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

来源:光明日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方面，建立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关键是增强其理论指导力和现实解释力。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在系统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础上，着力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讲好中国故事，把成功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思想和观点学理化、系统化；二是从研究对象、研究层面、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创新，准确反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特征；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得到国内学术界的认同，还要走向世界，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同。为什么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些西方经济学者看来，世界上只有一种经济学即西方经济学，中国没有自己的经济学。他们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来看待中国的经济思想，认为不符合西方经济学的要求，因此便认为中国没有经济学；他们认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只需要把中国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案例就可以了，不需要再有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然而，中国的发展有着自己特殊的国情，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已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都难以正确说明人口众多、地区发展不平衡、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是如何实现快速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并成功指导了改革开放的实践，我们向前迈进的每一步、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是有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作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改革开放每一次的重大进展都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大突破推进的，改革开放的实践又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取得新的突破，突出表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明确了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所处的发展阶段，进而明确了改革所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突破，推动了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并且明确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所有制结构和产权制度理论的突破，推动了基本经济制度和国有企业的改革；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理论突破，推动了基本分配制度的改革，激发了创造财富的各种源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创立开始，就有着所处时代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具有了新时代的特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进一步凸显出发展的特色，不仅要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还要指引中国进入强起来的时代。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引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和发展，都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突破，例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反映了经济运行理论的重大突破；“一带一路”倡议反映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大突破；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污染防治和精准扶贫三大攻坚战，凸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反映出发展方式理论的创新。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有自己的经济学，但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如何构建，这涉及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学理化和系统化这一核心内容，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主要涉及以下重点内容：首先是目标和问题导向。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相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就是增进社会财富、谋求全体人民的幸福，建立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就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导向。坚持问题导向，意味着研究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不能从先验的规定出发，必须从现实问题出发。明确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就是问题导向的具体体现，当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有三个方面的规定：一是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是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些阶段性特征引申出改革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针对这些重大问题进行理论分析，便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其次是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当今时代的经济学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范式。中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这一范式有如下基本规定：第一，基本立场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其当代特征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学；第二，研究对象是在一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其当代特征是更为关注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第三，基本任务是阐述经济规律，尤其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其当代特征是更为关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规律研究；第四，研究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基于这些规定，其他的经济学理论和研究范式不能摇身一变就成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近年来，一些学者基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采用通用的数学模型加上中国的数据，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自称是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或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实际上，这些研究只是用西方经济学来研究中国案例，本质上还是西方经济学，即使在西方经济学界，也不承认其为中国学派的经济学。再次是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把握好三个方面的资源：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这三个方面同样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资源。笔者在这里特别强调两个话语资源。一是《资本论》的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的话语资源。有人认为，《资本论》中反映资本主义的范畴不能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明显的例子是过去对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两个概念讳莫如深，现在，我们不仅使用国有资本的概念，国家对国资的管理也转向以管资本为主，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也早已得到了确认。很显然，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使用的范畴和原理都不愿意使用，何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呢。用好《资本论》的话语体系的关键，是使用《资本论》中相关概念时要赋予其生产关系方面的规定。二是西方经济学的话语资源。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不属于同一个范式，但对西方经济学的某些话语和范畴不能全盘否定，面对共同的研究背景、共同的经济问题，西方经济学中解释当代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新现象而产生的话语和范畴，排除其阶级属性外不乏作为人类共同财富的科学成分。我们可以有选择地批判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概念和理论，这主要涉及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领域。例如：微观经济运行领域中的资源配置理论，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宏观经济领域中的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理论，逆周期调节理论；经济发展领域中的创新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通过批判地借鉴和吸收，这些概念也可以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对某个经济体进行经济分析，通常涉及三个层面：一是生产关系即经济制度层面的分析，二是经济运行层面的分析，也就是资源配置层面的分析，三是经济发展层面的分析，比如对发展中国家如何迈向现代化的分析。长期以来，经济学科似乎有一种分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侧重在生产关系层面的分析上，经济运行层面的研究交给西方经济学，经济发展层面的研究交给发展经济学。如此一来，政治经济学就只剩下几个关于生产关系的原则性规定和教条，具体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问题似乎由西方经济学理论作指导。实践证明，这种学科分工是不准确、不科学的。