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要联系

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项重要内容是创新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包括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方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原理的方法，以及科学抽象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等。在具体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创新。抽象法具体运用中的创新。一般来说，在分析某个社会生产关系时，抽象法的运用主要表现在经济分析必须抓住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马克思面对包含多种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经济时，着力分析作为“普照的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今天在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时则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特点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且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就要着眼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不能只限于对公有制的研究，混合所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也应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坚持问题导向中的创新。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开展研究，必须充分占有材料，分析研究对象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研究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不能从先验的规定出发，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把活生生的经济关系抽象为几个原则规定，而要关注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及其发展方式。例如，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分析，需要研究各种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和相互关系；对基本分配制度的分析，需要研究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方式和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深入认识和把握现实社会经济活动。两点论和重点论运用中的创新。与其他方法一样，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方法也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既坚持两点论，明确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又坚持重点论，提出重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又如，强调协调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在发展思路上既要着力破解难题、补齐短板，又要考虑巩固和厚植原有优势，两方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才能实现高水平发展。再如，在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上，强调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这些都是两点论和重点论分析方法的创造性运用。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方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良性互动，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和发展开辟广阔空间。（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 人民日报 》（ 2018年11月19日 16 版）

李佩珊 冯周/文未有政治经济学这一前身，就不会有今天的经济学。经济（Economy）本是“管理家庭经济”之学，源自古希腊城邦学说。直到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学者蒙克莱田第一次使用了“政治经济学”之名，首次把"经济"一词的含义从家计扩展到国家层面。其后“政治经济学”普遍为古典学者所接受和青睐，大卫·李嘉图撰写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马尔萨斯和穆勒都著有 《政治经济学原理》。1776年，亚当·斯密的巨作《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政治经济学成为独立学科，这正是经济学兴起的基石。近百年后，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首创“经济学”一词，“经济学”方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某些层面来说，“政治经济学”天生就有着 “经典”的基因。中国和政治经济学的渊源是深长的。“不那么严肃地说，政治经济是中国的传统”，“略开玩笑来看，我的写作是在沿袭传统。”在采访中，学者黄琪轩这样说道。起因是，2013年举行的一次比较经济学国际会议，当时美国政治经济学界最顶尖的学者都被邀请到了北京，会议期间学者彼得·埃文斯 (PeterB.Evans)提出一个问题，“在中国所说的政治经济，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吗？”埃文斯得到的回答是，大部分可以这么理解。黄琪轩在2018年出版了 《政治经济学通识：历史·经典·现实》一书，在其中讨论了一部分以“阶级”为中心的“传统”，也花了大量篇幅介绍了哈耶克、诺斯等以“个体”“国家”“制度”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说的多个面向，帮助大众重新了解政治经济学、扩宽认知。他试图通过融通经典的视角，来解答“为什么美国贫富差距扩大”“政府是否应该强制收取养老金”等现实议题 。对于目前举国关心的疫情，在此次访谈中，黄琪轩也从政治经济学经典的视角，进行了分析。|访谈|问=《经济观察报·观察家书评》答=黄琪轩理论照进现实问：可以先简明扼要地讲讲，这本书中所指的“政治经济学”是什么吗？答：简单说，从英文看，PoliticalE－conomy就是“政治”加上“经济”，翻译成中文，可以是“政治经济分析”。我的《政治经济学通识》一书中，PoliticalE－conomy主要关注政治怎么影响经济，以及经济怎么影响政治。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影响。具体来看，“政治经济学”有三个群体的学者。第一个群体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形成了权力来支配工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大部分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此有一直沿用“政治经济”一词的传统。第二个群体是主流经济学家。他们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像奥尔森研究集体行动，公共选择学派研究投票等。第三个群体大部分是政治学者。这些学者，有的自称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有的自称比较政治经济学者，他们试图不断展示，经济政策的本质是政治过程，从探讨主导经济政策背后的政治因素或者经济政策制定的政治过程入手，随着研究的深入，也越来越多地研究经济如何影响政治，例如投资、贸易等这些经济变量怎么影响选举、内战等现象。我是第三类群体中的一员，将“政治如何影响经济”“经济如何影响经济”结合起来，作为通识也关照了第一类和第二类路径。问：政治经济学其实有两个面向，一是“政治如何影响经济”，一是“经济如何影响政治”。就整个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而言，两个面向之间的侧重与否，是否会有比较明显的摇摆？答：你说的“摇摆”，其实更恰当地来说，是“竞争”。研究的侧重与选择，背后是不同学科的竞争。每个学科都有扩展到其他领域的倾向。例如，政治学强调权力，重视权力。经济学更强调市场，更关注横向的、自愿的交换。不同学科都试图用自己的惯用工具、方法和议题，去切入到其他学科研究的盲区，提供一些新的解释，所以有了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还有政治学的“帝国主义”，包括社会学的“帝国主义”。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是有一部分经济学家，开始用重视市场的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议题。他们把政治现象，例如投票等都放到经济的范畴来研究，政治家出售政策，选票就像货币，选民就成了政治市场的消费者。与之相对，也存在“政治学帝国主义”。“PoliticalEconomy”从20世纪初期时开始分家，一部分到政治学，一部分到经济学。但是政治学这一脉偃旗息鼓，直到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强调权力的政治学家们开始涉足经济学研究的领域，比如贸易、货币、金融、投资，认为这些经济现象仅仅靠经济学家来提供解释会留下很多盲区，并自称为国际（或比较）政治经济学者，队伍逐渐壮大了起来。目前美国大部分的政治系的教师里，有不少学者的研究领域是政治经济学。在不少大学，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占到政治学系教师总数的三分之一乃至更多。问：结合现实议题阐述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是您这本书最鲜明的特色。跨越现实和过去之间巨大鸿沟无疑是艰难的。您在强调“走进”经典外，又强调“走出”经典，是为什么？答：唯有两者结合，才可以在具体情景下正确地和经典沟通。“走进”经典的意义在于，通过阅读经典可以寻找到重要的、不断重复的机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拉格朗日说过一句话，“牛顿无疑是幸运的。”因为自然科学的重大规律和机制就这么多，只能发现一次。对于社会科学而言，情况也差不多。经济学界最具有学术声望的期刊《美国经济评论》上相当多的论文，不过就是不断地重复斯密《国富论》里的几句话，比如“人的自利之心促进经济繁荣”“劳动分工提高了生产效率”。只不过，有些是比较枯燥的重复，有些是有创意的重复而已。“走出”经典其实比“走进”更重要。学习经典的时候，很容易把经典当作教条，乃至是匍匐在经典脚下。这是有问题的。所有的经典流传下来是因为“片面的深刻”，“深刻”才更能广为流传，留存下来。一旦把这样的思想和视角当作教条，运用到社会生活中，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例如，一些没有完成国家建构的发展中国家，把斯密的自由市场作为万能药方，却因之瓦解了国家建构的进程。然而，波兰尼言道，“通往自由市场的道路是靠持续的、长期的、激烈的国家干预实现的。”