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研究论文

融入学术的深刻、思想的睿智、逻辑的观照，凝练出中国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判断、基本原理等，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必将日益成熟并走向世界。为了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2015年国务院制定公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方案强调，坚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深入思考、完整把握中国特色与世界一流之间的关系，统筹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将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确立为学科建设目标。这二者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纵观政治学发展史，凡是被公认为一流、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成就，无不是在回答本国重大政治问题中产生的，无不是适应本国政治发展需求而兴起的。如果一国的政治学理论没有民族特色，就不可能跻身世界一流行列。当然，政治学者在研究本国特色的同时也应具有观察人类政治文明的广博视野，关注人类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这样才能创造出为世界所认可的成果。当前，我们应抓住历史机遇，统筹推进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的政治学学科建设。可以说，中国特色是世界一流的基础和前提，没有中国特色就不会成就世界一流。中国政治学首先要增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进一步加强对深层次中国问题的研究。任何国家的政治现象，都有其发生的特定国情文化机理，因而不存在针对某种政治现象的普适性解释模式。我们要正视自身所面临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既不可亦步亦趋跟在西方政治学研究之后，也不可止步于对政策的一般解释或对现象的空泛议论，而应努力运用多学科知识解释我国政治运行机理，形成和发展学理性、逻辑性和开放性兼备的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近年来，政治学学者的中国问题意识越来越强，研究视阈越来越开阔，对从宏观到微观的诸多政治问题都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显示了政治学助力治国理政的学科功能。今后，政治学学者除了在对策性研究上继续努力，还应对涉及国家发展、民族命运和人民幸福等深层次问题予以深度关切和思考。目前已经有不少学者对中国政治发展中诸多重大问题，比如国家治理现代化、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建构、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机构改革等都做了很好的跟踪研究，在历史追溯、国际比较、实地调查、数据分析、对策建议等方面推出不少有价值的成果。我们还应努力在此基础上融入学术的深刻、思想的睿智、逻辑的观照，凝练出中国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判断、基本原理等。惟有如此，才能推动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体系日益成熟并走向世界。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相依相融、并行不悖。我们在对中国政治进行的研究中，无论研究对象多么具体、研究方法多么实证，都应努力凝练出一般性知识和具有普遍解释力、预测力的判断。这样的研究成果自然具有让国内外同行关注、讨论和接纳的价值，进而有可能成为引领相关领域研究方向的一流成果。（作者：张桂林 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

政治学是治国安邦之学，与一个国家的建设、发展密切相关。国家建设为政治学研究提供深厚的实践基础，政治学研究为国家发展提供政治理论支持。国家建设与政治学研究良性互动，能够助推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国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交汇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中国政治学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学术支撑，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学人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和勇于承担的历史责任。回应新的时代要求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讲，政治就是设定国家机构及其职权，管理和参与国家事务，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因此，政治学是以国家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如国家权力、国家职能、国家机构、国家结构、国家利益、国家治理、国家能力等。尽管随着时代变迁，政治学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方法不断创新，但国家建设与发展始终是政治学研究的关键课题。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制度前提和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政治前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独特的国情和道路选择，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既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模式，又没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可资借鉴。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和伟大成功，既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更无法用西方政治学理论来解释。而且，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还会遇到各种复杂问题。如何在理论上总结中国发展经验，有效化解未来发展面临的风险，增强发展动力，迫切需要包括政治学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提供学术支撑和智力支持。这是时代对中国政治学研究提出的要求。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政治学如果不能回应时代要求，不能对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变革作出科学解释，不能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学术支撑，那么，政治学自身的知识价值和学科地位就无法得到承认，中国发展道路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也会缺失政治学理论上的阐释，结果很可能是中国政治学在实践中失语，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会受到削弱。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学人应自觉承担起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努力通过知识生产和思想创新，为中国强起来提供政治学上的有力支持。为强起来提供学术支撑根据知识的特点，政治学生产的知识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理论性知识，包括陈述性知识和规范性知识；另一类是实践性知识，包括程序性知识和对策性知识。从政治学知识生产的这两种类型看，政治学可以在理论建构、制度设计、政策咨询三个层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支撑。当今时代，政治学要有所建树，就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理论支撑。从解释理论的角度说，当代中国政治学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作出科学阐释。这种阐释不能仅限于对事实和现象的简单描述，也不能单纯停留在讲好中国故事层面，而要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经验进行归纳总结，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从人类的认识规律看，概念往往先于理解存在。对于一个复杂现象如果没有形成概念，这种现象就无法更好地被人所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只有经过概念化提炼和理论确认，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事实和经验才能转化为一般性、普遍性的知识，从而更好地被人们所理解、被国际社会所承认。从规范理论的角度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并不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模式的重复，而是一种新探索。这种新探索需要理论上的确认和指引，在这方面中国政治学研究大有可为。比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逻辑形成系统化的理论建构，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内在机理和实现形式进行学理论证，对人们日益增长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的要求在理论上予以回应，等等。这些理论建构需要吸纳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更要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归纳。制度以规范形式为人类行为提供约束和激励，从而使人类摆脱了单纯偶然性和任意性的支配，建立起有序的公共生活。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供给，国家的持续发展就没有保障。从知识角度讲，制度设计蕴含着程序性知识，形式化的制度是程序性知识的表征。这类程序性知识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指导着人类的实践活动，为人们解决“如何做”的问题提供参考答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仅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等的现代化，还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也为国家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提供保障。如何完善国家治理体系、补齐制度短板，需要政治学深入研究，拿出有说服力的学术成果。政策咨询是指通过专家或智库所掌握、储备的知识和数据，对各种信息资料进行综合性研究开发，并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政策性建议的活动。通过科学决策来保证公共政策的合理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十分重要。现代社会高度复杂，信息量大，社会关系多变，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需要多方咨询意见，以避免决策失误。政治学可以发挥其实证、量化分析的优势，从多方面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咨询服务。比如，为政府决策提供有关问题、现象、事态情况的综合分析报告；对全局性、长期性问题进行超前研究，做出科学预测，并提出战略性建议；为政府决策机构解决某类问题设计若干可行方案；分析决策实施条件、成本、有利和不利因素以及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提出可供选择的具体实施方案；对政府政策执行情况进行量化评估，为政府作出政策调整和追踪决策提供帮助。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体系中国政治学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学术支撑，不仅需要理论勇气和学术抱负，更重要的是脚踏实地，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进行长期不懈努力。站在为国家强起来提供有力学术支撑的战略高度，中国政治学应增强学术自主性，提高学术研究科学化水平，拓展学术研究视野，推动中国政治学研究取得新进展。中国政治学应立足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开展原创性研究。主张学术自主性和立足中国现实，不是要自我封闭，更不是否认已有的研究成果，而是强调中国政治学要回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不能从西方理论出发，不应局限于西方理论中固有的概念和观点，更不能不加辨析地将西方政治学学术议题转化为中国的学术议题。学术的生命力源于实践。中国政治学要真正走出单纯引进、介绍西方政治学的阶段，深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从生动鲜活的政治运行中发现问题并提炼出学术议题，通过原创性研究实现理论创新，着力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对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中国政治学研究须着重关注。这其中有大量问题需要进行科学解答，如一些社会现象需要精确地定量描述，许多政策性问题需要精细化分析，提出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因此，实证研究也是中国政治学应注重的角度和方法。通过定量分析，确定社会现象中有关因素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和数量关系，提升社会现象分析的精细化和准确化程度，从而提高研究的科学化水平。政治学研究应以问题为导向，根据解决问题的需要决定采取何种研究方式和方法。跨学科研究和比较研究是拓展政治学研究视野的两种有效方法。要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整合研究，就要超越学科界限，充分利用其他学科的知识，进行跨学科合作，从多维度、多层面展开研究，提升研究的实际效果。同样，开展比较研究有助于获得新的学术成果，而且也可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相关依据。为使决策科学、合理，可以将相关事物进行比较，从比较中分析异同、优劣，从而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更符合事物的规律和实际。需要强调的是，研究中国问题不能把研究视野局限于中国范围，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人类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政治学应加强国际比较研究，不仅要加强与发达国家的比较研究，也要注重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研究，在比较中更好地认识中国，通过解决中国问题进而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作者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周光辉）

