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研究是核心

《刘苏里·名家大课》是「得到」App上一门提升你思想高度的大课，由50位中国著名的学者、翻译学家，解读52部西方经典思想著作。开课将近70天，第一模块“政治学”即将完美收官。已经有9位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名家，来到大课解读西方思想经典。他们是：政治学家、清华大学副教授刘瑜社会学家、北京大学副教授郑也夫柏林大学政治哲学博士张笑宇翻译家、山东大学教授阎克文政治学家、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哲学家、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政治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李筠哲学史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友渔政治哲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周保松你能学到：学员们跟随名家的解读，了解了《多元政体》《心流》《利维坦》《新教伦理》《联邦论》《纯粹理性批判》《君主论》《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正义论》《代议制民主》《论美国的民主》这11种思想大部头的精神内核。1. 在“政治学”这个模块中，老师们通过讲解互相勾连、相互补充的政治学大部头，带领学员们掌握了这一领域最基础、最核心的概念、观念，包括：政治基础概念：国家、权力、主权、秩序、政府、人性、宪法、权力分立、政党意识形态：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政治哲学、政治理论、功利主义、现实主义、自治、共同体、宪政价值观念：民主、平等、自由、人权、正义、能人统治、代表、责任、权利、福利制度：专制主义、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议会制政府、多元政体、共和主义、法国大革命、君主制、联邦制、地方政府、议会、两院制2. 梳理出整个西方世界向前发展的基本线索，包括：“民主”观念的发展，“国家”观念的演变，“君主制”“共和制”，再到“代议制政府”的制度演变，平等、自由与正义的思想碰撞。3. 理解英国、美国、法国当代的政治制度，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社会背景下建立起来的。通过以上“政治学版块”的学习，你会在跟随名家解读经典的过程中，搞懂政治学核心概念，并以概念为线索，串联起完整的政治学框架，为自己的知识城邦，打下坚实的基础。课程预告：接下来，大课将进入第二个部分：“人类的社会状况”：哲学史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友渔，解读《极权主义的起源》；社会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康，解读《文明的进程》；文化思想史家、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教授徐贲，解读《正午的黑暗》与《美丽新世界》；美国布兰代斯大学政治学博士杜先菊，解读《瓦尔登湖》；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董彦斌，解读《暴力与社会秩序》《专制与民主的起源》。……《刘苏里·名家大课》是一个带你系统阅读思想大部头的专栏。这件事做起来很难，但是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大课在今后，还会请到刘小枫、周国平、陈嘉映、高全喜、阎云翔、韦森等一大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佛大学、人民大学等名校名师，为你讲解《理想国》《悲剧的诞生》《国富论》《国家间的政治》等一批经典著作。现在，我们邀请你，加入这个高手聚集的知识城邦。跟随50位学术名家，每周一堂大课，收获52本改变世界的思想巨著的精华。订阅指南① 如果你是安卓手机用户：▽ 戳此直接订阅② 如果你是苹果手机用户：请下载「得到」App，注册登录；搜索“名家”或“刘苏里”，点击专栏完成购买。

北大核心、南大核心、SSCI、CSSCI、CN、ISSN.......还没开始写论文呢，有些同学就开始被这些名词整得头晕眼花.....同学，你不是一个人!继学霸姐姐上次介绍完SCI的JCR分区和中科院分区之后，又有很多同学表示：啥是核心期刊?国家级期刊和省级期刊有啥区别?啥是A类、B类、C类期刊?CN与ISSN类刊物又是啥?......今天学霸姐姐就系统地为大家科普一遍，希望大家能够早日发核心!一、什么是核心期刊?国内期刊大约12000余本(数据来自知网统计)，如此数目庞大的期刊数，从学术水平来看自然要分三六九等。分等级就要有一套分级“标准”，这“标准”即核心期刊遴选体系，事实上，这个“标准”国内有好几种，但是，一般各大高校主要看以下三个核心，别的暂时也就先别管了：　1，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分为核心库和扩展库两部分，其中核心库来源期刊670种，扩展库期刊为 378 种，论文记录近 100 万条，引文记录近 400 万条;　2，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即南大核心)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而成，收录包括法学、管理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在内的25大类的500多种学术期刊;　3，文核心期刊(北大中文)北京多所高校图书馆及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等27个相关单位的百余名专家和期刊工作者参加研究，是除南大核心、cscd以外学术影响力最权威的一种。二、国家级期刊、省级期刊怎么区分?这个问题，就真的是来得有些莫名其妙了，实际上，国家从来没有对刊物做过级别之分，也就是在影响力和专业程度上没有省级和国家级的差别，所谓国家级期刊和省级期刊之分，主要为方便管理，即国家单位主管期刊为国家级期刊，省单位主管期刊为省级期刊。所以，大家切记：国家级期刊与省级期刊并无明文规定!!!经常有一些代理中介忽悠投稿者，让大家误以为省级期刊没有国家级期刊好，但实际上来说，无论省级期刊，还是国家级期刊，都有进入核心期刊遴选的可能。　三、什么是SCI、SSCI、AHCI?这里就要从数据库——“Web of Science”说起，这个数据库里面按学科和类型分了好几个库，简单来说：SCI是理工科的理工科科学引文索引；SSCI是社会科学引文索引；AHCI 是艺术人文引文索引；我国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就是来源于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也可以这么记，国外的文科就是SSCI，理工科就是SCI，到我国了，SSCI到变成了CSSCI，SCI则没有变。四、CN与ISSN类刊物是咋回事?CN类刊物，就是在我国发行的刊物；ISSN类刊物，就是指国际出版物；ISSN由法国的国际ISDS中心管理，不在国内发行的刊物通常没有CN刊号，但会有ISSN刊号。大家只要知道——CN刊号是中国的发行通行证就可以了。五、A类、B类、C类期刊又怎么分？简单来说，A类、B类、C类，这就是个日常的说法而已，国家没有明确划分！也就是说，A、B、C类期刊等级的划分，是由各个单位或者学校自己制定的，就是分个三六九等而已。以上。好了，到这里学霸姐姐就介绍完了，希望大家已经对各种期刊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与认识，那么，下一步，该做什么，自己心里有数了吗？生物女学霸，一个自称学霸其实很渣的生物汪，努力将有趣的、有用的、有血有肉的科研那些事儿呈现给大家，关注一个好不啦~

2021年1月-3月，核心期刊发文众多，可以说，这些论文的选题关键词代表了这段时间内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热点。在过去的3个月里，我们一直持续关注人文社科核心期刊的发文主题，根据18个学科（法学、管理学、教育学、经济学、历史学、马克思主义&思政、民族学、社会学、体育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文学、心理学、新闻学与传播学、艺术学、语言学、哲学、政治学、宗教学）分别筛选出相应的论文主题词即——热点选题，并对这些选题生成了研究态势分析报告（报告生成于2021年4月，最新数据！），包括其研究脉络、主要作者、相关课题、关联研究主题等，文件共计1.8个G！获取报告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关注选题宝私信“712”即可！下面按学科分别呈现这些选题关键词。法学管理学教育学经济学历史学马克思主义/思政民族学社会学体育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心理学新闻学与传播学艺术学语言学哲学政治学文学宗教学以上，共计712个选题关键词，我们生成了712份研究态势发展报告（报告生成于2021年4月，最新数据！），共计1.8个G！包括其研究脉络、主要作者、相关课题、关联研究主题等，获取这712份报告也非常简单——关注选题宝私信“712”即可！

“八个明确”是“政治宣誓”，明确我们要干什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十四个坚持”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干，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顶层设计”。对新时代新思想的理解，既要理解其具体内容，也要理解其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因此，我们要在唯物史观视野中，从推动发展、描绘蓝图、实现路径、政治保证四个方面理解“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从总体上历史地逻辑地理解和把握这些重要的论断和要求。解决矛盾，推动发展“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告诉人们，在新时代，发展仍是第一要务“作为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①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不忘初心”，强调“伟大斗争”，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角度理解，这些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不断解决发展问题的政治宣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进步以至社会形态的更迭。二者之间的矛盾是社会根本矛盾。社会根本矛盾在社会不同发展阶段表现为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得以转化，是因为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尊重规律并把握规律的基础上，把科学与价值统一起来，努力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剥削，消灭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对共产党人来说，无论是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阶段，都要依循根本矛盾，不断解决发展问题，使根本矛盾不断得到解决，推动社会主义不断向高级阶段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要带领人民审时度势，布局谋篇，一步步地在解决不同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同时，不断推动根本矛盾的解决，使社会不断发展进步，共同理想不断向最高理想跃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见证了两个社会主要矛盾的更替。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根本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阶段性解决，作为其阶段性表现的主要矛盾跃升到一个新的形态。社会主要矛盾的阶段性解决是生产关系不断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围绕“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生产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社会主要矛盾得到阶段性解决，新的矛盾随之产生，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根本动因。推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需要通过改革的手段调整生产关系。改革开放后两种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也是改革策略的转化，这是由目的和手段的统一关系决定的。解决不同的矛盾，要求的改革方式也不同。“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型手段，一定程度上不再适用于解决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描绘蓝图，明确目标“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告诉人们在新时代具体要“做什么”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去解释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高绩效地设定和推进阶段性目标的行为，但“使命使然”这一点具有根本的解释力。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不是一般“执政型”政党，而是“执政”与“革命”相统一的“使命型”政党，理想远大，使命崇高。一些党员干部腐化变质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使命”与“理想”的陨落，“担当”与“执政”的脱离，忘记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伟大而崇高的价值追求，把“领导权”异化为“官本位”，把“服务”转化为“生意”。因此，中国共产党履行“使命”，加强“领导”，确实不能忘记其“来处”。只有“不忘初心”，才能在认识规律、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而不是拍脑袋决策，纸上谈兵。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尽管也遭遇波折和困难，但共产党人始终不忘初心，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不断设定阶段性目标，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全面升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在新的历史阶段绘制了我们前进的目标。一代代共产党人就是这样在承转与接续的过程中，扎实稳步地在社会主义发展蓝图上，把自己要担当的阶段性使命变成规划。选择路径，强化领导“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坚持”指出达至目标的具体办法和明确领导核心，即明确告诉人们，为了实现目标，我们应该怎么干“十四个坚持”明确告知我们要怎么干，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既讲全面又突出重点，路径和抓手十分明确。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是实现蓝图、推动发展的政治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政治建设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全面从严治党”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重塑中央权威，大力推进民主集中制等，都说明共产党人重任在肩，“不忘初心，勇于担当”，必须做到“打铁还需自身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说明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变量”，而是“常量”。中国共产党必须领导国家的全面事务，管控各种资源，既要有驾驭外在的能力，又要有控制自我的能力，这就需要切实的制度设计，才能“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综上，通过“干什么”“为什么干”“怎么干”“谁来组织干”，呈现“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的历史、理论和实践逻辑的统一，能够更好地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义。（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政治的性质与政治研究第一章政治的性质与核心问题1.1复习笔记【知识框架】【重点难点归纳】考点一：理解政治的几种角度（见表1-1）★★表1-1理解政治的几种角度考点二：政治的核心概念与核心问题（见表1-2）★★★表1-2政治的核心概念与核心问题考研真题精选一、概念题1政治权力[广西民大2018年研；浙江师大2015年研；华中师大2014年研；武大2013年研；中传2012年研；四川大学2012年研；中国科大2011年研；中国政法2010年研；华东政法2010年研；中南财大2010年研]答：政治权力实际上是一种公共权力。就既定的社会来看，在各种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对比中，社会的共同力量在常态下往往是大于其他力量并且制约其他力量的力量，因此，通常的政治权力即是指这种社会公共力量。政治权力是人们在选择以力量对比和力量制约方式作为实现和维护自己利益要求的过程中，聚集形成的一种力量，它是在特定的力量对比关系中，政治权力主体拥有的对其他社会和政治力量及其他政治权力客体的制约力量。政治权力本质上是特定的力量制约关系，在常态下必然是公共力量，政治权力由此成为特定的公共权力。其所要实现的社会群体的共同要求，对于其他社会力量和社会成员实现各自利益的行为的规约，构成了政治权力形成的共同利益基础。2政治合法性[四川大学2014年研；外交学院2014、2013年研；南京大学2013年研；中传2013年研；广西民大2012年研]答：政治合法性是指某个政权、政权代表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的问题。合法性体现一种价值判断。“凡是建立在价值基础之上并以此得到公共舆论承认的即为合法。”合法性主要关心的问题是统治、政府或政权怎样及能否在社会成员的心理认同的基础上进行有效运行。