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晚,“哲学论文的写作和规范”讲座在仙林校区教学楼开讲。讲座邀请到了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孙乐强老师,孙老师以马克思写作论文的方式为例,层层剥析,向同学们展示了一篇合格哲学论文的诞生过程。此外,讲座还特别邀请到了哲学系2016级硕士生张程业和2015级本科生陈薪水分享自己的经验。一>>>从文本到思想史:由阅读开启的论文写作<<<孙乐强老师主要从输入和输出两方面提出了关于哲学学术论文写作的意见。孙老师首先强调了读书和积累的重要性,他指出本科生阶段我们所面临的论文写作主要问题是“眼高手低”,缺乏内容。而一篇哲学论文内容的丰满是扎根在“冷板凳”式的深入阅读和笔记摘录的基础上的。紧接着,他就如何选取阅读材料和如何记读书笔记做了具体的讲解。孙老师指出读书并不是走马观花式的阅读,而是带着问题意识去读。问题意识来源于对未来学术热点的预判,这种深刻洞见性的培养需要同学们养成在图书馆翻阅学术期刊的习惯。学术权威期刊往往能够反映出当前领域的前沿问题,经年累月的阅读能够让我们建构起问题 流变的脉络,把握国内外学界的热点。在带着问题意识进入文本之后,最重要的便是学会做读书笔记。就如何做好读书笔记,孙乐强老师提出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文本摘录为主,保持对问题的敏感性,在阅读的过程中将与关注的问题有关的段落摘抄下来,并在这个过程中锻炼自己的概括能力,用小标题或者短句的方式概括文段核心内容。他还提到,在摘录文段时要注意加上版权页信息,而摘录过程中有自己的想法,应当及时记录、评注。而第二阶段,则是以思想史为线索,将读过的书按照问题分类,最终整合问题域,清晰整理出不同学者关于这样一个问题的认识,这也对我们后续论文写作中文献综述部分有极大帮助。到了第三阶段,则需要我们就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考,建立理论。最后一阶段中,则应该将目光放回现实,在理论的指导下研究问题本质,就如何解决当代各种现实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孙乐强老师讲授论文写作方法毫无疑问,一篇优秀的论文一定有着科学合理的结构,对于初学者而言,构思出合适的论文结构是十分困难的。对此,孙老师介绍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是我们的研究过程,而论文的展开过程,则应当遵循“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论文一开始所要讨论的,是最抽象的普遍性问题,我们应当明确不同学者关于所讨论问题的看法的共同性,在这样的共同视域下提出自己的看法,奠定文章的基础。而行文过程中应当注意逻辑性。孙乐强老师给出的建议是,按照思想史逻辑进程,步步安排论文的逻辑结构,并通过清晰的标题,高度概括核心思想,进一步明确文章结构。从“剥洋葱”的阅读方法到“文本——思想史——理论 ——现实”的论文写作发展史,孙老师为同学们生动剖析了困扰大家已久的论文谜题。孙老师也始终强调,哲学是一门需要下苦工夫、坐冷板凳的学科,只有日复一日地苦心沉淀,最后才能有所收获。在提问环节,有同学提出如何更有效地与导师就自己的论文写作交流、讨论的问题。孙老师的建议从交流的时间点上给出了建议。在时间点上最好选择在文献综述完成后与导师进行讨论,因为此时我们对于问题的思想史线索已经有了清晰认知,并应当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评述,有自己的看法,在此基础上导师更能有效进行指导。二>>>对话和灵感:为哲学“祛魅”<<<接下来,张程业学长和陈薪水学长为我们分享了他们在哲学学习和论文写作中的一些经验。张程业学长分享经验张程业学长主要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希望我们能多阅读外文文献,开拓视野,锻炼思维,并关注国外的哲学热点问题,从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二是指出我们哲学系的同学在内部交流和讨论的时候不够积极,大家囿于自己身上“学霸”“学渣”这样的标签,都有些羞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希望我们能够勇于打破这样的状态,同学之间多交换看法,或者通过参加小型座谈会的方式走出去,与更多人交换自己的观点,通过一种“反驳——回应——再反驳”的模式,激发问题、完善自己论文写作的框架。第三点,他建议我们在本科生阶段和导师保持密切联系,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不懂的地方或者有自己的感悟时,主动去和导师分享,寻求导师的反馈。最后,张程业学长用自己关于牟宗三和列维纳斯的比较研究为例,鼓励我们寻找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话题,让论文写作和哲学学习变为一件更快乐的事情。陈薪水学长最后在细节上做出补充,指出了论文写作中容易忽略的问题。首先,学长同样强调我们应该多阅读外文文献,并鼓励我们克服畏难情绪,尽早开始外文文献阅读,在过程中逐渐适应难度并提升自己能力;其次,我们往往容易忽视论文写作过程中的句法结构问题,由于我们难以避免引用外文文献,写作中会有句法结构混乱、夹带翻译腔的问题,而对于一篇好的学术论文而言,这都是我们应当极力避免的。总之,一篇好文章应当是改出来的。无论是孙乐强老师的讲座还是学长们的经验分享 ,给在场的同学们带来了哲学读书与写作的知识盛宴——不仅仅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更是我们如何去认识哲学本身。撰稿 / 张雨婷 杨铭燕编辑 / 张雨婷校对 / 杨铭燕
1937年7月,正是中国革命的生死关头,党内却出现了两种非常不好的思想,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妨害着革命的发展。为了揭露这种不好的现象,从而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毛泽东写了这篇著名的文章。通观全篇,此文几乎是一篇完美无缺的哲学论文,到处闪耀着思辩的哲学光芒;同时又因为毛泽东是文学家,身上流着中国文人的血,理所当然地使这篇文章充满了文学气息。 实践是寻求真知的唯一途径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目的和检验标准。”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中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内在实质,“认识——实践——再认识”是《实践论》的实践路线。 实践要注意方法 实践,就是一个怎样验证真理是否符合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本来面目的过程。谈实践的方法,我想从实践的特性开始说起。 一则,实践具有时间性和地点性:实践的内容会随时间、随场合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被前期、他地的实践所证明的东西不一定适用于当时(以及未来)、当地。“刻舟求剑”者犯得就是类似的错误。 二则,实践具备局部性和偶然性:某种局部实践的结论不一定适用于全局实践,某种偶然实践的结果不一定体现基本的、普遍的规律。“守株待兔”者犯得就是类似的错误。 三则,实践具有层次性:此一层次实践的结论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层次和全部层次。 四则,实践具有主观性:人类的任何实践活动不可能绝对摆脱实践主体主观因素的制约;绝对客观的人类实践,是不存在的。主体能动发挥程度的不同,必会影响到实践的具体效果。 上述特性的共同作用,则形成了人类实践的“隐蔽性”,或曰局限性。正因如此,仅仅依靠一时一地的、个别的、局部的具体实践,来完全否定或肯定某种认识,那是不充分的;仅仅依靠具体实践所得出的具体结论,而不给予理性地抽象、概括和总结,却来完全否定或肯定某种认识,同样是不充分的。 具体实践只能用以证明具体结论,基本实践只能用以证明基本结论,普遍实践则可用以证明普遍结论;而唯有借助于人类的理性思维能力(能动),把人类的全部实践从局部上升到基本、从基本上升到普遍、进而抽象地形成人类的普遍实践(绝对实践),才能足够地证明客观事物的真理。
