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教授硕士

图片来源：视频截图上大学不会让你后悔四年，选错专业才会。但进了校门想换专业，恐怕没那自由。26岁的浙江大学硕士张韫喆，近日拿到了山东中医药大学的本科录取通知书。走了八年弯路，他如今得偿所愿。为了换专业，重新高考的狠人不在少数。但对于张韫喆的举动，还是有不少人表示不理解，觉得太任性，甚至有些“疯狂”。不过，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周光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由转专业是未来的发展趋势。”累觉不爱如果说复读是再赌一把，那么为了换专业，上了大学又重新高考绝对是铤而走险。浙大硕士毕竟不是高中生了，高考试题用研究生思维去解答，未必是好事。当年高考585分的张韫喆，今年高考考了511分，被山东中医药大学录取，是二本大学。不过，得偿所愿，这位浙大硕士在查到录取结果的那一刻，激动得掉眼泪。79.0％的受访者大学时都想过要转专业。早在2016年9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大学生对转专业有着巨大的需求。风险对执着于换专业的狠人来说，其实算不了什么，梅开二度的也大有人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城市规划专业学生丁元杰，在入读2个月后选择退学复读，在2019年高考中如愿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院录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环境科学专业学生李一峰，读到大二决定退学复读，2018年高考成绩比清华大学在云南省的提档线还要高9分，最终被四川大学各专业中录取分最高的口腔医学专业录取。重新高考，因为所学专业累觉不爱。“如果专业选错了，不仅大学会过得茫然，整个人生也会失去目标，请大家以我为戒。”张韫喆坦言。曾任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的卢晓东教授表示，我国中小学对学生的职业生涯探索和引导不够，高校开放性不足，导致考生在专业选择上信息不对称。正如一个缺乏行为能力的孩子再怎么深思熟虑，也容易作出错误决定。即使是完全有实力自由选择专业的高考状元，也不免受“热门”专业影响。2017年北京大学录取的25名状元中，8名选择光华管理学院；清华录取的37名状元中，9名选择经管专业。而对很多填报志愿的准大学生来说，选择专业的原因，可不一定是心中所爱，而是热门、有前景、爹妈这么说……无奈之选佩服重新高考的勇气，但未必值得学习。学生追求个人兴趣爱好的执着精神值得肯定，但对于重新高考这种做法，湖北大学教育学院解飞厚教授表示不认同。江苏淮阴工学院副研究员刘化喜也表示，宽容重新高考并不代表鼓励。重新高考对大学生来讲，毕竟是走了一段回头路，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对大学而言也是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不过，只有当事人知道自己的苦闷与无奈。一名硕士毕业生，要读另一所全日制高校本科专业，必须重新高考。“实现梦想的唯一途径只有重新高考了。”张韫喆感叹，重考是无奈之选。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我国对转学、转专业是有很多限制的，有时还不如退学重新高考容易。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退学重新参加高考，就是这一原因。限制的原因在于，我国大学实行按计划招生。学校有录取分数线，每个专业还有专业录取分数线，录取分数线被普遍认为捍卫高考公平。捍卫公平，有利有弊。由于各校、各专业录取分数不同，进大学后的转学、转专业，同样会面临公平质疑：从层次低的高校转到层次高的高校，从录取分数低的专业转到录取分数高的专业，难道不会被某些人钻空子？转专业名额可谓稀有，厦门大学教授谢作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厦门大学除了小部分学生转专业成功外，实行全员可辅修第二专业的制度。”出路何方不过，随着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时代，大学应创造条件让学生自由申请转学、转专业。周光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转专业在我国高校，技术上毫无问题，它是一个制度问题。”专业是大学里面一个刚性的概念，是资源的最小配置单位。招生、培养和管理制度均以专业为中心，资源按专业划拨，教师、教室、实验设备、图书资料等按专业配置。专业变动，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任由学生自由转专业，可能导致大量学生集中在某些专业，而其他专业生源不足，结果是教学秩序遭到破坏。而且，各大高校根据专业目录来开发专业，而不是根据社会需求，导致大学的专业与市场脱节。与市场脱节的专业一旦设立，“哪怕社会不需要这个专业的人才，大学也会源源不断地培养社会不需要的人。”周光礼说。反观美国的大学，之所以能够实现自由转专业，是因为专业是一个弹性的概念，一组课程围绕社会一种职业需求。当社会需求发生改变，课程模块随时组合，始终保持与社会同步。因此，周光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未来改革的总体趋势，就是要把大学的专业跟社会需求对接起来，而不是让高等教育工作与世界绝缘。”周光礼表示，让高校根据社会需求自由地设置专业，也许就不会出现学生不想学的专业，“不想学的专业首先不都被砍掉了吗？”参考资料：老徐说高考26岁浙大硕士再战高考，录到山东中医药大学，2019年8月3日，齐鲁壹点问教丨26岁浙大化学硕士重新高考读医学，看点在哪里？2019年8月9日，腾讯教育退学重考是求学的“歧路”，2016年9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网大学“回流”复读 如何看待高考生退学重考现象，2012年8月14日，教育中国-中国网大学转专业悖论：想转的没资格，有资格的不想转，2013年10月31日，人民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不仅有国内研究，而且有国外研究。