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研究杂志社

2020年7月30日，由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持编撰出版的《政治通鉴》新书发布会暨“通鉴视野下的政治科学”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北京大学校长郝平与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刘国辉等嘉宾共同为新书揭幕。来自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数十位专家学者、校内部分职能部门负责人及多家媒体代表出席了会议。发布会由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何增科教授主持。郝平与刘国辉等为新书揭幕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于鸿君在致辞中对《政治通鉴》的出版表示了热烈祝贺。他指出，启动“政治通鉴”编纂研究工程，出版《政治通鉴》系列论著，标志着政治学研究中心的学术事业结出硕果，是北大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的一大盛事。学校将一如既往地高度重视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的发展，支持中心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取得更多重大成果，建设成为中国政治学基础研究的重镇。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对新冠疫情的讨论和抗击，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憧憬，交织着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自信和期盼。抗击新冠疫情的中国方案，深刻地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强大生命力。中国政治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希望北大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以“政治通鉴”工程为牵引，科学研判政治学的发展趋势和生长点，会通古今中西，融通学科视野，推动中国政治学在更加开放、更加科学的道路上创新发展。政治学研究中心要牢记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提倡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鼓励大胆探索，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活跃学术空气。要坚持和发扬学术民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风格学派相互切磋、平等讨论”，继续广泛团结政治学及相关学科的机构和同仁，充分发挥平台作用，引领风气，凝聚共识，打造中国政治学的“通鉴学派”，构建新型学术共同体，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于鸿君致辞刘国辉指出，《政治通鉴》的编纂出版是政治学基础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填补了中国现代政治学工具性基础文献的欠缺，也将推动中国政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是以编纂出版大型综合性和专业性工具书为主的国家级出版机构，《政治通鉴》是大百科常年坚持高端学术出版的又一代表作。出版社对《政治通鉴》的编辑出版工作高度重视，特别邀请资深出版专家、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政治学卷责任编辑的周五一先生为书稿把关，做到了细致编辑、反复加工与精益求精，力求高度契合学术出版规范。出版社将在北京大学及各位专家学者的支持下，一如既往地出版好这套书，并通过这套书见证中国政治学“通鉴学派”的形成。刘国辉致辞《政治通鉴》主编，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兼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就“政治通鉴”的基本内容、主要特色与编撰动因作了详细介绍。他指出，“政治通鉴”研究工程致力于解决以下几个关键问题：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主要政治经典和人类创造的基本政治制度究竟有哪些；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究竟有什么关系；人类有哪些重要的政治理想，未来人类的理想政治应当是什么。《政治通鉴》是多卷本的系列出版物，每一卷都包括古今中外的政治经典、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人物、代表性政治理论和重大政治事件五个部分的主体内容。通鉴不同于为君主提供统治镜鉴的传统政治文献，也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政治学百科全书，在撰写的过程中，要求作者努力做到叙述和分析相结合、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研究相结合、以及经典文献研究与理论前沿论述相结合。《通鉴》编撰的根本动因，在于填补中国现代政治学工具性基础文献的欠缺，推进中国政治学的基础研究；《通鉴》编撰的直接动因，在于承担起北大政治学人对于中国政治学科发展的学术使命与责任，继承并发扬北大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传统与特色，并在研究和编撰的过程中，建构起“政治通鉴学派”的学术共同体。俞可平发表主旨演讲合影新书发布会后，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的专家学者围绕“通鉴视野下的政治科学”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延伸阅读：《政治通鉴》新书介绍“政治通鉴”是一项大型的政治学基础研究工程，被列入北京大学“双一流”专项资助计划及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本次发布会呈现的《政治通鉴》第一卷，就是“政治通鉴”研究工程的阶段性成果。《政治通鉴》初步以多卷本系列出版物的形式呈现，每一卷都包括古今中外的政治经典、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人物、代表性政治理论和重大政治事件五个部分的主体内容。共有十位专家学者参与了第一卷的撰写工作。《政治通鉴》第一卷包括五个部分：（一）古今中外的重要政治学经典；（二）改变政治历史进程的重大政治事件；（三）影响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政治人物；（四）对人类政治生活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思潮；（五）人类有史以来的基本政治制度。《政治通鉴》第一卷包含以下条目：（一）政治学名著：《理想国》、《政治学》；（二）政治事件：秦始皇统一中国、英国革命；（三）政治人物：隋文帝、华盛顿；（四）政治思潮：世界主义、民粹主义；（五）政治制度：共和、法治。

今天，人民日报头版刊发“宣言”署名文章《大战大考炼真金》，回望抗疫大战、回顾历史大考，阐述立足“中国之制”开辟“中国之治”的伟大实践。2020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指出：“在过去8个多月时间里，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经受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付出巨大努力，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又一个英勇壮举。”回望大战、回顾大考，我们对一个政党的领导力、一种制度的优越性有了更深切的认知，对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有了更坚定的自觉。此一役，红旗漫卷；此一役，淬火成钢。跨过重重关口的古老民族，在千磨万击中愈加坚劲，在风雨兼程中行稳致远。（一）洪水、干旱、瘟疫、战争……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与各种灾难不屈不挠抗争的历史。在应对挑战、克服灾难中，作为人类文明重大成果的国家制度不断发展、受到检验、得到完善。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刚刚开始，中国和世界历史再一次来到惊心动魄的时刻，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这个未知而凶残的病魔突袭而至。值此历史当口，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党员干部闻令出征、担当尽责，举国上下众志成城、勠力同心，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疫”步伐，是我们回溯奋战历程最清晰的脉络。犹记得，专家组刚得出对病毒的最新结论，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指示：“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面对复杂严峻的疫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明确要求湖北省武汉市对人员外流实施全面严格管控。这是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的高度自觉，这是立足全局、奠定胜局的关键一招。世界卫生组织后来评价，在未为人知的新型病毒面前，中国采取了历史上最勇敢、最积极的防控措施，减少了数十万新冠肺炎病例的发生。犹记得，农历正月初一，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疫情防控工作，发出“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的动员令，明确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体要求，为打赢疫情防控战排兵布阵、谋局落子。越是风急浪高，越需要把稳舵、定好向。一场场统摄全局的重要会议，一次次深思熟虑的指示批示，一项项及时有力的科学决策，一轮轮卓有成效的国际互动……习近平总书记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坚定了全党全社会战胜疫情的必胜信念，指明了同病魔奋战的方向。犹记得，3月初那个乍暖还寒的日子，在疫情防控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飞赴武汉，直奔火神山医院，深入东湖新城社区，在决胜之地发出“坚决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的总攻号令。人民领袖为人民，万水千山赴戎机。在北京调研社区、医院、疾控中心基层防控，到军事医学研究院、清华大学医学院指导科研攻关……总书记始终把人民放在心头最高位置，始终同人民奋斗在一起，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汇聚起全党的钢铁力量，书写着对人民的无限忠诚。犹记得，那场全国17万名各级领导干部参加的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总书记明思路、作部署、提要求。紧接着又召开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总书记通过视频和各地干部细算脱贫时间表，重申党对人民的郑重承诺。在浙江、陕西、山西、宁夏、吉林、安徽，总书记下农村察脱贫情况，进山岭观生态治理，到工厂鼓发展士气，赴灾区看受灾群众……那一串串急匆匆的脚步，印刻着“坚持两手抓、实现双胜利”的坚定决心。一声号令，三军奋勇，上下同欲者胜。在习近平总书记直接指挥下，全党上下如一台精密的机器高速运转起来。第一时间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时间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中央指导组，第一时间对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提出明确要求……无数个“第一时间”，见证了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的坚强有力，见证了党中央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推进的制胜之举。460余万基层党组织各就各位，9000多万共产党员严阵以待，一支支党员突击队冲锋在最前线，一面面鲜红的党旗高扬在最前沿，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构筑起捍卫人民生命健康的坚实防线。大战中践行初心使命，大考中书写奉献担当，中国共产党人交出了一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抗疫答卷。翻开这份答卷，一个结论分外清晰：党的领导是引领中国号巨轮劈波斩浪的“舵”与“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全党全国人民无惧艰难险阻、战胜一切挑战的主心骨、定盘星。（二）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的试金石。危急关头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还是其他什么至上，是检验一种制度是否表里如一的度量衡。一位外国政治学家在观察中国的疫情防控措施后这样评价：“中国的社会主义根本属性，在危机中或紧急情况下，人民的福祉优先于利润。”人民二字重若千钧，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高于一切，正是中国制度最根本的价值取向、最深层的政治伦理。为了人民，我们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通过“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最大限度控制疫情扩散，通过“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最大限度救助病患，确保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我们给予每个生命以最大的尊重、最平等的对待，相守相依、不离不弃。在武汉，780名新冠肺炎患儿全部平安出院，最小的收治时才出生30个小时；80岁以上高龄老人救治成功率近70%，年龄最大的108岁。不计代价、不讲条件，全国确诊住院患者人均医疗费用2.15万元，重症患者超过15万元，少数危重症患者高达几十万元、甚至超过百万元，所有费用全部医保报销、国家兜底。为保证群众基本生活、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迅速建立生活必需品联保联供协作机制，每天数以百吨、千吨计的生活物资驰援湖北；为营造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舆论氛围，积极搭建媒体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疏导群众情绪，广大新闻工作者不畏艰险、深入一线，大力宣传抗疫感人事迹，生动讲述抗疫故事。“昔君来思，雨雪霏霏。今君往矣，杨柳依依。”治愈患者对医生护士的深深一躬，群众送别援鄂医疗队时的恋恋不舍，就是人民授予的桂冠。为了人民，我们一手抓疫情防控毫不放松，一手抓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党中央多次研究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既明确“怎么看”、又指明“怎么干”。我们坚持不懈加大“六稳”力度，千方百计做到“六保”，第二季度中国经济由负转正，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加快推进，基本民生保障有力，大江南北、城市乡村重新活跃起来、舒展开来。我们顺势而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智能交通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拓展在线教育、线上办公等新业态新模式，为经济发展注入蓬勃动能。我们密集出台一系列惠企利民政策措施，企业用工调度保障行动、农民工返岗“点对点”服务行动、百日千万网络招聘行动，减免社会保险费、返还失业保险费、减免商铺租金、发放消费券，帮扶因疫致贫、返贫群众……惠及群众上亿人，救助或减免数千亿元。每天发生的点点滴滴、一枝一叶，牵动的是党和政府一刻不离的目光。普通百姓的柴米油盐、喜怒哀乐，影响的是整个国家正在做和将要做的事。在人民共和国走进的第71个年头，我们更加体会到“人民”一词的涵义。它不是口号、而是行动，不是个别、而是全体。它写在难以磨灭的史册上，更写在每个人的心底。（三）大河奔涌，有缓流也有急流；制度优势，在平时更在战时。百年大党淬炼的强大优势、7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形成的宝贵经验、40多年改革开放积蓄的雄厚基础，为国家发展注入“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澎湃动力，为跨越坎坷赋予“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回旋韧性。