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工业大学考博

10月15日，浙江工业大学召开2020年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申报工作布置会。副校长郑华均出席会议并讲话。研究生院（学科建设处）、申报新增学位授权点所在学院、学位点负责人参加会议。郑华均在讲话中强调了开展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授权审核工作的几个注意事项。一是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增列事关学校发展全局，各学院及相关职能部门应高度重视，紧密对接浙江省三大科创高地、“双一流”学科建设，尽全力冲击校内或省内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空白领域。二是要有大局意识。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申报应将学校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聚焦学校总体目标和规划，有选择、有重点地进行申报，个人、学院利益应服从学校发展需求，统筹协调、凝聚合力。三是学院院长、学位点负责人应对学位授权点申报材料亲自把关，凝练学科特色，凸显优势特色，从更高站位思考学位点增列问题。会上，研究生院（学科建设处）相关负责人解读了本次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申报的相关文件，分析了拟新增学位点的材料报送情况，并对申报工作要求、注意事项和报送时间安排进行了说明。随后，各学院、学位点负责人就申报工作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和讨论。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申报是今年学校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的重点工作之一，是学校优化学科布局的重要抓手。9月30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关于开展2020年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通知》（学位〔2020〕22号）。10月14日，浙江省学位授权审核工作布置会在浙江工业大学召开，对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审核工作提出明确的工作原则与程序要求。浙江工业大学自3月份启动预填报工作以来，认真做好各申报点材料的筹备与审核工作，全力以赴把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各项工作落实落细。

2018-12-06 07:518个600秒，一下子让“青年科学家”成为了身边人。12月5日，浙江工业大学举行“和山青年论坛·百名博士话成长”600秒TED专场活动。来自浙工大的8名青年博士在600秒中，讲故事，吐心声，话奋进。整场活动分为“立德树人守初心”和“追求卓越创一流”两个篇章。建筑工程学院朱晓青博士从孩子的兴趣萌发讲到“水立方”的建筑首创，讲述着自己的匠筑人生，告诉同学们“匠心即初心”，勉励同学们“学不必致用，做不可枉虚”；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江波博士描绘了未来教育的多种可能画面，希望技术能让教育更美好；外国语学院王路明博士分享了自己在国内外的科研探索经历，鼓励同学们做沟通文理的“自由人”；自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余靓博士从电影《星球大战》谈起，享自己爱上科研的原因，勉励工同学们保持对未知的好奇、对科学的热爱和对事业的坚持…… 8位博士各显风采，或是图文并茂，或是举例详谈，分享了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秉持育人初心的故事，将自己奋斗成长的感悟倾囊相授，还送出了亲自挑选的书籍，激励同学们在阅读中成长收获，感染了在场所有的师生。

浙江的经济总量目前仍位居全国省域的第四名，然而比前三位的省域在户籍人口上却少了很多，浙江的各项人均经济指标都非常之高，属标准的经济强省，这样的全国经济强省，他的高等教育特别是拥有博士点的大学是个什么情况呢？在浙江省约88所高校中，211、985两大平台的高校只有一所，而且是重合的，那就是浙江大学，数量上可以说是长三角三省一市最少，与邻省江苏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据山野老王初步统计，浙江省拥有博士点的高校目前有14所，接下来就具体来看看这些大学吧！浙江大学：211、985双平台重点大学，浙江高等教育中的老大哥，其规模也是堪称庞大，在校生达到近5万人，另外还有两所独立学院，教师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21人、中国工程院院士21人，学校现拥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54个，2018年该校博士招生名额暂未知，在校生中博士研究生为9537人。浙江大学（源于网络）虽说浙江省全国重点大学资源很少，与其经济强省的地位也很不相称，但是现在人家也是奋起直追的状态呢！按世界级标准筹建的西湖大学以及拟引进中科大等国内一流大学入驻杭州等等最近也是大手笔频频，看来未来有快速赶超的迹象，成为高教强省也不是没有可能。中国美术学院：国字号的大学啊！也是浙江省重点建设的高校之一，学校现有艺术学门类下艺术学理论、美术学、设计学、戏剧与影视学四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2018年该校博士招生名额不详，2017年该院博士招生总规模53名。浙江工业大学：浙江省属重点大学，教师中拥有中国工程院院士3人，学校现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5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点35个，2018年该校博士招生名额不详，2017年浙工大招收博士研究生174名。