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硕士论文

在刚刚过去的2019毕业季里，埋头写论文的百万高校毕业生比以往承担了更多的压力，“查重”这个词成为他们集中吐槽的对象。2019年，继翟天临学术风波之后，类似论文造假事件的不断曝光为学术不端敲响警钟，为了端正学术风气，维护学术规范，各大高校纷纷降低论文重复率，毕业生被迫不断查询、修正论文重复率以满足要求，这一度在毕业季引发热议。“专有名词被标红难道要杜撰?”“文史类资料需要引用很多出处，低重复率的要求太苛刻了”“为了避重不能好好说话了”……降低论文重复率是否具有必要性?如何看待“低重复率即正义”?良好的学风如何维护?针对这些高校和社会普遍关心的话题，记者走访了部分高校。重复不等于抄袭，各种正常引用被查重软件“误杀”一位政治学专业大学生表示，论文在查重中被标红的部分确实是重复，但重复不代表是抄袭。很多人的论文中都会有观点性的内容，这些内容会引用部分学者的观点。查重所用的数据库非常全面，所以凡是相似的表述，或同一个词汇反复出现都会被标红，这种“一刀切”的处理给学生在论文创作中带来不少困扰。比如“随着行政体制改革和服务性政府建设的推进”这种官方性的话语，再比如有时论文中常需要引用政策文件，并且无法进行个人修改，但由于同一文件被许多学者都引用过，所以也会被认为是重复的内容。一位法学专业大学生提到，在完成其个人毕业论文后，第一次查重发现的重复率很高。论文中有些关键词被查重软件认为和另一篇论文重复，可是两篇论文从主题到内容都没有任何关联性。另外，由于一些高质量论文引用率较高，容易被查重判定重复，许多学生被迫引用一些质量一般的论文。查重被标红部分截图。图片来源：半月谈查重对促进原创有重要价值，但不可矫枉过正原创性论文是作者借鉴前人成果思考的结果，查重与论文原创具有关联性，是可以证明论文原创程度的。论文查重不仅是保障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必要的技术手段，也是促进论文原创的重要措施。一位环境工程专业的硕士生导师认为，针对理科而言，论文中大部分都是实验数据，数据是很难有重复的，一旦数据被查重标红，也就意味着这样的论文会从本质上被否定。查重被标红部分截图。图片来源：半月谈一位中文专业硕士生导师认为，论文查重具有必要性，对于论文的重复率要求可以进行适当调整，但切记矫枉过正。比如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学校应允许他们有所借鉴，因为对本科生来说，完成毕业论文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基础学术训练。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学习怎么确定选题，怎么进行文献查询，怎么完整地完成一篇毕业论文是更重要的事情。基于学习和研究性质的不同，本科生和硕士生、博士生的查重率标准应该区分开来，因地制宜，量体裁衣。降重不能根治学术不端一位政治学专业硕士生导师认为，要防止论文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就要保证论文的低重复率，但一味降低重复率标准不利于建立正确的学术规范。学术本身是在前人智慧的基础上提出新看法或新视角，重复率检测可以反映出学生论文撰写是否存在学术不端的情况。在检测、降低论文重复率的过程中，学生可以反复阅读自己的文章，删减没用的“废话”，修改其中不合适的表述，在这个给文章“瘦身”的过程中也会有所收获。但是，由于电脑查重具有机械性，一方面，很多非抄袭论文也存在重复率较高的现象，电脑的判定导致一篇原本高质量的论文为了片面降低重复率而被改得“面目全非”。另一方面，有的学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换汤不换药”，生硬地修改专有名词，最终使论文蒙混过关。这就违背了论文创作的初心，也让降低论文查重率有“治标不治本”之嫌。归根结底，论文查重只是一种手段，运用得当能够促进学术规范性和净化学术生态，但过度倚重则会对正常的论文创作制造障碍。真正根治学术不端，还需从提高学校管理的公开透明度、约束教师尤其是研究生导师的权力、加强对学生的论文指导等多方施策，促使学生建立诚信意识，潜心治学，让抄袭成为一件不敢为、不可为、不想为之事。评论：莫让论文“查重”成为学术上的形式主义在2019毕业季，应届毕业生纷纷感叹今年论文查重格外严格。除了增加重审环节之外，部分高校将查重率从原来的30%降低至20%甚至是8%，并且跟踪监控毕业生毕业论文，发现高重复率论文则取消学位证和毕业证。重复率原为论文原创性的衡量标准之一，重复率检查对推动学术创新确有裨益。原创性论文的生产是学术进步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作者学术进益的体现。基于文献浩瀚、人力有限的现实，目前各高校普遍采取利用几个网站数据库进行查重的办法，其初衷是既可以节省查重人力成本，又能对论文原创性进行有效监督。翟天临大面积重复抄袭的论文造假事件后，各大高校引以为戒，纷纷要求降低论文重复率以端正学术风气，但在现实操作中是否真正维护了学术规范、提升了论文质量却值得商榷。一些网站存在垄断性，其查重技术却存在不少瑕疵，很多毕业生论文中的专有名词和案例引用均被查重软件标红，无法通过，学生无奈之下只好把专有名词改成通俗白话，主动句改为被动句，直接引语变成间接引语，毕业论文变得毫无专业特征与学术美感可言，学术创作某种程度上陷入了文字游戏。为了满足过低的重复率要求，许多学生被迫对论文进行多次不必要的修改、多次查重，学生的经济负担加重了，查重网站赚得盆满钵盈，对于学术进步却徒劳无功，最终成为学术论文的形式主义。学位论文创作者作为已经接受普通高等以上教育的群体，其论文原创性的检测不应停留在简单的文字层面。一些高校对论文重复率的过度、片面追求扭曲了既定的学术表达，分流了学生的创作精力，只能成为学术不端的矫枉过正，人为制造了学术进步的绊脚石。学术规范涉及逻辑、形式、方法多个层面，并非由文字表达一根大梁支撑，扶正学术风气应从多方着手，不应因某热点新闻有所偏倚。当然论文原创性是维护学术尊严应有之举，却不是学术规范的唯一着眼点，而依赖个别网站技术手段的重复率识别，也不该是论文原创性的唯一依据。论文查重，要慎重!(来源:半月谈)

本文指向对象为我单位学校的学生群体，客观地说：我们都是基础较差的，包括我本人在内。一、为什么读研？为提升学历、为找到好工作、为 上 一个层次得到更好的平台、为……，应该 会有同学想到能力的培养，学习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看科研能力，等等。这些什么能力的培养，不光是研究生阶段培养的，从家庭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研究生，这些什么能力的提升一直都在进行着，所谓活到老学到老，生有涯而学无涯。这些什么能力：未来的人才要具备6C的能力，这些6个方面的能力英文都是C开头的。就包括沟通能力、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协作沟通的能力、合作的能力、创新的意识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以及跨界融合的能力，特别是计算的思维能力。二、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都会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科技学术论文的撰写！科技学术论文写作过程的意义：大学三大根基课程：数学、物理、写作“在美国，学术论文写作作为高校的基础学科已有90多年的历史 ”“我们国家的高等院校，大多没有开设科技写作课，实际上，进入理工科大学后，语文这一课程就没有设置了。”当前的大学教育，只重视如何热心去从事科技事业，而忽视了学术交流能力的培养（写作）与训练。我们的所有教育和事业成功，都依赖于对语言的深刻理解并善于运用它。科技学术论文是某项科研工作真正完成和产生价值的标志。三、汇总上述两点，得到——科学素质普通学科的理论体系由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组成。学生必需的知识都源于此。只有当学生系统地而不是支离破碎地、充分地而不是肤浅地受到运用这些普遍规律来分析问题的训练之后，他们才能具备现代科技人才必须具备的科学素质。所谓科学素质，其基本含义应当包含:以大量系统的物质运动知识为基础树立起来的牢固的唯物主义意识（政治）；独立思考、勇于探索、百折不挠追求真理的坚强意志；诚实认真、慎密细致的学习和工作作风。这种素质的培养不论对于研究生、本科生还是大专生，当然现在还有很多中学生，甚至是小学生，不论对于他们今后的学习还是工作，都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应该知道，现代科技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研究课题的提出，众多的发现发明，愈来愈少地出于偶然，愈来愈多地成为大规模有意识探索的结果。今天，理论日益显示出对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鼓舞着人们去发现新的事实，提出新的观点，渴望着在实践中检验这些观点。