【文/杨光斌】作为专注于共同体善业的政治学是时代性的产物，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政治学。在政治学说史中，总是有各种冠以“新政治学”、“新政治学科”之说，其实就是为了回答时代性的重大政治社会问题。如何回应时代性问题？政治学又有观念学的特性，无论是政治实践者还是著书立说者，都不是“自然人”，脑海中都已经形成特定的观念，因此，时代性政治学总是免不了观念之争乃至政治理论争论。但是，时代性和观念性的政治学，说到底是为了解决“在地性”问题。这其实是政治学的“主体性”身份，这就离不开本国本地的社会条件而形成政策方案或者建构政治理论，这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一以贯之的传统，偏离这一传统而招致的政治灾难在世界政治史上不胜枚举。因此，政治学首先是“本国中心主义”立场的治国理政学说。这一立场意味着地方性经验不仅可以产生地方性知识，还应该产生基于地方经验的政治学方法论。这是政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在改革开放中建立起来的中国政治学学科，40年来，其学科建制和研究主题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特征。刚刚恢复的80年代的政治学，可谓“政治体制改革学”，目标是现代化和民主，关键词是党政分开、机构改革和废除终身制等，这一时期大量的现代化研究被介绍到国内。到了90年代，政治学开始走向学科建制化，并发生了分野，其中一个方向是以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为基础的政治哲学研究，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被系统地译介到国内；另一个方向是研究转型，从宏大问题关怀转向基层政治调研，形成了堪称学派性质的“华中学派”。到了21世纪头10年，政治学研究的主题是党内民主、协商民主等民主形式；党的十八大之后，研究的重点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已经有系统的梳理和研究，本文不再赘述。本文重点要阐述的是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方向问题。作为改革开放事业组成部分的政治学，在文明互鉴中经历了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而依然能够坚守阵地并逐步发展壮大，初步建立起自主性政治学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作为学科的政治学虽然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但其研究对象并不局限于时代性问题，并因其扎根于中国历史和中国大地之上，享有无与伦比的知识资源和智慧源泉，进而为形成“以中国为方法”的中国政治学提供了可能。一、在文明互鉴中成长的政治学：建构民主话语体系改革开放不但是管理体制上的学习创新，还意味着思想文化上的文明互鉴。改革开放之前的很长时期内，由于只有政治意识形态而无经验性社会科学研究，国外社会科学理论随着开放政策蜂拥而至。在政治学理论方面，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传播的主要是现代化理论，90年代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被大量译介到国内，21世纪流行的则是基于民主理论的治理理论。西方理论在中国政治学的流行总是晚10年左右。在西方政治学理论脉络中，流行于20世纪50—70年代的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研究，是国家建设理论体系，即发达国家的国家建设模式和后发国家如何建设的问题。到了80年代，政治发展理论开始衰落并让位于民主化理论，其实这是对国家建设理论的简单化，即把民主化视为国家建设的全部。到了90年代，伴随着民主化研究的推进，强调个体权利的治理理论又开始流行。可以认为，民主理论和治理理论依然是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延伸。这些一波又一波概念新鲜的理论，在一定时间内曾使国人应接不暇，真伪莫辨。尤其是在20世纪80—90年代，因为中国社会科学经历了长期空档，中国人对大行其道的政治发展理论、民主理论等，多是编译和传播，少有自主性研究。但到了21世纪，接受过系统社会科学训练的中国学人，面对新概念新理论，开始有能力与之对话，并在批判性研究中建立起与民主理论相关的自主性话语体系。这主要体现在对民主、治理、合法性等民主理论“家族概念”的反思与建构上。民主家族概念的流行事实上变成了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评价标准，因此有无自主性概念兹事体大。民主理论。民主是中国人的百年追求，10年“文革”的教训更让中国人体会到民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是，我们要什么样的民主、如何建设民主、民主的社会条件是什么，在这些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上，当时的中国政治学并没有答案。中国人的这种追求碰上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苏联在民主化浪潮中翻船，“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自由主义民主被视为人类最终、也是最好的制度形式。如果说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作翻译在八十年代就已基本完成，90年代则以译介新自由主义作品为主，很多学人的民主观深受其影响乃至被重新塑造。具体而言，自由主义民主的奠基者熊彼特、罗伯特·达尔和萨托利的民主作品被系统翻译出来，中国学人也毫不吝啬地引用和运用他们的观点。根据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的统计，1990—2015年，引用熊彼特观点的论文有8305篇（其中包括经济学的引用），引用罗伯特·达尔的论文1279篇，引用萨托利的3104篇。引用他们当然主要是为了研究民主问题。同一时期，以论文主题计算，“民主化”13312篇，“公民社会”5900篇，“自由民主”1960篇，“选举民主”1195篇，“民主转型”567篇，“民主巩固”151篇。由此可见这些作者在中国政治学界的影响力和指向自由主义民主的民主化研究的热度。熊彼特什么是自由主义民主呢？简单地说，熊彼特将人民民主置换为“选举式民主”，民主从此从人民主权的实质民主变成以选举为中心的程序民主。沿着“熊彼特民主”命题，萨托利根据二元对立的哲学观，在语义学上缜密论证了选举式民主，认为有竞争性选举才是民主，否则就不是民主；达尔则主要围绕自由和选举两大要素，提出自由主义民主的7大标准。几代民主理论家完成了民主等于选举、选举就是民主的“选举式民主”的理论建构。在此基础上，诸如“自由之家”等非政府组织，干脆以个人自由和竞争性选举两个标准建立起衡量国家好坏的“自由之家指数”。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国人还能在哲学上对资产阶级民主持批判性思考，但是当资产阶级民主被改造为自由主义民主后，国人几乎全无招架之力。以“选举式民主”为尺度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在中国迅速成为显学，传统的实质民主观转变为唯一的程序民主观，并成为一种价值评判标准，乃至道德标准。在这种泛道德化的政治语境下，对“选举式民主”作学理上的批判性分析尚且困难，更别说反对“选举式民主”的制度性主张。但是，随着一批学者在90年代中后期以来从美国留学归来，这一局面逐渐改观。因为他们深知民主在西方国家成长中的地位和角色，也了解民主在比较政治发展中的作用。大约从21世纪开始，政治学界从批判“选举式民主”出发，推动了民主观的又一次转型，即从程序民主到实质民主、从选举式民主到“治理民主”的转变。进入21世纪，陆续有了深入反思和批判“选举式民主”的学者，其中针对“民主迷信”的批判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之举。有学者指出，民主制是社会条件的产物，是阶级政治、利益集团政治的制度安排，而中国政治从一开始就是以“正”为导向的贤能政治，并以新加坡政体为蓝本，提出“咨询型法制”。“民主迷信”之说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这在普遍相信“民主万能”的时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真相是遮不住的。俄罗斯转型的不堪后果，促使海外中国学者全面系统地重新认识西方民主，并在系统地介绍西方民主历史中反思和批判西式民主，尖锐地指出“选举式民主”其实就是“选主”政治，从而全面提升了中国人关于西式民主的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关于自由主义民主更深层的认识是，大众民主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民主具有社会主义属性，西式民主理论是以自由主义框定民主，达到“去社会主义化”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对于转型国家而言，一定要认识到，即使接受西式民主，社会条件也比民主形式更重要。为此，有学者提出“民主的同质化条件”——国家认同、信仰信念和社会平等，没有这些社会条件，民主失效是常态，有效民主是非常态。这种基于对正在发生的世界政治现实的认知，产生了相应的政治影响，有助于增强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自信。就民主模式而言，基于民主的社会条件，有研究提出了民主的价值模式和实践模式之分，其中实践模式（如竞争性选举或者协商民主）只有与特定的价值模式（如自由主义或者其他文明体系）相适应，才是有效的。价值模式—实践模式概念与“民主的同质化条件”一道，在实践上回答了西式民主普遍性困境的根本原因，在理论上与西方笼统的“民主模式”之说做了区隔，西方的民主模式意味着世界上只有一种实践模式（党争民主）可行。谈民主不能不涉及政体理论，因为民主本身是政体维度上的。有学者指出，西方之长在于“政体思维”即政体决定论，而中国之长在于“政道思维”即如何治理国家，“道”为本，“体”为用。这种区分有其道理，但基本上还是对西方政体理论的肯定。政体理论是西方政治学的主轴，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主要从政治哲学上研究西方政体理论，聚焦于个人的政体思想研究，基本上是书摘式述评，难有重大突破。近年来，国内年轻学者从政治学方法论的谱系出发，发现二元对立的政体观只是冷战时期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产物，古典政治学、行为主义之后的比较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制度主义，都是连续性光谱上的近似值政体观，而非冷战政治学的二元对立政体观。这种研究有助于走出流行的二元对立政体观之迷思。破是为了立。这是中国政治学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的困难所在，做到了“破”才能“立”。比较而言，西方社会科学就是一个“立”的过程。那么，怎么“立”的呢？不得不说，中国政治学的“立”也得益于西方政治学的量化方法论训练。西式民主观就是程序民主，是把民主等于选举的二元对立思维，那么中国人的民主观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台湾大学朱云汉教授负责的亚洲民主观动态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项目，为中国人的民主观提供了被学术界广泛应用的数据。据此而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固然想要民主，但中国老百姓想要的民主，实际上更符合孔孟的民本思想，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选举民主，中国老百姓更多是用“民主”这个词来表达“民生”诉求或者形容他们的理想；人民是以多元化标准在评价政府，而这种评价并非简单的选举就可以满足。亚洲民主观动态调查2015年对中国大陆地区的抽样调查结果，恰好佐证了中国人的民主观是一种在复合型基础之上，以治理为主要诉求的民主观。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部分代表合影 图片来自人民网基于中国人以治理为主要诉求的民主观，有学者提出了区别于西式代议制民主的中国代表型民主。代议制民主偏重民主的形式与程序，代表型民主则侧重于实质民主，诸如政府是否有代表性、政策是否反映了人民的诉求、政治制度是否产生诸如社会正义、良治、福利、“民享”等实质效果?具体到中国的代表型民主，代表的对象是人民（代表谁），由各级干部去代表人民（谁代表）以实现各种实质的长远性利益（为何而代表），以群众路线的方式去实现民众的利益（如何代表）。“群众路线”还被称为一种“逆向参与”。政治参与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指向政府决策的活动，但参与者的力量分布是不均衡的，弱势群体无力通过政治参与实现自己的利益，“逆向参与”则弥补了这一制度安排上的不足。代表型民主之说是人民民主的政治学理论表达，把人民民主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代表型民主理论需要进一步重视人民的政治参与感。但凡民主，必有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这是一种政治权利的实现；但是政体维度上的民主必然离不开“国家”即政府的作用，这是一种官民互动的过程。这是理论常识，也是生活常识。但是，西式民主只讲个人和集团的权利而不讲国家的作用，完全有违政治常识。基于此，有学者提出相对于不能有效治理的党争民主模式的“可治理民主”——由“政治参与—自主性国家—有效治理（责任政治）”所构成。政治参与形式多样，力量不均，需要具有相对自主性的国家去选择性回应参与诉求并主动汲取民意，在官民互动中最终达成一种负责任的有效治理。其中，官民互动的主要方式是基于协商而达成的共识，堪称“协商共识型民主”，它体现在各个层次的政治决策过程之中。作为一种实践模式的协商民主是中国的独特优势，所以如此，是因为协商政治根植于民本思想中，中国民主的价值模式可谓“民本主义民主”。如果说西式民主的价值模式和实践模式分别是自由主义民主和党争民主，那么中国民主的价值模式和实践模式则分别是民本主义民主和协商共识型民主。自“审议民主”在中国落地为“协商民主”之后，关于协商民主理论和协商民主实践的研究，成果斐然。有代表性研究发现，协商政治是中国固有的政治传统，因此在大众民主时代协商政治很容易转化为协商民主，何况中国有政治协商会议这样的政治建制。更有学者以实验主义的方式，用试点方法观察协商民主在中国基层政治中的运作实践。在中国政治中，通过协商而达成的政治共识，是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政治行为模式，在新时代被赋予更丰富的内涵，致力于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协商民主。