近日,有网友反映湖北大学哲学学院研究生高君路的硕士学位论文涉嫌抄袭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研究生陶涛的硕士学位论文,对此,湖北大学研究生院和哲学学院办公室工作人员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表示,核实后将联系记者。澎湃新闻记者在中国知网上找到了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伦理学专业研究生陶涛2008年5月发表的硕士学位论文《康德的道德自由观》,以及湖北大学哲学学院外国哲学专业、研究方向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生高君路2014年5月发表的硕士学位论文《康德道德自由论探究》。经澎湃新闻记者比对发现,两篇论文部分内容基本一样。陶涛的硕士学位论文比高君路的硕士学位论文发表早6年。两篇论文的目录基本一致,左为高君路论文目录。两篇论文中英文摘要完全一致,最右为陶涛论文。如陶涛在其论文的第三部分“实践自由”中的第一段写道:自由作为先验的理念,虽然已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给予了其存在的可能性,但是它还未经证实。同时,“如果我们目前能够找到一些理由去证明,这种属性事实上应属于人类的意志并同样也属于一切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那么由此就并不只是说明了纯粹理性可以是实践的,而且也说明只有纯粹理性、而不是受到经验性的局限的理性,才是无条件地实践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证明了自由这种属性属于人类的意志,那么纯粹理性的实践运用也就可以得到证明。高君路论文中“实践自由”这一部分的第一段内容如下:自由作为先验的理念,虽然已经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给予了它存在的可能性,但是它还没有被确切证明它的“实在性”。同时,“如果我们目前能够找到一些理由去证明,这种属性事实上应属于人类的意志并同样也属于一切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那么由此就并不只是说明了纯粹理性可以是实践的,而且也说明只有纯粹理性!而不是受到经验性的局限的理性,才是无条件地实践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假若我们证明了自由这一属性属于人类的意志,那么纯粹理性的实践运用也就可以得到证实了。两段内容基本一致,只是高君路在其论文中对一些表述略作修改。除此之外,高君路硕士学位论文中的致谢内容也涉嫌大面积抄袭了陶涛论文中的后记内容。如,陶涛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后记部分中写道:……我相信,“自由”虽不创造生命,却赋予生命以意义。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是我选择伦理学作为专业的原因;而选择“自由”作为毕业论文的主题,则是我努力进入伦理学殿堂的尝试……我爱这篇论文,犹如皮格马利翁热爱他的雕像。皮格马利翁仅需向爱神寻求帮助,便可将雕像变为挚爱的美人;而我能够完成此文,却离不开太多无私的支持……康德曾说“我己经给自己预先勾画出我要执著前进的轨道。我将步入我的进程,没有什么能阻止我继续走下去。”那年,他22岁。而高君路则在其论文的致谢中写道:……我相信,“自由”虽不创造生命,却赋予生命以意义。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是我选择伦理学作为专业的原因;而选择“自由”作为毕业论文的主题,则是我努力进入伦理学殿堂的尝试……我爱这篇论文,犹如皮格马利翁热爱他的雕像。皮格马利翁仅需向爱神寻求帮助,便可将雕像变为挚爱的美人;而我能够完成此文,却离不开太多无私的支持……康德曾说:“我己经给自己预先勾画出我要执著前进的轨道。我将步入我的进程,没有什么能阻止我继续走下去。”那年,他22岁。根据上述两段文字可以发现,内容几乎完全一致,甚至原本专业为外国哲学、研究方向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生高君路,在致谢中,专业也变成了“伦理学”。澎湃新闻记者分别致电湖北大学哲学学院及研究生院办公室,对方均表示针对高君路论文涉嫌抄袭的问题,核实后将联系记者。(来源:澎湃新闻)
哲学在文学中意旨智慧、思维、诡辩等一切美好且形容人聪慧词语的综述,使人明智,令人贤明,而哲人涵盖有智慧、爱思考的人,人人莫不以哲人自称以为傲,如此美好的学科接触的人却少之又少,不在乎哲学的深奥和诡辩之路如那弯弯曲曲的山路十八弯,脑筋不灵活的往往转不过弯,学得越深陷得越深,最终不可自拔的若那泥潭里的泥鳅,学不好反而落得自己一身泥,陷入思维究极的漩涡之中,何为哲学?哲学为何?万事万物可曾为哲学,若不为哲学又为何?这一切,只缘得学哲学而未入其窍而已,什么都有起点,什么都有终点,哲学也不出其道,然哲学道路何尔?始于文字的流通、地域性种族的融合,汇聚不同思想的意识体系的碰撞,经由灵感导致的念想擦出新火花,猎奇心理从中引导,最终得到与之对应的过程和答案,而这,就是哲学!哲学不是一种独特的体系,而是出于对人生的思考而来的思维逻辑。思考使人明智远古时期的人类之所以不同于低级的野兽,体现于直立的行走,有着独特的意识思维形态,并能将之凭借语言文字描述表达,后融汇贯通形成丰富的情感,有情、有爱、会痛、会哭,这就是人!涵盖你、我、她……全部有智慧的人。自仓颉据山川走向、河流趋势、动物体态等造象形字,并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的孕育,人类第一次有着属于自己的地域化种族文明语言,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人类通过“种族文”进行交流,总结使得繁琐生活简单化的技巧,汇聚种族和个体之间的思想,形成最初的意识思维体系,那时的世界并有没有什么边边框框,而是完全向往自由的“乌托邦”,生活没有规矩导致思想没有边界,智慧的获得使得早期的人类对什么都感到疑惑,虽然先人总结生活过程有着最便捷的方式方法,却并没有对此方式方法进行解释,只是描述生活中的技巧和与之对应的效果,思想没有边界的早期人类猎奇心理的驱使对什么都好奇,对祖先生活中有先例的技巧和方式方法进行探究和解析结构,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为什么的为什么,总有无数个为什么,越思考越聪慧,越聪慧越思考,相同的事情祖先有着记录的技巧和效果,那么,如果不按照祖先的技巧的方式方法的话,会有什么相对的加成,亦或是减损的效益吗?