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在职研究生

11月16日上午，全省执法司法制约监督能力提升培训班在浙江大学开班。11月16日上午，全省执法司法制约监督能力提升培训班在浙江大学开班。据介绍，这次研讨班是贯彻中央政法委召开的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会和全省政法领域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会精神，加快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和政法领域执法司法制约监督制度建设，促进我省执法监督法治工作有效落实的专题培训班，来自全省政法系统57名负责执法监督工作的领导干部参加此次培训班。省委政法委领导高度重视此次培训工作，对课程设置、组织管理等提出具体要求。11月16日上午，全省执法司法制约监督能力提升培训班在浙江大学开班。省委政法委二级巡视员李勇做开班动员讲话，他要求大家要珍惜机会、严守纪律，集中思想认真学习，真正做到走心入脑，通过学习浙江先进做法经验，用创新的思维和办法适应和解决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激发建设海南自贸港的动力和活力。要借助此次学习机会，进一步强化改革意识和改革思维，拓宽视野，提高自身素质，以科学的工作方式方法，在更高层面上推动全省执法司法制约监督工作迈向新台阶、实现新发展，为创一流营商环境、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作出贡献。要主动适应新时代政法工作新形势、新挑战、新任务，按照新时期执法司法制约监督工作的新要求，着眼海南自贸港建设大局，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认清形势，坚持问题导向，以解决问题为工作突破口和重点，着力解决当前自身能力和水平不足问题，为提升执法司法制约监督工作打下坚实基础。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林劲松以《加强政法领域执法司法制约监督制度建设》为主题进行授课据悉，本次培训采取专题教学、现场教学、实地参观等方式，授课老师将重点围绕政法领域执法司法制约监督制度建设、社会治理现代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民法典、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内容进行授课。此外，学员们将前往浙江省高院、阿里巴巴滨江园区、杭州“城市大脑”等地进行实地参观学习。【来源：海南法制时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浙江24小时-钱江晚报记者 吴恩慧日前，央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发布《2019 年消费者金融素养调查简要报告》。调查显示，消费者整体上对金融知识有一定的掌握，在银行卡、储蓄、信用知识方面的正确率较高，均超过60%，但消费者延迟消费的意愿则略有下降（或更加倾向于即时消费），其中全日制学生延迟消费的意愿最低，同时大家在应对意外开支方面普遍存在不足，仅三成消费者完全可以应对意外支出。老百姓对银行卡和储蓄最懂财产险理赔知识成“最大盲区”“我已经对比了两年多的百万医疗险、重疾险，网上看了很多介绍，又问了起码六七个保险业务员，到现在还是云里雾里，定不下来买哪家保险好。”杭城80后白领王女士想为自己和家人买一份重疾险，2年多过去了，她仍觉得没彻底弄清楚。但同样在金融领域，只要说哪家银行理财产品收益高、哪家信用卡最划算之类的，王女士却是门清。这跟央行的调查不谋而合，老百姓对银行卡方面的知识掌握最为熟悉，消费者的平均正确率达76.31%，为本次问卷调查六大版块金融知识中正确率最高的。而老百姓最薄弱的金融知识版块恰恰是保险，消费者的平均正确率为 53.99%。“保险的门道真的多，当时因为没搞懂，所以很后悔买了一个投资型保险，折算下来，远远比不上银行存款利率。”温州一位郑先生对保险也是深有感触。央行的这份调查表明，在保险知识方面，大家盲区最多的则是财产险理赔。在考察对财产险理赔的理解时，仅有33.11%的消费者回答正确。仅三成消费者完全可以应对意外支出全日制学生最爱即时消费新款手机、新款运动鞋、新款口红，只要有自己喜欢的新款消费产品上市，下沙大学城的小杨总是迫不及待地要买上一款。小杨来自宁波，她说每月花销基本要3000元以上，如果遇上看演唱会、旅游这样的情况，花费就没法算了。除了父母给钱外，她还要透支两张信用卡。值得注意的是，在消费和储蓄的态度调查上，央行报告发现消费者延迟消费的意愿略有下降，更加倾向于即时满足，也就是“今天有钱今天花完”，这其中，全日制学生在即时消费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这也从一方面解释了为何近年来校园贷案件频发。与此同时，消费者在应对意外开支方面普遍存在不足。当询问消费者如果下个月有一笔约等于三个月收入的意外支出，是否能全额支付这笔费用时，调查结果有35.40%的消费者选择了“完全可以”，39.76%的消费者选择了“或许可以”。 这意味着，合计约有超六成的消费者不一定能拿出金额约为三个月收入的意外支出。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一位教授认为，校园贷对大学生的侵害比较多，当前普及金融知识、提升金融素养宣传活动刻不容缓，使大学生增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提升金融素养，提高他们防范金融风险的责任意识。

