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研究杂志

自2015年起，新疆开始使用“教育部编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同时也经历着全面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的历程。对于新疆来说，全面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也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到2018年9月，新疆义务教育阶段294.19万名学生实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100%全覆盖，新疆整体教育生态逐步改善，正在向积极的方向发展。新疆生活着47个民族，其中13个为世居民族。目前，全自治区在校初中生中少数民族学生约占70%，小学的比例更高，约占78%。可以说，没有民族教育质量的全面提高，就没有新疆教育质量的全面提高。新疆教育的改革必须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学改革入手，必须全面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学。只有打破语言不通造成的交流阻隔，才能真正实现各民族的交融发展，才能带来地区经济的全面繁荣，才能实现新疆的长治久安。与先前的汉语课教材相比，“教育部编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更注重语言的整体性，对阅读和语言理解要求更高，文化意味更加浓厚，学习难度更大。对于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师生而言，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具体来说，一是少数民族学生汉语底子薄弱，先前的汉语课停留在组词造句的水平，现在直接进入到综合运用的状态，很多学生无法适应。发音的问题和书写的问题也在困扰着师生，普通话的四声调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说不好掌握。书写方面，很多学生没有书写感。二是大部分学生阅读量严重不足，造成理解力差，不仅影响语文的学习，也影响其他学科的学习。三是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加之少数民族学生从小接触传统文化不多，在学习文言文方面难度非常大。四是与汉族学生相比，写作困难问题在少数民族学生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五是许多学生在家庭中缺乏国家通用语言的学习环境。六是一些教师专业素质不高，无法满足当前的教学需要。虽然受到诸多问题的困扰，但新疆的教育工作者们依然负重前行，想方设法解决问题。尤为可喜的是，新疆有一批可敬可爱的教师，他们不畏困难，不惧艰辛，挑战自我，迎难而上。与此同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也加大培训力度，从自治区、地州、县等多层次多方位展开培训工作，帮助语文教师迅速成长。我们新疆教育科学研究院从2016年开始，组织全区青年教师学科素养大赛，同时举办一年一度的青年教师课堂大赛，让一批优秀教师脱颖而出，成为地方教育的骨干力量。语文学科素养大赛以语文能力为导向，注重教师的阅读能力和语文修养，开设文化试卷、现场作文、背诵、书法、朗诵五项全能比赛。5年来，已经有近千名教师参加此项比赛，在各地掀起读书热潮。今年，又增加了凡参加此项比赛的教师须每年完成不少于6万字教学日志的要求，进一步促进了青年教师语文能力的全面提高。我们把教育扶贫工作作为重点项目来抓。新疆教育厅组织全国知名专家、新疆名师赴疆内民族地区送教，按文体由当地教师和名师同课异构教学，再由专家就文体教学进行专题讲座。