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计文渊从史脉中寻找先贤墨迹书香计文渊收藏的嘉靖版《阳明全集》2013年夏，在德川博物馆发现朱舜水秘藏的《监国鲁王敕书》原件计文渊收藏的部分古籍善本前不久，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展览，其中有一幅王阳明书法《何陋轩记》手迹。余姚书画院常务副院长、文史学者计文渊收到朋友从现场发来的高清照片，由于此前他已对该幅书法的由来和递藏作过考证，认为这是一幅不可多得的王阳明真迹。他说：“若不是因为疫情影响，我真想飞去日本亲眼看看展览，站在王阳明《何陋轩记》展品面前，端详数日，献上瞻仰之意。”余姚，浙江省首批历史文化名城，素有“东南最名邑”“文献名邦”美誉。从古至今，余姚名士辈出，形成“姚江人物甲天下”现象。特别是王阳明和朱舜水的学说，在日本历史上影响深远。同时，虞世南、王阳明、朱舜水等余姚先贤的墨迹文献，也深受日本学者的追捧。最近十余年间，计文渊往返日本7次，平常亦与日本友人保持良好联系。每一次去日本，每一次通讯息，他只有一个使命，就是探寻与考究余姚先贤的遗墨，开展搜集与调研，试图为名邑乡邦的文献传承作一份贡献。由《朱舜水文献释解》史海钩沉寻觅遗珍2019年11月10日，“东亚视域下的朱舜水研究”学术研讨会最后一场“在阳明古镇建设中如何打造舜水文化元素”座谈会在余姚博物馆落下帷幕。活动由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浙江省稽山王阳明研究院、余姚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鉴于朱舜水在日本影响深远，中国学者邀请了日本学者参加座谈。中外学者围绕朱舜水知名度提升、物化纪念载体构筑等话题，深入展开学术、案例等层面讨论，观点碰撞、共识明显。计文渊在座谈会上说：“作为浙江先哲，朱舜水既有中国传统文化浓厚的底蕴，又置身于山川异域及广阔的国际视野，在中日文化交流史、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近年来，随着中日学者对朱舜水相关史料整理工作的推进，为进一步从东亚视域下开展纵深研究提供了新契机。”确实，计文渊不曾停息对朱舜水在日本的遗迹关注。早在2011年夏天，计文渊作为“德川博物馆儒学关系史料调查团”的成员，赴日本德川博物馆进行馆藏史料调查与研究，重点关注朱舜水相关文物与史料。德川博物馆是唯一能够看到水户德川家世传的系统性史料的博物馆，藏有珍贵文物3万多件，所藏的汉籍部分大多与朱舜水有关，且未曾公开。因此，将朱舜水、德川光圀及其弟子、《大日本史》编纂等相关的原始文献与解说公开出版，对于未来朱舜水研究的深耕工作有较大的帮助。调查团完成第一期选取53件真迹的调查成果后，汇编成《日本德川博物馆藏品录·朱舜水文献释解》首卷，2012年7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首卷分为“朱舜水与长崎”“朱舜水与德川光圀”“朱舜水及其弟子遗著”“朱舜水之书、印与画”“朱舜水与礼仪、祭祀”等5部分，由中日6名学者共同编撰完成，计文渊负责其中“朱舜水之书、印与画”部分的专家学者。此后，调查团还将定期整理调查成果，推出德川博物馆朱舜水其他文献释解读本。在与德川博物馆等机构的交往中，计文渊开展了去伪存真的工作。有一次，德川博物馆馆长德川真木向计文渊出示一件“朱舜水手迹”，想听听他的看法。计文渊乍一看，就觉得手迹没有朱舜水的气息，试探性地问：“这件物品应该不是您的家族传承下来的吧？”德川真木颇为惊讶，说：“对，确实不是德川家族传承的，而是外人相赠。”计文渊便说出其中的细节差异。有的日本市民在参加史料调查团学术报告会后，会带着家藏的朱舜水字画请计文渊鉴定，他都耐心察看，给出真诚的见解。“朱舜水在日本深受推崇，民间流传各类有关朱舜水的墨迹，有珍品，也有托名之作。”计文渊说，“那些托名之作有三类：一类是杜撰，纯粹无中生有；一类是仿作，依原作临摹而得；另有一类，以其他古人书画为底本，割去落款，补上舜水印款。”在与日本学者的互动中，雅集式的“唱和”让计文渊深有感触：“对舜水先生的惦念，大家心有灵犀。”有一次研讨，日本柳川市古文书馆馆长谈流传日本的舜水手迹真伪，与计文渊观点不约而同，并形成互补。围绕梁启超曾指出朱舜水的号为“舜水”是因德川光圀之请而作，日本方面有人认为在德川光圀询问之前六年，朱舜水就有落款“舜水”，从而对梁启超的说法存疑。而计文渊认为，之前的“舜水”落款可以作地名解读，比如，舜水先生也曾落款“古越”，这与梁启超的说法不相冲突。大家豁然开朗，深以为然。2013年9月，调查团继续在德川博物馆整理朱舜水史迹，为编著、出版第二卷《德川光圀文献释解》作准备。此次，最富有价值的成果是发现《监国鲁王敕书》真迹。监国鲁王朱以海是朱元璋第十世孙，在反清复明的抵抗运动中，朱舜水曾经十分信赖鲁王监国政权，史称其“切齿清兵，竭诚鲁王”。他不仅任官于闽浙的鲁王政权，而且还为其出谋划策，以示效忠。计文渊说，《监国鲁王敕书》的内容原文虽已附载于1982年朱谦之编校的《朱舜水集》之《安南供役纪事》后，但对其真实性，学术界历来有所怀疑。而此次真迹在德川博物馆发现，可谓无可争辩的“铁证”。由《王阳明法书集》不负经年上下求索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作为阳明故里的书法研究者，计文渊自费沿着王阳明的足迹考察寻踪，曾赶赴江西、安徽、湖南、贵州等地，步履所至，或攀岩爬壁，将找到的王阳明字迹拓印下来；或摄影笔录，用于史料考证。计文渊渴望从先贤留下的诗文、书札、碑刻等手迹中，从那些或清晰或斑驳的线条中，找寻先生遗留的风骨和强大的生命气息。1996年7月，最终编成《王阳明法书集》，由西泠印社出版，成为王阳明研究领域的一段佳话。1995年秋，计文渊收到时任余姚市政协主席章亦平转来的信。展开一看，落款人是日本阳明学大家、九州大学教授冈田武彦，他所著的《王阳明大传》近年来畅销世界。他曾为王阳明故居及墓地修复等在日本四处奔走、募捐，还在阳明先生逝世地江西青龙浦参加祭祀，含泪敬读祭文，在阳明学的研究与传播上，功勋卓著。冈田武彦写信给计文渊，所为何事？原来，尽管当时《王阳明法书集》尚未出版，但是计文渊搜集王阳明书迹的举动在阳明学术界已产生影响，远在日本的阳明学学者亦有耳闻。冈田武彦是想向他要王阳明《记功碑》全文，以作观赏研究之用。计文渊欣然应允，将从江西庐山拓取来的《记功碑》拓片双线勾描，做成厚厚一本折页，寄给冈田武彦。冈田武彦称王阳明书法“骨挺神骏，笔势飘逸，流畅清丽，有弘毅骏拔飘逸之气象”。除冈田武彦外，与计文渊有过神交或实际交往的日本阳明学大家还有多位，比如阳明学版本学权威、早稻田大学教授永富青地。2007年，在一次学术活动中，永富青地在与会名单上看到计文渊的名字，特地带上新著《王守仁文献学研究》，交给计文渊。在此书中，提到了计文渊及其《王阳明法书集》的成果。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之后两人成为频繁联系的学术友人，每有重要收获，即会切磋交流。后来，计文渊偶然获得明代嘉靖年间刻本《阳明全集》，相当难得，即想到与钻研阳明学版本学的永富青地分享。当下流行的《王阳明全集》基本以明隆庆版《王文成公全书》为底本，予以修正而成。往常，如遇其中值得商榷处，亦难有旁证。而明嘉靖刻本《阳明全集》的出现，较好地弥补了这一缺憾，对于《王阳明全集》至少可以发挥佐证、借鉴作用。比如，王阳明《思归轩赋》中的某些表述，两个版本就存在差异。计文渊认为，明嘉靖刻本《阳明全集》比明隆庆版《王文成公全书》更接近本真。永富青地看到《阳明全集》，称赞这个版本实属罕见，十分珍贵。在王阳明《思归轩赋》中的差异，计文渊为何主张《阳明全集》更可采信呢？因为他收有王阳明的《思归轩赋》书迹。2011年1月，他得知日本千叶县有一户人家保存着《思归轩赋》书迹，便委托在大阪工作的一个学生与对方取得联系。书迹留有“文化八年辛未四月双钩藏于考槃书室，元本佐藤大道珍藏。古山恒”字样，他考证到，这是1811年一位叫古山恒的日本人，以日本阳明学大家佐藤一斋珍藏的《思归轩赋》为蓝本所作的双钩摹拓。从书迹来看，与王阳明的书法风格一致，沉着清劲，风骨峻迈，每个字都散发着先贤的生命气息，可确定是珍贵善本。2011年8月，计文渊手捧上下两册《思归轩赋》书迹，感叹：“这套宝贵的先贤书迹，最终以阳明在世时日思夜想的故乡余姚为归宿。”收集、整理和研究王阳明书法成了计文渊生命的一条主线。他说：“在适当的时候，想补充修订《王阳明法书集》。”在日本求索王阳明书迹的过程中，也会有意外收获。比如，曾获黄尊素、黄梨洲父子的画像碑刻拓片。由虞世南《孔子庙堂碑》萌生最初的乡土景仰“在历史上，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是旷世名迹，但现存唐拓本罕见。虞世南唯一传世的唐刻原石拓本，清末已流入日本，系清代书法家、诗人李宗瀚收藏，称为‘临川李氏四宝’之一。”前几天，在余姚书画院，计文渊一边打开日本朋友提供的三井文库图录，向笔者展示原石拓本的影印本，一边饶有兴趣地解说拓本知识。“喜欢书法是我的禀性，而萌生最初乡土景仰的，正是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20多年前，计文渊在中国美院求学期间，在杭州南山路中国美院对面的一家画廊内，看到一套金丝楠木装册的虞世南《孔子庙堂碑》旧拓本。他端详良久爱不释手，当即买下，作为研习与珍藏。只是当时生活费就更紧巴巴了。“在书画研习的路上，有了这样的一个藏品，仿佛获得某种加持。当然，这是我个人的精神慰藉。”计文渊说，“虞世南是唐代余姚人，因为《孔子庙堂碑》，让我朝朝暮暮与先贤是如此靠近。”余姚虞氏，是名门望族，被誉为“一部余姚志，半部虞氏史”。确实，余姚虞氏自三国虞翻而显，此后绵延近千年，在历算、天文、文艺等领域，杰出人物迭出，群星璀璨。至唐代虞世南，可谓绚烂之极。“《旧唐书》载，世南虽容貌懦愞，若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今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为此，唐太宗称誉其‘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辞，五曰书翰。”日本历来对虞世南研究极为重视，数次去日本，计文渊总想方设法安排时间寻访虞世南流传拓本。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原立于唐贞观七年(633年)，碑高280厘米，宽110厘米，楷书35行，每行64字。碑额篆书阴文“孔子庙堂之碑”。碑文记载唐高祖五年，封孔子二十三世后裔孔德伦为褒圣侯，以及修缮孔庙之事。计文渊说，“这是虞世南69岁时的作品，用笔含蓄朴素，气息宁静浑穆，呈平和中正气象，无愧为历代公认的唐初书法杰作。”“通过不同版本比照，可以最大限度地还原虞书本来面目。”计文渊说，北宋黄庭坚就曾对虞世南的书法不以为意，但当看到真的唐代原拓本时，不禁连连称绝。“可见，版本何其重要。我不满足于读印刷品上的拓本，也不满足于读同一时期的拓本。我考证发现，明嘉靖年间，西安曾发生一次地震，宋代翻刻的《孔子庙堂碑》遭受毁损，然后修复，而震前震后的拓本自然又有不同，修复后还搞错了原来文字的位置。就我现有的观察，三井书道馆所藏的唐刻原石本《孔子庙堂碑》最具‘还原性’和‘保真性’。”计文渊现在收藏着关于虞世南的书法、画像等诸多珍贵物件，其中不少是从日本购买而来。2014年5月，他在日本德川彰考馆翻拍了虞世南《孔子庙堂碑》七条本，又收集了德川家族编的《垂裕阁法帖》，其中收录虞世南《千人疏》《汝南公主墓志铭》《积时帖》等。计文渊藏多种虞世南画像，有唐阎立本刻本、明刻本、清刻本等，十分珍贵，展示了古代传统人物画的精湛线描和时代特征。其中，从日本购得的摹唐代拓本整张《孔子庙堂碑》，高近二米、阔近一米，在国内十分罕见。作为虞世南故里后学者，长久以来没有放松对虞世南的纪念和研究。1997年，由计文渊为主倡议并牵头参与，在余姚市中心建成虞世南故里碑亭，此后，附近的道路、学校都以世南命名。最近，计文渊正筹划虞世南书法馆陈列方案。他说：“基于虞世南研究与收藏的成果，余姚已有条件办一个虞世南书法馆。那将成为虞世南研究的重要载体。”【来源：宁波日报】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向原创致敬

日本的苏诗“抄物”及其文献价值王连旺王连旺，1983年生，河北衡水人，文学博士（筑波大学），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东亚文化交流史、宋代文学文献学、东亚汉文典籍整理与研究。著有《朝鲜通信使笔谈文献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等。明成化二十二年（1486，朝鲜成宗十七年，日本文明十八年），朝鲜成宗向明朝派出的圣节使中，有位叫李昌臣的质正官。李昌臣此次燕行的使命之一，是购买一套《苏文忠公集》，但他在北京搜求未果。幸运的是，在回国路经辽东时，李昌臣得遇进士邵奎，并诉说了购书未果之憾。邵奎闻听后邀请李昌臣参观其藏书阁，慷慨赠其一套《苏文忠公集》，以为他日不忘之资。回国后，李昌臣向成宗报告了这次奇遇，成宗大喜曰：“得好书而来，善矣！”[1]又明弘治十四年（1501，朝鲜燕山君七年，日本明应十年），日本国使臣弸中、智瞻等赴朝鲜求《东坡诗集》等书，朝鲜欣然允诺。[2]将两则事例串联起来，便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一条16世纪前后以朝鲜半岛为媒介，由官方主导的苏轼诗集在东亚的传播路经。东亚汉文化圈内各国交流与冲突频繁的14至16世纪，元明时期的苏轼研究出现了一个相对低潮，但苏轼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却出现了一个持续两个多世纪的高峰。大量的苏轼文学作品传入日本，在皇室、公卿、平民，尤其是五山禅林中被广为阅读、注解，且在当地刊刻出版，并催生了《四河入海》等大量文献价值极高的被称为苏诗“抄物”的注释书，形成了苏轼文学在日本传播与接受的鼎盛时期。本稿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梳理现存苏诗抄物的数量、类型及文本形态，进而探讨苏诗“抄物”的注释特色及其文献价值。一、抄物的定义与苏诗抄物的数量抄物简而言之就是注释书。日本学者柳田征司从成书时代、讲抄者身份、原典资料的类别、与讲义的关系、注释书的性质、文本及文体形态等六个方面对抄物进行了定义[3]。柳田认为，抄物主要指日本室町时代（1336—1573）京都五山禅僧、博士家、神道家、公卿、医家、足利学校庠主、曹洞宗僧侣等为汉籍、佛典及部分“日本国书”所做的注释资料群；其核心资料为讲授过程中产生的“教案”或“讲义录”形式的文本，也有部分抄物不是讲授过程中产生的；从文字上看，既有用汉字撰写的“汉文抄”，也有用假名书写的“假名抄”；从形态来看，不仅限于单独成书的注释书，也包括在原典资料中写入的“汉字假名混淆体”的批注资料，这类资料被叫做“書入れ仮名抄”（写入抄）。此外，堀川贵司《抄物の類型と説話》一文，从原典资料、文体类型、成立时期、注释系统、注释形态、受众群体等方面，梳理了抄物文献的概念、类别、性质、变迁及作用[4]。柳田征司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致力于调查日本现存抄物文献，先后制作了《書き込み仮名抄一斑》[5]、《抄物目録稿（原典漢集經史子類の部）》[6]、《抄物目録稿（原典漢籍集類の部）》[7]。又在《書入れ仮名抄》[8]一文中统计出日本现存抄物文献有509种，其中经部102种、史部7种、子部83种，集部81种，佛书66种、日本“国书”170种。