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党百年之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以昂扬姿态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如何学习和研究党史呢?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指出,研究党史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情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并要求“应该以中国做中心”。这个讲话事实上概括出学习党史的历史哲学:认识论上的研究方向性的路线政策而不是历史上的细枝末节,方法论上的历史主义,本体论上的以中国为尺度而不是以外来标准衡量党史。何为历史政治学毛泽东的历史哲学为当下倡导的“用学术讲政治”或者政治问题的社会科学化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指南。在社会科学脉络上,我们提出的历史政治学正是体现了“以中国做中心”的“历史主义的方法”,可以很好地用在党史研究和学习上。历史政治学旨在研究重大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历史起源与历史性因果关系,并在研究中提炼分析性概念。在本体论上,历史政治学以历史“存在”或以中国为中心;在认识论上,讲究历史事件或政治问题的条件性或情景性;在方法论上,注重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性或时序性。历史政治学不仅是一种研究路径或研究方法,也是一套世界观性质的历史哲学。历史政治学被认为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极大地提升了政治学研究的本土性和主体性。在西方政治学理论中,流行的是以“理性人假设”为基础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即不问时间性、条件性和主体性地按照理性人假设去解释政治,其极端形式就是“历史终结论”。基于人性假设而推演,全世界都要过一种政治生活、实行美式政治制度。以“理性人假设”的政治学不但不能解释目前世界政治的乱象,甚至是诱发乱象的根源。为此,政治学范式与现实发生了重大脱节,需要新的知识范式。在学术史上,历史政治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历史政治学与党史研究的整全性问题作为政治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历史政治学几乎是为党史学习和党史研究量身定制的一种研究路径,因此一经出现便受到党史研究界的关注和欢迎。这是由历史政治学的功能决定的。历史政治学的第一个功能便是其知识论意义。历史政治学在研究历史事件中发现概念和理论,而且是发现整全性知识。在20世纪后期,国外一些史学研究者逐渐背离了揭示人类历史演进的动力与规律的学术主旨,追求对十分狭小的历史现象的细节作“忠实细微的描述”,垂青于孤僻、艰涩的史料,从而在极度追求“专业化”的过程中导致“史学研究碎片化”。碎片化的历史研究体现为研究者日益关注那些不为人知的、无关历史进程的琐碎事件或边缘人物,也体现为围绕同一个问题的反复考据乃至大量重复性工作,还体现为在史料运用时任意裁剪、断章取义,史料种类单一且缺乏相互的印证。当研究者纷纷放弃宏观比较与长时段视角,放弃与理论对话的机会和探索历史规律的兴趣,从而转向对孤立的历史事件或个体行为的“一时一地”的解释时,历史研究就不可避免的碎片化了。历史研究的碎片化极大影响了中国的史学研究,不少学者开始把历史分割成互不关联的碎片,一味执着于历史的细枝末节,忽视了历史的整体特征乃至时代主题,这种倾向可能造成负面影响。以党史与近代史研究为例,毛泽东曾提出“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的总体要求,但碎片化的历史研究使革命史观(唯物史观)受到一定冲击,现代化叙事与社会文化叙事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革命叙事。村庄习俗、婚嫁丧葬、商业社团、秘密组织等研究确实展现了近代中国丰富的社会生活细节,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忽视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主要矛盾和时代主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发展,正是为了回应这一内忧外患的时代主题。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碎片化的历史研究就必然会消解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合法性基础。为什么说历史政治学有能力解决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呢?这是由历史政治学的本体论属性所决定的。历史政治学有其认识论上的情景论和方法论上的时间性,但历史政治学区别于所有以“历史”为名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本体论层面。“历史”在历史政治学那里不仅仅是观念而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存在,历史政治学正是研究这个“存在”、研究过去与现在的直接关联性并从中提出解释性概念或理论。因为存在本体性,历史政治学不会在各种史观的争论中迷失方向。在中国,历史这个“存在”可以被表述为“中国文明基体”——由中华民族、语言文字、大一统国家观、民本政府观和仁爱社会观所构成的文明基因共同体。承认这个“存在”,是历史政治学的研究前提。以此为起点,要想理解当今世界上唯一历经五千年而不曾中断的文明体,理解历史与现实的关联,理解中共党史作为中国文明基体的一个部分,理解改革开放前后的联系,显然是任何碎片化的历史研究都无法做到的。历史政治学提供的研究路径学习党史的重大政治目的之一是深刻理解现行政治的合理性和为人民所认同的合法性。其实,获得政治合法性即让人民认同和拥护以实现长治久安,是任何时代政治统治的最高诉求,也是古今中外政治学的终极关怀。在前工业文明时期,世界的隔绝状态决定了合法性标准的多样性;伴随着工业化推动的政治思潮的全球传播,合法性标准大有一元化的排他性趋势,以自由主义民主为核心内容的“普世价值”被西方学者诠释成合法性的来源和基础。自由主义民主其实是发端于西方文明的政治表述,因此作为合法性标准的自由主义民主其实是西方文明的一种历史延伸,对西方国家而言具有历史性特征。但是,源自西方文明的历史性标准如果被移植到非西方国家,形式上的政体合法性是否就意味着实质性的治理合法性?比较政治发展研究显然不支持这样的结论。社会条件和政体结构都是约束性制度,但为什么相同的政体结构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呢?政体和社会条件相适应乃至成长于特定的社会条件,政体是有效的;相反,政体与社会条件存在紧张关系乃至冲突性,政体则可能是无效的。显然,具有历时性结构的社会条件是根本性约束制度,而共时性的政体相对于社会条件则具有附属性,二者都对人的价值取向、行为模式产生影响,但社会条件的影响则更为直接且深远,这就是为什么华人在不同的国度中的生活方式都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其实,马克思早就揭示了人的行为的历史条件性,“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社会条件的强大作用需要得到深入的解释。在我们看来,社会条件不仅是一种相对容易理解的结构性约束机制,还是一种时间性演化序列。与此同时,这个时间性不但是过去的,也可能是现时性的乃至未来性的,是一种延续不断的时间进程。唯有如此,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同一种政体形式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因为自发性政体和作为“飞来峰”的政体与时间进程的关系完全不同。也正是在时间进程的意义上,才可以理解,合法性政体必然源自社会条件,或者说作为时间进程一部分的政体才具有合法性。这样,论述合法性政治非历史政治学莫属。历史政治学视野下的合法性政治研究与理性选择主义的“理性人假设”的合法性理论具有根本性差异。在理性人假设中,人的需要都是一样的,因而只要设计一种能满足人的需求的制度,比如选举授权,就是合法性政治。常识是,如果选举授权不能产生对人民负责的责任性政治,甚至还可能导致国家分裂、动荡和无效治理,那这样的程序还是正义的吗?流行的合法性概念已经处于困境之中,就像历史上的合法性概念不断地与时俱进地被改造,流行的合法性概念也需要得到更化。历史政治学提供了一种不可替代的研究路径,以重新认识合法性的来源和知识基础。(杨光斌,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
众所周知,随着各大院校的扩招,每年报考人数的增长,让考研成为了越来越热门的话题。今天咱们一起聊一聊考研应该准备哪些资料。一、考试科目专业:030201政治学理论、030203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课初试考试科目: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752政治学原理(一)④813西方政治思想史专业:030202中外政治制度、030206国际政治④828中国近现代史专业:030300社会学③753社会学理论④819社会研究方法专业:035200社会工作(专硕)②201-英语二③331社会工作原理④437社会工作实务专业:120401行政管理③754公共管理学(一)④817政治学基础专业:120404社会保障④818社会保障学二、参考书目关于参考书目重要性小编在这里就不过多的做讲解了,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过为了帮大家节省时间,小编整理了各个专业所指定的参考教材。推荐参考书目:《政治学基础》(2014年5月第三版),王浦劬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政治学原理》(2006年2月第二版),王惠岩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西方政治思想史》,徐大同,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为主)《西方政治思想史》编写组:《西方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政治学基础》,(2014年5月第三版),王浦劬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政治学原理》,(2006年2月第二版),王惠岩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④828中国近现代史(大纲未指定)《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育部编写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修订版)。《社会学概论新修》(2019年5月第五版),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2017年7月第四版),侯钧生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国外社会学理论》(2006年8月第一版),刘少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社会研究方法》(2013年8月第四版),风笑天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会研究方法教程(2016年11月重排版)》袁方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社会工作概论》(2014年10月第三版),王思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社会政策概论》(2014年10月第三版),关信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社会研究方法》(2013年8月第四版),风笑天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公共管理学》(第二版),陈振明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管理学》,徐国华、张德、赵平著,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行政管理学》,郑志龙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政治学基础》(第三版),王浦劬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政治学原理》(中文版),王惠岩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社会保障学》(2005年7月第一版),郑功成主编,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社会保障概论》(20005年5月第一版),郑功成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社会保障概论》(2019年1月第一版),《社会保障概论》编写组,邓大松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现代社会福利思想》(2013年4月第二版),钱宁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三、历年真题我们可以根据历年真题,找到报考学校的命题规律、题型考点、分值分布、难易程度、重点章节、重要知识点等,从而使我们的复习备考更具有针对性和侧重点,提高复习备考效率。郑大考研日日帮为大家准备了以下历年真题:818社会保障学考研真题、754公共管理学(一)考研真题、817政治学基础考研真题、437社会工作实务考研真题、331社会工作原理考研真题、819社会研究方法考研真题、753社会学理论考研真题、752政治学原理(一)考研真题和 828中国近现代史考研真题、813西方政治思想史考研真题。通过真题,可以让我们了解到知识点掌握的情况,哪些知识点是自己的薄弱环节,哪些知识点是易考点,命题人的出题思路等等。有利于让我们针对性的去加强知识点的巩固,弥补自己的不足,从而更好地、系统地、有效地展开复习!通过做真题,可以预测考试范围并锻炼我们的做题节奏,提高我们的应试心态,能够让我们以最好的状态来迎接考试!四、考研笔记由于考研书目比较多,考研笔记也是我们研途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笔记是一个不断补充的过程,它不是一遍就可以完成的。通过不断的整合,可以形成自己的框架和知识系统,也是为最终答题做准备。郑大考研日日帮为大家准备了:《西方政治思想史》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西方政治思想史》本科生课堂笔记完整版、《政治学原理》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政治学基础》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政治学原理》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政治学基础》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外国社会学史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重排本)笔记、社会研究方法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社会学概论新修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社工)社会工作导论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社工)社会政策概论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社工)社会学概论新修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社工)社会工作概论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社工)社会研究方法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行政管理学》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政治学原理》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公共管理学》2022 考研重难点笔记、《管理学》2022 考研重难点笔记、《政治学基础》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行政管理学》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现代社会福利思想》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公共管理学》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社会保障学》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社会保障概论》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管理学》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那么考研笔记在我们考研的路上有什么作用呢?第一:梳理复习思路。第二:,帮助我们把不理解并且需要重点强化的知识点记录下来,从而有利于我们快速掌握重点知识。第三:可以使我们的复习资料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薄。节省我们的复习时间。五、题库和课后习题做题是考研复习的重要过程,只有不断的做题,我们才可以更好的查漏补缺。在做题的过程中,可以让我们开拓思路。只有做的题多了,我们的思路才会逐步开拓,不至于一做题,就感觉到无从下手。做题还可以提高解题速度。简单的说就是熟能生巧。做的题多了,我们的正确率也会跟着提高。做题能够让我们的大脑一直处在在线状态,俗话说三天不练手生,三天不念口生,就是这个道理。做的题多了,有助于我们把握好做题的节奏,不至于在考试的过程中钻牛角尖,因小失大!郑大考研日日帮为大家准备了:徐国华《管理学》考研精编章节题库、陈振明《公共管理学》(第2版)考研精编章节题库、王浦劬《政治学基础》(第4版)考研精编章节题库、徐国华《管理学》考研精编章节题库、陈振明《公共管理学》(第2版)考研精编章节题库、王惠岩《政治学原理》(第2版)考研精编章节题库、风笑天《社会研究方法》(第5版)考研精编章节题库、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5版)考研精编章节题库、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第3版)考研精编章节题库、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第4版)考研精编章节题库、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5版)考研精编章节题库、风笑天《社会研究方法》(第5版)考研精编章节题库、王浦劬《政治学基础》(第4版)考研精编章节题库、王惠岩《政治学原理》(第2版)考研精编章节题库、《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8年版)考研精编章节题库、王浦劬《政治学基础》(第4版)考研精编章节题库、《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本科期末复习和自测题、王惠岩《政治学原理》(第2版)考研精编章节题库、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考研精编章节题库。
