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发表

哲学研究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开拓者——艾思奇哲学思想研究作者：庞元正、董振华（分别系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原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副主任）开栏的话哲学承担着传承知识、启迪思想、引领时代的重任。在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中，我国一大批老一辈哲学家曾作出过卓越贡献，他们德业双馨，致力于在为国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加大对他们哲学思想的学术研究，本身就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此，本刊特开辟《哲人追“思”》专栏，集中刊发一批专门研究老一辈哲学家学术思想的研究成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在中国现代哲学思想史上，群星璀璨，大家荟萃。如果要找出一位与中国大众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命运最为休戚相关的职业哲学家来，可以说非艾思奇莫属。艾思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首倡者和忠实践行者，是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革命家。1、从爱国青年到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独特的人生经历塑造了他爱国主义的人民情怀，伟大的革命生涯造就了他不懈的斗争精神，深厚的学术造诣锻造了他犀利的批判精神。从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艾思奇人生轨迹的生动写照。艾思奇，原名李生萱，1910年生于云南腾冲一个具有爱国情怀和民主思想的蒙古族家庭。其父李曰垓是云南辛亥革命及护国起义元老之一，具有民主主义思想倾向，曾参与领导了辛亥革命中的滇南起义和蔡锷在云南发起的讨袁护国运动，担任了蔡锷护国军的秘书长，起草了通电全国的讨袁檄文。其兄李生庄是五四时期云南学生运动领导人，1926年考入东南大学攻读西洋哲学，担任校学生会负责人，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艾思奇从小就受到父兄的爱国情怀和人文精神的熏陶。1925年，15岁的艾思奇考入云南省一中，在那里就开始积极投身于进步思想的传播活动，参加了“青年读书努力会”，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成为学生运动的重要骨干。1927年，17岁的艾思奇满怀着求知的渴望、立志救国的雄心和父亲“工业救国”的期望，东渡日本留学，后考入日本福冈高等工业学校采矿系。在日求学期间，他在掌握日语基础上自学德语、英语，广泛吸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知识。他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系统学习和研读了德国古典哲学著作，尤其是在接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后，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所深深吸引。他阅读学习了《反杜林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文献，还对照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德文原本与日文翻译进行学习。对各种知识的广泛学习涉猎，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刻苦攻读，对中国社会现状的深入思考，使艾思奇的思想发生深刻转变。他接受和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从单纯的爱国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他在《自传》中说：“我总想从哲学中找出一种宇宙人生的科学道理；但古代哲学很玄妙，都说不清楚，最后读到马、恩著作，才豁然开朗，对整个宇宙和世界的发生和发展，有了一个较明确的认识和合理的解释。”他放弃了“工业救国”这一不现实的思想，在写给父亲的信中他提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桎梏下，单讲建设工业能达到救国的目的吗？”从而下定决心弃工从文，树立起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坚定信念。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东北，激起了艾思奇的极大义愤，毅然弃学回国，投身到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中。1932年初，艾思奇来到上海，在泉漳中学任教，同时参加了党领导下的爱国组织“上海反帝大同盟”；1933年开始发表研究中国哲学思潮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1935年由周扬、周立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这一时期起，艾思奇作出了人生的重要选择，决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救国救民的真理，作为自己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开始了研究、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生涯。艾思奇的哲学研究和革命活动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3年到1937年在上海时期。艾思奇撰写了大量哲学文章，出版了《大众哲学》《新哲学论集》《哲学与生活》《民族解放与哲学》《思想方法论》等文集与著作，翻译出版了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新哲学大纲》一书等。在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他还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对封建阶级哲学、资产阶级哲学与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进行了批判，有力地捍卫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第二阶段是1938年到1948年在延安工作和解放战争时期。艾思奇在担任繁重的领导工作的同时，继续在传播、研究、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他响应毛泽东同志的提议筹建了延安新哲学会，参加了毛泽东同志组织的哲学小组，担任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发表了很多极有针对性和颇具影响力的文章，撰写了哲学《研究提纲》，编辑了《哲学选辑》，编写了《科学历史观教程》，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主编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一书。这一时期，艾思奇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进行了多方面的哲学研究；同时以哲学为武器，为反对党内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和开展整风运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宣传工作。第三阶段是1949年到1966年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艾思奇为适应广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急切需要，从讲述社会发展史入手，有重点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版了讲演文集《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一书。从1953年开始，艾思奇先后担任了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担负起研究、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更为重要的工作。1954年，他编写了《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1961年主编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我国的干部教育和高等学校提供了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用教材。这一时期，艾思奇还特别注重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宣传。他把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重要哲学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成果，进行了大量的宣传、阐释和研究，为中国共产党人确立自己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作出了重要贡献。艾思奇从青年时期开始终身战斗在哲学理论战线，像他这样理论著述之多、研究领域之广、社会影响之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可以说屈指可数。