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的领域

2020年，虽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但我国哲学界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有了新的更为深刻的认识并取得了重要进展。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持续推进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反思与重构；西方哲学研究聚焦德国古典哲学、欧陆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重点关注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的挑战；而构建当代中国阐释学则成为诸多领域特别是哲学界探索与争鸣的重要议题。鉴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动态已在《202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报告》中介绍，这里对哲学其他分支学科年度发展状况予以述评。一、中国传统哲学研究：面向当下与未来近年来，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反思与重构一直是哲学界关注的热点和重点。哲学界除了依托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互补互证，对人、事、物继续探究外，不断反思“照着讲”“接着讲”“对着讲”与“以中释中”“以西释中”等论争。在现当代中国思想中，“哲学”自身及植根于它的整个学科知识体系，影响着国人对自身传统的体会与阐释。赵汀阳讨论了当代中国哲学处境的两个方面：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的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文章分析了西方的分类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中国哲学把人生论定位为核心论题而造成的自限局面，以及西方哲学在中国化过程中发展意义续篇的可能性。王齐认为，考虑到西方哲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批量引入中国且研究时间较短、与本源文化差距较大等现实因素，尤其考虑到赵汀阳提出的“当代性”概念，在当代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建设当中，作为“学问”的西方哲学研究仍有其不可忽视的建设性意义。吴飞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不乏对本源问题的讨论，但由于经学传统与心学传统的相继兴起而丧失。哲学应该着力讨论本源问题，但并不仅仅是逻辑—语言的本源问题，而是生活经验的本源问题。在中西文明中，经学都不只是回答本源问题的范例，而且构成了生活经验的骨架。学界普遍认为，应该思考如何在当代世界的视野下激活古代的思想资源，与已经纳入中国思想版图的西方哲学联合创制一种“新哲学”。2020年，为纪念张载诞辰1000周年，《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等杂志纷纷刊文，涉及张载的思想史定位、关学经典整理与关学历史重构等论题。另外，《关学经典集成》出版，比较系统地阐释了关学兴起、流传、发展、演变的过程。在中国哲学史上，“气”是最具中国本土色彩的哲学语言。对气学作出创造性发展的是张载，但其思想所引发的争议也最大，历来存在两种观点分歧：一是“气本论”或“唯气论”，以张岱年为代表，认为张载哲学是以气为本体的一种理论形态。二是“太虚本体”“太虚神体”或“本体宇宙论”，以唐君毅、牟宗三为代表。当代学者林乐昌认同“太虚本体”说，认为张载哲学应以理学来定位。吴震则认为，太虚或气都不足以成为形上学的本体概念，不足以为张载哲学定位。张载哲学是以太虚与气为逻辑起点，以性与天道为终极关怀的道学思想，对于宋代道学具有重要的形塑意义。翟奎凤提出一种补充视角，认为“神化”是源自《易传》的一对中国哲学的独特范畴，从神化体用论可比较合理地解释张载思想中关于虚气关系问题的长期争论。二、西方哲学：是研究对象，更是研究资源2020年，哲学界关于西方哲学的研究仍然沿着西方哲学史的脉络进行，即以研究西方哲学史上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为主，尤以德国古典哲学、欧陆现象学和分析哲学为盛。总体上看，西方哲学仍是学界研究的直接对象，而不是以哲学问题为中心的相关研究的资源。以往我国学界对康德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认识论方面，但2020年康德的实践哲学特别是道德理论受到格外关注。邓晓芒认为，康德所开创的道德形而上学，仍属于以知识论和逻辑规范为框架而建立起来的道德原则。这种规范伦理学与儒家的德性伦理学在出发点上是截然不同的，但这并不妨碍双方以某种方式相容和互补。邓安庆指出，哈贝马斯视之为对康德伦理学进一步发展的“对话伦理学”，与康德几乎没有关系。康德的道德性立法处于伦理性和道德性的张力之中，其核心是要证成个人准则的主观性与普遍伦理法则相一致。因此，个人意志立法的原则，不是同利益相关者的意志质料相一致，而是与所有理性存在者之意志的法则相一致。如果说这里有“对话”，也是理性主体同包括自己在内的现象中人的情志之对话。“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的渊源”问题再次被激活。国内学界关于黑格尔辩证法和法哲学的研究持续增温，且明晰呈现出一种外部阐释视角。罗朝慧认为，黑格尔辩证法作为纯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逻辑学，即哲学真理或理性精神自我展开、自我实现的抽象思维过程，不存在“神秘化”和“倒立”的问题。当黑格尔辩证法作为人类自由本质全面实现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时，才真正存在马克思所说的“神秘化”和“倒立”的问题，因为它给现实的人的感性自由及其物质的和世俗的生活内容、关系与实践活动蒙上了一层“神秘外壳”。马克思正是在此意义上“剥去”这个“神秘外壳”，把它“倒过来”，发现与之“截然相反”的世俗的“合理内核”。邹诗鹏认为，在黑格尔那里，社会本身不过是“第二自然”因而并不是独立的存在形式，黑格尔不可能提出社会存在概念，更难以建构一个自洽的社会理论。应当指出，虽然国内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颇盛，但重在对德国古典哲学代表人物的思想、概念进行具体解读，缺乏自觉的研究范式反思，以及高屋建瓴的纵向整体研究。整体评价现象学传统并将其视为一门跨文化哲学渐成趋势。以胡塞尔诞辰160周年为契机，中国学界展开了对现象学的整体评价及其在跨文明对话中的意义研究。王俊认为，胡塞尔现象学包含了两个向度的统一：一个向度是具有绝对性、统一性的普遍哲学；另一个向度则是对直观的、当下的、活生生的实际性经验的描述。由此，存在于整体性和多元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同一性和差异性之间的张力得到了统一。这种非现成性、历史性和开放性特征，使得现象学与汉语思想传统的结合成为可能。现象学的发展必然导向一门跨文化哲学，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内容上和方法上的双重可能。在内容上，现象学的概念、思想方式蕴含了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批判，而显示出与东亚思想的亲缘性。在方法上，现象学包含的以他者和陌异经验为优先的建构性、内在历史性等属性决定了现象学的跨文化特征。许多学者将现象学视为跨学科、跨文化的对话平台和建构性资源，积极推动现象学的中国化。而中国化现象学的最佳形态无疑是“汉语现象学”或“中国现象学”。对于本源性的现象学经验，使用不同语言谈论，会引发对经验内涵的不同理解。作为一种图像性很强的语言，从汉语切入对现象学经验的开发、阐述，会使现象学呈现出新的内容和特质。但是，由于中国学界对于现象学整体上仍处于“接受”阶段，原创性研究成果还不够多，所以要想名正言顺地给“现象学”冠以“汉语”或“中国”两字，还任重道远。随着英美哲学进入“后分析”时代，心灵哲学取代语言哲学成为分析哲学领域的支配性议题。代海强认为，神经科学与心灵哲学的交叉研究有双向进路：其一，心灵哲学朝向神经科学的进路；其二，神经科学朝向心灵哲学的进路。张学义指出，具有认知神经科学背景的实验哲学家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揭示了心灵理论存在的神经科学基础，为跨越意识的“解释鸿沟”，即对自我心理状态的认知如何通达对他人心理状态的归因、解释和预测，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但高新民也指出了物理主义存在的问题：扼杀了意识的本体论地位；完全无法说明人身上何以有在变中保持不变、在多中保持统一的自我；无法说明人为什么是价值主体等。总体上，国内学界关于意识等心灵哲学议题的探究，仍处于物理主义与非物理主义针锋相对的阶段。面对心灵哲学研究缺乏共识的现状，高新民认为心灵哲学研究表面繁荣的背后是实质进展小且陷入危机。要真正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进行概念图式变革和加强方法论思考，找到心灵观建构和发展的合适程序和路径。关于当代分析哲学背景下的知识论，国内学界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认知辩护与如何应对怀疑主义的挑战。刘小涛指出，长期以来，知识论学者一直在争论什么是信念的辩护，但他们很少讨论什么是信念的辩解，以及辩解与辩护有何区别。这与法学研究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从法学理论中吸取教益，有助于更好地区分知识论讨论中的认知辩护和认知辩解。王聚认为，理想的反怀疑论方案不能仅仅拒绝怀疑论论证，必须消解怀疑论者在认知层面塑造的虚假理想型。三、伦理学：公德与私德之争构建当代中国特色伦理学是2020年度学者们关注的重大选题。《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颁布，推动了新时代道德建设问题研究。学者们重点关注现代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公德与私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对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评判。陈来主张，恢复个人道德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并大力倡导社会公德，是反思当代中国道德生活的关键。他认为，梁启超等近代启蒙学者关注公私德之辨，批评儒家道德长于私德，缺少公德，而后者对于现代文明社会的建构乃是不可或缺的。与之相对，现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方案应以传统儒家的家国一体模式取代近代学人倡导的公德私德区分的模式，同时应以个人道德修身（私德）为核心克服重公德、轻私德的缺陷。李萍提出，公私含义演化及观念生成的逻辑奠定了传统伦理中“贵公”的价值观，传统公私观念的形成有两个基本载体：本体论意义上的共同体之公的伦理观念载体，认识论意义上天下为公的道德观念载体。肖忠群认为，在古代中国或者传统道德中，主要强调公德与私德的联系而不是区别，这是由古代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基础、儒家合内外之道的思维方法以及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尚未区隔所决定的。在思想渊源上，近代启蒙学者所倡导的公德私德之区分属于西方学说的道德范式，其忽视私德（个人道德）的缺陷反映了西方道德理论的局限性，而传统儒家具有不同于西方的道德理论，似也不能克服中国当代社会的道德弊端。任剑涛、蔡祥元等人则认为，公私德之辨切中了儒学“家天下”思想构架的内在困境，这一困境并不能简单地通过提升私德来加以解决。陈乔见等学者更倾向于，关于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讨论，应先走出梁启超所谓“儒家重私德轻公德”的误区。