中国美院（源于网络）浙江师范大学：从前面各省的盘点来看，好像绝大多数省字号的师范大学都拥有博士点，浙师大也不例外，这所位于省内金华市的大学，现拥有中国科学院院士1名，现有教育学、中国语言文学、数学3个一级学科博士点，1个非洲教育与社会发展交叉学科博士点。2018年该校博士招生名额不详，目前在校研究生6000余人。宁波大学：这座副省级城市，也是计划单列市之一，应该要有拥有博士点的大学，宁波大学的师资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1名、中国工程院院士1名，现有2个一级学科博士点，14个二级学科博士点，3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据作者统计，该校2018年博士招生名额预计为68名左右。宁波市除了宁波大学以外，中外合作的宁波诺丁汉大学也是拥有博士点的高校之一。浙江工业大学（源于网络）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校师资中院士也有两名，现拥有3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018年该校博士招生名额不详。浙江理工大学：该校现拥有2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含12个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2018年，该校博士生计划招生70人左右。除以上拥有博士点的大学之外，浙江省还有这些高校拥有博士学位授权资格，分别是：浙江工商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农林大学、温州医科大学、浙江财经大学等。浙江师范大学（源于网络）说明:文中配图均源于网络，仅供参考，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军校本文暂未列入；因各校官方更新时间节点的不及时，博士点数据会有一些偏差，根据最近学位审核结果的情况来看，浙江省拟新增博士点数量也有一批的。山野老王高教聚焦系列原创作品，百家号发布，欢迎订阅百家号：山野老王

浙江省一直是我国教育重镇，浙江大学、宁波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等名校云集，其实在浙江省还有这样一所高校，该校是浙江省属综合性高校，发展迅猛，有望获批博士点，它就是：温州大学，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学校简况温州大学是浙南闽北赣东地区唯一的综合性大学、浙江省“省市共建”重点高校，坐落于温州市。学校由温州师范学院和原温州大学于2004年合并组建而成，办学源头可追溯至1933年创建的温州师范学校，习近平总书记主政浙江期间，曾指出：“要高度重视教育和人才工作，特别要办好温州大学等高等院校”。学校现有茶山和学院路两个校区，占地总面积1983.86亩；校舍面积100.2万平方米；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8.23亿元；校本部馆藏纸质图书204.5万册，电子图书约184.48万册，各类中外文电子期刊和资料数据库105个。现有各级各类人才工程入选者327人（570人次），拥有院士、双聘院士、长江学者、国家杰青、国家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优青、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等国家级人才28人（其中全职23人）。学校于2003年成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现拥有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7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12个。与国内外16所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联合培养博士、博士后。生态学学科为浙江省重点建设的优势特色学科，化学、中国语言文学、电气工程、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经济学、机械工程、生态学、土木工程等9个学科为浙江省一流学科。学校现有国家级科研平台3个、省部级科研平台26个，拥有4个浙江省重点创新团队、4个浙江省高校高水平创新团队。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一等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中国专利金奖、浙江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浙江省科学技术一等奖。近年发展迅猛，未来有望获批博士点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温州大学上榜6个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评估为B-，还有数学、化学、计算机等学科评估为C类学科，进步显著。2017年被列为浙江省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单位，同年获批浙江省博士后工作站，未来有望获批博士点。2019年12月，学校成功迈进浙江省重点建设高校行列。目前，学校有3个学科进入ESI全球前1%，位列全省第8；自然指数位列全省第5；2016-2019年艾瑞深校友会中国大学专利奖排行榜上位列全省第3；2019年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国大学评价》教师学术水平位列全省第6。结语温州大学办学历史悠久，近年来发展迅猛，相信在温州市大力支持下，该校一定会尽快获得博士点，发展成我国东南区域的高水平综合性大学。

