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新甘肃客户端兰州3月17日讯（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秦娜）为支援我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今天上午，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下属企业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通过省红十字会、省卫健委捐赠价值113万元的疫苗，并于当日运达省内相关疾控中心。捐赠仪式现场。此次捐赠的5000人份23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5000人份流感病毒裂解疫苗以及10000支配套注射器，主要用于保障疫情防控一线医护和疾控人员的健康安全。当下正值流感、球菌性肺炎高发季节，施行两种疫苗的联合接种，能有效预防流感与球菌性肺炎疾病，避免其他疾病的交叉感染。所赠疫苗将下发至兰州市城关区、七里河区疾控中心，以及兰州新区疾控中心和白银市白银区疾控中心。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最大的集研发、生产为一体的人用疫苗企业。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公司在诊断、治疗、疫苗和抗体研发等方面主动作为，彰显了生物制品“国家队”的责任与担当。

本文首发于总第863期《中国新闻周刊》在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下文简称“长生所”)旧址附近的家属小区里，一座落锁的红砖二层小楼隐藏在松树林中。小楼内部的舞台已经塌陷，观众席上杂物成堆。小楼外墙悬挂的铁皮牌子上写有“危楼”两个红字。在长生所最辉煌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座小楼作为长生所的职工俱乐部，见证了很多重要的历史时刻，其中就包括长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长生实业”)的建立。作为长春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长春长生”)的前身，公司“出生地”的破败景象与最近一个月来它因疫苗事件而卷起的舆论热潮相比，让人有恍若隔世之感。原长生所财务处员工高俊芳的经历同样令人唏嘘。她自1993年成为长生实业第二任总经理以来，一直牢牢主掌着公司大权。在2017年胡润百富榜中，高俊芳家族以51亿元位列中国第820位，在吉林富豪排行榜中排名第三。而如今，她因涉嫌生产、销售劣药罪，和另外18名犯罪嫌疑人一起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长春长生前传始建于1934年的长生所在伪满洲国时期被称为“厚生研究所”，其办公楼旧址原为伪满千早医院，如今这里已被列为长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46年，长生所被东北抗日联军接收。建国后成为国内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之一，经过40年的建设，其地位日渐突出，于1990年晋升为国家二级企业，1995年被划定为国有大一型企业，连续五年跻身于“全国500强最佳经济效益企业”行列。据《中国公共卫生管理》1999年8月刊登的关于长生所的介绍：该所占地43万平方米，固定资产2亿8千余万元，现有职工1500余名，专业技术人员占60%以上。产品包括甲肝减毒灭活疫苗、流感疫苗、人用狂犬病疫苗、冻干水痘活疫苗等130多种，并于1993年获得进出口经营权，产品销往韩、日、美、加、印度、越南、巴西等国家。1991年，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获得国务院批准建立。“开发区新成立，需要企业支持，所以我们过去了。”时任长生所副所长李一表示，这是创办公司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长生所多位老职工看来，这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所里响应国家号召办公司，高新区新成立提供了场地，还减免税收，厂里领导班子也都同意这一决定。”1992年在长生所狂犬病疫苗室工作的陆伦回忆道。这一说法也得到了李一的确认。1992年党委领导班子5人开会时，所长张嘉铭提出办公司的议案。“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成立子公司，从发展角度看，多一个分支能多创造效益。”据李一回忆，随后成立的董事会依旧以长生所领导班子5人小组为核心，任命他为长生实业总经理，高俊芳为副总经理。当时38岁的高俊芳已经被提拔为财务处处长。“朴素，会来事，有能力”是老职工们对她的评价。如今，在几位已年近80岁的老职工印象中，高俊芳刚从中专毕业就来到长生所，是怀里夹着小棉被来报到的，这个农村小姑娘，干净漂亮，客客气气。多位老职工表示，由于高俊芳工作能力强，是当时主管生产、财务、销售的副所长李一提拔起来的，但这一说法却遭到当事人李一的否认。李一1953年来到长生所工作，中途下放农村，直到1981年重回长生所，当时高俊芳已经来到财务处做成本会计。在李一的印象中，高俊芳先是在1988年被前任所长张权一任命为财务处副处长，1990年换届后，接任所长张嘉铭又提拔高俊芳为财务处处长。1992年8月18日，长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经长春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创立，成为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首家股份制试点企业和吉林省股份制试点企业。长生所联合长春高技术应用研究所(下文简称“高研所”)和长生所生物技术服务中心经销部(下文简称“经销部”，后改名“长春生物高技术发展公司”)三家联合发起，向内部职工定向募集股份。长生实业注册资本3000万元，其中三家发起公司股本2160万元，长生所占50%，高研所和经销部各占21%和1%；注册资本中的另外840万元则由长生所内部职工认购完成，占总股本的28%。那年夏天，长生所在俱乐部大礼堂召开动员会，李一介绍了即将成立的长生实业将是一家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由长生所负责派出人员、技术和产品，采取内部职工募股的方式集资，按照员工-技术人员/中层-高层领导的等级，以每股一元的价格，分别认购4000、6000、8000股，李一作为副所长认购了8000股。“认购期限还没结束，股票就被领完了。”根据当时的《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以及国家相关试点工作的安排，募集内部职工股主要是为了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股份制试点的相关工作，同时起到调动企业员工积极性的作用。老职工陆伦曾任长生所狂犬病疫苗室主任，据他回忆，另外两家联合发起公司并没有派代表到新成立的长生实业，一切管理工作由长生所主持。作为长生实业第一任总经理，李一表示在他任职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新公司工作人员包括他在内不到10人，主要是文秘、财务等人员，他们全部来自长生所。公司成立第一年，办公室和厂房还在建设中，只得借用开发区的高新大厦办公，生产设备和技术也没有从长生所迁来。“初期主要靠所里扶持，生产、销售都没有，就是只管挣钱。”按照李一的说法，以甲肝疫苗为例，虽然名义上产品划分给了长生实业，但技术、车间、生产、销售都还是由长生所全权负责，最终所得收益按一定比例划分给长生实业。1995年1月18日，长生实业向长春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递交了《关于长春长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调整股本结构的请求》，申请回收内部职工股总数的50%。1月24日，长生实业通过股东代表大会决议，决定以每股2元的价格回购内部职工股总数的50%，使得内部职工的持股数变更为420万股，占总股份的16.28%。4月11日，这一请求获得批复同意。另据《长春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2013年度、2014年度及2015年1至6月审计报告》，长生实业在1995年1月第一次以每股2元的价格回购50%的内部职工股，1996年5月，以每股2.1元回购剩余的内部职工股。最终，长生所在公司的持股比例升至69.44%，成为长生实业的绝对控股人。长春高研所持股升至29.17%，剩余的1.39%股份由长生所经销部更名后的长生所生物技术发展公司持有，职工股则被全部清理。据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政明介绍，在1993年到1994年之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规定，要求停止发行以及整顿规范内部职工股，如《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体改委等部门关于立即制止发行内部职工股不规范做法意见的紧急通知》《关于立即停止审批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并重申停止审批和发型内部职工股的通知》等。加之当时长生实业内部职工持股比例为28%，超过当时《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中内部职工股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额20%的规定，因而当时长生实业回购内部职工股符合当时政策的规定。在以往的报道中，长生所的老职工似乎对这一回购行为颇有微词，认为新公司赚到钱后抛弃了母公司的老职员。但长生所多个疫苗科室的员工和主任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了另一个说法——当年由于行政任命变动，部分长生所老职工不相信高俊芳这个“没有疫苗生产管理经验的年轻财务人员”能够胜任总经理，对新公司前途十分忧虑，纷纷表示要退股，因此，长生实业董事会决定收回职工股份。除了最终按照每股2元的价格回购，在1992年至1995年之间，还进行过一次每股1元的分红，所有买过股票的人都得到了一定利益。但客观而言，两次内部职工股清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高俊芳将长生实业“私有化”扫清了道路。紧接着，长生所和高研所分别将大部分股权转让给长春高新，并助后者成为最大股东。1996年5月7日，长生实业通过了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同意长生所向另一家企业长春高新转让长生实业19.38%的股权。第二年11月26日，高研所与长春高新签订《协议书》，约定长春高研所将其持有的长生实业29.17%股权以1828.58万元对价转让给长春高新。