这导致这些国家对内无法保证国内的政治经济秩序，对外无力应对国际的任何冲击。斯密强调自由市场的前提是，政策试验场已经较好完成了。所以，走进和走出，是并行不悖的。每个重要的机制能否发挥作用，都受制于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境。危机、个体和全球化问：介绍作为新自由主义重要学者弗里德曼时，您通过分析2004年美国飓风后物价上涨和政府管制，来介绍他关于两次旧金山大地震后政府是否应该就住房短缺而管制租金的研究。最近口罩和防护用品面临短缺，经济学家对于价格管制、涨价罚款这样的应对短缺、抢购的手段，有一些不太相同的观点。在这方面，政治经济学的建议和教训是怎样的？答：弗里德曼的著作非常重要，不过期望一个视角解决所有问题可能就会遇到麻烦，毕竟“甘蔗没有两头甜”。弗里德曼的思想确实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帮助解决了一些问题。可也不能不提到，他所崇尚的自由市场，在现在的美国引发了从医疗乃至教育等各领域的问题，包括巨大的社会分化、社会流动的降低，导致了所谓“美国梦”的褪色。美国的“80后”中，收入能超过父母的只有50%。固执地抓住一种单一的理论视角，能解决问题，同时也能制造问题。如何解决口罩短缺的问题，也难摆脱“甘蔗没有两头甜”的困境。因为口罩、住房这样的资源总是稀缺的，两种简单的分配方式，不是靠权力，就是靠市场。面对现在的疫情，分配口罩等稀缺资源，无论靠市场机制来调节，还是靠政府控制来配置，都是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制造问题”。千万不要希望政治经济学可以提供一套解决方案，这种方案不可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即使目前可能好处为主，10年之后坏处也会越积累越多。弗里德曼有关住房的例子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段，会有不同的效果。所以，摆脱“一刀切”的方案很重要。主流学者或许都觉得要用一个方案，比如说用价格机制来进行调节。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却会认为，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大量没有价格支付能力的人没办法获取到生存资源，变成了所谓“有产者的游戏”。比如，美国流感死亡率如此之高，和医疗价格太贵是有关系的。可资源都靠政府供给、管控，药店可能就没货了，像我之前也没有买到口罩。于是现实生活常常是理论视角的折中，采取的是混合方案。拿我自己举例子来说：在价格机制下，用20块钱高价买到了口罩；同时也在领政府的配给，两块多钱买了5个口罩。混合方案既让政府在调控，也让市场在发挥作用，不同时期也可以有所权衡。这才是真实世界的运作。完全按纯粹的、一个流派的政治经济学家所提供的理想化的学理来制定方案，其实是不现实的。问：“国家”是这本书中的重要视角，是您自己所做的一些研究的关键词。答：国家当然是很重要的视角，但在这本书中，政治经济学的个体、阶级、国家、制度四个视角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事实从来不会自己说话，看待同样的问题，不同的视角会提供迥异的事实。举例来说，美国发生卡特里娜大飓风时，路易斯安那州受灾严重，生死存亡之际向当时正在度假的总统小布什求救，小布什却继续逍遥，所以那场飓风救灾不力是肯定的。但从理性个体视角来看，小布什作为共和党的总统，不会把稀缺的资源分配到民主党的州；从阶级视角来看，美国政府是有产者的“中央委员会”，不关心穷人死活，只有当奥尔良的穷人暴动了才值得出动军队，因为要保护富人的私人财产；从国家视角来看，美国国家对外能力强，自然救济这样的对内能力就弱；从依附前三者的制度视角来看，美国联邦制政府就会比单一制国家更难迅速应对重大灾难。问：从您的研究而言，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这一视角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在目前以及将来会如何？答：这仍是一个从什么视角来看的问题。从自由主义者或现实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全球化，是截然不同的。自由主义者看到的“全球化”就是理性的、个人的全球分工，形成了跨国的价值链、生产链，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国家的角色在淡化。可是换一个视角，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形成的全球剥削体系，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过度劳动，将大量剩余从边缘国家转移到中心国家。我比较倾向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经济政策领域到处都能看到民族国家投射的影子。国家的消亡只是幻想，在旧的体系下是强的消灭弱的，而在新的体系下是快的吃掉慢的，全球竞争越激烈，国家作用会日益凸显。所以“全球化”之下，民族国家的角色在增强，而不是在削弱。这在国际金融、国际货币层面也一样。只是，经济学家的最优货币区，不是政治学家眼中的最优货币区。被牵引的技术：李约瑟难题、激励机制和竞争创新问：对于李约瑟难题，您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给出回答是，之所以近代中国会丧失技术上的领先地位，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缺乏严峻的环境和高强度的国际竞争。能解释一下吗？答：李约瑟难题问的是，古代中国的技术辉煌为何没有延续到近现代？为什么中国没有现代科学和产业革命？我的回答是因为技术进步也符合“生于忧患”的道理。古代中国的生存比西方安逸太多，南面、北面、西面分别是不可逾越的海洋、沙漠和高山，缺少西方遭遇过的持续的、长期的、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大国竞争。西方历史上历次重大的科学与技术突破，都发生在最激烈的大国权力转移时期。大国竞争越激烈，就越容易突破技术的瓶颈。比如，中国在春秋战国和两宋期间，国家遭遇强大外患，反而导致可圈可点的技术进步都主要出现在这两个时期。这是因为在权力转移时期，国际竞争显著加剧，大国为了在国际竞争中生存，在发展实力上是不计较成本的，大规模地资助和采购技术，即便是“乱枪打鸟”，可突破技术瓶颈的概率能显著增大。因此，大国的政治在引领着世界技术进步的周期，政治作为主人会牵扯着作为仆人的技术走。当前中美竞争加剧，酝酿着新一轮的技术周期。如果我前期的研究有解释力，未来世界技术的高点或者所谓的技术革命，最有可能在中美两国率先发端，然后再外溢到其他国家。突破性的技术会是这两个国家直接竞争的需要。当然，赢得技术不一定赢得竞争。问：最近，有一些关于科学家抢发论文是否会牺牲社会知情利益的讨论，这是否和原本制度的激励机制有关？该如何改善协调？答：确实有关。“无利不起早”，制度提供利益，调动更多的积极性。无论争先发表论文也好、注册专利也好，都是基于常规的制度激励。只是大部分制度是应对常规情况的，一旦出现“极端状况”，不少制度可能就不适用了，这本来就不是大部分制度设计能关照到的。我们需要接受，制度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不能解决在极端时期的突发问题。这是奢望。那在极端时期该怎么办？或许可以进行短期的政策调节来纠偏，补充长期运行的制度不能解决的问题。问：之前有媒体报道称科技部下发“通知”，要求“在疫情防控任务完成之前，不应将精力放在论文发表上。”这属于短期的政策调节吗？答：对。极端时期通过政府发文来纠偏，未尝不是一种尝试。一般制度确实是很难服务于这么具体的一个时期的社会经济运行的。在这几个月中，为具体问题建章立制，一来创立成本很高，二来运行效率也相对较低。短期的政策调节其实也是制度的一种，只是不是比较成规则、成体系的，是为了针对性地解决问题，解决长期制度不能关照到的问题。一种制度不可能一劳永逸。问：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出后，实验经济学这一创新方法开始被大众所了解。您之前的一篇文章，非常具体地介绍了实验方法在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运用前景。现在或者未来的政治经济学，已经有了或者会有哪些有价值的新动向和新路径呢？答：学术走向的未来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之前实验经济学根本不入主流经济学的法眼，在学界八卦里，早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默顿·米勒根本不和研究实验经济学的同事理查德·塞勒打招呼。米勒料不到的是，后者在2017年也得奖了，并且实验经济学开始掀起潮流。吸取米勒的教训，我认为政治经济学的未来，还是在于竞争和尝试。研究政治经济的方法，简单概括为四大类。第一类是演绎，比如将博弈论这样的思维游戏运用到政治经济的研究中。后三类都是归纳：其一是实验方法，现在已经在大量研究中采用了，可以划分成实验室实验、田野实验等，包括一些非常好玩的游戏，可以让我们重新发现以前的方法观察不到的一些东西；还有两类都是观察法，比如案例和统计案例，分别是小样本和大样本的观察。除了这四类，还有一些我没有涵盖到的方法。无论哪种方法，我们都得尊重差异和多样性，不断去尝试。再老的议题、再老的方法不断挖掘也会有新东西的。

#资本论#在《资本论》德文第一卷的序言中，马克思提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里所说的“生产关系”实际上是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和方法。《资本论》正是从劳动者和它的生产资料分离为出发点，来研究二者之间在资本家的安排下怎样结合，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可以结合的问题。1865年，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时候明确地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的对象就是“社会生产关系”。而对这种关系的研究，不是从他们的法律表现上把握的，而是从现实形态上来把握。法律体现的是统治者的意志，而现实形态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的生产关系，不是单纯的财产归属关系，而是财产关系的现实形态，是实际的占有关系。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关系”，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结合的特殊生产方式。在传统的自然经济中，生产资料和劳动者是紧密结合的，手工业者的作坊、设备、乃至原材料以及劳动成果，均能为劳动者所拥有。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在于，资本把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分离，以至于劳动者无法支配劳动成果，而只能受制于资本家的安排。马克思以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事实为例证，不仅仅是因为英国的商品经济发达，还有就是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统计能力，远不如英国。研究经济离不开统计资料和调查材料，相比较而言，英国都是较为齐全的。另外还有，英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不管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如何掩饰，都无法否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给广大劳动者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政治经济学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即是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由来、发展以及衰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仅仅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本身，还有结合与这一生产关系相关联的生产力，还要结合与这以生产关系相联系的上层建筑。