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刑法学研究生

文/华夏商训10年前4月中旬，“东阳富姐”吴英非法集资案在浙江省金华市中级法院大法庭开庭审理。10年后的今天，与吴英同岁、同乡的金诚集团实际控制人韦杰也因非法集资被抓。4月28日，杭州警方通报，已依法立案侦查金诚财富集团有限公司涉嫌非法集资案，并对金诚集团实际控制人韦杰及相关涉案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讽刺的是，5天之前，金诚集团官方还发布了辟谣公告表示，“目前，我司正是以此为目标导向，全面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与指导，努力通过战略重组积极恢复流动性”。据金诚集团官网显示，该公司是一家综合性的现代城市发展集团，成立于2008年，也就是吴英案审理的前一年，总部位于中国杭州。金诚集团以特色小镇为核心产品，旗下主要有金诚新城镇、金诚财富、金诚产业、金诚之星、有象文化、酒店、房地产、金诚金融、公众公司等板块。金诚集团创始人韦杰的简历非常光鲜。韦杰，1981年生于金华东阳。浙江大学法律专业毕业。毕业后，韦杰依照所学专业考取司法资格证书、律师执照，成为一名律师。200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韦杰意识到国内金融市场蕴藏的巨大机遇，毅然转行投身金融创业。2008年，韦杰创立金诚集团，并首创政信类产品，开始探索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业务的结合之道。同时，在浙江市场引入优质阳光私募基金，其优异市场表现和投资收益受到投资者青睐。创立金融高端论坛品牌西湖论金。2013年6月，取得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法律硕士学位。金诚集团自称，从2015年7月22日到2016年8月22日，累计拿下35个新型城镇化项目，签约总投资额1800亿元；截至2017年9月，金诚集团拥有特色小镇项目59个，政府项目签约量超过5700亿元。但对此部分媒体曾报道，“金诚集团5700亿元订单并无实据可查，大多数PPP项目均停留在框架协议或口头约定层面，尚未正式立项，更未进入动工阶段”。事实上，韦杰真正的第一桶金就来自“私募杠杆游戏”。2016年3月14日，《人物》官微发布的一篇《玩家韦杰，〈美人鱼〉背后的大人物》报道显示，韦杰是《美人鱼》投资方之一。从当时保底方和和（上海）影业有限公司官网披露的信息看到，当时投资方共有九家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星辉海外有限公司、和和（上海）影业有限公司、山南光线影业有限公司、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天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中国文化娱乐基金、象山泽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奥飞影业（香港）有限公司。工商资料显示，象山泽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韦杰，目前控股大股东为杭州金诚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值得一提的是，这家成立不到3年的公司变更记录达20次，成立之初的投资方是一家企业法人——北京泽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目前，这家公司已经注销。据天眼查显示，北京泽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马云国（二股东，持股比例14%）所在的杭州鼎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上海电影集团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的二股东，持股比例达49%。上海电影集团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的上级主管单位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这场《美人鱼》盛宴之后不久，5月12日，韦杰掌控的金诚集团斥资7.35亿元收购港股上市公司机电工程商雅骏控股75%权益，从而登陆港股主板市场，并将雅骏控股正式改名为金诚控股，这位“80后”港股上市公司董事局主席才开始在网络上崭露头角。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12月3日晚上7点，杭州广厦体育馆座无虚席，3100张票当天一抢而空，在现场观众“韦杰”“韦杰”的声浪中，金诚控股董事局主席韦杰出现在舞台的聚光灯下。那天晚上，两个小时的巡讲，他换了四套衣服。主题是：《美人鱼》背后的投资方之一，手下公司市值一年内翻10倍的故事。但彼时，韦杰玩金融游戏已被业内有所察觉。以江苏无锡·人鱼小镇项目为例，2017年3月3日，韦杰在无锡市滨湖区（太湖人鱼小镇所在地）市场监管管理局登记备案一家名为无锡人鱼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企业，该企业初始股东方为杭州金诚新城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5月5日，北京嘉轩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金诚特色小镇——无锡人鱼投资私募基金”，这只基金募集总额为5亿元，投资标的为无锡人鱼旅游发展有限公司10%股权。工商资料显示，这家3月份新成立的公司，注册资金为50亿元，但是实缴金额未显示。颇有意思的是，在私募基金运作1个月后，杭州金诚新城镇投资有限公司将自己股权部分质押29.5亿给北京嘉轩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这意味着，前者可以从该项目中抽取29.5亿元资金。工商资料显示，北京嘉轩财富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于2015年7月的企业，监事为骆元岸，法定代表人为吴昊天。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基金管理人信息公示中显示，吴昊天2016年9月之前在浙江诚泽金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高级投资经理，此后，一直到2017年3月，人鱼小镇基金启动之前，均在杭州金诚新城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担任投资总监，而金诚新城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金诚集团旗下子公司。金诚集团发布的私募产品期限差异极大，上述人鱼小镇项目期限为90个月，预期年化收益达到了10.5%。而短期的仅24个月（投资年化收益为7%～8.5%）。