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研究》

不少历史研究生前来咨询如何选择参考书？小编特意为您整理了一份考研教材选择，用博仁君一起来来看看吧~首先，我们都知道历史高考可以分为统一考试和独立考试，有独立命题的学校一般规定参考资料，有的学校只给出大纲或范围，没有具体说明版本，但要知道，考试通史的内容、事件和发生的时间不会改变，关键是看每个版本的工具书框架如何，哪一个版本更适合自己。之前市面上所谓的11本书，其实只是学生们通过多年的经验流传下来的一套比较常见的版本，之前还没有正式宣布这项提议，因此无需11份副本，在具体的评审过程中，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更换。现在博仁研究生入学考试向所有学生推荐的教材不再是所谓的11种，而是10种。尤其是对于申请211的学生来说，如果只靠11本是非常危险的，具体原因稍后再提。让我们从中国史部分开始[中国近现代史]之前，市场上考生选择的现代史教科书最多的是李侃、李时岳、王桧林、《中国现代史(第二版)(上册) (下册)》编辑的李侃、《中国近代史(第四版)》、中国现代史，其实，这两个版本完全适合考研。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两个版本加起来内容太多，整体写作线索不清晰，不适合整理简答题或讨论题，对于质证考生来说，读完这三本书后，很难形成中国现代史的完整线索，而这三本书往往需要多次阅读。因此你需要几本教材，这里我们推荐《中国近现代史(上)》编辑章开沅、朱英编辑的《中国近现代史(上)》和马敏编辑的《中国近现代史( 1840-1949)》整体上非常适合阅读基础上。首先，马敏是一本非常精致的教科书，从到100多年的历史书只用了300页就完成了。其次，这本书的内容也是非常教科书化的，每个自然段的第一句话都是一种总结语，非常适合考生整理讨论题的内容，此外，教材中插图丰富，大多是真实的史料和照片，有助于加深记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本教材的缺陷在于非常明显，即叙事理论的历史不够深刻，省略了一些小的环节。这本书适用于跨学科、没有良好历史基础的人，读完这本书，我们可以对复杂的中国现代史有一个清晰的线索。在教学辅助书方面，也推荐这些书，以帮助建立历史体系，使上下文更清楚。詹伯赞编辑《中国史纲要(增订本)》（第1部分），这本教科书最早是在20世纪代编撰的，后来又陆续修订再版。詹伯瓒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五老之一，这本教材的特点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观点十分正统。此外，詹伯赞是主编，具体撰稿人都是学者权威。例如，先秦部分是吴荣曾和先秦史的权威。缺点是陈旧的一些观点写得比较早，而且其缺点主要体现在对考古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吸收不足。这本教材无疑反映了老北京大学的特点。张帆的《中国古代简史》和张传玺编辑的《简明中国古代史》和张传玺编辑的《简明中国古代史》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都是北京大学出版的，这两本教辅书可供参考，此外，参加北大考研的学生特别注重古代简史。张继志主编的《中国历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鉴于这本书完成较晚，这本书相对较新，比较系统。不过，因为他的书很多，所以读起来很不方便。其实，市面上这些书各有利弊，其实，随着时间的进步，教材的更换也是理所当然的。新版本内容更新更完整，写作风格更完整，更适合学生复习。考试内容在不断变化，相应的工具书也要与时俱进。博仁推荐的10卷更适合当前新形势下的历史研究生入学考试，即注重综合质量，考察史学热点和史学研究趋势。学生在复习过程中，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以一个版本为主，其余版本作为补充使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更充分的准备。这是好啦，中国史的一部分，可以就世界历史教科书的选择和备考复习提出意见和问题，研究生入学考试也有历史指导，包括辅助讲义，练习册，真题汇编，模拟题等，总结得很好，捡起来的时候用起来更方便！

地不同，人不同，因此历史演变亦不同。欲知钱穆先生如何研究历史地理，需看本书摘一二内容，摘录如下：若把“天”代表“共通性”，“地”则代表了“个别性”。人由个别性回归到共通性，亦为人类文化理想一项大目标。只有中国历史深明此意，并一贯保持此趋向。西洋史因受地域性之限制，而成其为分裂的。中国历史则总是合而为一的。自始至今，只是一个中国。故西洋史之复杂性显在外。一是凭其（美国）国力富强，仅是一种地理区域之扩展。一则表现其文化精神以及历史区域之放大。中国之伟大，正在其五千年来之历史进展，不仅是地区推扩，同时是历史疆域、文化疆域也随而推扩了。中国知地理扩展，并非如西方帝国主义凭武力来向外征服，而是一种自然的趋向于文化的凝聚与统一。如果答案有肯定在下一面，则未来的“大同世界”，应非采取中国理想走上中国人的历史道路不可。故我说西方人将历史哲学，是彻头彻尾有悲观倾向的。若问其何以如此？则因其不能摆脱“地域偏见”、“民族偏见”乃至“阶级偏见”故 。西方观念之悲剧性，正在不能脱离此狭隘地域性的束缚之一个原因上。我认为经过这一次新的播迁，可能又酝酿出中国文化此下的新生命。只是西方都市其形式常是对外的，他们都市中只工行业，必求“向外伸张”，以求维持此都市之存在与繁荣。因此都市与都市间，也成为各自独立而又相互敌对之情形。中国北方，是中国文化的老家。就今天讲来，一般情形不如南方则有之，但诸位莫说中国北方已老了衰了，中国文化已转移到南方来；此实以大错误。但我们希望中国文化的发源地北方中原，能重来一大振兴，则是应该的，而且也是重要的。讲历史不能单靠书本知识，还要多游历。以上摘自钱穆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七 如何研究历史地理》

仍旧是秉承前人“述而不作”的理念，整理钱穆先生的只言片语，其中大义，自可与当下对比来看。摘录如下：中国历史上之传统理想，乃是由政治来领导社会，由学术来领导政治，而学术则起于社会下层，不受政府之控制。在此一上一下循环贯通之活泼机体之组织下，遂使中国历史能稳步向前，以日臻于光明之境。以学术来创立政教制度者，以周公为第一人，而孔子继之。若徒言不行，著书立说，只是纸上加纸，无补实际，向为中国人所轻视。因此中国人讲学问，恒以“知”“行”两字并重……此属一种人生境界，非关思想体系。因此中国人教人做学问，必须知行配合来做。中国的学术传统，则较喜欢将“会通”，不甚奖励成“专家”。一言一行，总须顾全大局。中国学术史上伟大人物，常只是一普通人，而不能像西方之所谓专家。中国学术精神则比较谨慎，爱切实，不迈远步。凡属所知，必求与实事接触，身体力行，逐步做去，始能逐步有知。在这社会大群体中，在国家有君臣，在社会有朋友，在家庭中有父子、夫妇、兄弟诸伦。因说“致知在格物”。此“物”字并非专指的自然界之物，更要乃是指的人群间一切事物。只有儒家孔孟，乃于心性、治平两途并重，兼道、墨之长而无其缺，故能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之大传统。故欲研究中国学术史，首须注重其“心性修养”与“人群实践”。中国人所理想，人在群体社会中，所应向往、所该表现的最高鹄的即是“善”。我们亦可说，中国整部历史，正是蕲向于此善。中国整个民族，也是蕲向于此善。此乃中国学术思想最高精神所在。若没有了这“善”字，一切便无意义价值可言。常有人以为，中国历代帝王利用儒家思想，作为其对人民专制统治的工具。此说更属荒谬。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心学”是做人大宗纲，“史学”则为做事大原本。我们要研究中国学术，此二者一内一外，最当注意。欲明儒家学术，则必兼备此二者。生于其心，自可见于其政。我希望在今天的中国人中，能有少数中的少数，他们愿意抱残守缺，来多学多懂一些中国学术，来对中国历史文化理出一个头绪。这不仅对中国自己有贡献，也对世界人类有贡献。以上摘自钱穆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五 如何研究学术史》

