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研究生论文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因研究生论文送审后不合格，高校处罚导师，包括停招、影响晋升等》，如下：5月7日，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网站发布《关于公布2019年我校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抽检结果及处理意见的通知》，对2018-2019学年度学位论文抽检结果进行公布，并给出处理意见。2019年下半年，学校对2018-2019学年度学位论文进行抽检。2018-2019学年度博士学位论文共计149篇，按照《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规定的15%左右比例随机抽检，送审博士论文22篇，其中法学博士学位论文17篇，其他学科博士学位论文5篇；硕士学位论文共计2288篇，按5%左右比例随机抽检，送审硕士学位论文114篇，其中学术型硕士学位论文58篇，专业硕士学位论文56篇。共抽取136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经送审与增评，2篇硕士论文被认定为“存在问题学位论文”，合格率98.53%。共有10篇论文被出具一份不合格意见，占全部送审论文的7.35%，其中博士学位论文6篇，学术型硕士学位论文3篇，专业硕士学位论文1篇。“存在问题学位论文”和被出具一份不合格意见论文名单如下：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到，抽检的博士论文总共22篇，竟然有6篇出现不合格的情况，有问题的博士论文占比高达30%。如果是普通大学也可以理解，毕竟学生和师资的水平就有限，博士论文糊弄一下也就算了，但是这种事居然是发生在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就有点令人吃惊了。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是1952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四校的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组合而成的北京政法学院，位列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211工程”、“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2011计划”、“111计划”、“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地”，为“立格联盟”成员，是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接收院校，是一所名字响当当的重点大学。可是就是这么一所重点大学，博士论文大面积出现瞎糊弄的情况，要不是此次教育部重点检查，可能这些瞎糊弄的论文也就这么一直被埋在地下，继续糊弄后来人。不知道是不是文科的博士论文比较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就算导师也未必能够知道学生论文的文字是哪里来的，导师是人，不是机器人，不可能输入一段文字就能知道是不是抄袭的。但对于理工科的博士论文，如果出现问题，导师一定是有责任，因为理工科自古以来就是要求严谨的公式和逻辑，文字上可能有点类似，但绝对不可能完全相同。如果导师连公式是不是新的，有没有相同这些细节问题都发现不了，那么这个导师要么是水平有问题，要么就是对博士论文严重不负责任，导师难逃其咎。

各界人员之所以选择在职读研的方式继续进修，通常是经过综合考量的结果，然后根据其收获做出的就读选择。那么，参加政治学在职研究生的课程学习，会得到哪些收获？参加政治学在职研究生的课程学习，首先可在专业知识方面有收获，能够通过优质的课程培训提升专业能力。其次可在人脉方面有收获，能够通过共同就读的过程积累人脉资源。然后可在课程完成后申硕，通过考试和答辩获得硕士学位。详情如下。可收获专业知识攻读政治学在职研究生，可共享知名院校开设的专业课程，能够系统的学习政治学领域的相关知识，使原有的专业知识可以得到良好的完善，是提升专业能力的好机会，收获较多。可收获人脉资源政治学的就读过程，可与同期学员一同参加课程的学习，所以也可收获人脉资源。而人脉资源的收获，也是有利于工作发展的因素，可以凭借丰富的人脉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可收获学位证书该专业的招生方式为同等学力，除了可以学习优质的专业课程外，还可在具备条件后申请学位。申硕难度也不大，通过申硕考试和论文答辩便可获得硕士学位。该学位受到国家承认，含金量高，能够为事业发展带来明显的助力。综上所述，攻读政治学在职研课程收获较多。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专业知识的完善方面，其二是人脉资源的积累方面，其三便是学位证书的获得方面，均可为工作发展带来助力。

中国日报网4月10日电 疫情全球大流行对中日韩产业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带来了严峻挑战和冲击。在这一特定背景下，4月2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召开“疫情全球大流行下的中日韩产业合作”专家网络座谈会，与会中日韩专家围绕“疫情全球大流行对全球供应链的冲击与中日韩面临的共同挑战”“以更加紧密的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合作，携手应对疫情全球大流行对中日韩产业供应链的挑战”“以特殊时期的特殊贸易政策推进中日韩更加紧密的产业合作”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以下为东京大学法律与政治学研究生院教授小原雅博:在“疫情全球大流行下的中日韩产业合作”专家线上座谈会上的发言全文：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是一场人类的共同悲剧，数十万计甚至更多的人受到影响，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既是一场健康危机，也是一场经济危机，中日韩都面临应对疫情和推进经济正常化的“两难”。如果将健康放在首位，则势必会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但如果将恢复经济放在首位，则民众健康将处于危险之中。因此，各国在采取诸如隔离、旅行禁令等措施的同时，还应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减轻经济损失。由于疫情随着时间在不断变化，在现实情况变化与应对措施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同步的现象，须加快调整的速度以及保持政策的灵活性。对于我们当前面临的经济困难问题，应做到以下几点。首先，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导致了需求的大量减少以及供应链的断裂。大多数国家应对疫情的办法是采取切断社交的隔离措施，但这些特殊措施很难长期维持。即使是中国现在正在努力回到恢复经济正常的轨道上，仍需要保持谨慎并采取有效措施以防止可能的第二波疫情。我们从1918年发生的大流感以及2009年发生的H1N1流感中得到的经验是，在疫苗问世前，都要防止疫情反复的风险。第二，在这场危机中出现了两种经济震荡。一个是疫情对油价的冲击。由于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之间关于石油减产的磋商破裂，导致油价暴跌。油价下跌给全球经济带来了进一步的压力，尤其是高收益公司债券市场面临冲击。另一个是疫情对股票市场的冲击，疫情全球大流行导致全球股票市场连续下跌，危害金融体系的安全。企业倒闭、失业、工薪阶层财富缩水等不断发生。为此，我们必须采取有力的金融调整措施。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由疫情而造成的经济和金融损失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以几何指数的速度在急剧增长。我们并不知道这种破坏还会持续多久，在疫苗问世前疫情还将处于不稳定的情况。这些都给市场带来了许多的不确定性，影响企业的信心与预期。第三，与使用封闭和“内向化”的政策手段相比，通过信息共享、知识交流和国际合作来克服民众的恐惧与克制“内向化”的政策倾向，可以更有效的遏制疫情。这场危机过后，我们的社会将会发生巨大的改变。未来的走向，取决于加强合作应对危机的意愿。传染病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就像气候变化的问题一样，是跨越国界、种族和意识形态的。人类与传染病作斗争的历史悠久，病毒变异与医药发展之间的博弈也在不断进行。这是一场全球性危机，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中日韩三国须加强三边合作，充分利用以三国首脑会晤为核心的中日韩对话与合作框架来应对挑战。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疫情大流行最终都被医学发展和国际合作给击败了。日本、中国和韩国应分享知识，并联合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加快疫苗的开发和诊疗方法的研究。未来研发得出的疫苗和诊疗方法，必须作为全球公益事业而被公平的分享。全球协同合作是应对疫情危机的关键，不论是政治家还是民众，都必须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通过增进相互理解与合作来携手抗击人类共同的敌人。来源：中国日报

