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内容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包括哪些内容？一般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简称。狭义的来说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具体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广义的来说既包含创始人的理论奠基，又包含了继任者的继承和发展，具体有苏联理论体系、中国理论体系、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要说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具体包含哪些内容？一般书本的回答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概况马哲的具体内容，即从传统哲学理论框架下，来总结马哲回答了那些哲学问题？由此可以大致总结成五个方面来解读。如果是考试的话，请按照书本标准答案来记忆，如下观点为个人理解，仅供学习和交流，不能作为考试答案。一、认识的本质（讨论实践和理论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之前的哲学理论，都是侧重于强调哲学原理的，也就是说重点是解释世界。马克思将“实践”赋予极高的哲学地位，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是社会生活的本质、实践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由此引发了哲学中关于“实践第一”的讨论。旧的哲学体现中，并非没有“实践”这个概念，只是理论占据主导，实践占据从属。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认识到“实践”的意义后，将二者关系替换过来，他们自称共产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于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去理解，从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去理解，不是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人这个主题方面去理解。简单来说，世界是人的世界，人是世界的人，人与世界的关系的主客观的对立关系，又是在实践条件下统一的辩证关系。二、世界的本质（讨论物质和意识的辩证关系）全部的哲学都力图揭示世界的本质的秘密，不同的体系对世界有着不一样的认知和理解。哲学本身是认识世界的工具，同时又是认识后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一而再地宣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这是由于马哲原理一方面是来源于科学发现，另一方面又可以被新的科学所论证。自然科学中的“能量守恒定律”对马哲中“世界同一性原理”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世界的本质是物质性的，这个命题要从哲学角度来理解，而不能从文学角度去诠释。有些解释成了“世界＝物质，或是世界就是物质”，这是缺乏严谨性的表述。准确来说，哲学研究万事万物的普遍共性，马哲给出是世界一切存在事物的共性是“物质性”，恩格斯说“物质无非是世界万物的总和”，是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列宁进一步给出了科学的诠释，从客观性和实在性两个角度来理解物质性。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说的是客观性；能够为人类所感知，说的是实在性；物质=客观实在性，这是世界万物的共性。意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除了具有物质性之外，还发展出了独特的“主观能动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认识世界具有选择性，二改造世界具有创造性。对于前者，任何人都是有直观感受的，在同一个场景中，不同的人关注的信息是不一样的，从而导致大家对同一件事描述各不相同。对于后者，主要说的是，人可以创造出原本世界上不存在的东西。世界上本来没有，如果没有人的参与的话，也终将不会出现的东西，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被创造出来。即使意识具有主观的能动性，无论是在信息上的选择，还是在实践中的创造，主观都是不能超越客观存在的条件限制的，还需要遵循客观世界存在的固有规律。因此，意识虽然具有能动性，但是归根结底是受限制于物质的，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可以能动作用于物质。三、社会的本质（讨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社会的形成固然受制于自然环境、人口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但是这并不足以“造就出人类社会”。马克思从“实践”的具体形式“生产劳动”的角度出发，认识到了人类社会的本质是实践的。实践有三个基本形式，即生产、科研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科学研究是以认识自然万物为目的的，生产是以改造自然存在来满足人类生存所需为目的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在前两种实践中形成的社会关系，随着生产水平的发展，而促使关系发生变革。社会具有物质性，那么必然存在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从实践出发，认为古猿通过实践劳动，使得身体结构、大脑构造有别于其他灵长类动物。在漫长的劳动中，智力得到了发育，生产能力得到了进步，由于分工合作又产生了语言。在漫长的演化中形成了人类社会。社会存在包括了一切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而使得社会有别于自然界的存在，自然界是纯粹的客观存在，社会是客观和主观相互作用的存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遵循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这一基本原理。但是这不足以解释社会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解释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力”。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人类实践决定了社会存在，而具体的实践水平决定了社会发展水平。马克思说：“人所能达到的生产力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生产力是客观的社会存在，而且有着自己的规律，马克思总结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四、人的本质（讨论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从实践出发，认识到了世界的本质、社会的本质，以及认识本身的本质及其规律。到了“人”这个问题上，同样是从实践出发去理解，人类社会形成和人类形成是同步发展而来的。在实践中，人脱离了动物被动适应大自然的生活创造，采取了主动改造大自然来满足自身需要的方式。实践是人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马克思告别了旧哲学中对人的抽象解释，将“人”的概念定义为“现实中的个人”，把人的本质解释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可以理解为，人的本质是社会性，社会的本质是实践性，从而又回到人之所以为人的命题上来。实践造就了个体的人，同时也造就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由此揭开了从关系出发，讨论人与社会问题的新领域。人的发展过程，便是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发展变化的过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一1858年草稿)》将人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一、以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二、是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三、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阶段，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一方面强调了：人类来源自在于自然界，依赖于自然界这个事实，另一方面又指出，人类的一切实践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前提，违背自然规律必然导致目标无法实现，甚至会导致其他的不良后果。事实上，人对自然的依赖，仅仅是人类需要自然界来栖身，自然界并不天然的需要有人类来参与，任何人类带给自然界的伤疤，都可以被自然愈合，而人类不加节制的索取会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从而危及生存所需的必然条件。五、世界的普遍规律（辩证法三大规律）马克思将世界划分为三个哲学范畴来讨论，即意识、社会、自然。划分的依据是“客观性”，自然是客观存在的，意识是在客观世界中发展而来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社会是主观能动性在遵循自然客观规律的情况下实践而来的。三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研究其普遍性规律，又成了另一个哲学问题。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事实上是从古老的哲学中总结出来的，而不是某个个体的认知。黑格尔本身是个学贯中西的哲学家，在他之前的更古老的哲学中，也不乏具有辩证思维的哲学理论。但这些思想揭示是世界原理，是不系统的，不完备的，是没有完成世界观和方法论相统一的。黑格尔在《逻辑学》中系统阐述了辩证法的三大基本规律，其错误在于混淆了历史和逻辑的先后顺序，将思维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马克思讲这种倒果为因的逻辑重新修正了过来，并不是世界的发展必然遵循某种思想体系，而是正确的思想体系必然要符合世界发展的规律。在对三大基本规律的描述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提出那个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黑格尔强调过否定之否定规律是辩证法的灵魂，列宁提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而辩证唯物主义平台下，运行辩证法逻辑，首先强调的是用发展和联系的眼光看问题，其次才是普遍规律的具体运用。也就是说间接强调了，对于三个基本规律的理解，必须采用联系的观点，而不能割裂开来各自讨论各自的内涵。三个规律放在一起理解，是辩证法思维，分开单独讨论分别理解是形而上学的思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中国化唯物主义者如何论证，世界是物质的？辩证唯物论的基本世界观，句句真理！