绝大多数学者盛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括为“中国模式”。进入新世纪，特别是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北京共识》一文后，国际社会掀起研究中国模式的热潮，在中国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和著作。但从总体来看，往往局限于经济学、政治学和战略性、对策性研究，视角相对狭小，且对国外研究提出的挑战问题缺乏有说服力的回答。浙江大学成龙教授的学术专著《国外中国模式研究评析》，通过广泛搜集国外研究的资料，从哲学、价值学的视角入手，对国外中国模式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析，全面展示了国外中国模式研究的独特视野。在我看来，这本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强烈的问题意识和严谨的理论逻辑作者怀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对国外关于中国模式研究的问题进行深入考察，认为尽管国外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十分广泛，涉及中国发展的方方面面，但主要集中在中国模式的成功因由、性质特点、哲学基础、世界意义、未来发展等问题上。在做了这种概括的基础上，作者对每一问题及相关主要观点进行系统梳理，既展示国外学者、人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面评价，又直面带有挑战性的问题，对国外关于中国模式的“新自由主义论”“儒家社会主义论”等观点一一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批驳错误观点。作者的分析表明：绝大多数国外学者、人士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态度是严肃和认真的，目的在于总结中国经验，判断世界未来发展趋势，为本国改革和战略提供参考；另一方面，国外学者也善意地表达了对中国发展中实际存在问题的担忧，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对策和建议。作者的这种分析，展示了国外中国模式研究内容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为我们全面了解国外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鲜明的立场和富有启迪意义的思想观点对国外中国模式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评析，这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作者在分析国外关于中国模式研究的过程中，始终旗帜鲜明，不为国外一些偏见所左右。同时，针对国外研究提出的挑战问题，结合国内学者的认识，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作者认为模式是事物存在的方式和样态，体现了人们对事物认识的分类，是对事物运行规律的理论把握。任何模式都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模式具有一定的阶段性，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一劳永逸的发展模式。尽管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初级阶段有初级阶段的模式，高级阶段有高级阶段的模式，不能认为只有到了高级阶段才有所谓模式。中国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以人民为根本价值取向，以继承、学习、创新、自主、渐进、可持续、开放、平等、共享为主要特征，以实现中国现代化和民族伟大复兴为主要目标的综合创新模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悠久深厚的文明积淀、与时俱进的思维方式、有益大局的政治制度、开放包容的经济制度、稳中求进的战略策略、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是中国模式的鲜明特征，也是中国模式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作者的论述，对于澄清国内外研究中的模糊认识，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发展，坚定“四个自信”提供了重要思想启迪。扎实的前期基础和大量第一手资料作者自2000年开始关注国外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并前往英国牛津大学等地进行访学，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读者可以从中获取大量评述中国模式的信息。作者指出，国外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强调文本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结构研究与问题研究相结合、中国传统与现代文明相结合、心理研究与背景研究相结合等方法，研究主题随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从来不把研究重点固定在某一局部或某一个别问题上。作者的这些分析，对于我们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建设，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当然，由于条件的限制，作者在本书所引用的资料，大部分来自西方发达国家，而对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关于中国模式研究的资料运用不够，尚需继续深入研究。但总体来看，这本书资料丰富，纲目明晰，文风朴实，是一本富有新意、扎实厚重的研究著作。（原标题：国外中国模式研究的独特视野）来源：北京日报作者：刘军（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众化与国际传播协同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流程编辑 ：L020　