应该说，“协商民主”之花开在西方政治学，“协商民主”之果结在中国政治学，这是因为中国政治中固有的协商传统和政治建制中固有的协商机制，才使得这个民主理论和民主形式在中国政治中受到广泛的拥抱。面对强势的西式民主话语，有了社会科学训练的中国政治学人，渐具对话能力，并在对话中初步建立起自主性民主话语体系。但不得不承认，中国政治学尚未出品学术体系完备、逻辑论证缜密的“巨著”，这也是留给中国政治学的发展空间。治理理论。在过去40年中，国际社会科学中的两大关键词是民主和治理。治理理论是政治上的民主化浪潮和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一个副产品。如果说政治民主是为了加强个人权利而去政府化，经济自由则是通过强调私有化和市场化而去国家化，那么，治理理论则是通过增强个人权利以削弱政府作用的制度化安排，从而构成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的“三驾马车”：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与治理社会化。治理理论来自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银行专家对于南撒哈拉沙漠国家的政策设计。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出现普遍性的国家失败，根源在于无能为力的政府，而替代性方案就是加强非政府组织、各种社会组织乃至个人的作用。世界银行甚至还以“投资人民”（Investing in People）为主题，强调个人和社会的替代性作用。伴随着1990年作为新自由主义宣言的“华盛顿共识”的节拍，强调社会作用以去政府化的治理理论迅速在全世界流行开来，“无政府的治理”成为治理主义者的信仰，认为去政府化的治理才能实现公正透明，才会有政治合法性。客观地说，民众对于政府存有意见是普遍现象。因此主张去政府化而鼓吹个体的作用，是一种民粹主义情结，而治理理论无疑迎合了这种民粹主义诉求。问题是，在很多非西方国家即发展中国家，国家—社会关系属于“普力夺社会”或“强社会中的弱国家”，国家被嵌入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而难得自主性。在此情境下，再主张进一步去国家化而强化社会的权力（权利），这样的国家—社会关系不是更恶化了吗？对此，曾经大力鼓吹治理理论的福山有过深刻反省。要知道，“组织起来”依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国家建设的优先议程。这是比较政治发展研究给我们的基本知识。人们的认知能力与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缺乏比较政治学基本知识的前提下，各种与发展中国家国情南辕北辙的概念、理论的流行在所难免，甚至变成某种“道德”标准。现在，人们终于看到，主张社会权利的治理理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并不能起到良治的作用，比如南撒哈拉沙漠国家并没有因为出产了治理理论而变得“善治”，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治理水平也并没有因此得以提升。为什么呢？除了它们尚未真正完成“国家建设”的任务——“把国家组织起来”，还因为被赋予治理使命的社会组织也远非治理理论所依赖的“公民社会”。因“民情”不一样，统统被称为“公民社会”的社会组织，在美国其实已经演变为利益集团社会，在南美则为“普力夺社会”，印度乃为“种姓社会”，非洲是“强社会”。虽然名称各异，但共同点都是不平等，而公民社会理论的假设是社会平等基础上具有公共精神的参与。在与治理理论这种强势话语的对话中，中国政治学人逐渐建立起具有“中国性”的治理理论——国家治理理论。显然，“国家治理”之于“治理理论”的不同在于“国家”的角色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命题，得到各界的热烈呼应。无疑，这种社会科学化的政治表述是以学术研究积累为基础的。在党的十八大之前，治理理论流行，但很多学者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国家治理”一词。这是因为，中国人是天然的国家治理主义者。因此，当西方的治理理论大行其道时，主张“国家治理”的研究也影响日隆。有学者提出了作为研究范式的“国家治理范式”，认为国家治理包括政治价值、政治认同、公共政策、社会治理等几个方面。当“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官方术语之后，国家治理与西方治理理论被明确区分开来，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治理，本质上既是政治统治之‘治’与政治管理之‘理’的有机结合，也是政治管理之‘治’与‘理’的有机结合。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话语体系中，‘治理’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统治与政治管理的有机结合”，并提醒大家需要注意避免两种认识上的偏差：简单运用西方“治理”概念来套解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简单认为“治理”概念只是西方当代政治理论和管理理论的专利。应该说，作为官方政治表述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包括但不限于如下要点：第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是国家或政府主导的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在制度层次上，国家治理体系包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地方治理和社会治理。应该说，社会治理的提法是对治理理论的扬弃，从社会管理转变为社会治理。在治理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包括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军事治理和生态治理。无论是在制度层次上还是在治理领域上，治理主体都是国家或者政府，必然包括统治和管理，但并不排斥社会的作用。治理主体的确立，根本性地与西方治理理论作了区分，但适当吸收其有益成果，比如社会治理之说。正如有学者总结，“国家治理概念强调了转型社会国家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要性，同时也考虑到了治理理念所强调的社会诉求，是一个更为均衡和客观的理论视角。”有学者在梳理国内外治理文献后总结到，治理“指的是公共管理(包括治国理政)的方式、方法、途径、能力，而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公共管理(治国理政)的方式、方法与途径，不是指市场化、私有化，不是指‘无需政府的治理’，不是指‘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西方的治理理论只是新自由主义的规范性宣示，是“空洞的能指”，在实践中不解决任何问题。第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是国家治理能力问题。同样的制度为什么治理绩效有着天壤之别？关键在于治理能力的不同。政治学理论关于统治能力、治理能力的讨论并不少见，但主要视其为政治现象而少有上升为能够用来分析政治现象的政治理论。传统的国家能力理论包括合法化能力、财政汲取能力等，但分析解释力有限。合法化能力可谓无所不包，不具分析性；而财政汲取能力则太过具体，何况汲取能力强的国家并非必然加强合法性，有时甚至相反，这是历史的经验。与此不同，中国学者把国家治理能力当作一种研究范式，与以政体为范式的西方政治学传统形成鲜明区别。具体而言，国家治理首先要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其中社会由普通民众、知识阶层和企业阶层构成，“体制吸纳力”对于不同的阶层具有不同的内涵；其次，国家治理是关于制度之间、部门之间的协调与整合，国家治理能力因此体现为“制度整合力”；最后，国家治理事关政策制定和有效执行问题，国家治理能力事实上就是“政策执行力”。由“体制吸纳力—制度整合力—政策执行力”所构成的国家治理能力，事实上成为一种分析性概念，用以比较分析不同国家的不同层面的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这是一种系统化但又非对称性的、非意识形态化的分析性理论，对于针对性地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作用不言而喻。第三，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回答了如何保障国家治理能力这个核心和根本问题。一个超大规模国家的政治特征，不但有地域差异、民族差异和文化差异带来的多元性，还有多等级的制度所构成的层次性，多元性和层次性构成了权力的非对称性。在多元性、多层次性和非对称性的制度体系中，要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是非常困难之事，但民主集中制政体确保了制度的协调性和整合性。对此，中国学者将民主集中制政体上升到与代议制政体同等高度的政治学理论上去讨论。合法性概念。有了自主性的民主理论和治理理论，才有可能对泛滥的合法性危机之说予以正本清源。由于一度流行的评判中国政治的价值标准来自西式民主理论和治理理论，结果中国这个人口规模最大、治理成效最好的发展中国家，被认为存在“合法性危机”。有学者统计，在2008—2013年间关于中国政治合法性的120多篇论文中，中国大陆学者多数认为中国政治有合法性危机，相反国外学者则不认为中国有合法性危机或者说认为合法性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原因在于，中国学者一边倒地引用西方政治哲学的合法性概念来分析中国；而国外学者则往往用中国传统哲学看待中国。考虑到2008年是世界政治的转折点，西方国家因金融危机而加速了地位下滑，中国则以举办奥运会为标志加快了上升步伐，这种反差性研究更不可思议。如此违反常识的政治认知，必然是据以评价的标准出了问题。有学者总结了战后西方美国民主理论的“三部曲”：首先是熊彼特将人民主权改造为选举式民主，其次是罗伯特·达尔等人将选举式民主框定在自由主义范畴内以形成多元主义民主或者自由主义民主，再次是李普塞特改造了合法性概念。在马克斯·韦伯那里，合法性政治是指政府组成的合法律性和事实上的有效性；在“熊彼特式民主”的基础上，李普塞特将合法律性置换为竞争性选举，合法性政治等于竞争性选举加有效性。从此，“选举授权才有合法性”便成为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金科玉律。在程序民主观大行其道的年代，很多人据此判断中国政治的合法性，才把如此良治国家视为存在合法性危机的国家；而那些治理无效乃至失败的国家，因为有竞争性选举就不存在合法性危机。基于此，有学者在历史社会学脉络上“重述”了合法性概念。自被改造的合法性概念诞生以来，竞争性选举并不能解决国家治理问题，甚至是政治动荡和国家失败的根源。为此，亨廷顿提出具有统治能力的政府才是具有合法性的，代议制民主并不能解决有效统治问题。罗尔斯则从社会条件出发，提出西方政治和非西方政治完全不同的合法性标准。在西方政治学的整全性知识脉络中，合法性是一个包含了合法律性、有效性、人民性和正义性的概念体系。这样的合法性标准意味着，中国政治并不存在所谓的合法性危机。这一研究产生了相应的政治影响，当然也会在舆论界引发较大的争论，因为这与习以为常的合法性概念完全不一样。因为对于合法性政治的标准不清楚，很多时候人们容易把社会矛盾视为合法性危机的象征。针对现实中流行的“崩溃论”、“转型陷阱”、“合法性危机”等观念，有学者指出，这属于“转型危机”而不是合法性危机。所谓“转型危机”，“在经济—社会转型中由于各种利益冲突和治理能力滞后所产生的危机,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结构性转型的必然现象”。在这个意义上，“转型危机”其实是国家治理和社会转型中的普遍想象。观念会产生政策，错误的观念必然导致错误的政策。对于国家治理而言，因没有自主性观念而犯下颠覆性战略性错误，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在观念交锋与文明互鉴中，中国政治学在涉及国家的一些关键词上进行了护卫性建构，初步形成了自主性政治学话语体系，为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在政治学最根本问题的研究上，诸如中国的国家建设，中国政治学也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就，这当然归因于中国政治学置身于中国大陆这片沃土。二、扎根于中国大地的政治学：回答“中国性”命题以“民主—治理—合法性”为线索的话语体系的形成，是在政治性对话、意识形态交锋中形成的，其生命力最终取决于关于社会结构研究的社会科学水平。这是因为，衡量社会科学成就的最高标准是人们对于自己身处其中、并时刻约束其行为的社会结构的研究有着实质性发现。关于社会结构真相的研究是一种探究“实存”（the world of being）的学术活动，由此才能厘清各种“实证”（the world of becoming）出来的概念和理论。对于中国政治学的国家建设研究而言，最大的、最根本的“实存”性问题就是笔者在2017年提及的“中国性”（Chineseness）命题，或者说是中国所以为中国的“国家性”（stateness）问题。且不论不乏分歧的历史分期问题，古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中国性”都是需要回答的。否则，事实上毋庸置疑的中国在理论上就可能演变成一个有重大争论的学术问题，比如所谓“新清史”的挑战。但是，一旦理解了中国政治学关于“中国性”的研究成果，就知道“新清史”称不上挑战。关于古代中国的国家性，至少需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中国是如何来的，中国所以为中国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中国是如何组织起来的。中国是怎么来的？回答国家起源的最新成果算是迈克尔·曼的历史社会学，即国家权力是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互动的结果。这一变量组合式理论突破了查尔斯·蒂利关于国家的军事战争和财政能力的解释，更不同于以往的单一因素解释，诸如“经济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运用曼的国家理论，可以解释先秦国家的形成；而中国案例研究极大丰富了曼的理论。具体方法方面，赵鼎新尝试了对贵族实力和君主被推翻的相关性检验，基于军队行军距离，作出霸权国的网络分析。这些科学方法都是曼、蒂利等上一代社会学家不太擅长的。相对于众说纷纭的国家起源说，中国国家性的研究成果更值得一提。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历经5000年而未曾中断的大一统文明体，这种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在世界上引来众多天才学者的好奇和赞叹，力图揭示其内在奥妙。其中，最能解释中国历史连续性的便是日本著名学者沟口雄三的“中国基体论”：“中国有中国独自的历史现实和历史展开，这体现于长期持续的种种现象在不同时代里的缓慢变化上，所以中国的近代应该从现代、近代与前近代的关联来把握。”也就是说，中国历史具有一以贯之的连续性。然而，这种连续性靠的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不曾间断的连续性？在“中国基体论”的基础上，有学者提出“中华文明基体论”——由历史文明基因组成的共同体，一种基因共同体。除去民族主体性、语言文字和地域性等因素，在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这个基因共同体至少包括：国家层面的大一统思想和治国的民本思想；政府层面的官僚制（包括郡县制和科举制）；文化层面的包容性与中庸之道；社会生活的自由与自治，以及家庭伦理本位，等等。