2020年，虽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但我国哲学界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有了新的更为深刻的认识并取得了重要进展。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持续推进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反思与重构；西方哲学研究聚焦德国古典哲学、欧陆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重点关注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的挑战；而构建当代中国阐释学则成为诸多领域特别是哲学界探索与争鸣的重要议题。鉴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动态已在《202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报告》中介绍，这里对哲学其他分支学科年度发展状况予以述评。一、中国传统哲学研究：面向当下与未来近年来，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反思与重构一直是哲学界关注的热点和重点。哲学界除了依托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互补互证，对人、事、物继续探究外，不断反思“照着讲”“接着讲”“对着讲”与“以中释中”“以西释中”等论争。在现当代中国思想中，“哲学”自身及植根于它的整个学科知识体系，影响着国人对自身传统的体会与阐释。赵汀阳讨论了当代中国哲学处境的两个方面：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的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文章分析了西方的分类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中国哲学把人生论定位为核心论题而造成的自限局面，以及西方哲学在中国化过程中发展意义续篇的可能性。王齐认为，考虑到西方哲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批量引入中国且研究时间较短、与本源文化差距较大等现实因素，尤其考虑到赵汀阳提出的“当代性”概念，在当代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建设当中，作为“学问”的西方哲学研究仍有其不可忽视的建设性意义。吴飞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不乏对本源问题的讨论，但由于经学传统与心学传统的相继兴起而丧失。哲学应该着力讨论本源问题，但并不仅仅是逻辑—语言的本源问题，而是生活经验的本源问题。在中西文明中，经学都不只是回答本源问题的范例，而且构成了生活经验的骨架。学界普遍认为，应该思考如何在当代世界的视野下激活古代的思想资源，与已经纳入中国思想版图的西方哲学联合创制一种“新哲学”。2020年，为纪念张载诞辰1000周年，《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等杂志纷纷刊文，涉及张载的思想史定位、关学经典整理与关学历史重构等论题。另外，《关学经典集成》出版，比较系统地阐释了关学兴起、流传、发展、演变的过程。在中国哲学史上，“气”是最具中国本土色彩的哲学语言。对气学作出创造性发展的是张载，但其思想所引发的争议也最大，历来存在两种观点分歧：一是“气本论”或“唯气论”，以张岱年为代表，认为张载哲学是以气为本体的一种理论形态。二是“太虚本体”“太虚神体”或“本体宇宙论”，以唐君毅、牟宗三为代表。当代学者林乐昌认同“太虚本体”说，认为张载哲学应以理学来定位。吴震则认为，太虚或气都不足以成为形上学的本体概念，不足以为张载哲学定位。张载哲学是以太虚与气为逻辑起点，以性与天道为终极关怀的道学思想，对于宋代道学具有重要的形塑意义。翟奎凤提出一种补充视角，认为“神化”是源自《易传》的一对中国哲学的独特范畴，从神化体用论可比较合理地解释张载思想中关于虚气关系问题的长期争论。二、西方哲学：是研究对象，更是研究资源2020年，哲学界关于西方哲学的研究仍然沿着西方哲学史的脉络进行，即以研究西方哲学史上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为主，尤以德国古典哲学、欧陆现象学和分析哲学为盛。总体上看，西方哲学仍是学界研究的直接对象，而不是以哲学问题为中心的相关研究的资源。以往我国学界对康德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认识论方面，但2020年康德的实践哲学特别是道德理论受到格外关注。邓晓芒认为，康德所开创的道德形而上学，仍属于以知识论和逻辑规范为框架而建立起来的道德原则。这种规范伦理学与儒家的德性伦理学在出发点上是截然不同的，但这并不妨碍双方以某种方式相容和互补。邓安庆指出，哈贝马斯视之为对康德伦理学进一步发展的“对话伦理学”，与康德几乎没有关系。康德的道德性立法处于伦理性和道德性的张力之中，其核心是要证成个人准则的主观性与普遍伦理法则相一致。因此，个人意志立法的原则，不是同利益相关者的意志质料相一致，而是与所有理性存在者之意志的法则相一致。如果说这里有“对话”，也是理性主体同包括自己在内的现象中人的情志之对话。“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的渊源”问题再次被激活。国内学界关于黑格尔辩证法和法哲学的研究持续增温，且明晰呈现出一种外部阐释视角。罗朝慧认为，黑格尔辩证法作为纯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逻辑学，即哲学真理或理性精神自我展开、自我实现的抽象思维过程，不存在“神秘化”和“倒立”的问题。当黑格尔辩证法作为人类自由本质全面实现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时，才真正存在马克思所说的“神秘化”和“倒立”的问题，因为它给现实的人的感性自由及其物质的和世俗的生活内容、关系与实践活动蒙上了一层“神秘外壳”。马克思正是在此意义上“剥去”这个“神秘外壳”，把它“倒过来”，发现与之“截然相反”的世俗的“合理内核”。邹诗鹏认为，在黑格尔那里，社会本身不过是“第二自然”因而并不是独立的存在形式，黑格尔不可能提出社会存在概念，更难以建构一个自洽的社会理论。应当指出，虽然国内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颇盛，但重在对德国古典哲学代表人物的思想、概念进行具体解读，缺乏自觉的研究范式反思，以及高屋建瓴的纵向整体研究。整体评价现象学传统并将其视为一门跨文化哲学渐成趋势。以胡塞尔诞辰160周年为契机，中国学界展开了对现象学的整体评价及其在跨文明对话中的意义研究。王俊认为，胡塞尔现象学包含了两个向度的统一：一个向度是具有绝对性、统一性的普遍哲学；另一个向度则是对直观的、当下的、活生生的实际性经验的描述。由此，存在于整体性和多元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同一性和差异性之间的张力得到了统一。这种非现成性、历史性和开放性特征，使得现象学与汉语思想传统的结合成为可能。现象学的发展必然导向一门跨文化哲学，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内容上和方法上的双重可能。在内容上，现象学的概念、思想方式蕴含了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批判，而显示出与东亚思想的亲缘性。在方法上，现象学包含的以他者和陌异经验为优先的建构性、内在历史性等属性决定了现象学的跨文化特征。许多学者将现象学视为跨学科、跨文化的对话平台和建构性资源，积极推动现象学的中国化。而中国化现象学的最佳形态无疑是“汉语现象学”或“中国现象学”。对于本源性的现象学经验，使用不同语言谈论，会引发对经验内涵的不同理解。作为一种图像性很强的语言，从汉语切入对现象学经验的开发、阐述，会使现象学呈现出新的内容和特质。但是，由于中国学界对于现象学整体上仍处于“接受”阶段，原创性研究成果还不够多，所以要想名正言顺地给“现象学”冠以“汉语”或“中国”两字，还任重道远。随着英美哲学进入“后分析”时代，心灵哲学取代语言哲学成为分析哲学领域的支配性议题。代海强认为，神经科学与心灵哲学的交叉研究有双向进路：其一，心灵哲学朝向神经科学的进路；其二，神经科学朝向心灵哲学的进路。张学义指出，具有认知神经科学背景的实验哲学家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揭示了心灵理论存在的神经科学基础，为跨越意识的“解释鸿沟”，即对自我心理状态的认知如何通达对他人心理状态的归因、解释和预测，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但高新民也指出了物理主义存在的问题：扼杀了意识的本体论地位；完全无法说明人身上何以有在变中保持不变、在多中保持统一的自我；无法说明人为什么是价值主体等。总体上，国内学界关于意识等心灵哲学议题的探究，仍处于物理主义与非物理主义针锋相对的阶段。面对心灵哲学研究缺乏共识的现状，高新民认为心灵哲学研究表面繁荣的背后是实质进展小且陷入危机。要真正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进行概念图式变革和加强方法论思考，找到心灵观建构和发展的合适程序和路径。关于当代分析哲学背景下的知识论，国内学界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认知辩护与如何应对怀疑主义的挑战。刘小涛指出，长期以来，知识论学者一直在争论什么是信念的辩护，但他们很少讨论什么是信念的辩解，以及辩解与辩护有何区别。这与法学研究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从法学理论中吸取教益，有助于更好地区分知识论讨论中的认知辩护和认知辩解。王聚认为，理想的反怀疑论方案不能仅仅拒绝怀疑论论证，必须消解怀疑论者在认知层面塑造的虚假理想型。三、伦理学：公德与私德之争构建当代中国特色伦理学是2020年度学者们关注的重大选题。《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颁布，推动了新时代道德建设问题研究。学者们重点关注现代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公德与私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对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评判。陈来主张，恢复个人道德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并大力倡导社会公德，是反思当代中国道德生活的关键。他认为，梁启超等近代启蒙学者关注公私德之辨，批评儒家道德长于私德，缺少公德，而后者对于现代文明社会的建构乃是不可或缺的。与之相对，现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方案应以传统儒家的家国一体模式取代近代学人倡导的公德私德区分的模式，同时应以个人道德修身（私德）为核心克服重公德、轻私德的缺陷。李萍提出，公私含义演化及观念生成的逻辑奠定了传统伦理中“贵公”的价值观，传统公私观念的形成有两个基本载体：本体论意义上的共同体之公的伦理观念载体，认识论意义上天下为公的道德观念载体。肖忠群认为，在古代中国或者传统道德中，主要强调公德与私德的联系而不是区别，这是由古代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基础、儒家合内外之道的思维方法以及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尚未区隔所决定的。在思想渊源上，近代启蒙学者所倡导的公德私德之区分属于西方学说的道德范式，其忽视私德（个人道德）的缺陷反映了西方道德理论的局限性，而传统儒家具有不同于西方的道德理论，似也不能克服中国当代社会的道德弊端。任剑涛、蔡祥元等人则认为，公私德之辨切中了儒学“家天下”思想构架的内在困境，这一困境并不能简单地通过提升私德来加以解决。陈乔见等学者更倾向于，关于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讨论，应先走出梁启超所谓“儒家重私德轻公德”的误区。区分公私领域首先需要通过规则来限制和规范人的行为，所以，制度建构更为根本。唐文明基于美德伦理学视域提出，现代以来对公德与私德的区分会导致公德压倒乃至摧毁私德的局面出现，这正是现代社会在美德问题上面临的普遍困境。关于基因编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具体科学技术的伦理研究，受到学者与公众广泛关注。而对公益慈善伦理与共享伦理、经济伦理与财富伦理的研究，顺应了新时代对共享发展提出的理论要求。关于“人民至上”和“生命至上”两大价值理念的研究，凸显了中国当代文化的民族特色。伟大抗疫精神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禀赋特质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丰富了新时代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深刻内涵。四、科学技术哲学：智能时代的“第一哲学”？2020年，科学技术哲学重点聚焦于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成果与应用，从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科技伦理学、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等各个维度进行了探索。在科学哲学领域，伴随着认知科学、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领域的发展，关于认知、意识、自我、智能、情感、记忆、逻辑、知识、感受、行为等问题的哲学研究不断推进，哲学与人工智能、认知科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有效对话不断增多。