至此，长春高新持股48.55%，成为长生实业的最大股东。长春高新控股的形势仍在加强。1999年，长生实业的股东之一，持有19.38%股权的深圳通海生物工程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深圳通海”)将2%的股权变卖给长春高新，使后者股权增至50.55%，成为了长生实业的绝对控股人。不可否认的是，“生产、经营、销售、管理”这些积极的公司行为都是在高俊芳任总经理后逐步在长生实业落地的。据其官网介绍，早年长生实业位于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集中新建区内，占地面积9000平方米，员工增至246名。长生所原冻干室工程师古晨退休一年后，于1999年被返聘到长生实业主管冻干室，据他回忆，当时公司给他的工资是每个月1000元，每天上下班还有小轿车接送。第二年，由于冻干室治理效果好，古晨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工资涨到了每月1500元，是所里中层干部工资的近一倍。当时，长生实业已经建立了狂犬病疫苗、甲肝疫苗、腮腺炎疫苗、流感灭活疫苗和分包装冻干车间5个现代化的生物制品车间以及研究中心和质量管理部，并已形成了生产、冻干、分包装、检定一条龙的生产管理体系。其中，甲型肝炎减毒活疫苗、人用精制狂犬病疫苗、流行性感冒灭活疫苗生产车间已经通过GMP认证，并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品GMP证书。“长生所和长生实业的易位差不多就在2000年前后，”李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前者越来越没落，后者越来越发达，但是，很难说就是因为长生实业带走了所里最赚钱的产品。”自7月26日开市起，长春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长生生物”变更为“ST长生”。高调进出的长春高新如今看来，长春高新在1999年开始控股长生实业的一系列举措，或许充当了高俊芳实际掌控长生实业(后改为长春长生)的跳板。根据长春高新2000年年报披露，高俊芳于2000年5月离开长生实业总经理的职位，进入长春高新并担任董事总经理。之后，长春高新对长生实业的股权持续增多。2000年12月，长春高新收购深圳通海所持长生实业9.13%的股权。2001年3月，公司又接受高俊芳老东家长生所转让的20.68%的股权。两次操作使长春高新对长生实业持股达80%。2001年正值国内狂犬病疫苗推广使用纯化疫苗的更新换代时期，此前以地鼠肾原代细胞狂犬病疫苗为主，长生实业抓住了时机，集中力量加大Vero细胞狂犬病疫苗的生产。当年，长生实业甲肝疫苗和狂犬病疫苗被吉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评为2001年度“吉林省名牌产品”。公司一举成名，并很快抢占了市场。据长春高新2001年年报披露，当时北京、天津和上海三个直辖市，都独家使用该公司的产品。伴随技术和市场的提升，公司创造的利润也在不断增加。2001年，长生实业净利润较上一年翻了近一倍，达1005万元。相比之下，长春高新投资比重较大的物业和房地产资产创造效益很低，于是公司决定向医药产业转型。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转型中的长春高新却开始抛售自己所持长生实业的股权。2001年8月长春高新将20.68%的股权以1331.79万元转让给长生所，长生所转手把自己30%的股权以1932万元对价转让给韩刚君，0.68%的股权转给广州盟源生物工程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广州盟源)。实际上，广州盟源的股东之一也是韩刚君，与他合作创办公司的人叫杜伟民——时任长生实业市场部总监。2002年4月，长生实业更名为长春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真正令舆论关注的是，2003年底，长春高新拟将剩余59.68%股权全部卖出。这年12月16日，长春高新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董事会，9名董事全部到齐，主要讨论转让长春长生股权的意见。长春高新给出转让的理由是“为了加快长春高新医药产业发展战略的调整，实现由投资控股型向生产经营型企业的转变，同时为了改善公司现金流状况，从而解决公司在其他制药企业及新建房地产项目上所需资金问题”，最终，确定把股权转让给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高俊芳。高俊芳当时担任长春高新副董事长，同时也是长春长生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对她的股权转让属于关联交易，按照规定，高俊芳回避了表决。但是，这次股权交易引起社会极大的争议。焦点有三个：第一，当时长春长生在长春高新持股期间，净利润都在攀升，甚至成为控股集团的重要利润来源，为什么长春高新要卖掉所有股权？第二，高俊芳收购股权所用的高额费用从哪儿来？公开消息显示，高俊芳将受让34.68%的股份，按照每股2.4元的价钱，总额为4161.6万元，而高俊芳作为上市公司高管，收入公开可查，本人拿出这笔钱过于不现实，但长春高新却评价她有支付能力。第三，在长春高新确定受让方之前，河北、北京等几家公司也曾参与购买。《新京报》当时的报道称，有公司开价达到3元以上，但最终长春高新高价不卖，低价转让给了亚泰和高俊芳。 申万证券研究所首席市场专家桂浩明表示，实事求是地讲，东北的国资改革，确实存在管理团队购买股权这样的状况，价格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判断。但是他也疑惑，当时长春长生是一个发展不错的公司，长春高新为什么会卖掉这样的公司？虽然在目前披露的股权交易中并未发现问题，但是程序公正并不等于结果公正，合法的未必是合理的，当然这当中到底有什么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查阅原始资料。桂浩明也强调，不能因为公司现在出了问题就否定过去一切，这个需要证据，我们需要去看这个公司从长春高新分离出来，有没有特殊的原因。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副教授沈涛认为，长春高新卖掉长春长生的逻辑可以理解。在他看来，长春高新和长春长生的模式很奇怪，现在一般控股企业自己不上市，会控股上市公司，但是长春高新作为上市的控股集团，控股了一堆没有上市的企业，当然这也有一些历史原因。这造成的问题是，一方面，2004年股权分置改革尚未完成，长春高新有国企背景，作为上市它不具备很强的融资功能，不能对控股公司进行有效资金支持；另一方面，长春长生虽然利润好，但是公司享受不了资本市场的估值，也不能通过二级市场有效融资，让控股公司得到更多好处，最好的状态就是长春高新把长春长生这个最优质资产剥离出来让其上市。实际上，长春长生确实有上市的打算。2003年4月7日，在长春高新同一间会议室中，10位股东以及股东代表曾围坐在会议桌边通过了《关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春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赴香港交易所创业板申请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的提案》。但一个月后，公司接到证监会的文件，取消长春长生香港上市的计划。当时证监会给出的理由是，长春高新大部分利润来自长春长生，如果拆分长春长生，将会影响母公司长春高新的效益和上市地位，不宜拆分境外上市。长春长生上市被驳回，控股公司和子公司无法达到双赢目的。沈涛认为，当时长春高新需要钱，控股长春长生的模式没有什么优势，它希望自己有完全属于自己的企业，转向实业，可以在二级市场融资。对于高价不卖低价卖的争议，迫于舆论压力，长春高新在2004年1月10日再次召开董事会，澄清转让价格的确定采用的是协议转让，未采取竞标的方式。因此受让方亚泰集团(3.850， 0.00， 0.00%)和高俊芳确定股权转让意向后，其他受让方报出高价，也没有被公司采纳。2004年4月21日，长春高新第四届二十一次董事会中修改了股权转让方案，公司将34.68%的股权转让给亚泰集团，25%的股权转给高俊芳，转让价格也从之前拟定的2.4元/股改为2.7元/股。沈涛认为，长春高新的选择也可以理解。当时公开希望购买长春长生股权的公司都在外地，这是问题所在。假如外地公司买了之后，会有生产线、人员都去外地的可能。为了保证当地税收，防止员工下岗、保证企业稳定，不大可能会把长春长生股权卖给外地企业。多位业内人士都对《中国新闻周刊》提到，高俊芳是否有那么多钱，这是一个灰色的地方。桂浩明认为，管理团队的资金从哪儿来，取得的方法是否合法，这个需要大家去研究。“高本人担任长春高新的高管，从公开资料看，她本身收入不高，或者不足以拿出8位数的资金来收购。这体现了什么样的游戏规则？这些资金有哪些来源？”高俊芳当时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解释，收购资金是找亲戚朋友借的。我们家亲戚比较多，他们宁可把全部存款拿出来和我一起承担风险。另外一部分是朋友借的，这都是些不会侵占到公司利益的朋友，也不会是因为我的职务而借给我款。我在一些借款协议中还写明‘到期如果还不上的话，就自动转让股权’，这样他们就有保障。我自己出了200万。我工资是每个月6000元，因为跟董事会有承包的合同，我每年的奖金有几十万到一百万。沈涛认为，高俊芳的话，从公开信息上也没有办法核实，但是资金来源可能牵扯到其他的东西，比如之前的股权交易、不断地股权转让是否有资金的安排，但是这之间有什么关系，只从公开信息上看，披露不出更多信息。吉林省长春市，在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家属小区中，有三排18户小二层，每户约100平方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长生所职工称这里为“小中南海”，只有研究所的书记、所长、副所长或离休干部才能分配到这里的房子。摄影/李明子频繁股权转让的背后长春高新退出之后，没有一家企业是长春长生的绝对控股股东，新股东亚泰集团也有国资背景，所以长春长生尚不能被判定为私营企业。但是，2004年第九次股权转让之后，民资持股第一次超过了国资持股。在沈涛看来，当长春高新退出以后，高俊芳虽然只持有25%的股份，但由于她在公司有威望，此时高已经可以算是公司的实际控股人。桂浩明也认为，这时候高俊芳已经具备了控制公司的能力。2004年5月24日，高俊芳履行承诺辞去长春高新董事、副董事长职务。同时，她继续担任长春长生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2015年7月，长春长生终于登陆资本市场，完成了一直以来的“上市梦”。完成上市后，高俊芳、高俊芳之子张洺豪、高俊芳配偶张友奎成为公司实际控股人。这11年间，长春长生如何从一个国资企业变成高俊芳家族企业？想要解答这个疑问，首先需要复盘公司股权变更的过程。2015年，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长春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2013年度、2014年度及2015年1至6月审计报告》，报告提到，从2004年8月到2015年上市之前，长春长生经历了13次的股权转让，先后出现的法人股东有38家，并伴随一次增资。