这些“基因”代代相传于、内化于生活在固定疆域内的华夏民族血液中，因而构成了延绵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共同体。这个“文明基体”被有的学者解释为“儒法国家”，看上去有点类似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外儒内法”，但内涵有着很大区别。“儒法国家”的意义首先在于其历史连续性，即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延续了2000年的国家；中国具有几大文明中最显著的强国家传统；最早建立起文官政治，大部分时期内军人都被文官驯化；能够将游牧和半游牧国家同化，而不必像其他文明一样对外征服；不同于欧洲，中国的城市即便高度商业化也不具备独立于国家的力量。这是首次将中国历史进行社会科学化的研究，在英语世界引发重大学术影响。最有挑战性的问题还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为什么能够延续几千年?有学者归因于“一个文教，多种宗教”传统。儒家从来不是宗教,而是一种文教，即儒家之教化，文教传统使得儒家内化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儒家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据特殊地位,塑造了一种普遍的共同价值。儒释道融合并非多种宗教并存，民间的各种神灵信仰和宗教均广泛传播,并深入中国人心灵，但它们也在传播儒家价值。因此，中国性可谓“一个文教，多种宗教”。这一“中国性”发现很重要。推而广之，中国也可以概括为“一个文教，多种民族”，即只要承认文教传统，不管是什么民族，不管统治者来自哪个民族，都是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春秋战国到两晋南北朝，中国一直是个多族群的国家，但文教传统保证了中国性。这样看来，“新清史”就是伪命题。我国史学界需要加强“中国性”的研究，否则会把伪问题当成真挑战。那么，这个“文明基体”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呢？组织国家的政治理论在西方被称为“政体论”，这是产生于城邦国家的古典理论。但是，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大，围绕“谁统治”的政体论便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比如现行大国出现的中央—地方关系、非政府组织治理、大公司权力等，都不是传统政体理论所能回答的。但是，中国一开始就是一个大型文明体，具有无比的复杂性，也就需要相应的组织理论去回答。这个理论便是近年来学者从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发掘的“治体理论”——一种包括治道—治法—治人的国家理论。该理论认为，中国作为超大规模的文明和政治共同体，在5000年演进中形成了自身的国家构制传统。从贾谊探讨汉代如何克服秦弊、实现长治久安到晚清《经世文编》以“治体”为纲领，这个传统为理解大一统郡县制国家传统的秩序机理，提供了关键理论资源。治体基于秩序构造的体系意识，围绕国家关键要素及其构造形成秩序理论范畴。治道、治法与治人是治体的三个核心要素，其中治道指向基本秩序原理，治法指向体系性规则和制度，治人指向政治主体，涵括其德行、智识和技艺。它们蕴含了国家结构的基本层面，如作为精神根基的政教政学关系、以礼法为中心的社会政治治理模式、注重相维相制的权力构造以及政治中心群体的能动角色。治体论在宋以来进入古典意义的成熟阶段，注重纪纲法度的制度性构成与变迁，突显出以“治法”为中心的思维特质，晚清以降这个传统被西学政体论取代。相比政体论关注最高权力所在的统治主体，治体的价值论、维度论更合乎中国历史实践特质的理论思维取向。这些要素如政治体的精神基础、治理模式、政体特征、治人养成，是一个超大规模国家无论处于哪个时代都需处理的必要构成。可见，“政道”、“治道”都是治体理论的下位概念。理解了治体理论，就能明白中国之所以历经王朝更替而文明不衰，就在于作为载体的治体的系统性、适应性和连续性。如今，中国人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多维度性、多领域性，不是政体理论所能理解的，只能用“治体”理论去解释。并非偶然的是，“国家治理体系”也可以简称为“治体”，因此“国家治理体系”也可以看作是对治体理论、治体思维的一种内在传承。在讲究历史连续性的文明基体论中，当代中国是古代中国的一种延续和继承，同时也增添了现代性变量。当代中国政治学的使命之一就是对当代中国是如何来的、如何组织起来的，作出概念化解释。政治思想自古有之，但作为学科、科学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是在研究欧洲国家建设问题上诞生的，不同的国家建设历程研究，产生了不同的社会科学理论。有研究发现，英国—美国的国家建设力量主要是商业集团，为此而证成的学说便是捍卫个人权利的自然权利或社会契约说，进而形成了社会科学理论脉络上的社会中心主义，其关键词包括但不限于理性人假设、社会契约说、自然权利、个人主义、宪政主义，其核心假设是“理性人”。与英国相比，德国作为现代国家形成较晚，商业力量脆弱，以军国主义为基础的官僚制把国家组织起来，从而产生了社会科学脉络上的国家中心主义，关键词是官僚制、国家主义、国家理由等。在中国，晚清以后遭遇总体性社会危机，国家四分五裂，社会呈现一盘散沙的局面，谁来将这样的“国家”组织起来？商业力量固然靠不住，官僚机器也随国家分裂而衰败了，国家亟需新的组织——政党。带有旧军阀政治遗产的国民党完不成孙中山“以党领军、以党建国”的设想，这个巨大使命最终由共产党完成了。这种完全不同的国家建设路线，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都不能给予解释，只能基于这个历史而形成与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相对应的政党中心主义。研究发现，虽然同谓“政党”，意涵完全不一样。西方政党只是竞争政权的政党，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把国家重新组织起来的建国党。研究还发现，虽然中国共产党、苏俄布尔什维克党、印度国大党都具有“使命型政党”的特征，但中国共产党具有民本思想的底色，而其余则主要是一个组织权力的机器，这种本体论性质的差别也决定了完全不同的命运，比如苏联解体和苏共的失败。正是政党政治的引入，当代中国政治层面的“国家性”既有了现代性特征，也是推动中华文明基因共同体的新力量。中共一大会址政党中心主义的发现至少有以下意义：第一，在比较政治发展的视野上回答了党的领导权问题，从而将党的领导权这个重大的政治命题社会科学化。第二，验证了复杂性理论的假说，即质的多样性，同样名称的事物具有本体论上的质性差别，也就是说，作为建国党的中国共产党不但不同于作为利益集团性质的西方政党，就是同样被看作是建国的使命型政党，也存在着基于各自历史文明基因的差别。只有发现了这个差别，才能回答苏联共产党为什么失败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我们相信，这些关于中国政治的研究成果不是西方的中国问题研究所能比拟的，西方的中国政治研究从来未能进入主流比较政治学之列，更别说社会科学理论脉络。与此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就是当代中国的国家性研究。具体而言，就是由文教传统所延续下来的中华文明基因共同体，在当代以什么样式体现出来？这其实是回答“中国模式”问题。很多经济学学者和社会学者干脆不承认有中国模式之说，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实行的政策和经济制度都是人类已有的经验，谈不上所谓模式。果真如此吗？很多国家，尤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实行了与中国相同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市场化—自由化程度甚至比中国更高，但是它们的治理绩效为什么难以比拟中国？大家都有的市场经济这个“新制度”肯定算不上中国模式。但是，中国的“变”寓于“不变”之中，“不变”的结构所吸纳的“变”的增量，就是中国模式。不同于经济学和社会学，中国政治学界大都承认中国模式之说，但对中国模式的理解则有很大差异。代表性观点认为，中国模式是政治—经济—社会的混合体。从本质上说这样表述并不错，但既然称之为“模式”，必然是一个概念化的表述，应该既能概括近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也能最集中地体现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还能体现出中国的独特优势。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模式的一种合理化解释，就是“民主集中制政体”，这是相对于代议制民主的一种代表性政体。研究发现，作为权力组织原则的民主集中制，历经革命时期、新中国前30年、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时间性已经赋予其生命力。而且，这一政权组织形式能够完全适应不同的经济形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证明了民主集中制的高度包容性，在关键性的权力关系上都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央地关系上，政治上的单一制与经济上的分权并行不悖；在政治经济关系上，体现国家意志的“发展型国家”与市场经济齐头并进；在国家社会关系上，对社团组织的“分类管理”既有控制又有放开，在国家理论上被称为“国家统合主义”，其实体现了既有集中又有活力的国家社会关系。把中国模式概括为民主集中制政体，或者视民主集中制政体为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一种将中国政治制度研究政治学理论化或社会科学化的路径，重新将民主集中制上升到政体理论的高度去与代议制民主政体进行比较，从而有助于将中国政治研究纳入比较政治学的主流之中，而不再是所谓的“特殊性”、“例外论”。要做到这一点，仅有对关键性理论的研究是不够，还必须有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政治学方法论和认识论，以便更好地检验既有理论的真伪，致力于发掘新理论。三、“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历史政治学扎根于中国大地的政治学研究成果，其实都是“以中国做中心”的结果。但是，中国政治学要取得更大的成就，要取得让世界同仁刮目相看的研究水平，政治学不但要做到本土化，还必须形成“以中国为方法”的研究路径和学派。“以中国为方法”至少有两个含义，不但以本土化的中国为中心，而且以中国为中心研究所产生的认识论、方法论知识还将成为一种“尺度”或者说“标准”。“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科学，本不是问题。但是，近几十年来的社会科学大有接受“西方中心主义”的现象，因此才不得不重提这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学派形成于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那一时期的《矛盾论》、《实践论》代表着中国人哲学观的系统化，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中国化；《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述了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和政权的问题，代表着中国政治学的国体观和政体观的成熟；《论持久战》代表了中国人的大战略观，指明了中国如何走向最终胜利。这些论著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成熟”，为迅速夺取政权奠定了战略理论基础。而这些体现在哲学、政治学和军事战略学上的政治成熟，根源于毛泽东指出的“以中国做中心”的研究方法和认识论。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毛泽东指出，“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美国学者柯文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在中国发现历史”，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一种强大对冲。无独有偶，日本著名中国研究专家沟口雄三则直接提出“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为方法”不只是停留在以中国为中心，以中国为中心的发现本身就是一种尺度，因此包含“以中国为尺度”的意涵。也就是说，从美国到日本，很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已经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遗憾的是，这种充满智慧的学术方法并没有在中国引起足够的重视。改革开放之后，因为中国社会科学的滞后性，“一切以外国为中心”的现象并不鲜见。直到那种体现西方政治学方法论的、被奉为“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走向困境，在西方国家自身内部和广大非西方国家出现严重政治危机，才为我们寻找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政治学提供了机遇。自由主义民主的政治学方法论基础是基于“理性人”假设的个体主义。“理性人”假设起源于霍布斯的《利维坦》，可谓源远流长，但真正成为政治学方法论基础的还是二战之后的美国政治学。美国政治学将传统欧洲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学改造为以社会为中心，出现了影响巨大的行为主义政治学、理性选择主义政治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种量化模型研究方法。“理性人”假设不但是学术的，更是政治的，福山就是借用霍布斯的“理性人”假设而论证其“历史终结论”的。福山根据黑格尔的“承认”哲学论述人类进步的动力，并指出“承认”思想又来自霍布斯的“理性人”假设， “正义和公正的概念对于霍布斯来说，都建立在对自我保存的理性追求之上”。在哈贝马斯看来，霍布斯根本性地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政治学传统——对情境即历史性的强调，试图把“理性人”假设上升为解决人类政治困境的政治方法和思想方法，“以科学为依据的社会哲学的要求，其目的是一劳永逸地指明正确的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条件。它的论断将不依赖于地点、时间和情况而发挥效力，并且可以不考虑历史状况建立永久性的共同体”。客观地说，“理性人”假设在一定范围内可以用来分析微观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但政治行为从来都是群体性的乃至整体性的，个体理性与群体理性之间并不一致，所以人类才遭遇一次又一次的政治灾难，美国才有二战之后的“麦卡锡主义”和当今特朗普政府的种族主义政策。一句话，自由民主政治危机就是以个体主义为方法论的政治学的危机，政治学必须寻找新出路。出路何在？其实，即使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巴林顿·摩尔为首的几代学人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几乎代表着美国社会科学的最重要成就，看看沃勒斯坦、查尔斯·蒂利、迈克尔·曼等人的名字就知道了。80年代以来，美国政治学研究也开始出现“历史转向”，历史制度主义成为一种主流方法论。事实上，以历史为基础的政治学曾在西方政治学学说史上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从古典时期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到近代的马克思政治学，都是历史主义研究的典范。