近日，由中共杭州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杭州市科学技术局、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共同组织的“杭州市十大青年科技英才”认定工作的入选名单已公布。浙江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姚信威博士荣获“杭州市十大青年科技英才”称号。“杭州市十大青年科技英才”颁奖现场个人简介姚信威，男，34岁，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智能物联网、群智感知和协作、智能机器人等基础理论、核心技术及其综合解决方案。入选2018年全国吴文俊人工智能优秀青年奖（浙江省第一位获奖青年），研究成果获吴文俊人工智能科技进步一等奖、浙江技术发明二等奖等省部级科技奖6项，主持包括国家基金项目、重大横向等20多个项目，转让和实施发明专利4项。发表学术论文70多篇，包括TOP期刊论文20多篇，1篇论文为期刊高被引论文，出版英文专著2部、3个章节。始于工大，追梦工大每一个80后都曾有过成为科学家的梦想，姚信威也不例外。《变形金刚》《哆啦a梦》，这些耳熟能详的动画是他童年的美好回忆，也在他心里种下了一个研究“机器人”的梦想。在这一梦想的驱动下，2004年，18岁的姚信威考入了浙江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现机械工程学院）。图书馆、实验室，四年的光阴，姚信威的大部分课余时间都花在这两个地方，并且努力学习学科相关知识。大二那年，姚信威主动联系了学院老师加入科研团队。当年，他几乎把所有的课余时间花在了实验室里，学习相关的知识与操作。即使是一些杂活和整理工作，他也一丝不苟地完成并且乐在其中。当时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也为日后姚信威博士带领团队攀登技术高峰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姚信威出席活动/四年的努力终有回报，多个学期专业排名第一的优异成绩，让姚信威拿到了保研的资格。在仔细梳理自己的知识体系后，姚信威了解到自己在编程机电控制方面的学习还不够深入。2008年，本科毕业的姚信威选择了硕博连读，在母校浙江工业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继续深造。2012年到2013年期间，受浙江省“信息技术与处理”重中之重学科资助，姚信威博士赴英国拉夫堡大学计算机系进行访学。在那段时间里，姚信威博士深入地学习了物联网技术，而这也是他博士毕业之后的重点研究方向。毕业之后，姚信威博士选择了留校并获得了首批校批副教授人才引进资格。十多年的求学历程，浙江工业大学留下了姚信威青春的影子，而在他的心里也有一份属于浙江工业大学的回忆。16年过去了，姚信威依旧怀揣着当年的梦想，在工大奋斗。脚踏实地，攻坚克难姚信威博士从读研究生开始，就跟着导师做了大量的科研项目。现如今，他已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项目（基金青年、面上项目）、浙江省科技厅公益项目、重大企业委托项目等20多个科研项目。其中机器人项目与物联网平台项目，给姚信威博士留下了深刻印象。人工智能与物联网（智联网），正是姚信威教授的重点研究方向。/姚信威指导学生智能机器人项目/2013年，姚信威博士与一家机器人公司合作，针对国家电网这类应用场景，研发用于变电站的移动巡检机器人。当时由于国内零配件产业链缺失、2d激光模块精度差等问题，导致许多零部件性能无法达标，零部件之间无法配合。针对这一情况，姚信威博士与其团队采用自己打造设计图纸或请专业公司定制等方法，将困难一一克服。姚信威博士认为，该项目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科研项目。从社会效益而言，当时很多人对“移动机器换人”持怀疑和否定态度，而该项目证实了“机器换人”的可行性，打破了人们的固有观念。从经济效益而言，如果该项目能够大规模推广应用，将有效减少企业的人力成本。近年来，姚信威博士带领团队联合行业龙头企业投入到大型物联网平台研发与应用中。虽然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多个垂直行业应用都积极建设大型物联网平台，但物联网技术框架的金融性、可扩展性、可配置性都不完善。姚信威博士希望构建耦合性低的融物联网智慧平台，让使用者以拖拽模块（“无代码”）的方式构建物联网平台及应用。在开发过程中，姚信威团队采用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方式，高校团队与企业核心技术团队联合开发。通过与产品经理的交流，科研团队在确立产品定位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技术架构并进行改进升级。该项目有效降低了物联网的使用门槛，即使不懂计算机技术开发的使用者，也能快速部署一个所需的物联网平台系统。在物联网实现信息互联互通的基础上，人工智能为其赋予了更大的能量。姚信威博士始终坚信“物联网+人工智能”是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姚信威在工业智造·杭州大会上接受媒体采访/严格要求，因材施教谈到教学，姚信威博士感慨道：“现如今有部分学生忘记了读书最本质的目的，迷失在了五光十色的数字媒体和网络游戏中。”信息时代使学生的差距拉大，对于不同的学生，姚信威博士会采取不同教学方法。对于自制力差的学生，姚信威博士会为他们建立每日签到打卡制度。对于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的学生，姚信威博士会为他们设立每日一报制度，学生必须按时汇报当天的学习进度。而对于有上进心的学生，姚信威博士则会尽自己所能给予其最大的帮助。在日常教学之外，姚信威博士会安排学长、助教，为学生提供课程方面的指导。当学生面对较难的课题时，他会尽力配套研究生、博士生对学生进行帮助。/姚信威在指导学生/姚信威博士始终秉持着“尽自己所能为学生服务”的教学理念。尽管科研工作繁忙，但他始终重视教学工作，注重对学生的引导和教育。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姚信威教授希望自己的学生在今后的人生中能做到“自信、自律、自强”这六个字。自信就是不怕说错，大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阐述自己的解题思路。自律在于对娱乐放松有所克制，不能忘记读书的本质。自强就是要用一种革新的精神投入到课题或研究中去。姚信威博士认为：“自强，是在自信与自律的基础上，更高的层次。我们应该始终以高标准、严要求对待每一个科研项目。在追求完美的道路上，不气馁，不放弃，尽力而为，精益求精。”来源：浙江工业大学 文字 / 王萧扬照片 / 姚信威 推送 / 陈珺怿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阶段，如何实现拔尖创新型学术人才培养?