柳田征司《抄物目录稿·原典汉籍集部之类》著录了以下9种苏诗抄物：（1）万里集九《天下白》（藏本较多）（2）笑云清三编《四河入海》（藏本较多）（3）建仁寺两足院藏林宗二、林宗和《东坡诗抄》（4）建仁寺两足院藏林宗和《东坡诗抄》（5）米泽图书馆藏月松宗鹤编《东坡诗抄》（米泽善本91）（6）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藏抄者未详《东坡诗抄》（7）月溪圣澄讲《东坡闻书》（宫内厅书陵部藏）（8）文英清韩讲《东坡闻书》（庆应义塾大学佐藤道生教授藏）（9）江西龙派讲、胜刚长柔抄录《东坡诗抄》除柳田著录的9种之外，笔者又调查到以下17种苏诗抄物：（1）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大岳周崇《翰苑遗芳》（2）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五山版类注本所附“写入抄”（3）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元刊类注本所附“写入抄”（4）米泽图书馆抄者未详元刊类注本（米泽善本90）所附“写入抄”（5）庆应义塾大学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库藏宋末元初刊类注本所附“写入抄”（6）宫内厅书陵部藏南宋黄善夫家塾刊类注本所附“写入抄”（7）大阪府中之岛图书馆藏元刊类注本所附文英清韩“写入抄”（8）尊经阁文库藏瑞溪周凤《坡诗脞说》（9）岩濑文库藏朝鲜铜活字版类注本所附彭叔守仙“写入抄”（10）京都大学图书馆谷村文库藏五山版类注本所附“写入抄”（11）天理大学图书馆藏五山版类注本所附“写入抄”（12）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藏五山版类注本所附“写入抄”（13）成篑堂文库藏天隐龙泽旧藏五山版类注本所附“写入抄”（14）成篑堂文库藏清见寺旧藏五山版类注本所附“写入抄”（15）东洋文库藏五山版类注本所附嘉吉元年（1441）“写入抄”（16）阳明文库藏五山版类注本所附近卫信尹题识本“写入抄”（17）东京卧游堂书店旧售文明十四年移录江西龙派训点本[9]。以上26种资料中，大岳周崇（1345—1423）《翰苑遗芳》约成书于14世纪末，是现存最早的苏诗抄物；大阪府中之岛图书馆藏元刊类注本所附文英清韩“書入れ抄（写入抄）”完成于天正十九年（1591），成书时间较晚；1534年，笑云清三所编《四河入海》收录了《翰苑遗芳》《坡诗脞说》《天下白》《一韩听书》等4种抄物，是苏诗抄物中的集大成之作；月松宗鹤（1511—1596）编《东坡诗抄》（米泽善本91）收录了10种抄物，是收录抄物种类最多的文献，但可惜现在仅存全卷的约六分之一。二、苏诗抄物的类型与形态苏诗抄物多以讲义录的形式保存与流传，以汉文记述的被称为“汉文抄”类型的苏诗抄物，《翰苑遗芳》即是此类文献；在宋元版、五山版、朝鲜铜活字版苏诗类注本上直接书写的批注被称为“写入抄”，此类文献多是“日本坡诗讲谈师”的“备课教案”及其誊录本，是最原始的苏诗抄物，种类数量也是最多的，上述宫内厅书陵部藏南宋黄善夫家塾刊类注本所附“写入抄”便是此类的早期抄物。此本最大的特点是抄录了大量施顾注与赵次公注等南宋古注，与大岳周崇《翰苑遗芳》的内容重合度很高，极有可能是大岳周崇的“写入本”。利用该本与《翰苑遗芳》相互参合，可以离析出多条《翰苑遗芳》未标姓氏的施顾注与赵次公注。主讲的禅师授课时，列席讲诗会的禅僧们会直接把讲谈师讲授的内容用当时的口语记录，整理成册后便成了“假名抄”，《四河入海》所收的《一韩听书》便是此类。苏诗讲谈师世代相传200余年，讲谈师们留下的内容像滚雪球一般愈来愈多，后世禅僧们往往收集多人的抄物类聚编集，形成了极为明显的层累型、类聚型注释书，《天下白》《四河入海》等即是此类。东福寺藏笑云清三自笔稿本《四河入海》卷一之一随着抄物内容的逐代累加，集大成式的类聚抄不断出现，这直接影响了抄物的文本形态。当禅僧们在原典资料上没有空间抄写诸类抄物时，自然会想办法解决抄写空间的问题，方法无外乎两种。一种是离开原典资料另外抄录重编，笑云清三编纂《四河入海》时即采用此法。另一种是通过改装原典资料制作出更大的纸幅进行抄写，米泽图书馆藏抄者未详元刊类注本（米泽善本90）所附“写入抄”及月松宗鹤编《东坡诗抄》便是很好的例子，后者尤为典型。该本以朝鲜铜活字版《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刘辰翁批点本为底本，将底本的一叶去掉版框以外的部分，剪去版心，再剪裁为四等分，基本上隔叶贴于高36.5cm、宽26.2cm的和纸之上后（a左下方，b右下方），再绘制上版框及版心，并于和纸的余白处抄写与本叶所附底本内容相符的10种抄物。三、苏诗抄物在日本的流布与印行从现存抄物来看，禅林以外，只有林宗二、林宗和等少数人有传写抄物，绝大部分的传抄者是五山禅僧。由此可知，在庆长、元和年间古活字本《四河入海》印行之前，苏诗抄物的流传范围几乎仅限于五山禅林之中，流传度并不广。从流传区域来看，越后（今新潟县）曹洞宗禅僧月松宗鹤编于天正十三年（1585）的《东坡诗抄》抄写了10种抄物，帮助苏诗抄物在16世纪后期已经从文化中心的京都地区远播至越后，且抄写者中出现了曹洞宗禅僧，丰富了苏诗在日本的受容群体，这也是曹洞宗禅僧参与外典研读活动较早的案例[10]。庆长、元和年间（1596—1624），日本印行了古活字本《四河入海》,该本现存17种。即国会图书馆藏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本2种、东洋文库藏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本、大东急纪念文库藏本、静嘉堂文库藏本、东京大学文学部国语研究室藏本、蓬左文库藏本、お茶の水大学成篑堂文库藏本、熊本大学附属图书馆永青文库藏本、阳明文库藏本、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藏本、积翠轩文库藏本、龟井孝藏本、冈见正雄藏本、土井洋一藏本。通过对以上藏本递藏过程的考察，可大致了解江户时期古活字本《四河入海》的流布情况，进而探讨中世五山禅林中勃兴二百余年的苏轼诗学在江户时期的延续、影响及嬗变。1970—1972年，中田祝夫影印出版了苏诗抄物的集大成之作《四河入海》[11]，该本以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古活字版移点本（将抄物原稿中的朱批、墨批及日文训点等忠实地移录到古活字本）为底本，比较接近抄本原貌；1971年，冈见正雄、大冢光信影印的《抄物资料集成》中也收录了《四河入海》[12]，该本以宫内厅书陵部藏无移点的古活字素本为底本，全失抄本原貌，在底本选择上有严重疏漏。除《四河入海》外，尚未有其他苏诗抄物的影印或整理本问世，苏诗抄物的基础文献研究工作尚待加强。四、苏诗抄物与五山版苏诗类注本苏诗抄物虽然种类繁多，但有一点是相通的，即均以《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宋元版类注本为底本，这与五山禅林中研读苏诗时使用的“讲谈”形式有密切关系，禅僧们不是各自研读，而是跨寺院、跨派别地聚集在一起来闻听某一位坡诗讲谈师授课，授课时如果没有统一的“教材”，授课则难以推进。所以，苏诗类注本便成了他们的“通用教材”。五山版刊印之前，“通用教材”主要来自中国，室町后期还有少量来自朝鲜的铜活字版。室町时期之所以覆刻如此多的苏诗类注本，正是由于宋元版传入日本的数量已远远不能满足禅僧们的使用需求所致。要解决“教材不足”的矛盾，方法无外乎三种。一是抄写。上述东京卧游堂书店旧售日本文明十四年（1482）移录江西龙派训点本苏诗类注本5册，该本原有8册，阙第2、3、8册（卷4至9、23至25）。册首有题跋：旧本□九百九十二丁也。诗一千四百七十二首也。文明十三年辛丑林钟廿六日相国寺于鹿苑院之衣钵阁初书之，次之壬寅仲春十又八日嵯峨鹿王院北窗下而书之了，次之癸卯季春于北山之鹿苑寺，江西之点以人之所称之本写之，后览直过惟幸。文明癸卯孟夏下旬志焉。辉子。 由此可知此本抄写之过程。该本可贵之处是移录了江西龙派的训点，以此为依据，使对现存苏诗抄物训点系谱梳理成为可能。二是引进朝鲜本。关于朝鲜本流入日本，一般认为是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时从朝鲜大量劫回的。但从笔者的研究来看，在万历朝鲜战争以前，至少有市立米泽图书馆藏本、岩濑文库藏本等两种朝鲜铜活字版苏诗类注本已经传入日本并被五山禅僧用于苏诗讲读活动了。而且，《朝鲜王朝实录》中也有日本派使赴朝鲜求苏轼诗集的记载[13]。三是复制，即刊刻五山版苏诗类注本。川濑一马《五山版の研究》上卷《解说篇》[14]录入了以下23种五山版类注本东坡诗集，又在《新修成篑堂文库善本书目》[15]中增录了1种，计有24种：（1）宫内厅书陵部藏林罗山旧藏本（2）宫内厅书陵部藏长得院旧藏本（3）宫内厅书陵部藏松平乐翁旧藏本（4）国立国会图书馆藏盐田屯旧藏本（5）成篑堂文库藏天隐龙泽手泽本（6）成篑堂文库藏清见寺旧藏本（《新修成篑堂文库善本书目》著录）（7）东洋文库藏嘉吉元年写入本（8）东洋文库藏冈山国清寺旧藏本（9）静嘉堂文库藏本（10）大东急纪念文库藏本（11）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藏（一）（12）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藏（二）（13）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藏零本（卷十五、十七、二十五，计三卷）（14）京都大学谷村文库藏本（15）龙谷大学图书馆藏本（16）宫城县立图书馆藏本（17）松平家披云阁文库藏本（18）阳明文库藏本（19）尊经阁文库藏本（20）三井家旧藏本（一），十四册（21）三井家旧藏本（二），十册（22）天理图书馆藏石井氏积翠轩文库旧藏本（23）天理图书馆藏零本（卷十二）（24）布施卷太郎藏本笔者已经对第（1）（4）（5）（6）（7）（9）（11）（14）（18）（22）等10部进行了确认，均附有“写入抄”。可以推想，尚未调查的14部中附有“写入抄”的可能性极高。五山版中同一种书存有24部是极为罕见的，也从一个侧面帮助苏轼诗歌在日本中世禅林中普及程度之高，书上所附禅僧们的“写入抄”更增加了该书的文献价值。这里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整理影印日本五山版汉籍时，是从刊刻艺术角度考虑选择洁净整齐的版本，还是从文本价值角度考虑选择满纸“写入抄”的版本呢？以（5）天隐龙泽旧藏本为例，将该本中的“写入抄”与月松宗鹤编《东坡诗抄》中收录的天隐龙泽抄物进行对比，即可判断该本中的“写入抄”是否为天隐龙泽自笔写入本，若能判明则可全面了解天隐龙泽的苏诗研究，其文献价值之高不言自明。五、繁杂但有序：苏诗抄物的注释体例与特色五山禅僧以宋元版类注本为基础，利用海内散逸的施顾注、赵次公注等资料，并大量引用南宋中期以来出现的《翰墨全书》《方舆胜览》《杭州图经》《咸淳临安志》《东都事略》《言行录》《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元通鉴》等重要的宋代地理、人物相关书籍。这些书籍多成书于南宋中后期，故未能被赵次公等南宋初期注家采用。又因在清代流传不广，清代注家也极少使用。从这个角度看，苏诗抄物在引用材料方面完全可以和宋人、清人相媲美。关于苏诗抄物的注释体例及特色，笔者以《四河入海》为例，从题注、分段、校勘、诗语诗句的解释、全篇概括等五个方面展开，撰写过日文论文[16]，现概述其要如下：诗歌中的题注主要解决创作时间地点、有关人物等事项，对理解作品非常重要。苏诗南宋古注本中，施顾注的题注最为详细，施宿专门参考《国史》等资料[17]制作了苏轼的年谱，并将年谱有效地运用到题注中。《四河入海》很好地继承了施顾注的这一特点，把施宿《东坡先生年谱》作为重要的参考文献频繁引用。除此之外，还大量参考了何抡《三苏年谱》及傅藻《仙溪纪年录》。注释诗中涉及到的宋代人物时，《四河入海》频繁引用《东都事略》《言行录》《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元通鉴》等南宋中期以后出现的书籍，注释尤为详尽。注释地名、楼阁、历史遗迹时，《四河入海》频繁引用《方舆胜览》《杭州图经》《咸淳临安志》《翰墨全书》等南宋中后期出现的方志、类书，显示出五山禅僧对中国地理的好奇心与熟知度。我国的诗歌注释多注重字词解说与名物考据，对诗歌作品进行全面或分段分析则多见于诗话或宋末元初兴起的的批点之学。南宋的注释家中，赵次公是个特例，他在注释杜诗时便采用了分段分析的方式，五山禅僧在注释苏诗时继承了赵注的特点。关于这一点，瑞溪周凤《刻楮子瑞溪脞说叙》中有明确记载：“长篇分段，盖拟赵次公杜诗之解也。”苏诗的诗歌在其生前便已出现文字异同，至南宋时，随着苏集的大量印行，异文的情况也愈来愈多，成为南宋的苏诗注家们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比如，施顾注本大量引用了墨迹及石刻资料对苏诗进行了校勘[18]。和南宋注家一样，五山禅僧也非常重视对苏诗文本的校勘。从《四河入海》的引书情况看，他们所用的校勘资料有《东坡集》《东坡文集》《大全集》《东坡别集》等宋刊东坡集，还广泛搜罗了大量宋元刊本、五山版等苏诗类注本，以“无批语本”“无批语唐本”“增刊本”“批语本”“和本”“日本本”“日本版”等略称。又将新近从中国传入的刊本称为“新度唐本”“新渡增刊本”等等。因为苏诗类注本是禅僧们讲授或学习时的“通用教材”，故而才出现了这么多的版本。除此之外，中国注家在校勘时使用频度不高的《丛林盛事》《事文类聚》《渔隐丛话》《方舆胜览》《冷斋夜话》《诗学大成》《东京梦华录》等书也频频出现在他们的校勘中。除了题注、分段、校勘之外，苏诗抄物在注释诗歌词句时，多用日语的俚语、谚语、连歌，或者将中日两国的人物与实物进行类比，且多使用图录，是日本文化视角下的苏诗解读，时有新意，可为苏诗文本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对研究苏诗文本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苏诗抄物以宋元版、五山版、朝鲜铜活字版等苏诗类注本为底本，大量引用中国本土已经散逸或部分散逸的施顾注、赵次公注等宋人古注，仿照赵次公注杜甫诗的体例，广泛利用宋人所编苏轼年谱、史籍、诗话、方志、韵书、类书、丛书、佛典等资料，对苏诗进行文本校勘、字词释义、分段赏析，并对南宋旧注及日本古注进行辨析，兼具集注与疏证的特点。可以说，五山禅僧们的苏诗注释充分吸收了南宋注家的已有成果，是在南宋以来的苏诗研究系谱下继续进行的研究活动。六、辑佚的宝库：赵次公佚诗的发现与佚注的复原伴随着宋学的传入，中世日本的学术风尚随之一变，大量宋代典籍传入日本。五山禅僧们在注释苏诗时大量引用了南宋古注及其他宋代文献，使苏诗抄物成为重要的辑佚材料，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中日学者都做了这方面的尝试。1965年，小川环树、仓田淳之助在大岳周崇《翰苑遗芳》中辑出大量施顾注、赵次公注，汇集为《苏诗佚注》[19]出版；1998年，王水照利用苏诗抄物及其他资料，整理出《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20]；董舒心先后发表《论日本苏诗注本<四河入海>的文献价值》[21]、《<四河入海>所引苏诗佚注与<东坡别集>》[22]，强调了《四河入海》的引文中包含大量中国本土已佚文献，并以《东坡别集》为例进行了探讨；卞东波总结了苏诗施顾注的现存状况及前人辑佚的得失，指出以嘉定原刊本为底本，参校景定再刊本，并以《翰苑遗芳》中所引的施顾注为补充，同时参考 《四河入海》的古钞本和据古钞本 “移点”的古活字本，可以高度复原宋刊本施顾注[23]。除上述成果外，笔者近年来致力于赵次公“和苏诗”及苏诗赵次公佚注的整理研究。