7月30日,由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兼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领衔主编的《政治通鉴》新书发布会暨“通鉴视野下的政治科学”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办。《政治通鉴》第一卷正式出版,这是“政治通鉴”研究工程的阶段性成果。未来的多年间,该系列图书将持续出版。北大历史系邓小南教授介绍,《政治通鉴》的系列标志着政治学者集体性的探索,也标志着新型的学术共同体的建构过程。“讲政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色,在传统中国有政治权力、政治活动、政治派系却没有政治学。《政治通鉴》的著书者有资深的教授,也有学界的新锐,主题分类有突出的问题意识和通盘的设计,《政治通鉴》提供的是现代政治学通贯性的知识镜鉴和研究指南,是兼具基础性和前沿性的工具文献。”第一卷的《政治通鉴》也确立了该系列丛书的体例,每一卷本的《政治通鉴》都将包括五个部分的主体内容:古今中外的重要政治学经典;改变政治历史进程的重大政治事件;影响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政治人物;对人类政治生活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理论;人类有史以来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五个部分其实也是“政治通鉴”研究工程的五个子课题,其中“政治经典文献选编与研究”由俞可平负责,“重大政治事件研究”由中国人民大学王续添教授负责,“重要政治人物研究”由中央党校王长江教授负责,“主要政治理论研究”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杨雪冬教授负责,“基本政治制度研究”由北京大学何增科教授负责。《政治通鉴》新书发布会“政治通鉴探究”:关注政治学的基础研究工程俞可平介绍,“政治通鉴研究”课题是一项政治学基础研究工程,主要关注以下几个关键问题:“首先是,世界各国的主要政治经典有哪些;第二,迄今为止,人类创造的基本政治制度有哪些,它们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我们经常听到共和、民主、专制,事实上我们对这些制度的来源和真实意义是不清楚的,我们搞政治学的人也是不清楚的,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通鉴搞清楚;第三,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什么;第四,政治制度与一个国家的政治传统和文化传统究竟有什么关系;第五,人类有哪些重要的政治理想,因为一个民族有理想指引着这个民族的演进,这个理想到底是什么?”以刚出版的第一卷来看,每一个部分主题的选择有一定的随机性,许多问题因为在历史中非常复杂,而编写人又希望尽可能准确地去讨论,因而可能一卷只能讨论十个左右的政治学命题,并有编写者自己的视角和理解。如“民粹主义”词条下,编写者费海汀在“民粹主义概述”中写道:“民粹主义并不是一种社会革命纲领,也不具有明确、清晰、恒定的社会改造计划。它更多是一种对人类社会中特定活动和行为的经验性总结。因此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时间要远早于民粹主义概念或民粹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民粹主义这一词汇在使用上的模糊性与宽泛性。即,民粹主义始终是对历史事实的总结,但对经验事实的总结就不得不面对其外部千差万别的历史语境及其内涵与过程中明显差异的挑战。因此尽管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的民粹主义现象存在不小的区别,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描述的方式展现一个民粹主义现象的大致轮廓。”“政治科学事件研究最管用,最根本的还是历史的方法”政治学研究在当下大体上划分为三大领域,即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政治过程,相比于思想和制度,政治过程的研究在现实当中最难。“有学者认为研究思潮难,但是我觉得没有过程、没有事件更难,尤其是政治事件,它不同于一般的政治过程研究。一般的政治过程研究可能讨论的是政治主体的决策,以及决策的实施等。但是政治事件,尤其是古今中外的重大政治事件,也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是人类政治变迁和政治发展当中关键的节点。在这样一个节点上,思想、制度、人物交汇,在重大的政治事件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思想的激荡,也能够看到制度的更替,还能看到人物的沉浮。”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王续添说。对于怎样研究政治事件,王续添认为今天在选择研究工具、研究方法,有两极化的现象,一方面是学科越分越细,方法从超学科到为学科所有的趋势。另一方面是学科太细,方法也搞得过于学科化,反而不利于学术研究,所以跨学科的研究往往要追求或者说更多地使用更为具有超越学科一般性的研究方法。“所以政治科学事件研究最管用,最根本的还是历史的方法。在实践中我们也不排斥现在学术发展所产生出来的其他的所有的研究工具、研究方法,所以在政治事件研究当中从方法的选择上注重对历史方法的全面、准确地运用,尤其是运用历史思维来思考和理解人类重大的政治事件,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变迁。”王续添说。邓小南提及,书中的选题很多和历史相关,其中有史事的回顾,也有政治学的思考,有一些精细撰写的研究的述评。“近些年经常看到历史政治学这样的提法,把政治学与历史联系在一起,加深了其纵深感和实践导向,同时也是学科交汇的产物,从根本上说,历史学的意义在于反思,不仅追寻历史的经验,也反思历史的教训,思考中离不开社会科学理论的导引。现实中我们发现,很多严重的前车覆辙,可能纠偏于一时,却并未能积淀为全民族的深刻镜鉴,这正是因为缺乏集体性、学理性的深入讨论与严肃反思。”(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马克思主义哲学篇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学者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在整体上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强调树立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历史思维、底线思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谱写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篇章;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极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学者们认为,我们纪念马克思,是为了向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致敬,也是为了宣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信念。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不断发展的理论,在人类思想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让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不断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展现出来。科学总结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学者们认为,改革开放40年的根本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的主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结改革开放必须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角度,始终不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成就,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否则就会背离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40年的根本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有学者指出,改革开放40年中国成功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新路,为世界上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快速发展的全新选择,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极大的鼓舞和希望。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表明,西方的道路不是世界的普遍道路,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学者们认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积累的宝贵经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美国优先”是想建立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新时代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有学者提出,“美国优先”的实质是美国霸权,是美国不愿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其最终目标是要建立由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维护正在式微的美国霸权。但这种单边主义做法,不见得能够实现其“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甚至可能带来相反的结果。有学者认为,美国单方面对中国挑起贸易战的真正原因,首先是利益敲诈;其次是战略遏制;最后是模式打压。有学者认为,美国不仅针对中国,而且四处出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正在分裂,美国内部政治也在面临分裂与极化。有学者认为,进入新时代以后,中美力量对比已发生了完全不同且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新时代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必然充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我们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作者李建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篇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消费降级”说是个伪命题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经济增长已经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杠杆率高速上升的阶段已经过去,提升经济增长质量成为发展的首要目标。随着消费增速放缓,有学者提出了“需求不足”、“消费疲软”的判断,“消费降级”说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议。有学者认为,今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与往年同期相比明显放缓,这是“消费疲软”和“消费降级”的表现。有学者认为“消费降级”说是个伪命题,因为消费本身是刚性增长的,居民收入增长也在保持较快增长,我国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总体来讲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只会加快,不会停下来,这是发展的大势。有学者认为,把个别商品的热销作为判断消费降级或升级的依据,是不科学、不严谨的,消费变化反映的是总体消费水平和发展趋势,不是通过研究个别商品销售状况就能得出结论的。走实体经济振兴之路为民营企业适时纾困制度性改变。如果用短期手段作用于长期性问题,将会无果而终;如果将长期性手段用于周期性问题,周期过后可能出现新的风险。民营企业生存问题已成为当今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有学者认为,民企危机已经到来,民企违约事件频发,主体多为民营上市公司,尤其是依靠股权质押、债券发行、非标滚动融资大幅扩张的企业。有学者认为,宏观监管环境趋严,随着资管新规等一系列政策相继落地,表外融资的通道被大大收紧,而前期盲目扩张、加杠杆的一些企业在这时更容易遭遇流动性危机,风险难免相继暴露。一些学者呼吁政府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解决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释放的流动性并未真正传导到实体经济的矛盾,要求政府打通信用传导机制、解决民企融资难题。有学者提出政府应引导金融部门支持实体经济,为民企纾困。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由于前期金融去杠杆过猛叠加经济下行期金融机构风险偏好下降,我们应该在这场纾困民企运动中保持冷静,既要认识到解决民企融资问题的根本出路还是要靠市场,更要对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困境有一个清晰的判断:究竟是短期问题还是长期问题?这直接决定着政府的救助手段是一种短期应急措施还是长期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更注重生态文明建设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生态环境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会制约经济发展的速度。也有学者认为,从长远来看,生态文明和经济发展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经济发展中不断壮大的产业而言,生态文明建设是主要目标,也是关键出路。