2018-03-25 07:31 | 浙江新闻客户端 | 记者 王湛 通讯员 孙雨林 张曌睿 周伊晨周欣悦教授在菜市场里做实验你是不是经常会抱怨你所买的商品缺斤短两，并将原因归结于商家的不诚信？但你是否知道，这被欺骗的原因，可能是你自己手里那张又破又脏的钱？浙江大学教授周欣悦有一个好玩的发现，人们总是习惯在买菜时先把脏的、旧的钱用掉，殊不知这种行为很可能导致购买的商品缺斤少两。原来花钱也要看“脸”！1977年出生的周欣悦，现在是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市场营销学系主任，研究方向主要是消费者心理学。她用一系列的研究表明，接触干净的钱会激发公平诚实的行为，接触脏钱则会引发自私、贪婪的行为。作为金钱心理学领域资深教授，周欣悦的这项“脏钱研究”早在2013年就发表在顶级心理学期刊《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杂志》）上，并一直备受国际学术界关注。2017年，国际顶级科学期刊英国《Nature》杂志对其“脏钱研究”进行了深度报道，让这项研究有了更大范围的影响。菜市场的“脏钱研究”：脏钱会使人不道德？说起为什么会研究“钱”，周欣悦认为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人们经常认为钱与道德败坏的有关。比如弗洛伊德认为钱是粪便的象征，有些宗教把钱视为罪孽。”现代社会也经常将爱钱与道德败坏等同起来，“金钱研究”经常会碰到。因此，周欣悦好奇为什么道德上的“脏”会隐喻在“钱”里？于是，她带着学生通过一两年的时间，在菜市场里蹲点试验2~3周，进行“脏钱研究”。在菜市场的实验中，周欣悦同农贸市场的商贩进行交易：她买了一斤蔬菜，递出一张又脏又旧的10元纸币，然而当小贩刚拿到这张钱，她就把钱要了回来，表示要再多买一斤蔬菜，并且拿出一张正常的20元准备付钱，于是摊主就又称了一斤蔬菜给她。离开市场后，她会称一称买回来蔬菜的重量，看是否缺斤短两。这样的购买行动在不同的小贩身上进行了多次，一次买菜让小贩接触到崭新的干净钞票，另一次则让小贩接触到旧的脏钱。周欣悦发现：接触过脏钱后，小贩更容易虚报蔬菜的重量。周欣悦通过实验研究发现：接触干净的钱会激发公平诚实的行为，接触脏钱则会引发自私、贪婪的行为。也就是说，面对两张“颜值”明显不同的纸币，人们也是会“看脸”的。脏钱使人变“坏”：这个门槛有多高？接下来在实验室里，周欣悦团队又做了这样一个实验：把参与实验者分配成四组，每个人都做了一个手指灵活度的测试，能尽可能快的数一叠纸或者钱，第一组人数干净的钱，第二组数干净的纸，第三组数脏钱，第四组数脏纸。之后，参与实验的人需要填写一个问卷，上面给出了一些不道德的行为：例如，如果不会被发现，最少要给你多少钱，你才愿意用针扎一个你不认识的小孩子的手？如果你有这个权力而且还不会被发现，最少要给你多少钱，你才会把一个人的成绩从不及格改成及格？参与者需要写下他们到底需要多少钱才愿意做这些不道德行为。“我们发现，之前接触干净钱的被试组需要100万元左右才愿意做这些不道德行为，但是之前接触脏钱的被试组只需要10万元左右就可以做同样的不道德行为。”周欣悦说，而之前接触的如果是脏纸和干净纸就不会产生这个区别。之后，周欣悦继续在4个实验中用了一些经济游戏进一步巩固了这个发现——接触脏钱的人在经济游戏中表现更加自私，更加不公平分配，更加容易辜负对方的信任给对方少分钱。周欣悦的金钱心理学研究也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脏钱会诱发不道德的行为，但金钱并不是许多消极行为的动因。“破窗效应”作祟不良现象诱使仿效至于为什么脏钱会诱发不道德的行为，周欣悦介绍说心理学上有一个“破窗效应”，即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如果被放任存在，会诱使人们仿效，甚至变本加厉。“人们在脏的环境里，往往会更容易做出不道德的行为。”例如新加坡法律严格，这个环境里的人们也往往对自己进行高要求的道德管理。“道德的脏和物理的脏给我们的心理感受是一样的。”周欣悦解释说。在现实生活中，平常接触的东西会在潜意识中也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比如当钱变脏的时候，钱就和不道德感联系在了一起，这就很容易让人们在无意识中认为道德规范可以违反。”钱是一种强大的心理资源。在周欣悦的眼里，金钱不是单纯的交换工具，它会产生很多意想不到的心理效应。例如穷人家的孩子会把硬币画得比富人家的孩子更大，夫妻生活中如果经常说起钱那么会影响他们的感情。在周欣悦之前的研究中，她还发现接触到金钱可以缓解人们的疼痛感。这一个发现后来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DANIEL KAHEMA的一次大型研究的印证。在一个盖洛普公司对45000美国居民的调查中，DANIEL KAHEMAN发现：高收入会降低其他不幸事件带来的痛苦。同样一个威胁，例如头疼，经常头疼的有钱人对不头疼的有钱人来说，觉得自己生活痛苦的比例只增加了19%，但在穷人身上头疼增加痛苦的比例却高达31%。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记者 王湛通讯员 金云云 樊畅11月25日，校党委书记任少波看望新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任其龙教授，向他表示祝贺，并转交了省委书记车俊、省长袁家军的贺信。不久前，中国工程院公布了2019年增选院士名单，浙江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教授任其龙榜上有名。11月25日，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任少波看望新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任其龙教授，向他表示祝贺，并转交了省委书记车俊、省长袁家军的贺信。扎根浙江大学40余载，母校情深，任其龙是“土生土长”的浙大人。潜心化工学科，肩负期盼，任其龙是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走出的第一个工程院院士。