马克思当年的全部政治经济学写作计划包括6册：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资本论》只是其6册计划的一部分，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因此，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这也提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关系，阐述服从于发展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运行规律，同时还要提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如何运行的理论，以及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的经济发展的理论。简单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标是：经济制度的优化，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经济增长和经济体的发展。就经济运行来说，制度分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运行分析的起点，其任务是揭示经济规律的作用方式和机制，寻求经济制度的具体形式，如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市场经济的运行和调节机制。服从于资源最优配置的目标，经济运行的微观分析关注效率，宏观分析则关注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基于经济运行效率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要建立的经济运行机制要做到：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就经济发展来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问题就是现代化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进入生产力领域，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否则就难以科学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当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发展问题不只是生产力问题，离不开对生产关系的分析，两者结合在一起分析产生的理论才能准确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研究生产关系又研究生产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优势所在。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拘泥于对生产关系、对经济制度层面的研究，对经济运行和发展层面的基本问题一定要有话语权，实际上就是对中国自己的经济运行和发展要有话语权。具体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是已经有定论而且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制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毫无疑问要把这些改革成果学理化、系统化，但不能停留于此，需要在此基础上再回到更为现实的层面，进一步加强对这些制度的实现形式的研究，比如：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产权制度和产权结构的安排，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实现形式，等等。（作者：洪银兴，系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资深教授）

#资本论#18世纪中期，政治经济学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在此后百年的时间内，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但是由于他们所处的阶级地位，以及没有找到以客观标准为依据的科学方法。导致他们的政治经济学，始终是围绕本阶级利益来讨论问题，而没有从社会和历史的整体关系上来进行研究。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怎样增加国民财富”。他认为，增加国民财富主要有两个办法，一是提高在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加强劳动分工；二是增加生产工人的人数。1817年，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明确提出，政治经济学的主题就算阐述“分配规律”。1819年，如让·沙尔·列果尔·西斯蒙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提出，政治经济学是以“人的物质福利问题”为研究对象。19世纪40年代，工作后的马克思开始涉及政治经济学研究。他首先意识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紧密结合的。1844年，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大纲》中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私经济学”。马克思则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完美的避开了社会集中中的具体矛盾”。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的概念。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本性，私有制条件下却发生了异化。具体的表现是：①人与劳动活动相异化。②人同自由自觉的活动及其创造的对象世界相异化。③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④人同人相异化。马克思初步用“异化劳动”的概念，推导出“私有财产”的范畴，再接触这个范畴来阐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异化劳动”之所以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发点，主要原因有两方面：1、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每一个范畴，买卖、竞争、资本、货币等，都是异化劳动范畴的展开表现。2、异化劳动表现为人们经验所能感受到的现实存在，是一个国民经济事实。此时的马克思，还未意识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社会生产关系。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随着“唯物史观”的创立，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论证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这也是为什么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只关心本阶级的利益，而不能从整体上考虑全社会利益的原因。马克思在这个时期，形成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理论观念”的社会结构理论。1847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社会关系的实质，就算社会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关系。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证实这种社会生产关系。在《雇佣劳动和资本》中，马克思已经把“社会关系”看作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并提出：每一种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这是后来“社会阶段论”的初步阐释。《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刨析了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内在结构，正式确立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马克思是从“总体”上来考察全部的生产，又从生产总体的内部各要素来具体刨析彼此之间的辩证关系。生产和分配、交换、消费之间存在辩证关系。生产是经济运作的决定性因素。分配是社会成员的活动，它包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分配，以及生产成果的分配。教化是人们互相教化劳动产品。消费是人们使用物资满足生产和生活所需的过程。马克思通过分析后得出结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原生关系”，国家形式、法和家庭关系是“非原生关系”。物质生产决定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决定文化、宗教和政治的发展等。马克思还敏锐地察觉到文学和艺术等一些特殊要素，并非跟物质发展是同步一致的，而是由错综复杂的情况决定的。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的论述主要又有如下几点：1、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存在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关系。这是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2、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法律和政治，并且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来与之适应。3、物质生活的生产关系，决定着整个社会的生活、政治和精神生活过程。4、人类的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5、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与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6、判断时代的变革，不能以意识为根据，而是要从物质生活矛盾来分析，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来考察。7、无论何种社会，在他能够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不会灭亡的。更高层次的社会，在他物质条件成熟之前，是不会出现的。8、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化大生产是对抗关系。简述《资本论》：资本主义逐渐走向穷途末路简述《资本论》：共产主义点亮了希望的灯塔读《资本论》：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个人贡献说起

内容提要：近年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本上沿着三条主线展开：一是对理论体系和重大原则的研究。虽然不同学者对这一理论体系作出的归纳不尽相同，但在内容上均涵盖了基本经济理论、基本经济制度、经济运行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等。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应遵循指导思想原则——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实践原则——在实践中形成与发展；开放性原则——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地位的前提下，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益成分。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拓展了研究对象，明确了研究任务，创新了研究方法。三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对的现实问题，如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经济发展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进行深入研究。今后，应在关键性问题研究上取得新进展，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重要概念，是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的。在2016年7月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又对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阐释：“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这一重要概念一经提出，就引起学术界的积极响应，有力促进了相关研究。