研究社会运动的规律，虽然不能改变规律的本身，不能逆转规律的发展趋势，但是在认清楚运动规律后，可以主观的选择缩短或减轻社会变革带来的种种苦难。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大概可以从四个方面来阐述：一、从交往关系角度来理解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抓住了一切交际形式中的“物质交往”，便真正地抓住了生产关系。人与人的交际关系与生产关系是密切相关的，生产力的发展会导致交往形式由发展的条件，变成发展的桎梏。新的交往形式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新的交往形式由会成为桎梏。一切历史的冲突都根源于这种矛盾，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源于这种矛盾。二、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来理解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是生产关系的“内核”，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人在占有、使用、和处理生产条件时发生从排斥性意见支配，这就意味着必须从所有权和占有相统一的方面来研究生产关系。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分析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实际上意味着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但是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剥夺者也在被剥夺。资本家支配着劳动者的劳动剩余价值，市场又支配者资本家的资本。这种矛盾在资本主义的体制是无解的。三、从社会总体角度来理解生产关系。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是一个总体，政治经济学必须在经济关系的整个锁链中研究生产关系。经济关系的锁链指的是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以及再生产、再分配。摆在我们面前的首先是物质生产关系，这四个环节有着紧密的关联。四、从生产力发展变化来理解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以绝对剩余价值的产生为起点。另一方面它也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彻底的革命。参考材料：张雷声《资本论》精学导读读《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读《资本论》：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个人贡献说起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经济建设实践中得到了不断的创新和发展。目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迫切需要经济理论创新为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新的时代背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在我国以往经济建设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实现理论创新，以便对我国经济做出更好的解释和指导，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方向。【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机遇；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依据我国国情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政治学新境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宗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阶级剥削，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2]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长呈现出“新常态”，深入研究并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政治学理论，与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为我国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理论指导。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主义政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后得到的最新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依据。新中国建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度，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我国的基本制度，实现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并根据我国国情制定提出了一系列的促进经济发展的理论。如建国之初的经济建设以农业为基础，重点进行工业化建设，同时兼顾农、工、商协调发展。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建设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同发力，中央进行全国范围内的宏观经济调控，各地区立足本地实际情况发展本地特色经济，但保证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在经济建设道路上实现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共同发展，实现国家经济发展，居民安居乐业。确定农业、工业、国防现代化发展总目标，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为以后我国经济腾飞打下了良好基础。这一系列经济发展理论和措施是中国共产党立足我国实际，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我国经济建设相结合的成功尝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开端，为以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是中国共产党充分分析国际国内新形势后，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结合中国发展国情，对中国化的马克思政治注意经济学做出的进一步阐释，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腾飞。形成了带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理论，新成果；改革开放的道路、目标和具体实施方式的理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私有制经济，外资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所占比例及如何协调发展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理论；深化改革，继续坚持对外开放的理论；中国城镇、农村及东西部各区域之间相互协调发展的理论，这些理论都是立足我国具体实际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结合形成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站在时代发展的角度，结合我国经济建设实践经验和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创造性的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当下我国经济发展需要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战略构想：一是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本质论，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障，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加生动的勾勒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全方位发展社会主义新理论。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在原有理论基础上进行了诸多创新，十八大报告指出，要继续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加国有经济活力，但同时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能够公平竞争，不断提高市场经济活力，为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3]。三是实现了经济开放理论的进一步创新，深刻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提出要实现“多元”“安全”“高效”的改革开放新格局，在开放方面要更采取加主动的开放战略，先后提出了“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等战略。四是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新理念，随着我国经济逐渐转型，以往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已经不再符合我国国情，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经济发展新理念。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挑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西方经济学逐渐在我国学术界和社会上得到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西方经济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有不断被削弱的趋势。但我国国情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并不能合理解释我国的经济发展实际，能否在新形势，新机遇下将我国具体实际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结合，形成重大理论成果，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有效指导，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面临的新挑战。高校教育担负着为国家培养高素质人才，为社会发展不断输送新鲜血液的重大任务，但当前全国各高校和科研院所等机构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授课内容越来越多，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占比例逐渐减少，有逐渐被边缘化的趋势，这也就导致了相关专业人才和研究人员数量萎缩明显。