百思不得其解,可处于对智慧的探究却越是好奇,大概是人类的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心理的驱使,不让这么做,偏要那么做,思考生活中技巧的可能性和与之对应的效果,千奇百怪的思想随着思维逻辑涌现出来,并通过实践数据对比前后的技巧的加成或减损的效果,得出最佳的技巧及其效果,思考的不是技巧及其效果,而是对于事情和问题本身看待的视角角度,怎样看才会得到最佳的技巧,最佳的技巧又会有什么样的效果,或好或坏,出乎意料却在情理之中,这就是现实的美妙!其中的深奥若泥潭般,喜欢就探究,探究却沦陷,沦陷到事物本身之美,事物的存在之理大概是上合世界循环的需要,下嵌人文百态都不觉得矛盾,于情于理,应该存在,于是就存在了,这么简单,当时的人类出于爱智慧的生物本能,将事物看成洋葱结构,一层层的用不同的视线角度剖析问题本身,不探究事物存在有什么价值,而是探究事物存在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而存在?探究的思想框架一层层在意识思维里架构出独特的意识思维,而这,就是哲学意识思维结构!不同于普通人的看事物的表面,而不看事物存在的意义或是价值,有着哲学思维体系的人类,谓之哲人。哲学是科学之根基哲学与科学看似两个互不相干的科目,实则之间的联系千丝万缕,如同事物的两面性,都对,但各有各的特点,哲学注重事物的存在意义而成的元理,先人或后人对于同样的事物的生活技巧的方式方法而总结的经验论,非绝对理性而是思维逻辑的成果,科学则反之,打个比方,若建楼房,哲学是楼房的意识思维结构,科学的混泥土填充楼房,才使得楼房的稳定程度,若无意识思维的结构,那么还何须科学的混泥土呢?每个在上小学和初中的九年义务教育之前,都会先上幼儿园,较之小学和初中义务教育,幼儿园的教育肤浅且简单,看似毫无用途,然而每个人不都是幼儿园、小学、初中等一系列的上学过程,没有人会质疑为什么要上幼儿园这么简单的幼儿学校,而是步步遵循祖先之法,莫不是现代社会有着各种各样的边边框框,或是明里的准则,亦或是暗里的潜规则,不按规矩出牌就会碰钉子,人的心理阴影的使然,多次碰钉子之后对待规矩不闻不问,而是默默的遵守的本性,然而最早的幼儿教育在哲学上称为启蒙教育,人在生出之后都被称为“灵智未开”之人,有着智商可却怎么也学不动,甚至是根本就不想学习,幼儿教育就是启蒙智慧浑浊且难以运用之人,使得善于学习,喜欢学习的过程,所以说在上九年义务教育之前会先上幼儿园,之后小学和初中的课堂之上老师的第一句话通常都是:“同学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摘自毛主席的话录),并且要听规矩,守规矩。”,第一句话用领袖的名义带动学习的动力,而后半句则是用催眠的效果在幼小的心灵上先入为主占其根本,用科学的准则制定哲学的边边框框,以便为之后的学习效果做准备,而九年义务教育都是进行先人思想和科学的脚步,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莫不都经过幼儿的启蒙教育技巧的方式方法,假如说哲学是总结生活中的技巧的方式方法的经验论的话,那么科学必然就是实践论,不同于经验论的随意,意识的思维逻辑的缜密仅出于在已有的特定环境的情况中,可现实非一成不变,圣人曰:“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而变数其一(感悟,一在万物,万物唯一,千变万化,天数难测。)。”,这唯一的变数造就现实生活的不可预测性,不论怎么根据已有的现实环境并且思维逻辑缜密的推导或推敲已有或未有的历史情节片段的应对技巧的方式方法,只要出现这唯“一”的变数,则全盘变的格局,典型的蝴蝶效应,因此,哲学的经验论不如科学的实践论的准确,而哲学又是不得不学的学科,无处不在,无处不学,幼儿的启蒙教育、科学的思维逻辑、生活中技巧的方式方法等诸如此类的各行各业无不出其中,体现着哲学的思考方式的技巧。哲学哲学的思维逻辑是科学的高楼大厦的底层基础建设,要想善于运用科学理论的方式方法需从哲学的思维逻辑入手,科学理论的难度在于看问题的常年学习而来的惯性思维模式和固定角度,同一个问题可能先人有着相对的解题技巧的方式方法,或难或易,可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或许会得到不同的效果,毕竟条条大道通罗马,路不止一条,而哲学是开启科学的钥匙。
提起哲学,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态度:哲学是哲学家的事儿,关我什么事儿?……哲学是什么,又不能吃又不能喝的……哲学没用等等。但哲学真的就像大多数人所想的那样吗?当然不是。01哲学很好玩。哲学起源于我们对世界的与思考哲学最基本的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也就是何者是第一性?何者是第二性?那么,至今你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吗?哲学研究什么在《苏菲的世界》这本书中,就举了关于哲学家研究什么的例子:“关于小白兔,最好将它比作整个宇宙,而我们人类则是寄居在兔子毛皮深处的微生虫。不过哲学家总是试图沿着兔子的细毛往上爬,以便将魔术师看个清楚。"02哲学带给我们什么?最简单的是为我所引用我们在与他人论述自己的观点时,引经据典,引用的名人名言无疑是很增强说服性的。因此,最简单的是,我们可以引用哲理,为我们所用。学会思考笛卡尔曾说:我思故我在。这该如何理解?颇有唯心主义的趋向,其实是这样理解的:只有当我自己在思考的时候,才感觉自己是真实存在这个世界上的。在这里强调的是自己思考的力量,而“思考”正是哲学所带给我们的。03儿童也会思考哲学好奇和困惑是紧密联系的。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起源于好奇。他也曾说过:哲学导源于困惑。在马修斯所著的《哲学与幼童》中就举了很多关于儿童思考哲学问题的一些事情。以下摘取两个例子。1:“乔丹(5岁)在一天晚上八点上床睡觉时问道:如果我八点睡觉,明天早上七点钟起床,我怎么断定时钟的短针只走了一圈呢?我是不是要整晚不睡,一直看着它呢?要是我望了望别处,哪怕是一小会儿,短针也可能只走了两圈。”这大概是乔丹在学校里有这么一个同学,经常在老师上课时做鬼脸,等老师转过头面对学生时,那个同学又不做了。引起了乔丹对时钟与时间的困惑。2:“蒂姆(大约六岁)正忙着舔锅子时,问道:爸爸,我们怎么能知道一切不是一场梦呢?”蒂牡丹父亲有点不好意思,说他自己不知道,同时问蒂姆期待大人怎么回答他。他又添了几下锅子,回答说:“奥,我并不认为一切都是梦,因为人在梦里,不会四处询问这是不是梦。”正如思考的那样,他的问题假定我们的确有时是醒着的,有时是做梦。他想问的其实是:“我怎么能知道我是醒着的还是在做梦?”这是儿童的思考方式。最后,如果你还觉得没有放下偏见,请你再认真理解这段话:波特兰·罗素曾说:即使不能解答我们所希望解答的许多问题,至少是有提出问题的能力,使我们增加对宇宙的兴趣,看到甚至是日常生活最平凡事物的表面现象下潜藏的新奇与值得怀疑之处。
