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好投吗

谈到哲学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哲学本身，二是研究哲学的人，三是怎么研究。一、哲学本身“哲学”一词在新华字典中是这样解释的，“[哲学]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它研究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普遍规律，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哲学的特点在于它的原理性，即它是一种普遍规律，它是从具体的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具体事物的共同特征，它具体表现为一般性、概括性和宏观性。哲学的实现方式在于归纳，它最终通过概括和总结来完成它的使命，通过概括和总结来使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使复杂的东西变得容易掌握、容易应用。哲学的社会价值表现在它通过概括和总结最后形成一种普遍规律，用这个普遍规律能够指导人们的生活实践，指导人们去不断的创造，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二、研究哲学的人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素质，否则就不适合研究哲学。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能力强，善于实践，能够始终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抽象思维能力强，善于从具体的事物中抽象出普遍的一般规律。3、好奇心强，有钻研精神，能够为一个疑问不辞辛苦的寻找答案。4、善于从宏观上把握一件事情，不局限于一个小的思维框架中。5、发散思维能力强，善于从多个角度看问题，能够突破常规思维逻辑去分析问题。6、心胸阔达，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乐于接受别人的质疑与批评，能够在承认不同观点存在的前提下保持一个客观的心态去探讨问题。7、不因自己取得一点成绩而沾沾自喜、自命清高，能够始终保持一个平常心、一个客观的心态。8、对于人类的一切概念能够拿得起放得下，不过度执着于某个概念而无法自拔。9、有较好的语言功夫，能够准确的运用词汇表达自己的思想。10、思想要端正，从事哲学研究的初衷是爱好，目的是从中获得快乐，不要妄想收获名利。因为只有做到这一点的你的心胸才能开阔，你的思想才不会被束缚，你才有可能在哲学研究上有新的发现。研究哲学的人，如果不具备这些能力或存在弱项，那么他的研究就会陷入僵局，停滞不前。三、研究哲学的方法及注意的问题　（一）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1、了解人类已知的哲学原理和前沿的哲学思想。2、以已知的哲学原理为依据去解决所遇到的哲学难题。3、以哲学的特点和实现方式为依据论证哲学问题，不偏离这个依据。4、自觉的从哲学的角度去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5、能够很自然的投入到普及哲学知识的工作中去，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哲学领域中来，壮大哲学研究者队伍。哲学问题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个大课题，不是依靠某一个人的力量能够解决得了的，需要人类的共同智慧。（二）哲学研究的注意事项1、在哲学研究的整个过程中，要始终保持一个宏观的高度，这是为避免陷入自己的小逻辑中而自己却没有察觉，造成研究的片面性，失去全局性和普遍性。2、一定要借助人际间、报纸、网络等媒介与别人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通过交流，通过别人的质疑与批评来实现对自己研究思想的修正。3、为了研究哲学的方便，我们可以创造一些词汇，但不能热衷于创造词汇，过多复杂的词汇会使很简单的哲学变得复杂，变得深奥，变得没人愿意看，因此远离群众，失去群众。我们一定要本着能不用就不用特殊词汇的原则，尽量使用最简单、最普遍的词汇进行哲学思想的表达。4、对于人类的一切概念要拿得起放得下，不要陷入自己的哲学思想中无法自拔，拿得起却放不下。5、研究哲学不能带有功利性心理，不能是为了在哲学界成名而研究哲学。研究哲学只能是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目的是从中享受快乐。带有功利性心理去研究，只能使研究走向狭隘的一面，逐渐滑向急于求成的心态，只关注一点而看不到问题的全部。关于哲学研究，本人不才想到这些，写了这些，望能够给更多从事哲学研究的人以启示。如果我的某些论断存在错误或不完整的地方，请各界人士直言指证，以共勉！

为何大家在学习哲学时，都很热衷于西方哲学，而对于中国的哲学却总是不加重视，甚至无人问津呢？难道中国哲学没有可取之处，还是没有像西方哲学那样，形成一定的系统让人们为之着迷呢？今天咱们就一起来探讨下这个问题。一位网友是这样理解的：西方哲学史更具逻辑性，可读性强，相比之下，中国哲学显得晦涩难懂，西方哲学观点是两极化的，如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两者之间选择一个为第一性，在中哲思想中，它们是统一一体的，但如何统一的呢？这里中哲中没有说明，也没有强的证据支持，不像西哲中，两个极端有两种最强的证据及依据支持。在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中，“入世的哲学”与“出世的哲学”对立，“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对立，它们并没有被取消，而是被统一起来了，如何统一起来？求这个答案就是中哲的精神。在强调以上的，东方思想观念里，两种极端是一元化的，这种统一的一元化，造成最大的麻烦在于，无论你怎么说，两个极端它都是对的，这就成了最大的困扰，在中国历史进程中，这种一元统一自然之道的哲学思想，形成了传统，而不加以变化和改进，进导致了中国封建迷信的思想。西哲的可读性强，是因为其逻辑性强，字字清晰，文章结构完整，意思表达明确，反观中哲，从文言文中解放出来的白话文，不断地试图找准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可谓艰难，比如《道德经》的白话文译，不同版本不一样的意思，自己读了，自己也感觉有不一样的意思，这么多意思和译文，到底那个才是“最接近”于原作者的？文字表达不清晰造成了理解困难，同时也需要“悟”前人的意思，暗喻性过于强烈。而隶属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恰好解决了我国的历史思想上的主要矛盾问题，成为了符合我国的哲学思想。除了以上原因，也有不少人认为中国没有系统的哲学。另一位网友认为：中国算得上哲学的书籍只有《老子》《易经》，其它的如《论语》都是伦理学书籍，算不上哲学。西方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到现代的康德，形成了完整的哲学体系。这不是西方哲学比较热的问题，而是古代中国很少研究哲学的问题。中华文化研究的是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问题，西方文化研究的是人与心灵和谐相处的问题，各种宗教研究的是人与神灵的问题。哲学将来可以是关乎人类肉体和心灵同生共死的问题，超越宗教。而哲学大家冯友兰认为：中国并非没有哲学或哲学大家，而是在鸦片战争前，没有形成自己的科学体系，中国在建国前一直没有科学，而不是没有哲学。冯友兰说，中国哲学家多没有精心形式系统的论著，更不像西方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样，拥有自己的一套哲学体系。但这种体系只是形式上的。要是论实质的话，中国哲学是有实质上的体系的，也能自成一派。所谓大哲学家的哲学系统或体系，就是指实质的系统，而不是指形式上的系统。有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没有进步力量，总是在原地打转。冯友兰对此也不认同，他认为董仲舒讲孔子，王阳明讲孔子，还有后来的新儒家讲孔子，都是以发展进步的思路往前推动的，并没有举步不前。再比如郭象的庄子注解，已经对庄子的思想进行了强有力的发展和推进。由此看，中国的哲学是进步着的，发展着的，并不是一潭死水。冯友兰认为要说中国没有一种学说体系的话，那不是哲学，而是科学。试着回想下历史，在建国前，近200-300年的科技发明创造中，中国能排上号或占有一席之地的几乎没有，伟大的三次革命（第一次是蒸汽机的发明，第二次是电的发明，第三次是计算机和通讯发明）一次都没有我们国人的身影，想想都是可悲的。就连我们现在穿的西装，都是西方人发明的。人类历史上所取得的伟大科学成就，大都集中在欧洲和美国，这充分说明了那时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落后和闭塞，也证明了当时政府对科学和技术的不够重视。中国为何没有从哲学中产生出科学？世界文明古国，在刚开始都有科学的萌芽，尤其是古希腊时期哲学，很多的哲学家本身就是科学家和天文学家。但在所有的文明古国中，只有西方人（实际上就是欧洲人，尤其是西欧）开始认真的研究并实践了科学，增进了知识与权力。但中国的哲学家并没有按照这个思路发展，而是认为我们寻求知识是为了增加幸福。中国的哲学或哲学家总把“立德、立功、立言”作为自己的使命，讲究”内圣外王“之道，其最高目标或终极理想是圣人之德，帝王之道。至于那种把自然的各种原理搞懂和控制的知识，中国的哲学家并不以为然。说白了，就是中国的哲学趋向于注重人是什么，而不注重人有什么。一个圣人即便完全不懂科学知识，也可以做圣人。由于这种一开始就形成的固定思维，所以，造成了中国人从一开始就不重视知识的自然运用，往往是处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事物之表层。由于不重视科学，故仅有的最初的科学的萌芽，也没能被延续下来。以至于到了近代，也没有像西方那样，形成完整且正式的科学体系和科学制度。只是到了五四时期，才发现了科学和民主的重要性，大张旗鼓的开始学习和借鉴起了西学，那个时期，西学蔚然成风，学习西学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只要是稍微有些学问之人，大都有着西学东渐的趋向，甚至达到了一种全盘西化的病态程度。冯友兰指出，除了科学，知识论、方法论和逻辑学在中国哲学中也几乎很少，即便有，也地位不高。这跟中国哲学的自我认识和主观客观有关，即中国哲学往往把个人与宇宙看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像西方哲学那样，把我与非我、主体与客体、个人与世界一分为二地分开来理解和对待。因此，中国哲学在逻辑思辨、分析推理、二元对立，以及实证方法等方面，一直没有出现像西方哲学中的繁荣现象。为何人们对西方哲学那么热衷呢？如果你有更好的见解或理解，欢迎后台留言，与众多哲粉一起探讨，进步。