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发展迅速，这两种企业吸收了我国大量的就业人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国家层面的治国理政的学问，而西方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市场下发展相对成熟，总结出了一套比较贴合私有制经济的实用理论，有利于提高个人在就业时的竞争优势，这也是当下我国西方经济学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当代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挑战。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机遇我国自建国以来就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如何摆脱全球经济发展低迷的影响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如何实现区域间协调发展，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实现广大人民共同富裕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和解决，必将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良好契机。1.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至今仍没有恢复到良好状态，西方经济学理论受到了一定质疑。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为核心的西方经济学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追捧，盲目迷信市场的自我调控能力，认为市场通过自由竞争能够维持市场的均衡发展，虽然会产生阶段性的某部分产品过剩，但市场可以通过自我调控出现另一部分产品的短缺，这种关系会影响商品的价格，并进一步的影响市场的资金流向，从而保证经济市场的均衡发展。但是受这一理论指导的西方经济市场在2007年-2009年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在面对这场危机时，西方国家流行的经济学理论稍显乏力，这次危机带来的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低迷至今尚未恢复。这一事实有力证明了西方经济学并不是万能的，给国内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部分专家学者泼了一盆冷水，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舆论基础。2.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学习，勇于开拓进取的政党，从建国初期的摸着石头过河，到现在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是我们广泛借鉴各种优秀理论的成果。在我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我们积累了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一系列符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建设理论体系，为十八大后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突破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3.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创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势在必行，习近平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反应，如何正确认识新常态，分析新常态，促进我国经济转型成功，是当前和今后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工作。这种新常态与我国以往的经济发展态势不同，所以没有现成的理论经验可用，这就要求我们在以往经济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原理进行创新性探索。在世界各国经济活动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越来越离不开国际交流，但世界经济环境错综复杂，部分国家仍对我国采取一定程度上的敌对，我国经济要想更好更快的融入到世界经济当中，就需要更加对我国现有经济理论进行大的创新，这就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的突破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时代契机。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方向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实践基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社会生产关系更加复杂，世界各经济体之间的交流更加密切，理论要对社会实际做出指导，就必须紧跟时代步伐，不断理论创新。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必须根植于中国经济建设成果的伟大实践。我国经济建设从摸着石头过河到今天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在缺乏现成理论指导下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基础上获得的，任何理论的创新都离不开成功的实践经验，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迫切需要通过经济学理论创新来指导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就要求我们要根植于中国经济发展环境和现实条件，创新政治经济学进行理论。2.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开放型经济发展理论。通讯和交通运输业的发达突破了各国之间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我国经济要想取得突破性发展势必要更加融入到世界经济大潮中去，所以迫切需要一个开放型经济学理论，为我国企业实现“走出去”战略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3.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理念，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进行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为我国实现产业升级，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提供理论依据。

作者：丁晓钦、张芷寻(分别系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基地研究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我们要在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成果来指导发展实践，形成新发展格局。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科学判断发展态势，精准调控发展节奏，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稳妥应对发展风险，积极拓展发展空间。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等，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根据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发展和深化了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并将这些成果推进到体系化、制度化的阶段，其中，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新的定位；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对发展理论实现了新的超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确立了新的辩证认识；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的理论，为发展战略的实现给出了新的着力点；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以及由此发展而来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理论，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对外开放战略进行了新谋划。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完善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围绕经济建设的各项重大战略部署纷纷实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型举国体制、“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稳健前行。②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发展道路的根本立场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也是中国发展道路的根本立场，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鲜明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指出，“这一点，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是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面对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迅速做出全面部署，全面构建防控体系，在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的时候，及时推动复工复产，经过全国上下共同努力，目前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经济发展呈现稳定转好态势，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上都走在世界前列。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具体实践。今年底，我们将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并迎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重大成就，这些都充分说明我们的一切工作，最终是要让人民真正得到实惠，使人民生活真正得到改善，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质要求，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人民群众有了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将迸发出无穷的创造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力量之源、动力之源。