直面“卡脖子”难题，勇往直前，任其龙在服务社会中践行科研的意义，在教书育人中照进师者的初心。“振兴浙大化工，我们这代人是有责任的”1978年，高考化学成绩优异的任其龙考入浙大化学工程系。一段长达40余载未曾间断且仍将继续的求是情缘，由此开启。在玉泉校区，老和山下，任其龙度过了自己的大学时光，先后获得了浙大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我的导师是吴平东教授。他对学生很好，做科研也很细致，喜欢做一些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项目，他常教导我们做课题要扎扎实实。”任其龙说，“我现在回忆，一代代师生传承，还是会有痕迹留下来的。”学生时代，拿过多年学校运动会“长跑冠军”的任其龙，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运动达人”。一万米跑，他曾在最后两圈有所保留以节省体力参加接下来的4×400米比赛的情况下，跑出过35分多钟的好成绩。任其龙笑着说道，“搞体育的人是不服输的，毅力肯定没问题，还有就是懂得团队精神也很重要。”本科读书期间，任其龙参加浙江大学校运会一万米长跑比赛，曾打破当时的学校纪录而今40多年过去了，昔日青涩的学子已成长为化工学院自己培养出的第一位工程院院士。谈及当选院士的心情，“责任”一词在任其龙的话语中反复出现。“能有幸当选院士，确实很高兴，但我体会更多的是责任感和使命感。”他说，“化工学院的前身是创立于1927年的浙江大学化学工程系，它是我国第一个化工系。发扬求是精神和老化工优良传统，振兴浙大化工，使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我们这代人是有责任的，要争口气。”任其龙院士团队所在的玉泉校区第四教学楼“国家的需要就是科研的意义”国家和社会的需求是任其龙潜心科研数十年不变的导向。“工科科研不能光自己闷着头干，要处理好校内校外关系，要与国家社会需求相结合。在这个过程中，既把国家和社会的需求解决了，也能反过来推动基础理论研究向前迈进。”任其龙说。如何攻克化学工程领域的“卡脖子”技术难题，助推国家产业转型升级？任其龙及其团队孜孜以求。今年1月，2018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任其龙领衔的“天然活性同系物的分子辨识分离新技术及应用”项目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这一次，任其龙瞄准的靶心是制约我国新药创制与大健康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长期以来，我国用于医药创制的关键技术——天然活性物质分离制造技术水平与国外相差巨大，受到严重的专利与技术封锁，高纯活性单体90%以上依赖进口，高端产品市场份额仅占全球3%。“制药原料被国外垄断，卖与不卖、卖什么价全凭他们说了算，卡你的脖子，这怎么行？”为了突破技术封锁，任其龙带领团队“轮班倒”科研攻关，解决了分子选择性低、分子辨识分离差、分子易乳化、容量小等一系列问题，建立了天然活性同系物分子辨识分离新方法与技术平台，并成功投入产业化应用。一个项目，十余年产学研结合攻坚克难，从此，我国天然活性同系物高纯单体制造在世界赛道上实现“弯道超车”。类似的项目其实还有许多。长期从事化工分离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和工程实践，创建分子辨识分离工程平台技术，实现生物基原料到高端化学品的高效制造，任其龙取得了系列创新成果，为我国化工、制药等行业的绿色生态转型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紧扣国家社会的需要，是我们的责任。”在任其龙看来，中国是一个化工大国，化工领域还有很多“卡脖子”问题等待着我们去突破，而直面它们便是科研的意义所在。“老中青结合，重视‘传帮带’”除了做好学术科研，加强人才引育、团队建设、学生培养等，也是任其龙时刻挂在心上的问题。“就工科而言，做好团队建设尤为重要，要老中青结合，重视‘传帮带’，不然年轻人无法获得充分成长，工程也没法做好。”在2009至2017年任化工学院院长的八年间，任其龙尽心尽力，竭尽所能进一步发展学科，优化学院人才生态。而今，学院当时引进的如陆盈盈、柏浩等年轻一代逐渐开始成为活力四射的创新生力军。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任其龙前行的脚步未曾有片刻停歇。他总是严格要求学生，强调做学术不能“忽悠”、马虎，鼓励学生要有品格、有实力。自认为是“严师”的任其龙，在学生眼中，则是一位“看上去有点威严，实际接触起来很亲切的老师”。“我做本科毕业设计时就在任老师的课题组里。任老师工作很繁忙，却总会抽出时间与我们讨论，指导方向。论文成稿后，任老师也很细致地给我提了很多修改意见。”目前已经是化工学院制药工程专业研三学生的郑芳说道，“毕设期间，我不小心摔伤了腿，任老师一直很关心我的伤情和恢复情况，让人觉得很暖。任老师把学生的事牢牢挂在心上，我更庆幸能跟着任老师继续学习。”科研人的前行路没有终点。如今，任其龙又把目光投向了更广的化工领域，他将继续在化工分离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和工程实践中扎实前行，为我国医药化工、轻工食品、资源利用等诸多社会现实问题和发展瓶颈的解决挑灯探路。任其龙院士个人简介——个人历程：1959年1月出生，浙江东阳人，博士，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浙江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自1982年起一直在浙江大学学习、工作，期间曾赴日本大阪大学开展研究。现任浙江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制药工程学科带头人，生物质化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浙江大学衢州研究院院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浙江省化工学会理事长，中国化工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化工学会超临界流体技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化工学会过程强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学术贡献：长期从事化工分离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和工程实践，创建分子辨识分离工程平台技术，实现生物基原料到高端化学品的高效制造，取得系列创新成果。