浙江24小时-钱江晚报通讯员 林谷颖 邱伊娜 首席记者 王湛前几日，在浙江大学“民法总论”这门课的期末考试上，一道长达1000字的考题让同学们眼前一亮。因为这道快印满一页A4纸的题目，读起来更像一个百转千回的恋爱故事。为了让考题尽可能全面地考察学生们对知识点的掌握，出卷老师、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民商法研究所副所长、讲师章程编写了一个缘起李宗盛的恋爱故事，将八九个关于民法中的知识点串起来。考试结束后，完整考题被发布到“浙大民商法”的公众号上，引起浙大同学们的纷然转发与关注。“多么痛的领悟啊（《领悟》歌词）这句话一时风靡）”。老师：是考题不是小说为了学生们放松精神这张同学们要做的民法试卷限时2小时，卷子上只有两道案例题，章程出的这个“恋爱故事”就是其中之一（具体题目可见配稿）。考题中，男女主角因同购李宗盛《理性与感性》的演唱会相识，历经多番波折，最终却无奈在《领悟》的歌声里告别共同的青春。（完整题目扫码可见）“学法的人精神都比较紧张。我是想稍微放松一下他们的精神而已。”章程笑道。相较于同学们的“激动”，章程显得格外淡定。章程并没有觉得自己写的情节是一篇起伏辗转的小说，而只是一个更贴近大学生生活的案例。“我一开始先想好了结尾，然后再倒过去写出全部故事。”章程说，“其实我想故事的时候，可能10分钟不到就想完了，但琢磨考点的时候，会想很多天。”也许在普通读者眼里这是一篇曲折离奇的小说，但在章程出题时，所有的情节都是为了把民法的知识点考点串起来。章程介绍，这次的考题主要考察学生在“代理”这一块知识点上的掌握。这样一个近千字的案例，需要同学们花上近一个钟头的时间反复推敲、仔细剖析。考题下一共有4个小题，总共包含了无权处分、法定代表、代理与无权代理等8到10个知识点，每个知识点又都可以进一步细分，章程给出的最终的答案解析长达2600字。法学学生章老师给我们挖了很多坑“民法的知识需要我们去消化理解再投入运用，在案例中能更好地考察我们的学习和思考成果，这不是翻翻、背背法条就能学好的。” 2018级法学专业杜子腾（化名）说。他看到题目的第一时间，脑海里飘过一句话：“果然是章程老师的题目。”“风格非常鲜明。”他笑着说，“但是当时时间已经比较紧了，也没多想，就直接投入到题目中了。”他说，自己先花3-5分钟时间大致浏览一遍整体故事，对一些事实做出知识点上的初步判断，然后对着题目，再反复返回案例进一步阅读和思考。杜子腾告诉记者：“我觉得题目本身乍一看都是有思路和方向的，但是章老师挖了许多细节上的‘坑’，同学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去了。”他提到自己做错的第二小题。题目问，秦默（男主角）在高中时期为博女友欢心，将家里的名贵石头取出送给女友申允（女主角），这一行为的行为效力（指这一行为是否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如何判断。“这道题，我就只考虑了秦默的行为效力，却没有考虑申允的行为效力。”杜子腾说，“因为按照惯性思维，我们都只会考虑送礼物的一方，不会考虑收礼物的一方。”同学们觉得章程老师出的题带点浪漫的色彩，但身在法学专业的学生，其实看到的也并不只有这些浪漫凄美的剧情。“看到题目，我都忍不住‘噗嗤’一声笑出来！”回忆起来，18级法学专业的胡同学还是忍不住嘴角的笑意，“但是很快还是老老实实做题去了。其实我们法学学子在考场上，更多关注的还是故事背后的实质性法律问题。”民法试卷上的小说其实并非现在刚有 这样“小说式案例“其实并非章程老师独创。杜子腾告诉记者，案例分析对法学生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能力，结合案例考察学生知识点掌握与理解，其实是各高校法学院的常规操作。“像民法和刑法考试，就基本都是案例题，”他说，“到了大二大三，我们还会有专门的民法、刑法案例研习课程。”法学教授在编写案例时，一个个都成了“编剧家”。章程提到，北大刑法的车浩，就是专业能力和编剧能力都非常突出的，他的案例，便称得上是真正的“故事”。“但出卷时最基本的，还是对学生负责，要把知识点都覆盖到。”他强调。章程说，法律从业者在处理具体的案子时，不可能面对只有“甲”“乙”“丙”“丁”的状况，也会受到其他各种事物的影响，“如果看到这个东西也抵御不了，脑袋里‘天花乱坠’‘放烟火’的话，怎么去处理具体的案子呢？”他希望同学们不要主次颠倒了，更不要受到题目背景的干扰。配稿阅读以下案例，回答所附问题（出题人：章程老师）杭州一中高三学生秦默与申允本为邻班同学，因各为其兄姐排队购买李宗盛《理性与感性》演唱会门票而偶然相识，其后数月交谈甚欢，情投意笃，遂两心相悦，终朝为伴。男孩默为博女孩允之欢心，常于课余打工，凡女孩所爱，默打工薄酬所得，无有不购而许之。不仅如此，默还取来家中所藏名石赠与允，以证其心。 翌年高考之日，正是默允二人成年之时，分数公布之后，允如愿北上燕京大学，默则因时常打工耽误学习而铩羽考场，最终录取于之江大学法律系。在之大法律系求学期间，默与同学一起创业，发起设立“沉诺数字化法律服务有限公司”并为其法定代表人。 默因工作需要，常往返京杭之间，时时与允相聚。而允在燕大学习之余对音乐多生兴趣，参加吉他社、民乐社等活动。允为社团赞助向默求助，默慷慨允之，以其“沉诺”公司名义承诺赞助吉他社、民乐社活动各两万元，换来两社两年活动的冠名权利。此事为其他股东发现之后，众人颇为不满，向默主张默的行为超出了公司经营范围，此四万元不应由公司支出，并发函告知了吉他社与民乐社。信任危机发生之后，“沉诺”公司的经营运作受到很大冲击，默细细思量之后，决定不再赞助，但此时允告知默燕大吉他社、民乐社等演出活动已在即，无法取消。 默允二人为此事闹得不欢，允一气之下决定赴香港交换半年，告别前，允将自己心爱的李宗盛制作并签名的吉他寄存于默处。几个月中，默经营的“沉诺”公司屡受挫折，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但自尊性颇强的默一直未与允言明。允在香港看到李宗盛将于红磡体育馆举行《既然青春留不住》演唱会，遂想到邀默来港同听演唱会，然此时默已经身无分文。默于是想到卖掉允的吉他以筹措赴港路费，日后有钱再行买回，但又怕被允知晓，遂找到自己的高中同学、现就读辅仁大学的林堪，默告诉堪在港的允委托他卖却此吉他，知道默允关系的堪以一万元的价格买下吉他，二人约定在回京之后交付吉他。其实，堪允二人在京时便因同习音乐多有交流，在购买吉他之前，他就将默以允名义兜售吉他的事情告知于允，允心黯然，一言未发。 默卖却吉他后赴港，等来的却是前来接机的允告诉他，一切已经结束，允给了默一场当晚演唱会的门票，希望最后能与他同听李宗盛演唱会，来告别他们共同的青春岁月。 当夜的红磡体育馆外，秦默望向《既然青春留不住》的巨幅海报，踯躅久久亦未入场，此时只听开场的《领悟》歌声响起，屋外滂沱大雨落下。【设问】1、默允二人十七岁之时为兄姐买演唱会门票行为效力如何判断？（5分）2、默打工赚钱购买礼物赠与女友允的行为效力如何判断？（10分）默赠与允家中名石的效力又如何判断？（5分）3、默赞助吉他社、民乐社行为效力如何判断？（10分）吉他社、民乐社可向何人主张何种权利？（5分）4、就默卖却吉他行为，默、允、堪三方法律关系如何？（15分）