③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发展道路的制度保障基本经济制度是反映一个国家生产关系的基本制度规定，在整个经济制度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深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一道确立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一个新高度，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发展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贡献。基本经济制度是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生产关系的总和，必须与这个国家的发展阶段相适应。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迅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显著成效。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不断深入，我们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为改革开放持续稳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制度保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推进新时代经济改革发展，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制度遵循。制度建设是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经济制度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决定性地位，对其他领域制度建设有重要影响，是中国发展道路行稳致远的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一个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整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是党和人民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实践探索的理论结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核心要义就是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两个毫不动摇”是辩证统一关系。把握好这种辩证关系，有利于更好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中的所有制结构，有利于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更好地解放和发展我国生产力。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就是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朝着共同富裕目标迈进。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一个伟大创造，很好地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结合起来，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实现了重大突破。④ 新发展理念是中国发展道路的行动指南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深化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是中国发展道路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观点是相通的”。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也就跟着好定了。新的发展理念就是指挥棒，要坚决贯彻。创新发展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事关我国发展道路和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这五大发展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要统一贯彻，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对唯物辩证法的应用；新发展理念的实施，离不开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脉相承的，是马克思主义与我国改革开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与时代发展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与人民群众最切身利益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境界，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行动指南。《光明日报》( 2020年08月28日 16版)

近日，河北省成安县经济开发区一家阀门生产企业员工对产品进行检测。近年来，成安县利用交通、产业、资源等优势，实施县域特色产业振兴计划，打造高端阀门产业集群。新华社记者 王晓 摄在风云变幻的世界经济大潮中，能不能驾驭好我国经济这艘大船，是对我们党的重大考验。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刻感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强大生命力和时代意义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我们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危机和实际问题，用鲜活生动的当代中国实践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深刻感悟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对于我们用历史眼光、从战略的高度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刻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各种危机的根源进行了研究分析。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社会主义的出现深深扎根于资本主义的矛盾和经济发展的事实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入手，在解释一般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扩张属性和运行规律，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和世界历史的走向，从中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不只是体现在具体的概念观点上，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占据了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显示出信仰的力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性和革命性高度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专设一节讲“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是时代的产物，充满了时代精神和时代理性，对于我们通过思考和回答时代课题来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具有重要意义。19世纪中叶，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此起彼伏，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是什么，矛盾根源是什么，成为时代之问。马克思花费40年时间写作《资本论》，以“显微解剖学”的方式剖析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现实问题，作出了科学判断和预言，对时代问题给予强有力的回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让我们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无法自我革命，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和局部调整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动私有制的根基，频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日益扩大的逆全球化态势，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价值。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其实也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趋势的探寻。从世界社会主义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只有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演变历程和思想逻辑，才能够结合实际推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灵魂和精髓马克思认为《资本论》是“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正是得益于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论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现了剩余价值，看清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体现着解释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科学性，彰显着彻底的革命性，为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彻底解放提供了有力思想武器，也为我们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提供了强大思想力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无与伦比的预见力和前瞻性，其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分析中包含着对未来社会的一些基本经济特征的预判和展望，为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济现象提供了基本立场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弊端一针见血的批判，对于我们分析当下世界经济的困境和弊病仍然具有醍醐灌顶的效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论》成为世界经济学界公认的“永不过时”的经典著作，显示出跨越时空的解释力。