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经受住了“压力测试”，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优势不断转化为强大治理效能。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构筑起“铜墙铁壁”。党中央一声令下，两座6万多平方米的医院10多天内建成使用，4.26万名优秀医务工作者星夜驰援，10多个省份20%以上的重症救治专业人员尽锐出战，800余万件防护服、1000余辆负压救护车、超过7万台医疗救治设备紧急调度……一场举世震撼的总动员即刻发动、迅速展开。各部门各司其职、通力合作，专项资金迅速划拨、战略储备紧急调用、物资入境一路畅通，战时链条环环相扣、高效运转；对口支援机制再显“神通”，19个省份吹响集结号、划分责任田、明确任务书；联防联控大网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国400多万名基层工作者牢牢守护住65万个城乡社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感叹：“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动员！”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是最有力的武器。无论是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还是不吃野味、公筷分餐、保持社交距离，都日益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和生活方式。无论是多学科联合攻关、中西医结合救治，多线程疫苗研发、迭代更新诊疗方案，还是大数据精准溯源、健康码追踪轨迹，或是根据疫情发展实行精准化、差异化的城市管控、社区管控方案，都是中国制服疫情的利器法宝。特别是创新性地大规模应用方舱医院，22天实现由“人等床”到“床等人”的转变，1.2万余名轻症患者得到妥善收治，最大程度阻断了传染源。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评价：中国同行的努力为国际科学界共同应对这一疫情“铺平了道路”。我们深知，敬畏科学就是敬畏自然，尊重科学才能挽救生命。崇尚科学、按规律办事，已经成为国家的气质、国民的品格。法治思维、法治方式为抗击疫情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依据《传染病防治法》，全国31个省区市全部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紧急出台司法决定，快速启动修法程序；依法实行全民居家隔离，全面交通管制，紧急征用调配物资……对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大力褒奖，让日夜奋战的优秀干部脱颖而出，对越法用权、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者依纪问责，对哄抬物价、囤积居奇、趁火打劫者依法惩戒，依法依规、陟罚臧否激发着强大正能量。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面发力，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正视存在问题、及时纠正问题是疫情防控和社会治理愈发有效完善的助推器。面对问题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考验着制度的本色、治理的潜能。在突如其来的疫情中，我们看到公共卫生体系、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的短板弱项，看到一些干部领导水平、专业能力不足，一些地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依然顽固的问题。我们也看到，在各地群众来“吐槽”、亿万网民“云围观”的特殊时期，政府和民众之间不回避矛盾、不遮掩问题，每时每刻都在进行正面反馈与互动。“百姓有所呼、政府有所应”“即刻发现问题、即刻解决问题”成为常态，虚心的学习和倾听，深刻的认识和吸取，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中国制度所具有的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和对全国资源的调动能力，是其他制度无法比拟的。”——这是马丁·雅克的赞叹。（四）风暴来袭，没有任何一棵树木能够孑然独立；大疫之下，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新冠病毒用如此沉痛而直接的方式告诉世界，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只有携手并肩，才能穿过风雨、迎来阳光。我们坚持和平发展、与人为善，也收获着世界人民的友善和情谊。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那些亲切的身影，在疫情最危急的时刻，俄罗斯运输机满载医疗物资飞抵武汉，柬埔寨首相“逆行”访华，“巴铁”举全国之力伸出援手，蒙古国赠送3万只羊，还有缅甸的大米、斯里兰卡的红茶……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那些穿越高山大海的暖心话语，“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守望相助，共克时艰”“中国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那些客观公正的专业人士和科学家，国际社会科学“大咖”坚持科学立场，秉持求实精神，坚定同“信息疫情”进行斗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再一次得到事实的印证。我们积极承担国际义务、担当大国责任，为抗击人类共同的敌人作出贡献。从及时向国际社会通报疫情信息，到采取超常措施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中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第一时间公开病毒基因序列信息，及时分享疫情防控和诊疗方案等技术文件，同国外专家举行70多场视频交流会……中国展现了高度的透明与合作。捐赠5000万美元用于世界卫生组织全球防疫，向伊朗、意大利、塞尔维亚等国派出专家团队，向150多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283批抗疫援助，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和出口防疫物资……中国秉持命运与共的理念，以实际行动帮助挽救了全球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天下一家、守望相助向来是中华文化对美好世界的设想，零和博弈、以邻为壑从来不是中国在危难之际的选项。中国梦照进世界是和平与阳光，是贡献与担当。贫穷、战争、恐怖主义、气候变化、重大传染病流行……这些问题威胁着人类的当下，也侵蚀着下一代的未来，解决哪一个都不能靠丛林里的野蛮搏杀，也不能指望“蝙蝠侠”或“超人”的一己之力。有人说，人类历史已经进入“风险冲击模式”。战胜这场疫情乃至接下来的种种冲击，需要我们摒弃分裂与偏见、坚持团结与合作，用心守护人类共同的家园，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平稳前行。（五）一个国家的制度，只有深深扎根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才能焕发旺盛的生命力，只有紧紧贴近于人民固有的精神特质，才能保证强大的执行力。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从“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家国情，到“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天下观，是根植于中华文明的思想精华，也是凝结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核的精神基因，深深涵育了伟大抗疫精神，在大疫来临之际充分激发、充分彰显。关键时刻，爱国主义让全民族牢牢凝聚。曾记否，那一声声“武汉加油”“湖北加油”“中国加油”的呼唤，或化作时而低沉、时而清脆、时而激昂的呐喊，或化作刚劲有力的书法、稚嫩拙朴的图画，久久回荡在人们心间。曾记否，那些除夕之夜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那些连夜驰骋奔向湖北的司机师傅，那些为研发疫苗夜以继日的科研工作者，那些为祖国日夜奔波筹集抗疫物资的华人华侨，总令人联想起那句振聋发聩的古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需要动员，大家已在路上；不需要激励，热血涌动胸膛。这就是家国的感召、爱国的力量。关键时刻，集体主义使人们亲如一家。曾记否，上百万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甘冒雨雪、甘担风险，日夜值守在基层卡点、不停穿梭于小区楼群，用坚守和汗水诠释着真情无悔、大爱无疆。曾记否，那些宁可亏损也要给员工发工资的工厂、商店、餐馆，那些自己本不富裕却为湖北、武汉捐款捐物的热心人，那些每天定时为彼此加油打气的疫区群众，虽是寒冬时节，却传递着春天般的温暖。还有那些为了保护家人、保护他人而自觉接受隔离的人们，没有被枯燥和孤独占据，而是保持着微笑和阳光。大疫落定，新加坡《联合早报》一位记者来到武汉，她看到的是一个井井有条、充满活力和生机的城市，学校里孩子们盛装打扮，菜市场整齐干净，堵车高峰车龙一眼望不到头，路边烧烤摊烟火缭绕，个体户大姐朴实而坚强……她不由感慨：听说疫情曾来过。毫无疑问，武汉已经从百年不遇的疫情中重整旗鼓、浴火重生。千难万险何所惧，大战大考炼真金。“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经过抗疫斗争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磨砺中经受洗礼，在困境中敢于胜利，再次通过了“极限大考”。面向未来，我们坚信社会主义制度前途光明、前景远大；我们也深知，前进路上并不平坦，甚至布满荆棘，只要坚定方向、大胆实践，立足“中国之制”开辟“中国之治”，就一定能够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就一定能够创造引领复兴、造福世界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我们已经被历史所书写，我们必将书写新的历史！转自：人民日报

融入学术的深刻、思想的睿智、逻辑的观照，凝练出中国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判断、基本原理等，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必将日益成熟并走向世界。为了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2015年国务院制定公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方案强调，坚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深入思考、完整把握中国特色与世界一流之间的关系，统筹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将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确立为学科建设目标。这二者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纵观政治学发展史，凡是被公认为一流、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成就，无不是在回答本国重大政治问题中产生的，无不是适应本国政治发展需求而兴起的。如果一国的政治学理论没有民族特色，就不可能跻身世界一流行列。当然，政治学者在研究本国特色的同时也应具有观察人类政治文明的广博视野，关注人类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这样才能创造出为世界所认可的成果。当前，我们应抓住历史机遇，统筹推进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的政治学学科建设。可以说，中国特色是世界一流的基础和前提，没有中国特色就不会成就世界一流。中国政治学首先要增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进一步加强对深层次中国问题的研究。任何国家的政治现象，都有其发生的特定国情文化机理，因而不存在针对某种政治现象的普适性解释模式。我们要正视自身所面临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既不可亦步亦趋跟在西方政治学研究之后，也不可止步于对政策的一般解释或对现象的空泛议论，而应努力运用多学科知识解释我国政治运行机理，形成和发展学理性、逻辑性和开放性兼备的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近年来，政治学学者的中国问题意识越来越强，研究视阈越来越开阔，对从宏观到微观的诸多政治问题都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显示了政治学助力治国理政的学科功能。今后，政治学学者除了在对策性研究上继续努力，还应对涉及国家发展、民族命运和人民幸福等深层次问题予以深度关切和思考。目前已经有不少学者对中国政治发展中诸多重大问题，比如国家治理现代化、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建构、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机构改革等都做了很好的跟踪研究，在历史追溯、国际比较、实地调查、数据分析、对策建议等方面推出不少有价值的成果。我们还应努力在此基础上融入学术的深刻、思想的睿智、逻辑的观照，凝练出中国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判断、基本原理等。惟有如此，才能推动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体系日益成熟并走向世界。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相依相融、并行不悖。我们在对中国政治进行的研究中，无论研究对象多么具体、研究方法多么实证，都应努力凝练出一般性知识和具有普遍解释力、预测力的判断。这样的研究成果自然具有让国内外同行关注、讨论和接纳的价值，进而有可能成为引领相关领域研究方向的一流成果。（作者：张桂林 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

本文转自【人民日报】；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指出：“在过去8个多月时间里，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经受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付出巨大努力，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又一个英勇壮举。” 回望大战、回顾大考，我们对一个政党的领导力、一种制度的优越性有了更深切的认知，对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有了更坚定的自觉。此一役，红旗漫卷；此一役，淬火成钢。跨过重重关口的古老民族，在千磨万击中愈加坚劲，在风雨兼程中行稳致远。 （一） 洪水、干旱、瘟疫、战争……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与各种灾难不屈不挠抗争的历史。在应对挑战、克服灾难中，作为人类文明重大成果的国家制度不断发展、受到检验、得到完善。 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刚刚开始，中国和世界历史再一次来到惊心动魄的时刻，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这个未知而凶残的病魔突袭而至。值此历史当口，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党员干部闻令出征、担当尽责，举国上下众志成城、勠力同心，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疫”步伐，是我们回溯奋战历程最清晰的脉络。 犹记得，专家组刚得出对病毒的最新结论，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指示：“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面对复杂严峻的疫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审时度势、当机立断，明确要求湖北省武汉市对人员外流实施全面严格管控。这是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的高度自觉，这是立足全局、奠定胜局的关键一招。世界卫生组织后来评价，在未为人知的新型病毒面前，中国采取了历史上最勇敢、最积极的防控措施，减少了数十万新冠肺炎病例的发生。 犹记得，农历正月初一，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专题研究疫情防控工作，发出“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的动员令，明确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体要求，为打赢疫情防控战排兵布阵、谋局落子。