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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关于“理解”一词的具体含义，维特根斯坦通过一个具体的语言游戏来揭示理解一词在头脑中运作过程中的具体所指。在这个具体例子中，看到一串数字，然后想到了一个复杂的公式，随后写出接下来应该出现的数字。这个过程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找出这个数列的构成规则。图像化siwe理解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对事情发生的原因或者规则进行一种判断。理解一件事应该是贯穿着从不明白到明白的一个心理分析过程。需要加入一个规则.这个规则给予当前发生的事情一个合理的解释。维特根斯坦说：理解的过程被隐蔽起来了。他发现不了“理解”的过程.那么,这是和理解这个词的意思相悖的.事实上，理解也是这样一个心理过程。比如你位于一个纵横交错的地道中，你手中有一张关于这个地道的地图。这个地图引导你顺利地走出这个地道。所谓的对地道的情况的理解就是找到了这张地图。至于理解是不是一个精神过程？看你从哪个角度说了。事实上，维特根斯坦举的三个精神过程的例子也是具有不同的性质.地道156. 关于阅读这个词，阅读产生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心理活动。首先，阅读是一个辨识的过程，随后是大脑将辨识出的文字转化为读音，转化为读音后，大脑再辨识这个读音的意义，随后是辨识一个句子的意义。在这里，初学者和熟练使用这种语言的读者的大脑的反应肯定是不一样的。喜欢学习外语的朋友，特别是有较高的外语水平的朋友对这一点会有深刻的体会。我们听母语，说母语时，基本上都是条件反射式的，对语言进行反应的时间很短。而外语则不同，初学时都需要逐字辨识，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达到听外语类似于听母语的反应。学习中文157-171．关于阅读句子时在大脑里引起潜在的声音的现象，说明我们所谓的思考主要是借助声音完成的。研究这个问题--就是大脑借助语言进行思考的问题，通过脑神经科学来研究或者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会显得更专业一些。维特根斯坦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些问题，有些隔靴搔痒的感觉。就是提出了大量的问题，但是没有递进.172-174. 关于引导和谨慎的一种精神状态，被引导和谨慎地做某些动作时，存在着一种精神状态，就是精神上的高度紧张。这和汽车驾驶状态有类似之处。就是精神无法放松，一旦精神放松，就可能出错。这和放松时的精神感觉是不同的。维特根斯坦可能想要指出的就是当时的精神状态。维特根斯坦175. 在这段，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引导就是按照命令完成任务.176.-178. 这三段很精彩。思维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是所谓的因果关系？他一直在探讨引导一词的意义。能够坚持看我的分析的读者，或者说，能够坚持把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看下来的读者，应该是掌握了维特根斯坦的分析方法，就是将语言转化为生活的图像的方法。维特根斯坦所做的所有的语言分析都使用了这个方法。语言游戏我们有两种思维方式：一种是图像式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最原始的思维方式。就是智人在没有掌握语言之前所使用的思维方式，或者像我所举的那个例子-黑猩猩向动物学家要香蕉的那个例子里的黑猩猩的思维方式. 另一种思维方式就是使用语言的思维方式。使用语言思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进化，主要是通过头脑中语音来思考。有个不大恰当的比喻，用语言思维就像计算机里的用高级语言编程，这能够减轻大脑的负担，加快思考的速度。黑猩猩的思维维特根斯坦敏锐地看到了我们对于不同的生活图像所进行的加工，其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比如你看到前面有一个水坑。一种选择是一脚踩进这个水坑。另一种选择是绕过这个水坑。也许你从前经历过鞋子进水的不愉快经历，所以在直接踩下去和绕过去这两个不同的图像选择中，你的大脑选择了绕过去的图像，就是你决定绕过这个水坑。这是一种对图像的判断，也可以看成是体现了一种因果关系。大脑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生活图像，而最终实现哪种生活图像是由大脑的判断决定的。这个最终判断的能力，是大脑所独有的能力。为什么计算机代替不了人脑？因为计算机缺乏这种最终的判断能力.

2020年，虽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但我国哲学界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有了新的更为深刻的认识并取得了重要进展。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持续推进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反思与重构；西方哲学研究聚焦德国古典哲学、欧陆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重点关注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的挑战；而构建当代中国阐释学则成为诸多领域特别是哲学界探索与争鸣的重要议题。鉴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动态已在《202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报告》中介绍，这里对哲学其他分支学科年度发展状况予以述评。一、中国传统哲学研究：面向当下与未来近年来，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反思与重构一直是哲学界关注的热点和重点。哲学界除了依托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互补互证，对人、事、物继续探究外，不断反思“照着讲”“接着讲”“对着讲”与“以中释中”“以西释中”等论争。在现当代中国思想中，“哲学”自身及植根于它的整个学科知识体系，影响着国人对自身传统的体会与阐释。赵汀阳讨论了当代中国哲学处境的两个方面：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的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文章分析了西方的分类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中国哲学把人生论定位为核心论题而造成的自限局面，以及西方哲学在中国化过程中发展意义续篇的可能性。王齐认为，考虑到西方哲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批量引入中国且研究时间较短、与本源文化差距较大等现实因素，尤其考虑到赵汀阳提出的“当代性”概念，在当代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建设当中，作为“学问”的西方哲学研究仍有其不可忽视的建设性意义。吴飞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不乏对本源问题的讨论，但由于经学传统与心学传统的相继兴起而丧失。哲学应该着力讨论本源问题，但并不仅仅是逻辑—语言的本源问题，而是生活经验的本源问题。在中西文明中，经学都不只是回答本源问题的范例，而且构成了生活经验的骨架。学界普遍认为，应该思考如何在当代世界的视野下激活古代的思想资源，与已经纳入中国思想版图的西方哲学联合创制一种“新哲学”。2020年，为纪念张载诞辰1000周年，《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等杂志纷纷刊文，涉及张载的思想史定位、关学经典整理与关学历史重构等论题。另外，《关学经典集成》出版，比较系统地阐释了关学兴起、流传、发展、演变的过程。在中国哲学史上，“气”是最具中国本土色彩的哲学语言。对气学作出创造性发展的是张载，但其思想所引发的争议也最大，历来存在两种观点分歧：一是“气本论”或“唯气论”，以张岱年为代表，认为张载哲学是以气为本体的一种理论形态。二是“太虚本体”“太虚神体”或“本体宇宙论”，以唐君毅、牟宗三为代表。当代学者林乐昌认同“太虚本体”说，认为张载哲学应以理学来定位。