（一）赵次公“和苏诗”从《四河入海》中辑佚出南宋初期的著名注释家赵次公的“和苏诗”47首，先后发表3篇论文[24]，整理了赵次公的存世作品，对赵次公“和苏诗”的创作年代、诗歌数量、刊刻流布、诗歌风格及作为诗人的赵次公在南宋诗坛重新登场的意义进行了考察。赵次公以《东坡集》及《后集》为底本，遍和苏诗1950余首，绍兴六年（1136）至十八年（1148）的十余年间，“和苏诗”的创作已完成近半，而这一时期与其完成《杜诗先后解》的时间有部分重合，次公之子赵虎将“和苏诗”与《杜诗先后解》合刊行世，此书亦称《男虎录》。《男虎录》曾流布至南宋首都临安，但至十三世纪中期，除有少量私家收藏外，已不流通于书肆。十五世纪前后，该书东传日本，为五山禅僧注苏诗所用。赵次公“和苏诗”可依内容分为以人物为中心的和诗与以事物为中心的和诗两大类，进一步细分可归纳为“代和类”、“和补类”、“同题拟作类”等三小类。其诗风兼有宋诗理趣及江西诗派的特色，又由于“和苏诗”与苏轼原诗同题同韵，具有拟作的性质，少数作品明易通畅，亦有全篇皆用拟人法的作品，受苏诗的影响较为明显。（二）赵次公的苏诗佚注复原 南宋著名诗人刘克庄（1187―1269）在《跋陈教授杜诗补注》中将赵次公与杜预、李善、颜师古等堪称典范的注释家相比肩，对其注释水平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可惜其苏诗单注本久已亡佚，仅能从宋刊《集注东坡先生诗》前后集残卷及题名为《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的一系列类注本的引用中窥其一斑。宋刊《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十八卷，现存卷一至四，该书现藏国家图书馆，尚未影印出版，难以得到学界的广泛利用。因此，一般将不见于旧王本的赵次公注称为赵次公佚注。笔者曾撰写论文指出[25]，清代的冯应榴（1740―1800）及日本学者小川环树、仓田淳之助曾从事过苏诗赵次公注的辑佚工作，但存在辑佚范围不足、使用材料不充分、对注者不详的佚注缺乏辨析等问题。自冯应榴、小川环树、仓田淳之助之后，苏诗赵注的研究及利用虽未间断，但多为探讨赵注的注释方法、诗学阐释，而赵注辑佚及整理的基础性研究却较为滞后。辑佚赵次公注有四大资料源，分别为：（1）《集注东坡先生诗》前后集；（2）宋元版、五山版、朝鲜版旧王本（类注本） ；（3）《四河入海》；（4）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黄善夫家塾本等宋元版、五山版、朝鲜版《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所附“写入抄” 。关于各类材料的，笔者在上述论文中已加以梳理辨析，现仅以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黄善夫家塾本等宋元版为例加以介绍。南宋黄善夫家塾本苏诗类注本存世二种，除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本外，国家图书馆也藏有该本。与国图藏黄本相比，书陵部本具有以下优点。（1）卷帙统一完整。国图藏黄本卷一至四、九至一二等八卷为他本配补。而书陵部藏黄本除了缺少目录、序跋外，正文部分的二五卷较为完整，且无配补。（2）误、脱、倒处有校改。黄本虽被认为是现存最早且最优之版本，但正如刘尚荣先生指出的那样，有大量的误刊、脱字、颠倒等现象。书陵部本的批注中将此类错误用朱笔或墨笔一一进行了校订。（3）批注中抄录了大量的赵次公注、施顾注。书陵部藏黄本的版框四周及行间空白处抄录了大量的赵次公注、施顾注，笔者将这些批注与《翰苑遗芳》进行比较后发现，二者内容大致相同，初步推测，该批注或为《翰苑遗芳》的底稿。该本批注中抄录的赵注可谓俯拾皆是，故不再示例。有些注以“赵云”“次公云”来标示注家，有些注标示“集注赵云”，不仅标明注家，还明确了文献来源；抄录者使用了十家注本《集注东坡先生诗》前后集。这一点意义重大，因为距今为止，尚不知道旧王本未收的赵次公佚注是以何种文献形式出入日本的？而十家注本《集注东坡先生诗》前后集的东传告诉了我们部分答案。由此可以认为，书陵部藏黄本是现存较早、收录赵注较多的最佳版本。基于此发现，可推进苏诗赵次公单注本的复原工作。七、结语南宋中期和清代是苏轼研究史上的两个高峰，出现了大批高水平的苏诗注家。日本五山禅僧的注释活动介于南宋与清代之间的元明时期，使这一时期的苏轼研究出现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异趣。自惟肖得岩（1360—1437）、大岳周崇以来，五山禅林中的坡诗讲谈师世代传授、研习苏诗两个多世纪，他们作为日本最一流的知识阶层，跨越法系、学系的拘囿，以苏诗类注本为“通用教材”，广泛搜集各类苏集文献，以“讲谈”的方式研读苏诗，造就了这一时期东亚苏轼诗学研究的高地，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弥足珍贵的注释材料，使进一步辑佚整理苏诗文献成为可能。他们对“通用教材”的需求，也促进了五山版苏诗类注本的出版。苏诗抄物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可以作为苏轼诗歌批评资料、苏轼文学海外传播研究资料、中国典籍在海外的流布及辑佚资料，以及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加以利用。从影印整理来看，仅有日本的语言史专家影印出版过《四河入海》一种苏诗抄物，诸如月松宗鹤编《东坡诗抄》及宋元版、五山版、朝鲜版苏诗类注本“写入抄”等大量珍贵文献亟待发掘整理；五山禅僧们对苏诗的注释可以大大丰富苏诗文本批评资料，为作品解读提供一个日本视角。 因此，整理或利用苏诗抄物时，不能只限于苏诗“汉文抄”，苏诗“假名抄”中也含有很多真知灼见和苏轼文学在该时期受容情况的重要信息，应摒弃语言和国界的限制，将苏轼诗歌的研究置于东亚坐标中，作为经典的区域文学加以关照。[1]事见《成宗实录》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条。[2]事见《燕山君日记》七年九月十七日条。[3]柳田征司，《室町時代語資料としての抄物の研究》，东京：武藏野书院，1998，5页。[4]堀川贵司，《続五山文学研究：資料と論考》，东京：笠间书院，2015，56—72页。[5]柳田征司，《書き込み仮名抄一斑》，《愛媛大学教育学部紀要》第2部第9卷，1977，1—20页。[6]柳田征司，《抄物目録稿（原典漢集經史子類の部）》，《訓點語と訓點資料》第70号，1983，1—127页。[7]柳田征司，《抄物目録稿（原典漢籍集類の部）》，《訓點語と訓點資料》第113号，2004，3—82页。[8]柳田征司，《書入れ仮名抄》，《室町時代語資料としての抄物の研究》，东京：武藏野书院，1998，217—218页。[9]承金程宇教授赐教，该书已被日本国学院大学购入。[10]关于月松宗鹤编《东坡诗抄》及其苏诗抄物在越前的流布、曹洞宗禅僧参与苏诗文学活动，可参见拙稿《市立米沢図書館蔵『増刊校正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殘7巻考——朝鮮銅活字版の底本を中心にして》，《中国文化》第75号，2016，1—13页。[11]中田祝夫整理，笑云清三編，《四河入海》，东京：勉诚社，1970—1972。[12]冈见正雄、大塚光信，《抄物资料集成》，大阪：清文堂，1971。[13]《燕山君日记》七年（1501）九月十七日条载：“日本国使臣弸中、智瞻等求《东坡诗集》《碧岩录》《黄山谷》等册。命给之，『碧岩录』未知何册，其问于弸中。”[14]川濑一马，《五山版の研究》上卷，1970，484页。[15]川濑一马，《新修成篑堂文库善本书目》，1992，519页。[16]王连旺，《蘇詩注釈書としての『四河入海』》，《筑波中国文化论丛》第33号，2014，49—75页。[17]施宿在《东坡先生年谱》的跋文中提及：“宿即略采《国史》谱先生之年而系其诗于下”。引文见郑骞、严一萍编《增补足本施顾注苏诗》，台北：台湾艺文印书馆，1980，107页。[18]关于施顾注本利用墨迹、石刻资料校勘的研究，详参浅见洋二《校勘から生成論へ : 宋代の詩文集注釋、特に蘇黃詩注における眞蹟石刻の活用をめぐって》，《东洋史研究》第68（1）号，2009，34—69页。[19]小川环树、仓田淳之助，《苏诗佚注》、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65。[20]王水照，《宋人所撰三苏年谱汇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1]董舒心，《论日本苏诗注本<四河入海>的文献价值》，《古典文学知识》，2012，102—109页。[22]董舒心，《<四河入海>所引苏诗佚注与<东坡别集>》，《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十五辑，北京：中华书局，2017，167—180页。[23]卞东波，《域外汉籍与施顾<注东坡先生诗>之研究》，《文学遗产》2017年第6期，20—31页。[24]王连旺，《赵次公“和苏诗”辑考》，《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7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36—53页；王连旺，《赵次公诗文汇校稿》，《筑波中国文化论丛》第34号，2015，143—160页；王连旺，《诗人赵次公初探》，《新宋学》第5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138—148页。[25]王连旺，《苏诗赵次公注的辑佚与整理新考》，《古典文献研究》第21辑上卷，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111—125页。注：本文发表于《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十九、二十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为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苏轼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研究”（项目批准号：19YJC751042）阶段性成果。此据作者word排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王连旺老师授权发布。“书目文献”约稿：凡已经公开发表有关文献学、古代文史相关文章，古籍新书介绍、文史期刊目录摘要等均可。来稿敬请编辑为word格式，可以以文件夹压缩方式配图（含个人介绍），发到邮箱njt724@163.com。感谢您的支持！

一、日本早期社会（592年以前）日本列岛的黎明；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大和国的统一与倭五王时代的日本；倭五王时期的对外交往与大陆先进文化的吸收。二、飞鸟时代（592-710年）推古朝改革；大化革新；天武之治；飞鸟文化。三、奈良时代（710-794年）律令政治的展开；奈良朝的经济发展；奈良朝的对外交流；奈良文化。四、平安时代（794-1192年）皇权旁落；班田制的瓦解与庄园经济的发展；武士力量的兴起；平安时代的中日关系；平安文化。五、镰仓时代（1192-1336年）镰仓幕府的建立与发展；镰仓幕府的衰落与灭亡；镰仓时期的中日交往；镰仓时期的文化。六、室町时代（1336-1603年）政权的变迁；经济；对外关系；文化。七、江户时代（1603-1868年）幕藩体制；江户时代经济的发展；幕藩体制的动摇；锁国体制下的中日交流；江户时代的文化。八、明治时代（上）（1868-1912年）西方东渐与幕府的灭亡；明治新政；自由民权运动及近代天皇制。九、明治时代（下）（1868-1912年）对西洋的屈从和对亚洲近邻的侵略；明治文化。十、日本走上法西斯侵略道路（1912-1937年）日本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与天皇制法西斯专政。十一、太平洋战争及日本的彻底失败（1937-1945年）战时法西斯体制的建立；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本法西斯末日及节节败退的战局。十二、占领时期的日本（1945-1951年）美国单独占领与占领初期的对日政策；政治改革；经济领域的三大改革；教育改革。十三、走向经济大国（1951-1970年）美国对日本占领政策的转变与旧金山体制的建立；经济的复兴；从政治独立到田中内阁的多边自主外交；成为经济大国。十四、走向国际化时代（1970-2000年）经济条件；政治活动；冷战的结束与世界的多极化；文化观念走向。十五、21世纪初的日本（2000年以来）21世纪初日本面临的困境；小泉新内阁与“无圣域的结构改革”的提出；继续为实现政治大国战略目标不遗余力；实现军事大国的新动向。资料来源：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第二届普隐人文学术论坛于3月16—17日在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举行。与上届一样，五位杰出青年学者担任召集人，分别邀请两位相关学者，一同探讨切磋。论坛为青年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与会者提交的报告相当引人入胜，有利于推动研究的深入开展。历史地理研究再出发第一组讨论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胡恒召集，主题为《“却顾所来径”：历史地理学研究再出发》。胡恒指出，历史地理学就学科性质而言属于地理学，但自其诞生之初，就天然地具有地理学与历史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它之所以能在近代以来迅速发展壮大，即来自于这种交叉性带来的多元化、包容性思维方式，乃至能够吸取一切学科理论、方法为我所用的雄心。但一旦它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在学科体制内进行专业化建设与生存，便有意无意之间明确了自身的边界，以建立学科存在与发展的合法性，进而亦不可避免地失去一些学科诞生之初的包容、开放等促使其成功的关键要素。本组主题试图通过对历史地理学发展历程的再回首，审视学科诞生与发展的“初心”，反思学科基本定位，以寻找学科未来进一步开拓的可能性。复旦大学历史系马孟龙主要研究秦西汉政区地理，《汉书·地理志》是该研究领域的基础文献。他的报告就是对这一基础文献进行深挖细探，试图“解开《汉书·地理志》成书之谜”。马孟龙指出，《地理志》存在着“年代断限不明”、“政区规模与户口数字不匹配”、“分项数据与篇末汇总数据不对应”等问题，这些问题限制了相关研究展开。在攻读博士学位时期，马孟龙就十分关注《地理志》成书问题，他在钱大昕、周振鹤揭示《地理志》存在两份年代断限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汉代行政制度和《汉书》表、传记载，把《地理志》郡县政区年代断限精确限定于汉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九月，同时指出《地理志》还存在第三份年代断限的资料，《地理志》其实是三份不同年代断限资料的混合物。