有学者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平稳发展的时候容易被人们模糊、淡忘、忽视，但每一次经济危机到来时，人们又会重新想起马克思，想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诊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资本论》对于市场机制理论、信用经济理论、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经济周期理论、平均利润率规律、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协调发展规律、收入分配规律等基本问题的理论分析，既有宏观考量，又有微观分析，许多观点都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密切相关。我们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变化，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新的内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着深厚的人民情怀，他们真切感受到人民遭受的摧残和痛苦，听得见人民“因贫困压在头上而发出的粗鲁的呼声”。他们敏锐地发现，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惊世骇俗如闪电般耀眼的思想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表面平等下面所隐藏的秘密，激烈抨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不公正的社会秩序，揭示和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为无产阶级和人类彻底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点，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注重从统筹政治、社会、经济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生产规律的认识，无论是资源配置，还是财富增长，都紧紧围绕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展开。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认识，这其中既蕴含着“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的战略判断，同时又体现着发展必须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立场。科学分析形形色色的经济现象，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这就要求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当前经济形势，作出科学、客观、积极的判断。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风险挑战上升，受疫情叠加影响，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增加。短期看，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可避免。但是，疫情改变不了中国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特征，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也不会变。今年第二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由负转正，主要指标恢复性增长，经济运行稳步复苏，充分显示了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显著制度优势。我国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深刻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发展生产力和扩大再生产理论，科学研判经济形势，把握住有利时间窗口，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加快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充分释放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重大部署，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极具现实性、针对性和前瞻性，体现着战略思维、底线思维、辩证思维，充分体现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基本特征。“十四五”时期，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进程将出现深刻调整，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复杂系统，无论是宏观经济环境，还是经济系统运行，都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受国际疫情持续蔓延影响，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做好长期应对风险挑战的准备，必须要顶住各种压力，全力防范风险累积叠加，主动管控经济运行风险，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在内外部风险挑战交织下，实现迎接挑战与抓住机遇的有机统一，一方面要坚持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坚定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信心和底气，把握战略全局，从容坚定前行；另一方面，要按照党中央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用高质量发展理念统领经济发展，立足国内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努力提高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能力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我国迈入新发展阶段，改革也面临新的任务，必须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多的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我国经济的创新力、竞争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关键靠改革。我们要善于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供给和需求的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的增长点。当前，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日益复杂变迁，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抬头，世界经济遭受突发疫情巨大冲击而日趋低迷、全球市场萎缩，这尤其要求我们着力构建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机结合起来。要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各类经济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促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良性互动，在持续释放民生红利、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激发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作者丁国强系西南政法大学特聘教授）

【项目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经验的提炼和总结，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为一个完整的学说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理论体系本身、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史三个组成部分。发掘和整理改革开放40年来、新中国成立近70年来、中国共产党成立近100年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已经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现实任务，也是中国经济学界所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以生产方式系统性变迁为主线梳理思想史历程经济思想史的创作通常采用三种体例，一是编年体，即按照时间顺序对经济思想进行回顾；二是人物体，即以人物为线索梳理经济思想；三是专题体，即根据不同的研究主题对经济思想进行分类研究。三种创作体例各有利弊，但首先都必须明确一条主线，以统领经济思想的发掘整理工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的发掘整理工作，具有与一般经济思想史创作截然不同的复杂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继承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突破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形成的，这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要结合生产关系研究生产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紧密结合的产物，其发展不仅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困境，也指导了我国商品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创新，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经济制度，而且要结合经济制度探讨政府与市场关系等经济体制问题。为此，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核心，以生产方式的系统性变迁为主线，发掘和整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一方面，生产方式是指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因此，生产方式变迁表现为生产力水平的变化。另一方面，生产方式是指在特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背景下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因此，生产方式变迁又表现为生产关系的变化。