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天才,一位与莎士比亚、巴赫、爱因斯坦一样是天下少有的天才。对于世界文明推动,哲学领域探索,人类自我认知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他的伟大又是幸运的,因为他生活在一个特别适合他的超凡天才的时代和地方。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评述正如安塞·勒姆阿玛迪奥对他的评价:“他界定了现在叫做西方文明的所有内容和方向,其作用超过了其他任何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最好的学生,他于17岁进入柏拉图学院学习。在柏拉图的门下学习了20年直到到37岁才离开。据小道消息他之所以离开的原因:柏拉图死前并没有指定他为继承人,而是将学院和所有的财产留给了自己的子侄。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思想完全不同但是最令人惊奇的是,亚里士多德与其恩师柏拉图的思想完全不同。亚里士多德从不相信灵魂天生就带有知识。他抛弃了柏拉图的二元论,建立了他自己理论系统一元论。(当然这是他成熟后的观点)哲学论文风格的诞生据说他也曾写过对话录风格式的作品,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些作品都未曾保留下了。那些能够保留下来的作品主要是针对不同主题,异常晦涩难懂的散文或论文。留存作品只是一些演讲或书本的笔记所有人都确信亚里士多德是一个思维敏捷、头脑清晰的思想家。但是这些留存的作品如此艰涩,因此许多学者都猜测这些作品只是一些演讲或书本的笔记。而且这些笔记可能是他亲笔撰写,也可能是他的弟子们听他的演讲记录下来的。当然我们也许永远不能探明事情的真相。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亚里士多德的文章创造了一种新的哲学论述风格。这种风格对哲学分类起重要作用哲学论文风格的代表亚里士多德的论文涉及领域非常广泛,同时也运用了各种不同的论述方式。作品中大部分内容都与他的研究息息相关,而且每部作品都是立足于一个主题进行说明。正是这种严谨而细致的论述风格,对于后来几个世纪中建立起哲学的分科与方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关于他的作品中那些对话录式风格的著作,到今天已经只剩下一些残缺不全的资料。亚里士多德主要论文被完整保留下来而亚里士多德的主要论文则被完整的保留下来,譬如《物理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与《诗学》。这些作品都是一些理论性或规范性的纯粹哲学作品。当然还有一些比较特殊不是那么“纯粹”哲学作品。比如《灵魂论》则是混合了哲学理论与早期的科学研究。亚里士多德《动物志》还有就是其他一些诸如生物论文的作品,譬如《动物志》则是自然历史中主要的科学著作。当然其中也混杂了一些现在看来比较荒谬的论点——老鼠在夏天喝水就会死亡。哲学论文风格的发展如果从哲学的观点角度出发,康德受到到柏拉图“二元论”思想影响很大。但在采用论述风格方面而言,他受到亚里士多德影响较大。不过单就论述细节方面而言,显然康德作品要比亚里士多德作品更加精致,更富有艺术感。康德康德作品总是会先界定一个主要问题,然后条清缕析从各个角度对主题进行系统而完整讨论。而且有时还会就一些特殊的问题进行深入浅出的探讨。从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到康德的作品,都体现了一个共通的特点——立足于一个主题的秩序研究。我们能从他们的作品中发现哲学论证的完整过程——开头、发展和结尾。值得一提的是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我们不但能够看到他提出的观点,还能发现反对立场。康德的作品立足于一个主题的论述虽然从某个角度而言,这种论文形式的论述风格与对话形式的风格相差不多。但两者最重要的区别是在亚里士多德或康德的作品中不在有那种戏剧化的表现手法。不再如柏拉图那样通过不同立场和观念之间的冲突来表述论述,而直接由哲学家们自己直接陈述观点。希望通过本章的内容帮助各位读者更好理解哲学论文这种论述风格的特性,更高效阅读不同类型哲学领域的书籍。阅读改变自我的最有效手段,你阅读了吗?我是小贺期待明天与你相会。
2020年,虽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但我国哲学界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有了新的更为深刻的认识并取得了重要进展。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持续推进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反思与重构;西方哲学研究聚焦德国古典哲学、欧陆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重点关注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的挑战;而构建当代中国阐释学则成为诸多领域特别是哲学界探索与争鸣的重要议题。鉴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动态已在《202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报告》中介绍,这里对哲学其他分支学科年度发展状况予以述评。一、中国传统哲学研究:面向当下与未来近年来,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反思与重构一直是哲学界关注的热点和重点。哲学界除了依托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互补互证,对人、事、物继续探究外,不断反思“照着讲”“接着讲”“对着讲”与“以中释中”“以西释中”等论争。在现当代中国思想中,“哲学”自身及植根于它的整个学科知识体系,影响着国人对自身传统的体会与阐释。赵汀阳讨论了当代中国哲学处境的两个方面: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的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文章分析了西方的分类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中国哲学把人生论定位为核心论题而造成的自限局面,以及西方哲学在中国化过程中发展意义续篇的可能性。王齐认为,考虑到西方哲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批量引入中国且研究时间较短、与本源文化差距较大等现实因素,尤其考虑到赵汀阳提出的“当代性”概念,在当代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建设当中,作为“学问”的西方哲学研究仍有其不可忽视的建设性意义。吴飞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不乏对本源问题的讨论,但由于经学传统与心学传统的相继兴起而丧失。哲学应该着力讨论本源问题,但并不仅仅是逻辑—语言的本源问题,而是生活经验的本源问题。在中西文明中,经学都不只是回答本源问题的范例,而且构成了生活经验的骨架。学界普遍认为,应该思考如何在当代世界的视野下激活古代的思想资源,与已经纳入中国思想版图的西方哲学联合创制一种“新哲学”。2020年,为纪念张载诞辰1000周年,《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等杂志纷纷刊文,涉及张载的思想史定位、关学经典整理与关学历史重构等论题。另外,《关学经典集成》出版,比较系统地阐释了关学兴起、流传、发展、演变的过程。在中国哲学史上,“气”是最具中国本土色彩的哲学语言。对气学作出创造性发展的是张载,但其思想所引发的争议也最大,历来存在两种观点分歧:一是“气本论”或“唯气论”,以张岱年为代表,认为张载哲学是以气为本体的一种理论形态。二是“太虚本体”“太虚神体”或“本体宇宙论”,以唐君毅、牟宗三为代表。当代学者林乐昌认同“太虚本体”说,认为张载哲学应以理学来定位。吴震则认为,太虚或气都不足以成为形上学的本体概念,不足以为张载哲学定位。张载哲学是以太虚与气为逻辑起点,以性与天道为终极关怀的道学思想,对于宋代道学具有重要的形塑意义。翟奎凤提出一种补充视角,认为“神化”是源自《易传》的一对中国哲学的独特范畴,从神化体用论可比较合理地解释张载思想中关于虚气关系问题的长期争论。二、西方哲学:是研究对象,更是研究资源2020年,哲学界关于西方哲学的研究仍然沿着西方哲学史的脉络进行,即以研究西方哲学史上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为主,尤以德国古典哲学、欧陆现象学和分析哲学为盛。