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职硕士能否参加博士

近几年，随着在职研究生知名度和社会认可度的不断提升报考人数也在逐年增加，其中部分学员是想凭借硕士研究生的身份进行出国留学。那么，在职研究生能以硕士身份进行留学吗？目前，在职研究生主要有两种报考方式同等学力申硕和一月联考，学员无论选择哪种方式进行报考都是可以获得国家承认的硕士学位证书的。该证书与全日制研究生所获硕士学位证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对于学员日后留学、考公务员、评职称、考博士都是有所帮助的含金量很高。相比一月联考大部分学员选择以同等学力申硕形式报考，这种形式入学门槛较低学员只需要满足大专及以上学历通过院校审核即可免试入学。满足本科学历且学士学位满3年条件的学员，可报名参加申硕考试拿到硕士学位证书。目前，申硕考试只考两门科目外语和学科综合，两门科目满分均为100学员只需均考过60分即可通过考试其难度较低。以上便是在职研究生能否以硕士身份进行留学的详细介绍，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进行报考。如果想要了解在职研究生报名时间、院校和专业等信息的，可以咨询我们的在线老师。

又到了一年的开学季，今年是格外的不同，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2020年注定在我们的人生中留下印象深刻的一笔，但是，灾后我们的生活仍然将继续，工作，生活，学历提升问题，正好在我们隔离在家的这几天好好想清楚，那么，最近很多小伙伴都开始准备考在职硕士博士了，很多同学最近问硕博通老师最多的一个问题是：免联考的研究生靠谱吗?免联考的在职博士靠谱吗？老师统一给您回答一下 提出这个问题的同学，硕博通老师先给您进行一个名词解释，什么是免联考，这里面说的联考是，全国研究生统一考试，免联考那就是不需要参加我国的研究生入学考试，那么，什么学校不用参加国家的研究生统一考试呢，答案是国外的高校。国外高校在我国举办硕士和博士学位教育，所谓的免联考的研究生mba也分两种：1、国外高校和国内高校合作办学，这种叫中外合作办学，这种学位，国家教育部留学生服务中心可以出学位证书的认证报告。也就是说，所获得的学位，是国家承认的。2、国外高校和国内培训机构合作办学，这种因为不是和国内高校合作，所以国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没法对你获得的学位给于认证报告，但是这种免联考研究生又分两种：① 教育部涉外监管网上可查的国外正规高校和国内培训机构举办的硕士博士课程，这种课程获得的硕士博士学位，理论上国家是承认的，因为这种高校如果学员在学校当地国家学习，回国后，留学生服务中心是可以做认证报告的，在国内学习，因为绕过了和国内高校合办这层关系，所以就不给出认证报告了。②教育部涉外监管网不可查的国外高校和国内培训机构举办的免联考硕士博士课程，这种课程，学员就要特别小心了，很多所谓的野鸡大学，都是这种学校。这种高校，不被我国教育部认可，就算在当地留学，回国都无法做留学生学位认证报告，更何况您在国内学呢。综上所述，硕博通老师认为，免联考mba研究生，大部分是靠谱的，有一部分鱼目混珠的，需要学员多学习相关知识，多学习，多鉴别，真金不怕火炼。另外针对国外高校只有学位，没有学历的问题，硕博通老师认为，我国现行学历学位双轨制，仿制的前苏联，而国际上除了我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高校都是只有学位没有学历的，这个一定会是大势所趋，中国加入WTO都十多年了，当初承诺的能源，教育，金融等领域国际接轨，允许国外的机构和国内机构展开竞争，中国的教育体制并没有完全放开，老百姓的对于高等教育的认知，也还停留在趋于传统的观念，固守原来的理念上，所以现在，对于我们想要报考免联考研究生硕士博士的个人来说，拿国外免联考的硕士博士，其实应该是一个机遇期，大家都犹豫的时候，你下手，相当于你占了便宜，相当于2003年的中国房地产市场一样。以上是针对免联考的研究生靠谱吗?免联考的在职博士靠谱吗？硕博通老师给您的权威解答，更多有关于在职研在职博的问题想问老师，可以加硕博通老师的百家号，或者来在职研联盟网找硕博通老师聊聊。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行业为了得到更好的发展，因此紧缺专业性比较好的人才。随着在职教育是逐渐的火起来，在职人员就想通过这种方式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很多人觉得北京师范大学在职博士的课程是很好的。下面就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北京师范大学在职博士招生动态。北京师范大学在职研究生　　北京师范学是以教师教育、教育科学和文理基础学科为主要特色的重点大学，并且该校也是中国第一所师范大学，以及该校与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所大学、研究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与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瑞士、西班牙、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的近80所大学有学生交流项目的合作。　　目前，北京师范大学在职博士有哲学、易学两个专业有招生，开设了国学、易学、管理哲学等3门课程，这些课程都在北京上课，另外国学和管理哲学在重庆也有上课地点。这些课程在北京上课需要缴纳学费8.8万元，在重庆上课的应交学费5.8万元。　　这些课程的报名条件是有硕士研究生、研修生、进修生、研修班学历或学位，还要有3年以上或管理经验，但有MBA、MPA、MPM或EMBA教育背景者优先录取。在报名后，学员不用参加入学考试，只要经过学校对报考人员个人资料的审查，通过后就能够进校参加课程学习。　　当学员学完所有需要学习的课程，修满一定学分，通过学校对课程的考试，按照学校要求提交研修班结业论文，然后，就可以拿到北京师范大学颁发的相应证书。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行各业对于高级人才的需求都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报考在职研究生。有的是为了拿证，有的是为联系学习更高一层的知识，结识更多的人。其中有一些考生想知道如果是在职研究生身份的话怎么评中级职称，毕竟职称对于某些行业的人员来说还是作用比较大的。首先，我们要搞清楚的就是中级职称的评审资格：1、获博士学位后经考核定中级职2、获硕士学位后，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满3年，经单位核定的中级职务3、取得学士双学位或者获得研究生班毕业后，取得助工资格满3年的人员可申报4、大学本科、大学专科、中专毕业获得助工资格满4年可申报5、先参加工作后取得学历的人员，获得硕士学位并取得助工资格满3年可申报，获取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一年以上，并取得助工三年以上可申报现在我们提炼一下内容1、博士比较香2、拥有相关学位+助工x年可以申报也就说，只要拥有符合要求的学位证书+助工X年即可以申报。而在职研究生的学位证书国家承认，可作为评定职称的有效证明。综上所述，在职研究生的证书是可以评职称的，尤其是读在职研的一般都是工作了一段时间的，这一点甚至比那些全日制还有优势。注意：对于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在职人士来说，一般所说的评职称指的是“中、高级”以上的职称的评定。国家对于职称的评定都是有规定的，部分职称除了硕士学位证书之外还要参加职称英语、计算机能力水平的考试以及发表学术论文的相关要求。

