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

来源：金融界网站本期主笔一个极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赢家和输家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大局观，就不能只看经济，不看政治。所谓政治经济学，就是既要看经济，又要看政治。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极简的政治经济分析逻辑。首先，我们要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经济变革（比如经济全球化、技术进步等）会带来赢家和输家，经济学可以帮助我们找出这些赢家和输家。接着，我们再换政治学的分析工具。这些赢家和输家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试图影响政策。政治家会听取或利用这些不同的意见，哪一种政治力量占了上风，政策就会顺风而倒。我给大家演示一遍，什么是极简的政治经济分析思路。最经典的案例是国际贸易。国际贸易能够给交易双方带来好处。如果对外开放，一个国家能够获得的收益更大，胜过闭关锁国、自力更生。但是，为什么有时候一个国家会选择自由贸易，有时候会选择保护贸易呢？这就不是仅仅用经济学能够解释的，我们还得学会政治经济的分析思路。简单地讲，贸易会带来赢家和输家，这些赢家和输家都想让政府听自己的，那就要看谁的影响力更大了，这种政治力量的均衡会影响经济政策的决策。政治经济分析，始于经济学，终于政治学，当然，政治又会反过来影响经济，由此引发下一轮政治经济博弈。“比较优势”：既重要又正确的经济学理论为什么说国际贸易能给大家带来好处呢？最浅显地讲，国际贸易可以互通有无。中国过去没有辣椒，也没有玉米、土豆、红薯和西瓜。有了国际贸易，才有交换，才有好吃的川菜，引入高产的红薯之后，中国的人口才出现了快速增长。 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更重要的是，国际贸易能够带来“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是大卫·李嘉图提出的。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经说，许许多多的经济学定理中，在理论上重要的往往在现实中不正确，在现实中正确的往往在理论上不重要，要是有个经济学理论选美比赛，能够夺冠的很可能是“比较优势”理论。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什么是比较优势。假设城里最好的律师，同时又是城里最好的打字员。她应该是专心当律师呢，还是同时兼做律师和打字员？显然，当律师能够带来的收益更高，所以她应该专注于做律师，然后请个人为她打字。这种合作的结果是，律师能够充分发挥她的“比较优势”，赚更多的钱；打字员也能从中获益，因为打字不是她的绝对优势，但却是她的“比较优势”。把这个例子换成两个国家，假设说东方国很穷，生产什么都不是最好的，西方国很牛，能够生产各种各样的产品，样样都在行。再假设它们只生产两种产品：纸巾和长寿药。西方国可以选择同时生产长寿药和纸巾，但这样做并不划算。西方国生产长寿药和纸巾都有绝对优势，但生产长寿药的“比较优势”更大，所以应该专心生产长寿药。东方国生产长寿药和纸巾都有绝对劣势，但生产纸巾的劣势相对少一些，所以生产纸巾是它的“比较优势”。最终，贸易带来了专业化，专业化带来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让大家得到了更多的产品、更便宜的产品、更好的产品。为什么会有人反对国际贸易？经济学先介绍到这里。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读读相关的经济学普及读物。 现在，我们进入政治学的世界。尽管贸易会带来收益，参与贸易的双方都能从中获益，但贸易可能会损害到别人的利益。我们再举律师和打字员的例子。假如说在纽约的律师发现，可以通过互联网，把打字等秘书工作外包给在班加罗尔的印度人，那原本在纽约当打字员的人就要失业了。他就会很不高兴，就会投特朗普的票。在我们假设的东方国和西方国的例子里，假如东方国有一个企业能生产长寿药，它就会起来抗议，理由也很好找：要保护民族工业，要保护幼稚产业，进口长寿药会损害国家利益，等等。假如西方国有个企业生产纸巾，它也会起来抗议，理由也很好找：要保护传统文化，要维护工人利益，东方国用了童工，破坏了环境，东方国的纸巾不适合西方国人民的皮肤，等等。我们再练习几道思考题。如果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牛肉，谁获益，谁受损？显然，澳大利亚的牛肉出口商获益，而中国养牛的农民受损。如果美国从中国进口鞋子，谁获益，谁受损？当然，中国出口鞋子的企业获益，美国生产鞋子的企业，以及意大利等国的生产鞋子的企业都会受损。听起来很简单，对吧。且慢，现实可能比这个更复杂。我们刚才是按照行业来划分利益集团，从而判断哪个利益集团是赢家，哪个是输家。按照我们上面的分析，美国生产鞋子的企业家和工人会一起抗议进口中国的鞋子。但企业家和工人可能不在同一个战壕里。资本是可以周游世界的，一看形势不妙，美国的资本会跑到中国的东莞，在中国投资建厂，雇用中国工人。但劳动力是很难迁移的，所以最后是美国的工人反对美国的资本家和中国的工人。我们过去讲，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是很难的。全世界资本家很容易联合起来，但各国的工人在更多的时候会发现他们之间是竞争对手。所以，另一种方法是按照资本和劳动来划分阵营。资本和劳动之间不一定总是对抗，他们也会分分合合。“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总结一下。在修炼政治经济分析方法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动作要领就是，要仔细地区分利益集团，判断谁是赢家，谁是输家。按照部门划分，或是按照资本和劳动划分，或是按照其它的标准划分，比如按照城乡划分，会找到不同的利益集团，而这些利益集团之间会形成结盟或选择对抗。赢家和输家如何影响决策？假设我们已经找到了赢家和输家，比如中国出口衬衫，美国进口衬衫。中国获益的是出口企业的资本家和工人，美国受损的是生产衬衫的资本家和工人。中国也有受损的，假设这些衬衫出口企业的工人，本来是生产劳动服的，然后都跑去生产出口的衬衫了，中国的劳动服企业就不开心了。专供国内的劳动服企业就得不到足够的资金和工人，相应的劳动服价格就会提高，要买劳动服的就不高兴了。美国也有受益者，一部分是跑到中国来投资的美国资本家，还有跟在后面获益的，比如说，美国的衬衫生产不景气了，工人都失业了，养老院里正好缺人，就能趁机以较低的价格雇用一批转岗的工人，来做护工。当然，最重要的受益者是美国的消费者，他们可以用更为低廉的价格买到中国制造的衬衫。美国纺织行业会跑到华盛顿抗议。中国生产劳动服的企业也会跑到北京诉苦。政府该怎么办？如果美国政府愿意帮助纺织行业，可以设置门槛，减少进口中国的衬衫。比如，美国可以直接提高中国衬衫的进口关税，这叫关税壁垒；或者，美国可以说，要提高对中国衬衫的质量检查标准，这叫非关税壁垒；或者，美国可以规定，所有出口到美国的衬衫都必须拉到阿拉斯加的一个小镇里接受寒冷天气的考验，这叫欺负人。美国纺织行业可以通过贿赂政客，或是威胁政客（不同意就不给你投票），或是利用大众传媒的力量，说服政府。他们能够成功吗？这取决于几个条件：首先，要是美国的纺织行业相对集中、规模不大，反而容易成功。假设美国只剩下来了七家纺织厂，只雇用了700人，但他们团结一致，告诉媒体，他们都是祖传数代的家族企业，给二战期间的美国士兵缝过军装，他们的工艺获得了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你觉得政府更容易被说服呢，还是更不容易被说服？他们很可能会成功，因为他们锲而不舍，而且因为帮助他们对政客来说惠而不费，何乐不为呢？再看看赢家的这一阵营。在中国投资的资本家已经赚了很多钱，如果美国减少进口中国衬衫，他可以把衬衫卖到别的地方去：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待吸收失业工人的其它部门看起来像是要占别人的便宜，在道义上没法占据高位。广大的消费者是一个人数庞大的利益集团，但也是最为无能的利益集团。如果政府提高了关税，每个美国人买进口中国衬衫，要多付出15％的成本，比如说原来100美元的衬衫现在是115美元。你心疼吗？当然心疼。但为了这15美元去华盛顿抗议一下？想来大部分消费者都没有这样的兴趣。输家阵营团结一致，赢家阵营各怀鬼胎，政府就很可能会出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帕累托很早就说过，之所以会有贸易保护主义，是因为它“使少数人获得很大的利益，而只造成多数人很小的损失”。所以，大家还要记住，在修炼政治经济分析方法的时候，另一个重要的动作要领就是，要进一步去看这些利益集团会如何采取行动。他们的人数是否众多，力量是否团结，是否和其它的利益集团有结盟，是否在为生死存亡而战。这在经济学里叫“集体行动的逻辑”，即一个利益集团如何行动起来，发挥作用。回头我们专门讲讲集体行动的逻辑。再想想另一种局面。赢家和输家各不相让，旗鼓相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赢家和输家都要讨好政府，但政府可以什么都不干。赢家和输家讨好政府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政府帮助自己，而是为了不让政府帮助对手。这就是一种“囚徒悖论”，大家的行为都是合理的，但最后的社会结局是不合理的。外交上也有这种例子。假设在浩瀚无垠的太平洋上有一个鸟不拉屎的小岛国，中国想和它建交，“台湾省”也想和它建交。它最佳的策略是什么呢？当然是两边都不建交，或时而偏一边，时而偏另一边，这样就能不断地从两边都拿到援助，而自己其实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做，什么承诺都不用做，只管坐地收银。

来源:光明日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方面，建立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关键是增强其理论指导力和现实解释力。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在系统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础上，着力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讲好中国故事，把成功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思想和观点学理化、系统化；二是从研究对象、研究层面、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创新，准确反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特征；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得到国内学术界的认同，还要走向世界，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同。为什么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些西方经济学者看来，世界上只有一种经济学即西方经济学，中国没有自己的经济学。