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研究编辑部

2020年7月30日，由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持编撰出版的《政治通鉴》新书发布会暨“通鉴视野下的政治科学”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北京大学校长郝平与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刘国辉等嘉宾共同为新书揭幕。来自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数十位专家学者、校内部分职能部门负责人及多家媒体代表出席了会议。发布会由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何增科教授主持。郝平与刘国辉等为新书揭幕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于鸿君在致辞中对《政治通鉴》的出版表示了热烈祝贺。他指出，启动“政治通鉴”编纂研究工程，出版《政治通鉴》系列论著，标志着政治学研究中心的学术事业结出硕果，是北大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的一大盛事。学校将一如既往地高度重视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的发展，支持中心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取得更多重大成果，建设成为中国政治学基础研究的重镇。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对新冠疫情的讨论和抗击，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憧憬，交织着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自信和期盼。抗击新冠疫情的中国方案，深刻地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强大生命力。中国政治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希望北大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以“政治通鉴”工程为牵引，科学研判政治学的发展趋势和生长点，会通古今中西，融通学科视野，推动中国政治学在更加开放、更加科学的道路上创新发展。政治学研究中心要牢记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提倡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鼓励大胆探索，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活跃学术空气。要坚持和发扬学术民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风格学派相互切磋、平等讨论”，继续广泛团结政治学及相关学科的机构和同仁，充分发挥平台作用，引领风气，凝聚共识，打造中国政治学的“通鉴学派”，构建新型学术共同体，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于鸿君致辞刘国辉指出，《政治通鉴》的编纂出版是政治学基础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填补了中国现代政治学工具性基础文献的欠缺，也将推动中国政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是以编纂出版大型综合性和专业性工具书为主的国家级出版机构，《政治通鉴》是大百科常年坚持高端学术出版的又一代表作。出版社对《政治通鉴》的编辑出版工作高度重视，特别邀请资深出版专家、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政治学卷责任编辑的周五一先生为书稿把关，做到了细致编辑、反复加工与精益求精，力求高度契合学术出版规范。出版社将在北京大学及各位专家学者的支持下，一如既往地出版好这套书，并通过这套书见证中国政治学“通鉴学派”的形成。刘国辉致辞《政治通鉴》主编，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兼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就“政治通鉴”的基本内容、主要特色与编撰动因作了详细介绍。他指出，“政治通鉴”研究工程致力于解决以下几个关键问题：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主要政治经典和人类创造的基本政治制度究竟有哪些；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究竟有什么关系；人类有哪些重要的政治理想，未来人类的理想政治应当是什么。《政治通鉴》是多卷本的系列出版物，每一卷都包括古今中外的政治经典、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人物、代表性政治理论和重大政治事件五个部分的主体内容。通鉴不同于为君主提供统治镜鉴的传统政治文献，也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政治学百科全书，在撰写的过程中，要求作者努力做到叙述和分析相结合、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研究相结合、以及经典文献研究与理论前沿论述相结合。《通鉴》编撰的根本动因，在于填补中国现代政治学工具性基础文献的欠缺，推进中国政治学的基础研究；《通鉴》编撰的直接动因，在于承担起北大政治学人对于中国政治学科发展的学术使命与责任，继承并发扬北大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传统与特色，并在研究和编撰的过程中，建构起“政治通鉴学派”的学术共同体。俞可平发表主旨演讲合影新书发布会后，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的专家学者围绕“通鉴视野下的政治科学”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延伸阅读：《政治通鉴》新书介绍“政治通鉴”是一项大型的政治学基础研究工程，被列入北京大学“双一流”专项资助计划及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本次发布会呈现的《政治通鉴》第一卷，就是“政治通鉴”研究工程的阶段性成果。《政治通鉴》初步以多卷本系列出版物的形式呈现，每一卷都包括古今中外的政治经典、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人物、代表性政治理论和重大政治事件五个部分的主体内容。共有十位专家学者参与了第一卷的撰写工作。《政治通鉴》第一卷包括五个部分：（一）古今中外的重要政治学经典；（二）改变政治历史进程的重大政治事件；（三）影响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政治人物；（四）对人类政治生活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思潮；（五）人类有史以来的基本政治制度。《政治通鉴》第一卷包含以下条目：（一）政治学名著：《理想国》、《政治学》；（二）政治事件：秦始皇统一中国、英国革命；（三）政治人物：隋文帝、华盛顿；（四）政治思潮：世界主义、民粹主义；（五）政治制度：共和、法治。

嘉宾简介：王炳权，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政治学研究》编辑部主任、副主编，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著有《成长的中国——当代中国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研究》等。图为王炳权在学术会议上发言。（资料图片）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只有紧紧依靠人民，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才能凝聚起磅礴力量，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注入不竭动力。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期栏目就此话题对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王炳权教授进行了专访，听他为我们阐释如何理解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如何更充分地发挥这一制度的优势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好制度记者：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为什么这么说？王炳权：习近平总书记的论断，说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实际，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好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基于中国历史、中国经验、中国智慧的人类政治文明成果。这一点是其生命力的永续源泉。在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创立和实践中，我们党领导人民既反对僵化保守地照搬本本，又反对照抄照搬别国政治模式特别是西方政治制度，从自己的国情出发，扎根中国大地，汲取中国文化基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框架内，形成真正属于中国人民自己的政治制度模式。