哲学是一门非常古老的学问，它的本质是认识和思考我们所处的世界。在希腊文中，哲学是爱智慧的意思。学习哲学必先了解历史、地理、文学、管理、自然科学等知识，只有以以上学科作为基础，才能在学哲学的过程中有深刻的体会。一般来说，哲学这个专业学科更加适合文科生。今天主要给文科的小伙伴们介绍一下，哲学专业top10的院校。NO.1北京大学北大哲学系始建于1912年，初名"哲学门"，1914年起正式招生，是中国最早的哲学系，标志着现代中国哲学学科的开端，迄今已培养近万名毕业生，被誉为中国的"思想家摇篮"。北大哲学系学科齐全，涵盖哲学门类所有8个二级学科，2007年，北大哲学系被定为国家重点一级学科。NO.2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前身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成立于1956年。学院是国内哲学学科教学、科研和培养高级人材的重镇，目前国内哲学院系中规模最大、学科配备齐全、人才培养体系完善的哲学院系。2007年哲学院的哲学学科被评为国家级重点一级学科。NO.3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系）自1956年成立至今，经过60年的发展，艰苦卓绝而又成就辉煌。2000年，哲学系通过教育部哲学一级学科评审。2002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国哲学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在科学研究方面，自90年代末，哲学系的科研成果数、科研项目数与获奖数在全校文科各系一直居于前列。NO.4武汉大学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是国内最有影响的哲学院系之一，综合实力和整体水平在全国各类评估中名列前茅。也是国际知名大学哲学院系，在近几年国际QS排名中，均在世界前150名。哲学学科现为国家基础学科（哲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及教育部第三批高校特色专业建设点。NO.5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前身是中央大学哲学系，创立于1920年。本系另一源头为民国时期另一哲学重镇——金陵大学哲学系。本系是我国首批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哲学系之一。2002年成为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哲学一级学科于2008年被遴选为江苏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2009年被遴选为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NO.6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哲学系创办于1924年，学科历史悠久，学术传统厚重，是中山大学创建之初最早培植的院系之一。哲学系是教育部确定的全国哲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之一，具有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下设各类省市级研究基地或学术机构若干。2017年，中山大学入选A类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哲学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NO.7吉林大学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组建于 1995 年，是在原哲学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目前，学院现已发展成为拥有4个系，1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5个本科专业，13个硕士点；7个二级学科博士点；2个一级学科博士点；2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哲学和社会学）的学术重镇。2018年1月，哲学学科被确立为吉林大学一流建设学科，社会学被确立为一流学科建设支撑学科。NO.8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目前已形成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流动站、社会办学等系统的教学、科研体系，涵盖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三个一级学科，是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和研究的重要基地，各专业均具有雄厚的教学和科研实力。哲学学科在QS排名近年来稳居101-150位段，最高排名为全球高校第34位（2012年）。NO.9南开大学南开哲学院的前身——"哲学学门"历史悠久，自私立南开大学建校之时（1919年）便一同开设，1923年始成"哲学系"。哲学院是国内哲学学科仅有的7个"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哲学学科点）之一 ，拥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国家重点学科，整体学科实力在国内哲学界居于先进行列。NO.10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前身是原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哲学教研室。2007年，取得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2007年，中国哲学入选国家重点学科培育项目，并再次入选上海市重点学科。2010年，获得哲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2012年入选上海高校一流学科（B类）建设计划。因为哲学专业的特殊性，需要该专业的学生进行广泛的阅读，特别是对经典著作的研读、思考、批判，这样才能将所学的哲学思想和相关领悟用文字表达出来。哲学专业排名就简单介绍打这里，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哲学，其实是人类寻找确定性的一种尝试，但凡关系到确定性，人类从来不遗余力，于是常常用力过猛，失去理性，变成疯狂。——坤鹏论“面对大自然，我们必须心怀谦逊。”英国首相约翰逊最近如是说。这句话再次让坤鹏论想起了当年项羽乌江自刎前的仰天感叹——“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很可笑，人只有到了绝境才会想起这个世界并不由他来掌握……更可笑的是，这句话不断被后世那些落败的帝王、枭雄们引用。可是既然已有前车之鉴，他们为什么总在失去所有时才意识到呢！黑格尔说得好：“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如果约翰逊这话放到一两年前，估计没多少人在意，甚至还会招来冷嘲热讽。而现在，又有多少人敢于轻视否认它呢！坤鹏论更相信的是，只要新冠一走，人类很快就会将它遗忘，直到下一次灾难来临。大自然最大的奥秘便在于——概率。它也是坤鹏论最近这一两年的最大收获。正是沿着寻找确定性的道路，我一路从投资到概率，从概率到科学，之后便是一只脚迈进了哲学的大门。一、哲学的三大主导思想坤鹏论看过很多对哲学思想提纲挈领的总结，最后不得不感叹，人家伊曼努尔·康德不愧是哲学大师中的大师，他的总结可谓高屋建瓴、高度浓缩，偏偏又那么恰到好处，多一分则盈，少一分则亏，可谓大道至简的典范。康德在晚年回顾一生时，他认为自己毕生全部努力都只是为了回答以下三个问题：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信仰什么？而这些问题恰恰就是所有时代，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会用心思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人的认识。——世界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关于世界的创造我是如何想象的？——关于世界我能够知道多少东西？——关于世界我究竟能够确切地知道多少东西（追求确切性）？第二个问题，涉及人的行为。——我应该如何度过我的一生？——我能理性地生活吗？——我应该追求什么？——我应该如何对待我的同类？——我应该如何面对人类社会？第三个问题，涉及人的信仰。——是否存在一种更高的权力？