马孟龙进入高校工作后，注意到目前全国各地出土了大量汉代行政文书，他于是将《地理志》的记载与汉代行政文书对照，发现班固编纂《地理志》所采用的资料来源就是汉代行政文书。经过几年的比对，他基本确定，班固编撰《地理志》所采用的郡国名目和户口数字得自汉平帝元始二年全国户口簿，县、侯国、道名目得自汉成帝元延三年各郡国行政版籍，篇末全国各项汇总数据得自汉成帝绥和二年全国集簿，并逆推复原了班固编撰《地理志》的全部过程。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李大海报告的题目是《重新书写20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史》。李大海认为，20世纪的全球历史地理学，无论对于中国还是“西方”而言，都是这一学科实现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最重要发展阶段。与此间西方“历史地理学”（Historical Geography）术语本身的表达并未发生变化有所不同的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演进，通常被描述为从传统的沿革地理学到现代的历史地理学的转变过程。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地理学在拥有近2000年“学科前史”的基础上，吐故纳新，走出了一条不啻为筚路蓝缕的学科创新之途。李大海指出，学界从学科发展、学科性质、研究成果以及学人学派等方面都做了非常重要的研究和全面梳理总结。尽管如此，还有不少在以往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事实上仍然或多或少地干扰和“规范”着我们对过去的理解、认知和评判，间接上也造成了对学科现状观察的偏差和困惑。李大海期望通过中西比较的视野，借助史料的重新发现和检查，克服反向格义思维的在场，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置于19-20世纪世界历史地理学发展的脉络之中，去重新审视一些“习以为常”的学科发展轨迹，进而重新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所走过的路。胡恒近些年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从空间角度来理解清朝地方治理。他不再仅将“地理”或“空间”作为研究的对象，而是将其视作观察历史问题的维度，从“空间”出发讨论与之相关联的政治、思想要素，展现地理与历史彼此缠绕、相互塑造的过程。同时，与社会学家寻求国家治理的历史线索殊途同归的是，他在对清朝地方治理的研究当中，努力向社会学家学习，力图将清朝直至当代的历史关联起来，追寻隐藏于制度背后稳定的空间结构逻辑，并努力通过利用数据分析和GIS手段，追寻定量与定性方法的结合、文本分析与数理统计的平衡。他在《清朝地方治理的制度与空间逻辑》报告中紧紧围绕清朝地方治理中的一对结构性矛盾“超大规模”与“有限政府”展开，分别揭示了这一矛盾之下的几组空间逻辑：清朝利用政区分等制度实现地理差异的指标化，并设计出平衡中央一统与地方分权之间矛盾的一套空间机制；清代不同时期围绕“地域回避”所导致的“异地任职”与“人地相宜”之间矛盾的争论，以体现清朝选官任官中对于籍贯与空间问题的考量；围绕“理事同知”与“厅”这一关键性制度的设立，以透视清朝对于圈层空间结构过渡地带的控制机制的形成及郡县制的横向扩张过程；清朝关于县以下空间简约治理的纠葛及在清代所遇到的治理挑战，力图回应清朝地方治理在不同层次上的空间逻辑背后的“技术原理”（阎步克语），以及围绕这些空间逻辑背后的政治理念，亦通过清朝不同时期时人的争论变化展示出清朝地方治理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艰难转型过程，试图揭示制度设计背后的结构性制约因素以及它在当代的长期延续。胡恒宋明时代的思想与政治清华大学历史系方诚峰召集的这一组着重探讨宋明时代的思想和政治。方诚峰专攻宋史，他报告的题目是《从两个维度理解宋“王朝”》。他表示，最近几年和清华历史系的同仁一道，聚焦于中国古代国家问题，已多次开设的研究生学术史课程意在回顾既有的“国家论”。他的关注点则是宋代“国家”/“王朝”，目前学界主要的研究路径有三：一为日本学界“唐宋变革论”所提出的“近世国家论”，二为中国学界流行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说”，三为在美国中国研究界被广泛接受的南宋国家（中央）权力衰落说。这些说法，背后都有鲜明的立场——以某种现代国家形态、观念为出发点。方诚峰则希望立足于历史上的“国家”/“王朝”自有的原则和逻辑，避免先入为主地为近现代国家、政治的概念所左右。具体研究试图从两个维度认识宋代的“国家”（王朝）。第一个维度是基于对《宋史·职官志》的分析性阅读，展开对宋代官制的探讨。如已完成的《再论宋代的三公官》，正在进行的《再论唐宋时代的“宰相”概念》，都是试图从历史的、而非今天的制度逻辑观察分析王朝体制。第二个维度是南宋晚期的思想与政治。正在进行的尝试如《“天”与晚宋政治》、《贾似道与道学》，都是希望说明，道学作为一种行动的指南如何影响了南宋晚期的政治实践。方诚峰表示，上述官制、思想两个维度能殊途同归，但治丝益棼，自己远未达成对宋“王朝”的系统认识。方诚峰“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刘力耘的报告《经学与宋代思想、政治》，主要考察儒家经典在传统中国的思想、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儒家经典所造成的影响。刘力耘指出，传统经学史侧重梳理经文解释的渊源异同，或直接地由经解归纳、构建解释者的思想。这类研究只处理解经的最终结果而略去解释的过程，导致经学从所属的具体历史语境中脱离，成为一种平面的学术形态。她近年来尝试以宋代《尚书》学为切入点，探究宋代知识人对《尚书》在现实生活中主要功能的定位（为君、为臣之轨范），梳理皇帝和士大夫援引、阐释《尚书》自我论证和劝勉对方以期实现价值认同的种种途径；并在明确宋代《尚书》学核心关切的基础上，以范纯仁、王安石和苏轼等人的《尚书》援引、阐释为例，将其还置于历史语境中，揭示背后的现实指向。刘力耘认为，经学的历史语境，应包括1）训解者的经历、思想及其在官僚队伍或社会中的位置；2）训解者所处的政治情势、思想环境（共享的文化遗产和流行理论、热点话题、写作范式等）；3）训解者关注并致力于解决的时代问题。还原经学的历史语境，不仅能够呈现儒学在思想、政治中的展开方式，凸显传统中国独特的政治思维形态和行动风格；而且有助于深刻理解经解的形态，回答经解为何是如此这般而非别的样子。清华大学历史系黄振萍的报告《明代政治史的几点思考》则侧重回应现代性的政治与道德的分离问题，尝试重新建构起历史叙述。他从历史经验出发，发现明人自称“以理学开国”，朱元璋的集权统治使理学得以制度化实践，这使明代成为研究传统中国政治的理想型。黄振萍以“于谦之死”为例进行分析，发现通常所用的现代性视角不足以反映当时的历史实然，主张回到当时语境，参考明清之际侯方域等人对于谦的非议，于谦被认为“非社稷臣”死于“政治”，而不仅仅是死于权力斗争或新旧更替。在积累众多个案的基础上，黄振萍挖掘明人语汇，指出明代政治是“政学合一”的“理学政治”，与西欧中世纪的“政教合一”的“神学政治”相对应。“政学合一”，是内圣和外王的连续与互嵌，是政事与学术的统一。黄振萍继而以“慎独”的阐释史来说明，“理学”和“心学”被现代认为是个人心性修养的道德之学，当时则是致力于贯通内圣外王，和现代性所造成的学术与政治的分离迥然不同。黄振萍最后提出，对传统中国政治的研究，应该走出韦伯式的科学的政治分析，从根本而言，更应该走出笛卡尔以来具有笼罩性影响的二元思维模式，而从传统中国的历史实践出发进行研究。女性学者的作为与担当第三组由中西书局李碧妍召集，三位报告人都是女性，所以拟了一个新颖的主题：《历史学的“娜拉出走”时代》。上海交通大学车群曾受过历史地理和科学史的专业训练，目前的研究主要是通过数字人文的方法探讨疾病史、环境史方面的课题。据她介绍，以《后阐释主义时代——数字人文的困惑与思考》为题作报告，目的有二：其一，为数字人文提供另一个角度的解释——长期以来学者普遍担心数字人文可能会带来包括微妙性、意义与蕴含等表达效力的丧失。车群认为，这二者看似无法调和——后者带有审美的指向性，前者则遵循着一种“科学化”的思维方式。然而就史学而言，对“公共性”的要求使其无法同艺术或者文学一样成为完全的个人价值的表达；从追求抽象的规律性的表达方面来看，二者之间不存在无法调和的鸿沟，存在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其二，她以两个研究为例，试图破除笼罩在数字人文上空的两朵“乌云”——“计量研究”和“远读”，以及偏向于建构的研究取向。在她的展示下，计量研究和文本分析并不冲突；远读和近读可以共存；研究取向则与所采用的方法论并无关系，而是因人因研究对象而异。总而言之，数字人文方法的应用，也许会将历史书写简化成关于规律与模式的单一叙事，也有可能揭示甚至重新定义历史的复杂性，解构既有的关于衰败抑或是繁盛的解释框架。李碧妍的报告《偏见与谬误——有关韩滉的三重叙述》分为两部分，在第一部分“已经讲完的故事（2002—2011）”中，她回顾了自己自2002年观看“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中的《五牛图》，从而进入“韩滉”、“韩滉与德宗”、“韩滉与镇海军”，乃至中晚唐东南藩镇，以及唐代藩镇的研究过程；并介绍了随着研究的深入，如何调整思路理解作为政治人物的韩滉在唐德宗朝初期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韩滉在史料中的形象差别乃至矛盾的原因。报告的重点是第二部分“正在讲述的故事（2011—2019）”，李碧妍由政治史转向美术史，分别从人物画、牛画、田村风俗画三个门类入手，结合传为韩滉画作及其画作摹本的图像资料，和以画品、画史为主的文字资料，介绍了韩滉在美术史史料中所呈现的与政治史史料中截然不同的形象，以及不同于后者的形象演变逻辑。报告希望通过对这两者的介绍与比较，提示读者注意到，不仅不同时代的人对于韩滉的解读会有不同，而且在不同领域，比如美术史领域与政治史领域理解韩滉的内在逻辑也可能大相径庭，且彼此未必要有交集，甚至研究者与大众眼里的韩滉也有不同的面相；而这些，与韩滉的自我定位，及其在当时的真实形象很可能都是不一致的。李碧妍史学研究以“新”为名，日渐成为当下史学研究的“新”常态。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古丽巍的报告题为《无旧无新，亦旧亦新——关于宋史研究的自我省思》，即聚焦史学的“新”“旧”问题。她深刻地意识到，议题的新与旧更在于反思研究方法，“追求更为敏锐的抽象能力”（包伟民）。为此，古丽巍主张从议题的多元化和“旧议题”的深化两个方面着手，努力打开新局面。比如北宋中后期的尚书省，应属所谓旧议题，然而对于这一重要议题，学界尚乏专文。由此推延，对南宋整体政治体制的讨论、北宋与南宋制度的延续性，甚至是金制中的宋代因素等议题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另外，跨学科也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不过，跨学科跨得好，是要基于对自身学科的研究深度的（邓小南）。古丽巍以为，若想真正做到学科之间的交叉互补，其一是要基于本学科研究的底蕴，其二是要对对方的学科经典、学科写作逻辑有深度了解。在这一思路下，她以宋代荆湖地区的梅山蛮为例，观察这一“中央的边缘”或“边疆”的内地样态。以多元文化观为指归，试图从梅山蛮自身的角度理解其在“华夏化”的进程中所呈现的新的区域族群样态。显然，这一问题的深入，需根植于对地方志、族谱等史料的分疏剖析，亦有赖于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理论浸润。她希望通过具体写作来探索研究范式的边界和壁垒所在。域外汉籍：有待开掘的新材料第四组讨论的主题是《从新材料到新学术：域外汉籍与东亚古典学之展拓》，由南京大学文学院卞东波担任召集人。所谓域外汉籍，一是指在中国失传，而流传于域外的典籍；二是指中国典籍的域外翻刻本（即所谓和刻本、朝鲜本、安南本）；三是域外知识人用汉字创作的文献，包括域外知识人注释研究中国文学的文献。卞东波指出，上个世纪，现代学术兴起以来，以敦煌文书为代表的新材料直接推动了中国古典学的进步。到了21世纪，作为新材料的域外汉籍，其价值与意义不亚于上世纪发现的敦煌文书，对域外汉籍的开掘与研究定可以推动新世纪中国古典学的拓展。卞东波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石立善的报告《日本汉学典籍西传中国三百年》是对这段历史的回顾与展望。此处所谓日本汉学典籍，特指日本人用汉文编撰的关于中国四部典籍的注释、考证及相关著述，即“准汉籍”，以及日本用汉文编撰的本国文史典籍及相关著述。这个报告以经部、史部、子部、书目/图录为序，以个人经眼的汉学典籍为主，从学术史的角度，全面回顾并分析日本汉学典籍西传中国的历史与意义。报告指出，我国引进的日本汉学典籍，目前仍以影印原书为主，施加新式标点的点校整理并不多，今后的主要方向之一是扩大整理点校的范围和数量，并努力提供详尽准确而有深度的学术提要，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王连旺的报告《事大与交邻：朝鲜通信使笔谈文献中的前近代东亚世界》主要考察了册封体制下日本与朝鲜的交往，带来不少新鲜的认识。王连旺指出，17世纪初至19世纪初，李朝朝鲜奉行事大与交邻并举的外交政策，与日本建立了持续两个世纪的友好外交关系。朝鲜赴日使节团专门配备笔谈官员，与日本朝野人士以汉文笔谈的形式进行无声交流，形成了一种沉默外交，为后世留下大量具有原始性、现场感、可信性的笔谈史料，真实再现了数百年前的两国外交实况，与韩国所存纪行类文献形成很强的互补性与互证性，可为还原历史细节、重塑东亚形象与东亚记忆提供可靠的文献依据。报告介绍了日韩学者在朝鲜通信使笔谈文献整理编目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对日朝笔谈的内容进行了归纳，并以松崎慊堂的《接鲜瘖语》作为个案进行深入研究，对其作者、成书过程、诸本的流布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说明，指出《接鲜瘖语》的编纂兼具“记事”与“立言”的意图，改变了日本接待朝鲜通信使的旧例，影响了日本知识阶层的对朝态度。松崎慊堂的对朝外交思想得到了日本官方的积极响应，长期以文化优势在对日外交中取得对等交邻地位的朝鲜，失去了最有利的筹码，日朝关系在文化失衡下出现一个历史拐点。卞东波的报告《从域外发现中国文学：东亚汉籍与中国古典文学综论》以中国古典文学为例，说明了如何用域外汉籍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他从中国古代文集的日本古钞本、唐宋诗之日本古注本、东亚古代汉文学三个维度出发，指出域外汉籍不但可以为中国古典文学提供大量的新材料，而且可以据此提出许多新问题。他指出，现存的中国古代文集的日本古钞本中不但有中国本土失传的文献，其中不少钞本还保存了中国传统典籍的原始面貌，对于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书籍史研究都极有意义。卞东波还以寒山诗日本古注本、唐代诗僧贯休诗歌的日本古注本、黄庭坚《演雅》诗日本古注本为例，说明了唐宋诗日本古注本对于唐宋诗的阐释及其体现的文化史意义。