新湖南客户端5月28日讯(通讯员 曹泰安)5月26日，为期一周的娄底市2019年度法治政府建设专题培训班在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正式开班。光华法学院继续教育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勇飞致欢迎辞，娄底市司法局局长周小平，市委组织部干教科副科长、主任科员谭雄全程参加培训并在开班典礼上讲话。市司法局部分班子成员、科室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市直有关部门单位领导、法制机构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各县市区司法局相关领导及工作人员,共61人参加培训。(娄底市法治政府建设专题培训班在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开班)(娄底市法治政府建设专题培训班在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开班)周小平感谢校方为娄底学员提供了一个完备的学习方案，创造了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他要求全体学员,要倍加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当今学习培训是最大的福利，获得的知识是最大的无形资产，要静下心来，认真学习，确保学有所获，全面提升法治素养和依法行政能力，把法治思维、法治理念、法治精神融入实际工作之中，积极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要严格遵守纪律和规矩,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执行中组部和学校有关干部教育培训管理的规定，增强团队意识和大局观念，统一行动，统一步调;要特别注意安全,增强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确保出行平安，确保圆满完成学习任务。(娄底市法治政府建设专题培训班在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开班合影)谭雄受市委组织部委托，就加强学习纪律对全体学员提出了具体要求。她指出，要端正学习态度，以最佳状态参加学习，以良好的精神面貌维护好娄底学员形象，使浙大之行成为专业能力提升的学习之旅。

娄底新闻网讯（通讯员 曹泰安）5月26日，为期一周的娄底市2019年度法治政府建设专题培训班在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正式开班。光华法学院继续教育中心常务副主任叶勇飞致欢迎辞，娄底市司法局局长周小平，市委组织部干教科副科长、主任科员谭雄全程参加培训并在开班典礼上讲话。市司法局部分班子成员、科室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市直有关部门单位领导、法制机构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各县市区司法局相关领导及工作人员,共61人参加培训。（娄底市法治政府建设专题培训班在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开班）周小平感谢校方为娄底学员提供了一个完备的学习方案，创造了良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他要求全体学员,要倍加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当今学习培训是最大的福利，获得的知识是最大的无形资产，要静下心来，认真学习，确保学有所获，全面提升法治素养和依法行政能力，把法治思维、法治理念、法治精神融入实际工作之中，积极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要严格遵守纪律和规矩,始终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执行中组部和学校有关干部教育培训管理的规定，增强团队意识和大局观念，统一行动，统一步调;要特别注意安全,增强安全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确保出行平安，确保圆满完成学习任务。（娄底市法治政府建设专题培训班在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开班合影）谭雄受市委组织部委托，就加强学习纪律对全体学员提出了具体要求。她指出，要端正学习态度，以最佳状态参加学习，以良好的精神面貌维护好娄底学员形象，使浙大之行成为专业能力提升的学习之旅。

记者｜介一中2020年1月7日，在第四届网络新“枫桥经验”高峰研讨会上，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发布“2019打击恶意索赔十大案例”。2019年8月，嘉兴市南湖区法院对一起敲诈勒索案作出判决。判决书显示， 这个由陶某、吴某某、刘某某组成的三人团伙，在互联网平台专门搜索商品描述中含“极限词”的商品，购买后申请退款，同时向平台投诉并提供伪造的已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的图片，以恶意投诉、威胁为手段，向近万店铺实施敲诈勒索，最终成功敲诈400余家店铺，犯罪所得20余万元。2018年10月，在阿里安全的技术协助下，浙江嘉兴南湖公安分局打掉了这一 “极限词流氓”团伙。三名被告人分别领刑二年六个月至四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在十大案件评选中认为，“该案在打击以投诉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的恶势力犯罪团伙方面”，具有示范性作用。