提起《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大部分人涌入脑海的便是梁启超先生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鲜少有人知钱穆先生也写过一书，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比起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通义》等大作，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亦不多被提及。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国学大师。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为汇集1961年钱穆先生的八次演讲而成，分别为：如何研究通史、如何研究政治史、如何研究社会史、如何研究经济史、如何研究学术史、如何研究历史人物、如何研究历史地理、如何研究文化史，可谓字词凝练、结构清晰、思维严密，因篇幅不长，有人戏言“八分钟可阅读完此书”，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点明了此书通俗易懂，没有咬文嚼字的嫌疑，闲暇时一览，受益匪浅，放下书后仍觉回味无穷。通史篇此章将中国史和西洋史进行了比较，西洋史分为上古、中古和近代三时期，上古指的是希腊和罗马时期，中古史指的是封建时期，近代史指的是现代国家兴起以后，若按照西洋史的划分，中国的上古史应该断在战国末年，秦代到清代为中国的中古期，再细分，五代以前为中古史，宋以下为近代史。西方的中古时期为一段黑暗时期，而中国的中古期却在各个方面都在进步，由此可见，中国史比西方史先走了一步，秦代已经是中国的中古时期，宋代已经是近代时期了，但是在现代史上的中国却比西方落后。这一段表述，让人不禁想到了李约瑟难题：为何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再联系到钱穆先生在此篇中论述的可以窥见一个民族及其文化之有无前途的标杆“历史往迹”，我觉得对李约瑟问题的回答必须要追溯到中国古代的方方面面。在政治的影响下，帝王为了更好地巩固统治而实行愚民政策，秦代的焚书坑儒，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元代的四等民制，明清的八股文和文字狱，这些都禁锢了人们的思想，斩掉了其创新力；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侵袭下，大多学子都渴望通过科举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不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从事生产的技术工人却缺乏识文断字的能力，他们有的只是经验科学，而不能将其转化为实验科学。由此可见，重文轻技阻碍了科技的发展；在封建制度的影响下，“士农工商”牢不可破，封建制度以及思想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工业革命难以在封建制度这块不符合当时潮流的贫瘠土地上生根发芽。在历史的划分上，钱穆先生认为精髓在于“变”上，“如果没有变，便无时代可分，先有了这一段历史，才照此历史来划分时代。”，虽然纵观中国的制度上“因”的方面较多，“革”的方面较少，但是每个朝代基本都会在反思前朝衰落的原因上或基于自己的理解作出一番变革，诸如西汉初年的郡国并行制度，或在充分吸收前朝的精华上将其改头换面，诸如唐朝的三省六部制，或根据自己的国情另创一套制度，诸如元朝的行省制。无论怎样，各个朝代的变化都体现了自己独有的个性和特色。历史虽然有“资鉴”的作用，但是效果并不是立竿见影的，因为一切都在“变”。以“前事”为师时，要考虑到“前事”诞生的背景、过程和影响，然后再根据自身的特色加以分析，是否顺应自己此时此刻的发展要求，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世事变化无常，唯一不变的是“变”本身。在如何撰写历史上，钱穆先生认为“写历史有两种区别，一种是随时增新地写，另一种是旧史新写，历史诚然是一往不返，但同时历史也可以随时翻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世事如同波上之扁舟，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比如唐代的刘知己认为治史要有三种长处，即“才学识”，到了明代在史家三长的基础上增加了公心和直笔，清代变成了“才学识德”，历史处在变化之中，所以需要在考古学的支持和现实的需要下，不断更新历史知识，诸如随着海昏侯墓的发掘，对刘贺有了新的评价；比如出于对爱国精神的弘扬，八年抗战改成了十四年抗战。

2020年的中国史研究学术重点突出、热点纷呈。为了量化分析2020年度中国历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河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特别推出《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学术热词分析报告》。以数据为基础反映中国历史研究的重点领域，盘点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中出现的学术热点词汇，并分析相关词汇之间的关系，希冀为当前史学研究者提供基础参考。报告数据分析由河南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思享学术评价团队完成，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中心闵祥鹏教授团队执笔。统计方法与热词概览本报告采用科学知识图谱的研究方法，整理2020年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北京大学核心期刊目录、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所收录的中国史研究相关论文5740篇，通过文件导入、信息单元抽取（关键词）、建立共现矩阵、利用相似度计算对关系进行标准化处理、统计分析，进行热点词汇的可视化呈现。总体而言，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的热点时段是明清和民国时期，研究该时期的重要论文发文数量占据整个中国史研究总量的50%以上。“梁启超”为2020年度历史人物最热词汇，“抗日战争”为年度最热研究专题，“唯物史观”为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热词，“全球史”“历史书写”“地方社会”“口述历史”“民间信仰”“国家认同”“历史记忆”“社会治理”“文化交流”“文化认同”等是重要的研究视角。历史文献研究的最热词为“《史记》”，出文文献研究为“墓志”，区域研究为“徽州”。2020年中国历史学术热点词汇图谱断代研究热词就研究时段而言，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仍然保持了“详近略古”的基本态势，汉、唐、宋、明至清的研究热度逐渐增强，对长期大一统时期的学术关注要远高于对短期分裂阶段的探究。根据统计数据，断代史关键词热度依次为：清史、明史、宋史、唐史、汉史、元史、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西夏史、金史、辽史、五代史。2020年中国历史断代研究热词图谱专题研究热词以史为鉴、鉴古知今，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传统。历史学者研究的是过去，但关注的是现实与未来。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热点依然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回眸。