是合作社与农户决策的重要参考。比较可发现依据单变量二值选择模型的结果可能会对农户的行为机制做出错误解读。关键词:农民合作社；农户行为机理；入社需求；吸纳意愿；贫困地区推荐词：贫困地区农户(尤其是贫困户) 广泛参与合作社是合作社发挥减贫功能的重要前提，因此，必须正确解读农户入社的行为机理。该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从农户入社需求和合作社吸纳意愿的双重视角对农户的入社行为进行理论解读，弥补了已有研究分析视角的局限性。该研究表明，农户能否入社不仅取决于农户的入社需求，更有赖于合作社对其的吸纳意愿，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农户与合作社各自期许的“鸿沟”。值得一提的是，该文的难点在于如何准确获得合作社吸纳意愿，而该文通过在农户行为识别上采用特殊的渐进意愿挖掘式问卷设计与识别流程，从而推断出合作社吸纳意愿，再借助双变量Probit 模型对农户的入社行为机理进行实证检验，体现了作者较强的实证研究能力。7.吴理财、方坤：《典型何以可能：县域政治视角下的典型治理行为分析———对 ＨＦ农业合作社典型生成过程的考察》，《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摘要：当前政府在合作社治理中的典型偏好有其独特的产生过程和机制。地方政府的治理困境、政绩压力以及合作社内在的发展需求，共同推动着合作社典型治理的生成。典型治理是政府在社会动员不足情况下的一种选择性治理，是政府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推动多元主体参与政策实施的一种手段。县域典型治理是在政府推动下对典型地区的复制与强化，政府、精英与市场之间的互动是典型治理的动力源头。具体而言，政府治理困境和治理压力是典型治理的现实动力，市场的选择偏好是典型治理的外部推力。但典型治理主要关注政府层级内部的运转，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要转变这种现状，就必须通过制度设计保障人民群众的治理主体性。关键词：县域政治；合作社；典型；典型治理推荐词：其实该文的研究焦点并不是合作社，而是政府的典型治理，即以“树典型”进行政治治理。不过，该文恰恰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揭示了样本合作社何以成为典型。该文告诉我们，样本合作社的典型生成过程，既是一个合作社治理体制机制在政府主导下不断调整的过程，也是一个多元主体围绕合作社生存发展不断互动的过程，换言之，既是一个合作社谋求政治（行政）合法性的过程，也是一个政府、精英与市场之间围绕合作社发展而互相建构的过程。作为合作经济研究者，我们或许并不需要特别关注政府的典型治理方式，但却必须关注政府在合作社发展中的独特地位和重要作用。实际上，在中国语境中，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政府作为“政治企业家”给合作社发展带来的资源、推动和约束。8.苑鹏、陆雷：《俄国村社制度变迁及其对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启示》，《东岳论丛》，2018年第7期。摘要：通过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遗产、俄国村社制度历史演进的初步梳理发现，村社制度自中世纪至19世纪中叶前在俄国农村长期占据主体地位。1649年实施的农奴制强化了村社制度，使村社兼具成员自治组织和国家基层组织的双重属性；1861年农民革命使村社制度走向官方机制化， 共同体属性被明显削弱。1906年斯托雷平改革强制农民迁出村社、实行土地私有化，加速村社制度的瓦解，造成农民严重分化和社会的不稳定。俄国村社制度变迁带给我们的主要启示是深化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应顺应城镇化、市场化进程稳步推进， 有效利用村庄共同体制度遗产发展集体经济，是引领弱势农户群体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关键词：集体经济；村社制度；俄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民；农村公社推荐词：当我们关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变迁时，或许会想及俄国村社制度，毕竟俄国村社制度曾是国际上少有的长期稳固的基本社会结构。该文以宽阔的视野检视了俄国村社制度及其历史变迁。该文的价值不仅在于历史轨迹的回顾，更在于令人信服地让我们看到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的村社制度，是如何随着市场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必然走向瓦解的，同时提示我们既要深刻认识到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绝非重走传统集体经济的老路，也要对农村社区从封闭走向开放保持历史的耐心。这种历史辩证法的态度在当下合作经济研究中尤为可贵。9.张琛、孔祥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长演化机制分析一一基于组织生态学视角》，《中国农村观察》2018年第3期。摘要：基于“变异—演化—发展”的研究主线，本文采用案例分析方法刻画了两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长演化历程，从合作社成长演化变异因素入手，深入探究合作社成长演化机制，从组织生态学视角归纳出合作社的成长演化分析模型。研究表明：合作社成长演化的变异因素是其生存空间的扩展、优势资源的利用和组织模式的创新，其成长演化的机制体现为组织惯性的合理化、组织合法性程度的增强和组织生态位的跃升。因此，合作社的成长演化需要合理界定其变异因素，科学运用成长演化机制。关键词：组织生态学；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惯性；组织合法性；组织生态位推荐词：近年来，组织生态学逐渐引入合作经济研究领域，该文即为较为成功的一例。该文以两个典型合作社为样本，基于“变异—演化—发展”的研究主线，从合作社成长演化变异因素入手，提炼出合作社以组织惯性、组织合法性和组织生态位为内容的成长演化机制。该文的贡献首先在于提出要充分考虑合作社发展中的变异因素，并且揭示出生存空间的扩展、优势资源的利用和组织模式的创新等变异因素，其次在于提出了以组织惯性、组织合法性和组织生态位为内容的成长演化机制。该文借鉴演化经济学、组织生态学等相关理论成果，恰当地移植和应用到合作社研究领域，反映出作者敏锐的学术视野和扎实的研究功力。10.赵新龙：《合作社决议效力规则的立法构造及其适用》，《农业经济问题》2018年第3期。摘要：决议纠纷是合作社治理纠纷的主要类型，其裁判关键是明确决议效力规则。新通过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此存在明显疏漏，司法实践亦缺乏裁判依据，亟需构造决议效力规则。我国应当采取效力瑕疵形态的“三分法”模式，并根据相应的构成要件明确具体适用情形。进而，可以从形成规则、瑕疵规则、拘束力规则和救济规则等方面出台司法解释或通过合作社章程明确有关决议效力规则；法院按照正当性、必要性和实效性的标准采取有限干预原则，并运用社员权利平等规则、意思表示真实规则、正当程序规则和不违反强制性规定规则具体认定合作社决议的效力。关键词: 合作社；决议效力；效力瑕疵形态；构成要件；效力认定推荐词：合作社在本质上是一种成员民主自治的治理结构，因此，作为合作社民主治理的主要途径的成员大会、理事会会议的决议及其围绕决议的纠纷就是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而合作社决议纠纷的争议焦点，是认定合作社决议是否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以及依据何种效力规则。该文就合作社决议效力问题的法理阐释、法律实践、合作社决议的效力瑕疵形态及其适用情形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进而就合作社决议效力规则之设计及其适用提出了较为详细的想法。近年来，我国关于合作社法律的讨论大多围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出台和修订，也大多基于丰富的合作社实践中的现实问题，较少进行比较专业的法学意义上的讨论，而该文则是一篇颇为难得的、而且切中要害的合作社法学研究成果，。二、 值得推荐阅读的农民合作社应用型论文（共10篇）：1.毕美家：《关于新时代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几个问题》，《中国农民合作社》2018年第4期摘要：正视问题，理性思考，从实际出发寻找解决路径，才是促进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的科学态度。文章讨论了合作社自身发展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合作社外部发展环境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如何理性看待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偏差问题、如何在新时期发挥合作社更大的功能价值等现实问题。关键词：农民合作社；新时代；问题；思考推荐词：在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关键时期，该文系统地、客观地分析了合作社自身发展问题、合作社外部发展环境问题、如何看待理论与实践的偏差问题以及如何在新时期发挥合作社更大作用等现实问题，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在面对合作社这样一个近年来公议纷纷的现实问题，作者表现出可贵地客观态度和理性思维，尤其在如何看待理论与实践的偏差问题上，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如：我国合作社发展不能照搬西方合作社的传统模式，不应以理想主义要求其规范发展，更应基于本土实践进行发展创新，把合作社打造成为造福农业、带动农民的产业组织；有些发展模式和制度设计，已经突破了现有的法律法规规定，体现出了中国情境下的阶段性、复杂性特征。2.金炜玲：《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研究:土地股份合作社与微型企业的比较》，《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摘要：文章对城镇化背景下成渝地区两种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土地股份合作社”和“微型企业”进行了比较。两种组织形式在利益分配上存在差别:土地股份合作社通过土地折股将产业化经营的收益按股均分；微型企业则通过反租倒包由资本扶植建立小型农业公司，不以农业经营收益为主，其间产生大量的其他利益由地方政府与资本共享。相比土地股份合作社，微型企业数量更多、规模更大，这是因为在微型企业的运行中，地方政府与资本产生了合作共赢的关系: 政府通过与资本合作，获得资金、捆绑项目，以谋发展；资本通过与政府合作，获得政策补贴、项目集聚的实惠，并可以通过整理土地获取建设用地指标。政府与资本的合作关系也进一步影响了当地城镇化的建设样貌。关键词：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资本下乡；城镇化推荐词：该文是一篇值得注意的调研性论文，对成渝地区两种农业产业化组织形式：“土地股份合作社”和“微型企业”进行了比较。如其所述，土地股份合作社具有显著的农民自组织属性，微型企业更具有产业化色彩；而且，在微型企业产生和发展中，政府与资本的合作互利更加明显。尽管从目前看来微型企业比土地股份合作社体现出更大优势，但土地股份合作社是针对农业产业化的新探索，而在微型企业发展中，农业产业化只是资本发展的附属性环节。更进一步看，在当前农业产业的发展问题，不仅仅是单纯的农业生产如何经营的问题; 它深刻嵌入到政策推动背景下的城乡关系、地方政府层级间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与资本企业之间的关系当中。3.马彦丽、胡一宁、郗悦平：《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异化及未来发展》，《农村经济》2018年第5期。摘要：虽然中国农民对合作社的需求意愿毋庸置疑，但是从合作意愿到行为的转换，还需要满足一系列前提条件。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制度障碍在于社员缺乏合作理念和民主精神、兼业小农难以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以业缘为基础的制度设计未能充分考虑兼业小农的合作需求、过早面对产业纵向一体化浪潮对资金的迫切需求、允许异质性社员共组合作社却未提供防止合作社异化的制度安排。未来几十年，中国将保持规模农场与兼业小农并存的局面，应当重视引导新型职业农民对专业合作社的有效需求，同时尝试以地缘为基础的综合性合作社为兼业小农提供服务，并从制度和政策供给两方面拓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空间。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异化；合作意愿；制度障碍推荐词：合作社异化问题一直是我国合作经济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而且毋庸讳言，如果“异化”不是贬义词的话，我国相当部分的合作社都是异化的，或者说与经典合作社模式有差异的。该文逻辑地、简洁地讨论了随着合作社发展的动因和环境变化，中国农民对合作社的需求意愿还在吗？除合作意愿外，合作社发展还需要哪些必要条件？中国合作社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制度障碍有哪些？实事求是地说，该文的价值不在于其提出了什么创新性见解，而在于其坦率地分析了我国农民从合作意愿到行为的艰难转换。同时，作者一如既往地呼吁合作社的异化正在损害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必须予以重视。4.任大鹏：《合作社法的制度创新与实施的注意事项》，《中国合作经济》2018年第8期。摘要：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新法实施的背景下，文章集中讨论了取消“同类”限制、土地经营权可以入股、合作社可以对企业进行投资、联合社制度、除名制度和退出机制、严格代表大会制度等六方面的制度创新，进而分析了法律实施中在此六方面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制度创新；实施问题推荐词：作者作为合作社法的起草、修订工作的参与者，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新法实施的背景下，既阐述了新法六方面的制度创新，更前瞻地、严谨地分析了法律实施中在此六方面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在新法出台之际，人们较多地关注有哪些制度创新，也有人关注还有哪些疏漏，但很少有人关注新法中制度创新的可能性后果。作者提示我们，所有的制度创新都是有成本的，因此需要判断这样的制度创新的成本是什么，是否能实现所追求的立法目标，这也是我们今后需要关注的内容。5.孙同全：《从制度变迁的多重逻辑看农民资金互助监管的困境与出路》，《中国农村经济》2018年第4期。摘要：农民资金互助监管缺失与监管过度并存的状态严重制约了其良性发展。这种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制度变迁多重逻辑的影响。其中，从国家逻辑来看，需要农民资金互助活动的规范健康发展；从农民资金互助组织逻辑看，需要外部监管提供规范有序的经营环境。这种困境的根源在于，从政府金融监管系统的科层制逻辑来看，在现有金融监管体制单一、监管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面对数量大、覆盖面广、行为不确定性高的农民资金互助组织，金融监管系统及其从业人员基于成本收益的考量，从本部门和自身利益出发，权衡监管利弊后，选择了过度监管或不予监管，从而规避可能影响其职业发展的风险。四川省仪陇县民富农村可持续发展服务中心受政府主管部门委托监管扶贫互助社，取得了良好效果。因此，本文认为，对农民资金互助应建立“双层+双线+委托”的监管体制。关键词：农民资金互助；监管；多重制度逻辑；民富农村可持续发展服务中心推荐词：目前，我国农村合作金融正站在一个进或是退的重要关口上。该文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农村金融的支撑的前提下，深入讨论了一个关键问题：为何现有金融监管体制对农民资金互助不是监管缺失就是监管过度？或者说，中国农民资金互助组织的健康发展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监管体制？