因此，把物质运动的普遍规律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已成为现代科技人才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这里有上述“二”中提到的数学和物理学，数学作为人类对事物的抽象结构与模式进行严格描述的一种通用手段，可以应用于现实世界的任何问题，所有的数学对象本质上都是人为定义的。从这个意义上，数学属于形式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不同的数学家和哲学家对数学的确切范围和定义有一系列的看法。物理作为一门系统完整地讲授人类在探索物质运动普遍规律方面的成就和方法的基础课，它的作用是其他课程不能代替的。四、承接“研究课题提出后，大规模有意识探索的结果”，说科技学术论文的内涵自然科学和专业技术领域里中某学术课题，在科学理论、实验观测、或计算方法上，取得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理论方法在某学术课题实际应用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研究型论文，也称专题型论文），能提供新的科技信息；或是综述某学术课题的已有研究成果，并对该课题的演变规律和发展趋势进行评论（综述型论文），通过学术刊物、学术会议、计算机网络或其他媒体进行交流、讨论的文字图表等书面符号表达的文件。一般专指提供给学术性期刊发表或向学术会议提交的论文这类论文应具有新的观点、新的分析方法和新的数据或结论，并具有科学性论文应论述一些重要的实验性的、理论性的或观测性的新知识；或一些已知原理在实际应用中的进展情况；或综述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从理论上解释自然现象（规律）“是什么”和“为什么”，提供新的事实、理论和概念。技术是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科学原理发展而成的各种生产工艺、程序、方法和技能，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回答“做什么”和“怎么做”。科学研究是修改、综合、创造知识的探索行为。学术是指某种专门、有系统的学问；学术性是科技论文的本质特征。科技论文涉及的内容，可以是科学、技术、科学的技术化或技术的科学化方面的内容与社会科学论文的不同: 关于社会科学的论文，即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论文。社科类论文所涵盖的学科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人类学、民俗学、新闻学、传播学等。一些学科，如人类学、心理学、考古学，它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五、有内涵，还要有外延：科技学术论文的外延（类型）研究型论文，它又可分为理论型论文、实验型论文、描述型论文。综述型论文，在综合分析和评价已有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回顾、观察和展望，提出合乎逻辑的具有启迪性的看法和建议，提出特定时期内有关专业课题的发展演变规律和趋势。研究型论文的变例：专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博士后出站报告。学位论文是表明作者从事科学研究取得创造性的结果或有了新的见解，并以此为内容撰写而成、作为提出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时评审用的学术论文，分为学士学位论文、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三种。六、上述这些看不懂，去读博吧上述文字所参考的资料全都来自博导的、博士的七、怎么能考上研究生？还在本科阶段接受教育的同学（大一、大二、大三的同学），我建议从中学知识开始复习，“温故而知新”；大四以后的同学，大概知道哪里薄弱了，如果不知道的，也建议从中学知识开始复习。初中和高中的知识有一个月就复习完了，而且可以和大学本科知识的复习 平行进行。补逻辑推理和分析方法！英语的学习复习，我给出的建议是从小学开始补 补听力 补听力 补听力，多听之后慢慢才能说。去年我在毕业班做了小的调查，调查中很多同学反映在小学刚接触英语时就对英语失去了兴趣，因为那时就开始背单词（感觉特别不好）。语言的学习规律 是先听 后说 再写（比如我们生来就在掌握世界上最难的语言，没有之一[汉语]）。下面是一首儿歌歌曲：Here comes the school bus. Run and run.校车来了，快点跑啊！Here comes the school bus. Run and run.校车来了，快点跑啊！Kiss me goodbye. [Smooch!] Goodbye!亲我一下，再见！See you later!再见！Have a good day!去喜马拉雅试试吧！祝好……蒋说说，于2021-1-20晚23：50

在大连海事大学的校园里，如果你高喊"丛政"，可能会听到一声温柔且充满活力的应答声，顺着声音看去，你就会看到她，一个勇于走出舒适圈的"狠人"， 一个乐于投身志愿活动，有担当的人，也是一个把"从政"视为一种情怀和使命的人。她是公共管理与人文艺术学院2017级学生丛政，现已因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至南京大学攻读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丛政，大连海事大学公共管理与人文艺术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2017-1班。中共预备党员，中队团总支副书记，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研究会负责人，辽宁省重点大学生红色理论宣讲团队长。勤思笃学，全面发展在大学期间，丛政始终将勤思笃学作为首要任务，而合理的时间安排是整个学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三年的学习生活里，丛政对学习一直保持着一种敬畏感，她认为一旦偷懒就会在某一刻承受相应的代价，为此她要求自己每天至少有12小时的学习时间。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丛政的学习绩点排名及综合测评排名名列专业1/22，单学期最高绩点达到4.36，共计41门课程成绩90分以上，累计获得国家级、省市级和校级奖项40余项。其已发表、待发表学术论文共3篇，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项，主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3项。其中国家级立项2项、省级立项1项、国家级创业实践项目2项。凭借优异的成绩，丛政以连续三年专业第1的成绩和强大的综合实力，入选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同济大学等重点高校夏令营，与全国众多优秀学子学习交流，不断超越自我，并斩获了多个保研offer。除了繁重的学习任务，丛政同时还兼顾社团工作。在如何平衡好学习和学生工作这个问题上，她曾经也陷入焦虑和迷茫，甚至想过放弃，但是，在经历过无数次的自我思考与对话之后，她选择了坚持，"我愿意逼自己一把，走出舒适区，去迎接一个潜力无限的自己。"她说。于是丛政这一坚持就是3年。现在回想起那些紧张又充实的时光，丛政十分感谢这段宝贵的经历，为实现梦想拼尽全力，在全面发展的道路上奋进成长，正是这种"苦心智、劳筋骨"的历练，帮她遇见了更优秀的自己。而在众多活动中，青马主义者培养工程活动对丛政来说是段特别的经历。青马历练，不忘初心在校期间，作为社团负责人，丛政连续三年负责策划和组织大连海事大学青马主义者培养工程、团校培训等理论培训活动，努力做好各个学院同学之间沟通的桥梁，无论是全校团学骨干培训的会场控制还是旅顺日俄监狱的参观学习，都能看到她忙碌的身影。此外，她还积极参与各种培训班、研讨会和宣讲活动， 三年来，她累计参与学习研讨会和理论宣讲活动100余场，服务人数超过5万人。为加强宣传力度和效果，丛政还积极运用新媒体平台，在"海事中研会"公众号开设中研时评、中研时报等时政要闻类栏目，累计推送150余篇，浏览量超过10万次。在她的坚持和努力下，2019年中研会被评为辽宁省重点大学生红色理论宣讲团，2020年中研会被评为大连海事大学五四"青春人物"特别贡献奖。投身志愿，回馈社会丛政认为学业是身为大学生最基本的要求，除此之外，还应该积极地为社会做更多的贡献，这也是一个青年人应该具有的信仰。为此，她一直热衷于社会实践，通过前往实践地亲身体会当地发展现状。三年来，丛政组建"党说的队"，开展主题为"红研寻忆——以江西地区红色教育资源为例"的调研活动，深切感受革命精神，探寻红色初心的源头。前往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棉洋镇竹坑村参与扶贫慰问活动，为200余户村民送去土鸡蛋和食用油等生活用品，了解当地村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体会精准扶贫政策以来农村发展的巨大变化，以微薄的力量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展现海大学子的责任与担当。通过丛政和团队成员的不懈努力，各项实践工作顺利开展，并受到了中央、省、市各级媒体关注，也提高了社会影响力。她负责的团队曾荣获方案设计一等奖、成果汇报一等奖、十佳团队，个人荣获优秀实践个人等荣誉。在参与志愿活动的过程中，丛政认识到志愿工作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会让我们在体验新的经历、接触新的朋友的途中，不仅仅献出了爱心，为这个庞大的社会出一份力，给予有需要的人更多帮助，还可以去见识更大更宽广的世界，体会安逸生活中难以体会的人生。丛政是一个对自己有着非常明确认识和清晰的定位的人。作为青年党员，她将红色理论宣讲践行到到底，不忘初心、忠于信仰、奉献社会是她的人生信条，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她将传承海大精神，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和理想，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勇往直前。素材来源：大连海事大学