【湖大瑞丰教育资讯】如今的职场，对学历要求越来越高，“大专不是文凭，本科刚刚入门，硕士才算人才，博士方为精英”。知名企业招聘，动辄要求985/211本科文凭，或双非大学研究生学历，以至于这些年考研人数剧增，考研竞争激烈。而我国对研究生考试的规范越来越严格，你得过五关斩六将：全国联考—调剂——复试—面试—政审……即便录取入学，苦熬三年能否顺利毕业还不得而知。于是，免联考远程（遥距）国际硕士博士项目开始进入大家视野，获得众多在职人士的追捧，下面，我们以马来西亚林肯大学为例，带大家了解究竟是哪些优势吸引了这么多人前去申请呢？远程（遥距）国际硕士博士项目的就读形式是怎样的？远程（境外叫遥距）硕博项目主要是由国（境）外大学通过远程接收中国籍学员申请并注册学籍，再通过远程教育帮助中国国内学员完成课程学习，结合中国国内线下课程辅导（周末授课，每月一次），并通过远程在线完成课后作业，考试及论文，毕业后获颁国外大学的硕士/博士学位。比如目前选择比较热门的马来西亚林肯大学：林肯大学远程硕士/博士采用国际上通行的”申硕制”入学，由学员提出申请，提交资料，经审查符合招录条件的，即可录取。学制1.5年，最快1年毕业。学习方式采取在职自修与面授辅导相结合（线上学习+线下导修），每个月集中两天在周末上课，学员通过课后作业+毕业考试+毕业论文来完成学分，学分修满参与毕业论文与答辩，通过后即可获得马来西亚林肯大学颁发的硕士或博士文凭，所获文凭证书与大学在校学生一致。远程（遥距）国际硕士博士项目特色：免联考。远程国际硕士/博士项目有别于我国的“考研制”，采用国际上通行的“申硕制”。申请林肯大学在职硕士/博士项目，学员无需参加联考，节省了大量应考备考的时间和考辅费用。大学注重的是学员的经验和资质。免外语。远程国际硕士/博士项目采取远程教育模式，无需外语。林肯大学硕士/博士项目也是如此，无需托福雅思成绩，也不必学习马来西亚语言，所有课程都是中文授课，学员作业、考试、论文，都是先中文做题，再翻译成英文即可，而且都是开放式的，由学员自己在家完成，如果自己独立完成由困难，可以自己聘请辅导老师指导完成。免出国。远程国际硕士/博士项目采取学员国内完成学业。林肯大学从注册、教学到课后作业、毕业考试、毕业论文，全部由学员在中国国内完成，通过线上提交，因此全程无需出国。至于毕业，学员自愿前往马来西亚出席毕业典礼，获颁学位证书，如果学员不愿前往，则可以申请邮寄学位证书。免脱产。远程国际硕士/博士项目属于非全日制学习，类似中国的在职研究生或成人高考的函授，无需脱产，带职学习。林肯大学在职硕士/博士项目采取学员自修为主，导师导修为辅，学员每周利用周末时间参加1-2次的面授导修课，然后自己利用业余时间完成学业，修满学分，完成论文，即可申请学位。哪些人适合读远程（遥距）国际硕士博士？※适合在职场没有精力和时间备考应考的在职人士。※适合考研失利，个人知识基础及语言能力较薄弱，但工作能力较强的管理人士。※由于多种原因无法参加全国联考又想提升个人学历的人士；※想拓宽人脉、商圈，寻找发展机遇、整合行业资源的人士；※希望系统学习管理知识、开阔视野、提升管理技能或职业品牌之人士。远程（遥距）国际硕士/博士学位价值提升职业竞争优势。拥有一张世界名校林肯大学的硕士/博士学位文凭一定能使你职场/商场如虎添翼，在职场晋升中能帮您增加职场竞争力，赢得更多的发展机会。提升个人社会形象。无论家庭单位，还是社交场合，高学历都能让彰显实力于身份，跻身精英阶层，备受尊敬；同时，企业界人士也可以藉此跻身政协委员、政府顾问、高校校外导师、行业资深专家等行提升企业品牌效应。高学历也是企业人才队伍建设的亮点之一，列入企业简介，有助企业招商、投标、融资、上市，获得加分效应。享受政府政策红利。高学历在各地人才引进、落户、购房等方面都具有一定政策优惠，一证在手，广受欢迎和重视。同时对子女选择名校读书也有帮助。至于留学升学、出国移民等均可享受各国加分。远程（遥距）国际硕士博士学位国家承认吗？由于我国还没有对境外大学完全开放远程和在职学历教育，以至于这类学位还未纳入教育部有关学历学位网站查证范围，所以，在公务员报考、职称评聘等方面需要单位或地方政府特别认可，会有一定局限。至于要判定其远程国际硕士/博士学位是否被真实正规，可以登录教育部网站，查询该所大学是否列入推荐名单，是否与中国教育部或外交部签署学历互认协议；另外，大学是否被所在国教育部门授权颁发相应的学历学位资质，其学籍和学历能否在该大学官网可查。如果以上条件皆有证可查，那所颁发的硕士/博士学位在国际上都是被广泛认可的。林肯大学属于教育部涉外监管网推荐名单之列，也是马来西亚教育部认证并授权颁发本科、硕士、博士学位的五星级大学（相当吴国985/211级别），学员注册后，学籍在大学官网可查所获学位得到马来西亚政府和国际认可。就目前在国内就读远程国际硕士/博士学位比较规范和热选的项目有马来西亚林肯大学多专业硕士/博士项目，亚洲城市大学MBA/DBA项目，英国格林多大学MBA项目，美国协和大学MBA项目等，这些都是我国教育部涉外监管网认证推荐大学，这些大学所获颁的学位得到我国教育部认可。远程国际学位跟在校学生的证书完全一样，得到大学所在国政府和国际认可，学籍和学位大学官网可查。关于我们湖大瑞丰教育管理，主要为企业提供金融资本研修与定制培训、资本顾问与资本对接，为企业总裁和在职精英人士提供免联考国际MBA/DBA硕博进修服务。主办机构：湖大瑞丰国际教育项目管理中心官方网址：http://www.hdrfmba.com/

202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职博士已经正式开始招生了，硕博通老师发现，很多想报考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职博士课程班的同学问很多一样的问题，经过两个月的记录，筛选，我将同学们都会问的问题汇总成条目分享给大家：问：硕士学的是其他专业能就读吗？答：我们对你硕士所读的专业没有要求，只要你目前所从事的行业与金融或经济相关或者你之后有想朝金融经济方向转型的想法，都可以参加学习。问：全日制博士与在职博士有什么区别？答：统招博士与在职博士的区别在于，在职博士是宽进严出，统招的是严进宽出，在职的博士主要是以发表论文、写专著、省部级奖项等为获得学位的条件。问：攻读硕士期间发表论文博士是否可以使用？答;近3年内的都可以，但得是在核心期刊发表的。问：异地学员如何上课，可以通过视频学习么？答：不可以，但是如果因为工作原因确实安排不开，可以请假，请教务老师把课件发给你，或者跟下期班补课。问：需要准备哪些资料？答：报名需要携带的资料：身份证原件、复印件、硕士学位原件、复印件、一寸照片4张、报名费800元。问：导师如何选择？答：在课程第二学期，双向选择。问：英语有什么要求？考试是参加国家统考么？答：入学考试不考英语，毕业后申请学位时研究生院有英语考试，这个考试难度为四级到六级。问：发票如何开？答：社科院统一开具发票问：针对于有的学员认为我们就是一个课程班如何回答？答：我们不是课程班，因为我们是可以申请博士学位的，我们在职班的学分社科院研究生院是完全承认的。问：费用可以优惠么？答：不能优惠，这里是社科院，正规办学。问：博士论文有导师指导么？如何能保证通过？答：有导师指导，不能说保证你通过。要认真对待。问：社科院博士最亮点的优势是什么？答：国内唯一可招收在职博士的院校。具有单双证通道。社科院是国家部级单位，与教育部平级，再一点我们的师资力量与博导，没有任何一个院校可比。问：入学考试都考什么？有考前指导么？答：入学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笔试考的是与经济相关的主观题，面试是社科院院所领导做单独沟通，了解学员的的综合能力。问：报名的程序是怎么样的？答：填写报名表-----发送入学考试通知------进行笔面试------发放录取通知书。问：申请博士学位需要哪些条件？答：硕士学位满五年、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5篇以上、或论文3篇加个人专著一部、省部级科研奖项3等奖提名、通过研究生院的考试问：应届硕士毕业生是否可以报考？答：可以。问：博士学费是多少？答：现代服务与投融资128000 ，产业经济学：138000问：在境外获得的硕士学位可以读博士么？答：硕士在国家学位办做过认证就可以报读。问：只有硕士学位，没有学历可以报博士么？答：可以，有硕士学位即可。问：博士学位证书是哪里颁发的？也是国务院学位办么？答：该学位证书是国务院学位办统一颁发的，和统招毕业的学位是一样的。问：申请博士学位有名额限制么？录取比率如何？答：没有名额限制，只要满足条件，我们就授予学位。没有录取比例问：课程设置是怎样的？ 答：政治理论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专业选修课，跨学科选修课。问：师资配备情况？答：大部分为社科院导师、研究员；部分外聘知名教授，专家。问：如果经常出差，确实没时间上课，学分怎么修？答：提前和教务老师打招呼。安排调课，回来后补课。补修学分。问：毕业论文有什么要求？答：结业论文3万字以上，毕业论文8-10万字问：除了上课还有什么增值服务没有？答：移动课堂，联谊活动。社科院论坛与讲座免费参加。问：申请学位考试考什么科目?答：马列，经济综合，英语，问：刚毕业的硕士可以读吗?答：可以，只要具有硕士学位就是可以报考的问：博士课程共修多少学分？答：32学分问：博士发表文章的主要刊物名称?答：目前有3个系列可选：一是（北核）北京大学图书馆，1000多个检索目录。二是（南核）教育部委托南京大学，500多个检索目录。三是社会科学院，700-800个检索目录。问：博士有年龄要求,超过要求年龄也是可以申请的吗?答：一般45周岁一下。如果年龄超过，会考虑学生的综合社会层次，有机会破格录取。如果同学们有其他上面没有包含的问题要问我，欢迎留言或者加硕博通老师百家号后，私信回复常见问题，更多问题会出来。私信回复招生专业，会出来2020年所有社科院在职博士招生专业，私信回复上课地区，会出来2020年社会科学院在职博士开设课程班的地区。