而开创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研究，则是艾思奇哲学思想最为鲜明的特点和最为重要的成果。2、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拓荒者和引领者哲学大众化是艾思奇整个哲学活动始终坚持的方向。他在中国开哲学大众化风气之先，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第一人”。1934年年底，艾思奇开始为《读书生活》半月刊每期写一篇通俗哲学的文章，连续写了24篇。1935年底，艾思奇将这些文章集结成册，以《哲学讲话》为名公开出版，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一年中连续再版三次。后因国民党当局的查禁，易名为《大众哲学》继续出版。在这部著作中，艾思奇以普通大众作为读者对象，以生动鲜活的事例、通俗易通的语言和深入浅出的方式，将当时中国大众还不了解不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辩证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讲解和阐述，揭去了哲学神秘的面纱，架起了人民大众通向哲学的桥梁，受到了进步青年和广大读者的喜爱和赞誉。在新中国成立前，仅读书出版社就印刷发行《大众哲学》32版，创造了哲学书籍在中国出版的奇迹。由于受到《大众哲学》的启迪和影响，很多在黑暗中徘徊、在痛苦中思索的年轻人和进步人士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投身抗日，投身革命；还有不少人受到《大众哲学》的启蒙，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过实践的锤炼成长为中国革命事业的中坚力量和领导干部。艾思奇所开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方向，得到了毛泽东同志这样的革命领袖和大哲学家的赞赏和高度肯定。1937年，艾思奇从上海一到延安，毛泽东同志就亲切地说：“你好呀！思奇同志，你的《大众哲学》我读过好几遍了。”毛泽东同志还将《大众哲学》推荐给党的干部，并将其确定为抗日军政大学教材。他还要求当时在苏联学习的两个儿子认真阅读《大众哲学》。毛泽东同志在写作《实践论》《矛盾论》时，也吸收了《大众哲学》的一些思想；在解释事物的变化发展时，毛泽东甚至借用了《大众哲学》中使用的鸡蛋孵化成小鸡的生动例子。为什么艾思奇能够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问题呢？这绝非偶然，它来自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阶级性和实践性的深刻体悟和自觉追求。艾思奇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翻身求解放的理论武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把马克思关于“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的思想作为进行哲学研究的根本指导。在《大众哲学》修订本的结语中，他特别地重复以前的话指出：哲学的重要任务是在于改变世界，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哲学，依据这个思想武器，无产阶级先锋队就能胜利地领导工人、农民及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改变世界改造中国的斗争。他深刻地认识到，革命理论不会在人民大众中“自然地直接发生出来”，必须由革命阶级的先进代表努力探求，经过宣传教育和实践，把理论原则和群众的实际斗争生活相结合，然后才能成为广大群众的思想，成为实际革命斗争和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而这就必须走一条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道路。对此，有一个事例发人深思。曾是蒋介石高级顾问的马璧先生1981年从台湾回到大陆后，曾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题诗一首：“一卷书雄百万兵，攻心为上胜攻城。蒋军一败如山倒，哲学尤输仰令名。”马璧曾回忆说：蒋介石溃退到台湾以后，不止一次对下属说“我们和共产党较量，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失败，也是人心上的失败。比如共产党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你们怎么就拿不出来”！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大众化转化为改造旧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的有力佐证。那么，怎样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呢？艾思奇在有关论述中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和原则。首先，他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明白地站在大众立场上的前进的哲学”，一个大众思想家必须站在“中国大众的立场”，要“善于了解群众的切身要求，体察人民的思想情绪，为群众说出他们心里真正要说的话”。艾思奇深刻认识到，旧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一般大众面临着可怕的知识饥荒，广大青年迫切寻求光明的出路。这是促使他决心为广大群众提供一部通俗化的哲学读物，从而让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力量转化为改造旧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这就成为他撰写《大众哲学》的初衷。他称《大众哲学》“不是装潢美丽的西点，只是一块干烧的大饼”，是要给那些在都市街头，在店铺内、在乡村里的失学者们一解智识的饥荒。其次，他指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需要付出全部身心，要十分重视通俗化的写作技巧。艾思奇从自己切身体会出发指出，“写通俗文章比专门学术文章更难”，“这困难在哲学这一门最一般的学问上更是显著”。他结合《大众哲学》的写作，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用同样的精力来做专门的学术研究，我想至少也可以有两倍以上的成绩了罢。”他分析说，专门学术的文章，不十分着重写作技巧，通俗的文章要写的具体、轻松，要和生活打成一片，写作技巧是第一要义。这些重要思想，通过艾思奇的身体力行，对推进哲学大众化产生了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首倡者和践行者艾思奇不仅是哲学研究大众化的第一人，而且也是哲学研究中国化的首倡者和忠实践行者。1938年4月，艾思奇针对抗战以来中国哲学界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鲜明地提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同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号召，更加坚定了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信念。他认为，辩证法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要的是辩证法唯物论的中国化，因此他在《哲学是什么》等教材和文章中进一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辩证法唯物论中国化”的口号，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要中国化，艾思奇认为，中国当时面临的“最大的实践问题，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民族危机更达到了生死存亡的最紧要关头，解放运动已发展到非来一个广泛的武装抗争不可了”。“哲学在这个时候应该和这个运动联系起来，担负起一部分的任务”。“使中国更多更广泛的人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使这一革命斗争的最锐利武器成为广大群众都能够使用的工具，使中国革命运动更能够不因为遭遇到错误和挫折而延迟了发展的进程，更能够迅速地完成——这才是提出中国化的口号的真实意义”。他进一步分析指出，以往的哲学用大众化通俗化消除哲学的神秘主义，使人们的生活与哲学接近，这无疑有极大的意义。但是，这只是哲学研究中国化的初步要求，使哲学通俗化并不等于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要坚决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用辩证法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来正确地研究和把握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来正确地决定革命的任务和战略策略。从而，就从哲学大众化与中国化的相互关系上，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性。对于怎样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艾思奇认为，从根本上说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把辩证法唯物论应用于中国的实际，其哲学根据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问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是矛盾普遍性的体现，中国的具体国情则是矛盾特殊性的体现，而要做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要反对教条主义和闭关自守主义两种错误倾向。