具体分“散文教学”“小说教学”“说明文议论文教学”“文言文教学”“诗歌教学”“写作教学”“阅读教学”等多个专题，从教材研读、寻找教学素材、课堂组织、教学方法指导等多角度多维度对教师进行培训。此项活动深受疆内民族地区教师欢迎，每次活动都有数百上千人参加，一座难求。由于新疆地域广大，交通成本很高，今年受疫情影响，我们也尝试进行全区的在线教研培训活动，目前活动已经启动。同时，我们还发挥考试的指挥棒作用。2019年新疆中考实现“五考合一”，所有考生使用同一张试卷。我们深知，要想提高新疆基础教育的质量，必须先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要想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必须在全自治区推动中学生的全员阅读。阅读能从根本上改变每一个学生的知识容量，提高思维能力，为教育夯实基础。为此，我们专门对试卷内容和结构进行了调整。为了推动整本书阅读，我们将名著阅读列入考试内容，并在三年中将分值增加到15分；增加课外浅易文言文，将各类文体的阅读分值增加到67分。这些调整对语文课堂的教学方向起到了引导作用。两年来，各学校纷纷改变教学模式，开始真正着手抓学生的阅读。为了及时发现新教材使用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必要的教学指导，新疆教育厅每学期都组织专家赴一线听课调研，足迹覆盖了全区大多数民族乡镇学校。经过充分调研，我们收集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现行统编教材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来说有些难，但难点不在教材本身。当前，要改进统编教材的教学，首先必须建设完备的语言学习系统。其中，最重要的是阅读系统。阅读系统要从学前建起，并使之科学化，即要建立阅读标准，使阅读教学变得可操作；要让学生有大量的课外读物可读，这些读物要与教材形成互补，要有趣，还要贴近生活，符合学生实际。从学前到九年级，要进行科学的阅读量测定，对文本的难度、词汇量、特殊句式、文化典故要有量化标准。其次，要加强文化熏陶，把语文学习置于文化的大背景之中。要让学生了解中华先贤人物，了解中国历史，掌握文化典故，培养文化认同感。加大成语学习的力度。成语是中华文化的“微缩景观”，很多成语与先贤人物、文化典故有关，学习成语就是在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一些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文言文存在困难，而改变这一状况的根本方法就是给学生提供读本，通过阅读进行文化熏陶。再其次，切实提升教师的专业能力。统编教材的编写十分用心，从教材的结构框架、单元划分到课文选择和教学设计堪称匠心独具。真正理解教材、挖掘教材、用好教材，是提升教学质量的关键。民族地区的语文教师培训要注意三点：一是阅读写作等语文能力的培训，二是语文教学常规技能的培训，三是语文专业修养的培训。现在民族地区师资普遍紧张，我们要提升现有教师的能力与教学积极性。我们建议，国家应当投入一部分资金，让非文学专业的教师利用假期回大学进行文学专业方面的学习，哪怕对课程进行压缩，也要让这些教师接受基本的专业训练。如果教师的专业不合格，造成的损失将是不可挽回的。值得欣慰的是，统编教材给教学既带来了挑战，又带来了无限的乐趣。笔者调查了喀什、和田、伊犁、阿勒泰等地区，师生大都表示，与以往的其他教材相比，他们更喜欢统编教材，因为统编教材很多都是经典名篇，选文精美，更具有文学气质，更有文化味，有想象力，视野宽阔，丰富了孩子们的思想，加深了孩子们对世界的认识。虽然现在教学中还面临着许多困难，但是他们有信心教好、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白桦中学的老师说：“使用统编教材让全体学生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统编教材增加了少数民族学生接触古诗文的机会，提升了学生对文学的喜爱，提高了学生的表达能力”。