吴震则认为，太虚或气都不足以成为形上学的本体概念，不足以为张载哲学定位。张载哲学是以太虚与气为逻辑起点，以性与天道为终极关怀的道学思想，对于宋代道学具有重要的形塑意义。翟奎凤提出一种补充视角，认为“神化”是源自《易传》的一对中国哲学的独特范畴，从神化体用论可比较合理地解释张载思想中关于虚气关系问题的长期争论。二、西方哲学：是研究对象，更是研究资源2020年，哲学界关于西方哲学的研究仍然沿着西方哲学史的脉络进行，即以研究西方哲学史上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为主，尤以德国古典哲学、欧陆现象学和分析哲学为盛。总体上看，西方哲学仍是学界研究的直接对象，而不是以哲学问题为中心的相关研究的资源。以往我国学界对康德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认识论方面，但2020年康德的实践哲学特别是道德理论受到格外关注。邓晓芒认为，康德所开创的道德形而上学，仍属于以知识论和逻辑规范为框架而建立起来的道德原则。这种规范伦理学与儒家的德性伦理学在出发点上是截然不同的，但这并不妨碍双方以某种方式相容和互补。邓安庆指出，哈贝马斯视之为对康德伦理学进一步发展的“对话伦理学”，与康德几乎没有关系。康德的道德性立法处于伦理性和道德性的张力之中，其核心是要证成个人准则的主观性与普遍伦理法则相一致。因此，个人意志立法的原则，不是同利益相关者的意志质料相一致，而是与所有理性存在者之意志的法则相一致。如果说这里有“对话”，也是理性主体同包括自己在内的现象中人的情志之对话。“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的渊源”问题再次被激活。国内学界关于黑格尔辩证法和法哲学的研究持续增温，且明晰呈现出一种外部阐释视角。罗朝慧认为，黑格尔辩证法作为纯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逻辑学，即哲学真理或理性精神自我展开、自我实现的抽象思维过程，不存在“神秘化”和“倒立”的问题。当黑格尔辩证法作为人类自由本质全面实现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时，才真正存在马克思所说的“神秘化”和“倒立”的问题，因为它给现实的人的感性自由及其物质的和世俗的生活内容、关系与实践活动蒙上了一层“神秘外壳”。马克思正是在此意义上“剥去”这个“神秘外壳”，把它“倒过来”，发现与之“截然相反”的世俗的“合理内核”。邹诗鹏认为，在黑格尔那里，社会本身不过是“第二自然”因而并不是独立的存在形式，黑格尔不可能提出社会存在概念，更难以建构一个自洽的社会理论。应当指出，虽然国内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颇盛，但重在对德国古典哲学代表人物的思想、概念进行具体解读，缺乏自觉的研究范式反思，以及高屋建瓴的纵向整体研究。整体评价现象学传统并将其视为一门跨文化哲学渐成趋势。以胡塞尔诞辰160周年为契机，中国学界展开了对现象学的整体评价及其在跨文明对话中的意义研究。王俊认为，胡塞尔现象学包含了两个向度的统一：一个向度是具有绝对性、统一性的普遍哲学；另一个向度则是对直观的、当下的、活生生的实际性经验的描述。由此，存在于整体性和多元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同一性和差异性之间的张力得到了统一。这种非现成性、历史性和开放性特征，使得现象学与汉语思想传统的结合成为可能。现象学的发展必然导向一门跨文化哲学，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内容上和方法上的双重可能。在内容上，现象学的概念、思想方式蕴含了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批判，而显示出与东亚思想的亲缘性。在方法上，现象学包含的以他者和陌异经验为优先的建构性、内在历史性等属性决定了现象学的跨文化特征。许多学者将现象学视为跨学科、跨文化的对话平台和建构性资源，积极推动现象学的中国化。而中国化现象学的最佳形态无疑是“汉语现象学”或“中国现象学”。对于本源性的现象学经验，使用不同语言谈论，会引发对经验内涵的不同理解。作为一种图像性很强的语言，从汉语切入对现象学经验的开发、阐述，会使现象学呈现出新的内容和特质。但是，由于中国学界对于现象学整体上仍处于“接受”阶段，原创性研究成果还不够多，所以要想名正言顺地给“现象学”冠以“汉语”或“中国”两字，还任重道远。随着英美哲学进入“后分析”时代，心灵哲学取代语言哲学成为分析哲学领域的支配性议题。代海强认为，神经科学与心灵哲学的交叉研究有双向进路：其一，心灵哲学朝向神经科学的进路；其二，神经科学朝向心灵哲学的进路。张学义指出，具有认知神经科学背景的实验哲学家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揭示了心灵理论存在的神经科学基础，为跨越意识的“解释鸿沟”，即对自我心理状态的认知如何通达对他人心理状态的归因、解释和预测，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但高新民也指出了物理主义存在的问题：扼杀了意识的本体论地位；完全无法说明人身上何以有在变中保持不变、在多中保持统一的自我；无法说明人为什么是价值主体等。总体上，国内学界关于意识等心灵哲学议题的探究，仍处于物理主义与非物理主义针锋相对的阶段。面对心灵哲学研究缺乏共识的现状，高新民认为心灵哲学研究表面繁荣的背后是实质进展小且陷入危机。要真正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进行概念图式变革和加强方法论思考，找到心灵观建构和发展的合适程序和路径。关于当代分析哲学背景下的知识论，国内学界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认知辩护与如何应对怀疑主义的挑战。刘小涛指出，长期以来，知识论学者一直在争论什么是信念的辩护，但他们很少讨论什么是信念的辩解，以及辩解与辩护有何区别。这与法学研究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从法学理论中吸取教益，有助于更好地区分知识论讨论中的认知辩护和认知辩解。王聚认为，理想的反怀疑论方案不能仅仅拒绝怀疑论论证，必须消解怀疑论者在认知层面塑造的虚假理想型。三、伦理学：公德与私德之争构建当代中国特色伦理学是2020年度学者们关注的重大选题。《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颁布，推动了新时代道德建设问题研究。学者们重点关注现代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公德与私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对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评判。陈来主张，恢复个人道德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并大力倡导社会公德，是反思当代中国道德生活的关键。他认为，梁启超等近代启蒙学者关注公私德之辨，批评儒家道德长于私德，缺少公德，而后者对于现代文明社会的建构乃是不可或缺的。与之相对，现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方案应以传统儒家的家国一体模式取代近代学人倡导的公德私德区分的模式，同时应以个人道德修身（私德）为核心克服重公德、轻私德的缺陷。李萍提出，公私含义演化及观念生成的逻辑奠定了传统伦理中“贵公”的价值观，传统公私观念的形成有两个基本载体：本体论意义上的共同体之公的伦理观念载体，认识论意义上天下为公的道德观念载体。肖忠群认为，在古代中国或者传统道德中，主要强调公德与私德的联系而不是区别，这是由古代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基础、儒家合内外之道的思维方法以及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尚未区隔所决定的。在思想渊源上，近代启蒙学者所倡导的公德私德之区分属于西方学说的道德范式，其忽视私德（个人道德）的缺陷反映了西方道德理论的局限性，而传统儒家具有不同于西方的道德理论，似也不能克服中国当代社会的道德弊端。任剑涛、蔡祥元等人则认为，公私德之辨切中了儒学“家天下”思想构架的内在困境，这一困境并不能简单地通过提升私德来加以解决。陈乔见等学者更倾向于，关于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讨论，应先走出梁启超所谓“儒家重私德轻公德”的误区。区分公私领域首先需要通过规则来限制和规范人的行为，所以，制度建构更为根本。唐文明基于美德伦理学视域提出，现代以来对公德与私德的区分会导致公德压倒乃至摧毁私德的局面出现，这正是现代社会在美德问题上面临的普遍困境。关于基因编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具体科学技术的伦理研究，受到学者与公众广泛关注。