他们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来看待中国的经济思想，认为不符合西方经济学的要求，因此便认为中国没有经济学；他们认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只需要把中国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案例就可以了，不需要再有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然而，中国的发展有着自己特殊的国情，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已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都难以正确说明人口众多、地区发展不平衡、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是如何实现快速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并成功指导了改革开放的实践，我们向前迈进的每一步、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是有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作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改革开放每一次的重大进展都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大突破推进的，改革开放的实践又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取得新的突破，突出表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明确了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所处的发展阶段，进而明确了改革所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突破，推动了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并且明确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所有制结构和产权制度理论的突破，推动了基本经济制度和国有企业的改革；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理论突破，推动了基本分配制度的改革，激发了创造财富的各种源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创立开始，就有着所处时代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具有了新时代的特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进一步凸显出发展的特色，不仅要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还要指引中国进入强起来的时代。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引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和发展，都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突破，例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反映了经济运行理论的重大突破；“一带一路”倡议反映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大突破；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污染防治和精准扶贫三大攻坚战，凸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反映出发展方式理论的创新。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有自己的经济学，但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如何构建，这涉及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学理化和系统化这一核心内容，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主要涉及以下重点内容：首先是目标和问题导向。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相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就是增进社会财富、谋求全体人民的幸福，建立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就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导向。坚持问题导向，意味着研究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不能从先验的规定出发，必须从现实问题出发。明确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就是问题导向的具体体现，当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有三个方面的规定：一是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是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些阶段性特征引申出改革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针对这些重大问题进行理论分析，便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其次是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当今时代的经济学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范式。中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这一范式有如下基本规定：第一，基本立场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其当代特征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学；第二，研究对象是在一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其当代特征是更为关注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第三，基本任务是阐述经济规律，尤其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其当代特征是更为关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规律研究；第四，研究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基于这些规定，其他的经济学理论和研究范式不能摇身一变就成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近年来，一些学者基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采用通用的数学模型加上中国的数据，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自称是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或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实际上，这些研究只是用西方经济学来研究中国案例，本质上还是西方经济学，即使在西方经济学界，也不承认其为中国学派的经济学。再次是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把握好三个方面的资源：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这三个方面同样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资源。笔者在这里特别强调两个话语资源。一是《资本论》的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的话语资源。有人认为，《资本论》中反映资本主义的范畴不能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明显的例子是过去对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两个概念讳莫如深，现在，我们不仅使用国有资本的概念，国家对国资的管理也转向以管资本为主，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也早已得到了确认。很显然，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使用的范畴和原理都不愿意使用，何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呢。用好《资本论》的话语体系的关键，是使用《资本论》中相关概念时要赋予其生产关系方面的规定。二是西方经济学的话语资源。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不属于同一个范式，但对西方经济学的某些话语和范畴不能全盘否定，面对共同的研究背景、共同的经济问题，西方经济学中解释当代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新现象而产生的话语和范畴，排除其阶级属性外不乏作为人类共同财富的科学成分。我们可以有选择地批判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概念和理论，这主要涉及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领域。例如：微观经济运行领域中的资源配置理论，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宏观经济领域中的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理论，逆周期调节理论；经济发展领域中的创新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通过批判地借鉴和吸收，这些概念也可以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对某个经济体进行经济分析，通常涉及三个层面：一是生产关系即经济制度层面的分析，二是经济运行层面的分析，也就是资源配置层面的分析，三是经济发展层面的分析，比如对发展中国家如何迈向现代化的分析。长期以来，经济学科似乎有一种分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侧重在生产关系层面的分析上，经济运行层面的研究交给西方经济学，经济发展层面的研究交给发展经济学。如此一来，政治经济学就只剩下几个关于生产关系的原则性规定和教条，具体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问题似乎由西方经济学理论作指导。实践证明，这种学科分工是不准确、不科学的。马克思当年的全部政治经济学写作计划包括6册：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资本论》只是其6册计划的一部分，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因此，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这也提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关系，阐述服从于发展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运行规律，同时还要提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如何运行的理论，以及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的经济发展的理论。简单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标是：经济制度的优化，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经济增长和经济体的发展。