习近平总书记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关键在于它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这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发展完善的力量源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论做何种工作，说到底都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各级人大要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人民代表通过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不断滋养着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使其葆有旺盛的生命力。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全面地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记者：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指出，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我们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如何理解“全过程民主”这一新论述？王炳权：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民主，这一论述言简意赅地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优势和实际运作过程，表明我们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个新事物，也是个好事物，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民主理论和实践成果，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民主。一方面，全过程民主，表明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的经济文化社会权利得到全面实现。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独特优势，是西方民主无法比拟的。社会主义民主不是少数人的民主，而是最广大人民的广泛、全面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消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个人与国家、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对抗性质，使国家成为人民的国家，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真正主人，不仅实现了全体人民的政治民主，还实现了人民群众的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享受到广泛的民主。在这样的民主制度下，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掌握国家政权，不受财产、职位、民族和性别差异的限制，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利。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全面地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全过程民主，揭示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全程参与的民主。在经济、文化、社会事业的发展进程中，人民群众全程参与决策、管理、监督过程，是“有头有尾”“有始有终”的真民主。关于检验人民民主真实性的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四个要看”，即“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我们的民主实践充分实现了这四个方面的要求，坚持民主集中制，在人民内部实行广泛民主，把民主的普遍性与决策的科学性有机统一起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越来越显示出在国家治理中的独特优势记者：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在国家治理中，这一民主形式有哪些特点，展现出哪些优势？王炳权：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实行人民民主伟大实践中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人民民主，就必须发挥我国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把我国协商民主所体现的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的社会主义民主精神和原则，贯穿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各方面各环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了全面规划和部署，一系列国家政策的出台，为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协商民主已经延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涉及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广泛多层的协商民主体系。如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越来越显示出在国家治理中的独特优势。一是有利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通过广泛有序协商，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二是有利于促进科学民主决策，通过决策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的协商，广纳民言、广集众智、广求良策，使党和政府的决策更顺应民意、更切合实际。三是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降低政治成本。通过协商民主，求同存异，最大限度达成共识，降低利益聚合的社会成本。四是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冲突，通过利益诉求的协商表达和解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协商的本质是通过利益交集和“最大公约数”，寻求、保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同时照顾各方利益，从而在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统筹兼顾方方面面的利益，促进社会政治稳定和谐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依靠广大人民，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记者：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更充分地发挥人民民主的优势？王炳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依靠广大人民，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制度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激发广大人民的主人翁意识，积极参与到国家和社会管理当中。这一积极性必须通过有效的体制机制予以转化。这就需要我们积极促进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的有机统一。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形式。实践证明，二者的有机统一，既尊重了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了少数人的合理要求，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人民民主的实现，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公共利益与方方面面利益的均衡协调。因此，需要继续从机制上促进二者的有机协调，既推动人民群众广泛经常有序的政治参与和国家有效治理，从而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和提升决策合法性，又能提升决策效率，强化国家治理有效性。记者：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对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有何意义？王炳权：社会治理的“根”在基层，社会治理的绩效反映在基层治理之中。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和重要抓手。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根本在于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发挥领导作用，关键在于让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有效运转起来，推动基层群众主动参与基层治理。经过长期实践和发展，基层群众自治已成为当代中国最直接、最广泛、最生动的民主实践。健全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可以畅通公民广泛有序参与的渠道，提升公民的民主意识、参政意识、民主观念，促进选民与代表的互动，使基层治理真正建立在多元多样的基础上。