在技术哲学与工程哲学领域，段伟文提出“深度科技化时代”的概念，刘永谋等学者认为当前是“技术时代”，李河坚持“技术哲学应成为当代‘第一哲学’”，孙周兴则强调未来哲学要“面对被技术工业深度改造和重塑的技术化生活世界，为重建今天和未来的新生活世界经验做出贡献”。关于人工智能的哲学研究逐渐进入理性反思阶段，开始在概念层面构建起一些共识性常识。此外，自动驾驶、区块链、技术治理、算法歧视、信息安全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值得肯定。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对我国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影响极为深远。2020年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相关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组织了不少学术活动，相关学术期刊也开设专栏，致敬恩格斯的伟大探索与奉献。学界普遍认为，自然辩证法传承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面对新问题、新挑战，回望恩格斯的哲学智慧，依然能够得到一些重要启发。2020年，我国哲学界注重从哲学视角关注科技进步的大方向，从“科技为人”与“科技向善”方面为中国科技原创能力的提升贡献哲学智慧。一批立足科学发展前沿、从国家宏观战略需求出发设立的新型科研机构，通过创建哲学家与科学家的联盟，加强哲学与科学的对话，推进跨学科研究与教学，努力应对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提出的一系列挑战，在促进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融合方面做出了积极尝试。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成为促使哲学界对生命、幸福乃至文明问题进行深刻反思的动力与契机。赵汀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提示我们，生命的基本需求是最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这是世界面临的形而下问题。要克服这种形而下的问题，改善形而下世界的脆弱性，需要用形而上的思维方式。现代的主流思维模式追求普遍必然性，但人并无能力以主体性定义普遍必然性。当代幸福论追求的作为至善的替代品快乐，会使人缺乏抵挡苦难的能力。苦难问题不仅解释着人类文明的起源，也很可能是人类的一个永久的问题。而新冠肺炎疫情则在哲学上唤醒了“苦难”问题，意味着哲学和思维的初始化或“重启”。五、逻辑学研究：主要路径及发展方向西方逻辑思想与中国逻辑思想的关系、中国传统逻辑思想的特质、逻辑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等，成为国内逻辑学研究的主要路径及发展方向。比如，2020年中国逻辑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就是“逻辑发展研究”，主要围绕新的时代背景下的逻辑发展和逻辑应用、逻辑在提高国民思维能力和法治国家建设方面的社会功能等问题进行研讨。国内逻辑学在重视学科建设过程中，普遍关注逻辑学教育的普及工作。2020年9月，“全国中小学逻辑教育小型高阶研讨会”召开，与会专家就中小学逻辑教育在学生心智发展阶段和基础教育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等课题进行了探讨，强调中小学逻辑教育势在必行。辩证逻辑在我国的发展历史悠久、数度繁荣。在“纪念中国逻辑学会辩证逻辑专业委员会成立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暨2020年全国辩证逻辑与科学逻辑讨论会上，与会学者聚焦辩证逻辑与科学逻辑的基础问题，辩证逻辑与逻辑哲学、非形式论辩理论贯通发展的趋势问题。此外，一些前沿议题为辩证逻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比如，辩证逻辑形式化进程的发展、辩证对话传统的复活，特别是情境语义学和动态认知逻辑的确立，使得有限理性、情境、意向性与行动范畴进入逻辑基础理论的核心地带。“纪念金岳霖先生诞辰125周年学术研讨会”于2020年10月举行。与会学者提出，金岳霖对于当代哲学研究的学术贡献，不仅在于其流传至今的经典文本，更重要的在于其传承下来的学术精神、理论方法与科研传统。金岳霖重视哲学的普遍品格与哲学理论的民族个性，自觉引入中国哲学的智慧资源，并以世界性眼光与开放性视野关注现代学术前沿。六、当代中国阐释学：问题探索与理论构建2020年，《哲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学术研究》等杂志开设专栏，持续讨论“当代中国阐释学的构建”问题。学者们分别讨论了中国语境下阐释学的命名、阐释的公共性与有效性、阐释的边界约束以及以阐释的客观性在有限性与无限性张力之间的正态分布等问题，并着重辨析张江提出的原创性概念“阐释π”。从强制阐释到公共阐释，中国学者阐释学研究目标十分明确，就是以公共阐释为核心，寻求建构当代阐释学的基本路径和形成中国阐释学的主要框架。当代阐释学发展到今天，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提出了重新思考阐释学之方法论意义的主张。并且，注重在多学科理论交叉与实践的基础上，解决诸多具有基础性意义的元问题，这已经成为中国阐释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以中国话语为主干，以古典阐释学为资源，以当代西方阐释学为借鉴，最终实现传统阐释学观点、学说之现代转义。阐释的本质，亦即阐释为何而生，因何而无穷，是理解和认识阐释及建构阐释学的核心问题。当下，沿及方法论与本体论传统对此问题的讨论，或止于功能性说明而难抵本质，或遮蔽于形而上的猜测而少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张江认为，当代心理学研究为解决这些问题开辟了新的视野和切实的路径。在心理学视域下，阐释的本质为“自证”。阐释主体不断确证自我认知与自我概念，最终实现意识主体同质化的自我建构。自证的企图与冲动，为本体论阐释提供了可靠依据，给方法论阐释以合理证明。自证贯穿于言说、说明、翻译等全部阐释功能之中，不断更新人类知识系统，建构独立意识主体的认知图景。以阐释本质为起点的心理学与阐释学研究，具有广阔的理论前景。七、反思与展望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如何提炼时代精神、回答时代问题，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更加自觉自为地引领时代发展和文明进步，成为我国哲学界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看，如果没有相当高的哲学思维水平，一个民族是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的。从新时代党和国家理论创新的使命要求看，迫切需要哲学发挥支撑和基础作用。从学术上看，如果没有哲学的繁荣和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理论难以建构起来，也难以在实践中发挥作用。换句话说，没有系统化的、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当代中国的哲学，就不可能有当代中国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国际关系学，等等。毋庸讳言，与上述定位和要求相比，我国哲学研究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和不足，进而如有的学者所言，造成中国当代哲学研究的“总体性困境”。其一，缺少哲学应有的宏阔格局、视野和境界。由于学科或专业的过度细分，不仅哲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工程科学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且与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松散和淡化。更有甚者，哲学各个二级学科内部的交流也越来越少。因此，缺少宏大思维、宏大叙事、宏大主题成为哲学研究领域的普遍现象。哲学的专门化、技术化、学院化日盛，很难说这是哲学的荣光和应有气度。其二，缺少对基本理论问题的持续思考和关注。漠视基本理论问题的结果，要么是用西方提出的基本理论或关键范畴概念进行替换，要么是在刻意的模糊处理中消解掉这个学科存在的根基。正如刘志洪、郭湛指出的，“中国当代哲学貌似枝繁叶茂，实则根基虚浮；不仅难以有效地为生活和科学确立前提基础，连自己的前提基础都有待夯实”。其三，缺少有思想的学术研究。时代既需要有学术的思想，也需要有思想的学术。没有学术的思想，是空洞的思想，没有思想的学术，是无灵魂的学术，既难以在国际学术舞台立足，更难以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真正的软实力。应该承认，近年来学界发表的论文、出版的著作不少，但有原创性思想的标志性成果不多，提出自己的标识性概念和具有引领性议题的经典之作更少。其四，缺少对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哲学概括。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及理论和实践的不懈探索，我们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向世界贡献了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我国学界一般性的解读宣传文章不少，但学理性的深入挖掘不多。为更好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当前最迫切的理论任务，就是对改革开放40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使之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学理化，凸显出其严密的理论逻辑和全新的理论形态，写出像《新民主主义论》《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那样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让哲学成为引领时代发展的“普照之光”，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活的灵魂”！（执笔：赵培杰、莫斌、邵贤曼、崔晋）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部相关阅读：理论是问题之树盛开的花朵202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报告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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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哲学的定义很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有些人说哲学就是研究世界本源，有些人说哲学就是哲学史，有些人说哲学就是世界观和方法论，有些人说哲学是认知论，有些人说哲学是科学和神学之间的研究，形形色色尚无定论，也有人说哲学就等同于知识，本文从哲学的发源及发展过程去分析总结归纳，解析哲学是不是就是知识。古希腊哲学哲学一词源自古希腊，而古希腊是哲学的一大发源地，为何哲学会发源于古希腊，伯兰特.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一书中有详尽的分析，我们不再过多讨论，然而古希腊时期（相当于我国春秋）人才辈出，出现了很多著名的哲学家。1、泰勒斯泰勒斯是学界公认的“哲学史第一人，是古希腊第一个提出万物本原这个哲学问题的人，泰勒斯拒绝借用玄异或超自然因素来解释自然现象，试图借助经验观察和理性思维来解释世界。他提出了水本原说，即“万物源于水”。由此可见哲学是第一人在哲学上的研究就是认识自然界，解释自然界的现象。泰勒斯2、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曼德著作有《论自然》，阿那克西曼德认为水的存在也需要被解释，他认为万物的本源不是具有固定性质的东西，而是“无限定”，“他认为万物所由之而生的东西，万物毁灭后复归于它，这是命运规定了的，因为万物按照时间的秩序，为他们彼此间的不正义而互相偿补。”由此可见阿那克西曼德的哲学研究也是认识自然万物。3、郝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将火看作一种宏观物质形态，主张生机勃勃、往复燃烧熄灭的火是宇宙与万物的本原，万物生自火，复归于火，火是万物变化生灭的活力之源；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永远都在运动变化之中，万物皆流，常驻。