就经济运行来说，制度分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运行分析的起点，其任务是揭示经济规律的作用方式和机制，寻求经济制度的具体形式，如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市场经济的运行和调节机制。服从于资源最优配置的目标，经济运行的微观分析关注效率，宏观分析则关注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基于经济运行效率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要建立的经济运行机制要做到：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就经济发展来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问题就是现代化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进入生产力领域，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否则就难以科学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当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发展问题不只是生产力问题，离不开对生产关系的分析，两者结合在一起分析产生的理论才能准确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研究生产关系又研究生产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优势所在。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拘泥于对生产关系、对经济制度层面的研究，对经济运行和发展层面的基本问题一定要有话语权，实际上就是对中国自己的经济运行和发展要有话语权。具体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是已经有定论而且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制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毫无疑问要把这些改革成果学理化、系统化，但不能停留于此，需要在此基础上再回到更为现实的层面，进一步加强对这些制度的实现形式的研究，比如：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产权制度和产权结构的安排，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实现形式，等等。（作者：洪银兴，系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资深教授）

内容提要：近年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本上沿着三条主线展开：一是对理论体系和重大原则的研究。虽然不同学者对这一理论体系作出的归纳不尽相同，但在内容上均涵盖了基本经济理论、基本经济制度、经济运行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等。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应遵循指导思想原则——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实践原则——在实践中形成与发展；开放性原则——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地位的前提下，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益成分。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拓展了研究对象，明确了研究任务，创新了研究方法。三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对的现实问题，如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经济发展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进行深入研究。今后，应在关键性问题研究上取得新进展，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重要概念，是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的。在2016年7月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又对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阐释：“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这一重要概念一经提出，就引起学术界的积极响应，有力促进了相关研究。研究基本沿着三条主线展开：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重大原则，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应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重大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涵盖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并涉及哲学、历史、政治等众多社会科学的完整理论体系。虽然不同学者对这一理论体系作出的归纳不尽相同，但在内容上均涵盖了基本经济理论、基本经济制度、经济运行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等。比如，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在生产关系方面，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出发，创新经济制度理论；二是在生产力方面，从中等收入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出发，创新经济发展理论。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经济制度和发展阶段、经济运行、经济发展、世界经济和开放问题四个方面。还有学者从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包括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包括政府和市场关系、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财政与财税体制改革、城乡发展一体化理论与实践等）、新政治经济学（包括新发展理念的理论与实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我国当前的经济政策选择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证。这些分析概括都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这便引申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指导思想原则、实践原则和开放性原则。首先，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这既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属性，也明确了它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的关系。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既不是对150多年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复制，也不是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科学化和系统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在实践探索中形成的。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创新运用和发展，是植根于中国国情、立足当代中国发展实践而产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地位的前提下，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经济学界在对比分析传统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创新性研究。拓展研究对象。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一直把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经济现象的内在规律，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便是恩格斯所说的“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也应看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生产关系中还存在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怎样更好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总体及其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扩展到生产力，就需要建立关于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性经济学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研究生产关系，而是要深入研究多层次生产关系，搞清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趋势，以不断破除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明确研究任务。与传统政治经济学着重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任务在于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特别是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促进生产力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等提供理论指导。这是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相适应的。把促进生产力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任务，当前就要着重研究如何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创新研究方法。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学术界的认知基本一致，即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以揭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另一方面要运用实证分析和数理分析等具体方法，为经济决策提供必要学理支撑。