而对公益慈善伦理与共享伦理、经济伦理与财富伦理的研究，顺应了新时代对共享发展提出的理论要求。关于“人民至上”和“生命至上”两大价值理念的研究，凸显了中国当代文化的民族特色。伟大抗疫精神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禀赋特质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丰富了新时代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深刻内涵。四、科学技术哲学：智能时代的“第一哲学”？2020年，科学技术哲学重点聚焦于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成果与应用，从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科技伦理学、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等各个维度进行了探索。在科学哲学领域，伴随着认知科学、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领域的发展，关于认知、意识、自我、智能、情感、记忆、逻辑、知识、感受、行为等问题的哲学研究不断推进，哲学与人工智能、认知科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有效对话不断增多。在技术哲学与工程哲学领域，段伟文提出“深度科技化时代”的概念，刘永谋等学者认为当前是“技术时代”，李河坚持“技术哲学应成为当代‘第一哲学’”，孙周兴则强调未来哲学要“面对被技术工业深度改造和重塑的技术化生活世界，为重建今天和未来的新生活世界经验做出贡献”。关于人工智能的哲学研究逐渐进入理性反思阶段，开始在概念层面构建起一些共识性常识。此外，自动驾驶、区块链、技术治理、算法歧视、信息安全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值得肯定。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对我国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影响极为深远。2020年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相关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组织了不少学术活动，相关学术期刊也开设专栏，致敬恩格斯的伟大探索与奉献。学界普遍认为，自然辩证法传承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面对新问题、新挑战，回望恩格斯的哲学智慧，依然能够得到一些重要启发。2020年，我国哲学界注重从哲学视角关注科技进步的大方向，从“科技为人”与“科技向善”方面为中国科技原创能力的提升贡献哲学智慧。一批立足科学发展前沿、从国家宏观战略需求出发设立的新型科研机构，通过创建哲学家与科学家的联盟，加强哲学与科学的对话，推进跨学科研究与教学，努力应对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提出的一系列挑战，在促进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融合方面做出了积极尝试。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成为促使哲学界对生命、幸福乃至文明问题进行深刻反思的动力与契机。赵汀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提示我们，生命的基本需求是最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这是世界面临的形而下问题。要克服这种形而下的问题，改善形而下世界的脆弱性，需要用形而上的思维方式。现代的主流思维模式追求普遍必然性，但人并无能力以主体性定义普遍必然性。当代幸福论追求的作为至善的替代品快乐，会使人缺乏抵挡苦难的能力。苦难问题不仅解释着人类文明的起源，也很可能是人类的一个永久的问题。而新冠肺炎疫情则在哲学上唤醒了“苦难”问题，意味着哲学和思维的初始化或“重启”。五、逻辑学研究：主要路径及发展方向西方逻辑思想与中国逻辑思想的关系、中国传统逻辑思想的特质、逻辑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等，成为国内逻辑学研究的主要路径及发展方向。比如，2020年中国逻辑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就是“逻辑发展研究”，主要围绕新的时代背景下的逻辑发展和逻辑应用、逻辑在提高国民思维能力和法治国家建设方面的社会功能等问题进行研讨。国内逻辑学在重视学科建设过程中，普遍关注逻辑学教育的普及工作。2020年9月，“全国中小学逻辑教育小型高阶研讨会”召开，与会专家就中小学逻辑教育在学生心智发展阶段和基础教育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等课题进行了探讨，强调中小学逻辑教育势在必行。辩证逻辑在我国的发展历史悠久、数度繁荣。在“纪念中国逻辑学会辩证逻辑专业委员会成立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暨2020年全国辩证逻辑与科学逻辑讨论会上，与会学者聚焦辩证逻辑与科学逻辑的基础问题，辩证逻辑与逻辑哲学、非形式论辩理论贯通发展的趋势问题。此外，一些前沿议题为辩证逻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比如，辩证逻辑形式化进程的发展、辩证对话传统的复活，特别是情境语义学和动态认知逻辑的确立，使得有限理性、情境、意向性与行动范畴进入逻辑基础理论的核心地带。“纪念金岳霖先生诞辰125周年学术研讨会”于2020年10月举行。与会学者提出，金岳霖对于当代哲学研究的学术贡献，不仅在于其流传至今的经典文本，更重要的在于其传承下来的学术精神、理论方法与科研传统。金岳霖重视哲学的普遍品格与哲学理论的民族个性，自觉引入中国哲学的智慧资源，并以世界性眼光与开放性视野关注现代学术前沿。六、当代中国阐释学：问题探索与理论构建2020年，《哲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学术研究》等杂志开设专栏，持续讨论“当代中国阐释学的构建”问题。学者们分别讨论了中国语境下阐释学的命名、阐释的公共性与有效性、阐释的边界约束以及以阐释的客观性在有限性与无限性张力之间的正态分布等问题，并着重辨析张江提出的原创性概念“阐释π”。从强制阐释到公共阐释，中国学者阐释学研究目标十分明确，就是以公共阐释为核心，寻求建构当代阐释学的基本路径和形成中国阐释学的主要框架。当代阐释学发展到今天，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提出了重新思考阐释学之方法论意义的主张。并且，注重在多学科理论交叉与实践的基础上，解决诸多具有基础性意义的元问题，这已经成为中国阐释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以中国话语为主干，以古典阐释学为资源，以当代西方阐释学为借鉴，最终实现传统阐释学观点、学说之现代转义。阐释的本质，亦即阐释为何而生，因何而无穷，是理解和认识阐释及建构阐释学的核心问题。当下，沿及方法论与本体论传统对此问题的讨论，或止于功能性说明而难抵本质，或遮蔽于形而上的猜测而少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张江认为，当代心理学研究为解决这些问题开辟了新的视野和切实的路径。在心理学视域下，阐释的本质为“自证”。阐释主体不断确证自我认知与自我概念，最终实现意识主体同质化的自我建构。自证的企图与冲动，为本体论阐释提供了可靠依据，给方法论阐释以合理证明。自证贯穿于言说、说明、翻译等全部阐释功能之中，不断更新人类知识系统，建构独立意识主体的认知图景。以阐释本质为起点的心理学与阐释学研究，具有广阔的理论前景。七、反思与展望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如何提炼时代精神、回答时代问题，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更加自觉自为地引领时代发展和文明进步，成为我国哲学界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看，如果没有相当高的哲学思维水平，一个民族是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的。从新时代党和国家理论创新的使命要求看，迫切需要哲学发挥支撑和基础作用。从学术上看，如果没有哲学的繁荣和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理论难以建构起来，也难以在实践中发挥作用。