教条主义表面上打着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旗号，但是否认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性，因此是不可能做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他指出，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论和原理，“只要眼睛一刻忘记了看清楚中国的实际的环境条件，它就不再是反映客观事变的发展规律的唯物论原理，就会变成没有实际意义的教条”。因此，他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发现的社会发展规律，“一刻也不能忘记，这些规律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中间，因着客观条件的差异，而有着各种各样特殊的表现形式”。闭关自守主义则以强调“中国特殊性”为名，抹杀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排斥和拒绝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认为这些东西“都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不需要这些东西”。因此，闭关自守主义也根本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艾思奇还对闭关自守主义的本质进行了深刻剖析，指出这种思想“装着进步的面貌”“骨子里来进行阻碍进步反对革命的勾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要反对的。尤为可贵的是，艾思奇最早阐明了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独特贡献，为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指明了正确方向。在1941年《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一文中，他通过对各种重要哲学思想的对比研究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就是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中国抗战问题的“辉煌范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应用的最大的历史收获”。他分析说，这些著作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能够最正确地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的”，而且“这几本著作，在中国的辩证法唯物论的研究上，也是有许多新的贡献的”。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他还特别重视对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的研究和宣传，始终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和最为重要的内容，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所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虽然从现在的观点看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但它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贡献，成为了新中国第一部权威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4、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先驱和典范在艾思奇看来，哲学的大众化中国化与哲学的现实化紧密相关，所以在提出哲学大众化中国化的同时也明确提出了“哲学现实化”的问题。艾思奇所说的哲学现实化与今天所说的哲学时代化，二者名异实同、异曲同工，有着共同的本质要求，即哲学必须与时俱进，体现时代精神，回答时代问题，在吸收实践最新经验和科学最新成果的基础上推进哲学发展。艾思奇指出，“哲学是有它的时代任务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哲学“跟着人们的实践的进步，而提起新的问题，而获得新的内容”“跟着人类历史的实践而发展，因着时代的任务而展开。”艾思奇在哲学现实化时代化研究中作出了卓越贡献，堪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先驱和典范。艾思奇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性和其在中国社会被需要的程度所决定的。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艾思奇对此认识极为深刻，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哲学”，担负着改变世界的使命。同时，他深感在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只做到介绍、阐明和启蒙的地步”，虽然也有不少人努力于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应用，但还没有很好的成就。他认为，这就是因为不知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活用于新的现实的缘故”。他还深入分析了导致哲学脱离现实和时代的两种公式主义倾向，一种是使马克思主义“完全与现实绝缘，使它变成书斋里的纯理论公式”；“一种是表面上装着对于现实非常关切的样子”，用“教条来抹煞了当前最重要的救亡任务”，“实际上却忽视了实践的现实基础”。因此，他强调，必须根据新的实践展开哲学研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真正指导的实践的哲学”。艾思奇对怎样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有着多方面的深刻分析。首先，他认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必须使哲学反映自己的时代精神。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艾思奇对哲学与时代的关系有深刻的体认，他认为，“新哲学的真精神，是在于它的极现实的方法，在于它决不脱离现实的人类历史。”“研究哲学的人，不能不注意到他的时代的任务”。他提出，处于民族解放事业中的中国哲学“要把哲学的研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实践任务联系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指针，同时也以民族解放运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他的《大众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本改变了无数人命运轨迹的书、一本影响了几代青年人走上革命道路的书，关键就在于它的现实性时代性，它把握和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时代精神和世界进步潮流，引起了广大群众对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思索和共鸣，因而才能够产生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影响。其次，艾思奇认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必须回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总结实践的新经验。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新哲学是战斗的实践的哲学，他跟着人们的实践进步，提出新问题，获得新内容，在消化吸收“每一时代的丰富的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自己，发展自己”。他把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作了对比分析，指出列宁由于重视对实践中新问题的研究，发展了唯物主义反映论，提出矛盾统一法则是辩证法的核心，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普列汉诺夫虽然也是最优秀的哲学家，“就因为不能吸收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成果的缘故，就因为不能把新哲学适用于新的时代阶段的缘故”，“不但不能把新哲学推进，反而在种种问题上后退了”。他针对哲学研究与时代脱节的倾向指出，如果只是以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句为能事，而不是根据新的事实推进哲学发展，至多成为一个考据者，而不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最后，艾思奇认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必须不断地吸收自然科学上的最新成果。恩格斯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艾思奇非常重视恩格斯的这一重要思想，他反复强调哲学是科学发展的总结，“一定时代的新哲学，是以这一时代的科学成果和科学发展为基础的”，只有善于吸收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才能建立和发展适应时代需要的进步的新哲学。为此，艾思奇特别重视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的研究。1933年，他翻译了日本著名核物理学家菊池正士的《最近物理学展望》《宇宙线》两篇文章，向国内读者介绍现代物理学的最新进展，同时也为从哲学上总结自然科学最新成果做理论上的准备。