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内容提要从哲学层面深化制度理论研究，需要从历史观、系统观、价值观、实践观等方面，把制度发展看作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将制度看作包含多个要素和层次的系统，用制度价值理念引领制度建设，将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深刻精准地理解制度、阐释制度，坚定制度自信，推动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制度建设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制度建设实践的深入，呼唤和推动着制度理论研究的深化。深化制度理论研究，需要增强哲学自觉，从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对制度之所以为制度、制度何以要发展、制度如何不断完善发展等问题作出回答，从而为制度建设提供哲学支撑。制度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把经济社会发展看作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制度发展同样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是在历史传承、文化赓续、社会进步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统一的成果”。这一重要论述，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自觉。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制度选择并不是主观的想当然，而是基于既定历史条件的必然要求。我们反对在制度借鉴上囫囵吞枣、邯郸学步，强调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制度上的“飞来峰”，讲的也是这个道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一个国家处于什么样的经济社会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形态。换句话讲，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制度也应发展到什么程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其“三步走”的时间表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相一致。当然，强调经济社会状态是决定制度形态的深层次原因，并不意味着作为主体的人对制度的演化与发展毫无影响。人们在认识、把握并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把价值诉求、理想目标、立场观点方法等体现在制度安排与运行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分汲取我国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把制度建设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与运用之上，建立在对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清醒认识之上，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鲜活实践之上。这样的制度，彰显历史必然性与主观能动性的有机统一，体现出制度演化与制度设计的相得益彰。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不仅要适应现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且要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这要求制度建设既不能超越现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一味追求高级制度模式与制度形态；又不能固步自封，一味迁就现有生产力系统中落后的部分，阻滞先进制度的发展步伐。制度是包含多个要素和层次的系统人类社会制度发展历程表明，不能把制度机械地理解为条文和规则的集成与组合。从内容和形态上看，制度是一个系统，制度的内涵是一个系统，外延同样是一个系统。把制度视为系统，研究制度结构，有助于避免把制度仅仅作为一些规则的组合进而导致对制度认识的偏差，也有助于避免由于这种偏差而在制度解释方面出现缺陷。从内涵上说，制度是包括规则、对象、理念、载体等要素的系统。其中，规则是制度的具体内容，即通常意义上的制度。对象是指制度所覆盖的范围和所指向的目标，如政治制度的对象是政治领域的各种关系，经济制度的对象是经济领域的各种关系，等等。理念是制度规则所体现的价值判断与目标定位，不同理念引导下的制度会体现出不同性质。载体是制度的形式，有什么样的载体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形式。以法律为载体，制度就表现为法律；以规章为载体，制度就表现为规章。从理论上讲，完整的制度系统是具有自我实现能力的，至少是具有自我实现可能性的。反之，如果制度指向对象不明确、没有制度价值引领，缺失制度实现的手段与途径，制度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制度外延如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军事制度、政党制度等，是社会大系统的制度体现。不同制度在制度系统中是有各自定位的，也是分层次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和各领域具体制度，构成现实社会中制度的基本形态。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不同层次、不同定位的制度，其功能和运行机理不同。根本制度是指那些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内容和根本性特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规定性的制度，是立国的根本。基本制度是指那些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框定国家基本形态、规范国家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制度。重要制度是指那些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派生的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的主体性制度。一个社会的制度创新，主要是对根本制度以下的制度体制进行创新，以利于更好实现根本制度。制度具有特定的价值指向制度价值是制度的灵魂，体现制度追求。制度非中性的特点，决定了任何制度都有其优势策略与偏好群体，同一制度作用于不同群体、不同行为模式、不同社会阶段会产生不同甚至大相径庭的结果。习近平同志指出，“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外，没有任何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创造出我国取得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样的奇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好，为什么具有诸多显著优势，能创造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一制度具有鲜明的价值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这样的制度安排能够让最大多数人掌握这一制度、运用这一制度，更好保障自身权利、履行自身义务，从而不断推动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振奋全民族的精气神，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激发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让我国各民族“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化作民族复兴的正能量，让中华民族更好地传承发展5000多年的悠久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追求，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所回应的是如何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这个共同期待，所体现的是如何让制度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更加有效推动生产力发展这个一般性规律。这不仅对中国社会有意义、有价值，而且可以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马克思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制度建设同样如此。制度在理论上行得通固然重要，在实践中行得通更为关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些制度生长于我国社会发展实践，既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被我国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证明是有效管用的制度。习近平同志指出，“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建立起好制度，还要考虑如何将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问题。这就需要在培育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提高制度执行力等方面下功夫。制度哲学把意识因素引入制度，并将其作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制度运行及其发展规律的清醒认知。没有相应的制度意识及社会氛围，没有人们的接受、认同、遵循，制度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出现“制度空转”的现象。相反，如果人们对制度深刻认同，对制度价值形成广泛共识，执行制度就既不会“过”也不会“不及”。强化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要正确处理制度、人、社会的关系，充分认识制度及其功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在实践中，不能超越制度为自己谋求制度之外的“超额”利益，不能合乎自己利益的制度就遵守、不合乎自己利益的制度就不遵守。从某种意义上讲，制度执行力是制度实践的“最后一公里”。继续将“中国之制”转化为“中国之治”，不仅要把好制度坚持好、巩固好，还要在不断完善和发展中把好制度运用好、执行好，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这是当代中国制度建设的重大现实课题。(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人民日报 》( 2020年02月24日 09 版)