“评选出来的十大案例中，涉案人员的典型行为特点是覆盖线上线下，抓住商家无意过失而非作恶的瑕疵，进行小额多笔型敲诈；而在组织程度上，从个人投机式恶意投诉向团伙型恶意投诉发展，恶性危害也随之发酵，多个恶意投诉团伙被评价为恶势力组织。从司法裁判角度来看，从上游传授犯罪方法、帮助准备工具至下游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已实现了全链路打击。” 该中心主任高艳东说。研讨会公布的数据分析显示，近年来，恶意索赔呈现出团伙化、专业化、规模化、程式化趋势，严重扰乱正常经营秩序，消耗大量社会、司法资源，有关遏制恶意索赔的呼声渐高。“恶意索赔对社会到底是向善的还是向恶的，在社会上越来越形成了共识。”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说，在数字经济时代，平台面临网络恶意行为的挑战，需要凝聚社会共识。附十大案例：恶意投诉敲诈勒索“保护费”案2019年6月，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某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2015年至2018年期间，被告人王某某为牟取不法利益，瞄准多家超市、卖场等被害单位，以被害单位存在消防安全隐患、商品标签不规范为由，向消防、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举报、投诉，利用被害单位为维护正常经营，希望减少投诉或撤诉的心理，胁迫被害单位每月向其支付“顾问费”（保护费），敲诈人民币5.6万余元。本案表明部分恶意投诉行为已从“一次性敲诈”向“勒索固定‘保护费’”恶化，显现黑恶势力的苗头。小额多次恶意投诉敲诈勒索案2019年6月，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被告人迟某某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两千元。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期间，被告人迟某某使用多个电商平台账号，以店铺让其承担信用卡手续费、店铺不开发票等为由，恶意投诉多个电商平台商家共计约75次。其中可查明：迟克坤以恶意投诉方式敲诈勒索他人至少6次，获利至少人民币1400元。本案虽涉案金额不大，但法院以被告人二年以内多次勒索他人财物，判处其构成敲诈勒索罪。恶势力团伙以“极限词”恶意投诉敲诈勒索案2019年8月，浙江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被告人陶某、吴某某、刘某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至四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两万元至六万元元不等。三被告人分工合作，在电商平台专门搜索商品描述中含“极限词”的商品，购买后申请退款，同时向电商平台投诉并提供伪造的已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的图片，以恶意投诉、威胁为手段，向近万家电商平台店铺实施敲诈勒索，最终，犯罪嫌疑人成功敲诈400余家店铺，犯罪所得20余万元。在本案中，三人形成以陶某为纠集者，吴某某、刘某某为其他成员的恶势力犯罪团伙，扰乱电商平台商家的正常经营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恶势力团伙以标签瑕疵恶意投诉敲诈勒索案2019年4月，河北省承德市双滦区人民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某、刘某某、王某有期徒刑九个月至一年不等，并处罚金两千元至五千元不等。王某某等先后至承德市多家线下商店选购“有问题”商品，以商品与宣传功效不符，没有生产日期、保质期标识等为由向商家索要钱款，并要挟商家不赔钱就向市场监管局举报，非法获利14700元。此外，被告人王某某、刘某某曾多次网购，以所购商品“有问题”进行投诉举报并以此向商家勒索钱款。法院认为，被告已形成了恶势力组织。非以消费目的专门购买过期食品敲诈勒索案2019年8月，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人民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被告人郭某、赵某某、刘某等8人有期徒刑、拘役、罚金刑的处罚。2017年4月起，被告人团伙多次以买到过期食品，向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为由，利用商家害怕被处罚的心理要挟敲诈多家超市老板。法院认为，被告专门购买过期食品，且分单多次购买，其购买目的并非为了生活消费，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以威胁、要挟手段勒索财物的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传授恶意投诉敲诈勒索犯罪方法案2019年1月，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人民法院以传授犯罪方法罪、敲诈勒索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八千元；以敲诈勒索罪判处ＸＸ洋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七千元。2017年3月，被告人王某某在电商平台假装购买商品，引导卖家在聊天时承诺好评可以返现，拍下商品后立马申请退货，在平台投诉卖家“违规好评返现”，并以撤销投诉需要撤诉费为由向卖家索要钱财。ＸＸ洋等人知道后希望王某某教他们敲诈淘卖家的方法，王某某遂向他们演示敲诈的操作过程、解答疑问，将敲诈卖家的方法传授给他们。ＸＸ洋等人随后开始实施犯罪行为。