他最后指出，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琉球古代的知识人创作了海量的汉诗、汉文、汉文小说、汉文辞赋，即东亚古代汉文学，这是一块尚未充分开发的古代文学的宝藏，作为古代文学者应该将眼光扩大到东亚古代汉文学，这样才能发现中国古典文学的世界性与开放性。历史书写的回顾与展望最后一组的主题是“历史书写”（《谁之历史？书写何为？》），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徐冲召集。徐冲在开场白中表示，“历史书写”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传统的历史研究提出了挑战，最初也遇到各种批评，这促使他们进一步思考，这次报告可以看作他的一种回应。徐冲与同组另两位专攻中古史的学者不同，复旦大学历史系刘永华专擅的领域是明清史，他的报告《民间历史书写中的主体与政治》期望充分利用民间文献，探讨“民间历史书写”的相关问题。报告指出，作为政治斗争的重要场域，历史书写很早就受到关注。不过自20世纪后期起，在后现代主义、记忆理论等的影响下，历史书写问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其中，相对于王朝国家，对民间历史书写的讨论更是较为晚近的事。事实上，历史书写的主体，不仅包括王朝国家及其代理人，也包括王朝国家之外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体。它们从自身立场出发，书写族群/地域、家族或个体的历史。这些书写实践，与社会层面的权力运作与资源配置相关，背后有认同建构、政治诉求等方面的考虑。从书写内容看，明清以来的不少民间书写中，王朝国家似已成为难以撇开的主角。王朝国家本身，几乎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存在，成为民间历史的一道不可或缺的书写背景，一种叙事的内在动力。这一民间书写中王朝国家角色日益重要的过程，恐怕与王朝国家对资源与人口掌控的逐渐增强不无密切关联。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孙正军的报告《是否写？如何写——中国古代史志书写的政治意涵》聚焦于以往关注相对较少的史志书写，以三个个案为例，探讨史志书写背后的政治意图、政治文化。首先，他注意到以正史为代表的纪传体王朝史官制文本的志目在唐代曾发生变化：在此之前，官制文本基本都被笼罩在“百官志”之下，而从唐代前期开始，史家渐倾向于以“职官志”编排官职，由此“职官志”成为一种与“百官志”分庭抗礼的志目，在此后的正史官制文本中占据半壁江山。其次，同样在唐代前期，官制叙述模式亦发生巨大转变：在此之前，基本遵循以机构长官提领记载的“官职为纲”模式，此后则大抵采用以机构自身为叙述原点的“官署为纲”模式。报告认为，志目的转变与叙述模式的更迭密切相关，反映出时人对官、职何者为重，以及什么是官制的认识在汉唐之间曾发生变化。最后，对于六朝史志不记载皇帝日常乘用的龙舟，他认为这是一种选择性遗忘，主导者则是士大夫对皇帝乘舟的拒斥，而从这种基于士大夫立场的选择性遗忘，则不难窥知以“舆服志”为代表的史志文本的择录标准和政治内涵。要之，通过三例个案，报告试图说明以往多被视为如实记载典章制度的史志文本，事实上受到时人对于政治、制度的认识或有意或无意的制约，对史志文本的考察，不仅是要排除制约，确切把握史志文本的形成及价值，同时还可解析“制约”，探索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历史图景。徐冲的报告《历史书写：在史学史与政治史之间》围绕他荣获普隐人文学术奖的著作《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展开。他在昆汀·斯金纳和福柯作品的启发下，试图分别以“历史书写”和“皇帝权力起源”两个概念，对经典的“史学史”和“政治史”范畴进行反思。他认为传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二重迷思，一是来自中国古代史家的技术性自我定位，一是来自中国现代历史学科建立过程中的民族主义基调。为此，他刻意回避了“纪传体断代史”的概念，代之以“纪传体王朝史”，强调从对作者、作品和思想的关注，转向对语境、时代和政治的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历史书写”，可以由史学史问题切入，以制度史手段推进分析，最终落脚于广义的政治史图景。在这种思路的指引下，《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自汉唐间的纪传体王朝史中发掘出起元、开国群雄传、外戚传/皇后传与隐逸列传四种意识形态装置，对彼时的精英社会围绕“皇帝权力如何正当起源”这一主题所呈现的诸般样态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他同时指出经典政治史研究所体现的“政治=暴力/史学=掩饰”的认知模式，亦有来自中国古代史学的“直书/曲笔”传统和20世纪以降的“压迫/反抗”革命叙事所合成的二重迷思。如果能认识到正当性在任何政治的起源阶段即与暴力如影随形，并以历史书写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么在权谋斗争和集团冲突的主题之外，未尝不可以将合谋的政治、赞成的政治和话语的政治也纳入政治史研究的视野。与会者合影

1492年，哥伦布为了寻找通往亚洲的航道，意外登陆了西印度群岛，他不仅发现了美洲大陆，也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在这之后，哥伦布似乎忘了亚洲，一心扑在对于美洲的探索上。100年后，后继的欧洲贸易者不仅找到了亚洲，还在中国、菲律宾和日本之间钩织了一张国际贸易网，由于中国身为贸易网中的最主要参与者，中国的银本位制度使得白银成为了国际贸易网的核心流通物，借着白银的流通，东亚的贸易风生水起，不仅加速了日本的统一，也促成了日本侵朝，以及明清的更替。明朝的银锭白银在东亚的崛起明朝是一个银本位国家，国家运行需要大量的白银，然而中国的银储量并不大，所以对于外国白银的依赖性很高。对外依赖性高，势必造成安全隐患，好在明朝又是物产大国，生产的生丝、绢、瓷器等高档商品，在业已成型的世界市场中处于无可替代的位置。生丝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商人发现，只要中国的商品运到欧洲，一定会被抢购一空，受此情况刺激，两国商人逐利动机极强，不断往返于中国和欧洲之间。此外，16世纪末，欧洲的黄金白银兑换率是1比12，而中国的黄金白银兑换率是1比7，也就是说，白银在中国比欧洲值钱，欧洲商人只要载着白银驶往中国，用白银跟中国交易，就能获得更大的利润。这其中的利差也被当时的日本人察觉到了，日本的黄金白银兑换率是1比10，白银在中国也比在日本更值钱，于是，盛产白银的日本也积极地加入了东亚贸易网，希望从中分一杯羹。16世纪的白银贸易明朝末年，世界上的白银通过三个渠道涌入中国：第一、葡萄牙人从中北美洲获得的白银，混合着欧洲的白银，经澳门流入明朝。第二、西班牙从玻利维亚波托西银矿挖掘的白银，由墨西哥运往菲律宾马尼拉，通过东南亚的明朝商人运往中国。第三、日本石见银山挖掘的的白银，通过长崎—澳门贸易线运往中国。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时，估计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在100到150吨之间，这其中葡萄牙提供20到25吨；日本流入中国50到80吨；西班牙运来25到50吨左右。所有这些白银，都被明朝主动吸纳，如果明朝是一个稳定的帝国，大量的白银输入必将导致银价大跌，扰乱经济秩序，然而，由于明朝内部结构的系统性问题，这些白银反而起了积极作用。玻利维亚波托西银矿白银对中国的影响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推行全国，明廷放弃以前实物课税的方式，改成了用白银课税。这不仅是明朝工商业发展的结果，也有外国白银流入造成的影响。“一条鞭法”的推行与外国白银的流入，造成白银在明朝内部的流通呈现出“点、面、线”的特点：首先，“点”是指生丝、绢和陶瓷的产地，即东南沿海和长江三角洲地区，这里吸收大量外国贸易白银，形成白银聚集的“点”。其次，“面”是指全国。“点”获得的白银，通过明廷的收缴和分配，最终扩散到全国，形成一个白银流通的“面”；最后，“线”是指沿长城的北方防线。全国的白银一部分被明廷收缴，集中送到北方作为抵抗鞑靼人和镇抚女真的军费，另一部分由商人携带前往长城边境跟鞑靼和女真人进行贸易，形成了一条遍布白银的“线”。白银流通与分布的“点、面、线”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万历二十八年左右，明朝长城防线的军费和互市的贸易额，加起来就有150吨白银左右，几乎与从海外流入的白银总量相当。这些军费和互市的交易白银，最终会随着采购内地的物资而重新流入明朝内部。江南地区丝织业与陶瓷业白银的流通，串起了明朝的整个经济，在东亚贸易网的加持下，明朝经济开始高速增长，所以有人说，明末时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长江下游地区的苏州、湖州和松江（上海）等地，大量的丝织产业使用白银支付工人报酬，客观上催生了雇佣劳动关系的出现，然而，靠白银的流通想要产生资本主义不太现实，明朝江南地区的外贸经济借着白银的流通而蓬勃发展，这背后其实存在不少泡沫，所以，当明清朝代更替之后，这里繁荣无比的经济就如被针扎破了泡沫一般，迅速回归低潮。与中国的巨大体量相比，经济规模较小的日本，反而借着东亚贸易网和白银的输出，完成了更大的目标，不仅使得国家完成了初步统一，还催生了其入侵朝鲜的野心。来往于中国和日本的葡萄牙商船白银对日本的影响利润带来竞争，而竞争最终会演变成战争。国际贸易网的初步建立，使得网中的每个国家都卷入了波谲云诡的世界大潮中，深感不安的国家会武装自己，野心蓬勃的国家更是对军事力量着魔。在日本在发动侵朝战争之前，东南亚率先爆发了一场因贸易而起的战争。16世纪前期，缅甸的东吁王朝（Taungoo Dynasty）崛起，先是攻占了孟加拉湾的贸易据点白古，并迁都于此，后来又统一了整个缅甸。东吁王朝毫不掩饰对暹罗的觊觎之心，他们借着国际贸易网，从葡萄牙人那里获得了大量武器，并且雇佣了一批葡萄牙炮兵，东吁王朝在军事力量上完成了升级，立刻向暹罗的大城王朝发动进攻，最终控制了暹罗，在中南半岛建立了实力强大的帝国。丰臣秀吉织田信长对统一日本的谋划，几乎与东吁王朝称霸中南半岛如出一辙。东吁王朝通过控制白古，将自己嵌入欧洲——东南亚——东亚的国际贸易网，从而获得了组建强大军队的实力，实现了建立帝国的野心；在东吁王朝击败大城王朝四年后，织田信长果断进击京都，控制了日本的中心地区，进而掌握了本州最大的贸易港，通过将九州接入东亚贸易网，振兴了日本的流通经济，从而有了本钱组织大规模的火器部队，奠定了日本统一的基础。日本石见银山织田信长之后，丰臣秀吉藉由控制九州，直接管理长崎和博多港，将日本的海外贸易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与此同时，丰臣政权又发布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太阁检地”——丈量全国的土地；“刀狩令”——解除农民武装，使兵农分离；“惣无事令”——禁止大名私自发动战斗。通过这几条命令，丰臣政权将原先纷争不停、矛盾不断的日本军阀聚拢了起来，为将来的日本统一扫清了障碍。丰臣秀吉明白，要想统一日本，自己的实力强大是关键，丰臣政权之所以能在日本众多大名中独占鳌头，无非是占有日本海外贸易的便利，所以，要想进一步完成自己的目标，必须扩大东亚的贸易范围，加深贸易程度。于是，丰臣秀吉向明朝表达了正式建立两国贸易渠道的提议。明朝否定了日本的请求，丰臣秀吉在利益的驱使下，悍然发动了对朝鲜的侵略。日本军队配备的武器丰臣政权动员了西日本的全体大名，并配备了经过改造的葡萄牙火绳枪，率数十万人渡海侵朝。明朝为了稳定东亚局势，派出远征军，与朝鲜方面的抵抗力量一起，两次击败了日本军队。经过此役，丰臣政权垮台，日本企图控制东亚贸易网的野心遭到重创，最终退回列岛，开始了闭关锁国。然而，获得战争胜利的明朝也元气大伤，巨额的远征军支出使得明朝财政状况恶化，最终使明清交替成为了可能。白银对东亚局势的影响由于美洲的发现，国际贸易网由幻想变成了现实。东亚贸易网作为16世纪国际贸易网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对白银的渴望，使得这种贵金属强势崛起，从波托西的银矿，到长崎的商船，再到苏州的织造场，最终到明军的长城前线，到处都泛着白银的闪光，所有人都在不知不觉中卷入了一场超越想象力的游戏。明朝时澳门的葡萄牙人在波澜壮阔的“白银游戏”中，没有永远的赢家，也没有永远的输家。明廷因为白银而富有天下，骄傲地维持着以大明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最终又因为缺乏白银而国祚终结，一败涂地；日本因为白银而获得统一的契机，最终因为渴望更多白银而遭到惩罚，不得不闭关锁国；葡萄牙、西班牙因为突然获得大量白银，一跃成为最早的欧洲列强，但也因为白银太多，错过了工业革命，反而失去了霸主地位。清军对明军的进攻相对于明廷、日本、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浮浮沉沉，一些较小的势力反而获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他们捉住机会，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自己的“独幕剧”。具体来说，“独幕剧”的主角就是明朝东南沿海的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以及东北边境的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由于白银的流通，他们控制的东南和东北成了明朝最繁荣的地区，作为割据“白银中心”的强大军阀，他们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实事求是地说，二者任何一方都有代替明朝建立国家的机会，但中国作为传统的陆权国家，代表海权的郑氏家族最终功亏一篑，历史选择了陆权势力开启新的朝代。清朝代明而立，白银游戏宣告结束。参考资料：《明史》张廷玉等《日本历史》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著《葡萄牙帝国在亚洲：1500-1700》 桑贾伊·苏拉马尼亚姆《Myth and Reality of China's Seventeenth Century Monetary Crisis》Richard von Glahn《Silk for Silver：Manila-Macao Trade in the 17th Century》Dennis lynn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通讯员 赵轩 秦泽昊）6月15日，武汉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办、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部综合学术院合办、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承办、北京日本文化中心赞助的“新时代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行。　