硕士论文选题的重要标准：问题标准，暨问题意识。何谓问题标准？即：一个选题必须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好问题。何又谓“好问题”?彭玉生指出：“问题是一项研究的灵魂。”“一个好问题往往比正确的答案更加重要。”如何确定“好问题”?他提出四个评判标准：1.具体。经验问题应该明确而具体，切忌空泛，以小见大远胜于虎头蛇尾。2.集中。专注于一个研究问题，或者彼此相关的一组问题。当一篇文章问多个问题时，这些问题应该围绕同一个理论轴心，而不是同一个现象或事物。3.原创性。原创诚然可贵，却是真金难求。研究新现象往往能提出新问题，但新现象本身的独特或罕见性未必是创新。用新资料研究老问题尽管有价值但绝不是创新，而对一些老话题或普通现象以崭新的视角提出研究问题则可能具有独创性。4.意义。这一标准包括语义上的意义和理论意义。语义上有意义的基本要求是研究问题要符合逻辑、符合事实,不应是假问题。“学术研究特别强调理论意义,即理论缘由(theoretical rationale)。每一个好的经验问题背后,都有一个理论问题。……判断理论意义不仅需要学者的理论功底,并且必须是学术界认可。定义重要概念、提出重要问题要比做回归分析困难得多。对大部分研究者而言,只能通过文献分析来证明自己的研究问题有理论意义。”[2]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确定“好问题”的四大标准中，“具体”和“集中”意味着一个学术问题必须是研究者所能够驾驭的，小问题好着手，大问题难掌控。这对硕士研究生而言特别重要：大而不当的问题绝非一篇硕士论文所能够容纳。例如，有这样几篇硕士研究生的开题报告：《邓小平公正观的逻辑构架与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对大学生德育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大理白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开发利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的高校网络舆情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就“专业标准”而论，上述四篇开题报告均符合专业要求。可是，就“问题标准”来看，其选题要么太大而难以驾驭，如后三篇；要么选题过于含混空洞而难以完成，如第一篇选题的研究难度就已经远超一个硕士研究生的能力范围。而第四篇选题虽有新意，但是，仅一个“高校网络舆情”之“高校”范围界定就在研究者面前树立了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这里的“高校”是中国所有高校还是某地的高校抑或某所高校？这是一个两难选择。因为研究思路决定了研究者必须大量采用第一手资料，这必须依靠实证调查获得，其过程非常艰辛。它意味着：若选择多所高校为研究对象，获得研究数据的过程将超出研究生的能力范围；若只选择一两所高校，所获数据则不足以支撑一篇硕士论文的写作。而如果只用第二手资料，不仅资料不够丰富，更糟糕的结果是：研究的可信度将大打折扣。总之，这是一个看起来很美的研究选题，但研究者却面临无从下手的尴尬。遇到上述问题时必须调整选题———要么放弃重来要么缩小研究范围。以《大理白族地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开发利用研究》为例，作为一个实证研究，研究生个人是无力赴大理州1市8县进行全面调查研究来完成此论文的，这需要一个庞大的课题组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才能够完成。但考虑到这是一个富有意义的研究选题，经笔者指导，题目最后确定为：《少数民族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开发利用研究———以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白族聚居区为个案》,问题由面缩小到点，成为适合硕士生研究的问题并顺利通过开题答辩。“原创性”对硕士研究生而言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可以提倡却不宜实现,更不能苛求。对于绝大多数硕士研究生而言,比创新更重要也更现实的目标应该是：完成一篇合格的学位论文!而少数学有余力的优秀硕士研究生可以在选题上追求“一定程度的创新”,而能达此目标已属难能可贵。如《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下的高校网络舆情研究》因题目太大研究资料匮乏而被笔者否定后,研究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知识积累将题目调整为《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的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研究—基于耗散结构理论的探索》,从而使一个渐成热点的研究课题演化为一个非常富有创新价值的问题。通过整理文献发现,作为一个源于自然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耗散结构理论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早已受到学界关注,已被广泛运用于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研究领域。但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其运用极为有限,虽有少数学者运用这一理论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但尚无学者运用其研究作为一个学术热点的高校网络舆情问题。因此,这一研究具有原创价值———用新理论、新方法研究新问题。当研究方法明确为耗散结构理论后,因研究视角的调整,研究资料的来源不再被局限于第一手资料。第一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可以灵活运用,相得益彰。硕士论文选题能够创新，除了自身长期的学习和积累之外，若能够在导师指导下清晰把握学科发展趋势，也能够找到富有创新意义的选题。例如， 2005年底，国务院学位委、教育部出台《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学位[2005]64号)规定，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相关学科”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有敏锐学术洞察力的研究者会发现，心理学和教育学前所未有地赫然列入主要相关学科中。该文件从学术渊源的角度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学、教育学内在的联系，这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而且可以借力于教育学和心理学来发展壮大。首先，教育学和心理学为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改革研究提供全新的理念和方法并能够开创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其次，有可能诞生新兴的交叉学科———以教育学和心理学为“学术底色”的全新的、体现时代特征、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或者是以思想政治教育学为学术依托的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新领域，因为，“新型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可以为教育和心理研究，特别是实证及实验类的研究提供宽广且几乎完全空白的学术领域；最后，无论两大学科如何融汇碰撞，有一个基本事实可以预见：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研究将会迎来一个引人入胜的学术增长点，两大学科的有机融合将开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学术前沿。基于上述认识，笔者指导四位硕士研究生确定了具有原创价值的选题，其一是：《有效课堂管理与高校“思政课”教学绩效相关性研究》;其二是：《高校“思政课”课堂环境与学生学习态度的相关性研究》;其三是：《XX大学学生“思政课”学生学习态度调查研究———基于教育心理学多维理论的解读》;其四是：《高职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满意度研究———以XX经济管理学院为例》。这些选题不仅得到了思想政治教育专家的好评，而且得到了教育学、心理学专家的好评。其重要原因有：第一，“思政课”一向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但囿于以灌输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教学方法，其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而亟待教学改革完善之。因此，上述选题切合2005年初中宣部、教育部发布关于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改革“05方案”的有关精神，顺应了时代潮流；第二，上述选题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借鉴了教育学、心理学的有关理论与方法，具有鲜明的教育实证研究特点，填补了传统的“思政课”教育教学研究在实证的科学性方面的缺漏；第三，上述选题(除第四个以外)均立足于笔者长期致力的教学改革研究———“现代教育理论指导下的高校‘思政课’教学实验研究”,研究生们各自站在不同的研究角度，以笔者的教学实验为研究对象，采用课堂观察、教育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手段，运用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对教学实验的过程和结果进行全面研究。以此方法指导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进行学术研究，其创新价值在于：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有机结合，对于探索新形势下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改革的一般规律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前述“好问题”之“意义”标准也是学位论文必须达成的标准，但却经常被研究者忽略。其结果必然是导致大量假问题出现。