4、巴门尼德巴门尼德主要著作是用韵文写成的《论自然》，如今只剩下残篇，他认为真实变动不居，世间的一切变化都是幻象，因此人不可凭感官来认识真实。巴门尼德5、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认为存在着许多但有限个世界，并坚持大地是圆形的，不过他抛弃了米利都学派的地心说。6、苏格拉底在苏格拉底以前，希腊的哲学主要研究宇宙的本源是什么，世界是由什么构成的等问题，后人称之为“自然哲学”。苏格拉底开始研究人类本身，即研究人类的伦理问题，如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怯懦；什么是诚实，什么是虚伪；什么是智慧，知识是怎样得来的等等。7、亚里士多德和《物理学之后》亚里士多德是世界古代史上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物理学后诸篇》（也被称为形而上学）,即后人将亚里士多德在不同时期的讲演汇编成文集时的命名。亚里士多德因此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将科学和哲学进行了划分。哲学是什么1、哲学是什么通过从以上古希腊哲学家们的研究及论述我们可以知道，哲学最初的目的就是要弄清世界的本源是什么，人类本身的规律是什么样的，因此哲学研究的过程就是人类认知的过程；哲学就是认知学，认知就是要弄清楚世界的组成和运行规律，弄清楚人是什么，意识、灵魂、精神等等。而在认知过程中我们又将某一类认知对象的学科分离出去，最开始哲学和自然科学分家，后来从哲学上又分出去了神学、宗教学、艺术、逻辑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哲学剩余的部分也就只有社会科学这一部分内容，而研究社会科学只能是凭借经验去分析归纳总结，也就是说哲学只剩物理学之后的形而上学。哲学2、形而上学是什么形而上学研究的内容是什么呢？形而上学研究一切存在者，一切现象（尤其指抽象概念）的原因及本源。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所构建，称其为“第一哲学”、“第一科学”。因此形而上学的目的也是认知，所以无论哲学和科学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认知世界，认知人类本身。哲学和知识的关系哲学就是“爱智慧”，哲学就是追根究底，因此哲学研究的过程就是认知的过程，哲学研究的产物就是知识，知识就是人类认知社会过程中的所有信息的总和。因此说哲学就等同于知识，只是不对的，哲学不等同于知识，哲学是认知学，认知的过程就是哲学研究的过程，认知的结果就是知识，因此应该说哲学的成果就是知识，这样的表述才正确。知识小结：无论任何一种哲学的定义，只要不是太离谱，套在认知论中，都是可以找到归宿的，因此广义的哲学就是认知论，只不过哲学分出去的学科让哲学研究的范围相对变小，可其他学科最终的目的也是认知，在认知中总结和归纳出知识。

什么是解释学？解释学，又称诠释学，是一个解释和了解文本的哲学技术。它也被描述为诠释理论并根据文本本身来了解文本，是西方哲学、宗教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文艺理论中有关意义、理解和解释等问题的哲学体系、方法论或技术性规则的统称。有关解释学的研究可以上溯到古希腊。早在人类远古文明时期就已存在如何理解卜卦、神话、寓言意义的问题。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已涉及理解和解释的问题。“解释学”一词的词根来自古希腊语，其意为“神的消息”。当时，人们已把如何使隐晦的神意转换为可理解的语言的研究看作一门学问。中世纪的奥古斯丁、卡西昂等哲学家在对宗教教义进行新的解释时，逐步把以往对解释问题的零散研究系统化。随后，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提出如何直接理解圣经本文的原则与方法的问题，对解释学研究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此外在法学、历史学、语言修辞学等传统研究中也一直涉及解释学的问题。作为一门理论科学，解释学是由19世纪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和法国哲学家狄尔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开创。解释学涉及哲学、语言学、文学、文献学、历史学、宗教、艺术、神话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法学等问题，反映出当代人文科学研究领域的各门学科之间相互交流、渗透和融合的趋势。但直到二战时期，解释学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高度，产生了一定的哲学影响力。施莱尔马赫致力于圣经释义学中的科学性和客观性问题的研究，提出了有关正确理解和避免误解的普遍性理论，使神学的解释成为普遍解释理论的一种具体运用。狄尔泰则被看作是西方传统解释学的集大成者，他仿效为自然科学奠定哲学基础的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提出了作为历史理性批判的解释学。他所关心的中心课题是：处于具体历史情境中的解释学如何能对其他历史性的表现进行客观的理解。他认为自然科学中的因果“说明”原则与精神科学中的“理解”原则根本对立，彼此各有其适用范围，互不逾越。他认为对于文化现象和阅读作品，我们应该把这个过程看作是一个生命(作品解释者)“进入”另一个生命(作品创作者)的过程。也就是说，一切社会文化现象都相当于在种种符号中固定化了的生命表现，理解这些现象就相当于把握符号创造者的主观精神世界，即进入到作者的内心世界，感受他的一切精神活动。现代哲学中开出的灿烂哲学之花——现代解释学现代解释学的开创者是20世纪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他把传统解释学从方法论和认识论性质的研究转变为本体论性质的研究，从而使解释学由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转变为一种哲学，并发展成为哲学解释学。海德格尔通过对"此在"的分析达到对一般"存在"的理解，并把理解作为一种本体论的活动。他提出了"解释学循环"这一著名理论，认为解释者对被解释对象的"认识预期"是待解释的意义的一个部分，理解活动的完成因而依赖于理解的"前结构"，即一组在理解之前业已存在的决定理解的因素。于是,这一基本"循环性"始终存在于"前结构"与解释者的"情境"之间。不过，他强调这不是一个"恶性循环"，而是"此在"进行认识活动的基本条件。50年代末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把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与古典解释学结合起来，使哲学解释学成为一个专门的哲学学派。他本人的学说也成为60年代以来欧美解释学的基础之一，影响甚广。伽达默尔关于解释学的基本观点是：人文科学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相对性与文化差距性。我们应该在美学、哲学和人文、历史学科之间综合运用解释学，以便更好的认识世界。他认为人的存在局限于传统之中，其认识会有不可避免的"偏见"。人类历史由传统的各种力量积累而成，他称之为“效果史”。在“效果史”中，过去与现在相互作用，当前的认识受制于过去的传统因素。他认为真实的理解乃是各种不同的主体“视界”相互“融合”的结果。从解释学中发展出的两个现代解释学科——20世纪60年代以来，解释学与西方其他哲学学派以及人文学科中的有关研究结合，并由此形成了一些新解释学学派。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法国保罗·利科的现象学解释学和德国的批判解释学。1，现象学解释学保罗·利科的解释学是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弗洛伊德主义以及日常语言哲学的综合杂糅，其研究内容与风格同德国解释学哲学有相当差异。保罗·利科指出，我们不应把解释学当作认识论研究，而应把它看作一种方法论，它首先需要研究多重意义结构，然后从表面意义中揭示隐蔽意义。他指出，本体论只能存在于解释的方法论中，并只有通过各种解释之间的"冲突"才可获悉被解释的存在。2，批判解释学批判解释学主要代表是哈贝马斯和阿贝尔。这两位解释学哲学家都重视实践问题，认为解释学应对社会改进有所影响。哈贝马斯反对哲学解释学的主观主义，他指出行为的意义并不能由行为者的主观意识来确定，决定其意义的根本因素是社会中的劳动与支配系统，这二者加上语言系统构成了人的客观环境。人对意图的理解与意图实现的程度均由这种客观环境所决定。阿贝尔也指责以往解释学的唯心主义忽略了历史发展的物质性条件。他强调在社会整体内部存在着限制自由的力量与改善环境的愿望之间的张力关系。批判解释学通过揭示社会机制达到对社会行为意义的理解，并希望以此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哲学解释学的两种形式——(1)分析的解释学。涉及理解和解释、思维机器和日常语言等问题。它虽然也涉及方法论，但是主要属于哲学性质。(2)人文主义的哲学解释学。其代表人物包括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利科和德里达等人。他们根据现象学的传统及其对客观知识的批判，对本文解释的条件进行反思。伽达默尔和德里达根据海德格尔对存在——神学传统的批判研究，力图在形而上学问题的具体情况中理解解释。利科与前两人不同，试图调和德国的解释学传统和语言分析哲学、心理分析学、结构主义思潮，认为本体论只存在于解释的方法论中．并只有通过各种解释之间的“冲突”，才能获悉被解释的存在。

任何一门科学，都有自己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殊的研究对象。特殊的研究对象规定着这门学科的特殊的任务，特殊的学科性质、特点和功能。一般说来，具体科学的研究对象容易明确。在一门学科建立的初期，对象域可能是模糊的、不确定的，但在学科建立起来以后，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就比较明确地得到规定了，以后就很少再来争论对象问题。唯有哲学却不是这样。哲学已经有了数千年的历史了，但是哲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却没有一致公认的答案。哲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在哲学史上多有变化，而且在同一时代，不同的哲学派别亦有不同的哲学观，对哲学的研究有自己的理解。所以情况竟是这样：哲学存在了几千年，哲学对象问题亦争论几千年。关于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有如下典型的争论，第一种说法：哲学是全部知识体系的总称。第二种说法，世界的本质是哲学研究的对象。第三种说法：物理之后。第四种说法：自我就是哲学研究的对象。第五种说法：绝对是哲学研究的对象。第六种说法：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还有说哲学是科学的科学，还有说哲学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寻找精神家园，还有的说哲学显然就可以认为是全部科学总称……只要我们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不难理解，哲学是什么与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本是同一个问题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可以说，是同一个问题；同理，哲学是什么与哲学的内容也是同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这一系列问题如此混乱呢？究其根本，无非是分界标准问题和表述的概括点问题。所谓分界标准就是以什么作标准来划分哲学的研究范围。以往的一切划分标准不是纯主观，就是没抓住关键问题，也可以归结为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猖獗吧。要想科学地确定哲学研究范围的标准，那就是必须启用和发现客观标准。主观标准只有在符合客观标准的基础上才有参考意义。如何确定客观标准？客观标准又是什么呢？首先，人是具备趋利避害这一根本本能的动物，而社会又是人的社会，自然是与人时刻相互作用的自然（只要人类尚未灭绝），因此，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构成和哲学构成的全部科学体系一定是与人有关或为人而存在的科学体系。人类一时不能趋利避害就会灭绝，要想成功的趋利避害就必须认知，否则就会以利为害，以害为利和多少颠倒。这就是说人的根本活动就是认识世界和利用世界之利。用伟大导师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正所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因此，我们说，确定哲学与其它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的标准，必须是有利于人类取世界之利，或者说改造世界。