今日读了下西方哲学史，发现西方的中世纪哲学很有意思，如何有意思呢？一起跟随哲学诗画详细了解下。一，经院哲学西方进入中世纪以后，奴隶制已经走到了尽头，而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精神信仰的需要使得基督教很快开始传播、扩散，并且很快在罗马帝国站稳了脚跟。至此，西方的封建社会开始形成，而基督教理所当然的成了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心。有人说，中世纪的历史就是基督教的历史，这话没毛病。更有人说，欧洲的中世纪是个黑暗时代，是一个对基督和教会无比忠诚的无理性时代，因为它排除了哲学和科学的发展之可能，让人们只靠信仰而活着。无论科学还是哲学都只是宗教的奴仆而已。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了经院哲学。二，两个时期尽管宗教占据着绝对的核心地位，但是哲学依然在发展。我们称之为中世纪哲学，它分为两个时期：一个是神学时期；一个是自然科学和神学交相辉映的时期。中世纪哲学的发展历程——宗教——唯心论（即经院哲学）——唯物论，摒弃了古希腊时期的很多哲学和科学精华，把人们一切认识和信仰的基础都建立在对上帝的信仰之上。因此科学是不被重视的，思辨理性也没有任何立足之地。三，天国的思想在漫长的中世纪，人们热衷于追求幻想中的幸福世界，即对天国的渴望。这个宗教观念支配着人们的意识和一切生活，在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的带动下，人们信仰神是超越人类的，具有绝对的权威和彼岸性。最高的权力集中在教会手里，然后是僧侣，封建王侯和贵族，处于底层的是普通民众。在这个时期，成就古希腊哲学伟大成就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彻底失去了踪影，整个欧洲几乎没人再议。四，代表人物1，奥古斯丁经院哲学或中世界神学的代表人物是圣·奥古斯丁（公元354—430年），古罗马帝国时期天主教思想家，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教父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在罗马天主教系统，他被封为圣人和圣师，并且是奥斯定会的发起人。对于新教教会，特别是加尔文主义，他的理论是宗教改革的救赎和恩典思想的源头。著有《忏悔录》、《论三位一体》、《上帝之城》、《论自由意志》、《论美与适合》等。奥古斯丁认为一切美源自天主。美是分等级的，最高的、绝对的美是上帝，其次是道德美，形体美是低级的、相对的美。低级有限的形体美本身并无独立价值，只是通向无限的绝对美的阶梯。美体现为整一、和谐，而整一与和谐是上帝按照数学原则创造出来的，因而美的基本要素是数。对于美和丑，他主张美是绝对的，丑是相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学家所理解的神与基督教的上帝之间的一个显著差别，就在于前者是一个赋形于质的工匠，后者则是一个“无中生有”的创世者。上帝创世既不需要材料，也不需要工具，甚至连时间和空间也不存在，他仅凭语言就足以产生出整个世界。在早期基督教神学中，人性论构成了上帝论和基督论之外的第三个重要领域，而基督教人性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原罪”与“救赎”。奥古斯丁认为只有善才是本质和实体，它的根源就是上帝，而罪恶只不过是“善的缺乏”或“本体的缺乏”。上帝作为至善，是一切善的根源，上帝并没有在世间和人身上创造罪恶。罪恶的原因在于人滥用了上帝赋予人的自由意志（亚当与夏娃偷吃禁果），自愿地背离了善之本体（上帝）。人的自由意志遭到了贬抑，人的邪恶本性使他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而向善，只有上帝的恩典才能使人重新获得善良意志，并最终得到拯救。奥古斯丁认为，自从人类祖先亚当、夏娃因犯罪而被贬人间之后，现实世界就被划分为两座城：“一座城由按照肉体生活的人组成，另一座城由按照灵性生活的人组成。”后者是“上帝之城”，它是上帝的“选民”即预定得救的基督徒的社会，这是一座永恒之城，在现世中代表着它的就是教会；前者是“尘世之城”，它是撒旦的领域，是肉体淫乱的所在，在现世中表现为异教徒的生活态度。只有神能恢复人自由意志的自由，就是更新及重生；而这正是神恩惠的工作。惟有人的意志得到释放，人才会渴望与神结合。在宇宙观方面，奥古斯丁认为宇宙是一个有序和谐的阶层世界，一切都源发于“太一”，一切又都回归到“太一”，对奥古斯丁来说，这太一就是上帝。人也在这个宇宙的存在链条之中。世界既然是有序的，一切顺从秩序的就是善的，一切违背世界秩序的就是恶的。在时间认识方面，他认为人的时间是主观的。时间只有当它正在经过时才可以衡量。一切时间都是现在，就是这三种时间：过去事物的现在，即回忆；现在事物的现在，即当前；未来事物的现在，即期望。因为实在存在的既非过去也非未来，现在的一瞬间就是时间。上帝（即神）创造了一切。在上帝创造一切以前，一切都不存在，包括时间。而对上帝来说，他是独立于时间以外的绝对存在。无论是过去、现在、将来，对上帝来说都是现在。他把哲学与基督教很好的融合到了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哲学也是一种宗教的内在经验的自证。他说：想认识神和灵魂，不用往外走，你回到自己本身里。人的内部，才是真理的家乡。在经院哲学上，奥古斯丁的影响最大，论述最多。2，安瑟姆安瑟姆的历史资料不是很多，能留传下来的就是他认为信仰先于认识的观点，他说为知识而信仰，但是信仰是在先的，是一切知识的前提。据说他曾经用本体论去证明神的存在，有人还把成为经院哲学之父。但随后出现的经院哲学家亚伯拉杜却认为，人的知识是先于信仰的，只有先知然后才信，如果什么都不知道，如何去信仰呢？他考察后指出：普遍存在于个别中，各个事物的形象已作为概念存在于神的精神中，人类只有在被以他们为模范或范本而创造出来的诸多事物中，才能用自己的信仰和悟性去认识世界。3，托马斯·阿奎那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是公认的大哲学家同时也是神学家的托马斯·阿奎那（公元1225年—1274年），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哲学家、神学家。他把理性引进神学，用 “自然法则”来论证“君权神圣”说，是自然神学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也是托马斯哲学学派的创立者。死后被封为天使圣师或全能博士。即便是现在，天主教教会也认为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因此，一直被基督教会奉为圣人，给予“神学界之王”的称号。代表作为《神学大全》。阿奎那认为，天主所给予人类的启示可以分为两种：一般启示和特别启示。一般启示可以透过观察天主创造的自然秩序而获得，例如通过观察和思考认识到天主的存在。虽然人可以透过对一般启示的逻辑思考认识到天主的存在、以及一些与天主有关的事物，但有一些其他知识必须是要透过特别启示才能得知。在他看来，耶稣基督显示了天主的存在便是特别启示之一。而许多基督教的重要神学基础，例如三位一体的概念，也都需要透过教会和经籍的传播才能得知，而不能只透过逻辑思考或理性获得。他强调说，在本质上，一般的启示和特别的启示其实是可以互相补充的，而不是互相对立的。阿奎那的伦理学基于他所谓的“行为的第一原则”，在《神学大全》中，他将审慎、节制、正义、以及坚忍列为人类的四大美德。这四大美德都是自然的、与生俱来的，而且它们之间是互相连结的。不过，神学上的三大美德（即信仰、希望和慈善）是超自然的，而且他们的目标与其他美德不同：天主神学美德的目标是天主本身，天主是所有事物的尽头，超越了我们的理性所能取得的知识。在另一方面，普通的智慧和道德的目标则可以为人类理性所理解。而神学美德要靠我们对上帝的信仰才能获得。除此之外，阿奎纳将法则分为四大项：永恒的、自然的、人类的和神授的。永恒法是天主治理所有生物的根据，自然法是人类在永恒法则中的“参与”部分、并且可以透过理性得知。自然法也是基于他的“行为的第一原则”。人类的生存和繁殖的欲望是人类价值观的基础，所有人类的其他价值观都由此衍生。人类法则属于实际法，只能套用至人类。而自然法则可以套用至政府和社会上。神授法则是天主透过圣经典籍和对神的学习给予的启示。阿奎纳否认人类对于动物负有任何慈善的责任，因为动物并不属于人类，否则以它们为食也是非法的了。不过他指出这并不表示我们有权利虐待它们，因为“残忍的习惯可能会影响我们对待其他人类的方式”。在知识论方面，阿奎纳相信“任何能使人类认清真理的智慧都是由天主所先行赋予的”。不过，他也认为人类天生便有能力在没有天主启示的帮助下了解到许多知识，尤其是与信仰有关的事物。因为人有思想和灵魂，具有精神和意志。对于天主的存在问题，他认为天主的存在并非可以不证自明，但却也不是无法证明。证明天主的最好方法，是先排除那些不可能是天主的东西，为此，他提出了五个天主可能拥有的属性：——天主是简单的，并没有各种组成的部位，例如身体或灵魂、或者物质和形式。——天主是完美的、毫无破绽的。亦即，天主与其它事物的差异便在于完美无瑕这个特征。——天主是无限的。亦即，天主并没有如其它事物一般有着实体上的、智能上的、或情绪上的限制。——天主是永远不变的，天主的本质和特征是无法改变的，天主就是永恒。——天主是一致的，天主自己并没有多样的特征存在，也不可能有任何不足或矛盾。天主的一致性本质就如同天主的存在一般。阿奎那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极其隐秘且巧妙地融入到了基督教中，他的哲学学说的核心点就是证明实体的存在，即上帝。因此，在他看来，人类的一切学问，哲学、科学……等都只是神学的婢女，都是为了神学而服务。我们所有的知识都是为了最终的信仰，即上帝。以上是中世纪哲学中的一些主要部分，公元1096—1291年间，罗马在基督教的统领下，开始了长达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欧洲的中世纪哲学就这样没落了，结果促成了阿拉伯哲学的强势发展和崛起，还有后来的文艺复兴和西方近代哲学。这些咱们在以后的更新中继续探讨和讲解。读完了以上，你对西方的中世纪哲学有什么理解和看法呢？你觉得奥古斯丁的哲学正确，还是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更强呢？欢迎后台一起留言，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王广禄）6月22—23日，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共同举办的第二届“社会哲学与社会理论”论坛在南京大学召开，来自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侨大学、海南大学、杭州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数十位专家学者及学术期刊界代表与会，就社会结构与社会形式的关系问题、现代社会与社会意识形态问题、社会哲学视野中的人与技术问题、面向社会实践问题的社会理论探讨等主要议题展开研讨交流。6月22—23日，第二届“社会哲学与社会理论”论坛在南京大学召开。本网记者 王广禄/摄会议由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和《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共同举办，数十位专家学者及学术期刊界代表与会展开研讨。本网记者 王广禄/摄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巨变，在新时代，面对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问题，我国学界当下的社会理论研究还显得滞后和不足，社会哲学与社会理论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胡大平在主持会议开幕式并代表主办方致辞。他指出，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广大学者应再打开一扇“窗户”，创造一个包容兼蓄的入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强大深厚的历史底蕴、在百余年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力量及其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给人们带来的亮点进行学理性的深入探讨。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王南湜认为，社会科学是十九世纪以来应社会的现代化需求而发生发展起来的。当前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呼唤着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及时构建，以便对这种变化进行深刻认识，对这种巨变所带来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作为对这一呼唤的回应，中国社会科学的建构也正处于进行时，在这一进程中，要注意和防止两种偏向：一种是基于对自然科学之客观有效性的误解，将社会科学亦看作一种把握客观的普遍规律从而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事物，而既未看到自然科学客观有效性之意谓，更忽视了社会科学因其所在之社会的历史、文化的独特性而具有的对象及方法的独特性；另一种则是过度强调社会科学之由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独特性，而将之理解为一种不再具有科学性的客观有效性的事物。