尤其是国家历史很短的德国人，居然搞出一个“德国历史学派”，从洪堡到韦伯都是其代表人物；后来影响广泛的胡塞尔“现象学”所倡导的“回到事情本身”，就是回到历史之中。只不过，这个西方社会科学中固有的强大的历史传统被更凶猛的“理性人”浪潮淹没了，大有使得政治学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科学走入死胡同之趋势。基于“理性人”假设的量化模型研究在中国政治学中也开始兴起，但中国的“国家性”决定了政治学中的历史路径不但不会被取代，而且必然复兴起来。常识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5000年而未曾中断的文明体，有的文明有古而无今，比如古希腊文明、古埃及文明等，有的国家有今而无古，这样的国家更多。所以，在芬纳著名的《统治史》中，中国是唯一贯穿了古代、近代、现代的国家。而且，中国历史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其政治史和国家史属性，而其他文明体系下的国家历史多为文化史、社会史和宗教史。对于中国历史特性的认识，钱穆先生有过深刻论述，“中国历史自有其与其他国家民族之不同之特殊性，而最显见者却在政治上。亦可说中国民族性擅长政治，故能以政治活动为其胜场。能创建优良的政治制度来完成大一统之局面，且能维持此大一统之局面历数千年之久而不败。直到今天，我们得拥有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举世莫匹，这是中国历史之结晶品，是中国历史之无上成绩。”这种独特性意味着，中国历史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学原理，研究中国历史必然研究政治学说史，何况，中国拥有发达的政治制度史和政治思想史。仅仅如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在研究路径或者方法论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学必然是历史政治学。梁启超（左）、钱穆“历史政治学”概念虽然是新近提出的，但事实性的历史政治学研究在中国有其固有传统，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如前，历史上的经史之学其实就是中国政治学，但是当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引入中国之后，梁启超和钱穆被认为是“历史政治学的双重源头”，诸如梁启超的“国风论”，钱穆的礼治即法治论，都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一种政治学论述。梁启超基于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而第一次提出的“民本主义”概念，就是最典型的历史政治学路径的发现。这些年来，徐勇教授基于血缘关系的“祖赋人权”概念、“家户本位”概念，都是典型的历史政治学研究。我们相信，一旦在学科意义上提出历史政治学，必然会形成强大的学术共同体，因为中国人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历史学家”，历史是政治学者的“初心”。历史政治学的成果值得期待。那么，到底什么是历史政治学呢？首先，和成熟的历史社会学一样，历史政治学也是一套认识论、方法论，即从历史出发去研究问题，或者说把问题置于历史之中，以证明或者证伪既有的理论命题，或者发现新理论。在方法论意义上，借鉴历史制度主义方法论中的一些关键词，诸如路径依赖、时间进程、时间性、关键节点、报酬递增等分析性概念，使得从历史出发的历史政治学研究更加科学化，即更有针对性地回答因果机制，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模糊的因果关系。其次，历史政治学之不同于历史社会学的意义，在于其本体论意义。历史政治学中的“历史”不再简单地是一种观念，即所谓的历史观，还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存在，一种“what is”；历史政治学中的“政治学”，是研究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三位一体的学问。因此，具有实在意义的历史与当下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关系,就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历史政治学。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政治学几乎是为中国政治学量身定做的一种学说，因为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不曾中断性造就了“恒常性”。这种“恒常性”不是没有历史，而是一种历史的延续性，但西方人则习惯以自己之多变而将这种延续性视为停滞。这个认识对于理解中国历史很重要，“没有历史”与“历史的延续性”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这涉及如何认识“历史”这个根本问题。在“没有历史”的观点看来，中国不但是不变的，而且是落后的象征；而从“历史延续性”来看，中国历史一开始就与西方不同，这个不同就是“早熟”或者说早发的现代性，正如福山说秦王朝是最早的现代国家。欧洲的现代性政治何时到来？加州学派的王国斌教授这样描述，在公元1400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洲在政治组织方式上杂乱无章，众多的小型政治单位（包括城邦、主教领地、公国和王国等）并存。而此时的中国却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基本上不存在欧洲式的贵族、宗教机构和政治传统”。换句话说，按照欧洲的标准，中国早已经进入“近代”社会，具有了“现代性”。既然已经具有了现代性特征，中国历史还要往哪里变呢？以西方人提出的现代性标准，比如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创始人兰克所说，到15—16世纪，欧洲开始有了“近代”特征，出现了民族国家、官僚政治、政治事务的世俗化、常备军等，而这些都已存在于先秦政治之中。再次，由于历史政治学具有本体论属性而历史社会学主要是一种历史观，决定了历史社会学的学术意义主要在于研究宏大的制度变迁，诸如我们熟悉的历史社会学作品；而本体论是多层次的，有宏观、中观和微观，因此历史政治学不但用于研究宏大的制度变迁，还可以用来研究中观问题乃至微观问题。中观问题比如中国固有的协商政治传统如何自然地转化为协商民主、自古以来的用人之道与“致治”的关系、管理官员的吏部与组织部人事部的关系，等等；微观问题比如认知心理学上的问题，自古以来的家庭本位、关系主义如何影响当下的政治行为和政治价值。最后，历史政治学的政治功能问题。历史社会学号称不持价值取向，没有为政治论述的合法性功能。但是，历史政治学的本体论存在决定了，历史政治学具有不可回避的政治功能问题，因为现代政治价值、政治制度之历史连续性意义上的存在，就是一种合法性政治论述。政治学说具有政治功能，是天经地义的事，相反，如若失去了政治功能，这样的政治学说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号称行为主义科学的方法论，诸如前述的“理性人”假设以及后来的理性选择主义，都是个体主义方法论，而这个方法论的政治功能就是捍卫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由此推之，捍卫一种政治制度的方法论对于另外一种性质不同的制度而言，就是革命性方法论。这就是政治学理论的本质属性，无需回避，否则就是带上面纱的虚伪理论。历史政治学用来研究什么？有学者指出，对于中国政治学者而言，历史政治学大约有三大研究议程：完整地描述中国国家形态演变的历史、建构关于中国政治的一般理论、研究世界政治史以发展国家类型学和一般政治理论。已经有学者运用历史社会学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形态与历史中国的关系、改革前后中国的政治连续性。其实，历史政治学的本体论属性决定了，历史政治学可以用来研究诸多宏观、中观和微观的议程。这并不意味着历史政治学可以穷尽一切研究议程，任何一个知识门类解释问题的能力都是有限度的，因此历史政治学并不排斥其他方法论。结语作为“以中国为方法”的历史政治学，是几代政治学人在中西文明互鉴中艰难地探索出的一个学科范畴性质的知识门类，不但是一种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还是一门学科，这是因其本体论属性。作为一门知识门类或者学科范畴，其“中国性”属性是显然的，与基于“理性人”假设的“西方性”政治学说形成鲜明对照。只有具有学科范畴的历史政治学的出现，即有主体性方法论自觉和自信，才能在文明互鉴中系统化地建构自主性政治学话语体系，更规范、更深入地回答“中国性”。推而广之，凡是拥有自己历史和文明的国家，都需要回答自己的“国家性”问题。没有这样根本性命题的政治学理论，一个国家就可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需要指出的是，建构自主性、“中国性”的学说，并不意味着拘泥于“特殊性”而排斥所谓的“普遍性”。其实，近代以来，中国难道不是一直在拥抱、接受“现代性”和“普遍性”吗？相反，西方国家又接受了多少非西方文明的“普遍性”呢？应该换个角度看问题，为什么西方国家宣称其文明是普遍的乃至“普世主义”的，而中国人却一直自认是“特殊的”？在比较文明的意义上，没有哪家文明是“普世主义”的，文明只能是多元的。文明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分是假问题，多元文明互鉴是真问题。之所以还存在特殊性与普遍性之争，这是中国一度落后于西方而形成的历史印记，是中国人陷入的一种“问题陷阱”。如果非要说中国的“特殊性”，那就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连续几千年存在的政治共同体，这应该是任何其他文明体渴望而不可得的“特殊性”。（原刊于《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

在建党百年之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以昂扬姿态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如何学习和研究党史呢？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指出，研究党史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情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并要求“应该以中国做中心”。这个讲话事实上概括出学习党史的历史哲学：认识论上的研究方向性的路线政策而不是历史上的细枝末节，方法论上的历史主义，本体论上的以中国为尺度而不是以外来标准衡量党史。何为历史政治学毛泽东的历史哲学为当下倡导的“用学术讲政治”或者政治问题的社会科学化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指南。在社会科学脉络上，我们提出的历史政治学正是体现了“以中国做中心”的“历史主义的方法”，可以很好地用在党史研究和学习上。历史政治学旨在研究重大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历史起源与历史性因果关系，并在研究中提炼分析性概念。在本体论上，历史政治学以历史“存在”或以中国为中心；在认识论上，讲究历史事件或政治问题的条件性或情景性；在方法论上，注重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性或时序性。历史政治学不仅是一种研究路径或研究方法，也是一套世界观性质的历史哲学。历史政治学被认为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极大地提升了政治学研究的本土性和主体性。在西方政治学理论中，流行的是以“理性人假设”为基础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即不问时间性、条件性和主体性地按照理性人假设去解释政治，其极端形式就是“历史终结论”。基于人性假设而推演，全世界都要过一种政治生活、实行美式政治制度。以“理性人假设”的政治学不但不能解释目前世界政治的乱象，甚至是诱发乱象的根源。为此，政治学范式与现实发生了重大脱节，需要新的知识范式。在学术史上，历史政治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历史政治学与党史研究的整全性问题作为政治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历史政治学几乎是为党史学习和党史研究量身定制的一种研究路径，因此一经出现便受到党史研究界的关注和欢迎。这是由历史政治学的功能决定的。历史政治学的第一个功能便是其知识论意义。历史政治学在研究历史事件中发现概念和理论，而且是发现整全性知识。在20世纪后期，国外一些史学研究者逐渐背离了揭示人类历史演进的动力与规律的学术主旨，追求对十分狭小的历史现象的细节作“忠实细微的描述”，垂青于孤僻、艰涩的史料，从而在极度追求“专业化”的过程中导致“史学研究碎片化”。碎片化的历史研究体现为研究者日益关注那些不为人知的、无关历史进程的琐碎事件或边缘人物，也体现为围绕同一个问题的反复考据乃至大量重复性工作，还体现为在史料运用时任意裁剪、断章取义，史料种类单一且缺乏相互的印证。当研究者纷纷放弃宏观比较与长时段视角，放弃与理论对话的机会和探索历史规律的兴趣，从而转向对孤立的历史事件或个体行为的“一时一地”的解释时，历史研究就不可避免的碎片化了。历史研究的碎片化极大影响了中国的史学研究，不少学者开始把历史分割成互不关联的碎片，一味执着于历史的细枝末节，忽视了历史的整体特征乃至时代主题，这种倾向可能造成负面影响。以党史与近代史研究为例，毛泽东曾提出“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的总体要求，但碎片化的历史研究使革命史观（唯物史观）受到一定冲击，现代化叙事与社会文化叙事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革命叙事。村庄习俗、婚嫁丧葬、商业社团、秘密组织等研究确实展现了近代中国丰富的社会生活细节，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忽视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主要矛盾和时代主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发展，正是为了回应这一内忧外患的时代主题。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碎片化的历史研究就必然会消解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合法性基础。为什么说历史政治学有能力解决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呢？这是由历史政治学的本体论属性所决定的。历史政治学有其认识论上的情景论和方法论上的时间性，但历史政治学区别于所有以“历史”为名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本体论层面。“历史”在历史政治学那里不仅仅是观念而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存在，历史政治学正是研究这个“存在”、研究过去与现在的直接关联性并从中提出解释性概念或理论。因为存在本体性，历史政治学不会在各种史观的争论中迷失方向。在中国，历史这个“存在”可以被表述为“中国文明基体”——由中华民族、语言文字、大一统国家观、民本政府观和仁爱社会观所构成的文明基因共同体。承认这个“存在”，是历史政治学的研究前提。以此为起点，要想理解当今世界上唯一历经五千年而不曾中断的文明体，理解历史与现实的关联，理解中共党史作为中国文明基体的一个部分，理解改革开放前后的联系，显然是任何碎片化的历史研究都无法做到的。历史政治学提供的研究路径学习党史的重大政治目的之一是深刻理解现行政治的合理性和为人民所认同的合法性。