（本报记者 王雅婧）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社科学术圈，ID:shkxquan】经微信公众号授权转载，如需转载与原文作者联系一篇论文顺利发表，不仅要体现在“稿外”，还应在“稿内”下功夫，既要认真撰写论文，提高质量，也要讲究投稿策略。1 题目新颖、有趣一个新颖的题目就是文章的亮点。题目是文章的总纲，是反映论文最重要内容的词语的逻辑组合，是一篇论文给读者和审稿人的第一个重要信息。编辑一定是先看论文的题目，题目新颖生动，便有兴趣继续往下看。如果题目陈旧，便索然无味，论文估计也就被”毙“了。如何让论文题目新颖，简练，有趣？多关注所在研究领域内包括交叉领域的顶级期刊刊出的论文，近几年的每期的目录一定要重点研读，了解这些优秀论文的题目是怎么拟的，包括结构、字数以及如何概括了文章内容等。比如，在《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2期，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试点”何以失败？ ——A 市生活垃圾“计量收费”政策试行过程研究》，就比较新颖且简洁，明确地概括了文章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又如，《社会》2019年第2期，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把尺子如何“量到底”：基层治理中的制度硬化——以一个城市更新试点项目为例》，同样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并不晦涩难懂。2 了解目标刊物用稿要求确定题目后，要认真构架论文，从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等方面都要严格、严谨、规范。比如，在论文框架方面，就引言这一部分，不同刊物就会有不同的要求。这种要求往往不会在期刊的“征稿通知”里明确标明，但是通过阅读该刊物的论文，就能大致了解。有些刊物的引言，就明确的是“0 引言”这种形式， 有些刊物就不是此类形式。则这就需要在投稿甚至是论文撰写之前，就要对目标期刊的风格有所了解和熟悉，做到有的放矢。又如，摘要部分，有些刊物在明确要采用结构性摘要，即”【目的/意义】……【方法/过程】……【结论】“等，有些刊物则无此要求。有些刊物明确要求摘要不能超过300字，有些又要求不能低于300字。总之，论文条目的写法要符合刊物的风格和具体要求。可以通过目标期刊的《征稿通知》或者研读新近发表的论文来了解这方面的信息。另外，论文的数据、资料、结果要做到实事求是，结论简明、真实，不夸大其词。文中使用的量、单位、符号、缩写等，都要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也要关注刊物的具体的要求，不要自己“创造”或者想当然。引用的文献在论文中应具体标明，并在文后列出参考文献。大部分期刊都规定引用的文献需要在文末列出参考文献。但有些期刊，如《政治学研究》，则要求以脚注形式标注参考文献。这些细节都要注意。3 投稿讲策略论文完成后，往什么刊物投稿以及如何投稿？这既要做到有的放矢，也要讲究策略。很多人认为，是先确定刊物再写稿，其实有一定道理。先确定期刊，不一定是要确定某个期刊，可以确定某几种期刊，或者想发表什么级别的刊物，这样才能在撰写论文过程中有的放矢。如果一开始就决定，要”冲刺“高水平论文，那么，在检索文献时，就要瞄准高质量的文献了。我们平时肯定有所关注，就是发表在顶级刊物上的论文的参考文献，基本不会出现普通刊物上的论文。另外，一定要仔细阅读所投刊物的《投稿须知》或《投稿指南》，看看目标期刊对论文的基本要求，包括字数等基本要求。如果检索不到目标期刊的《投稿指南》，下载1~2篇目标期刊的最新论文，参考即可。同时，要多揣摩目标期刊的论文风格，在论文的结构上、语言风格上，向目标期刊靠近。有些刊物会在官网或者某一期发出本年度的重点选题范围，如果所撰写论文在选题范围内，也能增加论文录用的概率。4 恰当时机与编辑沟通稿件投出去后，作者盼望审稿意见的心情就更加迫切，希望能早日安排发表。这就需要及时与编辑部沟通，了解编辑部对稿件的处理进度。每个期刊都有一套相对固定的稿件处理流程和许多环节，包括稿件的三审制度，对稿件编辑加工的三校一读制度以及出刊印刷前请作者最后一次校对等。有些环节作者不需要了解，但有些环节作者如能了解一二，对自己的论文何时审阅、何时会有审稿意见、何时能够出版，就能做到大致心中有数。现在很多都开通的网络投稿系统，一般在投稿系统能看到审稿进度。因此，只需要关注投稿系统即可。如果时间明显延迟了很多，比如投稿后一个月还是初审，又如外审状态持续了一个多月还未变化，则可以致电给编辑部，礼貌的询问下文章的情况。如果所投刊物尚未开通投稿系统，通过电子邮箱投稿，可以在投稿后一个月左右，致电编辑部询问稿件状态。目前，大部分期刊的审稿时间都是3个月，如果三个月没有回复，则自动视为拒稿了。也有一些期刊会在《征稿通知》里注明本刊物的审稿时长。有些刊物的审稿时间也会承诺在45天、1个月，20天，甚至1周内给出意见。在此阶段，切忌沉不住气。稿件投出三五天，就迫不及待地给编辑打电话询问进展。须知，越是高质量期刊，越“不缺”稿子，有些期刊的年投稿量都要过万了，编辑的工作量非常巨大，如果贸然致电催稿，效果很多可能适得其反。

虞爱华任合肥市委书记 宋国权不再担任虞爱华，男，汉族，1965年9月生，安徽天长人，1989年7月参加工作，198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哲学学士学位。1985年9月至1989年7月在安徽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合肥市委办公室工作(其间：1989年7月至1990年10月先后在安徽轮胎厂、肥东县八斗乡政府锻炼)；1992年9月起历任省委宣传部办公室科员、副科级巡视员、正科级巡视员；1996年2月任省委宣传部办公室助理调研员；1996年6月任省委宣传部研究室副主任；1998年4月任省委宣传部研究室调研员；1998年7月任省政协办公厅秘书处调研员(其间：1999年10月至2001年9月挂职任霍山县委副书记)；2002年1月任省政协办公厅副主任(2000年9月至2003年7月参加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班政治学专业学习；2004年3月至5月参加省委党校地厅级干部进修班学习)；2005年7月任省政协办公厅副主任、机关党组成员；2006年4月任省政协办公厅主任、机关党组副书记(其间：2007年3月至2008年1月参加中央党校第23期一年制中青班学习)；2008年3月任宣城市委副书记；2008年4月任宣城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理市长；2008年5月任宣城市委副书记、市长；2012年8月任安庆市委副书记；2012年9月任安庆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理市长；2012年10月任安庆市委副书记、市长；2013年2月任安庆市委书记；2016年3月任安徽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2016年11月任安徽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2020年5月任安徽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合肥市委书记。宋国权简历宋国权，男，汉族，1960年3月生，安徽太和人，1982年8月参加工作，198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学士学位，高级经济师。1978年10月至1982年8月在安徽大学经济系经济学专业学习，毕业后任马鞍山广播电视台记者；1983年10月起历任马鞍山市委讲师团教员、省委讲师团《理论学习》编辑部编辑、副主任；1996年2月任省发展计划委员会综合处副处长；1998年5月任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计划部主任；1999年7月任省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2年2月任原地级巢湖市副市长(1999年9月至2002年7月参加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在职研究生班经济管理专业学习)；2004年12月任原地级巢湖市委常委、副市长；2007年4月任原地级巢湖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理市长；2008年1月任原地级巢湖市委副书记、市长；2009年8月任黄山市委副书记、副市长、代理市长，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主任；2010年1月任黄山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主任；2013年2月任铜陵市委书记；2016年8月任芜湖市委书记、省江北产业集中区党工委第一书记(兼)；2016年11月任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2019年2月任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兼任合肥滨湖科学城管理委员会(合肥滨湖新区筹备工作委员会)主任、合肥滨湖科学城(合肥滨湖新区)临时党委书记；2020年1月任安徽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合肥市委书记，兼任合肥滨湖科学城管理委员会(合肥滨湖新区筹备工作委员会)主任、合肥滨湖科学城(合肥滨湖新区)临时党委书记。2020年5月任安徽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来源：人事前沿陕西法制网责编：高宝祥 郑黎波

