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博士政治学

备考历程首先介绍一下我的基本情况，我报考的是社科大的政府政策与公共管理系，然后具体的专业是政治学理论。然后我是定向的，所以是在职考生。另外，我还是跨专业考博，学科跨度非常大，由新闻传播学跨考政治学，最终也是成功上岸，成绩也还不错，专业前列。我觉得我的这个经历还是比较特殊，所以我希望把我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以及我的一些感受一些复习的方法和技巧告诉大家，然后也希望学弟学妹们能够早日上岸。我整个报考这个过程其实比较仓促，我决定考博非常晚，就是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才决定就是要考，那个时候报名平台距离关闭也没剩几天了。一个认识的朋友推荐社科院，说可以在职，然后具体定下来的学校和专业。报完名就在一天以内完成了专家推荐书、单位证明等需要的纸质材料，赶在最后期限邮寄过去。所以说我的这个整个备考的过程比较仓促，我在北京一所高校工作，年底临近寒假非常忙，因此我是等到一月中旬我们放假以后才开始准备复习。原定的考试时间是三月份，所以我只有短短两个月的复习时间，但是因为疫情原因，我们开学采用了居家办公的模式，同时考试推迟，我非常幸运地又多了三个月复习时间。整个备考过程下来，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 一定要把基础打好，不论是初试还是复试，英语还是专业课，都需要非常好的基础知识的积累。光靠几本专业书和做两套真题是远远不够的，具体的复习技巧和策略下面会具体说。关于导师的问题，我事先也没有联系过相关导师，到现在录取了也没有跟导师联络，我还听说我报考的导师年初的时候走了。所以我现在也是一头雾水，不知道我会是谁的学生呢。好像我们系是入学以后才定导师。初试策略英语：大家都知道社科院的英语是在考博英语里边算是比较难的，特别难的那种级别，所以就是初试复习的阶段，我的重心都在英语的复习上面。我首先是就是背了一遍单词，利用业余时间，用百词斩app，背了考研单词和GRE词汇，单词都是就是业余时间背的。然后主要就是做他们的真题，一遍一遍地做， 大概真题我一共做了三遍。第一遍就是精读，主要把里面的生词全部都标出来 然后查好，把所有的生词都背下来。然后第二遍做的时候主要是攻克长难句，然后以及就是文章整个的大意。等到第三遍做的时候就是要去掌握一些做题的技巧，包括他的出题的思路以及基本上做题的思路和技巧。第三遍再做的时候，就不能再纠结于一个词或者这句子有什么不懂的，就是要掌握文章的大意，要理解这个作者他的写作主要的主旨和思路。另外就是要做这个GRE的阅读，我用的是新东方的GRE170精讲精析，挺好用的，也推荐给各位考生，作为英语备考的材料，主要掌握它的解题思路，运用了3S的阅读方法，对于文章主旨大意的掌握比较好用。专业课：我们专业的几本参考书，一个导师推荐的，大概这几本：专业课一：王浦劬的政治学基础，孙关宏的政治学概论，艾伦伟儿的政党和政党制度，专业课二：杨光斌分比较政治学、唐晓的当代西方政治制度、杨光斌的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导论。导师推荐的这几本书应该来说都是政治学领域的一些基础书，也是比较专业的一些教材。首先，如果你是跨专业的考生，比如说像我，就是没有一点基础，这些书都是从头看，一点一点去理解掌握，书都是要翻个好几遍，然后自己去总结一些知识点，到后期就只看自己总结的要点。另外要多关注时事，然后用一些时政事件去结合你的专业领域去做一些分析，要有自己的思考。社科院的专业课的试题出题非常非常灵活，经常会去结合一些时事内容去让你结合理论去分析，所以除了这些专业书本的知识以外。要多去关注一些时事政治，然后去进行一些专业的思考。另外，关注这一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上层或者学者提出的一些新概念新理论，日常多进行专业思考，这对于初试或者复试都有很大帮助。复试复试主要分为英语和专业课的复试两个部分。今年比较特殊，因为疫情的原因，所以英语的考察放到了复试阶段，主要分为这个英语的笔试和口试。分别都是50分，然后我们系要求的是英语总分加起来要50分，这个是分数线。英语笔试：2020年比较特殊，英语笔试就采用了这个线上的模式，所以它的题型和时间这方面就是和以往都有很大的区别，今年主要考察英语运用能力，也非常难，非常考验英语底子。主要是就是在一个小时以内，他给你三篇文章。前两篇基本是阅读理解，然后类似于论述题那种，主要针对于你对文章的理解然后回答一个相应的问题，最后一篇阅读的话就是让你写一篇summary。这个跟往年题型类似，日常练习都有涉及到。再说面试，我们系比较特殊，今年仍然采用了线下面试的方式。英语和专业分两个会议室 两边同时进行，顺序是现场抽签决定。英语：英语口语一共5min左右，自我介绍要求一分钟、然后导师根据简历提问两个问题，一般是关于工作或者论文，一般应该是应届就问论文，在职问工作。然后一个专业问题，可能是报考专业或者原来专业领域的。问我的两个问题，一个介绍现在的工作，另一个专业的，说说什么是政治学 专业课：先自我介绍，然后六个专家挨个问问题，都会问，一般是专业知识，具体问题看专家的研究领域，会有比较基础的专业问题（问我的几个是：为什么选择读政治学博士、政治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关系、一带一路对国际格局的影响、新型政党制度等）。另外，可能我们这个专业比较特殊，导师有些也都是外聘。复试我们的专家组好像都不是报考的几位导师 ，有其他系的教授，也有从别的学校请的教授，有北大的、中央党校的等，都不认识。寄语学弟学妹们首先我还是希望就是学弟学妹们能够多一点信心，因为像我的经历就比较特殊，在职考生，我的本科和研究生都是北京一个普通一本院校。然后又是跨专业学科跨度非常大的考博，备考时间也非常仓促，然后最终还是以比较好的成绩考取，我觉得给大家都是一个鼓励吧，像我这种渣渣都可以，大家都没问题的。考博可以说是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希望大家都想清楚攻博的目的和意义，然后规划好生活和工作。最后，祝各位都能乘风破浪，最终成功上岸。

《刘苏里·名家大课》是「得到」App上一门提升你思想高度的大课，由50位中国著名的学者、翻译学家，解读52部西方经典思想著作。开课将近70天，第一模块“政治学”即将完美收官。已经有9位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名家，来到大课解读西方思想经典。他们是：政治学家、清华大学副教授刘瑜社会学家、北京大学副教授郑也夫柏林大学政治哲学博士张笑宇翻译家、山东大学教授阎克文政治学家、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勋哲学家、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政治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李筠哲学史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友渔政治哲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周保松你能学到：学员们跟随名家的解读，了解了《多元政体》《心流》《利维坦》《新教伦理》《联邦论》《纯粹理性批判》《君主论》《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正义论》《代议制民主》《论美国的民主》这11种思想大部头的精神内核。1. 在“政治学”这个模块中，老师们通过讲解互相勾连、相互补充的政治学大部头，带领学员们掌握了这一领域最基础、最核心的概念、观念，包括：政治基础概念：国家、权力、主权、秩序、政府、人性、宪法、权力分立、政党意识形态：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政治哲学、政治理论、功利主义、现实主义、自治、共同体、宪政价值观念：民主、平等、自由、人权、正义、能人统治、代表、责任、权利、福利制度：专制主义、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议会制政府、多元政体、共和主义、法国大革命、君主制、联邦制、地方政府、议会、两院制2. 梳理出整个西方世界向前发展的基本线索，包括：“民主”观念的发展，“国家”观念的演变，“君主制”“共和制”，再到“代议制政府”的制度演变，平等、自由与正义的思想碰撞。3. 理解英国、美国、法国当代的政治制度，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社会背景下建立起来的。通过以上“政治学版块”的学习，你会在跟随名家解读经典的过程中，搞懂政治学核心概念，并以概念为线索，串联起完整的政治学框架，为自己的知识城邦，打下坚实的基础。课程预告：接下来，大课将进入第二个部分：“人类的社会状况”：哲学史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徐友渔，解读《极权主义的起源》；社会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康，解读《文明的进程》；文化思想史家、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教授徐贲，解读《正午的黑暗》与《美丽新世界》；美国布兰代斯大学政治学博士杜先菊，解读《瓦尔登湖》；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教授董彦斌，解读《暴力与社会秩序》《专制与民主的起源》。……《刘苏里·名家大课》是一个带你系统阅读思想大部头的专栏。这件事做起来很难，但是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大课在今后，还会请到刘小枫、周国平、陈嘉映、高全喜、阎云翔、韦森等一大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佛大学、人民大学等名校名师，为你讲解《理想国》《悲剧的诞生》《国富论》《国家间的政治》等一批经典著作。现在，我们邀请你，加入这个高手聚集的知识城邦。跟随50位学术名家，每周一堂大课，收获52本改变世界的思想巨著的精华。订阅指南① 如果你是安卓手机用户：▽ 戳此直接订阅② 如果你是苹果手机用户：请下载「得到」App，注册登录；搜索“名家”或“刘苏里”，点击专栏完成购买。