区分公私领域首先需要通过规则来限制和规范人的行为，所以，制度建构更为根本。唐文明基于美德伦理学视域提出，现代以来对公德与私德的区分会导致公德压倒乃至摧毁私德的局面出现，这正是现代社会在美德问题上面临的普遍困境。关于基因编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具体科学技术的伦理研究，受到学者与公众广泛关注。而对公益慈善伦理与共享伦理、经济伦理与财富伦理的研究，顺应了新时代对共享发展提出的理论要求。关于“人民至上”和“生命至上”两大价值理念的研究，凸显了中国当代文化的民族特色。伟大抗疫精神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禀赋特质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丰富了新时代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深刻内涵。四、科学技术哲学：智能时代的“第一哲学”？2020年，科学技术哲学重点聚焦于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成果与应用，从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科技伦理学、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等各个维度进行了探索。在科学哲学领域，伴随着认知科学、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领域的发展，关于认知、意识、自我、智能、情感、记忆、逻辑、知识、感受、行为等问题的哲学研究不断推进，哲学与人工智能、认知科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有效对话不断增多。在技术哲学与工程哲学领域，段伟文提出“深度科技化时代”的概念，刘永谋等学者认为当前是“技术时代”，李河坚持“技术哲学应成为当代‘第一哲学’”，孙周兴则强调未来哲学要“面对被技术工业深度改造和重塑的技术化生活世界，为重建今天和未来的新生活世界经验做出贡献”。关于人工智能的哲学研究逐渐进入理性反思阶段，开始在概念层面构建起一些共识性常识。此外，自动驾驶、区块链、技术治理、算法歧视、信息安全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值得肯定。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对我国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影响极为深远。2020年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相关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组织了不少学术活动，相关学术期刊也开设专栏，致敬恩格斯的伟大探索与奉献。学界普遍认为，自然辩证法传承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面对新问题、新挑战，回望恩格斯的哲学智慧，依然能够得到一些重要启发。2020年，我国哲学界注重从哲学视角关注科技进步的大方向，从“科技为人”与“科技向善”方面为中国科技原创能力的提升贡献哲学智慧。一批立足科学发展前沿、从国家宏观战略需求出发设立的新型科研机构，通过创建哲学家与科学家的联盟，加强哲学与科学的对话，推进跨学科研究与教学，努力应对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提出的一系列挑战，在促进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融合方面做出了积极尝试。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成为促使哲学界对生命、幸福乃至文明问题进行深刻反思的动力与契机。赵汀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提示我们，生命的基本需求是最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这是世界面临的形而下问题。要克服这种形而下的问题，改善形而下世界的脆弱性，需要用形而上的思维方式。现代的主流思维模式追求普遍必然性，但人并无能力以主体性定义普遍必然性。当代幸福论追求的作为至善的替代品快乐，会使人缺乏抵挡苦难的能力。苦难问题不仅解释着人类文明的起源，也很可能是人类的一个永久的问题。而新冠肺炎疫情则在哲学上唤醒了“苦难”问题，意味着哲学和思维的初始化或“重启”。五、逻辑学研究：主要路径及发展方向西方逻辑思想与中国逻辑思想的关系、中国传统逻辑思想的特质、逻辑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等，成为国内逻辑学研究的主要路径及发展方向。比如，2020年中国逻辑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就是“逻辑发展研究”，主要围绕新的时代背景下的逻辑发展和逻辑应用、逻辑在提高国民思维能力和法治国家建设方面的社会功能等问题进行研讨。国内逻辑学在重视学科建设过程中，普遍关注逻辑学教育的普及工作。2020年9月，“全国中小学逻辑教育小型高阶研讨会”召开，与会专家就中小学逻辑教育在学生心智发展阶段和基础教育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等课题进行了探讨，强调中小学逻辑教育势在必行。辩证逻辑在我国的发展历史悠久、数度繁荣。在“纪念中国逻辑学会辩证逻辑专业委员会成立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暨2020年全国辩证逻辑与科学逻辑讨论会上，与会学者聚焦辩证逻辑与科学逻辑的基础问题，辩证逻辑与逻辑哲学、非形式论辩理论贯通发展的趋势问题。此外，一些前沿议题为辩证逻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比如，辩证逻辑形式化进程的发展、辩证对话传统的复活，特别是情境语义学和动态认知逻辑的确立，使得有限理性、情境、意向性与行动范畴进入逻辑基础理论的核心地带。“纪念金岳霖先生诞辰125周年学术研讨会”于2020年10月举行。与会学者提出，金岳霖对于当代哲学研究的学术贡献，不仅在于其流传至今的经典文本，更重要的在于其传承下来的学术精神、理论方法与科研传统。金岳霖重视哲学的普遍品格与哲学理论的民族个性，自觉引入中国哲学的智慧资源，并以世界性眼光与开放性视野关注现代学术前沿。六、当代中国阐释学：问题探索与理论构建2020年，《哲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学术研究》等杂志开设专栏，持续讨论“当代中国阐释学的构建”问题。学者们分别讨论了中国语境下阐释学的命名、阐释的公共性与有效性、阐释的边界约束以及以阐释的客观性在有限性与无限性张力之间的正态分布等问题，并着重辨析张江提出的原创性概念“阐释π”。从强制阐释到公共阐释，中国学者阐释学研究目标十分明确，就是以公共阐释为核心，寻求建构当代阐释学的基本路径和形成中国阐释学的主要框架。当代阐释学发展到今天，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提出了重新思考阐释学之方法论意义的主张。并且，注重在多学科理论交叉与实践的基础上，解决诸多具有基础性意义的元问题，这已经成为中国阐释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以中国话语为主干，以古典阐释学为资源，以当代西方阐释学为借鉴，最终实现传统阐释学观点、学说之现代转义。阐释的本质，亦即阐释为何而生，因何而无穷，是理解和认识阐释及建构阐释学的核心问题。当下，沿及方法论与本体论传统对此问题的讨论，或止于功能性说明而难抵本质，或遮蔽于形而上的猜测而少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张江认为，当代心理学研究为解决这些问题开辟了新的视野和切实的路径。在心理学视域下，阐释的本质为“自证”。阐释主体不断确证自我认知与自我概念，最终实现意识主体同质化的自我建构。自证的企图与冲动，为本体论阐释提供了可靠依据，给方法论阐释以合理证明。自证贯穿于言说、说明、翻译等全部阐释功能之中，不断更新人类知识系统，建构独立意识主体的认知图景。以阐释本质为起点的心理学与阐释学研究，具有广阔的理论前景。七、反思与展望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如何提炼时代精神、回答时代问题，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更加自觉自为地引领时代发展和文明进步，成为我国哲学界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看，如果没有相当高的哲学思维水平，一个民族是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的。从新时代党和国家理论创新的使命要求看，迫切需要哲学发挥支撑和基础作用。从学术上看，如果没有哲学的繁荣和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理论难以建构起来，也难以在实践中发挥作用。换句话说，没有系统化的、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当代中国的哲学，就不可能有当代中国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国际关系学，等等。毋庸讳言，与上述定位和要求相比，我国哲学研究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和不足，进而如有的学者所言，造成中国当代哲学研究的“总体性困境”。其一，缺少哲学应有的宏阔格局、视野和境界。由于学科或专业的过度细分，不仅哲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工程科学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且与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松散和淡化。更有甚者，哲学各个二级学科内部的交流也越来越少。因此，缺少宏大思维、宏大叙事、宏大主题成为哲学研究领域的普遍现象。哲学的专门化、技术化、学院化日盛，很难说这是哲学的荣光和应有气度。其二，缺少对基本理论问题的持续思考和关注。漠视基本理论问题的结果，要么是用西方提出的基本理论或关键范畴概念进行替换，要么是在刻意的模糊处理中消解掉这个学科存在的根基。正如刘志洪、郭湛指出的，“中国当代哲学貌似枝繁叶茂，实则根基虚浮；不仅难以有效地为生活和科学确立前提基础，连自己的前提基础都有待夯实”。其三，缺少有思想的学术研究。时代既需要有学术的思想，也需要有思想的学术。没有学术的思想，是空洞的思想，没有思想的学术，是无灵魂的学术，既难以在国际学术舞台立足，更难以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真正的软实力。应该承认，近年来学界发表的论文、出版的著作不少，但有原创性思想的标志性成果不多，提出自己的标识性概念和具有引领性议题的经典之作更少。其四，缺少对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哲学概括。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及理论和实践的不懈探索，我们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向世界贡献了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我国学界一般性的解读宣传文章不少，但学理性的深入挖掘不多。为更好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当前最迫切的理论任务，就是对改革开放40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使之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学理化，凸显出其严密的理论逻辑和全新的理论形态，写出像《新民主主义论》《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那样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让哲学成为引领时代发展的“普照之光”，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活的灵魂”！