在研究型大学建设过程中，如何进一步强化研究性教学方法、落实学生创新精神与科学研究能力的培养?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如何将优质的学科资源转化为人才培养资源?近日，浙江工业大学发布《浙江工业大学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实施办法（试行）》，正式启动首轮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计划，选拔优秀本科生，依托学校优质学科，对接国家重大需求和项目，投入一流的师资、科教平台、教学资源和条件保障，强化研究性教学，着力打造“本科生选拔、研究生培养、青年英才培育”全链条的拔尖创新型学术人才培养体系。培养计划采用“3+1+X”模式，入选本科生可以在2020年秋季提前修读博士课程、进入研究课题。“3”——三学年本科学习“涵养期”：学生进行本科阶段学习，侧重于科学素养、创新能力的涵养、浸润与内化，在第三学年暑期完成贯通式培养选拔工作。“1”——一学年本研融合学习“转换期”：入选学生，在本科第四学年，提前进入“大师级”导师研究团队，在一人一策的培养方案指导下，开展研究性学习，完成本科阶段最后一学年和博士阶段的学习，所学博士课程学分可以直接带入研究生阶段。在提高课程效率、缩短学习周期的同时，入选学生还享有专项奖助学金和国际学术交流、图书借阅、宿舍等相关研究生待遇。“X”——X学年博士阶段学习“表达期”：完成相关学科直接攻读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要求的其余学分，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解决重大理论问题，开展课题研究，完成学位论文。培养后期更加注重国际联合培养与科研合作，引导青年学子走向国际学术前沿。记者了解到，为创新研究生培养模式，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创新型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2019年底，浙江工业大学就已发布《浙江工业大学推进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实施办法（试行）》，完成本硕博一体化培养模式改革的顶层设计。经过半年紧锣密鼓的调研、推进，浙江工业大学按照“优生优师优培”的原则，优化机制、创新制度、统筹资源，在优质生源遴选、培养方案制订、课程体系构建、本研有效衔接、培养环节设计、奖助政策倾斜、国际联合培养等方面做出全方面的改革，并于2020年7月正式启动首轮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本科生遴选工作。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是适应新时期人才培养和“双一流”建设需要、实现建设“区域特色鲜明、国内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总目标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浙江工业大学将持续探索建立具有浙工大特色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并力争将改革成果形成全国地方高校人才培养改革的示范典型。【来源：浙报融媒体】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杭电风景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是浙江省首批重点建设高校，位居浙江省会杭州市，该校现有6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分别是：电子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机械工程、网络空间安全、管理科学与工程。相关招生人数如下图：各学科拟招生人数杭电的发展目标是建成教学研究型高水平大学，目前该校的博士点和博士招生人数不算多，在浙江要次于浙江工业大学、宁波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甚至低于浙江理工大学，在这方面，杭电要努力补足短板，博士学科建设是建成应用研究型大学所必须要的条件。静谧杭电本次博士招生有三种方式：（1）申请考核制（2）本科直博（3）硕博连读申请考核制指的是优秀硕士研究生可以自行联系学校相关学科负责人，报名参加相关考试和专业面试，本科直博指的是有推荐资格的本科学校毕业的本科生直接申请硕士、博士连读，硕博连读指的是杭电本校二年级以上的学生可以申请达标后攻读博士学位。本次招生12月1日开始报名，持续一个月，其他相关信息请关注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俯瞰杭电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共计有8个学科上榜，其中最好的学科是电子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工程，这三个学科均获评B+级别，为全国前10%～20%学科，另外，该校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也很不错，已经拿下了博士点，值得一提的是，该校作为工科高校，其管理学也很不错，该校工商管理学科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获评B-，尤其是会计学这个专业，在省内高校来看，师资力量和底蕴都是上流的。

