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本文为原创内容，未经许可谢绝任何形式的转载，侵权必究。2月21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发布，这是21世纪以来第18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作为“十四五”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中央一号文件为此也在加快推进村庄规划工作、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举措。接受中国建设报专访时，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原院长、首席专家黄祖辉表示，目前我国乡村建设存在区域不平衡和发展不充分问题，在“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过程中，既要防止脱离乡村实际的大拆大建，又要避免规模集聚效率低下的公共投入。1中国建设报：中央一号文件专门用一章篇幅对“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进行部署，您认为主要有哪些考虑？黄祖辉：“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部署，是弥补农业农村发展短板、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我国乡村建设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实施新农村建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以来，已取得明显进展，广大乡村在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居住条件等方面有很大改观，已从贫穷落后的乡村向全面小康社会的乡村转变。但如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存在短板一样，我国的乡村建设也存在区域不平衡和发展不充分的短板问题。总体来说，我国乡村建设目前还比较滞后，不能充分满足乡村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这是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基本动因。具体如何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中央一号文件已经做了明确安排。首先强调的是要加快推进村庄规划工作，即规划先行，要明确村庄布局分类，立足现有基础，保留乡村特色风貌，同时尊重农民意愿，不搞大拆大建。其次强调要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着力推进往村覆盖、往户延伸，从根本上实现路、水、气、电、网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对乡村、对农村居民的有效覆盖和科学管护。最后还要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着重对村庄厕所、污水、垃圾进行整治，推进村庄清洁和绿化行动。此外，中央一号文件还特别强调要加快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包括建立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机制，强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县乡村统筹，逐步实现标准统一、制度并轨，着眼于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的就业、医保、养老、文化等公共服务建设。2中国建设报：您对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有什么建议，或者说今后需要注意些什么？黄祖辉：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的意义重大，涉及大量的投资和政府投入，需要重视投资效率和乡村短板的有效补齐。为此，科学规划乡村显得尤为重要，要以全域乡村规划优化乡村建设布局，以乡村建设布局优化引导建设项目投入。我国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滞后的原因，不仅体现在建设投入不足，而且也与乡村人口分布过于分散、集聚效应差进而不能被有效覆盖有关。这表明：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不仅要重视覆盖面，而且要重视覆盖效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仅具有公共属性，而且存在规模集聚效应。因此，在乡村建设中对类似公共品的建设投入，既要防止脱离乡村实际的大拆大建，又要避免规模集聚效率低下。这意味着，往村覆盖、往户延伸的乡村建设不应该是静态的，而应该是伴随着乡村人口相对集聚、空间布局不断优化的过程。乡村建设一方面要通过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改善来带动和吸引乡村人口的相对集聚与优化布局，另一方面又要通过乡村人口的相对集聚与优化布局来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的效率。这样，乡村建设才能更好实现乡村公共品往村覆盖、往户延伸，同时又提高投资和覆盖延伸的效率。3中国建设报：您认为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所需的资金问题该如何妥善解决？黄祖辉：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资金需求量的确很大，大多建设项目又具有公共性，政府支持和投入是首位的。为此，中央一号文件继续把农业农村作为一般公共预算优先保障领域，预算内投资进一步向农业农村倾斜，同时也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完善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同时，该文件还提出支持地方政府发行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用于现代农业设施建设和乡村建设行动，支持以市场化方式设立乡村振兴基金，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服务乡村振兴的内设机构，撬动金融资本、社会力量参与，重点支持乡村产业发展。除此之外，市场化力量参与乡村建设的潜力很大。既可以通过政府财政投入“四两拨千斤”的杠杆引领作用，吸引企业和社会资本参与乡村建设，又可以通过乡村建设中公共资源与资产的产权制度和营运制度的改革，对乡村建设赋权，吸引市场力量投资并营运乡村建设项目。比如，鼓励市场力量在对乡村垃圾分类集中处理与管护的同时，从事再生资源利用与经营；鼓励市场力量在对乡村道路、水网等公共设施投资建设的同时，从事乡村休闲旅游业经营；鼓励市场力量和村集体经济通过股份合作等制度安排，共同进行乡村建设和乡村营运等。4中国建设报：中央一号文件在“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方面提出了很多政策举措，城乡融合发展对于乡村振兴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黄祖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结构的变化，我国城乡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城乡要素的流动已经从农村要素向城市流动为主的格局向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格局转变，城乡融合发展势在必行。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是城乡融合发展的一个关键层面，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乡村建设的重要思路，中央一号文件在这方面提出了很多政策举措，意义重大，不仅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而且对拉动内需和实施“内循环”战略，都将产生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之所以十分重要，首先在于乡村振兴离不开城市的带动，乡村振兴要以城市化为引领。这种带动和引领，既包括乡村人口的城市化和市民化需要以城市为载体，又包括乡村振兴需要城市人才、技术和资本的融入，以及乡村价值的实现和市场的繁荣离不开城市居民的需求。其次，从空间和体制上看，乡村与县乡镇联系最为紧密，乡村本身就是县域的有机组成部分。加快县域范围内城乡融合发展，不仅有利于在空间上和体制上实质性破解城乡二元体制，而且有利于城乡要素、产业、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在空间上实现城乡融合和优化配置，使乡村的振兴与发展能够既立足乡村，又跳出乡村，具有更大的空间和回旋余地。高端访谈系列：对话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万杰：建立健全相应的古建筑防火规范标准刻不容缓对话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原秘书长李迅：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多听老百姓意见，践行“共同缔造”理念对话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因地制宜补短板，乡村建设要从整体性系统性出发监 制：肖正华 主 编：程小红 责 编：高洋洋