三湘都市报·新湖南客户端11月30日讯（记者 黄京 通讯员 张明明 张静璐 刘书含）今天，湖南省政治学会2019年年会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在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成功召开。本次会议由湖南省政治学会主办，湖南师范大学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与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承办，来自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湖南省委党校、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委讲师团、湘潭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各地州市委党校等多家机构的近百名湖南省政治学届的代表受邀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共分为学会工作会议和学术研讨两个活动单元。学会工作会议单元由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余望成同志主持。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刘起军教授致欢迎辞，他对湖南师范大学今年的发展状况进行了介绍，结合会议主题，同时进一步阐述了十九届四中全会的重大意义，认为这次会议的召开为政治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研究内容，开辟了新的研究视野，号召大家要积极学习和研讨，以充分发挥政治学者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湖南省政治学会常务副会长、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副校（院）长张思京教授从思想和理论学习、学会制度建设、学会会议举办情况等八个方面对学会的年度工作情况进行了汇报，并对下一年度学会的工作思路作了相应的规划和展望；湖南省政治学会副会长、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王敏教授对中国政治学年会第十九届代表大会的换届情况以及2019年年会的情况进行了汇报。学术研讨单元由湖南省政治学会副会长、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王敏教授主持。在主题报告环节，湖南省政治学会会长、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徐晨光教授作了“中国之治的密码解读”的主题报告，徐晨光将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的国家治理分为了三个阶段，提炼出了三个阶段的特征，并从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三个方面对中国之治的制度保障进行了解读，对中国之治的核心问题进行了阐释，对如何实现党的领导，如何发挥党的核心作用进行了解读，最后对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在主题发言环节，湖南省政治学会副会长、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谭献民教授，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演进角度作了“勇于自我革命提高治理效率”的主题发言，谭献明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个阶段，对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勇于自我革命，实现从严治党、提升治国理政的效率的过程进行了讲解。湖南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科社部副主任王蔚教授以“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之路”为主题进行了发言，王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之路的内涵进行了阐述，并对这个过程中路径选择进行了讲解。湖南省政治学会副会长、湖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刘少华教授作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途径分析”的主题发言。刘少华从加强党的领导、增强制度执行力、推进制度创新，加强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强化制度执行的考核、监督、执行和应用等方面对这一主题进行了阐述。中南大学博士生导师黄永鹏教授作了“现实主义架构下中国参与国际治理的舆论倡导与外交实践的舆论倡导与外交实践的离合关系处置”的主题发言。湘潭大学博士生导师罗依平教授，作了“协商决策模式构建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的主题发言。在自由发言环节，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李风华教授对国家治理中央地关系、治理中的纵向分权问题阐释了自己的观点，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副所长何绍辉研究员就国家治理体系中基层治理的目标、方式、模式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湖南省政治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伍先禄教授对学会管理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汇报。湖南省政治学会常务副会长、省委党校省行政学院副校（院）长张思京教授对会议的举办情况作总结陈词，充分肯定了会议组织的质量和会议研讨的成果，并对学会的发展做了进一步的展望。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由太原理工大学主办、主管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理工科大学的办学特点，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等方面的研究。主要栏目有：三晋（河东）文化研究、政治学研究、法学研究、经济学研究、管理学研究、哲学研究、历史学研究。《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山西省唯一的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主办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自创刊以来，在广大作者、读者、审稿专家和本刊编委会的大力支持下，刊物学术水平稳步提高，学术影响力不断扩大，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和较快的发展。《太原理工大学学报》 ( 社科版 ) 从 2013 年起，全面启用网上采编暨投稿系统，我们恳请作者在向本刊赐稿时做好下列事项或符合下列要求。一、投稿途径 1.电子邮件投稿:xuebaosk@tyut.e.cn请登陆本刊主页 ，进入作者投稿系统。作者第一次使用该系统时，需要注册；投稿后，作者对稿件审查、录用情况的查询，均可通过该系统进行。 2.稿件格式为 A4 纸、小四号仿宋体、 1.5 倍行距。 3.在收到投稿之日起，一个月审稿期，如被录用，即发出录用通知。论文正式发表后，我们将送给作者两本样刊，并支付适当的稿酬。如一个月内论文未被录用，请作者自行处理，编辑部不另发通知。二、文稿要求及注意事项 1.文章务求论点新颖，论据可靠，论证缜密；结构严谨，文字精炼，文风活泼；内容应具学 术性、创新性、可读性。 2.文章以8000字上为宜，要求图文清楚、规范。 3.作者投稿，文责自负。本刊对发表的文章只做文字与技术修改。 4.请自留底稿，勿一稿多投。若2个月未接到录用通知，可自行处理。 5.本刊执行《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试行)》与《中国高等学校社会科 学学报编排规范(修订稿)》，来稿应具备以下项目。 (1)中英文题名 题名不超过20个汉字，应能概括文章的特定内容。(文内标题应简短、明确，层次序号采用一、(一)、1、(1)) (2)中英文摘要 摘要一般不超过200个汉字，应能客观地反映文章的主要内容，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 (3)中英文关键词 关键词应能反映文章的主题概念，每篇文章可选3～8个。 (4)作者工作单位 应标明工作单位全称、所在省市及邮政编码，并译成英文。 (5)作者简介 包括第一作者的姓名(出生年-)，性别，籍贯，职称，学位，研究方向。 (6)基金项目 获得基金资助产出的文章，应注明基金项目名称及编号。 (7)参考文献 指作者写作时所参考的主要的、公开发表的文献，其著录采用顺序编码制， 即在引文处按出现的先后次序，用数字加方括号编号，并集中列于文后。同一文献出现多次，则用同一数字标识。著录格式如下：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及载体类型标识、出版项(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文献页码。 (8)注释 指对题名、作者及文内某一内容的说明，序号用带圈的数字表示，置于当页地脚。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的需要，扩大作者学术交流渠道，本刊已加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资源系统(China Info)“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龙源国际名刊网》、《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和《书生之家》，其作者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如作者不同意将文章编入上述数据库，请在来稿时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欢迎订阅本刊(全年定价90元)邮政编码：030024 电子邮件：xuebaosk@tyut.e.cn网 址：http://www.tyut.e.cn/xbsk通讯地址：山西省太原市迎泽西大街79号3273信箱《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出版伦理指南为了进一步提升学校主办学术期刊出版的层次，加强学术期刊出版者的职业伦理素养，现参照国内外成熟的出版伦理规范和学校学术期刊出版的实际情况，特制定中心出版伦理指南。