越是风急浪高，越需要把稳舵、定好向。一场场统摄全局的重要会议，一次次深思熟虑的指示批示，一项项及时有力的科学决策，一轮轮卓有成效的国际互动……习近平总书记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坚定了全党全社会战胜疫情的必胜信念，指明了同病魔奋战的方向。 犹记得，3月初那个乍暖还寒的日子，在疫情防控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飞赴武汉，直奔火神山医院，深入东湖新城社区，在决胜之地发出“坚决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的总攻号令。人民领袖为人民，万水千山赴戎机。在北京调研社区、医院、疾控中心基层防控，到军事医学研究院、清华大学医学院指导科研攻关……总书记始终把人民放在心头最高位置，始终同人民奋斗在一起，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汇聚起全党的钢铁力量，书写着对人民的无限忠诚。 犹记得，那场全国17万名各级领导干部参加的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总书记明思路、作部署、提要求。紧接着又召开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总书记通过视频和各地干部细算脱贫时间表，重申党对人民的郑重承诺。在浙江、陕西、山西、宁夏、吉林、安徽，总书记下农村察脱贫情况，进山岭观生态治理，到工厂鼓发展士气，赴灾区看受灾群众……那一串串急匆匆的脚步，印刻着“坚持两手抓、实现双胜利”的坚定决心。 一声号令，三军奋勇，上下同欲者胜。在习近平总书记直接指挥下，全党上下如一台精密的机器高速运转起来。第一时间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时间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中央指导组，第一时间对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提出明确要求……无数个“第一时间”，见证了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的坚强有力，见证了党中央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推进的制胜之举。460余万基层党组织各就各位，9000多万共产党员严阵以待，一支支党员突击队冲锋在最前线，一面面鲜红的党旗高扬在最前沿，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构筑起捍卫人民生命健康的坚实防线。大战中践行初心使命，大考中书写奉献担当，中国共产党人交出了一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抗疫答卷。 翻开这份答卷，一个结论分外清晰：党的领导是引领中国号巨轮劈波斩浪的“舵”与“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全党全国人民无惧艰难险阻、战胜一切挑战的主心骨、定盘星。 （二）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的试金石。危急关头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还是其他什么至上，是检验一种制度是否表里如一的度量衡。 一位外国政治学家在观察中国的疫情防控措施后这样评价：“中国的社会主义根本属性，在危机中或紧急情况下，人民的福祉优先于利润。”人民二字重若千钧，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高于一切，正是中国制度最根本的价值取向、最深层的政治伦理。 为了人民，我们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通过“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最大限度控制疫情扩散，通过“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最大限度救助病患，确保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我们给予每个生命以最大的尊重、最平等的对待，相守相依、不离不弃。在武汉，780名新冠肺炎患儿全部平安出院，最小的收治时才出生30个小时；80岁以上高龄老人救治成功率近70%，年龄最大的108岁。不计代价、不讲条件，全国确诊住院患者人均医疗费用2.15万元，重症患者超过15万元，少数危重症患者高达几十万元、甚至超过百万元，所有费用全部医保报销、国家兜底。为保证群众基本生活、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迅速建立生活必需品联保联供协作机制，每天数以百吨、千吨计的生活物资驰援湖北；为营造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舆论氛围，积极搭建媒体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疏导群众情绪，广大新闻工作者不畏艰险、深入一线，大力宣传抗疫感人事迹，生动讲述抗疫故事。“昔君来思，雨雪霏霏。今君往矣，杨柳依依。”治愈患者对医生护士的深深一躬，群众送别援鄂医疗队时的恋恋不舍，就是人民授予的桂冠。 为了人民，我们一手抓疫情防控毫不放松，一手抓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党中央多次研究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既明确“怎么看”、又指明“怎么干”。我们坚持不懈加大“六稳”力度，千方百计做到“六保”，第二季度中国经济由负转正，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加快推进，基本民生保障有力，大江南北、城市乡村重新活跃起来、舒展开来。我们顺势而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智能交通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拓展在线教育、线上办公等新业态新模式，为经济发展注入蓬勃动能。我们密集出台一系列惠企利民政策措施，企业用工调度保障行动、农民工返岗“点对点”服务行动、百日千万网络招聘行动，减免社会保险费、返还失业保险费、减免商铺租金、发放消费券，帮扶因疫致贫、返贫群众……惠及群众上亿人，救助或减免数千亿元。每天发生的点点滴滴、一枝一叶，牵动的是党和政府一刻不离的目光。普通百姓的柴米油盐、喜怒哀乐，影响的是整个国家正在做和将要做的事。 在人民共和国走进的第71个年头，我们更加体会到“人民”一词的涵义。它不是口号、而是行动，不是个别、而是全体。它写在难以磨灭的史册上，更写在每个人的心底。 （三） 大河奔涌，有缓流也有急流；制度优势，在平时更在战时。 百年大党淬炼的强大优势、7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形成的宝贵经验、40多年改革开放积蓄的雄厚基础，为国家发展注入“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澎湃动力，为跨越坎坷赋予“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回旋韧性。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经受住了“压力测试”，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优势不断转化为强大治理效能。 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构筑起“铜墙铁壁”。党中央一声令下，两座6万多平方米的医院10多天内建成使用，4.26万名优秀医务工作者星夜驰援，10多个省份20%以上的重症救治专业人员尽锐出战，800余万件防护服、1000余辆负压救护车、超过7万台医疗救治设备紧急调度……一场举世震撼的总动员即刻发动、迅速展开。各部门各司其职、通力合作，专项资金迅速划拨、战略储备紧急调用、物资入境一路畅通，战时链条环环相扣、高效运转；对口支援机制再显“神通”，19个省份吹响集结号、划分责任田、明确任务书；联防联控大网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国400多万名基层工作者牢牢守护住65万个城乡社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感叹：“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动员！” 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是最有力的武器。无论是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还是不吃野味、公筷分餐、保持社交距离，都日益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和生活方式。无论是多学科联合攻关、中西医结合救治，多线程疫苗研发、迭代更新诊疗方案，还是大数据精准溯源、健康码追踪轨迹，或是根据疫情发展实行精准化、差异化的城市管控、社区管控方案，都是中国制服疫情的利器法宝。特别是创新性地大规模应用方舱医院，22天实现由“人等床”到“床等人”的转变，1.2万余名轻症患者得到妥善收治，最大程度阻断了传染源。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评价：中国同行的努力为国际科学界共同应对这一疫情“铺平了道路”。我们深知，敬畏科学就是敬畏自然，尊重科学才能挽救生命。崇尚科学、按规律办事，已经成为国家的气质、国民的品格。 法治思维、法治方式为抗击疫情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依据《传染病防治法》，全国31个省区市全部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紧急出台司法决定，快速启动修法程序；依法实行全民居家隔离，全面交通管制，紧急征用调配物资……对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大力褒奖，让日夜奋战的优秀干部脱颖而出，对越法用权、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者依纪问责，对哄抬物价、囤积居奇、趁火打劫者依法惩戒，依法依规、陟罚臧否激发着强大正能量。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面发力，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 正视存在问题、及时纠正问题是疫情防控和社会治理愈发有效完善的助推器。面对问题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考验着制度的本色、治理的潜能。在突如其来的疫情中，我们看到公共卫生体系、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的短板弱项，看到一些干部领导水平、专业能力不足，一些地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依然顽固的问题。我们也看到，在各地群众来“吐槽”、亿万网民“云围观”的特殊时期，政府和民众之间不回避矛盾、不遮掩问题，每时每刻都在进行正面反馈与互动。“百姓有所呼、政府有所应”“即刻发现问题、即刻解决问题”成为常态，虚心的学习和倾听，深刻的认识和吸取，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中国制度所具有的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和对全国资源的调动能力，是其他制度无法比拟的。”——这是马丁·雅克的赞叹。 （四） 风暴来袭，没有任何一棵树木能够孑然独立；大疫之下，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新冠病毒用如此沉痛而直接的方式告诉世界，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只有携手并肩，才能穿过风雨、迎来阳光。 我们坚持和平发展、与人为善，也收获着世界人民的友善和情谊。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那些亲切的身影，在疫情最危急的时刻，俄罗斯运输机满载医疗物资飞抵武汉，柬埔寨首相“逆行”访华，“巴铁”举全国之力伸出援手，蒙古国赠送3万只羊，还有缅甸的大米、斯里兰卡的红茶……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那些穿越高山大海的暖心话语，“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守望相助，共克时艰”“中国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那些客观公正的专业人士和科学家，国际社会科学“大咖”坚持科学立场，秉持求实精神，坚定同“信息疫情”进行斗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再一次得到事实的印证。 我们积极承担国际义务、担当大国责任，为抗击人类共同的敌人作出贡献。从及时向国际社会通报疫情信息，到采取超常措施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中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第一时间公开病毒基因序列信息，及时分享疫情防控和诊疗方案等技术文件，同国外专家举行70多场视频交流会……中国展现了高度的透明与合作。捐赠5000万美元用于世界卫生组织全球防疫，向伊朗、意大利、塞尔维亚等国派出专家团队，向150多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283批抗疫援助，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和出口防疫物资……中国秉持命运与共的理念，以实际行动帮助挽救了全球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天下一家、守望相助向来是中华文化对美好世界的设想，零和博弈、以邻为壑从来不是中国在危难之际的选项。中国梦照进世界是和平与阳光，是贡献与担当。贫穷、战争、恐怖主义、气候变化、重大传染病流行……这些问题威胁着人类的当下，也侵蚀着下一代的未来，解决哪一个都不能靠丛林里的野蛮搏杀，也不能指望“蝙蝠侠”或“超人”的一己之力。有人说，人类历史已经进入“风险冲击模式”。战胜这场疫情乃至接下来的种种冲击，需要我们摒弃分裂与偏见、坚持团结与合作，用心守护人类共同的家园，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平稳前行。 （五） 一个国家的制度，只有深深扎根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才能焕发旺盛的生命力，只有紧紧贴近于人民固有的精神特质，才能保证强大的执行力。 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从“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家国情，到“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天下观，是根植于中华文明的思想精华，也是凝结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核的精神基因，深深涵育了伟大抗疫精神，在大疫来临之际充分激发、充分彰显。 关键时刻，爱国主义让全民族牢牢凝聚。曾记否，那一声声“武汉加油”“湖北加油”“中国加油”的呼唤，或化作时而低沉、时而清脆、时而激昂的呐喊，或化作刚劲有力的书法、稚嫩拙朴的图画，久久回荡在人们心间。曾记否，那些除夕之夜逆行出征的白衣天使，那些连夜驰骋奔向湖北的司机师傅，那些为研发疫苗夜以继日的科研工作者，那些为祖国日夜奔波筹集抗疫物资的华人华侨，总令人联想起那句振聋发聩的古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需要动员，大家已在路上；不需要激励，热血涌动胸膛。这就是家国的感召、爱国的力量。 关键时刻，集体主义使人们亲如一家。曾记否，上百万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甘冒雨雪、甘担风险，日夜值守在基层卡点、不停穿梭于小区楼群，用坚守和汗水诠释着真情无悔、大爱无疆。曾记否，那些宁可亏损也要给员工发工资的工厂、商店、餐馆，那些自己本不富裕却为湖北、武汉捐款捐物的热心人，那些每天定时为彼此加油打气的疫区群众，虽是寒冬时节，却传递着春天般的温暖。还有那些为了保护家人、保护他人而自觉接受隔离的人们，没有被枯燥和孤独占据，而是保持着微笑和阳光。 大疫落定，新加坡《联合早报》一位记者来到武汉，她看到的是一个井井有条、充满活力和生机的城市，学校里孩子们盛装打扮，菜市场整齐干净，堵车高峰车龙一眼望不到头，路边烧烤摊烟火缭绕，个体户大姐朴实而坚强……她不由感慨：听说疫情曾来过。毫无疑问，武汉已经从百年不遇的疫情中重整旗鼓、浴火重生。 千难万险何所惧，大战大考炼真金。“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经过抗疫斗争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磨砺中经受洗礼，在困境中敢于胜利，再次通过了“极限大考”。 面向未来，我们坚信社会主义制度前途光明、前景远大；我们也深知，前进路上并不平坦，甚至布满荆棘，只要坚定方向、大胆实践，立足“中国之制”开辟“中国之治”，就一定能够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就一定能够创造引领复兴、造福世界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 我们已经被历史所书写，我们必将书写新的历史！