该文从国家、金融监管系统和农民资金互助组织三个层面，并基于四川仪陇的试点经验，从微观上分析了当前中国农民资金互助监管困境的生成机制，认为金融监管体制单一和金融监管资源严重不足在科层制逻辑下导致了农民资金互助监管缺失与监管过度并存的现象。实际上，农民资金互助或合作金融中必然长存的相关主体经济人理性和投机主义倾向是难以根本克服的，可以预见，农村合作金融将长期是农村金融体系（尤其在欠发达地区）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其可行空间可能日渐收缩。6.吴重庆、张慧鹏：《以农民组织化重建乡村主体性: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基础》，《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主流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具有浓厚的城市中心主义色彩，乡村不是作为独立的发展主体，而是作为现代化过程中需要被解决的问题，从属和依附于城市，乡村的人财物等资源向城市单向流动。乡村的去主体性还表现在农民的去组织化，村社共同体逐渐解体，乡村社会丧失凝聚力和内生发展动力。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必须以农民的组织化重建乡村的主体性，以乡村为主体吸纳整合各种资源要素，培育乡村内生发展动力，重塑城乡关系。关键词：农民组织化；乡村主体性；乡村振兴战略推荐词：近些年来，城市中心主义与乡村的去主体性，使乡村始终处在从属和依附于城市的状态，陷入发展的困境。作者在强调乡村振兴战略的划时代意义在于突显乡村主体性的前提下，进而讨论了新时代重建乡村主体性的迫切性和可能性，明确提出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必须以农民组织化重建乡村主体性。目前，在讨论乡村振兴战略的热潮中，大谈产业兴旺、治理有效的有之，也有谈组织振兴的，但大多都语不及乡村主体性、农民主体性。实际上，农民主体地位的确立及其组织化程度、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既是农业农村发展的主要目标，更是促进三农问题得到根本解决的重要手段。该文的价值就在于此。7.徐建群：《关于农民合作社成员建设的思考》，《中国农民合作社》2018年第1期。摘要：随着农民合作社的蓬勃发展，两个问题会越来越困扰合作社：合作社规范化建设的有效着力点在哪里？合作社再发展的新动力在哪里？不同角度有不同的答案。本文从成员建设与合作社内部规范化建设、合作社外部效益化追求关系出发，分析合作社成员建设的重要性及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循序渐进推进合作社成员建设的对策建议。关键词：农民合作社；成员建设；规范化建设推荐词：这是一篇来自合作社管理一线的、颇具价值的好文章。作者作为分管合作社工作的同志，面对一直困扰合作社发展的规范化建设的着力点和再发展的新动力这两个重大问题，敏锐地抓住合作社的成员主体性和基础性，鲜明地提出成员是合作社规范发展的根本动力，同时分析了成员建设基础薄弱的现实和原因，进而提出循序渐进努力推动成员建设的若干建议。近年来，围绕合作社规范化建设的学术研究和实践讨论比比皆是，观点也丰富多彩，说实在话，这篇文章的观点最抓住了问题的实质：没有合作社成员建设，就难有成功的合作社规范化建设。为此文和作者点赞。8.徐旭初、金建东、吴彬：《“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的浙江实践及思考》，《农业经济问题》，2018年第6期。摘要：浙江省“三位一体”综合合作实践源于习近平“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思想，落实为浙江农合联组织体系构建，具有显著的推广可能。本文梳理了浙江省“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的实践概况及其特点，进而对其中若干关键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思考。研究发现，浙江农合联的实质是与供销社综合改革紧密结合的、具有创新生态系统属性的联盟性中介组织，其实践启示在于以农合联为“体”，让供销社充当农合联执委会并承担相应功能，以增量改革推动供销社深化改革、回归农民怀抱。关键词：“三位一体”综合合作；农民合作组织；供销社改革；农合联推荐词：近些年来，浙江省“三位一体”综合合作实践（即“三位一体”农合联）引人注目，这不仅因为源于习近平“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思想和直接指导，更因为其首创了合作经济联盟性组织体系。该文在梳理了浙江省“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的实践概况及其特点，解读了习近平“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思想，对“三位一体”农合联组织体系的定位和功能、结构和治理、可持续性等关键问题进行了学术讨论。该文首次对此比较系统地进行了学理性解析，而且中肯地指出浙江“三位一体”综合合作实践的启示精髓，并不在于其农合联的具体组织形式，而既在于以农合联为“体”进一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更在于让供销社充当农合联执委会并承担部分功能，以增量改革推动供销社深化改革。9.夏英、钟桂荔、曲颂、郭君平：《我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 做法、成效及推进对策》，《农业经济问题》2018年第4期。摘要：本文对大兴、闵行、南海等 12 个试点县( 市、区) 进行调查研究，对改革主体、客体、股权设置和管理、股份权能赋予、政社分离等方面做出经验性总结。改革面临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结构复杂、资格认定难度大、大多数村庄“政社分离”条件尚不成熟、激励机制不健全、组织成员获得感有待加强、改革细则亟需从法律层面认定等问题。本文根据这些问题提出了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健全监管机制、加强政策配套支持以及探索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途径等对策。关键词：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推荐词：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因政策性强、利益关系复杂、影响深广而被认为是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重要变革。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迅猛推进的背景下，该文基于对全国多省区 12 县( 市、区)的改革试点跟踪调研，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的经验性做法、成效与不足做出分析评价，进而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作者基于丰富的调研，颇具成效地进行了条理清晰的梳理和总结，为当前和今后各地深入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供了指导性材料。在大家都很注重学术性论文的当下，其实是很需要这样有材料、有总结、有观点的好调查报告的。10.赵翠萍、侯鹏、刘阳、余燕：《传统农耕村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实践——豫省 L 村案例》，《农业经济问题》2018年第12期。摘要：基于河南省沈丘县一个普通农耕村的跟踪调研，对其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发生背景及产权设置、经营管理、盈余分配等主要做法进行了分析，认为，该合作社得以产生并稳定运营主要归因于农业生产主体的结构性弱化、家户农业经营的低效、农村能人的威权信任以及强化村级治理的现实需求。尽管合作社发展取得了经济以及社会方面的双重外部效应，但是，其在治理方式、制度规范、经营管理等方面仍然面临难题。提出，传统农耕村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发展，应本着自下而上的内生原则因地制宜发展、应始终置于合作社基本框架下规范发展、不能简单放弃“政社合一”的治理模式、地方政府应该在发现人才和地方立法两个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关键词: 土地股份合作；适度规模经营；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乡村治理推荐词：近年来，关于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研究颇多，这就是一篇相当不错的基于调研的学术讨论。在以往的研究中，土地股份合作往往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而该文则选择了一个典型农区的普通村庄，这就具有了较显著的普遍性意义。该文对样本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发生背景及产权设置、经营管理、盈余分配等进行了较详细的陈述、分析。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并未停留在简单的案例介绍上，而是提出了两个以往不太重视的关键问题：成员福利保障和要素产权流动双重目标下的成员股权退出问题，入股要素单一和调整用途受限双重约束下合作社发展空间受限带来的经营压力问题，由此可见作者难能可贵的发展眼光。

“我希望这本书的面市，会给读书不成或因为家贫在年幼时没有机会求学的小朋友们一点鼓励。”——张五常他被誉为“华人世界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屡屡参与到中国经济改革的讨论中，为中国改革开放开出药方。他被认为是最有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经济学家。他与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关系深厚，其中多位公开宣布或者承认，自己的经济学思想曾得益于他的影响。他是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喜欢用简单的经济理论解释复杂的世界，至今已经发表1500多篇文章，出版了20多部经济学图书。他的博士论文曾轰动西方经济学界，后来成了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他狂傲不羁、喜出狂言，让他在经济学圈获得“狂生”之称。很多同行经济学家对他的狂傲不羁颇有微词。在2008年前后，11名教授联名对他提出批评，批评文章大量见诸报端。但是没有人可以忽略他在经济学领域的巨大贡献，他的思想更是影响了整整一代改革者和青年学子。他就是经济学家张五常。他所有的成就其实都得益于他简单却又戏剧化的成长和求学历程。01 学校的失败与街头的成功1935年12月，张五常出生于香港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大家庭人口很多，兄弟姐妹一共11人，张五常排行第9。父亲常年在外照顾生意，根本没时间管教到每个孩子。张五常记忆中，16岁之前，父子之间从未正正经经地说过几句话，从童年到青年，大部分时间，他都是个“自由”人。一九六七年摄的香港西湾河成安街对上的山头，称成安村，张五常在图中一带长大。 （照片由高添強先生提供）1942年张五常刚满6岁时，日军攻占香港，母亲带着包括他在内的7个儿女逃难到了广西，开始了三年多的饥荒日子。在那段可怕的日子里，有两件事对他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很大影响。第一件是在没有纸笔的小村落，张五常和一位逃难的古文老师学习古文和诗词，为今后的中文写作风格奠定了基础。第二件是张五常在田野中流荡了一年，对中国农业的认识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在1966年他用中国的农业数据验证佃农理论时获得了深刻的洞察。母親与三个月大的张五常然而，张五常从小就顽劣异常，小学被开除，中学没毕业。张五常在佛山读中学时，破过三项纪录，其一，唯一从小学升初一，竟然从初一再降小六的人；其二，犯小过三次，大过五次；其三，是唯一被华英附小赶出校门的人。在学校失败的张五常，却在学校之外的街头巷尾获得了各种“成功”。十一岁成为广州的中国跳棋冠军；十五岁可以闭眼和三位下象棋的人一起对弈三局；十七岁时教一位比他小三岁的孩子乒乓球，这个徒弟1959年在匈牙利获得世界乒乓球比赛男子单打冠军；十九岁时他拿起相机，第一次拍摄的两幅作品就入选了香港沙龙，还刊登在当年的国际摄影年鉴上。1954年张五常被香港著名的中学皇仁书院开除，同一年父亲因病去世。在父亲去世前两个月，将张五常叫到医院病房，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父子认真谈话。父亲因为生意忙没有时间教导表示歉意，甚至曾经放弃了这个幼子，但是他最终改变了想法。和父亲的这次谈话可以说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父亲最后对他说：“在学校读书不成不代表事业的终结。我离开后你要到我的商店工作、学习，等待另一个机会再去争取学问。你要记住，我平生最敬重的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三年后这另一个机会出现了，张五常为了父亲遗留下来的生意到了加拿大多伦多，而这次旅程的种种际遇促成了他人生最重要的求学之路。02 求学生涯，诺贝尔奖专家环绕的世界1957到1959年间，张五常在加拿大一边看顾生意，一边补习中学课程。几经波折后，他终于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录取了，成为一个超龄的本科生。年龄超出同学很多年的张五常，却只用了三年时间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张五常开始旁听著名经济学教授杰克·赫舒拉发(Jack Hirshleifer)的高级价格理论。上课提问从不举手，喜欢随时打断老师提问，回答问题天马行空、答案无奇不有的性格，让张五常和赫舒拉发教授形成了深厚的师徒友谊。1963年开始，张五常旁听了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大师阿曼·阿尔钦（(Armen Albert Alchian）教授的六个学期的课程。阿尔钦有两个规定：旁听生不能坐在第一排而且不能在课堂提问，张五常就抓住课后阿尔钦回办公室路上的5分钟提问。终于在几个月之后，阿尔钦邀请张五常到他的办公室提问，一年后两个人可以坐下来一起探讨经济学问题。获得这样机会的学生只有张五常一人，他也就成为了阿尔钦的“入室弟子”。在准备阿尔钦的博士考试时，张五常选择慢下来，听完课程以后再去考试。其他同学一般会选择两年时间分别考完4张试卷，而张五常在5天之内考完，其中3张试卷成绩第一，1张试卷第二。1967年张五常转向芝加哥大学，在芝加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期间，张五常与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科斯漫步校园探讨经济学，科斯说张五常是最为了解他的思想真谛的人；与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领袖人物乔治·施蒂格勒共事交流，与芝加哥经济学派另一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结为至交好友。这些他共事的人物都在不同的年份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弗里德曼夫妇前来主持张五常的婚礼这些他共事的人物都在不同的年份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1969年，张五常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获得了8位经济学领域大牛的推荐信，全部对他赞不绝口，在当时传为佳话。张五常自己也说：“没有任何学生，不管是何时，不管是何地，曾经有这样的幸运际遇。”1991年，他是唯一一位未获诺贝尔奖而被邀请参加了当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经济学者。这样的际遇，在中文世界的经济学家中，恐怕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1991年12月，张五常夫妇赴斯德哥尔摩参加科斯教授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照片为科斯与张五常夫妇在一家酒店里的合影。张五常后来说，很少有学生在黄金时代先后在洛杉矶加州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学，“更没有学生能获得这两位大师(指加大的艾智仁和芝大的科斯)的日夕训诲，而这个学生竟是一个中国人，天下间哪有这么幸运的事？”