2020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抗日战争”是该年度最高频词汇，也是历史学者研究的重点专题，与之相关的“南京大屠杀”“中日关系”“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民政府”“历史记忆”“历史书写”等都是频频出现的热点词汇。回顾近年来该专题的相关研究，1995年、2005年、2015年均出现研究热度的高峰，都有200篇以上的重要论文刊发，而以上年份分别是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六十周年和七十周年。站在新的时代的背景下，回顾历史、反思历史、总结历史，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是史学研究永恒的主题。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抗日战争”图谱史学理论热词唯物史观是当前史学研究的主要理论。1920年，李大钊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为学生开设了“唯物史观”的课程，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启了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百年历程，唯物史观逐渐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主要理论。2020年，恰逢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百年，回顾与展望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坚持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等成为该年度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命题。“唯物史观”也是2020年度史学研究中的热点词汇，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史”“史学史”“现代性”“全球史”等关联性较强。近二十年来，“唯物史观”的刊文数量一直保持着较为均衡的态势，2020年略有提高。从刊文的署名单位来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是该领域主要的研究机构。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唯物史观”图谱全球史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支，它以全球的研究视角，打破以区域、国家、民族等为界限的传统研究范式。美国学者约翰·麦克尼尔、威廉·麦克尼尔曾以“网络”视角审视全球文明的进程，在其著作《人类之网》开篇中写道：“塑造人类历史的，正是（网络中）这些信息、事物、发明的交换与传播。”14至15世纪大航海时代到来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联系日益频繁。中国历史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以全球的眼光看待中国，或以中国视角审视世界，将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史学研究的重要视角。近二十年来，“全球史”热度起起伏伏，也表明全球史的研究方法仍在不断调整。但自2016年以来，该类论文的刊文数量逐渐稳步提升，也表明全球史研究正在逐渐进入新的阶段。历史文献研究热词在传世文献研究方面，“《史记》”“《左传》”“《春秋》”“《周礼》”等是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点文献热词。作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性著作，《史记》是研究中国古代史与史学理论的重要典籍。一方面与《左传》《尚书》《周礼》、清华简等传世史料或出土史料相互佐证，另一方面也是解读司马迁及传统史论的基本资料。因此，2020年度与“《史记》”相关的关键词，既包括“《左传》”“《尚书》”“《周礼》”“清华简”等文献热词，又与“司马迁”“刘知畿”“章学诚”等史论学者的人物热词相关联。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史记”图谱在出土文献研究方面，“墓志”“文书”“清华简”等是2020年的研究热点。其中“墓志”是该年度史料挖掘研究的热点，“墓葬”“瓷器”“壁画”“图像”都是与之相关的热词，其中“墓志”与“墓葬”的相关性较强。这与近年来基础建设、房屋拆迁、土地开发等因素密切相关，大量古墓葬、古遗址、古民居、石刻等被发现，新出史料为研究的拓展奠定了基础。墓志虽然一直是学界研究中关注的重要新史料，但就重要论文发表而言，每年刊发数量仍然有限。自2019年开始，“墓志”论文数量明显上升，2020年成为出土文献方面的热点词汇，更是表明学界对这一材料的重视。出土墓志的时代分期多集中于魏晋隋唐之时，西安、洛阳是新出墓志较多的地区。2020年度该类论文的研究者多来自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或科研机构，研究者也是充分利用了该地区新出墓志材料较多的区位优势。新出史料为学者发现新问题、更新旧认识提供了重要途径，也将为中国历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带来不竭动力。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墓志”图谱区域史研究热词在区域研究方面，“徽州”“丝绸之路”“上海”“敦煌”“西藏”“台湾”、“新疆”“江南”“西域”“四川”“吐蕃”“北京”“南京”“大运河”“山西”“苏州”“洛阳”等是2020年中国历史研究的重点词汇，区域热词往往与社会治理、城市史、边疆史等研究专题相关联。其中，“徽州”研究最为突出，涉及“科举”“乡村社会”“宗族”“户籍”“教育”“日常生活”等区域社会问题。自2009年开始，“徽州”研究的重要论文刊发数量逐渐增多，一直保持着较为平稳的态势，至2020年成为区域史研究的最热词汇。这离不开安徽学者对本地文化的重视，2020年半数以上“徽州”研究成果的署名单位都位于安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更设有“徽学”专栏，连续刊发社会史专题、徽商与经济史专题、宗族研究专题的系列文章。数据显示，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一直是“徽学”成果产出的主要高校。敦煌文书被称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2020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120周年，也是敦煌学研究历程中的重要节点。敦煌研究同样是今年的热点，荣新江教授曾提出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的新增长点，“在于利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跨学科的研究，采用新的视角，提出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理论，为历史学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甚至推进新的学科产生。”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敦煌研究也将再起新篇。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徽州”图谱历史人物研究热词在历史人物研究方面，该年度研究的热点人物依次为“梁启超”“司马迁”“康有为”“乾隆”“郭沫若”“陈寅恪”等。2020年度的最热门人物为“梁启超”。