李斯是历史上很令人迷惑的人物。李斯的成功，有着夺目的光辉。但李斯在历史上最引人深思之处，却不是他的成功，而是他的失败。他是当时最有名的政治哲学家荀子的高徒，也算是在当代大师那里拿到了政治学博士学位，但最后却败于一个宦官之手。早年的李斯作为一个外国人，不远千里，来到秦国，最后身登相位，他奋斗达到了人生所能达到的最高地位。如果秦始皇因为统一六国而被称为“千古一帝”的话，那么辅佐秦始皇建立霸业的李斯被称为“千古一相”也毫无愧色。秦始皇在世对他基本是言听计从，就君臣际遇和取得的成就来说，可算得古来第一人第一。功高而未震主，秦始皇直到死都没有怀疑过他，对他的信任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李斯不仅为秦国立下了不世之功，同时对新主还有拥立之功，但二世皇帝居然会怀疑他谋反，新君继位一年，拥立的功臣就身败族夷，也是史上罕见。李斯有个情结，那就是对贫穷的恐惧。这个情结成全了他，也害苦了他。他渴望身居侯位、衣锦还乡，为此他做了两件大事。一个是为秦王嬴政献上了一个灭掉六国、平定天下的战略构想。秦王完全予以采纳。第二件事是说服秦王采用开放政策。当时因为有间谍潜入，大家强烈要求驱逐外国人，于是秦王下了逐客令。李斯立即上书，洋洋洒洒地讲了一大通理由，对诏令提出异议，秦王当然不傻，采纳李斯意见，立马收回成命。因为事情做得漂亮，李斯被数度提拔重用，职务也由客卿、长史直至廷尉。二十多年后，六国先后被灭，李斯也升任丞相。李斯的权势渐渐接近巅峰，他位居三公，主持朝政，和秦始皇成了儿女亲家，地位相当稳固。然而，李斯毕竟曾经在荀子手下学习过，熟稔帝王之术，经历过血雨腥风，面对已达到极致的权力，他有些不安。但李斯放不下那个对贫穷无比恐惧的情节，贪恋富贵的他，最终宿命一般地走进一个注定了的悲剧之中。公元前210年7月，出巡的秦始皇在沙丘平台突患重病，临终前让宦官赵高修书给远在陕北榆林的长子扶苏，令其速回咸阳办理丧事，主持政务。信未发出，秦始皇就死了。赵高策动李斯修改遗诏，发动“沙丘之变”，立胡亥为帝，赐扶苏和大将蒙恬死。李斯起初不答应，他对赵高说：我本是上蔡的一个普通百姓，皇上提拔我做丞相，封我为通侯，子孙也都获得高官厚禄，临终前又把国家的安危存亡托付给我，我怎么好辜负他的重托呢？但是赵高却抓住了李斯的弱点，赵高问道，若是立扶苏为皇帝，那阁下与蒙恬相比，谁跟新皇帝的关系亲近呢？李斯回到：蒙恬。赵高再问：若新皇帝继位，你还能像现在这般大权在握，长保富贵吗？在经过赵高的一系列的煽动之后，李斯最终决定发动政变。李斯仰天长叹，流着泪羞愧交加地说：生当乱世，既然不能去死，就只能违背良心活下去了。扶苏接诏后含泪自杀，蒙恬疑虑诏书真伪，拒绝自杀，被投入监狱，后与其弟蒙毅，也就是成龙的电影《神话》中的那位男主角，一起被杀。始皇帝所有儿子中最为昏庸的一个——胡亥继位称帝。在始皇时期，李斯的地位已经达到了最高一级，不可能再升高了。而赵高，虽然身份是宦官，品质是小人，但也怀有升官掌权直至位极人臣的心思，因此李斯便从他的政治盟友变成了最大的政敌。李斯在沙丘与赵高合作，是把蒙恬作为最重要的对手。李斯以为，这样在大秦帝国政界，自己就没有分量足够的对手了。表面上看确实是这样。功劳和才能，还有谁比自己更强呢？就连皇帝，都是自己矫诏拥立的，肯定会感谢自己、信任自己、倚靠自己，如此看来，长保富贵，似乎没有任何问题。但李斯错了，他没有意识到，政治上，昨天的盟友很可能是今天的敌手。赵高跟李斯结盟，拥立二世成功之后，马上就把李斯当成了最大的敌手。这就是所谓的“没有永恒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李斯的失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在朝中没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子弟兵”。他贵为丞相，百官之首，但没有自己的私人势力集团。当年正是由于李斯不结党，秦始皇对李斯才用而不疑、言听计从。在始皇帝活着的时候，靠着皇帝的完全欣赏与信任，李斯的地位是牢固的。但始皇帝死了。新皇帝最信任的人不是李斯自己。这一点，李斯很长时间以来都没有认真考虑。即使认真考虑了，也没有认真采取行动。他的敌手赵高很快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在朝堂之上大搞“指鹿为马”的把戏，党同伐异，恐怖政治之下，赵高迅速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政治集团。等到这个集团实力坐大，李斯想要反击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最后，李斯被赵高污蔑“谋反”，被处以极刑，可怜一代法家大师最终落了个如此悲惨的结局。李斯之死是一个象征，他标志着法家由此开始走向衰落。以法家为政治路线的秦王朝，在李斯死后迅速土崩瓦解。汉初地主阶级在经历了秦朝的“国家恐怖主义”后，普遍地厌恶秦政，偏爱黄老的清静无为之学，推行厚法宽赋、与民休息的黄老之治。至汉武帝时，儒家成了官方的意识形态，虽然汉武帝搞的“外儒内法”的把戏，但是法家学说却被淡化。有兴趣的话，欢迎搜索和关注“历史的小辫儿”，每天更新历史趣闻，嬉笑怒骂间感受五千年的历史轨迹。

Prada “ 上新 ”啦。2021 年男装春夏及女装 Pre-Collection系列以直播形式重磅发布。这次请来了世界各地的五位艺术家拍摄影片，来诠释多面 Prada 。一直倡导回归衣服本身的 Prada ，还将运动装和正装的功能性进行糅合。啧啧，时装的多样性又增添了一种可能～既复古又未来，洋气得不要不要的！这才是真正的时髦设计～而且此番可谓诚意满满，足足准备了 59 套，洋仔掐指一算，是疫情之后所有品牌发布 Look中最多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是 Prada 传奇设计师 Miuccia Prada（ Miu 姨）最后一次独立操刀了。以后呢，就由老朋友 Raf Simons 和她一起设计了，算是半退休状态。能理解，毕竟从 1978 年至今她已经接管 Prada 长达 42 个年头了！即便以后设计量减少，也绝对算得上是功成身退。而 Miu 姨这一生也是传奇满满，先来看看她的一些霸气举动。不想讲话就砸话筒：游行也要穿高定：最爱 diss “ 时髦势利眼 ”，也从来不需要灵感缪斯。虽然“ 设计女王 ”、“ 天才怪咖 ”这些词从来就没离开过她。但她丝毫不 Care ，你 Miu 姨就是你 Miu 姨，个性十足干练有力，也是这样的态度才成就了今天的 Prada ！其实，早期的 Prada 是个做手工皮具起家的老品牌，生产专供意大利王室的包包。本来老品牌过着衣食无忧，优越感满满的日子，根本没想要太多改变。但是不好意思，你 Miu 姨怎么会管你想不想改变，到她的手里，就要按照她的方法来。你们要用皮革做包包是吧？我偏不，我就要用你们看不上的尼龙。双肩包、腋下 Hobo ，分分钟刷爆时尚圈。Hobo 让一众明星拿到不肯撒手！怎么样？20 年后照样经典。不被衣服束缚，做永恒的经典，是 Miu 姨的初衷。出生于 1949 年的她，绝对算是个女权主义斗士。尽管出生于 Prada 世家，不过起初她跟时尚不搭边，60 年代还去米兰攻读了政治博士，是根正苗红的共产党员。本来政治学女博士当的好好的，极其不愿意接受家里这份产业。但是没办法，谁叫她是掌门人最爱的小孙女呢～既来之则安之，最终还是受到家庭感召，决心将 Prada 注入她的思想。她反对这个世界对女性的偏见和贬低。不同于其他设计的美学定义，Miu 姨要的不一样。她拒绝夸张的设计冲击，以实用性和精神表达为主，解放穿衣束缚，才是她想要为女性做的。看看下面的画风你就能 Get 到了。简洁大方：利落干脆：都市 OL 必穿范本：如果你以为 Miu 姨只有如此中性的一面，那你就错了。谁还不是被人宠爱的小公主呢～再说人家还是豪门～1993 年，她以自己的小名创立的 Miu Miu 就是很好的体现。天真、柔软、充满童趣和女人美，就体现了 Miu 姨不一样的内心世界。丈夫 Patrizio Bertelli 也是她事业的得力助手。不仅帮 Miu 姨建立了 Prada 的分销渠道和产品生产系统，还将她送上《时代》杂志，入选“ 全球时尚界最有势力女性 ”榜单。丈夫还很风趣，他曾这样调侃过 Miu 姨：“ Miuccica 是一流的裁缝和设计师，起码用不着我给她买衣服买的倾家荡产，这买卖太划算了！”虽然不知道以后是否还能经常看到 Miu 姨的新作，但她已经把自己独立自信的魅力融进了设计，而这无疑是留给时尚界最好的礼物。