社会成员对于政治权威的服从心理，关键在于社会成员在思想上和心理上对于政治统治及其方式、方法的认可和同意。正是这种认可和同意，构成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这种政治合法性成为政治统治的心理基础。而政治统治的过程，就是政治权力合法化的过程。3政治学[江西师范大学2014年研]答：政治学是指研究政治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政治本质上是在特定社会经济关系及其所表现的利益关系基础上，社会成员通过社会公共权力确认和保障其权利并实现其利益的一种社会关系，政治学就是研究这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即政治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这表明：①政治学以政治关系作为研究对象。②政治学以探求政治关系的发展规律作为自己的目标和任务。③政治学是一门科学，它要求人们以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从事研究，其研究的科学成果和结论必定对于人们认识政治现象、掌握政治规律起巨大的指导作用。④政治学与法学、哲学、经济学等学科既有区别又有联系。4行为主义政治学[四川大学2017年研；青岛大学2016年研；浙江工商大学2014年研；华南理工2011年研]答：行为主义政治学是西方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政治学的发展方向之一，是西方政治学家努力使政治学科学化的结果，其本质上是政治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革新，其特点有：①主张以政治行为和行为互动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②注重政治研究形式和手段的精确化、数量化，因而注重定量研究而抛弃定性研究；③强调以经验分析为核心内容的实证性政治研究，主张政治研究应该是经验性和描述性的；④认为政治学研究应该价值中立，以不偏不倚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得到公正的结论；⑤吸收大量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对政治现象展开多种方式、多种角度、多个层次的研究，构成了形形色色的政治学说，大大拓宽了政治学研究的领域，形成了诸如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等大量边缘学科；⑥规定自己的分析任务不在于政治的“应然”，而在于政治的“实然”，因此，在政治现实性上，它表现为从技术角度看，怎样进行统治和权力分配，而不是阐明统治为何是合理的。5立宪君主制[南京大学2014年研；燕山大学2014年研；南京工业大学2012年研；广西民大2011年研]答：立宪君主制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政体形式之一，它通常存在于资产阶级在进行政治革命时力量并不十分强大，革命以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妥协而告终的国家，它是政治妥协的产物。立宪君主政体可以分为二元君主制和议会君主制。①二元君主制。这是君主仍然拥有较大的实际权力的立宪君主政体，尤其是君主通过掌握内阁的任命权而控制着国家的行政权，因此内阁向君主负责，与掌握立法权的议会构成两个权力中心，故称为二元君主制。②议会君主制。议会君主制的议会是国家最高权力的中心，政府由议会产生，君主受到宪法和议会的实际限制，一般只具有国家象征意义。议会君主制的议员是选举产生的，并有特定任期，君主则是世袭终身任职的。6分权制衡[青岛大学2017年研；湘潭大学2012年研]答：分权制衡是指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分立与制衡，其基本含义是：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三种权力，分别由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掌握，各自独立行使，而又互相制约和平衡。它本质上是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的一种政治统治形式。分权制衡原则是资本主义国家机构的设置原则。分权制衡原则有两层基本内容：①按不同的功能可以把政治权力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最早提出分权学说的资产阶级政治学家洛克把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联盟权；后来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把权力划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进一步把政治权力划分为立法、行政、司法、监察和考试权。②不同功能的权力之间形成相互制约关系。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提出过权力制约的思想，后来孟德斯鸠进一步提出了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的资本主义民主原则。在美国独立战争后制定的宪法中，最早正式采用了三权制衡的原则。7国家元首[对外经贸2017年研；四川大学2015年研；东北财经大学2014年研；对外经贸2013年研；武大2013年研]答：国家元首是一个国家实际上或形式上的对内对外的最高代表，是国家主权的实际掌握者或象征，在国家机构体系中，实际上或形式上处于首脑地位。其设置既是国家政府机构内部分工的需要，也是国家对外交往的需要，甚至是民族精神支柱的需要。它一般分为两种形式：①个体国家元首，即由一个人独自担任国家元首；②集体国家元首，即由两个以上的人共同担任国家元首，国家元首的职权在各国不尽相同。8政治参与[外交学院2019、2015年研；兰州大学2019年研；中国社科院大学2019年研；广西民大2016年研；湘潭大学2015年研；华中师大2015年研；辽宁大学2015年研；首都师大2015年研；浙江师大2012～2013年研；武大2013年研]答：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它是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反映着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选择范围，体现着政治关系的内容。政治参与有以下几个特点：①从政治参与的主体来看，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的政治行为。②从政治参与的内容来看，政治参与是公民对于共同利益的主张行为。③从政治参与的法定关系来看，政治参与是公民对于公共权力的政治权利、义务和责任关系。④从政治参与的外延来看，政治参与只局限于以合法手段影响政府的活动，而不包括非法的行为。⑤从政治参与的目标与对象来看，它不只是囿于政府决策，而是包括所有直接或间接同政府活动相关的政治生活。9两党制[对外经贸2016年研；江西师范大学2014年研；湘潭大学2013年研；武大2013年研；青岛大学2013年研；苏州大学2011年研；东财2010年研]答：两党制，又称为“两党竞争制”或“两党对峙制”，是指代表着资产阶级不同集团利益的两大政党通过竞选而轮流掌握国家政治权力、组织政府，主持国家政治事务的制度。这两大政党往往势均力敌，在竞选过程中激烈角逐、你争我夺，而且在竞选以后，执政党和在野党也相互对峙，不断攻讦。资本主义国家两党制中的“两党”，仅仅是指轮流执政的政党数目，而不是指国家政治生活中实际存在的政党数目。两党制本质上是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统治地位服务的。在当代，两党制的典型国家是美国和英国。10利益集团[中央民大2019年研；青岛大学2014年研；四川大学2013年研；南开大学2010年研]答：利益集团是指具有特定共同利益的人们为了共同的目的而结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的社会集团。利益集团可能介入社会政治生活，也可能不介入社会政治生活，而只有介入政治生活，并试图通过影响政府的政策和行为来实现自己利益的集团才是政治社团。利益集团的特征包括：①组织性。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对稳定的关系结构。②影响性。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社会地位，并为政府与社会所认可。③利益性。对自身利益具有清晰的认识和把握，并将维护自身利益作为组织设定的目标。④合法性。利用合法手段向政府和公众表达这些利益，而不是否定政府权威或从事其他非法行动。11政治发展[四川大学2017年研；广西民大2017年研；青岛大学2016年研；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4年研]答：政治发展本质上是政治关系的变革和调整，即利益和利益关系变化和发展的基础上，政治权力和权力关系，政治权利和权利关系，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力相互关系的变化发展。政治发展是社会诸方面的变革和调整，但其根本动力是生产力发展引起的，在特定经济社会关系基础上体现的是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的运动，政治发展的主导者是代表生产力和社会发展要求的社会力量。政治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其采取两种基本形态和方式，即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政治革命是政治关系的质变方式，而政治改革是政治关系的量变方式。12政治民主[四川大学2015年研；华中师大2015年研；江西师范大学2014年研]答：政治民主是指在特定的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基础上，保障公民政治权利得到平等实现的政治形势。在阶级社会中，它表现为以特定阶级利益为基础，平等实现社会成员政治权利的国家形式，其类型一般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民主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民主。它具有如下特征：①政治民主以特定政治统治的确立为其前提；②政治民主与市场经济紧密相关；③政治民主以公民权利的自由和平等为核心原则；④政治民主以多数决定作为基本规则；⑤政治民主以间接民主和直接民主为基本实施方式；⑥政治民主以法治作为实施条件和保障。从人类政治民主的发展历史来看，政治民主的发展具有政治民主的基础性建设、制度性建设和公民教育三条基本途径。麻烦大家关注+点赞，谢谢!!本文由【才聪学习网】原创，关注我了解更多考试资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0月1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上向世界郑重宣示。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文明史上，这一庄严时刻必将载入史册。3万多字的大会报告，是时代坐标，是党心凝聚，是民心承载。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贯穿着一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结过去、研判现在、谋划未来的“时间轴”，举旗定向，向全党全国上下发出了进入新时代、迎接新使命、迈向新征程的强力号召。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兰红光 摄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新思想“十九大报告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思想光辉。”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说，报告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阐述得科学、准确、明白、透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宣言书和动员令，展现了一种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中共中央党校校委委员、副教育长韩庆祥教授进一步解读说，报告聚焦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根本主题，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四个自信与战略定力，“党的十九大报告，站在实现‘强起来’的新时代起点上，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确立起新的历史坐标，体现了从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战略安排，凸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集中揭示了我们党正在做的事情和将要做的事情，为马克思主义注入了新的真理力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采访中，国家行政学院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刘峰用三个字总结了十九大报告的突出特点：一是“新”。报告作出了“新时代”、“新思想”、“新矛盾”、“新目标”、“新方略”等重大判断，提出了新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高度概括，是在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重要转折期所作出的政治宣言，展示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全新气象；二是“实”。报告既有远大清晰的目标、思想、方略，又为新的三十年战略安排标定出具体“路线图”，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真抓实干”的精神品质；三是“力”。报告高度凝聚了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指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这一磅礴力量的坚强核心，人民群众就是这一磅礴力量的不竭源泉。“报告最大的亮点是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田改伟说，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执政近70年、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行的深刻的理论思考与智慧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飞跃。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研究员颜晓峰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理论创新成果的最新概括和表述，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这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要圆满收官，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未雨绸缪，新情况新问题的解决，需要新的指导思想，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必然要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对未来的发展，将起到塑造、指导和引领的作用。”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刘春说。10月19日，习近平参加党的十九大贵州省代表团讨论。这是遵义市播州区花茂村党总支书记潘克刚将一幅鸟瞰村子新貌的照片送到习近平面前。习近平起身接过照片，边看边称赞：“这是风景画，很漂亮！” 兰红光 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何以诞生自建党以来，无论是中国革命、中国建设还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理论创新和思想建设，勇于而且善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的每一个复杂阶段，进行开创性的理论探索和思想创新。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实践型政党锐意进取的鲜明品格。党的十九大开幕会后，接受采访的十余位专家一致认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出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绝非主观选择，而是客观必然。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解读说，关键就在于，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需要新的重大理论创新和思想指导。这首先基于过去五年来社会主义中国取得了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成就，发生了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变革。对此，十九大报告从十个方面给予了高度概括。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这些全方位、开创性成就，夯实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雄厚基础；这些深层次、根本性变革，塑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面貌，进而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新的使命担当、新的时代要求，必然地要求新理论新思想的产生。多位受访专家都认为，把握“新时代”的时代特征，必须深刻领会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的新特点。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刘海涛解释说，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向全党提出了重大时代课题，如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地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前。