作为清末民初的历史见证者，梁启超学贯中西、文史兼通，不仅是近代“新史学”的奠基者，而且是文学、伦理学的研究者，是近代史、近代文学以及伦理学等多学科研究中必须涉及的重要人物。1901年和1902年，梁启超先后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传统史学，宣扬“新史学”，被称为“新史学的宣言书”。“新史学”的提出以及唯物史观的传播，开启了中国百年史学研究的变革帷幕。因此，梁启超与“新史学”“中国史学史”等词汇密切相关。同时，近年来近代文学与伦理学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阶段性成果涌现，如关爱和主持的“期刊史料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陈云度主持的“近现代中国价值观念史”、徐亚州主持的“伦理学知识体系的当代中国重建”等均涉及梁启超。总体而言，“梁启超”一直是中国史研究的最热人物之一。近二十年来，有关“梁启超”研究的刊文高峰出现在2009年至2013年，虽然2020年与之前相比刊文数量有所下降，但其仍是2020年人物研究方面的最热点。2020年中国历史热词“梁启超”图谱结语总之，2020年中国历史学术热点词汇，一方面延续着史学研究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对重要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再回首、再审视。如研究专题热词“抗日战争”、历史人物热词“梁启超”、史学理论研究热词“唯物史观”等，都是学者站在新时代的节点对百年历史的回顾与思考。另一方面在学术热词背后，又坚持着一份学术研究的独立意识与冷静思考。2020年度多数学术热词并不是对社会关注的热点，“墓志”“《史记》”“徽州”等，虽非社会热点，却依然是学者执着耕耘与探索的重要领域。通过以上数据分析，2021年中国历史研究热词整体趋势基本有两方面的初步判研：一是重大历史节点的周年回顾，如“党史”百年的相关研究、“新史学”的周年回眸等；二是史学核心问题的继续探讨，如史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唯物史观”、先秦秦汉研究的主要史料“《史记》”、近代史重要人物“梁启超”、史学研究的重要视角“全球史”等。编后语2020年中国历史学术热词分析，是对该年度中国历史研究内容的初步总结。如同史学研究本身一样，任何总结都仅仅是对已发生事件的回顾，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所以现实的发展虽源自过往的积淀，但不会完全重演历史的一幕。史学研究热点在不断更新，因此趋势研判仅基于数据分析，报告也只是与同行分享学术思路，共同讨论，仅供参考！(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刚刚憋了一肚子火，就在字里行间发泄一下吧！摘录钱穆先生有关学术史研究的论述，如下：“文化”是全部历史之整体，我们须在历史之整全体内来寻求历史之大进程，这才是文化的真正意义。换言之，“文化”即是人生。“文化”一词，亦从西方翻译而来。哲学可以凌空讨论，而历史与文化之讨论，则必有凭有据，不不踏实。研究文化史要具有哲学头脑，并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其一，讨论文化要注意辩异同。不能谓天下老鸦一般黑，一切文化则必以同于西欧为终极。其二，讨论文化必须从大处着眼，不能单看细小处。其三，讨论文化要自其汇通处看，不当专自其分别处看。如只能分析，不能综合，则如佛经所说盲人摸大象，有的摸到象鼻，有的摸到象脚。其四，讨论文化应懂得从远处看，不可专自近处寻。……不断有新的加进，但亦永远有旧的保留。所以衡量一人之体况，该看其前后进程。看文化亦然。其五，讨论文化应自其优点与长处看，不当只从其劣点与短处看。不能说专对自己寻瑕求玷便是好。这可说是一种“文化自谴病”。今天的中国人，看自己文化传统，正抱此病。不能说今天中国不像样，便对以往不该叙述其长处。这真是“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了。太过自谴了，至少不客观，不真实，没有历史根据。中国传统文化，政治方面可以说是最见长的。但中国历史上大病，正以出在政治方面者为多。所怕是引进别人长处，先把自己长处损害了。故文化交流，先须自有主宰。这XX年来的中国人，一番崇拜西方之狂热，任何历史上所表现的宗教信仰，也都难相比。所惜只是表现了些狂热的俗情，偏激的意气，最高也只算是空洞的理想，没有能稍稍措意到历史与现实方面去做考虑。似乎中国人对中国自己文化传统，并不能如其他民族般保守与固执。路在前面，要人开，要人行。不开不行，便见前面无路。却不是前人创下此文化专来供后人享受。以上摘自钱穆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八 如何研究文化史》

岳麓书院红网时刻9月4日讯（通讯员 谢丰）历史研究中，方法指导和问题导向非常重要。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历史？这个问题值得每个历史研究者及爱好者深入思考。从司马迁、欧阳修、司马光、梁启超、钱穆、陈寅恪等大家身上都会学到很多非常有价值的治史学问及方法。新史料、新议题、新方法对史学创新会带来哪些影响？历史研究议题生发有哪些途径及带来哪些现实启示呢？研究议题之间又是如何延伸？9月7日（周四）下午三点，岳麓书院诚邀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曹家齐先生登上岳麓书院讲坛，开讲“略谈历史研究中的议题生发”，讲述历史研究的意义和议题生发等问题。本讲座主要从现代学术理念和规范出发，结合曹教授自身治学心得，以宋史研究为例，讲述历史研究的意义和议题生发问题，以期对本科生及研究生、历史研究者和爱好者理解历史学、选择研究议题有所帮助，从而提高学术研究兴趣，引导学术研究方向。敬请社会各界人士关注、宣传和参与岳麓书院讲坛。【讲座预告及报名通道】时间：9月7日（周四）15:00—17:30地 点: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内中国书院博物馆报告厅主 题:略谈历史研究中的议题生发主讲人:曹家齐（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持人:邓洪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主 办: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承 办:岳麓书院国学研究与传播中心协 办: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发展基金主讲人简介：曹家齐，1966年生，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2007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兼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南宋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等职。主要致力于宋辽金历史与文献、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已出版《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宋史研究丛稿》等著作7部，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文史》《中国史研究》《汉学研究》《燕京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主持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7-16世纪中国南部边疆与海洋经略研究”等课题多项。报名渠道：扫描二维码