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系统性变迁”为主线，就是要把“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视为一个整体进行思想史梳理，避免生硬地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者割裂开来，陷入就技术谈技术、就制度谈制度的理论误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系统性变迁呈现出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为“生产力进步—生产方式变革—职业群体分裂—生产关系演进—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变化”，这条路径实际上是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渡时期及社会主义社会，表现为商品经济形态向产品经济形态的演进过程。第二条路径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变化—生产关系演进—阶层结构变化—生产方式变革—生产力进步”，这条路径实际上是所有制的演进过程，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渡时期及社会主义社会，表现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向公有制的演进过程。对这两条路径的理论研究，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线索。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拓展思想史研究视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学突破了单纯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苏联范式，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不仅在经济学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同时还积极引领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创新突破。以生产方式系统性变迁为主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进行发掘和整理，有助于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拓展思想史的研究视野，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先导作用和学科带动功能。从宏观上来看，作为资源配置方式，计划和市场均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宏观表现。发掘和整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就是要梳理有关商品经济形态和产品经济形态的理论分析，就是要提炼有关计划手段和市场手段的研究成果。从中观上来看，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表现在产业经济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城乡经济结构、对内对外经济结构等多个维度，发掘和整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就是要回顾和总结中国特色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的产生和演进过程，提炼其研究成果。从微观上来看，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表现在政府管理组织、企业结构设计、家庭劳动配置等多个方面，发掘和整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就是要回顾和总结中国特色公共经济学、企业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的产生和演进过程，提炼其研究成果。通过将生产方式划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将有效拓展政治经济学研究视野，以更为饱满的状态描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的恢宏图景。贯彻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方法论原则创作经济思想史的目的是“以史鉴今”，这就需要贯彻“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方法论原则。发掘和整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就是要通过对经济思想发展脉络的梳理，提炼出清晰的演进线索，为进一步指导我国经济建设实践提供理论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经济学理论界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认识，就是一个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并指导实践发展的过程。1978年以前，由于受到苏联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影响，我们始终没有突破“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是产品经济”这种认识。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社会主义经济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首次突破了“市场”这一禁区。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第一次将社会主义经济界定为“商品经济”，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认识。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2年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提炼总结这一历程得出的历史经验是：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形态演进过程中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处在从商品经济形态到产品经济形态这一漫长的历史过渡阶段中，不可能完全、彻底地消灭商品和货币关系。社会主义需要培育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推动计划和市场这两种生产方式协同发展，促进生产力水平持续提高，从而为社会化大生产创造条件，以便在未来能够实现私人劳动直接转化为社会劳动，而不必再通过商品交换这一中间环节，从而进入“自由人联合体”。这条历史经验为党的十九大提出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了理论阐释——“现代化经济体系”不仅拥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还要求灵活地运用政府规划和市场调节两种资源配置机制，并推动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协调发展，这就是运用“史论结合、论从史出”方法论原则在发掘和整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过程中的生动体现。辩证看待我国经济建设中取得的成绩和遭受的挫折，将其凝练升华为历史经验，有助于构建起完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进而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推动这项工作，需要经济学界和史学界携起手来，深入系统地发掘和整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打造凝聚中国气质、彰显中国风格、饱含中国智慧的“中国经济学”。（作者：周绍东，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子课题负责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1 、 (单选题) 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进行调节的( )A.固定汇率制B.浮动汇率制度C.干预汇率制度D.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 、正确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利率及利率政策。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故本题选择D项。2 、 (单选题)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 )。A.社会生产关系B.物质资料生产C.商品D.社会总产品2 、 正确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物质资料生产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物质资料生产是指人们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运用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变化，创造物质财富的活动。因为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一方面，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有衣、食、住、行所需的物质资料，而这些物质资料只有通过生产才能取得，离开物质资料生产，人类就无法生存。另一方面，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从事其他活动的先决条件。故本题答案为B。3 、 (单选题) 市场机制的核心是( )。A.价格机制B.供求机制C.激励机制D.竞争机制3 、正确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市场机制，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的综合作用共同构成市场机制。其中，市场机制的核心是价格机制。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中最敏感、最有效的调节机制，价格的变动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有着十分重要的活动。故本题选择A项。4 、 (单选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观调控手段包括()。A.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B.法律手段、计划手段、行政手段C.经济手段、计划手段、行政手段D.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计划手段4 、正确答案：A，解析考查经济常识。我国的宏观调控的手段分为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包括财政政策和计划，经济手段有时是政府制定的经济政策，法律手段是政府制定的经济法规，行政手段则是政府发布的经济命令。所以选择A。5 、 (单选题) 市场经济的基本作用是( )。A.优化资源配置B.改进生产技术C.进行商品交换D.物价调控5、正确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市场经济的功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功能是:积极的：一、市场经济是合理配置资源的有效形式、二、市场经济是调节供求的自动机制;三、市场经济是价值评估的客观标准;四、市场经济是企业优胜劣汰的强制力量;其中最基本的功能是对资源的有效配置，故本题选择A选项。