有这样一篇硕士论文开题报告：《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研究》,虽然题目中有“思想政治教育”一词，但该问题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假问题。经验以及常识告诉我们，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自身和随迁子女的生存和发展日愈受到社会关注。然而，这些随迁子女进城后所产生的诸多问题及所遇到的诸多问题，更有可能是：城镇的接纳能力不足和他们父母安居乐业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导致的种种问题，如：义务教育、医疗保障及合法权益保障等；抑或是他们在与新的生活环境融入时出现的相互适应的问题，如：社会融入障碍以及普遍存在的因行为失范得不到及时矫正所导致的青少年违法乃至犯罪问题等等。而这些都不是思想政治教育所能够涵盖、所能够解决的。也就是说，针对这些青少年的思想政治工作无论好坏都不能有效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经验告诉我们，导致上述问题的根源是公平教育的缺失和社会保障的缺失，如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缺失、医疗保障的缺失、基本住房的缺失等。任何试图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来解决“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及其随迁子女”所产生及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之努力都是南辕北辙、荒谬可笑之举。很难想象带着这种“象牙塔”里的天真烂漫到这个身处社会边缘的特殊群体中做所谓的调查、访谈等研究时，这个群体的成员会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研究者？!与上述失败的开题相比，这样的选题———《昆明市民办中小学思想品德教育问题探析———以官渡区福德村为例》则不失为一个符合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范畴的真问题。它同样是研究“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但非常恰当地选择进城务工人员聚集的城中村民办中小学为载体来研究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问题。比起前一个选题，该选题专业属性清晰并且可行。发现问题是学术研究的起始， 没有问题则没有研究。那么，硕士生如何避免选题时频繁出现的“以假乱真”现象以确定所研究问题是“真问题”?除了遵循选题时必须遵循的“意义”标准即：符合逻辑和事实、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外，劳凯生异曲同工地提出了区别真假问题的几条基本经验：“我给真问题下了个定义：任何一个真问题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逻辑上能自洽；第二，实践中能举证。凡是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就是真问题，缺少任何一个条件则是假问题。所谓逻辑上能自洽，就是指能成一家之言，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这是很高的标准，它要求立论要公允，材料要翔实，理论不能有破绽，逻辑不能有错误。而所谓实践中能举证，就是说在生活中可以找到例证，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而不是天方夜谭，不是谎言谬见。”[3]有一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研究生的开题报告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视野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这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假问题。因为命题本身不符合常理与逻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怎么能够与“新农村建设”搭界呢？常识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被更普遍的受众所接受，其实质是一种思想或意识形态的大众化传播方式及其过程。而“新农村建设”是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对中国农村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全方位的建设，最终实现把经济文化普遍落后于城市的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所以把两者张冠李戴必然产生“关公战秦琼”、“张飞打岳飞”式令人捧腹的笑果。就此题目而言，剖析研究者的思路，可以大致推测出其本意和兴趣是指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可是，考虑到专业方向限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怎么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挂钩呢？干脆给“新农村建设问题”加个“专业限定”———“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视野”,殊不知两者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此逻辑的荒谬就好比说：“不想当将军的厨师不是好士兵”一样。就专业研究范畴而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科研究范围”,而要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置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科研究范围”之内显然是一个费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能得其门而入的难题。经验和常识告诉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我们完全可以从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的角度甚至思想政治教育的多维视角来探讨相关问题，但却很难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角度来展开研究。总之，学术研究的选题必须是真问题，若不考虑专业标准而只考虑问题标准，还必须遵循：事实原则、逻辑原则和学理原则。事实原则在许多时候近乎常识，譬如常识告诉我们：围绕进城务工人员及其随迁子女而产生的种种“问题”绝不是一个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问题。同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一定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产生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某种联系。逻辑原则与事实原则密切关联，不符合事实和常理的所谓研究选题也一定不符合逻辑。那么，何为：学理原则暨学理意识呢？三、硕士论文的学理意识所谓学理意识即学理性指的是：一项学术研究要符合该领域学术共同体所遵循的学术习惯和学术标准。这就意味着：学术研究就是学理研究即范式研究。何谓范式？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范式是指在某一学科内被人们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交流思想的共同的一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其本义是指科学理论研究的内在规律及其演进方式。[4]劳凯生认为，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也有自己的一套常态要素，比如公认的概念范畴、理论逻辑，以及共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对学术共同体成员的学术工作起着一种定向和规范的作用。因此我借用‘范式’一词来描述社会科学所具有的这一特征。范式就像是一把尺子，因为它能区别出内行和外行、专业和非专业。我们常说‘隔行如隔山’,什么是“行”?它是用‘范式’来界定的。”[3]1譬如，一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其开题报告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政策演进研究》,此文从题目到内容都是关于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政策的演进，几乎写成一个历史事件的编年史。这样的硕士论文毫无学理性，因为它没有运用任何一种理论范式来解读引致中国农村巨变的土地政策演变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及其深远的社会影响。这位研究生显然没有弄清楚，梳理一段脉络清晰且毫无悬念的历史并不是学术研究，它至多只是学术研究的初步阶段而不是学术研究本身。缺乏学理性将导致一项研究成为“伪研究”,即没有研究价值和意义，通俗地说就是一项研究“没有问题”。譬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政策变迁”本身不是问题，它要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学术问题，研究者必须思考：这一政策的演变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政策”不是问题，“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才是问题。