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2项、省部级一等奖2项，获发明创业奖、赵永镐科技创新奖等奖励。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国家级项目十余项。发表SCI/EI收录论文200余篇，获授权发明专利90余件。建成有国际影响的化工分离创新团队，为我国化工、制药等行业的绿色生态转型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摄影 卢绍庆 樊畅；部分图片由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提供）

待遇太差，吸引不了人才；论资排辈，年轻人才没有希望；环境不好，留不住人才……这些似乎成了一些人评价中国高校的标配或是标签。对于这三个话题，一些人议论起来不厌其烦，似乎很有耐力，永不疲倦。许晨阳、颜宁“出走”美国，这三个话题更加火热，而且这两人成为这三个观点的“硬核证据”。好在他们身在美国，不知道一些人如此消费他们，否则也是很烦的。中国高校真的如此不堪不吗？对此，高校内部人员最有发言权，事实也是一个不说话的证据。这里，也就拿一个事实看一看。刘明侦教授1、在一些人不断抱怨的时候，一些20多岁的人成了教授！中国高校真的吸引不了人才吗？高校年轻教师总是没有机会吗？内部环境真的不利于教师生存吗？暂且先看一看事实，那就是有多少20多岁的教授（声明一下，这里的教授就是教授，别把副教授扯进来）。从比较早的时候看，陈章良，28岁成为北京大学教授，后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和北大副校长，现任广西自治区副主席。曹雪涛，28岁成为第二军大教授，后任副校长和中国医科院院长，现任南开大学校长。从最近一些年的情况看，颜宁（女）29岁成为清华大学教授（已经到美国高校任职），江维（女）29岁成为中科大教授，陈怡露（女）28岁成为南京工业大学教授，夏效东28岁成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周荣斌30岁任中科大教授（未到30周岁），江维(女）29岁成为中科大教授，两人还是夫妇。如果进行详细统计，20多岁成为教授的，可能高达百人之多。一批又一批年轻教授的出现并且绝大多数长期在高校工作，这至少证明，在这些20多岁能够成为教授的高校里，不存在论资排辈、环境不好等问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这些年轻教授并未抱怨高校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抱怨的多是旁观者。江维教授2、有人在抱怨论资排辈，有人在专心研究科学。如果你接触过这些议论就会发现，不管“证据”是否与事实相符，不管论点是否合乎逻辑，一些人把观点与证据直接往那一放，即使牛头不对马嘴，也算“对接”上了，根本不需要论证过程。这也许是一种网络逻辑，但不是正常逻辑。不知你发现没有，对于真正热爱科学的人来说，待遇根本不在他们的关注之内，即使端盘子也不放弃对科学的思考。反而是一些志向不在科学之 上的人到时天天关注待遇。曾经出现的“跳槽教授”很是轰动，然而却无人在科研方面取得真正的成果，因为他们的志向在于待遇，精力开小差了。从历史看，许多绝出科学家在贫穷中创造奇迹，因为他们在贫穷中一直坚持科研。这不是说科学家应该贫穷，而是说不能将志在功名者的观点强加于志在科学的人，两者的价值取向完全不同。换句话说，这是两类不同的人，不能用一类人的观点去观察另一类人的行为。现在当中论资排辈现象确实有，高校也确实曾经存在过，但如果说这些年高校还存在论资排辈现象则可能与事实不太相符，或是说对高校并不了解。须知，这些年的职称评定是很讲究成果的，有成果者直接晋升，没有成果自然“论资排辈”（在名牌高校论资排辈的机会可能都没有）。对于一般高校，由于很少出类拔萃者，在职称上除了论资排辈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也正好与平庸者的逻辑相符。他们的逻辑是，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熬了这么多年，怎么着也该给个正高。出类拔萃者之所以出类拔萃，就在于他们没有时间去抱怨，也不可能去抱怨，即使分分秒秒对于他们来说也非常宝贵，他们有的是新问题要研究。平庸者之所以平庸，就在于没有时间去琢磨应该琢磨的问题，平庸得自己都不觉得，反而认为自己很有本事并遭到不公正对待。有的说高校内部环境不好、留不住人才，应该说确实有这样的高校，但在高水平的大学中还是比较少见，否则它就不可能成为高水平大学。那些显示出良好发展势头和潜力的大学，莫不重视人才建设，让真有本事的年轻教师脱颖而出。只要有真事，学校就会真支持。一批20多岁的青年才俊成为高校教授，已经证明外人对高校的判断出现了偏差。如果说待遇不好，高校吸引不了人才，那么这些20多岁的教授从何而来？这至少说明高校的待遇并不是象一些人所夸张的那么差，他们的生活还是有保障的。当然，这里的好与差没有统一标准，因人而不同。如果说论资排辈，那么这些20多岁的年轻人因何成为教授？难道的资历比40多岁、50多岁的教师还高？如果说高校内部环境不佳，那么这些20多岁的教授为何能够长期在高校里面耐得住寂寞、甘坐冷板凳？志在科学者和志在功名者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前者关注的是科学研究，后者关注的是个人待遇；前者关注的是攻克难关，后者关注的是晋升职称；前者关注的是安心研究，后者关注的是这也不称心那也不如意。最终的结果是，前者成了教授，后者成了“怨妇”。3、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在大胆使用年轻才俊方面走在前头？在这里分析一下11名20多岁教授的情况，也许对于人们观察思考问题和对于学子如何选择人生有所启迪。这11名教授见下表。在这11名年轻教授当中，武汉大学3名，浙江大学2名，电子科大2名，哈工大、湖南大学、北航、南方医大各1名。这说明什么情况？武汉大学、浙江大学、电子科大、哈工大等7所大学都是充满活力、发展势头很好的高校。