换句话说，没有系统化的、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当代中国的哲学，就不可能有当代中国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国际关系学，等等。毋庸讳言，与上述定位和要求相比，我国哲学研究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和不足，进而如有的学者所言，造成中国当代哲学研究的“总体性困境”。其一，缺少哲学应有的宏阔格局、视野和境界。由于学科或专业的过度细分，不仅哲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工程科学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且与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松散和淡化。更有甚者，哲学各个二级学科内部的交流也越来越少。因此，缺少宏大思维、宏大叙事、宏大主题成为哲学研究领域的普遍现象。哲学的专门化、技术化、学院化日盛，很难说这是哲学的荣光和应有气度。其二，缺少对基本理论问题的持续思考和关注。漠视基本理论问题的结果，要么是用西方提出的基本理论或关键范畴概念进行替换，要么是在刻意的模糊处理中消解掉这个学科存在的根基。正如刘志洪、郭湛指出的，“中国当代哲学貌似枝繁叶茂，实则根基虚浮；不仅难以有效地为生活和科学确立前提基础，连自己的前提基础都有待夯实”。其三，缺少有思想的学术研究。时代既需要有学术的思想，也需要有思想的学术。没有学术的思想，是空洞的思想，没有思想的学术，是无灵魂的学术，既难以在国际学术舞台立足，更难以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真正的软实力。应该承认，近年来学界发表的论文、出版的著作不少，但有原创性思想的标志性成果不多，提出自己的标识性概念和具有引领性议题的经典之作更少。其四，缺少对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哲学概括。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及理论和实践的不懈探索，我们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向世界贡献了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我国学界一般性的解读宣传文章不少，但学理性的深入挖掘不多。为更好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当前最迫切的理论任务，就是对改革开放40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使之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学理化，凸显出其严密的理论逻辑和全新的理论形态，写出像《新民主主义论》《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那样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让哲学成为引领时代发展的“普照之光”，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活的灵魂”！（执笔：赵培杰、莫斌、邵贤曼、崔晋）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部相关阅读：理论是问题之树盛开的花朵202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报告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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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主要任务是提问，但不要试图一下子就想得到“终极”答案。——题记哲学可以教给我们什么？为什么要研究哲学？一起来看下高人总结的10点，看完肯定受用。1，在我们的精神世界，哲学一直都隐含地存在着，无论我们是逃避还是迎接，是愿意还是不愿意，哲学都在那里，它永远不会消失。2，哲学可以让我们形成预设思维，当我们领悟这些预设，就可以借助这些预设进行思维和实践，进而获得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原理——即对部分真理的洞见。3，哲学可以教我们从别人已想过的东西、已做过的事情那里获取宝贵的经验和人类智慧总结。比如我们看叔本华的《人生的智慧》，就可以从中汲取很多人生经验，然后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4，尽管科学和律法已经很完备和发达，但我们依然需要一种学问，这种学问能帮我们弄清楚自己知道什么和相信自己知道什么，以及二者之间的区别。大多数人往往处于相信自己知道什么的状态，而并没有弄清楚自己知道什么。此时，就需要哲学这门学问。5，哲学可以让我们明白哪些规范具有普遍约束力，哪些规范不具有普遍约束力；哪些条件对每个人都有效，而哪些条件仅仅是对某个人或某些人有效；它帮我们获取有效和普遍的主张（政治主张、文化主张、社会规划主张等等）。6，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规范和伦理问题，虽然可以把我们引向不同的学科和部门，但最终都会走向哲学，因为哲学具有统领其他一切学科的性质和本领。7，科学对人的发展来讲是不完备的。科学仅仅是提出各种概念预设和方法论预设，往往解决的是具体问题，物质层面问题居多，它无法告诉我们问题的全部真相。此时，哲学反思就成了一种必然和必须，因为哲学有助于我们维持整体视野，不至于让我们总是局限于某一个单一视角。8，每一种历史叙述或历史学家的观点，都只是其时代的一个侧面，是众多视角中的一个。人们往往会强调历史多样性中跟自己相关并觉得重要的部分，没有人能通过一种中立的眼光，从一种永恒的视角出发或从上帝的视角出发去对待人类的客观命运。哲学尽可能地在避免这些视角的缺陷所造成的后果。哲学不是上帝，但类似上帝。9，过往的哲学家们都认为自己道出了真理，都认为对自己的时代，甚至对后来的时代提出了挑战或建设性的意见，古代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近代的笛卡尔、黑格尔和康德……等等，无不如此。在他们给我们留下的哲学宝库里，我们的幸运之处在于可以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立场，一种使我们自己的观点与他们的观点进行对话和交流的可能。在对他们的思想进行详尽的理解的同时，我们要学会对过去的一切进行重构和再思考，一边倾听，一边努力做出富有希望的回应。这种倾听和回应源于哲学对我们的恩惠。10，近代以来，几次大的工业革命和文化革新，使得以前通行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已经不再适合，新时代的全球背景下，人类正面临诸多挑战（环境问题、伦理问题、价值重估问题、贸易壁垒问题、种族问题、民粹主义问题等等）。哥白尼、开普勒、牛顿的自然科学理论和达尔文、弗洛伊德、马克思·韦伯、马克思的社会科学理论是否需要重新考量或与时俱进？新的认识论和伦理观该如何统一建立？全球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该何去何从？这些正是现代哲学所需要努力的方向。结语——如果不研究哲学，不建立整体视角或宇宙思维，不进行反思和自我反思，人类的未来或将是一片黯淡！