《纲要》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后，“三农”工作进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围绕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一主题，记者采访了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卫龙宝。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中国社会科学报》：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农业发展的重要目标，《纲要》从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深化农业结构调整、丰富乡村经济业态三个方面进行了部署。对此，请谈一谈您的看法。卫龙宝：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始终是“三农”工作的头等大事，应持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着力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把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作为突出任务抓紧抓好。要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在确保18亿亩耕地的同时，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农田整治、水利设施建设、中低产田改造等。同时，要加强农业科技创新，提高生产效率；推行农业机械化，不断提高农业机械化率，降低劳动成本；此外，要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和种子库建设，确保种源安全。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还要深化农业结构调整，丰富乡村经济业态。一方面，加快建设现代农业，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农业生产体系和农业经营体系。拓宽传统农业功能边界，实现农业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要优化农产品供给结构，延长农产品产业链，加快构建高产、高效、优质、生态、安全、集约、合理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另一方面，适应新发展形势，探索新发展模式。以“工业反哺农业”的农业现代化思路为中心，坚持体制机制反哺、公共服务反哺、产业发展反哺。同时要建立“农村—城镇”“农民—居民”两个联动发展的城乡一体化机制，促进农业持续健康发展。此外，坚持以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农产品销售为抓手，进一步优化资源要素的有效投入，加大相关政策的扶持力度。只有在统筹全局、多方联动的布局下，我国农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全新蓝图才能实现。把乡村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中国社会科学报》：《纲要》提出，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持续改善村容村貌和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请谈一谈您的理解。卫龙宝：在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中，《纲要》重点聚焦强化乡村建设的规划引领、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加快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是《纲要》提出的要求。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乡村建设，农村生活条件得到显著改善。然而，在部分地区，乡村建设缺少规划、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较多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短板较明显等问题依旧存在。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要把“硬件”建设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农村现代化短板需要补齐。一方面，全面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推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健全生活垃圾处理长效机制，实施河湖水系综合整治。另一方面，支持5G、物联网等新基建向农村覆盖延伸，重点改善自然村道路和冷链物流等既方便生活又促进生产的基础设施，同时也需要完善农村基础设施的长效运行管护机制。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也要把“软件”开发好。农村现代化包括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城乡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机制，强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逐步实现标准统一、制度并轨。推动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资源优化配置，强化农村综合服务能力，同时加强县级数字化建设，为乡村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和实现智慧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报》：做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纲要》强调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您认为，应该如何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卫龙宝：城乡融合的核心是城市和乡村共存共荣。城市与农村是相辅相成的，城乡融合是互动基础上的融合，而不是消除差异。从“城乡统筹”到“城乡一体化”再到“城乡融合”，伴随着我国城乡政策的日益推进，我国城乡关系也呈现出显著变化，主要表现为由城乡分割到逐步融合的趋势，城乡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城乡融合意味着农村不仅服务于城市、服务于工业，而且更强调城市和乡村的共生共荣和协调发展。产业融合不仅是现代产业发展的新趋势，也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动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要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推动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产业发展融合化。目前，我国农村产业融合蓬勃发展，产业链条持续延伸，农业功能不断拓展，包括乡村旅游、农村电商、农业机械跨区作业等在内的新型业态不断涌现，在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我国特有的“大国小农”背景下，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已经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路径之一。未来，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极有可能催生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又一次历史性变革，成为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进城务工和休闲农业之后我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必将为农业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强大动力。《中国社会科学报》：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十四五”时期“三农”工作的重要任务。《纲要》强调，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对此，您怎么看？卫龙宝：《纲要》对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作出了总体部署，对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提升脱贫地区整体发展水平提出了明确要求。要严格落实“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要求，建立健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效机制。虽然相当一部分脱贫户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但收入水平仍然不高，脱贫基础还比较脆弱，遇到风险变故就可能致贫；虽然脱贫地区产业普遍搞起来了，但技术、资金、人才、市场等支撑还不强。因此，面对艰巨繁重的防止脱贫地区返贫任务，只有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才能确保脱贫攻坚成果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从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既要保障脱贫攻坚成果，又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从精准脱贫、产业脱贫到乡村振兴、产业振兴的有机衔接，核心是产业发展，保障的是脱贫成果，推进的是全面振兴。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张杰【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资讯】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4月29日晚8点35分，浙大挂职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的副县长许亚洲在“求是无量”微信群发了一则信息：报告各位领导老师，刚刚评估组反馈——零错退、零漏评、高满意度，景东将按照程序退出贫困县序列。整个微信群立马沸腾，鲜花和祝福铺天盖地。扶贫八年，这是对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英文缩写CARD简称“卡特”）师生们的最好回馈。云南省景东彝族自治县全景（李文圣 摄）黄祖辉的“造血”方案凌晨五点，天还没放亮，就打车赶往萧山国际机场，搭乘最早的航班飞往昆明。下机后转乘汽车，经过7-8个小时颠簸，天黑时分，才能到达景东彝族自治县。长达2600公里的行程，黄祖辉每年至少跑一趟，这一跑，不知不觉已经八年。黄祖辉是浙大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景东彝族自治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境内山峦叠嶂，95%为山区半山区。37万人口中，少数民族占51%，农业人口占30万多，农业 GDP 实际占比高达三分之二，产业弱、小、散、杂，属于典型的整体贫困、深度贫困县。黄祖辉（左3）在景东调研2013年开始，浙江大学对口帮扶景东。受聘为经济发展顾问后，黄祖辉每年跑景东，进行调研咨询，也开办讲座，为当地带去沿海地区的先进理念。“对贫困地区发展而言，政府‘输血’固然不可缺少，但形成‘造血’机制更为重要。”因为没有销路，景东漫山遍野的核桃挂在树梢无人采摘，特色乌骨鸡、食用菌都走不出大山。黄祖辉思考，要改一改扶贫模式：产业发展不仅需要科技支撑规模，也需要组织化、品牌化、电商化保障市场。“卡特”旗下建有合作组织、农业品牌、农村电商三个研究中心。除了自己研究合作组织外，黄祖辉同时将另外两个中心也引进景东，担任品牌顾问、电商顾问，实现“三化联动”脱贫模式。黄祖辉在青云村调研时的合影这里的乌骨鸡肉嫩鲜美，到了大城市，肯定供不应求。