研究基本沿着三条主线展开：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重大原则，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应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涵盖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并涉及哲学、历史、政治等众多社会科学的完整理论体系。虽然不同学者对这一理论体系作出的归纳不尽相同，但在内容上均涵盖了基本经济理论、基本经济制度、经济运行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等。比如，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在生产关系方面，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出发，创新经济制度理论；二是在生产力方面，从中等收入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出发，创新经济发展理论。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经济制度和发展阶段、经济运行、经济发展、世界经济和开放问题四个方面。还有学者从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包括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包括政府和市场关系、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财政与财税体制改革、城乡发展一体化理论与实践等）、新政治经济学（包括新发展理念的理论与实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我国当前的经济政策选择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证。这些分析概括都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这便引申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指导思想原则、实践原则和开放性原则。首先，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这既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属性，也明确了它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的关系。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既不是对150多年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复制，也不是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科学化和系统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在实践探索中形成的。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创新运用和发展，是植根于中国国情、立足当代中国发展实践而产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地位的前提下，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经济学界在对比分析传统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创新性研究。拓展研究对象。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一直把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经济现象的内在规律，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便是恩格斯所说的“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也应看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生产关系中还存在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怎样更好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总体及其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扩展到生产力，就需要建立关于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性经济学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研究生产关系，而是要深入研究多层次生产关系，搞清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趋势，以不断破除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明确研究任务。与传统政治经济学着重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任务在于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特别是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促进生产力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等提供理论指导。这是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相适应的。把促进生产力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任务，当前就要着重研究如何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创新研究方法。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学术界的认知基本一致，即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以揭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另一方面要运用实证分析和数理分析等具体方法，为经济决策提供必要学理支撑。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至少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方法论层次或哲学层次，即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二是理论研究层次，如抽象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等；三是现象描述或技术层次，如统计方法、数学方法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驾驭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新成果，在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经济发展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进程。围绕这些理论创新和重大论断，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对的实践问题进行了大量深入研究。有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的原因和对策进行了分析，认为应对结构性减速必须从供给侧入手，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除制约生产要素供给能力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体制性障碍，消除资源错配造成的效率损失，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有学者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研究，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综合性集成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新时代的一次重大改革和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也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新时期的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有学者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要坚定经济长期稳中有进的基本趋势判断，同时注重防范化解短期风险和经济下行压力，提高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有效性，把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作为新时代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几个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有学者指出，创造这一发展奇迹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党的正确领导的重要体现之一，是通过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研讨重大改革问题、指明改革方向并提出切合实际的改革举措与路线图，推动我国改革开放一步步向前迈进。这其中蕴含着两条基本经验：一是坚持党的正确领导；二是坚持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我国学术界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基本经济理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进行了系统分析、总结提炼，但还有一些基本问题有待深化研究：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深化研究。所有制结构问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容问题、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等，都是实践探索和我们党的理论创新走在学术研究前面的基本问题。由于学术研究滞后、学理支撑不足，一些领域的改革开放受到一定制约。面对这种局面，学术界应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研究，让理论研究跟上实践脚步，更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坚持唯物史观，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团结带领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如何从理论上将这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贯通起来、统一起来，是摆在学术界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马克思通过梳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找到了阶级社会的运动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在此基础上，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研究，推动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学理化、系统化。（作者为《经济学动态》杂志编辑部主任） 《 人民日报 》（ 2018年11月19日 16 版） (责编：周恬、张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带来一系列新机遇和新挑战。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要更好地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必须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这就要求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实践是理论的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我国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为理论创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能够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于实践的形成过程，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启示意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分配关系，研究制度、经济规律等大的、长远的问题。