03 博士论文，佃农理论引发学界轰动《佃农理论》张五常著 中信出版社出版张五常在1964年开始写论文，题目一改再改，最后暂时抛开论文去搞摄影六个月。1966年初他卷土重来钻进图书馆，在图书馆他发现了一整套的《台湾农业年鉴》，其中有非常详尽的关于台湾没给地区的每项农植的每亩产量。经过几个月的资料积累，张五常经过写下了11页论文初稿，题为《佃农理论——引证于台湾的土地改革》，第一页就预告了建议的六个结论。这时候张五常在加州的长滩大学任职，他把论文初稿寄给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导师阿尔钦和赫舒拉发，加大专门为这篇论文初稿召开研讨会，参会者大约四十人，其中有十多位教授。然而，这些教授们一致认为这篇论文的六点结论全都错了。因为佃农理论在之前已经有200年的发展，张五常从来没有考察过前人的理论，而是觉得为了解释农业经济需要有一个佃农理论。并且他提出的所有结论都与传统的理论相反。加大的教授们为了这篇论文从下午5点一直争论到晚上11点，一直没有吵出结果。过了一个月，张五常接到阿尔钦的电话，告知他可以开始动笔了，准备要写两年。张五常用了8个月时间就完成了论文，导师阿尔钦说这简直是奇迹。这篇论文的理论部分，题为 《私产与佃农分成》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and Sharecropping），1968年10月—11月发表于芝大的 《政治经济学报》（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9年《佃农理论》（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佃农理论》 主要是以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对分成租佃制度作出了新解释，推翻了以往的传统理论，建立了“新佃农理论”。1967年获得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奖。《佃农理论》是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今天《佃农理论》之价值随着时间推移其重要性越来越大，它不仅成了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而且其中的几文在期刊上发表后也成了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之作。04 街头巷尾，用简单理论解释复杂世界1980年12月，在底特律的一个回忆中，张五常见到了科斯。科斯郑重地说：“听说中国有开放的迹象，你要回到中国去。”1982年，张五常离开美国，回到了香港大学做教授，始终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洞悉着中国经济改革的走向。在很长时间里，他每周撰写两篇专栏，评点政策时政。因他身份的特殊，往往有自由而独到的见解。在1982年10月26日香港大学的就职演说上，张五常激情澎湃，要带领他的学生和同事做“时代弄潮儿”，因为“再也找不到比现在的中国更活力四射、生机盎然的经济学实验室了”。张五常（右）和弗里德曼，1989年在回到中国以后的30年里，张五常充分利用他所处的难得的时间和地点，对中国经济制度的运行做出了自己的解释。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躲在书房里穷经皓首，而是在真实的世界里往返无碍。张五常喜欢在街头巷尾跑，找资料，求灵感，试验证。他总是喜欢在日常生活中的环境观察，好奇的看待这个世界，他也愿意用简单的经济理论来解释复杂的世界。他认为经济学的实验室不是政府的统计部门，也不是校园里的办公室，而是大家日常生活中的场地。他曾经为了调查件工合约，在1969年和1975年跑到香港工厂考察，最终写出了今天都很受重视的《公司的合约本质》；他还在1984年的年宵之夜进货200多盆桔子到街头摆摊销售，最后写出了分析价格分歧的《卖桔者言》；在美国华盛顿州居住时，他在海边房子的后园将小溪改成池塘饲养鳟鱼，由此想到了所有权的归属问题，从而写出了《私产可养鱼千里》。十多年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像个疯子一样”，卖桔子、卖珠宝，研究市场交易中的现象，逛出了《经济解释》。 张五常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有趣已往。我这一辈的老人家比较特别﹐因为我们经历过战乱与饥荒的日子﹐死不掉总有些奇异的回忆可说。但像我这个小学被逐出校门﹑初中又被逐出校门﹐但终于还能在西方大学的一门学问上杀出重围的﹐可能不多见。”无论狂妄还是专业，张五常都已经呈现出更广更厚的生命维度。这一篇只是张五常童年生活的一个掠影，正是许多这样的经历造就了今天这位殿堂级的经济学大师，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之一。延伸阅读中信出版社出版图书《童年的回忆》，作者：张五常。张五常，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开创者。他于1967年获博士学位后，先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他进一步发展产权理论及交易费用概念，主张只要产权得到完善界定，即可令资源有效运用。他以《佃农理论》和《蜜蜂的神话》两篇文章享誉学界。代表作《新卖桔者言》《中国的经济制度》《货币战略论》《经济解释》等。其中《经济解释》被认为是集张五常平生学术功力之大成、也是具有深远影响的经济学经典作品。自20世纪80年代回到香港大学经济系任教，开始在香港报界以产权理论分析时局，在内地和香港两地引发强烈的学术反响。

编者按：信息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关键。而最可靠的信息是学术研究，前提是学术研究必须是真研究、真学术。与真研究相对的是伪研究，真研究是相似的，伪研究是多种多样的。提升和保持学术品味的前提是多读、多做真研究，拒绝伪研究。因此，识别伪研究就特别重要。作为最常见而杀伤力最大的一种伪研究，“口号型”文章遍布中文期刊，其中不乏一流期刊。关于“口号型”文章，复旦大学唐世平教授有过鞭辟入里的评论，虽然评论主要是针对政治学领域，但其适用性却不止于政治学研究。遂特此转发，以飨读者。以下内容来自：“文化纵横”，文章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本文对原标题做了修改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目标是贡献新的知识。而新的知识不外乎以下几种：1.告诉我们一个新的社会事实；2.提供对一个（新的）事实的新的理论解释（包括对现有理论进行深入、系统的批判，且有重新建构）；3.告诉我们看待社会事实的新视角/范式，并且展示这种视角／范式的力量；4.提出一个深刻的新问题。如果一篇文章不能够满足这四点中的至少一点，就不是好的研究文章。不幸的是，在我们相当多的社会科学的学术刊物上，仍旧充斥着 “口号型”、“标签型”以及“伪装成知识型”等貌似严肃，却并不提供任何新的知识的文章。中国的社会科学要有大的进步，要为改善中国人民的福祉有更大的贡献，我们必须与这类文章彻底决裂。总的来看，“口号型”文章基本上遵循以下两种模式：01、第一种模式，文章对一些既有理论进行（通常是草草的和不深入的）批判，用以佐证作者对新的理论需求的强调，提出“新的理论发展方向”。文章往往以自我歌颂或故作自谦结束，但通篇只见作者呼吁的方向，却不见其在认定的方向上前行半步并展示它的成果。于是乎，我们不可能知道作者提出的“新的理论发展方向” 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新的知识，因而也就无法对作者提出的“新的理论发展方向”作任何评价。例如，在一知名学术期刊上刊出的一篇关于国际关系规范理论构建的文章中，作者对已有的两个学派作了一下批判之后，便提出要 “构建（新的）规范理论”。但是，这个所谓的“新的理论框架”仅仅只是提出了构建新理论的三个新假定，却没有构建任何理论。如此一来，我们不能评估这些新的假定是否有价值。再如，同刊刊出的一篇关于国际秩序研究的文章中，作者喊出了“学界有必要对构成国际秩序的知识进行重建”的口号。但是，除了对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既有的建构主义所作的肤浅批判，以及对福柯和哈贝马斯两位“批判建构主义”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简单介绍外，读者全然不能知道“批判建构主义”怎么对构成国际秩序的知识进行重建。因为作者并没有做任何“重建”。在第一种模式下，有一类 “口号型”文章特别忽悠人。这类文章往往先表达对中国没有自己理论的不满，接下来便号召大家发展中国自己的理论（如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中国学派”），再以提出几个选项，如“立足中国文化”、“解决中国问题”作为结束。这种“口号型”文章特别唬人：因为谁能说我们不该发展“中国学派”。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文章只是号召别人去发展，自己却从不真正发展任何理论！02、第二种模式，指出一个社会事实是值得我们研究的。接下来，文章会指出研究这一社会事实需要注意的问题和吸收的理论，之后便结束了。例如，某一著名学报刊出的一篇关于中国与印度经济改革的文章指出，中国与印度经济改革具备政治学理论价值，但并没有对中国与印度经济改革中的制度变迁问题作深入的探讨，只是复述了作者以前的理论模型，在最后呼吁我们在作制度分析时应吸收“政治哲学的思想”。中国和印度的比较充其量不过是作者借题发挥的素材：整个文章根本不需要提及中国和印度。而在另一著名期刊刊出的一篇关于地区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的文章中，作者先是判定“国际关系研究在整体上是缺乏地区意识与概念的”，却又洋洋洒洒综述了一大堆“地区主义”的研究。整篇文章充斥着两个口号：一是我们应该重视地区（政治）；二是我们要“超越新地区主义范式”，“突破现有理论假设的限制”。且不管“新地区主义范式”是否真的是一个“范式”，但我们全然看不到作者的“超越”和“突破”，文末只是提出了几个问题便戛然而止了！这些“口号型”文章几乎不贡献任何新的知识。它们多半是虎头蛇尾，其中所谓理论型文章甚至对既有理论的批判都是不够的；而所谓实证型文章既没有对事实的清楚阐述，也没有对任何理论假定给予验证。这些文章还不如一项好的历史学工作，因为好的历史学工作毕竟告诉我们一个新的事实，或者把一个事情说得更清楚。这些“口号型”文章的一些作者是有一定（甚至很大）号召力的。因此，他们的口号事实上是一种权力，从而能够影响其他学者，特别是年轻后辈的学术探讨。由于这些“口号型”文章不能昭示他们提出的方向是否正确以及引进这个或那个是否有用，如果我们有学者听从了他们的号召，却走到了死胡同，那岂不是要浪费更多的资源？要号召别人，这些作者必须“以身作则”，不能让我们替他们“趟地雷”。我们都知道引进和超越，但重要的是做给我们看，从而告诉我们如何做，而不是给我们训话。03、短期内，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从学术刊物做起。凡是自认为好的刊物对这一类“口号型”文章（以及“标签型／判定型”和 “伪装成知识型”）都应该一律拒绝，并且要求作者按照他们的口号做出具体的工作，而不只是停留在口号上。这样一来，不仅刊物发表的文章及刊物本身的质量会大有提高，而且作者也能够沉下心来做好的研究。这样，杂志、作者和整个社会科学就能“共赢”。长期看，也是从根本上，我们需要从教育/训练做起。很多老师和学生并没有将社会科学研究当成为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福祉贡献力量的职业或者渠道，而只是满足于成为社会精英阶层的一分子。显然，好的社会科学成果是艰苦努力得来的。而许多人既不愿意付出艰苦的努力，但又不得不为了诸如评职称等原因而写文章凑数。如果老师不能以身作则，学生也就放羊了。如此，恶性循环，加上普遍严重的近亲繁殖，代代相传，文章数量多了，却并没有贡献新的知识。最后，如果学者要进行呼吁，比如我们该研究一个新问题，告诉我们该怎么研究一个问题，可以通过博客、论坛等网络平台。这样不仅传播速度快，而且浪费的资源最少。唐世平，上海苍潇穹宇数据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陈树渠”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BPER研究小组学术顾问。作为当代中国具有国际影响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他在国际政治、比较政治与政治理论、制度经济学、社会科学哲学、计算社会科学领域做出了广泛丰硕的成果。他的上一部英文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201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于2015年获得“国际研究协会（ISA）”的“年度最佳著作奖”。

□尹世久该书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学部)《消费者多源信任融合模型及政策应用研究：以安全食品为例(批准号：71203122)》的结题成果，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学部鉴定结果为“优秀”等级。全书共包括十三章内容，共33.8万字。一、主要内容食品安全是世界性难题，发展中国家更是普遍饱受困扰。从经济学角度来讲，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市场失灵是食品安全风险的根源。建立食品安全认证体系，成为缓解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的重要政策工具。从国际经验来看，食品安全认证体系已成为发达国家提升食品安全水平的重要途径。在此背景下，该书运用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沿着“理论与文献分析—消费者认知—效用评价—支付偏好—信任偏好—政策设计”的研究主线，提出了检验认证政策有效性的标准，深入研究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偏好及其形成机制，剖析制约我国有机食品市场发展的关键因素，揭示市场发展的内在经济规律和基本矛盾，提出了富有前瞻性、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二、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该书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基于消费者偏好的判断有机食品认证政策的评估标准，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运用大量国际前沿的研究方法和计量模型，较为系统、全面地研究了我国有机食品市场上的消费者偏好。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基于Lancaster的效用理论，采用选择实验和混合Logit模型，研究了消费者对有机食品不同价值属性的偏好，为该方法在食品安全管理研究领域的应用进行了大胆探索与创新尝试。作者在该书撰写过程中，在查阅大量原始资料和参考相关学术论著的基础上，对我国有机食品市场进行了坚持不懈的研究，尤其是根植于我国现实国情，以实地调查为基本手段，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足迹遍布山东、江苏、广东等地，取得了丰富的一手调研数据，为国内外学者研究我国有机食品市场发展提供了较为翔实的学术参考资料，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该书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在短短数年间已被《Food Quality and Preference》《Canadi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中国农村经济》等国内外较高层次学术期刊引用逾百次，《中国食品安全报》《新京报》以及人民网、新华网等数十家新闻媒体报道或转载了该书重要观点与核心内容。以本书核心内容或观点的深化研究，发表论文13篇。该书还受到了实际工作部门的重视，基于该书若干内容和观点形成的政策咨询报告，多次得到省部级以上领导同志的肯定性批示，直接服务于政府决策，为我国食品安全认证体系改革与食品安全监管提供了科学依据与重要参考。