攻读博士学位不算"有工作"呢。尽管博士生和本科生、硕士生的培养方式有不小的差异，依然是学习阶段，在学历上属于（博士）研究生学历。其实，小西读博的时候，也有被亲戚朋友问过，如"博士是不是毕业后分配工作？"、"博士阶段国家发多少钱啊？"、"博士是不是比工作轻松不少啊？"。尤其是春节回家走亲戚的时候，面临类似的问题，是不是感觉到压力非常大，近几年可是2/3博士生延期的大环境。其实，博士后阶段才倾向于是"类工作"，一种和"合作导师"间的科研合作经历。相对来说，博士毕业后走"师资博士后"通道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和部分硕士考博失败后转到课题组做一年科研助理一样，这样的"缓冲阶段"会有收入，家庭和生活带来的压力会小不小。比如，小西和不少博士生都是在读博期间结婚组建家庭的，甚至有小孩的，养家的压力只有体会后才能理解！博士 不一样的经历为什么说攻读博士学位不相当于有工作？首先，博士生培养方案改革后，学制调整为4年。毕竟，3年内能顺利毕业的博士真的是少量，就算是4年学制下依然有2/3的博士生延期，不少都得延期半年、一年。主因是大部分院校都要求博士发表的科研论文见刊，从接受稿件到见刊的时间短则几月，长则一年。之前，小西就有师兄等着小论文见刊后论文送审答辩呢。学制延长后，在延期阶段多1年国家补贴，高校的话，约是1500元/月（10个月发放/年）。再算上导师的助研津贴，大部分高校博士生的"收入"是2000-2500元/月，这个水平的收入实在不好意思说是"相当于工作"呢。中科院的博士生补贴高些，出外勤的话，也有较高的补贴。其次，博士生学习阶段有少量课程安排（一学期），然后跟着导师做课题/项目的同时，完成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和部分科研小论文。哪怕部分博士研究生私下称呼自己导师为"老板"，本质上依然不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算不得是"相当于有工作"呢！小西作为导师，挺随意的，如有学生称呼为"X老师"、"X哥"没问题，但是遇到少量学生称呼"老板"时，会建议他们换个称呼呢。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工作好找吗？博士求职和硕士不同，之前小西也经历过，面非常的窄。尤其是成家的博士，爱人为了自己牺牲了很多，如读博期间在老家边工作，边养家、带孩子。之前，小西一个同学科研成果非常好，有较大机会去985高校，他的导师也给他做了几个推荐，但是为了解决她媳妇的工作，去了一所双非院校。或者还有个选择，是去媳妇所在城市工作，限制地更加死。毕竟，一个城市的大学数量有限，尤其是中西部省份。另外，求职比较难在于近些年毕业的博士数量非常大，如有机构预测2020年将有10万博士生毕业求职。加上大学内的延期退休政策，不少教授续聘到65岁才选择退休，学校没有足够编制招聘更多的年轻教师呢。因此，这次高校、医院保留事业单位性质、取消编制的改革还是挺好的，推进后应该可以释放出大学中不少的岗位呢！缺点就是总感觉少了编制，大学老师不是那么稳，有点心慌慌呢！同时，国内高校引进人才的标准提升很快，如双非院校同样要求高水平的科研论文、知名高校的博士等。结果就是双非院校自己培养的博士无法留校，去其他院校同样没有竞争力，哪怕是偏远区域层次较低的院校都很抢手呢！因此，这类院校在引进人才的支持力度上更大，如提供120平的住房、解决配偶工作、解决子女读书问题、高额的科研启动费等。博士毕业合影万一博士答辩时，或者毕业后依然没有找到工作，该怎么办？首先，心态得好，不要怀疑、否定自己。能毕业就说明个人能力不差，或者说具有较好的科研潜力，只是说求职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比如，小西就遇到不少博士，过了资格审查环节，去某个大学试讲时都没有和学院任何领导和学科带头人有过邮件或见面沟通，仅仅是试讲的20分钟环节，怎么可能让大家了解到你的优点呢。小西见过做的比较好的是和准备引进自己团队的负责人沟通后，去想入职的院校做个学术报告，有机会的话，邀请学院领导一起参加。甚至是博士毕业答辩时，就可以邀请想入职院校的领导作为答辩委员会主席之类的，有机会的话请自己的导师做个推荐更好。毕竟，导师介绍比你自说自夸更让人信服呢！其次，遇到好的团队，也可以走师资博士后的渠道。不少院校是博士后阶段同样可以参加学校招聘，入职后转为在职博士后。在自己科研成果不满足引进条件时，更值得选择这个渠道。毕竟，博士入职的关键是符合基本条件后的面试，不会有笔试之类的限制。实在不行，小西也遇到过毕业后依然在原单位完成之前博士阶段的课题，给自己攒几篇更好的论文后再去求职，或者找机会留校的。当然，这个时间段内的压力肯定不小，记得和引进你的大牛多沟通，有机会的时候别犹豫，哪怕是博士后退站。博士生非常不易小西想说读博后能否找到合适的工作，和博士阶段的产出有很大关系。之前，我的导师也经常对我们说，想进什么层次的院校关键看你有什么水平的论文，不是不让你们毕业，而是这样把你们放出去，很大可能性是什么都做不好。因此，博士期间的压力真心非常大，尤其是博四阶段，尽量不要给她们太大的压力。要是身边有读博的朋友，尽量关注他们的情绪变化，反常的时候做好安慰和辅导工作，不要发生年初中科大刘博士的悲剧呢！最后，小西祝愿各位博士都能如期毕业，找到合适的工作，科研起步顺利，第一年就收获人生的青年基金，加油！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ID：whzh_21bcr），已授权。文化纵横——致力于中国文化重建和价值重生。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在过去数十年里取得重要成绩，但也面临越来越多的争议。一种典型的看法是，研究生质量下降，原因是招生太多，应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点，压缩研究生规模。本文作者认为，这种“一刀切”的解决方式看似痛快，实际上行不通。他认为中国教育一个最严肃的教训就是“别折腾”。不能仅从教育本身，还要从社会角度来考虑研究生培养问题，真正的要害是教育资源错配：那些无意以学术为追求而希望借高学历来实现升官、发财或出名者的大量涌入，那些不太有必要大搞研究却争着设硕博点的专业的增加，实际上对有志也有潜力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造成了无形的挤压。这应该是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尽管本文发表于9年前，却对理解今天的问题依然具有参考意义。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尽管“文革”前——当时还没有建立学位制度——中国的少数著名高校就开始了研究生教育，但无疑，中国的研究生教育是在过去30年里，伴随着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取得了巨大成就。仅就每年获得学位的硕士和博士毕业生数量而言，目前已是世界第一。做事就肯定会出问题；而且问题还不老少。其中一种比较普遍，而且很致命的批评是，目前的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原因是招生规模太大，学位授权单位和“点”太多。而对应措施，除了加大国家的教育投入、提高研究生导师自身素质外，最主要是压缩研究生教育。例如有学者建议：按照大学的功能定位，重新审查和规范学位授予点的资格；纯教学型的普通大学，不允许招收研究生；教学与研究型大学，只招收硕士研究生；少部分研究型大学，才能招收一定数量的博士研究生；全国至少应砍掉二分之一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这种看法在学界有一定代表性。他的某些判断和建议有道理，但我不完全同意他有关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基本判断，特别是其解决问题的思路——一种加强行政监管的思路。我认为，无论是分析、判断中国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还是提出必要和可行的调整，都应当基于中国社会的语境以及中国研究生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而不是基于抽象的教育理念或局促于某个学科；尽管我不排除政府的作用，但我认为，调整和改革必须更多交给事实已存在的（广义的）教育市场、受教育者和教育机构，而不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彻底整顿”。质量有问题？ 中国的研究生数量急剧增长了，特别是在1990年代以后；毕业生的平均质量也确实下降了。但这是否真的意味着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下降了？更重要的是，是否对中国社会很不利？质量下降和数量增加之间肯定有因果关系，但是什么样的？回答似乎一目了然；但我的分析会展示，答案并不那么确定；许多答案甚至取决于定义。从宏观上看，一个社会的无论哪个层面的教育，一旦开始从精英选拔向更多人扩展，无论社会和个人（教师和学生双方）做出何等努力，学生的平均教育质量都一定趋于下降。这个铁律，与社会的教育投资、教学软硬件和教学方法，以及学生的刻苦程度无关。