（执笔：赵培杰、莫斌、邵贤曼、崔晋）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哲学部相关阅读：理论是问题之树盛开的花朵202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报告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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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到底对认知科学研究有哪些帮助？通过描述哲学家在认知科学研究中扮演的某些角色，我们可以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这些角色包括拓荒者、建筑监理、禅师、绘图员、档案管理员、拉拉队队长等。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预先依据哲学家使用的论证、概念分析以及历史视角等主要研究方法刻画出哲学家的特征。什么是哲学家？辨别哲学家或者具备哲学式思维的认知科学家的最佳方法，不是依据他们所讨论的主题，也不是依据他们所处的圈子，而是依据他们使用的方法。标准的心理学家实施和分析心理实验，神经科学家则观察和研究大脑，语言学家收集和总结语言资料，而计算机科学家则要编写程序。依此类推，哲学家首先使用的方法是讨论，当然他们也非常倚重概念澄清，进而，他们也较为倚重历史视角。尽管其他认知科学家也可能经常会用到这些方法；不过，唯有哲学家对这些方法的运用才称得上是专业的。论证的重要性柏拉图职业性的辩护与论辩方式显著改变了西方哲学的发展，自此以后，论证一直是哲学最重要的工具。这样，当哲学家试图确立某个论题时，哲学家常常回溯并选择某些公认或较少争议的前提，由此推出这个论题。当哲学家评估某个观点的时候，他们要么分析支持这个论题的论证逻辑，要么搜寻反对这个论题的可能论证。一般来说，哲学家不会过分苛求认识世界的经验研究。比如在看待心灵是否可以被看作一台计算机这个课题时，众多专家和学者就会首先展开论证。计算机科学家则尝试编程，并且通过更加便捷的计算机来运行更能够说明问题的程序。神经科学家则费力地探究大脑的内在机制，等等。然而，哲学家的路子似乎较为简单。哲学家所真正需要的就是一个好的论证，用带有逻辑的辩护和论证就可以推翻或证明这个课题，而这正是现代哲学的现实运用之一。显然，论证已经成为哲学家的首要技能，因为论证对于哲学的重要，就产生了一门系统的亚学科——逻辑学，逻辑学已经证明对认知科学的发展相当重要。不过，通过反思逻辑学家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争论，我们就能够了解到，论证并不是哲学家使用的唯一技术，纯粹的论证需要补充其他的一些技术。一般而言，论证分为演绎论证和归纳论证两种。两者的区别主要涉及前提对结论的支持。演绎论证中的前提保障结论有效性，也就是说，如果前提真，那么结论必真。前提对结论的保障可称为有效性。归纳论证的前提与结论之间则不存在必然的关系；如果前提真，那么结论的真只是或然的，并没有必然性。演绎论证明显更优于归纳论证。不过，我们常常很难分辨一个给定的演绎论证是不是真的有效。逻辑学家为此构造了详细的规则和方法。如果某个论证通过某种特殊的形式语言（例如命题演算或者谓词演算）来表述，那么这些规则和方法就可以保障演绎论证的有效性。例如，遵循规则，我们就能够轻易地判断下面的演绎论证在谓词演算中是有效的。概念澄清对于哲学的意义概念是思维的起点，是构成判断(命题)和论证(推理)的最基本要素，正确地理解和运用概念，是进行正确思维的必要条件。所以一定要对概念进行澄清，尤其在哲学和认知领域。概念澄清的三个标准方法：1，依靠直觉哲学家首先假定要澄清的概念的存在。哲学家把自己当作普通人，把自己看作能够以日常方式同他人和其他语言交往的普通人，哲学家已经理解了心灵、信念或者疼痛等概念；或者由于哲学家把自己当作认知科学界的一分子，这样哲学家就具备了句法或者语义等某些技术概念。剩下的问题就是澄清这些概念，也就是使这些概念的结构完全清晰化。直觉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发挥作用，面对包含这个概念的一系列命题，你需要决定是否接受这个概念。在某些命题中这个概念是可接受的，而在某些命题中这个概念是不可接受的，你的选择和判断仅仅是求助于你自己的直觉。不管是作出哪一种决定，你都会认为是某些直觉之光使概念清楚明白起来。简言之，即一旦你能够分辨所有直觉为真的命题和所有直觉为假的命题，那么你也就澄清了与命题相关的这个概念的本质。如果合理使用，直觉会成为一种有价值的方法。在很多情况下，“思想实验” ——通过直觉假设情境——是有效探究概念某些方面的唯一途径。然而，哲学家往往误以为直觉自身就足以澄清概念，其实并非如此。2，特定实践最初的一些观察、语句、推论以及相关的非语言实践。对此，哲学家经常需要做一件素朴工作：研究特定语词和短语在特定语境中的标准用法。这种活动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语言分析。例如，考虑相对较新的认知科学概念“分布式表征”的意义。普通哲学家使用脱离实际的直觉基本上无法澄清这个概念的意义，主要原因是哲学家对这个概念太生疏。澄清这个概念的方法是聚焦于：从事研究的认知科学家是如何在大量真实日常情境中实际使用“分布式”和“分布式表征”术语的。这种语言学研究的实施，能够向我们揭示出一个多维度、富有特色以及具有相当潜在理论意义的表征概念。在概念意义的澄清问题上，如果单纯依赖奇异命题可接受性的直觉判定，那么这是很难做到的。3，历史视角哲学的历史训练和历史视角培养则是对过去思想和运动的持续审视。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们能够娴熟地掌握亚里士多德、阿奎那、休谟、康德、弗雷格以及维特根斯坦等传统哲学巨擘的思想和论证。这样，比起其他认知科学家来说，哲学家能够更加彻底地精通思想史上的普遍性命题。这种哲学训练转变为一种解决问题的独特哲学方法：对哲学史上不断积累的命题洞察与论证的运用。历史视角至少通过两种方式推动认知科学发展。首先，历史视角引发我们关注当前问题在历史上出现的正面论证和反面论证。这有助于认知科学家避免折回到旧的理论基点，这些陈旧理论仍然不时地为认知科学家所接受。其次，历史视角提升了认知科学家对问题多维度和细微性的理论鉴赏力。这不仅能够弥补思想的缺陷，而且能够激发认知科学家的新思维。事实上，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人类认知本质的问题上，已经率先表达了当代人工智能和主流认知科学所持有的立场，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哲学家所扮演的角色哲学家的特征可以通过他们使用的典型方法得到界定，这些方法是论证、概念澄清以及历史视角。如果所言非虚，那么哲学家怎样做才算合格呢？哲学家在认知科学中实际扮演什么角色呢？总结起来，哲学家所扮演的角色都基于两个主要目的：首先，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哲学角色的多样性；其次，把哲学活动的重要意义引向更广阔的领域。角色1：开拓者哲学的任务就是尝试去解决任何人都还不知道如何解决的那些问题。哲学的这种洞察通过一种相当直接的方式应用于认知科学 。 解决没人知道如何处理的问题，努力把这些问题转化为科学上容易解决的问题。事实上，是哲学家率先提出和讨论认知科学的所有主题——智能本质、知识本质、知觉、行动、想象、概念、心理表征以及思维过程与生物大脑的关系等等。鉴于哲学的贡献，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当代认知科学建构所依赖的最基本思想都起源于哲学的成就。角色2：认知心理学家即使你不是哲学家，但如果要检查基础假设，也至少需要不时地把标准科学方法置于一边，而运用哲学的反思；哲学家实际上最常扮演的角色就是检查基础理论假设。在经常性的认知侵染下，他逐渐就会成为一个极具专业性的认知心理学家。不少心理学家逐渐清楚地意识到，行为主义的基础假设不能让实验心理学产生更大的成果，如果加入哲学来仔细地表述这些假设，就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论证这些假设的不足，并且提出促进心理学发展的新原则，这些都可以用哲学反思来完成和实现。同样，当代认知心理学的基础假设也需要得到表述、澄清和估价；尽管这件工作最好由认知心理学家来做，不过他们需要不时地远离认知心理学的日常研究并且从事一些哲学研究。事实证明，这些是必须且有益的。角色3：蓝图设计师哲学家塞拉斯曾经这样刻画哲学的目的，即“去理解事物（在这个概念最宽泛的意义上）是如何贯通结合的” 。如果由此来理解认知科学中的哲学，这就意味着哲学家的一个角色就是理解和描述各种认知科学构成是如何恰当组织起来的（或者是如何相互冲突、作用的）。通过这种活动，哲学家制作了认知科学的大规模概念图谱；因此，我们把哲学家看作认知科学的蓝图设计师。成功描绘一幅图谱需要了解这幅图谱覆盖的各种领域，当这幅图谱覆盖像认知科学这样跨越众多不同学科的领域时，对描绘图谱的要求也就更高。从实践和理论上考虑，哲学家都很胜任这个工作。写在最后的话——总之，把认知科学中的哲学家视为一个总与心理学家、语言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等不同且隔离的人可能是错误的，或者主张哲学家所从事的是完全不同并且独立的任务也可能是错误的。认知科学是一门交叉科学，而哲学更是一门内容广泛的智慧之学，这不仅意味着很多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在其统辖下工作，而且意味着的本质已经转变为对各种相关学科的方法和观念的反思。作为哲学家的认知科学家和其他领域的认知科学家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并且在匹配各自领域的问题之间也不存在明显的界限。大量重要的哲学工作，被不时扮演我们所叙述的某一角色的科学家所完成。事实上，最好的认知科学哲学将由完全熟悉经验研究的人来完成，这就如同最好的经验研究将由具有哲学立场性和严格性的人来完成一样，都具有着交叉和跨界的性质。

如果我们研究哲学史，那么最富成果、对自身思考最有益的研究领域在轴心时代。人们可以将这一时代称作两个大帝国时代的中间阶段，一个为自由留出的停顿，一次进入最清醒的意识的深呼吸。以轴心时代判分世界历史结构。轴心时代成了一种酵素，它将人类带入世界历史唯一的内在关联之中。对我们而言，它成为一种尺度，借助这个尺度，各民族相对于整体的历史意义变得清晰起来。根据各民族对待这一次巨大突破的不同方式，他们中间出现了最深刻的分界线。我们将之划分为——（1）轴心民族：中国人、印度人、伊朗人、犹太人和希腊人。这些民族在延续自身过去的同时，完成了这一跃进。他们犹如在这次跃进中第二次诞生，并通过它奠定了人类的精神本质以及人类的真正历史。（2）没有突破的民族。这一突破是对普遍历史具有决定性的事件，但它却不是普遍的事件。一些属于古文明的伟大民族，他们活跃在这一突破发生之前，并且在突破发生时仍保持活跃，但是他们没有参与其中。虽然他们与突破具有时间上的同步性，但在内部却没有与它产生关联。在轴心时代，尽管埃及和巴比伦文明已经明显进入晚期形态，但它们依然很繁荣。两者都缺乏改变人类的反思；它们没有在轴心民族的影响下经历质变；它们对所在地区之外发生的突破不再做出反应。它们起初还停留在先前的状态，作为建立在轴心时代前的文明，它们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秩序方面，在建筑艺术、雕塑和绘画方面，在形成它们的神秘宗教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但现在，它们慢慢走到尽头。它们对外服从新兴力量，在其内部也失去了它们的古老文明。它们逐渐汇入、消逝在波斯文明、之后的萨珊文明以及伊斯兰教中（在美索不达米亚），或是消逝在罗马世界和基督教中（这部分后来在埃及汇入伊斯兰教中）。这两者都具有普遍历史的意义。因为犹太人和希腊人按照它们的样子，通过向它们学习，然后脱离它们，再超越它们而逐渐发展起来，创立了西方的基础。之后，这些古文明几乎被遗忘，直到它们在我们的年代里重新得到发现。我们感叹它们的壮丽，但由于它们没有经历过突破，使得它们与我们之间产生了一条鸿沟。这条鸿沟使我们在面对它们时始终有一种陌生的感觉。相比古埃及人和巴比伦人，中国人和印度人使我们感到无比亲近。埃及和巴比伦的庄严是无与伦比的。但是，伴随着实现突破的新时代，我们所熟悉的事物才开始出现。