频繁的股权转让背后呈现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国有股东的持股比重不断减少。2004年12月，亚泰集团刚接盘长春长生不到5个月后，该公司将9.68%的股权以每股2.7元的价格转让给陕西兰生医药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兰生)。2006年9月7日，亚泰集团每股2.8元将剩余15%的股权对价转让给自然人金宇东。亚泰退出长春长生。至此，长春长生形成8家股东分散持股的格局，其中国资股东只剩下长春高研所一家，持股比例仅有1.39%，民营和自然人股东持股98.61%。2014年10月28日，长春高研所把持有的股权以50元/股的价钱对价转让卓冠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冠投资)。自此，长春长生(原长生实业)三个发起人全部退出。长春长生的股东名单中，已经清一色替换成了民营资本和自然人。在这期间，公司股权通过极其复杂的转让，还呈现出了民资持股分散的特点。2008年1~4月第13次股权转让十分显眼，一共签订了24份《股权转让合同》，除了高俊芳实际控制的55%的股权外，原持股数排名第三、四、五、六名的股东合计42.93%的股权，后被分给了21个自然人，其中15人持股不超过2%。通过这次转让，股东人数从8人扩充到24人。2010年7~8月第15次股权转让同样复杂，共通过12份《股权转让合同》。和之前相比的特殊之处在于，这次股权交易中出现了闭环式的转股。例如自然人A将全部股权转让给自然人B，B将股权以同样价钱转给C，C将这些股权转给D，D又重新转让给B。这样在股东之间来回倒手，并未产生复杂的股东变动及其股权的增减。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两次交易中，除了自然人林桂花受让和转让股权的价格为5元/股以外，其余自然人转让股价都是2.8元/股。早在2004年长春高新出售长春长生股权时，按照当时对后者的经营状况的评估，把每股定为2.7元，甚至有其他公司出价3元/股收购长春长生的股权。但在4年之后，随着长春长生在疫苗市场的占有率增加，每股净资产只增加0.1元，显得不太合理。另外，这两次让人眼花缭乱的交易中，涉及一些自然人股东的进出过程。《中国新闻周刊》梳理发现，两年时间内，这些股东都以当初买入的价格转让出去，并未产生任何投资收益。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针对上述情况分析，正常的股权转让过程中，这种股权倒来倒去的操作不多见，说明众多参与的人都是转移资产用的“白手套”。所谓“白手套”，是指如果一个实际出资人想成立公司或者买股票，但不方便披露个人信息或规避一些政策法规，会找人出面购买，出资人会在私下补偿给对方。桂浩明分析，国内很多企业在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改制过程中，都会有通过股权结构调整来变更企业性质的现状。也有企业最初挂着国有或者集体所有制的牌子，也有可能是个“红帽子”，而本质上是民营或者私营企业。这些企业在改造为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上市前，都会由省级国资部门对相关产权进行界定。能够经过省级部门予以认可的改制，是合法的。但是过程中，从普通股东转移或者收购股权是否合理合法，律师会进行见证，具体的内容可以查阅公司上市时会提交的相关文件和材料。但是桂浩明补充，长春长生上市3年了，假如过程有明显问题，早就会暴露出来。桂浩明用3句话总结长春长生股权结构变化的过程： 手段多种多样；高俊芳购买股权的资金来源存疑；表面上合规合法。无论是国有股东持股比重减少到零，还是民资持股分散，从结果上来看，高俊芳都可以说是最大的获益者。原持股34.68%的亚泰集团退出，使得韩刚君(30%股权)和高俊芳(25%股权)成为持股最多的两名股东。2007年，韩刚君退出，将自己所有的股权转让给了深圳市豪言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豪言)。而深圳豪言背后的实际控股人正是高俊芳。该公司成立于2007年1月，正是在韩刚君转让股权前不久，注册资金为6万元。此后，高俊芳实际持有长春长生55%的股权，稳稳坐在了长春长生绝对控股人的位置上。据媒体报道，韩刚君曾任河南开封龙亭区卫生防疫站担任医师、副站长，2001年3月下海与杜伟民一起在广州创办广州盟源，同年8月，他个人以1932万元受让长生所30%的股权。刚下海的韩刚君如何获取购买股权的第一桶金，不得而知。2010年7月，深圳豪言把5%的股权无偿转让给高俊芳，25%的股权无偿转让给张洺豪。同时，张友奎也进入股东名单，受让1.12%的股权，而且他购买股权的价格为2.0075元/股，低于同期其他人2.8元/股的价钱。加上高俊芳原先持有的25%股权，高一家三口共持股56.12%。这是一个关键节点，不仅高俊芳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了公司的绝对控制人，而且高俊芳家族成员也开始出现在股东名单中，并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2008年1月那次复杂的股权转让过程中，张友奎的外甥孔令浩持股8.36%，高居股东名单中的第三位。张友奎的外甥女杨曼丽购入1.60%的股权。2010年，其他关联人孔令浩、张友奎的姊妹张敏、张敏之女杨曼丽三人共持股12.01%。张友奎的另一个姊妹张雯于2014年5月15日购买了原股东孔令浩(张雯之子)持有的8.14%股权，并于2014 年12月26日将该8.14%的股权转让给北京华筹，同时于2015年2月2日，张雯通过其实际控制的祥升投资购买了原股东金军持有的4.87%股权。上述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提到，长春长生由一个国有控股企业逐渐变成高俊芳的家族企业，这个过程运作得比较复杂，说明操作者对体制很熟悉，一切都是相关人的运作。但很幸运，没人反水，这个过程中任何一个人不配合，都会出问题。从上市之梦到退市之危通过多年复杂的股权腾挪，高俊芳距离她的疫苗王国的“上市之梦”似乎只差一步之遥。据公开信息披露，2010年，长春长生再次计划在香港申请上市，并计划于上市前进行海外私募。但是2012年，长春长生终止境外上市计划，废止了相应境外上市、返程投资架构。2015年7月2日《上海证券报》盘点，过去一年内，长春长生先后完成一次增资、14次股权转让，公司股东榜也在清一色的自然人股东中新增六家创投机构。2014年4月，简兴投资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简兴投资)、礼兴投资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礼兴投资)以现金出资138.746万元增加注册资本。2014年10月28日，长春高研所把自己的1.35%股权对价转让卓冠投资。同年，一家名为芜湖卓瑞创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公司(以下简称芜湖卓瑞)从5个自然人股东和卓冠投资手中购买共计10.56%的股权，收购价是50.34元/股，此时股价大涨，是此前买卖价格的近18倍。根据公开资料披露，忽然间集中收购股权的芜湖卓瑞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是何平，而何平是长春长生公司的董事之一。另一个创投公司长春市祥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升投资)最终购买了4.8%的股权，据公开资料披露，祥升投资背后的控股人是张雯，即张友奎的姊妹。上海沃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沃源)也从一位自然人股东手中以50元/股购入1.65%股权。值得注意的是，这六家创投公司中，有4家都是成立于2014年，《上海证券报》对此评价，“似乎专为突击入股而‘私人订制’”。而这次创投公司先后突击入股，实际上仍然是为了上市，这次长春长生希望通过借壳上市的方式进入资本市场。祥升投资和芜湖卓瑞跟长春长生股东和高管有着微妙的关系，也透露出这些人希望能够在上市以后给他们带来更好的收益。桂浩明解释，在上市前引进创投公司，有利于公司上市，因为能够给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公司定价，这也是比较普遍的做法。而实际上，上市前长春长生的估值已经在增加。《上海证券报》提到，截至2013 年12 月31 日为评估基准日，长春长生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约为21 亿元，但是2015年时，借壳黄海机械的预案对长春长生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为55亿元。当时长春长生公开解释，估值提升得益于两点，一是2014年公司采用新工艺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 细胞)开始上市，二是公司在水痘疫苗海外市场的出口量大幅上升，使得公司经营业绩提升。过去多年通过复杂的股权转让，长春长生已经从最初一个国有企业转身成为全部是民营资本，这是一个有利于借壳上市的股权结构，不需要当地国资委审核。伴随着前一年股权结构的剧烈变动，2015年7月1日，江苏省上市公司黄海机械揭晓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拟将除货币资金及保本理财产品外的全部资产及负债作价3.96 亿元与作价55 亿元的拟置入资产长春长生100%股权进行置换，差额部分以16.91元每股定增股份支付。交易完成后，高俊芳、张洺豪、张友奎成为公司实际控股人，长春长生终于实现借壳上市。而借壳上市的代价则是，黄海机械的原法定代表人刘良文和虞臣潘当时共持公司18.09%的股份。当时黄海机械经营本身就陷入了困境，相比之下疫苗行业有政府支持，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沈涛解释，这也是为什么高俊芳要绝对控股公司的原因之一。借壳上市的成本很高，黄海机械会在股权中占很大比例，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不是所有股东都愿意。如果高俊芳不达到绝对控股，就没办法上市。几位接受采访的业内人士都表示，从公开披露的信息看，长春长生股权转让和上市并没有很么大的问题。不过界面新闻此前报道称，曾是长生生物2015年第一大经销商的山东兆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山东兆信)一名离职的人士透露，“它(长生生物)上市时山东兆信做配合，做假数据。由此产生阴阳合同，做报表的时候几家公司配合长生生物助力其上市。”努力上市后，长春长生的营收也在不断攀升，2017年公司营业收入超过15亿元，同比增长52.6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6627.71万元，同比增长33.28%。同时，公司在疫苗市场也占据有竞争力的地位。