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至少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方法论层次或哲学层次，即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二是理论研究层次，如抽象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等；三是现象描述或技术层次，如统计方法、数学方法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驾驭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新成果，在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经济发展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进程。围绕这些理论创新和重大论断，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对的实践问题进行了大量深入研究。有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的原因和对策进行了分析，认为应对结构性减速必须从供给侧入手，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除制约生产要素供给能力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体制性障碍，消除资源错配造成的效率损失，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有学者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研究，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综合性集成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新时代的一次重大改革和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也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新时期的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有学者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要坚定经济长期稳中有进的基本趋势判断，同时注重防范化解短期风险和经济下行压力，提高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有效性，把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作为新时代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几个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有学者指出，创造这一发展奇迹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党的正确领导的重要体现之一，是通过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研讨重大改革问题、指明改革方向并提出切合实际的改革举措与路线图，推动我国改革开放一步步向前迈进。这其中蕴含着两条基本经验：一是坚持党的正确领导；二是坚持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我国学术界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基本经济理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进行了系统分析、总结提炼，但还有一些基本问题有待深化研究：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深化研究。所有制结构问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容问题、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等，都是实践探索和我们党的理论创新走在学术研究前面的基本问题。由于学术研究滞后、学理支撑不足，一些领域的改革开放受到一定制约。面对这种局面，学术界应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研究，让理论研究跟上实践脚步，更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坚持唯物史观，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团结带领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如何从理论上将这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贯通起来、统一起来，是摆在学术界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马克思通过梳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找到了阶级社会的运动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在此基础上，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研究，推动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学理化、系统化。（作者为《经济学动态》杂志编辑部主任）《 人民日报 》（ 2018年11月19日 16 版）

内容提要：近年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本上沿着三条主线展开：一是对理论体系和重大原则的研究。虽然不同学者对这一理论体系作出的归纳不尽相同，但在内容上均涵盖了基本经济理论、基本经济制度、经济运行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等。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应遵循指导思想原则——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实践原则——在实践中形成与发展；开放性原则——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地位的前提下，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益成分。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拓展了研究对象，明确了研究任务，创新了研究方法。三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对的现实问题，如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经济发展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进行深入研究。今后，应在关键性问题研究上取得新进展，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重要概念，是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的。在2016年7月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又对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阐释：“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这一重要概念一经提出，就引起学术界的积极响应，有力促进了相关研究。研究基本沿着三条主线展开：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重大原则，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应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涵盖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并涉及哲学、历史、政治等众多社会科学的完整理论体系。虽然不同学者对这一理论体系作出的归纳不尽相同，但在内容上均涵盖了基本经济理论、基本经济制度、经济运行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等。比如，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在生产关系方面，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出发，创新经济制度理论；二是在生产力方面，从中等收入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出发，创新经济发展理论。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经济制度和发展阶段、经济运行、经济发展、世界经济和开放问题四个方面。还有学者从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包括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包括政府和市场关系、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财政与财税体制改革、城乡发展一体化理论与实践等）、新政治经济学（包括新发展理念的理论与实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我国当前的经济政策选择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证。这些分析概括都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这便引申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指导思想原则、实践原则和开放性原则。首先，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这既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属性，也明确了它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的关系。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既不是对150多年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复制，也不是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科学化和系统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在实践探索中形成的。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创新运用和发展，是植根于中国国情、立足当代中国发展实践而产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地位的前提下，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经济学界在对比分析传统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创新性研究。拓展研究对象。