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相信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新疆民族地区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会越来越好，这必将带动新疆基础教育的整体提高。也请党和国家相信，我们一定会给时代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作者董明实，系新疆教育科学研究院语文教研室主任，《中国民族教育》杂志2020年第11期）作者：董明实

出土文献研究专刊专栏导言 虞万里关于《吴越春秋》一段疑难文意的解释 刘钊内容摘要：《吴越春秋·吴太伯传》“吾以伯长居国，绝嗣者也，其当有封者，吴仲也，故自号勾吴，非其方乎？”一段文意存在着疑难，不易理解。以往的注释和翻译大都有问题。其实句中“绝嗣者也”的“绝”字应该是“继”字之讹。句中“吾以伯长居国，继嗣者也”是用太伯在周的身份，即以“继嗣者”扣合“勾吴”的“勾（句）”的通假字“后”，而“其当有封者，吴仲也”是用应该接受分封的吴仲的名字中的“吴”字扣合“勾吴”的“吴”。关键词：《吴越春秋·吴太伯传》　勾吴　绝嗣　后【作者简介】刘钊，博士，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古代汉语。清华简新见郑国人物考略 程浩内容摘要：清华简《郑武夫人规孺子》中的边父，从人物行迹与名字关系来看，或即庄公时期的重臣公子吕。《郑文公问太伯》中的太伯，行辈为文公叔伯、身份为小宗宗主，比照史料对郑国前期公族的记载，其人为公子吕之孙、公孙阏之子的可能性比较大。公孙阏、太伯以及同篇的堵之俞弥一脉，皆因公孙阏之字“子堵”而为郑国堵氏。《良臣》、《子产》中的周之遗老与子产师辅，也大都见于文献。“桑丘仲文”或为“乘丘仲文”之讹，乃是以鲁地乘丘为氏。“杜逝”即“杜泄”，曾为鲁叔孙氏之宰。“子剌”虽未见于经传，但从近出的青铜器铭文来看，其为郑庄公之裔孙，同时也是郑国列氏的先祖。关键词：清华简　郑国　边父　太伯　子产师辅【作者简介】程浩，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出土文献与先秦史。三晋伐齐前后齐国一方人物史迹初考——以清华简《系年》为中心 杨蒙生内容摘要：三晋伐齐是先秦时期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然而，由于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很多历史文献丧失殆尽，与之相关的众多人物和问题变得扑朔迷离。清华简《系年》中，则有许多三晋伐齐前后人物与史事的原始信息。以置身其中的齐国一方的人物及相关问题为例，通过对《系年》和相关传世文献的对读与研讨，不仅可以了解到三晋伐齐期间发生的“陈 子牛之祸”的具体细节，揭示“和子之乱”的真相，补证田齐世系，还能在当时的背景下，将楚声王熊当的一系列相关活动合理纳入其中。凡此种种，无不表明清华简《系年》对于先秦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关键词：清华简《系年》三晋伐齐陈 子牛陈和陈淏楚声王【作者简介】杨蒙生，博士，北京语言大学、北京文献语言与文化传承研究基地讲师。研究方向：古文字学、先秦史、文献学。秦二世元年诏书解读 何有祖内容摘要：2013年在湖南益阳兔子山9号井出土的秦二世诏书，是重要的秦代文献。本文对秦二世诏书文本加以解读，对毋以、扰、令等字词做出新的解释；将诏书内容与传世文献对照，校勘《史记·秦始皇本纪》、《新书·过秦》断句方面的问题；对秦二世诏书公布之后的影响做文献学考察。关键词：秦二世　诏书　释读　性质【作者简介】何有祖，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简帛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古文字与战国秦汉简牍。