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研究

一提起政治学，至今还有些人认为：政治学是阴谋诡计学，是升官发财学，似乎政治学就是搞这些研究的，始终与心机手段、升官目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恰恰说明了一些人对政治学的误解是多么深，对政治学的意义的普及是多么必要。想想奴隶社会，奴隶的生活吧！想想封建社会，某些皇帝的生活是多么奢侈糜烂吧——这是随机的！在这两个社会时代里，普通人可谓是生活的毫无尊严，这生活状态，往好点儿地说，如猪牛般被人役使，差点儿地说，随时生命不保，而且是随机地以最残忍的方式剥夺人的生命。奴隶社会就不说了，就以相对进步一点儿的封建社会来说吧，即使以清明时期的封建社会来讲，那也是皇帝的一言堂，万一不高兴，是可以完全不依据律例的，而随时可以任性地杀害人，任意剥夺你的家室和财产的——只要这个皇帝愿意这样做。而皇帝之所以没做，不是因为他做不到，只是因为他不想做。这就是古代政治的现实。你愿意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么？假设你又处在拜金社会里，在人与人之间，没有感情，没有友爱，没有爱情，没有朋友。有的只是生意伙伴——能给你带来金钱利润那个人。以及异化了的“朋友”“爱人”——他们因你的钱而成为你的“朋友”，因为你的钱而成为你的“爱人”——可是，不知哪一天，不幸的你，或者生意破产了，或者身陷病中时，他们就都不见了，一一离你而去。曾经的“朋友”毫不在乎地丢下了你，满怀喜悦地结交上了新贵，曾经的“爱人”也已另有新欢了。而父母亲友都嫌弃你这个不能挣钱的败家仔，有辱门楣。你愿意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么？假设你生活在社会动荡、战火连绵的日子里，父母妻儿随时被人强撸、丧命，假如又生活在垃圾成堆、臭气熏天的环境里……我们万幸，我们十分幸福的是，上面的种种描绘在我们这个时代都不存在。但是，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一切致力于改善人们生活状况，希望人们生活在和平、正义、自由、幸福的社会里的政治学家们一步一步艰辛探索出来的，他们在理论上探索，总结，设计，宣传，更有亲自实践的。即使为此而触犯了权势派系，面临被杀害威胁也不中止。当被这些政治学家发现、创造了的这些理论、思想，启蒙了人类，为人民所认可后，在政治人物的带领下，就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实现了目前这个虽然美好、但是仍在不断进步的社会。尽管根本上，我们知道，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必然推动社会的进步，但不可否认的是，生产力的实践，其成果——经验、教训、思想、理论等，必然靠某些人去总结。而政治学家，就是对关于社会设计、社会进步方法的总结，尽管这些总结有些不一定是对的。当然，也有那些研究权谋的，但是，我曾在前文所叙述：“1.正儿八经的政治学，尤其是当代政治学，一般是不研究这些东西的。2.正儿八经的政治学，如果研究这些东西，仅仅是把它当作政治史来研究，以了解历史为目的，或者是，研究它的目的，在于如何设计更严格周密的制度，以规避这些问题，比如，回避制度、以权力限制权力的制度等。研究它。正是为了消灭它，所谓知彼知己，百战百殆，与此异曲同工之妙。3.即使历史上的马基雅维利，强调帝王权谋，也只是把它作为实现其祖国统一、振兴祖国的手段，是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的，这和那些自私的只顾着个人得失的图谋是根本不同的。况且，马基雅维利认为，在祖国统一后，就该实行共和制(即改建设成民主国家，就不需要君主了，当然也不需要帝王权谋了）。马基雅维利即使有如此的爱国情怀，即使仅仅把它帝王权谋当作向民主国家过渡的临时手段，仍然引起来不少政治学家的批判。至于后世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即所谓的自称信奉马基雅维利的观念，认为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强调权谋术的人)，与马基雅维利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对马基雅维利的观点断章取义、无意或有意地抹黑了马基雅维利罢了。”简言之，政治学伟大，是因为，它研究的是，如何让每个人都平等地幸福地生活，而从不是关于某特定的个人、小团体如何取得、维持富贵的。

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宣称“人乃是政治动物”时，也许已经预料到今天的我们依然与政治息息相关。随着政治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如何认识和解释政治现象已经成为现代高等教育储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的政治学已经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极大丰富，现在政治学的研究范畴已经不局限在政体、政党、政府，而是扩展到了社会、心理、政治认同等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更加多元，从最初的文本研究发展到实证研究、统计研究再到今天最新的科学主义研究方法；当代政治学的研究越来越全球化，学者们不再仅仅对单一国家、地区进行研究，而是重视跨文化、跨地区的政治研究和比较研究。政治学日新月异的发展为我们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提供了新的工具。发展的政治学传统的政治学往往从政党、国家、政体等基本概念入手，而在《当代政治学十讲》中，作者则是从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发展问题着手来展开。因为，发展的问题是当代政治科学的起点，也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家对世界发出的第一声。从发展问题着手，基本涵盖了当代政治学里面的基本概念。从发展问题里延伸出国家的发展模式，发展的核心——现代化还是西方化，国家对发展是促进还是限制作用，国家与市场对发展的影响，人民如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等。在发展理论中，“现代化”和“现代性”是解释不同国家之间贫富差距问题的关键概念。现代化学派通过分析和归纳欧美国家向近现代化社会的转型，认为西方化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板，是人类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途径。丹尼尔·勒纳从社会心理层面来界定“现代性”。无论是“现代化”还是“现代性”，经典现代化学者都忽视了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发展的历史机遇以及国际环境对国家发展的影响。经典现代化的批判者虽然意识到历史机遇和不平等的世界体系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但没有跳出西方化的发展路径。而亚洲“四小龙”、日本等的发展经验给政治学提出了两个新的思考维度：国家规模和国家能力。根据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可以分为“市场驱动型”和“国家主导型”发展理念。发展和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化的重要课题，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需要寻找与自己的国情、历史文化条件互相协调的发展模式和道路。民主的政治学现代政治的发展大大丰富了民主的概念。“民主”和“民主化”是当代政治学的两大核心议题。虽然民主作为一种概念和实践都来自古希腊，但现代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却来源于17世纪开始兴起的三次革命运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确立的“权利”观、法国大革命确立的“平等”观以及美国革命确立的“独立”观。但民主究竟是什么？查理斯·蒂利归纳了宪法的、实质权力的、程序的以及过程导向的四种判断方式。罗伯特·达尔以“过程导向”为特点来定义民主，认为理想的民主是一种“多元政体”，其特征是保障人们形成自己对事物的偏好和观点，保障人们对自己偏好的观点的表达以及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选择和观点对政策的影响力是一样的。现实中的政体只能无限接近“多元政体”，而不可能完全达到这个模式。在实现与发展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关于哪些因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形成了不同的解释路径。第一种是文化解释，认为一个国家是否走上民主道路，取决于该国的政治文化；第二种是现代化学派的解释，认为民主政治与工业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第三种解释则重视革命暴力在民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前三种解释的共同之处在于，认为民主转型是一些短期内无法改变的结构性条件。第四种解释是“唯意志论”，认为政治领导阶层的价值观、策略、能力以及其他人类行为对民主政治具有重要影响。前三种解释与第四种解释路径反映出政治学中结构论与唯意志论之间的根本冲突。正是这两者之间的冲突带来了政治学中制度主义与新制度主义的逐步兴起。制度主义路径希望结合结构论与唯意志论二者之长，弥补两者之短，走出一条“中间道路”。一方面，采用制度主义视角研究政治过程和解释政治现象，可以自动将人的主观能动性所发挥的作用包括进去——因为任何政治制度都是由人来设计、运作、改进和革新的。另一方面，身处政治制度中的人，无论是领袖还是大众，却又只能在各种客观的结构性因素的限制下设计、运转、改进和革新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可以分为两类：抽象的制度和实在的制度。