有学者认为,要将生态优势和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核心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全面推动绿色发展。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就是遵循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还有学者认为,今后要把发展重点放在生态文明建设上,要以“生态空间”支撑“发展空间”、优化“生活空间”,生态文明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的重要保障。从“去杠杆”到“稳杠杆”政策指向与效果需要关注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杠杆率是结构性问题,高杠杆仍是高风险的最大来源,在中长期仍应保持有序去杠杆的政策定力。有学者认为,在完成一个时期的“去杠杆”任务后,“稳杠杆”实际上是“去杠杆”的拓展和延续,当前稳的是金融杠杆,去的是国企杠杆。居民杠杆要不要去,至今仍有争议。有学者认为,我国监管部门推出了信贷紧缩政策等降杠杆措施,导致了表外利息的急速上升,切断了杠杆率本就不高的民营企业的资金链,打乱了市场正常的去杠杆节奏,引起了信用紧缩的恶性循环。高杠杆国企的资金供给却没有受到明显影响,市场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有学者认为,从宏观上看,去杠杆的主体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从金融市场看,去杠杆压力集中在民营企业和低评级的融资平台。政策指向与政策效果之间存在的偏离值得关注。(作者孙咏梅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教授)政治学篇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协商民主地位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有研究者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逐步形成和完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政治方面的精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特质是人民性。坚持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政治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情怀的执政本色、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旨归,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鲜明的人民性理论品格。有学者在研究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政治发展的内容后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政治发展的内容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根本指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航程的政治航标,是走向政治文明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政治智慧的结晶,其内容丰富、体系完备,具有民族性、人民性、科学性、时代性和实践性的基本特征。有学者指出,协商民主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理性对话、讨论和协商解决政治生活当中存在的问题和分歧,是现代政治的本质特征。探索中国改革开放获得成功原因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模式逐步完善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许多政治学研究者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现代化奇迹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国改革开放获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便是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以治理改革为主体内容的政治改革,这些改革包括党的建设、基层民主、协商民主、政治监督、行政改革、公共政策、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等重要改革。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最为顺利、发展成就最为显著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政治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有学者指出,40年改革开放,中国政治发展的进步主要体现为包括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政策、治理行为创新在内的国家治理变革。中国谋求未来发展还要靠创新,这种创新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多项内容,其最终归宿为制度创新。改革开放40年,中国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有学者指出,一种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已经形成。中国治理模式的特征主要包括以党组织为主导的多元治理结构、增量改革、十分重视协商民主、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深化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惩治和预防腐败能力增强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改善国家治理的一大支柱是反腐败。习近平总书记致力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致力于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提高执政能力的同时,探索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身建设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不断完善提供了一整套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指引。持续的反腐败行动形成强烈的震慑效应,必将大大提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廉洁水平。有研究者以某省为案例,通过数据分析,论证了近五年来反腐败斗争所取得的巨大成效:社会公众的廉洁感知指数评分呈现先降后升趋势,反腐败满意指数和反腐败信心指数评分则持续上升。(作者张宁为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研究员)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惩治和预防腐败的能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2018年3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这种能力必将更为增强。有学者指出,十九大之后,中国逐渐形成了决策、执行和监察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既有科学决策,又有执行层面的制度建设,更有监督制度。伦理学篇把握新时代机遇彰显新伦理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也赋予了中国伦理学新的历史使命。伦理学视阈下的新时代,不只是一个客观实际的描述概念,还蕴含着深刻的伦理价值,体现为强国、利民、自信、担当、共享等。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时代使命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自信、价值主导力和价值影响力。为实现这一使命,伦理学研究者必须积极把握新时代机遇,明确伦理学新问题,迎接伦理学新挑战,构建一种适应社会全面转型发展的伦理大思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道德规范体系,提供中国伦理精神和中国伦理价值,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伦理学。对于具体的路径选择,有学者认为应该采取宏大叙事与专业研究相反相济、指导思想与文化立场互补融通、政治引领与道德共识相辅相成的方式实现意识形态与学科逻辑的辩证统一。有学者则认为要从四个方面着力:在重大问题上敢于发声、善于发声、正确发声;立足当今社会生活实践进行开创性研究;积极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推动话语体系创新发展。挖掘儒家道德文化助力当代社会发展儒家道德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历史实践检验,在解决当代社会伦理问题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有学者指出,儒家道德文化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作为几千年来影响中国人道德生活最有力量的本土理论资源,儒家伦理理应融入当代伦理学研究与应用之中;借鉴儒家的思维方式,为研究和解决当今社会伦理问题提供可能进路。基于此,有学者认为,在“和”的思想下,儒家道德文化强调个人修养,以及个人对共同体的合作与责任意识。“仁”是儒家普遍伦理的出发点,由“仁”延伸出“孝悌”的概念,在社会文化中形成了“亲亲-仁民-爱物”的伦理取向,同时注重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精神环境之间的相互依存,有利于应对现代社会的文化弊端,为人类可持续的文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也有学者认为,应充分挖掘儒家道德文化资源,全面提供公民的道德意识和道德素养。探索农业伦理新问题实现美丽乡村新发展近年来,作为破解“三农”问题的主要维度之一,乡村的治理、建设和发展成为农业伦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力推进,乡村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有学者指出,城乡二元结构及其所局限的农耕文明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主要障碍。建设美丽乡村,亟须拓展新时代的伦理容量,重构农业和乡村、城市耦合共生的伦理基础。有学者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需要理性的治理目标指引,但当前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目标的宰制性地位导致乡村治理目标中经济指标的决定性、经济评价的优先性及人际关系的功利化等问题。在乡村治理目标建构及实践中,应当首先确立以农民为本的发展伦理:农业的“美好生活”,是确定乡村发展目标的价值指引;农业的主体性及其发挥,是实现乡村发展的伦理根基;农民的全面发展,是对乡村发展进行道德评价的根本原则。关于乡村治理的具体途径,有学者认为应借助于乡村文化,充分发挥其道德治理功能,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原则,增强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和满足感,实现美丽乡村新发展。坚守人工智能发展宗旨造福人类全面自由发展 图片:冯晨清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便利,同时也带来一系列伦理问题与社会挑战。有学者认为,这其中既有诸如失业问题、隐私问题、算法偏见、机器权利等 “近忧”,也有人们对具有自我意识的超人工智能的出现可能危害到人类存在的“远虑”。而面对人工智能的近忧远虑,学界普遍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应当以人类价值为基础,以造福人类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维护人类的根本利益,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在具体操作上,有学者指出,必须给人工智能一颗“良芯(良心)”,使人工智能拥有“良芯”,使之成为道德的人工智能或道德的机器,而人工智能研发者和应用者则应具有“良心”,使人工智能的设计合乎道德,避免恶意设计,并确保人工智能的善用,使之造福人类社会。有学者认为还要对人工智能机器带来的伦理挑战和“技术性风险”采取法律规制、技术监管、伦理建模、程序正义等综合策略选择。叩问生命科学技术维护人类根本尊严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但一些技术也引发了诸多伦理问题。其中,尤以基因编辑技术与增强技术聚讼纷纭。对于基因编辑技术,支持者主要认为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有利于探究生命奥秘和促进人类健康,具有科学及道德合理性,应当“全面开放”。而反对者则认为,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突破了不可逾越的伦理“红线”,应当“全面禁止”,理由主要有:改写人类进化方式;存在严重技术风险;违背后代自决权;导致人类社会新的不平等;损害人类的“基因完整性”与“人种完整性”。面对这样的伦理论争,有学者提出“有限开放”的解决路径,即实现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差异性发展,使之“弃恶扬善”,同时,构筑立体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监管体系,以维护人类共同体与人的尊严的价值。而增强技术,按照目的的不同可以分为生理增强、认知增强、道德增强和复合增强。有学者指出,随着这种技术日益深入身体内部,不断地建构和重塑人本身,挑战着传统二元对立的概念,如身体与心灵、自然与人工、生命和非生命。支持者认为增强技术将使人成为强大的超人类;反对者则认为人终将成为弗兰肯斯坦式的怪兽。有学者认为,不论是有关哪种增强的伦理论争,都围绕着人类的自主性与平等性这两项重要的伦理原则而展开。自由或自主性根源于一种不可支配的、不可回溯的基点,若这种基点受到干扰与损害,则人的自主性、自由选择能力也就从根本上受到了限制与制约。(作者龙倩为北京市委党校讲师,郭清香为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教授)党史学篇以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拓宽改革开放史研究视角2018年时值改革开放40周年,党史学界对如何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给予了高度关注,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主要观点有:将改革开放史的研究放在全球史观的视野之下,借鉴全球史研究的理念与方法,扩展改革开放史的研究视阈;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同时也是国民心态发生巨大变化的年代,因此可以将心态史学研究方法引入研究中;建议从哲学、环境史等视角,推进改革开放史学的研究。还有学者认为,中国40年改革开放史可分为三个阶段,或叫三期改革。第一期改革从1978年到1992年;第二期改革从1992年到2012年;2013年以来进入第三期改革。这三个阶段无论在改革的议题、方式还是内外环境,都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有学者从改革开放本身出发,认为“老题”亦可新做,比如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守与践行相结合,改革开放要在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目标的指引下进行;又比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发展着眼,讲明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开放;还比如,在整体研究的基础上注重区域性研究,探析地方如何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如何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还有学者认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需要创设和建构“改革开放学”,指出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对象、内容与其他学术体系有明确的界线。