此后，他始终重视哲学对自然科学最新成果的总结和吸收。1958年，艾思奇提出，在科学技术日益进步的时代，应当使自然辩证法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在他的建议下，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在全国率先开办了自然辩证法学习班。在他的指导下，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编写了全国第一部自然辩证法著作《自然辩证法提纲》。他希望通过这部著作发展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解决好哲学与自然科学新发展的关系问题。1965年，艾思奇在《红旗》杂志发表《唯物辩证法是探索自然界秘密的理论武器》一文，对日本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新基本粒子的思想给予高度评价，指出“由原子理论到基本粒子理论的发展历史，一次又一次更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唯物辩证法的真理”。这篇反映哲学时代化的论文，是他逝世之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艾思奇盛年早逝，离开我们已经50多年。作为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始终以捍卫、传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己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方向，被毛泽东同志评价为“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斯人已去，英名永存。艾思奇所开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方向，在当代中国广大哲学工作者中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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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玩论坛，为了和人辩论，看了一些西方哲学和语言学的书。所谓“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后来不玩了，底子还在。感觉百家号还是挺有意思，在手机上看着自己的作品，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发了几篇试水的作品，拙作《维特根斯坦哲学思考的角度问题》出乎意料的受欢迎。今天的统计是收藏288，分享179。（绝对真实，不对的话让编辑扣我的分.笑）。既然是大家喜欢，从作品领域的垂直度考虑，我就详细的和大家分享一下对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想的评判。这样既满足了读者的需要，也容易提高我的百家号指数。维特根斯坦先从《哲学研究》谈起，如果受欢迎，我就一个命题，一个命题的分析。我把《哲学研究》的第一段概括一下：第一段是维特根斯坦引用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的一段话。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的一些段落是谈学习语言的过程的。这可能是最早的对语言哲学的探索，就是从哲学角度探索人是如何学会语言的。婴幼儿是在和长辈的互动中逐步理解语言的含义。奥古斯丁说是长辈称呼某个对象，然后看着那个对象，从而使他将声音和对象的名称联系起来。奥古斯丁看过我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的读者知道，我个人认为维特根斯坦分析问题的角度有些偏。那么正确的角度是什么呢？就是从传统的哲学的角度，从认识论的角度和语言学的角度来考虑，这才是正确的研究方向。我们是如何学会语言的呢？就是我们假定人在出生时是具有与生俱来的智慧的。这种智慧是我们学习外界的一切知识的基础。我个人总结应该至少有“大小之辩”，“多少之辩”，“动静之辩”，“内外之辩”，因果判断能力这样几种先天的能力。“大小”之辩和“多少”之辩的能力让我们产生几何学和数学的概念，当然，还不止于此。奥古斯丁的著作忏悔录“动静”之辩让我们产生时间和空间的感知。解释一下，所谓时间就是对于运动快慢的记录，和光的关系不大。即使没有光，只要有运动，就有时间。所谓空间呢？想象一下你作为婴儿第一次看屋里的景色。你无法产生远近和立体的概念。假设你眼睛能够看到屋里的各个物品，但是你也无法区分它们。能理解吧？在你学会爬以后，或者家人抱着你走的时候，你看着物品的位置的变化，你才能产生远近的概念。所谓的“空间”，即“绵延”是你在运动后眼睛对于物体的位置的变化的一种记忆，通过参照物的的外形的变化，你产生了远近的感觉。如果没有参照物，就没有远近的感觉，也就意识不到空间。（即使解释了可能也不好懂）幼儿学爬内外之辩是我们产生概念的基础，概念是什么？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集合，或者是一个正方形，或者一个圆，这个内外之辩的意思就是你在知道内部的内容的时候，也同时知道外部的内容了。比如我面前的这个电脑屏幕，你能辨识出这个电脑屏幕的原因是你不光感知了这个电脑屏幕，同时你还感知了它外面的背景空间。这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里指出的意思，就是“有”和“无”是同时存在的。其实只有“有”的存在，没有“无”的存在，“无”其实就是对于某个概念的一种抛弃或者叫忽视。比如说“小王不在教室”。这个画面就是你想象小王在教室里，然后把这个画面取消。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顺便说一句，感知一个物体就要感知它的背景。这两者是同时感知的。那么，比如问：宇宙的边界在哪里？怎么回答呢？从上述可知，宇宙不会有边，因为你感知宇宙的同时就确保了宇宙外的存在。还有因果判断能力，就是把前后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产生了A事件后必然跟随着B事件的联想。这就是因果判断能力。当然，这个因果关系有时正确，有时不正确，比如守株待兔，各种民间忌讳等原始思维就不正确。那么婴儿是如何辨识房间里物品的呢？这就是婴儿看到什么东西都要伸手去摸的原因，因为，没有触觉的参与，我们是无法将眼前看到的图景中的实际物品区分开的。就是说，我们能将一个物品立体化感知，必须有触觉的参与。（想象一下全息摄影图像。）全息摄影图像好了，现在你可以帮助奥古斯丁和维特根斯坦解决问题了。所谓的人的语言的学习过程，语言的语法：词性，句法，虚拟，时态，语态，从句，孩子是怎样在和大人的互动中掌握这些语言知识的？从语言学著作中可以了解到，比如德国小孩五岁时语法基本都掌握了，可以讲语法正确的语言。那么，你可以推演婴儿用他先验的能力逐步将声音和动作联系起来，逐步掌握语言的先后次序吗？这其实就是维特根斯坦在后期哲学中要解决的问题。估计你完成不了这个工作，因为从语言学的角度讲，孩子三岁前发生的事情是记不住的。所以，你也无法回忆起你是如何从一个概念和动作开始，逐步学会其他的概念和动作的语言表达的方法的。维特根斯坦后期著作哲学研究第一节的后半部分是维特根斯坦对于儿童语言学习的先后次序的一个设想，其实有了我上面的背景知识介绍，也许你也可以回答维特根斯坦的问题，限于篇幅，对于维特根斯坦的回答的评论下次讲。

54.关于“理解”一词的具体含义，维特根斯坦通过一个具体的语言游戏来揭示理解一词在头脑中运作过程中的具体所指。在这个具体例子中，看到一串数字，然后想到了一个复杂的公式，随后写出接下来应该出现的数字。这个过程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找出这个数列的构成规则。图像化siwe理解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对事情发生的原因或者规则进行一种判断。理解一件事应该是贯穿着从不明白到明白的一个心理分析过程。需要加入一个规则.这个规则给予当前发生的事情一个合理的解释。维特根斯坦说：理解的过程被隐蔽起来了。他发现不了“理解”的过程.那么,这是和理解这个词的意思相悖的.事实上，理解也是这样一个心理过程。比如你位于一个纵横交错的地道中，你手中有一张关于这个地道的地图。这个地图引导你顺利地走出这个地道。所谓的对地道的情况的理解就是找到了这张地图。至于理解是不是一个精神过程？看你从哪个角度说了。事实上，维特根斯坦举的三个精神过程的例子也是具有不同的性质.地道156. 关于阅读这个词，阅读产生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心理活动。首先，阅读是一个辨识的过程，随后是大脑将辨识出的文字转化为读音，转化为读音后，大脑再辨识这个读音的意义，随后是辨识一个句子的意义。在这里，初学者和熟练使用这种语言的读者的大脑的反应肯定是不一样的。喜欢学习外语的朋友，特别是有较高的外语水平的朋友对这一点会有深刻的体会。我们听母语，说母语时，基本上都是条件反射式的，对语言进行反应的时间很短。而外语则不同，初学时都需要逐字辨识，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达到听外语类似于听母语的反应。学习中文157-171．关于阅读句子时在大脑里引起潜在的声音的现象，说明我们所谓的思考主要是借助声音完成的。研究这个问题--就是大脑借助语言进行思考的问题，通过脑神经科学来研究或者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会显得更专业一些。维特根斯坦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些问题，有些隔靴搔痒的感觉。就是提出了大量的问题，但是没有递进.172-174. 关于引导和谨慎的一种精神状态，被引导和谨慎地做某些动作时，存在着一种精神状态，就是精神上的高度紧张。这和汽车驾驶状态有类似之处。就是精神无法放松，一旦精神放松，就可能出错。这和放松时的精神感觉是不同的。维特根斯坦可能想要指出的就是当时的精神状态。维特根斯坦175. 在这段，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引导就是按照命令完成任务.176.-178. 这三段很精彩。思维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是所谓的因果关系？