关键是，教育质量不仅仅取决于教育者，还取决于受教育者的潜质，甚至后者更为重要。虽然理论上说人人都可以通过教育提高自己，但人的天赋不同，通过教育提高和改善自己的可能就总是有限度；即使天赋相近，由于求学者的偏好不同，对未来职业和收益的期待不同，也会影响他学习意愿和学习的自觉投入。教师和其他外部条件不决定一切。同样面对孔子的循循善诱，弟子三千中，也只有七十贤人；颜渊“欲罢不能”，而宰予却大白天睡觉，乃至令孔子感叹“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因此，虽自诩“诲人不倦”，孔子对那些思维不灵活的学生并不坚持这一原则；强调“因材施教”的前提就是不认为人的自然禀赋或学习能力是相同的。假定任何社会全部人口中，颜渊类、宰予类以及介乎其间者比例大致稳定，那么随着教育的从精英向大众扩展，学生平均质量就一定下降。如果一个学校或一位老师只招收一位学生，碰巧招到了爱因斯坦或颜回，那它或他/她的教学平均质量就是任何其他学校或老师不可企及的；而既然并非所有求学者都是潜在的爱因斯坦或颜回，教育扩大导致学生平均水平下降则是必然。事实上，所有国家的无论所有层次的教育一旦从精英开始走向大众，是渐进地还是急剧地，其毕业生的平均质量都下降了。中国当代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正经历这个宿命，快速地；但原因之一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比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历史发展更为迅速。20年前，我听到中国教育界许多人包括我自己都在说，中国大学生平均水平比许多发达国家一点不差（隐含地是，还可能超过）：而今天，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23%的中国，教育界人士就很少这么说了。这表明研究生平均质量与教育条件和导师有关，但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关系那么大；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最重要的是受教育者本身的素质，即所谓“人才”。数量增加，平均质量就下降。这似乎是教育的悲哀。但真是吗？也许用平均质量作为判断标准本身有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因为教育界视野局促，对自身能力缺乏自知之明、夸大了教育功能。判断标准应是社会效用的；据此，更有意义的标准，无论对教师、学校还是国家，应当是也从来都是其“培养”的少数顶尖人才的水平。我们不是根据宰予，而是根据颜回、曾参来评判孔子的。若是关注顶尖人才，尽管缺乏经验调查数据，我还是推断，30年来中国培养的研究生的质量很可能在不断提高，尽管若做得更好些，可以提高更快些。若是人才最重要，那么问题就是，现有的尽管问题多多的研究生招生体制是否把有潜力的人才排斥出去了？只要不存在或出现这个现象，那么问题就不是太大，因为这些人对于研究生教育质量和社会科技学术创新具有决定意义。而教育规模扩大有再多问题，也不至于排挤了这些有潜力并有意愿的求学者，相反，一些在先前教育规模过小的条件下无法获得研究生教育的仍然有天分者很可能因此获得了这种教育，从而很可能是整个社会选拔培养的优秀人才绝对数量增加了；这就是教育规模扩大的收益之一。这不是说没有人才遗漏；有，一定有，任何时代的任何筛选机制都不可能将天下人才尽收囊中。而教育条件总体而言更是大大改善了。20年前中国的研究生尽管个体潜质很好，但实际所受教育培养比较有限；当时有一些优秀导师，但数量很少，整体而言高校科研院所经费严重不足，图书资料陈旧，实验条件缺乏，学术前沿的信息渠道不畅通，有些学科的学术自由宽松度也显然不如今天。当时的研究生毕业后是大多比较出色，但这在多大程度上是教育培养的成果，令人怀疑。我更倾向归功于这些学生自身的学术潜质和意愿，加上改革开放之初社会各方面急需人才，学科急剧地恢复性扩展，他们得以早早进入了教学科研一线，迅速成为生力军、开拓者甚至是领军者。今天尽管由于学生多了，不爱学习、学不进去乃至混文凭的人在数量上甚至比例上都可能比之前多了，老师关心学生不够，甚至有些老师不负责任，但由于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科技文化通讯都有了迅猛发展，研究生教育的硬件和软件条件都大大改善了，学生的外语能力更强了，互联网使关注国内外学术前沿的人有了更宽更快的了解渠道，对于好学且能学的特别是有天分的人来说，我认为，研究生的培养环境还是改善了。因为，如果学术潜质和偏好是天分，那么这些变量就不大可能因为有其他某些同学不爱学习而改变。而导师也并非决定性因素，孔子、老子和柏拉图都是谁指导的？我个人认为，完全可以期待规模扩大后的顶尖研究生的最高水平超过20年前顶尖研究生的最高水平。目前这批人还没有获得充分的机会展示其实力，部分因为中国科研学术人口的年龄结构——文革后最早进入高校科研机构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如今大都在壮年时期，占据着绝大多数最重要的学术科研位置。上面说的主要还是一些有学术传统的学科。但一定不要忘记，在过去30年里，已经出现了许多新兴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当年的无线电系哪儿去了？电机系又哪儿去了？一系列新的院系专业出现了。即使一些系或专业名字没变，但知识体系也发生了重大的甚至根本性的变化。例如，计算机系；例如经济系的基础理论就不再是劳动价值论而是价格理论。评价中国研究生教育，我们必须把学科发展和分工因素考虑进去。说这个因素，是因为这会对顶尖人才在不同学科中的配置产生重要影响，导致某些学科中顶尖研究生数量和平均质量下降。20多年前，中国的顶尖文科学生大多进入了文史哲，理科则大多进入了数理化，这些学科产生了“一时间多少豪杰”的现象。而如今，文科高考高分学生更多选择了经济、法学、管理和金融，理科学生更多选择信息、生物、材料和各种工程。很自然，有些学科中培养的顶尖研究生数量会少一些，甚至有些学科“门庭冷落车马稀”，勉强保持招生数量导致平均质量下降了。但从社会角度来看，这表明学科不可避免的消长更替，实际上是顶尖人才在不同学科的重新配置，可能更有利于各学科的全面和协调发展，有利于新学科的创造和拓展，并因此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协调和全面发展。评价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变动，应当从社会总体收益上看，从各学科的边际收益比较上看，而决不能固守本学科。上面的分析已表明考察研究生培养质量不能局促于本学科甚至教育圈。而坚持这一眼光更进一步，我们还会发现，由于近年来中国的社会发展，高等教育，甚至研究生教育，如今对许多人来说，几乎是一种社会福利或准福利了。我个人并不赞同把高等教育视为社会福利，人人都有一份。但问题不是你我是否同意，而是社会上有许多人已把或正在把高等教育视为一种类似福利、要求国家和社会向所有公民普遍提供的东西，因此，过去10年来社会对研究生教育有一种逐渐增长的消费需求，而不论消费者是否真的打算并适合从事科研和教学。在此我不讨论这种消费需求对不对，是否理性；甚至我愿意承认其中有不理性的、机会主义的成分。但问题是面对这种需求，教育能怎么办？若有人感觉自己因“文革”失去了高等教育以及随之而来的其他机会，因此希望并强烈敦促自己并不打算从事研究教学的孩子考研和考博；有人恪守传统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理念，不管自己有无能力从事科研和教学，还是希望读研，拿个文凭留在手中；还有人为了便利自己在官场或学界晋升，想有个研究生文凭。怎么办？这种需求并非少数。教育是否有某种义务满足这种需求？我说没有；按照传统教育定义和我们根深蒂固的教育信念，不应当，甚至感到讨厌。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目前的研究生筛选机制根本无法有效甄别各类考生。怎么办？换用其他机制又很容易引发社会对公正的猜疑。这种社会需求和种种相关的社会心态事实上都在塑造着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而且，这些需求真的一点合理性、一点点社会效用都没有吗？教育真的不应有而且真没有满足诸多个体这种小小的个人幸福（包括虚荣心）的社会功能吗？我完全同意，教育界应当以培养更多高质量学生为追求，甚至是信仰，并以此判断一个教育体制、一个学校或一位老师的优劣。但对于社会来说，这个标准是不够的或如今不够了，更非惟一的；甚或社会主要不应采取这个标准，标准应当是教育对于整个社会的福利。对社会来说，教育的意义总体上是功能性的，工具性的。 数量的问题？ 研究生教育扩张，从社会角度来看，有收益，但也要坚持从这个角度，考察这个收益的成本或代价。不能“一好遮百丑”。