宋念申1996年从国际关系学院中文系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多年，于2006年赴英国伦敦政经学院获得硕士学位，翌年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他2013年毕业后在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做博士后，2016年入职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历史系，并于2020年提前获得该校终身教职，晋升为副教授。其主要学术著作有2018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专著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该书讲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朝鲜和日本围绕图们江边界地区和越界的朝鲜人而展开的政治博弈以及历史影响，也就是所谓的“间岛问题”。该书在分析理论上另辟蹊径，突破了过去往往以政权中心来理解和定义边疆的传统学术视角，而是以边疆地区作为研究重心和切入点，反过来分析关于交界地区的争议如何塑造了领土和国民这些重要概念在现代东亚地区的形成和嬗变。该书内容基本按时间先后顺序安排，但同时又以“人”和“土地”这两个主线来串联书中的分析，并在各章中关注不同的主题。这本书的一个重要观点和理论贡献就是认为“国家的基本形态，是由其处理土地与人的方式决定的，而对边疆、边界和跨界人群的处置，特别体现了对国家的型塑”。这种以边界和边民为中心的研究，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和理解东亚“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这个历史转变过程非常重要。本文系多伦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利于2020年7月对宋念申进行的专访。访谈上篇详细介绍了他的英美留学经历和在芝加哥攻读中国史博士的学术训练心得体会；下篇主要讨论他这本英文专著的成书脉络和理论方法谱系，以及他下一个研究项目的规划。本文为访谈下篇。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 1881-1919请问这本书选题的背景是什么？宋念申：我最早接触图们江和朝鲜族，就是前面提到的2004年去东北采访中朝边境。当时特别感兴趣的是高句丽申遗这件事。一年后，这件事引爆了中韩之间的历史争端，这也成为我在伦敦政经学院的硕士论文课题。后来到芝加哥大学学习，我就带着一个模糊的问题：东亚国际关系总是问题丛生，这些问题大多跟历史认知有极大关系。边界和边疆虽是政治问题，但也是历史认知最为撕裂的地方。而流行的政治学、国际关系的框架，总是谈实力啊、利益啊、结构啊、意识形态啊什么的，拿来解释东亚隔膜都太大了，所以我认为还要回到自身历史脉络中去分析。在为日本史和韩国史两门Seminar写论文时，我都选择了“间岛”（今延边）交涉：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东亚三个国家，并且当时我已经隐约觉得，真正引发冲突对立的，就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内发生的改变——东亚的区域结构、国家论述、历史观念，都在这个时间点产生了极大变动，导致我们对共同经历的历史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理解。你书中一个概念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认为是边疆定义了国家。过去外交史和国际关系是一般都是从国家角度来看边界，你是反过来从边界看国家，可以在这方面多说说吗？宋念申：我在学政治学的时候，开始对“国家”概念产生疑问。我发现，实际上我们对于英语语境中state（国家）的概念并没有理清楚。东亚国家的形成过程，并不能按西方现代政治学概念来理解。我们一直把近现代西方的“国家”概念当作一个不用质疑的框架，用来分析三个东亚国家的关系或者整个区域的关系。可是东亚的问题，很多时候并不能在固化的现代（领土-民族）国家框架下理解和解决，很多摩擦和冲突恰恰是在这三个地方追求国家现代性范式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得回到历史中去看，不要把“国家”想当然地当作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就像边界一样，它在历史中不断变化，有时候虽然边界实体没有变，但理解它的观念变了。随着它的变化，国家的内涵和外延就都不同了，甚至理解国家的方式都不同了。那么这个时候，究竟是先有了国家实体，然后这个实体去处理它的边界；还是先有了边界，然后边界以其同时的排斥性和容纳性，重新定义了这个国家呢？这就是为什么在分析图们江领土争端时，我不想用传统外交史的方式来写。因为在外交史中，国家往往是先验性的，不需要讨论的。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和在这个空间里面，恰恰这个“国家”的概念是很流动的。只有当有了划定边界的过程，其领土的形状性质才确立，其国民的内涵也才更新。因此就像你刚才准确地指出来的那样，不是国家定义了边界，而是边界定义了国家。你这本书和此前的相关领域中哪些学者或者学术议题在进行对话？宋念申：从问题意识上讲，我的书可能更接近彼得·萨林斯（Peter Sahlins）对边界国家的讨论（Boundaries: The Making of France and Spain in the Pyrenees, 1999），或者通差·威尼差恭（Thongchai Winichakul）对国家地缘机体的讨论（Siam Mapped: A History of the Geo-body of a nation, 1994）。他们不是从一个回溯的角度，问“某一个国家的边界在哪儿”，而是问：这种现代的边界感及边界实践，究竟怎么来，又怎么塑造现代国家？同时，我也想介入对民族问题的探讨。这一二十年中，研究边疆少数民族的作品很多，不必一一列举，很多作品提出边疆民族在帝国或民族国家塑造中的作用。我想问的是，从帝国向现代国家（不论我们是否称其为“民族国家”）的转变过程中，边疆民族扮演何种角色？东北的边疆民族实践，又为什么与西南、西北如此不同？说到如何看待现代转变，我不太同意把现代性和传统对立起来。在延边这个地方，现代也是在传统中演化、刺激出来。西方国家介入很少，即便有，也是间接的。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地方精英、民众在交涉过程中的实践。所以你专著的学术价值，不只是挑战盛行的对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理解，也包括历史叙述、领土传统，以及东亚的领土争议和国际法本身的适用性等问题。历史上双方可能根本没有这个现代的边界意识，实际就算过去的民众关心边界，他们所理解的边界与国家，都与我们今天的理解不同，是这样的吗？宋念申：对，我们不能拿现在的框架去分析历史，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我们也要意识到现有框架的形成，是有具体的历史背景和意识形态的。比如说我们一谈国际法，总觉得它就是一个世界公认的权威规范。可是，看一看国际法形成的过程就知道，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国际法是殖民主义工具。国际法对于东亚国家意味着什么呢？不要忘了，1905年时候，韩国被由国际法组成的“国际社会”剥夺了国家资格。在书里，我有一小节专门分析“无主地”概念是如何被殖民者操弄，用来为殖民东北作国际法论证的。这些抽象概念，背后总体现着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生活在边界地区的民众理解的土地、空间概念，差别非常大。