1审稿人的出版伦理1.1尽力履责，及时评审审稿是同行评议的主要内容，同行评议学术研究活动的组成部分，是科学共同体中每个参与者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应该尽力履行审稿的职责，如果不能履行职责应尽快退审，或者推荐他人评审，或者告知编辑可能延期的时间和原因。1.2公正评价，尊重创新为了维护科学和表达的一般标准，尽力对稿件的选题意义、理论水平和写作质量、解释和论证的合理性给出公正的评价，尊重作者思想的独立性和科学研究创新的积极性，避免门户之见、种族歧视和私人恩怨。1.3客观评价，评价有据充分考虑个人在科学认识上的局限，应尽可能地解释和引证评价的依据，必要时提供评价所依据观点和事实的文献资料，努力追求评价的客观性，且便于编辑和作者对审稿意见的理解，避免评价的主观性和涉嫌人身攻击的言辞。1.4全面审查，力尽中肯明确审稿不仅仅是对稿件水平的评价，也包括科研伦理的审查和把关，应当对稿件可能存在的漏引、错引、抄袭和伪造等学术不端行为给予充分的关注，即使不确定也应提醒作者和编者稿件中可能存在的嫌疑，以便作者和编者进行进一步地核实或给出必要的解释。1.5主动提醒，回避冲突为了维护审稿的公正性，应当主动判断和规避自己与所审稿件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如果存在有利益冲突的可能应当立即退审并简单说明；如果自己也不明确冲突是否存在，在提交审稿意见时有义务提醒编者注意判断。1.6授信审稿，严守秘密明确审稿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的，应对所审稿件的内容负有保密义务，不得向他人泄露稿件的内容和相关信息，如果因评价需要而求助他人辅助，应事先或者提交审稿意见时告知编者被求助人的身份信息。1.7诚信履职，严禁谋私审稿是义务也是学习。对于可能受被审稿件启发而形成和完善的个人研究成果要给予审慎的审视，除非事先征得作者同意或者标引发表后稿件，不得使用或泄露被审稿件中的信息；不得借审稿意见明示或者暗示作者勉强引用自己的论文和观点。2 作者的出版伦理2.1准确表述，客观报道科学发表的首要目的是智力成果报道，因此首要的责任是确保成果描述的准确性并客观地对结果进行实事求是的讨论，尽力避免疏失和夸张；原始研究的报道应包括必要的细节或公开相关的试验、设备数据等资源，以方便同行重复研究过程和验证研究结果。2.2珍惜资源，避免重复学术出版资源是有限的，并且不仅仅是出版单位的，而是整个学术共同体的发表资源，每一个参与者都应该要珍惜，包括版面资源、审稿资源和编辑资源。不应该一稿多投，更不能一稿多发，除非出版者根据传播的需要按惯例转摘或再出版。在初步成果以简报形式发表后，将其再扩展为完整的论文投稿时应向编者明示，并且对简报进行引用。2.3成果明晰，规范标注对论文作报道的工作具有较大影响的论著必须在文中按规定方式明确标注，对论文中原创成果与引用成果给予明晰的界定和区分，并便于读者快速追溯和了解成果基于的早期文献。作者有义务尽可能全面地检索和引用与论文工作密切相关的文献资料，并注明出处。通过非公开方式——包括通信、谈话和评审等途径获取的信息资料应整的所有人明确同意后方可使用。2.4表述完整，尽力协助应尽力保证成果报道的完整性，避免将研究结果拆分成零散的碎片发表，因为零散发表不仅浪费学术出版资源，而且还影响读者的完整理解，增加读者文献检索的难度。论文发表后，在保障自己合法利益的前提下应尽量为同行提供需要的相关资料、材料和样品或指明获取的途径。2.5权利自证，冲突提醒应当主动或应邀提供稿件与本人或者他人已发表或再审的类似稿件相关程度的说明或证据，必要时提供相关稿件的复印件。应当尽力避免因成果发表带来的潜在利益竞争，在可能难以避免的情况下，应当主动向编者和读者明示其可能的利益冲突，如清楚地标注研究成果的基金资助来源等。2.6危险警示，文明争鸣应当明确指出论文相关的研究工作所涉及到的各种可能的危险，如化学品、仪器设备、实验过程等可能存在的危险性。正常的学术争论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争论中力戒人身攻击和种族歧视。2.7 署名规范，责任共担署名是作者的权利，是对作者劳动的认可和尊重，也是对学术责任和道德责任担当的明确。论文作者应包涵所有对论文研究工作有实质性贡献的人员并按贡献大少或惯例排序，同时所有署名作者对研究结果负有责任，包括学术责任和道德责任。3 编者的出版伦理3.1公正评价编辑对稿件的评价评价过程中，应当公正地对待每一篇稿件，决定稿件是否可以录用的条件是稿件的学术水平和应用价值，即选题的前沿性、研究的深入程度和读者的关注程度，而不能与作者的种族、宗教、国籍、性别、资历和职务相联系。但不排斥编辑根据研究的相关性和读者阅读的方便性而做出的评价，也不排斥编辑根据作者的不良记录对稿件做出处理的决定。3.2科学评价编辑在决定稿件的是否可以录用前，应当征求同行专家的意见，根据期刊的出版要求和录用标准，邀请审稿专家从专业的角度对稿件做出评价和建议。如果稿件内容与审稿人的研究方向存在差异并可能影响到对稿件的公正评价时，编辑应当邀请更多的专家对稿件进行评审。为了保证评价的公正性，当作者要求回避某些审稿专家时，编辑应当给予充分的考虑。但是，在编辑认为稿件与期刊的办刊宗旨和发稿范围不相符合时，可以不经过专家评审而直接退稿。3.3信息保密编辑和编辑部的其他人员，除了因稿件评价的需要而从专业角度寻求专家帮助以外，不得向任何人透露稿件中和稿件审查的信息。当稿件被决定录用以后公开出版之前，编辑或编辑部的其他成员可以公布稿件的题目、作者姓名等公认的出版信息，如果需要公布更多的信息需要征得作者的同意。除非经作者的同意，编辑人员也不得将编辑部未公开出版稿件的信息、论点或解释应用到自己的研究中。编辑应作者的请求或事先的约定，可以将其他作者已经录用准备发表的稿件中可以作为后续研究依据的事实透露给事先约定的作者，但其必须注明来源。3.4尊重创新作者在研究工作中的探索和创新应当得到编辑的充分尊重，倡导争鸣，鼓励创新和探索。应当鼓励作者发表与现有理论或专家观点不同的学术观点，应特别尊重作者提出的与编辑个人研究或期刊以往发表的内容有所不同的研究成果。3.5主动回避编辑人员自己撰写的稿件一般不主张在自己编辑出版的期刊上发表，如果要投稿应当交给编辑部其他有资格的编辑审查，避免在稿件审查上的利益冲突。如果一篇稿件的观点或叙述与编辑的研究相近或不同，可能存在利益上的冲突时，编辑部应当将该篇稿件交给其他有资格的编辑负责处理。3.6及时报道对作者提交的稿件，编辑应当在合理的期限内给予及时处理，并尽可能快地决定稿件是否录用，保证符合期刊出版要求和质量标准的研究成果能够得到及时的发表，缩短研究成果的报道周期，加快学术信息交流的速度。在决定稿件发表的时间顺序时，应当按稿件的来稿时间为标准，但是并不排斥编辑根据栏目设置、选题规划和研究的热点而提前安排发表相关稿件和特约稿件。3.7尽力提醒编辑应当提醒作者尊重编辑、出版者和审稿专家的劳动，承认期刊是具有成本的重要资源，应当经济合理地利用期刊资源；提醒作者避免漏引，努力使应当引用而没有被引用的相关研究资料降低到最少；提醒作者对于非公开发表的信息在没有得到原信息所有人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在稿件中使用和报道；提醒作者注意稿件出版后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包括稿件中成果的公布可能给部门或国家造成的泄密，以及对他人合法权益的侵犯。3.8随时注意编辑应当注意审查稿件中文献引用的合理性，避免作者对自己以往研究工作或其他人相关研究工作的无效引证；当稿件对审稿人的研究工作引用不充分时，应当注意因利益上的冲突而造成稿件评价上的片面性；应当注意不管什么时候都不允许对作者进行人身攻击，作者的人格尊严应当得到尊重。来源：太原理工大学学报

目前，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仍然是大多数大学毕业的要求之一。许多研究生开玩笑说：“他们的论文被拒绝或正在被拒绝”，觉得发表论文“困难”。论文能否顺利发表取决于论文本身的质量。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在提交时自然会吸引编辑的青睐。除了论文的质量，还有一些方面也会影响论文提交的成功率。这是提交论文时必须注意的三种策略。策略1：论文标题应新颖有趣一个新颖的主题是本文的重点。标题是文章的总体大纲，是反映论文最重要内容的词语的逻辑组合，也是论文读者和审阅者的第一重要信息。编辑者必须首先查看论文的主题。这个话题新颖而生动，因此他有兴趣读下去。如果这个话题太老了，那将是乏味的，并且论文可能会被“杀死”。如何使主题新颖，简洁，有趣？一种是要更加关注近年来在研究领域（包括跨领域）的一些重要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二是关注近年来在目标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并着眼于过去两年中这些期刊的目录。主题是如何设计的，包括结构，字数以及如何总结文章的内容等，从而发现了编辑者的“口味偏好”。例如，在2017年的《社会学研究》第二期中，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飞行员”失败了？-关于城市固体废物“计量和收费”政策的试验过程的研究”的文章，相对新颖，简洁，并清楚地总结了本文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再举一个例子，在《社会》（Society）2019年第二期中，发表了一篇标题为“如何通过尺子衡量措施：基层治理中的系统强化-以城市更新试点项目为例”的文章。 ，相同感觉清新而不晦涩。策略2：谨慎选择期刊论文完成后，我应该提交什么期刊？这必须是针对性和战略性的。许多人认为在撰写手稿之前确定出版物是有意义的。首先确定期刊，不一定要确定某个期刊，可以确定一定数量的期刊，或者要发布的出版物级别，以便在撰写论文时可以有一个目标。如果从一开始就决定“冲刺”以发表高级论文，那么在搜索文献时，有必要针对该领域的重点期刊的文献。我们通常会注意这一点，即对顶级期刊发表的论文的引用通常是重要期刊或知名学者著作中的文献。此外，请务必仔细阅读所提交期刊的“投稿说明”，并查看论文目标期刊的基本要求，例如字数的基本要求。一些期刊对稿件的字数要求有更明确的规定，并指定了最小或最大字数要求。如果论文中的字数超过或低于期刊的要求，将降低被接受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如果您无法检索目标期刊的“稿件指南”，只需下载目标期刊最新论文的1或2作为参考。同时，尝试更多地了解目标期刊的论文风格，并根据论文的结构和语言风格来研究目标期刊。一些期刊将在今年的官方网站或特定期刊上发布今年的关键主题。如果论文在主题选择的范围之内，也可以增加论文接受的可能性。