下一站，大学老师2004～2017年中国博士毕业生人数与普通高校专任教师增长人数对比 注1：《中国统计年鉴》总是在某年发布前一年的统计数据(例如《中国统计年鉴2010》实际是描述2009年的情况)，目前最新的是《中国统计年鉴2018》。自《中国统计年鉴2005》开始，博士才被列为单独门类进行统计，此前一直与硕士合并为“研究生”一项。注2:普通高校专任教师增加人数，通过将某年的人数与上一年的人数相减而得到，2018年的人数尚未发布。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8)制表：李雅娟梁骏逛某个学术论坛时，看到有人发帖咨询是否要做师资博士后。他毫不犹豫地回复：不要去！近几年来，在咨询师资博士后事宜的帖子下，类似的回复数不胜数。“过来人”向后来者发出警告。师资博士后，最初是14年前浙江大学为遴选优秀师资而特别设立的，它的遴选标准和待遇都高于普通博士后。实行4年后，浙江大学取消了师资博士后制度，然而如今实行这一制度的高校越来越多。近日，有学者在博客发表文章称，有些高校的师资博士后开始变味儿。在师资博士后制度诞生14年后，它引起的争议跟走进这一制度的人数一样节节攀升。“土博士”的最后一关梁骏短短几个字的回复，也是对自己3年师资博士后生涯的概括。2014年，梁骏在中科院某研究所博士毕业。在他拿到几个offer之后，突然收到家乡省会城市某高校的面试通知。梁骏喜不自胜，他很想回家乡的高校工作，可是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第一轮面试后，校方对他很满意，同意聘他当讲师。两轮面试结束后，梁骏感觉这份工作已经十拿九稳，就回绝了其他的offer，一心准备回家乡。就在签约前，负责招聘的老师告知他：年轻老师必须要有博士后经历。校方态度很明确：如果不做师资博士后，就不能签约。学校承诺，等他师资博士后出站后就可以直接聘为讲师，不设任何门槛。梁骏入职之后，院长找他谈话。这一次，条件又变了：梁骏必须拿到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并要发表一篇SCI论文。梁骏发现，院长提的几条要求，是该校聘任副教授的标准。梁骏感觉自己骑虎难下——这时候他已经入职一个月了，手头没有其他备选的offer，找工作的时间也过了。几乎与此同时，跟他同年应聘该校讲师的博士毕业生吴婧也有类似的遭遇。吴婧回忆，学校先是承诺聘任她为讲师，后来改口要求她先做师资博士后、等出站后自动转为讲师。等她再接到教学秘书的电话时，考核条件变成了拿到两个省部级课题。她与学校签约时，条件又变成拿到国家级课题，或是在指定的种本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学校指定的这种本刊物都是国内社会科学领域顶尖的杂志，有的还跟吴婧的研究领域不沾边。尽管吴婧觉得自己作为刚毕业的博士很难达到这些条件，她还是同意与该校签约——她希望在博士毕业之后继续做研究，但手头其他的offer只能给她非科研岗位。梁骏和吴婧找工作的时候发现，海归博士往往可以直接拿到教职，而像他们这种国内高校毕业的“土博士”就要面临师资博士后这一关。“将博士后的培养跟师资选用结合”让梁骏和吴婧无比纠结的师资博士后制度，最初是14年前浙江大学为解决新进教师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而设立的。2005年4月，浙江大学率先推出师资博士后制度。时任浙江大学人事处副处长刘继荣曾在《师资博士后制度的探索与实践 》一文中提出，“新补充的青年教师……教学和科研的实践经验和创新能力还显不足”，另外，“尽管学校对新进人员实行了人事代理合同制管理方式，但是‘能进不能出’的现象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人才流转机制并未有效地建立起来”。刘继荣如今担任浙江大学人事处处长，他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回忆，当时想由此让博士后提前进入到教师的预备队，也想通过延长考察期，将博士后的培养跟师资选用结合在一起。那时，师资博士后比普通博士后的入选门槛更高，比如除了学术能力之外，还会考察语言表达能力，以便为未来执教做准备。师资博士后除了科研工作之外，也要承担一些教学任务。与高门槛相对应，师资博士后的待遇也高于一般博士后。这一制度实施的第二年夏天，新校长到任。这位来自清华大学的新校长调研了浙江大学的人事队伍，发现“本地化现象严重”。“近亲繁殖”一直是国内高校的痼疾，而浙江大学在实施师资博士后制度后，依然未能扭转这一趋势——不乏有导师让自己的博士生毕业后继续留下做师资博士后，进而留校任教。新校长要求控制本校毕业生留校的比例，提高来自海外高校和国内其他名校的人才比例。2008年年底，浙江大学最后一名师资博士后进站，这一制度终止。刘继荣从本校的博士后管理部门了解到，2005年4月到2008年12月这3年多，共遴选了300多名师资博士后，72%的师资博士后出站后成为浙江大学的正式教师。这一制度诞生之初，国内跟进的学校并不多。时任中国地质大学助理研究员李明在《关于高校实施师资博士后制度的问题与思考》一文中写道，由于人们往往希望直接成为学校的正式职工，不愿意接受两年博士后工作的考核，因此会选择不实行师资博士后制度的学校，这也是部分高校不推行这项新制度的顾虑所在。但在浙江大学终止这一制度之后，师资博士后制度在国内其他高校方兴未艾。时任浙江工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许士荣在《我国高校师资博士后政策的十年回顾与展望》一文指出，在2010年，随着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很多高校人才强校战略的实施，面对现有人事管理相对封闭、单一的弊端，博士后政策的流动性和开放性的优势获得广泛认可，实施师资博士后政策的高校逐渐增多。在小木虫论坛上，咨询师资博士后事宜的帖子也逐渐增加。人们对于这种新制度仍是雾里看花，人言人殊。有的认为这是给本校毕业留校的“土博士”一个台阶下，有的认为还不错。在梁骏和吴婧进站的2014年，据许士荣统计，截至当年4月底，全国共有37所高校实施师资博士后制度，绝大多数为985、211高校。梁骏的困境梁骏进站后不久，就发现自己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按照规定，每名博士后都有一位合作导师。梁骏称，他的合作导师对他几乎不闻不问，既没有给他提供学术资源，也不让他加入自己的研究团队，甚至明确告知他：我们各做各的。这名理科博士称，自己的全部研究工具，就是一台办公电脑。梁骏的困境折射出一些师资博士后们面临的问题——这些学术新人在职业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高度仰赖于合作导师的帮助。有位受访者指出，在做师资博士后期间，比读博期间更为依赖合作导师，甚至可能形成人身依附关系。无论是提供实验条件和实验资金，还是评人才称号，抑或是拿基金、拿项目，“如果他有足够的人脉，就能帮你很轻松地搞定这些事情。如果你的合作导师没有这方面的资源，或者是他不想为你去争取一些资源，那你就做得非常困难”。一方面是态度冷淡的合作导师，另一方面又是出科研成果的压力，梁骏只能从不算丰厚的工资里挤出研究经费。他回忆，当时就连去外地开学术会议都要自己出钱。没有科研条件，自然也很难发表论文。梁骏进站3年，只发表了一篇SCI论文。