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马天俊提出，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三种样式的关联：反思的关联、批判的关联和实践的关联。反思的关联以黑格尔哲学为典型，批判的关联以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为典型，实践的关联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为典型。反思的关联代表理论的深刻和思辨的静穆，承诺着抽象主体，只求理解、不求实践。批判的关联具有依据理论改变现实的崇高情怀，它要求实践，但依然承诺着抽象主体，因此难以真正进入改变现实的实践。实践的关联注重真正的实践主体，它使理论从属于实践，要求抽象的主体下降为具有实践性的具体主体，要求实质性地走向实践、改变世界，成熟的马克思恩格斯是这方面的典范。由于要求真正有所行动，由于涉及不远的将来可能发生的社会变迁，这种实践的关联还得经受普通经验的检验和质询，这具有相当的困难。马天俊认为，三种关联并非只能先后发生或进行，原则上它们可以并存于同一时代，也会发生相互作用，但其间的差别不可忽视。图为会议现场 本网记者 王广禄/摄图为会议现场 本网记者 王广禄/摄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邹诗鹏提出“城市际性”(Interurbanity)概念，并用其分析中国都市一体化态势下的城市间关系。他认为，就地理空间而言，城市际性，主要是指一定区域内多个都市的都市性的交汇与重构，是两座都市在其边缘空间的有机的汇合与集聚，特别是都市一体化及都市圈背景下两座及多座都市间已具有事实性的同城化样态下的交互性、连接及其融合发展的需要。中国的都市一体化实践，使城市际性形成了典型的中国表达。当前，中国都市间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城际交通，高铁更是通过前所未有的时空压缩拉近了中国都市间的距离，都市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且普遍化，同城化现象日渐明显。与之相应，各个都市进入新一轮的扩张，都市一体化进程加剧，不仅郊区迅速城市化，而且城市际空间迅速发展起来，甚至于成为都市空间，这样的都市一体化实践，已经形成了值得分析的城市际及其城市际性。城市际性要求城市发展要破除掉传统城市发展的环形思维，更多运用体现全局性和社会性的空间思维。据介绍，“社会哲学与社会理论”论坛由来自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南开大学哲学院、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和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中青年领军学者联合发起，论坛旨在在哲学、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交叉基础上，推动我国学界在当代社会重大问题、社会思想和方法论的研究。首届论坛于2018年在复旦大学召开。原标题：深入推动社会哲学与社会理论研究——第二届“社会哲学与社会理论”论坛在南京大学召开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记者 王广禄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易传》与《老子》乙本。图片来源：湖南省博物馆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易传》与《老子》乙本。图片来源：湖南省博物馆“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于20世纪初，奠基人是王国维、胡适、冯友兰等。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史学科初创过程中的里程碑。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作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基本范式，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新儒家学者则多以德国古典哲学作为中国哲学书写的参考与比较对象。20世纪80年代之后，大陆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出现了一系列转变，无论是学科的研究对象（例如中国哲学学科长期以来对经学的漠视态度有所改观），还是研究方法论（西方现象学、经典诠释学等），都呈现蓬勃发展与多样化的景象。尤其是一大批新生代学者的出现，标志着学科转型的人才基础十分深厚。以下就近几十年回暖或兴起的几大领域为例，略作述评。中国哲学与当代社会通常所谓“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是作为学科建制与知识层面的概念，但是“中国哲学”作为意义世界具有其本身的价值，如“五常”“天人合一”等理念，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研究者都改变了将传统与现代化决然对立的研究方法，重视对传统哲学资源的挖掘与评价。21世纪初以来围绕“亲亲相隐”问题展开的学术讨论就很有意义。从学术的层面来看，这场论争一方面厘清了学界对“亲亲相隐”的误解，另一方面促使大家更为全面辩证地认识儒家的道德哲学与伦理学，进而创造性阐释以仁为核心的儒学对公德和私德的界定、亲亲相隐与人权学说的沟通、人情与法理的关系等问题。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场论争可以视为20世纪以来传统与现代关系之争的继续，只是争论聚焦于“亲亲相隐”这一具体问题。出土简帛与中国哲学研究王国维先生提倡“二重证据法”，即地下资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20世纪70年代出土了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等，90年代发现了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及至21世纪初，2008年的清华简、2009年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等资料，对中国哲学等诸多学科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就中国哲学史研究而言，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经学研究与先秦、秦汉诸子学研究等领域。就经学而言，出土文献中涉及《周易》《诗经》《礼经》《书经》的材料较多，研究成果颇为丰硕。就诸子学研究而言，不同的简帛本《老子》《五行》《性自命出》等，以及兵书等新材料的发现，大大推进了先秦道家、儒家与兵家等领域的研究，海外中国学在这方面也取得了积极成果。佛教与道教研究20世纪60年代吕澂等的中国佛教史研究，以及任继愈领衔、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所80年代编写的《中国佛教史》（前三卷）都是有影响力的佛教研究成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佛教史研究逐渐呈现地域化、专题化倾向，在禅宗、天台宗等领域取得了诸多突破。受到西方现象学等比较思想的方法论启发，唯识学研究近年来重新得到关注。中国佛教文献极为丰富，新中国成立以来，标志性的佛教典籍整理有《中华大藏经》（1994年）以及《敦煌佛教经录辑校》（1997年）等。道教史研究与道教典籍资料整理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绩。汤一介主编的《道书集成》（1999年），包含了《道藏》全部，并新增诸多散佚的珍本；李德范编辑的《敦煌道藏》（1999年）影印了大量道教相关文献的图版，极大方便了学者对敦煌道经的使用。宋明理学研究改革开放之后，宋明理学开始得到客观评价与进一步重视。1981年在杭州召开了首次宋明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标志着宋明理学研究进入复苏时期；而2018年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宋明理学国际论坛，以及吴震主持的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则展现了大陆宋明理学研究的新气象。宋明理学文献整理方面，中华书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理学丛书》，收录宋明主要理学家的著作；朱杰人主持《朱子全书》（2002年）二十七卷本出版；王阳明的著作多有遗散，在历经海内外学人三十余年努力之后，阳明文献的辑佚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王阳明全集》（新编本，2011年）收录了三十余万字的佚文。研究方面，学者的关注对象逐渐从“程朱陆王”等一线大思想家转向程门后学、朱子后学与阳明后学；陈来、杨国荣等学者引入存在主义、现象学的方法分析阳明学，出现了诸多比较哲学性质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以朱熹思想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对17世纪之后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以黄俊杰等为代表的“东亚儒学”研究，为打破中国哲学“一国史观”的学术壁垒作出了重要贡献。现代新儒家及其研究现代新儒家主要指在继承传统儒学的基础上吸收与借鉴西方哲学理论、以促进儒学的“现代性转化”的哲学思潮。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新儒家逐渐受到关注，相应研究成果也日益丰富起来。如：1986年“现代新儒家思潮研究”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其成果为方克立主编的《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1989年），之后对新儒家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2005年，武汉大学主办了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成果作为《人文论丛》2006年卷出版，共134万字；《熊十力全集》《梁漱溟全集》《马一浮集》等代表性人物著作出版；对具体人物的研究也出现了很多具有一定水准的成果。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哲学史界坚持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近二三十年来，解释学与现象学的方法被引入中国哲学史研究，值得重视的有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汤一介的中国解释学，黄俊杰以孟子诠释为中心的经典诠释学与东亚经典的诠释学，李明辉的康德与儒学的互释，刘笑敢的“反向格义”说，等等。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离不开“理解与批判”“继承与原创”“传统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批判，不能进行不相干的外在批评，而应在全面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做出建设性批评；原创、创新，不能标新立异、剑走偏锋，而应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开拓与扬弃。“中国哲学（史）”是在中西对比的视野下确立起来的一个概念，中国哲学学科自创立之初，无论是对“哲学”概念的界定和理解，还是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无不受到西方哲学的深刻影响。而近十多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文化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国学热”的兴起，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强调文化自觉和学科自主性，有的学者甚至提倡完全抛弃西方哲学的概念框架，以一种纯粹中国化的叙事方式来诠释传统的中国思想。