总体上看,西方哲学仍是学界研究的直接对象,而不是以哲学问题为中心的相关研究的资源。以往我国学界对康德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认识论方面,但2020年康德的实践哲学特别是道德理论受到格外关注。邓晓芒认为,康德所开创的道德形而上学,仍属于以知识论和逻辑规范为框架而建立起来的道德原则。这种规范伦理学与儒家的德性伦理学在出发点上是截然不同的,但这并不妨碍双方以某种方式相容和互补。邓安庆指出,哈贝马斯视之为对康德伦理学进一步发展的“对话伦理学”,与康德几乎没有关系。康德的道德性立法处于伦理性和道德性的张力之中,其核心是要证成个人准则的主观性与普遍伦理法则相一致。因此,个人意志立法的原则,不是同利益相关者的意志质料相一致,而是与所有理性存在者之意志的法则相一致。如果说这里有“对话”,也是理性主体同包括自己在内的现象中人的情志之对话。“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的渊源”问题再次被激活。国内学界关于黑格尔辩证法和法哲学的研究持续增温,且明晰呈现出一种外部阐释视角。罗朝慧认为,黑格尔辩证法作为纯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逻辑学,即哲学真理或理性精神自我展开、自我实现的抽象思维过程,不存在“神秘化”和“倒立”的问题。当黑格尔辩证法作为人类自由本质全面实现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时,才真正存在马克思所说的“神秘化”和“倒立”的问题,因为它给现实的人的感性自由及其物质的和世俗的生活内容、关系与实践活动蒙上了一层“神秘外壳”。马克思正是在此意义上“剥去”这个“神秘外壳”,把它“倒过来”,发现与之“截然相反”的世俗的“合理内核”。邹诗鹏认为,在黑格尔那里,社会本身不过是“第二自然”因而并不是独立的存在形式,黑格尔不可能提出社会存在概念,更难以建构一个自洽的社会理论。应当指出,虽然国内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颇盛,但重在对德国古典哲学代表人物的思想、概念进行具体解读,缺乏自觉的研究范式反思,以及高屋建瓴的纵向整体研究。整体评价现象学传统并将其视为一门跨文化哲学渐成趋势。以胡塞尔诞辰160周年为契机,中国学界展开了对现象学的整体评价及其在跨文明对话中的意义研究。王俊认为,胡塞尔现象学包含了两个向度的统一:一个向度是具有绝对性、统一性的普遍哲学;另一个向度则是对直观的、当下的、活生生的实际性经验的描述。由此,存在于整体性和多元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同一性和差异性之间的张力得到了统一。这种非现成性、历史性和开放性特征,使得现象学与汉语思想传统的结合成为可能。现象学的发展必然导向一门跨文化哲学,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内容上和方法上的双重可能。在内容上,现象学的概念、思想方式蕴含了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批判,而显示出与东亚思想的亲缘性。在方法上,现象学包含的以他者和陌异经验为优先的建构性、内在历史性等属性决定了现象学的跨文化特征。许多学者将现象学视为跨学科、跨文化的对话平台和建构性资源,积极推动现象学的中国化。而中国化现象学的最佳形态无疑是“汉语现象学”或“中国现象学”。对于本源性的现象学经验,使用不同语言谈论,会引发对经验内涵的不同理解。作为一种图像性很强的语言,从汉语切入对现象学经验的开发、阐述,会使现象学呈现出新的内容和特质。但是,由于中国学界对于现象学整体上仍处于“接受”阶段,原创性研究成果还不够多,所以要想名正言顺地给“现象学”冠以“汉语”或“中国”两字,还任重道远。随着英美哲学进入“后分析”时代,心灵哲学取代语言哲学成为分析哲学领域的支配性议题。代海强认为,神经科学与心灵哲学的交叉研究有双向进路:其一,心灵哲学朝向神经科学的进路;其二,神经科学朝向心灵哲学的进路。张学义指出,具有认知神经科学背景的实验哲学家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揭示了心灵理论存在的神经科学基础,为跨越意识的“解释鸿沟”,即对自我心理状态的认知如何通达对他人心理状态的归因、解释和预测,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但高新民也指出了物理主义存在的问题:扼杀了意识的本体论地位;完全无法说明人身上何以有在变中保持不变、在多中保持统一的自我;无法说明人为什么是价值主体等。总体上,国内学界关于意识等心灵哲学议题的探究,仍处于物理主义与非物理主义针锋相对的阶段。面对心灵哲学研究缺乏共识的现状,高新民认为心灵哲学研究表面繁荣的背后是实质进展小且陷入危机。要真正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进行概念图式变革和加强方法论思考,找到心灵观建构和发展的合适程序和路径。关于当代分析哲学背景下的知识论,国内学界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认知辩护与如何应对怀疑主义的挑战。刘小涛指出,长期以来,知识论学者一直在争论什么是信念的辩护,但他们很少讨论什么是信念的辩解,以及辩解与辩护有何区别。这与法学研究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从法学理论中吸取教益,有助于更好地区分知识论讨论中的认知辩护和认知辩解。王聚认为,理想的反怀疑论方案不能仅仅拒绝怀疑论论证,必须消解怀疑论者在认知层面塑造的虚假理想型。三、伦理学:公德与私德之争构建当代中国特色伦理学是2020年度学者们关注的重大选题。《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颁布,推动了新时代道德建设问题研究。学者们重点关注现代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公德与私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对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评判。陈来主张,恢复个人道德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并大力倡导社会公德,是反思当代中国道德生活的关键。他认为,梁启超等近代启蒙学者关注公私德之辨,批评儒家道德长于私德,缺少公德,而后者对于现代文明社会的建构乃是不可或缺的。与之相对,现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方案应以传统儒家的家国一体模式取代近代学人倡导的公德私德区分的模式,同时应以个人道德修身(私德)为核心克服重公德、轻私德的缺陷。李萍提出,公私含义演化及观念生成的逻辑奠定了传统伦理中“贵公”的价值观,传统公私观念的形成有两个基本载体:本体论意义上的共同体之公的伦理观念载体,认识论意义上天下为公的道德观念载体。肖忠群认为,在古代中国或者传统道德中,主要强调公德与私德的联系而不是区别,这是由古代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基础、儒家合内外之道的思维方法以及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尚未区隔所决定的。在思想渊源上,近代启蒙学者所倡导的公德私德之区分属于西方学说的道德范式,其忽视私德(个人道德)的缺陷反映了西方道德理论的局限性,而传统儒家具有不同于西方的道德理论,似也不能克服中国当代社会的道德弊端。