最明显的问题是，由于相当数量不打算也没能力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的人进入了研究生群体，这使资源本来就紧缺的高校和教师无法集中资源培养真正有能力、有潜力而且有意愿从事教学科研的研究生，并因此不利于对于中国研究生教育和科教兴国具有决定性和指标意义的顶尖人才培养。这是我最担心的。还有一些高校或其中某些学科（特别是一些广义的文科）放松甚至可能是没有标准，招收了一些缺乏基本学术资质的官员、商人或其他人士读研、读博士，成了变相的买卖文凭，败坏了学风，败坏了教育。目前有关研究生教育的批评意见，大多集中在这两方面。我都同意。但从社会角度来看，问题更大，更多。问题之一是社会资源浪费。研究生数量剧增，不打算或没能力从事科研教学工作的人进入了研究生群体，他们耗费数年时间学习自己不感兴趣或强迫自己感兴趣或是伪装感兴趣的知识或技能，加上他们为考研支付的时间和精力（有的连考多年），这是相当大的社会成本；不仅他们本人或家庭为此支付了时间、精力和金钱，还有社会失去的他们若就业可能创造的财富。目前还有相当数量研究生是公费的，这意味着纳税人（部分）支付着他们的学习费用；即使是全自费，从社会角度看，也同样耗费社会资源。在中国这样一个还不能算很富裕的社会，这种耗费值得痛心。但人们更经常忽略的是研究生教育扩张对教育功能的另一种伤害，并因此是另一种社会资源浪费。这需要我们理解研究生特别是学位制度的一个重要社会功能——信息功能。如果仅仅是为学习知识，哪怕是考虑规模效益，也未必需要办大学、办研究生院，设立各种学位。大学和研究生教育制度以及相伴的学位制度有其他重要的社会功用。功用之一是节省劳动力市场的交易费用；特别是随着社会人际关系的陌生化，更需要劳动力产品标准化，而大学、研究生教育以及学位制度本可以向劳动力市场提供一些基本信息，大大节省市场上选择人才的成本。用人单位可以借助学历和学位大致或初步了解求职者的基本资质，缩小自己的筛选范围；求职者同样可以根据用人单位的要求而节省费用。研究生教育数量剧增，平均水平降低，特别是研究生知识和能力严重参差不齐，研究生和相应的学位制度的信息功能就弱化甚至丧失了。这种状况如今在中国和国际上都已出现。至少在某些行当，如今用人单位不再简单看学位，还看重甚至更看重本科是哪个学校，看重研究生毕业于哪个学校、哪个学院、哪个专业甚至哪位导师；许多人曾经迷信“海龟”，如今对“海龟”也不再那么盲目迷信了，道理都一样。当丧失或部分丧失了这种功能后，研究生教育的学位和学历对社会就意义不大了，而只是或更多是对自己有心理暗示和满足的符号。这其中受伤最大的是那些有真才实学并愿意从事科研学术研究的毕业生，因为社会很难根据其学历和学位判断他或她的实力。生活中伯乐总是少的。有实力的研究生必须同实力明显不如他或她的研究生一起重新竞争本来对他/她更为合适的工作职位，他/她的就业变得更难了，而且可能失去，例如科研教学职位。当众多求职者都有硕士或博士学位之际，这些学位对社会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用人单位就不得不对每个求职者的资质重新严加审查，或借助其他更有意义的但不那么正式的标识来获得相关信息，就业市场会出现一些新的标准，表现为一些隐性的但有效率的歧视。还有一个损失是，某些著名高校或专业多少年积累起来的学术无形资产因此被零打碎敲地出卖了。这种状况也伤害了研究生教育的消费者。物以稀为贵。当标准降低，很多人都能达标，只要有意愿或有钱或当了官就可以上，当然还会有人考研，但人们从考上和毕业中获得满足会大大降低。说的是研究生本人作为亲历者从中获得的固有满足感，而不是从社会对研究生的赞美评价中获得那种满足感。同样考试满分，在没有伴随其他收益的前提下，一个人凭真才实学，一个人请他人代考，只有前者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才有骄傲和自豪，而后者也许会庆幸，却没有骄傲和自豪。人可以骗社会和他人，却骗不了自己。近年中国研究生消费意愿一定程度的降低也许部分反映了这个问题。还可能有一种潜在的长远伤害，对中国的伤害。这就是中国民众可能产生了一种普遍的错觉：即所谓“土鳖”不如“海龟”。这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和整个教育界都是不公平的。更进一步，这会造成某些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转向西方教育，求取满足自己或孩子的研究生教育的消费需求，国内大量财富会向国外流，进而造成中国高校教育资源进一步紧缺，需要国家，实际是纳税人，加大教育投资。这种情况其实目前已经有了，还不少；在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中都有。不少人花费了数十万人民币到某个西方国家的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大学读一年研究生学位，其知识含量并不比中国的主要高校甚至一般高校的某些专业研究生教育的知识含量更高。再进一步，过度扩张的研究生教育有可能导致中国教育在国际上缺乏足够的品牌效应，甚至摧毁中国高等教育已有的无形资产。这会非常不利于中国在国际上增强其科教文化的软实力。如果中国主要高校的研究生不能成为某种品牌产品和放心产品，即一听说毕业于北大或清华，各国科教机构都争着要——还不限于从事与中国有关的教学研究，如果世界各国还没有如今中国人对哈佛、普林斯顿、剑桥、牛津等西方高校研究生的那种迷信甚至迷恋（这都是有的），那么中国在这一方面的软实力就不够。中国的软实力不可能仅仅靠多办一些孔子学院来有效增加。在当代中国，尽管社会转型已经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却未必为这些看来本不该进入研究生教育的人提供了他们愿意接受的足够的工作机会。他们选择上研究生并非不理性，他们的选择对自己也许就是最好的。若这一点成立，那么，可以说，中国研究生教育的快速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科毕业生的隐性失业；当然，鉴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也可以说，研究生教育扩张是一种必要的提前的人才储备。这一推论有一定根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引发了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难，而作为对策之一，教育部就以多种方式扩招了一些研究生，还通过对某些职业导向的研究生限制收费来降低研究生教育的个人成本，就是一些典型例证。我还说了，一些没有从事科研学术的潜力和意愿的人进入了研究生教育；这个命题至少隐含了两个可质疑的未明言假定。一是有关受教育者，似乎所有人在进入研究生教育之前就可以也应当明白自己愿意干什么和能够干什么。这个假定不现实。除少数天才为自己的强烈偏好驱动外，大多数人并不确切知道自己的甚或就没有稳定的职业偏好。职业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逐渐自我发现的，部分也是社会塑造的产物。我个人就有这样的经历。现代社会应当创造更大的空间，让更多人在社会生活（包括在学校）中不断自我发现和自我调整，允许他们在职业选择犯一些“错误”。这不就是我们渴望创造的个人自由要素之一吗？并因此也是一种社会福利？其中的另一错误假定则是有关教育者，似乎教育者可以预先精确知道研究生教育的社会成本和收益，据此确定最佳的研究生教育规模，并只选择或更多选择那些将从事科教工作的人进入研究生教育；否则就是研究生教育资源的浪费。这个假定同样错误。从教育的实际状况来看，有时浪费是必须的，是效率的保证，并在这个意义上是有效率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中国研究生教育存在的所有问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研究生教育社会收益的整体价格的一部分。砍掉一点？中国教育一个最严肃的教训就是“别折腾” 对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因此，真正的问题并非其平均质量下降了还是提高了，因此应予以简单肯定还是否定，不是应批评多一点还是应赞扬多一点。对这些问题，人们可以任意评说。有意义的问题是我们当初能否以更低的价格获得同样的收益，或以同样的价格获得更大的收益——我认为从理论上看本来是可能的。但现在问题已经在这里了，还为撒了的牛奶哭泣没有必要，也没收益，再严厉的批评都是无的放矢。眼下的最重要的问题则是如何改善。对于行动者来说，最有意义的问题是如何从这里前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根本反对上述学者的思路：砍去一半高校的博士点、压缩研究生数量。我就从他的建议开刀。因为他的这一思路为学界不少人分享，甚至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前，我也大致倾向这一主张；也因为这个建议大刀阔斧，痛快淋漓，不仅大快人心，而且似乎可以立竿见影，就看领导有没有决心。