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指出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追溯历史，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和发展来自于经济实践和相关社会因素。诞生于西欧封建社会晚期和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重商主义，来源于最初发达的对外贸易。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产生与亚当·斯密亲历家乡工场手工业的发展、目睹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惊人效益紧密相关。继之，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系统地论述了市场经济的诞生、魅力和构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来自于实践。为了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在英国观察了资本家雇佣工人生产商品的过程，进行了大量相关阅读，生动地证明了是工人阶级养活了资本家阶级。马克思借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运用科学的抽象法，从大量的现象入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分析其内在联系，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形成科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并将唯物史观和辩证法贯穿于研究的始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于实践的形成过程启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在波涛汹涌的世界经济大潮中驾驭好我国经济这艘大船，需要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蓬勃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从国际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从国内看，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由于国内国际条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形势，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无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批判、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以及他的研究方法、价值取向都对我们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应在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实践中实现创新发展。还要看到，伴随着改革开放，西方经济学大量传入中国。虽然在经济运行的技术层面西方经济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教条式地照搬西方经济学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西方经济学以私有制为前提而构建，研究基础、目的、价值取向及对问题的看法与我们不同。而且，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于西方。除了经济运行问题之外，更迫切的是要解决推进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高质量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必须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以新的理论成果有力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总的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点包括：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运用其研究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战略性长远性的问题；揭示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有一定的解释力和预见力；具有国际视野，能够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中国问题，探讨人类和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等等。这些年来，我们党立足我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不少重要成果，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为了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些重要论述的提出，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实践的产物，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形成和确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深入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观点是相通的。实现高质量发展。认识到过去快速发展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长期快速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结构性矛盾，目前必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目前发展环境、条件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要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把关键性的产业链、供应链掌握在自己手里。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编制科学而有远见的规划，明确中长期的阶段性发展目标、主打产业、区域布局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证明，中长期发展规划既能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除了以上所述，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认识成果还有很多，非常丰富。这些在解决中国经济问题中形成的政治经济学层面的认识，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果，诸多理论成果的系统化就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这是一个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过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李义平系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

内容提要：近年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本上沿着三条主线展开：一是对理论体系和重大原则的研究。虽然不同学者对这一理论体系作出的归纳不尽相同，但在内容上均涵盖了基本经济理论、基本经济制度、经济运行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等。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应遵循指导思想原则——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实践原则——在实践中形成与发展；开放性原则——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地位的前提下，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益成分。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拓展了研究对象，明确了研究任务，创新了研究方法。三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对的现实问题，如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经济发展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进行深入研究。今后，应在关键性问题研究上取得新进展，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重要概念，是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的。在2016年7月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又对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阐释：“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这一重要概念一经提出，就引起学术界的积极响应，有力促进了相关研究。研究基本沿着三条主线展开：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重大原则，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应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重大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涵盖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并涉及哲学、历史、政治等众多社会科学的完整理论体系。虽然不同学者对这一理论体系作出的归纳不尽相同，但在内容上均涵盖了基本经济理论、基本经济制度、经济运行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等。比如，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在生产关系方面，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出发，创新经济制度理论；二是在生产力方面，从中等收入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出发，创新经济发展理论。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经济制度和发展阶段、经济运行、经济发展、世界经济和开放问题四个方面。还有学者从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包括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包括政府和市场关系、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财政与财税体制改革、城乡发展一体化理论与实践等）、新政治经济学（包括新发展理念的理论与实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我国当前的经济政策选择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证。这些分析概括都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这便引申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指导思想原则、实践原则和开放性原则。首先，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这既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属性，也明确了它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的关系。