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一直把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经济现象的内在规律，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便是恩格斯所说的“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也应看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生产关系中还存在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怎样更好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总体及其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扩展到生产力，就需要建立关于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性经济学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研究生产关系，而是要深入研究多层次生产关系，搞清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趋势，以不断破除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明确研究任务。与传统政治经济学着重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任务在于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特别是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促进生产力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等提供理论指导。这是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相适应的。把促进生产力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任务，当前就要着重研究如何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创新研究方法。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学术界的认知基本一致，即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以揭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另一方面要运用实证分析和数理分析等具体方法，为经济决策提供必要学理支撑。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至少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方法论层次或哲学层次，即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二是理论研究层次，如抽象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等；三是现象描述或技术层次，如统计方法、数学方法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驾驭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新成果，在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经济发展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进程。围绕这些理论创新和重大论断，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对的实践问题进行了大量深入研究。有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的原因和对策进行了分析，认为应对结构性减速必须从供给侧入手，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除制约生产要素供给能力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体制性障碍，消除资源错配造成的效率损失，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有学者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研究，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综合性集成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新时代的一次重大改革和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也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新时期的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有学者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要坚定经济长期稳中有进的基本趋势判断，同时注重防范化解短期风险和经济下行压力，提高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有效性，把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作为新时代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几个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有学者指出，创造这一发展奇迹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党的正确领导的重要体现之一，是通过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研讨重大改革问题、指明改革方向并提出切合实际的改革举措与路线图，推动我国改革开放一步步向前迈进。这其中蕴含着两条基本经验：一是坚持党的正确领导；二是坚持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我国学术界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基本经济理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进行了系统分析、总结提炼，但还有一些基本问题有待深化研究：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深化研究。所有制结构问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容问题、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等，都是实践探索和我们党的理论创新走在学术研究前面的基本问题。由于学术研究滞后、学理支撑不足，一些领域的改革开放受到一定制约。面对这种局面，学术界应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研究，让理论研究跟上实践脚步，更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坚持唯物史观，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团结带领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如何从理论上将这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贯通起来、统一起来，是摆在学术界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马克思通过梳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找到了阶级社会的运动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在此基础上，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研究，推动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学理化、系统化。（作者为《经济学动态》杂志编辑部主任） 《 人民日报 》（ 2018年11月19日 16 版） (责编：周恬、张隽)

#资本论#18世纪中期，政治经济学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在此后百年的时间内，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但是由于他们所处的阶级地位，以及没有找到以客观标准为依据的科学方法。导致他们的政治经济学，始终是围绕本阶级利益来讨论问题，而没有从社会和历史的整体关系上来进行研究。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怎样增加国民财富”。他认为，增加国民财富主要有两个办法，一是提高在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加强劳动分工；二是增加生产工人的人数。1817年，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明确提出，政治经济学的主题就算阐述“分配规律”。1819年，如让·沙尔·列果尔·西斯蒙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中提出，政治经济学是以“人的物质福利问题”为研究对象。19世纪40年代，工作后的马克思开始涉及政治经济学研究。他首先意识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紧密结合的。1844年，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大纲》中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私经济学”。马克思则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完美的避开了社会集中中的具体矛盾”。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的概念。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本性，私有制条件下却发生了异化。具体的表现是：①人与劳动活动相异化。②人同自由自觉的活动及其创造的对象世界相异化。③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④人同人相异化。马克思初步用“异化劳动”的概念，推导出“私有财产”的范畴，再接触这个范畴来阐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异化劳动”之所以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发点，主要原因有两方面：1、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每一个范畴，买卖、竞争、资本、货币等，都是异化劳动范畴的展开表现。2、异化劳动表现为人们经验所能感受到的现实存在，是一个国民经济事实。此时的马克思，还未意识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社会生产关系。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随着“唯物史观”的创立，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论证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这也是为什么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只关心本阶级的利益，而不能从整体上考虑全社会利益的原因。