抽象的制度是指政治规则和规则系统；实在的制度构建物，则是那些建立在抽象原则之上，基于规则或规则体系而运行的政治实体。制度及其构建物主要通过5个方面影响政治过程和政治结果：制度及制度构建物可以决定政治过程参与者的资格和范围，可以决定政治竞争过程的胜利者和失败者，可以影响甚至决定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同政治系统的政治家们可以形成自己相应的政治动机和政治策略，还可以帮助塑造人们的政治身份和政治认同。认同的政治学政治认同理论作为政治社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20世纪末期才逐步走入政治学研究视野的。政治认同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我是谁”，也就是个人对自己政治身份的定义；第二个层次是群体归属感，或曰个人对社会集体或者社区的归属感；第三个层次是我与其他人如何产生联系以及产生何种联系。身份政治到晚近受到重视，是因为其在政治事件和政治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首先，是其对国家构建至关重要；其次，身份认同也可能成为种族暴力的温床；再次，经济资源的分配不均也可以引发一个国家不同身份认同群体之间的歧异和冲突。种族和多元文化问题是身份政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也是现代国家需要处理和应对的重要挑战。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各国政府主要采取了两种不同的身份政治政策：“大熔炉”政策——通过同化过程使社会的多元文化群体融合进一个由国家整合起来的主流身份认同中去和“沙拉碗”政策——将各个族群按照类似沙拉的方式融合在一起，即互相联系和融合，但是保留各自独特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无论是哪种政策，有一点是共通的，即现代的多元文化国家必须富有宽容性和包容性，才能达到社会的和谐与安宁。20世纪政治学和政治哲学分离后，政治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要解决的是“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也就是政治学的“实然问题”。发展政治学、民主政治、政治制度与政治认同等勾勒出了当代政治学的基本轮廓，也为我们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历程，展望人类政治的发展前景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视角。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国际问题出版中心）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赵丽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长期以来，对于政治学研究中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地位的争论，主要停留在何者为优的层次上，而鲜有涉及两者在“致用”维度上的统一关系。但是，着眼于兼具哲学与科学内涵的政治学学科体系建设，真正重要的问题或许并非在于对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作简单取舍或判断何者为优，而是需要更深入地思考二者如何融合的问题。一按照最宽泛的，也是一种古典的定义方式，政治被理解为公民在公共空间中展现才德、建立功业并获得荣耀的活动，它包罗万象，涵盖了政治共同体中公共生活的全部。相应的，这种理解当中也自然内含着预设政治哲学统摄性地位的基调。因为，只有那些指向“美好生活和健全社会”“正确或完善的政治制度”的内容，才被一些人定义为区别于“公开学说”之意见的“知识”，才可能与上述“正当”的政治活动间建立起必然的因果关联。而站在思想光谱另一端的人们，主张“科学”地理解政治，并把一切形而上学的概念和规律排除出政治生活和政治学的知识体系领域。从学科范式上讲，政治学研究正经历着从哲学时代向科学时代的转变。但这种转变，并不代表对哲学或科学范式的简单否定和替代，而是表明二者都在确立对于自身的反思和超越性维度。这种转变是从普遍到特殊又到普遍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一种简单的循环，而是与人类理性思维在否定之否定中实现不断自我超越紧密关联。真正隐藏在哲学与科学、价值与规范之争背后的，其实是对政治学致用维度一以贯之的终极关怀。正是这一维度的始终存在，引导着人们的理性思维不断实现自我超越，因此，这一维度才是真正可能将整个政治学发展史连贯为一条完整线索的基础。二尽管存在着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分离的现状，但是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应然与实然研究正从对立走向统一。在当代世界中，无论是普遍性还是特殊性，都不应该被简单地否定或者替换，因为二者既存在各自作用的合理空间，又存在彼此连接的过渡地带。科学与逻辑不应是简单地占领意志与价值的解释空间，而应尝试解释意志与价值产生及发生作用的机理，而后者也需反过来重新审视其与科学和逻辑的兼容关系。科学与逻辑的背后，同样包含着对秩序的追求，这种追求不能不被看成是一种特定的价值旨趣，所谓剔除不科学内容的过程也不能不与剔除不道德内容的过程保持着内在的共性。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二者适应性的边界问题，也需要我们以二者统一的视角去看待。事实上，我们经常会发现政治科学研究中科学性不足的问题，比如在传统的制度主义框架内，对于特定制度衰亡的解释往往是不充分的，但我们又应该看到，政治科学研究局限的暴露，并不必然创造出政治哲学发挥填充作用的空间。这是因为，上述问题的出现，既可能是政治科学范式内部定性与定量研究的平衡失调、工具与经验的脱节所致，也可能是源于科学问题对价值问题的不当遮蔽。即便矛盾表现为后一种形态，政治哲学研究的补位也不是自然而成的，而是需要从政治科学研究的弊病中汲取教训，从而避免自身在经院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因此，探讨应然问题的政治哲学与探讨实然问题的政治科学之间并不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对立和替代的关系，恰恰相反，二者在人们对于政治世界的解释和影响过程中完全可能和平共处。一方面，应然探讨所留下的经验世界的空间有待于实然研究的填充，用以支持其立场、结论，或者丰富其思考维度乃至于提供反思和超越的条件。另一方面，应然探讨所致力于追求的普遍性概念，又通过相应的社会实践，与实然研究发生关系，从而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实践研究走上无限制强调差异性的碎片化认知的道路。毫无疑问，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可以以一种微妙的组合形式共同指向对现实世界的影响与改造。三对于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之间内在统一关系的另一重理解维度是，既存在政治哲学的研究沿着观念政治的轨迹滑向无意义的解构性阐释的危险，也存在着政治科学的研究在完全祛除有意义的价值议题的情况下沦为为现状提供保守主义注脚的风险。作为我们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学理论，便实现了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目标和研究范式的内在统一。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科学分析的痕迹无处不在，比如阶级分析和社会经济结构分析就是最典型的代表，相较于马克思之前那些沉迷于建构“逻辑在先”思辨体系的政治哲学家而言，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政治科学的坚定拥护者。但是，如果因此便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英美政治科学混为一谈，又显然是不合适的。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以科学为名，将结构性的、带有价值旨趣的矛盾问题通过技术性的解读去实现意识形态和阶级属性的脱敏化，更不赞同仅从技术性的解释角度来运用政治科学的分析工具。中国本土化政治学学科体系建设在不同阶段应该有所侧重，但不能偏废。一方面，我们应当承认，中国本土的政治科学研究起点较低。相应的，本土政治学研究中那些运用最新科学研究方法，比如质性研究方法的成果应当得到充分的重视和鼓励，同时，基于本土经验的多元创新方法也应当获得更高的评价。另一方面，政治科学的主流范式受现实政治的影响。因此，经由政治科学提炼而成的概念、范畴、体系，必然反映着其所存在的政治实体中的主流政治价值，反映着相应政治哲学前提的影响。归根到底，要实现中国政治学的学术自信、话语自信和学术自立，不是政治哲学或者政治科学单方面的发展所能完成的任务。我们需要超越的，并不是政治学发展中特定的“哲学阶段”或是“科学阶段”，而是一种将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简单对立起来的思维定式。我们从不打算否认两者在范畴、范式、功能方面的差异，但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只能承认二者的关系必然以此兴彼衰为唯一指向。着眼于政治学整体的发展前景，高呼“科学时代已经终结神学时代”，或者将“哲学的复兴”视为一个既定的趋势，实际上都不符合事实，而且反映出持论者仍在过分地执着于哲学与科学间“体”的区分，而忘了使二者统一于政治学致“用”的旨趣。事实上，回到政治学本身，尤其是当代中国政治学本土学科体系建设的初心上来，无论我们是期许来自政治哲学的研究能够为主流价值观的建构和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支持，还是希望依托政治科学的研究能够为解决现实矛盾提供经验与方案素材，围绕“体”之维度上的区分所展开的学理争论，都不应该以妨碍“用”之维度上的统一为代价。