来自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四川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国际交流基金日本文化中心、中华日本学会、上海市日本学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社科网、辛亥革命网、湖北省图书馆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出席会议，百余师生及社会人士旁听会议。开幕式由武汉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林泉忠教授主持。林泉忠介绍道，在中日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中，两国有交流也有摩擦。1972年田中角荣首相访华，中日建交。2018年两国领导人实现同一年内互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日本进入令和时代，此次研讨会恰逢其时。　　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沈壮海教授、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综合学术院副院长早田宰教授和武汉大学原副校长、武大日研中心主任胡德坤教授分别致辞。沈壮海代表武汉大学对各方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介绍了武汉大学近年来的发展及取得的成就，回顾了武汉大学在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与日本的交流历史。1998年，武汉大学与早稻田大学签订了校际交流协议后，同日方、尤其是早稻田大学的交流更加频繁。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中日学者共同探讨中日历史、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议题，有利于促进相关研究的发展，推进中日关系行稳致远。　　早田宰在致辞中说，日本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其中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占全部留学生的55.1%。早稻田大学和武汉大学于1998年签订校际合作协议。在近期早稻田大学举办的“中国的大国化和亚洲”研讨会上，武汉的发展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他期待举办此次研讨会的这天成为中日关系发展抛砖引玉的一天。　　胡德坤回顾了日本问题研究在武汉大学的发展。他说，武汉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于2007年11月成立，先后聘请了包括早稻田大学学者在内的多位日本学者作为客座教授，目前已经形成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日本与东亚讲座系列和学术工作坊三位一体的机制。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主题，合作共赢成为新的潮流，世界发展模式从战后的自我发展转变为合作发展模式。在这种形势下，中日两国应从国家战略高度处理两国关系，从多元视角探讨两国的合作，对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随后，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余敏友教授和早田宰教授交换了《武汉大学与早稻田大学学术交流意向书》。与会嘉宾在武汉大学老图书馆门前合影留念。　　主题演讲环节由林泉忠主持。东京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院长高原明生教授以“中日关系研究路径之探索”为题展开演讲，他结合2014年以来中日两国关系的变迁，阐明中日关系研究应主要考虑两国国内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国际环境因素和国民认识因素四个方面的影响。他特别指出，围绕安全问题存在的风险是当前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中日两国应“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加强经济依存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改善和发展公共外交，同时加强青少年的交流。　　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吴继南教授从当前国际形势变化的视角解析新时期的中日关系。他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发生了冷战结束以来堪称最深刻最复杂的变化，国际社会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公共产品赤字和全球治理缺位。中日两国应当在地区和国际范围内深度合作，发挥东亚智慧，共同应对严峻的挑战；同时两国应以高层互访为契机，尽可能延长双边关系改善的“窗口期”，夯实双边关系发展的基础，行稳致远，以实现互利共赢。　早稻田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青山瑠妙教授梳理了2017年至今中日两国关系改善的历程，她从中国科技发展、中美关系变迁以及中日关系结构性变化三个方面阐明现阶段中日两国关系发展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当前中日两国经贸关系紧密，民间交流频繁，今后两国应当加强政治互信、防止突发事件的发生，同时继续推进两国区域贸易一体化，为高端制造等领域的合作创造有利条件，特别是加强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交流与合作。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刘江永教授的演讲主题是“中日关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他结合日本天皇制形成、兴衰演变的过程，梳理从古至今中日关系的变迁，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友好关系发展迅速，特别是1992年，首次实现日本天皇访华，两国关系也进入了历史发展新阶段。他指出，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新的时代背景，两国可以和平共处、友好合作、平等相待，只要两国坚持遵守中日之间的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中日两国就能克服各种困难向前发展。今年是日本令和天皇继位元年，期待新天皇尽早访华，开辟中日关系新时代。　　研讨会中，演讲嘉宾就“中日两国高层互访”“日美贸易摩擦”“中日交流渠道”等问题回答现场嘉宾和观众的提问。林泉忠也从“中日美三角关系”的视角出发，与主讲嘉宾探讨在中美贸易摩擦、中日经贸联系日益紧密的国际形势下日美两国关系的走向。在专题演讲环节，第一单元以“中日关系历史新论”为主题，由中华日本学会会长李薇主持。北京大学历史系王新生教授从中日两国马克思主义交流的视角出发，探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他特别提出对“国民国家”和“民族国家”、“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国家认同”和“阶级认同”这三对概念的区分，以此比较中日两国文化的差异。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川岛真教授以“从日本外交档案看1980年代中日首脑外交”为题，通过解读中曾根康弘与中国高层会谈时的外交档案，揭示当时两国首脑之间对世界情势和两国关系的理解和看法，探讨当时中日关系的原貌。武汉大学林泉忠教授介绍了历史上东亚区域的两次中心更替，同时指出，现阶段中日两国社会都存在急需克服的心理调适等“国力消长综合症”的问题，两国需要成熟地面对东亚区域秩序的变化与重构。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李少军教授在本单元分别对三位主讲嘉宾的演讲内容发表看法，他指出各位主讲人均从对历史的叙述出发，从历史中寻找对现实中日关系的借鉴与关照。　　第二单元以“中日政经法比较新思维”为主题，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黄大慧教授主持。北京大学政府与管理学院白智立教授系统比较了中日两国的国家治理改革的特点和差异，对日本上世纪末启动的以“政治主导”为核心的行政改革进行了详细评述，同时探究日本改革的借鉴意义。上海交通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季卫东教授以“从中国视角观察日本宪法修改案”为题，对日本现行宪法体制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分析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对日本谋求“修宪”的态度，认为日本“修宪”必须考虑避免东亚陷入军备竞赛和过剩防卫的恶性循环。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潘敏教授对比分析了中日两国中央银行实施质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政策目标、操作工具和政策效果，中国央行的质化宽松政策在为实体经济提供信贷支持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日本央行质化宽松政策在刺激物价水平上升方面效果明显，但两国均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院综合学术院准教授郑成对三位主讲人的演讲内容进行点评，并结合自己在日本多年的生活经历提出新的思考。　　第三单元以“中日文化交流新视野”为主题，由早稻田大学留学中心准教授平川幸子主持。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所长王勇教授谈及中日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状，阐述中日文化研究的必要性，同时回顾了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历程和中国学者从学习、合作到引领的角色转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古市雅子副教授以日本动漫在中国的接受为视角，展示了一系列在中国风靡一时的日本动漫，并指出中日动漫文化交流存在着以消费者为引导、先发展后管理等特征。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李圣杰教授的演讲主题是“中日现代文学交流与文明互鉴”，他强调中日两国地缘相邻，文化同源，文学交流历史源远流长，两国间的文学交流更能超越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促进文明的互鉴与共存。他同时指出，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应该秉承包容的精神，促进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韩东育教授在评议时赞赏了王勇教授及其团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领域从跟跑到超越日本学界的成就，并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和研究专长对中日动漫和文学交流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在综合讨论及闭幕式环节，林泉忠总结了此次研讨会的情况，介绍了武汉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未来发展规划。中日关系研讨会未来每年都会举行，明年由早稻田大学举办，武汉大学协办。今年11月，武大日研中心将举办学术工作坊，探讨此次研讨会没有涉及的其他议题，每月的日本与东亚讲座系列也将延续。　　高原明生提出中日两国关系历经起伏，而当前中日关系也站在了新的十字路口，两国在学立足现实的同时也应谈谈理想。两国应在维护和平的基础上，增强对彼此文化和价值观的理解，对两国关系的未来抱有信心。他也对武汉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表示衷心感谢。　　李薇对高原明生提到的既要考虑现实、又要坚守理想主义的见解表示赞同。她指出，中日两国之间围绕历史遗留问题和主权领土问题存在不少矛盾，但和平友好的信念永远不能丢，在今后处理两国关系时也应格外注意民族感情的维护。　　早田宰说，自己今天收获了很多学术之“桃”，研讨会主题广泛，能开诚布公的讨论。他对武汉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表示感谢，希望明年在日本举行的研讨会可以为日中关系发展提供新思路。　　川岛真对武汉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具体看法和建议，希望今后武汉大学与早稻田大学在年轻人的交流中发挥作用。　　韩东育赞同李薇的见解。中日在处理两国关系过程中存在不成熟的一面，学者应该担负起自己的责任，促进中日关系发展。日本研究不应仅限于日本，应置于整个东亚地区内综合研究，希望武汉大学的日本研究越做越好。　　余敏友在闭幕致辞中感谢前来参加此次研讨会的中日学者。武汉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会认真考虑各位学者提出的宝贵建议，结合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传统和优势，结合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和国际问题研究院跨学科的特色更上一层楼。他相信，明年早稻田大学举办的研讨会也会同今天一样精彩。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日本弥生时代中期，部落国家初现端倪。公元1世纪成书的中国《汉书 ·地理志》记载，当时的日本“分为百余国”，这些部落小国定期向汉朝（乐浪郡）朝贡。至后汉时发展成“三十余国”，从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帅升等复数国王参加贡来看，日本当时尚未出现统一王朝。至桓灵年间（147-188年），“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分立的小国之间处于混战时期。