任剑涛、蔡祥元等人则认为,公私德之辨切中了儒学“家天下”思想构架的内在困境,这一困境并不能简单地通过提升私德来加以解决。陈乔见等学者更倾向于,关于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讨论,应先走出梁启超所谓“儒家重私德轻公德”的误区。区分公私领域首先需要通过规则来限制和规范人的行为,所以,制度建构更为根本。唐文明基于美德伦理学视域提出,现代以来对公德与私德的区分会导致公德压倒乃至摧毁私德的局面出现,这正是现代社会在美德问题上面临的普遍困境。关于基因编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具体科学技术的伦理研究,受到学者与公众广泛关注。而对公益慈善伦理与共享伦理、经济伦理与财富伦理的研究,顺应了新时代对共享发展提出的理论要求。关于“人民至上”和“生命至上”两大价值理念的研究,凸显了中国当代文化的民族特色。伟大抗疫精神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禀赋特质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丰富了新时代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深刻内涵。四、科学技术哲学:智能时代的“第一哲学”?2020年,科学技术哲学重点聚焦于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成果与应用,从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科技伦理学、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等各个维度进行了探索。在科学哲学领域,伴随着认知科学、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领域的发展,关于认知、意识、自我、智能、情感、记忆、逻辑、知识、感受、行为等问题的哲学研究不断推进,哲学与人工智能、认知科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有效对话不断增多。在技术哲学与工程哲学领域,段伟文提出“深度科技化时代”的概念,刘永谋等学者认为当前是“技术时代”,李河坚持“技术哲学应成为当代‘第一哲学’”,孙周兴则强调未来哲学要“面对被技术工业深度改造和重塑的技术化生活世界,为重建今天和未来的新生活世界经验做出贡献”。关于人工智能的哲学研究逐渐进入理性反思阶段,开始在概念层面构建起一些共识性常识。此外,自动驾驶、区块链、技术治理、算法歧视、信息安全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值得肯定。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对我国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影响极为深远。2020年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相关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组织了不少学术活动,相关学术期刊也开设专栏,致敬恩格斯的伟大探索与奉献。学界普遍认为,自然辩证法传承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面对新问题、新挑战,回望恩格斯的哲学智慧,依然能够得到一些重要启发。2020年,我国哲学界注重从哲学视角关注科技进步的大方向,从“科技为人”与“科技向善”方面为中国科技原创能力的提升贡献哲学智慧。一批立足科学发展前沿、从国家宏观战略需求出发设立的新型科研机构,通过创建哲学家与科学家的联盟,加强哲学与科学的对话,推进跨学科研究与教学,努力应对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提出的一系列挑战,在促进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融合方面做出了积极尝试。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成为促使哲学界对生命、幸福乃至文明问题进行深刻反思的动力与契机。赵汀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提示我们,生命的基本需求是最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这是世界面临的形而下问题。要克服这种形而下的问题,改善形而下世界的脆弱性,需要用形而上的思维方式。现代的主流思维模式追求普遍必然性,但人并无能力以主体性定义普遍必然性。当代幸福论追求的作为至善的替代品快乐,会使人缺乏抵挡苦难的能力。苦难问题不仅解释着人类文明的起源,也很可能是人类的一个永久的问题。而新冠肺炎疫情则在哲学上唤醒了“苦难”问题,意味着哲学和思维的初始化或“重启”。五、逻辑学研究:主要路径及发展方向西方逻辑思想与中国逻辑思想的关系、中国传统逻辑思想的特质、逻辑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等,成为国内逻辑学研究的主要路径及发展方向。比如,2020年中国逻辑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就是“逻辑发展研究”,主要围绕新的时代背景下的逻辑发展和逻辑应用、逻辑在提高国民思维能力和法治国家建设方面的社会功能等问题进行研讨。国内逻辑学在重视学科建设过程中,普遍关注逻辑学教育的普及工作。2020年9月,“全国中小学逻辑教育小型高阶研讨会”召开,与会专家就中小学逻辑教育在学生心智发展阶段和基础教育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等课题进行了探讨,强调中小学逻辑教育势在必行。辩证逻辑在我国的发展历史悠久、数度繁荣。在“纪念中国逻辑学会辩证逻辑专业委员会成立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暨2020年全国辩证逻辑与科学逻辑讨论会上,与会学者聚焦辩证逻辑与科学逻辑的基础问题,辩证逻辑与逻辑哲学、非形式论辩理论贯通发展的趋势问题。此外,一些前沿议题为辩证逻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比如,辩证逻辑形式化进程的发展、辩证对话传统的复活,特别是情境语义学和动态认知逻辑的确立,使得有限理性、情境、意向性与行动范畴进入逻辑基础理论的核心地带。“纪念金岳霖先生诞辰125周年学术研讨会”于2020年10月举行。与会学者提出,金岳霖对于当代哲学研究的学术贡献,不仅在于其流传至今的经典文本,更重要的在于其传承下来的学术精神、理论方法与科研传统。金岳霖重视哲学的普遍品格与哲学理论的民族个性,自觉引入中国哲学的智慧资源,并以世界性眼光与开放性视野关注现代学术前沿。六、当代中国阐释学:问题探索与理论构建2020年,《哲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学术研究》等杂志开设专栏,持续讨论“当代中国阐释学的构建”问题。学者们分别讨论了中国语境下阐释学的命名、阐释的公共性与有效性、阐释的边界约束以及以阐释的客观性在有限性与无限性张力之间的正态分布等问题,并着重辨析张江提出的原创性概念“阐释π”。从强制阐释到公共阐释,中国学者阐释学研究目标十分明确,就是以公共阐释为核心,寻求建构当代阐释学的基本路径和形成中国阐释学的主要框架。