对于本土政治哲学的发展而言，致用的关键在于反思和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预设，寻找和建构中国价值和中国维度；相应的，对于本土政治科学的发展而言，致用的要害也在于发现西方政治科学的盲区与局限，从而尽快摆脱学步与回应的被动状态。本土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的发展完全可能并且绝对应当同向而行。前者在普遍性、价值性问题上的破局，可以为后者破除西方政治科学“价值中立”的神话，真正回到用中国眼光、中国思维、中国立场来思考中国问题的科学解释与解决奠定基础。同理，政治科学本土体系建构的每一分进步，其运用于中国现实中科学性的每一分提升，也都在无形中解构着西方立场的政治哲学所描述的普遍性根基，推动着政治哲学的发展。(作者：王炳权，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新京报原标题：关于粮食安全，别掉进这些观念误区既要对粮食安全问题始终存有危机意识，大众也要避免理解偏差引起无谓恐慌。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持续蔓延，正带来越来越多的连锁问题。其中，对“粮食危机”的担忧，最近成了公众话题之一。从国内部分地区遭遇洪涝灾害到一些国家发布粮食出口禁令；从夏粮收储量下降到抵制粮食浪费成为全民共识……关于粮食的诸多消息，每每引发舆论关注。在此，我们就针对近期人们普遍关注的几个问题，进行一个较为系统的梳理。收储减少≠粮食减产这几天，人们谈论最多的，恐怕是国家物资储备局发布的消息——“主产区小麦累计收购同比减少近千万吨”。于是有人惊呼，“小麦大幅减产”“粮食危机来临”。但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么回事。首先，公告说的是收购量，而非总产量。从数字上看，虽然小麦收购量降低了，但其总产量却是增加的。数据表明，今年夏粮稳中有增，其中小麦产量为1.32亿吨，比2019年增加75.6万吨，同比增长0.6%。其次，收购量减少是因小麦价格看涨、市场化购销活跃。一些专家将之解读为农户“惜售”、贸易商“囤粮”，这一说法也没有太大问题，但我希望用更为中性的语言来描述这一现象——在价格预期走高的情况下，农户手中的小麦更多地通过市场机制得到销售，而对政府托市收购的依赖有所降低。长期看，这对于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健康发展有利。杜绝浪费≠过度管制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对粮食安全还是始终要有危机意识，今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其中有两重意蕴。一是风险警示。国无远虑，必有近忧。去年以来，中央就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出了一系列部署。而在今年疫情冲击下，国际国内形势更趋复杂严峻，这个时候总书记重提粮食安全问题，实际是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又一次提醒和警示。二是道德教化。以德化人是我国治国理政的重要传统。在当前形势下，总书记再次提倡营造“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相对于有形的粮食节约而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道德教化的力量凝聚全民共识，号召大家共克时艰。但个别自媒体将前述“收储量减少”的消息与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捆绑误读，也在一定范围内造成了恐慌效应。还有个别地方对于制止浪费采取“过度管制”，例如有饭店推出“称体重点餐”等。厉行节约，当然需要一些刚性的制度约束，但同时要注意不能陷入到“口号式”“运动式”的形式主义当中——须知，“形式主义节约”解决不了粮食问题，却有可能破坏社会共识。吃饱肚子≠粮食安全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一个国家的粮食供给既要靠稳定的产能、适度的储备，同时也离不开一个健康有序的国际贸易体系的支撑。近些年，全球粮食产能一直相对过剩，粮食贸易在调剂余缺方面的作用很显著。有人说，世界上粮食安全状况最好的国家是新加坡，这里却不产一粒粮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但是，这一平衡成立的大前提是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很多人把粮食安全理解为“吃饱肚子”，实际上，粮食安全更是战略资源领域全局安全、系统安全的集中反映，也是国家战略安全的底线。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定规模的粮食仓储在大国博弈中甚至发挥着“核威慑”作用。一个国家粮食储备充足，别国便不会轻易发动粮食战争。那么储备量多少才合适？这本质上是个政治决策问题，无法用经济理性来分析。今夏小麦产量1.3亿吨，收储量4000多万吨，也就是说三分之一的产出进入了国家储备，这个规模已不算低。但今年国际环境风云诡谲，为增加安全冗余，有关方面很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储备。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粮食市场是“市场购销+托市收购”双轨运作，储备规模过大会影响正常的库存轮换，进而引起粮食价格的非正常波动。那样一来，一方面种粮农户要承受损失，另一方面国有粮库也会面临收储压力。因此，在操作中，必须谨慎防范这一情况的发生。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我们既要对粮食安全问题始终存有危机意识，大众也要避免理解偏差引起无谓恐慌，从而导致市场信号混乱。如何处理好风险应对与市场秩序的平衡，不断考验着各级决策者的政治智慧。□陈明（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项目执行研究员）

政治学是治国安邦之学，与一个国家的建设、发展密切相关。国家建设为政治学研究提供深厚的实践基础，政治学研究为国家发展提供政治理论支持。国家建设与政治学研究良性互动，能够助推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国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交汇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中国政治学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学术支撑，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学人必须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和勇于承担的历史责任。回应新的时代要求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讲，政治就是设定国家机构及其职权，管理和参与国家事务，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因此，政治学是以国家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如国家权力、国家职能、国家机构、国家结构、国家利益、国家治理、国家能力等。尽管随着时代变迁，政治学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研究方法不断创新，但国家建设与发展始终是政治学研究的关键课题。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制度前提和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政治前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独特的国情和道路选择，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既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模式，又没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经验可资借鉴。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和伟大成功，既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更无法用西方政治学理论来解释。而且，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还会遇到各种复杂问题。如何在理论上总结中国发展经验，有效化解未来发展面临的风险，增强发展动力，迫切需要包括政治学在内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提供学术支撑和智力支持。这是时代对中国政治学研究提出的要求。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政治学如果不能回应时代要求，不能对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变革作出科学解释，不能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学术支撑，那么，政治学自身的知识价值和学科地位就无法得到承认，中国发展道路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也会缺失政治学理论上的阐释，结果很可能是中国政治学在实践中失语，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会受到削弱。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学人应自觉承担起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努力通过知识生产和思想创新，为中国强起来提供政治学上的有力支持。