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既不是对150多年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复制，也不是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科学化和系统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在实践探索中形成的。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创新运用和发展，是植根于中国国情、立足当代中国发展实践而产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地位的前提下，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经济学界在对比分析传统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创新性研究。拓展研究对象。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一直把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经济现象的内在规律，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便是恩格斯所说的“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也应看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生产关系中还存在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怎样更好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总体及其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扩展到生产力，就需要建立关于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性经济学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研究生产关系，而是要深入研究多层次生产关系，搞清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趋势，以不断破除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明确研究任务。与传统政治经济学着重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任务在于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特别是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促进生产力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等提供理论指导。这是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相适应的。把促进生产力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任务，当前就要着重研究如何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创新研究方法。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学术界的认知基本一致，即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以揭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另一方面要运用实证分析和数理分析等具体方法，为经济决策提供必要学理支撑。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至少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方法论层次或哲学层次，即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二是理论研究层次，如抽象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等；三是现象描述或技术层次，如统计方法、数学方法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驾驭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新成果，在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经济发展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进程。围绕这些理论创新和重大论断，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对的实践问题进行了大量深入研究。有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的原因和对策进行了分析，认为应对结构性减速必须从供给侧入手，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除制约生产要素供给能力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体制性障碍，消除资源错配造成的效率损失，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有学者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研究，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综合性集成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新时代的一次重大改革和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也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新时期的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有学者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要坚定经济长期稳中有进的基本趋势判断，同时注重防范化解短期风险和经济下行压力，提高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有效性，把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作为新时代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几个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有学者指出，创造这一发展奇迹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党的正确领导的重要体现之一，是通过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研讨重大改革问题、指明改革方向并提出切合实际的改革举措与路线图，推动我国改革开放一步步向前迈进。这其中蕴含着两条基本经验：一是坚持党的正确领导；二是坚持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我国学术界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基本经济理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进行了系统分析、总结提炼，但还有一些基本问题有待深化研究：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深化研究。所有制结构问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容问题、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等，都是实践探索和我们党的理论创新走在学术研究前面的基本问题。由于学术研究滞后、学理支撑不足，一些领域的改革开放受到一定制约。面对这种局面，学术界应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研究，让理论研究跟上实践脚步，更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坚持唯物史观，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团结带领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如何从理论上将这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贯通起来、统一起来，是摆在学术界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马克思通过梳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找到了阶级社会的运动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在此基础上，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研究，推动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学理化、系统化。（作者为《经济学动态》杂志编辑部主任）《 人民日报 》（ 2018年11月19日 16 版）

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项重要内容是创新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包括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方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原理的方法，以及科学抽象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等。在具体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创新。抽象法具体运用中的创新。一般来说，在分析某个社会生产关系时，抽象法的运用主要表现在经济分析必须抓住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马克思面对包含多种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经济时，着力分析作为“普照的光”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今天在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关系时则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特点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且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就要着眼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不能只限于对公有制的研究，混合所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也应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坚持问题导向中的创新。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开展研究，必须充分占有材料，分析研究对象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研究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不能从先验的规定出发，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把活生生的经济关系抽象为几个原则规定，而要关注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及其发展方式。例如，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分析，需要研究各种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和相互关系；对基本分配制度的分析，需要研究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方式和机制。只有这样，才能深入认识和把握现实社会经济活动。两点论和重点论运用中的创新。与其他方法一样，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方法也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既坚持两点论，明确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又坚持重点论，提出重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又如，强调协调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在发展思路上既要着力破解难题、补齐短板，又要考虑巩固和厚植原有优势，两方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才能实现高水平发展。再如，在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上，强调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这些都是两点论和重点论分析方法的创造性运用。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方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创新和理论创新良性互动，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和发展开辟广阔空间。（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 人民日报 》（ 2018年11月19日 16 版）