笔者以为，未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发展，需要在民族性与世界性、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只有坚持民族主体性原则，与当代西方哲学积极对话，中国哲学才能真正彰显其特殊性与当代意义。（作者：郭齐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500年出土之哲学文献与中国哲学史”首席专家、武汉大学教授；陈晓杰，系武汉大学讲师）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发展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特别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突出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性，这可以说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哲学基础。历史创造者问题，是一个历史观问题。与“人民创造历史说”相对的是英雄史观。英国的卡莱尔认为：全世界的历史“实际上都是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伟大人物的思想外在的、物质的结果”。德国学者尼采认为，“超人”是历史的主宰者，没有“超人”就没有历史，而人民群众则是“超人”用以实现其意志的工具。中国近代大思想家梁启超也说过：“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主要是基于：一、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二、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三、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没有人民群众，任何历史的画卷都不能翻开；人民群众是历史演进的“剧中人”，又是历史过程的“剧作者”。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毛泽东多次讲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人民是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人民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近年来还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共同创造的，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历史归根结底还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这并不是否定英雄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英雄人物确实能创造属于他的时代，但是必须与人民群众密切结合起来。古今中外的杰出人物之所以“杰出”就在于这一点。比如中国古代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外国的彼得大帝、凯末尔、甘地、华盛顿、林肯等，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卓越功绩，就在于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和人民的愿望，而他们中的某些人一旦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即使曾经盛极一时，也最终留下深深缺憾，甚至为历史所淘汰。在近代中国，毛泽东就是与人民结合得最好的一位典型。中共七大上，张闻天这样称赞他：“他的痛苦、欢喜与愤怒，就是人民的痛苦、欢喜与愤怒。他的力量，就是人民的力量。他与人民的结合是如此之密切，因而分不出究竟他是人民，还是人民是他！”这实际上是张闻天从自己的亲身感受道出了中国革命成功的一个哲学命题。蒋介石也想成功，他曾在日记中说：“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余不愿为时势所造也。”他确实造过“时势”，与中共第一次合作进行国民革命，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与中共第二次合作开启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使他在国际上声名鹊起。但是，抗战胜利以后，他不顾全国人民普遍渴望和平建国的愿望，悍然挑起内战，试图一举消灭中国共产党，继续维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结果，他不但没有造出“时势”，反而为“时势”所淹没，落了个被人民抛弃的下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忠实代表，在近代中国，只有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才最终创造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时势”。可以说，古今中外的历史早已证明，英雄人物造时势，绝不能离开人民。对于英雄人物或领袖人物能否造“时势”，列宁说，主要看他能否带领人民的先锋队来迅速而正确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从而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最有威信的领导核心是由群众推选出来的；领袖不能在温室里造就和成长，必须在群众斗争的伟大实践中得到考验和锻炼；无产阶级的领袖应具备这样的优秀品质：身兼有革命家和理论家的品格，一切从党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群众路线。既然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真正的英雄”，任何想在历史上有作为的人都要向人民学习。毛泽东曾指出，无论什么事，“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从各方面讲过，“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智慧和力量”；“在人民面前，我们永远是小学生，必须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向人民学习，紧紧地与人民连在一起，才能谈得上推进党的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第一要务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发展的本质是人类通过劳动不断改造自然的过程；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展，离开了人的发展就谈不上社会的发展；在生产力诸要素当中，劳动者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人既是社会发展的前提，也是社会发展的目的；让每个人的创造能力和自身价值都得到充分体现，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这是“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显然，“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种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不难体察，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人民作为历史创造者原理作了重要发展，具体体现在：一、更加坚定了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认识，视之为“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二、高度肯定了人民群众的智慧，进一步强化了对人民群众的敬畏之心；三、把它充分运用于历史发展之中，密切了社会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高度重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由此，从必然性和客观规律的高度，揭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乃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客观要求。（作者：张太原，系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

写在前面 · 写一个人很难，要写出他的人生历程、学术历程、思想历程更难。怎样写出他的伟大，怎样触及到他的灵魂深处，怎样展现出他的精神世界？短时间内，别说读懂，就算读完孙正聿老师这部深刻厚重优雅的“大书”，也是难上加难。今，在《哲学之光：走进孙正聿》栏目中将连续推出三篇文章，撷取孙正聿生活工作学习中的点滴小事，以一个真实自然的“人”的形象，展现其教书育人的品格与情怀、为人治学的风骨与境界。并以此向吉大学术之经典、中国学人之楷模致敬。第一篇《追寻崇高：乐于每日学习》第二篇《得其所哉：志在终生探索》第三篇《其道一也：无愧立德树人》在吉大，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孙正聿的名字。有人说，听他讲课，如同欣赏杨丽萍的孔雀舞，吕思清的小提琴演奏，徐悲鸿的奔马图，美轮美奂，出神入化，飘逸遒劲。他的文章、学识，他的涵养、气度，他自然真实的人生态度，自在通透的人生哲学，自律坚毅的治学精神，已成为吉大学术经典，中国学人楷模。这位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的成就，可以先用一组数字勾勒出大概。3次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3次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部著作入选“国家文库”，6次获教育部优秀成果奖，5部著作获国家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五个一”工程奖，110篇引领和推进我国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论文发表在国家级刊物上。说起孙正聿，离不开“大师”“大家”的称谓。然而，抛开这些他本人并不喜欢的显赫标签，退却那些他本人并不在意的高光时刻，真实的孙正聿到底是什么样子？他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何从窥视？得其所哉：志在终生探索有些镜头是瞬间，但记忆却是永恒。一次交流中，哲学大师高清海谈笑风声，围坐在他身边的学生们正在讨论有关马克思“类理论”的话题。紧挨在老师左手边的同学有邴正、孙利天、高文新、陆杰荣，右手边有孙正聿、孟宪中、刘少杰、胡海波……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共同的学术志向、纯粹的学术争呜、崇高的学术追求如同催化剂，总能催生成最奇妙的化学反应。那种其乐融融的氛围不可复制。那一届大学生中，涌现出一大批至今都是哲学界最活跃的人物，其中就包括孙正聿和孙利天这对一生的诤友和挚友。孙正聿回忆说，高清海老师去逝时，他的40多位博士生都回来了，跪了一地，都是发自内心地痛哭。在他们心中，高清海“尊敬自己”。高清海逝世15周年时，孙正聿在怀念他的文章中写到：“高先生的一生是在思想上跟自己过不去的一生，也就是上下求索的一生。”“跟自己过不去”“上下求索”也成为孙正聿一生的写照。孙正聿曾经在自己热情奔放的诗句中表达他强烈的求知愿望。他说：“我常常在窗前眺望，让思想窥见澄澈的天光；我常常在房间里踱步，被思想激动得不能安坐；我常常在书桌上奋笔疾书，让思想在笔端自由流淌。”十年磨剑，板凳坐冷，平常心异常思，青灯独守，故卷常翻。日复一日，常年累月，那些“跟自己较劲”得来的知识、思想与语言经得起推敲，耐得住，所以备受尊崇，也被反复应用。2018年7月14日，60余位中国哲学界著名专家学者齐聚吉大，纪念《哲学通论》出版20周年。时任吉大常务副校长的邴正在致辞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哲学通论》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它影响了老中青三代中国哲学学者，或是成为他们学术之路的启迪，或是成为他们再三研读的佳作。”