根据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的疫苗批签发上市数据，长春长生的狂苗供应量在2014~2018年占全国的10%~25%，最多占到1/4的市场份额。2017年，长春长生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冻干水痘减毒活疫苗的批签发数量位居国内第二位。但是上市不到3年，长春长生在这次狂犬病疫苗造假事件上把自己推向了深渊。7月22日， 国家药监局在通报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违法违规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案件有关情况时提到，已查明，该企业编造生产记录和产品检验记录，随意变更工艺参数和设备。上述行为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有关规定，国家药监局已责令企业停止生产，收回药品GMP证书，召回尚未使用的狂犬病疫苗。国家药监局会同吉林省局已对企业立案调查，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随着疫苗事件的发酵，长春长生野蛮生长过程中更多的阴暗面被发掘出来。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自2003年起，长春长生的狂犬、流感、水痘、甲肝、乙肝等多个疫苗产品卷入行贿案件，向广东等4省21名国家工作人员行贿。行贿者既有该公司销售人员，也包括地方经销机构的医药代理。以吉林长春长生原安徽区经理班某为例，他于2002年到2003年向某县防疫站站长及负责疫苗采购的工作人员行贿6万元，此后还有其他行贿行为。2016年10月27日，安徽省利辛县人民法院以行贿罪判处班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7月26日，长春长生公司的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简称已由“长生生物”变更为“ST长生”。7月27日22点，证监会发布《关于修改〈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的决定》，修改内容为：对重大违法公司实施暂停上市、终止上市。上市公司构成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和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的，证券交易所应当严格依法作出暂停、 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的决定。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教授董登新曾公开表示，最近的疫苗案是涉及公众健康的重大安全事件。此次修订是“重大违法”强制退市这个监管概念从抽象到具体的一次进步。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政明介绍，如果查证该公司有证监会7月27日《决定》中列明的相关情形，则存在公司股票暂停、终止上市交易的风险。(文中李一、陆伦、古晨为化名)（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董秘称，造假原因有待调查；去年上市公司营业收入达15.53亿元；销售疫苗毛利率达86.44%新京报讯 （记者李云琦）7月15日，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公告称，根据线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对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春长生）开展飞行检查，发现该企业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等严重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行为，责令长春长生停止生产狂犬疫苗。7月15日，长生生物董秘赵春志回应中国证券报称，“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销售收入约占长春长生总收入的一半左右，此次事件不涉及公司其他疫苗产品，现在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具体原因还不知道，等待相关部门调查结果。”记者注意到，作为长生生物的子公司长春长生2017年营收为15.39亿，占上市公司营收比例超99%。长生生物疫苗销售毛利率达86.44%资料显示，长春长生是上市公司长生生物的全资子公司，长春长生主营业务为人用疫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目前在售产品包括冻干水痘减毒活疫苗、冻干人用狂犬疫苗（Vero细胞）、冻干甲型肝炎减毒活疫苗、流行性感冒裂解疫苗、吸附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和ACYW 135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上市公司长生生物旗下在售产品包括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共有6个品种。长生生物2017年年报显示，公司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的批签发量分别为577万人份和1011万人份，其中公司主要产品冻干人用狂犬疫苗（Vero细胞）、冻干水痘减毒活疫苗、流行性感冒裂解疫苗、冻干甲型肝炎减毒活疫苗的批签发数量分别为355万人份、360万人份、257万人份、272万人份。2017年，长生生物的营业收入达到了15.53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66亿元。据长生生物财务报告，公司销售疫苗的毛利率达到了86.44%。数据显示，长生生物在2017年疫苗销售的营业收入为15.39亿元，对应的营业成本仅为2.09亿元，毛利率达86.44%。Choice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15日沪深两市中的37家生物医药公司2017年的平均销售毛利率为66%，其中有17家公司的销售毛利率超过了70%。长生生物的销售毛利率，位列在上述37家公司中的第7位。数据显示，2018年1月2日，长生生物的收盘价为14.39元/股，对应总市值为140.11亿元。今年以来，长生生物股价不断上涨，股价最高达到了29.99元/股，对应总市值暴涨超过1倍。截止到7月13日收盘，长生生物股价报24.55元/股，对应总市值为239.04亿元，较年初总市值上涨70%。狂犬疫苗获得柬埔寨、印度药品注册证官网信息显示，长生生物生产的疫苗销售覆盖除西藏和港澳台地区外所有省份的销售网络，并在印度、柬埔寨、埃及、白俄罗斯等欧洲、南美洲、非洲及东南亚和中东地区十多个国家地区实现销售。新京报记者注意到，根据长生生物在2016年2月、5月公告，长春长生分别收到了印度卫生部、柬埔寨卫生部颁发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药品注册证书，注册号码分别为“SVH-14”、“CAMN0001IV-16”。长生生物年度报告数据显示，长生生物主要销售区域在华东区域，2016年、2017年长生生物在华东区域销售的疫苗金额分别达到了2.5亿元、4亿元。此外，在国外销售疫苗金额分别达到了5515万元、3638万元。2015年，长生生物作价55亿元，借壳江苏的上市公司黄海机械，后来黄海机械改名为长生生物，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高俊芳、张洺豪、张友奎三人，分别持有长生生物的18.18%、17.88%、8.24%的股权，三人是一致行动人。资料显示，高俊芳目前任长生生物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张洺豪任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张友奎曾任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副处长，2005年至今任长生生物副总经理兼销售总监。

这个群体的遭遇，证明一个国家的疫苗制度，应是一个系统工程，而非仅仅保证安全生产、合格有效，就万事大吉。文 左异编辑 何吾图 视觉中国疫苗安全问题，因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长春长生”）而再度尖锐。国务院总理批示——“突破人的道德底线”，正在国外访问的习近平主席则指出——此事“性质恶劣”“令人触目惊心”，要求“以猛药去疴、刮骨疗毒的决心，完善我国疫苗管理体制，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合格而有效的疫苗固然尤为必要。但当梳理中国疫苗事件时，不难发现，隐藏在问题疫苗事件背后，还有另一面——一个被视为“恶魔之选”的群体：注射合格疫苗后，发生异常反应，却无法获得认定、救济和帮扶。疑似因接种问题疫苗所致患“病毒性脑炎后遗症”女孩的《儿童免疫接种证》上，关于被接种儿童的接种部位、疫苗批号、生产企业、接种单位、医生签字，全为空白据《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疫苗接种异常反应，为合格疫苗在实施规范接种过程中，或者实施规范接种后，造成受种者机体组织器官、功能损害，相关各方均无过错的药品不良反应。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每万剂疫苗接种的异常反应发生率为0.24。看似微小的机率，在庞大的人口基数上，却人数众多。目前，针对疫苗接种异常反应的补偿及救济，中国尚无统一严格的执行标准，仅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而在美国及日本，政府在设立专项基金的同时，会要求企业建立类似的“保险”制度，从而可迅速对接到疫苗接种异常反应个案，进行帮扶。在此次疫苗风波中，火星试验室找到了27岁的刘海娇，她讲述了6年来，作为一名疫苗接种异常反应者，所经历的“灰色青春”。刘海娇的遭遇，始于大学时期接种的一次双价肾综合征出血热疫苗。值得一提的是，该疫苗品牌“汉普威”的生产厂家，是和长春长生渊源颇深的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公司（下称“长春生物”）。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公司生产的双价肾综合征出血热疫苗以下是她的自述——那天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从接种相关疫苗到现在，6年过去了。那一年，我21岁。2012年4月10日上午，辅导员通知我和同学们去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预防接种门诊，注射双价肾综合征出血热疫苗。这是一种预防肾综合征出血热的疫苗，主要对象是出血热疫区的居民及进入该区的人员。