9月27日，主题为“开启、转换、传承与创新”的北京大学第二届政府管理论坛暨北京大学政治学120年纪念大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举行。本次研讨会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联合举办，大会的日程由上午的纪念大会与下午的学术研讨会两部分组成。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燕继荣担任大会主持人。北京大学校长郝平、副校长王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徐勇，中国政治学学会副会长房宁，中国行政学学会副会长鲍静，兄弟院校的学者代表，曾经为北大政治学科做出积极贡献、见证学科发展历史的政治学人的后代，以及北京大学部分职能部门负责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院的师生代表、校友代表等参加了大会。北京大学校长郝平教授在讲话中指出： “作为维新变法的成果，北大政治学在诞生之初就确立了教育强国的宗旨。”“在北京大学政治学讲台上，李大钊、钱端升、张奚若、许德珩、萧公权、罗隆基、梁守德等都曾执教授课。他们之中，有杰出的政治家，政治学家以及教育学家，他们不仅传承了中国的政治文明，而且还为最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作出重要贡献。他们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青年政治学人，立时代潮头、发思想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了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北大政治学的发展，见证了近现代中国革命、改革、建设、发展的历史历程，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为此，他向北大政治学人提出三点要求：一是要将学术研究与国家需求紧密结合，服务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二是要抓住历史机遇，创造新的学科增长点；三是要高度重视师资人才队伍建设，抓好立德树人核心任务。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新中国首批政治学博士俞可平教授指出：“在过去120年的发展历程中，北大政治学科的命运，与中国学术的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有的艰难险阻最终都难不倒一代一代北大政治学人的奋力拚搏，都挡不住北大政治学科的顽强成长。无论从学科体系、课程设置、教研力量、人才培养、成果发表、学术声誉和社会影响力等各个角度看，现在北大的政治学科，都是国内政治学界的翘楚。”“政治学在繁荣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和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事业中，必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唐士其教授回顾了国际政治系建系以来的发展，他说“作为国内国际问题研究的重镇，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始终在把握时代脉搏，回应国家需求的同时，坚持注重基础研究、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的传统，创造了大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在学术领域发挥着重要的学术影响力。学院同时坚持育人为先的理念，培养了一大批活跃在国内外各行各业的领军人才。” 他分析了国际关系与传统政治学研究的差异，表示将通过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吸收国外选秀的思想遗产，与世界各国的学者广泛交流，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知名教授李景鹏作为北大政治学系恢复重建的重要参与人和见证人，回顾了政治学系重建的过程。他表示，北大政治学的复兴，带动了全国政治学兴起的热潮，形成今天百花齐放的局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金安平教授做了题为北大政治学120年学科史的报告，她把北大政治学的120年分为5个发展阶段，对北大政治学筚路蓝缕的创办、曲折动荡的发展以及一代又一代政治学人的追求真知的不懈努力进行了回顾，并表达了当下政治学人对学科进行“传承”与“创新”，不断推动发展的愿望。会后，澎湃新闻记者采访了海外中国政治研究代表托马斯·海贝勒教授。海贝勒在过去四十年中扎根于中国田野，他回顾了海外中国研究与中国本土化的政治学研究的差异问题。海贝勒表示，二者各有所长，海外中国政治研究所运用的理论与方法与中国的政治学研究略有不同，但是无论是本土化还是海外中国研究，深入基层的田野调查都非常重要。下午的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举行，大会共设立了“政治学学科发展与学科建设”、“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的学科发展”、“公共管理的学科发展”、“公共管理青年论坛”、“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初心与使命：李大钊与北京大学”等分论坛。在“政治学学科发展与学科建设”的分论坛上，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任剑涛表示，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其最大的特点是与社会政治的变化相吻合。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强教授指出，当今世界的变化是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这种变局的核心则正是现代性政治哲学所面临的挑战。他也谈到，政治哲学必须要理解认同的问题，重新关注民族、种族、宗教等问题在现代性框架下如何处理。据悉，这是北京大学政治学自创建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与会人员表示，北大政治学人将着力研究解决全球治理和国家治理难题，突出研究的应用性、战略性、前瞻性，为党和政府提供决策参考，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学理支撑，为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提出中国方案。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在探索中不断成长，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学科体系、人才培养机制，产出一批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中国政治学在发展中正确把握政治学与政治实践、中国政治学与西方政治学、当代政治学与传统政治文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等方面关系，为学科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在新时代，中国政治学需要在改革发展实践中继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特别是在基础研究领域深入耕耘，不断提升研究水平和学术境界。对国家政治现象及其运行规律的探究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重视，相关知识与理论源远流长，中华传统文化中就有不少对政治的理解和阐释。不过，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则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产生的。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不断创新发展，积累了丰硕成果，为我国国家建设、经济社会发展、政治文明进步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撑和智力支持。逐渐探索成长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作为指导国家政治建设的基础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基本原则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上世纪60年代起，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先后建立政治学系，主要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后来，有的政治学系改建为国际政治系，研究民族解放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在这一阶段，新中国的政治学获得一定积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980年底，以老一辈政治学者为骨干，成立了中国政治学会。