为强起来提供学术支撑根据知识的特点，政治学生产的知识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理论性知识，包括陈述性知识和规范性知识；另一类是实践性知识，包括程序性知识和对策性知识。从政治学知识生产的这两种类型看，政治学可以在理论建构、制度设计、政策咨询三个层面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支撑。当今时代，政治学要有所建树，就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理论支撑。从解释理论的角度说，当代中国政治学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作出科学阐释。这种阐释不能仅限于对事实和现象的简单描述，也不能单纯停留在讲好中国故事层面，而要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经验进行归纳总结，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从人类的认识规律看，概念往往先于理解存在。对于一个复杂现象如果没有形成概念，这种现象就无法更好地被人所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只有经过概念化提炼和理论确认，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事实和经验才能转化为一般性、普遍性的知识，从而更好地被人们所理解、被国际社会所承认。从规范理论的角度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并不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模式的重复，而是一种新探索。这种新探索需要理论上的确认和指引，在这方面中国政治学研究大有可为。比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逻辑形成系统化的理论建构，对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内在机理和实现形式进行学理论证，对人们日益增长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的要求在理论上予以回应，等等。这些理论建构需要吸纳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更要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归纳。制度以规范形式为人类行为提供约束和激励，从而使人类摆脱了单纯偶然性和任意性的支配，建立起有序的公共生活。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供给，国家的持续发展就没有保障。从知识角度讲，制度设计蕴含着程序性知识，形式化的制度是程序性知识的表征。这类程序性知识在一定程度和范围上指导着人类的实践活动，为人们解决“如何做”的问题提供参考答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仅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等的现代化，还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也为国家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提供保障。如何完善国家治理体系、补齐制度短板，需要政治学深入研究，拿出有说服力的学术成果。政策咨询是指通过专家或智库所掌握、储备的知识和数据，对各种信息资料进行综合性研究开发，并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政策性建议的活动。通过科学决策来保证公共政策的合理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十分重要。现代社会高度复杂，信息量大，社会关系多变，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时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需要多方咨询意见，以避免决策失误。政治学可以发挥其实证、量化分析的优势，从多方面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咨询服务。比如，为政府决策提供有关问题、现象、事态情况的综合分析报告；对全局性、长期性问题进行超前研究，做出科学预测，并提出战略性建议；为政府决策机构解决某类问题设计若干可行方案；分析决策实施条件、成本、有利和不利因素以及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提出可供选择的具体实施方案；对政府政策执行情况进行量化评估，为政府作出政策调整和追踪决策提供帮助。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体系中国政治学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学术支撑，不仅需要理论勇气和学术抱负，更重要的是脚踏实地，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进行长期不懈努力。站在为国家强起来提供有力学术支撑的战略高度，中国政治学应增强学术自主性，提高学术研究科学化水平，拓展学术研究视野，推动中国政治学研究取得新进展。中国政治学应立足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开展原创性研究。主张学术自主性和立足中国现实，不是要自我封闭，更不是否认已有的研究成果，而是强调中国政治学要回应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不能从西方理论出发，不应局限于西方理论中固有的概念和观点，更不能不加辨析地将西方政治学学术议题转化为中国的学术议题。学术的生命力源于实践。中国政治学要真正走出单纯引进、介绍西方政治学的阶段，深入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从生动鲜活的政治运行中发现问题并提炼出学术议题，通过原创性研究实现理论创新，着力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对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中国政治学研究须着重关注。这其中有大量问题需要进行科学解答，如一些社会现象需要精确地定量描述，许多政策性问题需要精细化分析，提出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因此，实证研究也是中国政治学应注重的角度和方法。通过定量分析，确定社会现象中有关因素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和数量关系，提升社会现象分析的精细化和准确化程度，从而提高研究的科学化水平。政治学研究应以问题为导向，根据解决问题的需要决定采取何种研究方式和方法。跨学科研究和比较研究是拓展政治学研究视野的两种有效方法。要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整合研究，就要超越学科界限，充分利用其他学科的知识，进行跨学科合作，从多维度、多层面展开研究，提升研究的实际效果。同样，开展比较研究有助于获得新的学术成果，而且也可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相关依据。为使决策科学、合理，可以将相关事物进行比较，从比较中分析异同、优劣，从而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更符合事物的规律和实际。需要强调的是，研究中国问题不能把研究视野局限于中国范围，因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人类现代化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政治学应加强国际比较研究，不仅要加强与发达国家的比较研究，也要注重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研究，在比较中更好地认识中国，通过解决中国问题进而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作者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周光辉）

2020年7月30日，由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持编撰出版的《政治通鉴》新书发布会暨“通鉴视野下的政治科学”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北京大学校长郝平与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社长刘国辉等嘉宾共同为新书揭幕。来自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数十位专家学者、校内部分职能部门负责人及多家媒体代表出席了会议。发布会由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何增科教授主持。郝平与刘国辉等为新书揭幕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于鸿君在致辞中对《政治通鉴》的出版表示了热烈祝贺。他指出，启动“政治通鉴”编纂研究工程，出版《政治通鉴》系列论著，标志着政治学研究中心的学术事业结出硕果，是北大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的一大盛事。学校将一如既往地高度重视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的发展，支持中心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取得更多重大成果，建设成为中国政治学基础研究的重镇。