景东构建了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的组织体系，注册了“无量乌凤”、“无量锦凤”区域公用品牌，在“种鸡培育、集中育雏、生态放养”产业构架下，共发展专业合作社9个，存栏2000只以上的家庭养殖户78户，2018年出栏480万只，比浙大定点帮扶前的2012年提高253.85%。“线上销售”让销路大开，实现产值3.8亿，帮助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19177户，带动脱贫人口65401人。浙大团队助力景东产业发展从“输血”到“造血”，景东的贫困发生率从22.34%下降到1.2%。2020年5月16日，云南省政府正式发文，摘掉了戴在景东头上多年的贫困帽子。胡晓云和她的“品牌扶贫”2014年底，滴水成冰的北京，华能集团扶贫处处长唐凯和“卡特”农业品牌研究中心主任胡晓云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华能集团从1995年开始，就对口帮扶陕北横山发展羊产业。但养殖规模迅速扩大，产品品质有口皆碑，遗憾的是没有响亮的品牌。在与新疆、内蒙等地羊肉的竞争中，横山羊肉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富民效应难以发挥。胡晓云被誉为中国农业品牌的“拓荒者”，她首倡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曾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并且已经拥有大量成功的案例实践。双方联手，决心在横山进行“品牌扶贫”的实验。胡晓云呼吁“品牌扶贫”概念沟壑纵横、风沙漫漫。胡晓云团队通过调研、策划、创意，很快就构建起了“横山羊肉”区域公用品牌形象，品牌引领市场，当年，羊肉的价格就高出周边县区每斤一元。随着市场的打开，横山羊产业发展进入良性轨道。2018年数据，横山共扶持2656户贫困户发展养殖业，羊子饲养量达到近226万只，实现产值11.72亿元。这年，历史上一直以穷困闻名的横山，高质量通过国家验收，成为陕西首批退出贫困县序列的四个县之一。“横山羊肉”胡晓云在大声呼吁“品牌扶贫”概念：“老少边穷地区往往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保留着良种、良法以及鲜明的地域文化，这恰恰为品牌创建提供了最好的支撑。”用品牌唤醒沉睡的资源，不是掠夺式的，而是绿色生态可持续的。威宁苹果、景东核桃、尼勒克蜂蜜、奉节脐橙、平泉香菇……一个个贫困地区的区域公用品牌，在卡特手里成熟，成为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桥梁。区域公用品牌不仅针对产品。丽水曾是浙江最为贫困的山区，“丽水山耕”品牌创建后，累计产品销售额达到199.4亿，平均溢价33%。不仅带动整个丽水农业转型升级，而且通过品牌打通“两山”，实现了增收致富。2020年，全市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10731元，同比增长14.5%，增幅继续保持全省第一，实现低收入农户增幅全省“四连冠”。郭红东和他的“电商扶贫”2017年10月，山东曹县来了个浙江大学挂职的副县长，名叫郭红东。到曹县挂职的科技干部，大多来自山东本地高校。这次，怎么来了个跨省的教授？原来，曹县是一个工业基础薄弱、贫困人口位居山东第一的农业县。近些年，农村电商在曹县星火燎原，推动了演出服、木制品、农特产的大发展。但下一步该走向何方？曹县需要借用先进地区的“大脑”。郭红东是浙江大学CARD农村电商研究中心主任。他来到曹县，就是想探索，贫困地区如何借助农村电商进行弯道超车，实现县域经济发展新突破？郭红东调研后，郭红东发现，浙江境内大多是先有产业发展，再有电商渠道的拓展；而曹县则是电商发展，带动了产业兴旺，产业兴旺又进一步促进了人才回流、农民收入提高。曹县电子商务的“当家产业”是演出服，但随着消费升级，其门槛低、效益低等弊端日益显现。郭红东在发展方向上为县委县政府提供决策咨询，论证演出服向汉服转型发展的可能性，参与“e裳特色小镇”的规划定位讨论。为了让特色小镇尽快落地，郭红东发挥资源优势，联系并陪同曹县领导前往浙江，考察投资管理运营模式。2018年“直播”爆发，郭红东马上推动曹县抓住机会，建立直播基地，开展短视频营销、直播带货、品牌推广、网红主播达人培育，构建电商发展“新生态”。2018年，曹县的淘宝村从上一年的74个，猛增到113个，新增数量位居全国第一，成为山东最大、全国第二大淘宝村集群。大集镇32个新政村全部成为淘宝村，是山东唯一一个淘宝村全覆盖的集镇。据曹县政府2018年工作报告，全县943个扶贫车间中，20%属于电商扶贫车间，电商带动2万余人精准脱贫，占全部脱贫人口的20%。12个省级贫困村发展成为淘宝村，实现了整村脱贫。郭红东（左3）推动曹县电商发展2019年4月，“电子商务促进乡村振兴论坛”在曹县举行。以特色产业为依托，以人才培育为核心，电商平台（市场）和服务型政府双向赋能，引导农民大规模电商创业，实现乡村振兴为内涵的“曹县电商发展模式”走出山东，为全国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提供了学习的样板。2019年5月底，国务院对发展农村电商和产销对接成效明显的十个典型县予以激励，山东曹县就是其中之一。内容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浙江频道《和农民一起站在田埂上，浙江大学“卡特”的扶贫担当》（作者：顾春）图片来源：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丨部分图片来自网络今日编辑：浙江大学微讯社 孔祥思责任编辑：周亦颖

编者按：信息爆炸的年代，我们更加需要倾听思想的声音。浙江大学头条号特别开辟【启真新论】板块，收录浙江大学各领域专家学者独家观点。本期，我们推出的是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黄祖辉的《准确把握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一文。观点的碰撞，智慧的交锋，我们也期待听到您的声音！投稿邮箱:zdxmt@zju.e.cn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继中国新农村建设战略后着眼于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着力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又一重大战略，而且也是着眼于解决新时代中国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尤其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矛盾的重大举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仅需要充分认识这一战略的重大意义，而且需要准确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内涵、目标任务及其实施路径。一、准确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内涵首先，要准确把握乡村振兴战略和城市化战略的关系。通过乡村振兴战略解决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矛盾，并非意味着中国城市化战略将放缓，更不是要用乡村振兴战略来替代城市化战略。恰恰相反，乡村振兴战略必须置于城乡融合、城乡一体的架构中推进，并且应以新型城市化战略来引领，以建成“以城带乡”“以城兴乡”“以工哺农”“以智助农”“城乡互促共进”融合发展的美丽乡村和实现乡村振兴。当前，无论从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协调发展的要求，还是从三次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看，中国均处在城市化加快发展的时期。尽管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仍存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滞后和城市群发展不充分等问题，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重大方针和举措表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到2020年解决“三个一亿人”问题，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正在成为中国城市化战略坚定不移推进的重点与方向。从世界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看，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城市化是人口和非农产业在空间集聚的过程，城市化必然是乡村本土人口减少的过程，但是，城市化并不排斥乡村的现代化和振兴，相反，乡村的现代化和振兴要以城市化的充分发展为前提。因此，从人口流动和空间集聚的角度讲，中国乡村振兴的过程，一定是城市化充分发展的过程，是人口与产业在城乡之间优化配置、城乡互动和融合发展的过程。其基本的逻辑是：城市化离不开乡村人口和要素的融入，而乡村振兴和现代化也离不开城市对乡村的带动和城市人口对乡村的向往。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与城市化战略的逻辑关系进一步表明，乡村振兴的战略重点与任务既在乡村，又在乡村以外。要实现城乡人口的交互流动和优化配置，必须拓宽乡村振兴战略的视野，既重视乡村内部的建设发展和体制机制的创新，又重视乡村振兴外部环境的改善。由于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具有社会保障和财产权利双层二元的特性，因此，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的角度看，以城乡社会保障体制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为重点的三大联动改革，即城乡联动、区域联动以及中央和地方联动的改革，应纳入乡村振兴的战略框架，并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驱动力。也就是说，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一体、城乡融合、城乡互促共进的体制机制，应成为乡村振兴和乡村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其次，要准确把握中国乡村形态及其变化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发展，中国不仅已有2.6亿农村劳动力转向城镇就业，而且村庄的数量也在不断减少，从2000年的66万个行政村，减少到2016年末的52.6万个行政村。并且这些村庄已经分化成不同的类型，从人口集聚状况与生活方式看，大体可以分成三大类型。一类是已被城镇化覆盖或即将被覆盖的村庄，如城中村、镇中村和城郊村，这些村庄人口集聚程度较高，村民生产和生活相分离，空间人口既包括村民，也包括非村民。另一类是2005年国家实施新农村建设以来由若干村庄“撤扩并”逐步形成的，人口相对集聚、村民生产与生活相分离、社区服务功能基本健全的中心村。还有一类是人口集聚度不高、村民生产生活依然不分离的传统村庄。