这一标准是客观的，任何主观臆断的标准都只能导致混乱，任何以相反的客观标准也同样会导致混乱。其次，如果说上面解决的是标准的性问题，那么，这里要解决的是量（界）的问题。既然人类的知识体系是为人类改造世界服务的。那么，也只有这个体系用“料”最节俭，“结构”最合理，才是最有利于人类的。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体系已经建立起来，并向着更高水平发。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学科划分也日臻合理。在这个既定的大前提面前，任何主观臆定的（不以客观为基础的）哲学研究对象和内容的划分标准都无疑是有害的，都必须选择结构重叠或漏洞。任何要求哲学之外的学科为主观臆定的哲学研究范围而做全面调整的做法都无疑是有害的。因此，我们说只有哲学和尚需新建的学科在全部科学之网的漏洞处编织才是明智的。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历史学、狭义社会学、经济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等学科之外，有一个非常重要又非常令人兴奋的领域——观的体系和普适的认知方法及揭示规律的方法体系。这个领域从本质上说，如果没有哲学，那就是空白（全部科学之网上的漏洞）。如果有人说系统学在这个空白中，我们说那是对的，系统学本质就是辩证法的新的表现形式的一部分。哲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就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体系，这里我们所说的“观”，不仅仅是理论化、系统化的，更重要的是用以解决问题的效果相对最大化。“观”是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无奈依据。这是因为，人类总是要用依据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而依据应该是科学的。然而，现实中的科学依据总是有不足的时候，这就要求有“观”这种依据来弥补。任何科学的建立都离不开“观”。观总是表现在那些人类存在期内不能实现认识和个人在特定的时空限制下不能实现认识的事物上。所谓方法论就是方法理论的简称，这种方法理论就是要解决普适一切事物的认识方法和作为揭示具体研究领域规律的方法体系。在此要说明的是，哲学究竟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还是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还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对这一争论，笔者赞成后者，但在此基础上还认为，有的“观”也有方法论的作用，有的方法论也有“观”的作用。哲学所研究的世界观和方法理论还有一个特性，那就是它的普适性。哲学所研究的方法理论更是适用于一切事物的，如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所以人类在认识一切事物时可应用作为方法的方法规律，是因为它是一切事物共同遵循的规律。如果我们承认这一观点，并依此划分哲学与作为边缘科学的哲学，我们发现：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和社会历史问题构成的边缘科学——社会历史哲学，而非在社会历史领域外也适用的东西，又与辩证唯物主义不同。

哲学研究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开拓者——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作者：庞元正、董振华（分别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原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主任）开栏的话哲学承担着传承知识、启迪思想、引领时代的重任。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中，我国一大批老一辈哲学家曾作出过卓越贡献，他们德业双馨，致力于在为国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加大对他们哲学思想的学术研究，本身就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此，本刊特开辟《哲人追“思”》专栏，集中刊发一批专门研究老一辈哲学家学术思想的研究成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在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史上，群星璀璨，大家荟萃。如果要找出一位与中国大众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命运最为休戚相关的职业哲学家来，可以说非艾思奇莫属。艾思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首倡者和忠实践行者，是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革命家。1、从爱国青年到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独特的人生经历塑造了他爱国主义的人民情怀，伟大的革命生涯造就了他不懈的斗争精神，深厚的学术造诣锻造了他犀利的批判精神。从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艾思奇人生轨迹的生动写照。艾思奇，原名李生萱，1910年生于云南腾冲一个具有爱国情怀和民主思想的蒙古族家庭。其父李曰垓是云南辛亥革命及护国起义元老之一，具有民主主义思想倾向，曾参与领导了辛亥革命中的滇南起义和蔡锷在云南发起的讨袁护国运动，担任了蔡锷护国军的秘书长，起草了通电全国的讨袁檄文。其兄李生庄是五四时期云南学生运动领导人，1926年考入东南大学攻读西洋哲学，担任校学生会负责人，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艾思奇从小就受到父兄的爱国情怀和人文精神的熏陶。1925年，15岁的艾思奇考入云南省一中，在那里就开始积极投身于进步思想的传播活动，参加了“青年读书努力会”，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成为学生运动的重要骨干。1927年，17岁的艾思奇满怀着求知的渴望、立志救国的雄心和父亲“工业救国”的期望，东渡日本留学，后考入日本福冈高等工业学校采矿系。在日求学期间，他在掌握日语基础上自学德语、英语，广泛吸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知识。他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系统学习和研读了德国古典哲学著作，尤其是在接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后，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所深深吸引。他阅读学习了《反杜林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文献，还对照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德文原本与日文翻译进行学习。对各种知识的广泛学习涉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刻苦攻读，对中国社会现状的深入思考，使艾思奇的思想发生深刻转变。他接受和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从单纯的爱国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他在《自传》中说：“我总想从哲学中找出一种宇宙人生的科学道理；但古代哲学很玄妙，都说不清楚，最后读到马、恩著作，才豁然开朗，对整个宇宙和世界的发生和发展，有了一个较明确的认识和合理的解释。”他放弃了“工业救国”这一不现实的思想，在写给父亲的信中他提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桎梏下，单讲建设工业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吗？”从而下定决心弃工从文，树立起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坚定信念。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东北，激起了艾思奇的极大义愤，毅然弃学回国，投身到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中。1932年初，艾思奇来到上海，在泉漳中学任教，同时参加了党领导下的爱国组织“上海反帝大同盟”；1933年开始发表研究中国哲学思潮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1935年由周扬、周立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这一时期起，艾思奇作出了人生的重要选择，决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救国救民的真理，作为自己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开始了研究、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生涯。艾思奇的哲学研究和革命活动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3年到1937年在上海时期。艾思奇撰写了大量哲学文章，出版了《大众哲学》《新哲学论集》《哲学与生活》《民族解放与哲学》《思想方法论》等文集与著作，翻译出版了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新哲学大纲》一书等。在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他还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对封建阶级哲学、资产阶级哲学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进行了批判，有力地捍卫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第二阶段是1938年到1948年在延安工作和解放战争时期。艾思奇在担任繁重的领导工作的同时，继续在传播、研究、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他响应毛泽东同志的提议筹建了延安新哲学会，参加了毛泽东同志组织的哲学小组，担任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发表了很多极有针对性和颇具影响力的文章，撰写了哲学《研究提纲》，编辑了《哲学选辑》，编写了《科学历史观教程》，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主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一书。这一时期，艾思奇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进行了多方面的哲学研究；同时以哲学为武器，为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和开展整风运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宣传工作。第三阶段是1949年到1966年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艾思奇为适应广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急切需要，从讲述社会发展史入手，有重点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版了讲演文集《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一书。从1953年开始，艾思奇先后担任了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担负起研究、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更为重要的工作。1954年，他编写了《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1961年主编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我国的干部教育和高等学校提供了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用教材。