以纪念重要人物诞辰为契机不断深化重要人物思想研究2018年,以纪念党史重要人物的诞辰为契机,学界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给予了广泛的关注。2018年是毛泽东诞辰125周年,也是《论持久战》发表80周年,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当时写《论持久战》主要不是为讨论中国要不要或者该不该打持久战的问题,而是着力说明中国的抗日战争需要历经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阶段并最终取得胜利,来阐明“我们共产党人”的主张,也是为了向党内轻视游击战略思想的同志说明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意义。有学者对周恩来精神进行了研究,认为周恩来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的一面旗帜,主要体现在周恩来是共产党精神的重要培育者、践行者以及体现者。有学者对深入研究和弘扬周恩来精神进行了阐述,认为要深化周恩来生平事迹、历史功绩、思想、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研究、精神风范研究,汲取伟人智慧,树立共产党人学习榜样。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有学者认为,纠正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党内政治路线上的分歧、违反民主集中制的现象、理论薄弱、党内的错误斗争中的态度和方式等是刘少奇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根本原因;还有学者认为刘少奇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因为党内存在党的队伍不纯和宗派主义等问题,是为了解决党员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他者”角度拓宽苏区史研究路径收集民间史料深化苏维埃史研究有学者认为,苏区历史是国共激烈对垒交锋的历史,应该运用整体史的视野来研究苏区史,可以将苏区与国统区进行比较研究,从国民党这一“他者”的角度深化苏区史研究,丰富苏区史研究的史料基础,以突破当前苏区史研究的瓶颈,提出新的学术观点。有学者从挖掘新史料的角度阐述了如何深化研究中华苏维埃史,认为根据目前苏区史研究与史料整理的现状,应该充分利用苏区史本身所具有的“民间”特色,全面收集与整理民间史料,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乡村社会,利用民众的记忆来还原“历史现场”,这是当前深化与创新苏区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有学者认为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央苏区新史料的拓展仍处于薄弱阶段,需要开展实地调查研究,对中央苏区史料进行专题收集与研究,运用大数据平台,创建中央苏区史料数据库等。多渠道收集文献资料多角度研究知青历史有学者认为,科学的知青史研究要基于对历史背景的准确把握,要尊重权威的分析和结论;要正确处理当时的认知与当下认知的关系,避免以研究的名义改写历史;在不断发掘知青史史料的同时要深化理论研究,不能就知青谈知青。有学者指出,知青集体回忆录是研究知青史较为可靠的文献资料,当前最受关注的知青回忆录是石肖岩主编的《北大荒风云录》。当下知青集体写回忆录处于高潮时期,原因是知青们已到退休年龄,有时间和精力,学界也应重视收集整理这些珍贵的知青史料。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有学者指出,深化知青史研究需要跳出知青的范围,不要仅局限于知青,要从多个层面发掘史料。农民作为知青的接纳方在近些年的知青史研究当中被忽略,因此从知青叙事转向农民叙事,在现有的史料当中发掘农民的声音,从农民和农村的视角推进相关研究不失为一个好视角。个案研究反映国共关系演变抗战史研究进一步细化深化有学者以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的演变作为考察对象,对抗战相持阶段的国共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作为抗战时期中共设在国统区的一个公开办事机构,在国共合作中具有统战和交涉的重要作用,其演变过程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国共关系的演变。有学者对全国抗战爆发前上海民间防空建设进行了探究,指出,上海吸取了“一·二八”战事的教训,在南京政府的指导下开展了民间防空建设,并在组织施工、经费筹集、防空宣传、防空计划制定、灯火管制与防毒措施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由于防空业自身的特殊性,目前相关研究比较少,有必要对抗战时期的防空建设进行深入研究。(作者王倩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部硕士研究生;王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部副教授)文化学篇文化旅游融合已成趋势助力文化发展创新升级制改革奠定了现实基础。文旅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发展的方向,推动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合并符合转型升级的需求变化,有助于加快资源合理整合,有效发挥管理职能,减少条块分割带来的种种弊端。学者认为,要充分把握文化旅游和旅游文化的内涵,文化与旅游的融合,不仅要求旅游业能满足吃住行游购娱的功能,而且要发挥文化旅游业在传播国家形象、传承民族文化、承担公共教育和提高公民素质方面的作用。这就需要在协调配置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的基础上加强品牌建设,构建具有中国文化精神的独立IP,创新文化发展方式。有学者认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驱动下,传统乡村是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核心空间,在部分中西部地区,文化旅游业已经成为支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龙头产业或支柱产业,在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方面作用明显。2018年,我国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将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合并,成立新的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这次体制改革的意义,有学者指出,近年来文化与旅游不断融合,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旅游业等各项行业交叉的趋势进一步明显,文化普查、文化保护、文化生产、文化市场、文化消费等领域各类文化主体之间的相互配合协调进一步增强,这为体强化全国文化中心核心功能发挥中华文化核心载体作用近年来,首都文化建设成为关注和研究热点。学者认为,加快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关键是要坚持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强化全国文化中心核心功能,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促进首都文化繁荣发展。新时代为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提供了新的历史起点。有论者指出,北京有责任也有能力建设国家文化中心,使之成为国家文化新形象,发挥中华文化的核心载体作用。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北京需要积极开拓外部文化发展空间,发挥北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引领带动作用。北京的文物、戏曲、电影、电视、艺术品等文化产品或创意衍生品,在推动文化“走出去”过程中应赋予更多的意义,不断加大改革力度,在文化政策、文化平台、发展机制、文化品牌、文化人才等各个领域深化探索,以更实举措提高改革发展成效。文化创意发展进入“E时代”积极适应创新2.0发展趋势有学者指出,文化创意的发展进入到“E时代”,大数据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科技促成了数字文化经济和数字创意经济的勃兴,数字技术支撑的文化产业面临着多屏互动的全媒体运营和全产业链整合的大繁荣,从整体上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共享和融合,呈现出“高端创意、跨界融合、模式创新、场景体验”的新特征。有学者指出,文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适应文化产业结构性改革的需要,是知识社会创新2.0推动下的互联网形态演进的必然产物,预示着文化产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路径。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推动了文化产业提质增效的进程。文化产业提质增效需要构建创新生态系统,它既需要有相对完整的创新生态系统构成要素,又需要构建创新生态系统的循环共生机制。关于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有学者从市场准入的层面强调了市场开放的重要性,认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激发文化产业活力和加快我国文化企业走出去步伐,才能将文化产业打造成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传媒影视乱象制约行业发展规范产业发展秩序势在必行学者指出,视频主播低龄化、影视内容涉黄涉暴涉假、艺人逃税漏税、天价酬薪、伪PPP项目充斥市场等不良现象,影响到文化生产的整体品质,破坏文化行业健康生态。针对这些乱象,有学者指出,应以更高标准来引领文化的发展,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决反对唯票房、唯收视率、唯点击率等不良倾向。这既需要完善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直播平台违法行为标准和违法处罚标准,又要加强影视行业征信体系建设,强化行业协会组织管理能力,健全经纪公司、经纪人管理机制,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教育监督。在治理文化PPP乱象中,需要政府和市场共同培育挖掘社会需求稳定、具有可经营性、能够实现按效付费、公共属性较强的文化项目,规范PPP的投入机制,确保文化项目物有所值和财政可承受性。(作者王林生为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金元浦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法学篇聚焦宪法的修改推进合宪性审查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这是现行宪法历时14年之后的又一次修改,也是现行宪法历史上第五次修改,“宪法修改”成为宪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有学者指出,此次宪法修正案第44条将“法律委员会”改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真正落到了实处。“合宪性审查”当之无愧地成为2018年宪法学研究的重要关切。合宪性审查的概念、功能、主体、筛选程序、启动程序,以及整个制度设计和模式构造,都亟待研究。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互联网产业呼唤法理依据步伐,围绕“网络犯罪”“网络安全”“言论自由”“网络虚拟财产”“个人信息保护”“P2P网络借贷”“网络直播”“版权保护”“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关键词探讨传统法律在网络空间的适应性与不足、互联网产业发展与治理、互联网平台责任、网络时代的政府管理职能等问题,引导网络空间建立规则意识,推动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学者指出,信息革命已经将人类带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与陆、海、空、天同等重要的人类活动新疆域,“这块‘新疆域’不是‘法外之地’,同样要讲法治”。国家需要法学研究提供必要的立法建议和制度设计,以实现对互联网产业的有效监管;互联网产业呼唤法学研究提供适应其发展规律的法理依据和法律规则,以确保产业发展健康合规;社会公众期盼法学研究提供减低信息社会风险的对策建议,以规制信息社会出现的新问题。学者还指出,2018年我国法学研究紧跟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发“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国际法影响深远中美贸易摩擦激活国际法研究热点学者认为,修订的宪法序言中增加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三项与外交政策相关的内容,这为国际法研究注入了新活力。有学者指出,“国际社会”“国际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发展脉络,“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国际法的发展影响深远。此外,国际法问题也是当前研究的一大热点,如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长臂管辖、数字跨境等。“心中有问题,眼中无学科”法学实证研究日益受重视学者认为,信息技术给人类生活、生产和生产力发展带来了重大变革,科技发展与社会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新技术革命的冲击和影响下,我国在金融、科技、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由于既有制度与规则的不足,这些领域的冲突与纠纷也不断出现,这些现实问题涉及的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已经不是仅仅依靠某单一学科就能解决的了。2018年,以问题为导向的法学研究对研究对象从多个维度进行研究,特别是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经济法等领域的学科交叉研究尤为明显,使得法学研究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思维模式等趋向于多学科的交叉、整合与互补。有学者指出,“心中有问题,眼中无学科”成为法学研究新趋势,重视经验的法学实证研究日益受到学者重视。人工智能应用广泛法学研究面向未来学者认为,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无人驾驶、机器人快递、智慧交通等已悄无声息地融入了人类社会,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受到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然而,由此引发的相关社会问题给传统伦理道德及法律制度带来了新的挑战。法学研究的前瞻性决定其不仅要关照当下,更要面向未来,2018年法学研究围绕“人工智能与法律主体”“人工智能与致害责任”“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等问题给予了理论回应。无人驾驶、无人机、人工智能生成品的知识产权,都成为既有科技感又有理论性的法学问题。(作者支振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晶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研究院博士生)新闻传播学篇重视党性论、导向论等重要论述关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新发展学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包括新闻工作定位论、党性论、导向论、使命论、规律论、融合论、创新论、人才论,以及国际传播能力和话语体系建设论、互联网空间治理体系论等众多内容,形成了体系化的理论成果,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新时代的新发展。此外,还有学者对习近平总书记的网络强国战略表述进行了总结,认为习近平总书记以一系列战略性、前瞻性、创造性的观点,深刻阐述了新时代发展利用互联网的目标愿景、核心任务、总体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略谋划的成功探索。超越“科层”和“市场”鉴别“新闻专业主义”有学者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一直以来是一个未经深入挖掘、研究就被随意使用的概念。