《儒家者言》“未解章”初揭——现存最早经传合璧的《孝经》抄本 苏成爱内容摘要：在出土后的将近50年时间里，定县汉简《儒家者言》的第24章一直未得到确切的考释。其实，简文与《风俗通义》所引《孝经》相同，以此为突破口，可以确定此章为带有经说的《孝经》，是现存最早的经传合璧的《孝经》抄本，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弥足珍贵。关键词：定县汉简　《儒家者言》　《风俗通义》　《孝经》【作者简介】苏成爱，历史文献学博士，安徽财经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研究方向：儒家文献与兵家文献。肩水金关汉简释文勘补 王锦城内容摘要：肩水金关汉简为汉代西北边塞屯戍生活的实录，主要以官私文书和簿籍为主。整理者对其所作释文中尚有一些释读有误或暂未释出的文字，本文据字形和文义作了一些勘补，共计十九则。关键词：肩水金关汉简　释文勘补【作者简介】王锦城，文学博士，浙江理工大学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出土文献与古文字。肩水金关汉简“通道厩谷出入簿”编连与研究 姚磊内容摘要：本文对肩水金关汉简“通道厩谷出入簿”的编连展开研究，认为简册至少有七十八枚简，时间上至少是分布在连续两年里的七个月份的记录，并借鉴居延汉简永元器物簿的编连，对“通道厩谷出入簿”进行初步的编联。还讨论了过客、传马、当食者、误书等问题。关键词：肩水金关汉简　通道厩谷出入簿　编连　研究【作者简介】姚磊，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先秦秦汉史、出土文献。399年宝贤写卷即东晋昙无兰抄略《千佛名号》考——兼论5世纪前的古法唱导与佛名抄略本的关系 李灿内容摘要：本文首次公布安徽博物院藏399年宝贤写卷的完整录文，并通过对比宝贤写卷与昙无兰《〈千佛名号〉序》中的记载，证明其真实身份很可能就是东晋昙无兰抄略自《贤劫经》的《千佛名号》（或称《贤劫千佛名经》）残卷，而该文献此前久已失佚。文中进一步推测，作为现存最早的抄略类佛名文本，写卷（即《千佛名号》）制作最初可能是基于唱导古法（即5世纪之前的唱导作法）的仪式实践需求——古法唱导中的两个主要仪式程序，可能分别催生了佛名和因缘譬喻故事两类抄略本，二者在古法唱导仪式中可能存在伴生关系。同时，这件写卷不仅为研究古法唱导提供了首件实物例证，也有助于理解5世纪前中国佛教八关斋日的仪式活动实践。关键词：宝贤写卷　昙无兰《贤劫千佛名经》　《千佛名号序》　古法唱导　贤劫经【作者简介】李灿，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梵语巴利语教研室讲师。研究方向：初期大乘佛教、中国佛典翻译史、佛教仪式文献。《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经》考——兼论陆修静目录“未出一卷”和“卷目”问题 郜同麟内容摘要：伯2861＋伯2256号“灵宝经目录”中的“卷目”是指陆修静所见经书的题目，并非某种目录的简称。“灵宝经目录”中的“未出一卷”，当从大渊忍尔等学者从上读，是指两卷的《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有一卷未出。“灵宝经目录”中所说的“智慧上品三（大）戒三卷，二卷已出”，二卷是指《罪根经》和《太上洞玄灵宝智慧上品大戒》。在陆修静及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罪根经》仅有一卷。《正统道藏》中《罪根经》卷下的主要内容是后人根据“灵宝经目录”或类似文献中《罪根经》两卷的传说造作的，其造作的依据包括《法轮经》《明真科》《黄录简文》等。另外，有学者认为《太上洞玄灵宝智慧上品大戒》的成书晚于《罪根经》一类的“元始旧经”，这也是靠不住的。