当时我就读于辽宁中医药大学中西医临床专业，会用小鼠做实验，所以学校也要求我们注射，万一被小鼠咬伤，也会有一定的感染机率。打过疫苗当天下午，我就全身发烫，第二天一早，出现肉眼可视的血尿。很快就去我们学校的附属医院住院，诊断结果是：急性肾小球肾炎和上呼吸道感染。19天后，医院认为我符合“出院标准”，我便出了院，回到学校继续上课。但血尿情况丝毫没有缓解，我十分害怕，所以又在6月去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在那里，我被确诊为IgA肾病三级。简直是晴天霹雳。简单说，这是一种长期的慢性肾病，极难治愈，三级，已是中等程度。确诊后，我只住院11天。医生告诉我，只能通过药物缓解，由此引发的贫血及高血压等症状几乎不可避免，若治疗或生活作息不规律，还会有三分之一的概率发展到尿毒症。IgA肾病三级，若要保持规律治疗的话，每月须花费人民币4000元到5000元。我父母都是农民，根本负担不起。所以直到2013年，我基本都只是吃点常规药。妈妈很担心我，让在天津当兵又退伍工作的哥哥辞职回家，专门照顾我。但到2014年春节时，肉眼血尿反复发作，我自己已经快撑不住了。别人在大学里都可以用心读书，可以谈恋爱，我的全部生活却只是看病。我哭，我特别不甘心。我跟我爸说，想去北京看病。2014年3月，爸爸陪着我，先去北京协和医院，但号都挂不上，又换到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当时医生问我，选择中医治疗话，为何不在辽宁本地的中医药医院看病。我说，当地医院都说看不好，医生直接告诉我，IgA肾病三级“在哪里看都是差不多的”。最后，抱着一丝希望，经我们大学一位老师推荐，我去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医生没说什么话，就直接开了药。先开了一个月疗程的颗粒剂，再配上一堆中成药。这副药方服用半年后，病情有所好转，我也开始接受病可能治不好的现实，但经济上还是吃不消，最后终于放弃了在西苑医院的定期检查和拿药。只用3万5千块钱就结束一切吗？出现不正常反应的第一时间，我就想到了可能是疫苗的问题。我通过学校了解到，这一批次的汉普威疫苗，是皇姑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称“皇姑区疾控中心”）从长春生物采购来的。后来，学生处处长告诉我，我们那一批去接种疫苗的同学中，有四五人出现了异常症状，但都很快缓解，像我这样严重到肉眼可视血尿的程度，只能去试着起诉皇姑区疾控中心，看能不能找到解决办法。2012年10月，皇姑区疾控中心“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组”出具了一份诊断书，认定我的IgA肾病三级与疫苗接种“无直接关系”。2013年，我去皇姑区区人民法院起诉了皇姑区疾控中心。皇姑区疾控中心“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调查诊断组”出具的诊断书（受访者供图）法院委托了沈阳市医学会，对我的病情进行疫苗接种异常反应鉴定。等了快一年，沈阳市医学会给出了一则答复，竟然是：因当地未出台“鉴定收费标准”，所以无法进行鉴定。没有任何鉴定结果，2014年11月，我败诉了。我想不通。我自己是学医的，此前我的身体健康状况一直很好，在没有任何诱因的情况下，不可能在一个月内就得上了中度肾病。注射了汉普威疫苗，是唯一发生的变化。我决定继续起诉，这次的起诉对象，是给我注射疫苗的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我还到处打电话。怎么可能因为没有“鉴定收费标准”就不给我进行鉴定？而这个鉴定对我至关重要，没有它，我的起诉也不可能胜诉。打过成千上万个电话后，2015年9月，沈阳市医学会终于答复，鉴定收费标准已确定，可进行疫苗接种异常反应鉴定。鉴定结果：我的IgA肾病三级病例确实“属于预防接种异常反应”，但“损害程度为四级”。沈阳医学会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书（受访者供图）按照国家法规，疫苗接种异常反应的损害程度，依照的是原国家卫生部发布的《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2002年9月1日起施行）。按此标准，四级损害程度表示的是“组织、器官轻度损伤，行修补术后无功能障碍”，显然不适用于需终生治疗的IgA肾病三级。我无法认可这份鉴定，又委托法院继续向辽宁省医学会申请疫苗接种异常反应鉴定，后者很快出具了鉴定结果——与沈阳市医学会的鉴定结论相同。辽宁省医学会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书（受访者供图）两份鉴定结果出来后，法院很快联系我说，我应该撤诉了，因为既然是我个人的异常反应，法院就没有依据去审判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该承担何种责任。我唯一可做的，是去皇姑区卫生局，领取相关补偿。但我不愿意撤诉，法院最终不予受理，驳回起诉。那个补偿，又是怎么回事呢？我查到，按照2014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下称“卫计委”）等八部委文件《关于进一步做好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处置工作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各地的补偿标准都是自行制定的。皇姑区卫生局的补偿标准是怎样的呢？2017年1月，我被通知，可以去申请领取“一次性补偿”。补偿金额：3.5万元；而且，如果60天之内未申请领取，则视作自动放弃。3.5万元，只相当于我半年的医药费，而且如果申请领取，就意味着这件事算“彻底解决”了。我不能接受这个结果。我终身的健康，几年艰辛的维权，最后就被几万块钱打发了？这种解决办法，既看不到卫生部门和生产厂家对待疫苗异常反应问题的诚意，也看不到对我生命和健康的尊重。《意见》的核心，是对疫苗接种异常反应的人，进行前期补偿和后期保障，加强医疗、就业、康复、教育、等处置工作。还明确了“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受种者，无论是疑似还是确诊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相关疾病（不包括原发病），发生的医疗费用要按照规定及时予以报销。”而我在基本没有规律治疗的情况下，医药费用的欠债就接近20万。只用3万5千块钱就结束一切吗？我无法接受。从病人，到访民从这以后，我就从病人，变成了访民。省卫生厅、区卫生局、市卫生局，我跑了不知多少次，我的诉求只有一条：我反对仅3.5万元的一次性补偿方案。区里的回复是：同情我的遭遇，但作为“上行下效”部门，没有办法进一步解决问题；市里表示：涉及到疫苗接种异常反应的纠纷，“没有一起能在市级层面上得到解决”；省里更直接：那你还继续打官司去吧。可我还能告谁呢？真的走投无路了。我选择了上访。《意见》的每一条，我都反反复复看过，“规范信访工作，畅通信访渠道，倾听群众意见、建议和诉求”也是写得明明白白的。真正走上这条路，我才发现，虽然我也是20多岁的人，我对这个社会的理解，还远远不够。首先，我的户籍所在地是辽宁省锦州市，我上学和接种疫苗，是在沈阳市。这样一来，在上访过程中，就经常发生“踢皮球”。沈阳的相关部门，会说我的事属于户籍所在地相关部门负责，锦州市相关部门则说，我户籍虽在当地，但事件没有发生在户籍地，不应由他们负责。所以，“谁也管不了”，谁也不管。如此情况下，2017年2月，我哥到北京的卫计委上访。“盯防”我的锦州市黑山县芳山镇派出所很快就将他强行带回来，还在派出所里关了一宿。7月，镇派出所又找到了我工作的沈阳奉天中医院，向医院施压，将我辞退。所以，我又成了一名失业人员。11月，我和哥哥在沈阳租住的屋子，被当地辖区派出所换掉门锁，不让我们续租。今年全国两会前，得知我在北京后，芳山镇派出所又强行将我带回到黑山县，关进了县里的北山宾馆。我说我什么都没有做，也没有任何过激的上访行为，你们不能把我“软禁”在宾馆，我要回家。然后他们就跟着我回家，8人一组轮班，白天就坐在我家里守着，晚上就去停在我家屋外的车里守着。每天如此，持续了二十多天。这次疫苗事件的前几天，省信访局来通知说，我的问题已经走到“督查”程序，将有负责领导和我对接。但我不敢相信他们，我说希望能在北京见面。没想到的是，7月19日，我准备来北京时，在沈阳火车站被识别出为重点上访人员，不让我上车。最后，我是先打了车到沈阳以外，又坐客车来的北京。我已经在北京等了两天，省信访局并没有人来和我对接，甚至，也没再主动和我联系。直到7月24日，芳山镇派出再联系我表示，督查领导会在黑山县视察期间“顺便商讨我的问题”，催促我在月末前回家。这个“恶魔之选”的群体很多人问我，有没有想过，通过此次疫苗事件，关于我的补偿问题，可能会有一个转机。但我个人不是太抱希望。因为疫苗接种异常反应，我结识了不少同样命运的人。之前我以为疫苗接种异常反应只会发生在成年人身上，后来才知道，儿童才是主要人群。他们的境遇，越发让人寒心。这个“恶魔之选”的群体，本来就非常不幸地成为那个极小概率中的一个数字，但在其后的认定、维权和补偿道路上，又没有完善的机制保障。比如，一个浙江湖州市的小男孩儿，叫任泽皓，在满月时接种了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的卡介苗疫苗后，发生了异常反应，也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诊断为“卡介苗有害效应”，现在正在海军总医院治疗，情况十分危险，但当地疾控中心却认为：“卡介苗有害效应”的诊断是无效的。任泽皓被诊断为“卡介苗有害效应”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我还算幸运的，争取多年后，我终于得到了鉴定结论，许多人甚至连这基本的承认，都无法获得。我希望通过这次被国家领导人相继亲自批示的疫苗事件，也能唤起大家对疫苗接种异常反应群体的关注。疫苗制度，是一个系统工程，生产出合格有效的疫苗是最基础的，在其后，运输、冷藏、销售、使用、保障，是一系列制度建设。我们这个群体，可以说是这个制度环节中，最薄弱的一环。以美国为例，1986年，美国制定了《国家儿童疫苗接种伤害法案》，为因为接种正规疫苗而致伤的人们确立了获得救济的法律依据。1988年，美国国会通过并实施了“国家疫苗伤害赔偿计划”，简称VCIP，这是一个为解决疫苗伤害索赔而制定的无过错赔偿责任体系，批准在国库内建立一个“疫苗伤害赔偿信托基金”，专门作为疫苗伤害患者的赔偿，包括医药费、律师费、收入损失、病痛偿付金，直至丧葬费。一切也都有专门的法律程序，以保障能够获得赔付。而我们，则只能靠自己的经验和幻想，走上一条不知通向哪里的道路。我既走过法律程序，又年纪轻轻就成了“资深上访户”，居然也算在这个领域有点经验的人了。之前，很多同病相怜的人帮助过我；现在，我也在尽力去帮助那些家长们。比如怎么躲警察啦，怎么找记者啦，通过怎样的渠道向相关部门反映问题啦。但不管怎样，总会难免抑郁，尤其看不见希望的时候。我们这群人只能抱团取暖吧，每个人的经历里都是血泪。因为疫苗“恶魔”选择了我，我对父母也特别愧疚。为给我治病，爸爸62岁了还得去给别人打农药，一亩地只赚5块钱。早上四五点就开始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结束。妈妈患有小腿静脉曲张、高血压，从不舍得看病，农闲时还出做住家保姆，就为了赚点钱给我看病。所以我恨。恨在疫苗问题上，这“支离破碎”的制度。（所述内容涉及到机构调整，为行文通畅，采用卫计委、卫生厅、卫生局等历史称谓）（实习生汪畅对本文亦有贡献）今日话题通过此次事件，你对疫苗的态度是？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吧！如果你有想说的故事或线索提供给我们，可以通过后台留言方式发送给我们哦，期待和你相遇本 文 未 经 允 许 请 勿 转 载转 载 或 商 务 合 作 请 留 言 火星试验室 博雅天下旗下产品