颇有意思的是，短期基金并不表明具体投向标的，而是注明用于投向金诚集团旗下私募基金管理人发行的以及浙江金观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代销的中、低风险私募基金产品。当时就有业内人士表示，PPP项目收益并不高，回报期又比较长，金诚这种操作手法有借新还旧之嫌。遗憾的是，这种提醒在狂热的收益面前自然被忽略了。想想那些当年坐着体育馆里，高呼韦杰名字的听众，现在又做何感想呢？金诚集团的核心板块的金诚财富则是集私募基金管理和基金销售于一体，旗下拥有1家基金销售公司金观诚，同时拥有新余观悦、新余观复、金诚资管、杭州金转源、杭州金仲兴、杭州观复6家私募基金。截至2019年4月28日，金诚旗下共运作354只产品。浙江金观诚有31只产品；6家私募基金管理公司还在运作的基金产品共有323只：包括杭州金转源72只、杭州观复111只、杭州金仲兴29只、金诚资产50只、新余观复31只、新余观悦30只。截至2018年初，金诚集团号称累计管理资产规模超700亿元。目前，金观诚财富已经人去楼空。除了对外宣称管理数字惊人的资产外，韦杰还一度让外界感觉他是一个极有人缘的老板。据鲁南快报报道，2018年2月，金诚集团开年会，韦杰邀请了众多大陆港澳台的一线明星，场面一度十分火爆。而且他还时常身着长衫，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学究，堂而皇之地与莘莘学子交流韦杰曾公开表示，“金融的创新最终还是要回归到金融本身的创新，而不是单纯形式上的创新。金融本身不产生价值，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才能产生价值。”或许一段时间内，走在“人生巅峰”的韦杰恐怕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个“思想者、创造者”。不过，假的究竟还是真不了。

2017年8月18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6集政论专题片《法制中国》，对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性变革和辉煌成就进行了全面总结。那么，你知道我国的法律是怎么制定出来，又是被谁制定的吗？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起一位法律“拓荒者”——高铭暄。他是我国第一部刑法的起草人，也是我国第一位刑法学博士生导师。9月29日，他被授予了“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成为法学界这一荣誉的唯一获得者。高铭暄，1928年出生于浙江省玉环县，父亲从事司法工作。受到父亲影响，1947年，高铭暄考入浙江大学法学院，后由于浙大法学院停办，转入北大继续学习法律专业。毕业后，正值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要招收10名研究生，高铭暄选择继续深造，之后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教学工作。25年、38稿，拟出中国第一部刑法典1954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的高铭暄，就加入了我国刑法起草的班子，他们用了25年时间，前后修改了38次，才于1979年正式出台了我国第一部《刑法》。刚刚成立的班子里，只有高铭暄一人是法学专业出身。此外，第一部《刑法》属于从无到有，因此整个小组毫无经验，也无从借鉴参考，只能从成千上万起案件中收集资料和调查。1957年，第22稿终于修改完毕，但因为一些原因立法工作不得不中断。1962年，刑法修订工作重新开始，就在他们全力以赴拿出第33稿时，因为一些原因又停滞了十几年。直到1978年，《刑法》立法工作第三次开始，在此前的基础上修改了5次后，终于获得通过，那天的高铭暄激动到了极点，而此时的他已经从26岁的小伙子，变成了半百老人。30余年培养67位法学博士高铭暄最遗憾的是，自己没有一个法学博士学位，这对于一生从事高校法学教育工作的他来说，多少有点不完美。为了弥补这个缺憾，2016年，已经88岁高龄的他通过努力，获得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对于他来说，最值得骄傲的成就是培养和指导学生，他最喜欢的事是上讲台，他的一生从未离开校园。为我国培养了67位法学博士，他们中有很多人，已经成为目前刑法学界的重量级学者。今年，已经91岁高龄的他仍然在“超长服役”，因为他要将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一代又一代学生，希望他们热爱刑法，并以此影响他人。自称是“90”后的他，生活中确实有点“潮”，不仅会用电脑、会玩手机，还会在朋友圈打卡学习英语。还是一位“资深熬夜爱好者”，因为在他看来，工作才是最大的乐趣，不仅不会累，而且能提神。对于88岁还在考博士的高老，你怎么看？欢迎评论。我是胡侃教育，如果您喜欢我的文章，欢迎点赞、关注、分享，谢谢。

人脸识别的应用正越来越广泛，也确实给人们带来不少便利。今年7月，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也引进了人脸识别技术，应用于年卡使用者的入园检票。动物世界还向所有的年卡用户发送一条信息：指纹识别取消，未注册人脸识别的用户将无法正常入园。请尽快前往年卡中心注册。这位用户质疑：一家动物游乐场也能采集人脸信息，安全性、隐私性都表示怀疑，万一信息泄露谁能负责？由刷指纹变成刷脸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为快速通行更新检票系统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位于富阳区，是一座规模较大野生动物园，成人门票一次是220元。若你购买年卡，购买者可以在一年的有效期内无限次逛园。“正是因为性价比比较划算，年卡的购买量很多，用户大约有1万多人。”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工作人员如是说。年卡只能供购买者本人使用，检票方式是通过年卡和本人指纹双重确认。双重检查方式，在实践过程中，逐渐遇到了一些问题。“指纹打卡耗时较长，每逢节假日高峰期，年卡用户扎堆指纹刷卡，有的人突然指纹刷不进去，或者是指纹机反应慢了，就会造成门口排长队十分拥堵的状况。”因此，有些年卡用户会向工作人员抱怨：你们的指纹打卡太慢了，能不能换一种入园方式？事实上，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也正在谋划“智慧旅游”，检票和安检模式的更新也在其中。经过前期考察，他们选择了人脸识别。今年7月，正式将人脸识别检票系统引入，拆除了原来的指纹检票闸门。10月17日，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向年卡用户发送了一条信息：园区年卡系统已经升级为人脸识别入园，原指纹识别已取消。即日起，未注册人脸识别的用户将无法正常入园。如尚未注册，请您携带指纹年卡尽快至年卡中心办理。一位年卡用户在收到这条信息后，对这种升级的安检方式发出质疑：动物世界怎么有权利采集我的脸部信息？