这本书经过十余次再版，已成为全国高校通识课教育的经典教材。一部“专著性的教材”何以有着如此广泛深远的影响力、生命力和传播力？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夏莹形容《哲学通论》“可信又可爱。”这种有理有趣、“通”情“达”理的娓娓道来，完全颠覆了人们之前所认为的“理论晦涩”的印象。作家刘震云曾说，“所谓的‘大家’就是能够把非常深奥的东西讲得非常清晰明白，而‘小家’就是把原本清晰明白的变成谁都不懂的深奥的东西。”就此而言，孙正聿堪称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家。治学中，孙正聿会融通，懂变通，从而打通了哲学的理论空间，开通了哲学的思想道路。一个“通”字赋予了《哲学通论》血肉与灵魂，一个“通”字也成为其“终生志在探索”的追求目标与学术特色。“我不是一位确有建树的学问家，而是一个哲学的思想者。”这是孙正聿对自己的评价。作为思想者，他做到了“真”。真诚、真实、真切和真理，那是一种抑制不住的渴望、滴水穿石的积累、举重若轻的洞见和剥茧抽丝的论证。这种“真”，也让孙正聿兼具学者特有的品德：风骨与境界。孙正聿很欣赏鲁迅，中学时就曾读过《鲁迅全集》。他们之间，除了身材、脸庞有几分貌似，目光锐利、仙风道骨更有些神似。“捣鬼有术，也有效，但有限。”这是孙正聿为人为学恪守“钻研”而不“钻营”的一面镜子。至今，他都记得小时候每次出门前，母亲都会帮他梳梳头，若有头发翘起来，母亲就会用凉水拍一拍，做到一丝不乱。母亲挂在嘴边的话是，“人穷志不能短”“蒸馒头就是要争一口气”。即使现在，已是满头白发的孙正聿每次梳头发时，仍是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尊严与志气让孙正聿始终饱含着“学者就是人格化的学术”的品德。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每日读书，终生探索，不断著述。孙正聿不愿标榜自己为“大师”，但单从这几方面来考量，他认为自己还算称职。如果一辈子没拿出一本标志学术成就的学术经典，那就很难成为一流学者，也很难引领一个学科。孙正聿一直推崇 “创学术之经典”。一本《哲学通论》改变了当代中国人的哲学观念，这部经典确实让孙正聿欣慰。有人说“有了这一本书，一生足矣”，对此，孙正聿以《哲学观研究》《辩证法研究》《生命意义研究》等一系列著作有力回击了那种不可取的惰性心态，也示范了学者终生探索的人生追求。“很多时候，自己读明白了，想明白了，说明白了，但最后却写不明白”。孙正聿认为著述是一件极其艰难的跟自己较劲儿的过程，“读”和 “写”中间有一堵墙。他曾打比方说，自己没有写过孔孟老庄、胡塞尔、海德格尔，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读过，但是，真写不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多写才是硬道理。当然不是“编”写，而是要写出精品，呈现经典。一次，孙利天刚从海南回来，孙正聿就迫不及待地问“最近读了什么书？”对方回答：“又看了一遍《精神现象学》的下册”。孙正聿幽默地说：“你看，你可以无限地对黑格尔进行，黑格尔总是有话跟你说。”能经得起无限地，并能持久回应你的关切，这便是一部经典著述的魅力。长时间的思考会使大脑感到疲劳。这时候，孙正聿通常是同夫人一起做做饭、散散步、听听歌、下下棋。他每每回味起老师高清海做的八宝粥，都会竖起大拇指，说那是一绝。自诩“野蛮体魄身尚健”的孙正聿一直都没有请过保姆，学生们来家里，经常会尝到他的厨艺。清水湖畔，落叶缤纷，结伴同行的背影；夕阳西下，垂柳边并肩而坐的身姿，经常会成为吉大师生朋友圈中的一道风景。孙正聿曾为一幅他和夫人深秋背影的照片写下一首小诗：夕阳的余晖，染红飘飘的白发。迷蒙的细雨，湿润苍老的面颊。如泣的琴声，缓缓地飘向天涯，缤纷的落叶，轻轻地带走芳华。看小说，读杂志，看报纸都是他“生活积累”的一部分。他说，文学是时代的敏感神经。他从读小说、散文、诗歌中汲取文学修养，更是从中窥见了人的思想观念、审美情趣、价值选择发生的深刻变化。忙别人之所闲，闲别人之所忙。孙正聿的治学之路除了不能忍受“存在的空虚”，也绝对不会忍受世界“单一的颜色”。孙正聿总是觉得有读不完的书、想不完的道理、写不完的思想，并且乐此不疲。他说：“乐于每日读书，志在终生探索，得其所哉也。”2000年，孙正聿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他发出这样的感慨：“自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并在其中获得乐趣，这种劳动者大概不必称为‘劳模’，应当称之为幸福的或幸运的劳动者吧”。孙正聿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的劳动者。

作者：贺来，系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对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当前最热的关键词之一无疑是“新文科建设”。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后，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在2020年11月主办的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上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号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面对新的时代背景和挑战，转换文科研究和学科发展范式，创新文科的知识和思想生产方式。在此背景下，我们有必要重温马克思的哲学探索和理论创新方式，这对中国的新文科建设将提供重要启示。1.在与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开放对话中拓展理论视野在当前关于新文科建设的讨论中，人们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那就是打破学科之间僵化的壁垒，在跨学科的融合中拓展学科发展的视野和空间，是新文科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回顾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创造过程，可以发现，在这方面，马克思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研读马克思哲学的经典文献，我们找不到以往哲学那样由“纯粹”的哲学范畴所建构的巍峨体系，找不到以往用抽象的哲学话语表达的哲学文本，相反，我们看到的是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与政治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广泛而深层的互动和交汇。可以说，在与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批判性对话中锻造自己的思想武器，从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吸取理论营养，构成马克思哲学重要的工作方式。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展开的批判性对话，是马克思形成和丰富其哲学思想的重要思想动力。马克思曾说：“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正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的深刻认识，奠定和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哲学与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深层次汇通，构成其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人们普遍承认，他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是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的哲学思考与文学也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在其理论生涯中，文学始终是其把握时代本质、激发理论思考、表述理论观点的重要资源，英国学者柏拉威尔在《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一书中指出，从马克思青年时代开始，“文学成了他有力的战斗武器；随着他自己的世界观逐渐从早期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混合物中演变出来，他就开始借助文学来证实和提出他的新观点……晚年的马克思则经常从文学作品中寻找精神上的支持、游戏的材料、论点的弹药。他精通古典文学，从中世纪到歌德时代的德国文学，但丁、波雅多、塔索、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的作品，十八和十九世纪的法国和英国的散文小说；任何当代诗歌，凡是能够有助于破坏传统权威和引起对未来社会正义希望的……他无不感到兴趣”。对自然科学前沿发展的密切关注和重视，贯穿马克思整个的理论生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由衷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与自然科学的结盟既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理论观点，也是其理论探索过程的亲身实践。可见，马克思哲学完全突破了学科体制所划定的学科之间的固定界限和藩篱。它自觉地抛弃了旧哲学试图成为凌驾于具体学科之上的绝对真理的幻觉，使哲学在与人类文化丰富维度的互动沟通关系中，获得了广阔的学术和思想空间。这是哲学观念的重大变革，也是理论工作和创造方式的重大变革。2.在对具体学科成果的前提批判中实现理论创新“新文科”之“新”，是“创新”之“新”，这是新文科建设的核心和灵魂。上述马克思哲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是一种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关系，它为马克思深化理论思考、实现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生长点。今天的新文科建设同样可以从中获得重要启迪。“入乎其内”意味着，马克思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思想成果有着深入理解和把握。“出乎其外”则表明，马克思并没有把它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现成“真理”予以接受，而是通过对它们进行深入批判，揭示其理论原则、思维方式等的内在矛盾和深层局限，并通过理论原则、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基础的创新，实现对它们的内在超越，在此过程中，马克思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创性理论纲领，推动了哲学史上伟大的理论变革。如前所述，马克思哲学充分吸收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养分。但同时，马克思对它视为无条件的理论前提进行了深刻批判。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把私有财产及其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当作神圣的天经地义的教义，这构成古典政治经济学无法突破的根本限度。马克思消解了这一构成古典政治经济学基石的前提预设，以“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作为全新的理论原则，实现了对政治经济学范式的更新和转换，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把自己最伟大的著作《资本论》的副标题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哲学的这种理论自觉同样体现在它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关系中。