7月15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关于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违法违规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的通告，而在此前几天，重庆市民邓尔（化名）正好刚刚打了该公司生产的三支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在备受社会关注的长春长生生物疫苗造假案发生之际，除了担忧、失望，邓尔还为此陷入了巨大的恐慌和愤怒之中。尽管通告中称“本次飞行检查所有涉事批次产品尚未出厂和上市销售”，并没有能打消邓尔的顾虑，因为自己注射的三支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也来自问题厂家，他说：“目前为止，没有谁告诉我注入体内的是不是有效疫苗。”▲邓尔注射了三针来自长春长生科技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 受访者供图遛狗时，他被猫抓了根据指引到医院注射了疫苗被野猫在左手食指上留下两道一厘米长的抓痕后，邓尔被自己接下来亲身经历的疫苗接种事件吓着了。他是重庆市渝中区的一位环卫行业从业者，今年30岁，喜欢小动物尤其是狗，养了一只黑色的泰迪。7月5日晚，他在小区里遛泰迪，遭遇一只带崽野猫。野猫袭击了邓尔，起因是，“泰迪靠近了这只野猫的崽。”野猫在邓尔的左手食指上留下两道抓痕。邓尔有点慌，决定立刻注射狂犬病疫苗。▲7月5日晚，邓尔的左手手指被野猫抓出两道伤痕，他决定打狂犬病疫苗 受访者供图他给重庆市疾控中心打电话，咨询到哪里可以打狂犬疫苗，对方答复他，联系区疾控中心注射疫苗。他给九龙坡疾控中心打电话，得到的答复是：该中心只负责疫苗的运输、发放，注射疫苗还得去医院。根据指引，邓尔到重庆建设医院注射了疫苗。这是一家二甲医院，他挂了急诊号。医院的收费清单显示，邓尔交费的时间为当晚21时24分。遛狗被猫抓，邓尔觉得这件事有些荒诞。当晚，他把“教训”发在朋友圈：1、带崽的母猫不能惹；2、猛虎暴起，必有一击，即使我抱着我家泰迪准备跑路。打了疫苗，眼睛红了后面再打，发现疫苗换了医生在邓尔身上注射了两种药剂：一种为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一种为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注射的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为8瓶，每瓶228元，一次性全部注射；注射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为5支，每支77.59元，一共387.95元。▲邓尔在医院购买的5支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显示产地是长春长生生物科技 受访者供图第一支注射在左手臂（7月5日），第二支（7月8日）、第三支（7月12日）注射在右手手臂。▲邓尔就诊时签订了《知情同意书》，上面每次注射都有时间登记，上面手写标注疫苗生产厂家是长生科技 受访者供图医生告诉他，一共需要注射5支狂犬病疫苗，只要及时打疫苗，死亡的概率就比喝水呛住死亡的几率还低，“也就是接近于绝对安全。”邓尔说，当时他想到的另一个让他宽心的事实是，他了解小区的动物，即便是野猫，也比外边的流浪动物健康，“我猜想，那只袭击我的野猫应该没有携带（狂犬）病毒。”7月7日，邓尔的左眼出现两条血丝，左眼球靠近左耳一侧发红。他以为是自己经常看电脑，用眼过度导致，但血丝一周不退。“我就去重庆渝北区人民医院检查，诊断为不明过敏源引发的人体免疫反应。”用药后，眼睛发红的症状逐渐消失。7月19日，邓尔去建设医院注射第4支狂犬疫苗，“医生说，换疫苗了。”邓尔告诉红星新闻，当时他“一头雾水”，不明白为何要“换疫苗”。他的疫苗接种日期上，第4针的位置，被写上了“宁波荣安”。▲第四次注射疫苗，邓尔被告知更换了疫苗，上面写上了“宁波荣安” 受访者供图他上网一查，发现7月15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关于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违法违规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的通告，而“疫苗事件”愈演愈烈。他对比配药清单，已经注入自己体内的三支狂犬病疫苗，生产厂家正是处于风口浪尖的“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此前，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通告，通告中称“本次飞行检查所有涉事批次产品尚未出厂和上市销售” 受访者供图邓尔的第一反应是愤怒，“要是没有问题，为什么要换疫苗？要是有问题，谁为我负责？”更换的疫苗比“长春长生生物科技”的疫苗便宜，医生答应“补差价”，“可对我而言，现在不是差价的问题，而是我的命得不到保障的问题。”换疫苗之后，想讨个说法愤怒、失望、焦虑和恐慌注入他体内的疫苗，到底有没有问题？从7月19日晚开始，他决定要去讨一个说法。邓尔给重庆市、九龙坡区两级疾控中心打电话。“市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说，这不是他的专业领域，他不清楚具体情况，叫我第二天再打电话。”邓尔再三要求，对方记下他的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并承诺次日回电。他给九龙坡疾控中心在医院预留的手机号打电话，“至今无人接，可能是被市民打爆了，也可能是有意不接。”他给重庆市卫计委与九龙坡区政府写投诉信。在陈述基本事实的基础上，邓尔提出如下要求：1、市疾控中心立刻发布相关情况说明，告知所有长春长生狂犬疫苗接种者疫苗是否有害；2、就疫苗可能产生的毒副作用，对接种者通知到位，必要时提供医疗救助；3、若可能存在疫苗失效的情况，立刻组织疫苗补种工作，并退回长春长生疫苗接种费用，进行合理的经济补偿。“我的眼睛发红的症状是不是因为注射了不合格的疫苗引起？如果注入体内的三支疫苗失效，还有没有什么补救措施？我想知道答案。”邓尔遇到的问题怎么办？7月24日中午，红星新闻拨打重庆市疾控中心、九龙坡疾控中心两部门电话（023-68812969、15922923860），语音始终提示：“您拨打的电话忙”及“正在通话中”。据重庆市卫计委公开信箱消息，长春长生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批号为201605014-01、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批号为201607050-2的百白破疫苗效价指标不符合标准规定，该批次问题疫苗中有部分流入重庆。▲重庆市卫计委称，百白破问题疫苗中有部分流入重庆 图据公开信箱目前为止，全国尚无长春长生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问题狂犬病疫苗流入市场的消息，但7月15日，吉林省食药监局已经收回长生公司药品GMP证书，并责令该企业停止生产狂犬病疫苗，7月23日，长春警方对长生生物公司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涉嫌违法犯罪案件立案调查。邓尔说，这些天看各种消息，他已经不相信这家公司生产的任何疫苗，可他目前也讨不到说法。作为一名被野猫袭击后注射了“长春长生生物科技”疫苗的患者，他说：“我生活在愤怒、失望、焦虑和恐慌的情绪中。”红星新闻首席记者丨刘木木编辑丨平静

涉嫌“狂犬病疫苗生产记录造假”的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春长生”），是如何跃上国内狂犬病疫苗市场份额的第二位？“狂苗”事件引爆后，上市公司长生生物64岁女掌门人高俊芳从国企高管转型为上市公司掌门人、家族资产积累达51亿元的经历，不断被人提起。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调查发现，2009年至2010年的一次“狂苗”行业大洗牌，给长春长生“狂苗”带来了崛起机会。因中检院检测标准的提高，当时能通过的企业仅有辽宁成大一家，外资赛诺菲巴斯德也退出国内狂犬病疫苗市场，“狂苗”持续紧缺。其后长春长生及时升级工艺，迅速进入市场。2012年，重新拿到GMP证书的长春长生，在市场需求和产能增加的作用下，一跃成为业内第三。2016年“山东疫苗案”后，长春长生继续主动抢占市场，2017狂苗批签发量市场份额跃至第二。如果不是此次狂犬病疫苗事件，长春投资7.5亿的狂苗生产车间将很快投产，并且手握生产批件的长春长生还将拿到国产四价流感疫苗的“第一桶金”。然而，此次事件之后，在汹汹的舆论之下，长春长生似乎已经无法全身而退。“企业在人命关天的问题上造假，已经造成了公众安全的风险，无论是对于已经接种的民众还是国家疾控部门，影响都是巨大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免疫学系副主任、医学博士王月丹表示。澎湃新闻了解到，吉林省食药监局已连续多日召开会议，相关药厂人士也频繁出入省局大门。吉林省食药监局 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刘楚 图通报时间是在飞检一周后7月15日（周日）下午，国家药监局通报称：根据线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对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开展飞行检查，发现该企业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等严重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行为。据悉，国家药监局在接到线索后，早在7月6日-8日已前往该公司“飞检”，实际通报时间则是一周后。国家药监局审核查验中心相关人士曾对澎湃新闻透露，“有因飞行检查”的情况大多来自于内部人士举报，在收到线索后中心将会对线索进行初步分析，待确认举报合理性之后会以双随机的形式抽调检查组组长和检查员，组成3-4人的检查小组。“考虑到廉政问题，一般检查小组成员事先并不知道要检查哪家药厂，而是在到达当地后才能打开密封信封，拿到线索。”相关人士透露。中国证券报7月17日的报道称，长春长生的“飞检”源于内部员工举报。曾是长春长生一线员工的于飞（化名）告诉澎湃新闻，由于疫苗行业专业性高，如果不是内部人士举报，外界很难发现，“算是行业潜规则吧，数据记录本身就是为了应对检查的。”另一名在某疫苗公司担任多年高管的资深人士许利（化名）则告诉澎湃新闻，疫苗的生产环节是没有十全十美的，每次检查也总会被查出大大小小的瑕疵，“相当于从80分到100分的区别，也是允许企业不断完善整改的。”