法学副教授不接受人脸识别将杭州野生动物世界诉至法庭这位质疑的用户名叫郭兵，他是浙江理工大学特聘副教授，是浙大法学博士。郭兵今年4月27日购买了一张双人年卡，供两个大人带一个小孩一年免费入园，卡费是1360元。当时郭兵被告知，同时验证年卡及指纹即可在有效期内入园。10月17日，作为一位畅游多次的年卡用户，他也收到了短信。“看到短信的那一刻，我的职业本能反应是：杭州野生动物世界的做法明显涉嫌违法，我当时第一时间向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的朋友反馈了这一情况，希望检察院可以考虑通过公益诉讼的方式介入。一个多星期后，我决定自己去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核实一下情况。”10月26日，郭兵去往野生动物世界核实，他发现广告牌都明确要求进行人脸识别。“我明确表示不同意采集人脸信息，但得到的答复是必须进行人脸识别，年卡才能继续使用。”郭兵想要退卡，“但是动物园表示，只能把我已经进园次数的相应费用扣除，将剩下的钱退还给我。”郭兵不能接受，“我买年卡后都进园可能有5次左右，换算成人进园5次再退剩下的，这样一弄，我难不成还要倒贴钱吗？”10月28日，郭兵向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在起诉状中，他叙述了事情的经过。11月1日，法院正式决定立案受理这起案件。郭兵说，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9条规定，园区收集、使用原告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原告同意。而且，被告收集、使用原告个人信息，应该公开其收集、使用规则，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信息。“采指纹，我是同意的。但是采集人脸信息，我是拒绝的，难道因为我拒绝人脸信息采集，作为年卡用户的我就不能享受入园的权利吗？”郭兵说。郭兵表示，自己对人脸识别在内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有一定研究，“像是之前很火爆的换脸软件饱受争议一样，人脸信息采集我一直持保守态度的。比如，人脸信息的收集和使用存在极不确定的安全风险，公安等政府部门出于一定的公共利益考虑采集人脸信息我还可以接受，但是一家动物娱乐游乐场也能采集人脸信息，安全性、隐私性我都表示怀疑，万一信息泄露谁能负责？”用户要求年卡全额退款，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回复：可选择身份证和年卡双重认证入园“11月2日下午，野生动物世界打电话说，我可以通过年卡和身份证双重的方式入园。但是，这样一个空头承诺，万一实行几次后就不让我进了呢？大家都是刷脸进入，把我变成一个例外进园子，我心里也不舒服的。”在采访的末尾，郭兵依然坚持要通过法律来解决目前的问题。对于法院判决的结果，他表示有信心，“我起诉状中提出的主要诉求是野生动物世界将年卡费全额退款。当然，我起诉主要不是为了赔偿经济损失。我个人认为目前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存在不确定的安全风险，需要进一步加以规范。”针对郭兵的要求，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也有自己的说法。“从10月17日起，陆陆续续已经有年卡用户来录人脸识别了。也有个别的用户不理解，我们都将人脸识别能快速通行的好处告知，他们也都同意了。”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一位工作人员表示。10月26日郭老师来沟通时，我们也提示过可以通过身份证和年卡双重认证进园，直接找门口的年卡中心的工作人员证实身份就好。虽然我们不提倡这样的费时排队的入园方式，但是如果郭老师坚持，我们就采用这种人工的方式。”这位工作人员还提到，未来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将对接杭州城市大脑项目，而城市大脑对快速入园也有一定的要求。对于郭兵老师要求的全额退款诉诸法院的事情，工作人员表示11月1日接到了法院的电话，颇感意外。“但我们毕竟是一家企业，自负盈亏，如果全额退款，对我们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后续进动物园要采集人脸，在技术疯魔的时代个人信息采集边界在哪里因为不同意进动物园也要刷脸，浙江理工大学特聘副教授郭兵将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告上法庭。这可能是国内消费者起诉商家的“人脸识别第一案”。这不是小题大做和博眼球，法学专业的郭兵相比其他市民在个人权益保护上意识更强，而此次起诉的意义在于在技术大踏步飞奔的时代中，提出了一个个人信息采集和隐私保护的边界问题。起诉依据是消法中关于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10月28日，郭兵向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11月1日，法院正式决定立案受理这起案件。郭兵起诉的主要依据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个人信息的采集。有三大原则：合法、正当、必要。（起诉书由郭兵提供）人脸等敏感信息的采集是否滥用 谁来保护这些被采集的信息浙江垦丁律师事务所专注于网络法，主任张延来律师对“人脸识别案第一案”非常关注。他对郭兵起诉的解读是，法律专业出身的郭兵对人脸识别这个前沿技术，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提出了一个非常好也非常必要的思考。个人信息采集有“合法”、“正当”、“必要”三原则。首先，动物园进园要采集是否必要，值得商榷，在提供入园效率和个人信息的广泛性采集上，如何选择，值得探讨。第二，个人信息采集，要经过信息主体的同意，郭兵在10月份收到的园方通知短信，而后发现进园闸机全部更换。这种带有强制性的刷脸进园，是否涉嫌消法中对信息主体自由选择权的剥夺。当然，后来园方也有人工核验通道，但是对大多数年卡用户来说，这种刷脸方式是没有给予选择的。郭兵的目标其实不是野生动物世界，他提出了一个现阶段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在技术大踏步飞奔的情况下，5G、人脸识别等等作为创新技术中的代表性技术正在被大范围普及，与此同时，个人信息保护跟不上。各种机构泛滥性地对个人敏感核心信息采集之后，这些机构具有有效保护的能力吗。个人信息中分为普通信息和敏感信息，而人脸、虹膜、指纹等属于敏感信息，比如支付都能仅凭，那么这类具有唯一专属性的个人信息一旦泄露，势必对人身和财产安全都产生无可挽回的祸患。在此类个人信息的采集中，不管打着什么“智慧**”的旗号，都要遵循“必要”“经得同意”“披露使用规则”“有效安全保护”等几大要点。个人信息泛滥式采集和隐私保护的滞后性矛盾进动物园要刷脸，考勤要刷脸，装个APP要授权通讯录、相册等各种手机信息，在简单粗暴的“同意”和“不同意”按钮下，我们的个人信息被各种产品和服务以捆绑的方式强迫收集。前段时间爆发的大量爬虫公司涉嫌将个人信息作为大数据大量泄露和倒卖就已经拉响了警报。今年4月，公安机关会同北京网络行业协会、公安部第三研究所等单位发布了《互联网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指南》（下称《指南》），对个人信息保护予以规范。但是仔细阅读，《指南》的规定依旧比较宽松。公安三所的官方解读也表示，《指南》提出的要求是个人信息保护的最低要求。所以，不管这个第一案走向如何，我们还是应该为郭兵鼓掌。小时新闻记者还了解到，案件已经正式立案，对于这类新类型案件，富阳法院以及富阳检察院都非常重视。（原题为：《“动物园有权采集我的脸？”浙大法学博士怒告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泄露谁负责》）