钓鱼式”恶意投诉敲诈勒索案2018年11月，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以敲诈勒索罪、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彭某某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2018年6月期间，被告人彭某某在电商平台上找到多家销售电风扇的商家，先故意诱导商家客服与其进行线下交易，后以平台规定禁止商家与买家进行线下交易为由向平台投诉，以撤销投诉为由向商家索要钱款共2500元。以恶意投诉手段强迫交易案2019年8月，山东省威海荣成市人民法院以强迫交易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2016年至2018年，被告人王某以业务办理存在瑕疵等理由，先后多次恶意投诉威胁山东威海多地移动公司，在营业人员与其协商时，利用他们害怕影响考核的心理，以不断投诉相威胁，强行索要靓号或是更改套餐。因部分要求未得到满足，王某或将相关移动公司高管及无关客户的手机号呼叫转移至其他号码，导致被害人无法正常被叫；或辱骂移动工作人员，并损毁营业厅工作电脑显示屏、自动缴费机、玻璃等财物。通过倒卖手机靓号、为他人更改手机套餐，王某共获利11200元左右。帮助恶意投诉人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伪造公司印章，伪造、买卖身份证件案2019年7月，浙江省杭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吴某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伪造公司印章罪，伪造、买卖身份证件罪并罚，判处周某某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八千元。2017年11月起，周某某为牟取非法利益，为胡某定制伪造的公司营业执照、公司印章及居民身份证。胡某将伪造的上述材料扫描上传至某电商知产保护平台，并在网络上以“商标授权”为名兜售投诉“账号”。被告人吴某明知胡某所兜售的商标授权为虚假仍向其购买投诉“账号”，并利用上述“账号”选择销量好的网店，在知产平台上投诉其“滥用商标关键词”，以撤销投诉为由迫使商家为避免商品链接被删除而向其支付费用。截至2018年4月19日，吴某敲诈勒索62万余元。冒充知识产权权利人恶意投诉诈骗案2018年10月，浙江省台州温岭市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田某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十五万元；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颜某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五万元。2015年5月至2017年3月，被告人田某冒充新百伦打假维权人员，在电商平台知识产权平台上对卖“N”字型鞋等商品的商家进行投诉，以侵犯注册商标权益为由，要求卖家支付知识产权赔偿金与商标使用费，共计诈骗人民币70余万元。被告人颜某某明知是田某诈骗所得的钱，仍提供信用卡帮助其转账共计人民币60余万元。

随着人类解决了饥荒、征服了自然，SARS、埃博拉病毒等带来的生物安全危机成为人类面临的严重威胁。现代交通工具发达增强了人口的流动性，也让病毒的传播无国界，未来各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情况会更加明显。人类是技术控，总想靠技术搞定一切。但目前，切断传染病的终极手段是隔离患者、限制密切接触者。新冠病毒事件让各国再次明白，社会管理才是预防传染病的命门。不久前，为了应对新冠病毒疫情，澳大利亚宣布将实施《生物安全法》，对疑似病毒携带者进行拘留，还可以将确诊者限制在某个特定地点或隔离，在法律上确立了“传染病人无自由”的防控机制。这无疑给各国疫情防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案例。隔离疑似患者、检查疫区人员，必然会限制一些人的自由。传统法治理念认为“疾病需要治疗而不是拘留”，临时性的防疫措施面临重大挑战。虽然中国凭借着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强大的行政管理体系和高效的数据分析能力，逐渐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但疫情期间也暴露出不少严重问题，而且目前还面临境外疫情输入的压力。如何完善防疫制度，是战疫下半场的重大命题。笔者认为，尽快出台《生物安全法》，用法律的力量为疫情防控赋能，是我国未来应对生物安全危机的不二法门。在这部关系民族未来的法律中，立法者应当确立“生物安全无小事”的基本理念，具体而言：一是把生物安全上升为国家核心利益。我国长期以来把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等作为核心利益，未来病毒实验、基因工程、生物技术等涉及民族存亡的生物安全也应受到重视。很多发达国家已经把生物技术作为文明竞争的决胜因素，2016 年美国将 “基因编辑” 技术列入了 “大规模杀伤性与扩散性武器” 清单。此次新冠病毒疫情再次说明，生物安全是经济、外交、军事的基础，没有了安全的生态，一切都是浮云。二是确立紧急状态下的弹性正义。在疫情期间，封路、隔离、检查等防疫措施，很难履行正常的法律程序。一线防疫工作人员需要当机立断、就地处置，很难履行复议、听证、裁决等法律程序。例如，韩国新天地教会聚集加剧了疫情传播，如果对类似聚集事件还要按照法律程序层层报告、民主裁决，早已错过了最佳预防时机。此时，一线执法人员可以行使基于医学必要性的拘留权，在危险人数过多时，可以设立类似澳大利亚《生物安全法》规定的“人类健康应急区域”，像“钻石公主”号邮轮那样进行就地整体隔离并救助。未来立法应当确立“无奈但有效即正义”的应急制度：紧急状态下的特别措施可以打破常规程序，只要“目的正当、手段合理”即可。三是确立“举国体制、全民动员”的生物安全危机应对体制。面对重大灾害，中华民族历来有全民行动、万众一心的历史传统。面对生物危机亦然，我们需要顶层设计、国家预案，更应该发挥民间力量。在新冠疫情期间，民营企业如互联网公司通过绿色健康码、在线教学等有效减少了传播风险，大数据可以快速分析密切接触者的信息，大大提高了追踪效率。