而且你也提到了，过去我们理解是现代国家塑造了边界，或者说划定了边界，通过不管是争端，谈判或者说国际法。但就如你刚才解释的那样，你的专著实际上是想从边界如何定义了一个现代国家，来理解历史进程。所以不管是中国、日本、韩国，实际上他对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们对边界更为清晰的一种理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你的书可以说是以小博大，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来研究这三个在历史上有密切交往的三个东北亚国家，是怎么通过边界争端来理清楚了他们对自我的认识的。宋念申：这的确是一个自我身份形成（identity making）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不是发生在首都，而是发生在边地，这是很多边疆学学者，一直强调的：帝国或者民族国家是边疆塑造出来（empires or nation states are made in the frontiers）。边界也不是由在首都的几个外交官坐下来谈判出来的，而是在一个具体的地方空间中，由国家和非国家的行为者一起塑造的。甚至这里所谓的国家不仅指首都中的权力机构，比如外交部，它也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地方和中央的边疆逻辑是不一样的。基层官员代表的国家，当地精英代表的地方社会，和非精英的草根民众群体，他们在实践中都有自己的利益和观念。很多时候，边界问题是民众和地方社会推着地方政府去提出，地方政府又推着中央去交涉。所以很大程度上，地方的居民、官员，以他们面对具体问题时的具体实践，推动、完成了对国家的重新理解。你的专著除了中文和英语之外，还涉及到了使用了日文、韩文资料和档案。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个研究项目。你当初做研究过程中遇到了哪些挑战？宋念申：一个是你提到的语言，另一个就是所有边疆史研究者都会遇到的问题——一些档案比较难获得，但进入田野调查能够获取一些补充材料后，发现这也不是最大挑战。最大的挑战，在于用什么框架去阐释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在中日韩的历史学界已有很多积累了，需要想清楚自己能从哪里突破，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研究。不少人一开始会说我的题目是“外交史”。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越来越清楚这不是外交史。外交史关注国家层面的交涉，把边界冲突理解成两个和多个国家，对主权范围的争夺。可是所谓的“间岛”争议不是，在19世纪末之前的图们江地区，行政机构往往是不在场的、远离的：这不是说这个地域不属于任何国家，而是说国家的管治方式，是去封禁、搁置它，而不是资本主义式的开发、利用。正是因为19世纪末的内外压力，这个过去有意空置的地区，开始了现代国家建设，这时候才需要把土地、人民，乃至当地历史，都做一个清晰的定义和分界。这个过程，是现代国家在此“生成”的过程，也是“民族”概念在此“生成”的过程。而且，它不仅重塑一个国家，而是同时重塑了三个东亚国家、重塑了区域。想清楚这点后，我也就知道，我关注的不是抽象的国家，而是具体的、由地方实践塑造出来的国家。我的主题是从地方史，从一个边地，来看几个现代国家的形成。这是个多边地方（multilateral local），同时是带有极强的区域性（regional local）和全球性（global local）的地方。从地方史出发来讨论国家，我们或许可以摆脱主流政治学、国际关系的既定框架和术语，而专注于构成国家的两个最基本要素：土地和人，看看这两个要素在大冲击、大转变中，如何在与传统的分裂中又延续了传统。这本书对理解中国近代史，以及理解近现代东亚国际关系和国际关系史提供了哪些新的视角？宋念申：往往谈到中国近代史和近现代东亚国际关系，一个大主题就是中西（或东西）间的关系、传统和现代的关系；而中日关系，日韩关系，中韩关系等等，都是在这个大主题之下的分支。如果说我的书存在一个新视角，那可能就是，指出了有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封禁的边疆地带，它在没有西方的直接介入下也快速发生了现代转化。这个边疆地带，包括整个中国东北，在20世纪中叶成为东亚最为“现代”的一块场域。在东北的国家建设实践，在二战后深刻影响了所有东亚国家的现代建设。杜赞奇在他的《主权与真确性》（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一书中，曾经把伪满洲国比喻为现代民族国家的“试验场”。如果是这样，那么几个国家先期在延边的国家建设，可谓是伪满洲国的“试验场”。这给我们充分认知“东亚现代”的内生性和自发性，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案例。另外，我把国家看作是动态的、流动的，而土地和人才更具延续性。边界、边民的状态，一面被国家自上而下地影响，一面也自下而上地塑造着国家具体而微的样态。你在核心腹地感受到的国际关系，与在边地感受到的，绝对不一样。国际关系不只有抽象化的国家视角，也有具象化的、人文性的视角。我们在北京上海感受到的中国和朝鲜的关系，与边境居民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主权与真确性》（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你的研究和最近几十年研究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新帝国研究，以及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有哪些关系和异同？宋念申：倒没有刻意想和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或者历史社会学中的帝国研究对话。其中对清帝国、日本帝国和韩国的讨论，更多可能是东亚史学界的帝国研究做回应。比如在我的书中能看到濮德培（Peter Pere）的影响，他强调帝国建设的全球联结，特别是地图、知识、物质、法律的全球散播，我的书也强调这点。另外，研究日本帝国的学者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泛亚主义的复杂面向：它一方面是反（西方）殖民帝国的，一方面又是带有很强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理念。这方面的讨论很多，比如Jun Uchida的书Brokers of Empire（《帝国掮客》）。在帝国如何催生了韩国民族主义兴起方面，施恩德（Andre Schmid）的Korea between Empires（《帝国间的朝鲜》）是个无法绕开的杰作。现在很多日本学者越来越关注到知识生产中的帝国性。我在分析内藤湖南、篠田治策这类帝国知识分子的时候，也借鉴了名和悦子等日本学者在帝国批判框架下的新研究。我的书比较强调历史延续性与断裂性的辩证关系。我虽然没法完全摆脱“帝国”与“民族国家”的术语对立，但是从对地方的考察中，两者的对立并不明显。举例来说，“入籍”这个概念：民族国家所谓的“入国籍”（成为公民），和帝国的“入版籍”（以征地纳粮），在地方具体实践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当人口流动，和土地分离时，二者之间的断裂感才体现出来，进而对国家的规范方式提出新的要求。而族群的多元性，也并不是帝国的排他性特征，包含朝鲜族在内的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本书没有直接和后殖民研究对话的企图。这倒不是说后殖民理论对我没有影响，只是当运用到具体的地方史研究时，后殖民有时候会简单地塑造一种“本土”与“外来”的对立，把二者作一刀切的本质化理解。延边和东北的近现代史，当然有殖民主义的影响，但也有很多是叠加性的，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比单向度的殖民性要更加丰富。我觉得汪晖提出的“跨体系社会”可能是一个更适合的框架。在回答上一个问题中，你提到没有直接和后殖民研究对话，能再多谈谈你的考虑吗？宋念申：其实我的书里，有很多地方是受后殖民研究影响的。比如对近代国际法话语和民族主义史观的反思等。可是，如果把后殖民框架在东亚放大，就可能把历史上实在的经验也抽象化、简单化了。比如，当我们说“民族”概念是虚构的、想象的，很大程度是对抗殖民主义的产物。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那么中国人的身份完全是虚构的吗？或只是近代建构的吗？好像又不完全是。现代中国民族的概念，其实是把历史上不断出现过的身份认同，按照民族主义的方式嫁接、改造了。后殖民思想深嵌于殖民框架中，但用来分析边疆有诸多问题，很容易过度强调一种内外身份对立，而忽视各种跨界交往的长期、复杂和互动。拿东北边疆来说，谁才是东北的“原住民”？这片区域自古以来就是多族群、多文化交汇的地方，一直到20世纪都是如此。再比如，今天的中朝边界线其实从明代就基本确立了。