——人的意志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是否存在永生？——以上这些问题能否得到答案？——如果有答案，有没有可以信赖的可靠证据？——如果在思想王国之外还有信仰王国，那知识和信仰这两个领域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如果拿着这三个问题去对照人类历史，我们会发现，它们在历史上出现的顺序恰恰和康德给出的顺序相反。第三个问题，直接关乎的是生死，这是所有生命形式的最基本的现实。人，就是这样，总是在意自己没有的，却往往忽视了已经拥有的，偏偏又在失去时才追悔莫及。因此，人，就像对财富一样，对生命永不知足，总奢望活得更久，最好长生不老。甚至就像金融行为学家希勒所说的：“人类一直在两件事上完全丧失理性，一个是生命，一个是财富。”那么，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第三个问题是人类第一个关注的问题，因为它是最基本的人生之谜。生命的消逝，是没有概率的事，人从生的那一刻就确定了他终将一死，那生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想为自己的人生赋予一种意义，第三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第二个问题，探讨的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原则。对于社会生物的人类来说，这很重要，因此，它也是哲学需要优先考虑的。同时，任何时候的社会统治和管理者，都需要有针对这个问题的、且能够很好配合自己统治和管理的一整套答案，以便思想层面教化其治下的人们。所以，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便具备了一种特点——与时俱进的变化性。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阶段、统治阶级的意志而有所不同。不过，既然是人类行为的基本原则，就不可能是翻天覆地般的变化。因为它的形成需要漫长的时间，同样，改变，特别是大的改变，同样也要花费不少时间。就像中国的儒家思想，虽然表面上已经离我们很远了，但是，不得不承认，它至今依然在中国社会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总的来说，第一个问题比起第二个、第三个来说，并非最紧要和最必须。也就是人总是要先解决了生存（生死和存在）的问题，才能考虑更多。放眼到世界哲学的范围看，第三个问题，也就是神、自由、永生以及人生意义，它们是古代印度哲学一直最关注的问题。这就造成印度的神学非常发达，印度的古书都是神学、农学的，没有历史书，马克思曾说过：“印度没有历史。”因为，宗教注重来生的幸福，不是此生的幸福，那么记录此生就没那么大意义了。所以，印度哲学是出世哲学，印度人想的是人与神的关系，是轮回。而中国的哲学思想就比较复杂了。从儒家思想来看，它打一开始便强烈地关注第二个问题，关注人的实际行为和人的社会生活问题，也就是伦理学。所以，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哲学，考虑最多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中国在人事方面的学问就特别复杂。同时，中国哲学总体来说，更注重今生，不相信来世，讲究的是今生今世光宗耀祖，青史留名，这也造成中国的历史学很重要。但是，中国哲学另一大派别——道教又是出世的，同时，一直对中国哲学影响比较深刻的佛教，也是出世的。它们都在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按中国哲学大师冯友兰所讲，出世和入世在中国哲学中相反相成，得到了较好的辩证平衡，使得中国哲学既是入世的，又是出世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内圣外王，也就是表里如一，内外兼修。中国哲学的使命就是使人得以发展成这样的品格。这个的具体内容，坤鹏论会在后面讨论中国哲学时专门介绍。而古希腊哲学由于学习、融合了东、西方其他文明的智慧，所以就显得有些五花八门了，且三个问题同时出现。不过，相比较而言，他们更倾向于关注人的认识和行为问题，也就是第一个问题。到了中世纪，西方哲学重新又把思想的重点放在了上帝、自由、永生以及人类行为的善与恶这样一些永恒的问题上。到了近代，欧洲思想界再次对人的认识问题给予了广泛的关注，且关注的程度越来越大。因此，西方哲学主要思考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直接造成了它的自然科学很发达。二、哲学的分类几千年来，哲学家们提出了很多不同类型的问题。将它们归纳总结出来主要是四种哲学问题，因此也就有了四种最基本类型的哲学家。1.形而上学的问题它研究的是事物的本质，也就是实在以及万物的最终本性，即事物到底是什么的问题。它不讨论个别事物，而是讨论事物的存在，一切存在者，一切现象（尤其指抽象概念）的原因及本源。这些都是人类无法直接看到、听到的东西，比如：什么是时间？我们凭什么觉得自己是自己？人类有自由意志吗？等主题。形而上学的最终目标是，形成一种关于宇宙的全面而整体的世界观。2.认识论问题认识论探讨关于知识和信仰的观念的问题。它是对知识的研究，包括：我们能知道什么？我们是怎样知道某种事物的？还有什么是真理？这样的问题。它关注的并非世上有什么，这是形而上学关心的问题，而是关注我们如何能认识世上的一切事物，以及考察什么样的经验才是知识的可靠来源。认识论主要包括：有关知识结构和知识本质的信念；有关知识来源和知识判断的信念；以及这些信念在个体知识建构和知识获得过程的调节和影响作用。3.伦理学的问题伦理学探究的是好生活或德行高尚的生活的本质。它是对善恶对错的研究，对良好生活的寻求，对应该如何生活，以及对道德原理和准则的辩护，所以它有时又被称为道德哲学。其实，道德哲学只是伦理学的一部分而已。而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对这些问题作过一些思考，所以，我们大多数人已经就是伦理学哲学家了，最差也是个道德哲学家。从哲学的分类看，中国哲学显然是极为侧重伦理学的。4.政治的问题这个领域研究的是公正社会的问题。也就是，在理想状态，人类社会应该如何组织。它对社会和国家的基础和本质进行研究，试图构想出理想社会的样子。提出这些问题的人叫作政治哲学家。5.其他分类另外，有些分类标准还包括宗教哲学（神学）、艺术哲学（美学）。在科学无比强大之后，又出现了专门的科学哲学。如果再细分，几乎每个学科，都可以冠上哲学二字，并成为该学科的最高境界。也是！哪个学科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呢？哪个学科的极致不是大道至简的智慧呢？因此，也就有了文化哲学、社会哲学、数学哲学、历史哲学、法律哲学、语言哲学、经济哲学、技术哲学、货币哲学……就像坤鹏论以前一直强调的，学科的划分是人为的，真正的知识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越深入学习，越会发现各种知识本就纠缠在一起，最终往往会有殊途同归的明悟。同样，为了方便起见，也为了把这门学科分成适于讲授的几个部分，以及哲学家也喜欢把东西专门化，哲学被划分成了若干领域。但是，它们同样也是最终相互交织在一起，当研究某一个领域的某个哲学问题时，往往不经意间就会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另外一个领域了。那么，某学科哲学与某学科到底有什么不同呢？首先，它们研究的是同样的对象。其次，从结构上看，某个学科随着研究的深入，往往会分支下去，从而拥有不同门类。这也使得学科的研究者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忘记了学科的最上面应该有个整体的存在，它应该是个无所不包的对象。而哲学做的就是研究这个整体的存在，这个无所不包的对象。哲学的终极目标是试图在个别现象中找出普遍的规律，而且，还把学科的研究成果统合到一起，从而获得一种统一的世界观。这样，哲学就和其他学科区别开来了。三、哲学与宗教、艺术不过，并不是所有其他领域都可以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和哲学划清界限。因为，普遍性特征并不是哲学所独有的，宗教和艺术也具有这样的特征。宗教和艺术也都以各自的方式关注整体的存在。在整体的存在那里，三者之间的界限是流动的。比如：一旦哲学试图把握全部人生的意义，就可能转向宗教的内心体验。并且，在人类的漫长历史中，宗教和哲学也总是纠缠在一起，最典型的便是中世纪的欧洲。再比如：一种具备完美形式的哲学体系的思想大厦也非常近似于一件艺术品，像一首诗、一部交响乐或一座具有高度艺术性的建筑物。所以，哲学也可以称为思想的艺术。一件艺术作品达到极致也就进入了宗教的视野。哲学与宗教、艺术的不同之处在于：哲学：把思想作为自己的真正工具，而且，在传统的西方哲学看来，思想还要具体到理性思想，自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后，绝大多数哲学家坚信：理性至上，理性为至善至美，人类的心灵罗盘是理性，同时还要尽可能地排斥感性，因为它被认为是扰乱心灵罗盘的主要因素；宗教：从本质上讲，首先是唤起人的信仰和感情而不是理性；艺术：其表达形式不是思想，而是用外在的形式（绘画、音乐、雕塑等）表达人的内心体验，它基本上也不是唤起人的理性，而是唤起人的美感和崇高感。四、我的思考在今天的文章最后，坤鹏论再集中谈几个自己的思考：第一，如果深挖下去，艺术归根结底还是思想的产物。只是，艺术家将思想藏身于作品之中，需要人们去感悟后再转化为思想。不过，转化的结果因人而异，这恰恰也是艺术的最大魅力所在，因为这个世界只有不同才会精彩，才会因碰撞而激荡，从而才有活力。第二，哲学，其实是人类寻找确定性的一种尝试，特别是西方哲学，一直以来都以精确表达思想为目标和准绳，所以它一诞生就是理性或尽力追求理性的，如果人们阅读后有千人千面的理解，说明这个哲学是不合格的。所以，哲学就像武术一样，也是分流派的，但凡自成一派的，必然有一套被严格证明、理性的世界观。而哲学这个领域的活力只能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回顾哲学历史，每一次的大兴盛与大发展无不在证明这一点。第三，宗教唤起的是人的信仰和感情，而哲学和艺术走到最后，总会有一条路是通向宗教的，这也恰恰证明了强调感性、正视情绪、研究情感的存在主义，为什么会在人们最惨、最无助、最不知所措的时候，能够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其实，不管是哲学、艺术和宗教，都是思想使然，且必然都是理性与感性的交织而生。特别是艺术和宗教，只有理性与感性完美结合才能诞生伟大的艺术作品和宗教。第四，坤鹏论一直认为，哲学和音乐非常非常相似。它们都是人类使用一套统一的符号，经由思想的统筹指导，以不同的编排组合，创造出了不一样的东西。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它们称为人类的符号游戏。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待乐高，是不是也能够理解它为什么风靡全球，长久不衰呢！本文由“坤鹏论”原创，转载请保留本信息请您关注本百家号，坤鹏论自2016年初成立至今，创始人为封立鹏、滕大鹏，是包括百度百家、头条、雪球、搜狐、网易、新浪等多家著名网站或自媒体平台的特约专家或特约专栏作者，目前已累计发表原创文章与问答6000余篇。