资料图高铭暄在《我与刑法七十年》新书发布会现场发言。法治周末记者 王京仔听着不同的人讲述自己，高铭暄都会注视着对方，嘴角不时微微上扬。而当讲述人说到那些和高铭暄共同经历的“小故事”时，这位年过九旬的老教授便会戴上眼镜，低头翻看手中那本承载着他大半辈子过往的书册。6月22日，在《我与刑法七十年》新书发布会现场，高铭暄一直在认真听现场与会者的发言，这些与会者有他的同辈，他的朋友和学生，他们都是为高铭暄七十年的刑法人生而来。从1947年进入浙江大学法学院至今，高铭暄与刑法学已经结缘70载有余：参与中国第一部刑法典起草，主编“文革”后第一部最权威的刑法教科书，成为第一位刑法学专业博士生导师……那些不曾随着岁月而消逝的记忆，经高铭暄口述后被集结成册，《我与刑法七十年》的15余万字，记录着他的学术人生。这位“视刑法学为至爱”的刑法学泰斗，在向记者解惑他能数十年如一日坚持的理由时，平静又铿锵有力地说了句：“要把中国刑法学搞上去，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或许，支撑高铭暄的正是这“一种理想”。“法门”初心1928年5月，高铭暄出生在浙江省玉环县一个三面环山，南临东海的小渔村鲜叠村。尽管是“没读过书”的普通渔民，敬重读书人的祖父还是将两个儿子都送进了学堂。祖父的这个决定，似乎注定了高铭暄和“法”的缘分。父亲高鸣鹤学成后，成了上海特区地方法院的一名法官，而高铭暄的叔叔也在其后辗转到浙江宁海法院当了书记官，高家成了镇上有名的殷户。而直到小学二年级期末，高铭暄才第一次认识到读书的意义。因为“语文只得了30分”，他必须降级重读。感到“丢人”的高铭暄开始认真，自此，他成了学校成绩布告栏上“第一名”的常客。1944年，他以鲜叠小学第一的成绩考入出了名严格的温州瓯海公学，也是鲜叠小学那届毕业生中的唯一一个。彼时，上大学不仅门槛很高，学费对一般家庭来说也是笔不小的负担，但从上海定期送到高铭暄手上的家书，使他下定了“一定要拿到大学文凭”的决心。“父亲一再承诺，只要我能考上大学，无论如何也会供养我大学毕业”，信的末尾总是高父“认真读书”的叮嘱。因为日军对温州的侵占而休学半年，1947年8月，念了三年半高中的高铭暄顺利从温州中学毕业，并同时被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和复旦大学录取。“父亲当时做法官，也是搞刑事的，这个也影响了我。”早已决定“读法律”的高铭暄，考虑到此时父亲已转调杭州法院工作，就近选择了浙江大学，并如愿以偿进入法学院学习。与刑法结缘尽管在浙江大学的时间仅有两年，但正是在这里，高铭暄遇到了直接促使他走上“刑法之路”的恩师李浩培。入学的第一个学期，高铭暄的刑法总则授课老师正是当时的法学院院长李浩培。“他的课引起了我对刑法的极大兴趣，让我感到刑法这门课最有意思”，李先生略重的昆山口音，仍挡不住高铭暄沉溺在漂亮的板书和一个个生动的案例中。这或许是冥冥中注定的，高铭暄注定与刑法学结缘，李浩培的唯一一次刑法教学就定格在了那个学期。“以前没教过刑法，之后也没有再教刑法”，以“搞国际法”著称的李浩培当时之所以亲自上阵，仅仅因为一个“无奈”的理由，“刑法教授还没有聘到”。两年后，时局变化，因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浙江大学的法学院成了唯一被撤销的学院。“旧的法律不学了，新的法律、政策也可以学。”眼看就要进入大三，既不想直接工作，也不想转系的高铭暄，也正是在恩师李浩培的介绍下，通过当时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费青转入了北京大学。尽管过去了近60年，这张落款于1949年9月16日的“国立浙江大学学生旅行证明书”，依旧被高铭暄保存得完好无损。当时必须持通行证才能上路，高铭暄正是拿着这张油印纸和浙江大学开具的证明材料等，通向了此后他实现一生理想的舞台——北京。而他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恰逢新中国建立初期，刑法立法文件极少，“旧的法律被废除了新的法科专业还没有建设起来，接受的大多是政法教育”。如果说在浙江大学初步奠定了高铭暄对刑法学的兴趣和基础，那么北京大学的学习“进一步提高了刑法学认识”，而系统、深入的刑法学研究，在高铭暄看来，要归于中国人民大学。1951年，大学毕业的高铭暄放弃了工作分配，被保送至人民大学刑法教研室成为了一名刑法学研究生。“向往能够到人民大学深造，系统学习一套新的法律理论知识”，当时，作为新型学校的人民大学请了大量的苏联专家。“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相联系。”高铭暄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办学“口号”。两年后，研究生毕业，以全优成绩留校任教的高铭暄参加了当时人民大学举行的俄语竞赛。“我每个月工资才52元”，得了一等奖的300元奖金突然砸得高铭暄有点“眩晕”：“每斤大对虾3元，300元可以买100斤大对虾。”后来，在高铭暄的教学之初，也教授过俄罗斯刑法，而当时还叫“苏维埃刑法课”。修法25年刚到北京时，年仅21岁的高铭暄作为北京大学学生代表参加了开国大典，而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就与他“一街之隔”。那时的他不会想到，仅仅5年后，他会与新中国的刑法制度设计紧紧联系在一起。1954年，高铭暄26岁。这一年9月，我国刚通过了第一部宪法，刑法的起草工作就被提上日程。“当时来讲是最显著需要的，国家治理社会、打击犯罪，保障国家和公共安全都迫切需要刑法。”高铭暄向记者回忆。同年10月，高铭暄暂停了人民大学的教学工作，“将办公室一收”，就按照通知赶到了位于北京市西黄城根北街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法律室，当时的刑法起草小组就在此办公。在二十多人的起草小组中，高铭暄是唯一真正出身刑法专业科班的，其他人也毫无立法经验。每天早上八点，高铭暄都会准时来到办公室收集各种立法资料，仅最高法院从全国收集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刑事审判材料就有1万多份，每个小组成员还要到自己分派的部门和企业进行责任事故调查。除了国内现状的资料，外国刑法和中国古代立法也在参考之列。1926年《苏俄刑法典》，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的刑法典，《唐律》和《清律》都摆上了高铭暄他们的案头。