如果因为现代边界的观念是殖民产物，而认为连实体边界本身都是现代的发明，那就不符合历史事实了。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虽然整体欣赏威尼差恭对“地缘机体”的描述，但对他过于强调边界的现代属性的论断（“只有现代地理学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概念才需要边界”），则有所保留。有哪些经验分享给研究类似或者相关题目的年轻学者？宋念申：我自己在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学的是不同学科，因此常常遗憾自己史学功底不足。芝大也不开方法课，我只好边研究边补课，就好像是直接跳进水里学游泳。但是因为心里没装着既定的研究路径，所以一边读书，一边东抓一把西抓一把，见到有用的就拿来。我喜欢到历史现场去看，在实地观察中找感觉。后来才知道这其实就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基本训练，它让你得到文献无法给你的感悟。所以我也建议初涉研究的学人，多看历史学之外的书，多在实地考察中积累感性经验。你下一本书准备什么题目？和这次出版的新书有渊源吗？宋念申：我现在准备写的书稿算是微观史，打算写一个沈阳的一个小街区370年的历史。发现这个题材和前一本书还是有渊源的。作博士论文时去沈阳查资料，一位老师知道我研究朝鲜族历史，特意带我去了沈阳著名的朝鲜族聚居区后来有意查了一下这个社区的形成，发现那里的历史非常有趣。所以我想从一个小空间中反映中国或东亚长时段的演化。这个小区如果是街道的话，出现在档案里的频率应该比较小吧？宋念申：其实还好，尤其是当代部分。很大一个原因是沈阳的地方志做得很好。甚至这个街道，还有自己的街道志。我的着眼点，当然还是把小空间和大的历史背景结合起来，这样的话，这个空间的意义就不局限于它本身，甚至不局限在它所在的城市。我刚才听到你用了很多次“空间”，看来你的分析框架是用空间组织你的资料，这对说明你主要的观点是起什么作用？我相信不只是空间的变化和延续，对不对？宋念申：这是一本比较接近城市史的作品，所以关注的是空间的生产和人在空间中的关系。不过我最希望突出的还是叙事，想写一个比较好看的故事，而不是用某一种框架去突出一个观点。其实从城市空间入手，我发现我最终落脚的还是国家，是通过小空间讨论大空间的变化。微观史一直面临的一个批评：太具体而微了（too specific）；似乎分析得越细则越没有代表性。所以，我很想知道你下本书如何解决这种张力的？宋念申：我不觉得微观史一定是和宏大叙事对立的。好的微观史，阅读下来应该和大主题历史没有什么不同才对。我选择这个小空间，可能正因为它太有代表性了，以至于我都没有感受到它和代表性之间存在张力。以小写大，其实主要要解决的是视角问题，以及怎样写才能好看。另外，因为本书算是某种意义上的长时段吧，我在处理不同历史阶段的时候，会有意识和研究这些时段的著作对话，比如清史、伪满洲国史、社会主义时期东北史等。（本文由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生招淑英、中国传媒大学公共关系学系本科生罗清清协助整理。）(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跨学科”自20世纪末以来一直是一个流行词。即便志不在此，不做学问，不发论文，你也不太可能陌生。比如在毕业论文这件事上。而今高校毕业季也到了。如果在毕业论文中不声明使用了其它学科的相关研究——少则两三门，多则七八门——你大概都不好意思称之为“论文”。“跨学科”作为对专业学科主义的一种反思和抵抗，既影响着学术论文的表述方式，还影响着学术研究机构的设置与安排（国内高校争先设立的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即是一例），目的之一，或许是打破学科隔阂，获得更广阔的思维。问题是，到实际写作中常常看似综合了若干学科，其实东拼西凑，浅尝则止，这样一篇“跨学科”写作的价值何在？如果不致力于学问，我们渴望打破学科隔阂，毕业后在多大程度上提供了更宽广的思维？“跨学科”更真实的形式是什么？“我有嘉宾”第24期嘉宾：汪丁丁汪丁丁，1953年出生于沈阳，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他的教学与研究领域广涉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脑神经科学等。著作包括《经济学思想史讲义》《行为经济学讲义》《新政治经济学讲义》《行为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等。我们请来经济学家汪丁丁做客“我有嘉宾”第24期。而更确切地说，很难给他在学科上定位，因为其知识谱系融合了数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脑神经学、美学和宗教等领域。用他在接受采访中的话说，“像万花筒一样错综复杂”。汪丁丁同时通过跨学科教育来践行他的跨学科思想（包括2003年在浙江大学创立的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与2008年在东北财经大学成立跨学科社会与行为研究中心）。2017年，他继续跨学科思考的新书《行为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出版，在跨学科中回答社会正义如何可能等议题。当然，你或许也知道一场“付费的是否是三流知识”热议。时间是今年2月。提出者便是汪丁丁先生。在他看来，“一流知识的特征是，人类在数百年里只有数次机会与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相遇”，而“绝不会为了让大众理解你的表达而扭曲你对重要性感受的表达”，且是免费的。付费只能得到“三流知识”。除了“跨学科”，我们同样期待你围绕这一点来提问。他们的职业身份可能是（各个学科领域的）学者、作家、科学家或艺术家，也可能是爱阅读的节目主持人或歌手。书评君不能保证，你的问题一定能被嘉宾回复。在所有问题中，如果你的提问更真诚、更清晰、同嘉宾关注的领域或其人生经历更相关，被挑选和回复的可能性则更大。你的所有提问需要在200字内，我们看不见超出部分。被复问题与嘉宾回答一道，都将在这里刊发。但即便未被挑选和回复，你提问时的所有思考都会被真诚对待。第24期嘉宾：经济学家汪丁丁

导　语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腾飞的70年。为展示70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烘托学术界百家争鸣之良好氛围、勾勒各学科研究前景与发展趋势，《思想中国》栏目推出《70年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回顾与展望》系列文章，并按照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分类，约请各领域权威专家撰写文章，简要回顾成就与不足，重在对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作出探索。文章尽可能吸收同行专家盲评意见修改完善同时也保持尊重作者本人观点，文末附推荐意见，既可视为读者了解该学科的导读性论著，也可视为广大党员干部勤学习、强本领、长才干的鲜活教材。今日刊发70年学科发展系列文章之十七，敬请垂注。中国政治学70年成就与展望张桂林作者简介：张桂林，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监察研究院院长，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委，中国政法大学前副校长、党委常委。研究领域为西方政治思想与政治文化，国家监察理论。一、中国政治学复建以来的四方面成就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政治学发轫于京师大学堂1904年设置的政法学科——“政治学门”，此后一直随着国家的社会政治变迁而曲折发展。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100多所大学已有40多所设立了政治学系。由于新中国借鉴苏联的学科模式，政治学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被撤销，仅有少量的基础性课程散见于法学等学科中。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要抓紧补课”。随之，中国政治学会复建，专业的教学研究机构涌现，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起步，中断了近30年的中国政治学在改革开放的大潮推动下迅速前行。其发展成就可以概述为以下四个主要方面：第一，学科知识不断分化融合，学科体系日臻成熟完备。学科是知识的平台，学科体系是关于特定研究对象的知识通过不断的内部分化与外部融合而形成的基本框架。因而，学科体系是学科建设的第一要务，也是衡量学科发展状况的第一指征。40年来，政治学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和教育部《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两个权威性文件明确定位的一级学科，一直随着社会发展的需求和社会科学的繁盛而自觉进行学科体系建设。