但我的分析结论是，刘先生的建议看似可欲，实不可欲，也行不通。不可欲，因为后果很糟，甚至会出人命。这绝非夸张。不说对北大清华这样的著名高校的博士点——其实也并非都强——谁能下手；即使那些近年来刚刚获得甚至勉强获得博士点的地方院校，也很难砍掉。这里有一个棘轮效应，或行为经济学上的禀赋效应，你给了人家的东西，很难拿回来了。某校可能是经过了十多年甚至更长久的努力，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时间金钱，好不容易才获得一个博士点，或是增设了一个点，现在你要砍它，砸人家的饭碗，人家会束手待毙吗？这涉及太多的既得利益（不带贬义）了。为申报博士点引进的教师；已经或期待获得博导头衔的老师；在读的和备考的博士生；若这个点是在任领导努力获得的，就涉及在任领导的政绩；若是前任领导努力获得的，则还要加上对前任领导的评价；甚至有关一个学校的生死存亡。结果会师资流失，当地民众和舆论的议论，当地党政领导的干预，甚至不能排除校方明里反对暗地默许和支持学生上街游行抗议。而请注意，该学者建议至少砍去一半高校的博士点，而不是砍掉一半的博士点，这意味着全国至少要砍掉183所高校，假定一个城市大致有两三所高校失去全部博士点，这意味着要准备有60—90个甚至更多城市出现突发事件。谁敢动这个奶酪？教育部敢吗？但我的这些设想都多余了，是我太天真和较真了，因为事情根本走不到这一步。即使要做这事，教育部也一定要借专家评审。但专家下得了手吗？即使学术标准最严格的专家，一旦真到了某校，就可能就下不了手了，至少下不了那么多，那么快。所有的人在这类问题上都是，甚至应当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想想“批评从严，处理从宽”的政策。我这不是批评专家学者言行不一，而这是孔夫子留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君子远庖厨”的原则。而且，评审是集体行动，人们大都希望自己做好人，别人当恶人；就算有个别铁面无私学术至上的专家，也不顶事。更何况我怀疑有没有这样行动而不是言辞的铁肩担道义的专家。并不全是推论，我也有这种经验。我参加过法学学科的评审，见过评审专家，我也是其中之一。大约在10多年前起，当时全国只有200个法学本科专业之际，在所有相关会议上，我都听见主要高校法学院校长建议教育部组织评审砍掉一批不合格的法学本科专业。但评审的结果是——全国如今有630多个法学本科专业了。评审意见中，最严厉的要求也就是整改。博士点会有例外吗？因此，这个“砍点”的事，就算教育部在社会、学界或上级压力下启动了，也行之不远。“出师未捷身先死”，就死在这些主张“出师”的专家学者手中。最多砍两三个点，做做样子。而大多数点会因此继续，而且经过评审后，这些点的正当性更强了。这其实不是全部的麻烦。别说真砍点，即使对博士点来一次全面的督促整改和检查，也可以预料，对许多学校也近乎灾难。相关学校和博士点会有大量动作，规定的和自选的，合法的、非法的和灰色的，耗费资金人力无数，而这些人力物力本可以也应当用在教学科研上的，高校的资金会进一步紧张。最后结果很可能是上下合谋，你好我好大家好。会是这样吗？我相信必定是这样。想想前几年的全国高校教学评估中的一些情况。这是整顿吗？有可能提高研究生教学质量吗？这是折腾。“彻底整顿”则是大折腾。而建国以来，我们总结的一个最严肃的教训就是“别折腾”。“砍点”的建议出局了，但值得思考的问题才刚刚开始。我们应当想一想，为什么这个不可思议的建议会在一些著名高校的教师心中获得更多共鸣，会被《南方周末》当做有魄力的教育改革建议？这反映了在中国高校和媒体中，包括在许多一直强调解放思想、反对教育管理过度行政化的学者和教育家心中，包括一些标榜自己有改革意识的媒体，其实骨子里有强烈的计划经济和教育行政管理的情节。一遇到问题，他们不是从市场找出路，不是仔细分析内里的复杂因果关系，而是一拍脑袋，然后全力劝说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甚至政府来大动作。这其实是中国教育，不仅是研究生教育，中的一个大问题。研究生教育中至少有一部分问题就与教育行政管理有关。这不全是批评，我知道这是历史，也尊重历史。问题是当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条件都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却还试图走老路，走回头路，这就不太对头了。这里还有另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更大的身份和地位问题。许多学者和教育家忧国忧民，有学术责任感，这很好。但还要问的是，什么环境塑造了他们以这种方式忧国忧民？会不会其地位和位置令他们有一种偏见？注意，忧国忧民和学术责任感并不自动消除偏见和盲点，有时甚至会强化某种偏见。我认为有。最重要的是，这种“砍点”一般不会落在自己学校，自己学院，自己头上，甚至不用自己去执行——波斯纳法官说过，若是让法官亲自执行，他判死刑就会更慎重。这个建议的背后或多或少有一种“饱汉不知饿汉饥”、“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态度，尽管看起来超然。我访问过一些边远省份的大学，那里的条件确实很弱，师资极为困难，不但难以引进，甚至留不住人；许多高校因此希望有一个博士点，在一定程度上就为了培养和吸引师资，也希望从当地或中央政府多获得一些教育资源。这些校长院长想获得博士点也许有个人的政绩追求，但这不是全部；他们也想尽可能为本校师生和当地人民谋求些利益，做些实事。一位只关心个人政绩的领导当然很坏，但一位连个人政绩完全无动于衷的校长院长有可能关心学校的发展和师生的利益吗？我们这些位于北京、上海、武汉的著名高校的学者也许会认为，这些学校的水平太低了，他们根本不应把精力放在争取博士点上，应当放在教学科研上。我同意。但如果当地教学科研在重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博士点，我们该怎么办？想想30年前，中国设立硕士、博士点之际，哈佛、牛津是不是也可以居高临下指责：“你们中国居然还想设博士点？”应当有一种社会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教育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太坚持原则的人常常因为他没有或不愿换位思考。 来点实在且可行的 反对诉诸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以“彻底整顿”的方式来压缩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不意味我主张维护现状，或拒绝教育行政部门的一切行政措施。我只是说，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经过了宏图大志，大刀阔斧的创业时期，需要更为精细审慎的雕刻和打磨。我在这里提出三项具体措施。具体并不意味着就事论事，缺乏一般性思路和方向。恰恰相反，我力求从具体中展示一种思路，反映我对中国研究生教育更重大问题的思考和我的追求方向。（1）首先，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明令禁止各高校从非科研学术机构招收在职博士生。有关的弊端已经有很多分析讨论，我只简单再说几句。这样做不大可能因此造成人才的遗漏。因为只要不在科研教学结构，在职博士生，无论在官场还是在商场，都不大可能有足够时间和精力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招收这类在职博士生从一开始就注定没有什么从事学术科研的前景。我不否认其中某些人对学术科研有一定兴趣，但这种偏好不必须在博士学习中满足，他完全可以自我提高或通过继续教育来提高。博士教育既非业余爱好也非继续教育。此外，他既然不愿意放弃现有工作来攻读博士，也足以表明他/她的学术偏好还不够强，上或不上博士对他的满足都增减不大，也就不大可能过多损害他的幸福。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在职博士生往往是官员，通常高校对他们都降低了招生标准。但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学校并非慈善家，它也是要回报的，被招博的官员也可能给予回报，无论是对学校还是对导师。这既会导致招收官员读博的学校或导师获得额外的利益，更多高校会就此展开竞争，对全国高校的教学科研造成重大损害；也会导致这些官员运用手中权力不公平地分配资源，其实是以权谋私。此外，博士招生名额目前是稀缺资源，在职官员占有了，在学术上可能排挤一些更有实力和能力的学术竞争者；到官场上或某些职场上，则可能排挤一些实际工作能力更强但没有博士学位的竞争者。这同时不利于中国的学术和中国的政治。解决这个问题也不很难。招官员读博在理工科以及某些文科院系很少，倒贴钱让官员或商人读数学或物理学博士，他也不会读。这类院系事实上常常是博士名额招不满。