生活中我们经常说，谁谁有自己的处世哲学，或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生活哲学，但是哲学究竟是做什么呢？或者我们所说的哲学，它究竟研究的是什么呢？是不是你口中所说的那种生活鸡汤式或唯我唯利的哲学呢？下面是我个人的小看法，一起和大家分享下。对于哲学，古希腊是肯定要说的，因为古希腊哲学出现的很早，也很健全，其出现的时间和学说的精度完全可以和中国的诸子百家时期媲美。那时的哲人对哲学的定义是爱智慧，认为哲学主要是用来分析世界的构成的，还有就是物质中的那些元素，比如水、火、空气、宇宙、雷电、星空等，基本研究的是一种绝对，一种形而上，一个隶属无限的理念世界。古希腊哲学的英明之处在于，他们对这种形而上或无限的研究不仅通过想象，更通过论证和实验得出。这就厉害了，几乎一下子就打开了自然科学的强力之门。而中国那时候，很少有真正伟大的哲人去发展这块，可以说，那时期的中国哲学，在自然科学和分析哲学领域，几乎是片空白。古希腊哲人中，有很大一部分刚开始是通过想象星空，想象宇宙中奇妙的事物，想象构成物质的基本单位，来开展他们的哲学构思的，后来，相对想象，更为严格、精准以及要求实证和逻辑的成分被加入。他们论证数字，从0到无穷，产生了最早的数字学，也就是后来的数学；论证图形和线条的规律，产生了最早的几何学；探讨形而上的宇宙产生根源，产生了最早的宇宙本源说；后来，苏格拉底出现，他用无数生活中的实例，论证和探讨了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过的。这种把科学实证精神和哲学沉思精神相结合的现象一直持续到基督教出现才变得逐渐微弱，由于宗教的威权，他们把哥白尼烧死，把伽利略审判，还把一个女数学家很残忍的杀害，这些事件导致科学和哲学的逐渐背离，完美的结合消失了，代替哲学的是神学，是基督教的大一统。但是西方社会并没有把这种讲究论证的方法丢弃，到了圣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他们捡起了这种方法，通过它论证上帝的存在、上帝对人的生活的影响，以及上帝如何是无限和全能的，中世纪的几位大哲学家和神学家无不如此，比如马背哲学家马可·奥勒留、神学家波埃修。这些人中有的甚至穷其一生，就为了论证上帝的存在是合理的，人性的。即便到后来的加尔文教派，其哲学内核也不出其右。哲学的任务就是为了上帝，它的任务和重心都是围绕着上帝而展开。甚至到近代，斯宾诺莎的哲学思维也是如此，尽管他当时所处的年代，科学的种子已经开始遍地发言，有些科学技术已经被很成熟的应用，很多人选择了相信无神论，但他依然坚持用自己的方法和实践论证上帝的存在。实际上，还是形而上的一种思维。比较难能可贵的是，斯宾诺莎通过自己的哲学给我们总结出了一条重要的启示，即可以证明的东西，未必可以明证。什么是明证呢？明证就是要有非常明确的证据，比如说有人犯了谋杀罪，有目击者看到了，这个目击者就是证人，是明证。但斯宾诺莎说，上帝不能明证，《圣经》上说上帝在那个山上，摩西看到一道白光闪过。这不行，摩西看见了，但他是当事人，别人没看见，你同样拿不出上帝存在的明证。随后，斯宾诺莎话锋一转，他总结道：神或上帝可以证明，但是不能明证。如何证明呢？就是通过自我信仰，通过对上帝精神的践行和修持，但如果想明确证实，目前人类还做不到。我们的哲学也做不到。由此看来，西方哲学中，对哲学的定义（哲学是干什么的？）不仅是爱智慧这么简单，他们还强调对世间万物的分析理解和实证推理。哲学在他们那里，既是对形而上的追求，还是对逻辑、分析的传承；哲学既是方法论，又是本体论；它研究人的思维、伦理价值，也研究宇宙的本源，物质的组成；实际上，就是康德所说的那句话，我们所有的哲学内容都集中在了头顶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

我们的教科书上则说：“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什么是世界观呢？就是对世界的“总的看法”。什么是“总的看法”呢？那就不是“分门别类”的看法。当一个人“打破砂锅问到底”时，那么，他就离哲学的大门不远了。说到底，哲学其实不是一种具体的知识，而是永远在活动着的思想。但哲学这门学问与其他学问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好像没有别的学科那样很具体的研究对象。古希腊有位哲学家说过：“哲学起源于好奇心。”好奇心要是止不住，哲学活动就势在必然地会发生。一般我们对周围世界已经很熟悉，对好多事常常满足于一知半解便不再觉得惊奇，而惊奇却是爱智慧的主要原因。惊奇不止，发问的冲动和思想的活动就不会停止。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是一直保持好奇心下去，他就有可能成为一位哲学家了。哲学家们想些什么问题？了解我们所拥有的认识能力。哲学家们就是想知道世界本来是什么样子。他们的问题是，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正如盲人摸象，每个人“摸”到的“大象”不一样，究竟大象真实的样子是什么呢？正如人类认识宇宙一样，的确非常难以判断。每个人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世界本身是不会因为每个人看到的不同而不同，之所以每个人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是因为人的感官系统不一样，因此，世界应该只有一种真实的状态，这种不变的性质就被称为“本质”。而那些千变万化的“外貌”被哲学家们称为“现象”。哲学家们还“本质与现象”的关系是怎样，掌握了科学方法的人已经具有看到世界真面目的“眼睛”了。世界究竟可知还是不可知？这是近代哲学家们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而且是否因此就有能力控制这个世界，成为世界的主人。关于我们自己：人活着到底为了什么？有哲学家说: “哲学是苦闷意识的产物。但他们是爱智慧的，往往认为有智慧地活着比胡里胡涂地活着更好。因此，他们不仅仅想弄清楚世界的真实面目，也想、弄清楚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真实意义。”于是“认识你自己”这条古训就成了许多哲学家终生努力的目标。1. 人是什么？我们忘了自己原来是谁，从哪儿来又要到哪儿去。普通人或许觉得没有这种疑问。哲学家们却忍不住爱问：我们是谁？有时候他们觉得这个问题比“人是什么？”的问题还要重要。哲学家们“人为什么活着”，或者“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时。有人认为人天生就具有关于善与恶的知识。古希腊特尔斐神庙门前的铭文：“认识你自己”就含有这一问题。有人认为人天生就具有关于善与恶的知识。但只要一涉及到对具体事情做判断，好像大家的一致看法就都不作数了，你说这好，他说这不好，你说那不好，他说那就好......争论不休。要说清楚一件事情的好坏是非，的确不是太容易的事，因此我们的生活中才有那么多争吵，而且常常是吵也吵不明白。我们以为自己天生就具有的关于善与恶的知识其实是大有疑问的。因此，哲学家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是从根本上对我们关于善恶的知识进行思考。哲学家们的问题是：什么是善？什么是善的行为？动机好效果不好的行为是善的行为吗？效果好但动机却不好的行为是恶的行为吗？如此等等。更重要的是，他们讨论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想知道：人应该怎样活着？人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应该怎样做？或者说，人应该怎样做人？事实上，当他们“人是什么？”我们是谁？“人生有什么意义？等问题时，是出于内心的一种迫切需要，即需要知道“人应该怎样活着？和“我应该怎样活着？”与这些问题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幸福 ？或者说：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美是什么？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什么是美：你是否被打动过？可是，你想过没有，是什么东西打动了你？哲学家们认为：那打动了你的东西是美。求真、求善、求美之心都出于人的天性。2. 哲学家都是些怎样的人？爱智慧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是一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在所有这些学问背后，他还想追寻要为根本的东西。“去寻求唯一智慧的事物吧！去挑取唯一优美的东西吧。“逻辑”的意思无非是要你说话不能前言不搭后语。· 苏格拉底辩论方法苏格拉底坚持并教导别人要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天上地下”的任何问题。他使用这样一种方法逼使对手自己开动脑筋独立思考，让你自己得出结论。因为他所倡导的无拘无束的讨论不仅对于哲学，而且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都太重要了。讨论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深入下去。这样的讨论不一定会得到一个最终的结论，但却可以把我们平时没有好好想过的许多问题加以澄清，使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不再那么笼统和似是而非。这其中有一种精神，那就是只服从真理的精神，而真理是只有通过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才能获得的。苏格拉底的一生都表现了这种精神。他不接受任何人的强迫，也从来不强迫任何人。· 笛卡儿（René Descartes）的沉思——方法论笛卡儿的方法论，沉思是从“ 怀疑一切”开始的。他怀疑的是：我们所有一切知识的来源究竟可靠不可靠？ 要像笛卡见这样怀疑下去，别说是建立一个全新的体系，就是一句肯定的话都不能说了。用这种怀疑的眼光来看世界，就没有什么事物和知识是不可怀疑的了。目的是引导我们无穷尽的思考。这就是哲学的本质。