其实，获得政治合法性即让人民认同和拥护以实现长治久安，是任何时代政治统治的最高诉求，也是古今中外政治学的终极关怀。在前工业文明时期，世界的隔绝状态决定了合法性标准的多样性；伴随着工业化推动的政治思潮的全球传播，合法性标准大有一元化的排他性趋势，以自由主义民主为核心内容的“普世价值”被西方学者诠释成合法性的来源和基础。自由主义民主其实是发端于西方文明的政治表述，因此作为合法性标准的自由主义民主其实是西方文明的一种历史延伸，对西方国家而言具有历史性特征。但是，源自西方文明的历史性标准如果被移植到非西方国家，形式上的政体合法性是否就意味着实质性的治理合法性？比较政治发展研究显然不支持这样的结论。社会条件和政体结构都是约束性制度，但为什么相同的政体结构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呢？政体和社会条件相适应乃至成长于特定的社会条件，政体是有效的；相反，政体与社会条件存在紧张关系乃至冲突性，政体则可能是无效的。显然，具有历时性结构的社会条件是根本性约束制度，而共时性的政体相对于社会条件则具有附属性，二者都对人的价值取向、行为模式产生影响，但社会条件的影响则更为直接且深远，这就是为什么华人在不同的国度中的生活方式都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其实，马克思早就揭示了人的行为的历史条件性，“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社会条件的强大作用需要得到深入的解释。在我们看来，社会条件不仅是一种相对容易理解的结构性约束机制，还是一种时间性演化序列。与此同时，这个时间性不但是过去的，也可能是现时性的乃至未来性的，是一种延续不断的时间进程。唯有如此，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同一种政体形式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因为自发性政体和作为“飞来峰”的政体与时间进程的关系完全不同。也正是在时间进程的意义上，才可以理解，合法性政体必然源自社会条件，或者说作为时间进程一部分的政体才具有合法性。这样，论述合法性政治非历史政治学莫属。历史政治学视野下的合法性政治研究与理性选择主义的“理性人假设”的合法性理论具有根本性差异。在理性人假设中，人的需要都是一样的，因而只要设计一种能满足人的需求的制度，比如选举授权，就是合法性政治。常识是，如果选举授权不能产生对人民负责的责任性政治，甚至还可能导致国家分裂、动荡和无效治理，那这样的程序还是正义的吗？流行的合法性概念已经处于困境之中，就像历史上的合法性概念不断地与时俱进地被改造，流行的合法性概念也需要得到更化。历史政治学提供了一种不可替代的研究路径，以重新认识合法性的来源和知识基础。（杨光斌，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

每逢毕业季，不少毕业生又要急速掉头发了。为什么呢？因为要写毕业论文呀，但是很多毕业生都不会写毕业论文，即使快把自己的头发抓秃了，还是憋不出字来。那么毕业论文如何写？怎么快速写出高水平的论文呢？别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详细看看吧~一、写作技巧1、选择有新意的选题写毕业论文，首要完成的第一步就是选题了。如果你想要让你的论文出彩的话，那么最好选择有新意的选题。有新意的选题，一般拥有这样的特性：观点比较新颖，或者材料比较新颖，亦或者观点、材料之间的联系方式比较新颖。总之，一个字：“新”，就对了。2、花点时间研究优秀的论文不会写毕业论文，那么这个时候要做的就是花点时间研究一些优秀的论文了，看看别人是这么写的，他们的写作方式适不适合用在你自己的论文中。一般优秀的论文可以找高质量的期刊上找。高质量的期刊一般包括《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等等。3、围绕论点展开讨论在写论文的时候，有一点大家要特别注意，那就是写作的时候，要围绕论点展开讨论。脱离论文论点来谈，只能成为空谈。另外，论点和研究主题是不一样的，大家千万别搞混了。4、反复修改论文写好后，大家还要坚持修改，高水平的论文都是修改出来的，没有经过修改的论文是不完美的。可以自己通读几遍再进行修改，也可以让同学、朋友帮你看看，结合他们的意见再进行修改。二、写作常犯的错误我们还要了解一些写作常犯的错误，只有避开这些错误，才能不掉坑。1、引用数据的方法不正确数据的引用一定要正确，错误的引用数据，比如直接引用一大段的数据，很多时候会造成飘红的现象。大家在引用数据的时候，可以适当处理一下，比如说，将这些数据处理成表格。2、直接使用别人的脚注脚注最好不要直接进行引用。因为我们不是原作者，我们无法确定该脚注是否规范、科学、真实。如果你一定要用的话，可以先进行检验，确认无误后再使用。3、论文排版不美观大家觉得论文排版重不重要？其实它还是蛮重要的，它直接影响着导师对我们论文的第一印象。字体混乱、文字和图片错乱无章的排版只会拉低导师对我们论文的印象分，甚至成为一大扣分点。Ok，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三湘都市报·新湖南客户端11月30日讯（记者 黄京 通讯员 张明明 张静璐 刘书含）今天，湖南省政治学会2019年年会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成功召开。本次会议由湖南省政治学会主办，湖南师范大学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与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承办，来自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湖南省委党校、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委讲师团、湘潭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各地州市委党校等多家机构的近百名湖南省政治学届的代表受邀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共分为学会工作会议和学术研讨两个活动单元。学会工作会议单元由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余望成同志主持。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刘起军教授致欢迎辞，他对湖南师范大学今年的发展状况进行了介绍，结合会议主题，同时进一步阐述了十九届四中全会的重大意义，认为这次会议的召开为政治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研究内容，开辟了新的研究视野，号召大家要积极学习和研讨，以充分发挥政治学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湖南省政治学会常务副会长、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副校（院）长张思京教授从思想和理论学习、学会制度建设、学会会议举办情况等八个方面对学会的年度工作情况进行了汇报，并对下一年度学会的工作思路作了相应的规划和展望；湖南省政治学会副会长、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王敏教授对中国政治学年会第十九届代表大会的换届情况以及2019年年会的情况进行了汇报。学术研讨单元由湖南省政治学会副会长、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王敏教授主持。在主题报告环节，湖南省政治学会会长、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徐晨光教授作了“中国之治的密码解读”的主题报告，徐晨光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的国家治理分为了三个阶段，提炼出了三个阶段的特征，并从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三个方面对中国之治的制度保障进行了解读，对中国之治的核心问题进行了阐释，对如何实现党的领导，如何发挥党的核心作用进行了解读，最后对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在主题发言环节，湖南省政治学会副会长、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谭献民教授，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演进角度作了“勇于自我革命提高治理效率”的主题发言，谭献明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个阶段，对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勇于自我革命，实现从严治党、提升治国理政的效率的过程进行了讲解。湖南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科社部副主任王蔚教授以“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之路”为主题进行了发言，王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之路的内涵进行了阐述，并对这个过程中路径选择进行了讲解。湖南省政治学会副会长、湖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刘少华教授作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途径分析”的主题发言。刘少华从加强党的领导、增强制度执行力、推进制度创新，加强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强化制度执行的考核、监督、执行和应用等方面对这一主题进行了阐述。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黄永鹏教授作了“现实主义架构下中国参与国际治理的舆论倡导与外交实践的舆论倡导与外交实践的离合关系处置”的主题发言。湘潭大学博士生导师罗依平教授，作了“协商决策模式构建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的主题发言。在自由发言环节，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李风华教授对国家治理中央地关系、治理中的纵向分权问题阐释了自己的观点，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副所长何绍辉研究员就国家治理体系中基层治理的目标、方式、模式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湖南省政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伍先禄教授对学会管理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汇报。湖南省政治学会常务副会长、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副校（院）长张思京教授对会议的举办情况作总结陈词，充分肯定了会议组织的质量和会议研讨的成果，并对学会的发展做了进一步的展望。

在世界的动荡与变革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彰显出巨大制度优势，但完全实现“中国之治”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制度建设、治理能力提升和打造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实现“中国之治”进程中紧密关联的三个重要命题，也是新时代交给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不仅面向未来五年提出了战略规划，还面向未来十五年提出了远景目标，凸显出“十四五”时期的特殊历史方位和重大变革意义。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包括政治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时代。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正经历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给政治理论创新和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与广阔空间。当前，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政治学高质量发展，正当其时、正当其用。新发展阶段的需求与机遇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几次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纲举目张，政治学研究同样需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换句话讲，即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政治学高质量发展。当前的新发展阶段，究竟对政治学研究提出了怎样的需求？从国际上看，“十四五”时期的五年是中西道路、理论和制度差异愈益显著的时期，需要可持续的政治学研究对人类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的探索做好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制度模式这一条道，各国完全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来。从“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到最佳社会制度的探索，一破一立，在两种道路、两种理论、两种制度交锋的关键时期，如何对我国的政党、政治、经济、社会各项实践做好有力阐释，如何对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思想、中国社会政治制度及实际运行机理做出深刻研究，是政治学的重要任务。从国内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换言解读，不充分依然存在，意味着未来我们要继续发展生产力。不平衡依然存在，则意味着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的问题与人民群众对于社会公平正义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显。为此，如何在尽可能不牺牲效率的前提下保障更大范围内的公平公正，如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治理效能和发展趋向做出学理阐释和评价，也是“十四五”期间政治学需要着力回答的问题。一句话，就是巨大的机遇伴随着显著的政治学研究难题。在世界的动荡与变革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彰显出巨大制度优势，但完全实现“中国之治”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还是要靠制度，靠我们在国家治理上的高超能力，靠高素质干部队伍”。就是说，制度建设、治理能力提升和打造高素质干部队伍是实现“中国之治”进程中紧密关联的三个重要命题，也是新时代交给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这些课题单纯在古希腊和中世纪的著述中找不到答案，在西方近现代文明史发展的故纸堆中也找不到参考。