只是许多学校为完成招博任务，便于向社会和主管部门交代，也防止下一年招生名额减少，便把这些空额转到一些所谓“好招生的”专业，那些学科知识不系统、不严谨、考试标准很容易放松的专业。据我所知，有的大学一个不大的学院每年博士招生名额超过150人，超过或接近该学院每年本科招生人数。可以想见（或不能想见），如此招收的博士生水平会如何，而在职博士生往往进入的就是这类学院和学科。这种情况在一些高校已持续多年，也是这些学科研究生水平难以提高甚至学术声誉逐年下降的主要症结。就此采取行政措施，不会有什么不利的重大社会后果。（2）第二，除非是专门从事相关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在那些主要靠个人天赋、无法有效积累和传授知识和技能的行当，不设研究生学位，或让市场逐渐将之淘汰。说得更明白一点，我反对在影视表演、戏剧表演、相声小品表演、绘画书法以及诸多体育运动项目设立研究生学位，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尽管可以在这些行当设立真正的“研究”生。多年来，已有不少学校设立了这些学位，甚至开设研究生班，我认为就学位制度而言，这是完全错误的。我并非轻视这些行当，恰恰相反，我非常尊重，甚至正因为尊重。因为在这些行当要想杰出需要的天分更多，而不是知识传授或学术研究；研究生教育对这类人才成长基本没什么实际助益。这也并非否认这些行当有知识和技能，我只是说，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非常不同，这些行当所需要的往往是“无言的”或“默会的”知识，既很难通过训练来提高，也无法有效积累和传递。这些特点在艺术圈内非常典型：杰出艺术家的发生几乎是横空出世或旱地拔葱；即使从时间上看，似乎有前人，其实前人与后人之间基本没有什么关系。说句刻薄但真实的话，在这些行当中，往往是最没有希望成为顶尖的人才会努力争取学位。肯定有人痛恨我的这一分析，坚持认为广义的“艺术”可以拓展研究生教育。反对理由可以是，第一，之前有师徒制，并且曾出现过代代相传的辉煌。看似代代相传的现象确实存在，但问题是，这是否真的是代代相传呢？艺术中师徒制的核心并非知识和技能的有效传授和累积，而是师傅借此发现有天分的人才，以及师傅的行界声誉为后辈天才提供崛起的便利，且交相辉映，师傅也会因此获益。赵本山有什么师傅？拜赵本山为师的人又有谁——至少就目前而言——达到了赵本山的水平甚至当年赵本山的水平。这也不是师傅不用心或学生不用功。常香玉不可能对孙女不用心；梅兰芳也不大可能对梅葆玖不用心，但小常香玉的艺术成能同常香玉相比吗？梅葆玖先生可以同梅兰芳相比吗？广义的艺术界，子女承父母业不算少，极少有人达到父母的水平，更不说超过了。如果看透了这一点，在广义的艺术（不是艺术史或艺术学理论之类的，这些其实并不是艺术）行当中开展即使是师徒制的研究生教育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另一种反对意见是，即使不能培养艺术大师，不会大大改善学生的职业表现，但些许提高也好呀——社会不仅仅需要大师，也需要一些“中师”或“小师”。这种观点仍然不理解艺术的特点，不理解艺术的社会需求特点。艺术大致是“武无第二”，是“一招鲜吃遍天”。极小的差别，有时甚至完全是个人特点，就决定了巨大的社会需求差异。你很难说葛优比另一位优秀演员强在何处，但到了市场上葛优的电影票房上亿，而另一位从各方面看都似乎不逊色的演员可能就几百万甚至没有票房。艺术需求的规律是很难接受替代。差一点就是差，只有最好，没有次好，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马太效应在艺术圈内非常显著，而现代媒体的发展使这种情况更严重了——迈克尔。杰克逊一个人就几乎占据了全世界的同类演出的市场。在当代，以培养“中师”或“小师”为目的的研究生教育没什么实在的意义。（3）第三，应逐步放开对职业导向的研究生教育以及某些实际并非学术导向的所谓学术研究生、主要是硕士生的收费。中国近年来研究生数量激增和始终旺盛的社会需求，除了其他因素外，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教育市场缺乏有效的价格调节机制，无法协调供求。虽然一些学校的EMBA教育收费管制已经放松，但对其他一些职业导向的专业硕士学位收费还管的比较紧。2009年，为防止就业难，教育部推出了针对法学本科毕业生的法律硕士项目（有学生称其为“法骡”项目，因其混合了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的特点），并且全国一刀切，把价格限定很低。这其实不利于这个市场的发展，也不利于产生这类研究生的品牌，不利于优秀的毕业生。中国各高校的教育水平显然有差别，不仅在品牌上，而且教学方式、教学内容也有差别，可调动的资源也不同；并且，至少有些学校对这类项目有比较长远的打算，希望创设品牌。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出于所谓的“民生”考量的措施打乱了各高校的规划；事实上是迫使各个高校放弃自我创新发展，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规划和追求。此外，至少有些职业导向或名为学术导向的研究生毕业后会有较高的收入，而当限制价格之际，他们为教育支付的货币费用不足以购买他们实际获得的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他们至少花费了部分纳税人的钱来追求自己获利颇丰的职业。这种状况对于那些职业回报不高的但社会又不可缺少的专业的研究生是不公平的，不利于中国各个学科的全面协调发展。在理科中，学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数量多，职业导向明确，市场需求较大，绝大多数学生毕业后其实都不从事教学科研，收入颇丰；而学数学的人较少，但国家需要，预期回报偏低；对这两类学生若不根据市场和社会需要作出学费调整，对整个社会不利，对这两类学生也不公平。但这不可能靠教育部来管，因为即使同一专业，各大学的研究生去向也不同。研究生教育因此一定要放权给高校，放权给高校就是放权给市场。不要总是担心市场会出问题，市场不理性。其实市场一定会迫使想生存下去的高校理性起来，只追逐货币收益的学校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研究生教育需求的前瞻 因此，我的建议并非是头痛医头的对症下药，这些建议在一定程度上都基于我不大相信行政主导，而更信任中国研究生教育长期发展和实际存在的市场。许多学者都批评教育的产业化和市场化，我理解他们批评的实际是变相的买卖文凭，大肆办班挣钱这类对于大学来说近乎饮鸩止渴或杀鸡取卵的行为。这不是市场化，而是市场化不够的表现。而且不要以为不讲市场化就没有教育市场了。教育市场一直都隐性存在的，也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教育需求——即使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想一想1977年恢复高考时，为什么考分最高文科学生更多选择了中文、哲学和历史，其次是经济，却很少有人选择法律。并不是那代人对文学历史哲学特别爱好，而是因为即使在文革期间这三个学科的某些知识也似乎比其他学科的知识更有用，文革造成的收益想象实际上塑造了那一代大学生的专业选择。而到80年代中期，尽管还没有提市场经济，文学就失去轰动效应，经济、法律、管理、金融等专业就开始大行其道了，尽管这时大学生就业仍然是国家包分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教育的市场，需求和供给问题也没消失。据此，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升，数量的增减，就必须放在社会需求的大背景下综合考察。上面三个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就考虑了当下和未来中国研究生教育的需求，哪怕分析判断有偏颇，也并非出自我个人的好恶。在这三个方面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即使不采取积极措施，但只要不采取其他激烈措施，不按常理出牌，我估计，在这三个方面都会向我建议的方向变化。就总体和长远而言，中国人的研究生教育需求会稳定下来，甚至可能下降。在目前一浪高过一浪的考研浪潮中，我的这个预言看起来很不现实。但我坚持这个预测。必须看到过去30年里，特别是过去15年来的研究生教育需求激增，是中国社会文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环境和政策引发的。由于“文革”后必要的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政府官员的选拔上，在各个行业的职称晋升制度中，都强调了学历，由此引发了不仅是一大批政府官员考研和在职读研，事实上更大量的是高校领导和教师考研和在职读研。