在提交稿件之前，一个特别重要的步骤是严格遵循目标期刊的稿件要求，并在纸框，摘要，关键字，文本和参考文献方面进行比较性的修订和改进。例如，就论文框架而言，关于引言，不同的期刊有不同的要求。该要求通常在期刊的“论文征集”中没有明确指出，但是您可以通过阅读期刊的论文来获得基本了解。某些出版物的介绍显然采用“ 0简介”的形式，而某些出版物则不是这种形式。再例如，在摘要部分中，一些出版物清楚地使用结构化摘要，即“ [目的/含义] ... [方法/过程] ... [结论]”等。一些出版物没有此权利要求。一些出版物明确要求摘要不得超过300个单词，而某些出版物则不得少于300个单词。所引用的文件应在论文中特别标记，参考文献应在文本后列出。大多数期刊都规定，引用的文档必须在文章末尾列出。但是，某些期刊（例如“政治学研究”）要求以脚注的形式进行引用。注意这些细节。也就是说，论文的写作风格必须符合期刊的风格和特定要求，您可以通过目标期刊的“论文征集”或研究新发表的论文来了解这些信息。简而言之，在提交稿件甚至撰写论文之前，请先了解并熟悉目标期刊的风格，然后再进行针对性研究。策略3：把握适当的时间与编辑交流提交稿件后，作者更渴望收到稿件的评论，并希望尽快被接受并安排出版。实际上，每本期刊都有一套相对固定的稿件处理程序和链接，包括稿件的三支票系统，稿件编辑和处理的三支票和一读系统以及作者在出版和印刷前的最终校对。如果作者能够理解这些链接中的一两个，那么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审阅自己的论文，何时可以发表评论，以及何时可以发表论文，所以他们可以大致知道。现在，许多在线提交系统都已打开，通常您可以在提交系统中看到审阅进度。因此，只需要注意提交系统。如果时间明显延迟，例如在提交后一个月进行初审，或者如果外部审阅状态在一个多月内没有变化，则可以致电编辑部以礼貌地询问文章的进度。如果期刊尚未打开投稿系统，则通过电子邮件提交稿件，这需要与编辑部进行沟通以了解编辑部处理稿件的进度。通常情况下，您可以在投稿约一个月后致电编辑部查询稿件的状态。大多数期刊都会在“论文征集”中指出出版物的审阅时间。目前，大多数期刊的审稿时间为3个月。如果3个月内没有任何回应，系统将自动将其视为拒绝。一些出版物的审阅时间相对较短，它们还将保证在45天，20天，1个月甚至1周内发表评论。在此阶段，请不要屏住呼吸。稿件提交三到五天后，我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编辑询问进度。应当指出，高质量的期刊越多，手稿就越“不缺”。一些期刊的年度投稿量超过10,000，编辑人员的工作量非常大。如果您急于要求手稿，其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融入学术的深刻、思想的睿智、逻辑的观照，凝练出中国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判断、基本原理等，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体系必将日益成熟并走向世界。为了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2015年国务院制定公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方案强调，坚持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为核心，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支撑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深入思考、完整把握中国特色与世界一流之间的关系，统筹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构建。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一样，将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确立为学科建设目标。这二者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纵观政治学发展史，凡是被公认为一流、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成就，无不是在回答本国重大政治问题中产生的，无不是适应本国政治发展需求而兴起的。如果一国的政治学理论没有民族特色，就不可能跻身世界一流行列。当然，政治学者在研究本国特色的同时也应具有观察人类政治文明的广博视野，关注人类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这样才能创造出为世界所认可的成果。当前，我们应抓住历史机遇，统筹推进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的政治学学科建设。可以说，中国特色是世界一流的基础和前提，没有中国特色就不会成就世界一流。中国政治学首先要增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进一步加强对深层次中国问题的研究。任何国家的政治现象，都有其发生的特定国情文化机理，因而不存在针对某种政治现象的普适性解释模式。我们要正视自身所面临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既不可亦步亦趋跟在西方政治学研究之后，也不可止步于对政策的一般解释或对现象的空泛议论，而应努力运用多学科知识解释我国政治运行机理，形成和发展学理性、逻辑性和开放性兼备的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近年来，政治学学者的中国问题意识越来越强，研究视阈越来越开阔，对从宏观到微观的诸多政治问题都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显示了政治学助力治国理政的学科功能。今后，政治学学者除了在对策性研究上继续努力，还应对涉及国家发展、民族命运和人民幸福等深层次问题予以深度关切和思考。目前已经有不少学者对中国政治发展中诸多重大问题，比如国家治理现代化、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建构、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机构改革等都做了很好的跟踪研究，在历史追溯、国际比较、实地调查、数据分析、对策建议等方面推出不少有价值的成果。我们还应努力在此基础上融入学术的深刻、思想的睿智、逻辑的观照，凝练出中国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判断、基本原理等。惟有如此，才能推动中国政治学的理论体系日益成熟并走向世界。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相依相融、并行不悖。我们在对中国政治进行的研究中，无论研究对象多么具体、研究方法多么实证，都应努力凝练出一般性知识和具有普遍解释力、预测力的判断。这样的研究成果自然具有让国内外同行关注、讨论和接纳的价值，进而有可能成为引领相关领域研究方向的一流成果。（作者：张桂林 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

笔者在先前的一篇文章中已经整体性地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后，外国哲学、社会学科重要著作（以下简称“世界学术名著”）的规划、翻译与出版的历史，厘清了我国新时期最重要的文化出版工程之一的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来龙去脉（《“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前生今世：纪念“蓝皮书”诞生60周年》，《经典与解释》辑刊总第45辑，华夏出版社，2016年）。本文则专门谈一谈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中期以及“文革”后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参与“世界学术名著”组译与出版的情况。一从1949年开始，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的转移，同中国的其他各项事业一样，翻译与出版事业的策源地、主阵地也转移和集中到了北京，当时所谓的几家“中央级”出版社都设在北京。同时，在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译局、文化部出版局等主管部门的指导下，“组织化”“计划化”成为当时翻译界和出版界最明确、最响亮的口号。最初，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统揽了政治类、学术类、文学类、古籍类图书（含译著）的出版，直到1958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恢复独立建制后，中宣部又确定学术译著和古籍整理为它们各自的主体业务。1954年，在中宣部有关领导的关照下，人民出版社成立了三联书店编辑部，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陈原兼任编辑部主任。根据上级指示，三联书店编辑部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负责外国哲学、社会学科重要著作的规划与翻译工作，并参照科技界、社科界的“十二年远景规划”，编制了一份包含一千三百零三种书目的《1956年-1967年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选译目录（草稿）》（俗称“蓝皮书”，这份书目以古典学术著作为主，兼顾少数有定评的现代著作，也包括了一部分学术史、思想史和国际关系、时政类著作），它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初始规划。“蓝皮书”由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世界知识社（三联书店和世界知识社此前已并入人民出版社）在1956年8月编印；在分发全国相关机构和人员征求意见后，依据反馈又在1957年春修订了这份规划，将选目类别由六类变为七类，书目扩展到一千六百三十二种，同时规划年份由1956-1967年变成了1956-1962年（笔者在前面提到的文章中关于“蓝皮书”1957年春“修订稿”的部分说法很可能是错误的，特此更正）。“蓝皮书”虽然是由人民出版社的三联书店编辑部编制，但它实际上是一个全国性的翻译、出版规划，所以，需要联合其他出版社一道推进。