两者间的复杂互动及可能存在的诸如“溢出效应”或者“涟漪效应”等才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基于上述认识，笔者把此开题报告改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政策演进研究———基于农业现代化的视域》。选题中的“农业现代化”成为“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政策演进”的影响对象并与后者构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于是，围绕两者间的复杂互动便产生了一系列关于“是什么”、“为什么”以及“怎么发展变化”等问题。并且，以“农业现代化”为研究视角还使该选题获得学理升华，因为现代化理论是社会科学领域关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进步发展的一种综合性的理论，运用该理论的研究范式来解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村土地政策演进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使得选题符合上述“问题标准”的三原则，即：事实原则、逻辑原则和学理原则。纵观全文,可得出以下结论：硕士论文选题必须遵循专业标准和问题标准。学术研究的“好问题”和“真问题”必须符合“具体”、“集中”、“创新”和“意义”这四条标准并遵循事实原则、逻辑原则和学理原则。学术研究中，既真又好的问题往往是“小问题”,它可能是“大研究”的“胚芽”。经验表明：只有“针尖上的学问”才能够由点及面，由小及大，由深及广。

2017 年 10 月 28 日，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了一场学者钱谷融先生的追思会与学术思想研讨会。“我们本来准备是秋天帮他提早过 100 岁生日。他生日是 9 月 28 日，活动是放在 10 月。为什么放在 10 月呢？是为了华东师大在那时候开一个会，所以就利用那个开会的机会同时给他过百岁生日。冥冥之中啊，这种官僚化的处理，老先生不喜欢。老先生去世的那一天就是他的生日—— 9 月 28 日。那天我没回去，因为我想我 10 月回去嘛。唉……”许子东向《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回忆。许子东是钱谷融的学生，受钱先生影响很大。他从香港赶来参加了这次追思会，并作为学生代表发言。发言时，许子东“伤心的不得了”，声音中也带了“哽咽”。“如何将师道尊严与散淡人生相统一？先生的率真与忠实自我就是最好的示范。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可以说我在钱先生那里才真正明白这个道理。我父母去世后，每年年初一习惯了去先生家，以后不知道该去哪了。今生今世能做钱先生的学生，我真的很幸运。”许子东在现场说道。许子东称，钱先生教会了他一个一生受用的武器。“研究一个什么东西，必须在里边研究到你自己，才可能有价值。”许子东说。因此，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和个人经历高度相关，都有着自己的影子。比如他最为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之一就是对“文革”小说的研究。他试图通过分析 50 篇“文革”小说，探究这些不同流派、倾向的“文革故事”“如何贯穿某种共通的叙事模式和叙述规则，又如何参与和体现了有关“文革”的“集体记忆”的书写创造过程。而许子东自己本身是“文革”的亲历者。“文革”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一生。钱谷融先生（1919-2017），来自：许子东的微博关于他的经历， 2011 年，许子东曾写过一篇 100 多页的自传《废铁是怎样炼成的》（收录在《越界言论：许子东讲稿（卷三）》），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在“文革”时期成长， 1966 年经历过三次红卫兵抄家，父亲后被隔离审查，一家处境完全被改变；他是“ 69 届”的学生，即第一代完全没读中学的青年人，又是最后一代全体离城下乡的青年人；他在江西做“知青“时当过生产队副队长，砍柴、挑水、插秧伤了腰（因为插得好，需一步步往后蹲）， 1976 年返城做轧钢工人患了气喘病（因为火红的钢条在前，巨大的鼓风机在后），后被推荐到上海冶金局自办的“工农兵大学”——“七二一大学”念书。1977 年，高考恢复。许子东也报名参加，最后按成绩理应录取，但因当时他所在的“七二一大学”改名升格为上海冶金专科学校，属于大专。于是，身为大专生的许子东丧失了高考资格。直到后来恢复研究生招生，他才考入华东师范大学，读了他喜欢的中文系，师从钱谷融先生。1980 年代末、 1990 年代初，许子东前往了美国访学和读书。在芝加哥大学，他和李欧梵、刘再复、李陀、黄子平、甘阳、刘小枫、杜维明、王德威、林毓生、查建英等一起参加讨论会，交流理论与方法心得。也是在芝加哥期间，他开始了研究“文革”小说的项目。 1993 年，许子东离开美国，去了香港，在岭南大学任教至今。现在他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觉得，自己人生的分水岭是在 1976 年 4 月。那时， 22 岁的他从插队的江西广昌回到了上海。“因为我后来所遇到的事情，学到的东西，思考的问题——亲情、革命、底层、性欲、历史、劳动、贪腐、广场等等，在 1976 年 4 月 5 日我离开广昌时大致都已经出现了。从此以后，我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将之前所见所想的东西，不断验证、操练、坚持而已。除了 90 年赴美四年还有点新意思外（所以称之为‘洋插队’），现在在凤凰已经参与数千集‘锵锵三人行’节目的我，和那个 22 岁小学程度的回城待业青年，差别不大。”许子东在《废铁是怎样炼成的》一文中写道。2011 年，许子东出版了《重读“文革”：许子东讲稿（卷一）》。这本书几乎囊括他有关这个课题的论文。他在序言中写：“ 1976 年以来，三十多年过去了，时间上已相当从《新青年》到北平和平解放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时期。说明‘文革’这个历史事件太巨大了，以至于人们至今缺乏足够的心理、文化和政治距离来正视它、重读它。”7 年后，我们在朝阳区一家酒店的咖啡厅见到了身着深色西装，浅色裤子的许子东，再次提起了这个课题。现年 64 岁的许子东称，他还想继续做下去，准备把“文革”小说弄到 100 本，“要比我原来做的要好得多”。“而且我现在说句实在话，发现重读‘文革’越来越有必要，真是越来越有必要。以前我们说怕被人忘掉，现在实际上已经被人忘掉。”他对《好奇心日报（www.qdaily.com）》说。近一个半小时的访谈中，我们聊到了“五四”、鲁迅、启蒙等话题，也从许子东的个人经历出发，聊了聊他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结构。因为访谈内容过长，我们将其拆分为两部分发布。这是第二部分，主要关于许子东的个人经历、知识结构和学术研究。许子东，来自：理想国Q=Qdaily许=许子东作家排位背后是意识形态操作，显示中国文化政策的发展对文学的影响Q：我看新书《许子东现代文学课》中讨论的作家还是比较传统，“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再加上沈从文和张爱玲。很多人觉得，“鲁郭茅巴老曹”是中国大陆政治性的一个排名。但如果从个人的审美趣味和阅读取向来看，你能不能给这 8 个作家试着排个位，从最喜欢到不那么喜欢？许：作家就不应该这样排。个人来讲，我有喜欢和不喜欢，但是不会去排。因为这也不公平，而且你对一个作家欣赏多元。排位就是把本来多元的东西一定要放在一个系统上。比如你喜欢吃水果，喜欢草莓、香蕉、橘子、西瓜，一定要去排位，没啥道理。但是这种排位背后是意识形态操作。它反过来显示了过去 100 年来，中国文化政策的发展对文学的影响。所以它重要的不是这些作家，是你去排的这种力量。而且呢，所谓“鲁郭茅巴老曹”，你以为是政治吗？它也是个妥协，不完全是从主流政策的角度。等一下到见面会上，我会专门讲这个问题。（注：许子东认为，“鲁郭茅巴老曹”是 1956 年，在一次作家座谈会上，周扬悄悄提出来的，而且他提的方法是就“新文学的语言特色”来说。后来“鲁郭茅巴老曹”的形成，在文学史上，是从唐弢本开始的。它是依照周扬，从语言特色的角度——因为如果真正从政治标准，讲革命性，讲对革命的贡献，轮不到巴金，轮不到老舍，也轮不到曹禺，左联作家一大堆。）Q：那其实对你而言，也没有最喜欢作家这类说法？许：我有，但不存在排位。鲁迅、张爱玲、萧红、郁达夫，这些都是我比较喜欢的。当然不代表他们一定地位最高，有些是我花时间去研究，看得比较多。Q：这个书没有讲萧红，其他三位都讲了，所以能不能讲讲为什么喜欢萧红？许：现代文学课是两个学期，这个书是现代文学课的第一个学期，所以你看都没有讲到左联、延安。因为它只是个前面部分。本来这个课，张爱玲也是没有的，但是因为他们要直播了以后，我就想尽可能地让他们这个文学史看上去稍微有点全貌，所以就加了一节张爱玲，其实还应该再加钱钟书的，但是来不及。所以它未完成， 1930 年代以后都没有（讲到）。至于为什么喜欢萧红？那你看《生死场》，非常了不起，了解中国社会现实，写实主义啊。我刚才讲直接写现实这种本事，她是超过很多作家。你看过《生死场》，再看《春蚕》等很多写农村的作品，都不够味。Q：你之前在《张爱玲郁达夫香港文学：许子东讲稿（卷二）》的序言里说“作家论打下的基础”，你后来一直没有后悔。能不能讲讲为什么你比较倾向作家论的研究方法？它的优劣有哪些？许：一是因为我自己是这样做的，所以人总是为自己做的事情 justify 、辩护（笑）。我老革命，我当然说革命重要。我做学术的，我就说学术重要。人活到一定程度，他一定要帮自己做的事情肯定一下，肯定有这个原因。第二个呢，我自己也的确不后悔。因为我深深地感到后来流行那种理论，从一个理论出发，然后为了体现这个理论去找一些例子。我觉得那种研究方法就是做文章本身好看，对于真的文学研究提不出什么新的看法。所以在我看来，什么后现代（之类），我主要是针对这些讲法。Q：为什么你觉得这种研究方法提不出新的看法？许：因为他的目的是为了要证明这个理论。比方说现在我用 Foucault （福柯）某一个理论来解读什么东西，那么我要证明这个理论就去找一些什么东西，最后就证明符合这个理论，很好。但是你看完了整个文章以后，发现他引的这些例子，比如他讲到鲁迅、萧红、张爱玲，他对鲁迅、萧红、张爱玲一点都没有新的看法。这个叫“以论带史”。“文革”时期的遗风就是这样。写文章是从观点出发，有点像创作当中的主题先行。