“新闻专业主义”没有本质,只是一堆碎片,是流动的意识形态景观,以往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讨论甚至包括争论大多只是盲人摸象般地探测到了它的某一侧重点,并且将这一侧重点看成了整体与客观的存在而已。还有学者结合中国语境展开了批判,分析了中国宏观环境与“新闻专业主义”的相异性质,指出现有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并不适用于描述中国语境与新闻实践。中国传播学发展要理论祛魅关注新媒体和新的学术取向有学者认为,中国传播学在学科化进程中尽管在学术队伍、学术成果与学术理念上有相当大的巨变,但当前传播研究中依然存在功利主义倾向过强与学科意识形态保守乃至自我封闭的病疾。中国传播学发展要走出循环,走向进化,就必须关注当下新媒体传播涌现出的许多新问题。学者认为,当前传播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就是理论祛魅,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角理解传播学理论诞生的社会经验与知识脉络,辨析那些产生于西方社会和文化中的理论、思想能否帮助我们理解、解释和预测非西方社会。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传播学的发展经历了“引进”“采纳”“对话”和“重构”四个关键阶段,中国传播学并非学术殖民化的结果,而是和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并行不悖,未来传播学领域的媒介学、公共性、城市和乡村传播研究等新的学术取向值得关注。如果要超越西方传播学的逻辑框架,我们须更多地关注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上的交流实践以及在交流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观念和心态结构这类中心问题。传统媒体采取供给侧改革谋划转型智能化技术促使传媒内容全面升级当下中国互联网开始快速进入智能驱动新时代,一个全新的媒体智能化的“智媒”时代已经来临。有学者认为,智能驱动下的互联网媒体已经成为主导并且开始布局国际市场,深陷困境的传统媒体采取供给侧改革等措施降低成本、积极谋划转型。有学者认为,智能化技术正在进入传媒内容行业,并促使内容生产、分发、消费等全面升级,其主要表现为:以智能化驱动的内容生产2.0,以算法为核心的内容分发2.0,个性化与社交化交织、消费与生产一体的内容消费2.0。智能时代生产、分发与消费三者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它们将相互渗透、相互驱动。而集成了内容生产、分发与消费的平台,也在逐步构建全新的内容生态。这些共同推动了一场新内容革命。而这样一场革命最核心的驱动力量是智能技术。(作者黄春平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来源:北京日报流程编辑:王宏伟
高考高考已经结束了,可是我现在连个报考目标都没有,都不知道自己想报考什么大学,报考什么专业,这可怎么办?”“志愿填报选择什么专业好呢?选择哪所大学合适呢?”如何填报意向大学和专业?对于填报志愿的高考考生而言,专业和学校哪个重要呢?如何进行选择呢?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利用二八原理,百分之八十的人对于专业的选择更重要。随着大学毕业季的到来,一大批应届毕业生涌入社会,面临求职,也有越来越多的应届生在求职过程中,选择“放弃自己的专业”。高考为何会出现这种辛辛苦苦学习四年,到找工作的时候反而要放弃自己所学的专业呢?2018届大学毕业生选择与专业无关工作的主要原因是“专业工作不符合自己的职业期待”(本科:38%,高职高专:32%),其次是“迫于现实先就业再择业”(本科:21%,高职高专:26%)。出现近四成毕业生工作与专业不对口的现象。这个现象也和高考一开始报考志愿有很大的关系,没有将就业市场和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很好的结合和充分的考虑。那我们如何能同时融合就业市场行业预期和兴趣爱好来更好的去选择所报学校和专业呢??像我们那会,因为对信息不重视,不懂的利用,很大一部分考生会出现随便报个学校和专业或者费心报的学校和专业不符合预期,导致毕业的时候,会有一大部分放弃自己的本专业去就业,而白白浪费自己大学四年的时间。怎样玩转信息研究方法指南那该如何利用好现有信息、玩转信息呢?我将通过一本新出版的《怎样玩转信息研究方法指南》来教你玩转信息,报好志愿,不留遗憾。这是一本芝加哥大学权威出版,风靡全美的信息科普宝典,美国大学推荐必读书籍,几乎涵盖了大学生该如何找信息的建议,也是高考生进入大学必备书籍。信息是重要的资源,拥有优质的信息就如同赢在了起跑线上,有益于学习、工作和成长思考。《怎样玩转信息:研究方法指南》是一本即学即用的漫画类实用手册,让我们学会熟练掌握搜索信息的思维和技能,批判性辨别信息质量及来源,尊重和保护信息版权,合理使用并创造信息。太平洋路德大学教导馆员莉兹西特龙说的:“这本书也许不能拯救世界,但肯定可以拯救第一次面对论文写作、遭受打击的大学生的心灵。”找信息我觉得这本书不仅能拯救要写论文的大学生,还能拯救高考生不知道如何使用信息填报志愿的问题,花2小时阅读一本幽默有趣的漫画,轻松掌握信息处理、使用和创造能力,填报志愿,不给人生留遗憾。如何收集和使用信息来帮助我们更好的选择学校和专业呢?要知道,我们使用的每一条信息会极大影响我们的选择,特别是对于学校和专业的选择,而选择大于努力,不同的选择,你的明天就完全不一样。套路一、先通过相关专业网站来查找信息确定就业市场热门职业、冷门职业等。职业排行榜来看一下十大收入最高行业排名,供你选择专业做参考。1、互联网电脑行业方面的专业2、金融专业3、保险专业4、房地产专业5、工程施工专业6、交通运输专业7、医疗专业8、专业服务指的是一些专业对口专业比如:会计、老师等专业性比较强的专业。9、通信专业10、电子/半导体专业电子/半导体在十大收入最高行业排名中对学历的要求一般都是比价高的,所以在目前所能从事电子/半导体行业的人并不是很多,但只要是进入了相关行业,其收入都是相当好的。套路二、再通过相关专业网站来查找高校和专业排名等大学排名还有没有对于高校分开的排名查询网站呢?其实只要你利用好查找信息工具,还有有很多信息可以帮到你节约你不少时间的。比如软科利用其评价系统对大学进行综合排名,更能反映一个大学的发展状况。软科评价系统在2019中国最好大学排名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继续保持领先优势,华中科技大学比去年上升1名,与南京大学并列第七。地方高校中表现最好的三所大学分别是苏州大学(29名)、南方科技大学(35名)和上海大学(41名)。最好大学排名和最好医科大学排名软科中国最好学科排名:哲学:哲学,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法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教育学、心理学、体育学,文学: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历史学:考古学、中国历史、世界史,理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大气科学、海洋科学、地球物理学、地质学、生物学、生态学、统计学。工学:力学、机械工程、光学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冶金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电气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建筑学、土木工程、水利工程、测绘科学与技术、化学工程与技术、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矿业工程、石油与天然气工程、纺织科学与工程、轻工技术与工程、交通运输工程、船舶与航海工程、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核科学与技术、农业工程、林业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城乡规划学、软件工程、安全科学与工程、网络空间安全。最好学科排名和两岸四地大学排名农学:作物学、园艺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植物保护、畜牧学、兽医学、林学、水产、草学,医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中医学、中西医结合、药学、中药学、特种医学、护理学,管理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农林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艺术学: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套路三、最后结合自己的考分和兴趣爱好来填报志愿1、结合自己的考分填报志愿的大体原则:高考高分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更多可以报考一本以上重点院校,对于学校和专业的选择兼顾就行。高考普通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更多报考二本以上院校,这时候选择有名的学校要大于选择专业的重要性。高考低分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往往能报考院校为三本或大专院校居多,这个时候为了将来的就业更主要选择以专业为重。高考填报志愿按照以上原则,通过本网站可以筛选你要选择的就读地点、就读院校、就读专业。根据二八原理,百分之二十的尖子生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是不存在发愁的,因为他们目标明确也就是报考的那一两所学校,而百分之八十的考生需要在报考志愿的时候慎重考虑,因为报考不合适是会影响一辈子的。2、高考报考志愿更应该和自己的兴趣结合起来。霍兰德职业测试表搜索霍兰德职业测试表,可以很好的测试你的兴趣适合哪些职业,以便更好的选择报考的专业。我的测试结果如下,你的测试结果呢?欢迎发出自己的测试结果,让大家给你提供报考的意见和建议!第一部分:职业人格的类型你的职业人格类型为:传统型【共同特点】尊重权威和规章制度,喜欢按计划办事,细心、有条理,习惯接受他人的指挥和领导,自己不谋求领导职务。喜欢关注实际和细节情况,通常较为谨慎和保守,缺乏创造性,不喜欢冒险和竞争,富有自我牺牲精神。【性格特点】有责任心、依赖性强、高效率、稳重踏实、细致、有耐心。【职业建议】喜欢要求注意细节、精确度、有系统有条理,具有记录、归档、据特定要求或程序组织数据和文字信息的职业,并具备相应能力。如:秘书、办公室人员、记事员、会计、行政助理、图书馆管理员、出纳员、打字员、投资分析员。注:常规型的人做事有耐心、细致,如果人的常规兴趣弱。希望通过以上的三种套路方法让你快速而准确的填报你的高考志愿,助你美梦成真,实现自己的大学梦。
课题研究始于申报,申报成功主要取决于认识因素和技术因素。认识因素是申报人的主观思想因素。态度决定一切,没有良好的心态,思想认识问题不解决,就难有课题申报的动力,即便勉强申报也很难成功;技术因素是申报人在课题论证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客观规律和技术要领,其涉及选题、论证、正确处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及课题组的组成等多方面。在解决认识问题的基础上,妥善解决技术问题是课题申报成功的关键。01走出认识上的误区(一) 只要发表学术论文,做不做课题无关紧要——要摆正撰写论文与做课题研究的辩证关系教学和科研好比高校教师的“两条腿”,缺一不可,绝大部分教师都明白这个道理。但谈到教师开展科学研究的具体形式时,未必每个教师都十分清楚。有些教师就将搞科研与发表学术论文简单地等同起来,认为只要每年都能发表学术论文就算有了科研成果,做不做课题则无关紧要。其实,这种心态是低水平成人教育及职业教育在科研工作中留下的后遗症,要走出误区,当务之急是要摆正撰写学术论文与做课题研究的辩证关系。首先,只撰写并发表学术论文而不做课题研究对于教师而言没有前途。撰写学术论文固然重要,因为这是对教师科研能力的基本要求,也是做课题研究的前提条件,长期坚持撰写学术论文能够为课题研究积累前期成果。但是在信息化时代,只满足于单打独斗撰写论文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时代要求高校教师要有团队精神,要在科研协作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更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才能更好地为教学和实践服务。而课题研究则为教师提供了进行科研协作的最好平台,对于提升教师的科研能力是不可或缺的。反映在近年来教师职称评定工作中,教师的课题成果越来越受到重视。其中,评定副高职称,除了要求有公开发表的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外,还要求有参与省部级课题研究并结项的学术经历;正高职称的评定则要有主持省部级课题研究并结项的学术经历,这是职称评定获准通过的必备条件。其次,课题研究成果与单一学术论文的份量不可同日而语。课题研究是有目的、有组织、按计划、分步骤进行的,课题研究成果的形式多样,可以是专著、译著、论文集、研究报告,也可以是工具书、软件等,还可以是上述形式的结合,这些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对于学科基础理论的完善与发展,对于运用基础理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对于政府决策的制定与实施均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相比而言,学术论文成果只是个人智慧的结晶,其撰写缺乏组织性,且形式单一,其作用难以与课题成果相提并论。反映在科研成果的评比中,省部级以上课题成果的积分通常要远远高于单篇学术论文的积分,其原因显而易见。第三,做好课题研究,能够帮助教师写出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许多教师常常抱怨在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难,其原因在于核心期刊上登载的大多是省部级以上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往往是经过反复论证、潜心研究得出的具有创新性的、甚至是某一研究领域的前沿学术成果。所以,做课题研究不仅能提升教师的学术水平,也能帮助教师将其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形成的高质量的阶段性成果发表在核心期刊上,可谓一举两得。(二)不评职称,做不做课题无关紧要——要正确认识职称评定及课题研究在学校发展中的作用有人认为,搞课题研究就是为了评定职称,既然不评职称,做不做课题无关紧要。这就进入到另一个认识误区,教师也因此失去了开展课题研究的动力。教师的课题研究绝非是个人问题,这也不仅仅与个人职称评定有关,是每个教师在实现科技强警和学校跨越式发展进程中必须面对而永远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教师课题研究水平的提高能够提升学校的整体科研水准和软实力。所以,教师应当将个人的课题研究与学校的跨越式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为课题研究工作注入强大的动力。(三)课题研究实在太困难——下决心克服课题申报中的畏难情绪许多教师反映,与单纯撰写学术论文相比,课题研究实在太难。首先是申报难,多次申报无结果后干脆就不再申报。其次是做课题难,申报的课题获准立项后困难就随之而来。开题前的准备、基层调研、收集资料、聘请专家等等较为繁琐的事情需要一项项解决,加之课题研究经费不足,研究起来确实困难。研究结果出来后又担心过不了鉴定关,结项的难题又接踵而来,为了结项,只能反复推敲,一遍遍修改。所以,课题研究就好似由困难累积而成的小山包,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所以,许多教师面对课题研究望而却步。课题研究之所以难,主要是课题的创造性的劳动,课题成果是创新性的成果,创新是课题研究不变的灵魂,也是课题研究的价值源泉。正因如此,课题研究没有固定的模式,也没有现成的结论,一切都需要靠课题组成员通过艰辛的努力去探索、发现、收集、提炼,并使之得到进一步升华,才能形成真知灼见。所以,课题研究的创新性属性决定了从课题申报开始,就必须与重重困难打交道。当然,课题研究中的困难是暂时的,只要克服了畏难情绪,确定好研究目标和方向,大胆申报,迎难而上,知难而进,潜心研究,永不言败,并在研究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和知识素养, 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久而久之,就会尝到课题研究的甜头,进而取得累累硕果。(四)工作太忙抽不出时间——要正确处理日常工作与科学研究的关系“工作忙、任务重,抽不出时间搞课题”,这似乎已经成为一些大忙人不屑做课题研究的“正当”理由,但仔细一想,这个理由并不正当。首先,工作忙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工作再忙,也不能忽视课题研究工作,否则,教师就成了教书的工具。所谓“忙”,有的忙教学,有的忙管理,但对于一名教师来讲,无论是只忙于教学,还是只忙于管理,都 是不称职的表现。因为,教师需要“两条腿”走路,不搞课题研究,没有像样的科研成果,教学就不会有新的乐趣。