本文作者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社交产品的趋势，enjoy~每一种产品都是为了满足某类人的某种需求，从马斯洛需求模型看，社交需求作为一个独立层级，在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之上，是人们在解决基本需求后，首先想满足的需求，那么社交到底对人有什么作用和意义呢？它是怎么来的，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呢？马斯洛需求模型一、为什么选政治经济学来研究社交产品先来看一下政治经济学和社交两个词的百科定义：政治经济学是从生产关系方面研究各个阶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以历史的生产关系或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即是对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生产和再生产中人和人的关系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学科。社交指社会上人与人的交际往来，是人们运用一定的方式（工具）传递信息、交流思想的意识，以达到某种目的的社会各项活动。从定义可以看出，社交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形成关系的手段，目的是为了形成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是人们一切社会关系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关系，决定了其它社会关系。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目的是想搞清楚生产关系形成的背后原理和一些必然因素。简单来说，社交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形成的手段，社交产品则是服务于该手段的载体，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和人之间最重要关系为什么是这样的，接下来会变成什么样。当下人们的社交关系是具体且偶尔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这些偶然社交关系背后的必然要素、背景以及规律的，相对是宏观的。想要研究社交产品的趋势，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必不可少的，而政治经济学正是研究这方面的专业科学，选它便理所当然了。二、社交的起源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遥远的远古社会，人类的生产力是极其低下的，人们整天的行为都是为一个目的，就是吃饱饭，与现在很多动物是一样的。引用政治经济学课本的原话：“原始社会，人们使用的是极其简陋的石制工具，如果不采取集体劳动的方式，就无法进行生产，就不能生存。”集体劳动就需要有互动和协调，这个过程就是社交过程。人类之所以能在残酷的自然选择中存活下来，并走向食物链的顶端，得益于人类是高智商动物，而人类为什么会有高智商呢？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表示，人类最初发育形成更大的大脑，主要是处理快速变化的各种关系。可见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社交是如影随形的，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追溯人类的社交历史，其实是一部人类族群一步步登上历史舞台的历史，从前段时间很火的《人类简史》一书的观点看，人类的前身——智人，之所以能战胜其他人属种群，最重要的原因是通过语言、虚构等手段，能组织起超过150人规模的团队，形成社会配合的雏形。三、趋势分析社交最早来源于生存的需要、争霸的需要，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成为生物圈无可争议的老大，人类的社交行为还带有原始的那种必要性吗？随着人类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人类的生产关系也经历了多次的变革，人类的社交行为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有什么变化？趋势一：社交的作用在高层次需求中越来越重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交的作用在高层次需求中越来越重要，渐渐从低层次需求中淡化。社交作为一种行为，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社交需求，它在不同需求层级都有作用，在不同时期这种作用的重要性是变化的。（1）社交在低层需求的作用协作在一些动物群体中也普遍存在，人类的社交一开始类似于群居类动物。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类想在自然界生存下来，除了发明工具增强个体应对能力之外，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形成群体，进行有效的配合，这是社交的最原始动力。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表示，早期人类个体离开群体，将失去食物和配偶，从而不太可能繁殖后代，延续自己的基因。在那个年代，一旦脱离族群，首先就是安全需求很难保障，时间稍长，就可能遇到生理需求无法满足，社交算是刚需！（2）社交在高层需求的作用在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中，除了自我内因之外，占大部分的是来源外部的肯定和认可，这都是必须通过社交来实现的。在当下，很多社交产品，在很多人看来是无法理解的，为什么那么多人在为一些平台不图回报地贡献内容？现在还炙手可热的现象级应用——抖音，里面有不少素人花了不少心思制作的视频，可谓是煞费苦心，有些人不惜为了增加点赞数，去挑战蹦极，这些表面看着就是图好玩，其背后的行为心理分析，其实都是找存在感、找认同，有些为了“语不惊人死不休”，大有超越自我的感觉，这都是满足人的高层次需求的表现。自从2013年自媒体兴起，到2014年字媒体开始赚钱，再到2015年自媒体开始成为一个趋势性的潮流，通过一个大流量平台，传播自子的声音和主张，获得认可和认同，积累粉丝，这都是当下人们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满足的途径。我们从人们的日常行为可以看出，当下把生存作为奋斗目标的人群比例越来越小，而且越发达国家越比例越低。人们更多的行为是为了生活，让自己的生活得更体面，更有意义，这都是比较高的需求层级。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明，社交需求慢慢从低层次需求慢慢向高层次转变，这种转变带来的是很多社交动机的转变，社交从实用性在慢慢向其他方面转化，因而也就不难理解社交产品类型的光怪陆离，比如想短视频社交、匿名社交、弹幕、二次元等，这些是不追求实用性的，只是纯粹的精神满足。趋势二：社交关系越来越容易建立，但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难沉淀（1）无效社交行为占比变高，人被当作一种资源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产品和服务标准化程度越高，标准化程度越高，对个体的个性化要求越低，作为个体的差异性越价值越低。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看似人们连接得越来越精密，实质上，人们之间并不是直接联系，而是通过一个个身份在做交换。每个人周围像是围着一个管道，人们不同的需求都有一个子管道连接到这个总管道上，然后由这个总管道再连接到社会主运输管道上，获取各中产品和服务，连接各种人。这个过程并没有产生我们想要的那种社交，个体的本质并没有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发挥作用，这样就很难让个体在这些社交中获得高级的需求满足，就譬如外卖这个行业，近几年外卖发展很迅猛，很多人都享用过这个服务，外卖人员和订餐者之间肯定会产生互动，但这个社交关系非常短暂，虽然你可能拥有了对方的电话，基本很难再有联络。（2）社交对象增多，稀释了单个社交对象的重要性和黏度摘自《阿狸.永远站》——“我们的一生会遇到过八百二十六万三千五百六十三人，会打招呼的是三万九千七百七十八人，会和三千六百一十九人熟悉，会和两百七十五人亲近，但最终都会失散在人海。”没有准确的数据去证明，当下的人比以前人社交对象多了多少，但定性去分析看，人们认识和交往过的平均人数，肯定比以前有很大的增加。人们的社交需求是有限的，社交精力也是有限的，一旦社交对象众多，很多还是不得不应付的，这样势必会摊薄了具体社交对象的互动积累，彼此的社交关系会变得轻淡，形成“朋友遍天下，知心无一人”的局面。（3）人们流动性增强，社交关系稳定性随之减弱以前一个院子的人能住几十年，搬迁的概率很低，有的人家是世代都在一个地方生活，而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很少了，越发达的地方越少。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内城市化进程的高速发展，目前国内有2亿多的流动人口；即使是长期在一个城市生活的人们，也很少在一个地方待上很久，一份网友自发的调查问卷，86.44%的人认为工作10年跳槽4次不算跳槽频繁。这样的流动性，决定了人们很难有深交往，因为不稳定已经是大家的共识。有一个明显的现象，以前同事结婚了，一个办公室的一般都要喝喜酒的，而现在大家都很回避这个话题，因为礼尚往来在这就不成立了，这次你参加了别人的婚礼，下次指不定人家已经离开。人一旦离开，能保持长期联系的就很少，长期不见面，关系就渐渐淡了。（4）社交能动性减弱，满足人精神消费的替代品太过丰富，而深度社交的门槛较高，参与者自然减少手机和鸦片很多社会人士批判游戏行业，说它毒害了很多孩子。其实何止是孩子，现在很多成年人，也都沉迷在游戏的世界里。2014年，有一张图特别火，对比清代鸦片和当下的智能手机，说智能手机让人上瘾的危害不亚于当年的鸦片。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的时间是怎么消费的。生产力的发展，让人们的生产效率有大幅提高，人们的可自由支配时间在增加，可人们是怎么消费这些时间的呢？在互联网行业有一类产品叫“kill time”，专门为人们去消磨时间的，这类以游戏为主；说现在人生活在供给富足的时代是不为过的，书籍、影音作品，说汗牛充栋实在是夸小它了，只要你喜欢，哪一项都可以让你一生都看不完，而且你可以动动手指就可以获得。一个产品，一旦替代品很容易让用户接受和采用的时候，它就很悬了。深度社交需要有条件，需要有情感、精力和时间的投入，这在门槛上已经比替代品高出一大截，这会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危机。方便面行业让外卖无意地干掉，值得人们深思。四、总结当下的互联网社交产品，视频类平台的火爆，贡献者为了展现自我、获得满足感，那些观看者满足的是什么需求呢？在短视频之前的直播类产品，普通用户又是基于什么动力在平台上停留呢？陌生人社交，把社交作用向满足低层级需求方向做，它也能火起来，这给我们什么启示？陌生人社交可以满足人的高层次需求吗？这问题看似很难回答，想着想着，就像很多问题最后都归于哲学问题一样，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以总体规律去审视它，在大的社会背景下去分析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有利于发现共性的状态，就可以找到答案，也可以找到机会，毕竟追本溯源和研究发展趋势，目的都是为了寻找机会。以上观点为本人的一点愚见，希望有意向致力于互联网社交的同仁们一起交流。本文由 @野林 原创发布于人人都是产品经理。未经许可，禁止转载。题图来自 Unsplash，基于 CC0 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