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对新冠疫情的讨论和抗击，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憧憬，交织着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自信和期盼。抗击新冠疫情的中国方案，深刻地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强大生命力。中国政治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希望北大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以“政治通鉴”工程为牵引，科学研判政治学的发展趋势和生长点，会通古今中西，融通学科视野，推动中国政治学在更加开放、更加科学的道路上创新发展。政治学研究中心要牢记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提倡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鼓励大胆探索，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活跃学术空气。要坚持和发扬学术民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风格学派相互切磋、平等讨论”，继续广泛团结政治学及相关学科的机构和同仁，充分发挥平台作用，引领风气，凝聚共识，打造中国政治学的“通鉴学派”，构建新型学术共同体，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于鸿君致辞刘国辉指出，《政治通鉴》的编纂出版是政治学基础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填补了中国现代政治学工具性基础文献的欠缺，也将推动中国政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是以编纂出版大型综合性和专业性工具书为主的国家级出版机构，《政治通鉴》是大百科常年坚持高端学术出版的又一代表作。出版社对《政治通鉴》的编辑出版工作高度重视，特别邀请资深出版专家、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政治学卷责任编辑的周五一先生为书稿把关，做到了细致编辑、反复加工与精益求精，力求高度契合学术出版规范。出版社将在北京大学及各位专家学者的支持下，一如既往地出版好这套书，并通过这套书见证中国政治学“通鉴学派”的形成。刘国辉致辞《政治通鉴》主编，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兼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就“政治通鉴”的基本内容、主要特色与编撰动因作了详细介绍。他指出，“政治通鉴”研究工程致力于解决以下几个关键问题：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主要政治经典和人类创造的基本政治制度究竟有哪些；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究竟有什么关系；人类有哪些重要的政治理想，未来人类的理想政治应当是什么。《政治通鉴》是多卷本的系列出版物，每一卷都包括古今中外的政治经典、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人物、代表性政治理论和重大政治事件五个部分的主体内容。通鉴不同于为君主提供统治镜鉴的传统政治文献，也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政治学百科全书，在撰写的过程中，要求作者努力做到叙述和分析相结合、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研究相结合、以及经典文献研究与理论前沿论述相结合。《通鉴》编撰的根本动因，在于填补中国现代政治学工具性基础文献的欠缺，推进中国政治学的基础研究；《通鉴》编撰的直接动因，在于承担起北大政治学人对于中国政治学科发展的学术使命与责任，继承并发扬北大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传统与特色，并在研究和编撰的过程中，建构起“政治通鉴学派”的学术共同体。俞可平发表主旨演讲合影新书发布会后，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的专家学者围绕“通鉴视野下的政治科学”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延伸阅读：《政治通鉴》新书介绍“政治通鉴”是一项大型的政治学基础研究工程，被列入北京大学“双一流”专项资助计划及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本次发布会呈现的《政治通鉴》第一卷，就是“政治通鉴”研究工程的阶段性成果。《政治通鉴》初步以多卷本系列出版物的形式呈现，每一卷都包括古今中外的政治经典、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人物、代表性政治理论和重大政治事件五个部分的主体内容。共有十位专家学者参与了第一卷的撰写工作。《政治通鉴》第一卷包括五个部分：（一）古今中外的重要政治学经典；（二）改变政治历史进程的重大政治事件；（三）影响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政治人物；（四）对人类政治生活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思潮；（五）人类有史以来的基本政治制度。《政治通鉴》第一卷包含以下条目：（一）政治学名著：《理想国》、《政治学》；（二）政治事件：秦始皇统一中国、英国革命；（三）政治人物：隋文帝、华盛顿；（四）政治思潮：世界主义、民粹主义；（五）政治制度：共和、法治。

《比较政治学研究》系列辑刊，由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组织编辑，每年出版两辑。《比较政治学研究》辑刊将为政治学研究者提供公开的学术交流与争鸣园地，诚邀相关议题学者共同探讨比较政治学，以促进学科繁荣和进步。本辑刊的策划与出版，融思想性与前沿性为一体，以比较政治学为特色和重点，以专业化的视角和国际化的视野确保《比较政治学研究》辑刊的学术质量、学术风格和学术使命，致力于解读纷繁的国际政治现实，在对比研究中提炼共通性的分析工具，以期为国家政治发展提供参照的最优尺度。

作者简介：张桂林，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监察研究院院长，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委，中国政法大学前副校长、党委常委。研究领域为西方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国家监察理论。一、中国政治学复建以来的四方面成就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政治学发轫于京师大学堂1904年设置的政法学科——“政治学门”，此后一直随着国家的社会政治变迁而曲折发展。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100多所大学已有40多所设立了政治学系。由于新中国借鉴苏联的学科模式，政治学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被撤销，仅有少量的基础性课程散见于法学等学科中。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要抓紧补课”。随之，中国政治学会复建，专业的教学研究机构涌现，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起步，中断了近30年的中国政治学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推动下迅速前行。其发展成就可以概述为以下四个主要方面：第一，学科知识不断分化融合，学科体系日臻成熟完备。学科是知识的平台，学科体系是关于特定研究对象的知识通过不断的内部分化与外部融合而形成的基本框架。因而，学科体系是学科建设的第一要务，也是衡量学科发展状况的第一指征。40年来，政治学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和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两个权威性文件明确定位的一级学科，一直随着社会发展的需求和社会科学的繁盛而自觉进行学科体系建设。在传统的“政治学原理”“中外政治思想”“中外政治制度”“政治学研究方法论”等基础学科之上，新兴学科大量涌现，知识体系空前丰满。其中包括：以不同政治主体和主题为研究对象的分支学科，如农村政治学、基层政治学、民族政治学、权力政治学、国家监察学、选举政治学等等；借鉴关联学科的研究方法解读政治现象的交叉学科，如政治哲学、政治文化学、政治人类学、政治心理学等等；运用政治学的分析范式研究重大社会现象的新兴甚或冷门学科，如环境政治学、移民政治学、军事政治学、网络政治学、教育政治学等等。随着政治学学科体系的日渐成熟，其学科主要功能——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成绩斐然。迄今，全国近130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30多所高校具有一级学科博士点，80余所高校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完备的“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人才培养体系建成，人才培养模式基本规范，课程体系基本合理。高等院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等系统内设立了大量专门性的教学和科研机构以及跨单位的协同创新组织，政治学专业研究者的队伍规模、学术声誉和社会影响力空前增强，国家的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空前加大。第二，努力服务于治国理政，学科的应用性和科学性日益彰显。