内容来源：2019年7月13日，在主题为“从数字化到人工智能，新产业革命时代的商业模式”的长江创创社区年度大课上，许成钢教授为现场百余名长江商学院创业者校友进行了为期一天的授课。本文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未经原作者修订，版权归许成钢教授所有，发表已征得本人同意。讲者简介：许成钢，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首届经济学奖获得者，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笔记达人| 王雅鑫封面设计 &责编 | 浮灯第 3932 篇深度好文：6611 字 | 12分钟阅读全网首发活动笔记人工智能本文新鲜度：★★★★★+口感：龙井虾仁笔记君邀您，阅读前先思考：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技术，是正在兴起的新产业革命的基础。许成钢教授作为著名经济学家，将从制度经济学更宏大的视角为我们剖析人工智能这场产业革命的时代背景和关键要素。本文部分数据摘选许成钢教授主导研究的《中国人工智能指数报告》。以下，尽情享用。一、第四次产业革命在当下，许多人都有这个共识：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刚刚开始的产业革命，而这个产业革命的核心部分是人工智能。这里需要交代一下产业革命的重要性，我们习惯性地将世界上的国家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种差距是产业革命之后才有的，产业革命之前，各国没有太大差距。第一次产业革命，产生于英国，核心内容是人造动力，即蒸汽机的发明。第二次产业革命，产生于英美，核心内容是电力的发明。第三次产业革命，产生于英美，核心内容是计算机的发明。第四次产业革命正在兴起，它跟第三次产业革命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核心技术是人工智能，这个技术在此之前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就如同第三次产业革命时，作为核心技术的计算机的基本原理，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形成了，但它对社会的影响是后来才产生的。其次，产业革命早期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没有人知道新技术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甚至连接下来需要什么样的器件都没人知道。我有意地在强调这些内容，是因为现在发生的事情跟那时非常相似。正在兴起的第四次产业革命诞生于美国，我们之所以要在这里讨论产业革命的诞生地，是为了讨论产业革命得以诞生的背景条件。1.产业革命诞生的背景条件今天，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世界上至少有18个国家制订了人工智能的发展战略和行动方案。今年2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颁布行政令，其中包括要大规模调动联邦政府的资金，用在人工智能上。俄国总统普京说得很玄乎，他说人工智能不仅对于俄罗斯是未来，也是全世界的未来，这一领域的领先者将称霸世界。① 创新过程那么，什么样子的制度才能够促进科学研究发展？我们先来看一看爱因斯坦的观点。为什么要提爱因斯坦？因为100多年前爱因斯坦的突破奠定了今天世界的基础，我们至今生活在爱因斯坦的世界里。他说，如果我们早就了解我们正在做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就不能称之为研究了。这句话非常深刻。没有人能计划他做的工作，因为没有人能事先知道具体该怎么做，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所有突破都是在过程中摸索的，而不是事先知道的。他还说，想象力是最高形式的研究。想象力就不是别人能告诉你的，而是你自己想象的，科学家和科学家之间的差距全在想象力上。当我们讲制度的时候，管理制度都是自上而下的，核心内容是如何提供激励机制，也就是奖惩。爱因斯坦认为像他这样做研究的人，如果只因为畏惧惩罚和贪图奖励才能努力工作，那就成了一群无可救药的人了。② 激励机制当我们讲创新的时候，制度的核心问题是激励机制。因为创新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在一个社会中，你怎么知道谁是可以进行创新的人？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东西在驱动他的创新？其实，这种革命性的、突破性的发明创造的原始动力是好奇，而不是为了有用。为了有用，是想不出革命性的东西的。历史上的那些科学家，与电相关的法拉第、赫兹，与计算机相关的图灵，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麦卡锡等，包括发现量子力学、固体物理、半导体、DNA、RNA以及测定人类基因图谱的这些科学家，他们的驱动力都是好奇心，都是来自于探索这个世界的渴望。紧接着，就需要跟随性的研究和应用性的研究，这些研究需要外来激励机制的支撑。在原始突破阶段，好奇心本身是最强的激励机制，但到了跟随性、应用性阶段，内心的满意度会弱一些，而外来的名利刺激就非常重要。比如，各种奖励包括论文、奖金等。再到实用目的阶段，就必须有巨大的外来刺激，也就是在市场上直接获得商业利益的激励。当我们讲产权时，就是在讲市场机制。个人的产权决定了如何分配资源。制度指的就是在这个社会经济里，谁拥有资源，谁决定资源配置，这个问题直接就决定了这个集体中有没有创新的自由，有没有创新的动力。简单总结一下，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基本上都不来自于计划，而是来自于无数的自由探索。这里非常重要的是两个关键词，第一是自由，第二是无数，二者缺一不可。而无数的自由探讨是需要制度保证的，因为非常不确定性，没人知道谁能做成，所以需要大量的探索，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优胜劣汰出来的，大多数探索会失败，个别会胜出。2.产业革命是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创造性的破坏过程”这个概念是熊彼得40年代提出的。首先，产生的革命性变化背后，最重要的是对发明家、企业家提供激励机制。在市场制度下，核心是知识产权，产权里面包括了两个大部分，一部分是有形资产的产权；一部分是知识产权，这是无形资产。创新越重要，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就越重要，你可以想象当盗窃、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在一个社会上盛行，就严重摧毁了创新的激励机制。所以在一个社会里，是不是有很多人、很多机构愿意从事重大的、困难的、冒风险的创新工作，直接和有没有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关。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中，离不开一个非常基本的概念，就是垄断。什么是专利？专利就是在一个规定的时间段里拥有垄断权，这是合法的，也是必须的。第二个基本要素就是市场的优胜劣汰。只有在优胜劣汰的过程中，才有可能进行大规模的筛选，把不满足市场需要的东西筛下去，把优秀的东西凸显出来。这也是为什么创新是高度不确定的，你发明的东西能不能在市场上成功，这是事先无法预料的。第三个基本要素就是保护民间投资。为什么民间投资如此重要？民间投资是在市场上操作的，它的灵活性与对市场的判断相关。没有民间投资的话，大量的个人发明是很难获得资助的。保护民间的投资，本身也就是在保护个人发明。所以，产业革命为什么叫做“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指的就是这个优胜劣汰的过程。优胜劣汰的劣在历史上曾经是特别好的，只是因为新的东西来了，把它取代了，把它淘汰了。当我们看到新东西出现的时候，很多人想的是怎么能够后来居上，其实你跟着别人走，永远不可能超过别人，只有你发明一个别人没有的东西，你才有可能做到超越。3.深而广的人工智能应用革命我们继续进行人工智能的讨论。从下图可以看出，人工智能是个大概念，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里的一个概念，深度学习是机器学习里的一个概念。举个自动驾驶的例子。人工智能必须依靠布置在车上的大量传感器来感知外部情况，在感知过程中会制造出大量数据，这些数据被深度神经网络里（人造的神经网络）读取，然后通过计算来决定以什么速度、往哪个方向走，所谓自动驾驶指的就是这个。全自动的无人驾驶的最大困难在于，处理复杂状态下的车和车之间的协调问题。传感器要收集所有的相关信息，而且这些信息需要立即处理，这时候问题就来了，现在的传输系统无法做到立即处理。为什么5G重要？5G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如果所有车都在5G环境中行驶，传感器上的信息可以实时互传，接下来才需要人工智能的处理、计算等等。所以全自动的无人驾驶什么时候能推广，5G是个先决条件。没有5G，就无法保证数据的实时送达，也无法用人工智能去实时计算。另一个例子是阿里，阿里每年光棍节的交易是全球最大的，这是阿里创造的世界纪录。它是怎么做到的？靠的是人工智能。阿里从美国请来一流的人工智能教授，领导着500人团队设计的人工智能，用来保证高速处理这么多单的交易，才使得每年的光棍节可以搞这么大。再者，蚂蚁金服能够迅速利用网络方式提供贷款，靠的也是人工智能。二、中美人工智能指数下面跟大家分享《中国人工智能指数报告》的数据。《中国人工智能指数报告》由我和武汉大学大数据与云计算实验室主任崔晓晖教授团队共同研究制作。希望帮助大家更好理解中美人工智能发展现状。1.学术领域，中国学术论文激增，但千级期刊论文引用逊于美国。在学术会议参与方面，中美两国学者参加学术会议呈不断增长趋势，而美国每年都要高出中国。▲图1:中美人工智能期刊论文年度发表量对比从1995年至今，虽然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整体超过中国，但是中国的增长速度较快。▲图2：中美学者参加所有人工智能学术会议的总数人工智能领域的迅速发展，使得大量学者常常会把自己的短期研究成果首先会发表在学术会议上（甚至只发表在学术会议上），之后便投入到实践工作中。而学术会议的常规是，申请者的论文得到会议学术委员会或组织者接受，才获得参会资格。因此，参会人数通常可以视为会议论文发表的数量。▲图3：中美人工智能期刊论文被引用总数为了进一步将两国学者发表的论文质量进行对比，报告将论文的引用数量划分为了6个等级进行分析，分别是千级(引用量 1000 及以上)，百千级(引用量 500-999)，百级(引用量 100-499)，十级(引用量 10-99)，个级(引用量 1-9)以及零 级(引用量 0)引用量文章。统计的次数是每篇论文截止 2018 年 10 月的总引用次数。以千级和零级两个极端的级别为例：▲图4：中美千级期刊论文引用总数量对比分析对有高等级影响力的千级论文（是指每一篇论文被引用的数字超过了1000次），中国与美国差距巨大，中国只有个别的产生大影响力的论文，而在美国则比较多一些。▲图5：中美零级期刊论文发表总数量对比分析这一部分是发表的这些论文是从来没有被任何人引用过的。从2011年之后，中国大幅度的超过美国，而且超过了很多，这个很有趣。为什么中国很多论文从来不被引用？原因可能有两点：第一，这些论文讨论的问题是在比较狭窄范围里的应用问题，有兴趣的人少。第二，中国的激励机制所致。中国的科研体制是计算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上发了多少篇文章，为了职称评定，学者被迫拼命发文章，却不注重文章的影响力和价值贡献。2.人才分布，AI人才中国是精英模式，美国则量大面广。决定一国人工智能长期竞争力的是人才要素，美国的人工智能工程师远比中国多。▲图6：根据从业时间分为五个不同类别进行的中美AI人才分布对比据领英（LinkedIn）人才数据库显示，中国的AI人才总数为5万人，而美国的AI人才总数为83万人。美国AI人才总数是中国的16.5倍之多。如果把中国人工智能领域所有的从业人员（领英里面搜集到的），按照他们已经工作多少年划分的话，可以看到，中国人工智能领域工作10年以上的不到39%，相比之下，美国超过71%的人工智能领域的人，工作了10年以上。在中国，人工智能是更年轻的行业，而在美国虽然领域是年轻的，但是里面的多数人并不年轻，是有充分经验的。▲图7：根据子领域划分对比的两国AI人才分布比例人才分布方面，中国在智能交通/自动驾驶，智能/精准营销, 硬件/GPU/智能芯片需求比例要多于美国，但在算法、机器学习的方面，美国不但人才的比例比中国大，人才总数也是中国的20多倍。3．产业领域，AI创业公司数量少于美国。从产业领域的角度看，中国活跃的人工智能创业公司在2012年之前要多于美国，但是在2012年以后美国超过中国，且增长速度大幅度提升，而中国在2015年以后开始下降。▲图8：中美人工智能领域创业公司数量对比据了解，美国私营部门正在开足马力发展AI技术。美国与人工智能有关的企业数量远超中国。美国的投资力度似乎也很大，例如，谷歌公司、苹果公司、脸书网站、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微软公司和亚马逊公司等总部设在美国的企业，其研发支出总计高达54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开支进入人工智能科研领域。最近二十几年里，中国活跃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整体上呈快速发展趋势，2016年超过400家，达到顶峰。中国活跃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数字在2012年之前多于美国，但是在2012年以后被美国超越。尤其是在2016年之后，美国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数量快速上升， 2018年超过600家，而中国则在2016年之后下降，在2018年降至不到200家。4.开源软件包的使用和开发，93%的中国研究者使用的开源软件包是美国开发的。中国在最近三年里，关注人工智能开源软件包的总数迅速上升，并在2017年秋超过了美国。▲图9：中美 AI 研究者的 AI 软件包关注总数对比但是，几乎93%的中国研究者使用的人工智能开源软件包，是美国的机构开发提供的。中美两国人工智能研究者使用最多的软件包是Google开发的TensorFlow。在2018年初，中美研究人员对此的关注人数，分别达到将近9000人和约7000人。整体上中、美AI研究者关注美国机构开发的开源AI软件包的数字，相当于他们关注中国机构开放的软件包数字的20几倍。这表明中国研究者在基本算法方面，对美国开源软件包的依赖。5.公众认知及媒体报道，中国对AI的公众认知正面情感高于美国。从公共认知及媒体报道的角度看，中美两国对于人工智能的报道正面情感要高于负面情感，而中国的正面情感比例相对更高一些。▲图10：中国、全球(英语国家)人工智能文章正负比例《中国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收集的媒体大数据显示，在2014年之前，中国媒体对人工智能的正面报道略多于负面，差距不大。此后，负面报道持续下降，正面报道逐年增加，全面压倒负面报道。相比之下，全球英语世界的报道，多数属于没有正负之分的中性。在2013年到2015年之间，正负报道之间的差距曾经大幅度缩小。在2016之后，正面报道大幅度提高，而负面报道则没有显著变化。这个趋势与2016年之后美国人工智能投资初创企业的快速增长高度相关。总之，在深度学习的应用方面，如果我们只看规模，中国和美国已经非常接近有一些地方甚至是超过。但是，在人工智能的基本算法、芯片、传感器等等许多的方面，中国都落后于世界上多数的发达国家，除了美国外，还有比如，英国、德国、日本、以色列等国家。美国的AI产业布局非常完善，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都有涉及，尤其是在算法、芯片和数据等产业核心领域，积累了强大的技术创新优势，各层级企业数量全面领先中国。相比较而言，中国在基础元器件、基础工艺等方面差距较大。三、人工智能：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人工智能的发展，无论是速度、广度，还是深度已经是革命性的。比如金融监管、会计、网上客服等等很多服务都不是真人提供的。电商的快速交易，以及网上金融的相关领域，背后基本上都是人工智能在支撑。我这里主要提及高技术领域、金融领域和零售领域，因为在这三个领域里，背后支撑运营的都是人工智能。很多领域都会深刻地被它改变。从技术角度来概要一下这方面的发展，我想要强调的要点是：目前人工智能或深度学习的应用方面，核心在于能不能应用在于你所在的那个场景，你要有能力识别它，有能力去执行它，深度学习里的核心部分就是，你走得快，形成规模，你的边际成本就几乎是零。而你能不能走得早，全在于你有没有能力识别你的场景。如何识别能否应用深度学习的场景？靠你和人工智能专家的联手。最后，当我们做对比时，我们看到人工智能的整体状态，这里我们应该重视三个方面：1.新算法新算法中一定会有重大突破，会打破我们熟悉的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打开广泛的应用大门。这里非常重要的部分是，算法跟物联网怎么连接，自己解决数据搜集问题，这是其中的重要部分。2.量子计算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跟人们已经知道的计算机没有太大关系，这就取决于整个物理科学、量子力学方面的基础研究。3.传感器物联网顾名思义就是每一个东西上都有传感器，传感器的研究依赖于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等基础学科。这不是你想发明就能发明出来的，那是无数人的想象力积累出来的。这就是今天分享的主要内容，谢谢大家。*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笔记侠立场。加入笔记侠官方圈子，与牛人一起交流进步！