十九大报告对此作出了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具体讲，“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与此同时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构成了我们进入新时代的基本依据和基本动力，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建构的逻辑起点。”颜晓峰说，以此为基础，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至少到21世纪中叶，我们的政策制定、发展方略、改革路径的选择都将依据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来谋划，以此为基础，在实践中构建起的这一思想理论体系极端重要，意义深远。”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说。张希贤则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具划时代意义的是，它还展示出世界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正在进入全新境界。10月19日，李克强参加党的十九大广西壮族自治区代表团讨论 丁林 摄“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的新时代思想内核“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涵非常丰富。”刘春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丰富发展，依托于不断推进的时代潮流、蓬勃生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紧密结合着历史发展的脉络。他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八个“明确”清晰阐明了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十四项基本方略具体谋划了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展开和内涵逻辑，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系统全面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共产党的‘新目标’‘新使命’，面临的‘新矛盾’等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与治党治国治军的各方面工作紧密相连，既有理论高度，更具实践价值，将指导我们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刘峰认为。“八个明确，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破题，阐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刻内涵，充分体现了理论创新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有机结合，把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具体化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陶文昭说，“八个明确”是对十八大以来重要理论和实践创新进行的系统化归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构成了一个完备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10月18日，张德江参加党的十九大内蒙古自治区代表团讨论 张领 摄在“八个明确”中，指明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我们将用两个15年分阶段建成富强民族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新目标的提出，勾画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后一公里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田改伟说，这让人切身感受到了“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一论断是那么真实、可感。“十四个坚持，是新时代具体领域工作的政策定位。”刘春认为，十四个坚持，围绕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判断和根本主题，谋划了今后我们要干什么、怎么干、怎么干得更好。“十四个坚持之间是彼此依存、相互关联协调、不可分割的关系，形成了一个整体，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方略体系。”“十四个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圆心，从‘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开始布局，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进行谋划，直到以‘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压轴，形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的‘同心圆’。”竹立家说，十四个坚持构成了新时代的发展蓝图，既是改革发展的路径，也是改革发展的目标，同时还是改革发展的方法。10月18日，俞正声参加党的十九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代表团讨论 谢环驰 摄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戴焰军认为，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是对几十年来我们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经验的总结，更是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宝贵经验的集大成。在他看来，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体现了三个特点：一是，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二是，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要求，贯穿于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的始终；三是，体现了新时代改革发展的要求，围绕新目标、新矛盾，抓住了改革发展的关节点。“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集中体现了我们党从理论自觉到实践自觉的全方位思考。”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部副教授曹鹏飞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里，把未来的30年我们承担的责任使命和任务，做了全方位的观照，时间和空间的广度，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对于中国未来的30年怎么办、怎么走、怎么发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了清晰周密的战略规划和安排，一个拥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要实现现代化，这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世界，都有着深远而辽阔的意义。“八个明确的深刻内涵、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是一个完整、全面的整体。”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说，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凸显了“新时代”、定位于“新目标”，聚焦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着力解决“新矛盾”，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锐意创新，更深含着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为了人民的不变初心。10月18日，刘云山参加党的十九大云南省代表团讨论 丁海涛 摄“以人民为中心”乃新时代思想灵魂如今，中国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理论和实践创新。进入新时代，明确新使命，阐明新思想，提出新方略，擘画新蓝图，开启新征程……在党的十九大这一铭刻历史的重要时刻，习近平同志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十九大报告的主题，饱含着共产党人家国情怀。“报告开宗明义，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刘峰说，“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要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和着力点，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灵魂。十九大报告开篇就简明扼要地凸显出“人民”主体地位，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郝立新认为，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十九大报告通篇都体现了党的宗旨，从大会的主题‘不忘初心’，到‘新时代’的特征，从‘新矛盾’的新判断，到具体的方略布局，都凸显了人民至上的理念。”在报告中，有很多精彩的表述，例如，“要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打动了郝立新，“这些表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10月19日，王岐山参加党的十九大湖南省代表团讨论 姚大伟 摄多位接受采访的专家都认为，在十九大报告中，“以人民为中心”是一以贯之的红线。这再次提醒全党上下，要牢记“我是谁”，明确共产党人对自我身份的准确定位；要明确“我从哪里来”，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要把握“我现在在哪里”，廓清标定党和国家事业当前所处的历史方位与现实坐标；要清晰回答“我将要到哪里去”，指明继续前进的方向与目标。刘春认为，十九大报告的十三个部分，每一部分都能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为民理念转化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融入执政目标、执政方略、执政方式等治国理政的要素之中，这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人民群众始终是实现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之源，党的坚强领导正是这一伟大力量的核心。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在十九大报告中是新表述，但不是新判断、新现实。”刘春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这是经过历史反复证明的。“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 的主心骨，其政治地位不可替代。”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虎学说，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96年的发展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干事”，更能“干成事”，所以能赢得人民的拥护。10月19日，张高丽参加党的十九大陕西省代表团讨论 王晔 摄“十四个坚持之所以从‘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开始布局，以‘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压轴，就是表明了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重大、攸关的作用。”竹立家说。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许耀桐说，十九大报告以专章阐述了党的建设的问题。要把我们党建设好，首先必须加强党的领导，维护党的权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把党的纪律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同时，要持续抓好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特别是要夯实基层，增加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更高阶段，未来挑战更多，风险更大。”在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义天看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领会，什么叫做“一张蓝图绘到底”，什么叫做“一茬接着一茬干”，什么叫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中国共产党，将无往而不胜。（原标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何以诞生？》，原作者袁元 夏宇 屈辰 程姝 陈燕 张康喆。编辑杨书挺）

【马克思主义哲学篇】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成功实践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伟大篇章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同时也是五四运动爆发100周年。学者们认为，新中国的成立，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有学者认为，新中国70年是一部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有学者认为，新中国70年积累了宝贵经验，最为关键的一条就是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学者们认为，新中国70年、五四运动100年的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真理，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推进而不断丰富发展，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伟大篇章。牢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推进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革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映照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指引着新时代中国在民族复兴征程上阔步前进，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根本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学者提出，要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哲学基础，明确“什么是中国共产党、党为什么存在、党需要什么作为”等重大理论问题。有学者认为，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就必须牢记初心和使命，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为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增强防风险能力和斗争本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学者提出，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个历史时代是资本主义仍然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时代。有学者认为，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是一个“变”字，本质是世界秩序重塑，全球治理机制完善，主要表现是世界权力转移对象出现根本性变化，国际格局剧烈动荡，世界秩序出现坍塌的危险，世界正面对大调整、大变局要素的比拼前所未有，国家治理机制、手段和执行力的比拼成为主导变局走向的主要因素。我们应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推动变局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与此同时，有学者提出，只要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各种敌对势力对中国西化、分化的图谋就不会改变；中国离民族复兴目标越近、离世界舞台中央越近，敌对势力越会想方设法攻击抹黑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加紧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价值观渗透，加大策动“颜色革命”力度。“颜色革命”是西方国家开展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战略，我们要做好防范和抵御西方“颜色革命”的长期准备，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重大贡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未来发展指明正确方向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使世界上正视和相信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多了起来，使世界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深刻转变。