论文写作当中的主题先行，我先有一个观点，有了这个观点，我去找例子。创作我喜欢主题后行。主题后行啥意思？我看到一个有趣的人、事情，我把它写出来。至于写出来以后有什么意义？慢慢来。那论文我喜欢什么？我分析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大家都注意到，但这个现象说明什么？我不知道。那我就通过我的论文来显示它可能有什么意义。这是我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和观念）。也许是老方法，但是我觉得没有过时。Q：作家论有什么缺点吗？许：作家论的缺点就是不够 fashion ，看上去不够时髦，去投稿不大容易。尤其是大作家，你现在用作家论去写，人家可能不用你。比如同一篇论文，你的题目叫《重读<野草>》或者《论<野草>》。那我们换一个方法，《对<野草>的拉康阅读》等等，肯定编辑就会感兴趣后者。所以作家论你得写的很扎实，实打实。Q：你自己用过作家论的研究方法分析过自己吗？《废铁是怎样炼成的》算吗？许：对，那差不多就是自我论了。重读“文革”越来越有必要Q：《废铁是怎样炼成的》里出现了很多你当时没有答案的问题。我比较好奇，现在有解决一些吗？比如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两件事，一个是你理解不了批斗小学杨老师场面的人性与社会意义；另一个是红卫兵抄你家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恨。许：（许子东摇头），尤其是抄家的时候，那些人批斗我父亲，但我那个时候一点都不恨红卫兵。这很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后来海外有教授问我，说你是不是跟你父亲关系不好？我说，我没有。他就没问下去了。我觉得他心里想，这个狼小子，这个人不好。这个事从人之常情他这样理解，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又不是。我非常尊敬我爸爸，学了很多东西。后来再想，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比方说你是一个基督教徒，每个礼拜去教堂，全家都很虔诚。突然有一天在教堂里，你爸爸说他有什么事情做错了，是犯罪。然后教堂里的神父就指责你爸爸，大家都指责。这个时候，可能这个小孩也会指责他父亲，而不是同情他父亲。可能他心里有点难过，大家都看不起他父亲，但是他不会因此来怀疑上帝。所以我想大概只有这样才可以解释（当时我的心情）。Q：《重读“文革”：许子东讲稿（卷一）》 2011 年的序言里提到，当时本想借出版机会将研究范围扩大五六十部或七十部“文革”小说（主要包括近十年的作品），但因为生病，这个重写计划也暂时没有完成。期待日后还有再版续写的机会。这个计划现在到什么程度了？许：现在没时间，我还是想做，但是可能要到下一本。而且我现在说句实在话，发现重读“文革”越来越有必要，真是越来越有必要。以前我们说怕被人忘掉，现在实际上已经被人忘掉，所以我觉得我们经历过（“文革”的）这代人真是（应该把当年的事情记录下来）。第一，我准备把我的自传扩展成一本单独的书，就《废铁是怎样炼成的》。Q：那个写得确实好看，也很丰富。许：而且那个很好写。为什么好写？没有创作，没有虚构，都是真人真事。但问题是，这种很普通的事隔开了时空，你就觉得很有意义。这个我准备做的。另外一个，“文革”小说我准备弄到 100 本，重新的，要比我原来做的要好得多。这个真的，如果我想做 100% ，前面这本书只做了 10% ， 90% 我还没说出来。Q：现在已经有一些新的想法了吗？许：我发现“文革”当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人性的东西，现在越来越出现一种重复性。越多的重复性（就越有意义）。一件事情出现一次，你说不清楚；如果一件事情在不同的语境下出现多次，意义就不一样。所以我就特别感兴趣，有哪些东西在中国它会反复出现？我们绕不开的。这些东西非常值得关注。Q：我其实有点疑惑，像你读了数千本“文革”小说，那种阅读体验感觉可能很复杂。一方面，你作为学者，要很冷静地分析里面的模式等；另一方面，你也是个亲历者，看起来可能会很愤慨。是这样的吗？许：不是愤慨，看的时候就是不满意。为什么我想写“文革”小说的研究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这个事情我经历过，所以别人讲的时候我就特别会看，尤其是插队的事情。然后呢，你看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就觉得他们在瞎说，越是得奖的、越是叫好的，越瞎说。这个时候你就熬不住，想说话、写东西。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东西。明明不是这样，怎么变成这样了呢？然后大家都说是这样。你就怀疑，很快就变成《狂人日记》了，觉得自己疯了。现实当中有很多事情也是这样。一件很荒谬的事情，然后 A 说很好， B 说很健康，几个人一说完以后，你就发现你自己是不是神经病？那隔开距离的这个往事、故事，比方人家写抄家、插队。我记得那时候上海作家陈村跟我讲起叶辛的小说写插队，说“瞎说、瞎说”，然后就说史铁生写得好。我就非常欣赏史铁生写的小说《插队的故事》。为什么写得好？很简单，就符合我的经验。我觉得他写出了我的经验。我特别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写的是我经历的事情，但是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个气啊，这是一个研究动力（笑）。人到一定的时候，再看原来那些旧的东西，经典就是经典，真是值得再看。Q：我在看《废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时候，梳理出了你三个人生转折点，一是因为生病，去上海图书馆读了一年书；二是研究生三年的读书经历；三是留美。你认同这个概括吗？许：差不多。第四个转折点还没来（笑）。Q：那篇文章结尾有这样一个概括：“无论是从革命时代的要求来看，或就自己从前的期望而言，我的前半生迄今为止，大都是郁闷、无奈和失败。”这篇文章完成的时候是 2011 年，又过了一段时间，现在还这样认为吗？许：更郁闷了。至少是更郁闷了。Q：为什么？许：这谁都明白（笑）。Q：刚提到你的人生有三个节点，第一个节点的阅读，你自传里写了（比如有《安娜·卡列尼娜》《悲惨世界》《中国通史简编》《论语》《小逻辑》等）；第二个节点是你读研究生。我看你说当时是早上读理论或古籍，下午看作品，晚上写作。能不能讲讲当时都看了哪些印象比较深的东西？许：当时的理论书是以几本文学批评史做论文的，比方说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这个是我重点读的。那你读他的美学史，就会发现有一些地方他重点介绍的，你就会追着去看。比方他说亚里士多德重要，那你就去看《诗学》《政治学》啦。他讲《歌德谈话录》，那我就去找《歌德谈话录》。他讲莱辛什么的，（我就去找来看）。另外，当时两本书很有用，一本是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一本是复旦好几个人一起编的一个《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个西方美学史，一个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这两个很有用。简单地说，就是想知道外国重要的人跟中国古代重要的人怎么来谈文学？这些书呢，就是做卡片。我现在找出来，一本本，自己做了很多卡片。哇，我真的很佩服我做了那么多卡片。我是写在本子上，一共十来本。我给它分类。当时的做法是，比方说现实主义，我看到一段话，这段话写得好，巴尔扎克说的，我就把抄在现实主义这一类。有时候一段话几个方向都可以放，可以放现实主义，可以放心理分析，也可以放什么。那我就有时候在那里做个目录，要参见（哪里）。很好玩。这是上午。下午读作品，我记得通常到了四五点钟的时候就去翻杂志，《收获》啊、《钟山》啊，看最新作品，翻得很快。Q：十几本笔记加起来大概有多高？许：我最近搬家都找回来，十几本大概有这么一叠吧（比划了一下，差不多是十几本两三百页书加起来的厚度）。Q：那留美四年对你影响比较大的有什么书吗？许：留美呢，因为刚去的时候是在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 叫 Luce Fellow （鲁思研究员）。那时候有一批学者，像刘再复、李陀、黄子平、甘阳、查建英，我们还请了很多人，（比如）杜维明，还有一些外国人。那个时候按今天的说法是打开脑洞的时代，所以讨论最多的就是哈贝马斯、德里达、拉康、巴赫金，基本都是讲理论。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福柯的“知识就是权力”（Knowledge is power.），话语（discourse）这个问题。因为这个理论对于我讲“文革”最有帮助。正好是……以后，大家都在思考中国的问题。这个是影响最大的。我自己写书受的影响大是结构主义，普罗普（Vladimir Propp）的方法。Q：对。我看你书里还提到，是在德国汉堡阿尔斯特湖边看书时想到用普罗普的方法讨论“文革”小说。许：对。那时候我还没有全部看他的书，看的是别人的一个介绍。我看到别人的评论，觉得这个方法不错，可以拿来用。Q：当时为什么这个方法吸引你？是想找到“文革”小说共同的一个模式或规律？许：对。刚才讲了，我读了那么多“文革”的小说，我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呢？我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我自己来写一部。我有材料、能力，写一部跟他们不一样。或者是我去批评他们有什么不好，那我怎么来批评他们不好？我发现最好的方法就是先把他们总结一下有哪些毛病？那我要总结他们有哪些毛病的时候，我先要总结他们是怎么写的？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因此，我才可以说明他们有什么共同的缺点。这样的话，我就想到了用普罗普的模式。因为我发现他们有很多共同东西都会出现，比方说都会有人落难，落难的都会碰到一个女的来救他，等等之类的模式。Q:那后来从美国回国做老师之后，尤其是最近几年，还有什么对自己思想影响比较大的书吗？许：最近几年看的书，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反而是一些老的经典。比如重新再去读《论语》《史记》，那收获很大。现在呢，这样的时间少。其实呢，人很矛盾。一方面，你觉得时间不够，要做事情；一方面，你现在读书，跟以前很不一样，收获会很大。比方说我最近都没有时间重读《红楼梦》。假如重读《红楼梦》，我估计我也会有很大的收获。