而学校要求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梁骏连续两年都没能申请到。第二次落选后，梁骏慌了。他自知留任的希望渺茫，于是赶紧寻找工作机会。博士后第三年，到了发工资的日子，梁骏没有收到钱。他被告知，国家只给博士后发24个月的工资，至于他在这之后怎么生活，学院不管。而就在这之前的几个月，梁骏的女儿出生了。此时梁骏的当务之急不再是做科研，而是想方设法赚钱养家。博士后最后一年，梁骏靠给本科时的老师做项目零零散散地赚了些钱。他算了算，总共不到6万元。刚从北京回到这座家乡省会城市时，梁骏很兴奋。他不时跟本科同学一起吃饭、出来玩。但随着时间推移，他越来越不愿跟往日的同学见面。“眼看当年成绩不如自己的同学，有的成了副教授，有的当了公司老总”。而当年大学毕业时，梁骏因成绩优异才被保送到外校读研。“上学工作那么多年，那是最困窘的3年。”那段时间，面对考核压力和极大的不确定性，梁骏感觉自己处在抑郁的边缘。梁骏不是个例，很多师资博士后面临量化的考核指标：在两三年里，拿到什么档次的基金、发表什么水平的论文。江苏某高校教授杨鸣说，自己所在的学校要求师资博士后在4年内发表5篇SCI论文，还要拿到1个省部级以上课题。虽有“师资”之名，该校的师资博士后却不需要承担任何教学任务。至于论文的质量，杨鸣颇有微词：“(那些论文)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在理论上没突破，在实际上也不能结合应用，就是在跟热点。”他认为，唯一的好处就是“学校的GDP绩效上去了”。早在2011年，李明就曾在《关于高校实施师资博士后制度的问题与思考》一文中批评过这一制度：“出站考核，就是针对师资博士后两年内的工作和科研成果进行的。两年的期限，很可能导致一些师资博士后人员为了取得较好的成绩和留校的资格，急功近利，希望通过捷径来大幅度提高科研成果，形成浮躁的学术风气。”学术临时工？梁骏因为没有达到考核的硬指标而无奈离开，吴婧的经历则反映了另一面。吴婧的专业属于社会科学领域，不需要做实验，也无须仰仗合作导师提供研究资金。两年多的师资博士后期间，她成功申请到1个省部级基金、1个国家级基金，还发表了两篇论文。聘任指标都达到了，两年时间也到了。吴婧希望向学校申请教师周转房，工作人员建议她先转聘为讲师再提交博士后出站报告，以便节约时间。但院长、书记都拒绝了这一要求。吴婧请求领导先将她转聘为讲师，因为她还面临一个更紧迫的问题——她马上就24个月期满，之后就没有工资了。学院领导依然要求她先提交出站报告，而且要“以博士论文的标准来做”——一般情况下，出站报告要比博士论文简单得多。学院领导给的理由是，吴婧是他们招收的第一届师资博士后，必须高标准、严要求。除此之外，吴婧还要再走一遍招聘流程，这意味着她要重新提交申请，校方再一次审核、讨论。只要有一个环节失利，她的教职就落空了。吴婧最终还是拒绝了学院领导的“高标准严要求”——从入职时一改再改的条件，吴婧就做好了不被聘用的心理准备。她后来在另一所211大学拿到了教职。师资博士后那两年多，是吴婧压力最大的一段时间，她“经常梦到高考考得一塌糊涂”，还不时感到心口疼。博士后进站时，吴婧的双胞胎宝宝刚满1岁。她不得不一边照顾两个孩子一边写基金的申请本子。博士后出站前，吴婧接孩子放学回家，还要回学校继续加班。孩子经常拉着她不让走：“妈妈已经上完班了，妈妈不要去加班了。”这让吴婧感到心酸。吴婧发现，如今很多高校都在降低招应届博士当讲师的比例，扩大了师资博士后的比例。她认为，“学校其实是尝到了甜头的，因为这是他们做科研最有精力的一个时期，也是产出量最高的一个时期”。而师资博士后是一个不稳定的岗位，只有做得出色，才有可能留任，在这样的考核压力下，大家就得拼命工作。“如果你没有达到要求，那你就走人，但是你的成果署名是这个学校的，对学校来讲，只有好处而没有任何害处”。吴婧说，即便工作做得好，也得经过学校同意才能留任，“我觉得这对我们青年学者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在两年多的师资博士后经历中，吴婧感觉，当时学院领导并没有把自己当作教师的后备军来培养，而是抱着考核的态度，“你达到条件了，才有可能留下来；达不到条件，你就必须走人”。吴婧刚进站时，连办公室都没有。过了一段时间，学校才给这些师资博士后安排了一个由学生自习室改造而成的办公室。办公室启用时，门口还挂着学生自习室的牌子。进站之前，学校向吴婧许诺，她的待遇将会与该校讲师持平。吴婧入职之后发现，自己的工资比讲师高几百元，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全都没有，科研奖励、年终奖也与自己无关。回忆几年前的经历时，吴婧的声音很平静。因为领导的区别对待，教学秘书也不把这些师资博士后当回事。逢有繁琐的事务性工作，教学秘书还会把活儿扔给这几个外来的师资博士后去做。对此，刘继荣认为，其中存在用人理念的问题，“你本意想通过这个方式来吸引更好的师资，你要让人家真心诚意地奔了这个岗位来的，而不是说搞一点热闹”。“我不想在这个游戏中成为炮灰”2018年春天，史超在博士毕业前夕收到了母校的offer。这名工科博士自称读博期间“几乎把能拿的荣誉拿了个遍”。学校老师很欣赏这名优秀的学生，明确表示希望他留校任教，并直接聘作副教授。在这之前，史超已经拿到了他所在行业顶级研究院的offer，那所位于北京二环内的单位可以给他提供丰厚的薪水和一流的平台。面对来自母校的邀约，史超心动了。就在他拒绝了研究院的工作、准备和学校签约时，学校开出的条件变了——先做两年师资博士后，再转聘。史超读博时所在的课题组人数很多，每年都有人加入、离开。通过了解大家的offer，史超发现，过去几年，高校给师资博士后提的聘任要求还算合理，留任比例也比较高。但近几年，师资博士后的考核标准提高了很多，例如，有的高校要求师资博士后须入选“四青”人才(指国家优青、青年长江、青年拔尖、青年千人等荣誉称号——记者注)才能留校。史超算了一下，每年“四青”加起来大约1000多人，而全国的博士后则有上万人之多。还有的学校要求师资博士后须拿到博士后基金的一等资助或特别资助，而每年能拿到这种资助档次的博士后少之又少。而且，在“双一流”的动态考核机制下，不少学校把师资博士后当作论文制造者，“只要招的基数够大，在论文、在科研项目上有量了，肯定会出来一定的质量”。史超判断，如果自己去做师资博士后，那就相当于在职称竞赛的游戏中直接站在了低起点上。他断然拒绝了母校的要求，马上开始寻觅其他工作。“如果学校一开始就说让我做师资博士后，我是根本不会递交申请的”。在史超的博士同学中，类似的选择非常普遍：如果一所较好的学校要求先做师资博士后再聘任，另一所次一等的学校直接给教职，那么大家一般会选择后者。除了史超之外，去年应聘该校教职的人都遭遇了毁约。