“太深奥，太抽象，太难懂”是哲学专业学生普遍反映哲学难以把握理解的经典概括。现如今很多高校都开设了哲学专业，它的出现一度让许多人充满疑虑，其中不乏正学习本专业的哲学生。“老师，讲讲学哲学将来究竟能做什么吧？”“师姐，讲讲除了双学位还有什么途径去从事其他行业呢？”这几乎是每一个哲学新生开学报到时都关心的问题。还有相当部分学生在高中是理科生，对于不用做题又如此“深奥”的哲学很不习惯，感到力不从心。很多人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踏踏实实地学习好哲学课程，更多的是，他们为自己将来就业而发愁。“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很多家长也在犹豫：“孩子将来毕了业，要到哪里去上班呢？”尤其是看到周围“经、管、法”的出路都看上很美，哲学专业学生对于前途深表忧虑。学哲学到底有什么价值？哲学的价值在这里，一是哲学的思辨功能，二是哲学的反思功能，三是哲学的批判功能。哲学的价值在于启发人们对司空见惯、习以为常或不成问题的东西投之以怀疑的目光，以进行独立的思考、创新的探索；在于提供一个总体的、综合性的理论框架，即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使人类的精神需求通过理性的方式得到满足，从而建立一个统一的精神世界。哲学学生的就业出路普遍关心的哲学生的就业，也并非想象中的困难。哲学并非找不到工作，也并非找不到好工作，常人很容易将“就业面窄”同“找不到工作”相混同。相对于经济等其他学科而言，招聘哲学专业学生的公司的确不多，招收的人数也很少，但要注意，哲学专业毕业生也不多。他们可以到党政机关、新闻媒体、大专院校、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等，从事行政管理，宣传，教学，科学研究以及文化策划等工作。

2020年，虽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但我国哲学界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有了新的更为深刻的认识并取得了重要进展。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持续推进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反思与重构；西方哲学研究聚焦德国古典哲学、欧陆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重点关注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的挑战；而构建当代中国阐释学则成为诸多领域特别是哲学界探索与争鸣的重要议题。鉴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动态已在《202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报告》中介绍，这里对哲学其他分支学科年度发展状况予以述评。一、中国传统哲学研究：面向当下与未来近年来，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反思与重构一直是哲学界关注的热点和重点。哲学界除了依托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互补互证，对人、事、物继续探究外，不断反思“照着讲”“接着讲”“对着讲”与“以中释中”“以西释中”等论争。在现当代中国思想中，“哲学”自身及植根于它的整个学科知识体系，影响着国人对自身传统的体会与阐释。赵汀阳讨论了当代中国哲学处境的两个方面：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的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文章分析了西方的分类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中国哲学把人生论定位为核心论题而造成的自限局面，以及西方哲学在中国化过程中发展意义续篇的可能性。王齐认为，考虑到西方哲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批量引入中国且研究时间较短、与本源文化差距较大等现实因素，尤其考虑到赵汀阳提出的“当代性”概念，在当代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建设当中，作为“学问”的西方哲学研究仍有其不可忽视的建设性意义。吴飞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不乏对本源问题的讨论，但由于经学传统与心学传统的相继兴起而丧失。哲学应该着力讨论本源问题，但并不仅仅是逻辑—语言的本源问题，而是生活经验的本源问题。在中西文明中，经学都不只是回答本源问题的范例，而且构成了生活经验的骨架。学界普遍认为，应该思考如何在当代世界的视野下激活古代的思想资源，与已经纳入中国思想版图的西方哲学联合创制一种“新哲学”。2020年，为纪念张载诞辰1000周年，《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等杂志纷纷刊文，涉及张载的思想史定位、关学经典整理与关学历史重构等论题。另外，《关学经典集成》出版，比较系统地阐释了关学兴起、流传、发展、演变的过程。在中国哲学史上，“气”是最具中国本土色彩的哲学语言。对气学作出创造性发展的是张载，但其思想所引发的争议也最大，历来存在两种观点分歧：一是“气本论”或“唯气论”，以张岱年为代表，认为张载哲学是以气为本体的一种理论形态。二是“太虚本体”“太虚神体”或“本体宇宙论”，以唐君毅、牟宗三为代表。当代学者林乐昌认同“太虚本体”说，认为张载哲学应以理学来定位。吴震则认为，太虚或气都不足以成为形上学的本体概念，不足以为张载哲学定位。张载哲学是以太虚与气为逻辑起点，以性与天道为终极关怀的道学思想，对于宋代道学具有重要的形塑意义。翟奎凤提出一种补充视角，认为“神化”是源自《易传》的一对中国哲学的独特范畴，从神化体用论可比较合理地解释张载思想中关于虚气关系问题的长期争论。二、西方哲学：是研究对象，更是研究资源2020年，哲学界关于西方哲学的研究仍然沿着西方哲学史的脉络进行，即以研究西方哲学史上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为主，尤以德国古典哲学、欧陆现象学和分析哲学为盛。总体上看，西方哲学仍是学界研究的直接对象，而不是以哲学问题为中心的相关研究的资源。以往我国学界对康德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认识论方面，但2020年康德的实践哲学特别是道德理论受到格外关注。邓晓芒认为，康德所开创的道德形而上学，仍属于以知识论和逻辑规范为框架而建立起来的道德原则。这种规范伦理学与儒家的德性伦理学在出发点上是截然不同的，但这并不妨碍双方以某种方式相容和互补。邓安庆指出，哈贝马斯视之为对康德伦理学进一步发展的“对话伦理学”，与康德几乎没有关系。康德的道德性立法处于伦理性和道德性的张力之中，其核心是要证成个人准则的主观性与普遍伦理法则相一致。因此，个人意志立法的原则，不是同利益相关者的意志质料相一致，而是与所有理性存在者之意志的法则相一致。如果说这里有“对话”，也是理性主体同包括自己在内的现象中人的情志之对话。“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的渊源”问题再次被激活。国内学界关于黑格尔辩证法和法哲学的研究持续增温，且明晰呈现出一种外部阐释视角。罗朝慧认为，黑格尔辩证法作为纯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逻辑学，即哲学真理或理性精神自我展开、自我实现的抽象思维过程，不存在“神秘化”和“倒立”的问题。当黑格尔辩证法作为人类自由本质全面实现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时，才真正存在马克思所说的“神秘化”和“倒立”的问题，因为它给现实的人的感性自由及其物质的和世俗的生活内容、关系与实践活动蒙上了一层“神秘外壳”。马克思正是在此意义上“剥去”这个“神秘外壳”，把它“倒过来”，发现与之“截然相反”的世俗的“合理内核”。邹诗鹏认为，在黑格尔那里，社会本身不过是“第二自然”因而并不是独立的存在形式，黑格尔不可能提出社会存在概念，更难以建构一个自洽的社会理论。应当指出，虽然国内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颇盛，但重在对德国古典哲学代表人物的思想、概念进行具体解读，缺乏自觉的研究范式反思，以及高屋建瓴的纵向整体研究。整体评价现象学传统并将其视为一门跨文化哲学渐成趋势。以胡塞尔诞辰160周年为契机，中国学界展开了对现象学的整体评价及其在跨文明对话中的意义研究。王俊认为，胡塞尔现象学包含了两个向度的统一：一个向度是具有绝对性、统一性的普遍哲学；另一个向度则是对直观的、当下的、活生生的实际性经验的描述。