来源：经济观察报李佩珊 冯周/文未有政治经济学这一前身，就不会有今天的经济学。经济（Economy）本是“管理家庭经济”之学，源自古希腊城邦学说。直到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学者蒙克莱田第一次使用了“政治经济学”之名，首次把"经济"一词的含义从家计扩展到国家层面。其后“政治经济学”普遍为古典学者所接受和青睐，大卫·李嘉图撰写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马尔萨斯和穆勒都著有 《政治经济学原理》。1776年，亚当·斯密的巨作《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政治经济学成为独立学科，这正是经济学兴起的基石。近百年后，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首创“经济学”一词，“经济学”方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某些层面来说，“政治经济学”天生就有着 “经典”的基因。中国和政治经济学的渊源是深长的。“不那么严肃地说，政治经济是中国的传统”，“略开玩笑来看，我的写作是在沿袭传统。”在采访中，学者黄琪轩这样说道。起因是，2013年举行的一次比较经济学国际会议，当时美国政治经济学界最顶尖的学者都被邀请到了北京，会议期间学者彼得·埃文斯 (PeterB.Evans)提出一个问题，“在中国所说的政治经济，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吗？”埃文斯得到的回答是，大部分可以这么理解。黄琪轩在2018年出版了 《政治经济学通识：历史·经典·现实》一书，在其中讨论了一部分以“阶级”为中心的“传统”，也花了大量篇幅介绍了哈耶克、诺斯等以“个体”“国家”“制度”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说的多个面向，帮助大众重新了解政治经济学、扩宽认知。他试图通过融通经典的视角，来解答“为什么美国贫富差距扩大”“政府是否应该强制收取养老金”等现实议题 。对于目前举国关心的疫情，在此次访谈中，黄琪轩也从政治经济学经典的视角，进行了分析。|访谈|问=《经济观察报·观察家书评》答=黄琪轩理论照进现实问：可以先简明扼要地讲讲，这本书中所指的“政治经济学”是什么吗？答：简单说，从英文看，PoliticalE－conomy就是“政治”加上“经济”，翻译成中文，可以是“政治经济分析”。我的《政治经济学通识》一书中，PoliticalE－conomy主要关注政治怎么影响经济，以及经济怎么影响政治。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影响。具体来看，“政治经济学”有三个群体的学者。第一个群体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形成了权力来支配工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大部分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此有一直沿用“政治经济”一词的传统。第二个群体是主流经济学家。他们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像奥尔森研究集体行动，公共选择学派研究投票等。第三个群体大部分是政治学者。这些学者，有的自称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有的自称比较政治经济学者，他们试图不断展示，经济政策的本质是政治过程，从探讨主导经济政策背后的政治因素或者经济政策制定的政治过程入手，随着研究的深入，也越来越多地研究经济如何影响政治，例如投资、贸易等这些经济变量怎么影响选举、内战等现象。我是第三类群体中的一员，将“政治如何影响经济”“经济如何影响经济”结合起来，作为通识也关照了第一类和第二类路径。问：政治经济学其实有两个面向，一是“政治如何影响经济”，一是“经济如何影响政治”。就整个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而言，两个面向之间的侧重与否，是否会有比较明显的摇摆？答：你说的“摇摆”，其实更恰当地来说，是“竞争”。研究的侧重与选择，背后是不同学科的竞争。每个学科都有扩展到其他领域的倾向。例如，政治学强调权力，重视权力。经济学更强调市场，更关注横向的、自愿的交换。不同学科都试图用自己的惯用工具、方法和议题，去切入到其他学科研究的盲区，提供一些新的解释，所以有了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还有政治学的“帝国主义”，包括社会学的“帝国主义”。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是有一部分经济学家，开始用重视市场的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议题。他们把政治现象，例如投票等都放到经济的范畴来研究，政治家出售政策，选票就像货币，选民就成了政治市场的消费者。与之相对，也存在“政治学帝国主义”。“PoliticalEconomy”从20世纪初期时开始分家，一部分到政治学，一部分到经济学。但是政治学这一脉偃旗息鼓，直到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强调权力的政治学家们开始涉足经济学研究的领域，比如贸易、货币、金融、投资，认为这些经济现象仅仅靠经济学家来提供解释会留下很多盲区，并自称为国际（或比较）政治经济学者，队伍逐渐壮大了起来。目前美国大部分的政治系的教师里，有不少学者的研究领域是政治经济学。在不少大学，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占到政治学系教师总数的三分之一乃至更多。问：结合现实议题阐述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是您这本书最鲜明的特色。跨越现实和过去之间巨大鸿沟无疑是艰难的。您在强调“走进”经典外，又强调“走出”经典，是为什么？答：唯有两者结合，才可以在具体情景下正确地和经典沟通。“走进”经典的意义在于，通过阅读经典可以寻找到重要的、不断重复的机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拉格朗日说过一句话，“牛顿无疑是幸运的。”因为自然科学的重大规律和机制就这么多，只能发现一次。对于社会科学而言，情况也差不多。经济学界最具有学术声望的期刊《美国经济评论》上相当多的论文，不过就是不断地重复斯密《国富论》里的几句话，比如“人的自利之心促进经济繁荣”“劳动分工提高了生产效率”。只不过，有些是比较枯燥的重复，有些是有创意的重复而已。“走出”经典其实比“走进”更重要。学习经典的时候，很容易把经典当作教条，乃至是匍匐在经典脚下。这是有问题的。所有的经典流传下来是因为“片面的深刻”，“深刻”才更能广为流传，留存下来。一旦把这样的思想和视角当作教条，运用到社会生活中，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例如，一些没有完成国家建构的发展中国家，把斯密的自由市场作为万能药方，却因之瓦解了国家建构的进程。然而，波兰尼言道，“通往自由市场的道路是靠持续的、长期的、激烈的国家干预实现的。”这导致这些国家对内无法保证国内的政治经济秩序，对外无力应对国际的任何冲击。斯密强调自由市场的前提是，政策试验场已经较好完成了。所以，走进和走出，是并行不悖的。每个重要的机制能否发挥作用，都受制于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境。危机、个体和全球化问：介绍作为新自由主义重要学者弗里德曼时，您通过分析2004年美国飓风后物价上涨和政府管制，来介绍他关于两次旧金山大地震后政府是否应该就住房短缺而管制租金的研究。最近口罩和防护用品面临短缺，经济学家对于价格管制、涨价罚款这样的应对短缺、抢购的手段，有一些不太相同的观点。在这方面，政治经济学的建议和教训是怎样的？答：弗里德曼的著作非常重要，不过期望一个视角解决所有问题可能就会遇到麻烦，毕竟“甘蔗没有两头甜”。弗里德曼的思想确实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帮助解决了一些问题。可也不能不提到，他所崇尚的自由市场，在现在的美国引发了从医疗乃至教育等各领域的问题，包括巨大的社会分化、社会流动的降低，导致了所谓“美国梦”的褪色。美国的“80后”中，收入能超过父母的只有50%。固执地抓住一种单一的理论视角，能解决问题，同时也能制造问题。如何解决口罩短缺的问题，也难摆脱“甘蔗没有两头甜”的困境。因为口罩、住房这样的资源总是稀缺的，两种简单的分配方式，不是靠权力，就是靠市场。面对现在的疫情，分配口罩等稀缺资源，无论靠市场机制来调节，还是靠政府控制来配置，都是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制造问题”。千万不要希望政治经济学可以提供一套解决方案，这种方案不可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即使目前可能好处为主，10年之后坏处也会越积累越多。弗里德曼有关住房的例子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段，会有不同的效果。所以，摆脱“一刀切”的方案很重要。主流学者或许都觉得要用一个方案，比如说用价格机制来进行调节。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却会认为，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大量没有价格支付能力的人没办法获取到生存资源，变成了所谓“有产者的游戏”。比如，美国流感死亡率如此之高，和医疗价格太贵是有关系的。可资源都靠政府供给、管控，药店可能就没货了，像我之前也没有买到口罩。于是现实生活常常是理论视角的折中，采取的是混合方案。拿我自己举例子来说：在价格机制下，用20块钱高价买到了口罩；同时也在领政府的配给，两块多钱买了5个口罩。混合方案既让政府在调控，也让市场在发挥作用，不同时期也可以有所权衡。这才是真实世界的运作。完全按纯粹的、一个流派的政治经济学家所提供的理想化的学理来制定方案，其实是不现实的。问：“国家”是这本书中的重要视角，是您自己所做的一些研究的关键词。答：国家当然是很重要的视角，但在这本书中，政治经济学的个体、阶级、国家、制度四个视角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事实从来不会自己说话，看待同样的问题，不同的视角会提供迥异的事实。举例来说，美国发生卡特里娜大飓风时，路易斯安那州受灾严重，生死存亡之际向当时正在度假的总统小布什求救，小布什却继续逍遥，所以那场飓风救灾不力是肯定的。但从理性个体视角来看，小布什作为共和党的总统，不会把稀缺的资源分配到民主党的州；从阶级视角来看，美国政府是有产者的“中央委员会”，不关心穷人死活，只有当奥尔良的穷人暴动了才值得出动军队，因为要保护富人的私人财产；从国家视角来看，美国国家对外能力强，自然救济这样的对内能力就弱；从依附前三者的制度视角来看，美国联邦制政府就会比单一制国家更难迅速应对重大灾难。问：从您的研究而言，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这一视角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在目前以及将来会如何？答：这仍是一个从什么视角来看的问题。从自由主义者或现实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全球化，是截然不同的。自由主义者看到的“全球化”就是理性的、个人的全球分工，形成了跨国的价值链、生产链，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国家的角色在淡化。可是换一个视角，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形成的全球剥削体系，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过度劳动，将大量剩余从边缘国家转移到中心国家。我比较倾向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经济政策领域到处都能看到民族国家投射的影子。国家的消亡只是幻想，在旧的体系下是强的消灭弱的，而在新的体系下是快的吃掉慢的，全球竞争越激烈，国家作用会日益凸显。所以“全球化”之下，民族国家的角色在增强，而不是在削弱。这在国际金融、国际货币层面也一样。只是，经济学家的最优货币区，不是政治学家眼中的最优货币区。被牵引的技术：李约瑟难题、激励机制和竞争创新问：对于李约瑟难题，您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给出回答是，之所以近代中国会丧失技术上的领先地位，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缺乏严峻的环境和高强度的国际竞争。能解释一下吗？答：李约瑟难题问的是，古代中国的技术辉煌为何没有延续到近现代？为什么中国没有现代科学和产业革命？我的回答是因为技术进步也符合“生于忧患”的道理。