· 斯宾诺莎（Benedict Spinoza）的信念斯宾诺莎倡导一种高尚的生活，也就是不单纯顺从我们的欲望、感情和激情，而是用我们的理性去统治、驾驭和节制我们的生活。他认为我们应该成为欲望、感情和激情的主人，而不是反过来成为它们的奴仆。他之所以这样主张，是因为他坚信人类理性不仅能发现和认识宇宙的秩序与法则，而且还能依照这些秩序和法则来控制自己的欲望、感情和激情。当然不是指他对万事万物都始终保持着一种哲学的平静。而是指他也能理解和尊重平常人的生活。他为自己的日常生活制定了一个简单的行为准则。从这准则看，他自己也在过着一种平常人的生活，只不过少了一些平常人的那种自寻烦恼罢了。这准则是：用一种人们能够懂得的方式对他们说话，替他们做一切与我们的目的并行不违的事情。只享受那些有益于健康的乐趣。不贪财，只要能维持健康的生命即可；不落俗，只遵守那些不妨碍我们事业的风俗习惯。· 康德（Immanuel Kant)的忧虑《纯粹理性批判》“你们跟我学不到什么哲学，而只能学哲学思考哲学不是一种现成的知识，而是永不停息的思维活动。“自己思维，自己探索，用你自己的脚站着”这就是他对学生们提出的忠告。他的观点大体如下：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来自我们的经验，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知识是我们天生就有的。当然，有些知识是通过学习获得的，并不一定要我们自己亲身经验到。有些知识是从书本和电视中学到的，和你自己的亲身经验无关。· 英国哲学家休谟（OavidHume）写的一本书《人类理智研究》 这本书的观点使康德感到震动和忧虑。休谋要说的是，你通过学习得到的知识最终也是人从经验中获得的，只不过是他人的经验而已。你不难同意这一点。那么，经验是什么意思呢？经验无非指人看到、听到、闻到、摸到等等，一句话，经验无非是由人的各种感觉印象组成。本来这些感觉印象都是单个的，但我们却常用思维把它们连成一气，形成知识。问题是在于：如果我们关于事物的原因和结果的知识都是不确实可靠的，那么，我们所有的知识都变成可疑的了。近代建起的科学大厦岂不是要因此土崩瓦解吗？要知道，我们绝大部分知识都是在陈述某种因果关系。康德曾经强调了人的认识能力（他称为纯粹理性）在取得知识方面的主动性。他说，人的认识能力并不像一块只能被动地接受印象的蜡板（把什么东西往上一按，就留下一个痕迹），而更像一个活动着的装置，能够把感觉材料整理，铸造成形（知识）。同时，他为纯粹理性划定了界限，说只有在某种范围内，它才有可能取得对它有效的知识。超出这个范间，它就无能为力了。也就是说，在这个范国之外，我们不可能有任何知识。我们可以看出，正是休谟提醒了他，必须探讨和指出人类理性的限度。哲学家在探讨什么？哲学家关于世界、关于宇宙的思考。就彷彿哲学家们把整个世界放在自己对面来看、来想。让你对哲学家们到底在想什么有个初步的了解。1. “存在”究竟是什么意思？存在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通常爱把存在理解为占据了空间，而且是满满实实地占据了空间。什么地方空着，我们就会说：那里没有任何东西那襄没有任何东西，也就是不存在任何东西。但有时候我们会说，有一个宇宙太空，这里的“有”又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太空是“存在，那么不存在、没有又是什么意思呢？”当然，哲学家们对存在表示警奇并存在的意义时，他们想到的方方面面比我现在说的要多得多，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要多地想到了时间。时间是一个使哲学家们要为头疼的问题。2. 什么是实在？生与灭。有一个定律叫物质不灭定律，即一张纸不会因为燃烧后组成这张纸的原子就没有了。因此，真实的存在只有最基础的原子，而不是这张纸？这好像包含了一种假定：一个只有不生不灭的，即占据了全部时间的东西才算得上是真实存在的。实在这个词的意思，简单讲就是所说的“真正存在的”。如果说只有不生不灭的东西才是实在的，那就至少还有一样东西跟原子一样是最基本的实在，如果说的是这整个世界。要说这整个世界是由原子组成的，当然没有错，但这是物理学中狭隘的看法，并非哲学要研究的“本质”问题，这样看来哲学并没其他学科那样有具体的研究对象。而哲学的第一个任务恰好是要把握住“真”，即世界的本源究竟是什么？相关文章：哲学的第一问题——如何区分梦境与现实？怎么向非哲学专业的同学，系统的介绍“什么是哲学”？哲学问题虽然没有标准答案，但任何见解都有其意义和依据

43．维特根斯坦说：“一个字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如何理解这句话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的例子：“小王还没过来呢。”“还剩下两斤苹果。”在这里副词“还”的用法是不一样的。维特根斯坦对于句子即命题的研究已经超过了大多数的语言学家。那么，我们从刚才我举的例子就是“还”的两种用法，还有上文维特根斯坦举过的很多词汇使用方法的例子中可以说明一个事实，就是构成句子的每个词，实际上也有很多的用法。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为什么能在语言分析中做出这么大的成绩？归根结底，我认为和他早期的哲学，就是“语言是思维的图像”的观点有很大关系。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在做语言分析的时候，把整个句子和词汇都转化为生活的图像。维特根斯坦哲学是如此之难，以至于他的后继者很难做出创新。“一个名称的意思有时是由指向他的拥有者来解释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所谓的私人语言？或者是上文中所说的x？思维的图像44，维特根斯坦在这段话里表达了这样的意思。笔者在这里换一种说法。比如，西游记中孙悟空的金箍棒是现实中不存在的。但是，金箍棒在现实的语言体系里是有意义的。维特根斯坦设想了这样一个场景，就像在第二段里表现的场景那样，名称只是在名称的拥有者存在的情况下使用。就像工人给石板贴上标签，a，b，c，d。这种临时性的语言是否是维特根斯坦说的私人语言？孙悟空和金箍棒45，维特根斯坦指出：“指示代词“这个”永远不能没有拥有者。“这个”不是一个名称，因为一个名称不是借助指向的手势来使用的，而只是借助指向的手势加以解释的。”我在前面解释过“这个”可以理解为“此物”。“此物”一词确实没有表示出对象的实际内涵。46. 维特根斯坦讲了一段苏格拉底对语言的认识。这段话对维特根斯坦写《逻辑哲学论》很有帮助，那么苏格拉底所定义的基本元素是什么呢？是语言中的词汇吗？比如，橘子。橘子47．关于基本元素即简单元素，罗素的哲学和维特根斯坦前期的哲学里都有类似的概念。在作为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这段话里（第47段），维特根斯坦似乎推翻了他的前期哲学里的想法。那么什么是组成“实在”的简单部分呢？任何概念都是一个包集，都无法变成简单的。这也是罗素的原子论和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最终失败的原因。什么是复合和简单？相对于水果的概念来说，橘子是简单的。但是橘子是由各种成分构成的，橘子因此又是复合的。所以，寻找基本元素的探索最终会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我想，苏格拉底所要表达的意思可能和罗素以及维特根斯坦所想象的不同。比如说，“我们想吃橘子。”橘子这个概念可能确实是我们所要表达的所想要的东西里的最小单元。罗素49，关于苏格拉底所说的“我们无法解释这些元素，只能命名它们。”是这样理解的。比如说橘子，就相当于苏格拉底所说的基本元素。作为我们所要消费的水果的最小单位，橘子一词的命名就足够了。橘子一词，涵盖了这种水果的所有性质。我们所能解释的是什么呢？比如，你发明了一种饮料。其中含有橘子水的成分。这种饮料是可以解释的。其中的桔子水就是其中的一种基本成分。维特根斯坦在这段里写了很多的话，鉴于我对苏格拉底的这段话的理解和维特根斯坦不同。所以，他的那些分析我就不做点评了。苏格拉底50，关于“存在”和“非存在”的问题，“存在”与“非存在”是否可以被归于基本元素？这里维特根斯坦说的是有道理的。维特根斯坦举了一个“标准米”的概念，和一个“标准的褐色”的概念，其实所谓的标准米和标准的褐色就是米和褐色的概念。我前面说过，概念就是一个集合。因为存在和非存在是一对相互依存的概念，所以他们也是基本元素。