“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带来乐趣,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的义务,那你就应当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 所以,课题研究是教师在教学中产生乐趣的最佳途径。其次,工作再忙,也要抽出时间做课题研究。因为,教学和管理水平的提高需要课题研究做支撑。那种为教学而教学,为管理而管理的作法只能是低水平的重复,教学和管理水平提不上去。所以,在繁忙的教学和管理工作之余,抽出一定时间开展课题研究意义重大。第三,工作再忙,也能够抽出时间做课题研究。其实,整天以忙为借口不做课题研究的人并不是最忙的人,在其周围有一批忙得不可开交的人,他们既忙于教学,也忙于管理,还一直坚持挤时间开展课题研究,而且在此领域已取得丰硕成果,他们是最可亲可敬的人。那么,是什么让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有如此大的决心执着地做课题研究呢?是事业心和责任感,是忘我的奉献精神,如果没有这种宝贵的精神,时间再充裕也不会产生做课题的冲动。这给了我们深刻的启迪——课题研究的时间是挤出来的,只要有了忘我的奉献精神,只要能够正确处理日常工作与科学研究的关系,就能够挤出时间开展课题研究工作。(五)没有关系申报了也没用——要正确认识关系学在课题申报中的作用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课题申报能否成功,主要是潜规则在起作用。因为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庸俗关系学在各个领域都有一定的市场,课题申报也是如此。为此,我们应当有理性的认识。首先,在课题申报中托熟人、找关系是学术不端行为的一种表现。如果只能靠关系赢得课题立项,就难以出现创新性的研究成果,课题研究的价值就会荡然无存。所以,不应当提倡为了课题立项绞尽脑汁找关系。 其次,在课题管理机制不健全的领域,尽管关系学仍在起作用,但并不是有了关系就一定能够申报成功。因为,课题申报能否获准立项,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如果选题不够新颖,没有研究价值,论证不够严谨,没有前期成果做铺垫,再有关系也难以立项。最后,随着各级各类课题申报管理体制和机制的日益完善,关系学的作用终究会从课题研究领域淡出,没有关系,课题申报也能够获准立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普通教师或研究人员在省部级以上课题申报中获准立项的事实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所以, 不断提升自己的科研实力,树立良好的科研信誉,努力把握课题申报中的一般规律和技术要领,才是打开课题申报成功的钥匙。(六)有课题就有钱花——要端正课题研究的目的为保障课题研究的顺利进行,绝大部分科研基金项目都有数额不等的经费资助。就社科基金项目而言,资助经费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甚至几十万元不等。面对数额有限的资助经费,有责任感的课题研究者会将其用在课题研究中。但也有一些人未能真正领会课题资助经费的作用,结果花了国家的钱,却不能给国家交出像样的科研成果,不仅丧失了科研信誉,最终还要将花掉的钱如数退回。所以,端正课题研究的目的,是每一位课题申报者必须要解决的认识问题。(七)课题论证篇幅过长,认为写少了说明不了问题——要设身处地地为评审专家考虑在以往的课题申报中, 申报人在课题设计论证时最容易犯的错误是课题设计论证的篇幅过长。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技术问题,实乃是一个认识问题。因为,没有经验的申报者往往认为课题的设计论证很重要,写少了说明不了问题。殊不知专家要的是精, 而不在多,写得太多会让专家在繁忙中失去耐心,效果往往适得其反。所以,一定要严格控制课题设计论证的篇幅。不同科研项目对课题设计论证篇幅长短的要求各有不同。如,自治区社科基金项目要求课题设计论证限制在3000字以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及国家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的设计论证均限制在4000字以内(最新要求是7000字);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的设计论证虽未有明确的字数要求,但规定不超过6页纸;有些项目虽然对设计论证的篇幅未作限制,但也不是多多益善。归纳起来,课题设计论证的篇幅(通常包括前期成果及主要参考资料,但教育部人文和社会科学项目除外)最好应当控制在三四千字以内。能将三四千字的文章写成精品,就能吸引评审专家的注意力,课题申报就算成功了一半。02遵循课题申报规律,掌握设计论证的技术要领(一)选好题目是课题申报成功的前提条件题目是文眼,是文章内容的浓缩。好的选题,最能反映申报人的水准,也最能抓住专家的眼球,选题不好初选就难以过关。所以,选好题是申报成功的前提条件。1.正确处理选题和课题《指南》的关系选题要紧扣课题《指南》,与《指南》及项目申报的指导思想无关的题目不要选。尽量紧扣《指南》,并不等于只能采用《指南》上的题目(指南不允许修改的除外,如国家课题中的应用经济类)。通常讲,课题 《指南》上的题目只是给出了课题研究的大致范围和方向,具体题目还需要申请人自行设计,原封不动采用《指南》上的题目,不仅缺乏特色,而且竞争会很激烈,申报成功的概率不大。申报人通常要在认真研究课题《指南》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研究视角,按照紧扣《指南》的原则拟定具体的题目,从而将大众化的课题指南条目变成有创意的、栩栩如生的特色选题,以此来吸引评审专家的注意力。如,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指南》法学类第28个条目“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律问题研究”,可改为“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律问题研究——以新疆为例”或者“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关系法律问题研究——以新疆为例”。又如,法学类第47个条目“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研究”,可以改为“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在新疆的危害及治理机制研究”。这样一改既遵循了紧扣《指南》的原则,也使选题有了特色。2.选题要有新意有价值(1)选题必须有新意。有新意,即有创新,即在理论上有新突破,在学科建设上有新建树,在应用对策上有新思路。换言之,即所选题目是别人没有提出过的,或者是在别人研究基础上提出的新观点,解决了别人没有解决的新问题。为了保证选题有新意,必须认真查阅以往课题立项的信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重复申报。选题有了新意,就能吸引评审专家,进而引起专家的共鸣。譬如,近年来,反恐怖立法研究成了热门话题,但人们关注的大多是国家立法问题, 对反恐怖地方立法的研究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李娟教授则独辟蹊径以“新疆反分裂、反恐怖地方立法研究” 申报2007年自治区课题,结果一举中的。又如,2009年自治区社科基金项目《指南》政治学、法学类中第6个条目是“建立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研究”,张昆副教授申报时从自己的研究视角出发,以“反恐背景下的治安防范体系研究”进行申报,结果也获准立项。(2)选题要有价值。只有新意,甚至标新立异,而没有研究的价值,也不是好的选题。如,防范恐怖活动需要地方立法,但惩治恐怖活动只能靠国家立法,我们可以就惩治恐怖活动提出修改或完善国家立法的建议,但如果以“惩治恐怖活动地方立法研究”作为题目申报课题,就会失去研究价值。一般来讲,课题《指南》上给定条目的研究价值毋庸置疑,但在自选题目时,申报人必须认真思量选题的研究价值。3.选题要有竞争力选题立意新颖,有研究价值,当然会提高选题的竞争力,除此之外,选题的竞争力还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1)有前期成果。即要尽可能地在自己及课题组成员前期成果多的领域选题。因为,前期研究成果是课题研究的基础条件,没有前期研究成果,评审专家势必会质疑申报人的研究能力,立项的可能性不大。但建议还要申报。因为研究方向确定后,可以继续研究并不断发表研究成果,为来年再申报奠定基础,申报成功的概率就会大大提高。而且,即便来年也未申报成功,当研究基本完成时,还可以申报后期资助项目。所以,前期成果越多,申报成功的概率就越大。但是,也不能因为没有前期成果就不敢申报,否则,你的选题就永远没有竞争力。(2)研究条件好。研究条件包括单位条件、工作性质和调研条件等。如,新疆公安院校的教师申报反恐类课题、禁毒(与金新月有关)类课题就比他人申报此类课题的竞争力大。原因是特殊的地理位置、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们比别人更需要这方面的研究,我们比别人更容易接触到公安实战,更容易掌握相关信息资源。所以,当选题与申报人所在单位、工作性质及其所处的地域环境有密切关系时,就会提高其竞争力。(3)选题大小要适中。一般来讲,涉及全国性的大课题,如,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指南》法律类条目中的第17个条目“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研究”。这样的选题涵盖面太广,地域性特征不明显,论证的难度很大,无法与他人相竞争。那么,是不是选题越小越好呢?也不是,因为选题小虽然容易体现地域性特征,但往往研究的价值不够。如“布伦托海生态保护研究”,这个题目可以用来报自治区专项课题,但其在全国的研究价值还不够,所以在报国家课题时不能选。能选择的是那些既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又具有全国性研究价值的课题,如可以将上述第17个条目改为“对口援疆建设中宏观调控法律制度研究”。又如,将《指南》社会学类的第47个条目“民族地区农(牧)村少数民族人口就业和外出务工情况调查 研究”,改为“新疆农村少数民族人口就业和外出务工情况调查研究”。这样,就把地域性特征与普遍性研究价值有机地结合起来,起到了以点带面的作用,从而能有效提高选题的竞争力。4.选题语言要精炼、准确选题是课题内容的高度浓缩,因而,选题用语必须精炼,同时又能准确反映研究的内容。为此,课题的题目最多不超过40个汉字,最好在20个汉字以内命题。不能过多修饰,更不能有语病。(二)严谨科学的设计论证是申报成功的关键选好题只是向着申报成功迈出了第一步。要想申报成功还必须在课题论证上下一番苦功夫,所以,严谨科学的论证是申报成功的关键。以国家社科类课题为例,课题论证共分三个部分。1.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及研究意义(1)国内外研究现状。目的是考察申报人是否了解相关领域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即要说明在相关领域别人研究的情况、主要观点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从而为自己的研究内容埋下伏笔。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量查阅文献资料,开拓自己的研究视野,多方面掌握与所选科目相关的研究信息。同时,注意以下几点:1)切忌只叙述他人的观点,而不做必要的评价;2)切忌只罗列客观现象,而对研究现状避而不谈;3)切忌谈论别人的研究过程,谈问题从何而来,由何而去,就是不谈自己的主要观点;4)切忌废话连篇。如大量引用他人的观点、会议文件等,而不做必要的概括,也未能找到自己研究的切入点;5)切忌夜郎自大,说别人的研究刚起步、太肤浅,而自己的观点却是填补了空白,国内一流,世界领先等;更不能妄自菲薄,把别人的研究成果吹得太好,未给自己的研究留下余地;6)切忌篇幅太长,尽可能控制在千字以内。(2)选题意义,即研究的价值。通过对研究现状的评述,选题的意义已经突显出来了,没有必要再详细论述。所以,选题意义要简明扼要,切忌过度展开。2.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研究方法、重点难点、基本观点和创新之处这部分内容相当于楼房的框架结构,是课题论证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必须精雕细刻。(1)主要内容、基本思路。1)框架结构要完整。基础理论类课题,其框架结构会因理论体系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而无常规模式可循。应用对策类课题,可以参考先提出问题,后分析问题,再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来设计课题内容。对于重大应用对策类课题,可以在此基础上增加理论工具和比较研究,这样课题内容就比较完整了。2)内容不能太简单,当然也不能过于复杂。3)要与预期成果相呼应。课题的预期成果是研究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预期成果一定要在内容中体现出来。(2)重点、难点要突出。课题设计论证的重点、难点把握的是否准确,最能反映申报人的研究能力,所以,论证时重点、难点一定要突出,必要时可以加重显示。但要简明扼要,最好能够让评审专家 一目了然。(3)基本观点要明确。这也是专家最关注的内容,所以必须单独写,不能以主要内容代替基本观点。因为,内容反映的是框架结构,设计论证时不可能写得很详细。因此,可以将前期研究中已经形成的新思想、好对策以及带有探索性的观点经过认真总结后表述出来。当然,观点不在多而在新。(4)创新之处。创新是课题研究的灵魂,没有创新就没有研究的价值,难以获准立项。所以创新之处必须突显出来。1)可以是原始创新,也可以是集成创新,还可以是继承创新,甚至可以是方法上的创新,还可以是前两者或前三者的结合。2)创新点不能多,一般两个,最多不超过三四个。在阐述创新之处时尽量要谦虚一些,不能动辄填补空白,否则伤了专家的自尊,就会帮倒忙。(5)研究方法。是解决如何研究的问题,课题研究方法很多,如文献研究法、调查研究法、比较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定量研究法、定性研究法、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研究法等等。一个课题可以根据需要使用多种研究方法,从不同视角分析、研究问题,从而使分析更透彻、结论更全面。需要注意的是,评审专家对研究方法很熟悉,因而,不需要对研究方法做更多解释,简明扼要即可。(三)形式与内容并重认真阅读课题申报通知、填表说明及注意事项,严格按申报要求填写。这些问题只要认真对待都可以做得很好。一些申报人在课题论证上下了很大功夫,但因疏忽了填表规范和技术要求,结果在形式审查时却遭遇了红灯。所以,申报者必须牢牢树立形式与内容并重的思想。1.行文格式要规范(1)使用常规字体。如果申报通知或申请书中没有特殊要求,一般用宋体或仿宋体。(2)字号适中。一般不小于4号字,否则,会给评审专家带来困难,(3) 行间距适中。通常使用单倍行距,或者固定值25磅左右。(4)首行缩进2个字符。许多人喜欢手动缩进,不仅效率低下,而且也不易对齐,最好在格式菜单中统 一设置。2.逻辑形式要缜密在许多人看来,文章的序号、段落及标点符号只是单纯的形式问题,可在课题申报中它所反映的实际上是申报人的逻辑思维能力,稍有疏忽,就会引起评审专家的质疑。所以,在逻辑形式上必须做到缜密。申报社会科学课题,建议:(1)标题统一使用社会科学常用的序号。即,一、(一) 1.(1) ①。要注意分清伯仲,切忌大小序号前后颠倒。 (2)层次分明,段落清晰。尽可能把主题句放在段落的最前面, 从而让专家在最短的时间内读懂申报人设计论证的内容。(3)准确使用标点符号。如,一二级标题末尾不加句号,三级标题在独立成行的情况下,也不加句号。(四)发挥团队优势,提倡协作攻关1.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比较合理的组合是老中青相结合。2.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与实践部门的专家相结合。3.重点课题提倡团队合作。课题组尽量由不同年龄、职称、知识结构的科研人员组成。必要时可以跨部门、院校、系所、专业进行合作攻关。综上所述,走出课题申报认识上的误区、选好题目、设计论证科学严谨,逻辑形式缜密规范,同时注重发挥团队优势是课题申报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对于提高课题申报的成功率至关重要。