未来立法应充分发挥全国一盘棋的应急优势，全面动员民间力量和智慧维护国家生物安全。从历史上看，病毒给人类造成的破坏性，有时会比任何战争都大。幸运的是，人类一次次战胜疫情也变得更加强大，而法律是人类战胜生物安全危机的共同宣言。(作者是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当个人被完全“透明化”以后，“身份到契约”运动后提升的人的价值，正在遭受机器和算法的冲击。在这方面，“被遗忘权”、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等，在民法学领域也逐渐变得比以往更为重要周江洪近年来，人工智能法学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学如何应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民法学的发展，也同样面临数据算法演进的冲击。当意思自治面临挑战大数据挖掘技术和算法的演进，使得我们的法律行为制度设计需要作一些革新。随着大数据和算法的深度发展，作为法律行为效果意思形成前提的信息获取变得相对容易。但另一方面，人们对信息的获取和判断，如果不依赖算法，其分析和判断能力反而相对弱化。信息的对称性问题，将受到更大的挑战，特别是拥有大数据、又拥有算法能力的大公司，将极大地左右意思自治的空间。数据、信息、技术弱势的一方，将在貌似意思自治的情况下、甚至可能是在受到人工智能信息引诱的情况下作出貌似合理、但实际上并不合理的自我判断，进而极大地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空间，比如各种精准营销。因此，在重大误解、因对方惹起的错误等意思表示领域，会存在制度扩展的需要。例如，在意思表示以及合同的解释方面，在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极度不平等的状态下，需要根据信息弱势在解释方面做适当倾斜。同样地，在合同缔结领域，说明义务和告知义务的分配问题，将与智能技术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法律行为制度设计方面至少应该强化三点：一是因对方惹起的、又不构成欺诈的意思表示，也赋予其可撤销性;二是强化说明义务和告知义务的配置;三是在民法总则编增加法律解释的规则，即“解释本法律时，应当考虑当事人之间在信息的质或者量上，以及在交涉能力上存在不对等”。“智能人”概念或进入民法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以自然人、法人为中心的民事主体类型制度供给，会面临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当人工智能不再仅仅作为人的工具而出现的时候，“智能人”的概念可能会进入民法的范畴。对此，民事主体制度的演进史在人工智能时代具有参考意义。在人类法治的早期阶段，民事主体被限于自由民，甚至只被限制在自由的家长，奴隶被当成客体对待;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所有生物意义上的人，都成为民事主体。到此时为止，民法上的“人”的概念仍然具有其特殊的伦理意义，人本身就是目的。但后来，即使与自然人在意思形成、判断形成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法人成为新类型的民事主体。至此，作为工具性概念的“法人”概念得以形成。我国民法总则，更是将“非法人组织”作为“民事主体”看待，难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同样被纳入了民法上的“人”或“民事主体”的范畴。是否能够独立承担责任，并非是构成民事主体的必要条件。从自由民到自然人、从自然人到法人、从法人到“非法人组织”的变化过程，表明了民事主体的范围和类型逐步扩张的过程。特别是法人的自由意志，本质上只是一种人格拟制而已，更不用说法人是否有情感。独立的自由意志或情感，并不是决定是否成为民事主体的必要条件。因此，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智能人”的概念，也完全有可能进入民事主体的范畴。当然，“智能人”的功能形态，既可能只是智能辅助系统，也可能是独立判断的智能系统。作为前者，由于只是作为工具出现，更类似于“机器代理人”，其责任当归属于其背后的民事主体;作为后者，因其具有独立判断的系统，现有的、主要以财产责任为中心的民事责任体系可能会受到挑战，开发新的责任形态也就很有必要。关于这一点，罗马法上对于不存在独立人格的奴隶参与民事交易而发展出来的“特有产”制度以及近代法上的国家强制责任保险，或者是新西兰模式的无过错补偿模式等方法，都会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在民事主体多元化的同时，“人”的存在和生活方式，日益受到各种算法和大数据的挤压，如何维护具有伦理价值的“自然人”的意义，日显迫切。随着算法和算力的提升，一方面，诸如智慧城市的发展等人类生活的各种方便程度不言而喻，但另一方面，在各种算法和大数据面前，过往的经历、生活方式，往往会极大地影响当下的福利。孟德斯鸠曾经说过的“在(市)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个人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正在经历冲击。例如，以健康信息核验服务为例，人寿保险或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等，通过立足于各种大数据的健康核验机构，完全可以掌握一个自然人的各种数据，而不仅仅是体检数据，甚至包括出行、日常行为、声音等各种数据，进而反过来在个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影响到个人的签约资格等。也正是因为如此，当个人被完全“透明化”以后，“身份到契约”运动后提升的人的价值，正在遭受机器和算法的冲击。在这方面，“被遗忘权”、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等，在民法学领域也逐渐变得比以往更为重要。