因为会看到很多过去看不到的东西。前两年为了《（锵锵）三人行》，有一次在重新读《金瓶梅》，就看到很多以前没看到的东西，以前不知道在看什么。我现在看，哦，他们做爱的时候，旁边有只猫，猫是什么颜色，等等，诸如此类。我最近在看《史记》，看秦始皇上位发的告国民的文章。我觉得真好玩，就管人的生殖器。男的不能跟结婚的女人睡觉，睡觉以后要怎么处理，女的要怎么处理。这简直太精彩。所以现在看什么书，特别大震动很难。但是，越看越好的书就越会有收获。其实人到一定的时候，再看原来那些旧的东西，经典就是经典，真是值得再看。Q：能再具体讲讲一些收获吗？这种收获主要是关于你的学术研究，还是人生感悟？许：各种都有。看书通常是这样，看到一个地方，你就发现它说出了你没说出的话。所谓你没说出的话，就是你肯定已经想了，但没有想那么清楚。他说出来了。那更了不起的，他 1000 年前说出来了。你自己很渺小。研究一个什么东西，必须在里边研究到你自己，才可能有价值Q：能不能讲讲钱谷融先生、陈炳良教授和李欧梵教授三位老师对您的影响？许：钱先生对我影响非常大，应该是从老师的角度最大的。第一个，在遇到他之前，没有人说我好，没有人跟你说你是出色的、有才能的人。没有。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父母以外，（没人说我好）。那你想在这之前，我下乡、做工人，你就是求生存的一个人，直到我考上研究生——考上研究生在当时是很光荣的事情——不仅考上研究生，而且钱先生认为他当时的学生里边我是最好的一个。我第一次的一个读书报告，他改了 6 个错别字，然后就说送学报发表。那你想，这个就改变我命运啊。这是第一个影响。除了父母以外，钱先生是第一个（肯定我的人）。当然，他私下也对我有很多批评。第二个最大的帮助是他给我一个终身受用的研究方法或者说理论支柱。我记得那时我花了一个月时间去图书馆把郁达夫的东西都看了一遍。看到曾华鹏、范柏群写的《郁达夫论》， 5 万多字， 1950 年代中期写的。曾华鹏是汪晖的老师，范柏群是苏州大学后来做鸳鸯蝴蝶派的。看完了以后，我就瘫掉了，坐在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大概白坐了半个小时。当天下午我就去找钱先生，我就告诉他，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简单地说，我想的东西，人家 20 年前就写掉了，那我还写什么？钱先生就跟我讲一句话，那是许子东你没在作品中看到你自己。很厉害。后来（我）理解了这句话。当我出书的时候，他帮我写序。我那时是年少气盛，起的名字叫《郁达夫新论》，很狂妄的。钱先生也不来批评你，但是他帮我打圆场。他在序里怎么说？他说，太阳底下无新事。但是，这里边的文章的确是许子东自己独特的感悟、独特的表达，所以就有他独特的价值。这就帮我撑腰啊，帮我解释、解脱，而且立一个理论支柱。他这个观念是歌德那里来的。你不要求最深、最高、最伟大，不要去想这些事情。或者说你要追求那些东西，只有一条途径，认识你自己。所以，你研究一个什么东西，必须在里边研究到你自己，才可能有价值。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支柱。所以，钱先生对我最大帮助就是（这两点）。第一，很现实的，他是第一个欣赏我的人；第二，他给了我一个一生受用的武器。Q：这样看来，其实后来你的学术研究背后都有你自己的影子。许：其实客观上人人都这样，只是有的人相信，有的人不相信。有的人更加从另外一个方面去思考。陈炳良先生他是鼓励我出海外，给很多实际帮助。人是个很好的人。李欧梵也是啊，他是当朋友的。（我）到美国去做访问学者，只是因为访问学者做了一年以后，没钱了。那个时候……以后，说我们可以在这里拿绿卡。他说，那你要不暂时不回去？我说，好，那就奉陪下去。他就开始帮我。但是，你知道（这）养成了我的一个习惯。什么坏习惯？因为从钱先生到陈炳良，到李欧梵，你发现一个 pattern （模式）。我的老师对我很好，使我觉得很顺利，产生了一个幻觉——我很有才，我理应获得这些东西。你会觉得他们对我好，是因为我很聪明，我很有才。等到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不是那么回事。后来我会碰到人家对你不好或者是有条件的好、有交换性的好，你才发现社会上的人跟你竞争、对你不好，才是常态。有人欣赏你，有人对你好，那是你 lucky 。人生你碰到一个人，他跟你做对，那是正常的（笑）。中国古代说“士为知己者所用”，知己者是很少的。所以后来我才明白，我回过头来感谢。为什么钱先生去世的时候，我回去作为学生代表发言，伤心的不得了。自己人生当中碰到欣赏你的人，他们正好扶你一把，真的是 lucky ！什么事情都要这样看。Q：你是什么时候意识或者发现到了这一点？许：最近 10 年来。因为香港的学术环境越来越恶劣，就我刚才讲的情况，又是殖民主义的旧痕迹，要抵抗中国（大陆），又是偏狭的制度管理。所以当然也可能碰到一些（不好的人），但是我引申的不是个别、具体原因，我推理的其实是人的常态。其实要想明白这条，你奋斗，人家不支持你，是常态。天下人没有这么多的义务都来支持你。不要以为你是才子，所有人都在做伯乐，要推你。碰到伯乐，你珍惜吧！碰不到，不要哭。学术对社会的影响应该在制度层面上有所鼓励、保障Q：除了刚才讲的，还有什么比较长期困扰你的问题？许：没办法，人生总归想不明白的问题多过想得明白的问题。如果说这几年有什么新的事情，就是因为我在香港做这些跟传媒有关的事情，其实一直受到阻碍、批评。他们的批评理据是两个，一个就是他们认为这些东西不是学术。你应该纯粹写论文，特别是符合西方标准的那种论文。第二个呢，他们认为这是中国（大陆）的事情。很有意思，我们学校里的人说，你去管中国（大陆）的事情干什么？那我一直在想这两个问题，有时候也跟他们写信。我仔细想，我也检查了一下，我做这些事情是不是有点脱离我的本分。想了一想，还是不后悔。第一，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和学术有关系，包括《锵锵三人行》、《见字如面》、《圆桌派》。学术是个广义的东西，远大于你单单写论文，而且他也帮助我写论文。所以我觉得我参与一点这个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活动，一点都没有妨碍我对鲁迅的研究。这本书就是成果。这本书面向大众，但是在我看来，它是保持专业水准。你要是看到那个海报，王德威他们对我书的评价很好，那是一个鼓励。所以从第一个角度来讲，我一点都不觉得这个东西损害我的学术。反过来，我觉得它帮助了我的学术，甚至就是我的学术。第二，香港的社会发展、学术发展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你如果做对中国（大陆）发展有益的事情，我们如果传承鲁迅的传统，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当然也是为香港好。这么简单的道理，要是连这点都看不到，太不应该了。最近香港 UGC （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就大学资助系统也改变政策。学术评审当中， 70% 看你的研究成果，但另外有 15% 是看你研究的 environment （环境）。简单地说，你申请到什么钱啊。但是，新加了一项过去从来没有，他们有 15% 叫什么？叫 impact （作用、影响）。他们特别定义，你的 impact 不是在学术圈里边，（是）对学术圈以外产生的影响。按照我们内地常规说法，就社会效益、社会效果。那我想这个政策的转变是应该的。所以我这本书到时候就会申报 impact 。以前我觉得如果人家说看你这个书，很多就是外面的文青。这好像是带一个贬义。我现在发现，这没有什么贬义。我要是这个书除了给大学生看、给专家看以外，它还能影响一般的文青。这是我的光荣。但是，同时专家也要看到它里边的价值更好。至少不能光求声势浩大，你还要同行不骂。banner 及长题图为电影《黄金时代》剧照，来自：豆瓣

“令人舒服”的交往原则是非常必要的，在平等的互动中，学友之间才能无所顾忌地陈述内心想法，才可能碰撞出有意思的思想火花。笔者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的硕士研究生，2018 年9 月读研到现在，已经快一年的时间。读研以来，身边的师友发生了较大调整，笔者处在一个相对生疏的人际环境中，因而在人际交流方面也经历了一个适应和调整期。众所周知，研究生的第一要务是进行“学术研究”，在先辈学人的肩膀之上进行学术创新，这意味着我们的人际关系多偏重于学校等场域。需要指出的是，笔者是社会科学专业的研究生，社会科学研究同文史哲研究类似，其性质迥异于理工科倚仗科研课题团队进行研究的属性，因而在研究生活的人际交流中主要涉及妥善处理与导师和学友之间关系两个方面的内容。与导师之间：主动与靠谱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意味着我们告别了本科阶段“只消费，不生产”的学习阶段，需要我们在了解以往学术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为新知识的积累贡献自己的智慧。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导师之间良好的人际交流不管在日常的学习研究还是在日后的进一步发展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根据笔者一年来的摸爬滚打，与导师之间关系的妥善处理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从研究生自己的角度来说，是要增强自己学习和交流的主动性；从导师视角来看，则是要做一个做事靠谱、做人踏实稳重的学生。笔者的硕士生导师是复旦国务学院李辉教授，李老师以研究反腐败和廉政建设闻名，平时除了学术研究之外，也承担了一些社会兼职活动，因而较为繁忙。硕士一年级开学初，征询李老师意见并幸运成为其研究生后，笔者便投身于研一的各类研究生课程学习和社会实践中。虽然课业学习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忽略了与导师的交流沟通，这样导致的问题便是在研究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研究设计时间上比较仓促。虽然开题报告顺利通过答辩，但当时的局促仍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笔者当时反思，这类被动局面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在“想象”中预设了导师很忙，自己的一些幼稚想法不应该去打搅导师；另一方面则是笔者对导师的研究议题没有深入的了解，所以觉得同导师的交流更多只是笔者单向的学习，难以令导师也有所启发。认识到这一问题后，笔者首先从期刊网站上下载了导师所有的著作成果，花费了几周时间进行了系统阅读。