三湘都市报·新湖南客户端11月30日讯（记者 黄京 通讯员 张明明 张静璐 刘书含）今天，湖南省政治学会2019年年会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成功召开。本次会议由湖南省政治学会主办，湖南师范大学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与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承办，来自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湖南省委党校、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委讲师团、湘潭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各地州市委党校等多家机构的近百名湖南省政治学届的代表受邀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共分为学会工作会议和学术研讨两个活动单元。学会工作会议单元由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余望成同志主持。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刘起军教授致欢迎辞，他对湖南师范大学今年的发展状况进行了介绍，结合会议主题，同时进一步阐述了十九届四中全会的重大意义，认为这次会议的召开为政治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研究内容，开辟了新的研究视野，号召大家要积极学习和研讨，以充分发挥政治学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湖南省政治学会常务副会长、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副校（院）长张思京教授从思想和理论学习、学会制度建设、学会会议举办情况等八个方面对学会的年度工作情况进行了汇报，并对下一年度学会的工作思路作了相应的规划和展望；湖南省政治学会副会长、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王敏教授对中国政治学年会第十九届代表大会的换届情况以及2019年年会的情况进行了汇报。学术研讨单元由湖南省政治学会副会长、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王敏教授主持。在主题报告环节，湖南省政治学会会长、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徐晨光教授作了“中国之治的密码解读”的主题报告，徐晨光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的国家治理分为了三个阶段，提炼出了三个阶段的特征，并从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三个方面对中国之治的制度保障进行了解读，对中国之治的核心问题进行了阐释，对如何实现党的领导，如何发挥党的核心作用进行了解读，最后对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在主题发言环节，湖南省政治学会副会长、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谭献民教授，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演进角度作了“勇于自我革命提高治理效率”的主题发言，谭献明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个阶段，对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勇于自我革命，实现从严治党、提升治国理政的效率的过程进行了讲解。湖南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科社部副主任王蔚教授以“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之路”为主题进行了发言，王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之路的内涵进行了阐述，并对这个过程中路径选择进行了讲解。湖南省政治学会副会长、湖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刘少华教授作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途径分析”的主题发言。刘少华从加强党的领导、增强制度执行力、推进制度创新，加强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强化制度执行的考核、监督、执行和应用等方面对这一主题进行了阐述。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黄永鹏教授作了“现实主义架构下中国参与国际治理的舆论倡导与外交实践的舆论倡导与外交实践的离合关系处置”的主题发言。湘潭大学博士生导师罗依平教授，作了“协商决策模式构建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的主题发言。在自由发言环节，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李风华教授对国家治理中央地关系、治理中的纵向分权问题阐释了自己的观点，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副所长何绍辉研究员就国家治理体系中基层治理的目标、方式、模式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湖南省政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伍先禄教授对学会管理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汇报。湖南省政治学会常务副会长、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副校（院）长张思京教授对会议的举办情况作总结陈词，充分肯定了会议组织的质量和会议研讨的成果，并对学会的发展做了进一步的展望。

政治学是治国安邦之学，与一个国家的建设、发展密切相关。国家建设为政治学研究提供深厚的实践基础，政治学研究为国家发展提供政治理论支持。国家建设与政治学研究良性互动，能够助推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国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交汇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中国政治学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学术支撑，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学人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和勇于承担的历史责任。回应新的时代要求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讲，政治就是设定国家机构及其职权，管理和参与国家事务，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因此，政治学是以国家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如国家权力、国家职能、国家机构、国家结构、国家利益、国家治理、国家能力等。尽管随着时代变迁，政治学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方法不断创新，但国家建设与发展始终是政治学研究的关键课题。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制度前提和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政治前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独特的国情和道路选择，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既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模式，又没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可资借鉴。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和伟大成功，既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更无法用西方政治学理论来解释。而且，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还会遇到各种复杂问题。如何在理论上总结中国发展经验，有效化解未来发展面临的风险，增强发展动力，迫切需要包括政治学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提供学术支撑和智力支持。这是时代对中国政治学研究提出的要求。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政治学如果不能回应时代要求，不能对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变革作出科学解释，不能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学术支撑，那么，政治学自身的知识价值和学科地位就无法得到承认，中国发展道路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也会缺失政治学理论上的阐释，结果很可能是中国政治学在实践中失语，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会受到削弱。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学人应自觉承担起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努力通过知识生产和思想创新，为中国强起来提供政治学上的有力支持。为强起来提供学术支撑根据知识的特点，政治学生产的知识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理论性知识，包括陈述性知识和规范性知识；另一类是实践性知识，包括程序性知识和对策性知识。从政治学知识生产的这两种类型看，政治学可以在理论建构、制度设计、政策咨询三个层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支撑。当今时代，政治学要有所建树，就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理论支撑。从解释理论的角度说，当代中国政治学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作出科学阐释。这种阐释不能仅限于对事实和现象的简单描述，也不能单纯停留在讲好中国故事层面，而要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经验进行归纳总结，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从人类的认识规律看，概念往往先于理解存在。对于一个复杂现象如果没有形成概念，这种现象就无法更好地被人所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只有经过概念化提炼和理论确认，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事实和经验才能转化为一般性、普遍性的知识，从而更好地被人们所理解、被国际社会所承认。从规范理论的角度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并不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模式的重复，而是一种新探索。这种新探索需要理论上的确认和指引，在这方面中国政治学研究大有可为。比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逻辑形成系统化的理论建构，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内在机理和实现形式进行学理论证，对人们日益增长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的要求在理论上予以回应，等等。这些理论建构需要吸纳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更要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归纳。制度以规范形式为人类行为提供约束和激励，从而使人类摆脱了单纯偶然性和任意性的支配，建立起有序的公共生活。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供给，国家的持续发展就没有保障。从知识角度讲，制度设计蕴含着程序性知识，形式化的制度是程序性知识的表征。这类程序性知识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指导着人类的实践活动，为人们解决“如何做”的问题提供参考答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仅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等的现代化，还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也为国家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提供保障。如何完善国家治理体系、补齐制度短板，需要政治学深入研究，拿出有说服力的学术成果。政策咨询是指通过专家或智库所掌握、储备的知识和数据，对各种信息资料进行综合性研究开发，并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政策性建议的活动。通过科学决策来保证公共政策的合理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十分重要。现代社会高度复杂，信息量大，社会关系多变，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需要多方咨询意见，以避免决策失误。政治学可以发挥其实证、量化分析的优势，从多方面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咨询服务。比如，为政府决策提供有关问题、现象、事态情况的综合分析报告；对全局性、长期性问题进行超前研究，做出科学预测，并提出战略性建议；为政府决策机构解决某类问题设计若干可行方案；分析决策实施条件、成本、有利和不利因素以及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提出可供选择的具体实施方案；对政府政策执行情况进行量化评估，为政府作出政策调整和追踪决策提供帮助。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体系中国政治学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学术支撑，不仅需要理论勇气和学术抱负，更重要的是脚踏实地，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进行长期不懈努力。站在为国家强起来提供有力学术支撑的战略高度，中国政治学应增强学术自主性，提高学术研究科学化水平，拓展学术研究视野，推动中国政治学研究取得新进展。中国政治学应立足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开展原创性研究。主张学术自主性和立足中国现实，不是要自我封闭，更不是否认已有的研究成果，而是强调中国政治学要回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不能从西方理论出发，不应局限于西方理论中固有的概念和观点，更不能不加辨析地将西方政治学学术议题转化为中国的学术议题。学术的生命力源于实践。中国政治学要真正走出单纯引进、介绍西方政治学的阶段，深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从生动鲜活的政治运行中发现问题并提炼出学术议题，通过原创性研究实现理论创新，着力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对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中国政治学研究须着重关注。这其中有大量问题需要进行科学解答，如一些社会现象需要精确地定量描述，许多政策性问题需要精细化分析，提出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因此，实证研究也是中国政治学应注重的角度和方法。通过定量分析，确定社会现象中有关因素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和数量关系，提升社会现象分析的精细化和准确化程度，从而提高研究的科学化水平。政治学研究应以问题为导向，根据解决问题的需要决定采取何种研究方式和方法。跨学科研究和比较研究是拓展政治学研究视野的两种有效方法。要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整合研究，就要超越学科界限，充分利用其他学科的知识，进行跨学科合作，从多维度、多层面展开研究，提升研究的实际效果。同样，开展比较研究有助于获得新的学术成果，而且也可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相关依据。为使决策科学、合理，可以将相关事物进行比较，从比较中分析异同、优劣，从而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更符合事物的规律和实际。需要强调的是，研究中国问题不能把研究视野局限于中国范围，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人类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政治学应加强国际比较研究，不仅要加强与发达国家的比较研究，也要注重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研究，在比较中更好地认识中国，通过解决中国问题进而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作者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周光辉）