古代中国的生存比西方安逸太多，南面、北面、西面分别是不可逾越的海洋、沙漠和高山，缺少西方遭遇过的持续的、长期的、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大国竞争。西方历史上历次重大的科学与技术突破，都发生在最激烈的大国权力转移时期。大国竞争越激烈，就越容易突破技术的瓶颈。比如，中国在春秋战国和两宋期间，国家遭遇强大外患，反而导致可圈可点的技术进步都主要出现在这两个时期。这是因为在权力转移时期，国际竞争显著加剧，大国为了在国际竞争中生存，在发展实力上是不计较成本的，大规模地资助和采购技术，即便是“乱枪打鸟”，可突破技术瓶颈的概率能显著增大。因此，大国的政治在引领着世界技术进步的周期，政治作为主人会牵扯着作为仆人的技术走。当前中美竞争加剧，酝酿着新一轮的技术周期。如果我前期的研究有解释力，未来世界技术的高点或者所谓的技术革命，最有可能在中美两国率先发端，然后再外溢到其他国家。突破性的技术会是这两个国家直接竞争的需要。当然，赢得技术不一定赢得竞争。问：最近，有一些关于科学家抢发论文是否会牺牲社会知情利益的讨论，这是否和原本制度的激励机制有关？该如何改善协调？答：确实有关。“无利不起早”，制度提供利益，调动更多的积极性。无论争先发表论文也好、注册专利也好，都是基于常规的制度激励。只是大部分制度是应对常规情况的，一旦出现“极端状况”，不少制度可能就不适用了，这本来就不是大部分制度设计能关照到的。我们需要接受，制度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不能解决在极端时期的突发问题。这是奢望。那在极端时期该怎么办？或许可以进行短期的政策调节来纠偏，补充长期运行的制度不能解决的问题。问：之前有媒体报道称科技部下发“通知”，要求“在疫情防控任务完成之前，不应将精力放在论文发表上。”这属于短期的政策调节吗？答：对。极端时期通过政府发文来纠偏，未尝不是一种尝试。一般制度确实是很难服务于这么具体的一个时期的社会经济运行的。在这几个月中，为具体问题建章立制，一来创立成本很高，二来运行效率也相对较低。短期的政策调节其实也是制度的一种，只是不是比较成规则、成体系的，是为了针对性地解决问题，解决长期制度不能关照到的问题。一种制度不可能一劳永逸。问：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出后，实验经济学这一创新方法开始被大众所了解。您之前的一篇文章，非常具体地介绍了实验方法在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运用前景。现在或者未来的政治经济学，已经有了或者会有哪些有价值的新动向和新路径呢？答：学术走向的未来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之前实验经济学根本不入主流经济学的法眼，在学界八卦里，早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默顿·米勒根本不和研究实验经济学的同事理查德·塞勒打招呼。米勒料不到的是，后者在2017年也得奖了，并且实验经济学开始掀起潮流。吸取米勒的教训，我认为政治经济学的未来，还是在于竞争和尝试。研究政治经济的方法，简单概括为四大类。第一类是演绎，比如将博弈论这样的思维游戏运用到政治经济的研究中。后三类都是归纳：其一是实验方法，现在已经在大量研究中采用了，可以划分成实验室实验、田野实验等，包括一些非常好玩的游戏，可以让我们重新发现以前的方法观察不到的一些东西；还有两类都是观察法，比如案例和统计案例，分别是小样本和大样本的观察。除了这四类，还有一些我没有涵盖到的方法。无论哪种方法，我们都得尊重差异和多样性，不断去尝试。再老的议题、再老的方法不断挖掘也会有新东西的。

来源:人民日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传承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的独创性观点，总结4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成功实践经验，提出许多新概念新范畴，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这一重大思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更加科学、理论体系更加完备、话语体系更加丰富，从而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性质，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使命；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民性，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坚持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聚焦人民实践创造，努力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又在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丰富发展，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科学工具和精神力量。改革开放40年来的实践证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各族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经济制度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基本理论，强调要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同时，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基本理论，强调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理论创新成果，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又在改革开放实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坚持生产关系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社会要快速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把生产力作为研究对象，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好服务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为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一是发扬与时俱进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品质，在我国改革发展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经济理论，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等等，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相统一的基本方法，在理论体系构建中既突出理论性、学理性，又从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中提炼新理论、发现新规律，并恰当运用数理逻辑加以验证和解释。三是围绕发展生产力特别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提出系统化的经济理论，主要包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新发展理念、“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共同富裕的发展目的、创新驱动和人才强国等发展战略、“四化同步”的现代化道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条件等，从而形成了以发展为主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四梁八柱”的基本架构。丰富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至今依然是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性和开放性，依据经济社会发展新变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概念和范畴进行重新定义，赋予其新的内涵。例如，把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又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三是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反映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概念和范畴，如潜在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等。四是从我国改革发展的丰富经验中总结和提炼新的概念和范畴，如新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中求进、底线思维等等，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在中国大地上繁荣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源于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是经过实践检验、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快速发展，为世界经济学的繁荣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作出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突破了市场经济只能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传统理论和偏狭认识，实现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既能发挥市场经济优化资源配置的优势，又能发挥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优势，能够克服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固有弊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理论大突破带来经济大发展。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实现了年均9%以上的高速增长。到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提高到13.3%，2017年进一步提高到15%左右。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取得如此大的发展成就，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使7亿多贫困人口摆脱贫困。这些“中国奇迹”，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实现政府与市场的优势互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突破了政府与市场关系难以协调的传统理论，强调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了政府与市场的优势互补。进一步说，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是任何市场经济都要遵循的一般规律；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独特贡献。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根据市场发育程度和市场作用的强度，不断调整优化政府的作用范围和作用方式，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府作用与市场功能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二是充分发挥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通过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弥补市场失灵，少走或不走弯路，实现跨越式赶超发展。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实现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在改革开放40年中走出了一条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现代化道路。随着我国进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时代，我们党又提出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强起来的新发展理论。