几个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的第一稿初步完成。几经修改，到1957年6月，起草小组拿出了送审的第22稿。眼看着“近三年的努力，终于有了收获”，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的诞生却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得命运多舛。直至1978年10月，回到停办8年之久的人民大学，高铭暄第三次进入重新成立的刑法草案修订组。此时，26岁的小伙子几经成为两鬓零星添白的半百之人。在历经5稿之后，1979年7月1日下午4点05分，高铭暄抬起手腕，记住了这个让他铭记一生的时刻。当时他站在人民大会堂三楼，楼下会场因表决通过刑法草案传来的掌声让他有了真实感。“泱泱大国自此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刑事法典，刑事诉讼活动终于有法可依了。”而在此之前，在高铭暄的记忆中，犯罪案件的裁判，“绝大多数根据政策精神来判”。一部刑法典的制定历经25年，已然耗去高铭暄人生的四分之一，也将他熬成了唯一一位自始至终参与刑法典创制的学者。此后的40年，无论是1997年刑法出台，还是对刑法修正案的讨论，高铭暄都参与见证。“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尽管如今的高铭暄是人们口中的刑法学泰斗、著名法学家，而他最珍视的还是那三尺讲台。“我选择了教书育人，就矢志不渝。”高铭暄略带笑意地说。除了“文革”时期，高铭暄一直坚持在教研岗位上，自1984年1月成为我国刑法第一位博士生导师以来，已经培养了67位刑法学博士生。“我要向孔圣人学习、学习、再学习！”高铭暄曾笑谈，自己离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的“标准”还差得远。然而，除了赵秉志、陈兴良、姜伟等这些在法学界响当当的“直系弟子”，即使现在的年轻刑法学者们也不会忘记“高铭暄”的名字。早在上世纪80年代，高铭暄就任主编编写面向全国高等学校的法学教材，后来被称为“红宝书”的《刑法学》。凝结着他多年心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一书，高铭暄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保住他从1954年10月的十年间的早期刑法立法资料，“成为学界不能弥补的空白”。“我年岁已大，但心不老，愿意继续工作。”在高铭暄心中有着一点志气，“只要我们的国家富强，有影响力，有吸引力，刑法学就会做大做强，不会矮人一截”，刑法学应该成为一门显学。2015年，当高铭暄成为首位获得国际社会防卫学会授予的“切萨雷·贝卡利亚奖”的亚洲人时，他考虑再三，用自己并不熟练的英语作答谢辞，“这份荣光不仅仅属于我个人，首先属于我的祖国，属于中国刑法学界”。“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空。”在采访的最后，作为京剧爱好者的高铭暄念出了他最爱的京剧选段《洪羊洞》中的一句唱词。责任编辑：马蓉蓉

2018-01-30 16:58 | 浙江新闻客户端 | 通讯员 李世阳 记者 石天星最近，浙江大学本科刑法总论期末考试中的一道案例分析题让人见识了浙大“神题”的量级。请耐心看完这道题目，忽视人名带来的无厘头喜剧效果，也不要太沉浸，这只是一道刑法题目，外面的阳光还是很灿烂的。“看完我只想说，故事写得很精彩哇……老师你写武侠去吧，别教书了。”网友@折原二这样调侃。网友@SECALLR说：“看完我疯了，很庆幸没读法律。”杭州浙江大学校友会转载这道神题之后，评论区也是各种“脑洞”，有人问：“男女主角会被救活吗？”案例分析年底将近，在外辛苦打工一整年的李寻欢因工厂老板跑路而没领到工钱，每天风餐露宿、居无定所。夜黑风高的某个晚上，李寻欢在栖云桥的桥洞下铺上破烂的被子，身子卷成一团瑟瑟发抖。想起自己一年艰辛却身无分文，妻子也离自己而去，心中充满了怒火。而此时此刻，阿飞和林诗音相会于栖云桥上，你侬我侬地相互喂食，李寻欢想起自己在外混迹多年，妻子却和小白脸跑了，心中怒火被彻底点燃，朝着桥上两人怒火：谁他妈的在桥上谈恋爱，不想死的，给老子滚远点！阿飞愣了一下，为了不在女友面前丢脸，朝李寻欢回应道：老子谈恋爱干你屁事，不爱看就滚！边叫嚷着边朝桥下走去准备教训一顿李寻欢，林诗音紧跟在后面。到了桥下，两人继续对骂， 阿飞仗着自己练过散打，完全不将李寻欢放在眼里，径直走过去，连扇了李寻欢几巴掌，接着一记左钩拳，一记右勾拳重重地打在李寻欢头上，李寻欢往后踉跄了几步，眼冒金星。这时阿飞使出了苦练几年的反身飞踢术朝李寻欢的胸部踢过去，李寻欢往后飞出了两米远，扎扎实实地摔倒在沙地上，捂着胸口，半天没喘过气来。阿飞慢悠悠走过去，朝李寻欢猛踢。情急之下，李寻欢从背后抽出了随身携带的砍刀向阿飞的小腿横扫过去，阿飞惨叫一声跪倒在地，捂住小腿，林诗音跑过来扶住了阿飞。李寻欢看到局面已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便命令阿飞与林诗音当着他的面接吻（此后略去500字）。事后，林诗音对阿飞失望透顶，决心与阿飞一刀两断。为了报复阿飞，林诗音当场表示要和李寻欢在一起，李寻欢听到表白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欣喜若狂之余决定杀掉阿飞，以除后患。于是提着大砍刀朝瘫坐在地上的阿飞砍去，阿飞血溅当场。林诗音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吓得浑身发抖。李寻欢为防止日后林诗音告发自己，决定让林诗音也沾沾血，于是对林诗音说：如果你真的愿意和我在一起，就把这小子埋了。说罢就走到二十米开外的树下抽烟。林诗音在挖沙坑的过程中发现阿飞的腿还在动，意识到了阿飞还活着。想起之前两人甜蜜的点点滴滴，林诗音顿时陷入无比矛盾的心境，于是决定挖个浅坑，如果阿飞不死，算他命大。林诗音在阿飞身上盖上一层薄薄的沙土后，与李寻欢离开了现场。阿飞不久之后即爬出沙坑，在河堤上走了几步之后跌入河中溺死，第二天尸体被捞上来。李寻欢与林诗音远走他乡，隐姓埋名，开始了同居生活。林诗音对李寻欢一直怀恨在心，但同居一段时间又被李寻欢的忧郁气质所吸引，久而久之，因长期失眠而导致精神分裂，陷入限制责任能力状态。每次身心饱受煎熬之际，就往李寻欢的饭菜或者酒里滴一滴过期的鼠药，虽不足以毒死李寻欢，但李寻欢的身体每况愈下，食欲不振，经常头晕眼花，甚至出现尿血症状，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长期泡在网吧里打游戏，李寻欢结识了不少社会上的青年。长期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使李寻欢与林诗音的生活陷入极端的困境。李寻欢的好友龙啸天邀请李寻欢一起去盗窃紫禁珠宝城里的珠宝，为摆脱拮据生活的困扰，李寻欢决定加入。之后两人经常在电话里沟通详尽的盗窃计划，林诗音从李寻欢通话的内容中清楚得知李寻欢参与到了盗窃珠宝的犯罪计划中，担心李寻欢要是被抓了也会连累到自己，于是劝说李寻欢放弃，但李寻欢置之不理，吃准了林诗音不会告发自己，更是肆无忌惮地与龙啸天谈论盗窃事宜。