由天津师范大学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组织编写的“比较政治研究”系列丛书，是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和他国的政治实践、政治现象进行比较研究，对某些政治原理和方法进行了探讨和验证。通过比较，以期提高人们的政治认识和政治判断的能力，扩大人们政治抉择的幅度，并使人们了解各种政治抉择的根据和代价，在政治实践中借鉴并吸收有益的政治经验，避免不必要的政治挫折和失误。请点击输入图片作者简介常士訚，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民族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政治与政治制度，中外政治思想，多元文化与国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高春芽，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教授，毕业于武汉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与方法、比较政治学。在《政治学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等重要核心期刊发表论文28篇，其中学科级论文4篇，8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或摘录转载，出版的专著《理性的人与非理性的社会：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研究》获得天津市第12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张三南，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在《民族研究》《世界民族》《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国际论坛》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著作2部。获省部级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获省级人才荣誉3项。内容简介从研究的主题上看，本书论及的多民族国家政治发展与政治整合、选举制度比较、民主化改革、民粹主义等话题均为比较政治研究的核心议题。从研究的方向来看，本书既有对政治制度实际运行情况的比较研究，也有对政治思想的比较研究。从研究的关注点看，本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各有侧重，对发达国家的研究重点关注政治制度的运行情况，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则侧重于政治发展、政治整合、族群政治等问题。主要目录民族国家研究后冷战时期新加坡国族巩固问题研究/常士訚“俄罗斯民族”：后冷战时代俄罗斯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概念/张三南如何理解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属性——安德鲁海伍德的诠释及其概念学意义/张三南 张强从多元到一体：印度政治整合路径分析/吕建明政治整合视阈下的菲律宾民族建构之路/解小宇民族和解与包容性发展：南非政治整合的经验与挑战分析/陈翔宇比较政治与政治制度研究美国如何塑造敌人——以冷战前后美国电影中的苏、俄人形象为例/王坚冷战后日本政治制度对其走向政治大国的制约效应/张鑫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民主输出—解析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卢宜宜后冷战时代英国地方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累加模式研究/孙宏伟当代墨西哥脆弱整合现状分析 /陈翔宇历史传统与国民性格：美国与加拿大的比较分析/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比较政治学理论研究政党代表性危机与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高春芽在代表与排斥之间——西方现代国家建构视野中代议民主发展的路径与动力/高春芽当代中西政治思想视野中的多元与一体/常士訚徐大同先生寄语已故的政治学元老徐大同先生生前为本研究书系作序。在序言中，他殷切提到：“希望学术同人能一起努力、互相切磋，以中国的国情为出发点，以适应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为目的，借鉴国外比较政治研究的理论，发展我们中国自己的比较政治学理论，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出我们一份绵薄的力量。”

7月30日，由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兼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领衔主编的《政治通鉴》新书发布会暨“通鉴视野下的政治科学”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办。《政治通鉴》第一卷正式出版，这是“政治通鉴”研究工程的阶段性成果。未来的多年间，该系列图书将持续出版。北大历史系邓小南教授介绍，《政治通鉴》的系列标志着政治学者集体性的探索，也标志着新型的学术共同体的建构过程。“讲政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色，在传统中国有政治权力、政治活动、政治派系却没有政治学。《政治通鉴》的著书者有资深的教授，也有学界的新锐，主题分类有突出的问题意识和通盘的设计，《政治通鉴》提供的是现代政治学通贯性的知识镜鉴和研究指南，是兼具基础性和前沿性的工具文献。”第一卷的《政治通鉴》也确立了该系列丛书的体例，每一卷本的《政治通鉴》都将包括五个部分的主体内容：古今中外的重要政治学经典；改变政治历史进程的重大政治事件；影响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政治人物；对人类政治生活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理论；人类有史以来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五个部分其实也是“政治通鉴”研究工程的五个子课题，其中“政治经典文献选编与研究”由俞可平负责，“重大政治事件研究”由中国人民大学王续添教授负责，“重要政治人物研究”由中央党校王长江教授负责，“主要政治理论研究”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杨雪冬教授负责，“基本政治制度研究”由北京大学何增科教授负责。《政治通鉴》新书发布会“政治通鉴探究”：关注政治学的基础研究工程俞可平介绍，“政治通鉴研究”课题是一项政治学基础研究工程，主要关注以下几个关键问题：“首先是，世界各国的主要政治经典有哪些；第二，迄今为止，人类创造的基本政治制度有哪些，它们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我们经常听到共和、民主、专制，事实上我们对这些制度的来源和真实意义是不清楚的，我们搞政治学的人也是不清楚的，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通鉴搞清楚；第三，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什么；第四，政治制度与一个国家的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究竟有什么关系；第五，人类有哪些重要的政治理想，因为一个民族有理想指引着这个民族的演进，这个理想到底是什么？”以刚出版的第一卷来看，每一个部分主题的选择有一定的随机性，许多问题因为在历史中非常复杂，而编写人又希望尽可能准确地去讨论，因而可能一卷只能讨论十个左右的政治学命题，并有编写者自己的视角和理解。如“民粹主义”词条下，编写者费海汀在“民粹主义概述”中写道：“民粹主义并不是一种社会革命纲领，也不具有明确、清晰、恒定的社会改造计划。它更多是一种对人类社会中特定活动和行为的经验性总结。因此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时间要远早于民粹主义概念或民粹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民粹主义这一词汇在使用上的模糊性与宽泛性。即，民粹主义始终是对历史事实的总结，但对经验事实的总结就不得不面对其外部千差万别的历史语境及其内涵与过程中明显差异的挑战。因此尽管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的民粹主义现象存在不小的区别，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描述的方式展现一个民粹主义现象的大致轮廓。”“政治科学事件研究最管用，最根本的还是历史的方法”政治学研究在当下大体上划分为三大领域，即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过程，相比于思想和制度，政治过程的研究在现实当中最难。“有学者认为研究思潮难，但是我觉得没有过程、没有事件更难，尤其是政治事件，它不同于一般的政治过程研究。一般的政治过程研究可能讨论的是政治主体的决策，以及决策的实施等。但是政治事件，尤其是古今中外的重大政治事件，也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是人类政治变迁和政治发展当中关键的节点。在这样一个节点上，思想、制度、人物交汇，在重大的政治事件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思想的激荡，也能够看到制度的更替，还能看到人物的沉浮。”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王续添说。对于怎样研究政治事件，王续添认为今天在选择研究工具、研究方法，有两极化的现象，一方面是学科越分越细，方法从超学科到为学科所有的趋势。另一方面是学科太细，方法也搞得过于学科化，反而不利于学术研究，所以跨学科的研究往往要追求或者说更多地使用更为具有超越学科一般性的研究方法。“所以政治科学事件研究最管用，最根本的还是历史的方法。在实践中我们也不排斥现在学术发展所产生出来的其他的所有的研究工具、研究方法，所以在政治事件研究当中从方法的选择上注重对历史方法的全面、准确地运用，尤其是运用历史思维来思考和理解人类重大的政治事件，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变迁。”王续添说。邓小南提及，书中的选题很多和历史相关，其中有史事的回顾，也有政治学的思考，有一些精细撰写的研究的述评。“近些年经常看到历史政治学这样的提法，把政治学与历史联系在一起，加深了其纵深感和实践导向，同时也是学科交汇的产物，从根本上说，历史学的意义在于反思，不仅追寻历史的经验，也反思历史的教训，思考中离不开社会科学理论的导引。现实中我们发现，很多严重的前车覆辙，可能纠偏于一时，却并未能积淀为全民族的深刻镜鉴，这正是因为缺乏集体性、学理性的深入讨论与严肃反思。”(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作者简介：张军孝，男，编审，学者型出版人，《今传媒》杂志主编，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共革命史研究及编辑出版领域的实践与研究。张慕陶张慕陶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一位颇有影响且具争议的历史人物。他曾为中国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做出过重要贡献，却又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无情打击，甚至开除党籍；他曾为抗日反蒋斗争四处奔波，始终不失一位爱国民主志士的风骨和气节，却被冠以所谓“托派汉奸”的骂名，最终又遭蒋介石电令关押继而枪杀，成为一位历史悲剧性人物。历史是一面镜子，搞清楚张慕陶的生平经历轨迹，对于澄清有关历史谜团，还原一个真实的张慕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西安求学时期张慕陶，原名张金印，字信斋，笔名金刄（仭纫）、禁音，化名镜英、马云程、张渊明。1902年生于陕西旬邑县太峪张家村。旬邑县位于西安市西北方向约150公里处，与甘肃省正宁县毗邻，古称豳国。西周王朝建立后，将豳地划入王畿之内并置邑，为栒邑。到秦朝实行郡县制时始名栒邑县。县内有一条贯穿南北的三水河，流域占全县面积的70%以上，故在汉朝以后更名为三水县。民国三年（1914年）因其与广东省三水县重名，复改回栒邑县。1964年9月，因“栒”字比较生僻，选同音常用字“旬”代替，改成旬邑县。张金印的家庭属于旬邑县太峪张家村的一个大户人家，生活富裕殷实，家庭经济条件甚为优越。童年时期他就读于旬邑县立宝塔高级小学，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五四运动爆发后，位于渭北高塬峡谷之中的旬邑县城，也无不受到北京、西安等地学生爱国斗争的影响，这对当时还在高小上学，思想单纯，又喜读《三国志》《春秋左传》《四书》《五经》的张金印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震动。1923年秋，张金印以优异的学业成绩考入西安省立第三中学。他来到西安后，对古城的一切都感到格外的新鲜和好奇，特别是新思想、新文化的盛行，他那偏僻闭塞的家乡旬邑与之相比，可谓是望尘莫及。由于他刻苦好学，奋发向上，因此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24年春，员魏野畴担任省立三中教务主任后，在该校宣传革命思想，传播马列主义。张金印深受魏野畴等人的影响，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国近百年史》《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社会科学概论》《新青年》《向导》《共进》《中国青年》等革命书刊，由思想上的激进逐渐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成为学生中最活跃的积极分子之一。由于他同魏野畴的频繁接触进而思想上有了明显进步，遂于1924年秋经魏野畴、张秉仁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西安团组织建立后，为了便于在群众中开展活动，在魏野畴领导下发起组织了团的外围组织/青年生活社，出版《青年生活》旬刊。张金印便积极参加了青年生活社，并团结青年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和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不久，他与张秉仁、张含辉、陈嘉惠等创办《陕西青年》杂志，并以此为阵地，向陕西广大青年宣传新文化、新思想，讨论青年问题，促使青年人觉悟。1925年，张金印被推举为省立三中学生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在该校发起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读书会、辩论会和演讲会等，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晚召集学生发表演说，并进行热烈的辩论，以活跃学校的政治、学习气氛，吸引更多的青年学生团结在校学生会的周围。同年5月，军阀吴新田正式受命为陕西军务督办的第二天，就制造了惨杀省立一中学生的“五四”惨案。这一骇人听闻的惨案发生后，张金印立即发动和领导了省立三中驱逐军阀吴新田的政治宣传和讲演活动，号召广大青年团结起来，把“驱吴”运动进行到底。为了把“驱吴”运动推向高潮，直至最后胜利，中共党组织在三原召开了陕西第一次全省学生代表大会，张金印出席了会议，并被推为陕西学生联合会的执行委员，负责编辑学联机关刊物《陕西学生》，继续致力于陕西的学生运动。1925年10月24日，张金印在《陕西学生》第15期上发表了《西安中学同学的觉悟》一文，深刻地揭露了西安中学“是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的一个阵地，它“不许学生行动自由，思想自由，强迫学生做礼拜，读圣经，麻醉主人翁的中国青年”，要使他们成为“帝国主义者的顺民”。尖锐指出：“有血性的西安中学同学”，要“认识到基督教是现在统治阶级愚弄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是帝国主义侵略青年心灵的毒药”，不要上此当；强烈呼吁西安中学的学生必须“鼓起来奋斗，反抗恶势力的精神，立刻给帝国主义以打击”，“要继续的反帝国主义”，“反基督教，以达到收回教育权，打倒帝国主义为止”。