他一直在探讨引导一词的意义。能够坚持看我的分析的读者，或者说，能够坚持把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看下来的读者，应该是掌握了维特根斯坦的分析方法，就是将语言转化为生活的图像的方法。维特根斯坦所做的所有的语言分析都使用了这个方法。语言游戏我们有两种思维方式：一种是图像式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最原始的思维方式。就是智人在没有掌握语言之前所使用的思维方式，或者像我所举的那个例子-黑猩猩向动物学家要香蕉的那个例子里的黑猩猩的思维方式. 另一种思维方式就是使用语言的思维方式。使用语言思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进化，主要是通过头脑中语音来思考。有个不大恰当的比喻，用语言思维就像计算机里的用高级语言编程，这能够减轻大脑的负担，加快思考的速度。黑猩猩的思维维特根斯坦敏锐地看到了我们对于不同的生活图像所进行的加工，其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比如你看到前面有一个水坑。一种选择是一脚踩进这个水坑。另一种选择是绕过这个水坑。也许你从前经历过鞋子进水的不愉快经历，所以在直接踩下去和绕过去这两个不同的图像选择中，你的大脑选择了绕过去的图像，就是你决定绕过这个水坑。这是一种对图像的判断，也可以看成是体现了一种因果关系。大脑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生活图像，而最终实现哪种生活图像是由大脑的判断决定的。这个最终判断的能力，是大脑所独有的能力。为什么计算机代替不了人脑？因为计算机缺乏这种最终的判断能力.

谈到哲学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哲学本身，二是研究哲学的人，三是怎么研究。一、哲学本身“哲学”一词在新华字典中是这样解释的，“[哲学]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它研究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普遍规律，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关于世界观的理论。”。哲学的特点在于它的原理性，即它是一种普遍规律，它是从具体的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具体事物的共同特征，它具体表现为一般性、概括性和宏观性。哲学的实现方式在于归纳，它最终通过概括和总结来完成它的使命，通过概括和总结来使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使复杂的东西变得容易掌握、容易应用。哲学的社会价值表现在它通过概括和总结最后形成一种普遍规律，用这个普遍规律能够指导人们的生活实践，指导人们去不断的创造，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二、研究哲学的人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素质，否则就不适合研究哲学。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能力强，善于实践，能够始终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抽象思维能力强，善于从具体的事物中抽象出普遍的一般规律。3、好奇心强，有钻研精神，能够为一个疑问不辞辛苦的寻找答案。4、善于从宏观上把握一件事情，不局限于一个小的思维框架中。5、发散思维能力强，善于从多个角度看问题，能够突破常规思维逻辑去分析问题。6、心胸阔达，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乐于接受别人的质疑与批评，能够在承认不同观点存在的前提下保持一个客观的心态去探讨问题。7、不因自己取得一点成绩而沾沾自喜、自命清高，能够始终保持一个平常心、一个客观的心态。8、对于人类的一切概念能够拿得起放得下，不过度执着于某个概念而无法自拔。9、有较好的语言功夫，能够准确的运用词汇表达自己的思想。10、思想要端正，从事哲学研究的初衷是爱好，目的是从中获得快乐，不要妄想收获名利。因为只有做到这一点的你的心胸才能开阔，你的思想才不会被束缚，你才有可能在哲学研究上有新的发现。研究哲学的人，如果不具备这些能力或存在弱项，那么他的研究就会陷入僵局，停滞不前。三、研究哲学的方法及注意的问题　（一）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1、了解人类已知的哲学原理和前沿的哲学思想。2、以已知的哲学原理为依据去解决所遇到的哲学难题。3、以哲学的特点和实现方式为依据论证哲学问题，不偏离这个依据。4、自觉的从哲学的角度去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5、能够很自然的投入到普及哲学知识的工作中去，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哲学领域中来，壮大哲学研究者队伍。哲学问题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一个大课题，不是依靠某一个人的力量能够解决得了的，需要人类的共同智慧。（二）哲学研究的注意事项1、在哲学研究的整个过程中，要始终保持一个宏观的高度，这是为避免陷入自己的小逻辑中而自己却没有察觉，造成研究的片面性，失去全局性和普遍性。2、一定要借助人际间、报纸、网络等媒介与别人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通过交流，通过别人的质疑与批评来实现对自己研究思想的修正。3、为了研究哲学的方便，我们可以创造一些词汇，但不能热衷于创造词汇，过多复杂的词汇会使很简单的哲学变得复杂，变得深奥，变得没人愿意看，因此远离群众，失去群众。我们一定要本着能不用就不用特殊词汇的原则，尽量使用最简单、最普遍的词汇进行哲学思想的表达。4、对于人类的一切概念要拿得起放得下，不要陷入自己的哲学思想中无法自拔，拿得起却放不下。5、研究哲学不能带有功利性心理，不能是为了在哲学界成名而研究哲学。研究哲学只能是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目的是从中享受快乐。带有功利性心理去研究，只能使研究走向狭隘的一面，逐渐滑向急于求成的心态，只关注一点而看不到问题的全部。关于哲学研究，本人不才想到这些，写了这些，望能够给更多从事哲学研究的人以启示。如果我的某些论断存在错误或不完整的地方，请各界人士直言指证，以共勉！

人类是一种很奇妙的智慧生物，在酒足饭饱后，面对世界的众多不可知的事物，人类往往充满了求知欲和好奇心。在其驱使之下，人类一方面通过经验的积累，另一方面通过理性的思考推理，来尝试着解答这些问题和解释一些现象。这样，一部分解答成为了确知的知识，即科学；另一部分由于时代的局限，不能给出确定的答案，但由于人类对未知事物有着敬畏和恐惧的一面，产生了看似能完美解答这些问题的东西，即神学。“我思故我在”确应作为哲学第一原理。粗略地感受到大多数哲学家的论述都有局限性。伯特兰.罗素的思想确实比较广博且精湛.罗素认为，哲学就是介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东西，是带着理性的思维去思考科学所不能解答，而神学看似给出了完美答案的问题。所以“哲学”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在罗素看来，乃是两种因素的产物：一种是传统的宗教和伦理观念，另一种是可以称之为“科学的”那种研究。唯有这两者同时存在，才能构成哲学的特征。罗素说：哲学是诉之于理性而不是权威（这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教主观主义是不同的，区别在于罗素诉之于理性，而新教是唯心的。理性能让人清醒地看到他人的可取之处，而唯心让人傲慢）。这是我对罗素最欣赏的一句话，有了它，才能让我彻底放下顾忌而去研究哲学，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我的这种心灵安慰也是建立在对罗素的权威上的，但那不是哲学上的。哲学是研究人类思辨的心灵所最感兴趣的一切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我所最为重视的，是人为什么活着？我所需要的答案，不是机械的哲学理论，而是有感情的，发自内心的回答。即当这个问题具体到某个人时，就成了“你为什么活着？”。当我懂事后亲身面对了死亡后，知道死亡是不可避免后，我就开始不断的在内心中问着这个问题，失去亲人的痛不断的刺激着我，但是我们需要的不是对死亡的恐惧，而是对生命的诠释。物理学中，世界是平衡的，有生就有灭，当这个理论扩大到整个宇宙时，即整个宇宙都有灭亡的那一天，如此渺小的人类，和更加如此渺小的我，又有什么好抱怨的呢？但这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既然人都是要死的，人类也是要灭亡的，甚至整个宇宙都是会归于零的，那么我们现在所谓的奋斗除了养活自己，苟且偷生外，还有什么价值？。宇宙是如此的广袤，有着太多人类所称之为科学的东西，它是如此的寂寞，亿万年来是如此的安静（我用了好久时间才适应用“它”来形容宇宙）。它需要有什么来理解它，来认可它的存在，而人类作为一种智慧生物，承担起了这个责任。人类根本的责任，是发展科学，是尽可能的去了解这个宇宙的根本，作为智慧生物的我们仍然需要好好努力，去探索世界的奥秘。