《政治的学问》,钱端升著 / 钱元强编,文津出版社,2020年10月版我学习和讲授“中国政治制度史”,钱端升先生主持的《民国政制史》都是基本教材,并且是因为具有经典研究水准而成为教材的。这说明,钱端升先生的学术影响,并不限于政治学、法学,在“政治制度史”这个中国历史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中,钱端升先生也有其重要的地位。钱先生的学问格局和三十年代北大及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气象,从新出版的《政治的学问》,可以窥见一二。在钱端升的政治学方法论世界中,历史学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组成方面。钱端升对政治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方法的论述,集中在他1925年在清华学校大学普通科所作的演讲《政治学》,1986年在《政治学研究》杂志发表的《为我国政治学的发展进言》这两篇文章。两文也有一首一尾之意,前者是清华学校大学部初创,他担任政治学系教授所发表的演讲;后者是政治学学科恢复建制五年后,他以年近九十的高龄建言发展,并且是除了1988年为《蔡元培政论集》所作跋文之外,他发表的最后一篇学术文章。在这两篇堪称个人与国家学术发展的重要节点的郑重倡言中,他都提到研治政治学,需要融会相关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第一次提及的是法律、经济学、历史、心理学,第二次提及的是法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学和历史学是交集。如果进而联想到钱端升在哈佛大学研究院主修政治学,兼修历史、经济和法学;回国后在清华学校讲授“西洋百年史”,兼任历史系讲师;1972年曾计划撰写一部百万字的《世界史》。我们便可知道,历史学始终是钱端升学术世界中的重要一员,是他研治政治学的重要学术资源。以他主持的《民国政制史》为代表,钱端升和他的同事们将政治学与历史学结合,不仅在于内容上的详实,更在于使历史学成为行政与政制研究的一种方法,一种学术表达方式。《民国政制史》在制度史领域的影响,有典范的效应,也不仅在于内容的深度与系统,更在于其将政治学理论融入历史叙述的方法和风格。作为中国政治学学科奠基时代的经典著作之一,《民国政制史》的主要风格是叙述与分析,是“论在史中”,而不是“以论带史”,这是我非常感兴趣的地方。钱端升先生在《民国政制史》“序”中强调中国行政研究“每一问题,必法律与实施并重,而历史之演进,尤为必要之基础”。在“增订版序”中,他进而强调:“立言态度亦一仍旧贯,只客观地叙述变迁经过,分析法制要点,而不参以赞否之意见。其所以然,乃因本书之旨在欲有裨于中国政制与行政问题之研究,而不在提供任何方案也。”在学术与现实之间,他坚持学术的价值中立,不为现实提供方案;在理论与历史之间,他坚持把政治学的修为融入历史叙述,在叙述“历史的演进”中,将“法律的规定”和“实际的状况”融进去,我们知道,后两者正是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基本“问题”,但他的表现手法是非常朴实的叙述和解释。我今天主要谈对后一点的感慨,因为我觉得,它反映了中国政治学界及北大政治系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学术气象。大的学术气象,往往是平和、朴实的。《民国政制史》是1937年脱稿、1939年出版;1935年的时候,北大政治系研究室的马奉琛先生编纂了《清代行政制度研究参考书目》(第一辑)。两者可以看作一系列努力的组成部分。马奉琛说,自从戊戌变法以来,特别是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中国经历了从重视基本政治制度到“刷新行政,提高效率”的发展:“不过行政制度及其问题,是有历史性的,就在今日的行政上,还存留着些清代的成规。再说创造新的,必须彻底明了旧的。”他总结指出,研究中国行政制度有四方面工作必须同时并进:一是整理,整理、考订旧材料,“把同类的记载给合拢来,用去同留异和舍略用详的方法,加一番整理”;二是汇辑,不仅努力收集分散各处的旧材料,而且制作书籍和论文的索隐;三是编参考索隐,就各种行政专题,开列应参考的材料;四是研究,和前面三项工作相辅而行,有助于熟悉已有的材料,有助于改良整理的条理和方法,有助于增加搜集的兴趣和勇气。根据马奉琛的介绍,当时北大政治系研究室已经“暂依清代行政区域分为中央(六部)、省、州县”以及“一个特殊行政问题清代的科举制度”设置研究专题。这本《清代行政制度研究参考书目》第一辑汇集了北大、北平、清华三所图书馆约五百种“旧籍”编成。“限于既成的政书,或有直接关系的其他纪载”,“其余若旧档、文集、地方志等等”也要陆续汇辑刊出。对于收录的每一部书,《书目》都写明卷册、作者、年代、收藏机构,撰有“提要”,说明书的内容;对于连续刊刻的书,交代编纂沿革。“提要”的水平很高,我们举《皇朝续文献通考》“提要”为例,不仅交待了收录内容的起止时间、取舍特点及原因、与《皇朝文献通考》史源异同,而且还比较了“皇朝三通”的体例,《续文献通考》的体例特点及原因。可见作者虽然研究生毕业不久,但下了苦功夫,做了一定的研究,而不是泛泛的书目汇辑。这是一部很好用的“清代行政制度研究书目指南”。把这本书目和钱先生的《民国政制史》放在一起,我们就能很直接地感受到当时中国政治学界及北大政治系的前贤们从制度史入手研究行政制度,从资料入手对制度史有全盘掌握、扎实研究的学术抱负。这个工作是很不容易的,马奉琛也说资料整理工作“因为人太少,一时无法进行。等将来经费充裕的时候,共同研究的人数可以加多;那么,我们才能够实现现在的期望!”虽然条件还不成熟,但马奉琛们已经在努力的路上,而没有别寻坦途。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前提,是制度史的基础,八十多年过去了,很多空谈的制度史著作、高头讲章,都不再具有学术价值,而平和、朴实的《民国政制史》成为经典著作,《清代行政制度研究参考书目》让人眼前一亮,这是静悄悄的学术升降的过程,学术的价值选择不言自明,它不是新胜于旧、单线进化,而是汰粗取精、老而弥笃。大的学术气象,又是开放、会通的。钱穆先生到北大,也是三十年代。1932年,钱穆先生在历史系开“中国政治制度史”课程,历史系主事者认为“中国秦以下政治,只是君主专制。今改民国,以前政治制度可勿再究”。钱穆坚持“言实际政治,以前制度可不再问。今治历史,以前究属如何专制,亦当略知,乌可尽置不问。”当时北大历史系是“新史学”的重镇,制度史“可勿再究”实则只是其次,傅斯年等新史学主将不认同钱穆的“旧史学”的眼光和方法才是更主要的。结果是历史系无人选课。但是,“当时法学院院长周炳霖(应为:周炳琳)告其同事,学生来校只知西洋政治,不知中国政治,今文学院开此课,当令学生前往听课。遂有政治系全班学生来选听此课。”钱穆先生讲得好,这个效果又反馈到历史系:“稍后,人益多,乃历史系学生前来旁听。”我们今天都知道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制度史的重要的小书,其源头就是北大“中国政治制度史”这门课,是课程大纲的“简编”。所以,当年北大政治系的开放的气象,不仅促进了中国的政治学的研究,还参与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一门学科,能通过自己的一个发展举措,影响及于其他学科,这是对其学术判断力的非常好的说明。“三十年代,中国史学界诸流竞起,但以学术文化的中心北平而言,与西方‘科学的史学’相汇合的考证学仍然居于主流的地位。”“与西方‘科学的史学’相汇合的考证学”支配下的新史学主流也重视制度史研究,但他们看重的是像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那样具有新史学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和写作方式的著作,不欣赏钱穆、蒙文通这些旧史学的“通人”。对旧史学之本有追求的不解与偏见,在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之于杨树达先生的学术评价上亦有相似的表现,虽然杨树达是作为“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的专而不通的代表而被归入旧垒的。旧史学中的“通家”与“专门”,都已被新史学视为故物。(新、旧史学在多个层面上的分野与交融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难以简要说尽,本文仅是就在社会群类上形成的区隔而言。)但被新史学奉为开山的王国维说过:“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做到了“学无新旧”的,不是本有旧学渊源的历史学,而恰是主要从西方舶来的政治学。周炳琳先生北大法科经济系毕业,后来到美国、英国、法国留洋,学习和研究政治学、法学、经济学,是典型的新派社会科学家。旧学科持新裁断,新学科容旧手眼,“东家流水入西邻”,这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中饶有趣味的一个小故事,今天说起来,更让人感佩北大政治系的开放包容与追求中西古今会通的努力。陶希圣的境遇则又是新旧格局中选择之一种。陶希圣能够接到北大的聘书,起因是史学系的学生向校长蒋梦麟提议,并希望开设社会史学、唯物史观等课程。但“被胡适派挤得靠边站”,落脚于法学院政治系。陶希圣对“社会史论战”生搬西学理论进行了反思,转而重视“历史的事实”,强调“不要为公式而牺牲材料”“多找具体的现象少谈抽象的名词”,倡导“多多从事于详细的研究”。而陶希圣婉拒政治出山的信中,亦提到北大政治系正在研究三个题目,一是“清代以来中央各部之组织及办事程序”,二是“省政府之组织地位及职权,此题欲从历史探求,尤注重于清代以来”,三是“清代以来县行政之研究”,“现正整理书目、制作提要,并分题研究”。这三个问题,与马奉琛介绍的研究计划高度一致,说明其为当时北大政治系学术建设的共识。面对“与西方‘科学的史学’相汇合的考证学”的新学排击,钱穆的旧史学,陶希圣及“食货”派的新史学,都在法学院政治系的包容下,在北大安顿下来。我们今天读钱穆、陶希圣的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论述,总能受到新的启发,在其传承影响下,中国思想史、社会史已蔚为大观,只有开放包容,学问的不同路向才能从容交流,新认识才能在交汇处生长。今天我们纪念钱端升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也是要从钱端升先生“接着讲”。传统中国的制度与行政研究,可以有很多种路数,我无意于做优劣、取舍的判断。我只是在想,如何从钱端升先生,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政治学界以及北大政治系的学风和学术追求“接着讲”。那曾经是一种普遍的共识,瞿同祖先生1962年出版的《清代地方政府》仍然立足于“描述、分析和诠释”的结合,在“关于官僚政治的学理性研究和经验性材料之间,有着一定差距”的学术认知背景下,他坚持“所有行为分析必须放到特定的情境中进行,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按照任何行为在具体社会和政治条件中实际显示的情形来思考分析它。从这种意义上讲,在特定政治环境中的中国官僚的行为模式,一般来说也应能说明中国行政管理及官僚行为的一般规律。”今天,我们对历史上的政治、制度、行政、社会有了更多的认识。思考“何为中国制度”,需要打通政治学、历史学以及相关学科,构建基于政治、行政与社会的“整体史”意义上的制度史。而这个制度史的样子,是否能够不仅有着扎实的史实基础,而且理论的新见融于其间,它既不是材料的堆砌,更不是理论的注脚。“论在史中”,这条路很漫长,但可以从学术史中汲取力量。(本文中提及的陶希圣信函,承蒙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金安平教授慨示;《清代行政制度研究参考书目》一书,蒙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文杰副教授告知;周炳琳、马奉琛先生生平事迹,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硕老师提供,谨致谢忱!)(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社科学术圈,ID:shkxquan】经微信公众号授权转载,如需转载与原文作者联系一篇论文顺利发表,不仅要体现在“稿外”,还应在“稿内”下功夫,既要认真撰写论文,提高质量,也要讲究投稿策略。1 题目新颖、有趣一个新颖的题目就是文章的亮点。题目是文章的总纲,是反映论文最重要内容的词语的逻辑组合,是一篇论文给读者和审稿人的第一个重要信息。编辑一定是先看论文的题目,题目新颖生动,便有兴趣继续往下看。如果题目陈旧,便索然无味,论文估计也就被”毙“了。如何让论文题目新颖,简练,有趣?多关注所在研究领域内包括交叉领域的顶级期刊刊出的论文,近几年的每期的目录一定要重点研读,了解这些优秀论文的题目是怎么拟的,包括结构、字数以及如何概括了文章内容等。比如,在《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2期,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试点”何以失败? ——A 市生活垃圾“计量收费”政策试行过程研究》,就比较新颖且简洁,明确地概括了文章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又如,《社会》2019年第2期,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把尺子如何“量到底”:基层治理中的制度硬化——以一个城市更新试点项目为例》,同样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并不晦涩难懂。2 了解目标刊物用稿要求确定题目后,要认真构架论文,从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等方面都要严格、严谨、规范。比如,在论文框架方面,就引言这一部分,不同刊物就会有不同的要求。这种要求往往不会在期刊的“征稿通知”里明确标明,但是通过阅读该刊物的论文,就能大致了解。有些刊物的引言,就明确的是“0 引言”这种形式, 有些刊物就不是此类形式。则这就需要在投稿甚至是论文撰写之前,就要对目标期刊的风格有所了解和熟悉,做到有的放矢。又如,摘要部分,有些刊物在明确要采用结构性摘要,即”【目的/意义】……【方法/过程】……【结论】“等,有些刊物则无此要求。有些刊物明确要求摘要不能超过300字,有些又要求不能低于300字。总之,论文条目的写法要符合刊物的风格和具体要求。可以通过目标期刊的《征稿通知》或者研读新近发表的论文来了解这方面的信息。另外,论文的数据、资料、结果要做到实事求是,结论简明、真实,不夸大其词。文中使用的量、单位、符号、缩写等,都要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也要关注刊物的具体的要求,不要自己“创造”或者想当然。引用的文献在论文中应具体标明,并在文后列出参考文献。大部分期刊都规定引用的文献需要在文末列出参考文献。但有些期刊,如《政治学研究》,则要求以脚注形式标注参考文献。这些细节都要注意。3 投稿讲策略论文完成后,往什么刊物投稿以及如何投稿?这既要做到有的放矢,也要讲究策略。很多人认为,是先确定刊物再写稿,其实有一定道理。先确定期刊,不一定是要确定某个期刊,可以确定某几种期刊,或者想发表什么级别的刊物,这样才能在撰写论文过程中有的放矢。如果一开始就决定,要”冲刺“高水平论文,那么,在检索文献时,就要瞄准高质量的文献了。我们平时肯定有所关注,就是发表在顶级刊物上的论文的参考文献,基本不会出现普通刊物上的论文。另外,一定要仔细阅读所投刊物的《投稿须知》或《投稿指南》,看看目标期刊对论文的基本要求,包括字数等基本要求。如果检索不到目标期刊的《投稿指南》,下载1~2篇目标期刊的最新论文,参考即可。同时,要多揣摩目标期刊的论文风格,在论文的结构上、语言风格上,向目标期刊靠近。有些刊物会在官网或者某一期发出本年度的重点选题范围,如果所撰写论文在选题范围内,也能增加论文录用的概率。4 恰当时机与编辑沟通稿件投出去后,作者盼望审稿意见的心情就更加迫切,希望能早日安排发表。这就需要及时与编辑部沟通,了解编辑部对稿件的处理进度。每个期刊都有一套相对固定的稿件处理流程和许多环节,包括稿件的三审制度,对稿件编辑加工的三校一读制度以及出刊印刷前请作者最后一次校对等。有些环节作者不需要了解,但有些环节作者如能了解一二,对自己的论文何时审阅、何时会有审稿意见、何时能够出版,就能做到大致心中有数。现在很多都开通的网络投稿系统,一般在投稿系统能看到审稿进度。因此,只需要关注投稿系统即可。如果时间明显延迟了很多,比如投稿后一个月还是初审,又如外审状态持续了一个多月还未变化,则可以致电给编辑部,礼貌的询问下文章的情况。如果所投刊物尚未开通投稿系统,通过电子邮箱投稿,可以在投稿后一个月左右,致电编辑部询问稿件状态。目前,大部分期刊的审稿时间都是3个月,如果三个月没有回复,则自动视为拒稿了。也有一些期刊会在《征稿通知》里注明本刊物的审稿时长。有些刊物的审稿时间也会承诺在45天、1个月,20天,甚至1周内给出意见。在此阶段,切忌沉不住气。稿件投出三五天,就迫不及待地给编辑打电话询问进展。须知,越是高质量期刊,越“不缺”稿子,有些期刊的年投稿量都要过万了,编辑的工作量非常巨大,如果贸然致电催稿,效果很多可能适得其反。