史超感觉，近年来师资博士后制度有点变味儿了，尤其是实行“非升即走”以后，“给我们的压力和考核要求是高的，但是给我们提供的各方面条件却很低”。史超读博期间曾在美国访学一年，他发现，美国的助理教授(AP)有独立招博士生的权力，还有自己的科研用房。而国内的师资博士后就只能是别人团队中的一员，连招硕士生的权力都没有。“我不反对他给我们提高标准，我也不反对他要基金要项目，但是你不能让我去凭空做这些事情。要待遇没待遇，要学生没学生，要团队没团队，要实验室没实验室，我怎么做？”事情已经过去一年，史超如今分析认为，可能是当时学校领导面临“双一流”考核的压力比较大，所以想通过大量招收师资博士后并提高考核标准，从而在2020年之前把一些数量指标迅速提上去。这也正是前述学者在博文中所批评的现象：在不占用学校稀缺固定编制的前提下，用较高的物质待遇、较小的社会成本，吸引一大批 Paper Procer (论文制造者——记者注)，在短期内迅速提升学校科研业绩，从经济学的角度，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希望要把握好尺度，不要搞成新一轮的高教大跃进才好。”史超说。江苏某高校教授杨鸣发现，师资博士后制度一般存在于如今的“双一流”高校或一些985、211高校，“普通的学校一般也没有这个现象”。杨鸣认为，这个制度对学校的确有好处，“高大上的成果上去了”，但对师资博士后来说，他们在这个年龄段往往已经结婚，为了留校，身体健康、家庭都会受到影响。杨鸣所在学院的一名师资博士后还没达到考核标准，杨鸣看到，这名博士后虽然已经成了家，但生活状态跟单身时差不多，“一天到晚泡在实验室，神情一直很严肃，生活就是科研，科研就是生活”。杨鸣所在学校的师资博士后不承担教学任务，只需要针对学校列出的考核标准来做论文，“待遇很好，标准很高，压力很大”。至于达不到要求的，“知识分子好面子，自己知道达不到标准，都会主动走，去找个差一点的学校”。两年前，林扬博士毕业找工作时，“满脑子都是学术理想”，选工作时唯一的标准就是“好平台、好学校”。他选择到自己的硕士母校做师资博士后，希望能留校。林扬认为，做师资博士后的确会加速年轻人的成长，逼迫年轻人独自思考项目和论文，如果直接入职成为讲师，可能就比较散漫。两年过去了，林扬的科研成果已经远高于考核标准，但他决定离开。林扬和妻子都是独生子女，最近一两年，双方父母的养老问题开始提上这两位年轻学者的日程，他们打算一起回到家乡的高校工作。“家是学术研究的起点，也是学术研究的终点。”这名文学博士认为，“如果家都不像个家了，还有什么盼头呢？”林扬说，在做师资博士后期间，一直因自己的身份感到自卑。“年轻博士开始找工作时，很重要的一个期待就是找到一份安稳的、有编制的工作，要是读了3年博士还达不到这个目标，感觉有些难以接受。”林扬说，“但是在用人单位面前，年轻博士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中南大学教授喻海良认为，中国人普遍偏好稳定的、有编制的工作，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编制，他的工资待遇就会低一截，而这种制度并不合理，大学里更应该弱化这种形式，不论老师有编制、无编制，都应该一视同仁。林扬说，自己接受采访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用人单位善待每一个年轻博士，善待每一个愿意为这个单位奉献青春的人，“因为博士的圈子很小，如果一个人在这个单位受到不公正待遇，会影响这个单位几年内的人才引进工作”。明天会更好吗2017年，梁骏来到现在的学校，成为一名讲师。在新的岗位上，梁骏和吴婧面临着“青椒”大都会有的压力——教学任务重，科研压力大。但他们不约而同地表示，心态比做师资博士后的时候好多了。现在作为一名正式教师，他可以安心地安排上课和科研任务，同事之间也彼此平等对待。吴婧还是感到些许遗憾。她签新学校时，该校刚开始实行“非升即走”制度。这意味着，如果她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不能升任副教授，就会被解聘。“真的是一步晚，步步晚”。近几年来，“非升即走”成为新聘任的高校教师中另一项“卡脖子”的制度。这些年，博士越来越不是“稀缺产品”。刘继荣在浙江大学负责人事工作多年，他记得，20年前，就连博士后跟配偶两地分居的问题，国家都会出台政策予以解决。杨鸣参加工作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连硕士都很少。杨鸣的学校想招一名硕士来任教，还要为她的家属安排工作。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自2013年以来，全国高校每年约增加3万名专任教师，而每年博士毕业人数则有5万多名，且仍有增加趋势，另外还有三四十万名留学回国人员。博士们往往期待毕业后进高校、做研究，但是供大于求的状况已经持续多年，于是博士后这种临时性岗位，就成为博士就业时的一大选择。另外，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高校人事制度改革已进行了30多年。从“打破铁交椅、铁饭碗、铁工资”，体现按劳分配原则，到推进编制管理、岗位管理、人员聘用、薪酬分配改革， 再到全面推行公开招聘和聘用制。在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大潮中，“师资博士后”只是其中一朵小小的浪花。刘继荣说，在此(实施师资博士后制度)之前，浙江大学已开始实行“非升即走”制度，师资博士后制度实施后，两个制度衔接在一起——如果师资博士后未能在博士毕业6～7年之内晋升为副高职称，就要面临淘汰或转岗。刘继荣提到，在这个过程中被淘汰的人，往往不是因为水平不够，而是受职称比例所限——如果空缺的职位少，竞争就激烈，而且越是强势学科，竞争越激烈，所以这“不完全与‘优胜劣汰’划等号”。中南大学教授喻海良曾在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工作多年，他发现，国外并没有师资博士后制度，而国内的顶级名校如清华大学，也没有设立这一制度。喻海良认为，教师留校任教，确实要看“业绩”，而目前通用的规则是：研究型大学招老师，主要看其科研水平。如果做博士后期间科研成果一般，即便教学水平高，也很难留下来——这也跟目前流行的观念有关，人们一般假设，只要一个人的科研做得好，他就有能力指导学生。在卧龙岗大学，如果一名老师招不到学生，这位老师要么转系，要么就拿一笔1.5倍到2倍于年薪的钱作为补偿款，就此告别这个职位。而在作为事业单位管理的国内高校，只要一名教师入了编制，即便表现平庸，学校也很难让其离开。国内高校近年来实行的聘任制、聘用制、“非升即走”制度，都旨在打破这种事实上的终身制。刘继荣认为，不同的高校有各自的发展阶段，对于成长中的地方高校来说，师资博士后制度对于其人才队伍建设仍然很有意义，但是在实行的过程中一些变味的情况，会让青年人才感觉不太舒服。对于史超的母校来说，去年集体毁约的恶果很快就显现出来。史超听老师说，母校今年“招人的情况不是很理想”。梁骏有几个博士同学到广州某名校做师资博士后，他发现，几年下来，只有一个人成功留校。如今，只要有学弟学妹向他咨询做师资博士后的事情，梁骏都会极力劝阻。吴婧则期盼：“我不希望看到大家博士毕业后学术道路太艰辛，或者是像我这样经历这么多挫折。”然而，在“双一流”时代，师资博士后面临的形势可能更加严峻。杨鸣认为：“‘双一流’是几年一轮动，上了的肯定要保，没上的要拼命地冲，竞争比以前更残酷。”竞争压力层层下达到老师身上，就是越来越高的考核指标。“学校的指挥棒在这儿，很难有本质的改变。”(应受访者要求，梁骏、吴婧、史超、杨鸣、林扬为化名)（李雅娟）