在那些消失的萌芽中，特别是在埃及，我们看到一种使我们不禁惊叹的超前性，就好像突破就要开始，然而之后它却没有到来。现在，对于理解人类历史而言，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基本问题：中国和印度应该与埃及和巴比伦相并列吗？它们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中国和印度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吗？还是中国和印度通过参与创造轴心时代而本身迈出了一大步，从根本上超越了那些古文明？我重申一遍：人们或许可以将埃及、巴比伦与早期的中国和公元前三千纪中的印度河文明相并列，但却不能将它们同整体上的中国和印度相并列。中国、印度与西方是比肩的，不仅因为它们直到今天依然延续，而且因为它们实现了突破。对此还可进行一些简短而有批判性的探讨。这是一个古老的命题：相比西方，中国和印度没有真正的历史。因为历史意味着运动、本质的变化、新的开端。在西方，完全不同的文化接踵出现，先是古老的西亚和埃及文化，接下来是希腊—罗马文化，然后是日耳曼—罗曼文化。地理中心、区域和民族不断变更。相比之下，在亚洲始终存在着相同的东西，它只是在显象上做出了调整；如果它在灾难中没落，则接着便又会重新从同样的基础中建立起相同的东西。在这样的看法下产生了一种观念，即印度河与兴都库什山脉以东展示了非历史的稳定性，以西则展示了历史的运动。于是，这两大文化区最深刻的分界在于波斯和印度之间。直至印度河河畔，欧洲人都还能相信他尚在欧洲——埃尔芬斯通勋爵]如是说（黑格尔引用了他的话）。在我看来，这一观点似乎源于中国和印度在18世纪时的历史处境。勋爵看到的是他所处时代的情形，而绝非中国和印度的全部内涵。当时，中国和印度都走在各自的下坡路上，陷入了一个低谷。中国和印度于17世纪起开始的倒退，难道不像是对可能降临在所有人类头上的命运的一个巨大象征？这难道不也是关乎我们命运的问题：不要陷回亚洲基础之中？中国和印度曾经也是从这里出发，经历了它们的繁荣。 （3）后来民族。所有民族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以突破的世界为基础，另一类则始终置身其外。前者是历史民族，后者是原始民族。在突破的世界本身中，马其顿人和罗马人是在政治上构建新大帝国的因素。他们精神上的贫乏在于，突破的经验没有进入他们的灵魂核心。因此，在历史的世界中，他们或许能够在政治上完成征服、治理和组织，能够获取并保管学识，拯救传承的连续性，但是却不能继续推进或深化突破的经验。在突破的世界本身中，马其顿人和罗马人是在政治上构建新大帝国的因素。他们精神上的贫乏在于，突破的经验没有进入他们的灵魂核心。因此，在历史的世界中，他们或许能够在政治上完成征服、治理和组织，能够获取并保管学识，拯救传承的连续性，但是却不能继续推进或深化突破的经验。欧洲北方则不同。虽然就像在巴比伦和埃及一样，在欧洲北方同样很少发生伟大的精神革命。北方的民族在一种原始性中打着盹，但当他们遇到轴心时代的精神世界时，他们以一种我们很难在客观上把握的灵魂态度的本质（黑格尔称其为北方气质）获取了独立自主的本体。

对普通人来说，一提到「哲学」可能就是直觉想到艰深、逻辑、抽象、困难……等形容词，给人一种包罗万象的印象，似乎是一门大包大揽而又涵盖着万事万物的学科。但是，只要我们回溯到哲学的原始含义，从哲学的概念来看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原因。从字根来看，哲学（philosophy）的原始意思是「爱智慧」，是两个古希腊字「爱」(philia) 与「智慧」(sophia)的集合，因此在一开始——「任何关于对智慧、知识的追求，其实都可以算是哲学的一部分」。从这个定义出发，即使是「晚餐吃什么比较不会胖」之类问题，广义而言也可以是一种哲学问题。回顾哲学史，我们就会看到古代先贤们所思考的许多问题，放在现代而言根本不太像是哲学问题。比如说毕达格拉斯（Pythagoras）研究几何学、勾股定理，亚里斯多德（Aristotle）主张重的物体会比轻的物体更快落地。这些问题，放在现今都会被认为是数学、物理范围的议题。但在那个时代，这些各类知识都被泛泛的称作为哲学。因为只要是对智慧的追求，其实都能算是一种「爱智慧」的表现。在古代，哲学的守备范围包含了世间万物的知识这个现象维持非常久，直至17、18世纪，科学也还未从哲学中完全脱离出来，在当时，「哲学研究」跟我们以为的哲学研究很不同，它是包含了数学、光学和各种科学。比如说知名哲学家笛卡尔有一本书叫作《哲学原理》（Principia philosophiae），书名虽然有哲学两字，但内容跟哲学并没有关系，基本都是光学研究。另一个可能更熟悉的例子——牛顿（Sir Isaac Newton），他最伟大的著作叫做《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hilosophi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除了书名中「自然哲学」，书中除了连「物理」这个词汇都没有。在当时，数学、物理、生物….这些对学科最简略的分类方式的都还未出现，而是通通统称为自然哲学。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到了19、20世纪，现代我们所熟悉的学科，才逐渐明确地被从哲学中划分出来。但随着细分领域的兴起，哲学探讨的守备范围也逐渐被瓜分。许多原本属于哲学的问题，开始被其他领域瓜分出去：「人类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可以由生物演化学家接手，「宇宙的源头是什么？」可以由物理学家接手，「意识与灵魂是什么？」可以由心理学家接手。「人们一直以来就在寻问一大堆的问题：我们怎么理解我们身居其中的世界？宇宙怎么行为？实在的本质是甚么？所有一切从何而来？宇宙需要一个创造者吗？」……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去操心这些问题，但几乎我们所有人都会在某些时候为它们发愁。因此，霍金(Stephen William Hawking)在《大设计》(The Grand Design)认为，在传统上，这些问题是哲学问题，而到了今天，这些问题都有专门的更具体的学科来解答。但是传统的哲学却仍然“大包大揽”。似乎已经跟不上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发展速度了。在我们探索知识的进程中，科学家已成为探索新事物的火炬手，把哲学家们甩在了身后。霍金的《大设计》霍金在《大设计》一书中宣称「哲学已死」，立即引起了许多人的批评与不解。先不论他的观点是否过于偏激，原本大包大揽的哲学领域，到了当代确实只遗留了那些未被其他领域接手、无法由科学方法解决的问题。举例来说，「什么是道德？」对于这个问题，演化学家可能会从演化的视角探讨人类道德的概念的是如何慢慢发展出来的。但爱智慧（狡猾）的哲学家永远可以下去，他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这样就可称为道德呢？」、「道德的准确定义是什么？」。一直问，一直问，问题终究会停在ㄧ个点上让科学家再也无法回答，而只能透过纯粹逻辑辩证探讨。而这些纯粹智性的领域——就是现代意义哲学发挥的空间，因此，哲学这门学问才给外行人一种“万能公式”的印象，从宇宙万物到人生琐事似乎似乎无所不包，甚至可以涉足科学所不能达到的领域，这样便给了普通人一种包罗万象的感觉，似乎可以用哲学去分析解释所有的事物。但事实是哲学并非是一门包罗万象、囊括万物的综合性学问，起码哲学研究的不是具体的事物。因此，有一位哲学专业的人说，如果有人用问他，今天的哲学系的师生们都在干什么？他说，我觉得今天哲学就是——「那些被科学捡剩或无法涉足的问题的集合，然后再加上哲学史。」相关文章：哲学与科学之争：科学会取代哲学的价值吗？宗教、哲学与科学是如何起源的，三者是什么关系？科学和哲学已经分道扬镳了吗？

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当前，世界的变化更加深刻，时代的挑战更加多元。新冠肺炎疫情无疑正在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交往方式，甚至引发了个别国家地区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泛起，但这非但不能作为否定经济全球化现实的依据，反而证明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发展使得各个国家、民族、个人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造就经济全球化的现代性，以资本和理性为核心，在创造和取得巨大物质财富与精神成就的同时，日益显露着其内在矛盾、冲突及困境，这种矛盾、冲突和困境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中进一步放大。同时，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了深刻的人类学改变。它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而且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世界历史大背景下展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变化着的世界与时代，以问题、文本、实践的方式召唤着当代哲学家们，去理解这种深刻的变化，回应其内在的挑战，反思人的本性，塑造美好生活理念。为此，价值哲学、政治哲学、认知哲学、古典哲学，作为四个当代重要的领域哲学，被时代和实践凸显出来。1.价值哲学价值哲学，是研究价值问题的哲学分支学科，它探究价值的本质和基础，讨论评价的标准和合理性，反思价值观的冲突与选择。如果哲学是对生活方式的探索，那么价值哲学就是它的核心。尽管哲学史上一直有着强大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传统，但直到19世纪中后期，自德国学者洛采、尼采开始，价值哲学才因为价值和意义的现实问题所需作为一门学科兴起。经过新康德主义的张扬，现当代西方哲学的重大转向都在一定程度上蕴含着价值哲学的旨趣。20世纪上半叶，价值哲学在西方达到一个高峰，并逐渐形成先验主义、经验主义、心灵主义、语言分析等研究路向。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价值理论的研究重心从价值的元问题转向具体的道德和政治规范问题，其理论直接与公共的政治生活和个人的伦理生活相融合。中国价值哲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缘于改革开放实践的内在需要，并由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直接引发。40多年来，价值哲学经历了从分析价值概念到探究评价理论，再到聚焦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发展历程，贯穿其中的是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们首先通过内涵价值的科学真理观解决对与错的问题，其次通过“三个有利于”评价标准解决好与坏的问题，最后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解决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问题。同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相互交融促进，以及与国际价值哲学的交流和对话，也是价值哲学研究发展历程中的显著特点。中国价值哲学在价值本质、评价的合理性、价值观的结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与逻辑等一系列问题上形成了广泛学术争论，取得了诸多的理论进展。就其核心而言，主要成就可归结为实践论基础上的主体性研究范式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建构这两个方面。价值哲学所取得的成就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特征和阶段性特点。随着世界历史的充分展开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无论是回应当代中国社会和人类发展的新矛盾与重大价值问题，还是回应价值哲学内部的广泛争论形成的理论空间，都预示着价值哲学未来的发展趋向。第一，完善实践论基础上的主体性研究范式，实现价值基础理论的突破。