有学者表示，中国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经验、展现了光明前景，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强大力量，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有学者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发展的历史必然，为解答“世界怎么了、世界向何处去、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世界未来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所做的重大贡献。（作者李建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篇】减少资源的错配推动高质量发展资源错配问题持续成为经济学界的重要话题。在资源错配的原因方面，有学者指出，国内市场逐步形成了上游国有企业为多寡头，下游民营企业为垄断竞争的“垂直结构”，这种市场结构使得下游民营企业存在进入不足的问题，导致了资源错配，降低了社会总福利。因此，未来的产业政策应该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减少垂直结构导致的资源扭曲。另一些学者指出，增值税多档税率会导致抵扣链条出现“低征高扣”和“高征低扣”现象，扭曲中间投入价格，由此造成资源错配和全要素生产率损失。为此，应该尽量减少增值税的税率差异，最好是实行单一税率。还有学者认为，城市之间的资本配置扭曲是导致中国大中城市偏少、小城市数目过多的重要原因。如果消除资本配置扭曲，将使得社会福利提高38%，并伴随着50%的人口重新配置。此外，有学者运用企业数据进行估计，认为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空间仍然很大，未来10年里即使只释放出配置效率改善空间的一半也能保证每年3.85%的经济增长率，改革“红利”仍然十分丰厚。改革生育和养老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有学者研究发现，过去40多年，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正面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种正效应正在消退，向负效应转变。因此，当前中国应尽快出台提高生育率的人口政策，以便优化人口年龄结构。多位学者注意到，养老金政策会对劳动力供给产生影响。有学者发现，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会激励职工提早退休。这意味着，中国应稳定养老金增长率，并适时推出渐进式延长退休年龄政策。还有学者指出，为了弥补养老金不足，可考虑国有资本划转养老保险基金。研究发现，从促进劳动力供给增长的角度看，划转的同时降低缴费率，并引导父母同等重视子女数量和质量，将有助于实现养老保险制度与劳动力市场的良性互动发展。也有学者认为，与延迟退休政策相比，人工智能可以较好地应对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因此中国可以通过发展人工智能来应对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积极应对贸易摩擦提高中国出口地位学者们对中美贸易摩擦高度关注，并提出了应对策略。有学者从贸易摩擦导致的不确定性入手，分析了贸易摩擦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在面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时，适度地等待进入时机有助于提高后续出口的稳定性，但过度的等待会适得其反。这意味着，中美两国及时达成贸易协议，消解贸易摩擦，对两国企业的福利损失会较小，而错过最佳窗口期则会使两国企业利益受损。还有学者从舆论对国际贸易影响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发现美国舆论环境恶化会促使美国进口贸易下降，但舆论环境趋好对美国进口贸易的影响并不显著。并且，加工程度越复杂、差异化程度越大的产品受到的负面舆论影响越大。要减少中国在贸易摩擦中的负面冲击，关键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国际地位。诸多学者均发现，产业或区域集聚是提升中国出口质量的重要渠道。至于中国出口产品附加值提高的原因，有多种说法。一是企业空间集聚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增加中国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二是中国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显著推动了加工贸易的升级。三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贸易自由化提高了中国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拥抱数字经济完善金融监管互联网革命使中国实现了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有学者发现，中国的数字金融不但在落后地区的发展速度快，而且显著提升了家庭收入，尤其是对农村低收入群体而言。可见，数字金融促进了中国的包容性增长。渠道研究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帮助改善了农村居民的创业行为，并带来了创业机会的均等化。与此同时，有学者提出，应加强数字经济时代的金融监管，创新监管理念和监管手段。有学者梳理了我国新金融业态的发展历程与主要特征，发现出险前网贷平台普遍面临较大的资金流压力，而规模较大、利率异常的平台出险会加大网贷系统风险；网贷行业出险对银行业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不确定性存在溢出效应，而舆情不是网贷平台出险的决定因素。因此，应重视新业态风险对正规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和金融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并建立金融科技监管沙盒制度、明确准入机制、大力发展监管科技并实行穿透式监管、加强对风险预警和缓释机制的建设。（作者聂辉华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伦理学篇】诠释“新时代美好生活”实现中国道路价值引领美好生活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愿景和向往，也是人类世代相续的梦想与追寻。新时代美好生活则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独特命题，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独创性而展开的。有学者认为，正确阐释的美好生活必然是自主的生活、成功的生活和有意义的生活。有学者指出，伴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新时代美好生活”成为了一种新的生活样态，它内在地包括了“人民主体，政党引领”的主体样态、“矛盾转变，供需融合”的发生样态、“劳动为本，共创共享”的实现样态与“理想同构，世界延伸”的外部样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只有扬弃“物的依赖性”并秉持“自由个性”的实践意旨，新时代的美好生活方能完成向“人本身”的“复归”，实现对于中国道路的价值引领。有学者认为，立足当代中国境遇和接续人类精神谱系的新时代美好生活诉求，既有必然的现实逻辑，也有内在的哲学逻辑，其充分展开离不开这样三个维度：一是在本源维度中基于感性生活、德性生活与超越性生活的共生，守护美好生活的生成根基；二是在认知维度中聚焦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生活方式的共在，重塑美好生活的观念认知；三是在价值维度中基于意义逻辑、价值尺度与品质境界的共显，映照美好生活的价值关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寻求共同的价值依归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应对国际复杂挑战、着眼于世界前途和人类发展提出的中国方案，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共同体，它从根本上反映了当代人类对世界发展的国际道德价值判断和诉求，并彰显了当代人类增进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的希望。它以强调“世界各国或人类命运与共”作为国际道德价值观念或国际伦理精神的核心，同时倡导同舟共济、同甘共苦、同心同德、同生共荣、同进同退五种国际伦理意识。当今世界强有力的伦理整合力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现实基础。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构建，有学者指出，我国提出的“公平正义”在方法论上是集体主义的，是破解个人利己主义“公平正义”价值疑难、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方法。也有学者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需要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共同价值观，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爱国主义思想的生命力、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应对数据时代挑战构建数据伦理规范大数据技术具有强大的张力，给人类社会生产、交往活动及思维方式带来系统性、革命性的改变，但它是一把“双刃剑”，在为人类服务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挑战。有学者指出，数据是人的第二肉身，数据时代隐私的核心是数据隐私，隐私危机的核心是数据隐私危机。人既是复数的存在，亦是单数的存在。无隐私则无人性陶冶、人格及其尊严。有学者则从“微观权力”的视角切入，认为数据对世界的“解蔽”是对人的“赋权”，“遮蔽”是对人的“祛权”。数据的“赋权”与“祛权”既体现在“同一主体”身上，也体现在“不同主体”之间。其结果会引起社会权力结构的调整，原有的权力结构被打破，新的权力结构被建立。有学者认为，数据化催生了数据主义，数据主义主张数据流最大化和信息自由是至善，其实质是从以人为本走向以数为本，用数本主义取代人本主义，从强调人的自由走向强调数据的自由，用数据主义取代自由主义。因此，为避免数据主义的弊端，应倡导人本主义数据伦理，尊重人的自由和权利。审慎对待“人类增强”维护人类根本尊严“人类增强”是当今时代超人类主义思想运动的一项浩大工程，它希望利用新科技改善或增强人的体能、智力、情感以及道德等方面，超越人类现有状态和限度，趋向后人类目标。基于人类增强在人类进化中的重要作用，有学者提出了人类增强是否可以作为道德义务的疑问。对这一疑问，有学者认为人类增强的伦理学呼吁一种负责任的人类增强事业，只有作为一项负责任“事业”的人类增强才是我们应当去推进并接纳的道德义务。有学者则认为，人类增强虽不会侵犯人类直接来自物种的普遍尊严，但会通过破坏主体间性，给个体发展各种人类的典型潜力设置障碍，从而侵犯或威胁人的获得性尊严。在人类增强技术中，道德增强获得了更多学者的关注。道德增强是以生物医学为技术中介的一种全新的道德建构，用以实现道德主体对道德客体的自由驾驭。道德增强的交锋实质上是传统道德自然主义与道德非自然主义两派博弈的理论翻版，它把技术与道德关系的思考引向深入，有助于人类探寻道德发展的新路径。（作者龙倩为北京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教研部讲师、郭清香为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教授）【政治学篇】中国之治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之志中国制度优势持续化为治理效能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许多政治学研究者分析了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道路。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的核心元素和鲜明特色包括“两导”（党的领导、国家主导），“三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四治”（法治、德治、共治、自治）。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是制胜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必须坚持并加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中国之治，离不开中国之制；中国之制，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之志。同时，中国的各级政府必须在国家治理中起着主导作用，即发挥政府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龙头牵引作用，实现“有效的政府治理”。有研究者认为，中国治理的成就源于治理观念变革、治理体系改革、治理政策变迁和治理行为调适。一个国家的开放性和创新性，其观念、体制、政策和行为方式的不断调试变化，正是这个国家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既强调不忘初心，又倡导与时俱进，这是中国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有研究者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实现制度定型、保持制度定力、完善制度定向，带领中国人民摆脱自近代以来的制度自卑，走进制度自信，走向制度自觉，取决于党的品格。党的初心使命保证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道德性，党的科学理论保证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科学性，党的群众路线保证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人民性，党的开阔胸襟保证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开放性，党的组织力保证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稳定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保证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革命性。中国的制度优势之所以能够持续转换为国家治理效能，取决于党的领导制度。中国政治学学科和研究格局基本形成全力融入中国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之中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有研究者指出，中国政治学经历了建制化、专业化、国际化的渐进演化，研究也不断精细化、科学化，已经基本形成结构合理、特点突出、适应国家需要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和研究格局。有研究者指出，当前中国政治学健康发展最为关键的是要全力融入到中国的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之中。研究者指出中国政治学下一个学术繁荣黄金时期的到来，必须实现“学术自主”“文化自觉”和“致用自觉”的有机统一，要激活中国理论的创新之源，唤回其经世致用之魂，使之更合理地回答中国问题，更有效地应对时代挑战。研究者普遍认为，要用学术语言讲述中国政治，就要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熟读党史国史文献，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理解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潜心研究党和国家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善于从政治立场和政治角度看问题，时刻保持政治敏锐性和洞察力。正确认识对待危机不断革新治理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国面临的几大风险包括政治风险、意识形态风险、经济风险、科技风险、社会风险、外部环境风险、党的建设风险，并就防范和化解这些风险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求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制定政策，防范风险应对挑战。风险往往具有意外性和破坏性，化解风险不仅要为事后危机的发生做好应对预案，而且也要为实施的政策和行为事先制定备选方案，必须警惕概率小而影响大的“黑天鹅”事件和概率大且影响大的“灰犀牛”事件。有研究者指出，对待危机，一方面，要明白问题和危机很多时候是系统发展和创新的重要机会和动力；另外一方面，要从治理的角度，提升制度化水平进行风险管控和危机应对。研究者指出，化解风险、防范危机的根本之道在于：首先，建立有效的信息交流和沟通机制，准确判断风险所在；其次，倡导不变性应变，即以不变应万变，建立完备有效、富有权威的法治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最后，创新性应变，即与时俱进，不断革新治理方式。有研究者指出，当前世界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世界政治中诸如极端宗教势力、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纷纷抬头，一些发达国家把国内矛盾转移到国外，中美贸易摩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转移国内矛盾的措施。有研究者指出，政治风险防御要重点放在抵御“颜色革命”风险上，善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一手构筑防范境外敌对势力渗透颠覆破坏的铜墙铁壁，一手铲除境内影响政治安全的土壤。（作者张宁为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研究员）【党史学篇】党史和文献工作十分重要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国史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和发展了党史国史基本理论与方法论。