政治学自产生伊始，便是经世致用之学。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学一直将服务于治国理政作为本学科的重要使命，自觉回应中国政治发展中迎面而来的重大问题。研究者们先后就国家政权建设、国家职能建构、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干部任期制、“一国两制”、民主和法制关系、德治和法治关系、集权和分权关系、党政关系、政府职能转变、基层民主建设、执政党的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产出了一大批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政治学回应社会需求、服务政治发展的应用性功能进一步彰显，研究者们聚焦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等各个研究领域，主动承接来自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各种重大项目与委托课题，以专著、论文、成果要报、咨询报告等形式为国家的决策立法提供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伴随着学术研究的拓展和应用性研究的加强，政治学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元化和科学化的特色。在学科复建之初常用的逻辑分析、历史分析、制度分析、阶级分析和利益分析等规范性方法的基础上，田野调查、案例分析、数据分析、模型建构等实证研究方法显著增加。及至近10年来，计算社会科学、量化历史方法、大数据分析、实验方法、预测研究等一系列科学研究方法成了推动政治学知识生产的重要手段，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成为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主要指征。学界虽然对过度强调科学方法的重要性有质疑的声音，但是政治学研究因为科学方法的运用而提升了应用性和科学性的水平却是不争的事实。第三，自觉推进本土化建设，创建了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的学科基本话语。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是从大量译介西方政治学的著述而开始的，因此研究者们往往习惯于借鉴西方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范式来关照中国的政治现实。20世纪90年代后，政治学者开始意识到，中国的政治实践和政治发展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是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很难解释和预测的。由此，中国政治学自觉地开始了学科建设“本土化”的努力，相继创建了一系列对中国政治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的本土话语。比如，在“民主话语”的范畴内，提出了“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基本命题，将“党内民主”“协商民主”“基层民主”等囊括于民主研究的视阈下，为中国民主的发展拓宽了理论空间；在“国家话语”的范畴内，提出了“国家能力”理论并据此对强大起来的中国进行评估，再经由与现代治理理论的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崭新话语；在“体制话语”的范畴内，提出了“新权威主义”“压力型体制”等概念以与西方的“后极权主义”“后全能主义”等概念相抗衡；在“政府话语”的范畴内，相继提出“法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政府创新”“大部制改革”等概念，为中国现代政府建设创造了自己的理论。此类政治学本土性话语的不断提出和广泛运用,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话语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四，国际交流不断拓展，学科的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随着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强大，它与国际政治学界的交流也不断拓展，形成了常态化的国际交流机制、多样化的国际交流形式、稳定性的国际交流渠道、标志性的国际交流成果。一方面，中国政治学者通过邀请国外同行前来参会、讲学、访问、合作项目、译介其有影响的著述等“请进来”的方式及时掌握国外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和最新成果；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学通过积极地到国外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发表外文学术文章和出版著作，创办政治学英文期刊等“走出去”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和发展状况。更尤其是，国家层面也设立了很多高层次、高规格的人才培养和学者交流项目。在积极稳定的双向交流中，越来越多的中国政治学者为国际政治学知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政治学的国际对话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学科排名不断攀升。北大、清华和复旦的政治学科进入了QS排名前50位，中国政治学者的国际期刊发文量从1997的13篇增加到2017年的307篇。二、中国政治学继续前行的四个着力点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建构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要求。次年9月，国家“双一流”建设方案正式实施。在新的历史契机下，中国政治学若要行稳致远，实现辉煌前景，必须在4个方面用心发力。第一，在学科发展方向上，强化本土意识，打造中国特色。学科因国家和时代的需要而产生，因回应国家和时代的重大问题而兴盛。当代中国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为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和迫切的要求。中国政治学者的首要任务应是强化本土意识，立足中国实践，尊重中国国情，研究中国问题，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政治发展做出理论贡献，提升政治学理论对政治现实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在此过程中逐步构建起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实现学科更大的发展繁荣。尤要强调的是,政治学在进行本土化建构的同时，应该把握好“本土化和西化”“本土化和国际化”两对重要关系。首先，立足于本土研究的中国政治学应该是一个包容和开放的学科体系。它对于在西方政治文化中孕育成熟的、被实践证明有相对解释力和预测力的政治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应该善于吸纳、借鉴、转换、创新和超越，做到为我所用；其次，在坚持中国问题意识优先的前提下，中国政治学要带着全球视野和国际格局，自觉地与国外政治学同行一起探讨世界性的政治论题，为人类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政治学人的特有智慧；第三，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研究不仅仅是运用本土方法和本土话语来解释本土的政治现象，也不仅仅是以自洽的逻辑来认知本土特定的政治问题，而应该是在研究本土的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的过程中努力揭示其本质特征，凝练其演变规律，使应用研究得出的结论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价值；不仅是具有特殊性的知识，更是具有普遍性的原理。唯其如此，中国政治学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科学而融入国际话语，才能够带着本土特色而走向世界一流。第二，在学科体系建构上，强化基础学科，合理、均衡地建设新兴学科。政治学的学科体系虽然日益丰满和成熟，但仍然存在着不少显而易见的问题。比如，在强调应用研究和量化研究的过程中，以“史”“论”为主的基础学科日益被边缘化和弱化；新兴学科虽然大量涌现，但大部分分支学科之间发展不均衡，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不清晰；各分支学科之间和各层级学科之间缺乏必要的逻辑关联，难以形成学术研究的合力。故而，政治学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自觉遵循严谨、合理、科学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学科体系。首先，高度重视基础学科建设。基础学科决定了政治学的学科边界，突显了政治学科的独特价值，奠定了政治学人的基本功底，为实证研究提供了价值导引，其地位只能强化而不可轻视。各级各类管理部门、学术单位和社会组织，应该给基础学科投入更多的资源，给甘于坐“冷板凳”的基础学科研究者更多的支持，给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更多的展示和奖励。其次，积极拓展交叉学科。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人类的“公共权力活动”是最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牵涉领域最多的问题，因而政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所有学科都有交叉的必要和可能，其交叉学科建设空间最大、动能最足。