实践论基础上的主体性范式具有解释性优势，同时也需要通过对人和实践（行动）在具体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中的互构关系的进一步解释，从而更好地说明人的内在价值、主体间的价值关系、价值的超越性维度等，并突破传统独断论的价值思维方式，为当代诸价值问题的探究提供坚实基础。第二，反思现代性的价值困境，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和后疫情时代的价值分裂，深入探究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中国价值。现代性的种种危机早已显露着以资本和个人原则为圭臬的现代价值的历史边界和困窘，疫情则像一面多棱镜，将不同个体、群体、国家、文化传统之间的价值分歧与撕裂充分折射呈现出来，并进一步强化了现实世界的脆弱性。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什么样的价值理想、原则、规范是合理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何以可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全新探索，需要我们深度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核心价值理性、价值思维和价值原则。第三，对当代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进行价值反思和价值立法。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深度介入人类生活，改变着世界，也创造了一个需要从价值文化视角去重新审视和制定法则的领域与空间。我们需要认真反思现代技术及其应用带来的诸般价值难题，通过积极的价值立法以避免机器控制世界的技术冒险。2.政治哲学政治哲学是在哲学层面上对人类政治生活的探究，具有规范性和实践性。其核心主题包括政治制度的根本准则或理想标准，财产、权力、权利与自由如何分配等。尽管东西方都具有丰富的政治哲学传统，但20世纪70年代以降，随着罗尔斯《正义论》发表才带来了规范性政治哲学在西方的复兴，形成了错综复杂、蔚为大观的政治哲学思想景观。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生态主义以及当代左派等各种思潮则层出不穷，凸显了多元文化政治哲学。国内政治哲学的研究，随着改革开放而起步，21世纪以来开始兴盛，逐渐成为热点，经历了从译介、述评到理论主体自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首先，西方政治哲学家的文本得到全面译介和深入的研究。从柏拉图、黑格尔到罗尔斯、施特劳斯、吉登斯、哈贝马斯、阿伦特，各种流派、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人物的经典著作，均被译介，他们各自理论之间的异同与纷争也得到了精细的梳理、研究与把握。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强势崛起。学者们自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向度以及可能性的建构，围绕事实与价值、理想性与现实性、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关系等，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性质与特征；通过马克思主义与正义的关系的讨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平等观、自由观、公正观、民主观的阐释，现代性、公共性以及公平与效率关系等问题的研究，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回应了政治实践中的重大现实关切。最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在新的语境下被加以理论透视和现代阐释，特别是在与西方哲学思想的比照中日益开显其当代价值。此外，从一般性视角对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和方法论予以澄清和反思，也取得了进展。无论是西方政治哲学的复兴，还是国内政治哲学研究的兴起，背后都能发现鲜明的实践逻辑，以及对现实问题的理论诉求。面对当代实践和世界文明的裂变，政治哲学任重道远。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本身并不是现成的，而是需要被不断建构的。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主题。在这一传统中，人的解放首要的取决于制度革命，制度革命其实包含着价值观的变革。所以，在当代理论和实践背景下讨论人的解放，不能离开对正义、自由、平等、尊严等规范性价值的不断阐明。第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背景下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理论旨趣。这一旨趣不仅需要阐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性质、内涵和体系，更需要关注和探究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中的问题、矛盾与经验，探索人民美好生活的现实可能性，实现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度和广度相对应的理论建构。第三，当代世界范围内人类政治实践中的重大问题需要创新性研究。中国学界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基本框架，综合各种思想资源，真正面对全球治理和人类政治实践中的诸般挑战，对诸如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环境政治、全球正义、国际秩序、世界和平等重大实践问题，做出时代性回答，探究好的世界何以可能。3.认知哲学认知哲学是在关于认知的各种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反思认知本质的哲学学科。哲学史上一直存在着关于认知的思辨传统，但是直到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具有跨学科性质的认知科学的诞生，认知哲学作为哲学的分支学科才真正确立起来，并以认知科学哲学为主要形态，涉及心理学哲学、人工智能哲学、心灵哲学、认知逻辑哲学和认知语言哲学等。它不仅处理认知科学领域内带有哲学性质的问题，包括心理表征、心理计算、意识、行动、感知等，同时也处理认知科学本身的哲学问题，对认知神经科学、语言学、人工智能等研究中的方法、前提、范式进行哲学反思。随着认知诸科学，如计算机科学、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人类学、认知神经科学等学科的发展，认知哲学的研究在西方学界不断推进。从图灵到西蒙、从普特南到福多，从德雷福斯到塞尔等，科学家和哲学家们提出了他们自己各不相同的认知理论，共同推动了认知科学的范式转变。在认知本质问题上，当代认知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先后提出了表征—计算主义、联结主义、“4E+S”认知等多种理论，不仅深化了对认知的哲学理解，也为认知科学发展清理障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国内的认知哲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从与认知相关的具体学科的哲学问题的译介和评述开始，如对心灵哲学中关于认知哲学问题的译介，对人工智能相关哲学问题的评述，对神经科学和脑科学相关哲学问题的研究等，逐步过渡到统一的以认知科学为基础的关于认知本质的深入探讨。21世纪以来，认知哲学成为我国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热点领域，国内学者与国际学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与高度的合作，研究内容也逐渐与国际同步。认知哲学与认知科学的内在关系，以及其学科交叉性，决定了认知哲学依然是一个全新的学科领域，保持着充分的开放性和成长性。在新时代背景下，随着认知诸科学的发展和突破，研究领域中新问题、新现象的不断涌现，认知哲学会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首先，认知哲学对已经拉开序幕的诸多认知科学领域中的重要问题要进行深入探索，包括心智双系统加工理论、知觉—认知—行动模型、自由意志的机制、道德决策、原初意向性的涌现机制等。其次，认知哲学会继续对认知科学本身的哲学前沿问题进行反思和批判，包括心理因果的本质、意识的还原策略、具身性的限度、智能机器伦理、情境要素的作用、实验哲学方法等，以期在认知科学新进展的基础上取得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的突破。最后，认知哲学必然要与其他研究人的活动的学科进行交叉。由于认知在人的活动中的基础性，关于认知本身的认识必然会为与人的活动相关的一切问题研究提供基础。因此，认知哲学不仅本身是在学科交叉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也应该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其他学科相结合，将其研究成果运用于诸学科领域中的相关问题的探讨。在哲学内部，认知哲学也必然会与其他领域哲学相结合，将其研究成果应用到形而上学、知识论、伦理学、美学诸领域。通过这种交叉、运用和结合，不仅相关学科和问题研究会得到推进，同时认知哲学自身也会获得新的发展。4.古典哲学古典哲学，是指东西传统哲学中的典型形态。西方古典哲学通常是指古希腊哲学和建立在古希腊哲学传统之上的中世纪哲学，以及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无论是作为西方哲学源头的古希腊哲学，还是德国古典哲学，西方学界对它的各方面研究都相对比较成熟，十分注重文本和历史传承，讲究以原文为基础，在历史语境中专题化讨论问题。近年来一系列草纸卷轴的发现及文本的重新编译推动着古希腊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学者在更广阔的视野中理解古希腊哲学，或是采用分析的方法加以研究。德国古典哲学既达到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最高峰，亦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20世纪德国现象学，法国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想潮流皆从德国古典哲学中汲取了理论资源。特别是二战之后至今，通过与当代各种哲学思潮的互动、融合，参与当代问题的讨论，德国古典哲学的诸多理论话题、视阈和思想资源得到挖掘和彰显，其自身形象也得到了重塑。如现象学从自我意识、辩证法、社会正义等不同维度推动对古典哲学误解的消除工作，促成了对古典哲学大范围的科学研究、文本研究、问题研究。以法兰克福学派为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从阐释黑格尔总体性，到探究否定辩证法，再到发展黑格尔承认理论，深刻继承并发挥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精神内核。在分析哲学潮流下，诸多学者开始用现代逻辑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文本解读；采用实在论或实用主义进路，讨论德国观念论的现实性或现代性。此外，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也不乏与古代哲学的积极对话。在国内学界，古希腊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由于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密切关系，受到瞩目和重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古典哲学家的著作翻译工作得到了加强，出版了不同形式的全集或选集。