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党史和文献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党史和文献工作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把深化党史研究作为党史和文献工作的第一位任务进一步抓好；党史和文献工作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长时段历史视野下的中共制度史研究不仅要见“人”还要能见更为丰富的“人”近来，中共制度史逐渐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热点议题。《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开设“长时段历史视野下的中共制度史研究”笔谈专栏。有学者提出，“中共制度史”的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共制度史”是指中共自身的制度建设及其实践的历史，广义上的制度史则包括中共自身制度建设和实践的历史、中共主导下的国家和社会制度建构的历史及实践。有学者认为，“中共制度史研究”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探讨，既体现了历史研究尤其是史学理论自身演变的“钟摆效应”规律，也彰显了部分党史研究者的学术批评和学科反省甚至自我批判的自觉意识。有学者提出，从纵向界定符合中共制度史研究实际的“长”单位，从长时段理论开拓制度史研究的问题渠道，从横向层面对制度进行深入解剖。有学者认为，对于制度史研究而言，或许更要拓展的问题在于，不仅要见“人”，而且要能够见到更为丰富的“人”；不仅要关注制度的实践过程，还要关照制度的生成过程；不仅要讨论制度的历史效果，还要考察制度的理念价值。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史与思潮史的深入展开，或可为中共制度史研究的进展提供更多的可能路径。概念史、观念史领域取得新进展“人民”如何转化为现代政治概念2019年，中共党史研究在概念史、观念史领域取得新的进展。有学者考察了“规律”一词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逐渐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表示“客观性”“必然性”含义的正式术语的过程。有学者考察了毛泽东1912至1921年对“国民”“人民”等词汇运用在语义学意义上的变化,阐述“人民”怎样从一个倾向于泛指广大社会中下层民众的整体性社会概念,转化为以阶级为标准、以区分敌我为功能的现代政治概念。有学者考察了五四时期“解放”观念的历史演变，认为“解放”观念在五四时期从作为启蒙观念的“个人解放”转变为作为革命观念的“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有学者考察了对五四运动性质的“反帝反封建说”是如何取得经典地位的，强调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系统论述充分体现了革命、理论和历史的统一，此后人们再谈及五四运动,很多都是围绕毛泽东的论断而展开的。国史通史研究和编纂具有根本意义努力构建国史通史“八通”研究方法党史是国史的核心，国史研究深化和拓展党史研究。从严格意义上说，国史主要是指国史通史。国史通史研究和编纂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根本意义，其学理基础蕴含着深远的历史思维、哲学思维及其思想理论体系。有学者提出了国史编纂学，努力构建国史通史“八通”研究法。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和历史观的指导下，国史研究和编纂围绕关于新中国的国家理论，构建并形成国史观、国史理论和国史研究理论。国史、国史研究的综合性也决定了国史通史研究和编纂的多重性。概括起来，国史通史具有如下相互联系、交叉融合的“八通”研究和编纂法：中华民族史总体法，新旧中国对比法，改革开放前后历史时期统一法，“五位一体”统筹法，思想、制度和实践融合法，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法，中国与世界比较法，党史国史一体法。（作者宋月红、孙钦梅、章舜粤单位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文化学篇】回顾新中国成立70周年开创发展文化建设新征程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契机，学术界对新中国文化建设史研究给予高度关注。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是70年来我国文化发展最重要的一大理论成就，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仅要坚持中华文化立场、立足民族本位、依靠自身力量，更要有世界眼光、现代意识和全球视野。在总体发展进程中，呈现出传统文化市场向现代文化市场转移、中国文化市场向全球文化市场开放、城乡文化市场融合发展、现实文化与网络文化市场交相呼应等状貌特征。有学者认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最重要的趋势。优秀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相遇，新的创意、新的设计与传统文化相结合，赋予传统文化以当代审美和当代价值观，最大限度地将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社会共享的文化成果，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文化动能。5G构建“文化+科技”战略新格局重构文化产业布局推动跨越式发展5G是下一代移动互联网连接技术，是未来数字经济的重要引擎。学者指出，在以5G为背景的“加速度”时代，5G带来的数字技术创新，将促使文化生产要素在创新过程中实现优化组合，为文化产业赋予更多的新内涵，催生更多业态涌现，具有可视化、交互性、沉浸式等特性的数字创意产品和服务将成为5G时代的发展趋势。同时，5G通信技术加快了人类社会传输和处理数据的速度，在“万物互联”语境中，网络攻击具有前所未有的“连锁效应”，这对移动办公安全、敏感数据乃至国家基础设施都带来致命的影响。学者认为，首都作为全国文化、科技高地和5G的首批试点城市，为5G时代“文化+科技”的战略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2019年中关村5G创新应用大赛”“2019世界5G大会”“北京创新创业大赛”以及《北京市5G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19年—2022年）》的公布，意味着北京将集中优势力量在5G关键元器件等技术及应用薄弱环节补齐短板，这有助于首都文化企业在全国发挥引领示范效应，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式，提前布局，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以业态创新开辟文化消费新模式探索文化产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随着新业态的涌现及影响力的提升，以文化科技为核心支撑的数字创意产业被纳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学者指出，新常态下数字文化产业表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为中国经济发展走出工业化迈向后工业化阶段发挥了引擎功能，其业态彰显出的“跨界创意融合”特征，有助于文化产业寻求价值链的提升、重塑和协同，推动了传统的文化产业通过融入新技术、新模式、新要素等向高质量方向发展。新业态必然需要新消费模式与之相适应，有学者在论述消费新模式时，以“消费降级”的批判性质疑为突破口，梳理了当前电商平台消费模式、“线上+线下”一体化消费模式、垂直传播消费模式、IP产业和IP消费模式、网络直播消费模式、众筹消费模式、文惠卡消费模式，重新配置了传统消费模式的生产关系，展现了文化产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学者认为，社交网络营销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如影视剧中弹幕的流行、消费者对网站评论的关注等，都彰显出数字时代生产、营销与消费之间的界限正在被打破。夜经济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引擎夜间文化消费得到培育与拓展《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的出台，使得“夜经济”上升到国家顶层设计层面。学者认为，“夜经济”是城市活力的重要指标，也彰显城市的现代化治理水平。“夜经济”的爆发式增长进一步促进了消费升级，体现出新时代人们内在的更高的文化需求、中国城市构建新的社会功能的需求，以及新一代消费群体时尚、浪漫、休闲的新潮流。大力发展“夜经济”，有助于驱动当代城市经济的创新发展。学者指出，北京出台《关于进一步繁荣夜间经济促进消费增长的措施》，旨在推动北京打造具有全球知名度的“夜京城”消费品牌，而实现这一目标，应跳出“深夜食堂”的传统思路，完全释放夜间消费潜力，这需要破解公共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夜间消费有效供给不足、夜间经济整体布局不足等突出问题。强化夜间文化消费内容的时尚化、创意化、体验化是拓展消费空间的关键，而持续优化夜间消费环境、加强“互联网+”宣传助力夜间消费，以及精准满足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等，成为探索北京夜经济消费的重要途径。（作者王林生为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金元浦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法学篇】民法典编纂意义重大引发学界讨论与热议2019年12月23日，民法典草案以完整版形态首次亮相，并首次提请立法机关审议。作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法典化的法律，法学界从未停止过对民法典编纂中难点疑点问题的讨论，其中既有民法基础理论及民法典内在体系的研究，比如对民法典编纂体系而言，有学者对我国民法典编纂采取的“两步走”思路进行反思，认为结合当前立法实际，有必要对这一立法思路进行修正,回到法典化的目标上来,完善民法典的整体设计,对总则编和分则各编草案进行系统的整合，也有各分编相关制度构造及立法技术的分析，比如有学者在对民法典担保权编立法模式的研究中指出，担保权独立成编，有其理论基础和现实要求,既符合法典编纂的形式逻辑，也有利于激活各类担保交易，且域外担保法改革确有先例。还有针对司法实务中的实际问题进行的探讨，比如大数据时代公众普遍关心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有学者认为草案应当跳出“信息自决”的束缚，以信息保护和信息利用平衡为视角，重构相关内容尤其是信息处理的合法性条款，从而实现在保护个人信息的同时，保障相关产业发展的制度目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新应用引发网络个人信息保护法律问题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改变，也给法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课题。随着新技术新应用的发展，大量立法空白需要填补，网络空间衍生的新问题也需要法学理论予以解释。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部门法领域的基础理论、立法规制、法律适用等问题，利用深度学习、虚拟现实等技术进行的“深度伪造”问题，大数据“精准画像“背景下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个性化算法模型信息推送问题，算法偏见甚至算法歧视问题，以及人工智能武器化问题等等，都引发全球性的法理与伦理争议。特别是在网络信息内服服务方面，网络生态治理就成为突出问题。全民法治期待高涨与各方认识偏差并存深化依法治国实践需要理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立足现实，继承传统，借鉴西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已经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初步构建。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战略要求。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是因为全面从严治党对依法执政提出新要求，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对完善经济法治提出新要求，全面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对建设法治政府提出新要求，全面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对建设法治社会提出新要求，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对文化法治提出新要求。但是我国目前的法治建设仍然存在不足，比如全民法治期待高涨与各方法治认识偏差，法治建设宏观成就巨大但公民个体微观感受不佳，法治倒退论不时响起。在这情况下，应将法治建设的重心转向更加具体的实践方面，倡导“微观法治”，让法治成为公民的生活常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成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识国内法的域外适用问题引发国内学术界关注随着时代发展，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的地方越来越多，国际社会对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国际社会共同的事，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使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张转化为各方共识，形成一致行动。要坚持为发展中国家发声，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特别是近两年来，围绕美国对中兴、华为等中国公司的打压，以及美国压力下加拿大对孟晚舟女士的非法扣留，“国内法的域外适用”或者“长臂管辖”问题引发国内学术界广泛关注。为积极应对全球治理变革，法学界围绕“国内法的域外适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等课题开展研究。“长臂管辖”是美国的惯用手段，近几年美国愈加频繁地在涉中国事项中滥用“长臂管辖权”，也引发国内学者对我国国内法的域外效力和域外适用问题进行思考。有学者认为，不同于美国霸权主义的“长臂管辖”，在不违反国际法的基础上适度采取国内法域外适用措施，可以起到保护本国企业和公民利益的作用，这与中国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保护诉求基本契合。（作者刘晶晶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支振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新闻传播学篇】新闻传播学成为显学各学科成就前所未有新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在70年的学科发展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学者认为，“新闻无学”的认知和论争贯穿其百年学科史，但新闻学最终形成理论谱系并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显学”；学者认为，新闻史方面通史、专题史、个案史、史料整理方面成绩斐然，研究方法突破了过去的革命史范式；学者认为，中国传播学发展分为理论译介、理论发展、理论批判和理论创新四个逻辑主线，如何突破西方理论的问题语境和阐释框架，形成本土性的思想成果，依然任重道远；学者认为，中国广告学从无到有，从一个研究领域到一门独立学科，经历了宣传话语、去意识形态话化、市场逻辑主导、技术与断裂的转型四个阶段的历史演进；学者还认为，新闻传播学科研究方法上依然存在质化与量化之间的争议、方法对知识贡献的价值不大、方法会束缚研究者、量化研究过于简化等不同声音。传播技术日新月异影响远建设性与断言式新闻流行传播技术的发展一直在重塑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最近又引发了建设性新闻和断言式新闻模式的流行。建设性新闻主要根植于积极心理学，要求采用积极心理学中的不同技巧进行采访报道。它关注的议题包括政治挑战、冲突和社会问题。报道框架集中于对社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注重赋予受众权力。建设性新闻能对受众的情绪带来积极影响，促进受众精神的健康，有更强的社会政治参与感，推动社会稳定。建设性新闻对改善我国网络环境中的负面化情绪具有较大意义，媒体可以通过采用建设性新闻的方式对受众情绪加以引导，促进其产生积极的态度与行为。随着新闻传播技术的不断改进， 新闻的传者与受众愈加重视新闻时效性，其结果之一就是断言式新闻逐渐取代传统的确证式新闻，成为当今全球的主要新闻模式。断言式新闻有利于促进传统新闻定义向“对话”与“知识”转变，并从生产过程出发关照新闻失范行为，进而反思“后真相”的新闻模式。这一新闻模式强调，如果我们发现记者或内容提供者只是让人们说话，却不尝试核实事实、质疑断言和检验证据，那他们就在践行一种新闻失范行为，而不需要等到对新闻生产结果的判定。区块链技术助力提高公众信任高度透明性实现权威重塑可能区块链技术是一种偏向空间的技术，目前还处于理论建构阶段，它将在互联网上建立一本公共账簿， 所有参与者都被允许记账和核实，这点决定它能够对“后真相”进行重构。尤其是在构建透明公开的新闻生产模式、社交传播平台、重塑公众信任等方面有着显著的技术优势和发展前景。学者认为，社交媒体中区块链技术能够扩大传播的空间，有效地将碎片信息整合到公共的新闻公告板上。在传播过程中，“技术把关”代替传统的“价值把关”，中心节点的存在将不再固定，由人们自由决定。学者还认为，在传统新闻生产模式的变革中，透明性是一种追求事实与真相的方法与程序，其背后包含了互联网时代机构媒体针对当下新闻业危机的自我救赎和权威重塑。区块链技术提供了这种技术操作上的可行性。作为一种新兴的技术范式， 区块链具有去中心化、高度透明性、防篡改和可溯源等特性， 为陷于重围中的机构媒体新闻生产的透明性重构，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大数据背景引发对隐私问题关注隐私权保护需多种手段齐头并进近十年来，互联网技术尤其是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引发学界对隐私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学者认为，大数据时代隐私侵权的一个新特点是隐私主体对隐私侵权行为造成的“精神痛苦”会“无感”。这种伤害不能及时感知, 它有滞后性, 因而其造成的“精神痛苦”往往会更严重。学者认为，公共监管机构、商业机构、公众对隐私问题都负有相应义务。我们不仅要借鉴欧盟、德国、美国监管部门与立法机构的经验，尤其要借鉴全球性商业巨头在数字信息经济中平衡商业利益与公众伦理诉求的做法，以在技术层面、法律层面、个人自控层面建立一套隐私保护机制。学者提出，未来的立法可在信息与数据之间作出区分，研究将信息纳入市场机制考虑其财产化的可能；延用分级理论中“保护弱者”的理念，通过事后救济补偿数字弱势群体。（作者黄春平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来源：北京日报图片：楚云舒 流程编辑：吴越