例如，面对近代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成果，马克思一方面承认它们是“与封建主义相对立的资本主义法权观念的经典表达”并给予高度重视，但另一方面，对于被其绝对化和神圣化的“自由”价值，马克思通过前提性批判，洞察到“自由主义的词句是资产阶级现实利益的唯心表达”，其实质是把“资产者变为神圣的自由主义者”，基于此，马克思揭示了这种自由观的外在性和形式性，并以“自由个性”与“自由人的联合体”为核心的自由观实现了对它的内在超越。再如，面向西方近代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的重要思想成果，马克思在深入研究的同时，对于它们所包含的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等狭隘性思想倾向进行深入反思，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以“世界历史”的眼光实现了对它们的重构。又如，针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成果，马克思充分肯定它们在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层面的深刻洞见，但对于它们的历史哲学和价值观前提，马克思进行了深刻反思，并以新的历史观和价值哲学为基础，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向科学的根本转换。在马克思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中，这种态度也得到了鲜明体现。马克思主张哲学向自然科学学习。但另一方面，他反对把自然科学置于人类历史之外，而是要求从“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内在统一中理解自然科学的性质和功能：“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以这种统一为基础，马克思超越了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立场，实现了对自然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马克思对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理论前提批判，为实现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生长点。在今天提出并讨论新文科建设的过程中，许多人强调学科交叉融合的重要性，马克思哲学的工作方式启示我们：这种交叉融合不应停留于表层的、形式性的“跨学科研究”，而必须深入到对它们的内在反思和批判中，开辟新的思想境界、奠定新的理论原则和生成新的哲学思想。3.在对社会历史现实的深度反思中把握时代精神面对巨变的当代世界，回应影响人们精神生活和现实生存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把握当代社会的深层本质，这是新文科建设的重要目标。上述马克思哲学对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开放态度，根源于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现实的关切。如果说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马克思哲学所面向的学术和理论“文本”，那么，社会历史现实则构成马克思哲学更为本源的“现实生活文本”。借用马克思本人的概括，可把前者称为“副本”，把后者称为“原本”。对社会历史现实这一“原本”的深层反思，是马克思对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进行前提批判的根据和基础，也是马克思哲学最为根本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关怀。正是在此过程中，马克思哲学得以捕捉和切中时代精神，成为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在此方面，马克思所确立的典范对于今天的新文科建设具有特殊重要的启示意义。对社会历史现实的深切反思，基于马克思对哲学与现实生活关系的深刻理解。马克思这样批评以往的哲学：“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与此不同，马克思明确说道，“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因此，哲学必须从对社会历史现实的自觉反省中获得真实的主题和内容。对社会历史现实的深入反省，意味着哲学必须超越对社会事实的现象描述，把握时代最深层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与那种把资本主义社会视为“历史终结”的永恒存在观点不同，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固有矛盾及其运动进行了透彻分析，揭示了“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这一深层悖论。这使得马克思成为现代社会最为杰出的诊断者和病理学家。对此，有学者作出了这样中肯的评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分析“是我们有记录以来最不寻常、最富启发性的智力洞察行为……这种洞察力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我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最出色、影响力最持久的成就”。对社会历史现实的深入反省，意味着哲学必须进行对人现实生存命运的深刻忧思和理解。马克思对资本逻辑固有矛盾及其运动的分析，同时也是对现代人生存命运的深刻揭示。马克思击碎了关于资本主义“理性王国”的天真信念，发现了在社会中“被奴役、被排斥和被侮辱”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非人化命运，体现了现代社会最根本的悖谬和困境，因此，无产阶级的命运及其解放，构成了马克思哲学最为深沉的关怀。马克思哲学对现代人的生存命运的强烈关注和自觉揭示，有力地促进了现代人的自我理解，构成其哲学中最动人的篇章。对社会历史现实的深入反省，也必然意味着哲学对人类社会和文明未来的不竭探索。超越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和悖论，克服“抽象对人的统治”，寻求一种更符合人生发展需要的生活景象，是马克思最为深层的价值关怀。马克思以对人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自觉理解为基础，揭示了人类的光明未来须消灭与人的生命发展不相适应的社会关系，建立一种使人的“自由个性”得到充分发展、以“自由人的联合”为根本旨趣的新型社会关系，在此条件下，人将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今天，马克思哲学所确立的这一价值理想仍然是引导人们反思现代社会、追求美好生活的不可替代的思想资源。对现代社会内在矛盾运动的深刻分析、对人现实生存命运的深切忧思和理解、对人类社会和文明未来的不竭探索，所有这些维度的内在统一，使得马克思哲学真正成了“思想中把握的时代”。这启示我们：今天的新文科建设，同样需要在对社会历史现实的深度反省中，彰显这些重要维度。只有这样，体现时代精神的理论创新才会真正成为可能。

哲学是一门非常古老的学问，它的本质是认识和思考我们所处的世界。在希腊文中，哲学是爱智慧的意思。学习哲学必先了解历史、地理、文学、管理、自然科学等知识，只有以以上学科作为基础，才能在学哲学的过程中有深刻的体会。一般来说，哲学这个专业学科更加适合文科生。今天主要给文科的小伙伴们介绍一下，哲学专业top10的院校。NO.1北京大学北大哲学系始建于1912年，初名"哲学门"，1914年起正式招生，是中国最早的哲学系，标志着现代中国哲学学科的开端，迄今已培养近万名毕业生，被誉为中国的"思想家摇篮"。北大哲学系学科齐全，涵盖哲学门类所有8个二级学科，2007年，北大哲学系被定为国家重点一级学科。NO.2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前身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成立于1956年。学院是国内哲学学科教学、科研和培养高级人材的重镇，目前国内哲学院系中规模最大、学科配备齐全、人才培养体系完善的哲学院系。2007年哲学院的哲学学科被评为国家级重点一级学科。NO.3复旦大学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系）自1956年成立至今，经过60年的发展，艰苦卓绝而又成就辉煌。2000年，哲学系通过教育部哲学一级学科评审。2002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国哲学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在科学研究方面，自90年代末，哲学系的科研成果数、科研项目数与获奖数在全校文科各系一直居于前列。NO.4武汉大学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是国内最有影响的哲学院系之一，综合实力和整体水平在全国各类评估中名列前茅。也是国际知名大学哲学院系，在近几年国际QS排名中，均在世界前150名。哲学学科现为国家基础学科（哲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及教育部第三批高校特色专业建设点。NO.5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哲学系的前身是中央大学哲学系，创立于1920年。本系另一源头为民国时期另一哲学重镇——金陵大学哲学系。本系是我国首批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哲学系之一。2002年成为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哲学一级学科于2008年被遴选为江苏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2009年被遴选为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NO.6中山大学中山大学哲学系创办于1924年，学科历史悠久，学术传统厚重，是中山大学创建之初最早培植的院系之一。哲学系是教育部确定的全国哲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之一，具有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下设各类省市级研究基地或学术机构若干。2017年，中山大学入选A类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哲学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NO.7吉林大学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组建于 1995 年，是在原哲学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目前，学院现已发展成为拥有4个系，1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5个本科专业，13个硕士点；7个二级学科博士点；2个一级学科博士点；2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哲学和社会学）的学术重镇。2018年1月，哲学学科被确立为吉林大学一流建设学科，社会学被确立为一流学科建设支撑学科。NO.8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目前已形成从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流动站、社会办学等系统的教学、科研体系，涵盖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三个一级学科，是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和研究的重要基地，各专业均具有雄厚的教学和科研实力。哲学学科在QS排名近年来稳居101-150位段，最高排名为全球高校第34位（2012年）。NO.9南开大学南开哲学院的前身——"哲学学门"历史悠久，自私立南开大学建校之时（1919年）便一同开设，1923年始成"哲学系"。哲学院是国内哲学学科仅有的7个"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哲学学科点）之一 ，拥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国家重点学科，整体学科实力在国内哲学界居于先进行列。