但许利也表示，长春长生此次被发现的可能并非“小瑕疵”，“监管部门轻易不会闹到公众面前”。长春长生否认50升“大罐”违规关于事件中造假环节的细节，至今仍无权威披露。中国证券报7月17日的报道中援引一名长春长生供销商的说法，称生产记录造假或涉及企业在病毒发酵过程中以“大罐”替代“小罐”所致。按照上海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主管医师、疫苗科普作者陶黎纳的说法，如果将疫苗的生产环节简化，大致为：将狂犬病病毒导入细胞中，让其在细胞中增值，同时需要培养这些细胞，让细胞大量增值，最后收集病毒进行灭活后，添加各种佐剂后做成疫苗。陶黎纳认为，如果基于上述报道的猜测进行分析，长春长生“作假”的环节便应该是指向“细胞培养”，即药厂通过GMP认证的方案中是使用的是小罐培养，但实际生产中却用的大罐，目的是为了提高产量。“从普通人理解上来看，大罐小罐的区别似乎并不大，差不多类似于大碗和小碗蒸蛋的区别，但在制药领域中，一个工艺的不经意变更有可能会带来‘蝴蝶效应’。”陶黎纳告诉澎湃新闻。但上述说法并未得到药监部门和长春长生方面的证实。前述疫苗行业资深人士许利则认为，“如果仅仅是小罐变大罐，药监局不会闹到人民群众面前”。“前些年，广州诺诚出现过类似问题，但药监局后来评估认为对质量影响并不大，只是让企业先停产，等提交了补充资料之后又恢复了生产，恢复生产后也获得批签发量。”许利说。7月20日，上市公司长生生物董事长高俊芳在短信中回复了澎湃新闻有关生物反应器问题。强调公司于2017年拿到50升罐（生产）批件。2010年的“狂苗大洗牌”给长春长生带来机会长春长生“狂苗事件”的舆论影响和得以预见的对疫苗行业的冲击，让许利颇为感慨，“不应该啊，国家这几年质控、监管真的做得不错，也得到了WHO的认可，我认为国产疫苗质量还是很好的”。回顾近年来我国生物制品质控规范、批签发检测项目的改革，不得不提到的便是2009到2010年期间的“狂苗大洗牌”。陶黎纳清晰地记得，2010年国家提高了生物制品检测标准后，“当时的（狂犬病疫苗）生产企业中，只有辽宁成大一家通过了新检测标准，其他的都不合格”。资料显示，2009年4月2日，中检院发布《关于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批签发检验增加项目的通知》，决定“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将对此后申请批签发的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胞）在成品疫苗中实施DNA残留量检测，达不到规程标准要求的将不予签发”。此次标准改变，将原先要求冻干人用狂犬疫苗DNA残余量的标准不高于10ng/剂提高到不高于100pg/剂。该通知下达后，曾有多家企业认为当局并未提前给予过渡期，导致2009年之后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国内市场只有一家狂犬疫苗企业（辽宁成大）能供应“狂苗”。这项改革，还直接导致了狂犬病疫苗的发明公司——赛诺菲巴斯德退出了中国狂犬病疫苗市场。陶黎纳说，巴斯德疫苗当时也未能通过DNA残余量的关，“虽然直到今天，还没有实验能证明巴斯德疫苗的DNA残余量有直接的不良反应”。检验标准的提高、巴斯德的退出让“狂苗”市场进行了一次大洗牌。前述疫苗行业资深人士许利说，2010年检验标准升级之后，长春长生连同多项检测标准一起，将工艺从原先的转瓶升级到生物反应器，并顺利拿到了GMP证书。升级后的狂苗生产线产能效果明显，据上市公司长生生物年报信息，2012年当年因更新生产线，产量下降，加上固定费用分摊使得单位成本上升，导致 2013 年该“狂苗”产品毛利率下降至 21.90%。但随着工艺成熟，2014年“狂苗”产品毛利率达到78.75%，市场占有率跃居行业第三位。2015年1-3月，进入稳定生产后，该产品单位成本大幅下降33.71%，毛利率也相应提高至83.55%。从整个疫苗行业来看，超过50%的利润率并不少见。许利对此表示，疫苗受种人群相对固定，市场规模平稳，“利润率不高一些的话没有企业愿意做”。一名就职于某肝炎疫苗生产企业的员工向澎湃新闻表示，该公司曾研发过狂犬疫苗，但中途停止了，原因便是市场稳定的前提下，生产厂家已经饱和。安信证券行业报告中曾评价：总体而言，疫苗是医药生物子行业中一门相对不错的好生意。疫苗研发周期长且技术壁垒较高，预防属性决定了疫苗上市后放量的节奏较快，3-5 年就有望达到销售峰值。上市公司长生生物2017年年报显示，按照中检院同品种批签发量计算，长春长生年签批发量达到355万人份，已经跃至国内第二，市场份额仅次于辽宁成大，排名前列的还有宁波荣安和广州诺诚。“山东疫苗案”后长春长生继续增长长春长生“狂苗”从市场第三上升到第二的过程，不得不提的就是2016年的“山东疫苗案”，直接导致了《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的修改。2016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修改《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的决定，要求第二类疫苗由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组织在省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集中采购，由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向疫苗生产企业采购后供应给本行政区域的接种单位。这对所有疫苗生产企业而言都是新的挑战。长生生物年报中称，“山东疫苗案”后适龄人群主动接种疫苗的意愿出现下降的情况，同时国家修订了《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受新政的衔接、实施等因素影响，对公司产品销售短期内也产生了重大不利影响。不过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2016年，长春长生疫苗销售达到10.15亿元，同比增长28.52%。对此，长生生物的解释是：由于产品的刚性需求较强，在疫苗行业整体受到影响的背景下，公司仍然取得了较为乐观的经营业绩。澎湃新闻记者查阅了2017年陕西、福建、广东等省的二类疫苗集中采购入围名单发现，在冻干人用狂犬疫苗（vero细胞）品种中，有辽宁成大、长生生物、广州诺诚、宁波荣安、吉林迈丰、河南远大等主流狂苗生产企业。上述厂家的疫苗，从价格和针剂次数上来说，每一单支针剂的价格均在40-60元；接种方法上来讲，除辽宁成大为独有的2-1-1（四针法、三次接种）外，其余均为5针法（五次接种）。陶黎纳多次在科普文章中提及，辽宁成大有接种次数少的优势，而且从完成全部针剂的花费总价上来看也最便宜。“但实际接种时选择的品牌，决定权在市县疾控中心的采购选择上。”陶黎纳表示，“包括辽宁成大、长春长生在内的几家疫苗厂家，一般都能进省级疾控中心的白名单（招标采购入围名单），在这之后就看县区级疾控中心如何选择了。”接近长春长生的人士透露，长春长生在此之后自建销售渠道，“原先的代理商成了供销商，实际上就是签个合同，成为公司的销售员”。陶黎纳分析，对于原先在市场上不占优势的品牌来说，此时更有机会提高品牌知名度。上市公司长生生物年报中这样描述：2017年，长春长生积极适应新的疫苗管理政策相关规范要求，加强销售管理，积极推动新的推广服务团队的整合和销售渠道的搭建，同时通过加强学术推广会议和公司调研，强化与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联系，提高公司疫苗产品的品牌影响力，有效地推进了公司业绩的快速增长。从财务上来看，该公司当年销售的费用达到5.83亿，同比增长152%，增长的原因其解释为“营销模式受疫苗流通条例影响的推广费、市场服务费、会议费和运输费增加所致”。同年（2017年），长春长生疫苗销售达到15.39亿元，同比增长51.67%。从批签发量上来看，长春长生已跃居国内第二，占25%市场份额。除了在工艺和销售上的发展，长春长生投资7.5亿元的狂苗和水痘技改车间原定于2018年底完工，资料显示，技改完成后，该公司狂苗年产量将达到1000万人份。高俊芳：从国企高管到民营疫苗公司掌门人7.5亿元的技改车间投资额，来源于2015年长春长生借壳上市后的募资所得。资料显示，2015年长春长生借壳黄海机械上市后，高俊芳与其配偶张永奎、其子张洺豪一起持有长生生物33.7%的股份，成为实际控制人。2017年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中，高俊芳家族以51亿资产位列820位。此次“狂犬病疫苗生产记录造假”事件后，高俊芳等人在长春长生在上市之前，如何通过资本运作手段，将一家由长春高新（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长生所（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联合发起成立的国企变成家族企业的往事，被人不断提起。据看看新闻报道，在2003年长春高新董事会决议将全部转让公司持有的长春长生股权时，在有包括云大科技、福尔生物等多家第三方报价3元/股的价格下，高俊芳得以2.7元/股的低价受让得到34.6%的公司股权，转让金额4161.6万元。澎湃新闻梳理发现，长春长生从国企到民营，经历了十多年时间，期间经历19次股权转让以及2次增资。在此期间，高俊芳配偶张友奎、其子张洺豪等家族成员陆续浮出水面。不仅如此，在股权的频繁交易中，现任康泰生物（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杜伟民及其合作伙伴韩刚君也确曾以个人或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参与交易，并在完成对高俊芳家族的股权转让后，又悄然退场。2001年，韩刚君以1932万的价格，从长生所处拿到了长春长生30%的股权，6年之后，韩刚君将股权全部转让给了深圳豪言（深圳市豪言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同年，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杜伟民的广州盟源（广州市盟源生物工程发展有限公司，杜伟民、韩刚君各持股50%）以43.70万元从长生所拿下了长春长生0.68%的股权。在参与受让长春长生股权6年后，2007 年，杜伟民又和韩刚君一同离场：广州盟源以54.74万元的价格，将股权转让给了于广谦。而韩刚君则将长春长生30%股权转让给了深圳豪言，具体金额未透露。2010年，于广谦将全部股权又转让给了高俊芳配偶张友奎。深圳豪言的背后，是高俊芳家族。据天眼查APP，高俊芳持有深圳豪言51%的股份，深圳豪言持有的长春长生股权，到了2010年，被无偿转让给了高俊芳和张洺豪。随后，深圳豪言被清算注销。从2001年入场，到2007年离场，杜伟民和韩刚君所扮演的角色，隐于高俊芳家族之后，又在高俊芳资本操控掌握长春长生股权环节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前述看看新闻报道曾提及，高俊芳曾任职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财务处处长，1992年长春长生成立，高俊芳即出任该公司副总经理，次年出任董事长并兼任总经理。1996年，母公司长春高新上市，高俊芳又晋级为长春高新副董事长。长春高新2001年和2002年年报显示，作为国企高管，高俊芳年薪先后为5.98万元、8.4万元（含税），而收购长春长生1734万股股权需支付4161.6万元。