在此前后，张金印还在《陕西学生》上发表了《国民革命之学校教育》和《学潮一束》等战斗檄文，有力地推动了陕西学生运动的深入开展，博得了陕西学生界的热烈称赞。由于他领导学生运动方面的出色才能，而被誉为西安学生运动的“三杰”之一。二、投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国共第一次实现合作后，陕西的革命形势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正当革命群众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1925年3月20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倡导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病逝。这一消息传到陕西后，各团体纷纷函请陕西国民会议促成会在中国的领导下，通函西安各团体，发起组织西安市民追悼孙中山大会筹备会，张金印与魏野畴、吕佑乾、王授金、张含辉等参加了筹备会的重要领导工作，并在4月15日举行的追悼孙中山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不久，在上海又发生了英帝国主义枪杀中国同胞的“五卅”惨案，激起了中国被压迫阶级和其他爱国阶层的民族义愤。西安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反帝爱国反对残杀同胞运动委员会，张金印参与了委员会的领导工作，组织西安各界通过罢课、罢工、罢市、集会游行、演讲、募捐等方式，有力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紧接着，张金印同省学联的其他负责人一起又领导了驱逐反动教育厅长希朝俊的学生斗争，沉重打击了教育界的反动分子。实际斗争的锻炼，使张金印更加成熟。1925年冬，张金印由魏野畴和吴化之介绍转为中国党员。而后，他担任了共青团西安地委委员，协助团地委书记吴化之领导西安地区团的工作。1926年3月12日，为了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张金印在《西安评论》第36期上发表了《孙中山与工农阶级》一文。文章首先赞颂“中山倡导的国民革命，实有唯物史观之根据，所以他坚决尽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不特始终不懈，且晚年更为坚决”；其次分析了工农两大阶级的突出特点，认为“中国国民革命，工农阶级实为各阶级的领导”，并有力抨击了国民党“右派认不得工农阶级的力量”，指责工农运动过火，背离中山遗训的罪行。这篇文章不仅有一定的理论水平，而且展现了张金印对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的忠诚和把国民革命坚持下去的信念。镇嵩军刘镇华围攻西安城期间，张金印同张秉仁、张含辉等，一方面，领导驱刘反围城的西安学生运动；另一方面，在省立一中帮助雷晋笙、吕佑乾、刘含初、赵葆华等举办“暑期学校”，为党培养干部。1926年11月，冯玉祥率五原誓师的部队进军陕西，解西安城围后，党派张金印任国民联军总政治部政治处处长。他经常与冯玉祥、杨虎城、李虎臣、吉鸿昌、孙良诚等将军频繁接触和交谈，深得冯、杨、李、吉、孙的敬重。不久，中共陕甘区委和共青团陕甘区委成立，张金印担任共青团陕甘区委的宣传委员，以更加旺盛的革命干劲，积极地为贯彻党的方针政策而四处奔波，勤奋工作。他曾亲自回到家乡旬邑，对旬邑党组织发展壮大，以及深入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农民运动，建立农民协会等工作，给予了具体的帮助和指导，使旬邑地区的革命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三、领导共青团陕西省委工作1927年6月，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后，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当时，共产国际派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顾问的乌斯曼诺夫向陕甘区委提出意见，建议区委应迅速撤出西安避免损失。为了应付形势的变化，陕西党组织不断举行会议，以对许多重大问题作出决策。张金印出席了各次会议，并发表了自己的主张和看法。同年7月上旬，根据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的决定，中共陕西省委和共青团陕西省委成立，张金印当选为省委委员兼任团省委书记，在革命危急时刻，领导了陕西团的工作。不久，他与省委组织部长李子洲一同去武汉，向汇报陕西党的工作，听取张太雷对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的传达和给陕西党的指示。回西安后，张金印参加了中共陕西省委“九·二六”扩大会议，在会上他与李子洲分别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以及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1927年11月，他亲自主持召开了团省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对党省委第一次委员会议通过的文件进行了讨论，特别对党省委决议中“西北农民落后”的提法，给予了猛烈的批评。张金印说：“CP（）省委常委会这种农民理论，便是极深的机会主义。过去的机会主义两月来尚未扫除净尽，新的机会主义理论，复由CP省委常委而产生，我们对于这种机会主义之理论若不扑灭，使延长一下而达到实际中，客观上便是出卖革命”。同时，他对党省委有关一些个人的问题也进行了批评，得到团省委委员的赞同。为了重新审查省委第一次全体委员会的报告和决议，正确评估陕西党前一段时间的工作，清除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中共陕西省委于1927年12月和1928年1月，先后举行了省委第二、三、四次全体委员会议，张金印均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激烈批评省委书记耿炳光等人，斥责耿炳光是陕西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因此，耿炳光在省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辞职，省委第三次全体会议撤销耿炳光省委书记的职务，选举潘自力为代理省委书记。张金印当选为省委常委仍兼任团省委书记职务，继续领导陕西团的工作。四、参与策划革命的武装暴动为了贯彻党的“八七”会议制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革命屠杀的总方针，以及多项重要决议精神。中共陕西省委于1928年2月中旬召开了第五次全体委员会议，张金印与潘自力、李子洲、徐梦周、刘继增、胡宪之、亢惟恪等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大革命失败后陕西的政治形势、军事工作、农民运动和党的组织工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通过了第五次全体会议《陕西CP目前工作方针》的决议案。会议认为陕西革命形势已经成熟。因此，各地党的组织应该领导工农群众由局部的暴动汇合而成全省的总暴动，去夺取政权，造成陕西革命的割据局面。省委第五次全体会议后，张金印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第20号通告和第五次全体会议决议案的基本精神，于1928年2月下旬迅速赶到旬邑，向旬邑党组织重申了省委关于“由部分的暴动过渡到全陕西的总暴动”的精神，指示旬邑党组织立即行动起来，领导农民群众举行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以造成革命在旬邑的割据局面。他在县城作了短暂停留后，又因筹措去上海出席党的“六大”的路费问题即刻回太峪张家村故里，并同张家村的党员和农民协会的负责人进行了交谈，指示他们做好在旬邑举行暴动的准备，以便待机行动。紧接着他日夜兼程返回西安，把团省委的工作作了布置和安排之后，于2月下旬启程东行。张金印在路过渭南时，曾召集渭南党团县委的负责人肖明、何寓础、杨慰祖、张宗适等举行会议，指示他们做好一切准备，举行武装暴动，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人和革命群众的残暴行为给予有力的反击。同时还发表很有鼓动性的演讲，进一步激发了大家高涨的革命情绪。会后，他随即赶赴华县，又指示华县党团县委要吸取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执行省委决议的基本精神，充分发动群众，以迎接渭华地区革命风暴的到来。张金印离开渭华东出潼关没几天，就在渭南发生了“宣化事件”，使其成为渭华革命暴动的导火索。五、陕西唯一出席党的“六大”的代表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初步决定于1928年3月份召开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分析研究大革命失败以后的革命性质和政治形势，制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928年2月中共陕西省委第五次全体会议前，就接到中央的通知。所以，省委五次全会后，又于同年2月18日至19日举行了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听取了代理省委书记潘自力的政治报告和党务工作报告，讨论了中央文件与对陕西省委公函等，并审查了省委第五次全体会议决议案。会议最后选举出席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张金印、潘自力、王松年被选为出席党的“六大”的代表。1928年2月下旬，张金印和潘自力、王松年离开陕西到达上海，始知中央为了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开会环境，并取得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指导，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延期于6月在莫斯科举行。因此，潘自力、王松年向中央汇报了陕西的工作，携中央关于《陕西工作决议案》返陕。张金印被留在团中央工作。不久，调派他担任中东路交通员，做护送中央领导和出席“六大”代表出境的交通安全联络工作。他随同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等中央负责人一起到达莫斯科。由于陕西省委其他两名出席“六大”的代表，因故未能按时赶到上海并一同启程赴莫斯科。所以，张金印就作为陕西唯一的代表出席了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大会期间，党的“六大”主席团分别成立了以瞿秋白为召集人的政治委员会、以周恩来为召集人的组织委员会、以向忠发为召集人的职工运动委员会、以李立三为召集人的农民土地问题委员会、以苏兆征为召集人的苏维埃委员会、以周恩来为召集人的军事委员会、以蔡和森为召集人的宣传委员会、以关向应为召集人的青年委员会、以周秀珠为召集人的妇女运动委员会、以项英为召集人的财政审查委员会10个委员会。张金印除了军事委员会外，参加了其它9个委员会并为委员。大会开幕前，斯大林会见了瞿秋白、苏兆征、李立三、向忠发、周恩来等，并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发表看法，对中共六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张金印不仅听取了党的“六大”的各项报告，出席了9个委员会的讨论，而且根据大会主席团为总结经验教训，统一党内思想认识，参加了政治委员会分别成立的湖南委员会、湖北委员会、南昌暴动委员会、广州暴动委员会的工作。党的“六大”闭幕以后，张金印还在莫斯科分别出席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少共国际候补中央委员，成为陕西党唯一的参加少共国际中央工作的中国党员。1928年10月，张金印由莫斯科回到上海，受党的“六大”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长周恩来的委派，以中共中央巡视员的身份，于同年11月前往江西帮助并指导江西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12月5日至12日，中共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先在鄱阳湖中开幕，后移至湖口县舜德乡王燧村举行。张金印作为中共中央巡视员出席大会指导并作了报告，完成了赋予他的使命和任务。六、领导中共顺直省委工作张金印出席完中共江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即刻回到上海，于1928年12月中旬随周恩来一同赶赴天津。为了解决顺直党组织内部的矛盾，周恩来在广泛了解顺直党组织情况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决定月底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12月底，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在天津法租界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北方党参加“六大”的中央委员，省委常委陈潭秋、刘少奇、韩连惠，以及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石家庄等地党组织代表共40余人。会议由陈潭秋、刘少奇轮流主持。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题为《当前形势和北方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给顺直党指明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会议最后通过了政治任务、党务问题和职工、农民、青年、济难运动等决议案，重新改组了顺直省委。新省委由韩连惠任书记，张金印任常委兼组织部长，陈潭秋任常委兼宣传部长，张昆弟任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郝清玉任常委兼农委书记，张兆丰任军委书记，秦兰英任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这次省委扩大会议改变了大革命失败后北方党的散乱局面，建立了一个健全的领导中枢，有力地推动了北方党的工作。张金印担任中共顺直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后，不仅坚持经常与张昆弟、张兆丰等共同商讨如何在北方地区开展工人运动和武装斗争等相关问题，而且能够深入天津纱厂等基层工人群众中了解情况，进行宣传鼓励，在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为使顺直党的工作生动活泼地开展起来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29年5月，派政治局候补委员、工人党员卢福坦担任顺直省委书记，韩连惠为候补书记。张金印继续担任顺直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的职务。同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顺直省委遭受了一次严重的破坏，省委书记卢福坦，秘书长郭宗鉴、叶玉文，以及彭真、詹大权、刘秀峰等许多党的重要干部被捕。在形势险恶的情况下，张金印毅然组织了顺直临时省委并代理书记，领导了北方党的工作。6月下旬，张金印前往上海，参加了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向详细汇报了顺直党遭受严重破坏，和顺直临时省委目前面临的严峻形势，并听取了中央对顺直党的指示。尔后，张金印立即返回天津。1929年8月，为了贯彻党的六届二中全会精神，临时省委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建立了正式省委，由张金印、李子芬、吴雨铭组成常委，郝清玉、邢殿甲为候补常委，张金印任中共顺直省委书记。此后，省委的许多报告和给北方各地党组织的指示文件，都是由张金印亲自起草。他虽然执行过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并曾在天津、唐山等地组织小型罢工、“飞行集会”等超越客观实际情况的对敌斗争。但他在白色恐怖非常严重的天津，机智沉着、坚定勇敢地领导了顺直省委的工作，在其中所表现出的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大无畏精神，得到了当时顺直省委许多同事的称赞。1930年2月，派贺昌任顺直省委书记，张金印被调往上海中央工作。6月，李立三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各路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会后不久，派张金印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总兵委书记的职务，协助长江局书记项英展开工作，准备在红一军攻打武汉时，以发动总同盟罢工作内应，一举夺取武汉，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战略计划。张金印在长江局工作期间，坚决地执行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主张。后来，长江局机关被国民党特务破坏，张金印遭到敌人的追捕。当特务闯进他的住所时，他机警果断，抛出一把钞票以转移特务视线，遂趁机从窗口跳出脱身。他虽身负重伤，但在武汉地下党组织的掩护下，终于逃出虎口，安全到达上海。