客观数据的冲击很可能影响判断随着大数据和算法的“合谋”，精确科学的“入侵”难以避免。在民法学领域，传统的模糊民法学正在走向未来的新模糊民法学。从本质上来说，民法学领域诸多概念的判断，有赖于法官等立足于证据及事实的裁量权的发挥。例如，作为民法学领域至关重要的“因果关系”判断，强调的是经验法则，是高度盖然性问题，而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因果律。不仅如此，在有些领域甚至只能借助假定因果关系来判断。依赖经验则判断的民法学体系，存在着诸多模糊性，甚至可以被称为是模糊民法学。但随着立足于大数据的人工智能辅助系统的发展，对于诸多模糊要件的判断，其精确性将得到极大地提升，模糊民法学逐步迈向精确民法学或科学民法学。例如，民事案件中的“是否善意”的判断，算法通过抓取各种数据予以判断，完全有可能颠覆目前的经验和判断，甚至有可能会导致证明责任分配问题只被限制在相当狭小的领域。随着数据算法的发展，一些权益也更加容易受到保护。比如，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拓展，生存机会的证明或者因果关系的证明将变得更为简单，患者生存机会在侵权法层面被作为权益得到保护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就会得到更多的承认。虽然大数据和算法的合谋，大部分都只是相关性问题，而不是因果关系问题，就某一群体和某类案件发生的盖然性，并不能针对特定的个体和个案。但是，其客观数据的直观冲击，完全有可能影响到商业机会剥夺、机会丧失的赔偿、生存机会丧失案件等的判断。如此一来，是否会出现我们曾经批评的那样，牺牲了高度盖然性概念而按照概率确定赔偿范围，其实质就是将因果关系问题变成了科学问题，并不能真正解决市民社会中行为人的行动自由与被侵权人的救济之间的有效平衡。比如说，根据算法推演，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只有50%的相关性，是否就应当认同50%的赔偿?这恰恰有可能导致非常不正义的结果。也就是说，传统的模糊民法学强调的是通过高度盖然性判断的“是或者不是”即“非此即彼”，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是“既不是也不是不是”即“非此非彼”的判断。一方面以貌似的比例、概率等科学数字带来了精确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冷冰冰的数字概率，反倒出现了无法决断的模糊局面。这些问题，现代民法学究竟该如何应对，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不管如何，新模糊民法学的时代正在到来，我们的民法典编纂在设计具体的构成要件和证明责任分配时，需要关注到数据和算法技术在司法领域的运用状况。当然，民法学的类型化思维，会有助于我们应对数据和算法演进带来的冲击。面对大量的现象，我们完全可以采取类型化加以解决。对于现有法律框架内能够自足解决的问题，纳入现有框架解决即可;对于逃逸出现有法律框架范畴的生活现象或经济现象，才有必要考虑新的法律架构。(作者系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责编：马蓉蓉

文/华夏商训10年前4月中旬，“东阳富姐”吴英非法集资案在浙江省金华市中级法院大法庭开庭审理。10年后的今天，与吴英同岁、同乡的金诚集团实际控制人韦杰也因非法集资被抓。4月28日，杭州警方通报，已依法立案侦查金诚财富集团有限公司涉嫌非法集资案，并对金诚集团实际控制人韦杰及相关涉案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讽刺的是，5天之前，金诚集团官方还发布了辟谣公告表示，“目前，我司正是以此为目标导向，全面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与指导，努力通过战略重组积极恢复流动性”。据金诚集团官网显示，该公司是一家综合性的现代城市发展集团，成立于2008年，也就是吴英案审理的前一年，总部位于中国杭州。金诚集团以特色小镇为核心产品，旗下主要有金诚新城镇、金诚财富、金诚产业、金诚之星、有象文化、酒店、房地产、金诚金融、公众公司等板块。金诚集团创始人韦杰的简历非常光鲜。韦杰，1981年生于金华东阳。浙江大学法律专业毕业。毕业后，韦杰依照所学专业考取司法资格证书、律师执照，成为一名律师。200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韦杰意识到国内金融市场蕴藏的巨大机遇，毅然转行投身金融创业。2008年，韦杰创立金诚集团，并首创政信类产品，开始探索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业务的结合之道。同时，在浙江市场引入优质阳光私募基金，其优异市场表现和投资收益受到投资者青睐。创立金融高端论坛品牌西湖论金。2013年6月，取得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法律硕士学位。金诚集团自称，从2015年7月22日到2016年8月22日，累计拿下35个新型城镇化项目，签约总投资额1800亿元；截至2017年9月，金诚集团拥有特色小镇项目59个，政府项目签约量超过5700亿元。但对此部分媒体曾报道，“金诚集团5700亿元订单并无实据可查，大多数PPP项目均停留在框架协议或口头约定层面，尚未正式立项，更未进入动工阶段”。事实上，韦杰真正的第一桶金就来自“私募杠杆游戏”。2016年3月14日，《人物》官微发布的一篇《玩家韦杰，〈美人鱼〉背后的大人物》报道显示，韦杰是《美人鱼》投资方之一。从当时保底方和和（上海）影业有限公司官网披露的信息看到，当时投资方共有九家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星辉海外有限公司、和和（上海）影业有限公司、山南光线影业有限公司、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天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中国文化娱乐基金、象山泽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奥飞影业（香港）有限公司。