中国的魏晋时期，在日本九州北部诞生了国家联盟“邪马台国”。中国的《三国志·魏书·倭人传》所载“邪马壹国”，学术界普遍认为应为“邪马台国”，古田武彦认为原文本作“邪马壹国”，“邪马台国”为后人所改。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有“九州说”和“近畿说”，从交通条件看，“九州说”较为可信。邪马台国统治着20余个小国，存在着大人、下户和奴婢等级，建立了一套包括辅臣、大率、大倭、大夫等机构的国家机器，应是日本列岛上第一个阶级统治的机关。《三国志·魏书·倭人传》载：“女王国以东，渡海千余里复有国，皆倭种”。说明与邪马台国同时在近畿地区已有国家兴起。大量的考古发现也证明近畿地区存在势力强大的国家政权（或国家联盟）。邪马台国和畿内地区这两个势力强大的国家（或国家联盟）争夺霸权的在历史进程中，诞生了统一日本列岛的第一个国家政权——“大和国”。大约在弥生时代前期，逐渐形成日本的原始神道教，原始神道的祭祀出现“神篱”“盘境”等。至古坟时代，神社神道逐渐诞生。5世纪大和朝廷统一日本后，演变成为以天皇氏天神——天照大神为中心的一套天神地祇系列和相关礼仪，这种所谓的皇室神道是神社神道的核心。原始神道的核心是巫术和祭祀活动。《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中记载，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学术界对其“鬼道”有原始巫术说、道教说、原始神道说。公元前周秦时代的地理名著《山海经·海内北经》上已有“倭属燕”的记载。写于公元1世纪的《汉书·地理志》中有中日交往的记载。公元3世纪成书的《三国志》开始为日本立传，详细记述了日本列岛的风俗人情和中日通交的史实。归确记载倭使至汉朝国都的史籍为《后汉书·倭传》和《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公元57年（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时，光武帝还赐以“汉委奴国王”金印。公元107年（永初元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160人。景初二年（238年）六月曹魏授予倭女王卑弥呼“亲魏倭王”，授予倭使难升米“亲善中郎将”、都市牛利“亲善校尉”等爵号。据《三国志·魏书·倭人传》所载，倭女王国朝贡曹魏共有4次，分别为景初二年（238年）、正始元年（240年）、正始四年（243年）、正始八年（247年）。据《晋书》记载，晋“文帝作相”（258年）后，邪马台又遣使数至。泰始二年（266年）又遣使重译入贡。其后通交似乎中断，至义熙九年（413年），倭国才同高句丽、西南夷并献方物。资料来源：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帝国、商业与宗教，看似毫不相关的三者，如何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以此三者为主题，近期举办了“帝国、商业与宗教：佛教与全球化的历史与展望”工作坊，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参与了讨论。参加北京大学佛教研究中心举办的“帝国、商业与宗教：佛教与全球化的历史与展望”工作坊的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摄影：倪天勇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王颂教授首先介绍了工作坊的主旨。他指出：帝国研究方兴未艾，重新成为舆论和学术焦点，其直接原因是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波折，一些原本积极推动全球化的国家自认为成为了全球化的受害者；而那些受益国家，在内外汹汹面前也显得踯躅不前，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一部分人重弹欧洲近代民族主义的老调，鼓吹民族利益和本土文化；另一部分人则对启蒙运动以来成为主流价值观的民主、自由、理性予以否定。这些都导致了对长期主导人类历史命运的帝国的回忆和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帝国形态的憧憬。在技术剥夺思想、力量代替审美的今天，帝国话题的崛起，或许可能成为越来越被边缘化的人文科学的历史发展机遇。因此，学者们希望不要将此话题限定于政治学领域，在大历史、全球史的视域下，从更多维度来拓展思考的广度和深度。帝国、宗教与商业，或许就是一个新的思考维度。自古以来，帝国作为一种无远弗届的大一统体制，必然匹配一种具有普世性的，放之四海皆准的意识形态，宗教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帝国有扩张期的冲动，对暴力与征服的崇拜；有收缩期的恐惧，对和平与维系稳定的渴望，这些都将动员与耗费大量资源。在所有这些过程中，宗教武装其头脑，商业新鲜其血液。三者密不可分。工作坊基于以上问题意识，汇集不同学术背景的学人，以期多角度、全方位地发掘相应历史资源，深化对此问题的理解。陈金华：认识汉传佛教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助力角色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陈金华教授作为引言人发表了主题演讲，他认为：任何世界性帝国的兴起与扩张，无不依赖于庞大的环球商业网络及提供普世价值的世界性宗教；二者可说是帝国腾飞的翅膀。帝国一方面需要商业的支撑，另一方面需要引领时代的普世价值体系；帝国的权力又与后二者形成一个相互关联且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帝国或多或少都表现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这当中包括货物的全球化、货币的全球化、人才的全球化、但最重要的还是价值的全球化。全球化的企图与帝国的扩张同步，其中也贯穿着多层次的矛盾与张力。其一，追求全人类福祉的普世价值与根植于集团利益的地域价值之间的矛盾，这是始终存在而难以避免的矛盾，在帝国过了上升期之后则更容易凸显为主要矛盾。其二，主要依托于货币或者其他动产、旨在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的贸易文明，与主要依靠不动产的农耕、手工文明之间有一种难以协调的对抗。这两对难以调和的大矛盾与大冲突最终导向农耕、手工文化对商业贸易文化的反噬，以及地域价值对普世价值的否定，进而帝国收缩，导致支撑帝国扩张的全球化崩解，这就解释了帝国为什么一定会有一个成住坏空的周期，为什么最后都会走向解体，也向我们揭示了所谓的“帝国之癌”的来源。佛教在历史上曾经与数个大帝国发生过上述错综复杂的关系，特别体现在其为帝国全球化提供助力的方面。佛教之所以能发挥如此之功用，是因为其自身所具有的国际品格与商业精神。作为亚洲唯一的世界性宗教，佛教一开始就具有普世价值和世界主义情怀，所以虽然它起源于南亚却不会拘泥于一时一地，不会止步于南亚或中亚地区，而是不断向外扩张，最终横跨整个亚洲。除了国际主义的品格，佛教还具有天然的商业精神。所谓“商业精神”，即谋划财富累积、遵奉契约精神、拓展贸易空间、扩大商业规模的锲而不舍的精神。佛教恢宏的传播路线，差可比拟今日的“一带一路”，自古以来就是“一带一路”上商业活动的天然伙伴。佛教僧侣与商人的追求与使命固然不同，但商队的驼铃与僧人的锡杖却常常交相鸣响在黄沙古道上。二者的联合，有物质性的——如交通等技术手段，有精神性的——如商人寻求佛法的庇佑，多重原因，注定了佛教与国际贸易兴衰一体的格局。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与佛教相伴的帝国扩张与全球化努力。从南亚次大陆的阿育王、迦腻色迦王，到中国的梁武帝、隋文帝，特别是武周帝国的则天武后，以及日本的圣武天皇、桓武天皇，佛教的海潮之音都回荡在帝国的豪迈步伐中。当今世界正面临着全球化所导致的发展瓶颈乃至两难，以及旧的全球化领袖日渐走向保守与孤立，而新的全球化领袖尚未完全脱颖而出的窘境。由此，研究佛教与全球化关系的历史，有助于探求汉传佛教现代化与国际化的源头活水，有助于认识汉传佛教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助力角色。圣凯：发出狮音，构建新的商业文明清华大学哲学系圣凯教授发言的题目是：《佛教现代化与化现代——佛教与商业文明》。他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探讨了佛教与商业的关系。所谓商业化问题，特指商业资本进入佛教道教领域，并借教敛财的现象。他指出：佛、道教的商业化问题目前成为政策和舆论关注的焦点，但在中国诸多宗教团体中，为什么佛、道教的商业化问题最引人关注？他集中回顾了建国以来佛教团体的经济发展情况，说明了商业化的背景。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土地改革后，寺院土地被没收，原本拥有农禅并重传统的佛教不得不开展一定的手工业、商业活动。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改善佛教界经济收益异常窘迫的局面，中国佛教协会提出了自养事业的口号。各地寺院开始开办素菜馆、法物流通处，一些寺院还收起了门票。而如今，社会上确实出现了一些乱象，这实际上侵害了佛教界的自身利益。如为了营建寺院，在地方政府和一些利益集团的推动下，出现了寺院借贷、甚至承租等现象。行政部门的多头管理，旅游、文管、园林、宗教等九龙治水，也导致乱象难以根治。而由于中国社会的快速现代化，人们对佛道教又寄予了某种“代表传统”的意象，这些都无形中放大了质疑的声音。 商业化治理既是一种神圣的回归，更需要一种教化的开展。戒律建构与诠释了佛教的神圣性，成为佛陀“人格化”的法律，成为保证僧团和合、安乐、清净的源泉，亦成为僧人的行为规范与僧团组织的运作制度。宗教团体本身要维护宗教的神圣性，依戒律进行治理；要与时俱进地发展，以国家法律法规为框架，规范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佛教界自身要认清寺院经济的本质，通过修道和弘法，让寺院经济回归“供养经济”的来源；加强制度监督与审计，加强内部的集体决策与监督，让寺院经济不要成为“个人所有”，回归“常住所有”。从大格局来说，商业时代是佛教从未遇见的根机，佛教界如果没有提前反思与应对，就会真正被“商业化”，佛教必须有“化商业”的勇气与智慧，这是两千年农业时代佛教的结束，也是新时代佛教的开启。其次，佛教界要对“新时代”有充分的认识，积极推进现代意义的佛教中国化——佛教现代与化现代。佛教需要去很好地面对商业，提倡新的商业文明伦理。应当以制度为保障，回归佛教的教化本位，就是要对这个社会潮流发出狮音，构建新的商业文明。圣凯教授进一步指出，应该将佛教置于全球文明史的视野下予以考察，看看佛教与商业的关系到底如何。佛教是否具有天然的与商业结合的气质，佛教思想中有无重商主义的因素；还是因为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受现实客观条件的制约而不得不与商业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刘屹：“末法时代”佛法与王法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刘屹教授发表了《“末法时代”佛法与王法的关系——从静琬题记说起》的报告。他以贞观二年（628）静琬石经山题记中一个缺字为线索，指出了一些记录房山石经的传世文献，以及调查研究房山石经的佛教学者长期存在的误解，即他们大都认为静琬发起刻经运动的目的是为了防备未来再度发生的“法难”。细绎静琬题记的原意，刊刻石经的目的，并不是为在下一次发生“法难”时如何保存佛教经本，而是为了在千载万代之后，佛法在人间面临彻底消亡命运之时，还能保证有佛教经本可以传世。由此提出的问题是：世间王权对佛教的态度，究竟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佛教的历史命运？按照佛教自身的逻辑而言，世俗王权或王法或支持、或破坏，都不能决定佛法的命运。但是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下，中国佛教有时却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注意调整佛法与王法的关系。与静琬大体同时的费长房，取用了与静琬认知不同的“末法”何时开始的计算方法，从而避免了把隋代认作是“末法时代”，把隋文帝置于“末法时代恶王”的尴尬境地。孙英刚：从佛教的角度看北朝的君主浙江大学历史系孙英刚教授《布发掩泥的北齐皇帝——源自犍陀罗的燃灯佛授记在中土的政治宗教意涵》一文，强调历史图景不是单线的、单画面的，从不同的视角，会看到历史真相的不同层面。南北朝时期是佛教繁荣的时期，从佛教的角度看北朝的君主，会带来新的历史信息。除了跟转轮王有关的“皇帝菩萨”、“菩萨天子”、“月光童子”等有关的一类理念外，北齐文宣帝高洋有一种特殊的操作——他把自己打扮成燃灯佛授记里“布发掩泥”的修行菩萨儒童——也就是释迦牟尼的前世。多种文献记载，高洋视高僧法上为佛，自己布发于地，让法上践之。早期汉文译经从史源上来说具有高度权威性，汉文译经对燃灯佛授记的描述符合犍陀罗的图像细节。 燃灯佛授记这一理念，具有高度的地方性。在犍陀罗现在所保存的本生浮雕中，其数量之多也令人惊讶，但是这一佛教艺术主题在印度本土非常罕见。尽管历史上的释迦牟尼没有到过犍陀罗，但是他的前世被放在了犍陀罗，而且这个故事尽管是佛本生故事，但是却被放在了佛传故事的开端，成为佛教神圣历史的起点。通过燃灯佛的授记，儒童正式获得了未来成佛的神圣性和合法性，为之后历经诸劫转生为释迦太子奠定理论基础。佛教的伟大志业，也都是从燃灯佛授记说起。在事实上，通过燃灯佛授记，将佛教的开端重新定位在犍陀罗。燃灯佛授记和弥勒信仰关系密切。弥勒授记也是从燃灯佛授记接续的，过去已经成功的授记，为弥勒授记提供了历史合法性。中国佛教将燃灯佛、释迦牟尼、弥勒视为三世佛。以释迦牟尼为中心，燃灯佛授记和弥勒授记构成了过去与未来的准确对应。已经成为“历史事实”的燃灯佛授记，为弥勒信仰提供了坚实的逻辑基础。北齐以佛教立国，佛教在政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慧光——法上这一地论僧团在北朝末期占据主流；同时来自犍陀罗地区的高僧那连提黎耶舍在文宣帝的政治宣传中地位重要。东魏北齐时有关转轮王的理念极为普及。燃灯佛授记的艺术主题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广为流传，比如在云冈石窟，燃灯佛授记的题材就达 10多幅之多。云冈18窟主尊很可能就是燃灯佛。 在布发掩泥的操作中，法上是燃灯佛的角色，那么布发掩泥的高洋，就是自比在此世修行菩萨道的儒童。法上为高洋授菩萨戒以及授记，就转变为佛为高洋授戒与授记。高洋自比修行菩萨道的儒童，就赋予了自己“菩萨”的身份——并且在遥远的将来通过累世的修行，最终成佛。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土的转轮王内涵，实质是践行菩萨道的天子。不论是“皇帝菩萨”还是“菩萨天子”，都强调君主修行菩萨道的统治者的形象。这种意涵表述最为清楚的是武周时期新译《宝雨经》。余欣：建造乐土——吴越的佛国政治与商业社会复旦大学历史系余欣教授报告的题目是：《建造乐土——吴越的佛国政治与商业社会》。