关键词：《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经》　《太上洞玄灵宝智慧上品大戒》　灵宝经目录【作者简介】郜同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敦煌学，经学。从敦煌写本看失传类书《籯金》的编撰目的与编排体例 高天霞内容摘要：从敦煌遗书中保存的9件与《籯金》相关的写本可见，《籯金》为唐人李若立所编的一部分类简明、注重时需的小型类书。《籯金》的编撰目的在于纠正当时类书分类苛细、不便检索的弊端，以突出类书的实用功能。《籯金》百篇，分为五卷，基本编排体例是“先录其事，后叙其文”。然由于该书成于一人之手，受当时的编纂条件及个人编纂能力所限，且在流传过程中又经过后人的改编和删略，故今日所见《籯金》众写本存在诸多不完善。关键词：敦煌写本　类书　《籯金》　体例【作者简介】高天霞，博士，河西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敦煌文献语言文字。郭茂倩题衔与赵子游墓志——一件出土碑刻上的宋代人物信息 陈瑞赞内容摘要：《乐府诗集》的编者郭茂倩曾于北宋元符年间知温州永嘉县事，在县治华盖山蒙泉刻立观音海神像碑。此碑后于南宋绍兴末年被采作赵子游的墓志石，2015年出土于赵子游墓室。观音海神像碑有郭茂倩题衔，可以补充郭茂倩的仕履信息。赵子游曾知南外宗正事，墓志的出土，也可以补充《宋史·宗室传》有关赵子游记载的不足。关键词：郭茂倩　题衔　仕履　赵子游　墓志【作者简介】陈瑞赞，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明万历十年舟曲《丈地均粮碑》考释 马振颖、赵世金内容摘要：甘肃舟曲的《丈地均粮碑》刊刻于万历十年（1582），碑中详细记载了万历年间在舟曲实行赋税改革的起因缘由及经过结果，再现了舟曲地区“丈地均粮”这一历史事件。目前学界研究“一条鞭法”在北方的施行情况时面临不少问题，如资料较少、范围不够大、程度不太深入，舟曲的《丈地均粮碑》恰是万历年间“一条鞭法”在陇右地区推行的实例，对于明代赋役制度及经济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关键词：舟曲　丈地均粮碑　万历　欧阳策　“一条鞭法”【作者简介】马振颖，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敦煌学、碑刻文献学。赵世金，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佛教史、西北史地。《甲骨文合集》《补编》等所著录国图藏甲骨校勘记之一 赵爱学内容摘要：对照国家图书馆藏8415至9917号甲骨实物，校勘补正《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补编》等著录书及相应释文书，可补缺拓背面、正面8例，校勘拓片不清晰导致的释文错漏109条，校勘手误或技术性错误导致的释文错漏12条，补充《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字编》等未著录或稀见字形、辞例、骨形等23例，补正《甲骨文合集》及《补编》“材料来源表”错漏27条，汇总重复著录24组，“材料来源表”漏藏地“北图”及重复著录者多出自《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甲骨续存》（上）二书。可见甲骨实物校勘的重要意义，以及梳理清楚甲骨的递藏源流及著录脉络，对编纂集成性甲骨著录书的重要意义。通过对照相关释文成果，可见“汉达文库———甲骨文库”的释文虽稍有疏漏，但较为精审，校勘较为全面。关键词：善斋甲骨　释文　校勘　漏拓　来源表　重片【作者简介】赵爱学，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甲骨学、古籍收藏史。专刊导言虞万里（上海交通大学）　吾国学术，溯自春秋，以至当今，其书写载体经吉金、简牍、帛书、纸张之改，所用字体由籀篆而古文、而隶楷之变，之后基本固定在纸张和楷字之间，偶尔伴之以石刻、钟鼎与篆隶。清末民初以还，甲骨、金石、敦煌残卷等各种文献相继涌现，学术研究形式丕然一变。