到了计划实施的那一天，李寻欢与龙啸天假装是购买珠宝的消费者进入到该商场，趁机躲到楼梯的天花板上。夜幕降临，商场关门之后，两人从天花板上爬下来，用事先准备好的万能钥匙打开了珠宝店的大门。紫禁珠宝城的视频监控室由两名保安人员24小时严密看守，其工作机制是两人轮换休息，每三小时换一次，但李寻欢与龙啸天并不知情。当天由上官金虹与江南月值班，上官金虹在沙发床上休息，江南月紧盯着监控屏幕。李寻欢与龙啸天进入珠宝店后，屏幕上赫然出现的两个身影立马被江南月捕捉到，本来江南月下意识地想要叫醒呼呼大睡的上官金虹，但定睛一看，发现是李寻欢竟然是自己之前的工友。于是假装什么也没看见，心想着等他们两人拿到珠宝销赃后再找李寻欢拿点好处。李寻欢和龙啸天拿着钢锯子试图锯开珠宝柜上的锁，但声音过大，启动了声音自动报警器。上官金虹从梦中惊醒，飞步跑到珠宝店里大喊：哪来的毛贼，给我站住！李寻欢和龙啸天拔腿就跑，上官金虹穷追不舍。就在上官金虹即将擒住李寻欢之时，江南月操着一根木棍朝上官金虹的头部打去，哪知道上官金虹一个踉跄摔倒在地，木棍打中了李寻欢的头部，李寻欢晕倒在地。跑在前面的龙啸天折回来一脚把江南月踹倒，将李寻欢扛在肩上没命地往前跑。龙啸天将李寻欢送到李寻欢家里，李寻欢仍然昏迷不醒。龙啸天后来扫兴离去。李寻欢的头部一直在流血，呼吸越来越微弱，脸色苍白。林诗音将剩下的鼠药一饮而尽，倒在李寻欢身旁，等待生命的流逝。问题请运用所学的刑法学知识全面分析案中人物的罪责。 注意事项1.本故事纯属虚构，仅为考试所用，如有雷同，纯属巧合。2.除非有特别说明，否则均假设案中人物具有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3.不考虑追诉时效问题。

判断两所院校的专业强弱，我们不但要看它们的院校档次，还有看它们的学科实力，再看它们的录取分数和就业质量，综合考虑才能得出孰优孰劣。一、院校档次中国政法大学位于北京，它是一所以法学为特色和优势，兼有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理学、工学等学科的“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2011计划”和“111计划”（高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重点建设高校，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全国排名93。浙江大学，位于杭州，它是一所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大学，是“211工程”、“985工程”、“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重点建设高校，为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新式高等学校之一，全国排名第3 ，是一所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曾被英国著名学者杨约瑟称誉为“东方剑桥”。所以，从院校的档次和知名度上看，浙江大学都是秒杀中国政法大学的。二、学科实力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政治学为一级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学校9个一级学科参评并全部上榜，其中法学进入A+档，并列全国第一，政治学排名全国第八。浙江大学选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类），18个学科入选一流建设学科，居全国高校第三。据ESI公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3月，学校18个学科进入世界学术机构前1%，7个学科进入ESI前100位，均居全国高校第二；8个学科进入前1‰，5个学科进入ESI前50位，均居全国高校第一。整体实力可以说是非常强，那么它的法学专业如何呢？A+：生态学、光学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农业工程、软件工程、园艺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植物保护、临床医学、农林经济管理；A：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机械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土木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环境科学与工程、药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公共管理；A-：理论经济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电气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作物学、畜牧学、基础医学、工商管理、设计学。我们在浙江大学的A类学科中找到法学专业，但是属于A-档，所以如果单是以法学专业来比较的话，那么应该说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专业胜过浙江大学的。三、就业质量中国政法大学2017年、2016年本科就业落实率分别是97.99%、95.77%。继续深造率分别是59.22%和 58.55%。2017毕业生最终落实的平均年薪为 10.29 万元，就业满意度为94.92%.浙江大学2017年、2018年的本科就业落实率分别是97.22%、97.64%。继续深造率分别是61.97%和 60.3%。毕业生最终落实的平均年薪分别为 13.34 万元和13.38万元，就业满意度为97.64%和98.52%.因为中国政法大学2018年的就业质量报告还未出炉，所以小编暂以2017、2016年的数据部分数据为例。整体上这两所院校的本科毕业生都比较倾向于深造，而且这两年它们毕业生的平均年薪上涨都是非常迅速。但是相比之下，还是浙江大学整体的就业质量要好一点。四、录取分数从2018年浙江省的录取分数来看，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专业的分数一点都不低调，最低是662分，而浙江大学的人文社科类录取分数也是660左右，非常接近。小编给你提供了以上这些数据，那么在浙江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专业之间，你会选择哪一个呢？单选|中国政法大学和浙江大学的法学专业，你会选择哪一个呢？浙江大学法学专业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专业打开百度APP进行投票