由此，存在于整体性和多元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同一性和差异性之间的张力得到了统一。这种非现成性、历史性和开放性特征，使得现象学与汉语思想传统的结合成为可能。现象学的发展必然导向一门跨文化哲学，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内容上和方法上的双重可能。在内容上，现象学的概念、思想方式蕴含了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批判，而显示出与东亚思想的亲缘性。在方法上，现象学包含的以他者和陌异经验为优先的建构性、内在历史性等属性决定了现象学的跨文化特征。许多学者将现象学视为跨学科、跨文化的对话平台和建构性资源，积极推动现象学的中国化。而中国化现象学的最佳形态无疑是“汉语现象学”或“中国现象学”。对于本源性的现象学经验，使用不同语言谈论，会引发对经验内涵的不同理解。作为一种图像性很强的语言，从汉语切入对现象学经验的开发、阐述，会使现象学呈现出新的内容和特质。但是，由于中国学界对于现象学整体上仍处于“接受”阶段，原创性研究成果还不够多，所以要想名正言顺地给“现象学”冠以“汉语”或“中国”两字，还任重道远。随着英美哲学进入“后分析”时代，心灵哲学取代语言哲学成为分析哲学领域的支配性议题。代海强认为，神经科学与心灵哲学的交叉研究有双向进路：其一，心灵哲学朝向神经科学的进路；其二，神经科学朝向心灵哲学的进路。张学义指出，具有认知神经科学背景的实验哲学家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揭示了心灵理论存在的神经科学基础，为跨越意识的“解释鸿沟”，即对自我心理状态的认知如何通达对他人心理状态的归因、解释和预测，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但高新民也指出了物理主义存在的问题：扼杀了意识的本体论地位；完全无法说明人身上何以有在变中保持不变、在多中保持统一的自我；无法说明人为什么是价值主体等。总体上，国内学界关于意识等心灵哲学议题的探究，仍处于物理主义与非物理主义针锋相对的阶段。面对心灵哲学研究缺乏共识的现状，高新民认为心灵哲学研究表面繁荣的背后是实质进展小且陷入危机。要真正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进行概念图式变革和加强方法论思考，找到心灵观建构和发展的合适程序和路径。关于当代分析哲学背景下的知识论，国内学界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认知辩护与如何应对怀疑主义的挑战。刘小涛指出，长期以来，知识论学者一直在争论什么是信念的辩护，但他们很少讨论什么是信念的辩解，以及辩解与辩护有何区别。这与法学研究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从法学理论中吸取教益，有助于更好地区分知识论讨论中的认知辩护和认知辩解。王聚认为，理想的反怀疑论方案不能仅仅拒绝怀疑论论证，必须消解怀疑论者在认知层面塑造的虚假理想型。三、伦理学：公德与私德之争构建当代中国特色伦理学是2020年度学者们关注的重大选题。《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颁布，推动了新时代道德建设问题研究。学者们重点关注现代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公德与私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对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评判。陈来主张，恢复个人道德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并大力倡导社会公德，是反思当代中国道德生活的关键。他认为，梁启超等近代启蒙学者关注公私德之辨，批评儒家道德长于私德，缺少公德，而后者对于现代文明社会的建构乃是不可或缺的。与之相对，现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方案应以传统儒家的家国一体模式取代近代学人倡导的公德私德区分的模式，同时应以个人道德修身（私德）为核心克服重公德、轻私德的缺陷。李萍提出，公私含义演化及观念生成的逻辑奠定了传统伦理中“贵公”的价值观，传统公私观念的形成有两个基本载体：本体论意义上的共同体之公的伦理观念载体，认识论意义上天下为公的道德观念载体。肖忠群认为，在古代中国或者传统道德中，主要强调公德与私德的联系而不是区别，这是由古代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基础、儒家合内外之道的思维方法以及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尚未区隔所决定的。在思想渊源上，近代启蒙学者所倡导的公德私德之区分属于西方学说的道德范式，其忽视私德（个人道德）的缺陷反映了西方道德理论的局限性，而传统儒家具有不同于西方的道德理论，似也不能克服中国当代社会的道德弊端。任剑涛、蔡祥元等人则认为，公私德之辨切中了儒学“家天下”思想构架的内在困境，这一困境并不能简单地通过提升私德来加以解决。陈乔见等学者更倾向于，关于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讨论，应先走出梁启超所谓“儒家重私德轻公德”的误区。区分公私领域首先需要通过规则来限制和规范人的行为，所以，制度建构更为根本。唐文明基于美德伦理学视域提出，现代以来对公德与私德的区分会导致公德压倒乃至摧毁私德的局面出现，这正是现代社会在美德问题上面临的普遍困境。关于基因编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具体科学技术的伦理研究，受到学者与公众广泛关注。而对公益慈善伦理与共享伦理、经济伦理与财富伦理的研究，顺应了新时代对共享发展提出的理论要求。关于“人民至上”和“生命至上”两大价值理念的研究，凸显了中国当代文化的民族特色。伟大抗疫精神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禀赋特质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丰富了新时代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深刻内涵。四、科学技术哲学：智能时代的“第一哲学”？2020年，科学技术哲学重点聚焦于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成果与应用，从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科技伦理学、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等各个维度进行了探索。在科学哲学领域，伴随着认知科学、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领域的发展，关于认知、意识、自我、智能、情感、记忆、逻辑、知识、感受、行为等问题的哲学研究不断推进，哲学与人工智能、认知科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有效对话不断增多。在技术哲学与工程哲学领域，段伟文提出“深度科技化时代”的概念，刘永谋等学者认为当前是“技术时代”，李河坚持“技术哲学应成为当代‘第一哲学’”，孙周兴则强调未来哲学要“面对被技术工业深度改造和重塑的技术化生活世界，为重建今天和未来的新生活世界经验做出贡献”。关于人工智能的哲学研究逐渐进入理性反思阶段，开始在概念层面构建起一些共识性常识。此外，自动驾驶、区块链、技术治理、算法歧视、信息安全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值得肯定。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对我国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影响极为深远。2020年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相关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组织了不少学术活动，相关学术期刊也开设专栏，致敬恩格斯的伟大探索与奉献。学界普遍认为，自然辩证法传承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面对新问题、新挑战，回望恩格斯的哲学智慧，依然能够得到一些重要启发。2020年，我国哲学界注重从哲学视角关注科技进步的大方向，从“科技为人”与“科技向善”方面为中国科技原创能力的提升贡献哲学智慧。一批立足科学发展前沿、从国家宏观战略需求出发设立的新型科研机构，通过创建哲学家与科学家的联盟，加强哲学与科学的对话，推进跨学科研究与教学，努力应对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提出的一系列挑战，在促进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融合方面做出了积极尝试。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成为促使哲学界对生命、幸福乃至文明问题进行深刻反思的动力与契机。赵汀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提示我们，生命的基本需求是最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这是世界面临的形而下问题。要克服这种形而下的问题，改善形而下世界的脆弱性，需要用形而上的思维方式。现代的主流思维模式追求普遍必然性，但人并无能力以主体性定义普遍必然性。当代幸福论追求的作为至善的替代品快乐，会使人缺乏抵挡苦难的能力。苦难问题不仅解释着人类文明的起源，也很可能是人类的一个永久的问题。