研究的领域、主题和视阈得到扩展，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政治哲学，康德的理论哲学、美学与目的论、实践哲学、宗教哲学、人类学，黑格尔的辩证法、法哲学和伦理学的研究等。中国古典哲学，包括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是中国人对宇宙人生、家国天下的普遍性思考，具有自身独特的问题意识、研究方式、理论形态，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世界。在近现代社会转型中，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哲学学术思想得到重新建构，逐渐形成分别基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不同的中国古典哲学研究范式，表现为多元一体的研究态势。其中胡适、冯友兰等借鉴西方哲学传统，确立中国哲学学科范式。以侯外庐、张岱年、任继愈、冯契为代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研究学派。从熊十力、梁漱溟到唐君毅、牟宗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学，力图吸纳、融合、会通西学，实现理论创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典哲学研究者们结合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积极挖掘和深度阐释和谐理念、大同理想、生态意识、道德修养等中华优秀传统思想资源及其当代价值，并在推动儒学、国学文化热潮中，努力参与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的建设。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现代化进程进入崭新阶段，面对变化着的世界中的矛盾和冲突，中国古典哲学研究无疑具有新的语境，有着新的使命。一方面，要彰显中国古典哲学自身的主体性。扬弃简单移植西方哲学基本问题预设与义理体系的研究范式，对中国古典哲学自身基本问题与义理体系进行反思性探索和总体性自觉建构，从而理解中国古典哲学的本真，挖掘和阐发其优秀传统，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另一方面，要回到当代生活世界，推动中国古典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当代人类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为切入点，回溯和重释中国古典哲学，通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古典和当代）哲学的深入对话，实现理论视阈的交融、理论内容的创新，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从而激活中国古典哲学的生命力，实现其内源性发展。价值哲学、政治哲学、认知哲学、古典哲学，虽然是四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与方向，然而它们又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交融。政治哲学所讨论的核心问题，包括政治价值、政治制度的准则、政治理想，都属于价值问题，因而价值哲学无疑为政治哲学提供了相应的理论基础。认知哲学属于交叉学科，着力研究认知的本质。无论是价值活动，还是政治活动，都不能离开认知，因而价值哲学和政治哲学并不能离开认知哲学，反之亦然。古典哲学作为一种传统，是不可能也不应该为思想研究所割裂的。无论是当代问题的解答，还是新的哲学思潮和流派的发展，往往都需要通过向古典哲学的回溯而获得思想资源和理论生长点，古典哲学也通过与新的哲学领域和方向的结合获得新的生命力。总之，为时代和实践所凸显的价值哲学、政治哲学、认知哲学、古典哲学，正是在相互联系、相互交融中，回应变化着的世界，解答时代课题，从而实现哲学的当代发展。（作者：吴向东，系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学院教授）

从哲学领域渗透到时装设计，层次感是一种很突破的设计手法，既泼洒出独属于时尚的活泼与生机，表达当代女性独立知性的魅力，展现了毫不费力的时髦姿态，潇洒又无畏，碰撞出创意与灵感的火花整体造型显得轻熟许多不仅显瘦还凸显身材，彰显女性自信魅力的混合设计，更显青春朝气，浮华的衬摆显示出强大气场，若如爱与重生，大胆又纯粹，使用大量运动元素与品牌经典格纹融合，打造酷而有趣的混搭造型，又有些许的御姐气场，搭配休闲配饰时髦又休闲很适合现在的季节，通过丰富的工艺手法，搭配复古风格鞋子，这种穿搭美得随性又帅气，完美营造出了法式小清新的气质，大胆的条纹、生动的涡纹和柔美的印花相互映衬，产生出独具特色的效果，给人一种既浓郁又沉稳的感觉使用单一色调打造全身造型，将对比色块嵌入到条纹和几何图案中，也给纷扰都市中的现代女性，带来心灵上美的感受，将现代女性知性又有趣的灵魂娓娓道来，灵感来源于繁忙的现代纽约女性，复古跟当前流行的融合也是亮点之一，摩登中性而百搭风格时尚也非常的实穿很适合现在的季节，通过丰富的工艺手法，简约的色系和所有服饰都很般配，这样的搭配真实既时髦又有气质，针织以镂空方式展现，若隐若现的肌肤展现出柔和的一面，用独特的面料语言标志性对比色是对生活的赞美和奖励，简约的色系和所有服饰都很般配，让你拥有又瘦又高挑的曲线，通过极简主义的休闲风格廓形，展现出轻松时髦的现代感，野性而不失精致，霸气却不至张扬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哲学学院教授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当前，世界的变化更加深刻，时代的挑战更加多元。新冠肺炎疫情无疑正在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交往方式，甚至引发了个别国家地区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泛起，但这非但不能作为否定经济全球化现实的依据，反而证明了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发展使得各个国家、民族、个人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造就经济全球化的现代性，以资本和理性为核心，在创造和取得巨大物质财富与精神成就的同时，日益显露着其内在矛盾、冲突及困境，这种矛盾、冲突和困境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中进一步放大。同时，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了深刻的人类学改变。它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而且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世界历史大背景下展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变化着的世界与时代，以问题、文本、实践的方式召唤着当代哲学家们，去理解这种深刻的变化，回应其内在的挑战，反思人的本性，塑造美好生活理念。为此，价值哲学、政治哲学、认知哲学、古典哲学，作为四个当代重要的领域哲学，被时代和实践凸显出来。1.价值哲学价值哲学，是研究价值问题的哲学分支学科，它探究价值的本质和基础，讨论评价的标准和合理性，反思价值观的冲突与选择。如果哲学是对生活方式的探索，那么价值哲学就是它的核心。尽管哲学史上一直有着强大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传统，但直到19世纪中后期，自德国学者洛采、尼采开始，价值哲学才因为价值和意义的现实问题所需作为一门学科兴起。经过新康德主义的张扬，现当代西方哲学的重大转向都在一定程度上蕴含着价值哲学的旨趣。20世纪上半叶，价值哲学在西方达到一个高峰，并逐渐形成先验主义、经验主义、心灵主义、语言分析等研究路向。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价值理论的研究重心从价值的元问题转向具体的道德和政治规范问题，其理论直接与公共的政治生活和个人的伦理生活相融合。中国价值哲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缘于改革开放实践的内在需要，并由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直接引发。40多年来，价值哲学经历了从分析价值概念到探究评价理论，再到聚焦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发展历程，贯穿其中的是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统一。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我们首先通过内涵价值的科学真理观解决对与错的问题，其次通过“三个有利于”评价标准解决好与坏的问题，最后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解决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问题。同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相互交融促进，以及与国际价值哲学的交流和对话，也是价值哲学研究发展历程中的显著特点。中国价值哲学在价值本质、评价的合理性、价值观的结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与逻辑等一系列问题上形成了广泛学术争论，取得了诸多的理论进展。就其核心而言，主要成就可归结为实践论基础上的主体性研究范式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建构这两个方面。价值哲学所取得的成就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特征和阶段性特点。随着世界历史的充分展开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无论是回应当代中国社会和人类发展的新矛盾与重大价值问题，还是回应价值哲学内部的广泛争论形成的理论空间，都预示着价值哲学未来的发展趋向。第一，完善实践论基础上的主体性研究范式，实现价值基础理论的突破。实践论基础上的主体性范式具有解释性优势，同时也需要通过对人和实践(行动)在具体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中的互构关系的进一步解释，从而更好地说明人的内在价值、主体间的价值关系、价值的超越性维度等，并突破传统独断论的价值思维方式，为当代诸价值问题的探究提供坚实基础。第二，反思现代性的价值困境，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和后疫情时代的价值分裂，深入探究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中国价值。现代性的种种危机早已显露着以资本和个人原则为圭臬的现代价值的历史边界和困窘，疫情则像一面多棱镜，将不同个体、群体、国家、文化传统之间的价值分歧与撕裂充分折射呈现出来，并进一步强化了现实世界的脆弱性。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什么样的价值理想、原则、规范是合理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何以可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全新探索，需要我们深度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核心价值理性、价值思维和价值原则。第三，对当代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应用进行价值反思和价值立法。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深度介入人类生活，改变着世界，也创造了一个需要从价值文化视角去重新审视和制定法则的领域与空间。