当代阐释学发展到今天,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提出了重新思考阐释学之方法论意义的主张。并且,注重在多学科理论交叉与实践的基础上,解决诸多具有基础性意义的元问题,这已经成为中国阐释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以中国话语为主干,以古典阐释学为资源,以当代西方阐释学为借鉴,最终实现传统阐释学观点、学说之现代转义。阐释的本质,亦即阐释为何而生,因何而无穷,是理解和认识阐释及建构阐释学的核心问题。当下,沿及方法论与本体论传统对此问题的讨论,或止于功能性说明而难抵本质,或遮蔽于形而上的猜测而少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张江认为,当代心理学研究为解决这些问题开辟了新的视野和切实的路径。在心理学视域下,阐释的本质为“自证”。阐释主体不断确证自我认知与自我概念,最终实现意识主体同质化的自我建构。自证的企图与冲动,为本体论阐释提供了可靠依据,给方法论阐释以合理证明。自证贯穿于言说、说明、翻译等全部阐释功能之中,不断更新人类知识系统,建构独立意识主体的认知图景。以阐释本质为起点的心理学与阐释学研究,具有广阔的理论前景。七、反思与展望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如何提炼时代精神、回答时代问题,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更加自觉自为地引领时代发展和文明进步,成为我国哲学界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看,如果没有相当高的哲学思维水平,一个民族是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的。从新时代党和国家理论创新的使命要求看,迫切需要哲学发挥支撑和基础作用。从学术上看,如果没有哲学的繁荣和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理论难以建构起来,也难以在实践中发挥作用。换句话说,没有系统化的、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当代中国的哲学,就不可能有当代中国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国际关系学,等等。毋庸讳言,与上述定位和要求相比,我国哲学研究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和不足,进而如有的学者所言,造成中国当代哲学研究的“总体性困境”。其一,缺少哲学应有的宏阔格局、视野和境界。由于学科或专业的过度细分,不仅哲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工程科学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且与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松散和淡化。更有甚者,哲学各个二级学科内部的交流也越来越少。因此,缺少宏大思维、宏大叙事、宏大主题成为哲学研究领域的普遍现象。哲学的专门化、技术化、学院化日盛,很难说这是哲学的荣光和应有气度。其二,缺少对基本理论问题的持续思考和关注。漠视基本理论问题的结果,要么是用西方提出的基本理论或关键范畴概念进行替换,要么是在刻意的模糊处理中消解掉这个学科存在的根基。正如刘志洪、郭湛指出的,“中国当代哲学貌似枝繁叶茂,实则根基虚浮;不仅难以有效地为生活和科学确立前提基础,连自己的前提基础都有待夯实”。其三,缺少有思想的学术研究。时代既需要有学术的思想,也需要有思想的学术。没有学术的思想,是空洞的思想,没有思想的学术,是无灵魂的学术,既难以在国际学术舞台立足,更难以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真正的软实力。应该承认,近年来学界发表的论文、出版的著作不少,但有原创性思想的标志性成果不多,提出自己的标识性概念和具有引领性议题的经典之作更少。其四,缺少对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哲学概括。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及理论和实践的不懈探索,我们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向世界贡献了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我国学界一般性的解读宣传文章不少,但学理性的深入挖掘不多。为更好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当前最迫切的理论任务,就是对改革开放40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使之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学理化,凸显出其严密的理论逻辑和全新的理论形态,写出像《新民主主义论》《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那样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让哲学成为引领时代发展的“普照之光”,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活的灵魂”!(执笔:赵培杰、莫斌、邵贤曼、崔晋)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部相关阅读:理论是问题之树盛开的花朵202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报告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近日,有网友反映湖北大学哲学学院研究生高君路的硕士学位论文涉嫌抄袭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研究生陶涛的硕士学位论文,对此,湖北大学研究生院和哲学学院办公室工作人员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核实后将联系记者。澎湃新闻记者在中国知网上找到了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伦理学专业研究生陶涛2008年5月发表的硕士学位论文《康德的道德自由观》,以及湖北大学哲学学院外国哲学专业、研究方向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生高君路2014年5月发表的硕士学位论文《康德道德自由论探究》。经澎湃新闻记者比对发现,两篇论文部分内容基本一样。陶涛的硕士学位论文比高君路的硕士学位论文发表早6年。如陶涛在其论文的第三部分“实践自由”中的第一段写道:自由作为先验的理念,虽然已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给予了其存在的可能性,但是它还未经证实。同时,“如果我们目前能够找到一些理由去证明,这种属性事实上应属于人类的意志并同样也属于一切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那么由此就并不只是说明了纯粹理性可以是实践的,而且也说明只有纯粹理性、而不是受到经验性的局限的理性,才是无条件地实践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证明了自由这种属性属于人类的意志,那么纯粹理性的实践运用也就可以得到证明。