在传统的 “政治学原理”“中外政治思想”“中外政治制度”“政治学研究方法论”等基础学科之上，新兴学科大量涌现，知识体系空前丰满。其中包括：以不同政治主体和主题为研究对象的分支学科，如农村政治学、基层政治学、民族政治学、权力政治学、国家监察学、选举政治学等等；借鉴关联学科的研究方法解读政治现象的交叉学科，如政治哲学、政治文化学、政治人类学、政治心理学等等；运用政治学的分析范式研究重大社会现象的新兴甚或冷门学科，如环境政治学、移民政治学、军事政治学、网络政治学、教育政治学等等。随着政治学学科体系的日渐成熟，其学科主要功能——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成绩斐然。迄今，全国近130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30多所高校具有一级学科博士点，80余所高校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完备的“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人才培养体系建成，人才培养模式基本规范，课程体系基本合理。高等院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等系统内设立了大量专门性的教学和科研机构以及跨单位的协同创新组织，政治学专业研究者的队伍规模、学术声誉和社会影响力空前增强，国家的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空前加大。第二，努力服务于治国理政，学科的应用性和科学性日益彰显。政治学自产生伊始，便是经世致用之学。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学一直将服务于治国理政做为本学科的重要使命，自觉回应中国政治发展中迎面而来的重大问题。研究者们先后就国家政权建设、国家职能建构、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干部任期制、“一国两制”、民主和法制关系、德治和法治关系、集权和分权关系、党政关系、政府职能转变、基层民主建设、执政党的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产出了一大批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政治学回应社会需求、服务政治发展的应用性功能进一步彰显，研究者们聚焦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深化改革等各个研究领域，主动承接来自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各种重大项目与委托课题，以专著、论文、成果要报、咨询报告等形式为国家的决策立法提供学理支撑和智力支持。伴随着学术研究的拓展和应用性研究的加强，政治学研究方法也呈现出多元化和科学化的特色。在学科复建之初常用的逻辑分析、历史分析、制度分析、阶级分析和利益分析等规范性方法的基础上，田野调查、案例分析、数据分析、模型建构等实证研究方法显著增加。及至近10年来，计算社会科学、量化历史方法、大数据分析、实验方法、预测研究等一系列科学研究方法成了推动政治学知识生产的重要手段，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成为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主要指征。学界虽然对过度强调科学方法的重要性有质疑的声音，但是政治学研究因为科学方法的运用而提升了应用性和科学性的水平却是不争的事实。第三，自觉推进本土化建设，创建了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的学科基本话语。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是从大量译介西方政治学的著述而开始的，因此研究者们往往习惯于借鉴西方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范式来关照中国的政治现实。20世纪90年代后，政治学者开始意识到，中国的政治实践和政治发展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是西方的政治学理论很难解释和预测的。由此，中国政治学自觉地开始了学科建设“本土化”的努力，相继创建了一系列对中国政治具有解释力和预测力的本土话语。比如，在“民主话语”的范畴内，提出了“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基本命题，将“党内民主”“协商民主”“基层民主”等囊括于民主研究的视阈下，为中国民主的发展拓宽了理论空间；在“国家话语”的范畴内，提出了“国家能力”理论并据此对强大起来的中国进行评估，再经由与现代治理理论的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崭新话语；在“体制话语”的范畴内，提出了“新权威主义”“压力型体制”等概念以与西方的“后极权主义”“后全能主义”等概念相抗衡；在“政府话语”的范畴内，相继提出“法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政府创新”“大部制改革”等概念，为中国现代政府建设创造了自己的理论。此类政治学本土性话语的不断提出和广泛运用,为构建中国特色政治学的话语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第四，国际交流不断拓展，学科的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随着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强大，它与国际政治学界的交流也不断拓展，形成了常态化的国际交流机制、多样化的国际交流形式、稳定性的国际交流渠道、标志性的国际交流成果。一方面，中国政治学者通过邀请国外同行前来参会、讲学、访问、合作项目、译介其有影响的著述等“请进来”的方式及时掌握国外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和最新成果；另一方面，中国政治学通过积极地到国外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发表外文学术文章和出版著作，创办政治学英文期刊等“走出去”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中国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和发展状况。更尤其是，国家层面也设立了很多高层次、高规格的人才培养和学者交流项目。在积极稳定的双向交流中，越来越多的中国政治学者为国际政治学知识体系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政治学的国际对话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学科排名不断攀升。北大、清华和复旦的政治学科进入了QS排名前50位，中国政治学者的国际期刊发文量从1997的13篇增加到2017年的307篇。二、中国政治学继续前行的四个着力点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建构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要求。次年9月，国家“双一流”建设方案正式实施。在新的历史契机下，中国政治学若要行稳致远，实现辉煌前景，必须在4个方面用心发力。第一，在学科发展方向上，强化本土意识，打造中国特色。学科因国家和时代的需要而产生，因回应国家和时代的重大问题而兴盛。当代中国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为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和迫切的要求。中国政治学者的首要任务应是强化本土意识，立足中国实践，尊重中国国情，研究中国问题，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政治发展做出理论贡献，提升政治学理论对政治现实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在此过程中逐步构建起中国特色的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实现学科更大的发展繁荣。尤要强调的是,政治学在进行本土化建构的同时，应该把握好“本土化和西化”“本土化和国际化”两对重要关系。首先，立足于本土研究的中国政治学应该是一个包容和开放的学科体系。