很显然，这些不同类型的村庄，在乡村振兴中将会有不同的发展走向：有的会很快融入城镇化，直接成为城市的组成部分；有的可能成为乡村社区的服务中心或新型田园生态小城镇；有的村庄，如“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口”的贫困村，或者空心村，则有可能随着人口的迁移或村庄的撤并而逐渐消亡；而大量的村庄，通过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会成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和乡愁依旧的美丽家园。中国乡村形态分化与发展的态势表明，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中国乡村人口分布正在逐步从分散的自给型经济分布向相对集聚的市场型经济分布转变，乡村人口的空间格局与分布正在发生着剧变。这种剧变过程意味着，一方面，乡村的发展和振兴不仅需要城市化的引领，而且也需要乡村人口自身在空间上的相对集聚和优化分布，这两者应该是同步的过程；另一方面，乡村人口空间格局与分布的变化，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创新空间，具体而言，是为“乡”和“村”的有机结合、优化配置和融合发展提供了创新空间。从中国不同区域乡村的不同类型和发展实际出发，既可以以“村”为基本载体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可以以“乡”为载体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也就是说，在有条件的乡村区域，可以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探索以“乡”主导、以“乡”带“村”、“乡”“村”共治与融合发展的新型乡村治理结构，对乡村组织、干部体制、人口集聚、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和产权制度等进行深化改革和优化配置，实现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总而言之，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与城市化战略并不是个矛盾体，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交融关系。在中国乡村振兴的进程中，乡村定将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助推器，田园生态城镇的新空间，城乡居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与追求的宜居地。二、准确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将分为三个阶段，也就是：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全面实现。具体的建设目标和任务集中体现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二十字”方针，也就是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二十字”方针与2005年党在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二十字”方针相比，无论在提法的表述及其内涵方面，还是在目标要求等方面，都有了不少全新的意涵和指向，必须予以准确把握，使相关政策和建设举措既切合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又与各地乡村发展的实际紧密结合，产生切实的效率。“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经济基础。“产业兴旺”具有丰富的内涵，不能仅局限于第一产业农业的发展，而应着眼于“接二连三”、一二三产融合、功能多样、质量取胜的现代农业产业的兴旺与发展。因此，必须着眼于建立现代农业的三大体系，即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的建构与完善；注重现代农业产业链延长、价值链提升和利益链完善；突出产业发展的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和品牌化；推进多类型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多元化专业化农业服务发展；统筹兼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持小农户，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环境基础。要赋予“生态宜居”更多的内涵。首先，宜居的乡村生态环境不是仅仅针对乡村百姓宜居的生态环境，而且也应该是能满足城市居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宜居环境，即对城市居民开放、城乡互通的“生态宜居”。其次，实现乡村“生态宜居”必须对生态保护、生态产权、生态交易、生态利益等体制机制进行改革创新，以实现乡村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和谐统一，使“生态宜居”的乡村既成为城乡居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所在地，又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所在地和富裕农民的重要源泉。“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文化基础，也是乡村德治的本质体现。中国是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古国，同时也是个崇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生态文明的大国。这意味着，实现乡村振兴中的“乡风文明”，既要体现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五千年历史传承的农耕文明，又应该彰显与现代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文明，也就是说，是体现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相互融合与发展的“乡风文明”。如何把这两种文明有机结合、融为一体，形成中国特色的现代乡村文明体系，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需要重点研究和实践探索的课题。“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治理与管理的重要区别在于，治理强调的是多元的参与性和协同性，而管理强调的是纵向的主导性和服从性。乡村的“治理有效”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乡村“善治”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组成，“治理有效”应该既体现治理手段的多元化和刚柔相济，即“三治合一”，又体现治理效果的可持续性和低成本性，并且能为广大农民群众所认可、所满意。法治、德治、自治这一乡村治理体系从制度安排的角度看，法治属于正式制度和他治偏向的制度安排，德治则属于非正式制度和自治偏向的制度安排，两者一“刚”一“柔”，可以实现刚柔相济、张弛有余的治理效果。自治是村民自主和民主参与的重要前提和制度安排，是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制度基础。要实现乡村社区的有效自治，一方面，要清晰自治的边界，并对乡村社区组织进行必要的赋权；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社区集体组织的自主性和能动性。“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民生目标。具体而言，就是要消除乡村贫困，持续增加乡村居民收入，同时缩小城乡居民在收入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实现乡村人口全面小康基础上的“生活富裕”。居民收入水平是“生活富裕”最重要的衡量标志，但“生活富裕”不仅仅体现在收入方面，而且还应具体体现在居民生活质量方面，体现在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等方面。从这一意义上讲，“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终极目标。还需要把握的是，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字”方针所体现的五大目标任务是相互联系的有机体，因此，不仅要准确把握这“二十字”方针的科学内涵和要求，还要把握好这“二十字”方针所内涵的五大目标任务的内在逻辑性和相互关联性，以便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能做到整体设计、突出重点、方法得当、有序推进、事半功倍。具体而言，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首先，要把实现乡村百姓“生活富裕”作为乡村振兴的根本性目标。其次，要把乡村“治理有效”与“乡风文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治理有效”促进“乡风文明”建设，通过“乡风文明”建设提高乡村德治水平，实现“三治合一”的乡村“善治”格局。再次，要把“产业兴旺”与“生态宜居”有机结合起来，使“生态宜居”既成为乡村百姓“生活富裕”的重要特征，又成为“产业兴旺”的重要标志。这是因为，中国乡村的“产业兴旺”并不单纯是体现“一产农业”的“产业兴旺”，更要体现乡村一二三产融合和功能多样的“产业兴旺”，这其中，诸如乡村休闲旅游业和各种类型康养产业的发展，无疑要以乡村“生态宜居”为基础和前提。在准确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科学内涵和目标任务的同时，还应确立科学的推进思路和推进路径。本文构建了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思路和推进路径框架，详见图1所示。按照本文图1的构想，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应从区域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差异化发展的实际出发，把握“二十字”方针的科学内涵及其目标任务的相互关系，然后制定具体的落地规划。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推进过程中，还应把握“三条路径”的同步协调，即“五个激活”驱动、“五位一体”协同和“五对关系”把控的同步协调。也就是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先，要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内涵和目标任务进行充分论证；其次，要与区域城镇化进程和乡村发展实际紧密结合，对各地区不同形态的乡村及其发展进行合理定位，做好顶层设计，制定出具体的计划安排，而不宜仓促出台与实施建设项目，切忌操之过急，以避免走弯路。三、准确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路径（一）“五个激活”的驱动路径推进乡村振兴，必须激活市场、激活主体、激活要素、激活政策、激活组织。这“五个激活”要通过深化改革来实现。