#三大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自古以来就同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要求我们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他指出：“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一体化的世界就在那儿，谁拒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会拒绝他。”2020年，世界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与历史学重要论述指引下，总结前人成果，致力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密切关注重大学科基础理论和实证问题，强调跨学科研究，开拓新领域，展示了新的特点与成绩。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世界史三大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取得很大进展。不过，正如顾銮斋所说，目前世界史学科建设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一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力度还不够强劲；二是从体系的完整性上看，建构现状还不够理想；三是世界史一级学科建立后，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四是新领域或新方向的形成还难以避免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他认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史体系，首先要突破、颠覆欧洲中心论，但对它的体系构成应注意剥离分类，客观评价那些有价值的部分，汲取可资利用的学术资源。其次，应注意解决世界史体系本身存在的问题。（《关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史学术体系的思考》，《贵州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我国的本科世界史专业或方向教育，大多是在2011年历史学学科调整、世界史升级为一级学科后而普遍建立的。陈天社认为，总体而言，国内世界史专业建设面临严峻挑战与发展瓶颈：一、专业定位模糊；二、师资力量不足；三、课程、教材、专业实践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突出特色、注重课程建设与教材建设、注重专业基础、加强外语能力培养、着重科研能力培养、强化专业实践，应是世界史专业建设的基本思路。（《论世界史专业建设的基本理念与路径》，《教学研究》2020年第4期）杨永锋认为，目前在我国西部高校，世界史学科的受重视程度与社会现实需要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课程教学也有诸多问题。因此，不断引进世界史研究领域中最新成果、探索世界史课程教学的方式、提高教学水平和培养质量，是从事世界史教学者应尽之责，也是适应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必然之举。（《我国西部高校世界史课程教学现状与改革思考》，《高教学刊》2020年第3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构建中国世界史研究学术体系的使命愈显重要。于沛提出，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学术体系，就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通过原创性和批判性的研究实践，逐渐形成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关注人类的世界史理论框架。其核心理论是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提出的“整体世界历史观”（整体史观），理论渊源则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整体史观”的提出，对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具有里程碑的开拓意义。（《整体史观：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的核心理论》，《史学集刊》2020年第1期）世界历史学的话语体系蕴含在世界史的研究、论著编撰和教学之中，实质是中国学者如何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界定人类历史的性质、如何阐明对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基本观点和判断，体现的是中国学者将世界历史理论化的途径，目的则在于实现自身的学术话语权。董欣洁认为，中国学者有必要梳理世界史话语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进一步提炼世界史研究的核心概念、表述框架和阐述方式，彰显中国世界史研究和编撰的当代理论视角。（《论新时代中国世界历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史学集刊》2020年第2期）世界史升级为一级学科后，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国际交流、促进中国对世界的了解认识等方面取得长足发展。陈恒认为，新时代提出了新需求，新发展提供了新可能，以更加开放、包容、自信的心态构建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已成为刻不容缓的课题。（《学术全球化时代如何推进中国世界史研究》，《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6期）纵深回顾学科发展历程世界史学科回顾和总结方面发表多篇文章，取得一些新的认识。何平认为，20世纪50—70年代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奠基时期，史学界以人类史的宏大视野，对世界史进行初步编排，建构了基本体系。80年代为第二个时期，世界史学者对此前的历史意识进行了反省，相关研究受到现代化理论和跨文化研究理论的影响。90年代为第三个时期，世界史学界逐步摆脱“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更为客观地分析人类历史进程。第四个时期大致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16年，从全球史角度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成为新的史学思潮。2016年以来，世界史研究进入第五个时期，正在酝酿新的研究路径和方法，面临的新问题主要有：全球化、科技革命和国家之间的技术竞争、中美竞争对世界历史的影响。（《70年的中国世界史研究回顾——研究范式及其转移》，《聊城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晏绍祥将新中国的世界上古史研究分为三个阶段：奠定基础时期（1949—1966）、恢复和发展时期（1976—2000）、繁荣时期（2001年以来）。在总结成绩的同时，他提出世界古代史研究存在不如人意之处。首先，与西方丰富的藏书和文献相比，国内的研究资料仍严重不足。其次，研究队伍很小、整体质量参差不齐，在方法论和话语体系方面，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学步者。最后，发展不平衡。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研究条件的改善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加强，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将会更加繁荣，在国际学术界发出越来越强的声音。