政治学交叉学科的建设绝不仅仅是某校某人随意性的开了几门交叉性的课程，或者提出了几个貌似交叉性的概念，而是要认真地从学科知识融合的角度，界定研究对象和范围，形成基本概念、范畴、原理和方法，使它们成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学次级知识体系。最后，加强对学科体系内部不同层级、不同系列的分支学科之间排列组合的逻辑性和科学性的论证，减少离散性和随机性，使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不仅是形式上的庞大丰满，更是实质上的合理科学。第三，在学科知识供给上，努力提高创新能力，催生原创性研究成果。如上所述，中国政治学自复建以来，形成了庞大的研究队伍，产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创造了丰富的本土话语。但是相对于快速进入现代化转型的社会发展需求而言，政治学的知识供给仍然显得捉襟见肘，对丰富的政治现象和生动的政治实践均无法提供有力的解释和有效的预判。所以，中国政治学的未来发展要以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创新实践提供更多的知识，奉献更多的原创性成果为圭臬。为此，政治学研究者应该做到：1.深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发现新问题，挖掘新素材，将丰富的感性材料进行逻辑加工和理性提炼，揭示现象的机理，把握事实的本质，凝练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和原理，为具有解释力的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形成奠定基础。2.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并重。一方面，实证研究对于提升政治学的应用性和科学性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它在注重量化和实验的基础上，归纳理论、发现规律、注重专门知识的发现和发明，促进了原创性知识的产生。另一方面，实证研究所需要的学理基础和价值导向则需要由规范研究来提供，否则，单纯追求量化、图表和模型的实证研究就难免失之于肤浅和低效。两种方法并重，才能推进知识的创新。3.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继承性”和“民族性”的原则，挖掘与吸收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我国悠久的历史上虽然没有形成西方那样独立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但是却充满了前人认识政治现象和解决政治问题的特殊智慧。我们应该遵循知识生产的规律，将丰富的历史智慧做现代化的改造和转换，使之成为对于政治现实具有适应性和合理性的创新性话语。4.重视对国家发展当中深层次问题的研究。虽然中国政治学者的中国问题意识越来越强烈，应用性研究的论题越来越拓展，但大部分都是限于政治活动和政治行为层面的对策性研究。对于涉及国家发展、民族命运和人民幸福等深层次的重大问题、价值问题，尚缺乏深度的关切和深刻的思考。政治学应该意识到并着手弥补这一缺憾，研究深层次的问题，得出自己创新性的结论。第四，在学科国际化上，以“世界一流”为终极目标，扩大学科影响，提升学科地位。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不是对立的或割裂的，而是内在一体、同时并行的。在强化本土意识，打造中国特色的同时，中国政治学必须具有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广博视野、具有超越特殊性的普遍性知识贡献，具有国际同行认可的评价标准。否则，其作为学科的独立性、科学性与合理性均会受到质疑，更遑论实现世界一流。立志走向世界一流的中国政治学应该：1.建立更加多样化和稳定化的国际交流机制与路径。让越来越多的政治学本土话语成为国际同行交流的热点和焦点论题，乃至成为话语中心，占有话语优势，充实国际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就当下来说，中国政治学尤要重视在国际性的权威刊物上发表更多的创新性研究成果。2.打造良好的学科生长氛围和学科文化，孕育越来越多有国际影响的学术大师和学科带头人。依据国际经验，凡被大家公认为世界一流的学科，都有被国内外同行公认的学术大师。他们以原创的学科概念、基本理论、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对本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影响。没有这样的学术大师，任何大学的任何学科都很难被视为世界一流。3.重视高水平人才的培养。人才培养是学科的首要功能。它彰显着学科的发展水平，关乎着学科的国际声誉。在国际通行的几大评价体系中，都涵盖了各部相同的人才培养质量要素。所以，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的学科，也很难被同行认为是世界一流的学科。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中国政治学研究转型升级的一年。一言以蔽之，中国政治学开始“回到历史”，尤其是回到中国自身的历史资源。围绕这一主题，不同的政治学者在研究进路、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上都做出了新的探索：首先，历史政治学的浮现为突破政治学理论上和实践上面临的瓶颈提供了新的出路；其次，以中国的政治现代性为主轴，政治学迎来了更多贯通古今的重要议题；最后，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也开始从宏大叙事转向科学化的因果推论。为什么要回到历史：历史政治学的兴起与定位政治学为什么需要回到历史？为什么需要一种名为“历史政治学”的新进路？政治学界从三个方面给出了理由：反思当代中国政治转型的需要，弥补当前西方政治科学薄弱环节的需要，研究中华民族悠久政治传统的需要。首先，当代中国自身的历史是政治学思考政治转型并为其提供智力支持的首要资源。有不少政治学者回顾了70年来中国政治学科的发展。其中，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在《与国家命运共振：70 年中国政治学的蜿蜒绵亘》中点出，中国政治学的兴衰与国家的改革路线紧密相关。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政治学经历了20年左右的“黄金时代”，学科得以恢复乃至扩张，但如今开始与政治实践渐行渐远，封闭于象牙塔中或者聚焦于微观政策。因此，让政治学话语既立足于历史实践经验又保持学术的客观性，是中国政治学克服危机的必经之途。其次，当前西方以政治科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方法逐渐狭隘化，需要重拾历史之维。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教授郭台辉在《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历史之维》中总结道，西方的社会科学先驱们提供了三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孔德把历史视为社会科学的论证材料之“用”；韦伯以理解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体”；马克思则试图融合历史与社会科学规律，超越“体用之争”。但在二战以后的美国，社会科学开始遗忘历史，以实用主义为哲学基础，将超越历史情境的理性行为作为分析单位。而世界政治体系共同遭遇危机的今天，不仅西方学界开始呼吁“找回历史”，中国学者更应该找回被社会科学忽视的非西方历史经验。最后，中华数千年的政治传统一直未能真正进入现代政治学的视野，这是我们重返历史最重要的理由。虽然百余年来，传统中国政治一直没有离开社会科学家的视野，但大家一直用“封建社会”“东方专制主义”等西方理论来衡量它，一些概念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并不存在。与此相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杨光斌在《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中倡议，不仅要以中国本土的话语来解释政治传统，还要将它们升格为普遍性的政治学理论。例如中国在两千年前就有了官僚制政府、大一统思想以及“一种文教、多种宗教”的特殊传统，它们对中华文明两千年的兴衰有何影响？与现代西方政治学中的各式理论又有何异同？这都是中国政治学对世界的潜在贡献。历史政治学的提出，正是呼应了这些理论和实践需求，为未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同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政治学会、北京市政治学行政学学会、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多家科研单位及其学术期刊相继推出了以历史政治学、新中国70年制度变迁、中国政治学发展史等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和论文专栏。当然，仅仅意识到“回到历史”的重要性是远远不够的。历史政治学如要真正成为政治学学科的知识增长点，还需要对具体的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进行客观而深入的探索。研究哪些历史：追求贯通古今的重大政治议题在历史政治学这个初见雏形的学术共同体中，政治现代性与现代化已隐然成为政治学家的一条研究主线。这是因为，不仅晚清以来思想家都将政治现代化视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后来的学术研究甚至发现，中国的现代性和现代化并非是19世纪末才出现的新鲜事，而是一个贯穿着历代王朝兴衰的“元问题”。尤其是在国家构建等领域，中国比西欧更早地开始了系统化的探索。