七、反对王明主导的六届四中全会 被开除党籍并被捕入狱1930年9月，党为了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在上海举行了六届三中全会，张金印列席了会议，并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会后，他继续在上海养伤。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张金印竭力反对王明。他说：“王明这伙人没有国内实际斗争经验，懂得什么？加之年轻没有资格担当的领导工作，我们必须将这些人搞掉”。他与曹策、韩连惠、袁乃祥等到处活动，反对王明和六届四中全会。不久，他们几个人从上海到天津进行宣传鼓动，并组织“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委员会”，动员北方各地党的许多负责人参加，与在上海的罗章龙等遥相呼应，起劲地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和以王明为首的，在组织上犯了分裂主义错误。同年2月，张金印继罗章龙、王克全等被王明为首的中央开除党籍之后，也被开除党籍。同年4月，张金印与陈原道、吴化之等大批员先后在天津被捕入狱。时隔不久，他们被解往国民党北平副司令行营军法处。这一年秋，又转押草岚子胡同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在草岚子监狱，张金印仍坚持反对王明和六届四中全会的主张，并同陈原道等人进行争辩。经过陈原道耐心地说服和严厉批评，张金印认识到自己参与组织“河北省委紧急会议筹备委员会”，同闹对立的错误，愿意改正错误，继续为党工作。1932年9月，张金印与陈原道、吴化之等人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由陈原道恢复了他的党籍。不久，他以教员的身份在北平朝阳大学教书，给学生讲授政治学等课程。八、受党派遣助冯玉祥组建抗日同盟军“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更加野心勃勃，肆无忌惮，又进一步把侵略魔爪伸向华北、华东等地，以实现其最后独占中国的美梦。1932年4月15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了《对日作战宣言》，正式宣告对日作战，“号召白色统治区域的工人、农民、兵士、学生以及一切劳苦民众自己起来，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夺取国民党军阀的武器来武装自己，直接对日作战”，“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同年11月，受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陈赓直接领导的北方特科负责人吴成方派肖明为代表，赴山西汾阳先后多次与冯玉祥交谈，并在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商定与冯玉祥再度合作，以察哈尔的张家口为中心，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对日宣战，收复失地。1933年1月，根据冯玉祥的请求，中共北方特科派张金印、武止戈、吴化之三人到张家口，成立中共张家口特委，直属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中共中央北方特科）领导，支持冯玉祥抗日。张金印愉快地接受了中共北方特科的派遣，并从此改名为张慕陶，以中共特委书记的身份，频繁地来往于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孙良诚、高树勋、徐维烈等上层人物之间，积极帮助冯玉祥筹划建立抗日同盟军事宜，深得冯玉祥的信赖。冯玉祥为方便与人的接触，便迁往土尔沟名叫“爱吾庐”的图书馆，并安排张慕陶住在“爱吾庐”图书馆西屋。冯玉祥认为张慕陶是个有才干的人，并且有斗争的经验，由此对他特别尊重，两人经常密谈，拟定抗日行动计划。冯玉祥对张慕陶说：“你们参加同盟军是为了抗日，千万记住要做到不露红，什么是不露红，我打个比方说，就是实行内红外不红的西瓜政策，不实行外红内不红的‘胡萝卜政策’，蒋某人对红色恨之入骨，防止以中央名义借‘剿共’来打咱们”。张慕陶听后赞同冯玉祥的意见，并联络各方进行深入商谈。为了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动员更多的人和爱国将领参加抗日，在张慕陶的领导下，中共特委出版《抗日阵线》报，开展宣传和发动群众的工作。随后，党又派遣宣侠父、许权中、周益三、谢子长、阎红彦、霍世杰、杨晓初、高克林、蔡子伟、宋文梅、李锦锋、种师统、强龙光、白耀亭、陈嘉惠、张存实、王霖、赵作霖、贾振中、周茂兰、尹心田、刘汉生、张秉仁、张公干等数以百计的员到张家口，为抗日同盟军的筹备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1933年5月26日，在中国的推动和帮助下，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张慕陶担任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总政治部主任。接着，坚定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中共河北省委派柯庆施等人来到张家口，成立了中共河北省委前线工作委员会（简称前委），取代了张慕陶领导的特委，柯庆施任书记。柯庆施在张家口开始推行王明“左”倾路线，主张策动士兵哗变，形成武装割据的局面，使得吴成方、张慕陶等党的干部无法开展工作。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张家口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士兵举行了数千人的御侮救亡群众大会，张慕陶以抗日反蒋为中心内容，在大会上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讲演，鼓舞了广大民众的抗日情绪，激发了他们对蒋介石国民党对日妥协政策的不满。尔后，张慕陶在抗日同盟军的政治工作方面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不仅奔走于抗日同盟军各个高级将领之间，及时磋商有关重大问题，而且对外联系，起草文件，作报告，发表讲演等，都是他亲自去做。同时，他又利用一切间隙，经常到吉鸿昌部和许权中的第十八师、宣侠父的第五师等员较多的部队发表演说，以促进抗日同盟军中政治工作的展开。当时，国民党的《华北日报》指出：冯玉祥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的通电发出后，“由主持，召开抗日救亡大会，所有标语、传单、口号等，一切均为共党政治部所制，当时，曾任长江各省军事机关共党之张慕陶为主要人物。在此时期，冯对共党之主张为命是听……”。这足以说明张慕陶领导的总政治部的工作，在抗日同盟军中的确起了重要的作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指挥下，全军将士信心百倍，英勇善战，冲锋陷阵，所向披靡，先后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多伦等重要县城。特别是收复多伦的战斗，同盟军经过五昼夜的血战，终于获得了重大的胜利，给日本侵略者予以沉重的打击，使抗日同盟军声威震惊中外。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后，一直坚持对日不抵抗的蒋介石，却暗中勾结日寇，积极调兵遣将，配合日本侵略军，在对同盟军施加军事压力的同时，又接二连三地派遣说客，对冯玉祥进行游说，逼迫冯玉祥取消抗日同盟军。在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张慕陶于1933年7月下旬离开张家口，参加了中共河北省委会议，汇报了前委的工作，申诉了前委同冯玉祥的主张，派人通过外蒙打通国际路线，以得到苏联在军事、经济上的援助，继续坚持抗战。省委原则上同意了张慕陶的意见，会后张慕陶迅速赶回张家口。当时，日寇和国民军节节逼进，对抗日同盟军形成包围之势，军事封锁日益严重。8月4日，冯玉祥召集抗日同盟军军政领导人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抗日同盟军的行动方针，为避免内战，冯玉祥说明自己处境困难无力领导察省抗战，表示下野，即于8月5日发出下野通电。张慕陶参加了会议，并与方振武、吉鸿昌、宣侠父等，坚决主张同盟军“外抗暴日，内除国贼”的行动纲领，继续奋斗，立即通电讨蒋。8月8日，中共河北前委在张家口召开紧急会议，提出“以革命战争来回答国民党的进攻”的口号，决定把党影响下的军队全部撤往张北，坚持抗日斗争。8月9日，冯玉祥为形势所迫，宣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随后，张慕陶与方振武、吉鸿昌等人集议，拟推方振武为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继续抗日，虽因方部将领阮玄武等人反对，未得结果。但方振武、吉鸿昌部拒绝接受国民党的北平军分会的改编，在张慕陶等一大批员的影响下，将所部改称“抗日讨蒋军”，方振武任代理总司令，提出“既以抗日为起源，必以抗日为归宿”的口号，继续坚持抗日斗争。在蒋、日、伪的军事压力下，抗日同盟军方、吉部处境异常困难。为了讨论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和对策，中共前线工作委员会于1933年8月27日，在张北的二泉井子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张慕陶与柯庆施、许权中、宣侠父、吉鸿昌、张存实、吴化之、战韬、刘汉生、郑绍文、张韬、马少峰、周茂兰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经过半天的讨论，提出在基本原则上向南发展的前提下，通过三项决定：1.创造热察绥新苏区，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2.打通国际路线，争取国际援助；3.整军备战，商都会师。柯庆施在会议上给张慕陶扣上“联日反蒋”的帽子。会后还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张慕陶和柯庆施、吉鸿昌、宣侠父、贾振中、刘振远、柳青庭七人任常务委员，吉鸿昌任抗日同盟军总指挥。会后，部队按照前委的决策，向商都开进。但由于情况发生变化，前委将商都会师的计划改为独石口会师，就此问题，张慕陶与柯庆施发生了意见分歧。由于张慕陶支持了二师党的负责人王霖、贾振中、尹心田、周茂兰等坚持商都会师的主张，后由于客观等方面的原因，二师又未能实现独石口会师的计划，被强行接受改编。因此，张慕陶和王霖、贾振中、尹心田、周茂兰被柯庆施严厉斥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33年9月上旬，方振武与吉鸿昌在独石口会师后，同汤玉麟、刘桂堂召开了云洲会议。张慕陶应邀参加了会议，并分析了蒋、日、伪相互勾结，企图彻底消灭抗日同盟军的狂妄野心，以及同盟军面临的形势，提出进攻平津的主张，得到方振武、吉鸿昌的赞同。会议决定将抗日同盟军易帜为“讨贼联军”，推选方振武为总司令，汤玉麟为副总司令，刘桂堂为右路总指挥，吉鸿昌为左路总指挥。还决定从独石口向大水峪、密云、怀柔方向进军，限旧历八月十五日进攻北平。张慕陶积极支持了云洲会议的决定，但遭到柯庆施的坚决反对，指出这是反革命活动。9月12日，前委立即在独石口召开了党员大会，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未经任何讨论，并在张慕陶等人未到会的情况下，柯庆施不顾许权中、刘少文、张公干的反对，代表前委错误地宣布停止张慕陶的工作，并开除了张慕陶及抗日同盟军第二师工委书记王霖、第一团团长尹心田、第二团团长贾振中、第三团团长周茂兰五人的党籍。自前委将商都会师的计划改为独石口会师之后，张慕陶和宣侠父、许权中一直随方振武、吉鸿昌军中筹划作战。当时，国民党的《华北日报》几乎每天都有吉鸿昌率共党张慕陶、宣侠父、许权中等仍在抵抗的文字报道。然而，方振武、吉鸿昌率领的抗日同盟军，由于势单力薄，众寡悬殊，不能抵挡数万国民党反动军队和日伪侵略军的疯狂围攻，终于1933年10月中旬彻底失败了。但它在中国的影响和指导下，不屈服于蒋日伪的压力，浴血奋战，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爱国志士顽强不屈、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和内部武装镇压的斗争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一页。九、被开除党籍后仍坚持抗日反蒋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张慕陶经天津到北平，得知自己被柯庆施开除党籍的消息后，非常气愤，曾大骂柯庆施，气得卧床不起。但他没有因此而消沉下去。1933年冬，张慕陶仍奔走于北平和天津，继续进行抗日反蒋活动。他在天津秘密联络宣侠父和隐居在法租界的吉鸿昌等人，曾组织“反帝大同盟”，准备待时机成熟后，再次重整旗鼓，打起抗日反蒋的旗帜，与日蒋反动派进行战斗。与此同时，他在北平又聚集大部分陕西同乡，组织成立了“抗日战士互助会”，提出抗日反蒋的口号，开展游行示威活动，颇能动员群众，影响很大，使国民党北平当局尤为震惊。不久，由于叛徒的出卖，抗日战士互助会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大部分会员被以非法抗日、赤匪嫌疑逮捕判刑，张慕陶遂由北平潜往天津。1934年4月张慕陶在天津期间多次与杜畏之、陈伯达接触交谈，受到托派理论的一定影响。但他又觉得这些人难成大器，便只身从天津乘轮船，经上海到香港和广东、广西等地，欲拉避居香港的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和与蒋介石有矛盾的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重新组织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但其活动被军统侦知后曾遭国民党通缉。加之由于这些人各有打算，未得任何成效，使张慕陶深感失望。同年秋，张慕陶返回天津不久，便奔赴山东泰山，去看望隐居在此的冯玉祥。在那里，张慕陶晤见了冯玉祥的副官、员张公干，并约他谈话。张慕陶对张公干说：“党的领导有错误，要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张公干劝张慕陶说：“柯庆施开除你，不一定对，你要正确对待，不能分裂党”，并批评了张慕陶。张慕陶拒绝接受张公干的批评，两人发生激烈争论后不欢而散。张慕陶辞别冯玉祥，离开泰山前往济南，曾试图鼓动韩复渠进行抗日反蒋，也未能达成统一共识。至此，张慕陶的抗日反蒋活动未得成效而宣告失败。十、栖身阎锡山处的小组织活动张慕陶从济南回到天津后，他巧遇1932年在北平朝阳大学任教时期的学生阎锡祺，由阎锡祺介绍到山西太原阎锡山处被阎委任为高级参议。从此，张慕陶化名马云程，住在太原市东花园阎锡山的寓所里，除了读书之外，帮助阎锡山在山西搞所谓土地村公有、物价证券、按劳分配等。1935年，阎锡山为了培养反共专家，便授意其秘书梁化之聘请张慕陶担任他的妻弟续汝楫组织的“文山读书会”的训导工作。后张慕陶曾联络过耿炳光、黎琴南、朱岱坚等人，拟筹备成立一个“中华反日复土联合会”组织，并亲自起草了《中华反日复土联合会纲领》和《公开答复斯大林派》的信等文件。但由于他与耿炳光等人发生意见分歧，未达目的。同年秋，张慕陶认为中国领导的武装斗争，由于路线和政策的错误而放弃了革命根据地，带领红军东奔西跑，未有稳固的根据地。所以，他决心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来领导真正的中国革命。他起草了《新的纲领与新的团结》《中共领导公开变节与无产阶级新党运动》等反共文件，为其小组织的成立作准备。接着，他在太原四处活动，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还未及成立，就被中共北方地下组织派员王定南给搞掉了。张慕陶在太原的小组织活动，引起了中共的重视。为了挽救张慕陶，中共北方局曾先后派刘澜涛、安子文、吴化之等做张慕陶的工作，劝他停止其小组织活动，为党做些有益的事。因此，他后来在太原曾多次与员周小舟接触，帮助周小舟做过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员的工作。十一、西安事变前后的奔波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紧接着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社会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了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为了以实际行动向全国各阶层人民显示坚决抗日，反对继续内战的意志，发布了《东征宣言》，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张慕陶得知红军已东渡黄河到山西离石的消息后，十分焦急地对妻子申云心说：“红军已到离石，我们赶快到北平去吧”！妻子申云心问他为何要去北平时，张慕陶回答说：“红军过黄河到山西，阎锡山肯定不会让步，我在这里不好表态，所以要去北平回避一下”。随即他以妻子有病，需要去北平治疗为借口，得到阎锡山的许可后离开太原。在北平期间，张慕陶除曾与耿炳光、黎琴南、朱岱坚等人有过接触外，其余大部分时间陪同妻子闲居北平，直到1936年10月返回太原。回太原不几日，张慕陶又第二次专程赴山东泰山探望冯玉祥。是年11月上旬重返太原。西安事变爆发后，张慕陶应杨虎城将军的邀请，作为阎锡山的代表，于1936年12月20日左右来到西安。他先后住在宋文梅、李维城处，多次与杨虎城、孙蔚如、赵寿山、李兴中、许权中、宋文梅、 王菊人、赵彦卿、周梵伯等人晤面交谈，高度赞扬十七路军同东北军携手团结，抓获蒋介石的果敢行动，并坚决主张不能放虎归山。与此同时，他还和杨明轩、杜斌丞、张秉仁、任溪樵等西安各界人士友好频繁往来，积极支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大多数官兵，要求杀掉蒋介石的主张。