马克思在这个时期，形成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理论观念”的社会结构理论。1847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社会关系的实质，就算社会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质就是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关系。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证实这种社会生产关系。在《雇佣劳动和资本》中，马克思已经把“社会关系”看作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并提出：每一种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这是后来“社会阶段论”的初步阐释。《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刨析了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的内在结构，正式确立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马克思是从“总体”上来考察全部的生产，又从生产总体的内部各要素来具体刨析彼此之间的辩证关系。生产和分配、交换、消费之间存在辩证关系。生产是经济运作的决定性因素。分配是社会成员的活动，它包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分配，以及生产成果的分配。教化是人们互相教化劳动产品。消费是人们使用物资满足生产和生活所需的过程。马克思通过分析后得出结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原生关系”，国家形式、法和家庭关系是“非原生关系”。物质生产决定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决定文化、宗教和政治的发展等。马克思还敏锐地察觉到文学和艺术等一些特殊要素，并非跟物质发展是同步一致的，而是由错综复杂的情况决定的。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的论述主要又有如下几点：1、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存在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关系。这是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2、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法律和政治，并且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来与之适应。3、物质生活的生产关系，决定着整个社会的生活、政治和精神生活过程。4、人类的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5、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与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6、判断时代的变革，不能以意识为根据，而是要从物质生活矛盾来分析，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来考察。7、无论何种社会，在他能够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不会灭亡的。更高层次的社会，在他物质条件成熟之前，是不会出现的。8、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化大生产是对抗关系。简述《资本论》：资本主义逐渐走向穷途末路简述《资本论》：共产主义点亮了希望的灯塔读《资本论》：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个人贡献说起

来源：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导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为我们推进经济理论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素材和营养。如何把握时代课题、推动理论创新，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义平认为，必须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做到以下四点。1：坚持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政治经济学是经世致用之学，是在观察现实、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由于国情不同，一国有一国的具体问题，一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面临不同的问题。一国经济问题的形成不仅有现实因素，也有历史因素，包括历史上的经济发展方式、文化传统等。政治经济学理论就是在分析、辨识、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这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特殊性，决定了政治经济学是有国别色彩的。这一点从英国、德国、日本等国政治经济学发展历程中就可见一斑。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经济发展面临着自己的实际问题，在不同发展阶段也要解决不同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经济理论工作者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国情出发，针对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对我国经济发展作出科学的理论说明，揭示其中的规律，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努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2：坚持察实情、出实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调研，察实情、出实招，充分反映实际情况，使理论和政策创新有根有据、合情合理。”调查研究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成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科学指南。理论工作者做研究也应该这样。如果不了解实际情况，东拼西凑，单纯追求模型的完美，或想当然地出主意，照搬本本剪裁现实、提出建议，那么这种建议必然与现实情况南辕北辙，对于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毫无益处。因此，做研究、提建议，必须先深入调研，察实情，这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极为重要。同时，还要出实招、讲辩证法。既明确经济理论工作者做研究、提建议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增进人民福祉，为了经济长远、健康发展，还要认识到一项政策实施后可能产生多项后果，不同政策之间也可能存在关联、相互产生影响。3：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握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短期波动中探究长期趋势，使理论和政策创新充分体现先进性和科学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不断探索经济发展的未知领域，努力把握、解释、运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提出了一系列具有规律性的观点和理论，引领我国经济发展迈上了新的大台阶。认识是无止境的，探索和把握经济规律也没有止境。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我们已经认识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很多规律，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和把握。经济理论工作者要肩负起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关系我国经济建设的长远问题和阶段性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研究，探寻其中的规律，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为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贡献力量。4：坚持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00多年来，世界越来越成为开放的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越来越成为整个世界的一部分。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人类社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任何一国都无法靠单打独斗解决，必须开展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提出的要求，树立国际视野，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要在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主动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应对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言之有理工作室 郑延冰 编辑）