而新冠肺炎疫情则在哲学上唤醒了“苦难”问题，意味着哲学和思维的初始化或“重启”。五、逻辑学研究：主要路径及发展方向西方逻辑思想与中国逻辑思想的关系、中国传统逻辑思想的特质、逻辑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等，成为国内逻辑学研究的主要路径及发展方向。比如，2020年中国逻辑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就是“逻辑发展研究”，主要围绕新的时代背景下的逻辑发展和逻辑应用、逻辑在提高国民思维能力和法治国家建设方面的社会功能等问题进行研讨。国内逻辑学在重视学科建设过程中，普遍关注逻辑学教育的普及工作。2020年9月，“全国中小学逻辑教育小型高阶研讨会”召开，与会专家就中小学逻辑教育在学生心智发展阶段和基础教育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等课题进行了探讨，强调中小学逻辑教育势在必行。辩证逻辑在我国的发展历史悠久、数度繁荣。在“纪念中国逻辑学会辩证逻辑专业委员会成立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暨2020年全国辩证逻辑与科学逻辑讨论会上，与会学者聚焦辩证逻辑与科学逻辑的基础问题，辩证逻辑与逻辑哲学、非形式论辩理论贯通发展的趋势问题。此外，一些前沿议题为辩证逻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比如，辩证逻辑形式化进程的发展、辩证对话传统的复活，特别是情境语义学和动态认知逻辑的确立，使得有限理性、情境、意向性与行动范畴进入逻辑基础理论的核心地带。“纪念金岳霖先生诞辰125周年学术研讨会”于2020年10月举行。与会学者提出，金岳霖对于当代哲学研究的学术贡献，不仅在于其流传至今的经典文本，更重要的在于其传承下来的学术精神、理论方法与科研传统。金岳霖重视哲学的普遍品格与哲学理论的民族个性，自觉引入中国哲学的智慧资源，并以世界性眼光与开放性视野关注现代学术前沿。六、当代中国阐释学：问题探索与理论构建2020年，《哲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学术研究》等杂志开设专栏，持续讨论“当代中国阐释学的构建”问题。学者们分别讨论了中国语境下阐释学的命名、阐释的公共性与有效性、阐释的边界约束以及以阐释的客观性在有限性与无限性张力之间的正态分布等问题，并着重辨析张江提出的原创性概念“阐释π”。从强制阐释到公共阐释，中国学者阐释学研究目标十分明确，就是以公共阐释为核心，寻求建构当代阐释学的基本路径和形成中国阐释学的主要框架。当代阐释学发展到今天，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提出了重新思考阐释学之方法论意义的主张。并且，注重在多学科理论交叉与实践的基础上，解决诸多具有基础性意义的元问题，这已经成为中国阐释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以中国话语为主干，以古典阐释学为资源，以当代西方阐释学为借鉴，最终实现传统阐释学观点、学说之现代转义。阐释的本质，亦即阐释为何而生，因何而无穷，是理解和认识阐释及建构阐释学的核心问题。当下，沿及方法论与本体论传统对此问题的讨论，或止于功能性说明而难抵本质，或遮蔽于形而上的猜测而少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张江认为，当代心理学研究为解决这些问题开辟了新的视野和切实的路径。在心理学视域下，阐释的本质为“自证”。阐释主体不断确证自我认知与自我概念，最终实现意识主体同质化的自我建构。自证的企图与冲动，为本体论阐释提供了可靠依据，给方法论阐释以合理证明。自证贯穿于言说、说明、翻译等全部阐释功能之中，不断更新人类知识系统，建构独立意识主体的认知图景。以阐释本质为起点的心理学与阐释学研究，具有广阔的理论前景。七、反思与展望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如何提炼时代精神、回答时代问题，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更加自觉自为地引领时代发展和文明进步，成为我国哲学界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看，如果没有相当高的哲学思维水平，一个民族是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的。从新时代党和国家理论创新的使命要求看，迫切需要哲学发挥支撑和基础作用。从学术上看，如果没有哲学的繁荣和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理论难以建构起来，也难以在实践中发挥作用。换句话说，没有系统化的、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当代中国的哲学，就不可能有当代中国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国际关系学，等等。毋庸讳言，与上述定位和要求相比，我国哲学研究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和不足，进而如有的学者所言，造成中国当代哲学研究的“总体性困境”。其一，缺少哲学应有的宏阔格局、视野和境界。由于学科或专业的过度细分，不仅哲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工程科学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且与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松散和淡化。更有甚者，哲学各个二级学科内部的交流也越来越少。因此，缺少宏大思维、宏大叙事、宏大主题成为哲学研究领域的普遍现象。哲学的专门化、技术化、学院化日盛，很难说这是哲学的荣光和应有气度。其二，缺少对基本理论问题的持续思考和关注。漠视基本理论问题的结果，要么是用西方提出的基本理论或关键范畴概念进行替换，要么是在刻意的模糊处理中消解掉这个学科存在的根基。正如刘志洪、郭湛指出的，“中国当代哲学貌似枝繁叶茂，实则根基虚浮；不仅难以有效地为生活和科学确立前提基础，连自己的前提基础都有待夯实”。其三，缺少有思想的学术研究。时代既需要有学术的思想，也需要有思想的学术。没有学术的思想，是空洞的思想，没有思想的学术，是无灵魂的学术，既难以在国际学术舞台立足，更难以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真正的软实力。应该承认，近年来学界发表的论文、出版的著作不少，但有原创性思想的标志性成果不多，提出自己的标识性概念和具有引领性议题的经典之作更少。其四，缺少对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哲学概括。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及理论和实践的不懈探索，我们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向世界贡献了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我国学界一般性的解读宣传文章不少，但学理性的深入挖掘不多。为更好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当前最迫切的理论任务，就是对改革开放40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使之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学理化，凸显出其严密的理论逻辑和全新的理论形态，写出像《新民主主义论》《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那样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让哲学成为引领时代发展的“普照之光”，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活的灵魂”！（执笔：赵培杰、莫斌、邵贤曼、崔晋）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部相关阅读：理论是问题之树盛开的花朵202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报告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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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关于“理解”一词的具体含义，维特根斯坦通过一个具体的语言游戏来揭示理解一词在头脑中运作过程中的具体所指。在这个具体例子中，看到一串数字，然后想到了一个复杂的公式，随后写出接下来应该出现的数字。这个过程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找出这个数列的构成规则。图像化siwe理解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对事情发生的原因或者规则进行一种判断。理解一件事应该是贯穿着从不明白到明白的一个心理分析过程。需要加入一个规则.这个规则给予当前发生的事情一个合理的解释。维特根斯坦说：理解的过程被隐蔽起来了。他发现不了“理解”的过程.那么,这是和理解这个词的意思相悖的.事实上，理解也是这样一个心理过程。比如你位于一个纵横交错的地道中，你手中有一张关于这个地道的地图。这个地图引导你顺利地走出这个地道。所谓的对地道的情况的理解就是找到了这张地图。至于理解是不是一个精神过程？看你从哪个角度说了。事实上，维特根斯坦举的三个精神过程的例子也是具有不同的性质.地道156. 关于阅读这个词，阅读产生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心理活动。