高君路论文中“实践自由”这一部分的第一段内容如下:自由作为先验的理念,虽然已经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给予了它存在的可能性,但是它还没有被确切证明它的“实在性”。同时,“如果我们目前能够找到一些理由去证明,这种属性事实上应属于人类的意志并同样也属于一切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那么由此就并不只是说明了纯粹理性可以是实践的,而且也说明只有纯粹理性!而不是受到经验性的局限的理性,才是无条件地实践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假若我们证明了自由这一属性属于人类的意志,那么纯粹理性的实践运用也就可以得到证实了。两段内容基本一致,只是高君路在其论文中对一些表述略作修改。除此之外,高君路硕士学位论文中的致谢内容也涉嫌大面积抄袭了陶涛论文中的后记内容。如,陶涛在其硕士学位论文后记部分中写道:……我相信,“自由”虽不创造生命,却赋予生命以意义。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是我选择伦理学作为专业的原因;而选择“自由”作为毕业论文的主题,则是我努力进入伦理学殿堂的尝试……我爱这篇论文,犹如皮格马利翁热爱他的雕像。皮格马利翁仅需向爱神寻求帮助,便可将雕像变为挚爱的美人;而我能够完成此文,却离不开太多无私的支持……康德曾说“我己经给自己预先勾画出我要执著前进的轨道。我将步入我的进程,没有什么能阻止我继续走下去。”那年,他22岁。而高君路则在其论文的致谢中写道:……我相信,“自由”虽不创造生命,却赋予生命以意义。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是我选择伦理学作为专业的原因;而选择“自由”作为毕业论文的主题,则是我努力进入伦理学殿堂的尝试……我爱这篇论文,犹如皮格马利翁热爱他的雕像。皮格马利翁仅需向爱神寻求帮助,便可将雕像变为挚爱的美人;而我能够完成此文,却离不开太多无私的支持……康德曾说:“我己经给自己预先勾画出我要执著前进的轨道。我将步入我的进程,没有什么能阻止我继续走下去。”那年,他22岁。根据上述两段文字可以发现,内容几乎完全一致,甚至原本专业为外国哲学、研究方向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生高君路,在致谢中,专业也变成了“伦理学”。澎湃新闻记者分别致电湖北大学哲学学院及研究生院办公室,对方均表示针对高君路论文涉嫌抄袭的问题,核实后将联系记者。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提高思想认识、树立正确导向、严格底线要求、优化评价方式、加强学风建设、健全长效机制、开展专项整治等方面作出全面部署,进一步健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规范和评价体系,推动高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意见》指出,要深刻认识“唯论文”现象的系统性危害,从加强教育系统党的政治建设和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高度予以坚决纠正。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弘扬科学精神观、创新质量观、服务贡献观,树立更加鲜明的人才培养导向、潜心治学导向、服务党和人民导向,改进科研评价方式,强化科研育人功能,以学术质量和社会效益作为学术评价的重要标准,建立有利于潜心研究和创新创造的评价制度,引导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努力成为先进思想的倡导者、学术研究的开拓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意见》明确提出了10个“不得”的底线要求,即:不得简单以刊物、头衔、荣誉、资历等判断论文质量,防止“以刊评文”“以刊代评”“以人评文”。不得过分依赖国际数据和期刊,防止国际期刊论文至上。不得为追求国际发表而刻意矮化丑化中国、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不得将SSCI、CSSCI等论文收录数、引用率和影响因子等指标与资源分配、物质奖励、绩效工资等简单挂钩,防止高额奖励论文。不得将SSCI、CSSCI等论文收录数作为导师岗位选聘、人才计划申报评审的唯一指标。不得把SSCI、CSSCI等论文收录数作为教师招聘、职务(职称)评聘、人才引进的前置条件和直接依据。不得将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作为学位授予的唯一标准。不得将学历、职称等作为在教育系统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限制性条件。不得多头评价、重复评价,严格控制涉及论文的评价活动数量和频次。不得盲目采信、引用和宣传各类机构发布的排行榜,不过度依赖以论文发表情况为主要衡量指标的排行性评价。《意见》强调,要优化评价方式,坚持分类评价、健全综合评价、探索多元评价、推行代表性成果评价、完善同行评价;要加强学风建设,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加强学术共同体建设、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坚持学术不端“零容忍”、加强学术期刊建设和管理;要健全长效机制,落实高校在学术评价中的主体地位和自主权,激发学术创新创造活力,正确理解破除“唯论文”不是不要论文,正确看待SSCI、CSSCI等相关引文索引的作用与功能。《意见》要求,各地各高校要针对10个“不得”组织“唯论文”问题专项整治,开展学风教育和警示活动,重点自查自纠是否存在评价指标单一、评价使用功利、高额奖励论文、抄袭代写论文、非法买卖论文、学风建设虚化、学术权力异化等突出问题。教育部将及时总结推广各地各高校经验做法,同时对落实不力、问题严重的单位,视情采取约谈、通报批评、公开曝光、责令整改等方式予以严肃处理。(来源:教育部)
南哲新闻南京大学哲学系科学技术哲学专业2017级博士生陈佳与其导师潘天群教授在国际学术期刊Studia Logica上连续发表两篇关于分歧主题的论文:“Logic for Describing Strong Belief Disagreement between Agents”论文链接:https://doi.org/10.1007/s11225-017-9724-1“Logics for Moderate Belief-Disagreement Between Agents”论文链接:https://doi.org/10.1007/s11225-018-9790-z其中第二篇论文为国际会议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ogic and the Foundations of Game and Decision Theory (LOFT 12)的接受论文。这两篇论文分别描述了关于双主体间的温和信念分歧与强信念分歧的几种逻辑,构建了相应的公理系统并证明了其可靠性和完全性,讨论了信念分歧逻辑在哲学和博弈论上的应用。分歧是一个涉及到哲学(认识论)、逻辑学、博弈论等多个学科的热点话题,该论文的发表对于这些学科的发展有推动作用。Studia Logica由波兰科学院的社会学和哲学研究所与斯普林格出版社联合出版,是著名的符号逻辑国际性期刊,为A&HCI(web of science艺术人文索引)来源期刊。编辑/段玉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