由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创办的当代经济学奖，5日晚在深圳举行颁奖仪式。第三届获奖者王江和熊伟、第四届获奖者林毅夫、魏尚进获颁金质奖章及证书。“当代经济学奖”由当代经济学基金会设立并组织评选。该奖项宗旨是通过奖励在经济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华人学者，鼓励理论创新，繁荣经济科学，为人类经济思想发展作出贡献。该奖项奖金总额200万元人民币，颁金质奖章及证书。“当代经济学奖”提名人由基金会学术顾问、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特邀海外著名学术期刊主编、特邀国内著名学术期刊主编组成。第三届当代经济学奖得主为麻省理工大学金融学教授王江、普林斯顿大学金融学教授熊伟，主要奖励他们在金融学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王江的重要贡献集中在将市场摩擦引入新经典金融学理论，形成新的资产定价的理论框架；熊伟的重要贡献集中在研究市场摩擦与投资者行为偏差，如何导致金融市场中的不完备与低效率。第四届当代经济学奖得主为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毅夫、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魏尚进，主要奖励他们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林毅夫荣获此奖的理论贡献主要集中在农业经济学与制度分析、中国经济改革发展；魏尚进的理论研究涉猎多个领域，具体包括经济发展，国际金融及汇率、国际贸易、腐败与制度经济学问题等。当代经济学奖第一届得主为钱颖一、许成钢，第二届得主为邹至庄、陈晓红。作为往届获奖代表，许成钢视频现身祝贺，陈晓红发来贺信。在颁奖典礼上，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萨金特、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拉尔斯·彼得·汉森、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里斯托弗·西姆斯，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也发表了视频祝贺演讲，分享他们对于四位获奖者学术成就的看法。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到场祝贺。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总统经济顾问杰弗里·弗兰克尔、2001-2003年世界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等人特地送来视频祝贺。（文章来源：深圳商报）

第一版序言 　 近年来，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们开始致力于法律的经济分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方法来阐述法律领域中的各种争议和问题。以前，法律经济学只是反托拉斯和公用事业管制这些领域内的交叉学科；现在，热心于阅读学术期刊的人们会发现，经济分析还被运用于以下领域：犯罪控制、意外事故法、契约损害赔偿、种族关系、司法行政、公司和证券管制、环境问题及当代法律制度中引人注目的其他领域。经济学在法学教育中不断增长的重要性表现为，许多法学院任命经济学家为其教员，法学院的课程逐渐充满着经济推理和证据。　 由于经济学是一门技术性学科（而且正日益变得更加技术化），所以，将经济学运用于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就给那些没有良好经济学功底的法律院校学生、教师（而且大多数都这样）带来了很多困难。造成这些困难的原因是，没有任何可供其使用的法律经济学教材。有两种办法可以明显地用以弥补这种缺陷。其一，用一部基础经济学教材——但它应着重于与法律有着特殊关系和包括着法律阐述的经济学领域。其二，用一部摘录自法律经济学文献的著作。然而，本书所走的是第三条道路，即试图将两者的优势结合起来。它将相关的经济学理论编织成一种对法律制度中制度和规则的系统（虽然肯定是不全面的）研究。这种方法能使将经济学运用于法学的主要学术文献得以概括，并在有些方面得以发展，又不受禁止引用技术术语或不适当细节的影响；而且它使读者所面临的经济学不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而是一种相当广泛地运用于法律制度中各种不同问题的有效分析工具。重视具体运用而非抽象理论应该是适合于受案例方法训练的法律学生的。本书中对现代福利经济学术语（如“帕累托最佳状态”等）的严格限制使用（如果不是完全不用的话）是为了防止学生将经济分析与掌握经济学词汇混为一谈。　 本书的主要宗旨在于，用作法学院中法律的经济分析课程的教材，也可供有兴趣发现经济学对他们理解法律程序所起作用的学生用作补充阅读材料。想更为系统地研究经济学的法律院校学生可能会发现，本书是对两本优秀而又难读的价格理论教科书的介绍。当我最早与法律院校学生（和教师）讨论本书腹稿时，很少以先前的法学知识为先决条件，所以它对研究与法律有关的经济学感兴趣的经济学和商学院校学生也会有用。最后，我认为，由于本书不仅概括了法律的经济分析的文献，而且增加了一些其他内容，所以它可能会吸引对与法律有关的经济学感兴趣的职业律师和经济工作者成为其读者。　 由于许多法学教师不习惯于用教材讲课，所以对在课堂中使用本书的方法提些建议可能是合适的，我希望本书在许多方面的叙述是很清楚的，不至于要求指导教师用更简单的术语为学生解释。他应该可以用课堂的时间来探究学生理解的程度；既可以按本书向学生提出问题，也可以与学生一起研究脚注和各章末的问题；许多问题涉及本书并未讨论的领域。指导教师还会用课堂时间来探究经济分析作为解释和规范工具的局限性。我未能在本书中强调这些局限性，部分的原因就是为了让学生和教师通过提出和论证这些局限性从而对此提出挑战。我相信学生们会积极地从事这一工作。　 脚注中和每一章末的参考文献对那些愿意进一步研究法律经济学文献的读者而言是极为有用的。　 我要感谢费希尔·布莱克、沃尔特·J·布卢姆、罗纳德·H·科斯、哈罗德·德姆塞茨、理查德·A·爱泼斯坦、欧文·M·菲斯、斯坦利·A·卡普兰、海因·D·科茨、亨利·G·曼尼、伯纳德·D·梅尔策、乔治·J·施蒂格勒，他们对我早期的部分手稿进行了有益的评点。我还要感谢参考文献为我提供的帮助，遗憾的是还有一些重要的文献没能记载在内。我在本书第一篇中提出的有关普通法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70年哈罗德·德姆塞茨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举办的财产权研讨班上我与他的交谈。第7章中所提出的反托拉斯法分析深受阿伦·迪雷克托大多数未（依其自己名义）出版的作品的影响。我最为感激的是那些通过其作品和谈话而使我对经济理论和经济学与法学间的关系有了更丰富的全面理解的人们：加里·S·贝克尔、罗纳德·H·科斯、阿伦·迪雷克托和乔治·J·施蒂格勒。　 理查德· A·波斯纳　 1973年3月 　 《法律的经济分析》 理查德·A·波斯纳著 　　 第二版序言 　 出版于1973年的本书第1版，主要是在1972年写就的。自那时起，将经济学运用于法学研究的文献已增加很多，从而使第1版现在过时了。我写作本书第2版的主要目的就是收编近来出现的文献。在这一版中得到广泛深入修正的论题有：侵权损害赔偿、法律规则制定、契约、家庭法、公司信贷和信托投资法。另外，我还利用这一机会，在修改重要问题的同时也修改了次要问题，在修改实质性内容的同时还增加了一些思考题和参考文献，我希望这将增加本书作为一种教学工具的有效性。　 本书的第1版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评论，而且我已将评论者提出的一些建议编入本版。然而，有三种批评意见我是不能接受的。第一种批评意见认为，本书不适当地将经济学在法学研究中的规范和实证运用区分开来；这种区分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本书所强调的一个观点。第二种批评意见认为，本书没有对讨论的各种不同的法律问题进行足够深入的研究。这种观点误解了本书的目的，本书并不是一本旨在研究美国法律制度的专著，而是一本用经济学阐述法律问题的教科书；由此，这些问题只能得到例证性的研究，而不能得到彻底全面的研究。很明显，我不会认为（例如）联邦税法能在一小章的范围内得到充分的研究。但是，我的目的不在于研究联邦税法；我的目的是提出一些用经济分析来阐述的税收问题。第三种批评意见是．由于本书对法律的讨论只限于经济分析，所以它对法律问题提供了过于窄狭的视野；一应评论者还责备我没有引用人类学家们对财产权的研究。但是．我的目的过去不是，现在仍然不是为法学研究提出社会学、人类学或哲学的方法；我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法律研究的经济学方法——这对一本书而言已经足够了。　 自本书第1版出版以来，已出版了三种法律经济学读本；我把它们推荐给本书的读者。另外，对不了解和以前没有接触过经济学的本书读者而言，近来出版了一本特别适合于他们的基础性价格理论教科书。　 而且，本书第1版出版后，经济学家威廉·M·兰德斯被聘为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兰德斯教授和我进行了一系列的合作研究，成果摘要被编入本书的不同章节。但是，除了这些研究之外，本书中的一些新思想也来自我们的合作教学和对法律经济学的许多讨论。他对本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最后，我想感谢沃尔特·赫勒斯坦、安东尼·T·克朗曼、伊丽莎白·M·兰德斯、威廉·M·兰德斯、埃德华·P·拉齐尔、罗伯特·H·麦努金、伯纳德·D·梅尔策、乔治·L·普里斯特和乔治·J·施蒂格勒，他们对本书的手稿进行了有益的评点；还要感谢的是：菲力普·哈里斯、安德鲁·M·罗森费尔德和卡尔·E·威特希的研究助理工作，克拉拉·鲍勒的引证查对工作及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法律经济学项目的经济资助。　 理查德· A·波斯纳　 1977牟5月 　 《法律的经济分析》 理查德·A·波斯纳著 　　 第三版序言 　 20世纪后25年法学理论方面最重大的发展也许是经济学被不断广泛地运用到法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包括那些既很基本但又明显不具有经济性的侵权、刑法、家庭法、程序法和宪法。它为完全可预料的关于这一运动的争议所困扰，运动本身不仅对方法论提出了挑战，而且对许多传统法学家、法律学生、律师、法官的政治倾向提出了挑战——它常被嘲笑为不仅有障碍作用，而且明显是错误的——然而，法律的经济分析仍然致力于引起不断增长的学术和实践兴趣，使文献的广度和深度得到了发展。　 当本书第1版在1973年出版时，还没有经济学在法学中应用的教科书和专著。那时，本书就具有这两方面的意义。现在，这虽仍然是唯一的一部专著，但它不是仅有的教科书了。目前市场上有一些编辑而成的读本，主要是由法学家们特地为学生准备的；也有两部经济学家著的教科书和一部经济学家编的案例著作。但是，其中没有一本在广度和深度上能与本书相匹敌。　 撰写法律经济学教科书最基本的选择是结构上的：是用经济学原则还是法学原则组织本书呢？如果用经济学原则，那么法律原则将被作为例证而依附其上。无论这种研究方法有多少优点，但它还是不足以传播法律原则和制度完整结构的适当观念。法律是一个系统；它有一个经济分析能启发的整体，但要明了这个整体，就必须研究这种系统制度。本书试图使经济原则在系统的（虽然肯定是不完全的）法律原则研究中得到体现。如果看一下索引就会明白，本书讨论了大量微观经济学的论题，虽然其顺序与经济学教科书并不一样。由于很多法律制度是关于非市场行为的——家庭、犯罪、事故、诉讼和其他许多远离传统市场的经济理论的行为——本书与传统微观经济学教科书相比，更重视非市场行为经济学。与大量极重视对法律进行法学的、经济学的规范分析的著作相反，本书注重对法律进行实证分析：经济学的应用使法律制度原则更清晰地显现出来，而不是改变法律制度。　 本书没有预先为读者提供经济学方面的知识。不熟悉数学的法律院校学生们不必为本书担忧。本书也没有预先为读者提供法学方面的知识，虽然它对至少学过一些法律知识的人们比没有学过任何法律知识的人更有用，但它的确也向经济学家及其他愿学些法律知识和或许作这一方面研究的社会科学家们介绍了法律。最后，正如我所说，本书是一部法律的经济分析的学术专著，但它确实比预想的要略显简短和不够全面，这是因为本书主要是为学生所写。虽然大部分的思想来自以前的出版物（每章之后都有参考书部分），有的是我自己的，有的是其他学者的，但本书像前几版一样，包含了大量的原始分析。　 读过本书前几个版本的人会惊讶地发现我对本版作了相当广泛的修正。自1977年（第2版出版的时候）以来，不仅已有大量有关法律经济学的学术成果产生，而且自1981年以来我成为联邦上诉法院法官，这促使我努力探究将经济学运用于那些我作为专职教授和法律顾问时未能深入研究的领域，从而使我能对自己相关领域的一些思想作了修正。我希望这些努力能使本书成为一本更完美的著作。我知道本书篇幅比以前更大，为此，我要对教学和学习提个建议；本书要在一个学期或半个学期内教完是不可能的，本书课程的教学，在法学院最好安排在第二学年的下学期，或第三学年的上学期，我建议尽量只要教第一至三部分（基本经济原则、普通法、垄断管制）加第六部分（法律过程，包括程序）。但我希望学习这一课程的学生要自学本书的其余部分，因为他（或她）会发现其他部分既有利于理解他们讨论的法律领域，又有利于对课程讲授部分理解的加深。　 我的一些朋友和同事非常热情地阅读并评述了本书的各章：道格拉斯·贝尔德、玛丽·贝克尔、沃尔特·J·布卢姆、克里斯托弗·德穆思、弗兰克·埃斯特布鲁克、罗伯特·埃利森、丹尼尔·费谢尔、沃尔特·赫勒斯坦、詹姆斯·克里尔、威廉·M·兰德斯、索尔斯·列夫莫尔、迈克尔·林赛、萨姆·佩尔兹曼、卡罗尔·罗斯、安德罗·罗森菲尔德、斯蒂文·谢弗尔、乔治·J·施蒂格勒、杰弗里·斯通、卡斯·森斯坦、罗伯特·威利斯。我还非常感谢他们：担任我研究助理的德怀特·密勒、基思·克罗和理查德·科德雷；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法律经济学研究项目为此提供了资助；罗伯特·姆罗夫卡为第13章的图13．2和13．3提供了解释；我的夫人查伦为我的编辑工作提供了帮助。还要感谢那些经济学家，是他们对我经济思想的形成发挥了最重要作用——加里·S·贝克尔、罗纳德·H·科斯、阿伦·迪雷克托、威廉·M·兰德斯和乔治·J·施蒂格勒。　 理查德· A·波斯纳　 1985年10月 　 《法律的经济分析》 理查德·A·波斯纳著 　　 第四版序言 　 这本学术教科书最早出版于1973年，现在是它的第4版。它的主题是对法律规则和制度的经济分析。与有关本主题的其他教科书（没有其他的学术著作）不同，本书的范围几乎涉及全部的法律制度并将重点置于非市场行为的法律管制——不仅包括我们熟悉的犯罪、事故和法律诉讼等例证，而且包括（经济学家们）不太熟悉的吸毒成瘾、性行为、代理母亲身份、海上救助、宗教礼仪等例证。本书的组织原则也与其他书不同，它依法律概念而非经济学概念进行排列。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将法律作为一个系统来观察、把握和研究，这一系统可用经济分析的方法进行阐明、揭示并在某些方面进行改善。同样，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将经济学看作是理解和改革社会习惯的工具而非是一种复杂的、令人退缩的正式数学系统。本书中的经济学解释强调了经济原则的统一性、简明性和有效性，但也涉及其艰涩性。经济学在这里的出现并不是非常正式的，本书而且假设读者此前对经济学是不了解的。　 你不可能从一本书中就能学好经济学，本书做不到，其他书也做不到。对经济学的感觉、技巧和熟悉随着对法律的感觉、技巧和熟悉而慢慢发展。本书并不重视经济学的正式和系统方面而偏向经济学的运用，从而成为对更为传统的教科书的补充而非替代。与普通的微观经济学或价格理论教科书相比较，本书包含了更多的基础理论。因为其范围不是由某些预先确定范围的经济学所决定而是由法学所决定的，所以其不仅包括价格理论中的标准主题，还包括了福利经济学、劳动经济学、财务理论、财政理论、人口统计学、家庭经济学、公共选择、产业组织等学科所讨论的问题。这种讨论的广泛性的代价是对有些领域的讨论不够深入。即使是在法律的经济分析的中心领域（研究财产权、契约和公司等课题），近年的研究进展也非常迅速，以致我在许多方面只能做肤浅的论述。脚注中和章末的参考读物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全面的，但它们能使希望进一步研究书中有关主题的读者发现寻找有关学术文献的途径。　 虽然本书保留了第3版的基本结构，但1985年10月（本书前一版出版时）以来法律的经济分析的持续快速发展使本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是增加了内容。　 我要感谢简·迪威斯、蒂法尼·哈斯特和卡左西寇·萨诺等研究助理对我的帮助；感谢尤拉姆·巴兹尔、爱伦·西凯斯，尤其是戴维·D·弗里德曼，他们为本书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还要感谢约翰·多诺休、伊恩·爱雷斯在其对本书第3版的评论（《波斯纳第3交响曲：对难以置信的问题的思考》，载《斯坦福法律评论》，卷39，第791页，1987）中提出的批评意见，我从中得到了启示。　 