（《70年来中国的世界上古史研究》，《古代文明》2020年第4期）冷战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东西方冷战而出现的新研究领域。白建才、梁志认为，我国冷战史研究经历了萌芽起步阶段（1950—1989）、快速发展阶段（1990—1999）和持续繁荣阶段（2000年以来），不少研究成果填补了空白，但也存在诸多不足。例如，主要利用美国文献，以美国的冷战政策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主要关注高层政治议题；史料来源大都集中于各国政府档案；普遍采用传统叙事史学路径。因此，需要拓展研究领域、探索新的研究方法、挖掘珍稀档案资料、培养更多专业人才。（《中国冷战史研究70年及其思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梁志还提出，近年来，冷战史研究的档案文献来源日趋多元化，中小国家的官方史料被进一步纳入搜集和使用范围。（《近二十年来的中国冷战史研究》，《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16辑）中国与非洲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但有组织的相关研究则肇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李安山认为，中国的非洲研究大致可分为“支持非洲”（1950—1965）、“了解非洲”（1966—1976）、“研究非洲”（1977年至今）三个阶段。目前，非洲研究在我国还相对薄弱，中非关系研究的倾向性太强且缺乏深度。他提出，中国非洲研究应处理好以下关系：学术探讨与社会实践、知识普及与深入研究、实地调研与理论概括、微观剖析与宏观把握、非洲国别地区与全球研究等。（《中国的非洲研究：回顾与展望》，《中国非洲学刊》2020年第1期）张宏明提出，历经几代学人辛勤耕耘，中国的非洲研究在诸多方面均有长足进步，并继续保持勃勃向上的发展势头。但现状亦非尽如人意，面临比较严峻的困难和挑战，主要表现为研究力量严重不足、学科分布与发展失衡、基础理论研究滞后，中国非洲研究的前途在于基础理论的深耕。（《中国的非洲研究70年述评》，《中国非洲学刊》2020年第1期）一些学者还对部分国别史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总结。张建华认为，中国的俄国史学科伴随民族国运和世界形势的变化而生，自诞生之日起即肩负着学人情怀、民族重任和学术职责三重使命。新中国成立后，俄国史研究获得巨大发展。目前的问题是人才梯队建设后劲不足，亟待强化培养力度和调整人才培养模式。（《中国俄国史研究百年检视与思考》，《史学月刊》2020年第1期）1949年以来，日本史研究进入新时期。宋成有认为，新中国的日本史研究既有创业的艰辛，也有突如其来的挫折，更有全方位的巨大收获。中国的日本史研究在波折中不断取得进展，有足够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以展望未来，持续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新中国日本史研究70年综述》，《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16辑）中国的美国史研究从无到有、从草创到繁盛、从成果寥寥到硕果累累，目前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已成为世界史学科内最活跃的分支领域之一。王立新认为，美国史研究取得的成绩表现为：领域扩大、选题缩小、材料增多、方法多样、成果丰硕、影响巨大。同时，也存在若干问题与不足。第一，研究人员的数量偏少；第二，大部分研究成果在视角和方法上仍然较为陈旧，低水平的重复性成果不在少数；第三，缺乏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成果，与美国学者的研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七十年来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美国研究》2020年第4期）密切关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全面深入理解和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断，《世界历史》2020年第6期刊发笔谈“世界史视域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500年来世界历史的宏观变迁、世纪尺度中的大变局、百年变局中的历史转换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等问题进行多角度阐释。徐蓝提出，变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常态，存在着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大变化、大变局的发生则有赖于引起全局变化的大事发生。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的发展和中国的发展都出现了新变化。人类社会走向何方，将取决于各国在多边与单边、开放与封闭、合作与对抗等重大问题上能否做出正确抉择。正是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解决方案。这一理念的提出以及中国的身体力行，也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有之义。（《500年世界历史变迁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历史》2020年第6期）俞金尧认为，一、关于大变局的思想是党和政府多年来从世界形势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得到的一贯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这个认识的最终凝练，现在已经是党和国家对于世界局势发展变化的战略判断，也成为被广泛接受的社会共识。二、“全球治理”的格局和体系是其中的主要关怀，核心则是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它们成为改变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三、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大变局是我们自身经历的一部分，我们也处在变局之中。四、大变局对于中国的未来极为重要，这一判断的提出就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判断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六、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流行以后，大变局有可能加速。（《在“世纪尺度”下看当今世界之变局》，《世界历史》2020年第6期）在人类历史进程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一个“后西方世界”的轮廓正在显现出来。刘德斌提出，第一，非西方特别是非西方大国的崛起，改变了近代以来西方与非西方的力量对比，其中尤以中国的崛起影响巨大，非西方的崛起正呈现为非西方国家的整体性崛起。第二，非西方国家之间形成了新的经济协作关系。第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欧洲、亚洲和非洲在经济上更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改变了近代以来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基础，也削弱了美国对欧亚大陆的支配和平衡能力。