笔者手头持有的一份由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世界知识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当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尚未正式独立）、人民文学出版社、科学出版社、法律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在1957年9月联合编印的《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第一、二期选译目录》（以下简称“联合版选译目录”）便是这些出版社建立起来的一项工作机制，相互通报信息，共同发布消息。“联合版选译目录”第一期的信息较为详尽，标注了有关书目拟承担的出版社和已经约定的译者，但第二期仅列出出版社，没有注明译者。联合版选译目录说明从“联合版选译目录”的实际分工来看，作为人民出版社副牌的三联书店和世界知识出版社，以及即将独立建制的商务印书馆，承担的最多；人民文学出版社、科学出版社、法律出版社、中华书局承担的相对较少且比较专门；湖北人民出版社只承担了一种（产宁《美国史》，即Edward Channing,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6 Vols, 1905-1925，此后未见出版）；所以，地方出版社事实上只有上海人民出版社一家真正参与其中，而且地位较为突出。这种情况倒也不难理解，作为新中国成立前的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上海有足够的实力在组织翻译与编辑出版外国学术著作（以及文学著作）方面占有一席之地；而政府出版主管部门在某种意义上也确实是把上海人民出版社视为“国家队”的。笔者统计了一下，“联合版选译目录”共列出书目五百七十八种，其中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五十五种，占到了将近十分之一；而笔者新近获得的一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1962年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选译目录》（1958年3月，以下简称“沪版选译目录”）则表明，按照原计划，上海人民出版社有意在这项工作中承担更为重要的角色。这份规划书目是作为一封公函的附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发送给人民出版社的，公函的全文如下：人民出版社：我们根据您社1957年5月编印的“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选译目录”选择了第二期选题146个，兹送上目录一份，请核收。如有重复，希望早日通知。另外，我们增加了选题8种，列入名著选题，不知是否妥当，亦请考虑欣告。新增的8种如下：哲学类第53 爱尔德曼《哲学史》哲学类第54 缪尔海德《现代英国哲学》哲学类第55 亚当士与蒙太苟《现代美国哲学》哲学类第56 拉达克里希南主编《现代印度哲学》政治类第12 约翰·密尔《论代议制政府》经济类第6 菲歇尔《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经济类第32 马歇尔《工业与贸易》经济类第33 马歇尔《工业经济》此致敬礼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五编辑室（1958）3.14抄致：世界知识、三联、商务、中华、人民文学、科学、法律、湖北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发送给人民出版社的公函公函所附“沪版选译目录”对照“联合版选译目录”与“沪版选译目录”可以发现，“沪版选译目录”的规划也包括第一期和第二期，但它所谓的“第一期”其实涵盖了“联合版选译目录”确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的品种（计五十七种，与原来规划的五十五种互有出入），而它所谓的“第二期”则是更长远规划的品种（计一百五十四种）。二1957-1958年规划后来的落实情况如何呢？“联合版选译目录”（第一二期）与“沪版选译目录”（第一期）共计选定了六十种书目：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其中的十六种（罗威尔《英国政府》两部算一种），已经约定修订旧版但后来并未出版的一种（多布《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分担一种（《杜勃罗留波夫选集》），“文革”后上海译文出版社补出一种（维克塞尔《国民经济学讲义》）；由商务印书馆承接选题并在不同时期已经出版的十六种（含三联书店优先出版和承接选题各一种），迄今为止仍未有中译本的二十四种，其他出版社新出中译本一种（威尔逊：《美国宪制政府》，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罗威尔《英国政府》我们先来看看由上海方面出版的十九种（以下“文革”前的版本数据采自《上海人民出版社书总目（1949-1985）》，但也增补了“总目”遗漏的个别书目；书名采用出版时原书名，作者采用现今通行译名）。这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了：按照最初的规划，此书由曹未风依据一卷节本译出，但后来改从索麦维尔节本译出，并且多人参与了中册和下册的翻译——徐怀启、庆彭泽（乐群）、王国秀、周煦良、耿淡如、章克生、张师竹、徐孝通、刘玉麟、林同济、丁彦博、王造时，都是上海学界各个领域的翘楚和资深译者（尽管他们当中有些人并没有独立署名的译著）；此书的出版完全可以看作是对上海翻译界的一次检阅；此书初版（1959-1964年）后多次重印再版，直到2000年才被新译本替代。另一本颇有影响的是伏尔泰《哲学通信》（1961年），此书也是集体翻译的成果，聚集了当时上海法语界的一些重要学者（高达观、徐仲年、王燕生、洪洁求、宋紫棠、徐之海、蓝鸿春，他们当时都任教于上海外国语学院——后来成为著名法语文学翻译家的大学数学教师周克希就是跟蓝鸿春先生学的法语）。张师竹短笺除了这两种名著以及由新文艺出版社分担的《杜勃罗留波夫选集》之外，剩下的十六种要么属于经济学类（含经济史，共计十种），要么属于政治学类（含社会主义各派学说，共计六种）。这些品种无论是分配指派的还是自愿承担的，多少都反映了当时上海学界在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两个领域的影响力。在经济学著作中，既有英国新自由主义者霍布森的作品（《财富的科学》《帝国主义》），也有奥地利学派门格尔和哈耶克的代表作（《国民经济学原理》和《物价与生产》），还有费雪《利益理论》、汉森《经济政策和充分就业》这样的专题名作以及诺尔斯《英国海外帝国经济史》、欧弗莱区《列强对华财政控制》这样的经济史著作。《列强对华财政控制》在政治学著作中，除了潘恩《理性时代》之外，其余都是当代的作品：罗素《社会改造原理》、拉斯基《美国总统制》、罗威尔《英国政府》（分为“中央政府部”和“政党制度部”两册）、韦伯夫妇《资本主义文明的衰亡》和麦唐纳《批评的和建设的社会主义》，偏重于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左翼）各流派。从译者来看，这两类著作的译者除了滕维藻（南开大学）、朱宗风（滕维藻的岳父和合作者）、袁绩藩（云南大学）之外，都来自上海。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的这些译者除了来自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之外，还有一些是自由职业译者。比如，张师竹、何子恒、于树生：他们在民国时代就有多种译著，旧时代曾是律师、报人，现在都成了职业译者。1949年之后在上海还有一批这样的职业译者，这种现象在其他地方是罕见的；他们的生平虽然不是完全不可考，却也是长期不为人所知。（笔者将在“上海译界往事系列”中对他们继续进行追索，此处不赘。）这些著作的译者有两位使用了笔名，一位署名“纪明”（《帝国主义》），一位署名“秋水”（《资本主义文明的衰亡》和《英国政府》）。“纪明”比较容易确定，因为“联合版选译目录”第一期标注了《帝国主义》约定的译者是著名经济学家寿进文，而他自己在回忆文字中也确认“纪明”是他的笔名（他以这个笔名发表过数部译著）。但是，“秋水”就不那么容易确定了。“联合版选译目录”标注《英国政府》的译者是著名政治学家张慰慈，但此前关于他的生平介绍都没有提到他翻译过这两本书；考虑到“联合版选译目录”标注的译者到实际出版时有变动的情况（比如，《理性时代》一开始约定的译者是著名翻译家方重，但后来却改由张师竹翻译），所以，要想确定“秋水”就是张慰慈还需要进一步的证据。好在笔者很快就检索到上海市文史馆沈飞德先生的一篇文章《张慰慈与文史馆》（《文汇报》2014年05月26日第8版），此文对张慰慈晚年的境况多有披露，文中恰好提到：“张慰慈进文史馆后主要从事翻译工作。他翻译的罗威尔的《英国政府》（两大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译稿蒲莱斯的《现代民主政治》（两大册）在1963年交北京商务印书馆。”由此，“秋水”是张慰慈的笔名得以确定。张慰慈捐赠图书章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余的四十一种。布赖斯（蒲莱斯）《亚美利加共和国》属于其中至今还没有中译本的二十四种之一，“联合版选译目录”标注此书约定的译者是南开大学的杨敬年。杨先生晚年回忆说：“我原来与上海人民出版社订有合同，翻译［英］蒲莱斯的《亚美利加共和国》一书，因我被划为右派，该社独自撕毁合同，借口可以让我专心改造，并追缴预支稿费五百元，我只得以商务的稿费去偿还”（《期颐述怀》，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90-91页）。事实上，前文提到的张慰慈已经交稿的布赖斯《现代民主政治》重校本——他在民国时代领衔翻译过此书（《现代民治政体》）——后来也没有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曾经与布赖斯此书齐名的另外两本关于美国政治的巨著拉斯基《美国的民主》和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也出现在了“联合版”和“沪版”选译目录上：前者已经约定译者浦允南（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当时任教于上海外国语学院），却始终没有完成；后者（目录上的名称是：端德克维《民主政治在亚美利加》）则要到1988年才有商务印书馆推出董果良译本，至今行销不衰。