他运用大量考古资料和域外文献，考察了唐宋之际雄踞江南的吴越国凭借佛国政治和商业网络经略一方；作为意识形态和宗教实践的佛教信仰如何在国家战略、地域社会、利益集团、精英阶层和普罗大众之间达成合致关系，共同建造东南乐土。余欣指出，吴越作为唐宋变革期的地方政权的双重性格值得重视：一方面恪守保境安民，奉中原王朝为正朔的立场，确保经济繁荣，社会安乐；另一方面具有世界主义情怀，在北方先后经历唐武宗灭佛、周世宗毁佛的情境下，东南一隅的吴越以阿育王传统的继承者自居，尤其是吴越国王钱俶“颇尊天竺之教”，“口不辍诵释氏之书，手不停批释氏之典”，在位三十年间，不遗余力推崇佛教，意在营造佛法昌盛的佛国。钱俶“奉空王之大教，尊阿育之灵踪”，追慕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藏舍利之故事，两次各造八万四千金铜、精钢阿育王塔，并在塔身内庋藏《宝箧印经》，广布四方，正是对佛教世界主义的承继。考古实物不仅发现于东阳中兴寺塔、黄岩灵石寺塔、金华万佛塔、温州白象塔、瑞安慧光塔、上海青龙镇隆平寺塔等吴越故境的佛塔内，而且在吴越国周边、中原地区、日本平安时代佛教遗迹中，亦有发现，并且在日本史籍中留下详细记载，在民间则出现数百座模仿阿育王塔的墓碑，而在韩国则有仿自吴越刻经的高丽本《宝箧印经》，可见其流风所被，在东亚世界影响之巨。佛国并非统治者单方面造就，区域性和国际性商业网络的发展，世俗供养的发达与地域社会兴起，也贡献良多。余欣认为，吴越佛塔出土文物是巨大的宝藏，并通过黄岩灵石寺塔出土的乾德四年（966）舍利容器铭文、墨书，王延煦施入发愿文木牌，开宝七年（974）顾承达造石塔记，甲戌岁（974）彩绘贴金千佛砖及背面台州城下香客金太施舍供养题记，东方提头赖吒天王线刻铜镜勾当僧归进舍入供养题刻等新资料的细致解读，具体而微地揭示了官民僧俗、士农工商是如何上行下效、合意协力营造乐土的。李雪涛：十九世纪……宗教是除科学以外的大规模传播网络的伟大缔造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李雪涛教授《十九至二十世纪上半叶全球信仰与知识的流动》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帝国、商业与信仰和知识传播的关系。他指出：十九世纪以来，技术进步使新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不断涌现，特别是商业和民用轮船的使用，铁路的铺设，以及电报、电话的发明，真正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十九世纪在成为技术与商业革命的世纪的同时，也是一个信仰全球化的世纪。欧洲基督宗教的神职人员认为，他们行使着“文明化”的使命，向世界各地传教。此时的宗教是除科学以外的大规模传播网络的伟大缔造者。从十九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真正成为了一个所谓的“互动空间”，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特哈默所指出的那样：“所谓互动空间是指形形色色的文明彼此持续发生接触的区域，在这里，尽管矛盾和龃龉时有出现，但是各种混合形式的新架构和新格局也在不断形成。”东方的信仰和知识从十九世纪末开始也不断影响着西方世界：印度哲学家辨喜于1894年在美国创立了第一个吠檀多学会，他本人被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聘为教授，随后访问英国、瑞士、德国等。在他之后，“瑜伽”风行世界。太虚法师二十年底末的欧美之行，开启了华人欧美弘扬佛教的先河。这些都属于信仰和知识互动时代的一部分。实际上，自启蒙运动以来，欧洲学者开始使用现代性的概念和预设，从而导致了现代的知识和分类一直都是建立在所谓现代与传统、外来与本土知识的对立上。通过对这一个半世纪以来的知识迁移的考察，我们需要一种超越知识本身的研究，去甄别不同的政治、社会以及文化因素究竟是如何参与到知识的生产及传播过程中的。知识迁移永远不是静态的发展，而是一个文化间的动态调试、碰撞、融合的过程。因此，正如福柯所指出的那样，知识并非真理的反应，权力关系才是知识建构的主轴。只有在一个全球互动和去欧洲中心主义的前提下，我们今天才可能采取更适当的方式去重新理解和建构知识流动和产生的模式。王勇：圣德太子的信仰与“古代东亚物联网”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王勇教授的报告内容是：《东亚视域中的圣德太子——新出资料的解读》。王勇教授认为：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汉化过程中，迅速传播至汉字文化圈周边国家，形成东亚区域特有的宗教体系，一方面中国古已有之的信仰被重新书写，另一方面东亚跨国交流的形式发生嬗变。南北朝高僧慧思在《立誓愿文》中发出了乘愿再来的预言，此后在东亚语境中被依次解读为托生东方、再诞日本，直至定格为转世成圣德太子。这一宏大的东亚转世传说，又促进了人员往来与物资交流。举例说，慧思曾在齐光寺造金字《法华经》秘藏石窟，等待弥勒下生时再现人世；圣德太子派出的遣隋使即肩负寻觅这部金字《法华经》的使命。虽然据信由遣隋使带回的《细字法华经》至今仍被奉为日本国宝，据学者考定实乃扬州人李元惠抄写的唐经，但这一信仰确实在日本掀起了“入唐求书热”。八世纪中叶日本的佛经总数甚至超过《开元藏》。隋唐时期传入日本的佛经被大量传抄，促进了写经业的空前繁荣。与此同时，以圣德太子“三经义疏”为代表，日本人撰写的章疏也开始回流中国。据北京大学藏敦煌文献《维摩诘经》跋文，该经系圣德太子手抄百济高僧带到日本的“震旦善本”，再由遣唐使带至中国辗转而成的再抄本。虽然有关这部经的细节还需进一步考证，但慧思转世为圣德太子的信仰，促进了东亚书籍的传播、抄写、再造，这或许也可以称为由宗教所促成的“古代东亚物联网”。王颂：唐帝国，日本人心目中的大佛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王颂教授《大佛开眼——佛法东传与帝国的复制和建构》，以日本奈良时代营造东大寺大佛的历史为背景，分析了在日本试图效仿盛唐建立中央集权制帝国的过程中，佛教所发挥的作用。他首先以丰富的史料，探讨了一个有趣的问题——究竟是谁主导了大佛的营建。通过对圣武天皇、光明皇后和自唐回国的留学僧玄昉等人在此事件中扮演的不同角色，说明了大佛营建绝不仅仅是一场规模浩大的宗教活动，而是一项具有强烈政治目标的国家事业。王颂教授进而以大佛营建过程中陆续登场的几位著名历史人物为线索，进一步分析了佛教在帝国构建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如孝谦天皇、吉备真备和藤原仲麻吕的政治斗争；行基如何从朝廷指责的蛊惑民众的“小僧”转变为负责营建大佛的大劝进，并进而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大僧正；而玄昉和道镜又如何从炙手可热的权僧沦落为权力斗争的失败者等等。通过对这些错综复杂的史实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行基和玄昉、道镜的行迹在表面上大相径庭，分别被归属于民间僧和宫廷僧两大阵营，但他们实际上都是政治与宗教相结合的代表。一方面有声望的僧人成为专制君主以及贵族的鹰犬和工具；另一方面，怀有野心的僧人又利用与君主和贵族的结盟来觊觎权力。僧人参政体现了僧侣集团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所拥有的强大影响力，同时也反映了君主集权制尚处于不成熟状态，僧人不得不时时卷入新旧利益集团的政治斗争。最后，王颂教授认为：日本尽管在奈良时代全面效仿唐朝，进行了诸多营建帝国的努力，但最终并未能获得成功。按照帝国的标准定义，它应该是不同政治体之间的一种差序结构，而当时的日本尚不具有有效控制他国或对他国施加影响的实力。更为致命的是，君主专制在当时虽然已经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仍然不能保持政治权威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贵族威胁皇权、架空皇权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与日本尚不发达的生产力水平有关，但与日本统治者选择佛教而非儒教作为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有很大关系。佛教虽然可以为君主统治打造神圣光环，为帝国征服提供普世主义理念，但它不能有效地提供维系统治秩序的等级制度，不能形成类似于儒生群体的拥有高度政治自觉性和忠诚度的统治集团。因此，日本虽然引进了诸如律令制等多项中国制度，但却缺乏贯彻、维持制度的思想自觉和利益驱动。营造大佛，无非就是以唐帝国为理想为蓝图，所以唐帝国可以说是上至天皇下至黎民百姓全体日本人心目中的大佛。然而正如佛虚无缥缈只在人们心中一样，繁荣昌盛的唐帝国在现实的日本也只是一个未能实现的梦想。日本的帝国模仿与构建实际上以失败而告终。小标题系编者所加。

3世纪中叶后，日本列岛的地域国家加快了兼并步伐，不断扩大规模和开拓疆域。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北九州的倭女王死后，“大作冢，径百余步，殉葬者奴婢百余人”。迄今发现的大型坟墓有36座，大多建造于4-5世纪。4世纪的大型古坟主要集中在奈良，5世纪移向大阪，6世纪风光不再，这与大和朝廷的发祥、扩张、衰落的历史正相吻合。3世纪后期的大和地区已逐渐成为日本列岛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大和地区的前方后圆墓制最早出现在4世纪，以后逐渐向四周扩散并成为定式，说明了大和联盟的政治势力和文化影响波及到广阔的区域。前方后圆的起源以“中国祭坛起源说”较为确切。古坟墓中的出土文物以埴轮和铜镜最为突出。埴轮是一种素烧粗陶，表面呈灰红色，分圆筒器和象形器两种，盛行于整个古坟时代，用途、器形等与弥生陶器判然有别。1950年10月，大阪和泉市的黄金冢古坟（前期）发现铸有“景初三年”铭文的三角缘神兽镜，年代与《梁书·倭国传》所载景初三年魏帝赐给倭女王“铜镜百枚”相吻合。由于此类铜镜数量不止百枚，此前有学者认为是系仿造魏帝赐镜（中国北方镜）的所作，后来中国学者认为三角缘神兽镜的花纹样子接近中国吴地的平缘神兽镜和三角画像镜，是参照吴镜制作的，是来自中国的工匠——主要是吴的工匠在日本制作的。三角缘铜镜中，除“神兽镜”外，还有“佛像镜”。佛像镜的年代均在3世纪至4世纪初，迄今中国和朝鲜半岛上均未发现这类铜镜。此外用佛像作图纹的还有“画文带佛像镜”和“佛像夔凤镜”，这两类佛像镜在中国都有出土，据湖北鄂城一带发现的画文带佛像镜证明，其制作年代约在3世纪中期，不晚于日本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属于吴镜，而日本古坟出土的画文带神兽镜，应是从中国传入的吴镜。以上考察表明，早在3世纪中期至4世纪初，中国的佛像已经传入日本。佛像雕塑显然是从中国的江南通过移民直接传入日本的。日本不单从中国输入佛像镜，而且还进行仿制。佛像镜的传入表现出佛教东渐日本的“南传”途径。日本的《古事记》《日本书纪》《日本风土记》记录了大量古代神话。传说最早的创世神伊奘诺尊和伊奘冉尊兄妹，创造了大倭丰秋岛、佐江岛等“大八州国”和岛国的山川草木，生育了治理国土的众神。众神中最高的统帅是天照大神。其弟素盏鸣尊胡作非为被逐出高天原。素盏鸣尊降临到出云，领有苇原中国。后来素盏鸣尊的儿子大国主神把领地献给天照大神的孙子琼琼杵尊。琼琼杵尊死后，由彦火火出见尊继位。彦火火出见尊被日本统治者奉为开国君主，为其立传，称为“神武天皇”。传说他自北九州东征，最后在大和橿原即位，国号“秋津州”。关于统一日本的主体，传统的观点是大和地区的政治势力统一了全国。有学者认为是九州地区邪马台国东迁，征服了大和地区，进而统一了日本列岛。大量的考古发现也证明了这一推论：九州文化中的镜、玉、剑后来发展成为三种神器，而畿内文化圈的铜铎文化却消失了；邪马台国在3世纪20年代从历史上消失，不久畿内的铜铎也突然绝迹，随之古坟兴盛。“大和国”在其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基础上，依靠先进的武器逐渐地向周围大小国家发动武装兼并。《古事记》《日本书纪》中对此有很多描述。中国记述崇神天皇派大彦命、吉备津彦征讨各方，大和武尊的故事最为典型。《宋书·倭国传》所载倭王武的上表文“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可知大和国在4世纪末5世纪初基本上完成了统一事业。大和国的生产关系是部民制。部民制产生于4世纪。部民是皇室和贵族的私有民集团，有公部民和私部民之分。手工业部民称品部民，从事农业的称田部民，分别冠以主人名、职业名、地名等。与部民制这种经济基础相对应的政治制度是氏姓制。氏是由豪族的直系、旁系血缘家族和非血缘家族组成的社会集团，冠有居住地名（如葛城氏）、职业名（如忌部氏）、祖先名（如久米氏）。氏的首领为氏上。姓原来是氏人对氏上的尊称，后来天皇作为统治贵族的手段，掌握赐予或剥夺姓的权利，从此姓成为氏上身份尊卑的象征。天皇赐姓的标准是根据血统和职务。姓的种类有臣、连、君、别、公、直、造、首、史、村主、稻置等。其中臣姓、连姓的贵族地位最高，最有权势者称大臣、大连，辅佐天皇处理国政。关于大和国时期的国家机构与官吏设置的资料不多。现有的资料显示其机构和官吏的设置大多受中国的影响，如府官制和曲曹官制，所设的“舍人”“史”“藏”“司马”等职就源于中国。根据中国史籍记载，5世纪至6世纪初有五位国王相继统治日本列岛，史称“倭五王”时代。学者多将五位大王讃、珍、济、兴、武分别比做仁德、反正、允恭、安康、雄略五位天皇。据载，倭王讃首先于413年（晋义熙九年）遣使赴南朝献方物。421年（刘宋永初元年）又遣使朝贡。425年、430年讃再次遣使朝贡。其中425年派曹达奉表献方物，曹达是一位汉族移民，被日本朝廷任命为使节。使者携带倭王的“表”，说明大和朝廷的“文首”“史部”开始用汉文撰写外交文书。此后，倭国王珍、济、兴、武先后遣使朝贡。4世纪中叶，大和国向朝鲜南部拓展，开始涉足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的半岛。4世纪60年代大和朝廷与百济结盟，出兵新罗，掠夺国土及文物。4世纪末大和朝廷加紧对朝鲜半岛的侵略。由于入侵朝鲜半岛失败，大和朝廷试图借中国南朝势力共同对付朝鲜半岛。438年倭国王珍和478年倭国王武朝贡时要求册封，倭国王珍要求除正“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未能如愿。478年倭国王武上表要求除正，宋顺帝封之为“使持节、都?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百济未列入其中。高句丽势力强大，与刘宋、倭国对抗，倭国不敢要求列入册封官爵。从先史时代开始，就不断有外来移民进入日本列岛。最早用文字撰述的日本史籍《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把外来移民称之为“汉人”“新汉人”“今来才伎”“吴人”“唐人”等，今人常称“归化人”“渡来人”和“华侨”“侨人”。《古事记》常用“渡来”“参度来”，而《日本书纪》多用“投化”“来归”“归化”。《续日本纪》用语均为“归化”，明显是当时律令和正史的用语。二战后日本学术界及教科书开始改称为“渡来人”。“归化人”是一种视外来移民卑贱的用语。中国用百炼钢制作的刀和百炼技术，很早就传入日本。资料来源：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