它对于在西方政治文化中孕育成熟的、被实践证明有相对解释力和预测力的政治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应该善于吸纳、借鉴、转换、创新和超越，做到为我所用；其次，在坚持中国问题意识优先的前提下，中国政治学要带着全球视野和国际格局，自觉地与国外政治学同行一起探讨世界性的政治论题，为人类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贡献中国政治学人的特有智慧；第三，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研究不仅仅是运用本土方法和本土话语来解释本土的政治现象，也不仅仅是以自洽的逻辑来认知本土特定的政治问题，而应该是在研究本土的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的过程中努力揭示其本质特征，凝练其演变规律，使应用研究得出的结论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价值；不仅是具有特殊性的知识，更是具有普遍性的原理。唯其如此，中国政治学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科学而融入国际话语，才能够带着本土特色而走向世界一流。第二，在学科体系建构上，强化基础学科，合理、均衡地建设新兴学科。政治学的学科体系虽然日益丰满和成熟，但仍然存在着不少显而易见的问题。比如，在强调应用研究和量化研究的过程中，以“史”“论”为主的基础学科日益被边缘化和弱化；新兴学科虽然大量涌现，但大部分分支学科之间发展不均衡，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不清晰；各分支学科之间和各层级学科之间缺乏必要的逻辑关联，难以形成学术研究的合力。故而，政治学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自觉遵循严谨、合理、科学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学科体系。首先，高度重视基础学科建设。基础学科决定了政治学的学科边界，突显了政治学科的独特价值，奠定了政治学人的基本功底，为实证研究提供了价值导引，其地位只能强化而不可轻视。各级各类管理部门、学术单位和社会组织，应该给基础学科投入更多的资源，给甘于坐“冷板凳”的基础学科研究者更多的支持，给基础科学的研究成果更多的展示和奖励。其次，积极拓展交叉学科。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人类的“公共权力活动”是最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牵涉领域最多的问题，因而政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所有学科都有交叉的必要和可能，其交叉学科建设空间最大、动能最足。政治学交叉学科的建设绝不仅仅是某校某人随意性的开了几门交叉性的课程，或者提出了几个貌似交叉性的概念，而是要认真地从学科知识融合的角度，界定研究对象和范围，形成基本概念、范畴、原理和方法，使它们成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学次级知识体系。最后，加强对学科体系内部不同层级、不同系列的分支学科之间排列组合的逻辑性和科学性的论证，减少离散性和随机性，使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不仅是形式上的庞大丰满，更是实质上的合理科学。第三，在学科知识供给上，努力提高创新能力，催生原创性研究成果。如上所述，中国政治学自复建以来，形成了庞大的研究队伍，产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创造了丰富的本土话语。但是相对于快速进入现代化转型的社会发展需求而言，政治学的知识供给仍然显得捉襟见肘，对丰富的政治现象和生动的政治实践均无法提供有力的解释和有效的预判。所以，中国政治学的未来发展要以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创新实践提供更多的知识，奉献更多的原创性成果为圭臬。为此，政治学研究者应该做到：1．深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发现新问题，挖掘新素材，将丰富的感性材料进行逻辑加工和理性提炼，揭示现象的机理，把握事实的本质，凝练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和原理，为具有解释力的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形成奠定基础。2．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并重。一方面，实证研究对于提升政治学的应用性和科学性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它在注重量化和实验的基础上，归纳理论、发现规律、注重专门知识的发现和发明，促进了原创性知识的产生。另一方面，实证研究所需要的学理基础和价值导向则需要由规范研究来提供，否则，单纯追求量化、图表和模型的实证研究就难免失之于肤浅和低效。两种方法并重，才能推进知识的创新。3．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继承性”和“民族性”的原则，挖掘与吸收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我国悠久的历史上虽然没有形成西方那样独立的政治学知识体系，但是却充满了前人认识政治现象和解决政治问题的特殊智慧。我们应该遵循知识生产的规律，将丰富的历史智慧做现代化的改造和转换，使之成为对于政治现实具有适应性和合理性的创新性话语。4．重视对国家发展当中深层次问题的研究。虽然中国政治学者的中国问题意识越来越强烈，应用性研究的论题越来越拓展，但大部分都是限于政治活动和政治行为层面的对策性研究。对于涉及国家发展、民族命运和人民幸福等深层次的重大问题、价值问题，尚缺乏深度的关切和深刻的思考。政治学应该意识到并着手弥补这一缺憾，研究深层次的问题，得出自己创新性的结论。第四，在学科国际化上，以“世界一流”为终极目标，扩大学科影响，提升学科地位。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不是对立的或割裂的，而是内在一体、同时并行的。在强化本土意识，打造中国特色的同时，中国政治学必须具有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广博视野、具有超越特殊性的普遍性知识贡献，具有国际同行认可的评价标准。否则，其作为学科的独立性、科学性与合理性均会受到质疑，更遑论实现世界一流。立志走向世界一流的中国政治学应该：1．建立更加多样化和稳定化的国际交流机制与路径。让越来越多的政治学本土话语成为国际同行交流的热点和焦点论题，乃至成为话语中心，占有话语优势，充实国际政治学的知识体系。就当下来说，中国政治学尤要重视在国际性的权威刊物上发表更多的创新性研究成果。2．打造良好的学科生长氛围和学科文化，孕育越来越多有国际影响的学术大师和学科带头人。依据国际经验，凡被大家公认为世界一流的学科，都有被国内外同行公认的学术大师。他们以原创的学科概念、基本理论、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对本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历史性的重大影响。没有这样的学术大师，任何大学的任何学科都很难被视为世界一流。3．重视高水平人才的培养。人才培养是学科的首要功能。它彰显着学科的发展水平，关乎着学科的国际声誉。在国际通行的几大评价体系中，都涵盖了各部相同的人才培养质量要素。所以，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的学科，也很难被同行认为是世界一流的学科。【专家推荐意见】：文章纵贯中国政治学学科的发展脉络，展现了学科体系和当前研究领域与中国政治进程间的紧密关系，准确概括了当代中国学术与中国话语的发展方向，回应了本土学科发展的重大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应用价值。(思想中国出品，皆为原创，如蒙垂爱关注转发，务请注明转自党建网或党建网微平台，以免不必要的法律纠纷。)【思想中国】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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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网高校频道7月21日讯(记者 杨子健 通讯员 侯智）7月17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学科评议组组织召开渤海大学政治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工作视频会议。经过与会学科评议组全体成员的评议和投票表决，渤海大学政治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顺利通过教育部学科评议组专家评估。