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易传》与《老子》乙本。图片来源：湖南省博物馆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易传》与《老子》乙本。图片来源：湖南省博物馆“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于20世纪初，奠基人是王国维、胡适、冯友兰等。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初创过程中的里程碑。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作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基本范式，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新儒家学者则多以德国古典哲学作为中国哲学书写的参考与比较对象。20世纪80年代之后，大陆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出现了一系列转变，无论是学科的研究对象（例如中国哲学学科长期以来对经学的漠视态度有所改观），还是研究方法论（西方现象学、经典诠释学等），都呈现蓬勃发展与多样化的景象。尤其是一大批新生代学者的出现，标志着学科转型的人才基础十分深厚。以下就近几十年回暖或兴起的几大领域为例，略作述评。中国哲学与当代社会通常所谓“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是作为学科建制与知识层面的概念，但是“中国哲学”作为意义世界具有其本身的价值，如“五常”“天人合一”等理念，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研究者都改变了将传统与现代化决然对立的研究方法，重视对传统哲学资源的挖掘与评价。21世纪初以来围绕“亲亲相隐”问题展开的学术讨论就很有意义。从学术的层面来看，这场论争一方面厘清了学界对“亲亲相隐”的误解，另一方面促使大家更为全面辩证地认识儒家的道德哲学与伦理学，进而创造性阐释以仁为核心的儒学对公德和私德的界定、亲亲相隐与人权学说的沟通、人情与法理的关系等问题。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场论争可以视为20世纪以来传统与现代关系之争的继续，只是争论聚焦于“亲亲相隐”这一具体问题。出土简帛与中国哲学研究王国维先生提倡“二重证据法”，即地下资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20世纪70年代出土了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等，90年代发现了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及至21世纪初，2008年的清华简、2009年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等资料，对中国哲学等诸多学科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就中国哲学史研究而言，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经学研究与先秦、秦汉诸子学研究等领域。就经学而言，出土文献中涉及《周易》《诗经》《礼经》《书经》的材料较多，研究成果颇为丰硕。就诸子学研究而言，不同的简帛本《老子》《五行》《性自命出》等，以及兵书等新材料的发现，大大推进了先秦道家、儒家与兵家等领域的研究，海外中国学在这方面也取得了积极成果。佛教与道教研究20世纪60年代吕澂等的中国佛教史研究，以及任继愈领衔、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80年代编写的《中国佛教史》（前三卷）都是有影响力的佛教研究成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佛教史研究逐渐呈现地域化、专题化倾向，在禅宗、天台宗等领域取得了诸多突破。受到西方现象学等比较思想的方法论启发，唯识学研究近年来重新得到关注。中国佛教文献极为丰富，新中国成立以来，标志性的佛教典籍整理有《中华大藏经》（1994年）以及《敦煌佛教经录辑校》（1997年）等。道教史研究与道教典籍资料整理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绩。汤一介主编的《道书集成》（1999年），包含了《道藏》全部，并新增诸多散佚的珍本；李德范编辑的《敦煌道藏》（1999年）影印了大量道教相关文献的图版，极大方便了学者对敦煌道经的使用。宋明理学研究改革开放之后，宋明理学开始得到客观评价与进一步重视。1981年在杭州召开了首次宋明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标志着宋明理学研究进入复苏时期；而2018年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宋明理学国际论坛，以及吴震主持的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则展现了大陆宋明理学研究的新气象。宋明理学文献整理方面，中华书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理学丛书》，收录宋明主要理学家的著作；朱杰人主持《朱子全书》（2002年）二十七卷本出版；王阳明的著作多有遗散，在历经海内外学人三十余年努力之后，阳明文献的辑佚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王阳明全集》（新编本，2011年）收录了三十余万字的佚文。研究方面，学者的关注对象逐渐从“程朱陆王”等一线大思想家转向程门后学、朱子后学与阳明后学；陈来、杨国荣等学者引入存在主义、现象学的方法分析阳明学，出现了诸多比较哲学性质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以朱熹思想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对17世纪之后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以黄俊杰等为代表的“东亚儒学”研究，为打破中国哲学“一国史观”的学术壁垒作出了重要贡献。现代新儒家及其研究现代新儒家主要指在继承传统儒学的基础上吸收与借鉴西方哲学理论、以促进儒学的“现代性转化”的哲学思潮。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新儒家逐渐受到关注，相应研究成果也日益丰富起来。如：1986年“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其成果为方克立主编的《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1989年），之后对新儒家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2005年，武汉大学主办了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成果作为《人文论丛》2006年卷出版，共134万字；《熊十力全集》《梁漱溟全集》《马一浮集》等代表性人物著作出版；对具体人物的研究也出现了很多具有一定水准的成果。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哲学史界坚持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二三十年来，解释学与现象学的方法被引入中国哲学史研究，值得重视的有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汤一介的中国解释学，黄俊杰以孟子诠释为中心的经典诠释学与东亚经典的诠释学，李明辉的康德与儒学的互释，刘笑敢的“反向格义”说，等等。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离不开“理解与批判”“继承与原创”“传统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批判，不能进行不相干的外在批评，而应在全面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做出建设性批评；原创、创新，不能标新立异、剑走偏锋，而应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开拓与扬弃。“中国哲学（史）”是在中西对比的视野下确立起来的一个概念，中国哲学学科自创立之初，无论是对“哲学”概念的界定和理解，还是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无不受到西方哲学的深刻影响。而近十多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文化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国学热”的兴起，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强调文化自觉和学科自主性，有的学者甚至提倡完全抛弃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以一种纯粹中国化的叙事方式来诠释传统的中国思想。笔者以为，未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发展，需要在民族性与世界性、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只有坚持民族主体性原则，与当代西方哲学积极对话，中国哲学才能真正彰显其特殊性与当代意义。（作者：郭齐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500年出土之哲学文献与中国哲学史”首席专家、武汉大学教授；陈晓杰，系武汉大学讲师）