理查德· A·波斯纳　 1992年3月 　 《法律的经济分析》 理查德·A·波斯纳著 　　 中文版译者序言 　 一　 本书作者理查德· A·波斯纳（Richard Allen Posner，1939－－）是70年代以来最为杰出的法律经济学家之一。他将人们从互相自愿的交易中各自获得利益的简明经济理论和与经济效率有关的市场经济原理应用于法律制度和法学理论研究，为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从而对法学一般理论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理查德·A·波斯纳，1939年1月11日出生于美国纽约市。1959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A. B．）；196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LL．M．）。1963年开始为纽约律师协会会员。1962～1963年，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J·小布雷纳法律秘书；1963～1965年，任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委员助理；1965～1967年，任美国联邦司法部副部长助理；1967～1968年，任美国总统交通政策特别工作小组首席法律顾问；1969～1978年，任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和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1978～1981年，任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和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李·布雷纳·弗雷曼讲座法学教授；1981年至今，任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七巡回审判庭（芝加哥）法官、首席法官和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法律经济学高级讲座主持人。此外，他还是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AAS）和美国法律学会（AI.I）会员；1971～1981年，为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1961～1962年，任《哈佛法学评论（HarvardLaw Review）》编辑；1972～1981年，主持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法学研究期刊（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编辑工作。　 波斯纳的主要著述有：《法律的经济分析》（ 1973年，第1版；1977年，第2版；1986年，第3版；1992年，第4版）、《反托拉斯法：一种经济透视》（1976）、《正义经济学》（1981）、《侵权法：案例及经济分析》（1982）、《公司法和证券管制经济学》（1980）、《联邦法院：危机和改革》（1985）、《法律和文学》（1989）、《法理学问题》（1990）、《过失的理论》（载《法学研究期刊》，1972）、《法律程序和司法行政的经济研究》（载《法学研究期刊》，1973）、《经济管制的理论》（载《贝尔经济与管理科学杂志》，1974）、《垄断的社会成本与管制》（载《政治经济学期刊》，1975）、《法律的经济学研究》（载《得克萨斯法律评论》，1975）、《履约不能与契约法相关学说：一种经济分析》）（载《法学研究期刊》，1977）、《功利主义、经济学和法学理论》（载《法学研究期刊》，1979）、《经济学在法学中的运用和滥用》（载《芝加哥法学评论》，1979）、《最近侵权理论中的集体正义概念》（载《法学研究期刊，1981》）等等。波斯纳的著述甚丰，几乎涉及法律经济学的每一领域。他坚定地认为，法律应该在任何领域引导人们从事有效率的活动。　 二　 法律经济学的发端、成长、发展是近30年来世界范围内法学理论研究的一大成就，为法学研究开拓了一块新的领地。尽管它的稳固建立并不意味着没有批评意见的存在，有人将“芝加哥学派”视作“凶猛的风暴”；有人认为经济学是市场科学，所以非市场行为无疑在它的领域之外；有人怕法律经济学研究同时给经济学和法学招致臭名；也有人怀疑经济学工具对法律研究的可能性和有效性……但所有这些善意的批评或恶意的攻击都没有阻碍法律经济学循着它合理的轨迹长足发展。法律经济学家们坚信，“批评只会促进而不会阻碍任何新思想的发展。”具体的明证是：30年来，一些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的创立；一批研究项目、研习班和专门学位的开设；“法律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课程在法学院的普遍讲授；有关刊物和书籍等文献的不断增长。　 也许正是因为法律经济学正处在蓬勃发展时期，要给予它一个确切的定义是困难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努力获得一个独立的领域并被命名为法律经济学的这一学科的目的是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的有关实质性知识结合起来。”如果要给定一个初步的解释，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定义：法律经济学（LaW and Economics、Economics of Law、Eco－nimic Analysis of Law或Lexeconics）是用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而且主要是运用价格理论（或称微观经济学），以及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的学科。它是法学和经济学科际整合的边缘学科：一方面，它以人类社会的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故成为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或法理学的一大流派；另一方面，由于它以经济理论和方法为其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工具，故又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　 当法学陷入严重困惑和纷争的时候，法律经济学的开拓者们勇敢地肩负起了改进方法、扩展领域的重任——将经济学这一在现代社会被更适当地看作方法论的学科理论和工具用于解决法律问题，以促进社会的效率、公平和有序。　 三　 尽管作为学科的法律经济学是近30年来的事，但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研究法学理论和法律制度一直可以追溯到贝卡利亚、边沁、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及阿道夫·瓦格纳甚至更早，还有20世纪美国制度经济学派中最著名的代表康芒斯。但又因种种变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1920～1960），法律经济学的研究却身败名裂了。经济学家们视之漠然，法学家们则热衷于自己永无尽头的案例分析而无暇顾及这一社会科学方法对法律研究的运用。然而，法律经济学的技术性研究还在某些具有明显经济目的和意义的法学领域内进行，如反托拉斯法、公共事业管制等。　 法律经济学的复兴无疑是与40年代早期芝加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亨利·西蒙斯（Henry C．Simons）的启蒙工作及其后艾伦·迪雷克托（Aaron Director）的努力分不开的。而其发展的真正起步标志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法律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的创办，它为这一领域崭新工作的公之于世作出了卓越贡献。可以这么说，它的创办（1958）是法律经济学运动的里程碑。　 60年代是法律经济学的初创阶段。这一时期的一些经典论文为法律经济学的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其中最为杰出的是：罗纳德· H·科斯（Ronald H Coase）的《社会成本问题》、 G·卡拉布雷西（G．Calabresi）的《关于风险分配和侵权法的一些思考》和A·A·阿尔钱恩（A.A.Alchain）的《关于财产权的经济学》。科斯的论文在法律经济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并由此引起了至今仍在进行中的激烈论争。科斯将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视作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机制的代价，即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他认为，只有当政府矫正手段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收益促成有关当事人的经济福利改善时，这种矫正手段才是正当的。而那种认为市场交易需要成本，政府矫正手段没有任何代价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并被实证为虚假的结论。他认为，问题的解决绝没有普遍的方法，只有对每一情形、每一制度进行具体的分析，才能提出符合实际的、基于成本－收益分析选择的特定法律。他还认为，在一个零交易成本的世界里，不论权利的法律原始配置如何，只要权利交易自由，就会产生高效率的社会资源配置。他含蓄地表明：各种法律对行为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是交易成本，而法律的目的正应是推进市场交换，促成交易成本最低化。这样，科斯的理论就为法律的有效实施和高效率法律的制定的经济评估提供了方法论的起点。卡拉布雷西的论文是从经济学视角研究侵权法的首次系统尝试。他试图表明这样一种理论：简单的经济原则能使法律产生整体合理化的力量并为社会意外事故的损失分配提供系统标准的基础。阿尔钱恩关于财产权的论文试图将效用最大化理论扩展到法律制度的研究，从而表明：不仅是经济制度决定了特定的经济现象，而且，财产权的进化、发展本身也还是受经济力量支配的。　 几乎与此同时萌发的是另外两个方面的法律经济学发展：其一是经济学家们试图通过追求最高自身利益的经济人行为假设以解释政府和官僚行为，旨在发展在基本方面相似于商业市场个人行为的非市场行为模式，即公共选择理论（Theory ofPublic Choice）。这一全新理论的杰出代表是当时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和弗吉尼亚大学公共选择研究中心的创立人和领导人詹姆斯· M·布坎南（James M．Buchanan）和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其二是将微观经济学，即价格理论运用于非市场行为研究，而此项工作的开展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加里·S·贝克尔（Gary S．Becker）的先驱性工作，他将效用最大化假设运用到了所有个人选择领域，包括婚姻、家庭、家务、歧视、犯罪和人类行为一般理论，无论其是否发生在市场。　 以上的发展基本上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使以后法律理论、侵权法、财产权法等一系列问题的经济研究有了理论基础。　 70年代是法律经济学的成长时期。在这一时期，法学家们以60年代的经典理论为指导，日益深入和广泛地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分析、评估法律。通过法律经济学家们10年的不懈努力，终于使法律经济学成为法学研究中一个必不可缺的领域。具体表现为：除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和耶鲁大学法学院早已以极大热情投入这一运动外，北美和欧洲一些有声望的大学法学院都在这一时期设立了法律经济学研究项目——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多伦多大学、牛津大学等；还有哀莫里大学和迈阿密大学的两个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先后创设；最值得庆幸的是作为法律经济学经典专著和教科书的《法律的经济分析》的问世和一些期刊的创办。　 这一时期甚至直到目前，法律经济学最为杰出的代表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波斯纳（Richard Allen Posner），他以其杰出的经典著作和迄今最为优秀的教科书《法律的经济分析》而誉满学界。当本书第1版在1973年出版时，它就具有专著和教科书两方面的意义，因为当时它是唯一关于法律经济学全面理论的一本书。目前，虽已有了其他教科书、专著和案例著作，但由于作者四易其版，1992年出版了《法律的经济分析》第4版（在1986年第3版基础上作了很大的扩充和修正），故迄今为止，还没有一本书能在广度和深度上与之匹敌。首先，他在著述中证实：简明的经济学概念可以被用来讨论法律领域中非常特殊的问题，经济效率的概念可以解释法律制度的结构；其次，他通过自己的著述、讲座和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法学研究期刊》（Journal of Legal Studies）的主编工作促成了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在北美真正创立并将法律经济学展示于法律界，从而不仅对法学研究的方法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且正在改变着许多传统法学家、法律专业学生、律师、法官和政府官员的行动哲学。　 另外几位在法律经济学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学者是：芝加哥大学名誉教授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A VonHayek）、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威廉· M·兰德斯（William M．Landes）、戴维·弗里德曼（David Friedman）、哀莫里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主持人亨利·曼尼（H．G. Manne）教授、斯坦福大学法律经济学项目主持人A·米切尔·波林斯基（AMitchell Polinsky）教授、牛津大学社会法律研究中心教授和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维尔杰诺弗斯基（C．G．Veljanovski）、约克大学教授保罗·伯罗斯（Paul Burrows）、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及韦尔纳·赫希（Werner Z．Hirsch）等。他们以其学识、著述文献和教学研究工作为法律经济学在欧美学术地位的持续上升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自80年代以来，法律经济学运动以完全崭新的面目展现在我们的眼前。第一，法律经济学日益为各法学院所重视，并逐渐由北美、欧洲被介绍到世界各地，尤其是它在非英语国家的登台，使之真正成为一种国际性法学思潮而为大众认同和接纳。第二，法律经济学在北美以外的其他区域研究日益加强，各语种文献大量增加。第三，法学家与经济学家的合作乐观而成效卓显。70年代，法律经济学主要是由法学家从事的工作，而80 年代，大量经济学家参与了这项工作并与法学工作者协作从事一些项目、课题研究，或在法学院讲授法律经济学和经济学。第四，一代接受法学和经济学双学位教育的年轻学者正在出现并将可能使法律经济学更具合理性、科学性。第五，将法学、经济学、哲学结合起来建立经济法哲学（Economic Jurisprudence），从而展现了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更重大的、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法律问题的前景。第六，法律经济学已为政府机构和公共团体所广泛接受。例如，里根总统在1981年任命波斯纳、博克、温特等三位具有经济学倾向的法学家为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并通过12291号总统令，要求所有新制定的政府规章都要符合成本-收益分析的标准。