处今日之世，考证文史无不利用新材料，诠释旧史文，亦即利用出土文献，印证传世文献，本期专刊诸作，即是显证。新材料——出土文献固然重要，但出土文献必须有科学发掘、妥善处理，正确识读，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由于历史原因，无论甲骨卜辞、铜器、墓志、简牍乃至敦煌文书，其发掘和发现之初，都有不同程度的破坏、散乱，加之传拓、摄影不精，导致其利用价值受到限制。就卜辞而言，初期出土并非科学发掘，龟背腹甲，一块碎为数片，流转于公私收藏家之手，以致参商暌隔，世纪相望。而影拓技术，高低悬殊，以致字迹莫辨，断辞难连。上世纪末所编之《甲骨文合集》《补编》受条件限制，汇集影拓时，无法全部核对甲骨实物，留有遗憾，致使《摹释总集》《释文》等离释文之准确性犹未达一间。其后虽有专家不断匡补纠正，仍有未尽。甲骨文的价值与成果已催生出巨著《商代史》，功不可没。如今其所面临仍有两个艰巨任务：一是残片缀合，二是实物校核。缀合工作自王国维率先入手，揭示殷商先公先王次序，其后明义士、董作宾、郭沫若、曾毅公、屈万里，以致最近的蔡哲茂、黄天树团队，相继拼合，成绩斐然。非实物的缀合很大程度要依靠影拓的清晰与准确，故而摹拓与实物的校核必须引起重视。赵爱学《〈甲骨文合集〉〈补编〉等所著录国图藏甲骨校勘记之一》即是用实物校核的力作。作者以国图所藏善斋甲骨实物一千五百多号与《合集》《补编》等对校，纠正因拓本不清晰或技术性错误导致的释文错漏、不同来源的重复著录、缺拓正面或背面，以及材料来源表错漏等约200馀例。实物校核可以促进残片缀合，残片缀合可以精确释读文字，正确的文字释读将推进商史研究。这是百年来甲骨学的新一轮研究。敦煌残卷涉及经史子集，故敦煌学即四部学。然敦煌残卷可以让我们从微观上深察中古西北地区民间经史子集之细节原貌，故无碍其成为独立的敦煌学。东晋宋齐是上清经和灵宝经造作的繁荣时期，然因教派缘故，造作之经或秘而不宣，故因应经名而补作、伪造之经亦应运而生，造成六朝道经真伪丛杂之现象。灵宝派道经虽相传由东晋末葛巢甫所造，然其渊源可追溯到东汉之《五符经》和《二十四生图》等道经。确切而言，葛巢甫所传新灵宝经，有新造，也有因袭。正统《道藏》所收，更杂有后世补作伪造之内容。出于敦煌的P2861和P2256两残卷经日本大渊忍尔拼合成《灵宝经目》。经目上多有“宋法师云”字样，盖即南朝梁宋文明《通论门》内容。《通论门》系据宋陆修静《灵宝经目》而撰成，故残卷经目保存了陆修静时代之灵宝经实况，亦即陆修静于元嘉十四年（437）撰写《灵宝经目序》前后的灵宝经经数。从东汉末年到宋元嘉长达二三百年间所造作的灵宝经，其时代、作者及真伪等都需要作精细的考证。郜同麟《〈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经〉考——兼论陆修静目录“未出一卷”和“卷目”问题》，即是考证《灵宝经目》中《罪根经》的部分内容和文本来源等问题。大渊忍尔《经目》中有《智慧上品大戒》三卷，二卷已出；卷目云，《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二卷，未出一卷。意为《罪根上品》有一卷未出。学界多从其录所理解。也有学者认为此处“未出一卷”指下文《太上洞玄灵宝智慧上品大戒》。文章从经目体例契入，分析今《道藏》所收二卷本《罪根经》之下卷内容与上卷有矛盾，且南北朝道经所引《罪根经》有不见于今本者，进而分析经中所载对话文字，指出其杂凑痕迹。由此推测南北朝《罪根经》只有一卷，至隋唐之前，已有不止一种的二卷本《罪根经》出现，这应是道流看到经目有“未出一卷”而“补作”伪造。深入《道教》内容，比勘文献，推进了六朝灵宝经的研究。自曹魏《皇览》到有清《渊鉴类函》，期间出现之公私、大小类书有数千部之多！敦煌之类书，大多为民间类书。敦煌《籯金》有九个残卷，相关研究论著已超过十篇。但就《籯金》之编纂目的和特点而言，尚有申发馀地。高天霞《从敦煌写本看失传类书〈籯金〉的编撰目的与编排体例》即着力于此，予以分析探讨，并指出《籯金》有节本与改编本。删节与改编是前刻本的抄本时代之常态，因抄写不便和需求不同，各人都会根据需要删节或增益所需内容。《隋志》所录多种六朝节钞本类书可觇一斑，可为本文佐证。