1963年商务印书馆复函张慰慈，译稿不发排“联合版选译目录”还有五本书也约定了译者，其中何子恒译希尔《英国革命》已交稿，但因为三联书店优先推出了舒贻上译本而作罢；其余四本是：丁彦博译鲁本《印度哲学史》、李季谷译《日本书记》、李青崖译米什莱《法国革命史》和胡焕庸译斯丹普《亚洲区域与经济地理》。李青崖是著名翻译家，此时已年过古稀，而且精力主要放在修订《莫泊桑全集》上，很难完成那么大部头的《法国革命史》（米什莱卷帙更浩繁的《法兰西史》也在“选译目录”之列）。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的胡焕庸是著名地理学家，大概教学和研究任务比较繁重，一时无暇他顾（商务印书馆在1962年推出了荷夫译《亚洲区域与经济地理》，可以排除“荷夫”是胡焕庸的笔名，但其人到底是谁待考）。同样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的李季谷则因曾担任过国民政府浙江省的教育厅长而在1955年“肃反”中受到审查，被定为不戴帽子的历史反革命份子，1968年投河自尽。译有《古印度哲学中的唯物主义流派》的丁彦博在1949年后的具体情况不详，但可以推知他的日子也不好过；钱春绮先生在一篇短文中说他精通英文和德文，“文化浩劫中抄家，扫地出门……后来，不知怎么，他突然逮捕，不久就瘐死狱中，家人也未去收尸，可谓惨矣”（《梵文学者丁彦博瘐死狱中》，《文坛杂忆》全编六，上海书店，2015年，174页）。商务印书馆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关于《亚洲区域与经济地理》事宜的往来登记“选译目录”余下的选题要么至今还没有中译本（有些书今天已经过时，没有翻译的必要），要么被商务印书馆（以及三联书店）承接出版（大多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经典）；有迹象表明，商务印书馆承接的不只是选题，可能还有部分译稿，但详情不得而知。商务印书馆承接的这些选题，1950-1970年代出版的有七种，1980年代出版的有五种，其余四种则是1990年代以后出版的（最新的两种是2017出版的庇古《就业与均衡》和2019年出版的霍布斯《论物体》）。三以上是“沪版选译目录”第一期的情况，那么，第二期的情况又如何呢？第二期的一百五十四种（主要来自于“蓝皮书”选目；个别有重复，比如，霍尔巴赫《自然政治》在哲学类和政治类中都有出现）同样有相当一部分选题被商务印书馆承接，但仍然有不少至今没有中译本。比如，第二期历史类列入了颇有名声的“剑桥三史”中的《剑桥古代史》和《剑桥中世纪史》——这两部多卷本的“剑桥史”后来都有了“新编”，而这两部“新编”的中译本直到今年在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资助多年后才开始陆续出版，可谓姗姗来迟。就此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1958年编制的、预计到1962年完成翻译和出版的这项译著规划，是一场“大跃进”，一项至今也谈不上完全实现的“愿景”。1950-1960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还出版过数种并未见之于“联合版”和“沪版”两种选译目录的同类别学术译著，它们甚至在装帧设计方面都与上述品种大体一致（类似于后来商务印书馆的“四菜一汤”封面式样，但设计要素不是很稳定），显然属于随机增加的“重要著作”：比如，斯特拉彻《现代资本主义》（姚曾廙等译，1960年——笔者怀疑这是对“蓝皮书”和“沪版选译目录”第一期中塞伊《现代资本主义》的替代）、卡尔纳普《哲学和逻辑句法》（傅季重译，1962年）、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蓝皮书”列有此书；1964年，此书的译者“乐文”，不知何许人也）。除了上述意义的“世界学术名著”之外，上海人民出版社在“文革”前也参与了部分“灰皮书”的出版（出版时间是1963.12-1966.6）。这批哲学和社会学类“反帝、反修资料选辑”由《哲学研究》编辑部编，共计五十七种：“老修正主义哲学资料选辑”（第一、三辑，第二辑未见出版；第一辑考茨基《唯物主义历史观》共计六册，第三分册直到1984年才出版补齐）两种；“苏联哲学资料选辑”（第一至二十六辑，第十三辑未见出版）二十五种；“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第一至二十辑，第三、四、七辑未见出版；重点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流派）十七种；“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资料选辑”（第一至八辑）八种；“资产阶级社会学资料选辑”（第一至五辑）五种。这其中有一些属于“世界学术名著”的范畴（比如，“蓝皮书”列出的詹姆斯《彻底的经验主义》、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席勒《人文主义研究》，前二者也出现在“沪版选译目录”第二期上），它们连同其他一些品种（比如，胡克《历史中的英雄》和《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莫里斯《开放的自我》）后来曾被收入“西方学术译丛”“世纪文库”。“西方学术译丛”这批“反帝反修”资料的译者阵容非常强大，因为这是中宣部乃至更高层布置的政治任务（《哲学研究》编辑部只是一个名义，尽管据悉陈修斋先生当年从武汉大学被借调到北京参与编选书目），所以还是以北京的译者为主——清河翻译组、北京编译社这样特殊的翻译机构悉数上阵，而且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译者署名；不过，仔细翻检可以发现，上海的译者仍然占据了一定比例，并且以上各个系列都有参与（因为过于复杂，此处不列）。“文革”前上海人民出版社还零星出版过其他几种“灰皮书”——这几种“灰皮书”未必是像以上几个系列那样由上级分派，而很可能是自行组稿。比如，文集《中东欧与世界——斯大林以后时代的发展》（1963年，此书封面即标注“供内部参考”）、加尔布雷思《丰裕社会》（1965年），等等。笔者注意到，从1959年底开始，像《社会改造原理》《美国总统制》这些学术名著就已经改为“内部发行”，而1966年出版的《英国海外帝国经济史》（第一卷）则在装帧设计上都已经“灰皮书化”。《英国海外帝国经济史》到了“文革”后期，由于特殊的历史机缘与政治气候，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了大量国际关系、时政类著作的组译和出版工作，但也出版了一些像伽利略《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1974年，曾经出现在“沪版选译目录”第二期上）、《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1974年）、康德《宇宙发展史概论》（1972年）、《爱因斯坦论著选编》（1973年）、薛定谔《生命是什么》这样的自然哲学译著（大多见之于“蓝皮书”）。毫不奇怪，此类著作的译者都来自上海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比如，复旦大学的全增嘏教授就几乎参加了所有这几本书的翻译。这批书中有一种颇为引人注目，那就是海克尔《宇宙之谜》（1974年），此书当时发行了四十七万册。参与此书翻译的袁志英先生曾撰文说，“一夜之间，一个‘名、洋、古（人）’的一部大书进驻红光闪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阵地’，这背后有什么玄机，作为该书译者之一的我也不明就里”，“只知任务是上头来的”；他推测，这与早年曾经阅读过此书的毛泽东有关，1975年毛泽东在会见访华的西德总理施密特时花了十分钟的时间讨论了“海克尔那部粗糙的唯物主义著作《宇宙之谜》”（《关于达尔文主义者海克尔在中国的影响》，《中华读书报》2009年10月14日）。联想到1967年1月毛泽东与刘少奇最后一次会面和谈话时，曾向刘推荐了几本书，其中之一便是“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也就是《宇宙之谜》），这种推测自然不无道理（邓伟志先生关于此书的一些说法，参见《邓伟志口述历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58页）。但我们可以补充的是，译介海克尔的著作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股风潮（1916-1917年《新青年》连载过马君武译《宇宙之谜》，1920年《新中国》连载过刘文典译《宇宙之谜》前五章），受其思想影响的可不只有毛泽东；所以，不但“蓝皮书”上有《宇宙之谜》，而且“沪版选译目录”第二期还列出了他的另外两本书《自然创造史》和《人类发展史》。上述不同时期、不同范畴的学术译著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在改革开放后推出“西方学术译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就像这套书的“出版絮语”所说：“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我社曾经翻译出版了近百种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著作。现在来看，其中一部分属于西方学术名著，反映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在今天仍未失去它的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因此，我们决定从中选择一部分进行重印，编辑这套《西方学术译丛》奉献给广大读者（1986.8；有趣的是，“译丛”有一册霍利切尔《科学世界图景中的自然界》，版权页注明是1965年版，1987年第二次印刷，但笔者相信它此前从未出版发行过，1987年不过是用旧纸型重印而已）。”当然，随着中国学术和出版事业的繁荣，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等出版机构也随即加入此行列，在新时期中国学术译著的出版热潮中，上海再次占据了突出地位。即便如此，在新世纪之初开始汇编的“世纪文库”乃至更为晚近的“学术译丛”中，仍然可以看到上述品种的身影——是为后话，就此打住。(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