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北京大学王浦劬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慎明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王长江教授、南开大学朱光磊教授、山东大学刘玉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黄嘉树教授、天津师范大学马德普教授出席会议。渤海大学校长赵晖，党委常委、副校长励建荣，学科建设与规划处处长李凤营、副处长曹阳，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天华、副院长郭小虎，政治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负责人金毅参加会议。会议由政治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王浦劬教授主持。 渤海大学校长赵晖在致辞中介绍了渤海大学发展建设的整体情况和近年来学校在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等方面取得的主要成绩。他强调，学校党委高度重视学科建设，此次政治学一级学科专项评估，对学校学科建设与发展既是一次检验，也是一次学习提升的机会，希望与会专家对学校学科建设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学校将找准短板，精准发力，举全校之力，集中力量进一步将学科建设提升到更高水平。 王浦劬教授在与张天华教授分别介绍了出席会议的学科评议组专家和渤海大学与会人员后，宣读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开展2020年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工作的通知》，宣布了会议议程和评估工作要求。政治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负责人金毅从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研究方向与学科特色、师资队伍建设、研究生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计划等六个方面汇报了学校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建设情况。学科建设与规划处处长李凤营对与会专家的评估指导表示感谢，表示学校将根据各位专家的意见建议，认真研究制订整改方案并严格实施，同时学校将继续在人才引进、经费保障、政策倾斜等方面加大力度，支持政治学一级学科的发展建设。 与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分别从师资队伍、培养环节、学位论文、学术训练、教学质量、学风建设、资助体系等7个方面，对学校政治学学科建设情况进行了评议。认为，学校政治学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学科培养体系比较完整，有一定特色，培养方案合理，师资队伍整齐，学生论文和教学质量管理制度完备、较为规范，学术训练和学风建设比较严格，平台建设成效较为显著，对策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渤海大学加强政治学学科建设重要且必要。与会专家同时从进一步突出学科建设整体性、完善研究生培养体系、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等方面为学校学科建设提出了针对性的改进建议。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徐勇教授宣布了票决结果和评议决议，认为渤海大学政治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合格。

9月6日，清华大学新闻网公布了教育部对清华大学新副校长的任命，任命彭刚为清华大学副校长（试用期一年）。彭刚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1986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本科毕业后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攻读硕士学位，1993年3月毕业后留人文社科学院工作。1995年至199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职攻读博士学位。2012年7月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2017年5月任清华大学副教务长、教务处处长，2018年11月任校长助理。加上彭刚，清华大学现有副校长7名，其中常务副校长1人，副校长6人，党委副书记4人，这领导数量在全国高校都算比较多的了。校长、书记、副校长、副书记、纪委书记加起来有14人。在学术研究中，彭刚主要是研究史学理论，在历史经验、历史叙事、历史观等方面进行了较多的关注。习惯性地在知网上对其论文进行了搜索：从高校的升职体系来看，一般校长助理就是副校长的预备人选，只要不出问题，基本上校长助理都能够成为副校长，一些副校长又会到比本校差一点的学校当校长，最后还有可能回到本校当正校长，一步一步，高校的体系也是如同行政一般。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因研究生论文送审后不合格，高校处罚导师，包括停招、影响晋升等》，如下：5月7日，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网站发布《关于公布2019年我校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抽检结果及处理意见的通知》，对2018-2019学年度学位论文抽检结果进行公布，并给出处理意见。2019年下半年，学校对2018-2019学年度学位论文进行抽检。2018-2019学年度博士学位论文共计149篇，按照《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规定的15%左右比例随机抽检，送审博士论文22篇，其中法学博士学位论文17篇，其他学科博士学位论文5篇；硕士学位论文共计2288篇，按5%左右比例随机抽检，送审硕士学位论文114篇，其中学术型硕士学位论文58篇，专业硕士学位论文56篇。共抽取136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经送审与增评，2篇硕士论文被认定为“存在问题学位论文”，合格率98.53%。共有10篇论文被出具一份不合格意见，占全部送审论文的7.35%，其中博士学位论文6篇，学术型硕士学位论文3篇，专业硕士学位论文1篇。“存在问题学位论文”和被出具一份不合格意见论文名单如下：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到，抽检的博士论文总共22篇，竟然有6篇出现不合格的情况，有问题的博士论文占比高达30%。如果是普通大学也可以理解，毕竟学生和师资的水平就有限，博士论文糊弄一下也就算了，但是这种事居然是发生在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就有点令人吃惊了。中国政法大学前身是1952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四校的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组合而成的北京政法学院，位列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211工程”、“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2011计划”、“111计划”、“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全国法治宣传教育基地”，为“立格联盟”成员，是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接收院校，是一所名字响当当的重点大学。可是就是这么一所重点大学，博士论文大面积出现瞎糊弄的情况，要不是此次教育部重点检查，可能这些瞎糊弄的论文也就这么一直被埋在地下，继续糊弄后来人。不知道是不是文科的博士论文比较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就算导师也未必能够知道学生论文的文字是哪里来的，导师是人，不是机器人，不可能输入一段文字就能知道是不是抄袭的。但对于理工科的博士论文，如果出现问题，导师一定是有责任，因为理工科自古以来就是要求严谨的公式和逻辑，文字上可能有点类似，但绝对不可能完全相同。如果导师连公式是不是新的，有没有相同这些细节问题都发现不了，那么这个导师要么是水平有问题，要么就是对博士论文严重不负责任，导师难逃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