有人说“疫苗女王”高俊芳用了15年登上人生宝座，而跌至人生低谷却只用了一个星期。可惜之中又带有可恨，25万余支劣质疫苗去向何方？一纸新闻捣碎了多少幼儿父母的心？此次事件的严重性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几天各大网站，论坛都在轮番轰炸，朋友圈也时不时发出义正言辞的批评言论。然而，正义的惩罚不会来得太晚。长春长生官网被黑，公司市值蒸发百亿近日一则消息报道称：长春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网被黑客攻击，并配文“不搞你，对不起祖国的花朵”，记者登录该网站时已经显示系统出问题，并配有黑客留言如下：经过此次曝光，想要东山再起估计也难了，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官网这么一被黑，估计各位领导高层的心都犹如滴血一般，但是，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对于这种生产劣质疫苗的公司就应该受到严惩！目前，多数疫苗涉案人员被拘！截止至7月25日，长春长生股票迎来连续七日跌停，劣质疫苗事件消息一出，长春长生公司股票便遭到大量抛售，如今市值蒸发100多亿元。随着造假事件的爆发，长春长生公司人用狂犬病疫苗迅速停产。同时，此次被披露的百白破联合疫苗因为存在严重质量问题也同时被停产。海关总署通告已停止采用长春长生生产的各类疫苗7.25日，海关总署发布通告称，从未采购和使用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狂犬病和百白破涉事问题疫苗。并对此次事件高度重视，在对国际卫生保健中心的疫苗进行了认真而全面核查的同时，已决定立即停止采用长春长生生产的各类疫苗。宝妈如何看待劣质疫苗事件@美丽心情：现在心情很难受很难受，我女儿基本上都是打的这几个公司的疫苗。@Alee1987：这次疫苗造假最好只是无效，要是打了有不良反应，那才叫惨；我看了我们家本子上没有长春那家，但是武汉有，但他们几家都是一体的，全部都造假，我在考虑要不要补种一些。@ 淡淡滴1006：不打的话连学都上不成，所以除了必须打的，其他一律不打，唉，出了这些事，最常见的处理方法就是道歉加罚款，一点用都没，就应该效仿有些国家直接弄破产并且永远不能进这行，，，当然这里只是部分家长的心声，相信更多的人也在为此疫苗担心，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也为此次事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劣质疫苗后续将如何发展，网友们怎么看呢？

《科创板日报》（记者 王俊仙）讯，近日，上交所受理了江苏金迪克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金迪克”）科创板IPO申请，后者拟募资16亿元分别用于“新建新型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车间建设项目”、“创新疫苗研发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借款项目”。然而，记者注意到，金迪克目前仅有一款成人型四价流感疫苗实现上市销售，此外还有9款在研产品。此外，金迪克创始人已经悉数退出，其中一人还是在券商进场辅导前两个月选择辞去副总经理职务并清空所有持股，显得十分“蹊跷”。10月28日，金迪克证券部工作人员婉拒《科创板日报》记者采访。弯道超车难度大南京市民丁小姐从上个月开始就向记者表示约不到流感疫苗，近日其再次表明未能在社区医院预约到流感疫苗。“流感疫苗目前还处于一针难求状态，因为生产周期得四五个月，而企业很难提前准确预估今年市场需求量，并调整生产计划，短期内聚集性的预约肯定供应不上来。” 10月28日，北京鼎臣医药管理咨询中心负责人史立臣向《科创板日报》记者表示。而金迪克就是国内流感疫苗生产企业之一。据悉，2019年，华兰生物和金迪克是国内仅有的两家实现四价流感疫苗批签发及上市销售的企业，金迪克当年实现批签发数量134.96万支。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流感疫苗批签发企业共6家，华兰生物三价疫苗和四价疫苗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为27.2%和14.9%，金迪克的市场占有率为4.4%，仅高于国光生科。到了2020年，四价流感疫苗市场新增竞争者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长春所”）、武汉所和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中检院数据显示，2020年1-9 月，流感疫苗总计批签发3335.96万剂，其中四价流感疫苗批签发量为1513.42万剂，华兰生物、金迪克和长春所分别批签发量为867.16万剂、184.41万剂和308.69万剂。除此之外，截至9月底，国内还有上海所等多家企业正在申报注册申请或正在进行四价流感疫苗临床III期试验，国内四价流感疫苗市场中的生产企业数量将进一步增加。对此，10月28日，北京鼎臣医药管理咨询中心负责人史立臣向《科创板日报》记者表示，随着增量流感疫苗企业进入市场，市场竞争肯定会更加激烈。我国流感疫苗市场空间确实大，但流感疫苗存在不稳定和宣传不到位等限制，明年市场空间和金迪克能拿到多少市场份额都存在不确定性。而金迪克在2019年之前没有疫苗上市销售过，渠道建设和接种点建设方面可能与华兰生物有很大差距，弯道超车难度挺大。抢先IPO但依赖单一产品虽然与华兰生物在市占率等方面差距较大，但金迪克却率先进行辅导备案登记（2020年7月），并在近日提交IPO招股书申报稿且或受理。华兰生物在今年4月曾公告称，拟分拆下属从事疫苗研发、生产和销售的运营平台——华兰疫苗至创业板上市，华兰疫苗目前已上市的疫苗包括流感病毒裂解疫苗、甲型H1N1流感病毒裂解疫苗、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A群C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ACYW135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重组乙型肝炎疫苗（汉逊酵母）。10月28日，华兰生物证券部工作人员表示，分拆上市需要一个过程，目前还在推进，尚未报送招股书，不过“应该快了”。史立臣告诉《科创板日报》记者，这两年医药企业IPO和分拆优质板块上市非常普遍，是整个行业的情况，这样不仅拓宽融资渠道，还能增加品牌知名度。与华兰疫苗已有多款产品管线上市销售相比，金迪克已上市销售的只有上述成人型四价流感疫苗。金迪克在招股书申报稿提示产品单一风险：公司目前营业收入几乎全部源于四价流感疫苗的销售，产品结构及主营业务收入来源相对单一。在公司其他9个在研项目尚未产业化及商业化成功之前，短期内，公司产品结构相对单一的风险将无法得到有效分散。数据显示，金迪克仅在2019年和2020年上半年实现销售，营业收入分别为6715.13万元和8740.83万元，2017年至2019年及2020年上半年，实现扣非后归母净利润-3352.77万元、-2952.83万元、-2017.36万元和5.53万元。截至2020年6月末，公司累计未弥补亏损为-2152.24万元。创始人“蹊跷”退出除此之外，金迪克创始人在公司申请上市前夕“蹊跷”退出也值得关注。招股书申报稿显示，金迪克前身金迪克有限成立于2008年12月，当时的创始人包括侯云德、付增武、赵静、王志武、周华和泰州华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然而这些股东目前已经悉数退出金迪克股东名册，其中付增武、王志武、周华和华健创投在报告期前（即2017年前）就已经退出。另两位股东分别在2018年和2020年退出。2018年2月，侯云德将所持金迪克所有股份以525万元的价格转让。金迪克称，侯云德曾为公司董事。在“核心管理团队”中，金迪克介绍称，侯云德为公司创始人、顾问，是医学病毒学专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与之相比，赵静的退出显得更为 “蹊跷”。2020年5月2日，金迪克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多为股东按持股比例将合计3.6%股权转让给两家员工持股平台，每家员工持股平台受让1.8%。其中，赵静合计转让0.15%左右股权，对应转让价款147.6万元。22天后（5月24日），金迪克有限再次股东会决议，同意赵静将其所持的剩余3.95%股权以合计6200万元价格转让，其还同时在当月因退休原因辞去副总经理职务。至此在持股方面，赵静完全退出金迪克。随后的进度是，6月15日，金迪克有限召开创立大会进行股改，20多天后（7月6日），与中信证券签署辅导协议。而招股书申报稿显示，金迪克拟选用第五套上市标准，预计市值不低于40亿元。显而易见，赵静提前退出将错失金迪克上市红利。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天眼查显示，赵静并未从其他公司退出。目前其仍为北京金迪克生物技术研究所（与金迪克无股权关系）法人代表、董事长，持股比例26%，侯云德持股比例20%；赵静还持有上海捷察医疗设备有限公司50%股权，担任监事职务。而招股书申报稿中，截至9月末，金迪克员工以金迪克为所在研究单位发表的核心期刊论文共有7篇，其中《四价流感病毒裂解灭活疫苗的研制》等4篇论文均有赵静共同署名。赵静还在金迪克担任其他职务吗？是否因退休而清空所有持股？是否曾为公司技术骨干或技术负责人？对此，《科创板日报》记者于10月28日致电金迪克证券部，不过其工作人员表示：“由于刚受理没多久，公司处于静默期不接受媒体采访，具体以招股书内容为准。”

为纪念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进一步增强区内居民生态环保意识，营造社会关心、支持、参与保护环境的良好氛围，5月22日，长春新区环保分局组织开展主题宣传活动。按照《吉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开展“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专题宣传活动的通知》（吉环然字〔2018〕3号）的部署。新区环保分局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分别在新区管委会、广泽乳业、吉林省第二实验高新学校、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大众一汽平台零部件有限公司等七家单位开展主题宣传活动。活动形式采取将宣传标语及宣传图片刊登在LED荧光屏上，向民众宣传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数据统计，当日，共展出7块LED屏幕，宣传标语20余条，宣传图画20余张。通过“522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集中宣传，长春新区掀起了新一轮环保宣传高潮，充分营造了生物多样性发展的宣传氛围，使公众的环保意识得到较大提高，社会反映较好。（长春新区环保分局 供稿）编辑：七棵小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