8月10日，浙江省委组织部发布“拟提拔任用省管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其中，骆梅英拟任省直单位副厅领导职务。据公示信息，骆梅英出生于1980年11月，女，汉族，浙江杭州人，200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8年7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现任浙江工商大学党委委员、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兼校党委人才办公室主任。骆梅英（资料图）今年7月29日上午，浙江工商大学召开教师干部大会，宣布省委关于对我校领导班子调整的决定。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公务员局局长胡旭阳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教育厅党委书记、厅长陈根芳主持会议。省委组织部干部三处处长徐青录在会上宣读省委干部任命决定：金一斌同志不再担任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另有任用，陈柳裕同志任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陈寿灿同志不再担任浙江工商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保留本科高校正职待遇，郁建兴同志任浙江工商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任志国同志不再担任浙江工商大学党委副书记，保留本科高校副职待遇。钱天国同志不再担任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任浙江工商大学党委副书记。王登先同志不再担任浙江工商大学党委委员、纪委书记，保留本科高校副职待遇，陈金方同志任浙江工商大学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方向明同志任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金杨华同志任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党委委员。刘翔同志不再担任浙江工商大学党委委员，范钧、骆梅英同志任浙江工商大学党委委员。据学校官网介绍，骆梅英为教授，博士生导师，2008年获浙江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博士学位，期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法学院。骆梅英还兼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理事、政府规制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为法学会行政执法行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员、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案例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等。她还是浙江省人大地方立法专家库成员、杭州市人大立法咨询委员、浙江省政府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专家组成员等。 骆梅英（资料图）骆梅英的主要研究领域为：行政法、政府规制、经济公法等。目前，她已在《法学研究》、《环球法律评论》、《法律科学》、《中国行政管理》、《法学论坛》、《当代法学》、《行政法学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40篇，被中国社科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转摘6篇，译著1部，参与编著、专著等5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省部级课题8项。研究成果曾获浙江省“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浙江省“第十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第四届中国法学会优秀成果奖三等奖、浙江省2010-2014年“法学研究十佳优秀成果”奖等荣誉。2017年9月，《浙江人大》杂志上署名为骆梅英的文章《“简政放权”的浙江道路》中，她表示，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简政放权这条道路上，浙江一直引领全国，从审批标准化到“四张清单一张网”再到“最多跑一次”，浙江结合自身优势，不断追求行政程序和政务服务最优化的一次次升级式改革，可以称之为“简政放权”的浙江三部曲。骆梅英在文章中称，我们经常有感受，在互联网大行其道的今天，许多老百姓还在为办一件简单的事而不停跑腿。有的时候，老百姓办事流程是在网上提出申请，但证明过程仍然要通过网下提供纸质材料。中国社科院周汉华教授曾评价这是“一条腿迈进了信息化时代，一条腿还留在传统时代，根本原因在于业务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一方面，改革者们也深知仅仅停留于将所有部门物理集中于一个办公大厅并不能在实质上整合政府的业务形式，各个部门仍然在相对独立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完成申请人材料的审查。另一方面，以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理“一件事情”为导向，将分散于各个部门的事权集中至类似一级政府的平台上来行使，这种权力的结构性调整也催生了部门间信息充分共享和流程一体化的需求。而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与电子政务的发展，最大的贡献就在于突破了传统行政办公模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以及在信息、数据上的割据。另外，此次省管领导干部任前公示中，还有一位“80后”：帅朝晖，男，汉族，1980年8月生，江西修水人，1999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2年7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现任中共嘉兴市秀洲区委常委、王江泾镇党委书记，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