人类是一种很奇妙的智慧生物，在酒足饭饱后，面对世界的众多不可知的事物，人类往往充满了求知欲和好奇心。在其驱使之下，人类一方面通过经验的积累，另一方面通过理性的思考推理，来尝试着解答这些问题和解释一些现象。这样，一部分解答成为了确知的知识，即科学；另一部分由于时代的局限，不能给出确定的答案，但由于人类对未知事物有着敬畏和恐惧的一面，产生了看似能完美解答这些问题的东西，即神学。“我思故我在”确应作为哲学第一原理。粗略地感受到大多数哲学家的论述都有局限性。伯特兰.罗素的思想确实比较广博且精湛.罗素认为，哲学就是介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东西，是带着理性的思维去思考科学所不能解答，而神学看似给出了完美答案的问题。所以“哲学”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在罗素看来，乃是两种因素的产物：一种是传统的宗教和伦理观念，另一种是可以称之为“科学的”那种研究。唯有这两者同时存在，才能构成哲学的特征。罗素说：哲学是诉之于理性而不是权威（这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教主观主义是不同的，区别在于罗素诉之于理性，而新教是唯心的。理性能让人清醒地看到他人的可取之处，而唯心让人傲慢）。这是我对罗素最欣赏的一句话，有了它，才能让我彻底放下顾忌而去研究哲学，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说，我的这种心灵安慰也是建立在对罗素的权威上的，但那不是哲学上的。哲学是研究人类思辨的心灵所最感兴趣的一切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我所最为重视的，是人为什么活着？我所需要的答案，不是机械的哲学理论，而是有感情的，发自内心的回答。即当这个问题具体到某个人时，就成了“你为什么活着？”。当我懂事后亲身面对了死亡后，知道死亡是不可避免后，我就开始不断的在内心中问着这个问题，失去亲人的痛不断的刺激着我，但是我们需要的不是对死亡的恐惧，而是对生命的诠释。物理学中，世界是平衡的，有生就有灭，当这个理论扩大到整个宇宙时，即整个宇宙都有灭亡的那一天，如此渺小的人类，和更加如此渺小的我，又有什么好抱怨的呢？但这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既然人都是要死的，人类也是要灭亡的，甚至整个宇宙都是会归于零的，那么我们现在所谓的奋斗除了养活自己，苟且偷生外，还有什么价值？。宇宙是如此的广袤，有着太多人类所称之为科学的东西，它是如此的寂寞，亿万年来是如此的安静（我用了好久时间才适应用“它”来形容宇宙）。它需要有什么来理解它，来认可它的存在，而人类作为一种智慧生物，承担起了这个责任。人类根本的责任，是发展科学，是尽可能的去了解这个宇宙的根本，作为智慧生物的我们仍然需要好好努力，去探索世界的奥秘。

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易传》与《老子》乙本。图片来源：湖南省博物馆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易传》与《老子》乙本。图片来源：湖南省博物馆“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于20世纪初，奠基人是王国维、胡适、冯友兰等。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初创过程中的里程碑。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作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基本范式，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新儒家学者则多以德国古典哲学作为中国哲学书写的参考与比较对象。20世纪80年代之后，大陆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出现了一系列转变，无论是学科的研究对象（例如中国哲学学科长期以来对经学的漠视态度有所改观），还是研究方法论（西方现象学、经典诠释学等），都呈现蓬勃发展与多样化的景象。尤其是一大批新生代学者的出现，标志着学科转型的人才基础十分深厚。以下就近几十年回暖或兴起的几大领域为例，略作述评。中国哲学与当代社会通常所谓“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是作为学科建制与知识层面的概念，但是“中国哲学”作为意义世界具有其本身的价值，如“五常”“天人合一”等理念，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研究者都改变了将传统与现代化决然对立的研究方法，重视对传统哲学资源的挖掘与评价。21世纪初以来围绕“亲亲相隐”问题展开的学术讨论就很有意义。从学术的层面来看，这场论争一方面厘清了学界对“亲亲相隐”的误解，另一方面促使大家更为全面辩证地认识儒家的道德哲学与伦理学，进而创造性阐释以仁为核心的儒学对公德和私德的界定、亲亲相隐与人权学说的沟通、人情与法理的关系等问题。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场论争可以视为20世纪以来传统与现代关系之争的继续，只是争论聚焦于“亲亲相隐”这一具体问题。出土简帛与中国哲学研究王国维先生提倡“二重证据法”，即地下资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20世纪70年代出土了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等，90年代发现了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及至21世纪初，2008年的清华简、2009年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等资料，对中国哲学等诸多学科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就中国哲学史研究而言，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经学研究与先秦、秦汉诸子学研究等领域。就经学而言，出土文献中涉及《周易》《诗经》《礼经》《书经》的材料较多，研究成果颇为丰硕。就诸子学研究而言，不同的简帛本《老子》《五行》《性自命出》等，以及兵书等新材料的发现，大大推进了先秦道家、儒家与兵家等领域的研究，海外中国学在这方面也取得了积极成果。佛教与道教研究20世纪60年代吕澂等的中国佛教史研究，以及任继愈领衔、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80年代编写的《中国佛教史》（前三卷）都是有影响力的佛教研究成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佛教史研究逐渐呈现地域化、专题化倾向，在禅宗、天台宗等领域取得了诸多突破。受到西方现象学等比较思想的方法论启发，唯识学研究近年来重新得到关注。中国佛教文献极为丰富，新中国成立以来，标志性的佛教典籍整理有《中华大藏经》（1994年）以及《敦煌佛教经录辑校》（1997年）等。道教史研究与道教典籍资料整理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绩。汤一介主编的《道书集成》（1999年），包含了《道藏》全部，并新增诸多散佚的珍本；李德范编辑的《敦煌道藏》（1999年）影印了大量道教相关文献的图版，极大方便了学者对敦煌道经的使用。宋明理学研究改革开放之后，宋明理学开始得到客观评价与进一步重视。1981年在杭州召开了首次宋明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标志着宋明理学研究进入复苏时期；而2018年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宋明理学国际论坛，以及吴震主持的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则展现了大陆宋明理学研究的新气象。宋明理学文献整理方面，中华书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理学丛书》，收录宋明主要理学家的著作；朱杰人主持《朱子全书》（2002年）二十七卷本出版；王阳明的著作多有遗散，在历经海内外学人三十余年努力之后，阳明文献的辑佚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王阳明全集》（新编本，2011年）收录了三十余万字的佚文。研究方面，学者的关注对象逐渐从“程朱陆王”等一线大思想家转向程门后学、朱子后学与阳明后学；陈来、杨国荣等学者引入存在主义、现象学的方法分析阳明学，出现了诸多比较哲学性质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以朱熹思想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对17世纪之后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以黄俊杰等为代表的“东亚儒学”研究，为打破中国哲学“一国史观”的学术壁垒作出了重要贡献。现代新儒家及其研究现代新儒家主要指在继承传统儒学的基础上吸收与借鉴西方哲学理论、以促进儒学的“现代性转化”的哲学思潮。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新儒家逐渐受到关注，相应研究成果也日益丰富起来。