这一时期，艾思奇还特别注重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宣传。他把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重要哲学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成果，进行了大量的宣传、阐释和研究，为中国共产党人确立自己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作出了重要贡献。艾思奇从青年时期开始终身战斗在哲学理论战线，像他这样理论著述之多、研究领域之广、社会影响之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可以说屈指可数。而开创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研究，则是艾思奇哲学思想最为鲜明的特点和最为重要的成果。2、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拓荒者和引领者哲学大众化是艾思奇整个哲学活动始终坚持的方向。他在中国开哲学大众化风气之先，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第一人”。1934年年底，艾思奇开始为《读书生活》半月刊每期写一篇通俗哲学的文章，连续写了24篇。1935年底，艾思奇将这些文章集结成册，以《哲学讲话》为名公开出版，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一年中连续再版三次。后因国民党当局的查禁，易名为《大众哲学》继续出版。在这部著作中，艾思奇以普通大众作为读者对象，以生动鲜活的事例、通俗易通的语言和深入浅出的方式，将当时中国大众还不了解不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辩证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讲解和阐述，揭去了哲学神秘的面纱，架起了人民大众通向哲学的桥梁，受到了进步青年和广大读者的喜爱和赞誉。在新中国成立前，仅读书出版社就印刷发行《大众哲学》32版，创造了哲学书籍在中国出版的奇迹。由于受到《大众哲学》的启迪和影响，很多在黑暗中徘徊、在痛苦中思索的年轻人和进步人士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投身抗日，投身革命；还有不少人受到《大众哲学》的启蒙，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过实践的锤炼成长为中国革命事业的中坚力量和领导干部。艾思奇所开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方向，得到了毛泽东同志这样的革命领袖和大哲学家的赞赏和高度肯定。1937年，艾思奇从上海一到延安，毛泽东同志就亲切地说：“你好呀！思奇同志，你的《大众哲学》我读过好几遍了。”毛泽东同志还将《大众哲学》推荐给党的干部，并将其确定为抗日军政大学教材。他还要求当时在苏联学习的两个儿子认真阅读《大众哲学》。毛泽东同志在写作《实践论》《矛盾论》时，也吸收了《大众哲学》的一些思想；在解释事物的变化发展时，毛泽东甚至借用了《大众哲学》中使用的鸡蛋孵化成小鸡的生动例子。为什么艾思奇能够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问题呢？这绝非偶然，它来自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阶级性和实践性的深刻体悟和自觉追求。艾思奇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翻身求解放的理论武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把马克思关于“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的思想作为进行哲学研究的根本指导。在《大众哲学》修订本的结语中，他特别地重复以前的话指出：哲学的重要任务是在于改变世界，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哲学，依据这个思想武器，无产阶级先锋队就能胜利地领导工人、农民及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改变世界改造中国的斗争。他深刻地认识到，革命理论不会在人民大众中“自然地直接发生出来”，必须由革命阶级的先进代表努力探求，经过宣传教育和实践，把理论原则和群众的实际斗争生活相结合，然后才能成为广大群众的思想，成为实际革命斗争和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而这就必须走一条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道路。对此，有一个事例发人深思。曾是蒋介石高级顾问的马璧先生1981年从台湾回到大陆后，曾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题诗一首：“一卷书雄百万兵，攻心为上胜攻城。蒋军一败如山倒，哲学尤输仰令名。”马璧曾回忆说：蒋介石溃退到台湾以后，不止一次对下属说“我们和共产党较量，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失败，也是人心上的失败。比如共产党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你们怎么就拿不出来”！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大众化转化为改造旧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的有力佐证。那么，怎样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呢？艾思奇在有关论述中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和原则。首先，他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明白地站在大众立场上的前进的哲学”，一个大众思想家必须站在“中国大众的立场”，要“善于了解群众的切身要求，体察人民的思想情绪，为群众说出他们心里真正要说的话”。艾思奇深刻认识到，旧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一般大众面临着可怕的知识饥荒，广大青年迫切寻求光明的出路。这是促使他决心为广大群众提供一部通俗化的哲学读物，从而让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力量转化为改造旧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这就成为他撰写《大众哲学》的初衷。他称《大众哲学》“不是装潢美丽的西点，只是一块干烧的大饼”，是要给那些在都市街头，在店铺内、在乡村里的失学者们一解智识的饥荒。其次，他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需要付出全部身心，要十分重视通俗化的写作技巧。艾思奇从自己切身体会出发指出，“写通俗文章比专门学术文章更难”，“这困难在哲学这一门最一般的学问上更是显著”。他结合《大众哲学》的写作，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用同样的精力来做专门的学术研究，我想至少也可以有两倍以上的成绩了罢。”他分析说，专门学术的文章，不十分着重写作技巧，通俗的文章要写的具体、轻松，要和生活打成一片，写作技巧是第一要义。这些重要思想，通过艾思奇的身体力行，对推进哲学大众化产生了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首倡者和践行者艾思奇不仅是哲学研究大众化的第一人，而且也是哲学研究中国化的首倡者和忠实践行者。1938年4月，艾思奇针对抗战以来中国哲学界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鲜明地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同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号召，更加坚定了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信念。他认为，辩证法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要的是辩证法唯物论的中国化，因此他在《哲学是什么》等教材和文章中进一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辩证法唯物论中国化”的口号，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要中国化，艾思奇认为，中国当时面临的“最大的实践问题，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民族危机更达到了生死存亡的最紧要关头，解放运动已发展到非来一个广泛的武装抗争不可了”。“哲学在这个时候应该和这个运动联系起来，担负起一部分的任务”。“使中国更多更广泛的人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使这一革命斗争的最锐利武器成为广大群众都能够使用的工具，使中国革命运动更能够不因为遭遇到错误和挫折而延迟了发展的进程，更能够迅速地完成——这才是提出中国化的口号的真实意义”。他进一步分析指出，以往的哲学用大众化通俗化消除哲学的神秘主义，使人们的生活与哲学接近，这无疑有极大的意义。但是，这只是哲学研究中国化的初步要求，使哲学通俗化并不等于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要坚决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用辩证法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来正确地研究和把握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来正确地决定革命的任务和战略策略。从而，就从哲学大众化与中国化的相互关系上，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性。对于怎样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艾思奇认为，从根本上说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把辩证法唯物论应用于中国的实际，其哲学根据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问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是矛盾普遍性的体现，中国的具体国情则是矛盾特殊性的体现，而要做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要反对教条主义和闭关自守主义两种错误倾向。教条主义表面上打着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旗号，但是否认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因此是不可能做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他指出，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论和原理，“只要眼睛一刻忘记了看清楚中国的实际的环境条件，它就不再是反映客观事变的发展规律的唯物论原理，就会变成没有实际意义的教条”。因此，他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发现的社会发展规律，“一刻也不能忘记，这些规律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中间，因着客观条件的差异，而有着各种各样特殊的表现形式”。闭关自守主义则以强调“中国特殊性”为名，抹杀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排斥和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认为这些东西“都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不需要这些东西”。因此，闭关自守主义也根本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艾思奇还对闭关自守主义的本质进行了深刻剖析，指出这种思想“装着进步的面貌”“骨子里来进行阻碍进步反对革命的勾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要反对的。