在此前后，部分省市也组建了地方政治学会。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等率先重建政治学专业，各地高校纷纷跟进。与政治学相关的一批教材、专著和译著相继问世。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政治学研究所并创刊《政治学研究》。到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已培养出多届政治学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至此，政治学的人才、机构、期刊、教材等要素基本具备，开启了全面发展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政治学发展提速增效，取得显著成就。从人才培养看，形成多层次、较完备的教育体系。从学科建设看，政治学独立学科地位获得公认，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学学科体系逐步形成。政治学作为一级学科，下设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等二级学科，诸多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也不断发展。从学术研究看，学者们积极关注火热的改革开放实践，把握时代脉搏，回应时代课题，产出了一批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从上世纪90年代起，在引介西方政治学成果的同时，我国政治学界开始建构具有自主性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发展日渐成熟。把握重要关系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政治学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恢复重建、不断发展并取得诸多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学者们努力探索并科学把握政治学发展中的一些重大关系，对学科发展壮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治学与政治实践的关系。政治学是研究政治现象及其运行规律的学问。现实中，政治运行往往具有复杂性、严肃性、敏感性，这要求政治学研究者具备科学、理性、严谨、负责的精神，牢记自己的学术使命。在我国，学者们需要立足中国政治实践推动理论创新，加强与政治相关的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问题研究，积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7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为政治学创新发展提供丰沃土壤。我国政治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新中国的发展历史进行理论总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进行科学阐释，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不断完善、学术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政治学与西方政治学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我们从西方译介了大量政治学论著，这是必要的。西方政治学对人类政治生活规律进行了一些探索，对我们开展研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认识到，西方政治学理论只是反映了特定国家、特定时期政治生活的规律，我们不能生搬硬套。中国政治学扎根中国土壤，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深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从生动鲜活的政治实践中发现问题并提炼学术议题，通过原创性研究实现理论创新，并力图将其中反映人类政治生活规律的内容上升为政治学的一般理论，形成兼具本土性与国际性的中国政治学。当代政治学与传统政治文化的关系。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凝结着中国传统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影响了中国政治演进历程。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合思想、天下为公情怀等，在今天仍具有重要价值。对待传统政治文化，应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力求科学准确研究和阐释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完善提供文化滋养。对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有助于中国政治学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应努力推动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与现代政治文明相适应、相协调。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中国政治学应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并注重二者的相互依托、相互促进。基础研究偏重于学理层面，主要围绕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基本方法等展开，丰富发展政治学基础知识、理论、方法，是构建和完善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根基。应用研究则针对政治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展开，旨在为解决问题提出应用理论和对策。基础研究越扎实，越能为应用研究提供学术根底和理论支持。而应用研究在贴近现实政治、直接为政治服务的过程中，不断从政治实践中吸取养料，为深化基础研究提供实证参考和经验总结。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关系。规范研究注重逻辑推理、定性分析和价值判断，经验研究注重实证调查、定量分析和事实判断。两种研究方法各有所长，前者揭示政治现象背后的动因、逻辑，确定政治发展的目标、价值；后者描述政治运行的状态、过程，分析政治运行的成效、不足。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既需要政治学理论、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等规范研究，也需要公共政策、公共管理和基层政治等方面的经验研究。中国政治学根据不同研究领域的特点采用不同研究方法，从而发挥不同研究方法的长处。比如，基础研究更侧重规范研究方法，应用研究更多运用经验研究方法。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更加注重将各种研究方法加以综合运用。继续深入耕耘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将政治学列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之一，要求加快完善。70年来，中国政治学已经取得许多成就，但从适应国家发展需要来说，还存在不小差距。中国政治学要在过去成就的基础上继续探索，特别需要在基础研究领域深入耕耘。今天，经验研究方法越来越受重视，一批政治学研究者深入机关、社区、农村，展开卓有成效的应用研究。这值得充分肯定。相对于应用研究领域的“热闹”场景，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却显得有些“冷清”。基础研究是一个学科发展的基石，是理论创新的支点。把基础研究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新范畴、新表述、新理论，是中国政治学迈上发展新台阶、扩大学术影响力的关键。事实上，在政治学基本概念与基础理论方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回答，这些问题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政治学创新发展的生长点。