尤其是武大和浙大的综合实力都在前十之内，这与他们重视人才建设有着密切关系。谁培养了这些年轻教授？可能让人有些意外。从这11名年轻教授本科毕业高校看，复旦大学2名，武汉大学2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哈工大和电子科大各有1名，另外1名国外大学。国内这8所大学都是实力强劲的高校。这说明名牌高校培养人才的质量确实与众不同。你看，廖蕾就在武汉大学本、硕、博全程培养，李东也是同济大学全程培养出来的，李琳是由电子科大和北京大学培养的。廖蕾从2017年起转到湖南大学，任物理与微电子科学学院副院长；微纳光电器件与应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已经挑起了大梁。看高校看什么？那就是培养人才的能力。这是学子们在选择高校时务必注意的。邓鹤翔教授从这11名年轻教授任职时间看，2019年、2018年、2017年各2人，2016年、2015年、2013年各1人，2011年2人。从中可以看出，武汉大学动作最早，2011年聘用了2人，2013年聘用了1人。这似乎可以解释一所位于中部的综合大学，为何这些年发展势头如此迅猛。有的可能以为这些高校在一味地追求年轻。其实，高校引进青年人才，既看中他们的学术水平，也看是否符合学科发展需要。比如武汉大学的袁荃教授研究的是稀土领域，邓鹤翔教授研究的是绿色能源储存领域，不仅弥补了武汉大学相关学术领域的空白，而且也是国内比较紧缺的人才，而且他们的研究都处于国际前沿。聘用这些人为教授，完全是按照教授任职条件办事，而且肯定经过了相应评审委员会的审查。面对如此事实，还说高校在人才使用方面论资排辈，也只能说别有用意了。同样是博士，有的提出过高的薪酬要求，有的选择自己喜欢的岗位。同样是20多岁，有的已经是教授，有的却还在攻读硕士和博士，这真的让人羡慕嫉妒恨。有的网友直呼：博士原来并非都是“聪明绝顶”，“学霸也可以是高富帅”！境界决定人生。关注科学的人最终可能为人类作出重大贡献，关注待遇的人最终必然走向平庸。网友们，你对此有何看法？（本文为原创，百家号首发；文中资料与图片源于网络，如有不妥，请联系删除）

11月22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相继公布了2019年增选院士名单。其中，浙江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叶志镇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教授任其龙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两位新院士吧！叶志镇叶志镇，男，汉族，1955年5月出生，浙江苍南人，1984年4月2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1月参加工作，浙江大学光仪系光学仪器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博士。现为浙江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201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志镇教授长期从事宽禁带半导体氧化锌等无机光电材料及关键技术研究。1978年3月至1982年1月浙江大学电机系本科学习，1982年2月至1984年10月浙江大学光仪系光电技术专业硕士、1985年1月至1987年12月浙江大学光仪系光学仪器专业博士研究生。1990年9月至1992年3月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1988年1月开始在浙江大学材料系硅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任教，1994年晋升为浙江大学教授，1995年选为浙江省首批“中青年学术带头人”，1996年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1997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层次，2006年被聘为浙大首批求是特聘教授，2007年选为浙江省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2008年被评为浙江省特级专家。1997年至2009年任硅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1999年至2009年任浙江大学材料与化工学院副院长，2009年至2013年任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主任，2014年任浙江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2014年至2018年任浙大首届教代会教师发展委员会主任。兼任中国电子学会理事，电子材料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能源学会常务理事，浙江省纳米材料协会理事长，《半导体学报》编委等。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省科技一等奖3项，省部科技二等奖4项。2008年、2010年获中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指导教师，曾获国家重点实验室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宝钢优秀教师、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浙江省“三育人”先进个人等荣誉。研究领域和学术贡献长期从事宽禁带半导体氧化锌等无机光电材料及关键技术研究。在ZnO p型掺杂技术与LED发光器件，ZnO透明导电薄膜与透明电子器件，纳米材料可控制备及环境、传感应用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创建的p型二元共掺杂理论获国际同行广泛采用，二元共掺技术与电致发光工作居国际前沿；发展n型高导电掺杂技术，突破无铟透明导电材料难题，技术被LED芯片企业采用，企业产出重大效益；是国际光电氧化锌领域的主要引领者。发表学术论文600多篇，出版学术著作2本，参编2本，授权中国发明专利111项，国际发明专利1项。