4月1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南开大学共同主办的“开局‘十四五’新征程、庆祝建党100周年暨《政治学研究》2021年华北地区中青年作者座谈会”在南开大学举行。会议围绕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体系、国家理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公共行政前沿、论文选题与刊物要求等议题进行研讨。南开大学副校长王新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政治学研究》主编张树华出席会议并致辞。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新华文摘》《中国行政管理》《天津日报》等高校、报刊的近40位学者参加。张树华在致辞中提出，建党百年以来，中国的成功实践冲破了西方的逻辑教条和理论束缚，创造了历史奇迹。中国政治学人要讲清中国政治学背后的学理、道理和哲理，增强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性和原创性。新时代中国的政治学应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展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学。王新生在致辞中强调，中国学者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要从中国的事情出发，开展学理性的研究，走出西方的视角。在主题演讲环节，北京大学教授王浦劬以“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时代主题”为主题，提出时代是把握政治学研究主题的基本依据，而判断时代的依据是社会主要矛盾。他认为，新时代新阶段，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我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中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的高效能。吉林大学教授周光辉做了“理解中国：新型现代国家构建的思考”的主题演讲，指出中国政治学要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在历史变革进程中构建新型现代国家。天津师范大学教授高建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探索”的主题演讲中，认为总结经验教训，有利于更好地前行。中国政治学的进步，要从对中国现实的观察总结中创造，进行知识生产。《新华文摘》编审胡元梓做了题为“不忘初心，保持定力，推进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现代化”的主题演讲，表示推进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现代化要抓住根本，有创新、有新意、重实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发展理念作为价值选择。南开大学教授朱光磊以“政府职责体系是职能职责转变的制度化成果”为主题演讲，提出政府职能转变的进程需要经历由只讲政府职能到职能与职责并提，再到政府职能与职责制度化，最终建立清晰的政府职责体系，才能实现政府职能的具体化和清晰化。政府职责体系是职能职责转变的制度化成果。在刊物主办方与作者的座谈中，《政治学研究》副主编、编辑部主任王炳权谈道，我们要做出真正的研究；研究和写作要高度关注学术史，梳理清楚学术前史才能避免“编”论文现象；写作规范非常重要，一些很好的研究成果往往因为语言表达不顺畅、犯常识性错误等问题而不能发表，年轻的研究者语言表达一定要过关，形式逻辑不要有问题，文章的可读性要强。与会学者们在分组发言阶段还围绕信息政治、国家理论、国家治理的话语权、“放管服”改革、政府监管等话题进行交流分享。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负责人，相关师生代表参加活动。

【编者按】7月8日，田野政治学公众号主办了“家户制与家户国家”的线上论坛。论坛由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陈军亚主持，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黄振华副教授作为主讲人介绍了家户制如何构成了家户国家的基础性制度，以及家户国家的自身特性。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杨阳教授、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肖唐镖教授、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谈火生副教授就这一话题分别发表了观点。黄振华副教授在发言中表示：家户制主要生成于传统农业社会，适用于农业生产，迄今还有相当价值。个体化并不能完全替代家户制。“家户制”作为一种文化模式或基因已融入到中国人的观念意识之中，并对当下的中国国家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本文系论坛实录节选，会议现场问答环节未收录，内容由主办方提供。黄振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无论是家户制还是家户国家，其都有一个关键词——“家户”，这是我们的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家户单位研究是我们持续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本人的博士论文就是以八个典型农民家户为例，对家户单位近百年的演变历程进行长时段考察。论文后修订为《家户变迁与政府治理：基于农户的政治人类学考察》一书。该书近日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2013年，徐勇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中国家户制传统与农村发展道路——以俄国、印度的村社传统为参照》一文，首先提出了“家户制”概念，在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徐勇教授认为，家户制是中国的本源性传统和基础性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独特的农村发展道路。在当下及未来的中国农村发展中，需要高度重视和挖掘这一制度传统，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建立起必要的关联。近年来，徐勇教授的研究已转向历史政治学，特别是他的《关系中的国家》五卷本，那么这种历史转向实际在这篇文章中已有体现。2015年，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深度中国调查”，其中包括以家户为单位的“家户调查”项目。这项调查是由我具体负责组织和实施的。“家户调查”以1949年以前的传统家户为调查对象，旨在系统梳理和还原传统时期中国农民家户生产、生活的原貌，揭示中国农村家户制度的运行机理和深层逻辑。该项调查由调查员实地访谈完成，调查内容涉及家户经济、社会、文化、治理等众多方面，具有系统性、规模性和唯一性。之所以说具有唯一性，是因为随着访谈老人的去世，这些调查资料都将成为绝版。家户调查一共开展了四个批次，调查了879个家户，包括488个大家户，214个中等家户，177个小家户，获得近亿字的调查资料。我们之所以关注大家户，是因为大家户在结构、关系、要素上更为充分完整，也更具研究价值。我们曾调查过52个人的大家户，52个人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二三十个人在一起的大家户有很多。在调查整理的基础上，有239份调查成果进入出版程序，通过《中国农村调查·家户类》系列丛书出版。未来，《中国农村调查·家户类》有望成为“家户调查”中的“满铁调查”，成为开展家户调查和研究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我们对家户制和家户国家的研究，皆源于对已有调查资料基础上的思考。我们的基本研究取向是“田野政治学”，也就是从田野调查中提炼概念和理论，实现从“田野”到“政治学”的跨越。我们要考察的基本问题是：从家户制的维度，如何定义和理解中国的国家形态？作为一种国家形态的家户国家又具有何种特性？那么，什么是家户制？其有哪些基本要素？我们认为，家户制是一种以家户为单位的社会组织制度，是涵盖了家户经济、社会、文化和权力关系在内的一系列行为规范的制度体系。家户制是一个复合型概念，具有双重属性。一是作为社会单元的“家”，来源于个体性的家庭。二是作为行政单元的“户”，来源于国家性的户籍。其中，“家”是社会属性，“户”是政治属性。从国家维度看，作为社会属性的“家”构成国家形态的组织基础，而作为政治属性的“户”则是联结家户与国家政权的中介机制。正是社会属性的“家”与政治属性的“户”的结合，造就了中国特有的家户制传统。家户概念的提出，并不是简单的概念制造，而是有其独有内涵的，并与一般意义的家庭、宗族概念相区别。与家庭相比，家户强调基于“户”的国家纵向联系。与宗族相比，则更具有普遍性和基础性。乡村宗族的发展实际是明清以来宗族庶民化的结果，且主要集中在我国的东南地区。由于时间关系，在此不做深入的展开。从起源上看，家户单元是在中国早期政治社会演化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其以独立的个体家庭的产生为基础，并经由“编户齐民”制度而成熟定型。有研究表明，中国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已出现对偶家庭。但当时家庭依附于氏族公社，人们尚未形成明确的家庭观念。氏族制度瓦解之后，家庭组织并未完全独立出来，而是被宗族制度所束缚，表现为生产上的“耦耕俱耘”。直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随着世卿世禄制的废弃和宗族制的解体，个体小家庭才得以真正独立，并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与之相对，作为政治属性的“户”则是在国家产生之后逐渐演化产生的。据甲骨文记载，中国在商王朝时期开始出现人口登记，并有了“登人”和“登众”之说。先秦时期曾出现谓之“名籍”的人口登记方式，但登录对象为个人，并非个体家庭。进入战国以后，诸国征战，为掌握人口和财源，各个诸侯国逐步建立起严格的户口登记制度。如商鞅在秦国变法，其内容即包括户口登记制度，其中明确规定：“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秦统一全国之后，户籍管理办法日臻完备，并最终在汉代通过“编户齐民”制度固定下来。由于“户籍”是以个体家庭为对象编录，因此也就引致了作为社会属性的“家”与作为政治属性的“户”的合流，并最终在秦汉时期产生了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家户。在此后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尽管中国的王朝政治风云变幻，但家户单元却自始至终构成中国政治社会的根基。对此，毛泽东曾说：“百代都行秦政法”。过去，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从上层政治制度的分封制到郡县制的转变，但没有注意到基础性制度的转变。即以从宗族为单位到家户为单位的转变。自此以后，中国就转变为一个以家户制为基础性制度的国家。家户制是以家户为本位的一整套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的集合，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具体来看，家户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涵，即以家庭为单位的组织方式、以家长为主导的关系模式、以家户为中心的观念意识和以户籍为标识的国家责任。一，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组织方式。主要指将家庭作为组织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单位。家户制首先体现为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方式，其基础是产权的家户所有。从产权归属看，“家产”构成中国产权体系中的最小单元，“拥有财产的群体中，家是一个基本群体。它是生产和消费的基本社会单位，因此它便成为群体所有权的基础”。在费孝通看来，相对于个人产权，家户产权更具有实体意义，“个人所有权总是包括在家的所有权名义之下”。中国过去的产权关系很有意思，实行的是私有产权，但并非个人私有，而是一种家户所有。即以家户为单位拥有财产。对此，林耀华就曾将家户称为“最后的经济单位”。日本学者滋贺秀三则从“同居共财”视角加以认识，认为“所谓同居共财，是收入、消费以及保有资产等等涉及到各方面的共同计算关系”，在他看来，“同居共财”是中国人社会生活的“本质性的要素”，“是一种纠缠不清的宿命的关系，与其说它是‘家族生活的常态’，不如说他就是家族生活。”也就是说，“同居共财”关系是具有根本性的。滋贺秀三的《中国家族法原理》是研究中国家户关系的非常重要的著作。以家庭为单位的组织方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单元，也就是从事生产、经营、消费、分配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二是社会单元，包括村庄事务、宗族事务也是以家庭为单位组织。如以家庭为单位参与村庄公益、参与村庄防务等。在宗族地区，可能会认为宗族是基本单位。但根据我们的调查，即使是在宗族型地区，家户仍然是高度独立的，二者有清晰的权责划分。对此，林耀华先生在《义序的宗族组织》一书中也曾做过相关分析。作为基本组织方式的家户单位，拥有高度的自主性。一是佃农对地主的非人身依附关系。二者虽然形成了租佃关系，但主要是一种经济契约关系，不存在人身依附性。二是村庄、宗族一般不介入家户事务。即使介入也有条件，如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很多情况下只有家长请求之后，族长才介入，讲求“不请不去”。三是农民完成国家责任后的高度自主，即所谓“纳完粮，自在王”。也就是农户只要完成了赋税，就具有高度的自主性。二，是以家长为主导的关系模式家户制是以血缘家庭为载体的，其建构的基本原则是伦理关系。梁漱溟在对中西方社会进行比较时认为，中国是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伦理关系并不局限于家庭，但却始于家庭，也以家庭伦理最为重要。梁漱溟为此说：“家人父子，是其天然基本关系，故伦理首重家庭。”伦理关系界定了每个人在家庭中的位置，是家庭长期稳定延续的重要机制。在伦理关系下家庭成员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身份和角色预期，能够给人以安全感和稳定感。正如费正清就说：“尊卑制的一个好处是，一个人自动认识到他在他的家庭或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他有一种安全感，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履行了指定给他的那部分职责，他可指望体系内的其他成员反过来对他履行应尽的职责。”伦理关系特别强调父家长在家庭中的支配性地位，构成家户制的重要内涵。在对内关系上，家长是家庭产权的支配者；家长是婚姻、收养、过继等重大事项的决定者；家长决策具有专断性、唯一性，所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在对外关系上，家长是家庭对外关系的合法代表，土地买卖、租佃、典当均由家长出面。村庄筹资、筹劳首先找家长。官府征兵、征税首先找家长。家户逃税、逃兵，家长是第一责任人。实际上，家长不在，其他人说话都不算数。比如我们在调查中就发现，如果家里是女性在家，陌生人来访问：“有人在家吗？”，回答是“没人！”。明明有人，为什么回答“没人”呢？这里并不是说真的没有人，而是没有能够做主的人。三，是以家户为中心的观念意识在个人与家户的关系上，家户制强调个人对于家户的依附性，突出“家户至上”的观念意识。一是个体利益服从家户利益。特别是在涉及家庭个人事务时，普遍以家户利益作为衡量个人行为合理性的依据。人们相信没有家就不会有个人，即所谓“有家才有人，成人再成家”。在婚姻中，子女个人没有决定权，必须服从父母，为家庭的整体利益服务。如在婚姻上个人要服从家庭，讲求“门当户对”、“合两姓之好”。二是个体意识融入家户意识。为了进一步强化家户整体利益的优先性，乡村社会中逐渐形成了整体主义的家户观念和意识。比较典型的如“发家致富”、“光宗耀祖”、“多子多福”。这些观念和意识强调的并非个人的发展，而是家户的发展，并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融入个人的观念意识之中。这种家户主义的观念和意识，从小由长辈灌输，并成为每个个体的信念和行为依据。人们个人的成功与否，是与家户的成功与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四，是以户籍为标的的国家责任在家户制下，户籍制度成为联系国民与国家关系的纽带，并以此确定社会成员的政治责任。这种政治责任，主要体现为赋税和兵役两个方面。每个家户单元均需要承担相应的国家责任，才能够获得相应的国民身份和权利。“户”的设置定型于汉代的“编户齐民”，通过这一制度国家政权历史上第一次直接掌握了人口，从而建立起了国家与国民的直接联系。对此，徐勇教授就认为，“‘户’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组织单位。‘家’是社会单位，‘户’是政治单位。‘户’的出现具有革命性意义，这就意味着个人从狭隘的地域共同体中走了出来，成为更大的共同体——国家的成员。”正是由于“户”的政治社会涵义，使得“家户”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家庭”，成为一个政治性的概念。户籍制度的创设，彻底改变了人们在国家中的地位。个体从原有的依附于氏族、部落而转变为平等的国民。由于所有人都是国家的编户齐民，从而平等享有同样的国家身份与义务，包括占有土地、人身自由、纳税、服兵役等。户籍制度的建立，造成的是“贵贱等级界线的逐步打破和个体家庭逐渐挣脱家族和宗法组织而独立。”王昌斌指出，“从秦汉起，凡是能独立立户，进入地方户口登记序列的人户，统称为‘编户齐民’。编户者，指由国家统一编制；齐民者，指不管是官是民，是农是兵，在形式上，都是平等的。”接下来，谈一下家户国家的形态与特性。我们所称的“家户国家”，主要指以独立的个体家户为单位组成的国家，家户制构成家户国家的基础性制度。这里的国家，是包括了人口、领土和政权的政治共同体概念。国家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命题。国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受到社会条件的深刻影响。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超脱于社会基础之上的抽象物，而是产生于社会并受到社会规制和形塑的政治共同体。