比如，关于政治的形态。有学者认为，政治是与国家公权力运用相关的现象。但这只是对政治的狭义理解。实际上，政治现象受到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影响。在特定条件下，经济、文化、社会等会影响国家权力运行。反过来，国家权力的运行也会对其他社会因素产生影响。不同因素共同作用，政治运行会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态。对政治形态进行一般规律性研究，能够增强理论说服力和解释力。再如，关于国家治理的主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体是包括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等在内的多元主体，这样能够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汇聚更广泛的力量。今后，我们应努力在观察实践的基础上深化学术思考，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继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凝练出中国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判断、基本原理等，推动中国政治学研究更加深入、学术境界不断提升。（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导语：这个国庆怎么过?高三学生不妨试着确定自己的专业方向。百年英才高考规划院就专门开设《学科与专业》，为您专业选择提供一个明确的方向。今天，我们来了解那些政治科目优势明显的高中生，可以报考哪些专业？各大名校之间有什么区别？如何当上外交官？等问题。一、政治学得好，可以报考的专业1、政治学与行政学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一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政治学、行政学方面的基本理论和专门知识，能在党政机关、新闻出版机构、企事业和社会团体等单位从事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等方面工作的政治学和行政学高级专门人才。2、国际政治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一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国际政治、国际法、政治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专门知识，能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高校和科研等部门从事外交、外事、对外宣传、教学和研究等方面的国际政治学高级专门人才。3、外交学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强烈的爱国心，对国际事务和中国外交有系统全面的了解，有交际和谈判的能力，在政治、业务、作风、纪律和语言方面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能在外交和其他外事部门从事实际工作、国际问题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外交学高级专门人才。4、国际政治经济学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理论综合基础，宽广的专业知识和熟练的业务能力，适合在外经外贸、国际业务机构、大型跨国公司、新闻出版、行政机关从事具有涉外性质的咨询、管理和实际业务工作，和在高校科研院所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教学和咨询服务工作的复合型人才。5、国际事务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法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专门知识，能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高校和科研等部门从事外贸、外事、对外宣传、教学和研究等到方面的国际事务高级专门人才。二、上政法类高校，你需要知道的院校差异中国高等法学教育界曾有这一说法：只有从“五院四系”走出来的人，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科班生。当今中国司法机关80%的骨干人员均有五院四系的培养背景。政法类十强如下：其中五院，指的是原来的北京政法学院（现为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学院（现为西南政法大学）、中南政法学院（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学院（现为华东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学院（现为西北政法大学）。这五所政法大学历年来都是向往法学类专业考生的争夺之地，其实除此五所专门的政法类大学外，还有三所政法学院——上海政法学院、甘肃政法学院和山东政法学院，这三所学校在大部分省市自治区设在本科二批招生，且招生的范围较少，并非31个省市自治区都安排招生计划，所以相应成绩段的考生要查阅是否在本地区有招生。另外是大名鼎鼎的四系，“四系”分别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这四所中国著名学府的法律学系。随着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近年也出现了像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等这样的“法学新贵”，以及依靠自身专业优势而发展起来的特色法学专业，比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国际经济法、财经类大学的经济法专业、大连海事大学的海商法、西安政治学院的军事法学及中央民族大学的民族法学。三、学政治学有前途吗？外交官好当吗？政治相关专业的本科毕业出路一般有考公务员、读研、出国以及少量的直接就业。1、就业考公务员，能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高校和科研等部门从事外交、外事、对外宣传、教学和研究等。本科毕业后可以做记者，编辑，在中央和地方媒体机构工作，从事国际新闻方面的工作，专业对口程度比较高。不过难度很大，多数本科毕业直接工作的和本专业没什么关系，做人力资源，秘书甚至财务的都有。2、考研是这专业学生的首选，读研的话如果不想专业跨度太大可以读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传媒类国际新闻。跨专业读研主要看自己的兴趣，金融、法律的都可以选择。研究生毕业了有机会到高校或科研院所工作，负责国际政治相关的教学和科研。如果国际政治专业读到博士，基本上高校随意挑了。（在这里，小编想向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学习群：537981697，只要是与高考有关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帮您哦！）3、出国留学这个专业本科后出国的比例在不断增大。毕竟英语是占优势的。这其中，对于广大热爱政治的人来说，能够当上外交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事儿。但是否我们选择了国际政治或外交学等专业，就可以当上外交官呢？据国际政治专业毕业的学姐表示，还需具备三大素养：1、需要敏锐的直觉和洞察力，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视野开阔，新闻门户网站、电视、报纸上关于国际时事的介绍和评论都需要及时关注和思考。2、需要较强的英语能力，较好的英文听说读写能力是必需的。3、政治觉悟性高，思维活跃，善于打太极，也善于直指核心。（声明：本文部分内容、图片来源于网络，百年英才小编整理编辑，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管理员删除。）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中国政治学研究转型升级的一年。一言以蔽之，中国政治学开始“回到历史”，尤其是回到中国自身的历史资源。围绕这一主题，不同的政治学者在研究进路、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上都做出了新的探索：首先，历史政治学的浮现为突破政治学理论上和实践上面临的瓶颈提供了新的出路；其次，以中国的政治现代性为主轴，政治学迎来了更多贯通古今的重要议题；最后，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也开始从宏大叙事转向科学化的因果推论。为什么要回到历史：历史政治学的兴起与定位政治学为什么需要回到历史？为什么需要一种名为“历史政治学”的新进路？