任其龙任其龙，1959年1月出生，浙江东阳人，博士，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浙江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自1982年起一直在浙江大学学习和工作，期间曾赴日本大阪大学开展研究。现任浙江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教授，浙江大学制药工程学科带头人，生物质化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浙江大学衢州研究院院长。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七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浙江省化工学会理事长，中国化工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化工学会超临界流体技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化工学会过程强化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领域和学术贡献长期从事化工分离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和工程实践，创建分子辨识分离工程平台技术，实现生物基原料到高端化学品的高效制造，取得系列创新成果。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2项、省部级一等奖2项，获发明创业奖、赵永镐科技创新奖等奖励。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国家级项目十余项。发表SCI/EI收录论文200余篇，获授权发明专利90余件。建成有国际影响的化工分离创新团队，为我国化工、制药等行业的绿色生态转型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内容整合：吴雅兰｜柯溢能图片来源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网站和受访者本人本文编辑：周亦颖责任编辑：周亦颖

郑强这个名字应该对于大多数人都是不陌生的，他是浙江大学的党委书记，也被人称为“最牛演讲家”，他曾经因为一篇演讲获得127次掌声，他的演讲不打草稿，不说官话，演讲内容发自内心真诚而震撼，其中也暗含着许多道理，能够获得观众一致好评的这么一个人，有着他的过人之处。本科浙大博士川大郑强本科就读于浙江大学化学系，他所研究的就是化学材料相关专业，大学四年毕业后他没有立即准备研究生考试，而是选择了外出工作，在一所化工研究院做助理工程师，开始利用本科所学的知识研究有机化学材料。工作三年以后他考上了成都科技大学读硕士，主要研究高分子材料。硕士毕业后他又继续参加工作，工作两年后在四川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并没有像一般人一样本硕博连续读完，而是在一段学习生涯结束后工作一段时间，然后继续进入下一个学习阶段。工作中郑强积累了许多经验，这也为他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牛演讲家的经历郑强曾经有一次长达两小时的演讲，他讲国民素质、大众教育、中华复兴，这两个小时的演讲激烈真实，他的演讲曾被127次掌声打断，群众之所以如此支持他，是因为他敢讲真话，虽然是教授但是完全没有客套话，对于学生教育方面提出来自己读到的见解。他对于“科学有无国界”这个话题的分析也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争议。他认为科学是有国界的，很多人在国内受完教育以后却跑到外国去做研究，付出的是中国，而受益的却是外国。他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话，激起了许多群众的议论，人们对他演讲内容的评价各不相同。有人认为他是只会说大话，不考虑实际的理想主义者，而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却对他的观点十分赞同。不管怎么说，他这两个小时的演讲确实是让很多人受益匪浅，他也因此被人们评价为“最牛演讲”。一心培养学生的好老师根据2020年3月浙大官网统计，郑强教授培养的硕士、博士生已近百人。作为导师对学生的培养非常成功，他用心育人，真正将每一位学生送上更高更好的平台。作为大学的一位领导，他更加注重将学生带出穷山沟，让本科生能够有机会到更好的大学去深造，争取能够进入清华北大这样的顶尖高校读研读博，本着这样的理念，他一直努力培养学生，还启动了“博学计划”。他提出大学不能光有大楼，重要的是要狠抓教育质量，做好学风建设，全面培养人才。万千学生心中的光郑强还曾担任过贵州大学校长一职，在职期间他专注于提高西部大学教育质量，在学生心中他是最没有架子的校长，经常和学生一起探讨问题，讲课幽默风趣，一针见血，拐弯抹角不是他的风格。后来在浙江大学任党委副书记，同样也是没有教授的架子，同学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强哥。他没有严肃刻板的教学方式，以一种幽默风趣的方式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生，同时也得到了学生们的尊敬与爱戴。郑强教授性格洒脱不羁，偏爱演讲，无论走到哪儿他都很喜欢演讲，总是实事求是，一针见血地说出自己的见解，不同的人对他抱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无法抹去的是他在教育界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无论是贵州大学的校长，还是浙江大学的党委书记，他都是一心为学生，执着于更好的教育，这一点是无法否认的。