他曾先后见了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的负责人之一徐彬如，以及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张慕陶同周恩来晤面后，首先主张不要放掉蒋介石，受到周恩来的批评；其次向周恩来提出恢复党籍的事宜，又遭到周恩来的拒绝。他吃了闭门羹，愤愤不语，拂袖而去。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后，东北军内部开始发生严重分裂。东北军中以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为首的少壮派竭力主战，以救回张学良。十七路军广大官兵也对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张学良的行动表示强烈不满。此时，张慕陶奔走于杨虎城、赵寿山、李兴中、许权中、宋文梅、赵彦卿等人之间，提出只有打仗，才能救回张学良。他激烈批评放蒋介石的主张，“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张杨捉蒋是对革命的伟大贡献，可惜被的错误政策出卖了”等。尽管如此，因有以周恩来、叶剑英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工作，张慕陶只能是作些宣传和鼓动而已，根本不可能也不会左右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形势，更不可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1937年2月中旬，张慕陶离开西安返回太原，紧接着去北平。不久，他陪同妻子申云心回到太原后，由于心情非常沉闷，便第三次赴泰山看望冯玉祥。1937年6月，杨虎城将军被迫准备出国考察，他在上海曾发电报给在太原的张慕陶，希望能在出国前见上一面。张慕陶接到杨虎城将军电报后，于6月27日偕同妻子申云心乘飞机由太原抵郑州，在郑州同由西安方面来的邓宝珊、杜斌丞等换乘飞机一并启程到达上海。当天晚上，张慕陶与杨虎城将军晤面交谈。6月28日，在上海国际饭店举行欢送杨虎城将军大会，张慕陶和邓宝珊、杜斌丞、王炳南、韩望尘、张仲实、屈武、马文彦等数百人出席了欢送大会。而后，他曾与施存统、王炳南、张仲实等晤面，就当时国际国内政治形势问题交换了看法。“七·七”卢沟桥事件发生后，张慕陶于7月中旬迅速离沪到达南京，曾专程拜会了当时在南京已就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将军。后经王霖介绍到苏州，拜访了被软禁在国民党苏州反省院的陈独秀，欲就抗战爆发后的国内政治问题，同陈独秀交换意见。但由于陈独秀当时身体多病，心情不悦，又失去自由，无心谈论政治问题。张慕陶随即折返南京，通过于右任弄了一张名片，于8月上旬回到太原。十二、竭诚为组织抗日武装而努力1937年8月，张慕陶回到太原不久，日本帝国主义继卢沟桥事件后，又发动了侵略上海的战争。他对日寇步步侵犯中华领土的行径万般愤怒，曾向阎锡山提议应在山西划分自治区域以便抗日，得到阎锡山的采纳。随后，阎锡山任命张慕陶为山西晋南长治行政公署专员。同年9月下旬，日本帝国主义沿着平绥线、同蒲线，长驱直入，攻陷大同后，即向雁门关、平型关一线推进，企图乘势夺取太原。当时，我党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率领八路军已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周恩来等与阎锡山在太原谈判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后，友军如何协助作战及区域自治等问题时，曾得知阎锡山委任张慕陶为晋南长治行署专员一事，即提出异议。因此，阎锡山收回了对张慕陶的委任，重新委徐继川为长治行署专员。张慕陶知道此事后，怒气难消，遂赶奔周恩来住处与之争吵。1937年10月，原十七路军九十六军李兴中领导的一七七师五二九旅旅长许权中，因在山西忻口战役中英勇抗战，功绩卓著，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即采取明升暗降、调虎离山的手法，下令撤销了他的旅长职务，调任驻陕西合阳的一七七师担任参谋长的职务。许权中在从晋北经太原时巧遇故友张慕陶，张慕陶也对许权中的到来异常高兴，他询问了许权中的情况后，劝其不要去陕西任职，留在太原一起组织武装抗日，许权中愉快地答应了张慕陶的请求。尔后，张慕陶亲自面见阎锡山，并向其介绍了许权中的军事才能，要求阎锡山成立“山西人民抗日自卫军第一纵队”。阎锡山批准了张慕陶的要求，任命许权中为山西人民抗日自卫军第一纵队总指挥，张慕陶为政训主任。当时，由南京出狱来到太原的王化成也参加了这支抗日武装的组建工作。抗日自卫军第一纵队成立后，阎锡山立即发给一大批枪支弹药。紧接着，张慕陶和许权中通过原一七七师赵和民的关系，收编了驻在太原附近的孙蔚如三十八军的一个炮兵营约一千人，加上在太原招集的七十多人，形成一支一千多人的抗日武装力量。随后，张慕陶与许权中、王化成等计划率领抗日自卫军第一纵队，离开太原开赴晋南长治一带，准备抗日，但在部队离开太原时，原收编的孙蔚如三十八军炮兵营的近千人不愿离去他往。故张慕陶和许权中、王化成等仅带领七十多人到长治，又由于人少力量单薄，天气愈来愈冷，而阎锡山放弃太原逃到临汾，接济中断，给养困难。张慕陶曾派人与八路军一二九师联系，以期望能随同八路军一起抗日，也未能如愿。在此情况下，许权中离开长治回到西安，张慕陶也无可奈何，将这支抗日武装交由王化成处理善后，自己只身去冀南高树勋部再谋抗日新途。张慕陶与高树勋早于1926年在西安相识，而且后来张慕陶将其幼子过继给高树勋，关系情同手足。因此，张慕陶到高树勋部，受到热情款待和帮助。他雄心勃勃，又一次独竖一帜，成立了“河北民军第二路军”并自任总司令，化名张渊明，在当地四处奔走活动，以期得到众人的响应。但参加者寥寥无几，未成大事。就在这个时候中共冀南地委欲通过高树勋搞一批钱和枪，得知抗日同盟军时期的活跃分子张慕陶在高部做客的消息。党组织经过研究，认为员刘汉生在抗日同盟军时期与张慕陶识熟，可派刘去与张商谈，让张慕陶做高树勋的工作，以解决地方抗日武装的需求。刘汉生按照冀南地委的指示，前往高树勋部见到张慕陶，张慕陶问明刘汉生的来意后，很快地做通了高树勋的工作，及时地为党提供了一笔资金和一批枪支武器，支援了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十三、在临汾以“托派汉奸”莫须有罪名遭暴打捕押张慕陶被诬称为“托派汉奸”，是1936年5月10日《救国时报》第28期在揭露阎锡山的反共活动时，第一次公开称张慕陶是“山西托陈派的领袖”，“阎锡山反共的智囊团”。同时说“张慕陶即向国民党告密致使吉鸿昌烈士被捕被害”。同年秋，《救国时报》报道苏联公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叛国案时，在揭露托洛茨基主张联日的同时，指责中国的托陈派成了为日寇服务的汉奸。10月5日和13日《救国时报》的社论和消息中，在称张慕陶是托陈派的同时，又加上了一顶“日寇奸细”的帽子。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带着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信任与嘱托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立即在国内掀起了一个“铲除托匪汉奸”的运动。12月4日，王明在《解放》周刊第26期上发表的《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一文中，出现了“西安事变时，日寇奸细——托洛茨基匪徒分子张慕陶等，极力挑拨南京与西安之间的内战”的提法。紧接着康生也在《解放》周刊上发表《铲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长篇文章，诬称张慕陶是“托洛茨基匪徒”“日寇侦探”“出卖祖国的汉奸”，同时还列举了张慕陶充当托派汉奸的所谓罪状若干条，使其成为众所周知的托派汉奸。1938年1月张慕陶由高树勋派卫士护送，从冀南到山西临汾后，面见了阎锡山的秘书梁化之，叙述了他离开太原以后的情况，并得知阎在临汾办了一个“民族革命大学”，尤感高兴。梁化之随即请张慕陶去民族革命大学讲演，张慕陶欣然应允。同年2月4日，张慕陶刚跨进民大校门，就被学生认出来，霎时，“打倒托派汉奸张慕陶”“枪毙汉奸张慕陶”等口号响彻整个校园。紧接着，民大学生在政治系副主任、中共党员陈唯实等领导下，蜂拥而上，把张慕陶团团包围。张慕陶深感震惊，遂在卫士的掩护下回到住宅。然而，广大的学生群众却穷追不舍，又把张慕陶的住宅围了个水泄不通。最后，将张慕陶夫妇及卫士共九人逮捕，准备押往民大关押。张慕陶被押解路过大街时，曾有许多围观的群众提出“你为何当汉奸”等质问，张慕陶以“我不是汉奸，我是抗日的”等语作回答。学生群众仍然对其十分痛恨，一阵脚踢拳打，张慕陶被打得鼻青脸肿，后被带到民大关押了起来。张慕陶被捕押后，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策动下，发出《临汾各界为汉奸张慕陶案告全国同胞书》。同时，民大立即派学生代表面见阎锡山，要求阎就地处决张慕陶。阎锡山为了平息广大学生群众对张慕陶的愤怒情绪，一方面答应学生群众的意见；一方面以提交法院审判为名，把张慕陶等九人引渡到临汾高等法院。后又交临汾县府管押，暂时将广大学生群众的激愤情绪稳定了下来。1938年2月1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共关于扩大铲除托匪汉奸运动的决定》，指出“2月4日，托匪张慕陶恶贯满盈，在山西临汾为5 000余民众所逮捕殴打，现尚在押”。决定还号召各地党组织充分利用临汾事件，“在口头上、文字上、各种会议上、报纸上，广泛宣传托匪张慕陶的卖国罪状”，扩大各地铲除托匪汉奸的运动。康生还在延安举行的反托匪大会上发表讲话，把张慕陶作为托派汉奸的典型事例加以批判和介绍。同年2月下旬，日本帝国主义攻占太原后，继续向西南推进。当时，临汾形势也日趋危急，阎锡山便灵机一动，派人把张慕陶押送到西安，关进了西安第一监狱，使张慕陶免去一死。1938年5月31日，张慕陶在西安关押期间发表《公开质问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就他所坚持的反日联合阵线的主张表明意见，同时批评了斯大林苏维埃化中国的口号。进而也为临汾事件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动学生诬称自己为“托派汉奸”鸣冤叫屈和申辩。他曾写过一本《临汾事件的真相》的小册子，攻击在临汾要置他于死地，发泄了他对极为不满的情绪。他还扬言要建立第五国际，把抗日反蒋斗争进行到底等。十四、出狱后蒋鼎文引诱其加入国民党张慕陶由临汾转押西安不久，孙蔚如三十八军驻陕西合阳的一七七师师长李兴中得知其被捕关押的经过，非常气愤地说：“张慕陶是什么托派汉奸，他是真心干革命嘛”！接着，李兴中和叶青、丁逢白、赵彦卿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阎锡山为张慕陶鸣不平，要求在举国统一抗战阶段，停止党派斗争，释放张慕陶等人。同时，他又亲自给阎锡山写了一封密信，并派他的一七七师驻西安办事处处长赵彦卿，专程将信送往阎锡山的驻地陕西宜川的秋林，请求阎锡山释放张慕陶。再加之当时西安方面张慕陶的好友张秉仁、赵和民、王霖、吕协心、金鸿图、刘治洲等人，联名上书阎锡山，呼吁恳求阎释放张慕陶。由于李兴中的出面说情和西安方面的舆论，阎锡山批准同意释放张慕陶，并派朱兰生为代表前往西安迅速办理。赵彦卿带着阎锡山给李兴中的复信，直奔一七七师驻地合阳面陈李兴中，李阅信后甚喜，即派赵彦卿返回西安，约王霖、赵和民等一同前往三原东里堡，与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商谈具体释放张慕陶的事宜。后赵彦卿回到西安，会同阎锡山的代表朱兰生和高等法院院长，以及西安方面的群众代表吕协心，共同商定于1938年7月15日释放了张慕陶。张慕陶出狱后，住在西安市雷神庙街的马子静家里。随后即会晤了至交张秉仁、赵和民、王霖、刘治洲、吕协心、王化成、胡景儒等人。吕协心等人曾问他到底是否托派，张慕陶回答说：“骂我是托派，我真冤枉，我与托派组织无任何关系”。吕协心、王化成等人劝他去陕北，向党承认过去的错误，重新革命，这是正确的道路；如不愿去陕北，那你就远走高飞，去当你的绿林英雄，以免在此招惹麻烦。张慕陶表示他必须到商州一带搞一支武装，然后接受的收编，方能取得党的信任，将功补过，否则去陕北前途不堪设想。但吕协心、王化成等人，仍极力劝说张慕陶去陕北才有出路。张慕陶最后终于接受了吕、王等人的意见，并让吕协心帮助他做准备和联络工作，决定与吕协心一同去陕北。在张慕陶和亲朋挚友商议自己未来出路问题的同时，叛徒、特务马子静得知张慕陶的动向后，便按照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的旨意，严密监视张慕陶出狱后的行踪与活动，多次找张慕陶谈话，劝其加入国民党，并以高官厚禄作诱饵，即遭到张慕陶的痛骂。接着，蒋鼎文又派人向张慕陶表示，如不愿加入国民党，写一自首书也可以，亦被张严词拒绝。尔后，张慕陶把蒋鼎文的企图给吕协心和盘托出，并说：我“甘为刀头鬼，岂做无耻徒！”十五、拒诱惑又被蒋鼎文所逮捕蒋鼎文的引诱遭到张慕陶严词拒绝后，他即将张慕陶出狱后的活动情况，电告国民执行委员会。国民执委秘书处于1938年8月26日，复电陕西国民党省党部和陕西省政府，言称：“张慕陶自出狱后闲居西安，与丁逢白等过去有托派嫌者，过从甚密，向外倡言‘没有希望，国民党已腐烂，非走第三条路子不可’！青年之中附和者甚多”。并说：“张等之第三阵线已改组，张亦自认为小组织不讳，但谓此小组织为马列主义的，尚无正式名称，惟日来活动甚力，颇堪注意等情，除分电外特此密达，即希查照为荷”。蒋鼎文接到国民党中执委秘书处电报后，心领神会，认为对张慕陶采取说服的办法难以使其就范。而张慕陶也深觉在西安再待下去，不会有好的结果，当他准备动身的时候，被蒋鼎文派来早就监视他行踪的特务马子静所侦知，即调特务打手将他逮捕，关押于西安新城。张慕陶被关押后，蒋鼎文以优厚的生活待遇，企图逐渐使张慕陶成为国民党御用工具。十六、捕押后坚持抗日反蒋至死不屈1938年冬，日寇侵占风陵渡后，经常派遣飞机越过黄河进入潼关，在华阴、华县、渭南等地狂轰乱炸，也不时在西安上空投弹骚扰。张慕陶写信给蒋鼎文，请求把自己送往外县，以便有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看看书或写点东西。蒋鼎文很快地批准了张慕陶的请求，遂于1939年春，将其押送至陕南的勉县，并准许就地自由活动。张慕陶到勉县后，四处活动，聚会讲演，宣传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宣传抗日，吸引了地方上一大批著名绅士和青年学生。1939年7月，国民党陕西省执委给陕西省政府的报告说：“押勉县之张慕陶，近来言行溢出轨外，兹列要分述下：1.张犯之行动：（1）与当地有势力之绅曾子才、候剑尘、朱慎德、苏逊三等，有巴山生产合作之组织，已拟定计划，分头招股。据张称将来开采巴山矿产时，自行组织自卫队。至于曾子才在北洋军阀时，曾任旅长，候剑尘系吴光新旧部，曾任陕西省财政厅厅长，朱苏二人，已充官吏多年，在本县颇有势力。（2）张犯又与财政助理员李逢时等，拟开书店并发行刊物，正拟办中。（3）朱慎德等系哥老会中人，张犯又与朱等召集哥老会众谈话。（4）汉潓渠工人甚多，张犯时常到工人中谈话。（5）八三后方医院负责人等，过往甚密。（6）各校学生、各保甲长，与张往来者颇多。（7）张犯又带勤务兵工人，称系其血日之勤务，常随其往来各处；2.张犯之言论：（1）常谓马克思主义和三民主义，定有合流之一日，并对中央负责人，如陈果夫、陈立夫、张厉生诸先生加以谩骂。（2）常谓陕西省为战区之趋势，此时值使人民武装，到成战区时，该本人必自成一军与敌作战云云。（3）县府对张犯之态度。张犯到勉县后，县府即过于放任与崇拜，延及近今，县府每有宴会，或较要之公务员来时，必有张犯出场，上级规定张每月供不得超过四十元，但实际情形，每月在数百元左右，县府上下对张犯，皆以司令呼之，及至端阳节，县府聚餐，因言语不合，张犯竞对县长、科长、民厅委员大加辱骂，县长等犹自认招待不周，请其息怒，于是张犯气焰溢盛。总之，张犯有以上种种活动”，“已为今日勉县之太上皇矣，等情据此，同特电请照，密饬该县府注意，并将张慕陶移地察看，如何并希见复为荷”。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看了国民党执委的报告后，即令省府秘书处复电陕西省党部，指出：“寄押勉县之张慕陶，近来言行溢出轨外，嘱饬县注意，或移地察看，等由准此，查张慕陶寄押勉县，待遇固可从优，但绝对不许其自由活动及对外接触”。1939年7月下旬，张慕陶由于在勉县坚持抗日反蒋、组织巴山生产合作社等活动，被转押于陕南的略阳县府，行动也作了一定的限制。但张慕陶无所畏惧，仍然利用一切机会，又同略阳县的绅士和青年学生进行接触，宣传抗日反蒋主张，联络地方人士组织略阳铁厂，拟备开采当地铁矿，发展生产，遭到略阳县长干涉。随后，国民党略阳县党部派人再次劝他加入国民党不仅未果，而且遭到张慕陶的痛骂和斥责。因此，张慕陶完全失去自由，不久就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于1940年8月，在其妻子申云心的再三请求下，经蒋鼎文许可不得不转送至南郑就医治疗。十七、最终被蒋介石电令枪杀1940年夏，张慕陶在略阳关押期间，勉县青年学生贾璧如、沈尚文等人曾来看望他，张慕陶写了一封给冯玉祥将军的亲笔信，并拜托沈尚文赶赴重庆面陈冯玉祥，以期得到冯的保释。冯玉祥当时处境不是很好，不仅有职无权，难助张慕陶一臂之力，而且此事为蒋介石所知。同年12月8日，蒋介石企图利用张慕陶反共的如意算盘落空后，即刻从重庆亲自签发了给蒋鼎文关于枪决张慕陶的电报。内容为：“长安省政府蒋主席，旁密，查张慕陶前经手令拘押陕西略阳狱中在案，此人应即枪决，希照办具报为要”。蒋鼎文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后，适逢国民党南郑专员魏席儒在西安，蒋鼎文立即召见魏席儒，当面下达蒋介石的手令，并望他速回南郑，将张慕陶秘密处决后即速报省府，以便回复蒋介石。魏席儒回到南郑，经过密谋安排，于1941年1月5日晚，派警察数人前往南郑医院张慕陶的病房，以魏专员请张谈话并隔离保护管押为名，将张慕陶带到南郑专员公署，魏席儒与张慕陶闲谈至深夜亥时（11点钟），随令警察把张慕陶带出客厅，尚未出南郑专员公署即被枪杀。1月6日，魏席儒电告蒋鼎文说：“张慕陶已于支戌以提署隔保管押为名，当于支亥遵令，在署秘密枪决，谨电报请备查”。张慕陶就这样被结束了生命，被枪杀时年仅38岁有余，也验证了他“甘为刀头鬼，岂做无耻徒”的人生格言。这让他同时代的人们多了一份无声地钦佩和赞叹，当然更多的还是惋惜。原文刊载于《今传媒》2021年第1期“传媒大讲坛”栏目。作者/来源：旬邑党史声明：版权归原创所有，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