尤为可贵的是，艾思奇最早阐明了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独特贡献，为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指明了正确方向。在1941年《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一文中，他通过对各种重要哲学思想的对比研究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就是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中国抗战问题的“辉煌范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应用的最大的历史收获”。他分析说，这些著作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能够最正确地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的”，而且“这几本著作，在中国的辩证法唯物论的研究上，也是有许多新的贡献的”。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他还特别重视对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的研究和宣传，始终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和最为重要的内容，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所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虽然从现在的观点看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但它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贡献，成为了新中国第一部权威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4、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先驱和典范在艾思奇看来，哲学的大众化中国化与哲学的现实化紧密相关，所以在提出哲学大众化中国化的同时也明确提出了“哲学现实化”的问题。艾思奇所说的哲学现实化与今天所说的哲学时代化，二者名异实同、异曲同工，有着共同的本质要求，即哲学必须与时俱进，体现时代精神，回答时代问题，在吸收实践最新经验和科学最新成果的基础上推进哲学发展。艾思奇指出，“哲学是有它的时代任务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哲学“跟着人们的实践的进步，而提起新的问题，而获得新的内容”“跟着人类历史的实践而发展，因着时代的任务而展开。”艾思奇在哲学现实化时代化研究中作出了卓越贡献，堪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先驱和典范。艾思奇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性和其在中国社会被需要的程度所决定的。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艾思奇对此认识极为深刻，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哲学”，担负着改变世界的使命。同时，他深感在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只做到介绍、阐明和启蒙的地步”，虽然也有不少人努力于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应用，但还没有很好的成就。他认为，这就是因为不知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活用于新的现实的缘故”。他还深入分析了导致哲学脱离现实和时代的两种公式主义倾向，一种是使马克思主义“完全与现实绝缘，使它变成书斋里的纯理论公式”；“一种是表面上装着对于现实非常关切的样子”，用“教条来抹煞了当前最重要的救亡任务”，“实际上却忽视了实践的现实基础”。因此，他强调，必须根据新的实践展开哲学研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真正指导的实践的哲学”。艾思奇对怎样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有着多方面的深刻分析。首先，他认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必须使哲学反映自己的时代精神。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艾思奇对哲学与时代的关系有深刻的体认，他认为，“新哲学的真精神，是在于它的极现实的方法，在于它决不脱离现实的人类历史。”“研究哲学的人，不能不注意到他的时代的任务”。他提出，处于民族解放事业中的中国哲学“要把哲学的研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实践任务联系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指针，同时也以民族解放运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他的《大众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本改变了无数人命运轨迹的书、一本影响了几代青年人走上革命道路的书，关键就在于它的现实性时代性，它把握和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时代精神和世界进步潮流，引起了广大群众对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思索和共鸣，因而才能够产生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影响。其次，艾思奇认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必须回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总结实践的新经验。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新哲学是战斗的实践的哲学，他跟着人们的实践进步，提出新问题，获得新内容，在消化吸收“每一时代的丰富的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自己，发展自己”。他把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作了对比分析，指出列宁由于重视对实践中新问题的研究，发展了唯物主义反映论，提出矛盾统一法则是辩证法的核心，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普列汉诺夫虽然也是最优秀的哲学家，“就因为不能吸收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成果的缘故，就因为不能把新哲学适用于新的时代阶段的缘故”，“不但不能把新哲学推进，反而在种种问题上后退了”。他针对哲学研究与时代脱节的倾向指出，如果只是以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句为能事，而不是根据新的事实推进哲学发展，至多成为一个考据者，而不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最后，艾思奇认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必须不断地吸收自然科学上的最新成果。恩格斯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艾思奇非常重视恩格斯的这一重要思想，他反复强调哲学是科学发展的总结，“一定时代的新哲学，是以这一时代的科学成果和科学发展为基础的”，只有善于吸收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才能建立和发展适应时代需要的进步的新哲学。为此，艾思奇特别重视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的研究。1933年，他翻译了日本著名核物理学家菊池正士的《最近物理学展望》《宇宙线》两篇文章，向国内读者介绍现代物理学的最新进展，同时也为从哲学上总结自然科学最新成果做理论上的准备。此后，他始终重视哲学对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的总结和吸收。1958年，艾思奇提出，在科学技术日益进步的时代，应当使自然辩证法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在他的建议下，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在全国率先开办了自然辩证法学习班。在他的指导下，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编写了全国第一部自然辩证法著作《自然辩证法提纲》。他希望通过这部著作发展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解决好哲学与自然科学新发展的关系问题。1965年，艾思奇在《红旗》杂志发表《唯物辩证法是探索自然界秘密的理论武器》一文，对日本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新基本粒子的思想给予高度评价，指出“由原子理论到基本粒子理论的发展历史，一次又一次更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唯物辩证法的真理”。这篇反映哲学时代化的论文，是他逝世之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艾思奇盛年早逝，离开我们已经50多年。作为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始终以捍卫、传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己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方向，被毛泽东同志评价为“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斯人已去，英名永存。艾思奇所开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方向，在当代中国广大哲学工作者中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这是一个纯粹哲学问题、与文中涉及到的人没有任何关系。近日与中国唯一哲学家、只有唯一没有之一，谈心中国哲学，引发了关于中西方哲学、究竟谁是形式，谁又是内容的哲学讨论、因为内容必须服从于形式。唯一哲学家说：中国哲学中的反语言倾向，中国哲学对语言采取的一种轻视和不信任态度，只把语言当成工具，从来没有把语言当成世界的本体，中国哲学的语言立场使得语言在名实关系中走向诗化。这是唯一哲学家、在其西方哲学史方法论中的论断，显然他不很熟悉西方的语言哲学、这一棍子打得够狠，差一点把是不是哲学还没有定论的中国哲学打残废了。哲学论辨应该先澄清什么是语言、之后再作争辩。索绪尔说：语言是由非词语的差异构成的、语言中的词语只是由词语之间的差异产生的。在语言中、每一个符号表达的意义、少于该符号在它本身和其他符号之间指出的一种意义的差别。这说的是语言构成。海德格尔说：语言并不是我们表达世界的工具，语言就是世界。这说的是世界。维特根斯坦说：语言是人类文明的标志。这说的是人类文明。三位之一的哲学家定义的语言是：语言构成、世界、人类文明。试问：中国哲学的反语言倾向，中国哲学对语言采取的一种轻视和不信任态度：难道中国哲学轻视和不信任语言构成？难道中国哲学中的反世界倾向？难道中国哲学中的反人类文明倾向？是不是哲学还没有定论的中国哲学、就已经有了反语言构成倾向、反世界倾向、反人类文明倾向，这才是非要公开谈心中国哲学的真正问题所在。只有唯一没有之一、是在大庭广众之上的哲学评语，无人公开提出非议及不同意。中国哲学的争辩、也只能服从这种玩法游戏规则，并以此开始而不背上轻视了谁的非议。只有唯一没有之一，这是一句语无伦次的话语。中国没有哲学当然的没有哲学家。中国的唯一西方哲学家的唯一没有之一，则康德黑格尔哲学成为西方唯一哲学。早在一百年前、欧洲己将康德黑格尔哲学称为传统哲学。用传统哲学评价并批判中国哲学的传统文化，语言哲学、存在哲学、结构哲学、中国特色哲学都已经不在哲学大雅之堂的之上，这是值得中国人惊醒、反省、觉醒的怪异现象和中国哲学现实，这也只是在菜市场里才能听得到的呼喊话语。当我们用时思、时量、时体、时在、时质、时者、时物、时料、时连、时显的新范畴和新概念、表达中国哲学体系时，才发现中国哲学的范畴形式、范畴结构及本质结构和构成范式的哲学地位与哲学意义。前面的八个范畴概念都在表述哲学的纯粹形式、既使时料概念，也是阐述了时料的在与存在的时间性形态的纯粹形式。中国哲学的时连和时显的哲学概念、虽然表达了哲学的内容，也是以哲学的时连形式和时显形式为主要表述，少涉及哲学的内容之具体。唯一哲学家的西方哲学史方法论，以哲学形式评价并批判中国哲学的内容。其实，中国哲学才是哲学的纯粹形式，西方哲学多为哲学的具体内容表述而已。