NO.10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前身是原华东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哲学教研室。2007年，取得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2007年，中国哲学入选国家重点学科培育项目，并再次入选上海市重点学科。2010年，获得哲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2012年入选上海高校一流学科（B类）建设计划。因为哲学专业的特殊性，需要该专业的学生进行广泛的阅读，特别是对经典著作的研读、思考、批判，这样才能将所学的哲学思想和相关领悟用文字表达出来。哲学专业排名就简单介绍打这里，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孙正聿教授的《哲学通论》,自1998年正式出版以来正好20年了。这部“专著性教材”的出版，在哲学专业建设和哲学教育普及的意义上，极大地推广和提升了人们对“什么是哲学”的“通识”和“教养”。在广泛而深刻的意义上，《哲学通论》的出版极大地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哲学教育和哲学面貌——哲学开始按照哲学的本性进行教育和按照哲学的本性来理解哲学。这一方面反映了《哲学通论》对“什么是哲学”和回答的“厚重”和“灵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进入20世纪90年代所谓的“后教科书哲学”时代，人们对真正的哲学——“爱智慧”的追求和渴望。诚如哲学家艾思奇在其广泛流传的《大众哲学》的后记中曾指出的：“与其说是《大众哲学》本身的成功，毋宁说是中国一般大众的智识饥荒是太可怕了。”在此意义上，《哲学通论》确实是既满足了改革开放对哲学观念变革的时代需要，又满足了一般大众的“智识饥荒”这“双重诉求”而“应运而生”的。也因此，《哲学通论》出版后迅速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传播，从而真实而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人的哲学观念和哲学教育，并成为了当代真正深受欢迎的“新大众哲学”。一、作为“哲学观变革”的《哲学通论》“哲学观念变革”是吉林大学哲学学科的“灵魂”,也是其最大的理论特色和制高点。这一变革有两大标志性成果：其一是高清海先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其二就是孙正聿教授的《哲学通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是国内最早突破苏联模式教科书体系，更侧重的是“哲学体系变革”,那么《哲学通论》就是在“哲学体系变革”的基础上，深入推进“哲学内容变革”的产物。诚如《哲学通论》的作者所言：“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重新理解哲学，或者说对哲学本身进行，这是当代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的、带有标志性的、意义深远的哲学事件。”而这一“标志性哲学事件”的“标志性成果”,就是孙正聿教授的《哲学通论》。可以说，作为哲学观变革的《哲学通论》,真正从哲学的根基处——“元哲学”，既真实地变革了当代中国的哲学观念，同时又真实地变革了中国人的哲学观。正是在这双重的变革中，《哲学通论》切实地推进了当代中国的哲学观念变革。在实质而重要的意义上，《哲学通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一样，都是在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地基上“什么是哲学”并实现其哲学观变革的。《哲学通论》以“哲学究竟是什么”为主线，以“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为核心，在思维与存在的张力关系之中，从“构成思想”和“反思思想”两个维度，也即从哲学与科学和常识的联系和区分中，具体阐释了哲学的自我理解、哲学的思维方式、哲学的生活基础、哲学的主要问题、哲学的派别冲突、哲学的历史演进以及哲学的修养和创造等七个方面的最为重大的“元哲学问题”。《哲学通论》对这些问题的和解答，都是紧紧抓住和围绕“哲学本身”而展开的。在此基础上，《哲学通论》方超越了传统哲学的知识论立场，揭示和论证了哲学是区别于“知识”的“智慧”,这种智慧是反思的智慧、批判的智慧、超越的智慧和变革的智慧。《哲学通论》的哲学观既超越了传统教科书对哲学的“科学化”理解，又超越了对哲学的“原理化”理解。如果说，“哲学原理”是“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与之相反的《哲学通论》就是“知其不可为而必为之”。可以说，《哲学通论》的作者以其贯通哲学史的大气、敢于理论变革的勇气和充满爱智之忱的正气，使哲学真正摆脱了教科书的僵化模式、跳出了抽象刻板的“怪圈”,回到了其“爱智慧”的本意，恢复了其鲜活生动的生命形象，重新获得了其“转识成智”的大智慧。在此意义上，《哲学通论》的“元哲学”，根本上超越了以经验论思维为基础的传统哲学教科书哲学，真正实现了从哲学的本性来理解哲学的哲学观变革。作为“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哲学通论》通过对“哲学本身”的重新和阐释，在哲学与常识和科学把握世界的根本不同的“世界图景”的联系和区分的意义上，根本上扭转和变革了人们对哲学要么“抽象化”、要么“经验化”的二元对立的理解，从而实现了哲学观念的根本变革。这一“哲学观的变革”,主要集中体现在作者自己总结的五个方面：一是变革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哲学范式，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当中解放出来；二是强化哲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和创造精神，从教条主义的研究方式当中解放出来；三是超越对哲学的经验化和常识化理解，从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哲学倾向中解放出来；四是突破哲学与科学二元关系的解释模式，从哲学的知识论立场上解放出来；五是激励哲学家的主体自我意识，从哲学研究的“无我”状态中解放出来。②正是通过这五个方面的变革，《哲学通论》使“哲学”找回了失去的“自我”,真正回到了哲学自身，从而完成了“哲学观”的根本变革。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改革开放后作为“有哲学”的当代中国哲学，以《哲学通论》的面貌真正出场了。这一变革和出场，实际上既实现了当代中国哲学自身的思想解放，又推动了当代中国社会的解放思想。也就是说，《哲学通论》的哲学观变革具有“双重解放”的巨大作用。但《哲学通论》的哲学观变革和思想解放，并没有为了“变革”和“解放”而走向“片面”和“极端”,也即急于用“哲学”来替代“常识”和“科学”,从而直接否定和改造日常经验的世界。恰恰相反，《哲学通论》倒是认可了常识和科学中所蕴涵的经验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在日常经验世界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生活意义”。《哲学通论》使哲学祛除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圣形象”而获得了鲜活生动的“生命形象”。在这里，《哲学通论》的哲学观变革确实贯彻了一个“通”字，它既“打通”了整个哲学史，又“融通”了中、西、马，还“开通”了超越常识和科学的新哲学，因而它更像是一种新时代的“返本开新”——返回哲学史、返回马克思，开出新哲学、开出新境界。对《哲学通论》所实现的当代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哲学观变革的理论实质和学术意义，中国人民大学的张立波教授强调是从“原理”到“导论”的转变,张法教授则认为是把教科书时代的“政治型哲学原理”转为了后教科书时代的“学术型哲学原理”。这些论断和定位，确实真实而深刻地抓住和体现了《哲学通论》作为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的理论表征”的哲学观变革的巨大解放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往往过多关注《哲学通论》所实现的“哲学观变革”,而相对忽视了其哲学观变革所弥补和替代传统哲学教科书的重大意义。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成功在于对传统教科书哲学体系的“突破”,那么《哲学通论》的成功更在于对传统教科书哲学观念的“替代”。对此，吉林大学张盾教授有着充分的理论自觉：《哲学通论》通过对传统教科书哲学的成功替代而对当代中国高校哲学教育发展作出的贡献，是必须首先给予充分肯定的。在中国，批判和抛弃教科书哲学是哲学本身的一次再生，使之回到本真意义的“哲学”上去，其对中国哲学发展的意义是根本性的和总体性的，绝不是在我们通常划分“教学”与“科研”那种意义上的“教学”日常工作的层次上来说的。《哲学通论》对旧哲学教科书的成功替代，本质上意味着当代中国哲学事业的新生。可以说，《哲学通论》在弥补和替代旧的哲学教科书——变革旧的哲学观这一意义上，对当代中国哲学发展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不是当代中国哲学界任何一本即使是优秀的哲学专著所能承当的。在此意义上，《哲学通论》值得我们献上最高的敬意和最大的褒扬。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主要是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和观念的变革，那么，《哲学通论》就是进一步完成了“哲学本身”的体系和观念的变革。要想真正理解和把握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理解和把握什么是哲学。所以说，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到《哲学通论》是哲学体系和哲学观变革的必然的、合理的逻辑延伸和跃迁。在推进当代中国哲学体系和哲学观变革以及社会的解放思想的意义上，也许，《哲学通论》举起一面旗帜很重要！二、作为“哲学教育”的《哲学通论》《哲学通论》所实现的“哲学观变革”,必然会合乎逻辑地表现为引导和推进当代中国“哲学教育”的普及和进步。在《关于开设“哲学通论”课的思考》一文的开篇，作者就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初心”:开设一门“使学生比较全面地了解哲学，并引导学生进入哲学思考和培养学生的哲学态度的专业基础课。”也就是说，《哲学通论》的基本定位不仅是“学术专著”,而更是“专著性教材”,其目的不仅是为了重新理解哲学，更是为了引导学生按照哲学的本性理解和学习哲学。在此意义上，《哲学通论》不仅具有“哲学研究”的“学术”意义，更具有“哲学教育”的“启蒙”意义，甚至可以说，《哲学通论》就是当代中国哲学教育的“新启蒙”:我们不仅要按照哲学的本性理解哲学，更要按照哲学的本性学习哲学。在一定意义上，这一哲学教育的“新启蒙”,对于推动当代中国社会的解放思想，更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柏拉图曾说，教育在其最高的意义上而言就是哲学。这一方面是说哲学教育才是最高意义的教育，另一方面也是说哲学在根本上是“成人之学”。在此意义上，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学以成人”是从根本上抓住了哲学的本性。对哲学之为哲学的这一本性，《哲学通论》以设问的方式强调了这一点：“哲学不是宗教，为什么它也给予人以信仰？哲学不是艺术，为什么它也赋予人以美感？哲学不是科学，为什么它也启迪人以真理？哲学不是道德，为什么它也劝导人以向善？”表面看，哲学好像既不是什么具体东西而又是解决一切的“万能公式”,实际上，作为超越知识的智慧，超越常识和科学的哲学，哲学关乎的不再是“抽象的名词、枯燥的条文和现成的结论”,而是人之为人的理性和尊严。说到底，哲学是“在前提批判中寻求崇高”而使人崇高起来的大智慧。