然后将自己的阅读体悟和存疑之处进行整理，同导师主动通过邮件约定时间后进行请教。不料，与笔者先前预设相反，导师非常热情，也对笔者的阅读想法和部分观点表示赞赏，并告诉笔者“平时多联系，有问题就来找我”。主动的交流和请教，打破了笔者对导师先前存有的刻板印象。从此之后，笔者每个月基本都会主动与导师约时间进行交流，探讨一些最近的阅读体悟、最近做事的想法以及最近思考的问题。从导师的视角而言，学生与导师的交流其实更多体现在做事的过程中。因为在研究生阶段，除了学习之外，导师也可能会分配一些纯粹事务性的工作让学生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既是对导师繁重任务的一点分担，也是对学生自身在做事能力方面的锻炼。更重要的是，这种被需要的感觉会让学生有一种被信任和不被“冷落”之感。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做的便是努力做到“靠谱”和“踏实”，保质保量、按照约定时间甚至提前完成事务的处理。以笔者的经验来说，同导师的交流增多后，导师也会让笔者做一些校对其最新书稿、报销、进行调研等事务。笔者印象深刻的是在苏州市进行的基层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调研，笔者在调研之前同导师讨论调研提纲、联系调研单位，并在调研结束后将调研成果与问题反思向导师及时汇报。在恰当的事务处理和交流中，笔者能明显感受到导师对笔者的注意力和信任的增强。当然，以上经验之谈不仅局限于同自己导师相处的过程中，对于与学院乃至学校其他老师的交流亦是非常重要。在同学院其他老师的相处学习中，笔者同样受益匪浅。就笔者的经验而言，在同老师们交流之前，可以预先写好一份小提纲再上门请教。这份“独门秘籍”令笔者在同老师们交流时往往“旗开得胜”、收获颇丰。与学友之间：令人舒服与诚心学习本科毕业后选择读研，意味着我们身边的人际网络进行了又一轮的调整，又一些陌生的同学来到了我们身边。如何处理与自己周围新学友的关系，往往成为很多人面临的难题，因为研究生新同学的构成比较复杂，大家来自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学校，知识基础也存在较大差异。笔者当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以笔者这一级政治学系的研究生构成为例，班级同学共有15 人，其中5 人由复旦本校保研直升，4 人由外校保研直升，剩余6 人为全国统一招考（考研）录取。笔者是本校直升进入复旦的研究生，在开学不久的一些活动与团体交流中，笔者在班级甚至学院内部能感受到非常明显的“抱团”现象，本校直研生“抱成一团”、外校直研生“抱成一团”、统招生也“抱成一团”。这种隔阂其实令人非常不舒服，也不利于建立风气良好的学术共同体。与好友讨论后，笔者借助本科时期自己主办读书会的经历，邀请不同专业新同学进入自己组织的读书会。从阅读马克思到阅读亨廷顿，再从比较政治学研究到本国区域研究，通过在读书会内每两周一次、持续一年的相互交流与讨论，笔者能感受到读书会内部学友间关系的渐趋融洽。关系改善的标志便是学友之间见面时的热情招呼和互开玩笑，在平时学习中也相互分享自己看到的趣事与好文章。笔者打算下一学期，要同学友们商量，对读书会的方向进行调整，即从阅读专著知识吸取性质转变为阅读问题探索研究性质，通过设定主题或问题如“为什么有些国家会发生内战”“为什么不同区域之间的治理绩效差异会很大”等来进行深层的学术耕耘，以期对一些问题有新的认识或回答。对以上学友之间从隔阂到相互交流甚至交心的转变，笔者认为在交流中秉持一种“令人舒服”的交往原则是非常必要的。“令人舒服”其实是一种为人处世非常高超的原则，意味着在交流互动的过程中，要考虑到同伴的感受，通过换位思考来感受他的感受。这其实建基于一种理解他人和平等待人的态度，在平等的互动中，学友之间才能无所顾忌地陈述内心想法，才可能碰撞出有意思的思想火花。细细品读“令人舒服”这一品格，其背后其实也隐含了这个世界存在差异和多样性的意涵。一个人的精力和经历毕竟有限，在专业背景差异、学友爱好分殊及注意力投入差异的条件下必然会产生一个人长于此而弱于彼的结果。这为我们在理解他人的基础上诚心学习他人的长处提供了条件。以笔者的读书会为例，在开学初的首次会议中，每个人都会认领自己擅长的学术议题进行筹备，在下次碰面时作半个小时的报告来阐述某个自己所擅长问题的研究综述和学术反思。茶余饭后，大家在讨论某位学友的家乡或研究方向的过程中也会潜移默化增进或更新对彼此的认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是社会科学，但在平时的学习中仍然有一些需要与学友进行通力合作、分工完成的工作。根据笔者经验，在这些工作完成的过程中，主动和学友多交流、存疑之处多请教、遇事多真诚帮忙，每次在各类接触中给他人留下靠谱和踏实的印象，自然会受到学友信任，从而增进人际关系。小结研究生学习的过程中，不管是同导师在相处时要做到主动和靠谱，还是与学友在相互砥砺前行过程中要做到“令人舒服”和诚心学习，不过都是我们在处理各类人际关系时的缩影而已。虽然笔者是社会科学专业，同理工科研究生在专业学习方面有所差异，但笔者相信，以上经验之谈于理工科而言亦是可以适用的。来源：中国研究生杂志，文章刊于杂志8月号，作者：夏飞朋（复旦大学）编辑：马亚男，责编：雅琨

▲2016年，苏新宁教授访问美国华盛顿大学。受访者供图▲2011年，苏新宁教授访问美国国会图书馆，为该馆收藏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签名。新华社北京12月18日电(记者陈席元)12月18日,《新华每日电讯》刊载题为《无声世界里做出“学术三部曲”》的报道。(小标题)靠“化缘”做出第一版CSSCI“我做CSSCI有三个初衷，一是促进学术研究，二是加强学术管理，三是开展学术评价。”说到这里，苏新宁叹了口气，“哪知道，学术界后来就认一个学术评价。”据他回忆，中国大陆引进SCI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南京大学率先提出接受SCI评价体系，此后，全国高校中，南京大学在SCI连续7年论文发表第一、连续8年论文引用第一。”“那时候中国科研力量弱，期刊水平低，SCI甚至还没有收录中国的期刊，我们需要借鉴国外的学术平台，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但现在不一样了。”苏新宁认为，“必须建立我们自己的平台，打造我们自己的顶级学术期刊。”“如果说过去几十年学术界是‘走出去’，现在是‘引进来’的时候了。”他说，“我们应当努力把好论文发在中国期刊上，把自己的期刊水平弄上去，把优秀成果留在国内，让中国期刊而不是中国论文去影响国外，不能以‘走向世界’‘国际化’为借口，把好东西送出去，让大量的优秀成果外流。”回首初创CSSCI的1997年，时任南大信息管理系主任邹志仁即将退休，他和时任南大图书馆常务副馆长的杨克义一起找到苏新宁，提出“做一件能填补国内空白的事”。“我的想法是，当时国家在自然科学领域已经有了中科院研制的引文数据库，但社会科学还没有引文索引，文科的论文成果还有待规范，很多文章缺失参考文献、摘要，有些甚至没有作者单位，用的还是笔名。”苏新宁说，“他俩年纪已经大了，最后商量，决定这件事交给我来做。”1998年，CSSCI正式在南大立项。苏新宁把前期工作分为三步，第一步是观察和分析SCI，第二步去北京调研当时其他几家学术数据库，了解同行的进展和差异，第三步才开始尝试。“我的初衷是，CSSCI的设计起点要比其他数据库高，要兼具科学研究、科技管理和学术评价三种功能。”但由于早期开发经费不足，学校给的钱只够买设备，“那是1998年，有买设备的钱就不错了，我们买了十来台，但后续还是没有钱，没办法，只能去借。”没钱给学生，苏新宁就从自己的科研经费里给研究生发每月200元的助研费，为了项目能继续下去，还陆续向图书馆借了近百万元。香港科技大学也和南大签订共同研制开发协议，支持了50万元港币，并先期支付25万元。就这样，靠“化缘”，CSSCI顽强地撑过了“襁褓期”。转折点发生在1999年，教育部领导来南京大学调研，对CSSCI很感兴趣。“学校社会科学处处长要我去汇报，但找不到人，就把电话打到了家里，等我下午回家的时候才知道，那时人家已经到另一所高校了，我就急忙赶过去。”因为准备仓促，教育部领导提出10天后再演示CSSCI，苏新宁带着3名研究生三天三夜没睡觉，做好了演示系统，圆满完成汇报任务，为他们争取到教育部重大项目奠定了基础。2000年，南京大学成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同年5月，第一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宣告CSSCI正式诞生。　(小标题)意外进入无声世界，却成就学术上的“命运交响曲”20年来，CSSCI收录了包括法学、管理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在内的25个大类、500多种学术期刊。基于CSSCI平台，苏新宁也推出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图书三份影响力报告，共计500多万字。2012年，苏新宁被教育部评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这是国内情报学界首次有人入选。2014年以来，他已获得三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今年又获得了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他说，自己现在已经没有当初三天三夜不睡觉的精力，更多把精力放在带领团队、培养新人上。可谓功成名就的苏新宁还有鲜为人知的曲折。一次手术意外，让正值学术壮年的他失去了听觉。时隔多年，苏新宁仍清晰地记得手术那天是2004年4月28日。“第二天早上我起床刷牙，打开水龙头，瞬间发现自己听不到水声了。”苏新宁赶紧让家人联系主刀医生，但对方已经休假外出，等假期后复诊为时已晚。“当时是夏天，我就站在大太阳底下，看天空都是黑的。”苏新宁说，“听不见别人说话，也不知道自己说得对不对，对一名教师来说，这是致命的打击。”除了绝对的寂静，还有无尽的耳鸣。“那感觉就像站在飞机发动机下面，原来耳聋不仅是听不见，还会有巨响。”那段时间，苏新宁曾冒出过“死了算，真不想活了”的想法，家人、同事、学生们心急如焚，大家轮流值班，保证24小时有人陪伴。为了防止自己做出不理智的举动，苏新宁第一次注册了QQ号，买了2只视频摄像头，其中一只送给朋友，到朋友家安装好，“我对朋友说，太太出门上班，你就开视频，咱俩打过招呼以后就各干各的。”“没有耳朵，我还有眼睛和手。”在大家的鼓励下，3个月后，苏新宁重新站在了讲台前。为了防止讲错话说错字，他让前排学生随时用手势提醒自己，一堂课下来常常汗流浃背，几次差点虚脱。和学生无声交流的两年里，苏新宁承受着巨大的生理和精神压力，坚持指导了7名博士生和7名硕士生。