第四，冷战期间构建起来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正在走向解体。第五，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终结。只要我们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审时度势，就能够保持中国崛起的进程不被打断，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百年变局中的历史转换与战略机遇》，《世界历史》2020年第6期）王立新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使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金融危机与代价高昂的反恐战争削弱了美国的实力，降低了美国维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意愿和能力。特朗普上台后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政策和退出国际组织的行为，不仅未能巩固这一秩序，反而对其构成了巨大破坏。新兴国家的崛起对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也构成了不可忽视的挑战。战后延续多年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国际关系存在“失序”的危险。（《资本主义经济周期与世界政治的百年轮回》，《世界历史》2020年第6期）全球史观拓宽研究视野20世纪90年代，以全球史观为主旨的全球通史编纂进入繁盛时期。全球史力图跨越民族国家的藩篱，强调跨文化互动，探寻全球在时空上的关联。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史研究在中国得到较快发展，一些学者致力于从“全球史”“国际史”和“跨国史”角度，拓宽研究视野，努力深化世界史研究。同时，全球史研究也逐渐显露出研究局限。2020年，国内世界史学者对此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有学者梳理了全球史研究的来龙去脉。杨华、陈祖根认为，全球化的加深推动了全球史研究，而主张“去中心化”的后现代史学也促进了全球史的勃兴，全球史的研究和讨论成为学界热点。总体来看，国内全球史研究呈现“论多著少”的情况。尽管国内学界对西方的全球史理论进行了充分探讨，但是在具体史学实践上仍有不足。虽然出现了一些有质量的全球史实践的著作，但相对于理论探讨的文章而言，全球史实践的文章数量仍很不够，质量也有待提高。（《跨越、关联、互动——全球史在国内的传播及影响》，《清华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如何处理全球史与民族国家史的关系，是学者一直关注的问题。张旭鹏认为，全球史旨在超越民族国家叙事，但对某些非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有着悠久史学传统的国家来说，民族叙事依然有其价值。具体到中国语境，民族国家依然是历史编纂得以展开的重要框架。全球史的目标不是超越或消解民族国家，而是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重塑对民族国家的理解。全球史与民族叙事的这种辩证关系，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史提供了可能。（《全球史与民族叙事：中国特色的全球史何以可能》，《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与民族国家史不同，全球史更多地关注那些超越国家界限并具有大范围意义的历史现象。刘文明认为，在全球史研究中，跨文化互动和全球性公共空间是两个重要概念。在跨文化互动中，相互认知是互动的重要基础，而由相互认知形成的“他者叙事”，自然成了全球史研究必不可少的史料。当“他者”在公共空间中处于强势地位时，“他者叙事”就会成为一种权力话语，进而对当事者的行为产生支配性影响。因此，当西方在近现代全球史研究中运用这种“他者叙事”时，全球史学者应该警惕其中的话语霸权。（《全球史研究中的“他者叙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3期）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美国新劳工史，一改旧劳工史只关注工会和罢工等制度性问题的取向，将注意力转向广大工人本身的历史和文化，标志着美国劳工史学的第一次重大转折。不过，新旧劳工史仅关注美国国内工人的经历。近年来，跨国劳工史则把研究对象扩大到美帝国工人阶级，主张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在美利坚帝国范围内考察劳工史。王心扬认为，跨国劳工史开阔了美国劳工史的研究视野，堪称美国劳工史学的第二次重大转折。同时，它也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最主要的是忽视了美帝国本土工人和20 世纪后期帝国工人的经历。今后，帝国劳工史与传统劳工史将并存于美国史坛，共同构筑一部完整的美帝国劳工史。（《跨国劳工史在美国的兴起、创新与问题》，《世界历史》2020年第4期）历史研究者在相关著作或教材的编纂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采用某种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徐善伟认为，全球通史编纂理论有两个核心观念：一是跨越民族与区域界限而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二是“跨文化互动”。这不仅为破除“西方中心论”或其他形式的“中心论”提供了理论支撑，而且为全球通史编纂提供了新的方法论。但是，西方学者过分强调“跨文化互动”的做法也存有缺陷，突出问题就是对各文明“内在传承”的轻视，忽视了人类文明演进的内部因素。总体而言，西方学者在全球通史编纂中，未能很好地处理“内在传承和创新”与“跨文化互动”的关系，导致了两者之间的失衡。（《当代西方全球通史编纂的成就与困境》，《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5期）孙琇认为，“跨国转向”并未真正突破民族国家史的既有写作框架，它更多是针对美国史家的某种封闭心态而做出的回应，需从美国史学史的脉络中去把握其出现的原因。跨国史陷入了一种两难，它试图突破民族国家史的分析单位，但在实际的操作层面上和具体的历史写作上，又往往不自觉地陷入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理论预设，跨国史并没有提出一种能够替代民族国家史写作的全新分析单位。所谓跨国史的写作，只是试图不断改变观察民族国家的老旧视角，对其做出更具解释力的种种尝试。（《从美国史学史看美国史研究的“跨国转向”》，《全球史评论》第18辑）跨学科、新领域研究受到重视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既有密切联系，又有差别。刘德斌提出，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不仅关注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而且致力于把当代国际关系的来源阐释清楚，对于摆脱国际关系研究中“欧洲中心主义”的束缚具有重要意义。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或者说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可以在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历史学中的“国际关系”研究》，《四川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20世纪后半期，国际关系研究的总趋势是越来越抛弃传统的历史方法，转而追求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化”。