政治学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什么是政治学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就是实现政治学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翻阅历史文献可以发现，1978年胡乔木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联合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预备会上就提出过：“我们所有不同单位的目标是一个，就是繁荣中国的社会科学……”全国社科系统和高校众多政治学人能够不约而同地选择投身于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每个人心里也都是有理想追求和事业担当的，汇聚起来的目标也只有一个，就是繁荣发展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十四五”时期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五年，是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以及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和五中全会精神，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中心”是什么？公报中提到的“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在为如何认识“中心”提供启示。“大局”是什么？公报中提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就是对如何认识“大局”做出的指示。国家在进入新发展阶段后，迎来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紧迫任务，还面临着在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重大历史使命。爬坡向上的难度在增加，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如何在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基础上识别机遇和挑战，是谋划下一阶段发展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也是制定“十四五”规划的逻辑起点。新阶段的政治学就需要紧紧围绕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中心工作和上述重点问题，着力将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制度体系建设落到实处，始终注意围绕如何将制度优势转化成治理效能展开。系统推进政治学“三大体系”建设学科体系建设上，要求革新政治学知识生产过程，实行学科、专业的“关停并转”，系统开展学科评估和专业调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研究室调整、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科教融合，都是这部分内容的相关体现。要着力鼓励和支持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发展，尤其对于政治与技术的联手问题，要根据经济形势和社会发展做出考虑和回应，配置好人财物各类资源和评价方式。学术体系建设上，一方面，要根据中心工作和大局任务，发挥我国政治学的研究优势、人才积累和成果基础；另一方面，要重视和加强跨学科研究，不断探索发现新的“学术增长点”。其中，尤其要注意“三个定位”在实践中可能存在的张力。其实，用智库链建设回应统合“三个定位”，从发现问题、调查、研讨到寻求对策，对于这一智库化的知识生产流程，政治学人都有切身体会。倘若没有很好的理论积累和调研积累，很难产出理想的成果。话语体系建设上，要以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为基础，着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大众化。同时，政治学专业化与通俗化、普及化的双语国际对话要齐头并进，不应闷头做学问，而是需要以多元化的方式，不断增强政治学话语影响力。总之，在“十四五”及未来较长一段时期，亟待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系统推动中国特色政治学高质量发展。（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承新精彩推荐：网格化：社会治理的传承与创新清华简政论彰显贤能制度理念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社科学术圈，ID:shkxquan】经微信公众号授权转载，如需转载与原文作者联系一、知己知彼，有的放矢：学术论文的认知与投稿期刊的目标选择论文的分类包括报刊的理论版与期刊论文，每个学校对报刊理论版的分级是不一样的，有四个是比较重要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和《中国教育报》。注意字数要求一般在成果认定时最低要求2500或3000字。期刊论文通常分为普通期刊、核心期刊、权威期刊与顶级期刊。另一种分类方式：国家期刊与省级期刊。国内目前比较流行的中文社科期刊的三大评价体系：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CSSCI，即南大核心：每隔两年或三年更新一次，最新版本是2019-2020版，共收录568家期刊，其中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的期刊较多。要注意南大核心的正版来源期刊与扩展版来源，如由上海社科联主办的《学术月刊》是南大核心的来源期刊；而与其名称相似的，由湖北社科联主办的《理论月刊》，是南大核心的扩展版。南核的扩展板在评职称或毕业资格审查时是不算在南大核心范围内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即北大核心。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出来的，基本上是每四年更新一次，最新的一个版本是2017年版，这一版的北大核心共收录732家社科期刊和1249家自然社会期刊，一般认为南大核心的级别比北大核心要高，要更难发表一些，但也有例外，有的期刊不是北大核心，但是南大核心，如《西北民族研究》。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即社科院核心。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做出来的，最新版本在2018年11月出版，共收录1291家期刊，对期刊的层级划分包括：顶级期刊、权威期刊、核心期刊和扩展版。有的期刊是北大核心与南大核心的正刊，但是在社科院核心里，只是一个普通期刊，如《思想教育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建议一：以南大核心为主，因为其认可度是最高的，使用范围是最广的。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优质论文也是以南大核心和北大核心为投稿目标指向的。当然，在学术圈里也有一些口碑不错的期刊，但是既不是南核也不是北核，也不是社科院核心，只是一个普刊，如《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但文章质量很高，通常是通过约稿的形式。建议二：对自己研究学科领域的核心期刊要非常熟悉，熟悉到如数家珍的地步。平常没事的时候可以翻出来南大核心和北大核心的目录看一看自己研究领域内的专业核心期刊有哪些，并作为投稿的备选项。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论文创作过程中的煎熬与突围选题方法一：在课堂学习或课堂授课中选：通过课堂上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交流讨论加深对专题的认知，结合学习或思考为论文选题。好处：这样的选题通常是本学科比较重要的、经典的研究议题，并能够更加熟悉的把握这一选题。方法二：在课题完成中去选：通过参与课题，给论文选题。好处：借知名专家之力，挂好课题的课题号（国社科重大、重点或教育部重大等项目）容易发表；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选题一定是有研究价值的；可以积累申报课题道德经验、完成课题的经验，为以后作准备。方法三：在热点时事中选。好处：能够保证这一选题的用刊单位比较多；坏处：容易泛化，不容易出新意；要求我找到独到的切入口，切入口选对了会是一片不错的且容易发表的学术论文。比如今年恰逢建国70周年，期刊社一般会组织一批与建国70周年相关的专题论文。方法四：在实地调研中选，在田野调查中选时也要适应本学科的情况。好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避免纯理论论文的抽象性和纯调研报告论文的缺乏学理性。选取文献时要注意的细节适应性：不同的期刊对文献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研究世界性议题的《世界民族》《世界哲学》《国际政治研究》《环球法律评论》等期刊在选取文献时一定要使用大量的外文文献。权威性：论文写作时一定要选取经典权威的文献。如何查权威文献：把选题放在知网上进行主题检索，在检索结果中呈现出来的下载率和引用率都比较高的论文就是要下载的论文，选出来30-40篇进行阅读，留意他们共同使用的文献，那些通常就是本议题的权威文献，这些下载率与引用率比较高的这些论文也可以作为参考文献。下载率与引用率的数量没有一个固定的数量，比如民族学类的论文下载量在10000以上，引用量在100以上就是要下载阅读的论文。新颖性：经典文献一般年代比较久远，一篇论文要配合使用经典文献与最新研究成果才能让文献看上去更美观、更多元化、更紧跟学术研究动态。选取论文创作当年或前一年级别较高的期刊论文或者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为主。交叉性：目前社科类研究呈现出交叉发展的趋势，高校的学院设置也重视学科之间的交叉发展，所以在研究时要将研究视野打开，不能仅局限于本学科的文献阅读与使用，也要关注该议题的其他学科的文献资料的选取。写作生物钟：利用自己效率最高的时间段去写作，按照自己的作息习惯去写作。模仿与超越：模仿是必要的，模仿学科中与自己文风、写作风格相似的知名专家学者，即大牛，模仿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超越上一个阶段的自己，寻找属于自己的写作方式，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写作风格。及时记录写作灵感：当真正开始论文创作之后，灵感确实是存在的，灵感一般在大脑和身体状态最放松的时候迸发出来，当灵感出现之后，一定要及时记录不期而至的灵感。比如在睡觉时床头放笔和笔记本，在散步时用手机记录突然迸发的灵感，在与人聊天交流的时候突然解开的困惑等等。一气呵成：最忌讳拖沓，半途而废，学术论文的写作是非常严谨的，最好集中一个时间段来集中撰写学术论文，这样创作出来的论文通常也是比较满意的论文。雕琢如何雕琢：论文就像艺术品一样，需要精雕细琢。可以在语句、遣词造句、语法使用、文章结构以及文章格式等方面进行雕琢，包括中英文的使用以及文献的使用上，争取在规范的基础上做的美观，一般初稿完成后要修改5-7遍不等，争取稿子到了编辑手中不用再帮你修改文句、格式等基本问题。雕琢到什么程度：论文写作的目的是为了发表，雕琢到自己都禁不住想多读几遍的程度；在投稿之前，论文一定首先过得去自己这关，然后在投到编辑手中。雕琢中应重点关注哪些：有没有硬伤，如时间、年份有没有写错，人物、事件有没有张冠李戴等；政治正确：公开发表的论文一定要注意政治正确性，不要给自己也不要给编辑和期刊社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三、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论文初稿呈现之后要做些什瞻前顾后，不忘初衷初稿完成后，要再次审查论文提出的问题与结论是否呼应，首尾是否呼应；自己写的这篇论文，是否解决了自己预先要解决的问题。论文写作就像放风筝一样，发散太多就容易偏离主题，在写作时要注意松紧有度，紧扣主题。与人交流，博采众长每个人的知识积累情况和观察问题的视角都是不同的，与他人交流，能够拓展自己观察这个问题的理论视野。多重扫描，锁定目标在投稿时要坚持的原则：要投级别较高的期刊，能投C刊不投核心，能投核心不投普刊；要投自己最有把握中的期刊，论文质量与期刊级别相匹配；不要怕被拒稿，拒稿是正常的。四、发表论文几个讨巧的方法认识学科领域的专家——“借大牛之力，成论文之美”借助大牛的推荐，论文在投递、发表时更容易中。认识学科领域的编辑——“朝中有人好做官”认识途径：开会、导师介绍、朋友介绍；可以直接把论文递到编辑手中，这样就直接过了初筛阶段，进入第二个阶段。打听周围老师、同事、同学有没有为期刊主持专栏——“提前预定，事半功倍”总结：无论是哪一个途径都一定要保证论文的质量；论文的质量尽量略高于其他论文的质量，保证后续编辑能继续乐意用稿。

作者简介：张桂林，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监察研究院院长，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委，中国政法大学前副校长、党委常委。研究领域为西方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国家监察理论。一、中国政治学复建以来的四方面成就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政治学发轫于京师大学堂1904年设置的政法学科——“政治学门”，此后一直随着国家的社会政治变迁而曲折发展。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100多所大学已有40多所设立了政治学系。由于新中国借鉴苏联的学科模式，政治学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被撤销，仅有少量的基础性课程散见于法学等学科中。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要抓紧补课”。随之，中国政治学会复建，专业的教学研究机构涌现，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起步，中断了近30年的中国政治学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推动下迅速前行。其发展成就可以概述为以下四个主要方面：第一，学科知识不断分化融合，学科体系日臻成熟完备。学科是知识的平台，学科体系是关于特定研究对象的知识通过不断的内部分化与外部融合而形成的基本框架。因而，学科体系是学科建设的第一要务，也是衡量学科发展状况的第一指征。40年来，政治学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和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两个权威性文件明确定位的一级学科，一直随着社会发展的需求和社会科学的繁盛而自觉进行学科体系建设。在传统的“政治学原理”“中外政治思想”“中外政治制度”“政治学研究方法论”等基础学科之上，新兴学科大量涌现，知识体系空前丰满。其中包括：以不同政治主体和主题为研究对象的分支学科，如农村政治学、基层政治学、民族政治学、权力政治学、国家监察学、选举政治学等等；借鉴关联学科的研究方法解读政治现象的交叉学科，如政治哲学、政治文化学、政治人类学、政治心理学等等；运用政治学的分析范式研究重大社会现象的新兴甚或冷门学科，如环境政治学、移民政治学、军事政治学、网络政治学、教育政治学等等。随着政治学学科体系的日渐成熟，其学科主要功能——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成绩斐然。迄今，全国近130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30多所高校具有一级学科博士点，80余所高校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完备的“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人才培养体系建成，人才培养模式基本规范，课程体系基本合理。