在决定国家形态的诸多因素中，基础性的社会组织制度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因为，国家是由具体的人所组成的，并以一定的人的群体作为基本治理单元以实现治理目标。基本单元是组成国家的最小“细胞”，主要指组成为国家机体的最基本、可独立的人的群体。对此，摩尔根认为：“只有通过基本单元的性质，才能阐明整个社会体系。”在他看来，“基本单元的性质决定了由它所组成的上层体系的性质”，“基本单元是怎样的，其复合体也是怎样的。”实际上，中国长期以来也形成了“家国同构”的思想，这与摩尔根的观点是异曲同工的，可以说是中西方国家对于同一现象的不同学术表达。不同的基本单元决定了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并形成特定的基础性制度。由于历史社会条件的差异和时空的变换，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不同的基础性组织制度，比较典型的包括俄国和印度的村社制、西欧中世纪的庄园制、游牧民族的部落制以及中国的家户制等。如在中世纪的西欧国家，庄园是最基本的治理单位。梁漱溟曾评价，“庄园不仅是一种经济组织，而且是一集体社会。它支配其居民之全部生活，自成一小世界”。在历史上的俄国，构成国家的基本治理单位是村社。通过土地公有、税负共担、社员会议等机制，村社成为基本的社会组织形态，也成为俄国人的精神家园，以至于“侵犯村社就是侵犯特殊的俄罗斯精神”。不同的基础性制度造就了不同的国家形态，从而形成家户国家、村社国家、庄园国家、部落国家等类型。从基础性制度来看，中国是典型的家户国家，并由此形成其独有的特性。从组织构造上看，家户国家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集家为国”。也即中国国家以独立的小农家户为单位组成。二是“大国小农”。即一方面是广袤的国家领土，另一方面是是无数个小农家户。家户国家的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强大的国家能力。家户制最初源于诸侯的争霸需要。在争霸中，诸侯国想要胜出，必须要有足够强大的国家能力。而决定国家能力的关键条件，在于获得足够的赋税和兵源。在分封制下，国家政权无法直接掌握人口，而必须通过层层分封的领主和宗族组织提供国家所需要的资源。为破解这一问题，诸侯国开始推行“分家立户”。在此，所谓“分家”，即通过分家析产，将庞大的宗族大家拆分为一个个拥有小块土地的小家庭。所谓“立户”，是指建立户籍制度，将全国所有的人口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登记记录。“分家立户”是在国家权力的介入下实现的，如商鞅在秦国变法就强调“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分家立户”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并最终在汉代通过“编户齐民”成熟定型。此时，国家尽管已经没有了诸侯争霸的需要，但却面临着新的难题：一方面对外抵御周边游牧民族的战争侵扰，另一方面对内实现对一个大规模地域国家的有效治理。这两个问题，对国家能力的要求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提高了。而“编户齐民”制度实现了满足这一需要。实际上，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权力，其能力强大与否根本上取决于赋税的有效获取。马克思就曾指出“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一回事。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其次是国家运行的自给性特征。从组织特性上看，家户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因此，尽管上层政权不断更迭，但中国的国家体系仍然可以有效维持，形成“上层多动，下层不动”的格局，也就是一种自我维持和运行的状态。从结构上看，中国国家治理具有分治特征，其中社会基层以家户为主体实行自治。家户的自我治理，主要体现为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和家长权威下的自我约束机制。其中，以“孝道”为核心的伦理规则强化和规范了人们的行动，并赋予个体以行动依据。这些社会道德规范通过家规家法或者家长教化等形式进入家户场域，规范和约束个体行为。在个人与家户的关系上，个人依附于家户，并以家户利益为本位，形成家户至上的观念，这又进一步增强了家户的自主治理效能。同时，家户的自主治理具有很强的历史延续性。这种延续性源于家户单位的血缘性和再生性。一方面，家户制以血缘关系为核心，血脉的延续是家庭存续的第一要务，对于家长而言首要责任是“香火不灭”。因此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家户自主意识也就自然产生出来，并通过“分家”制度不断实现家庭的再生产。另一方面，家户经济也具有很强的再生性。对于小农家户来说，其主要的缺陷是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很容易受到天灾人祸的影响，以致出现破产。一旦普遍性的破产出现，便可能导致“民变”，从而引发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从历史上，中国的朝代更迭极为频繁，且很多王朝的覆灭都直接或者间接起因于农民的起义。尽管上层容易变动，但小农家户却有很强的再生能力。也就是说，只要给予小块土地，小农家户就能很快从破产中恢复过来。我们调查了更多逃荒和移民型村庄，都有这一特点。对此，主持人陈军亚教授就曾用“韧性小农”的概念对此予以解释，也有很强的解释力。因此，尽管战争创伤极大，但新的朝代建立之后往往很快就能实现社会稳定，并经过有效治理而达到一个更高的治理层次。实际上，中国尽管王朝更迭频繁，但却并非“一代不如一代”，而可能“一代更比一代强”。例如，无论从人口、疆域、财富以及世界影响看，清代都达到了历代王朝的顶峰。究其原因，在于国家的强盛是由社会基础所决定的，只要社会基础仍然稳固，那么通过有效的治理便能产生超越以往的治理绩效。再者是国家纵向联系的强化。家户制以独立的个体家户为单位，具有很强的自主性。除家户单位之外，基层社会中无法形成更具内聚力的共同体，也不存在超越家户的普遍性的个人依附关系。相反，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家户之间还具有“竞争小农”特征。例如，每个家户都希望“发家致富”、“人丁兴旺”，并以此建立自己在村落社会中的地位和声望。由此，家户国家中的农户个体横向的联系较弱。总体上看，在家户国家内部，人们以家户为基本的行为主体，横向的依附和联系较弱。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不存在互惠关系，但是独立行动的主体仍是家户。相对而言，家户国家更强调纵向的农民与国家联系。这种纵向联系以户籍制度为纽带得以建立起来。在户籍制度下，家户与国家之间不存在中间的组织中介，而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制度创设的初衷在于为国家提供更多的赋税，同时也增强了国家的纵向控制能力，进而增强了民众对政府的依从。对于家户国家的这一特性，秦晖先生就认为，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并不是和谐而自治的内聚性小共同体社会，而是大共同体本位的“伪个人主义”社会，与其他文明的传统社会相比，传统中国的小共同体更弱，但这非因个性发达，而是因为大共同体亢进所致。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也提到：“他们（小农）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接下来再谈一下家户国家的转型与延续。家户制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家户制主要存在于中国的帝制时代，其历史时期大体从战国、秦汉时期至晚晴民国时期为止。滋贺秀三认为，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主要经历了两次社会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一是从封建制向郡县制的变革，二是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根据这一标准，滋贺秀三划分了春秋以前的“上代”、民国以后的“近代”以及处于中间的“长时代”——帝制时代。我们探讨的“家户制”，主要即指“帝制时代”，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时期”。由此，“家户国家”也主要指传统时期或者帝制时期的中国国家。进入近代以后，作为“家户国家”基础的“家户制”发生了重要的裂变，从而致使形态上的“家户国家”趋于消解。具体来看，“家户制”主要面临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家户的个体化。主要表现为家户意识的弱化与个体意识的崛起。个体主义与家户主义之间面临张力。二是政府的介入。进入近代之后，政府权力日益深入到乡村社会之中，改变了家户的自主治理的传统形态。对此，既有理论主要从两个方面予以解释这一过程。一个是从国家政权建设的维度，认为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国家政权开始全面深入乡村，从而介入到小农家户的生活当中。二个是从家户需求的维度，认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家户的自主治理难以适应现代社会需要，从而产生出新的公共需求或社会风险，从而要求政府权力介入其中，表现为一种的“适应性治理”模式。本人的《家户变迁与政府介入：基于农户的政治人类学考察》一书主要是从第二种逻辑展开的。尽管形态上的“家户国家”趋于消解，但并不意味着“家户制”的消亡。家户制主要生成于传统农业社会，适用于农业生产，迄今还有相当价值。个体化并不能完全替代家户制。实际上，尽管“家户制”主要存在于传统时期，但作为中国的一种本源型历史传统，其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并不会马上消失，而会成为一种文化或者精神基因，潜藏在中国人的观念和意识之中。一旦遇到适宜的条件，这一历史传统还将“复活”乃至大行其道。正如巴林顿摩尔所言:“在两大文明形态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分崩离析的传统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大量阶级因子，会对未来历史的造型发生强烈作用。”恩格斯在论及氏族制度的延续时也发现，即使是“被消灭的氏族”也会“复活”，出现“氏族灭亡后产生的替代物”，“这种替代物以特殊的方式证明了流传下来的氏族本能的继续存在”，而且“旧氏族时代的道德影响、传统的观点和思想方式，还保存很久，只是逐渐才消亡下去”。在中国，尽管经历了漫长而急剧的现代化进程，“家户制”也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延续下来，并对当下中国产生重要影响。例如，对于“家户主义”重要伴生物的“家长制”，邓小平在1980年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就专门提到。再如，自去年以来爆发的新冠疫情，中国在疫情防控上比绝大多数国家的效果要好，其中除了政府制定了有效的防控措施之外，也与家户单位的功能发挥有关。与国外更强调个人主义，中国的个体仍然强调家庭单位的作用，并能约束自身的行为。人们出于家人的安全而安心“宅家”，不给社会和家庭添乱。有一种说法叫“宅家为国”，就是说待在家里也是为国做贡献。在疫情期间，地方政府以家户为单位部署疫情防控措施，要求人们居家防疫。同时，疫情期间人们以家庭为单位相互扶持共度难关。疫情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体会到了“家”的亲情可贵，并尝试重新“回家”。这一切都让人意识到“家户制”在现代社会中的遗迹，并仍在无形中发挥着作用。最后是我的基本结论。综合前面的分析和考察，我的基本观点包括以下几点：一是社会基础决定国家形态。不同的基础性制度造就不同的国家形态。二是家户制是中国的基础性制度，其内涵包括以家庭为单位的组织方式、以家长为主导的关系模式、以家户为中心的观念意识以及以户籍为标识的国家责任。三是家户国家是指以独立的家户为单位组成的国家，家户制构成家户国家的基础性制度。家户国家有其自身特性，表现为强大的国家能力、国家运行的自给性特征以及国家纵向关系的强化。四是家户制主要生成于传统农业社会，适用于农业生产，迄今还有相当价值。个体化并不能完全替代家户制。同时，作为一种文化模式或基因，“家户制”已融入到中国人的观念意识之中，并对当下的中国国家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杨阳（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黄老师今天的主题演讲，表明这个问题自徐老师提出以后，其研究又获得了明显的推进。主题讲演的内容很有启发，但有些结论——特别是细节方面在逻辑上和经验上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论证。首先，刚刚黄老师讲家户制度构成基础性政治制度，不同的基础性政治制度造成不同形态的国家。这个结论我原则上同意，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问题的另外一面。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家户制度本身就是国家以暴力刻意造就出来的。换句话说，家户制不是自然的衍生出来的，不是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的“社会秩序”。在它形成的过程中，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制度一经造就出来，的的确确成为支撑中国传统帝制国家的社会基础。在1980年代思想解放时期，针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认为地主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生产关系是支撑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当时的史学界就有些人提出自耕农才是支撑中国传统帝制国家的基础。家户国家的提法，以及家户制度构成帝制国家的基础这一理论与这个观点之间显然是有一定相近性或者是关联性的。其次，在传统中国，国家与家户的关系会受到一些其他变量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变量，一个是宗族关系，另一个是租佃关系。关于宗族这一变量，刚才黄老师讲到宗族跟家户之间有明确的权责划分，家族一般不干涉家庭内部的事情，我想黄老师这个说法以实证为基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说法只是针对宗族内部关系的调节而言，一旦家户与宗族外部发生关系，特别是与国家发生关系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涉及家户集体行动的时候，无论是宗族关系还是租佃关系都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宗族或地主都可能成为家户对外博弈的代理人。因此我们在研究家户与国家的关系时，必须把这两个重要的变量考虑进去。从历史上来看，东汉到唐朝一直存在着世族制度。翻开《汉书》《后汉书》“能吏”或“酷吏”传，我们都会看到他们政绩中往往都有一条，就是“摧抑豪强”。东汉有位历史学家荀悦曾经讲到西汉时国家税收和徭役都很轻，但是老百姓却没有获益，为什么呢？这个政策红利都已被豪族截留了。大家都知道董仲舒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说的就是西汉豪族垄断土地资源的情况。所以，以世族为核心的租佃关系，构成国家与家户连接中一个重要中间力量，在特定情况下，它可以把分散的家户连接起来形成一种集体行动的力量，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应该加以考虑的。当然在唐朝以后，世族衰落了，但是租佃关系仍旧对家户和国家的关系构成一定的影响。我之所以强调宗族和租佃关系这两个变量，是因为我们是研究政治学的，聚焦的问题是家户制度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系，而这很多时候会涉及农民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再次是规则生成的来源问题。黄老师提到的，以家户为基础衍生出来的规则。在中国社会中具有原生性和基础性的特点。换句话说，中国社会的原生性和基础性的行为规范或者价值来源自于家户。对这个观点。我原则上同意，以家户为基础衍生出来的规则的确构成了中国传统意识形态或者价值系统的基础与核心部分，也嵌入了中国古代制度和法律体系，成为制度和法律体系所体现和促进的道德，这一点没有问题。但单单这么说还是有一定的片面性，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规则来源的双重特点。它们中一部分是由血缘家庭衍生出的，另外一部分则是在政治领域中衍生出来的。来自于血缘家庭的规则体系，与来自于纯粹的政治领域——特别是争夺天下、逐鹿中原过程中衍生出的规则体系，两者之间存在内在紧张关系。古代的思想家们一直在试图调和这两者的矛盾，根本的方法就是把“国”想象成“家”，我们的许多组织——社会性的、政治性的大都被想象为“家”，人与人的关系被虚拟为家庭式的“血缘”关系，进而形成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家国同构”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特色。但“家”毕竟是以事实上存在的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家长的权威既不是基于契约，也不是基于暴力，而是基于血缘。“国”毕竟不是真正的家，不是基于血缘产生的，你无论怎么想象，它的权威最终都是基于暴力。同时，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利益纠葛，但是调节他们关系的根本力量是亲情而不是利益。但是在国家范围内（包括社会组织范围内），真正的支配性或决定影响的力量是利益。总之，“家”和“国”，一个是真实的家，一个是虚拟的家。因为国家实质是一个虚拟的家，那么基于“家”形成的规则、意识形态或者是法律制度，就不能真正地、完全地担负其调节各个主体之间关系或支配各个主体行为的功能，很多时候，它们的宣示意义要大于它们的实际意义。这样一套东西写在经典和法律里面，我称之为“显性规则”。在实践中，面对受利益驱动的由陌生人（没有血缘亲情纽带）组成的一场复杂政治社会，往往会力不从心。换言之，在调整各种关系的过程中，仅仅依靠这套显性规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一套显性之外的规则——在真实残酷的政治生活中衍生出来的规则。这样一套规则，你可以称之为潜规则，我更倾向于把它称之为隐性规则。总之，在调整中国古代帝制国家时实际存在两套规则，这两套规则之间存在联系，也都同时发挥着各自的功能和作用。研究中国帝制国家的政治行为，我们不能仅仅看到一套规则，还必须看到另外一套规则。最后，是家户制存在的条件变量问题，这涉及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看待家户制的命运，因此也是很重要的。在中国传统帝制国家，家户制能够稳定存在的基础是简单静态的农业社会。