作为一个普遍社会现象，追求高学位，其中难买有官员以权谋私的现象和因素，但更有传统中国社会关于教育和职业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其影响下，几乎每个家庭只要可能都会敦促孩子追求高学历。一系列特定的时代因素也夹杂进来了，一些因文革或自认为因文革失去高等教育机会的父母对孩子有特别高的学位期待；市场经济社会引发的激烈就业竞争；不少女大学生试图用更高的学历克服就业市场上的性别歧视；高校对师资的需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的经济和教育调整；以及其他我在此不可能也不打算一一提到的具体因素，共同创造了日益增长的研究生教育的市场需求，持续了将近30年。是，将近30年；因为近年来这个需求势头实际上已经弱化。首先是市场，然后是社会和舆论都开始改变那种一味追逐高学历的社会氛围。转折点或许已经出现。最重要的标识是，尽管近年来考研的考录比列下降——这标志着考研更容易了，成本降低了，教育供给增加了，但这个本应刺激研究生消费的价格信息并没有导致随后几年考研人数的增加。事实上自2006年以来考研人数就稳定了并有所下降。如果不是因为2008年下半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及教育部为保大学毕业生就业采取了某些应对政策，这个态势完全有可能持续下去。事实上，经过十多年的的扩张，原先没有学位但希望获得学位的人，无论是在政界还是科教学术界，大都已经获得了学位。更年轻的一代的官员，特别是是年轻一代高校教师，许多在进入职业前都已获得了硕士、博士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在职学习这块需求已经大大减弱了。社会风气也已开始了某些变化。2004年7月，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向党中央上报并联合印发了《关于干部学历、学位检查清理工作的报告》，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干部学历、学位管理工作的具体意见。在干部晋升上，学历的意义比之前降低了。国务院发改委主任张平的中专学历，苏州市委书记蒋宏坤的大专学历，已经受到媒体的关注，并且受到了甚至是过度的赞扬。受关注和赞扬表明还很罕见，但这有可能是一个风向标，意味着在各行各业，学历都不再是决定性的，人们更关注实力了。其他因素也在重新塑造着研究生教育的市场需求。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职业的发展，就业和成就自己的渠道更多了，人们对自己的利益和偏好趋向有更多的自觉，对研究生教育的机会成本和实际意义有了新的理解。考上大学、研究生甚至博士的社会评价仍然很高，但至少已不再具有“光宗耀祖”的传统意味了。新一代父母也许仍希望但不再像前一代父母那么强求子女获得高学历了；富裕家庭的孩子也不大轻易接受父辈这类期待和要求了。简而言之，社会对研究生学位的需求日益务实了。这一点在艺术研究生教育市场上最为明显。尽管不少高校先后设立了艺术类研究生，但真正杰出的有市场号召力的艺术人才很少进入研究生教育（甚至根本就没进过高校，例如葛优），进入的对学位也大多是“有它不多，没它不少”——学历和学位并不有助于其事业或实质性收益，相反可能耗费他/她的一些成本，至少是时间和精力。也有跻身艺术界的人士试图通过研究生学历或学位来改善自己的事业，但消费者对此是不买账的。谁关心迈克尔·杰克逊或麦当娜的学历？10年前不少人议论甚至谴责巩俐想读北大社会学系的在职硕士，巩俐放弃了，事业和成就毫无影响。未成明星的演员，即使获得了较高学历，大多是在艺术院校任教或“两栖”。研究生学位和学历对他们其实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一个例子是90年代初设立的书法博士。据报道，就读者大部分为专业从事书法教学的大学教师，此外还有些日韩留学生。最重要的是，这篇报道的题目是“书法博士孤独守望传统艺术”。我非常尊重这些孤独的艺术人士；但我们所有人都摆脱不了市场，而市场正减少这类研究生的需求。可预期的中国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会进一步弱化就业竞争，进而弱化对研究生教育的需求。一个最大的变量是中国的人口构成，几十年来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人口政策，已经造成全国的特别是城市地区的小学、中学生数量锐减；这个人口现象必定会影响中国的高等教育需求，然后是研究生教育的需求。从供给的一面来看，全国主要高校的教师也发生了变化，他们更专业化了，不再期望有许多人对自己的专业知识有很高的兴趣。真正的哲学家或数学家什么时候关心过社会是否关注自己呢？关注自己有多少学生呢？学术职业化和高校教师收入增加也促成了年轻一代教师更重视学术的传统和尊严，对研究生的潜质更为关注，在一定程度上从关注招收研究生的数量转向了关注质量。如果这一代学人形成并确立了这一传统，可以预见，这会比刀切斧砍式的行政措施更能有效压缩或稳定研究生数量，并逐步提升研究生的质量。因此，我判断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经进入或即将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也可能是一个转型期，至少为转型准备了一些条件。教育市场的供求关系将主导中国的研究生教育的数量和质量。在当前这种情势下，政府主管部门采取某些稳妥的措施，不仅适时，更是可能。只要不出“昏招”，市场也会自我调整。但中国的研究生教育还会有另一个重要发展机会。这就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文化影响力的增加，外国来中国留学的研究生数量可能会急剧增加。这种状况在许多发达国家就出现过，至今仍在延续。美国至今吸纳着大批中国、印度等其他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的留学生；在欧洲，在澳洲，加拿大，也都有这种情况。事实上，德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保持其博士产出第二大国的地位，很大因素就在于其对外国留学生敞开了研究生教育的大门，尽管这个门太大了点。如果这一点为真，中国未来的研究生教育也许会在这方面有新的发展。但所有这都只是预测。成事在天，我们只能谋事，也应当谋事。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文化纵横”，作者苏力。本文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原标题为“数量与质量——中国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和回应”，篇幅所限，内容有编删。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芥末堆立场，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目前在职硕士是对本科教育的很好的补充，很多名校也都提供了各种在职硕士课程。因此，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人的研究生学历，大都是在工作之后继续学习而获得的。但毕竟是学习是无止境的，所以很多人已经取得研究生学历的，都还打算继续提升自己。那么问题就来了，在职硕士可以考博士吗？怎么考呢？图片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首先大家需要明白的一个问题是，在职获得的硕士学位，是不是可以继续提升为博士呢？一般说来，传统意义上的在职硕士毕业之后是不可以拿到双证书的，学位证书可以到手，但是学历证书是没有的。在职硕士报考博士的时候可以提前查看意向学校的招生要求，一般说来，在职硕士只要满足攻读博士的专业和其他有关条件，就可以进行报考。在了解是否可以报考之后，考生们就需要了解如何报考的问题了。在职硕士报考博士的过程中并没有特别的限制，但是由于博士生在学习研究的过程中，主要是在导师的带领下开展工作的，因为导师的名额都有严格的限制，因此在职硕士最好能够提前联系好意向导师，与导师提前做好沟通工作，这样能够提高报考的成功率。上面两个问题都介绍完之后，考生们还需要对报考博士时的注意事项进一步了解，在职硕士报考博士同样也要经过招生入学考试，成绩合格才能够被录取，正式开始博士阶段的学习。对于入学考试大家不要轻易地放松自己，不要以为已经联系过导师就以为大功告成。实际上，每个学校对于博士的录取率都有严格的控制要求，想要顺利录取十分不容易。现在社会对人才的学历要求不断提高，能够接受博士教育，不仅对于提升学识水平非常有帮助，而且也有助于享受国家各种人才优惠政策，对于大家的长远发展非常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