◎方敏（学者）在2015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这一范畴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基本经济制度、经济治理体系不仅在实践上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而且展示了不同于资本主义和经典社会主义、传统社会主义的独创性，在此基础上，通过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可以而且应当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我国经济学界积极探讨，掀起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高潮，发表和出版了大量论著。中国人民大学刘伟教授的新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以下简称《探索》）就是其中一部高水平、高质量的标志性成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刘伟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刘伟教授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领域长期深耕厚植，近年来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做了大量富有学理性、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的研究。《探索》是这些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总结，是一部思想敏锐、理论厚实、内容丰富的力作。▲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学科评议组理论经济学组召集人、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01第一，秉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观。“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历史的科学，因为社会生产方式的产生和运动是历史的；政治经济学根本上是具有阶级性属性的，因为实现利益最大化是有阶级归属的。”由是观之，“政治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说，需要回答两方面的基本问题，一是为什么需要建立特定历史的社会生产方式，即为何需要某种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经济制度。二是怎样运用特定的历史的社会生产方式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即怎样实现代表特定社会生产方式的阶级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该书第16、17页）近年涌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中，关于起点范畴、逻辑主线、方法原则的探讨不少，但是多数讨论都较为单一。《探索》从开篇即强调，要从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观角度出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作为统一体加以考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价值立场和基本逻辑作为统一体加以考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方位和由社会主要矛盾演变确立的发展方式作为统一体加以考察、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和制度创新逻辑、体制改革目标导向作为统一体加以考察，这些看似抽象的原则，实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经济发展道路重大现实问题的具体运用，比如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方位、发展目标、发展方式、改革导向等，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什么必须要有自己的价值理论、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价值论的问题，在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中，一般是作为理解商品经济的原理而没有上升到方法论层面。《探索》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结合经济思想史的考察，明确回答了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什么必须以价值理论作为基石的问题（该书第44页）。笔者完全赞同这一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化学说，价值论不可缺席。02第二，史论结合、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理论与实证相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受《资本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影响，不少政治经济学著作和教科书给人以从范畴到范畴、始终停留在抽象层面的印象。其实，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首当充分地占有事实和材料、从具体上升到抽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各种范畴和理论的时候，通常都结合了对政治经济学学说史的批判，并用大量的经济史和当时的重大经济事件作为论证的材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理当保持史论结合、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理论与实证相统一的特质。《探索》一书就具有这样的鲜明特点。首先，作者不是像教科书那样，以下定义的方式界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而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实践为基础，将其作为研究的客体和根据，从其运动和发展规律中引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使命和方法。其次，作者根据问题导向，梳理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并从质和量两方面进行分析。比如，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变、经济结构的变迁、国民收入分配及其构成的变化、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全球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等等。再次，作者充分透析了各种现实问题的历史背景、来龙去脉、发展路径，揭示其中包含的必然逻辑，从而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高度统一起来。比如，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历史进程中的制度创新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的统一、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纵向与横向比较中提炼出的历史局限与新发展理念的内在联系、所有制改革与收入分配变化之间的相互呼应等等。最后，作者在分析重大理论与政策问题时，做了大量经济思想史的铺垫和对比，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思想深度和理论厚度。比如，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最初的“政治经济学的初稿”到形成系统化学说的艰辛探索、政治经济劳动价值论从古典到科学的变革、市场化改革中遭遇的西方正统经济学教条与“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社会主义社会收入分配理论与政策的不断探索、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革命”的根本区别、“共同体”理念及其内涵与外延的发展等等。03第三，鲜明的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在经济工作中要坚持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发展和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同样需要保持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探索》在论述中始终贯穿着这一思维方法。一方面，在体系上，该书具有统一的逻辑结构。从开篇讨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方法、立场取向与价值论基础，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性难题的突破，即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与市场经济起决定性作用的资源配置机制之间有机结合，再到所有制改革与分配方式演变、宏观增长与管理、实现长期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坚持对外开放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全书各个板块、各个部分的内在关联和层次递进具有逻辑性和系统性，形成了有机整体。另一方面，在具体分析中，作者始终坚持两点论、重点论，站在全局高度、辩证统一看问题、分析问题。比如，《探索》总结中国经济改革对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创造性探索和贡献时提出，中国波澜壮阔的经济改革，是在所有制结构改革与市场机制培育的统一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既不片面强调市场化，忽略所有制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也非脱离市场机制要求，盲目推进所有制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该书第95页）。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与市场价格制度改革的统一中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竞争机制和竞争秩序，从而化解了改革思路中存在的产权优先还是价格优先的分歧。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迫切性与改革可行性的统一中，改革的重心和重点从农村经济逐步转向城市经济、从企业改革逐渐转向政府改革、企业改革的主要举措从收入分配改革逐渐转向产权改革、市场机制的培育从构建商品市场体系开始逐渐推进要素市场化，等等。又比如，《探索》在讨论我国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问题时，对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不是肯定一侧、否定另一侧，而是在对二者的特点、条件、效果进行全面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要适应新常态下“双重风险”并存（滞涨）的新失衡挑战，需要统一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在运用总需求管理以克服市场需求疲软或市场失灵的同时，引入并且更加重视供给侧管理，协调供给与需求两端，使宏观调控在长期与短期、总量与结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取得协调（该书第226页）。这一观点与我国宏观管理政策与结构改革政策的要求和实际走向是高度符合的。《探索》一书的理论创新和亮点、优点当然不止以上几点。限于篇幅，本文仅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角度谈了几点《探索》带给笔者的启示。《探索》展示了刘伟教授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长期积淀和深厚功底，这和刘伟教授从教三十多年来坚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长期跟踪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早在十多年前就开始研究宏观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关系等一系列扎实工作是分不开的。当然，书中对有的问题的分析还没有完全展开，人们对作者的观点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意见。但是，不论是从时代性、创新性的角度看，还是从理论性、系统性的角度看，《探索》为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示范。笔者相信，在以《探索》等为代表的高质量成果的启发和带动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一定会取得更好更大的发展。【作者简介】方敏，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教授，中央“马工程”首席专家，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筹）主任，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审读：谭录岗