政治学界从三个方面给出了理由：反思当代中国政治转型的需要，弥补当前西方政治科学薄弱环节的需要，研究中华民族悠久政治传统的需要。首先，当代中国自身的历史是政治学思考政治转型并为其提供智力支持的首要资源。有不少政治学者回顾了70年来中国政治学科的发展。其中，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任剑涛在《与国家命运共振：70 年中国政治学的蜿蜒绵亘》中点出，中国政治学的兴衰与国家的改革路线紧密相关。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政治学经历了20年左右的“黄金时代”，学科得以恢复乃至扩张，但如今开始与政治实践渐行渐远，封闭于象牙塔中或者聚焦于微观政策。因此，让政治学话语既立足于历史实践经验又保持学术的客观性，是中国政治学克服危机的必经之途。其次，当前西方以政治科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方法逐渐狭隘化，需要重拾历史之维。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教授郭台辉在《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历史之维》中总结道，西方的社会科学先驱们提供了三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孔德把历史视为社会科学的论证材料之“用”；韦伯以理解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体”；马克思则试图融合历史与社会科学规律，超越“体用之争”。但在二战以后的美国，社会科学开始遗忘历史，以实用主义为哲学基础，将超越历史情境的理性行为作为分析单位。而世界政治体系共同遭遇危机的今天，不仅西方学界开始呼吁“找回历史”，中国学者更应该找回被社会科学忽视的非西方历史经验。最后，中华数千年的政治传统一直未能真正进入现代政治学的视野，这是我们重返历史最重要的理由。虽然百余年来，传统中国政治一直没有离开社会科学家的视野，但大家一直用“封建社会”“东方专制主义”等西方理论来衡量它，一些概念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并不存在。与此相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杨光斌在《以中国为方法的政治学》中倡议，不仅要以中国本土的话语来解释政治传统，还要将它们升格为普遍性的政治学理论。例如中国在两千年前就有了官僚制政府、大一统思想以及“一种文教、多种宗教”的特殊传统，它们对中华文明两千年的兴衰有何影响？与现代西方政治学中的各式理论又有何异同？这都是中国政治学对世界的潜在贡献。历史政治学的提出，正是呼应了这些理论和实践需求，为未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探索出一条新路。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同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政治学会、北京市政治学行政学学会、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等多家科研单位及其学术期刊相继推出了以历史政治学、新中国70年制度变迁、中国政治学发展史等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和论文专栏。当然，仅仅意识到“回到历史”的重要性是远远不够的。历史政治学如要真正成为政治学学科的知识增长点，还需要对具体的研究议题和研究方法进行客观而深入的探索。研究哪些历史：追求贯通古今的重大政治议题在历史政治学这个初见雏形的学术共同体中，政治现代性与现代化已隐然成为政治学家的一条研究主线。这是因为，不仅晚清以来思想家都将政治现代化视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后来的学术研究甚至发现，中国的现代性和现代化并非是19世纪末才出现的新鲜事，而是一个贯穿着历代王朝兴衰的“元问题”。尤其是在国家构建等领域，中国比西欧更早地开始了系统化的探索。近年来，已有一些政治学者基于过去的学术积累，对政治现代性这一问题下的各个详细议题进行了初步发掘。其中既有贯穿三千年大历史的议题，也有剖析近现代中国史的议题，还有聚焦于当代中国的实证议题。在大历史领域，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徐勇的《关系中的国家》与美国学者米格代尔的《社会中的国家》遥相呼应。他通过对古代中国的长时段考察指出，中国的国家构建是关系叠加、内生演化的产物。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任锋的《立国思想家与治体代兴》，则与欧美的“政体”理论对话。该书强调，汉代以后的主流思想家都是用“治体”来思考政治系统，它包含“治道”“治法”和“治人”，其内涵远非政体一词所能替代。而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筠的《英国政治思想新论》虽然在讨论英国的现代性，但其收笔于英国、欧陆与东方国家构建的比较。12—19世纪英国的国家构建树立了一个与其他大国乃至与韦伯理论都不同的典范，即官僚制与立宪主义并存，强国家与公民自由兼得——这足以为中国的国家构建史提供对照和反思。对近现代史领域而言，2019年恰好也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国内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纪念活动越来越多，但问题在于如何从“政治的”宣传中提炼出“政治学的”议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续添的《从“国家”到“地方”：中国现代国家改造中的“战略退却”》，探讨了“五四”以后的国家构建。与前述学者一致，他指出此后的国家构建并非新事，而是原有国家机器面对挫折之后的“改造”，以地方为中心的国家改造形塑了20世纪上半叶的政治格局。而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里峰在《“运动时代”的来临：“五四”与中国政治现代性的生成》中，将“五四”视为“主义”话语和群众运动两大现代政治模式兴起的标志。显然，政治学者研究“五四”并不仅仅是为了还原历史，更是为了理解政治现代性这一超越历史事件、形塑着中国政治各个方面的“元问题”。很多中青年政治学者将研究聚焦于当代中国政治。这看起来似乎与历史政治学相距甚远，但如果观察其核心议题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意识具有一致性：中国特殊的现代制度及其绩效。不过由于当代中国的数据更全面、研究基础更丰厚，大家可以对现代政治文化、现代国家构建的具体制度和合法性等子议题做出更细致的考察。中国公民的政治文化一向是实证研究的焦点，因为现代化的精神基础就是思想启蒙。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马得勇等在《信息接触、威权人格、意识形态与网络民族主义——中国网民政治态度形成机制分析》中，通过对网络调查结果的分析，发现威权人格和意识形态对网民民族主义形成的关键性作用。这种政治态度形成路径的发现，也挑战了过去认为传统文化或者现代教育能直接影响公民的结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季程远与合作者在英文论文《中国共产党员与群众的意识形态差异》中，比较了8万多名党员和大众的政治观点，发现党员群体不仅在社会、政治和国际价值观层面都能很好地代表大众。而且受选拔机制和政治社会化影响，党员的思想在各个层面都更加现代化。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张长东在英文论文《中国政府与企业家不对称的相互依赖》中，探索了税收与政商关系这一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领域。他指出，在中国“税收国家转型”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通过四种机制与企业家讨价还价，形成了一种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而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孟天广与合作者的英文论文《从互联网到社会安全网：中国网络参与的政策后果》通过对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进行大数据分析，发现中国在不引入竞争性选举制度的条件下，网民的政治参与也能带来政府的回应，并能促使政府提高治理质量。如何分析历史：从宏大叙事转向因果推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所谓“回到历史”的努力没有严格的方法论，没有以具体方法和史料数据为基础，那么就很可能沦为口号和宣传。在这一点上，已经发展半个世纪并影响了众多中国政治学者的历史社会学是最佳的榜样。