首先，阅读是一个辨识的过程，随后是大脑将辨识出的文字转化为读音，转化为读音后，大脑再辨识这个读音的意义，随后是辨识一个句子的意义。在这里，初学者和熟练使用这种语言的读者的大脑的反应肯定是不一样的。喜欢学习外语的朋友，特别是有较高的外语水平的朋友对这一点会有深刻的体会。我们听母语，说母语时，基本上都是条件反射式的，对语言进行反应的时间很短。而外语则不同，初学时都需要逐字辨识，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达到听外语类似于听母语的反应。学习中文157-171．关于阅读句子时在大脑里引起潜在的声音的现象，说明我们所谓的思考主要是借助声音完成的。研究这个问题--就是大脑借助语言进行思考的问题，通过脑神经科学来研究或者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会显得更专业一些。维特根斯坦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些问题，有些隔靴搔痒的感觉。就是提出了大量的问题，但是没有递进.172-174. 关于引导和谨慎的一种精神状态，被引导和谨慎地做某些动作时，存在着一种精神状态，就是精神上的高度紧张。这和汽车驾驶状态有类似之处。就是精神无法放松，一旦精神放松，就可能出错。这和放松时的精神感觉是不同的。维特根斯坦可能想要指出的就是当时的精神状态。维特根斯坦175. 在这段，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引导就是按照命令完成任务.176.-178. 这三段很精彩。思维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是所谓的因果关系？他一直在探讨引导一词的意义。能够坚持看我的分析的读者，或者说，能够坚持把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看下来的读者，应该是掌握了维特根斯坦的分析方法，就是将语言转化为生活的图像的方法。维特根斯坦所做的所有的语言分析都使用了这个方法。语言游戏我们有两种思维方式：一种是图像式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最原始的思维方式。就是智人在没有掌握语言之前所使用的思维方式，或者像我所举的那个例子-黑猩猩向动物学家要香蕉的那个例子里的黑猩猩的思维方式. 另一种思维方式就是使用语言的思维方式。使用语言思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进化，主要是通过头脑中语音来思考。有个不大恰当的比喻，用语言思维就像计算机里的用高级语言编程，这能够减轻大脑的负担，加快思考的速度。黑猩猩的思维维特根斯坦敏锐地看到了我们对于不同的生活图像所进行的加工，其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比如你看到前面有一个水坑。一种选择是一脚踩进这个水坑。另一种选择是绕过这个水坑。也许你从前经历过鞋子进水的不愉快经历，所以在直接踩下去和绕过去这两个不同的图像选择中，你的大脑选择了绕过去的图像，就是你决定绕过这个水坑。这是一种对图像的判断，也可以看成是体现了一种因果关系。大脑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生活图像，而最终实现哪种生活图像是由大脑的判断决定的。这个最终判断的能力，是大脑所独有的能力。为什么计算机代替不了人脑？因为计算机缺乏这种最终的判断能力.

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易传》与《老子》乙本。图片来源：湖南省博物馆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易传》与《老子》乙本。图片来源：湖南省博物馆“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于20世纪初，奠基人是王国维、胡适、冯友兰等。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初创过程中的里程碑。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作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基本范式，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新儒家学者则多以德国古典哲学作为中国哲学书写的参考与比较对象。20世纪80年代之后，大陆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出现了一系列转变，无论是学科的研究对象（例如中国哲学学科长期以来对经学的漠视态度有所改观），还是研究方法论（西方现象学、经典诠释学等），都呈现蓬勃发展与多样化的景象。尤其是一大批新生代学者的出现，标志着学科转型的人才基础十分深厚。以下就近几十年回暖或兴起的几大领域为例，略作述评。中国哲学与当代社会通常所谓“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是作为学科建制与知识层面的概念，但是“中国哲学”作为意义世界具有其本身的价值，如“五常”“天人合一”等理念，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研究者都改变了将传统与现代化决然对立的研究方法，重视对传统哲学资源的挖掘与评价。21世纪初以来围绕“亲亲相隐”问题展开的学术讨论就很有意义。从学术的层面来看，这场论争一方面厘清了学界对“亲亲相隐”的误解，另一方面促使大家更为全面辩证地认识儒家的道德哲学与伦理学，进而创造性阐释以仁为核心的儒学对公德和私德的界定、亲亲相隐与人权学说的沟通、人情与法理的关系等问题。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场论争可以视为20世纪以来传统与现代关系之争的继续，只是争论聚焦于“亲亲相隐”这一具体问题。出土简帛与中国哲学研究王国维先生提倡“二重证据法”，即地下资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20世纪70年代出土了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等，90年代发现了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及至21世纪初，2008年的清华简、2009年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等资料，对中国哲学等诸多学科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就中国哲学史研究而言，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经学研究与先秦、秦汉诸子学研究等领域。就经学而言，出土文献中涉及《周易》《诗经》《礼经》《书经》的材料较多，研究成果颇为丰硕。就诸子学研究而言，不同的简帛本《老子》《五行》《性自命出》等，以及兵书等新材料的发现，大大推进了先秦道家、儒家与兵家等领域的研究，海外中国学在这方面也取得了积极成果。佛教与道教研究20世纪60年代吕澂等的中国佛教史研究，以及任继愈领衔、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80年代编写的《中国佛教史》（前三卷）都是有影响力的佛教研究成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佛教史研究逐渐呈现地域化、专题化倾向，在禅宗、天台宗等领域取得了诸多突破。受到西方现象学等比较思想的方法论启发，唯识学研究近年来重新得到关注。中国佛教文献极为丰富，新中国成立以来，标志性的佛教典籍整理有《中华大藏经》（1994年）以及《敦煌佛教经录辑校》（1997年）等。道教史研究与道教典籍资料整理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绩。汤一介主编的《道书集成》（1999年），包含了《道藏》全部，并新增诸多散佚的珍本；李德范编辑的《敦煌道藏》（1999年）影印了大量道教相关文献的图版，极大方便了学者对敦煌道经的使用。宋明理学研究改革开放之后，宋明理学开始得到客观评价与进一步重视。1981年在杭州召开了首次宋明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标志着宋明理学研究进入复苏时期；而2018年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宋明理学国际论坛，以及吴震主持的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则展现了大陆宋明理学研究的新气象。宋明理学文献整理方面，中华书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理学丛书》，收录宋明主要理学家的著作；朱杰人主持《朱子全书》（2002年）二十七卷本出版；王阳明的著作多有遗散，在历经海内外学人三十余年努力之后，阳明文献的辑佚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王阳明全集》（新编本，2011年）收录了三十余万字的佚文。研究方面，学者的关注对象逐渐从“程朱陆王”等一线大思想家转向程门后学、朱子后学与阳明后学；陈来、杨国荣等学者引入存在主义、现象学的方法分析阳明学，出现了诸多比较哲学性质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以朱熹思想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对17世纪之后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以黄俊杰等为代表的“东亚儒学”研究，为打破中国哲学“一国史观”的学术壁垒作出了重要贡献。