换言之，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靠改革来驱动，这是乡村振兴战略最重要的推进路径。1.激活市场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乡村振兴，尤其是在实现产业兴旺中的作用。激活市场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的改革。一是推进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与功能的改革。即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二是推进政府职能转换的改革。即改变政府干预与包办过多，进而替代市场的状况，以实现政府和市场的合理分工。就乡村振兴的诸多建设任务而言，如果没有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单纯靠各级政府主导和投入，乡村振兴所采取的举措充其量只是在短期内可行，长期不一定可持续。2.激活主体就是要激活乡村振兴中的经营主体。首先，经营主体能否被激活取决于它是否是市场的主体。从这一意义上讲，激活市场是激活主体的前提，市场不活，主体一定不活。其次，激活主体还必须赋权于主体。换言之，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要通过产权制度和经营制度的改革，赋予广大农民更多的财产权益和经营权利，使其能在市场竞争中拥有与城市居民平等的主体权利。3.激活要素就是要激活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这些基本生产要素。激活要素实际上是市场能否被激活和要素所有者能否被激活的基础与关键。因此，还是需要坚定不移地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改革。4.激活政策实质上仍要通过激活政府的途径来实现。这并不是要求政府无所不能，而是要求政府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有为的政府应该既能在“市场失灵”时替代市场，又能在“市场有效”时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也就是说，政府的政策应该既能及时弥补“市场失灵”，又能有效发挥“市场作用”。5.激活组织既与主体有关，又与制度有关。组织本身就是主体，不同的组织代表着不同的主体；同时，组织也是一种制度，不同的组织代表着不同的组织制度安排。在乡村振兴中，激活组织的重点是通过组织制度的改革与创新，促进农户家庭组织、农民合作组织、农业企业组织、农业行业组织等多种产业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协同发展，以激活不同类型的经营主体和经营机制，实现现代农业经营主体与经营体系的有机契合。（二）“五位一体”的协同路径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全社会多主体、多力量、多机制的介入与协同，这种介入与协同的结构应该是农民主体、政府主导、企业引领、科技支撑、社会参与的“五位一体”。1.“农民主体”就是让广大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而不是旁观者和跟随者。要使农民成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力量，必须确立农民在乡村的主体地位。首先，要完善乡村治理体系，赋予农民主体权利和主体责任，强化村民的自主意识和自治功能。其次，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农民，必须是组织化的农民，而不是分散的农民，分散的农民难以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难以担当乡村振兴的主体责任。因此，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如促进农民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乡村社区集体组织的完善发展，应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作为乡村振兴主体的农民，一定是“老农人”和“新农人”并存、二者相互交融和融为一体的农民，这是中国农业农村发展中人力资源变化的趋势所在。因此，通过教育、社保、产权等体制的深化改革与“新农人”政策的完善，提升乡村人力资源质量，优化农民主体结构，是让农民成为乡村振兴主体的重要环节。2.“政府主导”是指政府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应主要发挥制导和引导的作用。所谓“制导”，首先是中央政府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与推进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以清晰乡村振兴的科学内涵、推进思路、发展目标、阶段任务等，确保乡村振兴战略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其次是各级政府根据顶层设计，结合地方实际，制定具体的实施规划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改革方案与工作计划。所谓“引导”，可以看成是政府制导作用的进一步体现和延伸。只有将政府的制导作用和引导作用有效结合，才能充分体现政府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主导作用。政府的引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策引导，二是示范引导，三是投入引导。中国政府对农业农村发展应该说很重视，将“三农”工作置于各项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每年都发布与“三农”有关的“一号文件”，经常出台支农惠农政策，频繁建立各种类型的试验区、示范区，不断加大农业农村投入。但是，从政府引导的作用效果来看，仍存在政策之间协同性不够、精准引导作用发挥不够，不少改革试验区和发展示范区流于形式、实际的示范引导作用发挥不够，政府投入面广量大、但“四两拨千斤”的引导作用发挥不够等问题。这表明，有效发挥政府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主导作用，还有很大的提升与优化空间。3.“企业引领”是指各类企业，尤其是涉农类企业，应在乡村振兴中发挥龙头引领的作用。这种引领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投资农业的引领。农业不仅是一个投资回报期较长的产业，也是一个集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于一体、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较高的产业。对于这样的产业，单纯依靠农民的投资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鼓励和引导企业和工商资本投资农业，使其对农业投资起引领作用，并且支持企业进入农业的适宜领域，与农民共同推进产业兴旺发展。二是产业融合的引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纵向一体化发展的必然，是农业多功能发展的要求。产业融合程度既取决于产业链相关主体利益机制的建构，又取决于产业链中核心主体的引领作用。尽管中国农业产业的基本主体是农户和以农户为基本成员的农民合作社，但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现实看，却基本是企业主导的格局。因此，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除了重视广大农民主体和合作组织的培育外，更应重视企业在产业融合中的龙头引领作用和企业与农民之间利益机制的完善，以形成产业融合的共赢格局。三是带动小农的引领。企业对小农的引领不仅体现在发展理念、技术应用、市场开拓这些方面，还应该体现在引领小农融入现代农业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是着眼于“大国小农”这一中国基本国情的发展要点。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既取决于小农自身能力的提升、小农的组织化以及适合于小农的现代农业模式的选择，又取决于有助于克服小农局限性的体制机制的建构，如面向小农的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和社保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政府产业政策对小农的惠及和惠及方式的创新等。在这些方面，企业有很大的引领空间，如组织小农、建立基地、提供培训；建立面向小农的服务体系；通过小农生产要素的资产化、股份化，与小农建立长期的互利共赢关系，等等。4.“科技支撑”就是要在乡村振兴中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力量。首先是发挥农业技术对现代农业的支撑作用。现代农业是“接二连三”、功能多样的农业产业，要支撑这样的农业产业发展，必须拓宽农业技术的范畴，建立现代农业技术体系。也就是说，不仅要重视提高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技术进步，而且要重视提高资源利用率和质量安全的技术进步；不仅要重视“一产农业”的技术进步，而且要重视“二三产农业”的技术进步；不仅要重视单项技术应用的效率，而且要重视技术集成与组合应用的效率。其次是发挥互联网技术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支撑作用。短期看，互联网技术对农业农村发展来说既是机遇，更是挑战，主要表现为不少分散化、小规模、组织化程度不高的小农不适应代表高科技、由精英主导的互联网技术及其业态的渗透和冲击。这说明，要发挥科技在乡村振兴中的支撑作用，不仅取决于科学技术本身的应用效率及其对农业农村的适用性，还取决于科技应用主体对技术进步的适应能力，以及与技术进步、推广应用相关的体制机制的变革，如小农的组织化、公共服务体系的建构、线上与线下的协同和互联网的规制完善等，都应加快跟进。5.“社会参与”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和关键。这种社会力量既内涵于乡村社会，更来自于城市社会。社会参与的主要力量包括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与志愿者；社会参与的主要方式包括自主参与、合作参与、协同参与等；社会参与的主要内容包括创业参与、服务参与、援助参与、投资参与等。高校与科研机构具有人才和科技的优势，应成为社会参与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具有乡村情怀的能人贤达是社会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力量，应予以积极鼓励和引导。重要的是，要建立和完善社会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体制机制。例如，出台鼓励高校和科研机构在乡村建立研发基地、科技平台的相关政策；建立乡村振兴信息平台；建立大学生到乡村就业和志愿服务的激励机制并出台相关政策；为返乡创业人员、新乡贤和志愿者提供对接平台；完善企业社会责任的考核与激励机制；梳理和完善各种形式的社会帮扶乡村振兴的项目与激励措施等。