在建党百年之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以昂扬姿态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如何学习和研究党史呢?早在1942年,毛泽东就指出,研究党史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情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并要求“应该以中国做中心”。这个讲话事实上概括出学习党史的历史哲学:认识论上的研究方向性的路线政策而不是历史上的细枝末节,方法论上的历史主义,本体论上的以中国为尺度而不是以外来标准衡量党史。何为历史政治学毛泽东的历史哲学为当下倡导的“用学术讲政治”或者政治问题的社会科学化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指南。在社会科学脉络上,我们提出的历史政治学正是体现了“以中国做中心”的“历史主义的方法”,可以很好地用在党史研究和学习上。历史政治学旨在研究重大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历史起源与历史性因果关系,并在研究中提炼分析性概念。在本体论上,历史政治学以历史“存在”或以中国为中心;在认识论上,讲究历史事件或政治问题的条件性或情景性;在方法论上,注重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性或时序性。历史政治学不仅是一种研究路径或研究方法,也是一套世界观性质的历史哲学。历史政治学被认为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极大地提升了政治学研究的本土性和主体性。在西方政治学理论中,流行的是以“理性人假设”为基础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即不问时间性、条件性和主体性地按照理性人假设去解释政治,其极端形式就是“历史终结论”。基于人性假设而推演,全世界都要过一种政治生活、实行美式政治制度。以“理性人假设”的政治学不但不能解释目前世界政治的乱象,甚至是诱发乱象的根源。为此,政治学范式与现实发生了重大脱节,需要新的知识范式。在学术史上,历史政治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历史政治学与党史研究的整全性问题作为政治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历史政治学几乎是为党史学习和党史研究量身定制的一种研究路径,因此一经出现便受到党史研究界的关注和欢迎。这是由历史政治学的功能决定的。历史政治学的第一个功能便是其知识论意义。历史政治学在研究历史事件中发现概念和理论,而且是发现整全性知识。在20世纪后期,国外一些史学研究者逐渐背离了揭示人类历史演进的动力与规律的学术主旨,追求对十分狭小的历史现象的细节作“忠实细微的描述”,垂青于孤僻、艰涩的史料,从而在极度追求“专业化”的过程中导致“史学研究碎片化”。碎片化的历史研究体现为研究者日益关注那些不为人知的、无关历史进程的琐碎事件或边缘人物,也体现为围绕同一个问题的反复考据乃至大量重复性工作,还体现为在史料运用时任意裁剪、断章取义,史料种类单一且缺乏相互的印证。当研究者纷纷放弃宏观比较与长时段视角,放弃与理论对话的机会和探索历史规律的兴趣,从而转向对孤立的历史事件或个体行为的“一时一地”的解释时,历史研究就不可避免的碎片化了。历史研究的碎片化极大影响了中国的史学研究,不少学者开始把历史分割成互不关联的碎片,一味执着于历史的细枝末节,忽视了历史的整体特征乃至时代主题,这种倾向可能造成负面影响。以党史与近代史研究为例,毛泽东曾提出“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的总体要求,但碎片化的历史研究使革命史观(唯物史观)受到一定冲击,现代化叙事与社会文化叙事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革命叙事。村庄习俗、婚嫁丧葬、商业社团、秘密组织等研究确实展现了近代中国丰富的社会生活细节,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忽视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主要矛盾和时代主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发展,正是为了回应这一内忧外患的时代主题。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点,碎片化的历史研究就必然会消解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合法性基础。为什么说历史政治学有能力解决历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呢?这是由历史政治学的本体论属性所决定的。历史政治学有其认识论上的情景论和方法论上的时间性,但历史政治学区别于所有以“历史”为名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本体论层面。“历史”在历史政治学那里不仅仅是观念而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存在,历史政治学正是研究这个“存在”、研究过去与现在的直接关联性并从中提出解释性概念或理论。因为存在本体性,历史政治学不会在各种史观的争论中迷失方向。在中国,历史这个“存在”可以被表述为“中国文明基体”——由中华民族、语言文字、大一统国家观、民本政府观和仁爱社会观所构成的文明基因共同体。承认这个“存在”,是历史政治学的研究前提。以此为起点,要想理解当今世界上唯一历经五千年而不曾中断的文明体,理解历史与现实的关联,理解中共党史作为中国文明基体的一个部分,理解改革开放前后的联系,显然是任何碎片化的历史研究都无法做到的。历史政治学提供的研究路径学习党史的重大政治目的之一是深刻理解现行政治的合理性和为人民所认同的合法性。其实,获得政治合法性即让人民认同和拥护以实现长治久安,是任何时代政治统治的最高诉求,也是古今中外政治学的终极关怀。在前工业文明时期,世界的隔绝状态决定了合法性标准的多样性;伴随着工业化推动的政治思潮的全球传播,合法性标准大有一元化的排他性趋势,以自由主义民主为核心内容的“普世价值”被西方学者诠释成合法性的来源和基础。自由主义民主其实是发端于西方文明的政治表述,因此作为合法性标准的自由主义民主其实是西方文明的一种历史延伸,对西方国家而言具有历史性特征。但是,源自西方文明的历史性标准如果被移植到非西方国家,形式上的政体合法性是否就意味着实质性的治理合法性?比较政治发展研究显然不支持这样的结论。社会条件和政体结构都是约束性制度,但为什么相同的政体结构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呢?政体和社会条件相适应乃至成长于特定的社会条件,政体是有效的;相反,政体与社会条件存在紧张关系乃至冲突性,政体则可能是无效的。显然,具有历时性结构的社会条件是根本性约束制度,而共时性的政体相对于社会条件则具有附属性,二者都对人的价值取向、行为模式产生影响,但社会条件的影响则更为直接且深远,这就是为什么华人在不同的国度中的生活方式都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其实,马克思早就揭示了人的行为的历史条件性,“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社会条件的强大作用需要得到深入的解释。在我们看来,社会条件不仅是一种相对容易理解的结构性约束机制,还是一种时间性演化序列。与此同时,这个时间性不但是过去的,也可能是现时性的乃至未来性的,是一种延续不断的时间进程。唯有如此,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同一种政体形式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因为自发性政体和作为“飞来峰”的政体与时间进程的关系完全不同。也正是在时间进程的意义上,才可以理解,合法性政体必然源自社会条件,或者说作为时间进程一部分的政体才具有合法性。这样,论述合法性政治非历史政治学莫属。历史政治学视野下的合法性政治研究与理性选择主义的“理性人假设”的合法性理论具有根本性差异。在理性人假设中,人的需要都是一样的,因而只要设计一种能满足人的需求的制度,比如选举授权,就是合法性政治。常识是,如果选举授权不能产生对人民负责的责任性政治,甚至还可能导致国家分裂、动荡和无效治理,那这样的程序还是正义的吗?流行的合法性概念已经处于困境之中,就像历史上的合法性概念不断地与时俱进地被改造,流行的合法性概念也需要得到更化。历史政治学提供了一种不可替代的研究路径,以重新认识合法性的来源和知识基础。(杨光斌,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
众所周知,随着各大院校的扩招,每年报考人数的增长,让考研成为了越来越热门的话题。今天咱们一起聊一聊考研应该准备哪些资料。一、考试科目专业:030201政治学理论、030203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课初试考试科目:①101-思想政治理论②201-英语一③752政治学原理(一)④813西方政治思想史专业:030202中外政治制度、030206国际政治④828中国近现代史专业:030300社会学③753社会学理论④819社会研究方法专业:035200社会工作(专硕)②201-英语二③331社会工作原理④437社会工作实务专业:120401行政管理③754公共管理学(一)④817政治学基础专业:120404社会保障④818社会保障学二、参考书目关于参考书目重要性小编在这里就不过多的做讲解了,重要性不言而喻。不过为了帮大家节省时间,小编整理了各个专业所指定的参考教材。推荐参考书目:《政治学基础》(2014年5月第三版),王浦劬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政治学原理》(2006年2月第二版),王惠岩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西方政治思想史》,徐大同,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为主)《西方政治思想史》编写组:《西方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政治学基础》,(2014年5月第三版),王浦劬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政治学原理》,(2006年2月第二版),王惠岩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④828中国近现代史(大纲未指定)《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育部编写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修订版)。《社会学概论新修》(2019年5月第五版),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2017年7月第四版),侯钧生主编,南开大学出版社。《国外社会学理论》(2006年8月第一版),刘少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社会研究方法》(2013年8月第四版),风笑天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会研究方法教程(2016年11月重排版)》袁方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社会工作概论》(2014年10月第三版),王思斌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社会政策概论》(2014年10月第三版),关信平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社会研究方法》(2013年8月第四版),风笑天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公共管理学》(第二版),陈振明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管理学》,徐国华、张德、赵平著,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行政管理学》,郑志龙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政治学基础》(第三版),王浦劬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政治学原理》(中文版),王惠岩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社会保障学》(2005年7月第一版),郑功成主编,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社会保障概论》(20005年5月第一版),郑功成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社会保障概论》(2019年1月第一版),《社会保障概论》编写组,邓大松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现代社会福利思想》(2013年4月第二版),钱宁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三、历年真题我们可以根据历年真题,找到报考学校的命题规律、题型考点、分值分布、难易程度、重点章节、重要知识点等,从而使我们的复习备考更具有针对性和侧重点,提高复习备考效率。郑大考研日日帮为大家准备了以下历年真题:818社会保障学考研真题、754公共管理学(一)考研真题、817政治学基础考研真题、437社会工作实务考研真题、331社会工作原理考研真题、819社会研究方法考研真题、753社会学理论考研真题、752政治学原理(一)考研真题和 828中国近现代史考研真题、813西方政治思想史考研真题。通过真题,可以让我们了解到知识点掌握的情况,哪些知识点是自己的薄弱环节,哪些知识点是易考点,命题人的出题思路等等。有利于让我们针对性的去加强知识点的巩固,弥补自己的不足,从而更好地、系统地、有效地展开复习!通过做真题,可以预测考试范围并锻炼我们的做题节奏,提高我们的应试心态,能够让我们以最好的状态来迎接考试!四、考研笔记由于考研书目比较多,考研笔记也是我们研途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笔记是一个不断补充的过程,它不是一遍就可以完成的。通过不断的整合,可以形成自己的框架和知识系统,也是为最终答题做准备。郑大考研日日帮为大家准备了:《西方政治思想史》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西方政治思想史》本科生课堂笔记完整版、《政治学原理》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政治学基础》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政治学原理》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政治学基础》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外国社会学史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重排本)笔记、社会研究方法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社会学概论新修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社工)社会工作导论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社工)社会政策概论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社工)社会学概论新修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社工)社会工作概论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社工)社会研究方法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行政管理学》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政治学原理》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公共管理学》2022 考研重难点笔记、《管理学》2022 考研重难点笔记、《政治学基础》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行政管理学》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现代社会福利思想》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公共管理学》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社会保障学》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社会保障概论》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管理学》2022考研重难点笔记。那么考研笔记在我们考研的路上有什么作用呢?第一:梳理复习思路。第二:,帮助我们把不理解并且需要重点强化的知识点记录下来,从而有利于我们快速掌握重点知识。第三:可以使我们的复习资料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薄。节省我们的复习时间。五、题库和课后习题做题是考研复习的重要过程,只有不断的做题,我们才可以更好的查漏补缺。在做题的过程中,可以让我们开拓思路。只有做的题多了,我们的思路才会逐步开拓,不至于一做题,就感觉到无从下手。做题还可以提高解题速度。简单的说就是熟能生巧。做的题多了,我们的正确率也会跟着提高。做题能够让我们的大脑一直处在在线状态,俗话说三天不练手生,三天不念口生,就是这个道理。做的题多了,有助于我们把握好做题的节奏,不至于在考试的过程中钻牛角尖,因小失大!郑大考研日日帮为大家准备了:徐国华《管理学》考研精编章节题库、陈振明《公共管理学》(第2版)考研精编章节题库、王浦劬《政治学基础》(第4版)考研精编章节题库、徐国华《管理学》考研精编章节题库、陈振明《公共管理学》(第2版)考研精编章节题库、王惠岩《政治学原理》(第2版)考研精编章节题库、风笑天《社会研究方法》(第5版)考研精编章节题库、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5版)考研精编章节题库、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第3版)考研精编章节题库、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第4版)考研精编章节题库、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5版)考研精编章节题库、风笑天《社会研究方法》(第5版)考研精编章节题库、王浦劬《政治学基础》(第4版)考研精编章节题库、王惠岩《政治学原理》(第2版)考研精编章节题库、《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8年版)考研精编章节题库、王浦劬《政治学基础》(第4版)考研精编章节题库、《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本科期末复习和自测题、王惠岩《政治学原理》(第2版)考研精编章节题库、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考研精编章节题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