1985年，美国国会在公共选择理论影响下，通过了在1991年确保实现财政收支平衡的“格拉姆-拉德曼-霍林斯平衡预算法案”。第七，法律经济学家开始对法律规则和程序的模型化和数理分析抱有浓厚的兴趣。尽管有人认为这一发展趋势的不利之处是数学方法和图解分析的不断和广泛运用会使之异化——即脱离法学家，并使法律经济学成为一门只有极少数受过专门数学和经济学训练而具备从事和理解此项工作的技能的人才能涉足的抽象和深奥的学科，但是如果真是要使经济学为法学研究提供一种科学方法，我们就无法回避这种专门性的精确分析将成为法律经济学的必要组成部分。所以，问题的本质不是我们去阻碍这种发展，而是要求法学家和法律经济学家去适应和改善这种发展。　 法律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已使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几乎应用到了法律和法学的每一个领域：侵权法、契约法、财产法、产品责任法、犯罪及刑法、环境保护法、家庭婚姻法、宪法、公司法、商法、反托拉斯法、金融法、税法、知识产权法、国际贸易法，以及法理学、立法学、法律史学、法律实施理论、惩罚理论、民事、刑事、行政诉讼程序理论、原始法理论等，以至于我们已没有理由怀疑其存在的意义。有关它在90年代以至更长远的未来发展的前途，也许任何外界的评述都是一种推测，甚至是一种不恰当的设想。我们的任务是拭目以待并竭尽全力为它的兴盛而工作。　 四　 法律经济学运用了众多的经济思想流派来分析法律，从而也就构成了其自身的基本思想、理论原则和分析框架：　 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alism）法律经济学的主要思想来源于古典主义经济学，它是以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假定为其基础的——即，社会理论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对个人意向和行为研究、考察的基础之上。分析研究对象的基本单元是有理性的个人，并由此假定集体行为是其中个人选择的结果。这样，法律经济学实质上是研究理性选择行为模式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法学，即以人的理性化全面发展为前提的法学思潮。　 最大化原则（Maximization Principle）功利和利益最大化，有时被指为是经济合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假设，已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和误解。当法律经济学家宣称个人是理性行为者或功利最大化者时，他仅仅表明：个人会对适合于他的各种优先可能选择作出可逆判别。即假设要求个人的选择或偏好是可以过渡的，如果他偏好X而非Y，并偏好Y而非Z，那他就必然会偏好X而非Z。法律经济学的效用或合理性理论试图描述个人选择的过程并寻觅不同条件下行为过程的相互关系。它并不企图解释个人特定偏好或选择的原因，也不想表明相关个人作出的选择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合适的。它只是努力地争辩：个人是其自身行为的最佳判断者——如在消费、交易等领域。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一原则并不认为所有的个人都是理性人，也不认为这些假设必然是真的。法律经济学家笔下的理性行为者模型只是一种虚构，但却是已被经验、实证研究证明为非常有效的分析集体行为的方法和模型。功利最大化假定并不关注人类心理学或其实际决策过程，也不认为每个人都在有意识地计算他每一行为的成本-收益，但心理科学的发展及个人和集体的实际决策过程却不断地成为它在一定意义上成立的佐证。法律经济学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它并非法律经济学或其他学科中关于合理性的唯一观点，但它的确为法律经济学的实证描述和预测奠定了基础。　 在此要强调的是，人们对“个人主义”一词有了更多的理解：其一是在“自私（selfish）”意义上谈——个人只关心其自身事务而不顾他人；其二即一种新的用法，将它视为“个人（personal）、自决（self－determination）”的同义词而允许个人关心社会其他成员的事务。这样，功利最大化原则同样适用于利他和慈善行为。　 源于合理性假设的几个推论是：其一，假设各种形态的物品是可以替代和交易的（或为货币替代），并因此而使个人状况发生变化；其二，最大化行为假设，个人将永不满足并竭力追求净收益（效用或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它表明，个人行为（由此推导出集体行为）将对未来可预测的客观成本-收益的变化作出反应；其三，最大化意味着均衡边际价值和消除边际效应，即均衡边际原则（equimarginal Principle）。任何行为都为了取得最大效用或利益，而可供选择的资源必然是这样配置的：用于每一选择的资源的最后单元边际利润是相等的。如果边际利润不等，资源单元就会从边际价值较低的领域转移到边际价值较高的领域以获得更大的总收益。这样，最大化原则就不仅要求每一行为的收益超过成本，而且要求每一行为处于这样的临界点，即行为扩展的边际成本要与边际收益相当，而正是它才决定了获取最大净收益行为的最佳状态。　 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简言之，即为了任何目的的资源使用都将产生放弃可能是最有价值的另一种选择的成本。这种成本对有限资源的使用选择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它对通过市场交易作出的选择和通过非市场运行作出的选择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法律经济学家强调要在机会成本基础上作 出选择并非是基于对市场的绝对合理性、重要性的考虑，例如，公共部门的决策可能会避免对市场的参照而仍基于对非市场选择成本的考虑而作出。对法律经济学而言，这一点表明，任何法律，只要它涉及资源使用——而事实恰恰如此——无不打上经济合理性的烙印，即使它与市场行为无关或只与不完全相似于市场行为的行为有关。法律实施涉及对可供选择的匮乏资源的合理使用是无疑的。同样，当你依照法律的可能资源量作出判决时，你也正在对资源使用的各种可能进行明确或不明确的比较和选择。无疑，判决必须依最有效率地利用资源这一原则进行。　 激励分析（Incentive Analysis）法律经济学主要从事事前分析研究。它注重于随政策、法律及其他可变因素变化的预期行为刺激。风险决策的经济分析模型假设，个人基于它们是否会给他们招致风险的客观可能性而使他们的预期功利最大化。这样，例如，侵权法的经济分析就会考察不同规则对安全投入的效应，而不是考察它们解决争议或对个人权利侵犯之损害赔偿的充分性。而且，法律经济学不是在“全部赔偿”的概念下评价对损失的赔偿，而是要评估事故前个人应购置的最佳保险。　 传统英美法学研究主要考察已发生的事件及案例，是一种事后研究（ex post approach）。“对法律经济学家而言，过去只是一种‘沉没了的’成本，他们将法律看成是一种影响未来行为的激励系统”而进行事前研究（ex ante approach）。　 社会成本理论（Social Cost Theory）社会成本理论从外在性（externality）问题出发，通过进一步界定当事人双方的权利界限，得到一种权利配置结构。权利配置有多种可能结构，各种结构不仅都需要社会成本，而且其社会成本有差异，这就产生了权利配置的社会选择过程和社会成本最低化问题。　 社会成本理论首先认为：假定市场交易成本为零，那么只要权利起始界定明确，则资源配置便可通过市场交易而达到最优。在此，市场交易成本是指市场机制运行的费用，即当事人双方在通过市场进行交易时，搜集有关信息、进行谈判、订立契约并检查、监督契约实施所需要的费用。权利起始界定是指某一要素之归属权的法律规定。　 假设：一家工厂排放污烟造成附近五家居民凉晒物损失各75元，总计375元。我们可以将此看作是排污权和清洁空气权的不相容行使。在此种场合，这种权利需要在工厂和居民之间进行起始界定，然后才能进行交易。我们可以作以下推论：　 状态A：居民有清洁空气权，工厂购买清洁空气权而使自己获得排污权　 当RA1时，△PA工＞△PA居，工厂在边际上赔偿居民损失后还有剩余，工厂继续购买清洁空气权，增加产值。如它可向每家居民提供价值50元的干燥器或作进一步的赔偿。　 当RA2时，△PA工＜△PA居，工厂在边际上赔偿居民损失后出现亏空，工厂放弃污染权，降低产值，或以比损害赔偿较低的价格安装污烟处理器，以增加边际净收益。　 当RA3时，△PA工=△PA居，就工厂与居民总体而言，边际所得等于边际损害，两者净收益为最高值。　 状态B：工厂有污染极，居民购买污染权而使自己获得清洁空气权　 当RB1时，△PB居〉△PB工，居民在边际上补偿工厂损失后还有剩余，即赔偿低于150元，居民继续购买污染权，以增加收益。　 当RB2时，△PB居＜△PB工，居民在边际上补偿工厂损失后有亏空，即赔偿高于375元，居民放弃清洁空气权，以增加边际净收益。　 当RB2时，△PB居= △PB工，就居民和工厂总体而言，边际所得等于边际损害，两者净收益为最高值。　 结论是：无论双方当事人的法律权利起始配置如何，只要界定明确和允许交易并假定交易成本为零，那么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即高效率结果）点总会出现。要明确的是，它确实影响着收入分配。　 社会成本理论进一步论证：零交易成本假设是明显不切实际的。事实上，在任何情况下，市场交易成本不仅不为零，有时甚至是十分高昂的。就最低程度而言，当事人双方通常不得不花时间或资金聚集在一起就某一特定问题进行商议，讨价还价、订立契约、寻求可行的实施手段等。另外，还要花费一定的成本使居民各家代表达成某些同意协议。　 社会成本理论还证明：法律应该在权利界定上使社会成本最低化、社会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点。在此还是举上面的例子。如果居民拥有清洁空气权，那么工厂就面临三项选择：全额赔偿损害375元，为每家购置干燥器共计250元或安装污烟处理器计150元。工厂显然会安装污烟处理器，因为对它而言是成本最低而对居民又消除了损害。如果工厂拥有污染权，那么居民同样不得不在以下可能中作出选择：忍受损害各计75元（合计375元）、各买一台干燥器计50元（合计250元）、各花费60元进行商议再集体为工厂安装150元的污烟处理器（共计450元），其中交易成本过于高昂。很明显，居民会选择购置干燥器，但这是社会资源配置低效化的选择。为此，基于对社会交易成本的考虑，只有将清洁空气权给予居民才是合理的，它能使社会交易成本最低化，从而促成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最高化，而将污染权给予工厂就难以达到这一目的。　 社会成本理论最后证实；如果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那么毫无疑问，资源配置的最优仍可以达到，只不过引入市场交易成本的最优点会低于无市场交易成本的最优点。由于巳知市场交易成本不可避免，前者当然是实际上可行的最优点。但是，市场并不是唯一的资源配置方式，因为除此之外，政府也可以配置资源。由于政府资源配置可以不通过市场进行，从而不存在市场交易成本。然而，更重要的是，尽管政府资源配置由于其绝对垄断、市场回避、强制力后盾而可避免市场交易成本，但政府却不能使非市场交易成本为零。政府进行资源配置的非市场交易成本是政府用行政决定和命令代替市场交易时所产生的管理成本，这包括搜集信息，制定法规、政策和保证其实施等活动所需要的成本。　 社会成本理论最后的结论是：任何一种权利的起始配置都会产生高效率资源配置，也都需要社会交易成本（市场或非市场的）并影响收入分配，问题的关键只在于如何使法律能选择一种成本较低的权利配置形式和实施程序。这样，社会的法律运行、资源配置的进化过程就是以交易成本为最低为原则，不断地重新配置权利、调整权利结构和变革实施程序的过程。　 效率和平等理论（Theory of Efficiency and Equity）在此，效率指的是在一种状态下总收益和总成本之间的关系；而平等指的是个人之间的收入分配状况。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是否在效率和平等的追求之间存在着冲突。实证研究作出的是肯定的回答。　 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潜在的效率和平等之间的冲突。假设政府要决定是否建一个桥牌馆，而这件事只在纳税人（P）和桥牌馆所有人（D）之间发生关系。在没有桥牌馆时，D收入为100元，P收入为50元，故总收入为150元。修建桥牌馆要花去P30元，而其创造价值将为60元并全为D所有，因为桥牌馆已为D所有。这样一个项目要不要上？　 仅基于对效率的考虑，这桥牌馆明显要建，因为它净创社会收益30元。但我们同样要考虑一下平等效果。在建馆前，D有100元，P有50元。建馆后，D有160元（包括60元收益）而P却只有20元（减去30元建馆成本）。这样的分配结果明显是不符合收入分配的公平原则的。假设最公平的收入分配是D投资20元，P投资10元，建馆后，D的总收入是120元，P的总收入为60元，其比例即为2／3与1／3。这样的分配是非真正平等呢？是否更扩大了贫富差距呢？如何解决平等和效率之间的冲突最终取决于两者的相对重要性。如果推进平等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为了更多的平等而牺牲一些效率还是有必要的。要注意的是，如果以上的情况都是在一个假设条件下进行的——收入分配无成本，那么分配就可任意进行而不与效率冲突。　 这一例子可以归纳出两个重要的普遍性结论：如果收入不能被无成本地分配，那么效率与平等之间就会有冲突，无论事实上的冲突是源于追求效率的特定分配结果还是为了取得公平的收入分配。但是，如果收入可能被无成本地分配，那么效率与平等之间就不会有冲突，不论对追求效率的特定分配结果还是对取得公平的收入分配都是这样。换言之，如果收入可能被无成本地分配，那么我们可能尽力将社会总收益最大化并任意分配。而这一假设的事实不可能性向法律提出的任务之一是：通过权利界定和程序规定使收入分配的成本最小化。　 法律经济学在以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大命题：　 斯密定理：自愿交换对个人是互利的。　 科斯定理：在一个零交易成本世界里，不论如何选择法规、配置资源，只要交易自由，总会产生高效率的结果。而在现实交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能使交易成本影响最小化的法律是最适当的法律。交易成本的影响包括了交易成本的实际发生和希望避免交易成本而产生的低效率选择。　 波斯纳定理：如果市场交易成本过高而抑制交易，那么，权利应赋予那些最珍视它们的人。　 所有以上的理论和思想，如果不是说全面的话，那也基本上为法律经济学的深化和拓展铺垫了理论基石。　

读创/深圳商报记者 周良成/文 李博/图由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创办的当代经济学奖，5日晚在深圳举行颁奖仪式。第三届获奖者王江和熊伟、第四届获奖者林毅夫、魏尚进获颁金质奖章及证书。图左为第四届当代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毅夫“当代经济学奖”由当代经济学基金会设立并组织评选。该奖项宗旨是通过奖励在经济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华人学者，鼓励理论创新，繁荣经济科学，为人类经济思想发展作出贡献。该奖项奖金总额200万元人民币，颁金质奖章及证书。“当代经济学奖”提名人由基金会学术顾问、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特邀海外著名学术期刊主编、特邀国内著名学术期刊主编组成。第三届当代经济学奖得主为麻省理工大学金融学教授王江、普林斯顿大学金融学教授熊伟，主要奖励他们在金融学领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王江的重要贡献集中在将市场摩擦引入新经典金融学理论，形成新的资产定价的理论框架；熊伟的重要贡献集中在研究市场摩擦与投资者行为偏差，如何导致金融市场中的不完备与低效率。第四届当代经济学奖得主为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毅夫、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魏尚进，主要奖励他们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林毅夫荣获此奖的理论贡献主要集中在农业经济学与制度分析、中国经济改革发展；魏尚进的理论研究涉猎多个领域，具体包括经济发展，国际金融及汇率、国际贸易、腐败与制度经济学问题等。当代经济学奖第一届得主为钱颖一、许成钢，第二届得主为邹至庄、陈晓红。作为往届获奖代表，许成钢视频现身祝贺，陈晓红发来贺信。在颁奖典礼上，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萨金特、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拉尔斯·彼得·汉森、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里斯托弗·西姆斯，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也发表了视频祝贺演讲，分享他们对于四位获奖者学术成就的看法。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到场祝贺。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总统经济顾问杰弗里·弗兰克尔、2001-2003年世界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格夫等人特地送来视频祝贺。审读:谭录岗