近年来，已有一些政治学者基于过去的学术积累，对政治现代性这一问题下的各个详细议题进行了初步发掘。其中既有贯穿三千年大历史的议题，也有剖析近现代中国史的议题，还有聚焦于当代中国的实证议题。在大历史领域，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徐勇的《关系中的国家》与美国学者米格代尔的《社会中的国家》遥相呼应。他通过对古代中国的长时段考察指出，中国的国家构建是关系叠加、内生演化的产物。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任锋的《立国思想家与治体代兴》，则与欧美的“政体”理论对话。该书强调，汉代以后的主流思想家都是用“治体”来思考政治系统，它包含“治道”“治法”和“治人”，其内涵远非政体一词所能替代。而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筠的《英国政治思想新论》虽然在讨论英国的现代性，但其收笔于英国、欧陆与东方国家构建的比较。12—19世纪英国的国家构建树立了一个与其他大国乃至与韦伯理论都不同的典范，即官僚制与立宪主义并存，强国家与公民自由兼得——这足以为中国的国家构建史提供对照和反思。对近现代史领域而言，2019年恰好也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国内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活动越来越多，但问题在于如何从“政治的”宣传中提炼出“政治学的”议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续添的《从“国家”到“地方”：中国现代国家改造中的“战略退却”》，探讨了“五四”以后的国家构建。与前述学者一致，他指出此后的国家构建并非新事，而是原有国家机器面对挫折之后的“改造”，以地方为中心的国家改造形塑了20世纪上半叶的政治格局。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里峰在《“运动时代”的来临：“五四”与中国政治现代性的生成》中，将“五四”视为“主义”话语和群众运动两大现代政治模式兴起的标志。显然，政治学者研究“五四”并不仅仅是为了还原历史，更是为了理解政治现代性这一超越历史事件、形塑着中国政治各个方面的“元问题”。很多中青年政治学者将研究聚焦于当代中国政治。这看起来似乎与历史政治学相距甚远，但如果观察其核心议题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意识具有一致性：中国特殊的现代制度及其绩效。不过由于当代中国的数据更全面、研究基础更丰厚，大家可以对现代政治文化、现代国家构建的具体制度和合法性等子议题做出更细致的考察。中国公民的政治文化一向是实证研究的焦点，因为现代化的精神基础就是思想启蒙。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马得勇等在《信息接触、威权人格、意识形态与网络民族主义——中国网民政治态度形成机制分析》中，通过对网络调查结果的分析，发现威权人格和意识形态对网民民族主义形成的关键性作用。这种政治态度形成路径的发现，也挑战了过去认为传统文化或者现代教育能直接影响公民的结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季程远与合作者在英文论文《中国共产党员与群众的意识形态差异》中，比较了8万多名党员和大众的政治观点，发现党员群体不仅在社会、政治和国际价值观层面都能很好地代表大众。而且受选拔机制和政治社会化影响，党员的思想在各个层面都更加现代化。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张长东在英文论文《中国政府与企业家不对称的相互依赖》中，探索了税收与政商关系这一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领域。他指出，在中国“税收国家转型”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通过四种机制与企业家讨价还价，形成了一种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而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孟天广与合作者的英文论文《从互联网到社会安全网：中国网络参与的政策后果》通过对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进行大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在不引入竞争性选举制度的条件下，网民的政治参与也能带来政府的回应，并能促使政府提高治理质量。如何分析历史：从宏大叙事转向因果推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所谓“回到历史”的努力没有严格的方法论，没有以具体方法和史料数据为基础，那么就很可能沦为口号和宣传。在这一点上，已经发展半个世纪并影响了众多中国政治学者的历史社会学是最佳的榜样。甚至可以认为，美国的历史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历史政治学，而且摩尔、斯考切波等代表人物本来就活跃在高校的政治学院系。只不过，在美国政治学界以行为主义为主流的背景下，他们并未打出政治学的旗号。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的《什么是历史社会学》一文，为历史政治学的方法论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他指出，历史学以时间叙事为基础，社会学以结构叙事为基础，而历史社会学的贡献就在于融合了时间叙事和结构叙事。同时，这种“时间—结构”解释必须是多因的而非单因的，必须有多元的时间观。联想传统政治史研究中的决定论、结构主义、进步史观、循环史观等弊病，这几项方法论原则几乎都切中要害。虽然历史政治学与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有何异同仍待商榷，但处理好时间和结构的关系，无疑也是历史政治学研究必须做到的。有意思的是，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对立并不是新鲜事，在源远流长的政治思想史领域也能看到类似的讨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阳在《议题选择、概念互释与话语衔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总结道，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存在两种进路：接受过西方政治学训练的萧公权主张“采政治学之观点”；而以历史学背景为主的刘泽华则强调中国思想的“特殊性”。对中国本土政治学的建设而言，两种进路都不可或缺，但具体如何融通仍有待政治学者们的探索。在具体方法层面，随着国内外和政治学科内外的知识交流，案例研究、定性比较分析、大样本统计、大数据与机器学习以及实验（包括自然实验、实验室实验和实地实验）等方法都方兴未艾。政治学界已经开始超越传统的“定性—定量”之争，初步形成了一些共识：研究方法应当多元化，应当根据问题意识选择最合适的方法，因果推论是研究应当追求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叶成城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唐世平合作的《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方法》，聚焦于如何通过案例研究寻找因果机制。一方面，通过选择那些“进行到一半”的机制可以减少二分虚拟变量的信息损失；另一方面，通过比较因果过程的观察值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准实验状态”。而时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陈超与合作者在《逻辑因果与量化相关：少案例比较方法的两种路径》中，区分了学者们将因果关系视为“逻辑因果”还是视为“量化相关”的两种态度。他们认为，逻辑上的可比性比量化上的可比性更适用于检验有关充分/必要性的理论框架。也有一些学者开始用这些方法探索政治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马啸的英文论文《中国地方精英议价中的群众力量》就采用了调查实验的方法。研究发现，当群众的压力与县级政府利益一致时，县级政府会利用这一压力要求上级撤回不合理的政策。历史政治学的发展也离不开对一手历史材料的搜集整理，而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史料都是定性和定量研究潜在的案例库和数据库。在过去的一年里，不仅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机构共同建设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已开始得到政治学者的重视，政治学界也开始量身定制具有学科特色的案例库与数据库。如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合作规划的“中国治国理政历史数据库”项目，计划将中国历史上君主、储君、宰辅以及战争等政治因素录入数据库，以便进行更科学化的实证研究。此外，很多青年学者和博士生在自己的教学与研究中也收集了不同领域的案例和数据，它们都可能为未来中国政治学发展打下坚实的史料基础。中国的政治学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术共同体，本文的回顾难免挂一漏万。“回到历史”只是众多学术探索中一波比较明显的思潮，而其他扎实的规范性研究和共时性的实证研究也值得大家重视。特别是，政治学家相比于其他学科而言，尤其肩负着为国家和学术发展出力的双重责任。这也提醒我们，未来要继续加强政治学共同体内部的交流合作，继续鼓励独立的、非功利性的学术探索，为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科学的现代化添砖加瓦。（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黄晨 杨端程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