如：1986年“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其成果为方克立主编的《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1989年），之后对新儒家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2005年，武汉大学主办了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成果作为《人文论丛》2006年卷出版，共134万字；《熊十力全集》《梁漱溟全集》《马一浮集》等代表性人物著作出版；对具体人物的研究也出现了很多具有一定水准的成果。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哲学史界坚持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二三十年来，解释学与现象学的方法被引入中国哲学史研究，值得重视的有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汤一介的中国解释学，黄俊杰以孟子诠释为中心的经典诠释学与东亚经典的诠释学，李明辉的康德与儒学的互释，刘笑敢的“反向格义”说，等等。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离不开“理解与批判”“继承与原创”“传统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批判，不能进行不相干的外在批评，而应在全面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做出建设性批评；原创、创新，不能标新立异、剑走偏锋，而应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开拓与扬弃。“中国哲学（史）”是在中西对比的视野下确立起来的一个概念，中国哲学学科自创立之初，无论是对“哲学”概念的界定和理解，还是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无不受到西方哲学的深刻影响。而近十多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文化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国学热”的兴起，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强调文化自觉和学科自主性，有的学者甚至提倡完全抛弃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以一种纯粹中国化的叙事方式来诠释传统的中国思想。笔者以为，未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发展，需要在民族性与世界性、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只有坚持民族主体性原则，与当代西方哲学积极对话，中国哲学才能真正彰显其特殊性与当代意义。（作者：郭齐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500年出土之哲学文献与中国哲学史”首席专家、武汉大学教授；陈晓杰，系武汉大学讲师）

新时代中国价值哲学研究要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找寻价值基础。中国价值哲学研究从一个学术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促进了全社会的价值观念转变，推动了改革开放伟大实践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价值哲学研究开辟了新视域、带来了新机遇。价值哲学研究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中国价值哲学研究牢牢植根于中国实际，因而具有源源不断的动力，不断形成新的理论热点和理论生长点。中国价值哲学研究已经开辟出许多新的研究视域，深化和拓展了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些基本范畴的认识。科学的实践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居于重要位置。过去人们主要从认识论的视角理解实践活动，而对于如何认识不同主体实践活动的差异性及其历史合理性和局限性则大都付诸阙如。中国价值哲学研究将实践活动当作现实的人的社会活动，视为现实主体基于自身需要、能力与环境的具体关系而发起的行动。这就将实践内容的丰富性、不同主体实践关系的复杂性、同一实践价值的多元性等呈现出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概念的内涵，提升了其现实指导功能。中国价值哲学研究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从现实的人出发，注重论证主体的多层次性，论证主体需要的社会性、多维性、历史性以及主体需要作为价值标准的重要性。经过长期探索，中国价值哲学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主体性绝不仅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性，而且是实践论意义上作为价值主体的主体性，是与现实中人的需要相联系的主体性。这从根本上扭转了以往一些学术研究一味将价值当作主观现象的狭隘思维，对于促进价值观念转变、增强主体性自觉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价值哲学研究的这一重要成果，为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提供了重要学理支持。正是由于与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紧密联系、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高度契合，中国价值哲学研究的影响力才得以超出哲学理论范畴，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和变革的重要力量。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通过更加平衡、更加充分的发展，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课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其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不可少。从学理角度讲，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要认识和把握合理的价值结构及其运行规律，在此基础上科学认识和把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基础。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主体日益多元的背景下，有效凝聚社会价值共识，汇聚改革奋进的磅礴力量。搞清楚这些问题，需要中国价值哲学研究紧跟时代步伐，立足社会实际思考和解决问题，努力取得更多有分量的学术成果。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在全球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中，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支持。但也应看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会一蹴而就，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在于，如何认识和处理人类命运共同体同各国各地区共同价值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如何通过求同存异的方式发现共同价值、扩大共同价值，以和而不同的方式创造性构建双边或多边之间异不碍同、同不妨异的对话和交流机制，进而更好地实现共建共享共赢的和平发展愿景。这些问题也需要新时代中国价值哲学予以研究和解答。（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人民日报 》（ 2019年03月18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