中新社郑州12月1日电 (李贵刚 李飚 赵晓倩)“第十三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12月1日在郑州大学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境界。当日，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师范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等50余所大学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是次论坛，并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这一主题展开深入研讨。期间，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洪银兴，南开大学原副校长逄锦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金碚，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等专家、学者，围绕“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及其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乡村振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改革与发展”“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历史必然”“公共产品的分层理论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等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探讨。据知，是次论坛旨在全面梳理、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和理论创新，促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阐释，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境界。(完)

◎陈彦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已经进入新时代，总结和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性规律，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是时代赋予中国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光荣使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这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力作是刘伟教授对时代问卷给出的一个新解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刘伟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创造了“中国奇迹”。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理论研究也有了新的时代命题和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教授长期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转轨经济学、产业结构演变和经济增长等领域的研究，在这些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并且一直处于相关领域的学术前沿。▲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学科评议组理论经济学组召集人、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一书是刘伟教授最近几年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诸多研究成果的总结，研究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众多理论和现实问题，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础、研究立场以及其他许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中的一部力作。这一著作具有以下六个方面的特点：第一，鲜明的时代性。全书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设的伟大实践这一研究根据出发，立足新时代我国经济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经济这一基本国情，剖析我国在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等方面的基本现状，深刻地讨论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分配制度演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理念的提出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形成等问题。全书紧扣时代主题，突出强调每一个研究问题的新时代特殊属性。第二，厚重的历史感。刘伟教授的研究坚持历史的视角和分析方法，从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的角度，通过梳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公有制与市场关系的讨论以及按劳分配思想等经典与传统理论，总结西方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理论、“供给革命”等理论发展脉络，借鉴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清晰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分配制度、宏观增长、长期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领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历程。第三，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本书的理论研究不仅立足于严密的逻辑一致性，还以丰富的经验分析追求理论和现实的一致性，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实事求是的学风。在讨论收入分配现状时，通过基尼系数、资金流量表等大量翔实的数据，说明了我国城乡居民之间、城镇内部居民之间的收入结构以及不同行业劳动报酬的差距。在讨论经济发展时，根据我国经济增长数据的纵向和国际比较，并结合人均收入水平、产业结构和人类发展指数等多方面的数据，论证了新时代我国经济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经济这一基本国情。第四，涉及内容的全面性。本书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基础、研究对象和方法、分析立场和基本逻辑，价值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涉及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市场机制和收入分配问题，宏观调控、增长和经济发展，以及新时代的开放新格局等五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新时代以来理论界对这些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面临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由此，本书比较全面地呈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第五，理论性。刘伟教授在强调每个问题的新时代中国特殊性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坚持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阐述了理论体系及各范畴、问题和理论的逻辑关联性和逻辑一致性，最后又回到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经济实践的解释和指导上。这本书不是简单地、面面俱到地介绍相关领域既有成果，而是充分体现了刘伟教授在相关领域的前沿性、探索性理论研究，体现了历史、现实和理论的有机统一，是经济理论工作者研究与学习的重要参考。第六，有机整体性。本书是刘伟教授在长期研究积累基础上的新著，反映了刘伟教授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思考。本书将新时代以来刘伟教授对于方法论、价值取向、生产方式、分配制度、宏观增长和发展、对外开放等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系统化，从而将相关研究成果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已经进入新时代，总结和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性规律，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是时代赋予中国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光荣使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这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力作是刘伟教授对时代问卷给出的一个新解答。期待学界有更多具有时代性、历史感、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优秀作品问世，共同为中国经济学理论大厦的构建与完善贡献智慧。（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审读：喻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