我们的教科书上则说：“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什么是世界观呢？就是对世界的“总的看法”。什么是“总的看法”呢？那就不是“分门别类”的看法。当一个人“打破砂锅问到底”时，那么，他就离哲学的大门不远了。说到底，哲学其实不是一种具体的知识，而是永远在活动着的思想。但哲学这门学问与其他学问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好像没有别的学科那样很具体的研究对象。古希腊有位哲学家说过：“哲学起源于好奇心。”好奇心要是止不住，哲学活动就势在必然地会发生。一般我们对周围世界已经很熟悉，对好多事常常满足于一知半解便不再觉得惊奇，而惊奇却是爱智慧的主要原因。惊奇不止，发问的冲动和思想的活动就不会停止。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是一直保持好奇心下去，他就有可能成为一位哲学家了。哲学家们想些什么问题？了解我们所拥有的认识能力。哲学家们就是想知道世界本来是什么样子。他们的问题是，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正如盲人摸象，每个人“摸”到的“大象”不一样，究竟大象真实的样子是什么呢？正如人类认识宇宙一样，的确非常难以判断。每个人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世界本身是不会因为每个人看到的不同而不同，之所以每个人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是因为人的感官系统不一样，因此，世界应该只有一种真实的状态，这种不变的性质就被称为“本质”。而那些千变万化的“外貌”被哲学家们称为“现象”。哲学家们还“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是怎样，掌握了科学方法的人已经具有看到世界真面目的“眼睛”了。世界究竟可知还是不可知？这是近代哲学家们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而且是否因此就有能力控制这个世界，成为世界的主人。关于我们自己：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有哲学家说: “哲学是苦闷意识的产物。但他们是爱智慧的，往往认为有智慧地活着比胡里胡涂地活着更好。因此，他们不仅仅想弄清楚世界的真实面目，也想、弄清楚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真实意义。”于是“认识你自己”这条古训就成了许多哲学家终生努力的目标。1. 人是什么？我们忘了自己原来是谁，从哪儿来又要到哪儿去。普通人或许觉得没有这种疑问。哲学家们却忍不住爱问：我们是谁？有时候他们觉得这个问题比“人是什么？”的问题还要重要。哲学家们“人为什么活着”，或者“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时。有人认为人天生就具有关于善与恶的知识。古希腊特尔斐神庙门前的铭文：“认识你自己”就含有这一问题。有人认为人天生就具有关于善与恶的知识。但只要一涉及到对具体事情做判断，好像大家的一致看法就都不作数了，你说这好，他说这不好，你说那不好，他说那就好......争论不休。要说清楚一件事情的好坏是非，的确不是太容易的事，因此我们的生活中才有那么多争吵，而且常常是吵也吵不明白。我们以为自己天生就具有的关于善与恶的知识其实是大有疑问的。因此，哲学家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是从根本上对我们关于善恶的知识进行思考。哲学家们的问题是：什么是善？什么是善的行为？动机好效果不好的行为是善的行为吗？效果好但动机却不好的行为是恶的行为吗？如此等等。更重要的是，他们讨论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想知道：人应该怎样活着？人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应该怎样做？或者说，人应该怎样做人？事实上，当他们“人是什么？”我们是谁？“人生有什么意义？等问题时，是出于内心的一种迫切需要，即需要知道“人应该怎样活着？和“我应该怎样活着？”与这些问题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幸福 ？或者说：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美是什么？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什么是美：你是否被打动过？可是，你想过没有，是什么东西打动了你？哲学家们认为：那打动了你的东西是美。求真、求善、求美之心都出于人的天性。2. 哲学家都是些怎样的人？爱智慧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是一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在所有这些学问背后，他还想追寻要为根本的东西。“去寻求唯一智慧的事物吧！去挑取唯一优美的东西吧。“逻辑”的意思无非是要你说话不能前言不搭后语。· 苏格拉底辩论方法苏格拉底坚持并教导别人要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天上地下”的任何问题。他使用这样一种方法逼使对手自己开动脑筋独立思考，让你自己得出结论。因为他所倡导的无拘无束的讨论不仅对于哲学，而且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都太重要了。讨论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深入下去。这样的讨论不一定会得到一个最终的结论，但却可以把我们平时没有好好想过的许多问题加以澄清，使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不再那么笼统和似是而非。这其中有一种精神，那就是只服从真理的精神，而真理是只有通过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才能获得的。苏格拉底的一生都表现了这种精神。他不接受任何人的强迫，也从来不强迫任何人。· 笛卡儿（René Descartes）的沉思——方法论笛卡儿的方法论，沉思是从“ 怀疑一切”开始的。他怀疑的是：我们所有一切知识的来源究竟可靠不可靠？ 要像笛卡见这样怀疑下去，别说是建立一个全新的体系，就是一句肯定的话都不能说了。用这种怀疑的眼光来看世界，就没有什么事物和知识是不可怀疑的了。目的是引导我们无穷尽的思考。这就是哲学的本质。· 斯宾诺莎（Benedict Spinoza）的信念斯宾诺莎倡导一种高尚的生活，也就是不单纯顺从我们的欲望、感情和激情，而是用我们的理性去统治、驾驭和节制我们的生活。他认为我们应该成为欲望、感情和激情的主人，而不是反过来成为它们的奴仆。他之所以这样主张，是因为他坚信人类理性不仅能发现和认识宇宙的秩序与法则，而且还能依照这些秩序和法则来控制自己的欲望、感情和激情。当然不是指他对万事万物都始终保持着一种哲学的平静。而是指他也能理解和尊重平常人的生活。他为自己的日常生活制定了一个简单的行为准则。从这准则看，他自己也在过着一种平常人的生活，只不过少了一些平常人的那种自寻烦恼罢了。这准则是：用一种人们能够懂得的方式对他们说话，替他们做一切与我们的目的并行不违的事情。只享受那些有益于健康的乐趣。不贪财，只要能维持健康的生命即可；不落俗，只遵守那些不妨碍我们事业的风俗习惯。· 康德（Immanuel Kant)的忧虑《纯粹理性批判》“你们跟我学不到什么哲学，而只能学哲学思考哲学不是一种现成的知识，而是永不停息的思维活动。“自己思维，自己探索，用你自己的脚站着”这就是他对学生们提出的忠告。他的观点大体如下：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来自我们的经验，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知识是我们天生就有的。当然，有些知识是通过学习获得的，并不一定要我们自己亲身经验到。有些知识是从书本和电视中学到的，和你自己的亲身经验无关。· 英国哲学家休谟（OavidHume）写的一本书《人类理智研究》 这本书的观点使康德感到震动和忧虑。休谋要说的是，你通过学习得到的知识最终也是人从经验中获得的，只不过是他人的经验而已。你不难同意这一点。那么，经验是什么意思呢？经验无非指人看到、听到、闻到、摸到等等，一句话，经验无非是由人的各种感觉印象组成。本来这些感觉印象都是单个的，但我们却常用思维把它们连成一气，形成知识。问题是在于：如果我们关于事物的原因和结果的知识都是不确实可靠的，那么，我们所有的知识都变成可疑的了。近代建起的科学大厦岂不是要因此土崩瓦解吗？要知道，我们绝大部分知识都是在陈述某种因果关系。康德曾经强调了人的认识能力（他称为纯粹理性）在取得知识方面的主动性。他说，人的认识能力并不像一块只能被动地接受印象的蜡板（把什么东西往上一按，就留下一个痕迹），而更像一个活动着的装置，能够把感觉材料整理，铸造成形（知识）。同时，他为纯粹理性划定了界限，说只有在某种范围内，它才有可能取得对它有效的知识。超出这个范间，它就无能为力了。也就是说，在这个范国之外，我们不可能有任何知识。我们可以看出，正是休谟提醒了他，必须探讨和指出人类理性的限度。哲学家在探讨什么？哲学家关于世界、关于宇宙的思考。就彷彿哲学家们把整个世界放在自己对面来看、来想。让你对哲学家们到底在想什么有个初步的了解。1. “存在”究竟是什么意思？存在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通常爱把存在理解为占据了空间，而且是满满实实地占据了空间。什么地方空着，我们就会说：那里没有任何东西那襄没有任何东西，也就是不存在任何东西。但有时候我们会说，有一个宇宙太空，这里的“有”又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太空是“存在，那么不存在、没有又是什么意思呢？”当然，哲学家们对存在表示警奇并存在的意义时，他们想到的方方面面比我现在说的要多得多，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要多地想到了时间。时间是一个使哲学家们要为头疼的问题。2. 什么是实在？生与灭。有一个定律叫物质不灭定律，即一张纸不会因为燃烧后组成这张纸的原子就没有了。因此，真实的存在只有最基础的原子，而不是这张纸？这好像包含了一种假定：一个只有不生不灭的，即占据了全部时间的东西才算得上是真实存在的。实在这个词的意思，简单讲就是所说的“真正存在的”。如果说只有不生不灭的东西才是实在的，那就至少还有一样东西跟原子一样是最基本的实在，如果说的是这整个世界。要说这整个世界是由原子组成的，当然没有错，但这是物理学中狭隘的看法，并非哲学要研究的“本质”问题，这样看来哲学并没其他学科那样有具体的研究对象。而哲学的第一个任务恰好是要把握住“真”，即世界的本源究竟是什么？相关文章：哲学的第一问题——如何区分梦境与现实？怎么向非哲学专业的同学，系统的介绍“什么是哲学”？哲学问题虽然没有标准答案，但任何见解都有其意义和依据