事故发生后，苏新宁有几个月没敢回家见父母。“当时父母已经八十多岁，不能让他们知道我耳朵坏了，虽然我会读唇语，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时间长了还是会露馅，比如他们在背后叫我，我却没反应，只能说自己太忙太累了，想去睡会儿，睡醒了就赶紧走。”2005年，苏新宁装上了人工耳蜗，在家人和学生们的帮助下逐渐恢复了听力。“回首那段日子，耳朵坏了是我的财富。”苏新宁说，“首先我经历了人生中最沉重的打击，而且挺过来了，现在看都不算什么；第二，自己在最困难的时候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学校、学院都在关心我；第三，耳聋给了我奇妙的体验，你知道吗，耳鸣有时会突变成一段好听的‘交响’曲，我有点明白为什么贝多芬耳聋后依然能坚持创作。”见记者不相信，苏新宁说，他曾经把自己“听到”的曲调哼出来给朋友听，大家也觉得“苏新宁怎么突然有音乐细胞了”，但其实，苏新宁是欣赏不了音乐的，因为声音是连续的模拟信号，而人工耳蜗是把模拟信号转化为离散的数字信号，所以并不能转化为乐曲。“无声世界让我能够静下心来做学问，早上起来以后我会特意不戴人工耳蜗，虽然什么都听不见，但是工作效率提高了，没人打扰，别人打电话来我也不知道。”苏新宁说。从2002年到2011年，整整十年，苏新宁最终完成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影响力报告》三部曲，其中大量工作是在他失聪后完成的。时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的龙协涛，把这些成果比作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小标题)推动情报学从信息管理领域回归今年11月，已经65岁的苏新宁第三次拿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这次，他关注的是“面向国家战略的情报学教育和发展研究”。他说，“是时候让情报从信息管理领域回归了。”信息、知识、情报，三者的区别在哪里？天上有一块乌云，这是信息；如果你没有知识，只会觉得天空发暗，有了知识，就知道乌云意味着要下雨，但这个知识对决策的支持作用很小。情报则是根据云层的情况判断什么时候会下雨，它和信息的区别就在于能否辅助决策。这个“乌云说”，是苏新宁已经在课堂上讲了20多年的经典案例。完成了学术三部曲后，苏新宁把更多精力放在思考学科的未来上。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情报学被评为A+，作为学院的首席专家，苏新宁感到，要推动情报学向更高层次、更宽领域发展。其实，在我国高校，情报学关注的并不是军事情报，而是科技情报。“科技情报曾对我国发展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苏新宁介绍，1956年，中科院成立情报研究室，后来成为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恢复高考后，情报学作为一个学科开始招生，“那时候谈的都是科技情报。”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掀起信息化浪潮，国内情报学界认为，要将情报拓展到信息的范畴，从以往研究各类科技文献，向信息情报发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92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更名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在高校，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管理这些专业，已大多改为信息管理或者信息资源管理。1998年专业目录调整之后，情报学作为本科专业就没有了。”苏新宁说，如今，情报学界更多在做信息管理，很多本学科的青年学者，研究的区块链、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等，其实这些属于其他科学，“感觉就像自家地里却种的是别人的种子。”为什么现在要重提情报学？“因为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的获取变得容易，对决策的辅助作用也变小了。我们不仅要有信息，还必须有足够的知识和判断才能形成情报。”苏新宁说，“以前讲科技情报，以后情报要真正为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服务，科技情报要和军事、安全、经济、生态、医学健康等情报融合，发展‘大情报’科学，增强情报学对国家发展的促进作用。”“我们最希望听到人家说‘这不可能’。200年前，有谁想到还能把几吨重的铁疙瘩送上天，谁又知道后来有了飞机、火箭？”苏新宁说，“不可能就意味着有可能。为国家做‘瞭望者’，这是我们作为情报学人的使命。”(完)

考研目前已成为提升专业能力的趋势，不少毕业生甚至在职人员，都选择考研为了能够在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基础。在职考研方面，近几年来相关的报考专业，也在不断拓展，使大多行业的人员能够提升个人能力。其中政治学专业最近报考人数较多，许多报考人员在报前表示，政治学在职研究生报名入口在哪？学员就读专业课程班，则报名入口可以选择本站，如果学员是参加申硕，则报名入口是学位网。下文就对两次报名的入口及相关事项做出解读。课程班报名入口政治学在职研究生目前是同力申硕的报考形式，学员只要具有大专学历就可以报名课程班。招生门槛并不高，学员可以全年在本站进行课程班的报名，本站有在线招生老师，一些相关事项也可以进行咨询。学员参加课程班学习，并在之后通过结业考试，可以获得结业证书。申硕报名入口参加申硕本专业要求学员具有本科学士学位，才可以进行报名。学员要留意报名时间大概每年的3月份，考试时间在5月份。本次申硕的报名入口则是学位网。学员通过申硕考试，并且在院校规定时限内通过论文答辩，就可以获得硕士学位证书。上述内容阅后，相信大家对于政治学在职研究生的报名入口有所了解，学员想要就读课程班，可以直接在本站报名，申硕则要留意报名入口是学位网。

一、专业信息院系：115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专业：120401行政管理研究方向：01 比较行政管理02 公共政策与管理03 组织与人事管理04 机关事务管理05 地方公共服务与管理考试科目：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644公共管理学④859综合知识（含西方行政学理论、国家公务员制度、政策科学）复试科目：行政学原理二、初试复习准备（1）政治政治的复习不需要过分焦虑。客观题，前期可以使用肖秀荣老师的1000题搭配徐涛老师的课，做好自己的错题本，记忆细碎的知识点，掌握不同老师的读题、解题技巧。后期可以把市面上能买到的模拟卷的客观题买来练手，保持自己对知识点的敏感度。主观题，一个是练好字，考试的时候容易紧张，一张整洁秀美的卷面是非常赏心悦目的。另外就是紧跟肖四肖八和徐涛的押题，能背三遍就不要只背两遍，一直背到你上考场，这是你之后“下笔如有神”的重要保障。学习有余的情况下推荐同学去考研文库里查询历年分数线、考研经验以及讲义，这也是考研之前做的一个基本准备。让心里也能有个底。（2）英语大部分英语一般的学生对于英语一的学习都有一丝丝的恐惧，其实大可不必，因为英语一跟英语二近几年的难度相差不是很大，放心学就好。以一年为复习周期举例，我在前三个月一直看练恋有词，然后对练恋有词上的每一个例句独自翻译，如果基础差前期会比较繁琐，不要怕麻烦，这也是锻炼语感的一种方式，单词也会因为例句记得更清晰，后期就会顺很多。中间四五个月一直在上新祥旭的一对一课程，老师对于考研的一些做题方法有独到的见解，可以让基础一般的同学更好的找到做题的思路，也是需要讲老师讲的东西全部消化，尤其是作文写作。最后几个月做真题，把每一篇阅读理解中的每一句话逐个翻译，每一个词弄明白，每天早上除了背单词以外，还要对前一天的阅读理解进行口头翻译，习惯考试题的语言逻辑。真题的研究以最近十五年的为主，如果这些弄明白，有精力可以研究再靠前一点的，个人感觉最近十五年足够。英语一六十分基本没有问题。（3）专业课首先说一说政治学原理的参考书目，划重点：政治学导论第五版，以及政治学相关的学术前沿动态，杨老师论文重点关注领域，PS：国家理论、国家能力近几年都是政治学理论一个考查重点。至于相关推荐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三波》等等在并不是学有余力的情况下，不要在花费多余的时间，因为相关重点以及论证的过程都在《政治学导论》一书中，只需要吃透《政治学导论》一书结合一个逻辑化的回答便可处理好专业课一。政治学导论整本书都是重点，至于之前几个版本被删去的内容或者整合进其他章节的内容，参照最新版本政治学导论即可。关于它的学习，考生应把握一个重点逻辑，《政治学导论》还是比较通俗易懂并且逻辑清晰，前九章主要是政治学的重要概念的梳理，而后4章即第四篇政治行为、第五篇政治发展部分则是把这些重要概念综合运用对政治学的重大问题进行一个分析论证。专业课二政治学综合政治学综合顾名思义是综合型考察，书目较多，使人望而生畏，不过有政治学基础应该了解这是政治学的一个基本框架：中西方思想史、中西方制度史。在人大的考试中思想史的分数占比较高，所以复习过程中要重点把握，而制度史只要掌握窍门只需要记住，能够用自己的话表述出来即可，而思想史需要把握一个思想脉络及问题意识。不过熟悉文本，整理笔记，基本无大碍。四、最后给大家的建议考研经验给的是一个方向，让大家可以从中吸取到对自己有用的地方，而不是照猫画虎，生搬硬套。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方法来学习。1. 每天固定任务，做完就放松，不要认为学一天就是最棒的，是高效的学习完今天的内容才是最棒的。任务量的制定就需要一周到两周，在个人可以承担的情况下去摸索出来。2.切勿拖延症，再休息10分钟，在躺一会就起床，这种心态的滋生，造就的是放弃和失败。3.切勿和他人过度讨论学习，考研是一个人努力的路程，不要事无巨细都和他人分享，尤其是你的考研伙伴，心态是可以互相传播的，或者他今天学得多，你着急了，他学得少，你跟着懈怠了。这对自身的规划都是有影响的。考研没有那么困难，但是它确实痛苦，可能在你学习的时候，同学们拿着工资，快乐的玩耍。但这条路是自己选的，考研意味着你成年之后自己选择的第一条路，如果第一条路我们就放弃了，那未来不用多说了吧。所以最后，希望大家，可以调整好心态，努力的去学习，为自己选择的明天去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