在此意义上，苏格拉底强调人要“认识你自己”；亚里士多德认为“沉思生活”才是人最幸福的生活；黑格尔也指出人应当尊重他自己，并自视能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冯友兰也主张哲学是对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是使人作为人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在《哲学通论》这里，学习作为“成人之学”的哲学，最重要的就是锻炼和培养人的一种善于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并进行“前提批判”的理论思维能力——撞击理论思维，激发理论兴趣，拓宽理论视野，提升理论境界。也就是通过培养人的反思意识、批判意识、超越意识和变革意识，提升人之为人的精神境界。为此，作为“人类思想的批判性的反思的维度、理想性的创造的维度”的《哲学通论》,“它要激发而不是抑制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批判力，它要冲击而不是强化人类思维中的惰性、保守性和凝固性，它要推进而不是遏制人们的主体意识、反思态度和创造精神。”由此可见，《哲学通论》才是真正用符合哲学的本性进行哲学的教育。但正如黑格尔所说，“逻辑学”不是教人思维的，逻辑学就是思维本身，就是思维自觉其思维本性及其运动的规律。在此意义上，《哲学通论》也不是教人以哲学的，《哲学通论》就是哲学本身，就是使人自觉其哲学本性并形成哲学思维的理论自觉，也即人之为人的生命体验和理论想象的统一。哲学教育不在于约束和强迫，而在于引导和化育。潜移默化、润物无声，这才是《哲学通论》“哲学观变革”的真实本质，也是《哲学通论》必然走向“哲学教育”的真实意义。在这里，《哲学通论》真正实现和印证了恩格斯所强调的哲学就是“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本义，也即《哲学通论》的作者自己所强调的：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是思想性的历史——的实质所在。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别无他法。《哲学通论》作为“哲学教育”,外在的表现为学习和训练一种哲学思维，内在的表现为活化和养成一种哲学修养。为此，《哲学通论》的作者也强调：“开设‘哲学通论’课，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期待，那就是使之逐步地成为高等学校各专业的重要的人文教养课。现代教育，从其根本目标上说，绝不仅仅是要培养具有某种专长的‘专才’,而是要培养具有现代教养的‘现代人’。深厚的人文教养，应当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所需人才的基本素质……因此，应当通过逐步开设一批诸如‘哲学通论’的人文教养课，来激发学生的理论兴趣，拓宽他们的知识视野，增强他们的思维能力，陶冶他们的生活情趣，提升他们的人生境界。”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往往更看重《哲学通论》关于“哲学是什么”的“哲学的自我理解”、“哲学的思维方式”、“哲学的生活基础”、“哲学的主要问题”、“哲学的派别冲突”和“哲学的历史演进”这前六章，把这前六章看作是《哲学通论》对“什么是哲学”的真正和回答，而相对忽视其第七章“哲学的修养和创造”的真实意义和重要价值，仅仅把其看作是《哲学通论》关于哲学“功能”的表述和整个《哲学通论》的尾声。实际上，这最后一章不但不是《哲学通论》关于哲学“功能”的表述和整个《哲学通论》的尾声，反而是关于哲学的“本性”的升华和整个《哲学通论》的归宿和落脚点。对此，吉林大学的王福生教授有着充分的理论自觉：《哲学通论》的第七章是非常重要的，绝不能将其仅仅视为关于哲学功能的外在表述，而必须视之为关于哲学本性的内在规定。这一“关于哲学本性的内在规定”,实际上就是《哲学通论》对哲学作为“修养与创造”的凝练和提升。对此，孙正聿教授指出：“任何一种哲学学理，只有当它成为人的精神生活的真实内容的时候，也就是只有当它成为人们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的‘学养’的时候，他才能够真正成为人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④所以说，《哲学通论》作为哲学教育，就是要在体悟和反思哲学的本性和问题的过程中，使人形成一种既奋发进取而又睿智通达的生活态度。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哲学通论》之外，孙正聿教授又先后撰写了《现代教养》《崇高的位置》《简明哲学通论》《哲学导论》《超越意识》《哲学修养十五讲》《人的精神家园》《人生哲学读本》和《马克思与我们》等一系列有关“哲学教养”的“读本”。这些绝不是《哲学通论》的“副产品”,而是《哲学通论》的“改良版”。它们既是作者煞费苦心的精神投入、又是有意为之的理论自觉。《哲学通论》在当代中国哲学史上的巨大成功，不仅是由于其鲜明而强烈的个性风格的“哲学观变革”,更是由于其浓重而深厚的“哲学教养”。对此，张盾教授曾明确指出，《哲学通论》取得成功的本质在于，这是一个在大众文化时代对这种强势文化趋势做出正面积极回应的成功范例：它既坚持了哲学的尊严，坚持了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崇高典范地位，坚持了哲学对大众常识乃至科学进行反思性前提批判的权利与能力；同时又依据哲学作为“人民学养”这样一种全新的哲学观理解，以“学养”和“现代教养”的方式，把大众文化时代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的思想和话语带入哲学反思的层面和境界，实现“大众文化与哲学学术的和解”。所以，《哲学通论》不仅为哲学学术在大众文化时代如何生存下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更展望了哲学教育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作为“现代教养”的漫长道路和广阔前景。可以说，《哲学通论》建立了一种当代中国哲学教育的新“通论”模式。所以，今天当代中国的哲学教育和哲学发展，绝不可无视或绕过《哲学通论》,而只能在《哲学通论》奠定的基础上，沿着其开辟的道路和前景继续前行。三、作为“客观知识”的《哲学通论》英国著名哲学家卡尔·波普曾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世界”理论：世界1为“自然物理世界”,世界2为“主观精神世界”,世界3为“客观知识世界”。在世界3的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进行“哲学自我”的《哲学通论》,就其理论内容和现实意义而言，已经成为公认的关于哲学的“客观知识”而存在了。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系统论述“哲学本身”的“通论”性学术专著和“专著性教材”,就其思想的力度、普及的广度和影响的深度而言，《哲学通论》已经成功替代了旧的教科书哲学，建立起了“中国哲学基础理论教育的新的典范”。所以说，无论是就其学术影响还是就其教育意义，《哲学通论》在今天都已经实实在在地转变为一种“客观知识”了。《哲学通论》作为“客观知识”,首先体现为从“无我”哲学到“有我”哲学的转变。可以说,《哲学通论》最大的理论成功就在于创建了“有我”哲学，找回了失去的“哲学自我”,实现了哲学的“守护和还原”——“培养创造性的头脑”(高清海语)。由于长期受教科书哲学模式的常识化和经验化影响,多年来我们一直是有“哲学书”而无“哲学魂”,哲学失去自我已经太久了，哲学亟待回归“自我”。对此，《哲学通论》的作者有着充分的理论自觉:由于传统教科书模式长期压抑所造成的哲学自我理解的扭曲,当代的中国哲学家并不是以展示新的世界和提示新的理想的哲学创造者的自我意识进行哲学创造,而是以某种既定理论的解释者和客观真理的占有者的自我意识进行哲学活动,不是把哲学活动理解为以自我实现的形式去表达当代人类的自我意识,而是把哲学活动理解为丢弃自我和宣示与我无关的客观真理的过程。哲学家丢弃了自我的独特的心灵体验、独立的反思意识和独到的理论解释，就丢弃了哲学的炽烈的“爱智”精神,当然也就无法形成创造性的，必须与之“对话”的哲学。就此而言，哲学无“我”,是近半个世纪的当代中国哲学的最大的弊端与悲哀；创建有“我”哲学，才是真正的发展当代中国哲学之路。③实际上,在《哲学通论》这里,哲学作为人类主体自我意识和时代精神的理论表征,既是以哲学家个人的名义去讲人类的故事,也是以人类的名义去讲哲学家个人的故事。所以,“有我”的哲学就是“以时代性的内容、民族性的形式、个体性的风格,去求索人类性的问题”。也可以说,《哲学通论》是以“最思辨的形式表达了最现实的人类状况和最真实的精神追求”,真正实现了“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的统一,因而它既哲学地表征了时代，又历史地变革了人们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和终极关怀，从而塑造和引导了新的时代精神。《哲学通论》作为“客观知识”,其次体现为从“学术”到“学养”的转变。恩格斯曾指出，真正的哲学都是“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区分了三种思维模式：表象思维、形式推理和思辨思维，认为只有思维自觉到了其思维本性并按照它自己的自身而行动的思辨思维才是真正的哲学思维。④在此基础上，《哲学通论》提出了人们把握世界的三个层次的概念框架：常识、科学和哲学。认为哲学思维是区别于常识和科学的经验表达和理性表述的理论表征。在哲学概念框架或思辨思维的意义上，《哲学通论》以其独特的个性风格和鲜明的思辨色彩，在对“哲学究竟是什么”的不懈和回答中，既为我们展现了深厚的哲学史背景，又为我们展现了一种原创性的哲学解释原则——“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这也是《哲学通论》对哲学本性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理论定位。在学术研究和学理阐发的意义上，《哲学通论》确立的原创性哲学解释原则，也为当代哲学建构和提供了一种“前提批判的形而上学原理”。但作为“前提批判的形而上学原理”的《哲学通论》,不仅是一种学术研究和学理阐发，更是一种哲学学养。哲学绝不是“可以用来套在任何论题上的刻板公式”,“可以用来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哲学在根本上就是一种学养，哲学的本性就是人的本性，哲学的深度就是人修养的厚度，哲学的品格就是人自身的品格。借用费尔巴哈的说法，哲学在本质上不是创作书而是创作人。也就是说，作为《哲学通论》的哲学解释原则的“前提批判的形而上学原理”,必然要从外在的学术研究和学理阐发转变为内在的学养和品格养成——学习哲学就是要培养“高举远慕的心态，慎思明辨的理性，体会真切的情感，执著专注的意志和洒脱通达的境界”。《哲学通论》作为“专著性教材”,确实很好地做到和实现了“以学术培养品格”(贺麟语)的从学术到学养的转变和追求。《哲学通论》作为“客观知识”,最后体现为从“标准”到“选择”的转变。通常，人们习惯把学术专著和教材对立起来，把教材看作是“绝对的标准”,把学术专著看作是“个性化研究”。实际上，真正的教材就是最具规范性、前沿性和权威性的学术专著。在此意义上，《哲学通论》是名副其实的“专著性教材”,它确立和引导了新教科书的标准和模式，打开了选择哲学的广阔空间，提供了理解哲学的多重维度和多种可能。如果说，传统教科书哲学是“没有选择的标准的生命中不堪忍受之重的本质主义的肆虐”,而教科书哲学改革是“弱化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那么，《哲学通论》就是“明确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人文主义的教养”。在当代中国，《哲学通论》作为“专著性教材”成功替代传统哲学教科书而实现的“哲学启蒙”和“哲学教育”的巨大理论和现实意义，不仅是就哲学体系和哲学内容变革来说的，更是就其开创和确立了具有鲜明和独特个性风格的“专著性教材”的新标准和新典范来说的。但《哲学通论》作为新标准和新典范，绝不是以僵化的教条和刻板的样板而存在，从而成为新的束缚和制约人的思维和头脑的传统教科书。也就是说，《哲学通论》的“教科书式”新标准和新典范的独特意义，不是外在于哲学的僵化标准的硬性规定意义上的，而是内在于哲学自身的开放选择的柔性引导意义上的。在一定意义上，《哲学通论》作为新标准和新选择，成了我们学习哲学入门的“敲门砖”和学习哲学后的“试金石”。对此，清华大学宋继杰教授曾意味深长地指出：孙正聿教授的《哲学通论》是大学生“入学和即将毕业时都应该细心阅读的，因为当你初入哲学系的时候，它是一条绝对安全、可靠的道路，把你引向哲学；而当你即将毕业时，它又是一面镜子、一把尺子，可以衡量你论文的工作是不是哲学、是什么层次上的哲学。”可以说，读《哲学通论》绝对是我们通向哲学的最好“桥梁”,有了它，我们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哲学通论》既保持了哲学自身的开放性，又推动了开放性的哲学教育，从而使哲学及其教育具有了标准的开放性和选择的可能性。哲学永远在路上，《哲学通论》也一直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