在当今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之快，简直让人难以想象。可能我们刚刚无意中说的一句话，被有心的人记下，随手一条微博或者朋友圈，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可以传到地球的另一面，甚至还可能造成轰动的社会效应。大家还记得浙江大学教授、博导冯钢吗？在六年之前，冯教授发出微博称，在其参与的研究生推免面试中，考生5女1男，性别比严重失调，面试结果的前三名都是女生。这些内容本没有什么，可冯教授在博文中的后几句话，却惹了麻烦。“根据以往经验，女生读研后继续走科研道路的十不足一，读研期间也少有专心学问的，大多混个文凭准备就业”“免推生就这样拿走了3个名额，正常考试的名额就只剩下2个了，真为那些有心走学术之路的考生担心啊。”这些言词之间，或多或少有一些事实上存在的情形。但是，经由浙大教授、博导说出来，分量和意思就不一样了。微博一发出，就引来了网友们的批判，被认为是涉嫌研究生招生性别歧视。或许，冯教授的本意并不是要歧视女生，可网友们却不依不饶。这番微博言论在四年之后，再一次被网友扒出来，引发又一轮争议，被看成是“学术界歧视女性”的标志性言论。在2020研招的首个考试日，冯钢教授通过其个人微博再次发出雷人言论。冯教授称，曾有一个保送到浙大读硕士的学生，笔试面试都过了，报了他为导师。按照师门的规矩，男生要有半斤50度以上的酒量。当时大家皆以为这个学生能招进来，并且还组织饭局庆贺，结果这个考生喝醉了，最后浙大对其推免审核也没有通过。冯教授觉得有愧于这个学生，却对这个学生拼死喝酒的表现给予充分的肯定。这条微博一出，即被网友们解读为“硕士招生需半斤酒量”。就像冯教授几年以前的推免生性别比言论一样，迅速掀起了网友们的热议。在这条微博的留言评论区，网友们的意见几乎是一边例，认为冯教授的言论涉嫌酒桌文化，是不正之风的表现。针对网友人的评论，冯教授也正面回应，一度还爆出了“粗口”：“互联网就是个普遍性的传声网，哪怕你就是个阴沟里的病老鼠放个屁，也会传遍全世界！”有网友评论道：“读书人的斯文在浙大这位教授面前一文不值，似乎流氓和江湖气息才符合浙大教授的特质，美其名曰真性情，实则是个懦夫”“自以为很有个性很牛，实则一介草莽罢了。”不过也有理性的友友表示：“教授也是普通人，喝点酒什么的，也不算个什么”。其实吧，当年挖挖机考研复试过后，也有同学宴请导师的情况。不过没有像浙大这个冯教授这样，还立有师门规矩，男生需要能喝半斤白酒的量。挖挖机在想，那个男生在酒桌上能够喝酒，一方面是心情好，这笔试面试都过了，与导师在一起，喝点酒也高兴。再说，导师也讲了，他的师门有规矩，这男生得有半斤以上的白酒量。当然，这第一次与导师喝酒，要表表忠心啊，得让导师看到学生的诚意啊。于是乎，一杯又一杯，终于把自己给喝趴下了，还是大伙儿给抬回去的。挖挖机就是想问一下，是喝的泸州老窖吗？研究生不同于大一的本科生。通常情况下，到了读硕士研究生的年龄，绝大多数同学已经都二十来岁了，有一定的成年人生活经验了。考研成功之后，邀请导师在一起正常的聚一聚，与导师一起喝点小酒，在挖挖机看来，这很正常，虽不一定要提倡，但也不至于要坚决地反对。但是，师生这样的小聚、小酌，应当倡导健康的生活理念。什么“师门有规矩，男生喝酒需半斤的量”，这就有些过了。毕竟，人与人不同，有些人喝一两斤白酒，都没有丝毫问题；而有的人，哪怕是一口酒，心脏貌似都要从胸腔里跳出来。像冯教授这样，把考生喝得抬回去，实在是有些过了头。前几天，清华大学那个28岁的团委书记，正值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有着大好的人生前途，却因为朋友的一场酒局，把自己给喝醉了，跌入了清华园内的河中，丢掉了自己的性命。这就是以鲜活生命为代价的喝酒教训。愿每一名大学生、研究生以及导师们，都深刻汲取教训，慎饮酒类制品。在信息化时代，无论是大学教授，还是普通群众，都要有慎言的思想。在社交媒体发声之前，都要斟酌一下自己的言语，看看有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会不会引来负面的意思解读，尽可能地做到严谨，做到对自己负责、对自己代表的群体负责、对公众负责。（图片源于网络，若有不妥，联系速删）

2020年考研已经接近尾声，除了数学考试的难度逆天，还有就是考研人数的再创新高，继2019年考研290万人后，2020年的考研人数首次突破300万，达到了341万。可见，现在的研究生越来越难考。但是，一定不会有人想到“考研究生居然还需要考酒量”。国内高校TOP3的浙江大学有一位教授冯钢，就在其微博中谈到了“考研中的酒桌文化”。冯钢谈到的这位考生，还是被保研到浙江大学，选的导师正是他。当时，无论笔试还是面试，都非常顺利，全部过关。考研进程发展到这里尚算正常，接着，冯钢发表的一些言论就让人心中泛起嘀咕。他说：“考生找我当导师，可是我的师门规矩是男人必须要有半斤白酒的酒量。”结果，这位被保研到浙大的考生，当天晚上没能顶住白酒半斤的攻势，被抬出了宾馆。最后，考生在学校的审核中也没能过关，去了南京大学。这番言论放到网上之后，顿时引起热议，没想到酒桌文化已经蔓延到考研的战场。大多数网友更是持反对意见，喝酒本没有问题，在人际交往中也是必然会有的一种增进情感的方式。但是，劝酒或以酒量论英雄却是酒桌文化中的糟粕。就像浙大教授所言，男生必须要有半斤白酒的量，完全把“喝酒”看成了一种“表忠心”的方式，这就是需要摒除的陋习。有网友还表示目前普遍存在硕博圈内的一种“酒文化”：不喝？导师可不会待见你！这完全就不再是喝酒，而是当权者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你不爱喝酒？我让你喝，你还不是要喝！面对千夫所指，浙大教授很快在微博中做出澄清。“半斤酒量”不是他订的规矩，是考生非要表现一番，结果反倒自己醉倒了。之所以那天大家会坐在一起喝酒，都以为他已经被学校录取了，大家一起庆贺。结果没想到材料审核没过关，只能和浙大错之交臂，不是网友们猜测的“酒量没过关”导致的“考研没通过”！虽然浙大教授最终还是说清楚了考生没有被录取的真实原因，但是，学术圈的“酒桌文化”在这次事件中也被掀起了一角。“喝酒暖场”是商场中屡试不爽的招式，如今拿到学术圈，成为用来拉近与导师关系的方法。对于会喝酒的同学来说，并没有问题。但是，对于本身不会喝酒的同学，就会造成很大的困扰。不喝吧？担心日后导师会给小鞋穿。喝吧？最后搞坏身体，得不偿失的还是自己。其实，中国的酒文化是充满善意的，它是用来增进情感、活跃气氛的一种最佳方式。中国的导师也是善良的，有很多研究生也表示向导师说明不会喝酒后，每逢应酬，导师都会主动替学生说明情况，有时候还会帮学生挡酒。但是，有些导师却把“喝酒”和“权力欲”结合在一起，不喝就是不给导师面子，不喝这份研究报告就会有问题……这种从商场带来的“酒文化”，正是让研究生左右为难的地方。浙大教授说，那位考生是自己订的“酒规矩”，但是，谁又能否定考生心中是否也存在着同样的担忧？最后，你认为研究生该不该培养自己的酒量？欢迎留言发表你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