甚至可以认为，美国的历史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历史政治学，而且摩尔、斯考切波等代表人物本来就活跃在高校的政治学院系。只不过，在美国政治学界以行为主义为主流的背景下，他们并未打出政治学的旗号。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的《什么是历史社会学》一文，为历史政治学的方法论提供了很好的参照。他指出，历史学以时间叙事为基础，社会学以结构叙事为基础，而历史社会学的贡献就在于融合了时间叙事和结构叙事。同时，这种“时间—结构”解释必须是多因的而非单因的，必须有多元的时间观。联想传统政治史研究中的决定论、结构主义、进步史观、循环史观等弊病，这几项方法论原则几乎都切中要害。虽然历史政治学与历史社会学的方法论有何异同仍待商榷，但处理好时间和结构的关系，无疑也是历史政治学研究必须做到的。有意思的是，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对立并不是新鲜事，在源远流长的政治思想史领域也能看到类似的讨论。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阳在《议题选择、概念互释与话语衔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总结道，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存在两种进路：接受过西方政治学训练的萧公权主张“采政治学之观点”；而以历史学背景为主的刘泽华则强调中国思想的“特殊性”。对中国本土政治学的建设而言，两种进路都不可或缺，但具体如何融通仍有待政治学者们的探索。在具体方法层面，随着国内外和政治学科内外的知识交流，案例研究、定性比较分析、大样本统计、大数据与机器学习以及实验（包括自然实验、实验室实验和实地实验）等方法都方兴未艾。政治学界已经开始超越传统的“定性—定量”之争，初步形成了一些共识：研究方法应当多元化，应当根据问题意识选择最合适的方法，因果推论是研究应当追求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叶成城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唐世平合作的《基于因果机制的案例选择方法》，聚焦于如何通过案例研究寻找因果机制。一方面，通过选择那些“进行到一半”的机制可以减少二分虚拟变量的信息损失；另一方面，通过比较因果过程的观察值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准实验状态”。而时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教授陈超与合作者在《逻辑因果与量化相关：少案例比较方法的两种路径》中，区分了学者们将因果关系视为“逻辑因果”还是视为“量化相关”的两种态度。他们认为，逻辑上的可比性比量化上的可比性更适用于检验有关充分/必要性的理论框架。也有一些学者开始用这些方法探索政治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马啸的英文论文《中国地方精英议价中的群众力量》就采用了调查实验的方法。研究发现，当群众的压力与县级政府利益一致时，县级政府会利用这一压力要求上级撤回不合理的政策。历史政治学的发展也离不开对一手历史材料的搜集整理，而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史料都是定性和定量研究潜在的案例库和数据库。在过去的一年里，不仅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机构共同建设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已开始得到政治学者的重视，政治学界也开始量身定制具有学科特色的案例库与数据库。如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合作规划的“中国治国理政历史数据库”项目，计划将中国历史上君主、储君、宰辅以及战争等政治因素录入数据库，以便进行更科学化的实证研究。此外，很多青年学者和博士生在自己的教学与研究中也收集了不同领域的案例和数据，它们都可能为未来中国政治学发展打下坚实的史料基础。中国的政治学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术共同体，本文的回顾难免挂一漏万。“回到历史”只是众多学术探索中一波比较明显的思潮，而其他扎实的规范性研究和共时性的实证研究也值得大家重视。特别是，政治学家相比于其他学科而言，尤其肩负着为国家和学术发展出力的双重责任。这也提醒我们，未来要继续加强政治学共同体内部的交流合作，继续鼓励独立的、非功利性的学术探索，为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科学的现代化添砖加瓦。（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黄晨 杨端程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在探索中不断成长，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学科体系、人才培养机制，产出一批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中国政治学在发展中正确把握政治学与政治实践、中国政治学与西方政治学、当代政治学与传统政治文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等方面关系，为学科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在新时代，中国政治学需要在改革发展实践中继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特别是在基础研究领域深入耕耘，不断提升研究水平和学术境界。对国家政治现象及其运行规律的探究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重视，相关知识与理论源远流长，中华传统文化中就有不少对政治的理解和阐释。不过，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则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产生的。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不断创新发展，积累了丰硕成果，为我国国家建设、经济社会发展、政治文明进步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撑和智力支持。逐渐探索成长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作为指导国家政治建设的基础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基本原则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上世纪60年代起，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先后建立政治学系，主要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后来，有的政治学系改建为国际政治系，研究民族解放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在这一阶段，新中国的政治学获得一定积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980年底，以老一辈政治学者为骨干，成立了中国政治学会。在此前后，部分省市也组建了地方政治学会。上世纪80年代初，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等率先重建政治学专业，各地高校纷纷跟进。与政治学相关的一批教材、专著和译著相继问世。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政治学研究所并创刊《政治学研究》。到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已培养出多届政治学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至此，政治学的人才、机构、期刊、教材等要素基本具备，开启了全面发展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政治学发展提速增效，取得显著成就。从人才培养看，形成多层次、较完备的教育体系。从学科建设看，政治学独立学科地位获得公认，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学学科体系逐步形成。政治学作为一级学科，下设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党史、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等二级学科，诸多分支学科和交叉学科也不断发展。