然而，冷战结束前后，一些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对国际局势的走向进行了诸多错误预测。王立新认为，这反映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科局限：即采取化约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进行高度简化和抽象，过于追求国际关系研究的“科学性”而忽视了人文性，过度强调国际关系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国际关系理论家的预测为什么失败？——兼论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差异与互补》，《史学集刊》2020年第1期）《史学集刊》2020年第4期和第5期刊登了两组“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概念与体系笔谈”，刘德斌、张小明、孟钟捷、杨军、马卫东、黄民兴、石斌、周桂银、任东波探讨了重要概念与学术体系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提供行之有效的思路，避免对非西方和西方重要概念的误解甚至以讹传讹的现象。近代以来，情感被视为理性的对立物而受到史学家冷落，他们主要考察的是理性的思考和行为，而把感性和情感方面的因素排斥在历史写作之外。20世纪下半叶，在心态史、心理史等史学潮流和多学科交叉的共同推动下，史学家开始将包括情感在内的心理因素作为观察、分析和阐释历史的维度。80年代以来，情感史在西方史学界异军突起，拓展了历史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赵涵对情感史的起源、发展和理论建构进行了回顾与评述，认为情感史勃兴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将史学研究的对象从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等领域拓展到人的内心层面，使情感、情绪、心境和感觉等因素成为观察和探究历史的重要维度。不同于经济史等传统门类，情感史可以被有效地整合到其他史学领域，这一优势是性别、身体、环境和空间等新兴史学分支所无法比拟的。（《当代西方情感史学的由来与理论建构》，《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3期）近年来，一些历史学家试图将情感史运用于近代早期欧洲巫术史研究之中，力图发现巫术和巫术审判中的情感因素，揭示巫术和巫术审判中情感产生效力的机制以及理解作为巫术史研究对象的情感表象等。陆启宏认为，情感史路径为近代早期巫术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模式，极大地拓展了巫术史研究，有助于解释近代早期猎巫的根源和特性。在解释体系中加入了情感的维度后，更有助于理解近代早期欧洲的巫术及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情感史与近代早期欧洲巫术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3期）总之，2020年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有所深入，学术创新意识增强的特点突出，研究领域得到进一步拓展。除上所述外，在区域史、国别史、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外交史、军事史、国际关系史、环境史、社会史、文化史、观念史等领域，学者们辛勤耕耘，均有佳作问世。限于篇幅，难以枚举。特别是《全球史评论》《世界历史评论》《世界历史文摘》三种刊物，发挥了生力军作用，刊发或转载了诸多好文章。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与中国史和考古学相比，世界史研究仍然存在差距，不平衡性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关注少数大国而忽视众多中小国家的研究现象依旧存在，个别研究领域甚至出现长期停滞乃至退步的现象。我们期待世界史学科能够从全球史的视野出发，加强社会主义发展史研究、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关系的研究，以学术的力量助力新时代的国家发展。（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史学部）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周学军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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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绍祥，男，1962年生，安徽金寨人，历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古代史专业委员会会长。主要从事世界古代史、尤其是古典世界历史、古典传统在西方世界的演变等领域的研究。2015年4月，晏绍祥入选2015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名单。喜爱晏绍祥的书友们，TA的这几本书你都看过吗？1.《古典历史研究史（上卷）》豆瓣评分：8.6作品简介：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地论述古典历史研究发展史的专着。作者广泛搜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世界尤其是英、法、德、意、美等国对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进行研究的情况及相关着述作了系统的梳理、阐述，具有拓荒价值。本次在初版（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的基础上有较大篇幅的修订，调整了结构，修订和完善具体的论证，补写新章节来尽可能追踪学术前沿。本卷介绍了从文艺复兴至20世纪前期的古典历史研究状况。书友点评：扩展版《希腊史研究入门》第三部分。学术史本身也是一部厚重的思想史，这一特点大概只有中世纪和大革命能够媲美了。国宝级研究着作。2.《希腊史研究入门》豆瓣评分：8.4作品简介：本书是古希腊史的入门书，作者从古希腊史的概况、研究史、经典着作、基本史料、研究方法等各个方面，系统地介绍了这一专门领域的基础知识，适合作为研究生教材使用。书友点评：感觉本科毕业后就没有闲情读古史了。3.《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上卷）》豆瓣评分：8.0作品简介：作为一种全体公民参与国家管理的政体，雅典民主政治与罗马共和政治从诞生之时起，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随着民主政治的衰败和罗马共和政治的灭亡，古典民主与共和政治逐渐成为一种供人们讨论和评价的传统。中世纪初期，民主与共和传统虽偶尔受到注意，但只是从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时代，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才重新受到较多注意。然而到那时，因为近代西方历史发展的影响，它已经经过改造与发展。书友点评：长于梳理，事无巨细。但也止于梳理，鲜见观点，所以只能是一部优秀的工具书，却不是一部优秀的学术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