工商资料显示，象山泽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韦杰，目前控股大股东为杭州金诚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值得一提的是，这家成立不到3年的公司变更记录达20次，成立之初的投资方是一家企业法人——北京泽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目前，这家公司已经注销。据天眼查显示，北京泽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马云国（二股东，持股比例14%）所在的杭州鼎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上海电影集团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的二股东，持股比例达49%。上海电影集团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的上级主管单位为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这场《美人鱼》盛宴之后不久，5月12日，韦杰掌控的金诚集团斥资7.35亿元收购港股上市公司机电工程商雅骏控股75%权益，从而登陆港股主板市场，并将雅骏控股正式改名为金诚控股，这位“80后”港股上市公司董事局主席才开始在网络上崭露头角。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12月3日晚上7点，杭州广厦体育馆座无虚席，3100张票当天一抢而空，在现场观众“韦杰”“韦杰”的声浪中，金诚控股董事局主席韦杰出现在舞台的聚光灯下。那天晚上，两个小时的巡讲，他换了四套衣服。主题是：《美人鱼》背后的投资方之一，手下公司市值一年内翻10倍的故事。但彼时，韦杰玩金融游戏已被业内有所察觉。以江苏无锡·人鱼小镇项目为例，2017年3月3日，韦杰在无锡市滨湖区（太湖人鱼小镇所在地）市场监管管理局登记备案一家名为无锡人鱼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企业，该企业初始股东方为杭州金诚新城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5月5日，北京嘉轩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金诚特色小镇——无锡人鱼投资私募基金”，这只基金募集总额为5亿元，投资标的为无锡人鱼旅游发展有限公司10%股权。工商资料显示，这家3月份新成立的公司，注册资金为50亿元，但是实缴金额未显示。颇有意思的是，在私募基金运作1个月后，杭州金诚新城镇投资有限公司将自己股权部分质押29.5亿给北京嘉轩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这意味着，前者可以从该项目中抽取29.5亿元资金。工商资料显示，北京嘉轩财富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于2015年7月的企业，监事为骆元岸，法定代表人为吴昊天。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私募基金管理人信息公示中显示，吴昊天2016年9月之前在浙江诚泽金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高级投资经理，此后，一直到2017年3月，人鱼小镇基金启动之前，均在杭州金诚新城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担任投资总监，而金诚新城镇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金诚集团旗下子公司。金诚集团发布的私募产品期限差异极大，上述人鱼小镇项目期限为90个月，预期年化收益达到了10.5%。而短期的仅24个月（投资年化收益为7%～8.5%）。颇有意思的是，短期基金并不表明具体投向标的，而是注明用于投向金诚集团旗下私募基金管理人发行的以及浙江金观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代销的中、低风险私募基金产品。当时就有业内人士表示，PPP项目收益并不高，回报期又比较长，金诚这种操作手法有借新还旧之嫌。遗憾的是，这种提醒在狂热的收益面前自然被忽略了。想想那些当年坐着体育馆里，高呼韦杰名字的听众，现在又做何感想呢？金诚集团的核心板块的金诚财富则是集私募基金管理和基金销售于一体，旗下拥有1家基金销售公司金观诚，同时拥有新余观悦、新余观复、金诚资管、杭州金转源、杭州金仲兴、杭州观复6家私募基金。截至2019年4月28日，金诚旗下共运作354只产品。浙江金观诚有31只产品；6家私募基金管理公司还在运作的基金产品共有323只：包括杭州金转源72只、杭州观复111只、杭州金仲兴29只、金诚资产50只、新余观复31只、新余观悦30只。截至2018年初，金诚集团号称累计管理资产规模超700亿元。目前，金观诚财富已经人去楼空。除了对外宣称管理数字惊人的资产外，韦杰还一度让外界感觉他是一个极有人缘的老板。据鲁南快报报道，2018年2月，金诚集团开年会，韦杰邀请了众多大陆港澳台的一线明星，场面一度十分火爆。而且他还时常身着长衫，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学究，堂而皇之地与莘莘学子交流韦杰曾公开表示，“金融的创新最终还是要回归到金融本身的创新，而不是单纯形式上的创新。金融本身不产生价值，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才能产生价值。”或许一段时间内，走在“人生巅峰”的韦杰恐怕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个“思想者、创造者”。不过，假的究竟还是真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