高等院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等系统内设立了大量专门性的教学和科研机构以及跨单位的协同创新组织，政治学专业研究者的队伍规模、学术声誉和社会影响力空前增强，国家的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空前加大。第二，努力服务于治国理政，学科的应用性和科学性日益彰显。政治学自产生伊始，便是经世致用之学。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学一直将服务于治国理政作为本学科的重要使命，自觉回应中国政治发展中迎面而来的重大问题。研究者们先后就国家政权建设、国家职能建构、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干部任期制、“一国两制”、民主和法制关系、德治和法治关系、集权和分权关系、党政关系、政府职能转变、基层民主建设、执政党的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产出了一大批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政治学回应社会需求、服务政治发展的应用性功能进一步彰显，研究者们聚焦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等各个研究领域，主动承接来自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各种重大项目与委托课题，以专著、论文、成果要报、咨询报告等形式为国家的决策立法提供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伴随着学术研究的拓展和应用性研究的加强，政治学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元化和科学化的特色。在学科复建之初常用的逻辑分析、历史分析、制度分析、阶级分析和利益分析等规范性方法的基础上，田野调查、案例分析、数据分析、模型建构等实证研究方法显著增加。及至近10年来，计算社会科学、量化历史方法、大数据分析、实验方法、预测研究等一系列科学研究方法成了推动政治学知识生产的重要手段，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成为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主要指征。学界虽然对过度强调科学方法的重要性有质疑的声音，但是政治学研究因为科学方法的运用而提升了应用性和科学性的水平却是不争的事实。第三，自觉推进本土化建设，创建了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的学科基本话语。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是从大量译介西方政治学的著述而开始的，因此研究者们往往习惯于借鉴西方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范式来关照中国的政治现实。20世纪90年代后，政治学者开始意识到，中国的政治实践和政治发展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是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很难解释和预测的。由此，中国政治学自觉地开始了学科建设“本土化”的努力，相继创建了一系列对中国政治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的本土话语。比如，在“民主话语”的范畴内，提出了“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基本命题，将“党内民主”“协商民主”“基层民主”等囊括于民主研究的视阈下，为中国民主的发展拓宽了理论空间；在“国家话语”的范畴内，提出了“国家能力”理论并据此对强大起来的中国进行评估，再经由与现代治理理论的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崭新话语；在“体制话语”的范畴内，提出了“新权威主义”“压力型体制”等概念以与西方的“后极权主义”“后全能主义”等概念相抗衡；在“政府话语”的范畴内，相继提出“法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政府创新”“大部制改革”等概念，为中国现代政府建设创造了自己的理论。此类政治学本土性话语的不断提出和广泛运用,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话语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四，国际交流不断拓展，学科的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随着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强大，它与国际政治学界的交流也不断拓展，形成了常态化的国际交流机制、多样化的国际交流形式、稳定性的国际交流渠道、标志性的国际交流成果。一方面，中国政治学者通过邀请国外同行前来参会、讲学、访问、合作项目、译介其有影响的著述等“请进来”的方式及时掌握国外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和最新成果；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学通过积极地到国外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发表外文学术文章和出版著作，创办政治学英文期刊等“走出去”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和发展状况。更尤其是，国家层面也设立了很多高层次、高规格的人才培养和学者交流项目。在积极稳定的双向交流中，越来越多的中国政治学者为国际政治学知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政治学的国际对话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学科排名不断攀升。北大、清华和复旦的政治学科进入了QS排名前50位，中国政治学者的国际期刊发文量从1997的13篇增加到2017年的307篇。二、中国政治学继续前行的四个着力点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建构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要求。次年9月，国家“双一流”建设方案正式实施。在新的历史契机下，中国政治学若要行稳致远，实现辉煌前景，必须在4个方面用心发力。第一，在学科发展方向上，强化本土意识，打造中国特色。学科因国家和时代的需要而产生，因回应国家和时代的重大问题而兴盛。当代中国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为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和迫切的要求。中国政治学者的首要任务应是强化本土意识，立足中国实践，尊重中国国情，研究中国问题，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政治发展做出理论贡献，提升政治学理论对政治现实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在此过程中逐步构建起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实现学科更大的发展繁荣。尤要强调的是,政治学在进行本土化建构的同时，应该把握好“本土化和西化”“本土化和国际化”两对重要关系。首先，立足于本土研究的中国政治学应该是一个包容和开放的学科体系。它对于在西方政治文化中孕育成熟的、被实践证明有相对解释力和预测力的政治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应该善于吸纳、借鉴、转换、创新和超越，做到为我所用；其次，在坚持中国问题意识优先的前提下，中国政治学要带着全球视野和国际格局，自觉地与国外政治学同行一起探讨世界性的政治论题，为人类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政治学人的特有智慧；第三，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研究不仅仅是运用本土方法和本土话语来解释本土的政治现象，也不仅仅是以自洽的逻辑来认知本土特定的政治问题，而应该是在研究本土的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的过程中努力揭示其本质特征，凝练其演变规律，使应用研究得出的结论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价值；不仅是具有特殊性的知识，更是具有普遍性的原理。唯其如此，中国政治学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科学而融入国际话语，才能够带着本土特色而走向世界一流。第二，在学科体系建构上，强化基础学科，合理、均衡地建设新兴学科。政治学的学科体系虽然日益丰满和成熟，但仍然存在着不少显而易见的问题。比如，在强调应用研究和量化研究的过程中，以“史”“论”为主的基础学科日益被边缘化和弱化；新兴学科虽然大量涌现，但大部分分支学科之间发展不均衡，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不清晰；各分支学科之间和各层级学科之间缺乏必要的逻辑关联，难以形成学术研究的合力。故而，政治学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自觉遵循严谨、合理、科学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学科体系。首先，高度重视基础学科建设。基础学科决定了政治学的学科边界，突显了政治学科的独特价值，奠定了政治学人的基本功底，为实证研究提供了价值导引，其地位只能强化而不可轻视。各级各类管理部门、学术单位和社会组织，应该给基础学科投入更多的资源，给甘于坐“冷板凳”的基础学科研究者更多的支持，给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更多的展示和奖励。其次，积极拓展交叉学科。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人类的“公共权力活动”是最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牵涉领域最多的问题，因而政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所有学科都有交叉的必要和可能，其交叉学科建设空间最大、动能最足。政治学交叉学科的建设绝不仅仅是某校某人随意性的开了几门交叉性的课程，或者提出了几个貌似交叉性的概念，而是要认真地从学科知识融合的角度，界定研究对象和范围，形成基本概念、范畴、原理和方法，使它们成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学次级知识体系。最后，加强对学科体系内部不同层级、不同系列的分支学科之间排列组合的逻辑性和科学性的论证，减少离散性和随机性，使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不仅是形式上的庞大丰满，更是实质上的合理科学。第三，在学科知识供给上，努力提高创新能力，催生原创性研究成果。如上所述，中国政治学自复建以来，形成了庞大的研究队伍，产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创造了丰富的本土话语。但是相对于快速进入现代化转型的社会发展需求而言，政治学的知识供给仍然显得捉襟见肘，对丰富的政治现象和生动的政治实践均无法提供有力的解释和有效的预判。所以，中国政治学的未来发展要以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创新实践提供更多的知识，奉献更多的原创性成果为圭臬。为此，政治学研究者应该做到：1.深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发现新问题，挖掘新素材，将丰富的感性材料进行逻辑加工和理性提炼，揭示现象的机理，把握事实的本质，凝练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和原理，为具有解释力的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形成奠定基础。2.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并重。一方面，实证研究对于提升政治学的应用性和科学性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它在注重量化和实验的基础上，归纳理论、发现规律、注重专门知识的发现和发明，促进了原创性知识的产生。另一方面，实证研究所需要的学理基础和价值导向则需要由规范研究来提供，否则，单纯追求量化、图表和模型的实证研究就难免失之于肤浅和低效。两种方法并重，才能推进知识的创新。3.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继承性”和“民族性”的原则，挖掘与吸收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我国悠久的历史上虽然没有形成西方那样独立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但是却充满了前人认识政治现象和解决政治问题的特殊智慧。我们应该遵循知识生产的规律，将丰富的历史智慧做现代化的改造和转换，使之成为对于政治现实具有适应性和合理性的创新性话语。4.重视对国家发展当中深层次问题的研究。虽然中国政治学者的中国问题意识越来越强烈，应用性研究的论题越来越拓展，但大部分都是限于政治活动和政治行为层面的对策性研究。对于涉及国家发展、民族命运和人民幸福等深层次的重大问题、价值问题，尚缺乏深度的关切和深刻的思考。政治学应该意识到并着手弥补这一缺憾，研究深层次的问题，得出自己创新性的结论。第四，在学科国际化上，以“世界一流”为终极目标，扩大学科影响，提升学科地位。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不是对立的或割裂的，而是内在一体、同时并行的。在强化本土意识，打造中国特色的同时，中国政治学必须具有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广博视野、具有超越特殊性的普遍性知识贡献，具有国际同行认可的评价标准。否则，其作为学科的独立性、科学性与合理性均会受到质疑，更遑论实现世界一流。立志走向世界一流的中国政治学应该：1.建立更加多样化和稳定化的国际交流机制与路径。让越来越多的政治学本土话语成为国际同行交流的热点和焦点论题，乃至成为话语中心，占有话语优势，充实国际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就当下来说，中国政治学尤要重视在国际性的权威刊物上发表更多的创新性研究成果。2.打造良好的学科生长氛围和学科文化，孕育越来越多有国际影响的学术大师和学科带头人。依据国际经验，凡被大家公认为世界一流的学科，都有被国内外同行公认的学术大师。他们以原创的学科概念、基本理论、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对本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影响。没有这样的学术大师，任何大学的任何学科都很难被视为世界一流。3.重视高水平人才的培养。人才培养是学科的首要功能。它彰显着学科的发展水平，关乎着学科的国际声誉。在国际通行的几大评价体系中，都涵盖了各部相同的人才培养质量要素。所以，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的学科，也很难被同行认为是世界一流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