从学术研究看，学者们积极关注火热的改革开放实践，把握时代脉搏，回应时代课题，产出了一批颇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从上世纪90年代起，在引介西方政治学成果的同时，我国政治学界开始建构具有自主性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发展日渐成熟。把握重要关系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政治学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恢复重建、不断发展并取得诸多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学者们努力探索并科学把握政治学发展中的一些重大关系，对学科发展壮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治学与政治实践的关系。政治学是研究政治现象及其运行规律的学问。现实中，政治运行往往具有复杂性、严肃性、敏感性，这要求政治学研究者具备科学、理性、严谨、负责的精神，牢记自己的学术使命。在我国，学者们需要立足中国政治实践推动理论创新，加强与政治相关的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问题研究，积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7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巨变，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为政治学创新发展提供丰沃土壤。我国政治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新中国的发展历史进行理论总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进行科学阐释，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不断完善、学术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政治学与西方政治学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我们从西方译介了大量政治学论著，这是必要的。西方政治学对人类政治生活规律进行了一些探索，对我们开展研究具有一定借鉴意义。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认识到，西方政治学理论只是反映了特定国家、特定时期政治生活的规律，我们不能生搬硬套。中国政治学扎根中国土壤，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深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从生动鲜活的政治实践中发现问题并提炼学术议题，通过原创性研究实现理论创新，并力图将其中反映人类政治生活规律的内容上升为政治学的一般理论，形成兼具本土性与国际性的中国政治学。当代政治学与传统政治文化的关系。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凝结着中国传统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影响了中国政治演进历程。中华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和合思想、天下为公情怀等，在今天仍具有重要价值。对待传统政治文化，应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力求科学准确研究和阐释优秀传统政治文化，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完善提供文化滋养。对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有助于中国政治学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应努力推动优秀传统政治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其与现代政治文明相适应、相协调。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中国政治学应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并注重二者的相互依托、相互促进。基础研究偏重于学理层面，主要围绕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基本方法等展开，丰富发展政治学基础知识、理论、方法，是构建和完善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根基。应用研究则针对政治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展开，旨在为解决问题提出应用理论和对策。基础研究越扎实，越能为应用研究提供学术根底和理论支持。而应用研究在贴近现实政治、直接为政治服务的过程中，不断从政治实践中吸取养料，为深化基础研究提供实证参考和经验总结。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的关系。规范研究注重逻辑推理、定性分析和价值判断，经验研究注重实证调查、定量分析和事实判断。两种研究方法各有所长，前者揭示政治现象背后的动因、逻辑，确定政治发展的目标、价值；后者描述政治运行的状态、过程，分析政治运行的成效、不足。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既需要政治学理论、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等规范研究，也需要公共政策、公共管理和基层政治等方面的经验研究。中国政治学根据不同研究领域的特点采用不同研究方法，从而发挥不同研究方法的长处。比如，基础研究更侧重规范研究方法，应用研究更多运用经验研究方法。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更加注重将各种研究方法加以综合运用。继续深入耕耘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将政治学列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之一，要求加快完善。70年来，中国政治学已经取得许多成就，但从适应国家发展需要来说，还存在不小差距。中国政治学要在过去成就的基础上继续探索，特别需要在基础研究领域深入耕耘。今天，经验研究方法越来越受重视，一批政治学研究者深入机关、社区、农村，展开卓有成效的应用研究。这值得充分肯定。相对于应用研究领域的“热闹”场景，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却显得有些“冷清”。基础研究是一个学科发展的基石，是理论创新的支点。把基础研究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新范畴、新表述、新理论，是中国政治学迈上发展新台阶、扩大学术影响力的关键。事实上，在政治学基本概念与基础理论方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回答，这些问题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政治学创新发展的生长点。比如，关于政治的形态。有学者认为，政治是与国家公权力运用相关的现象。但这只是对政治的狭义理解。实际上，政治现象受到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种因素影响。在特定条件下，经济、文化、社会等会影响国家权力运行。反过来，国家权力的运行也会对其他社会因素产生影响。不同因素共同作用，政治运行会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态。对政治形态进行一般规律性研究，能够增强理论说服力和解释力。再如，关于国家治理的主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体是包括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公民等在内的多元主体，这样能够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汇聚更广泛的力量。今后，我们应努力在观察实践的基础上深化学术思考，在改革开放实践中继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凝练出中国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判断、基本原理等，推动中国政治学研究更加深入、学术境界不断提升。(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人民日报 》( 2019年08月19日 0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