10月8日，武汉大学法学院公示了2020年接收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从公示的推免研究生录取名单来看，武汉大学法学院2020年一共接收推免学生165人，其中来自武汉大学本校的学生最多，有30人；来自同城的另一所法学强校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学生有16人；来自北京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的学生各有9人，来自中山大学的学生有7人，来自浙江大学、南开大学、重庆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的学生各有6人，还有许多来自其他高校的学生，一共来自47所高校。为保护隐私，就不公布具体的名单了，只公布统计结果，具体如下：从整体来看，武汉大学法学院推免生来源学校基本都为985/211大学，除了法学强校西南政法大学之外，都是211大学。武汉大学法学院实力雄厚，在法学领域中，武大法学还是基本排名前五，在国际法领域享有盛誉，在环境法领域也很不错，在行政法和宪法领域也很有竞争力。另外，我之前统计了一下，武大法学院出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青年长江也不少，虽然今年有一位长江到华中科技大学当法学院院长去了，不过今年公示的2018年的长江特聘名单中，武大法学院又上了一个长江特聘，师资力量可谓非常雄厚。另外，武汉大学法学院2020年硕士研究生全日制招生计划人数为282人，除了接收推免165人之外，还有统考名额117个。武大法学院2020研究生统考名额：END！

浙江，位于长三角，是华东地区的经济发达省份。经济越发达，教育资源越丰富。下面，我们一起走进浙江，看看这里有哪些优质的法学院校？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是一所具有显著学科特色和实力的法学院。该院有六十多年的历史，2007年冠名“光华”并成立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浙江大学与光华教育基金会达成的协议书中明确规定了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的“宗旨”：为了推进法治建设，培养具有“法律专业典范、追求社会公义”素质的第一流法律人，光华教育基金会捐资浙江大学建设一座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法学院。光华法学院秉承“求是厚德，明法致公”的院训，坚持“专业典范，社会公义”的法科教育理想，守候“返回法的形而下”的学术旨趣，营造“以学生为本，师生互动”的学院氛围。浙大光华法学院享誉海内外，著名法学家李浩培教授出任首任院长。浙大拥有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法治人才。学院聘请被誉为两岸民法“第一人”的前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王泽鉴教授等多位兼职教授定期为学生传道授业。2017年，在教育部学位中心进行的第四次全国高校学科评估中，法学学科被评“A-”。浙大光华法学院师资力量雄厚，尤其是法理学、民法方向，学术氛围浓厚，经常举办讲座，法学专业未来职业选择包括去公检法、律所、法务、券商，竞争压力较大。毕业生前几年工资不高。法律行业重在经验的积累。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是在原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和杭州商学院法学院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于1979年开始法学专科教育，是浙江省最早开展法学教育的学校之一。1994年经原 商业部批准 ，原杭州商学院设立商法专业，随即在工商价格系内成立法律教研室并开始招收商法专业本科生，使原杭州商学院成为浙江省内除杭州大学和宁波大学外较早设立并招收、培养法律专业本科学生的高等院校。1996年法律教研室独立于工商价格系，成立法律系。1997年，法律系更名为杭州商学院法学院。2001年6月，原杭州商学院法学院与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合并，组建成立新的杭州商学院法学院，2004年原杭州商学院更名为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随即更名为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浙工商法学院是近几年发展比较快的法学院，2018年获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这是浙工商法学院发展的重大突破。学院现已形成涵盖本科、研究生、留学生教育在内的完整的法学人才培养体系。2017年，在教育部学位中心进行的第四次全国高校学科评估中，法学学科被评“B-”。法学是浙江省内除浙大之外最好的，老师都是金道所和泽厚所两个大所的职业律师，多毕业于中政、华政、西政和浙大，师资还是很强的，而且实践性很强。宁波大学法学院宁波大学可能知名度并没有高，但法律系于1986年在北京大学法律系对口援建下创办，可谓历史悠久。2010年，宁波大学法学院与中国社科院法学所联合培养博士生。2017年，在教育部学位中心进行的第四次全国高校学科评估中，法学学科被评“C+”。专业不错，有前途，都是去做律师，法官，检察官，在宁波的法学界很牛，很多司法界朋友，有不错的前途，法学可以很好的知道怎么保护自己，运用规则和潜规则，不懂的话也可以自己解决。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浙江财大于2002年成立法学院，2011年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合作培养宪法与行政法专业博士研究生。2017年，在教育部学位中心进行的第四次全国高校学科评估中，法学学科被评“C-”。法学专业，虽不是学校的强势专业，但是师资方面也很不错，今年法考通过率创新高，学习氛围浓厚，招生人数近年来也有所扩大。我认为我们学校的法学专业目前来说还算不错。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法学院创办于2000年，学院拥有浙江省唯一的省级刑法学重点学科。很显然，浙工大刑法学实力强。学院在刑事与民事司法改革、知识产权诉讼、刑民交叉、行刑交叉等研究领域已形成鲜明研究特色，在学术界已形成较大影响。环境优美，理工科实力强，文科方面，经管不错，法学偏弱，但优秀的人才也多，法学院知识产权专业在准渐变好，保研名额也挺多的。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法学院成立于2001年，距今已经有19年历史。2014年，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获沈钧儒先生后人的授权，经相关部门批准，法学院正式更名为“沈钧儒法学院”。2017年，在教育部学位中心进行的第四次全国高校学科评估中，法学学科被评“C-”。师资力量丰富，就业情况良好，未来发展的渠道多，就业方向包括法务，律师，法官，检察官等，毕业生的起薪大概是2000至3000。专业分为法学和知识产权，法学包括民法、刑法、行政法、三大诉讼法，以及一些小法，民刑两法难度较大，专业课的老师都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讲课生动活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