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107周年院庆和《经济科学》创刊40周年之际，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主办、《经济科学》编辑部承办的“中国百家经济学重要期刊主编论坛”于2019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东旭报告厅隆重举行。这也是继2018年12月9日举办的 “中国百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论坛”之后，北大经济学院组织开展的又一项大型学术交流活动。论坛全景出席论坛的领导和嘉宾主要有：北京大学校长郝平，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林毅夫，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等。《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等129个重点期刊的180名主编和社长出席了此次论坛。开幕式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辉主持。论坛由上午的开幕式、宣读题词、主旨演讲、圆桌论坛和下午的八场平行分论坛以及闭幕式组成。本次论坛的主要议题有：如何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学期刊如何支持自主理论创新、增强理论自信，经济学研究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影响，经济学研究如何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使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以及北京大学经济学如何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等。北京大学校长郝平代表北京大学致辞。他指出，经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不仅需要卓越的人才队伍，还需要扎实的学术交流平台。长期以来，国内经济类期刊在推进学术规范建设、繁荣经济学研究、构建经济学本土话语体系、引领和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事业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郝平希望，国内经济学期刊不断推出我国经济学理论研究创新成果，开创出一条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国际视野、国际水平的经济学学科发展之路，为我国经济学学科发展做出开拓性的贡献。郝平致辞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在致辞中指出，中国百余位经济学重要期刊主编齐聚一堂，展现了中国经济学的一派气象，是中国经济学学科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时代是出卷人”，这要求中国经济学人和经济学期刊能够扎根中国问题，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助力解决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现实重大问题，并把中国的经济学智慧和方案贡献给世界，为推动中国经济学科的繁荣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刘伟致辞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董志勇代表主办方致欢迎辞。董志勇指出，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107周年院庆之际，又值《经济科学》创刊40周年的节点，在这个面临新机遇、新变革的新时代，本次论坛能够给经济学领域各位专家学者搭建一个百家争鸣、兼容并包、交流促进、开放合作的平台，让《经济科学》及现场各位主编所在的中国百家经济期刊，为丰富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繁荣国家与社会发展，做出当仁不让的历史担当，为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支撑与理论指导。董志勇致辞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经济科学》主编黄桂田宣读了北京大学资深教授、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厉以宁教授为本次论坛撰写的题词——“路是人闯出来——祝贺《经济科学》创刊四十周年”。黄桂田宣读厉以宁题词在主旨演讲环节，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改革开放40年“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林毅夫教授首先发表了题为“新中国成立70年和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解读”的主旨演讲。林毅夫指出，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经济发展取得了堪称奇迹的辉煌成就。改革开放前30年为中国发展奠定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雄厚的工业基础。但在重工业发展优先和进口替代战略下，也承担了前沿技术研发中的巨大成本和风险，经济增长速度相对缓慢;改革开放后40年，中国采用了渐进式改革的策略，发展外向型经济，充分发挥了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取得了连续40年平均经济增长达到9.4%的发展奇迹。通过比较和总结“中国奇迹”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经验，林毅夫强调，经济结构和要素配置中的扭曲，是内生于国家发展战略选择的，而忽视这种内生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指导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实践时都宣告失败。最后，林毅夫指出，新结构经济学坚持从具体的中国实践和历史出发解读中国经济发展，是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定能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林毅夫作主旨演讲其后，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教授发表了题为“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主旨演讲。李稻葵指出，适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取得波澜壮阔伟大成就的当代时点，反思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实践，将其上升为经济学新知，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也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李稻葵认为，任何一项重大的经济实践上升为国际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的理论，离不开两个重要条件，一是成功发展的经济实践，二是经济实践带来的全球性重要影响，而这正是改革开放40年实践所具备的。李稻葵强调，政府作用的发挥是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最大特色，中国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启动者、完善者和保护者，对市场经济机制的有效发挥起到了重要作用。李稻葵呼吁，要以“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分支开辟为契机，更好地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服务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李稻葵作主旨演讲随后进行的圆桌论坛由“经济学期刊如何服务新时代学科发展”、“经济学期刊如何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建设”、“中国期刊如何提升国际影响力”与“期刊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四个专题组成。“经济学期刊如何服务新时代学科发展”圆桌论坛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锁凌燕主持。《经济纵横》主编郭连强，《制度经济学研究》主编黄少安，《南开经济研究》主编李坤望，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平新乔，《中国社会科学》常务副总编辑王利民，《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魏建，《中国经济史研究》主编魏众，《中国工业经济》社长张其仔等嘉宾围绕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和交流。“经济学期刊如何服务新时代学科发展”圆桌论坛“经济学期刊如何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建设”圆桌论坛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亚光主持。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崔建华，《经济学家》执行主编丁任重，《经济科学》主编黄桂田，《教学与研究》主编/《政治经济学评论》执行主编邱海平，《世界经济》编辑部主任孙杰，《改革》副总编辑文丰安，《经济研究》社长张永山，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郑新业围绕经济学期刊如何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建设分享了精彩观点。“经济学期刊如何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建设”圆桌论坛“中国期刊如何提升国际影响力”圆桌论坛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秦雪征主持。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陈建龙，内蒙古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杜凤莲，《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编辑部主任苏保忠，《中国会计评论》主编王立彦，东北财经大学副校长王维国，《金融科学》编辑部主任吴卫星，《经济与管理》主编武义青，西南财经大学科研处处长周铭山等嘉宾围绕中国期刊如何提升国际影响力展开了交流。“中国期刊如何提升国际影响力”圆桌论坛“期刊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圆桌论坛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孙祁祥主持。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曹廷求，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陈斌开，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黄先海，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蒋永穆，吉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晓，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沈坤荣，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谢地，湖南大学副校长杨胜刚等嘉宾围绕期刊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探讨。“期刊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圆桌论坛本次论坛还在当天下午设置了八个平行的分论坛，包括：由《经济科学》副主编于小东和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经济编辑部主任张皓为召集人的分论坛一;由《当代经济科学》主编冯根福和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为召集人的分论坛二;由《宏观经济管理》主编任旺兵和《经济日报》理论版主任编辑欧阳优为召集人的分论坛三;由《世界经济文汇》副主编王弟海和《国际贸易问题》常务副主编崔鑫生为召集人的分论坛四;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尹志超和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彭红枫为召集人的分论坛五;由济南大学商学院院长冯素玲和《管理世界》编辑部副主任闫妍为召集人的分论坛六;由东北财经大学中国经典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钟永圣和《西部论坛》副社长、常务副主编莫远明为召集人的分论坛七;由北京工商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徐丹丹和《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副主编杨其静为召集人的分论坛八。论坛的闭幕式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崔建华主持，八个分论坛总结人《经济学动态》常务副主编胡家勇、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利辉、《当代财经》副主编王展祥、《世界经济文汇》副主编王弟海、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彭红枫、《西部论坛》常务副主编莫远明、北京工商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徐丹丹对分论坛的主要内容分别在大会做了陈述。北京大学副校长王博发表了闭幕致辞。他指出，经济学研究除了讲求务实性外，可以借鉴哲学的视角，在对历史的回顾中对现实问题进行更长远的探讨。对于学者和期刊来说，最重要的是创造性的保持，需要不断提供新知识和新思想。而文科的创造力首先源于积累，但更重要的是专业视野、跨学科视野及跨文明视野的培育，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理论化的能力，以对现实问题进行解释。王博以北大文科建设实践为例，勉励各位嘉宾秉持“留白”理念，蕴含学术，激扩思想，为中国学术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添砖加瓦。王博致辞在闭幕式总结中，崔建华宣读“中国百家经济学重要期刊主编论坛”倡议书，并代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感谢各位嘉宾从全国各地赶来，汇聚在一起，共襄盛举，感谢各位嘉宾精彩纷呈、妙语连珠的发言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分享。祝愿中国经济学科能够蓬勃发展，祖国永远繁荣昌盛!崔建华主持并总结论坛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