在西方经济学中，发展经济学要解决的是如何跨越“低收入陷阱”问题，而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而实现现代化没有提出解决方案；经济增长理论要解决的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也没有提出解决方案。还应看到，西方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效果并不理想。相比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发展理论不仅指引我国跨越了“低收入陷阱”，而且正在指引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把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理论提升到新高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突破了西方经济学的开放理论和经济全球化理论，反对经济全球化中的霸权主义、强权主义、冷战思维，推动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把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理论提升到新高度。它主张在推进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构建平等合作、互利共赢机制，探索新型国际合作模式，促进全球共同繁荣。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就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它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深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推动中国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促进参与国家共同繁荣发展。（作者：黄泰岩 中央民族大学校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本文作者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社交产品的趋势，enjoy~每一种产品都是为了满足某类人的某种需求，从马斯洛需求模型看，社交需求作为一个独立层级，在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之上，是人们在解决基本需求后，首先想满足的需求，那么社交到底对人有什么作用和意义呢？它是怎么来的，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呢？马斯洛需求模型一、为什么选政治经济学来研究社交产品先来看一下政治经济学和社交两个词的百科定义：政治经济学是从生产关系方面研究各个阶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以历史的生产关系或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即是对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生产和再生产中人和人的关系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学科。社交指社会上人与人的交际往来，是人们运用一定的方式（工具）传递信息、交流思想的意识，以达到某种目的的社会各项活动。从定义可以看出，社交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形成关系的手段，目的是为了形成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是人们一切社会关系中最重要、最基本的关系，决定了其它社会关系。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目的是想搞清楚生产关系形成的背后原理和一些必然因素。简单来说，社交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形成的手段，社交产品则是服务于该手段的载体，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和人之间最重要关系为什么是这样的，接下来会变成什么样。当下人们的社交关系是具体且偶尔的，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这些偶然社交关系背后的必然要素、背景以及规律的，相对是宏观的。想要研究社交产品的趋势，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必不可少的，而政治经济学正是研究这方面的专业科学，选它便理所当然了。二、社交的起源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遥远的远古社会，人类的生产力是极其低下的，人们整天的行为都是为一个目的，就是吃饱饭，与现在很多动物是一样的。引用政治经济学课本的原话：“原始社会，人们使用的是极其简陋的石制工具，如果不采取集体劳动的方式，就无法进行生产，就不能生存。”集体劳动就需要有互动和协调，这个过程就是社交过程。人类之所以能在残酷的自然选择中存活下来，并走向食物链的顶端，得益于人类是高智商动物，而人类为什么会有高智商呢？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表示，人类最初发育形成更大的大脑，主要是处理快速变化的各种关系。可见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社交是如影随形的，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追溯人类的社交历史，其实是一部人类族群一步步登上历史舞台的历史，从前段时间很火的《人类简史》一书的观点看，人类的前身——智人，之所以能战胜其他人属种群，最重要的原因是通过语言、虚构等手段，能组织起超过150人规模的团队，形成社会配合的雏形。三、趋势分析社交最早来源于生存的需要、争霸的需要，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成为生物圈无可争议的老大，人类的社交行为还带有原始的那种必要性吗？随着人类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人类的生产关系也经历了多次的变革，人类的社交行为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有什么变化？趋势一：社交的作用在高层次需求中越来越重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交的作用在高层次需求中越来越重要，渐渐从低层次需求中淡化。社交作为一种行为，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社交需求，它在不同需求层级都有作用，在不同时期这种作用的重要性是变化的。（1）社交在低层需求的作用协作在一些动物群体中也普遍存在，人类的社交一开始类似于群居类动物。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人类想在自然界生存下来，除了发明工具增强个体应对能力之外，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形成群体，进行有效的配合，这是社交的最原始动力。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表示，早期人类个体离开群体，将失去食物和配偶，从而不太可能繁殖后代，延续自己的基因。在那个年代，一旦脱离族群，首先就是安全需求很难保障，时间稍长，就可能遇到生理需求无法满足，社交算是刚需！（2）社交在高层需求的作用在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中，除了自我内因之外，占大部分的是来源外部的肯定和认可，这都是必须通过社交来实现的。在当下，很多社交产品，在很多人看来是无法理解的，为什么那么多人在为一些平台不图回报地贡献内容？现在还炙手可热的现象级应用——抖音，里面有不少素人花了不少心思制作的视频，可谓是煞费苦心，有些人不惜为了增加点赞数，去挑战蹦极，这些表面看着就是图好玩，其背后的行为心理分析，其实都是找存在感、找认同，有些为了“语不惊人死不休”，大有超越自我的感觉，这都是满足人的高层次需求的表现。自从2013年自媒体兴起，到2014年字媒体开始赚钱，再到2015年自媒体开始成为一个趋势性的潮流，通过一个大流量平台，传播自子的声音和主张，获得认可和认同，积累粉丝，这都是当下人们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满足的途径。我们从人们的日常行为可以看出，当下把生存作为奋斗目标的人群比例越来越小，而且越发达国家越比例越低。人们更多的行为是为了生活，让自己的生活得更体面，更有意义，这都是比较高的需求层级。从这个角度可以说明，社交需求慢慢从低层次需求慢慢向高层次转变，这种转变带来的是很多社交动机的转变，社交从实用性在慢慢向其他方面转化，因而也就不难理解社交产品类型的光怪陆离，比如想短视频社交、匿名社交、弹幕、二次元等，这些是不追求实用性的，只是纯粹的精神满足。趋势二：社交关系越来越容易建立，但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难沉淀（1）无效社交行为占比变高，人被当作一种资源生产力的发展，促使产品和服务标准化程度越高，标准化程度越高，对个体的个性化要求越低，作为个体的差异性越价值越低。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看似人们连接得越来越精密，实质上，人们之间并不是直接联系，而是通过一个个身份在做交换。每个人周围像是围着一个管道，人们不同的需求都有一个子管道连接到这个总管道上，然后由这个总管道再连接到社会主运输管道上，获取各中产品和服务，连接各种人。这个过程并没有产生我们想要的那种社交，个体的本质并没有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发挥作用，这样就很难让个体在这些社交中获得高级的需求满足，就譬如外卖这个行业，近几年外卖发展很迅猛，很多人都享用过这个服务，外卖人员和订餐者之间肯定会产生互动，但这个社交关系非常短暂，虽然你可能拥有了对方的电话，基本很难再有联络。（2）社交对象增多，稀释了单个社交对象的重要性和黏度摘自《阿狸.永远站》——“我们的一生会遇到过八百二十六万三千五百六十三人，会打招呼的是三万九千七百七十八人，会和三千六百一十九人熟悉，会和两百七十五人亲近，但最终都会失散在人海。”没有准确的数据去证明，当下的人比以前人社交对象多了多少，但定性去分析看，人们认识和交往过的平均人数，肯定比以前有很大的增加。人们的社交需求是有限的，社交精力也是有限的，一旦社交对象众多，很多还是不得不应付的，这样势必会摊薄了具体社交对象的互动积累，彼此的社交关系会变得轻淡，形成“朋友遍天下，知心无一人”的局面。（3）人们流动性增强，社交关系稳定性随之减弱以前一个院子的人能住几十年，搬迁的概率很低，有的人家是世代都在一个地方生活，而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很少了，越发达的地方越少。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内城市化进程的高速发展，目前国内有2亿多的流动人口；即使是长期在一个城市生活的人们，也很少在一个地方待上很久，一份网友自发的调查问卷，86.44%的人认为工作10年跳槽4次不算跳槽频繁。这样的流动性，决定了人们很难有深交往，因为不稳定已经是大家的共识。有一个明显的现象，以前同事结婚了，一个办公室的一般都要喝喜酒的，而现在大家都很回避这个话题，因为礼尚往来在这就不成立了，这次你参加了别人的婚礼，下次指不定人家已经离开。人一旦离开，能保持长期联系的就很少，长期不见面，关系就渐渐淡了。（4）社交能动性减弱，满足人精神消费的替代品太过丰富，而深度社交的门槛较高，参与者自然减少手机和鸦片很多社会人士批判游戏行业，说它毒害了很多孩子。其实何止是孩子，现在很多成年人，也都沉迷在游戏的世界里。2014年，有一张图特别火，对比清代鸦片和当下的智能手机，说智能手机让人上瘾的危害不亚于当年的鸦片。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的时间是怎么消费的。生产力的发展，让人们的生产效率有大幅提高，人们的可自由支配时间在增加，可人们是怎么消费这些时间的呢？在互联网行业有一类产品叫“kill time”，专门为人们去消磨时间的，这类以游戏为主；说现在人生活在供给富足的时代是不为过的，书籍、影音作品，说汗牛充栋实在是夸小它了，只要你喜欢，哪一项都可以让你一生都看不完，而且你可以动动手指就可以获得。一个产品，一旦替代品很容易让用户接受和采用的时候，它就很悬了。深度社交需要有条件，需要有情感、精力和时间的投入，这在门槛上已经比替代品高出一大截，这会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危机。方便面行业让外卖无意地干掉，值得人们深思。四、总结当下的互联网社交产品，视频类平台的火爆，贡献者为了展现自我、获得满足感，那些观看者满足的是什么需求呢？在短视频之前的直播类产品，普通用户又是基于什么动力在平台上停留呢？陌生人社交，把社交作用向满足低层级需求方向做，它也能火起来，这给我们什么启示？陌生人社交可以满足人的高层次需求吗？这问题看似很难回答，想着想着，就像很多问题最后都归于哲学问题一样，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以总体规律去审视它，在大的社会背景下去分析人们的心理和行为，有利于发现共性的状态，就可以找到答案，也可以找到机会，毕竟追本溯源和研究发展趋势，目的都是为了寻找机会。以上观点为本人的一点愚见，希望有意向致力于互联网社交的同仁们一起交流。本文由 @野林 原创发布于人人都是产品经理。未经许可，禁止转载。题图来自 Unsplash，基于 CC0 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