哲学系资料室新到图书与期刊欢迎各位前来阅览资料室开放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1:30下午14:00-17:00以下为部分新书的相关信息。新书《湛若水与书院教育》王建军、赵倩韵 著；广州出版社《湛若水以史为鉴》邢益海 著；广州出版社《湛若水的民生思想》程潮 著；广州出版社《湛若水精言》郭海鹰 编；广州出版社《湛若水史迹寻踪》黄淼章、湛汝松、胡继芳 编著；广州出版社《湛若水的治国之道》唐雄山 著；广州出版社《湛若水的人生涵养境界》宁新昌 著；广州出版社《哲学门 论坛：马克思与西方哲学传统》（第十八卷第二册）北京大学出版社《哲学、艺术、历史——批判思想理论著作集》〔瑞典〕大流士·杜斯特 著；周阳、苏子滢、郑旭东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现代新儒家易学思想研究》刘乐恒 著；商务印书馆《墨学——中国与世界》（第一辑）褚丽娟、解启扬 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美的现实性——艺术作为游戏、象征和节庆》〔德〕H.-G.伽达默尔 著；郑湧 译；人民出版社《主体的生成与反抗——朱迪斯·巴特勒身体政治学理论研究》王玉珏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申辩篇>中的苏格拉底》〔美〕C.D.C.里夫 著；孔祥润、王月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佛教文化研究》（第五辑）洪修平 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托马斯·阿奎那爱的学说研究》张祎娜 著；人民出版社《比较哲学与比较文化论丛》（第11辑）吴根友 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垄断金融资本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研究》胡莹 著；广东人民出版社《「四書化」與「去四書化」——儒學經典在「近世」中日兩國的不同際遇》董灝智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法国哲学研究》（第二辑）莫伟民 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精神现象学>讲读》庄振华 著；人民出版社《国际儒学论丛》(2018年第一期 总第五期)孙聚友 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美事艰难——柏拉图<希琵阿斯前篇>义疏》王江涛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整合及制度化——唐前期道教研究》白照杰 著；格致出版社《新十批判書》俞吾金 著；商务印书馆《马克思恩格斯社会公平理论极其发展研究》马陆艳 著；广东人民出版社《列宁“帝国主义论”与当代垄断资本主义》李雪阳 著；广东人民出版社《欧文·豪社会政治批判研究》祖国霞 著；中国书籍出版社《论人权》〔德〕格奥尔格·罗曼 著；李宏昀、周爱民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世纪法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郭明哲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神圣人——至高权利与赤裸生命》〔意〕吉奥乔·阿甘本 著；吴冠军 译；中央编译出版社《易图考》李申 著；中央编译出版社《左道——中国宗教文化中的神与魔》〔美〕万志英 著；廖涵缤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杨仁山文集》杨文会 著；商务印书馆《梅光羲文集》梅光羲 著；商务印书馆《胡适之禅宗考论》胡适 著；商务印书馆《歐陽漸内學集萃》歐陽漸 著；商务印书馆《章太炎佛学文集》章太炎 著；商务印书馆《虞愚文集》虞愚 著；商务印书馆《西方哲学普遍性的沦落》强以华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费希特、马克思与德国哲学传统》〔美〕汤姆·洛克莫尔 著；夏莹 译；中国师范大学出版社《现实与理想——黑格尔与客观精神》张大卫 译；华夏出版社《藏传因明研究》郑堆 主编；中国藏学出版社《杂阿含经的故事》（上册、下册）光亮 编译；西藏藏文古集出版社《别译杂阿含经的故事》光亮 编译；西藏藏文古集出版社《中阿含经的故事》（上册、下册）光亮 编译；西藏藏文古集出版社《长阿含经的故事》光亮 编译；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增一阿含经的故事》（上册、下册）光亮 编译；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一乘法要》杨佛兴 著；宗教文化出版社《<庄子>内七篇析义》张文江 著；上海书店出版社《文本与思想——出土文献所见黄老道家》曹峰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先秦儒家教化思想研究》陈宗章 著；南京大学出版社《东西方传统背景下的心性现象学》任军、张伟 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中国古典美学范畴“观”研究》吴海伦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黑格尔哲学五讲》张世英 著；文化艺术出版社《当代中国以德为先用人思想研究》刘万民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华严学》〔日〕龟川教信 著；印海 译；东方出版社《增一阿含经》耿敬 释译；东方出版社《解深密经》程恭让 释译；东方出版社《道教修煉與科儀的文學體驗》陳偉強 主編；鳳凰出版社《恐惧与颤栗》〔丹麦〕S.克尔凯郭尔 著；刘继 译；贵州人民出版社《文明与伦理》〔德〕阿尔伯特·史怀哲 著；孙林 译；贵州人民出版社《莱布尼茨自然哲学文集》〔德〕莱布尼茨 著；商务印书馆《转型时代与幽暗意识》张灏 著；任锋 编校；上海人民出版社《我们关于外间世界的知识》〔英〕伯特兰·罗素 著；陈启伟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汉文佛教文献研究》〔美〕那体慧 著；〔新〕纪赟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朱子全书>极其传承》傅惠生 著；潘文国 注释、英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宗教与东亚近代化》王新生 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马克思主义研究辑刊》（2017年上卷）高继文 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未来中国哲学导论：范式与方法论》王宝峰 著；西北大学出版社《列宁早期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思想及对错思潮的批判》徐芹 著；人民出版社《西夏文藏传佛教史料——“大手印”法经典研究》孙伯君 聂鸿音 著；中国藏学出版社《泰德·本顿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王青 著；人民出版社《论历史的起源于目标》雅斯贝尔斯 著；李雪涛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世——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第一篇》〔美〕休伯特·L.德雷福斯 著；朱松峰 译；浙江大学出版社《知识、欲望与幸福——亚里士多德论“不自制”的可能性》陈玮 著；浙江大学出版社《资本批判与希望的乌托邦——安德烈·高兹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研究》冯旺舟 著；人民出版社《我的信念》〔英〕伯特兰·罗素 著；莫晓敏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赠与死亡》〔法〕雅克·德里达 著；王钦 译；西北大学出版社《袁了凡静坐要诀（增订本）》〔明〕袁黄 撰；严蔚冰 整理、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禅宗与中国文学》谢思炜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杨雄<法言>思想研究（修订版）》郭君铭 著；巴蜀书社《恻隐之心——多维视野中的儒家古典观念研究》赖区平、陈立胜 编；巴蜀书社《佛法要论》（上、下）冯达庵 著；宗教文化出版社《在线生活宣言：超链接时代的人类》〔英〕卢恰诺·弗洛里迪 编；程素梅 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信息伦理学》〔英〕卢恰诺·弗洛里迪 著；薛平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敦煌坛经合校译注》李申 校译；方广錩 简注；中华书局《马克思是怎样成为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新解》郑守林 著；上海三联书店《孟子大义》唐文治 著；徐炜君 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清代陆王心学发展史》杨朝亮 著；商务印书馆《走向和谐：转型期幸福论》丛晓波 著；人民出版社《情感与行动——实用主义之道》〔美〕理查德·舒斯特曼 著；高砚平 译；商务印书馆《大卫·刘易斯逻辑哲学思想研究——以反事实条件句为中心的考察》张文琴 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孔狄亚克哲学三篇》〔法〕艾蒂安·德·孔狄亚克 著；石左虎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伊本·赫勒敦：天才的一生》〔英〕罗伯特·欧文 著；苑默文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合生生论》张立文 著；人民出版社《知识论转向——张氏构建与中华哲学新子学时代》张耀南 著；人民出版社《<易林>与经学典籍关系极其人文价值研究》汤太祥 著；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启蒙、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臧峰宇 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将世界纳入视野——论康德、黑格尔和塞拉斯》〔美〕约翰·麦克道威尔 著；孙宁 译；复旦大学出版社《<资本论>的术语革命》石佳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哈贝马斯科学观研究》罗红兵 著；人民出版社《逻辑与哲学的交融》刘靖贤 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老子新译》吴宏一 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宗教与美国社会》（第十七辑）徐以骅 主编；时事出版社《菩提道次第略论》宗喀巴 著；法尊 译；青海人民出版社编辑 / 丛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