（三）“五对关系”的把控路径同步协调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还需把控“五对关系”，即乡村与城市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人口与流动的关系、表象与内涵的关系、短期与长期的关系。1.把控乡村与城市的关系。前文在对乡村振兴科学内涵的阐述中，实际上想表明一个基本观点，即城市化离不开乡村要素的支撑，乡村振兴离不开城市化的带动，乡村振兴战略与城市化战略是相互依存与互动的关系，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再者，从中国现阶段三次产业结构的演进趋势以及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这“三化”的关系看，中国仍存在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均滞后的问题。其中，农业现代化滞后的一个重要成因是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不协调，即全社会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比重依然大大高于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通过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不断减少农业劳动力，是解决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双重滞后的基本途径。这表明，城市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不仅要双轮驱动，而且要有机衔接。现实的难点在于，中国仍然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因此，要实现这两大战略的双轮驱动和有机衔接，还是要在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这一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最大制约因素的同时，以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引领，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实现两大战略的互促共进和有机衔接。2.把控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政府主要起主导作用。但政府要发挥好主导作用，关键还是要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本质上不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不同机制或制度之间的关系，两者构成经济社会最重要的治理架构。政府运行机制的主要优势在于通过科层体系的制度安排，降低市场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而市场运行机制的主要优势在于通过竞争体系的制度安排，提高竞争效率，并且降低科层体系下的组织控制成本。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实现政府和市场的合理分工、优势互补，要求政府除了发挥制导和引导的作用外，还应对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资源配置以及类似公共产品的供给，提供制度安排和发挥主导性作用。在除此之外的资源配置以及产品与物品的供给方面，应充分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和供给。实践中，还应注重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或公共产品，然后由市场来具体运营。此外，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需要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制度的作用，以克服政府和市场都低效情况下的不足，形成政府、市场、行业组织“三位一体”的经济治理结构。3.把控人口与流动的关系。在乡村振兴中把握人口和流动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把控好乡村“留守人口”与“流动人口”的关系，这与对乡村振兴内涵的认识有关，与对乡村振兴与城市化关系的把握有关。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大量乡村人口实现了非农化和向城市的转移。但与此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中国乡村人口的非农化和向城市的转移又很不彻底。这集中表现为：乡村年轻人流向城市的多，举家流向城市的少；非迁移性质的流动人口多，迁移进城定居的人口少。这种乡村人口的流动性状导致了乡村“三留”人口（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的常态化和村落人口经常性（除春节、清明节等重要节日外）的“空心化”或村庄人气不旺。这不仅给乡村家庭的稳定性与和谐性带来了隐患，而且也给乡村社区的治理和建设带来了“缺人”的挑战。面对如此性状的乡村人口，出路并不是简单地通过乡村建设吸引乡村外出人口回归乡村或“返乡创业”，而是要通过城乡二元体制的破解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实现乡村人口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和择业。与此同时，要结合乡村村落的差异化发展，不断优化乡村人口在乡村空间的分布。毫无疑问，振兴的乡村应该是有“人气”的乡村，但这种“人气”一定是在城乡人口分布优化和乡村繁荣发展基础上所形成的“人气”，而不是单纯依靠乡村人口增加所产生的“人气”。从城市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关系看，乡村振兴的过程应该是乡村本土人口减少、但空间分布优化的过程。乡村振兴中乡村的“人气”，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城市化的充分发展和城市人口对乡村的向往与流动。4.把控表象与内涵的关系。乡村振兴应体现在表象与内涵两个层面。表象是乡村振兴的外在形态，内涵是乡村振兴的内在本质。乡村振兴的外在形态因不同村落自然生态与资源禀赋的不同，会呈现不同的形态风貌。在实施振兴乡村战略的过程中，首先要从区域乡村自然生态的特点出发，进行乡村形态和风貌的规划设计，不宜脱离自身实际，简单照搬其它自然生态不同地区的乡村外在形态和风貌。乡村振兴的外在形态和风貌，既取决于乡村的自然生态特点与资源禀赋，更取决于乡村振兴的内涵，即其内在的本质。换句话说，决定或衡量一个地区的乡村是否振兴的，不是它的外在形态，而是它的内在本质。这主要体现为乡村发展的体制机制，如治理有效的乡村自治制度，激励与约束相融的乡村生态环境保护与利用机制，健康向上的文明乡风，产权界定清晰并且具有活力的村集体产权制度，完善的乡村社保制度和农民财产权益制度，等等。因此，乡村振兴中应高度重视内涵建设，要内涵建设和表象建设两手抓，并且以内涵建设促进表象建设。5.把控短期与长期的关系。把控乡村振兴战略的长短期关系，有利于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做到分清轻重缓急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乡村振兴是个需要长期实施的战略，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切忌操之过急，更不能搞形象工程或单纯追求乡村外在形态的变化。要按照中央有关乡村振兴战略的三阶段发展要求，制定短期与长期相结合、内在与外在相结合的规划与行动计划。此外，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对于长短期关系的把控，不仅要考虑战略目标和建设项目的长短期结合，还要考虑体制机制改革与建构的长短期结合。要突出改革先行和重点突破，注重改革措施的配套和落地。对于国家已经明确的改革思路和举措，力求在短期内抓落实，大胆推进，力争取得成效并有所创新；对于国家没有完全明确、但有原则性指导意见的改革，应根据自身发展的实际与条件，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大胆的试验，争取为国家提供经验与思路。本文作者：黄祖辉，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图片来源于网络本文编辑：张佳楠

4月29日晚8点35分，浙大挂职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的副县长许亚洲在“求是无量”微信群发了一则信息：报告各位领导老师，刚刚评估组反馈——零错退、零漏评、高满意度，景东将按照程序退出贫困县序列。整个微信群立马沸腾，鲜花和祝福铺天盖地。扶贫八年，这是对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英文缩写CARD简称“卡特”）师生们的最好回馈。云南省景东彝族自治县全景（李文圣 摄）黄祖辉的“造血”方案凌晨五点，天还没放亮，就打车赶往萧山国际机场，搭乘最早的航班飞往昆明。下机后转乘汽车，经过7-8个小时颠簸，天黑时分，才能到达景东彝族自治县。长达2600公里的行程，黄祖辉每年至少跑一趟，这一跑，不知不觉已经八年。黄祖辉是浙大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景东彝族自治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境内山峦叠嶂，95%为山区半山区。37万人口中，少数民族占51%，农业人口占30万多，农业 GDP 实际占比高达三分之二，产业弱、小、散、杂，属于典型的整体贫困、深度贫困县。黄祖辉（左3）在景东调研2013年开始，浙江大学对口帮扶景东。受聘为经济发展顾问后，黄祖辉每年跑景东，进行调研咨询，也开办讲座，为当地带去沿海地区的先进理念。“对贫困地区发展而言，政府‘输血’固然不可缺少，但形成‘造血’机制更为重要。”因为没有销路，景东漫山遍野的核桃挂在树梢无人采摘，特色乌骨鸡、食用菌都走不出大山。黄祖辉思考，要改一改扶贫模式：产业发展不仅需要科技支撑规模，也需要组织化、品牌化、电商化保障市场。“卡特”旗下建有合作组织、农业品牌、农村电商三个研究中心。除了自己研究合作组织外，黄祖辉同时将另外两个中心也引进景东，担任品牌顾问、电商顾问，实现“三化联动”脱贫模式。黄祖辉在青云村调研时的合影这里的乌骨鸡肉嫩鲜美，到了大城市，肯定供不应求。景东构建了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的组织体系，注册了“无量乌凤”、“无量锦凤”区域公用品牌，在“种鸡培育、集中育雏、生态放养”产业构架下，共发展专业合作社9个，存栏2000只以上的家庭养殖户78户，2018年出栏480万只，比浙大定点帮扶前的2012年提高253.85%。“线上销售”让销路大开，实现产值3.8亿，帮助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19177户，带动脱贫人口65401人。浙大团队助力景东产业发展从“输血”到“造血”，景东的贫困发生率从22.34%下降到1.2%。2020年5月16日，云南省政府正式发文，摘掉了戴在景东头上多年的贫困帽子。