我们需要认真反思现代技术及其应用带来的诸般价值难题，通过积极的价值立法以避免机器控制世界的技术冒险。2.政治哲学政治哲学是在哲学层面上对人类政治生活的探究，具有规范性和实践性。其核心主题包括政治制度的根本准则或理想标准，财产、权力、权利与自由如何分配等。尽管东西方都具有丰富的政治哲学传统，但20世纪70年代以降，随着罗尔斯《正义论》发表才带来了规范性政治哲学在西方的复兴，形成了错综复杂、蔚为大观的政治哲学思想景观。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生态主义以及当代左派等各种思潮则层出不穷，凸显了多元文化政治哲学。国内政治哲学的研究，随着改革开放而起步，21世纪以来开始兴盛，逐渐成为热点，经历了从译介、述评到理论主体自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首先，西方政治哲学家的文本得到全面译介和深入的研究。从柏拉图、黑格尔到罗尔斯、施特劳斯、吉登斯、哈贝马斯、阿伦特，各种流派、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人物的经典著作，均被译介，他们各自理论之间的异同与纷争也得到了精细的梳理、研究与把握。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强势崛起。学者们自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向度以及可能性的建构，围绕事实与价值、理想性与现实性、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关系等，探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性质与特征；通过马克思主义与正义的关系的讨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平等观、自由观、公正观、民主观的阐释，现代性、公共性以及公平与效率关系等问题的研究，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回应了政治实践中的重大现实关切。最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在新的语境下被加以理论透视和现代阐释，特别是在与西方哲学思想的比照中日益开显其当代价值。此外，从一般性视角对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和方法论予以澄清和反思，也取得了进展。无论是西方政治哲学的复兴，还是国内政治哲学研究的兴起，背后都能发现鲜明的实践逻辑，以及对现实问题的理论诉求。面对当代实践和世界文明的裂变，政治哲学任重道远。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本身并不是现成的，而是需要被不断建构的。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主题。在这一传统中，人的解放首要的取决于制度革命，制度革命其实包含着价值观的变革。所以，在当代理论和实践背景下讨论人的解放，不能离开对正义、自由、平等、尊严等规范性价值的不断阐明。第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背景下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理论旨趣。这一旨趣不仅需要阐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性质、内涵和体系，更需要关注和探究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中的问题、矛盾与经验，探索人民美好生活的现实可能性，实现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度和广度相对应的理论建构。第三，当代世界范围内人类政治实践中的重大问题需要创新性研究。中国学界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基本框架，综合各种思想资源，真正面对全球治理和人类政治实践中的诸般挑战，对诸如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环境政治、全球正义、国际秩序、世界和平等重大实践问题，做出时代性回答，探究好的世界何以可能。3.认知哲学认知哲学是在关于认知的各种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反思认知本质的哲学学科。哲学史上一直存在着关于认知的思辨传统，但是直到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具有跨学科性质的认知科学的诞生，认知哲学作为哲学的分支学科才真正确立起来，并以认知科学哲学为主要形态，涉及心理学哲学、人工智能哲学、心灵哲学、认知逻辑哲学和认知语言哲学等。它不仅处理认知科学领域内带有哲学性质的问题，包括心理表征、心理计算、意识、行动、感知等，同时也处理认知科学本身的哲学问题，对认知神经科学、语言学、人工智能等研究中的方法、前提、范式进行哲学反思。随着认知诸科学，如计算机科学、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人类学、认知神经科学等学科的发展，认知哲学的研究在西方学界不断推进。从图灵到西蒙、从普特南到福多，从德雷福斯到塞尔等，科学家和哲学家们提出了他们自己各不相同的认知理论，共同推动了认知科学的范式转变。在认知本质问题上，当代认知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先后提出了表征—计算主义、联结主义、“4E S”认知等多种理论，不仅深化了对认知的哲学理解，也为认知科学发展清理障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国内的认知哲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从与认知相关的具体学科的哲学问题的译介和评述开始，如对心灵哲学中关于认知哲学问题的译介，对人工智能相关哲学问题的评述，对神经科学和脑科学相关哲学问题的研究等，逐步过渡到统一的以认知科学为基础的关于认知本质的深入探讨。21世纪以来，认知哲学成为我国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热点领域，国内学者与国际学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与高度的合作，研究内容也逐渐与国际同步。认知哲学与认知科学的内在关系，以及其学科交叉性，决定了认知哲学依然是一个全新的学科领域，保持着充分的开放性和成长性。在新时代背景下，随着认知诸科学的发展和突破，研究领域中新问题、新现象的不断涌现，认知哲学会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首先，认知哲学对已经拉开序幕的诸多认知科学领域中的重要问题要进行深入探索，包括心智双系统加工理论、知觉—认知—行动模型、自由意志的机制、道德决策、原初意向性的涌现机制等。其次，认知哲学会继续对认知科学本身的哲学前沿问题进行反思和批判，包括心理因果的本质、意识的还原策略、具身性的限度、智能机器伦理、情境要素的作用、实验哲学方法等，以期在认知科学新进展的基础上取得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的突破。最后，认知哲学必然要与其他研究人的活动的学科进行交叉。由于认知在人的活动中的基础性，关于认知本身的认识必然会为与人的活动相关的一切问题研究提供基础。因此，认知哲学不仅本身是在学科交叉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也应该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其他学科相结合，将其研究成果运用于诸学科领域中的相关问题的探讨。在哲学内部，认知哲学也必然会与其他领域哲学相结合，将其研究成果应用到形而上学、知识论、伦理学、美学诸领域。通过这种交叉、运用和结合，不仅相关学科和问题研究会得到推进，同时认知哲学自身也会获得新的发展。4.古典哲学古典哲学，是指东西传统哲学中的典型形态。西方古典哲学通常是指古希腊哲学和建立在古希腊哲学传统之上的中世纪哲学，以及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无论是作为西方哲学源头的古希腊哲学，还是德国古典哲学，西方学界对它的各方面研究都相对比较成熟，十分注重文本和历史传承，讲究以原文为基础，在历史语境中专题化讨论问题。近年来一系列草纸卷轴的发现及文本的重新编译推动着古希腊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学者在更广阔的视野中理解古希腊哲学，或是采用分析的方法加以研究。德国古典哲学既达到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最高峰，亦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20世纪德国现象学，法国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思想潮流皆从德国古典哲学中汲取了理论资源。特别是二战之后至今，通过与当代各种哲学思潮的互动、融合，参与当代问题的讨论，德国古典哲学的诸多理论话题、视阈和思想资源得到挖掘和彰显，其自身形象也得到了重塑。如现象学从自我意识、辩证法、社会正义等不同维度推动对古典哲学误解的消除工作，促成了对古典哲学大范围的科学研究、文本研究、问题研究。以法兰克福学派为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从阐释黑格尔总体性，到探究否定辩证法，再到发展黑格尔承认理论，深刻继承并发挥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精神内核。在分析哲学潮流下，诸多学者开始用现代逻辑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文本解读；采用实在论或实用主义进路，讨论德国观念论的现实性或现代性。此外，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也不乏与古代哲学的积极对话。在国内学界，古希腊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由于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密切关系，受到瞩目和重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古典哲学家的著作翻译工作得到了加强，出版了不同形式的全集或选集。研究的领域、主题和视阈得到扩展，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政治哲学，康德的理论哲学、美学与目的论、实践哲学、宗教哲学、人类学，黑格尔的辩证法、法哲学和伦理学的研究等。中国古典哲学，包括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是中国人对宇宙人生、家国天下的普遍性思考，具有自身独特的问题意识、研究方式、理论形态，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世界。在近现代社会转型中，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哲学学术思想得到重新建构，逐渐形成分别基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不同的中国古典哲学研究范式，表现为多元一体的研究态势。其中胡适、冯友兰等借鉴西方哲学传统，确立中国哲学学科范式。以侯外庐、张岱年、任继愈、冯契为代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研究学派。从熊十力、梁漱溟到唐君毅、牟宗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学，力图吸纳、融合、会通西学，实现理论创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典哲学研究者们结合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积极挖掘和深度阐释和谐理念、大同理想、生态意识、道德修养等中华优秀传统思想资源及其当代价值，并在推动儒学、国学文化热潮中，努力参与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的建设。