现代新儒家及其研究现代新儒家主要指在继承传统儒学的基础上吸收与借鉴西方哲学理论、以促进儒学的“现代性转化”的哲学思潮。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新儒家逐渐受到关注，相应研究成果也日益丰富起来。如：1986年“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其成果为方克立主编的《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1989年），之后对新儒家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2005年，武汉大学主办了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成果作为《人文论丛》2006年卷出版，共134万字；《熊十力全集》《梁漱溟全集》《马一浮集》等代表性人物著作出版；对具体人物的研究也出现了很多具有一定水准的成果。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哲学史界坚持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二三十年来，解释学与现象学的方法被引入中国哲学史研究，值得重视的有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汤一介的中国解释学，黄俊杰以孟子诠释为中心的经典诠释学与东亚经典的诠释学，李明辉的康德与儒学的互释，刘笑敢的“反向格义”说，等等。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离不开“理解与批判”“继承与原创”“传统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批判，不能进行不相干的外在批评，而应在全面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做出建设性批评；原创、创新，不能标新立异、剑走偏锋，而应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开拓与扬弃。“中国哲学（史）”是在中西对比的视野下确立起来的一个概念，中国哲学学科自创立之初，无论是对“哲学”概念的界定和理解，还是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无不受到西方哲学的深刻影响。而近十多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文化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国学热”的兴起，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强调文化自觉和学科自主性，有的学者甚至提倡完全抛弃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以一种纯粹中国化的叙事方式来诠释传统的中国思想。笔者以为，未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发展，需要在民族性与世界性、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只有坚持民族主体性原则，与当代西方哲学积极对话，中国哲学才能真正彰显其特殊性与当代意义。（作者：郭齐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500年出土之哲学文献与中国哲学史”首席专家、武汉大学教授；陈晓杰，系武汉大学讲师）

中国有无哲学？这看似是个实然问题，但在中西文化持续磨合的时代背景下，它其实隐含了很强的价值判断。看到“中国哲学”一词，我们直觉地会联想到中国的传统思想，从学派来看有儒、释、道，从思想家来看有孔、孟、老、庄，从著作来看则有《易》、《论语》、《六祖坛经》等。一般说来，这些思想家是中国哲学家，而这些著作则是中国哲学文本。从“哲学”传入东亚、日本学者与梁启超用“哲学”来指称中国传统思想开始，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演变，“中国哲学”已成为普遍被接受的观念。既然哲学是西方文明的思想源流，用“中国哲学”来代表中国传统思想，似乎也理所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用词昭示了传统思想具有哲学价值。如此一来，如果有人宣称或暗示“中国没有哲学”，往往就会引发论战，因为这种“传统思想没有哲学价值可言”的说法，带有相当的贬低意味，许多爱好传统思想者不能接受。“哲学”与“传统思想”并无完全对应然而，从民初到当代，从西洋到中国，其实都有人宣称“中国没有哲学”，或者“中国传统思想不应用哲学一词来代表自身”。更有趣的是，这样的宣称，其本意非但不是贬低，反而是要突显传统思想的“特殊价值”。他们的基本想法是，传统思想的特殊价值非“哲学”所能概括，“中国哲学”一词因而并不恰当。历史学家傅斯年，于1926年分别写给胡适与顾颉刚的信中，皆强调中国严格说来没有哲学，甚至说这是“健康的一路”。他认为，在传统思想与西方哲学之间，无法对应的内容颇多，能够对应的内容颇少，以西方哲学的术语或方法来解读传统思想，往往就只注意到那些能够相互对应的部分。或是为了使两边有更好的对应，就为传统思想的概念或术语，添加许多原本没有的内容。傅斯年认为，这两种情况，都会忽略传统思想自身的特殊性质。此外，如前清华大学教授、思想史家韦政通则说，强调人格境界的修身，以及强调政治理想的用世，它们的具体实践，才是儒家的最终关切。相较之下，西方哲学强调的是理论思辨，强调对于修身、用世活动的分析或辅助，而非具体实践。如果我们仅仅注意理论思辨的部分，就容易忽视儒家的核心关怀。这样的说法，虽然并未直接导出“中国没有哲学”的结论，却突显了哲学和传统思想之间的对应并非理所当然。或至少是说，透过哲学术语、哲学方法来理解传统思想时，我们应该注意两者之间的可能落差。“中国没有哲学”并非贬意当代法国哲学家德希达（Jacques Derrida）的立场则更进一步，他说：在西欧文化之外存在着同样具有尊严的各种思想与知识，但将它们叫作哲学是不合理的。因此，说中国的思想、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科学等等没有问题，但显然去谈这些中国思想、中国文化穿越欧洲模式之前的中国“哲学”，则是一个问题。而当它引进了欧洲模式之后，它也就变成欧洲式的了，至少部分如此。如，佛教本不是起源于中国，但是在中国得到了非常好的发展。德希达认为，世界上各大文明都有自己专属的思想文化及其特殊价值，“哲学”是欧洲文明的专属名词。尽管欧洲文明的广泛影响，使得哲学传播到世界各地，融合并产生了某些“欧洲式的哲学”，但那些曾经独立发展的、未受欧洲影响的思想文化，并不能称之为“哲学”。基于这样的观点，清末以来许多受西方影响而有的思想，可以说是某种哲学。但孔、孟、老、庄等思想则不能被视为哲学，因为它们是在中国的特殊历史脉络下，所独立发展出来的思想文化，其内容与价值，都不能也不应由源自古希腊的“哲学”二字所概括。此外，中正大学哲学系教授欧阳敏也认为，严格说来，哲学是西方文化传统所专有，除非我们采取类比或譬喻式的用法，否则中国哲学不需要被视为哲学。考虑到中国思想传统的独立性，用Sinosophy（中国传统学问）一词来替代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或许更好一些。由此可见，“中国没有哲学”一说，有时可能是出自于一种尊重，指的是传统思想不宜完全化约到“哲学”的框架内来理解。以“国学”来取代“中国哲学”？说到这里，有人或许会认为：无论是“中国必定有哲学”或“中国没有哲学”，若不影响我们研究与理解古代文本，“传统思想”也好、“中国哲学”或“国学”也好，都只是名称上的差异，有必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争论吗？对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方朝晖而言，其中的差异绝不只是名称，而更涉及了学科分类的问题。他有系统地突显了儒学和哲学的差异，包括概念、对象、功能以及思维方式等，更指出在传统思想中，经典必须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来理解，但在当今的学科体制下，我们只需要考虑理论思辨的部分。方朝晖甚至认为，中国哲学史这一学科的负面作用远大于正面作用，因为它只重视抽象思辨而忽略道德修养与实践，但修养实践才是儒学的独特价值所在。譬如我们在研究孔子时，如果只关切他所提出的理论思辨，而忽略了他的个人修养过程、忽略了他如何面对当时的政治局势，那么就是忽略了孔子思想中真正有价值的部分，而不能有相应且确实的理解。承此思路，许多人认为，要回归儒学本来的意义与功能，尤其是道德修养与政治实践方面的研究，就不应采取文、史、哲的三分架构，而必须把中国文学、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等学科重新统合起来，采取“经学”或“国学”模式，甚至是以《诗》、《书》、《易》、《礼》、《春秋》等经典来做学科划分。如此一来，“中国哲学”这一学科就不再必要了。事实上，在中国的许多大学里，早已有“国学院”或“国学所”的设置，甚至也将要推行“国学教育本科专业”。结语中国有无哲学？这看似是个实然问题，但在中西文化持续磨合的时代背景下，它其实隐含了很强的价值判断。基于截然不同的考量，“中国没有哲学”一说，或者被视为贬低传统，或者被视为尊重传统，若不厘清其中的理据，就很容易产生误解。而在厘清理据后，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在现代社会里，传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应该要标榜“国学”还是“中国哲学”？我们应该强调传统思想与哲学的共同性，还是强调它自身的独特性？或者是说，想研究“中国哲学”的就研究“中国哲学”，想研究“国学”的就研究“国学”？这些问题，涉及了我们对于传统思想的不同认知、期望与研究方法，短时间内恐怕不会有一个简单明了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