胡晓云和她的“品牌扶贫”2014年底，滴水成冰的北京，华能集团扶贫处处长唐凯和“卡特”农业品牌研究中心主任胡晓云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华能集团从1995年开始，就对口帮扶陕北横山发展羊产业。但养殖规模迅速扩大，产品品质有口皆碑，遗憾的是没有响亮的品牌。在与新疆、内蒙等地羊肉的竞争中，横山羊肉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富民效应难以发挥。胡晓云被誉为中国农业品牌的“拓荒者”，她首倡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曾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并且已经拥有大量成功的案例实践。双方联手，决心在横山进行“品牌扶贫”的实验。胡晓云呼吁“品牌扶贫”概念沟壑纵横、风沙漫漫。胡晓云团队通过调研、策划、创意，很快就构建起了“横山羊肉”区域公用品牌形象，品牌引领市场，当年，羊肉的价格就高出周边县区每斤一元。随着市场的打开，横山羊产业发展进入良性轨道。2018年数据，横山共扶持2656户贫困户发展养殖业，羊子饲养量达到近226万只，实现产值11.72亿元。这年，历史上一直以穷困闻名的横山，高质量通过国家验收，成为陕西首批退出贫困县序列的四个县之一。“横山羊肉”胡晓云在大声呼吁“品牌扶贫”概念：“老少边穷地区往往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保留着良种、良法以及鲜明的地域文化，这恰恰为品牌创建提供了最好的支撑。”用品牌唤醒沉睡的资源，不是掠夺式的，而是绿色生态可持续的。威宁苹果、景东核桃、尼勒克蜂蜜、奉节脐橙、平泉香菇……一个个贫困地区的区域公用品牌，在卡特手里成熟，成为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桥梁。区域公用品牌不仅针对产品。丽水曾是浙江最为贫困的山区，“丽水山耕”品牌创建后，累计产品销售额达到199.4亿，平均溢价33%。不仅带动整个丽水农业转型升级，而且通过品牌打通“两山”，实现了增收致富。2020年，全市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10731元，同比增长14.5%，增幅继续保持全省第一，实现低收入农户增幅全省“四连冠”。郭红东和他的“电商扶贫”2017年10月，山东曹县来了个浙江大学挂职的副县长，名叫郭红东。到曹县挂职的科技干部，大多来自山东本地高校。这次，怎么来了个跨省的教授？原来，曹县是一个工业基础薄弱、贫困人口位居山东第一的农业县。近些年，农村电商在曹县星火燎原，推动了演出服、木制品、农特产的大发展。但下一步该走向何方？曹县需要借用先进地区的“大脑”。郭红东是浙江大学CARD农村电商研究中心主任。他来到曹县，就是想探索，贫困地区如何借助农村电商进行弯道超车，实现县域经济发展新突破？郭红东调研后，郭红东发现，浙江境内大多是先有产业发展，再有电商渠道的拓展；而曹县则是电商发展，带动了产业兴旺，产业兴旺又进一步促进了人才回流、农民收入提高。曹县电子商务的“当家产业”是演出服，但随着消费升级，其门槛低、效益低等弊端日益显现。郭红东在发展方向上为县委县政府提供决策咨询，论证演出服向汉服转型发展的可能性，参与“e裳特色小镇”的规划定位讨论。为了让特色小镇尽快落地，郭红东发挥资源优势，联系并陪同曹县领导前往浙江，考察投资管理运营模式。2018年“直播”爆发，郭红东马上推动曹县抓住机会，建立直播基地，开展短视频营销、直播带货、品牌推广、网红主播达人培育，构建电商发展“新生态”。2018年，曹县的淘宝村从上一年的74个，猛增到113个，新增数量位居全国第一，成为山东最大、全国第二大淘宝村集群。大集镇32个新政村全部成为淘宝村，是山东唯一一个淘宝村全覆盖的集镇。据曹县政府2018年工作报告，全县943个扶贫车间中，20%属于电商扶贫车间，电商带动2万余人精准脱贫，占全部脱贫人口的20%。12个省级贫困村发展成为淘宝村，实现了整村脱贫。郭红东（左3）推动曹县电商发展2019年4月，“电子商务促进乡村振兴论坛”在曹县举行。以特色产业为依托，以人才培育为核心，电商平台（市场）和服务型政府双向赋能，引导农民大规模电商创业，实现乡村振兴为内涵的“曹县电商发展模式”走出山东，为全国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提供了学习的样板。2019年5月底，国务院对发展农村电商和产销对接成效明显的十个典型县予以激励，山东曹县就是其中之一。内容来源：人民日报客户端浙江频道《和农民一起站在田埂上，浙江大学“卡特”的扶贫担当》（作者：顾春）图片来源：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丨部分图片来自网络封面图片：佳乐今日编辑：吴安琪丨佳乐责任编辑：金云云

11月26日，在“2020搜狐财经峰会”上，乡村发展基金会联合创始人、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国际院长陈志钢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参会并发表了题为“农业农村在经济转型中的基石作用”的演讲。陈志钢表示，中国经济在疫情的冲击下展现出来了特殊的韧性，同时农业农村在国民经济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农业食物系统起到了一个稳定器和储水池的作用。在陈志钢看来，农业农村的发展其实也是经济内循环的重要引擎。农村消费需求可能是形成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基础，农业农村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很大，是乘数或大于3。但同时他提到，我国农业农村的发展还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包括城乡发展严重不平衡和粮食安全问题。特别是我国当前还面临着庞大的低收入群体，且中国对食物的需求峰值还没有到来。会上，通过远程实时视频连线技术，陈志钢还与搜狐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朝阳就粮食安全问题展开了远程无延时互动。张朝阳表示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情况感触很深，并就微小农户提供大量食品这一生产方式的未来发展路径进行了提问。陈志钢回应称，这种状况将会在中国持续较长时间。“中国的农业农村发展很难走欧美的高度集约大规模的方式，我们需要寻求适合东亚农村发展的路径，而这也是解决中国农业粮食安全的关键所在。”【来源：国际商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4月29日晚8点35分，浙大挂职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的副县长许亚洲在“求是无量”微信群发了一则信息：报告各位领导老师，刚刚评估组反馈——零错退、零漏评、高满意度，景东将按照程序退出贫困县序列。整个微信群立马沸腾，鲜花和祝福铺天盖地。扶贫八年，这是对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英文缩写CARD简称“卡特”）师生们的最好回馈。云南省景东彝族自治县全景。李文圣 摄黄祖辉的“造血”方案凌晨五点，天还没放亮，就打车赶往萧山国际机场，搭乘最早的航班飞往昆明。下机后转乘汽车，经过7-8个小时颠簸，天黑时分，才能到达景东彝族自治县。长达2600公里的行程，黄祖辉每年至少跑一趟，这一跑，不知不觉已经八年。黄祖辉是浙大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景东彝族自治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境内山峦叠嶂，95%为山区半山区。37万人口中，少数民族占51%，农业人口占30万多，农业 GDP 实际占比高达三分之二，产业弱、小、散、杂，属于典型的整体贫困、深度贫困县。黄祖辉（左3）在景东调研2013年开始，浙江大学对口帮扶景东。受聘为经济发展顾问后，黄祖辉每年跑景东，进行调研咨询，也开办讲座，为当地带去沿海地区的先进理念。“对贫困地区发展而言，政府‘输血’固然不可缺少，但形成‘造血’机制更为重要。”因为没有销路，景东漫山遍野的核桃挂在树梢无人采摘，特色乌骨鸡、食用菌都走不出大山。黄祖辉思考，要改一改扶贫模式：产业发展不仅需要科技支撑规模，也需要组织化、品牌化、电商化保障市场。“卡特”旗下建有合作组织、农业品牌、农村电商三个研究中心。除了自己研究合作组织外，黄祖辉同时将另外两个中心也引进景东，担任品牌顾问、电商顾问，实现“三化联动”脱贫模式。黄祖辉在青云村调研时的合影这里的乌骨鸡肉嫩鲜美，到了大城市，肯定供不应求。景东构建了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的组织体系，注册了“无量乌凤”、“无量锦凤”区域公用品牌，在“种鸡培育、集中育雏、生态放养”产业构架下，共发展专业合作社9个，存栏2000只以上的家庭养殖户78户，2018年出栏480万只，比浙大定点帮扶前的2012年提高253.85%。“线上销售”让销路大开，实现产值3.8亿，帮助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19177户，带动脱贫人口65401人。浙大团队助力景东产业发展从“输血”到“造血”，景东的贫困发生率从22.34%下降到1.2%。2020年5月16日，云南省政府正式发文，摘掉了戴在景东头上多年的贫困帽子。胡晓云和她的“品牌扶贫”2014年底，滴水成冰的北京，华能集团扶贫处处长唐凯和“卡特”农业品牌研究中心主任胡晓云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华能集团从1995年开始，就对口帮扶陕北横山发展羊产业。但养殖规模迅速扩大，产品品质有口皆碑，遗憾的是没有响亮的品牌。在与新疆、内蒙等地羊肉的竞争中，横山羊肉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富民效应难以发挥。胡晓云被誉为中国农业品牌的“拓荒者”，她首倡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曾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并且已经拥有大量成功的案例实践。双方联手，决心在横山进行“品牌扶贫”的实验。胡晓云呼吁“品牌扶贫”概念沟壑纵横、风沙漫漫。胡晓云团队通过调研、策划、创意，很快就构建起了“横山羊肉”区域公用品牌形象，品牌引领市场，当年，羊肉的价格就高出周边县区每斤一元。随着市场的打开，横山羊产业发展进入良性轨道。2018年数据，横山共扶持2656户贫困户发展养殖业，羊子饲养量达到近226万只，实现产值11.72亿元。这年，历史上一直以穷困闻名的横山，高质量通过国家验收，成为陕西首批退出贫困县序列的四个县之一。“横山羊肉”胡晓云在大声呼吁“品牌扶贫”概念：“老少边穷地区往往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保留着良种、良法以及鲜明的地域文化，这恰恰为品牌创建提供了最好的支撑。”用品牌唤醒沉睡的资源，不是掠夺式的，而是绿色生态可持续的。威宁苹果、景东核桃、尼勒克蜂蜜、奉节脐橙、平泉香菇……一个个贫困地区的区域公用品牌，在卡特手里成熟，成为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桥梁。区域公用品牌不仅针对产品。丽水曾是浙江最为贫困的山区，“丽水山耕”品牌创建后，累计产品销售额达到199.4亿，平均溢价33%。不仅带动整个丽水农业转型升级，而且通过品牌打通“两山”，实现了增收致富。2020年，全市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10731元，同比增长14.5%，增幅继续保持全省第一，实现低收入农户增幅全省“四连冠”。