考上博士、研究生、考取公务员不是什么稀奇事，一个寝室都考上就不简单了。近日，万里学院出现三个学霸寝室，一个寝室全部考博成功，一个寝室全考上研究生，一个寝室全考取公务员。“抱团学习”正在悄然成为一种风潮。“ABB”式女孩的考博路付佳佳、陈仙仙、金充充三朵金花，两个来自万里学院生物与环境学院，一个来自物流与电子商务学院，三个都有着“ABB”式名字的女孩因为奇妙的缘分成为407寝室室友，又因为共同的理想——考博，组成了一个学习小组。考博期间，她们相互督促、鼓励，时常交流学习方法和经验，在笃定的步伐下结伴而行，终于让理想变为了现实。成功考取浙江理工大学的付佳佳，本科和研究生都就读于万里学院，在万里学习了六年半的时间。在校期间，她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过文章，获得多种奖学金，这些“软实力”让她在申请过程中脱颖而出。“我觉得攻读博士是一种变向就业，毕业后收获的除了一纸文凭，还有读博士期间的历练，现在的经历，都会成为今后的财富。”在万里的学习生活中，她最想感谢的就是与自己朝夕相处了六年半的室友陈仙仙。她的安慰与支持，给予了付佳佳跨越困难的力量。而其实付佳佳也是陈仙仙考博路上的指导者，“在付佳佳的带动和影响下，我决定去考博，付佳佳又帮着我一起选博导，还告诉我面试时注意的一些细节。因准备充分，我顺利通了面试。”在读硕士期间，陈仙仙的一篇论文因逻辑性不强，多次被退回修改，反反复复花了一年时间。中途有些气馁的她也是因为有了付佳佳和她一起分析论文、查找资料的帮助才顺利完成。陈仙仙今年申请了去南京师范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她希望能够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为环保奉献出一份力量。回忆起往日的学习，她觉得407寝室每天实验室、食堂、寑室三点一线、简单而充实学习生活节奏让她无比怀念。金充充目前已经考取了宁波大学的博士。在考博前期，她常因为心急，一个人边看书边流泪，“刚开始发现备考书就像‘天书’，完全看不懂，心里着急担心考不上，明年得再重新来一遍，导致恶性循环,每天都很受煎熬。”所幸，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摸索，她逐渐找到了复习的窍门，顺利通过考试。在金充充眼里，407寝室就像家，室友经常和她一起聊考博的困难，缓解她的压力。“学霸寝室”的考研征501寝室，有四个活泼可爱的女孩：王欢、方倩倩、应航璐、金洁漪，均来自生物与环境学院生物工程专业。“我们四个，一个都不能掉队。”501寝室里的四个女孩在大三下学期刚开学，便约定一起考研，谁都不能拖后腿。四个女孩常常一大早就来到考研教室，学到晚上十点半再回到寝室，她们不太熬夜，但都有着自己高效的学习方法。寝室对于她们来说是个放松身心和交流经验的地方，考入浙江工业大学研究生的金洁漪是个开朗的女孩，常用笑声来感染累了一天的室友，让她们在欢笑声中放松身心。回到寝室，大家常常一边洗漱一边分享学习的进程，聊一聊遇到的问题，又或是一起分析今年的考研形式。偶尔有室友会泄气，其他几个女孩就会帮忙疏导情绪。宿舍长应航璐比较不自信，喜欢低估自己，偶尔也会杞人忧天，“但室友常鼓励我，会给我一些学习方法上的意见。”最终，她也如愿以偿地被宁波大学录取。考入宁波大学渔业发展专业的王欢是个乐观自信的女孩，对待学习特别认真，这种劲头激励着应航璐和其他室友们。“相处久了，我就觉得这里像个小家庭一样。”方倩倩感叹道，她考上的是南京农业大学植物学专业。昔日里寝室发生的小事还历历在目，“初试成绩出来是同一天，但学校不同出成绩的时间段也不一样，大家就会相互讨论分析，也会相互担心。”在考研期间小小的温暖也坚定了彼此间的友谊。“三俊杰”齐考公务员念专科的时候同个寝室，后一起专升本到万里学院，又分到同个寝室，最后一起考取省公务员，而且笔试成绩均排第一，更神奇的是三位主人公都叫“俊杰”：蓝俊杰、王俊杰、付俊杰，这缘分也是没谁了。“三俊杰”以优异成绩考上公务员的消息一出，就在班级群里炸开了。不仅是因为这段神奇的缘分，更是他们“抱团学习”的精神让更多的同学找到了学习的“窍门”。“三俊杰”是从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同个班级、同个寝室专升本到万里学院的，到万里学院之后又被分到同个寝室。专升本第一年，因为相同的个人价值观，三个人决定“抱团”考公务员。因为有在警校同寝室三年的经历，大家的兴趣、爱好、脾气，互相了解得一清二楚，“一首歌一出，我们就知道是不是彼此喜欢的”。刚开始准备考公务员，三人开始适应双休都被占用的生活。慢慢的，他们找到了学习的方法——“取长补短”。三人中，王俊杰擅长数学，蓝俊杰擅长逻辑和资料，付俊杰“比较稳定”，能补他俩的短板。他们每天会抽半个小时练题，提高速度，直到达到老师要求的速度为止。后来，“三俊杰”喜欢去图书馆学习，带上电脑、模拟卷，除了吃饭和睡觉，一天都泡在图书馆。“三俊杰”先是一起相约参加国考，蓝俊杰报考的是公安，要多考一门公安专业知识，王俊杰和付俊杰怕他有压力，就经常开他玩笑，逗他放松。因为准备不充分，三人国考都没成功。之后，三人又一起报考了上海市公务员，全都进了面试，但遗憾的是三人均没考上。“我们三个人考的是同一个岗位，但我们从来没想过把谁挤掉”，蓝俊杰说，三个人在面试前轮流当模拟考官和考生，互相鼓励，互相打气。这次考试虽然失败了，但同时为他们积累了经验。此时距离浙江省公务员考试不足一个月，三个人重新打起精神，全力备考。他们重新调整了学习方法，但唯一不变的是三人照样互相支持、互相打气。最后省考成绩出来，三人毫无悬念地笔试第一，直至顺利进入面试。“大家从没有一个人说要放弃。如果说考公务员有什么捷径，这就是我们的捷径。”蓝俊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