进一步说，传统帝制国家那一套治理模式或者治理体系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其前提是简单静态的农业社会的存在。就像黄老师刚才说的，每一个王朝刚刚建立时，这一套制度功能都能够正常发挥，有效性毋庸置疑。只要稳稳当当的延续几十年或者百年左右，就会很快迎来所谓盛世，但是进入盛世也意味着危机的来临。为什么说这意味着危机的来临呢？在历史上，寿命较长的王朝都建立在大动乱以后，天下大乱消耗了大量的人口。人口减少，人口与土地的矛盾也就消解了。以农村为基础的家户制度必须有充足的土地供应，没有土地，家户制也就没有办法维持。王朝初期，人口少，土地供给充足，家户制度就能够维持和有效发挥功能。但人口的增长是以几何方式发生的，像韩非所言，大父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如果二十五孙每个人再生五个儿子，大家想想这个家庭增加了多少人。原来一两百亩地，七口之家可以维持生活，但是现在就不行了，只能到山间田间湖泊哪个地方去开荒，一旦周边再无土地可以被改造成耕地，就必然会出现人口从农村和农业中溢出的问题。人口从农村和农业溢出后到哪里谋生？可能是手工业、商业或读书后参加科举，于是，士农工商行业分工会逐渐兴旺。这种溢出所造成的人口流动，会呈现加速的态势，行业分工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细，推动城镇发展和都市化进程。逐渐地，社会不再是静态的简单的农业社会。帝国以家户制为基础的治理体系也会随之松动，出现功能失效的问题。例如明朝用来登记家户的黄册，它里面登记着家中有多少人口、土地、农具、耕牛之类等信息。可是当时的财政能力、技术条件等，都不可能经常性的进行人口普查、丈量土地、评估财产等。结果这个黄册直到一百多年以后还在使用，你家的土地正好在河边，河改道你家地没了，但是上面还登记着；你家人口发生了重大变化，上面还登着你家原来的人口，你家早就迁到城市里了，却仍在当地的户籍中。上述情况说明，大量的人口、家户已经游离于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之外，以家户制为基础的整个治理体系已经不可能再发挥出原来的功效，进一步发展，就是体制和制度的彻底失效、乃至瓦解。总之，人口流动、社会分化、工商业繁荣、城镇化的加速，这些现代性的要素累计叠加——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来说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会动摇和瓦解包括家户制在内的整个王朝制度系统和治理体系。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黄老师在研究家户制过程中需要关注的。肖唐镖（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我主要基于“家户制”和“家户国家”这两个概念谈些自己的想法。大家都知道，对于传统中国政治，古人们一直认为中国是“家国一体”的社会，家国一体主要是把家、家族、宗族进一步放大到国家这个层面来理解，其中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家族政治或者说宗族政治。徐老师与今天黄老师的发言转换了视角，希望从家户、家户制的角度来重新理解和解释传统中国政治，这是非常难得的，也是一个非常庞大、艰巨而又具有系统性的工程。如何做好这个大工程，我谈些自己的感受，主要有两点：第一，怎么理解家户和家户制？第二，怎么理解家户制的政治学意涵，也就是家户国家的问题。第一，怎么理解家户和家户制？刚刚黄老师在PPT和讲解中提到，在传统中国乃至当下，家户是社会管理的单元，也是行政管理的单元，它具有双重属性。但我以为，从它本来的意涵来讲，家户还是经济生活的单元，它具有这方面的属性。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农村经济的组织方式即家户非常重要。在传统的农业生产时期，它的组织生产方式的典型形态就是小农经济，也就是说以核心家庭为主的自耕农模式。一般来讲，夫妻二人带着小孩，耕种十来亩左右的土地足矣。当然，说它“足矣”，是因为受到几个方面条件的制约:农业技术、土地制度、家庭的生存繁衍等。在传统时期，因种子、施肥、灌溉和动力等种种条件的限制，核心家庭两到三人的劳动生产力一般来讲只能维持在十亩左右的土地。太大会超出劳动强度，太小又会影响家庭人口的生存和再生产。家户作为传统农业的这种经典模式，在传统中国以及在其他国家长期存在。到了现代农业时期，在农业科技、生产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如果土地制度许可即允许土地的流转和自由买卖，家户经营的规模就会成倍，甚至十倍、百倍的扩大。一个家庭夫妻两人就有可能耕种数十亩、数百亩甚至以千亩计的土地。这时的家户与传统的家户就不同了，它已经是一个中型的甚至是大型的农场生产。这种情况在境外国家的一些农村已经成为常态，但是在咱们国家，由于土地制度等方面的限制，大农场的生产情况还不常见。到现在为止，我国农村常见的还是传统耕作规模的家庭生产以及少量资本下乡后的农场生产。我想从家户经营以及组织生产方式简单地回溯其历史和现状的情况，就可以看到，一方面家户生产或者说家户经营制度方式，过去是、现在是，有可能未来还是农村地区生产经营的重要模式，当然未来的情况还存在不确定性。我想这是历史上的事实，也有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大势。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家户制本身的内涵是不同的。比如在传统农业自然经济下的小农与现代农业市场调节下的小农不同，我注意到徐勇老师把现代的小农用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社会化小农”。我们还注意到，在西方国家，生产力条件比较发达的国家，他们的农户生产就不能叫做小农，而是一种现代农场式的家户。由此可见，在不同经济社会形态上所谓的“家户”，有着不同的方式和内含。因此，怎样理解以家庭为中心的生产生活方式跟黄老师所说的家户制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理解的一个基础性的前提。在这个基础上，我想讨论第二个问题，怎样理解家户制的政治学意涵？黄老师在刚才的发言中说到，借用徐老师的话来讲，俄国、印度在传统时期是村社制，西欧的中世纪是庄园制，游牧民族曾经是部落制，还有咱们中国的家户制，并以家户制作为帝制中国“家户国家”的立论基础。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一会儿黄老师可以批评指正。对这个立论，从经验的逻辑和理论的逻辑来说，我想有这么几个方面的东西需要做进一步的梳理。首先，应该更为系统的梳理、分析农业生产中的村社制、庄园制等本身的内部组织形态。换句话说，村社制、庄园制内部是否有更小的生产生活单元，有没有家户形态？这方面值得去挖掘。再比如在村社制、庄园制形态下，历史上有没有一个相对的时间限制性。也就是说，无论是俄国、印度还是西欧，这些形态存在了多长时间？是否有断层或断档？在断档之后，有没有其他的生产组织方式？比如有没有其他的家户形态？这是我们要的。再比如，近代以来尤其是进入现代以来，境外国家的农村内部，家户依然是基本的生产生活单元，在这种情况下，家户制同样存在，那么凭什么说“家户国家”只是中国的特色？所有，如果说是中国特色，就还需要进一步的推敲。这是我讲的第一方面的意思。第二个方面，拉回到中国来讲。按照大家的理解，自民国以来到现在，尽管从1949年到80年代初近30多年的时间里，家户的生产组织方式曾经有过断档，但它一直是中国农村基础性的组织生产单位。刚才黄老师说家户的个体化，家户个体化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家户意识弱化，一是家庭成员个体意识的崛起。随着家户的个体化以及政府的介入渗透，以至于进入近代以后，家户制出现了裂变导致家户国家趋于瓦解，这是中国的经验。从这个表述来看，应有值得推敲的地方。比如，现当代农村地区的家户制与传统时期的家户制究竟有哪些本质性的区别，除了个体意识崛起之外还有什么区别，只是由于个体意识层面的崛起和国家能力等外在因素的变化，就使得作为国家主体的家户因素发生变化了吗？在经验的逻辑或理论的逻辑上都值得细致化的论证。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怎样更细致的敲定“家户国家”本身这个大概念。按照黄老师刚才的界定来看，他认为“家户国家”是以三大特性为表征，指的是以独立的家户为单位组成国家，家户制构成家户国家的基础性制度。它的三大特性是指强大的国家能力、国家运行的自给性特征、国家纵向关系的强化即国家中央集权程度。这些表述也值得进一步推敲。大家知道，国家的物理形态除了土地疆域之外，最重要的是人口或者说国民。人口或国民生存的最基本形态就是家庭和家户。无论是中国也好，外国也好，基本上是这样。尽管有其他的思想家主张消灭家庭，但是从经验层面来讲，家庭还是最基本的形态。黄老师刚才讲家户制的主要内涵，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组织方式，以家长为主导的关系模式，以家户为中心的观念意识及以户籍为标识的国家身份。如果这样来讲，就要对全球性的家户型态作进一步的比较，这是需要推敲的一点。还有值得推敲的就是“家户国家”的几个特性，刚刚讲的三大特性国家能力、自给自足性以及权力集中性。在人类历史上同时具备这三个特性的国家屡见不鲜，为什么其它的国家形态不能称为“家户国家”呢？为什么只说中国帝制国家的时候才说“家户国家”呢？如果说要从缜密的角度来看，就需要把家户国家置于国家类型学的谱系来做更为精细的考察。明确它与非家户国家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当然我们还可以，近现代以后，尤其是自民国以来“家户国家”消解后，我们现在进入的是什么样的国家形态？在“家户国家”之前，传统国家又是什么样的形态？这是就中国而言。而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家户国家”如果作为一个概念，能够与之并存的历史的、现实的国家形态还有哪些？总之，国家形态的谱系应该有更清晰的标准将它逻辑化，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这是家户国家本身的界定方面。再一个需要讨论的是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理解。学术界在家户制、家户国家与家族政治的比较做的还不多，家户制和家户国家在国家谱系中如何体现与家族政治不一样的地方。这也是需要进一步做的。谈火生（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我主要谈三点。第一点感想是关于“家户国家”这一核心概念。先前拜读过徐老师的文章，我开始以为徐老师主要是为未来农村的发展与治理提出一个新的思路，后来发现徐老师和他的团队的理论雄心远远不止于此。关于“家户国家”这一概念，我认为有几个问题需要思考。当我们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时，我们必须要考虑这一新的概念与既有的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它必须比既有的概念有更大的解释力，这样，新概念才具有生命力与合理性。刚才听黄老师的演讲，“家户国家”这一概念在一定意义上是用来取代“郡县制”的概念,刚刚黄老师也讲到，“家户国家”的概念与“郡县制”在时段上完全吻合。从历史上看，家户制的形成其实是郡县制国家构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我记得徐老师曾在文章中指出，郡县制以家户制为基础。在想，这句话能否倒过来说：家户制是以郡县制为前提。实际上家户制的建立是一个“编户齐民”的过程，这恰好是郡县制建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与环节，它是郡县制的一个重要部分。假如说家户制是郡县制的一部分的话，那么，我们把家户制独立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然后冠以“家户国家”这一新的概念的话，我们能否说“家户国家”这一新的概念比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国家更有解释力呢？我们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多的考虑和更精细的论证。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家户国家这一提法认为，从秦汉开始直到民国之前，国家的基本形态都是以家户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但实际上，这中间在历史上还有一些变化，比如唐宋转型，在这之前，从东汉到唐代，世族大家在整个国家的运行过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对于国家形态的影响十分巨大。在唐宋以后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变化才使我们真正走向现在所探讨的这种比较典型的家户国家形态，我认为对于历史的复杂性我们还需要进行更进一步的思考。第二个问题是家和国之间是什么关系？家和国之间到底用什么核心词来描绘？比如说，把家看成国的模板，还是把家看成国的模块？这是两个不同的思路。把家看成模板导致的逻辑结论便是家和国是同构关系，国家治理的逻辑按照家庭治理逻辑来运行，它们的治理逻辑是一致的，差别仅仅在于二者的规模是不同的，家是小国，国是大家。但是，假如把家当作国的一个模块，家是国的基础单元，便与上述思路不同。把家当作国的一个模块只能说明家是国的基础，并不意味着家庭的治理逻辑和国家的治理逻辑是一致的。虽然家作为国的基础单元对于国家来讲十分重要，但并不能进一步推导出“家国同构”。模板和模块是两个不同的观点。从黄老师和徐老师文章中，我发现这两种逻辑其实都有提到，是并存的。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如果从家户制的角度重新理解当代治理，或者通过重构家户制以实现善治，那么，把家看作国的模板，认为家和国是同构关系，这种思路我认为不是很恰当。但是假如我们把家与国之间的关系理解成模块关系，我觉得这是能够成立的。所以，我不同意家是国的模板这一观点，我认为不应把家国同构作为一个家户制概念的规范性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讲，把家户制作为一个描述性的概念来描述秦汉到明清时期中国的国家形态，这是成立的。但是，我不赞同将它看作是一个规范性的概念，这是我认为可以与黄老师进行商榷的一个小问题。与此相关的一个小问题是，黄老师和徐老师特别强调“家和户之间的差别”。家是社会经济单元，户是行政单元或是政治意义上的治理单元。我觉得这个观点讲的非常好，这点对我特别具有启发性。但我也很赞成刚刚萧老师的讲法，这里还有一个关于宗族的问题。当我们讨论家户时，我们区分了家和户，但其实家也有两个层面，一个层次是把家作为核心家庭的家，另一个层次是把家作为家族、宗族的家，这两个层次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传统思想中有一个重要的提法，叫做“国之本在家”，这句话徐老师在他的文章中也引用了，但这个家并不是家户制中的核心家庭意义上的家，而是家族、宗族意义上的家。那么，从政治学的角度谈到治理时，家族和宗族意义上的家如何进行定位，我觉得这是需要考虑的。刚才黄老师发言时把村庄事物和宗族事务放在一起，并且把它们看作是家的一个层次，而不是户的一个层次。我觉得这里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村庄事务和宗族事务能否视为一个东西。在明清时期，“皇权不下县”的情况下，这一时段内起码在南方来讲，村庄事务和宗族事务之间有时是可以划等号的。但是现代这样讲却是有问题的，因为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步骤是行政权力或者政治权力向基层的延伸，即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在这一过程中，宗族或家族在整个基层治理过程中的地位被边缘化，这时候行政力量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从这方面来讲，黄老师在演讲中对家族事务、宗族事务和村庄事务之间的等同可能有点简单化。如果再结合我们今天的农村的基层治理，依然用家户制作为基础进行思考，问题就显得更加尖锐。如何思考宗族在我们农村社区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点很重要，假如处理不好，它很可能是一个负面的因素，成为我们村庄治理过程中很大的负担和阻力。假如我们处理的好，可能会成为助力，帮助我们更好地实现善治。前两年我在调研过程中恰好发现两个截然相反的案例。一个案例是2015年我去广州开会，在广州的下围村调研，下围村是一个单姓村，一个村两千多人都姓郭，是唐代大将郭子仪的后代。但是这个村里有大房、二房等几个不同的房头。前20年间，大房和二房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以至于整个村庄都无法治理下去，成为远近闻名的“问题村”。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宗族对村庄治理产生了很大的破坏作用。到2014年以后，这个因素排除后，这个村庄的治理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现在这个村庄是民政部的先进典型。从这个由负面到正面转变的例子，可以看出宗族是其中的关键因素。所以在家户制研究过程中还需要对家进行更细致的区分，把家区分为核心家庭和家族、宗族，然后再来和户做一个比较。尤其要注意家庭、宗族在整个基层治理中所承担的地位和作用。第三点感想，沿着刚才的逻辑，我很赞成萧老师和黄老师的提法，近代以来家户制逐渐走向解体，改革开放后又逐渐恢复。那么，现代的家户制与传统的家户制有什么区别？而且当我们提及我们现代的治理依旧要以家户制为基础进行思考的时候，我们其实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中国差不多有的两到三亿农民工，这两到三亿的农民工其实给这个以家户制为基础的治理单元带来很大冲击。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对基层治理带来两个重大影响。第一个影响，我们的家户制度尽管家的社会经济功能仍然存在，并且仍然十分重要。但是，作为户的治理功能却弱化了。这一现象表现在大量家庭中的男主人外出务工，大量家庭户主长期不在家，家中主要是留守的妇女和儿童，而留守的妇女、儿童和老人没有时间、精力和能力参与农村公共事务。也就是说，这时家户作为农村基层治理单元，它的政治功能受到了极大地削弱。第二个影响是从我自身经历中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有一次我的同学跟我谈到，他的姐姐虽是一个留守妇女，但却牵头在村里盖了一个教堂，而且这个教堂成了村里面留守妇女集体生活的重要场所。这一现象体现出在农村的基层治理过程中公共权威的严重流失。这种情况在北方更为典型，这给村庄治理带来巨大的挑战。这种情况下，家户制作为基层治理过程中特别重要的基础和基本单元，它的功能如何发挥？我认为这是我们未来需面临的十分严峻的挑战。对于未来如何做，怎么使得户主、男同志离土不离乡，在既能保证家庭基本经济收入的同时又能不离家太远？未来城镇化道路怎么走?农村新的社会组织如何进行重建?我认为，只有在新型城镇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后，让大量的农民工回到家中，这样家户制才能真正地发挥作用。从现实的角度来考虑，如果我们把家户制作为思考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的基础，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