郭红东和他的“电商扶贫”2017年10月，山东曹县来了个浙江大学挂职的副县长，名叫郭红东。到曹县挂职的科技干部，大多来自山东本地高校。这次，怎么来了个跨省的教授？原来，曹县是一个工业基础薄弱、贫困人口位居山东第一的农业县。近些年，农村电商在曹县星火燎原，推动了演出服、木制品、农特产的大发展。但下一步该走向何方？曹县需要借用先进地区的“大脑”。郭红东是浙江大学CARD农村电商研究中心主任。他来到曹县，就是想探索，贫困地区如何借助农村电商进行弯道超车，实现县域经济发展新突破？郭红东调研后，郭红东发现，浙江境内大多是先有产业发展，再有电商渠道的拓展；而曹县则是电商发展，带动了产业兴旺，产业兴旺又进一步促进了人才回流、农民收入提高。曹县电子商务的“当家产业”是演出服，但随着消费升级，其门槛低、效益低等弊端日益显现。郭红东在发展方向上为县委县政府提供决策咨询，论证演出服向汉服转型发展的可能性，参与“e裳特色小镇”的规划定位讨论。为了让特色小镇尽快落地，郭红东发挥资源优势，联系并陪同曹县领导前往浙江，考察投资管理运营模式。2018年“直播”爆发，郭红东马上推动曹县抓住机会，建立直播基地，开展短视频营销、直播带货、品牌推广、网红主播达人培育，构建电商发展“新生态”。2018年，曹县的淘宝村从上一年的74个，猛增到113个，新增数量位居全国第一，成为山东最大、全国第二大淘宝村集群。大集镇32个新政村全部成为淘宝村，是山东唯一一个淘宝村全覆盖的集镇。据曹县政府2018年工作报告，全县943个扶贫车间中，20%属于电商扶贫车间，电商带动2万余人精准脱贫，占全部脱贫人口的20%。12个省级贫困村发展成为淘宝村，实现了整村脱贫。郭红东（左3）推动曹县电商发展2019年4月，“电子商务促进乡村振兴论坛”在曹县举行。以特色产业为依托，以人才培育为核心，电商平台（市场）和服务型政府双向赋能，引导农民大规模电商创业，实现乡村振兴为内涵的“曹县电商发展模式”走出山东，为全国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提供了学习的样板。2019年5月底，国务院对发展农村电商和产销对接成效明显的十个典型县予以激励，山东曹县就是其中之一。（原标题《有担当，很给力！》。编辑 钱逸）

(经济观察)中国数字基建“下乡”弥合城乡数字鸿沟中新社北京7月18日电 (夏宾)浙江梅雨季节持续的阴雨天气，给杭州市萧山区临浦镇通二村的村民们造成了困扰。7月3日，早晨7点15分，村民童国伟通过“平安钉”发布了一条信息，“新区马路边下水道堵住望领导处理一下”，7点35分，村主任华永良到达现场勘查，并对下水道进行疏导，8点，网格员反馈结果“已经第一时间派人处理了”。据悉，自2019年临浦镇与阿里巴巴钉钉开展合作的“平安钉”运行至今，村民反映的90%的事件24小时内就能处置完毕。7月17日，阿里巴巴钉钉对外宣布拿出1亿元人民币补贴普惠100个区县，为10000座乡村振兴提供数字基建。中国数字基建开启“下乡”之路，这意味着，类似“平安钉”模式的数字乡村治理模式将越来越多。记者了解到，为支持区县经济体数字化转型，钉钉以原生数字化产品为底座，辅助一系列专属能力和硬件能力，面向政府、企业、乡村、民生等领域提供数字区县、数字乡村两大解决方案，为区县数字经济注入增长新动能，推动乡村振兴走向新阶段。中国社会的数字化离不开也少不了乡村。早在2018年官方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就提到，推动农村基础设施提挡升级、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弥合城乡数字鸿沟等内容。次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出炉，提出要把数字乡村摆在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位置。发展数字农业农村是建设数字中国的必然要求。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赵春江认为，只有社会的每一个单元都数字化，数字中国才能巍然屹立。而农业农村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亟需补齐的短板。加快数字农业农村建设，弥合城乡数字鸿沟，让农业农村农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将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中国信息化百人会执委、阿里研究院副院长安筱鹏表示，在历史上，每次产业革命都是一次基础设施的重构，而传统基建只能做到连接，数字基建的核心是赋能。安筱鹏举例说：“传统基建高铁、高速公路、机场可能修不到家门口，但是今天的数字基础设施却可以通过钉钉，迅速能把县域治理、村镇服务、经济运行嫁接在了一个全球最先进的底层基础设施。背后实际上是激发每一个人、每一个团队、每一个组织的创造性、创新力。”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徐旭初认为，中国的数字化水平走在世界前沿，但主要是一二线城市发展水平高，低维城市、县域总体上还存在“数字鸿沟”。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社会最深刻的变化是数字化，主要表现为企业的数字化，和县一级以下的数字化。数字化从生活、经济领域向社会治理延伸，既给政府赋能，也给百姓赋权，消弭数字鸿沟。(完)

“卡特”（CARD），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的英文缩写。其官网上，现任院长黄祖辉有这样一段寄语：中国是有着13亿多人口的大国，其中农民和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已不是农民，但作为一个与城市居民相对应的社会阶层来说，农民这一概念在中国相当长的时期内已然有着独特内涵。“卡特”的任务之一就是不仅要在统计的意义上，而且要在社会的意义上，减少这部分人的比重。基于此，“卡特”把“三农”作为研究对象，把“发展农业、繁荣农村、造福农民”作为己任。事实上，这也是黄祖辉40年来始终挑在肩上的担子，人们也因此称他为“三农”教授。2016年上虞农经学会“三农”教书匠：年轻人应该到农村去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的热潮里，17岁的黄祖辉从“大上海”来到“北大荒”，在黑龙江北安县引龙河国营农场良种场一干就是9年，也深深爱上了那片寒地黑土。在一眼看不到头的麦垄间，在食不果腹的筋疲力尽后，黄祖辉想着一个问题：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出路何在？这个问题伴随他求学、治学几十载，他的经历促成了他教书育人的不变准则。“大学生需要到基层去”黄祖辉说，“农村在中国社会是独特的存在，不了解农村就不能说了解中国。”在黄祖辉看来，年轻人在热滚滚的乡间地头能读懂真正的中国，也能帮助他们看清人生的奋斗方向。田间地头在他的培养下，一批批青年学子带着“三农”科学奔赴全国各地。据黄祖辉粗略统计，经他指导毕业的100多位全日制研究生中，八成以上都活跃在与“三农”相关的各个领域。浙江大学农经系主任郭红东在师从黄祖辉读博期间，获得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他说：“在黄老师带领下，我们的论文是写在大地上的，立足在无数份问卷调查和数不胜数的农村走访。”如今年过六旬的黄祖辉精力充沛，在“三农”领域耕耘不辍，到世界各地传播中国的农业发展理念依然是他生活中的常态。“拼”是郭红东对老师的评价，“老师不休息，我们怎敢休息”。学科掌门：“三农”研究的创新驱动“卡特”这个称呼听上去洋气十足，却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先端力量：18年来先后培养出300余名硕博士；出版学术专著近百部；在教育部组织的学科与基地评估中连夺“三冠”和三个优秀。这和黄祖辉的拼劲儿分不开。作为掌门人的黄祖辉认为，随着农业转型与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三农”研究不再走过去的单一技术经济路线，而是必须，不断丰富研究内容，尤其是通过学科之间的交叉，形成新的研究方向，才能持续保持活力。因此，“卡特”的研究重点早已从宏观政策的解读，逐步延伸到了、组织、农商，电商、品牌等现实中的微观问题的研究。这也是“卡特”不断开拓创新、领跑学科的原因之一。在黄祖辉的推动下，浙大许多看上去与农无关的专业因“卡特”集聚在了一起。如涉及乡村基层治理的公共管理，涉及环资与园林的农生环，涉及品牌的传媒，包含农村规划的城市规划等，如今成为了一股致力于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综合力量。黄祖辉带领“卡特”建立了农民合作组织、农业品牌、农村电商三个研究中心，分别解决组织化、品牌化、电商化等中国“三农”发展的难点痛点，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形成农业品牌、拓展营销渠道，推进小农与现代农业衔接。“卡特”还整合学校旅游管理学科的力量，组建成立了“乡村旅游研究中心”，致力于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践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硬道理。智库明星：“三农”学者的顶天立地作为应用性学科，“顶天”和“立地”是相互转化的，现实中必须突破的难题，就是学者必须高度关注的课题，不研究解决中国“三农”领域的重大发展问题，就没有“三农”学科存在的价值。这是黄祖辉一直强调的。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三农”学者黄祖辉的步子迈得稳而宽。多年来，黄祖辉带领团队发挥多学科协同优势，全面参与湖州市新农村建设行动方案，系统总结了把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的安吉美丽乡村建设经验。还与云南开远、贵州湄潭、广西邕宁、安徽宿州、四川蒲江、山西长治等市县开展与新农村建设、农村发展有关的课题合作研究，提出了促进中西部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的诸多政策与对策建议。2015年5月，《美丽乡村建设指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成为我国首个指导以村为单位的美丽乡村建设推荐性国家标准，标志着由浙大农经学科团队参与的美丽乡村建设标准化实践正式推向全国。2004年至今，黄祖辉带领的浙大农经学科持续承担商务部“反贫困与发展”、“小农适应全球化”援外研修项目，先后培训了来自亚洲、非洲、南美洲、大洋洲、欧洲和加勒比地区的10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700多名司处级政府官员和NGO干部，在培养国际人才、有效传播中国发展经验、讲好中国发展故事等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2014年，名为《小农大国：中国的实践与经验》的研究报告以浙大“卡特”之口将中国农业发展的故事传播到世界各地。援外研修班在黄祖辉的努力下，“卡特”为政府、企业提供了大量的咨询服务，成为中央与地方决策“三农”工作的智囊团。黄教授在会议上发言由团队撰写的大量研究报告获得了中央、省级领导的批示。其中“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亟需相关制度创新”，“打赢我国‘十三五’扶贫攻坚战的对策建议”等，分别获得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副总理汪洋的重要批示。本文作者：周伊晨 杨苗婧图片来源：黄祖辉本文编辑：吕心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