01经院哲学所研究的问题这时期的哲学思想反映时代精神。传统和权威占有首要地位，学者极其信赖教会、奥古斯丁、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以及修道院的命令或他们的学派。他们一方面肯定教会教义的真理性，同时又有极强烈的思辨欲望，于是尽可能以基督教信仰来解释哲学，或以哲学来解释基督教信仰，力图予以调和。但是，在他们的工作中，信仰贯彻始终，神学是一切知识的王冠，是至高无上的科学。甚至在知识尚未形成、理性还没弄清的地方，宗教的真理仍然为人信仰，而且因其有神秘性，有些人信仰更加坚定。思辨的神学不是被认为无用而遭摈弃，就是在双重真理、即理性的真理和信仰的真理的原则中，寻求安慰。教父哲学曾经致力于发挥和制定信条，把它们组织成为唯理的体系。经院哲学家登上舞台时，酝酿的过程实际上已经结束，他们拥有固定的一套现成的教义。而且，还有组织起来的教士政权，能够运用教会和国家这样的武器，及时抵制任何持异议的人，以保卫其真理。那时的问题是要构成一一个符合教义、即调和科学与信仰的思想体系。经院哲学家同在他们以前的希腊哲学家一样，力求对事物作唯理的解释，不过他们进行这种工作，怀有明确的预想的目的。他们已经知道某些基本真理，救世的格局本身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哲学家的任务是加以解释，使它同其余的知识联系起来，或使它容易理解。中世纪思想家肯定宗教信仰是合理的，理性和信仰一致，神圣的启示和人类思维没有矛盾。纵然某些宗教真理超越人类理性，但信仰是知识的另一来源，这种真理还会由信仰保证。在这种情况下，容有各种作法。思想家可以从基督教的世界观入手，借助某种哲学或某种个别的哲学体系予以证明。他自已也可以构成一个符合基督教原理的哲学体系。或者他可以关注同神学没有直接联系的问题，无论如何，教义是有统率作用的原则。经院哲学家不会明知而故意承认同基本信条相矛盾的命题，至少不能不加以解释，以免使教义的真理遭受损害。他还会以某种方式，确信两个纵然矛盾但同样正确的命题，而不抛弃教义。02经院哲学的特征经院哲学的目的决定了它的方法，只要它的目的在于论证早已被肯定的命题，它就会主要运用演绎法。这些命题的性质以及加以证明的必要性，说明经院哲学其他一些特征。经院哲学家主要感兴趣的对象，是超验的世界、上帝的世界、天使和圣人。他们的思想不关注现象世界中的事物，而关注不可见的精神领域。这说明经院哲学极为推崇神学，而相对地不重视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这还说明他们没有用经验的方法从事研究他们感兴趣的课题、即心理学和伦理学。他们不注意灵魂如何活动，而注意它的终极的性质和归宿他们认为这不可能通过分析其内容而求得理解。借助经验世界，似乎也不能回答伦理学的问题。同上帝融合的幸福生活是至善，这是已经解决了的，但是，不能用经验的方法寻求享受这种生活的途径。这是由神圣的恩惠赐予执行上帝意旨的人的。顺从上帝的意旨是是非的标准。上帝希望什么， 不可能由分析经验而发现，那是神圣的启示。经院哲学的伦理学不能放弃神学的阵地。事实上经院哲学家所主要关心的世界不是感官所知觉的世界，他们依靠思维来寻求知识。因此，他们认为逻辑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研究项目，特别是演绎或三段论式的逻辑，即他们用以追求真理的方法的逻辑。在这一领域里，经院哲学家不但分析逻辑过程，而且特别发挥那些已经好歹变成人类文化遗产部分的概念，表现出极为精微细致的精神。他们没有使认识论有很大的进步，没有像通常的情况那样，感到知识的可能性和限度是可以推敲的：他们对人类理性能够达到某种真理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当然，唯名论者研究了知识的确实性问题，但是，唯名论者已经不再是真正的经院哲学家了。03经院哲学的阶段经院哲学可以分成几个重要阶段。我们已经注意到约翰●司各脱.伊里杰纳。虽然他的思想不是典型的经院哲学的体系，他却是经院哲学运动的先锋。这一时期从九世纪开始，终于十二世纪，主要受柏拉图思想的影响。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和奥古斯丁主义是占主导地位的暂学流派。按照柏拉图的理论来解释，理念或一般概念是事物的真实本质，并先于事物而存在(univer-salia sunt realia ante res)。 这是柏拉图式的唯实论，安瑟伦是主要代表。十三世纪，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兴起，基督教同这位希腊的伟大思想家结合起来，这时一般概念被认为是实在的，不过不先于事物，而在事物之中(universalia sunt realia in rebus)。这种学说叫作亚里士多德式的唯实论。十三世纪是个体系内容广泛的时期，主要的思想家有博学多才的大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阿奎那。从经院哲学的观点来看，十四世纪是继繁荣之后的衰败时期，这时期人们认为一般概念不是事物的本质，而仅仅是人心中的概念或文字、名称(nomina),只有个别的事物是实在的( universalia suntrealia post reS)。这是唯名论。约翰●邓.司各脱和奥卡姆的威廉是这一运动的领袖，其结果则破坏了经院哲学的前提。经院哲学的唯实论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字宙是理想的字宙，是理念或形式的体系，这些理念或形式总会作为事物本质的性质反映在现象世界里。宇宙是合乎理性和逻辑的世界，因此是能够被人思维清楚的，其中所表现的理性同显现于人心中的理性是相同的。使一类事物具有现在那种样子的形式，同人类的思想或一般的观念是一致的。如果一般的观念仅仅是人类头脑中的思想，或者更糟的是仅仅是名称；如果没有与它们一致的真实东西在事物之中或在事物以外，我们就不可能通过它们而认识事物，不可能掌握有关宇宙和一般概念的唯理的知识。认为理性有达到真理的能力这种信念，就会减弱或完全破灭。换言之，中世纪的哲学没有始终维持经院哲学的原理，经院哲学在十四世纪就失势了。这说明理性和信仰以及哲学和宗教的结合不太紧密了。那种认为信仰的学说同关于理性的意见相一致的观点，逐渐发生变化。有人指出，有些教义可以解释或使之容易为人理解，其他一些教义则超越理性。还有人认为教义不能解释，教义根本不是哲学知识的对象，宗教的真理超出理性所及的范围，理性不能探索那些真理。这后一观点等于摈弃了经院哲学本身，使哲学从教条神学的奴仆的地位解放出来。《完》文章摘自《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 剃利

理念论是柏拉图哲学的核心，是他研究一切哲学问题的出发点理念论理念,即各种具体事物的一般形式。柏拉图把这种存在于人们主观世界的一般的东西称为理念。理念论是柏拉图哲学的核心,是他研究一切哲学问题的出发点。他认为只有理念才是真实的存在,因为它独立于人们的认识和事物之外,构成了一个客观独立存在的理念世界,任何个别事物只是理念的“分有”。它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分享了理念,是理念的“影子是“分有”理念的结果。其主要特征有:第一,绝对实在。只有理念是真实存在且不变的。第二，多中之一。理念是许多个别事物之共同本质。第三,事物的目的。理念是绝对完满的、纯粹的,是具体事物追求的目标。第四,知识的对象。具体事物是感官的对象,从中只能获得意象,只有从理念中才能获得知识。第五,真理的标准。事物真实性的评判视距离理念的远近而定。越近者越真实,越远者越虚幻。柏拉图主义柏拉图主义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建立的以其“理念论”为基础的哲学思想。其基本理论是，1.理念是独立于个别事物和人类意识之外的实体。2各种理念构成客观上独立存在的理念世界3.具体事物构成的现实世界是理念世界的“影子”或“摹本。4.人性由各有其德行的三个部分组成,即情欲、意志和理性。5.为了不使这三个部分互相冲突,需要有正义的美德在意志的作用下控制情欲,这也是受教育者应该具有的基本禀性。犬儒主义“犬儒主义”一般认为是苏格拉底的弟子安提斯泰尼创立的,另一人物第欧根尼则因为住在木桶里的怪异行为而成为更有名的犬儒主义者。当时奉行这一主义的哲学家或思想家他们的举止言谈、行为方式甚至生活态度与狗的某些特征很相似,他们旁若无人、放浪形骸、不知廉耻,却忠诚可靠、感觉灵敏、敌我分明、敢咬敢斗。于是人们就称这些人为“犬儒”,意思是“像狗一样的人”。至于这个称谓是不是肯定来源于此,学界的观点并不一致犬儒学派的主要教条是,人要摆脱世俗的利益而追求唯一值得拥有的善。犬儒学者相信,真正的幸福并不是建立在稍纵即逝的外部环境的优势。每人都可以获得幸福,而且一旦拥有,就绝对不会再失去。人无须担心自己的健康,也不必担心别人的痛苦。犬儒学派对之后的斯多喝学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怀疑论希腊哲学的一个流派,大约创立在公元前3世纪初。怀疑论对人能否发现真理既不加以肯定也不加以否定,而是持一种怀疑的态度。所以怀疑论是对客观世界和客观真理是否存在、能否认识表示怀疑的学说。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怀疑知觉是由外物引起的,德国哲学家康德怀疑人能够认识物自体。现代西方的怀疑论者承袭休谟和康德的思想,拒绝研究感觉之外的实在。原子论原子论是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的最高成就。它认为万物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通过具有不同形体的不可分割的原子和虚空的组合，解释自然现象的五光十色和千变万化,是西方性哲学史中唯物主义观点的最早代表。原子论的仰奠基人分别是留基伯和德谟克利原子论者认为充实和虚空是本原。充实是这二者一起构成了方物的质料因。原子间的区别是生成不同事物的原因。这种区别共有三种,即形状、次序和位置。原子非常小,以至于它们不能为感官所感它们在数量上是无限的。无神论在古希腊无神论哲学家伊壁鸠鲁证明神不存在之前,整个世界早期人类的思想几乎都被有神论支配着伊壁鸠鲁认为:神或是愿意但没有能力除掉世间的丑恶;或是有能力而不愿意除掉世间的丑恶;或是既有能力又愿意除掉世间的丑恶。如果神愿意而没有能力除掉世间的丑恶那就不算是万能的,而这种无能力是和神的本性相矛盾的。如果神有能力而不愿意除掉世间的丑恶,那么这就证明神的恶意,而这种恶意同样是和神的本性相矛盾的。如果神愿意又有能力除掉世间的丑恶(这是唯一能够适合于神的本性的一种假定),那么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世间还有丑恶呢?因此,神根本不存在。逍遥学派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创办了所学校,从事教学十多年。他常和学生一起在林荫道上边散步边讲学,因此被称为“逍遥学派”。因该学派为亚里士多德所创立,因此又称亚里士多德学派。亚里士多德死后,其学生继承了他的思想,其中许多人能够独立思考,“逍遥学派兴盛一时。公元前269年,吕科接替斯特拉图作为领导人以后,“逍遥学派”失去了重要地位,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人忽视。到公元前1世纪,该派继承者安德罗尼科重新开始了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研究,对亚里士多德著作进行校勘、整理、编纂和注释。6世纪初,拜占庭皇帝尤斯底年下令禁止亚里士多德学说的传播,该派因而瓦解。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德国教改革运动领袖马丁·路德提出的反对中世纪教会神学的宗教哲学。他以为上帝是信仰的唯一对象,而不性的对象,上帝的旨意是超越理性的,只仰,不能理解,他反对天主教对个人信仰预,强调信必须以个人的内在心灵为基个在他看来,每个基督教徒都可以直接与上帝交,用不着以教会和僧倡为中介,也不必经过那些烦琐的宗教仪式,这就是所谓的“因信得救,不靠事功”。马丁·路德还把《圣经》作为最高的权威。主张每个信徒都有权阅读和解释《圣经》，他认为对《圣经》的解释,应完全以个人理解为基础,任何人,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主教教皇,都无权把自己对《圣经》的理解强加于人。他强调个人信仰高于一切,宣扬信仰自由。四假相四假相是培根反对经院哲学而提出的理论种族假相。这是人类天性中共有的缺陷学说,其主要内容是人在认识自然时,不是以自然为尺度,而是以人的主观性为依据。这就使得人类往往把自己的特征、天性附加于自然之上,于是就出现了洞穴假相。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洞拟人观、目的论等思想穴”,使自然之光发生曲折和改变颜色,即每个人都从自己所特有的性格、爱好、环境出发来观察事物,带有个人偏见。假相这是由各种哲学教条以及错误的证明法则移植到人心中的,人们未经批判而盲目顺从传统的或当时流行的权威而造成的错误。流行的哲学体系就像舞台上演出的戏剧它们以一种不真实的幻景来表现哲学家自己创市场假相。这是人们在交往中,由于语言造的世界。概念上的不确定、不严格而产生的思维混乱就如同市场上的叫卖者以假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