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现代化进程进入崭新阶段，面对变化着的世界中的矛盾和冲突，中国古典哲学研究无疑具有新的语境，有着新的使命。一方面，要彰显中国古典哲学自身的主体性。扬弃简单移植西方哲学基本问题预设与义理体系的研究范式，对中国古典哲学自身基本问题与义理体系进行反思性探索和总体性自觉建构，从而理解中国古典哲学的本真，挖掘和阐发其优秀传统，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另一方面，要回到当代生活世界，推动中国古典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当代人类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为切入点，回溯和重释中国古典哲学，通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古典和当代)哲学的深入对话，实现理论视阈的交融、理论内容的创新，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从而激活中国古典哲学的生命力，实现其内源性发展。价值哲学、政治哲学、认知哲学、古典哲学，虽然是四个相对独立的领域与方向，然而它们又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交融。政治哲学所讨论的核心问题，包括政治价值、政治制度的准则、政治理想，都属于价值问题，因而价值哲学无疑为政治哲学提供了相应的理论基础。认知哲学属于交叉学科，着力研究认知的本质。无论是价值活动，还是政治活动，都不能离开认知，因而价值哲学和政治哲学并不能离开认知哲学，反之亦然。古典哲学作为一种传统，是不可能也不应该为思想研究所割裂的。无论是当代问题的解答，还是新的哲学思潮和流派的发展，往往都需要通过向古典哲学的回溯而获得思想资源和理论生长点，古典哲学也通过与新的哲学领域和方向的结合获得新的生命力。总之，为时代和实践所凸显的价值哲学、政治哲学、认知哲学、古典哲学，正是在相互联系、相互交融中，回应变化着的世界，解答时代课题，从而实现哲学的当代发展。

提到冯契，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他是中国近代杰出的哲学。而我们今天就聊一聊这位人物的故事。我们首先看一下冯契的作品。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依照哲学史就是认识史的基本观点写成的一部中国哲学史，无论是在哲学史观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独特性方面，冯契都有极为独到的理解。在该书的绪论部分，冯契就哲学史给出了自己的定义：“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主要围绕着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而展开的认识的辩证运动。”这一定义首先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唯物史观的普遍原理出发，说明社会实践是哲学的源泉。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社会实践不但包括政治思想斗争，而且也包括科学反对迷信的斗争。二者是推动哲学前进的两条腿。首先，这破除了以往泛政治化的哲学史观。其次，对哲学与科学之间关系的发掘也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领域，是冯契哲学史的一个重要特色。其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根本问题的前提下，注意考察这根本问题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表现，避免了教条主义和简单化处理的弊病。在研究方法上，冯契首先强调将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相结合，认为哲学史体现了认识的矛盾运动，人类认识的发展表现为近似于螺旋结构上升的曲线。同时，他还强调运用科学的比较法研究哲学史，以之来把握中国哲学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这也是冯契哲学史的重要特点之一。《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进程》另一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冯契对哲学之普遍性与中国哲学之特殊性的思考。基于哲学史作为人类认识史的精华的理解，冯契着力批评了当时流行的一种看法，即认为中国哲学较多地讲道德实践和修养，而较少讲知识，因而中国哲学中的认识论并不占重要地位。如果接受这一观点的话，那么必然的结论就是，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中根本就不占有重要地位，那么中国哲学自身的定位或者说合法性问题就存在很大的疑问了。冯契解决此一疑难的关键就在于重新界定“认识论”，破除欧洲近代以来长期流行的“狭义认识论”的看法，发掘认识论问题的多样性。将哲学史上提出过的认识论问题概括为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理论思维能否达到科学真理？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首先是世界同一原理、宇宙发展法则)？人能否获得自由或者说自由人格或理想人格如何培养？依照冯契的理解，孔子、墨子就已经开始讨论前两个问题，而庄子更是对这两个问题提出了种种责难，所以说中国哲学不关心认识论问题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后两个问题分别发端于先秦的“名实”之辩和“天人”之辩，中国哲学更多思考的就是这两个问题，而这也正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所在。冯契这种广义认识论的观点是十分深刻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哲学之普遍性的强调仍然是对中国哲学进行理论定位的重要前提，这必然要求在哲学史的研究中着力发掘其中“认识论”的因素。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使得这一点具有前提性的地位。但是冯契并没有以教条主义的模式简单化地处理中国哲学中的具体内容，相反在扩大认识论的范围以安立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的同时，极力强调中国哲学自身的特殊性，较之于此前的中国哲学史写作范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突破。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哲学研究摆脱外在的衡定标准回归自身的必经阶段，其实这也是80年代中国哲学史写作的一般模式。当然就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仍然可以质疑这范式的有效性，因为它所使用的核心观念和方法都是从西方思想话语系统中移植过来的，但是其所预示的方向则为中国哲学返回自身以及中国哲学研究走上学术化的道路起到了重要的指引性的作用。而对于这件事情，你又有着怎样的看法呢？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思想面前，众生平等！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只要是个正常人，我们思想的起点是一样的！没有终点！富人虽富，也一定会受到金钱的限制，金钱是什么？是欲望！是你的欲望吗？是这众生的欲望！赚钱就是借众生欲望之力来实现你的欲望！但是这是有一个限度的，你能做到的就是稍微影响欲望走向，实现自己的目的。但是欲望到了一定程度，你的影响就会犹如大江里的一瓢水，微不足道！众生欲望的走向由众生自己决定！欲望就是想法，想要吃，想要玩，想要做什么事，别人的想法对于你来说就是干扰，一分钱一分欲望一个想法，拥有钱，你就必然会想其作用，这就是干扰！引导你去想那些别人要你想的事。所以富人都会在思想上受到极大的限制，但是他想要做什么事会轻松很多，毕竟欲望就是力量！穷人因为穷，所以没人关注，思想的阻力只来自于家人朋友，思想自由程度高，没有别人的思想引导，甚至可能走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路！但是随着想的东西越多，可能性就渐渐减少，但是只要在青春期有所觉悟，有点运气，就可以再次选择前路，也就是一次后悔的机会！一生仅此一次，因为成年之后是没有自由的，路必须在成年之前决定，后面决定的路都是世界要你决定的，因为那时候你没有选择的权利！穷人想要做什么很难，但是在思想上是阻力极少的！富人是欲望旁身的人，至始至终在思想上都没有那么多可能性选择！温柔乡，英雄冢！推理得出：温柔乡，无英雄！话不可以说得那么绝，例外总是存在在，也许富人对钱不感兴趣，开始追求境界，钱只要不用就没有影响，穷人开始因为穷，所以想要富，舍弃自身优势，开始追求富，潜力全部舍弃换取金钱。富人喜欢穷人的东西，穷人喜欢富人的东西，因为得不到，所以才追求。思想面前，众生平等！这就是世界上唯一最公平的事！平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大脑只赐予我们一个功能，就是认知！其它的全部都是衍生概念！包括欲望和情绪都是出生之后衍生的概念！天生的只有认知！并且唯一！因为认知包括欲望和情绪，而且后面的所有人类行为都必然在这个功能之内！并且全部都是副产品！科学也好，神学也罢，哪怕是玄学和幻想，全部都是副产品！所以我们只要明白自己是如何认知的，就不会再迷失自我，思想就可以清晰定位，明白起点在哪，做到了何种程度，极限在哪，不会骄傲自满，也不会自卑放弃。那么为何我们现在却做不到？身在白中不知白，身在黑里只知黑。我们过于相信自己！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到的就只有世界而已，看不到自己，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因为我们就是理解本身，可以理解万物，理解世界，理解别人，但是无法理解“理解”！认知即是理解，认知必须要通过五感！才能发生理解！也就是说身为理解的我们，完美地避开了自己的理解，因为我们一开始就在内部！不通过五感，无法完成信息转化，也就无法发生理解！就像垂直于视线的光，虽然就在眼前经过，不通过眼睛的信息转化，就不知道眼前有光，就无法发生理解！因为我们在大脑内部，完美躲开了理解概念的发生，所以我们不可能理解自己！因为不能反驳自己，所以所有自己的想法都无法从内部反驳，只有当别人反驳时才会意识到自己的想法错误！本来这是一个可能性上就没有可能的事！但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无法理解自己，那么就不要站在自己的角度！科学就不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科学也绝对不能用人类视角！而是站在我们可以理解的极限，变化的角度去看待世界！所以脑的研究让我们站在物质的角度，理解自己！终于在可能性有了可能！可能性就是在逻辑上可能发生的事，而不是宇宙被允许发生的事，因为逻辑上可能就代表我们可以做到，宇宙的可能和我们没有关系，身为宇宙尘埃还想影响什么？我们可以知道大脑的运作，直接把自己的思想当成某种物质规律去研究。不在山上就可以看清楚山的形状！我们可以知道自己是怎么思考的，可以知道别人是怎么思考的，可以知道人类的研究是怎么来的，知道科学的终点在哪里，知道人类可以知道的极限在哪里，然后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进行全面大脑解析和人类社会结构所有领域的全面解析！虽然基本物理法则不可能改变，假如人类是一种物质，是一种不稳定的物质，那么解析大脑之后就可以改变本质，让人类的运转就像原子一样稳定，错误必不可少，外层电子必然会流失，但是无论如何都影响不到核心！这就是思想的科学，是人类的本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