文中提及P.2537残卷“陈仲蕃：后汉人，周景为预（豫）州太守”一语，此处“豫州”作“预州”，是避唐代宗李豫之讳。然如作者揭出同一残卷另有“豫章宫”和“出豫宣游”名词与短语仍作“豫”，适足以证明《略出籯金》系民间抄手摘抄《籯金》的残卷。民间为启蒙益知，抄写随便，或讳或不讳，甚或回改讳字，往往而有，且几经传抄，遂致一卷之内正字讳字并见，此皆敦煌民间抄本的特点。安徽博物馆所藏宝贤写卷《千佛名号》，系宝贤道人于北凉神玺三年（399）在高昌所写，尽管其收藏流转尚待考证，仅就其书写年代早于多数敦煌写卷而言，无疑是一件稀世珍宝，已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王丁曾就《名录》公布的照片指出其与西晋竺法护《贤劫经》有关联，然因当时佛名经本子较多，故提及东晋昙无兰的摘抄本《贤劫千佛名经》亦应在考查之列。李灿《399年宝贤写卷即东晋昙无兰抄略〈千佛名号〉考——兼论5世纪前的古法唱导与佛名抄略本的关系》则首次对写卷进行完整录文，揭出其与竺法护译本之差异，然后拈出《出三藏记集》中昙无兰的《千佛名号序》，分析两者的编辑方法，认定两者一致，皆出于竺法护译本，进而考证这种佛名抄略本用途与五世纪前古法唱导仪式有一定关系。二十世纪以来，对战国秦汉以后之历史与学术有极大冲击与推进者，当数简牍与碑志。由流沙坠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以迄郭店楚简、上博楚简、清华楚简、北大汉简等，虽曰地不爱宝，实因人重希珍。碑志地劵，历朝代有，北邙英魂，长安缙绅，乃至平头小民，争尺土之地，营一穴之安者，无不纷纷显世，仅就李唐一朝，墓志已逾万方。百馀年来，学者为此而撰写之札记、论文、著作之数量，谓其恒河沙数，未免言过其实，云其铺天盖地，差可状其形态。其所补苴之史实、纠正之史误、抉发之史疑，几可谓无书不有，无朝不有。然学者从事出土文献之研究，亦呈现一种倾向，因简牍碑志系当时原物，且一旦书写镌刻成型沉埋千年，无法窜改，故学者比勘传世文献，多立足此点而指责传世文献经后人窜改之误之失之陋，甚至抨击传世文献之伪。笔者尝以平等心态，取郭店、上博简《缁衣》与传世文本对校，对简牍研究中之偏向略有纠正。兹再以岑仲勉在《贞石证史》揭示之二敝，以佐吾说。岑氏谓以贞石证史，一是过信石刻。石刻之可贵，在于一经刊刻，难于挖改，相对于书籍传抄、翻刻易于转讹，自有其优点；然在碑志草拟、撰述阶段，仍有作者笔误、钞胥写讹。且历代碑志，多假手学术寡陋之人，反不如修史饱学之士。二是史书为官修，碑志乃私撰。碑志与列传，旨趣不同，私撰碑志，为光耀门楣，务尽其详；官修列传，格于体式，必须精简。然证史者恒责史书失载。故岑氏指出：“史之缺，正准乎史之例，其失反在乎责之者。”可见碑志与史传之优劣长短，未可一概而论也。以岑说反思简牍研究，同一原理，盖简牍之抄写者未必是饱学之士，所据传本之误，抄写之疏，篆隶古文转变之讹，简牍断烂错位之舛，随时随处多有；反之，向歆校书，罗列众本，一人持本而读，一人勘本而校，择善而从，取舍有例，乃至写定上素，亦有其严格程式。故帛书简牍与传世文本之优劣，亦未可一概而论也。岑谓古代碑刻多假手弇陋三家村学究，此固屡见不鲜，然亦尽多有文人名流措手其间者。2015年温州瓯海地区出土碑刻一方，一面是线刻观音神像，有郭茂倩题衔；另一面是墓志。此方刻石之价值在于，郭茂倩是《乐府诗集》编纂者，而墓主是宋代宗室赵子游。陈瑞赞《郭茂倩题衔与赵子游墓志——一件出土碑刻上的宋代人物信息》对郭、赵二人履历予以考证。郭之《乐府诗集》流传千年，广为人所引用，然其仕途除“河南府法曹参军”外则阙然少所知晓。题衔署“通直郎、知温州永嘉县事、赐绯鱼袋郭茂倩”，作者就其实职详加考证，补证了温州府县志之缺失。赵子游墓志系自撰，亦古人自撰墓志一例。子游登崇宁五年（1106）武科进士，史所不载，此亦可补龚延明、祖慧《宋登科记》之阙。作者征引文献，勾稽子游转官仕履，与墓志互证。石刻碑志，志之所载详于人而略于史，碑之所记详于史而略于人。中原皇朝政策推行与记载，亦详于东南而略于西北。明代一条鞭法在西北实施状况如何，甘肃舟曲《丈地均粮碑》透露出实际信息。马振颖、赵世金《明万历十年舟曲〈丈地均粮碑〉考释》详细解读碑文，联系史实，揭示出西北地区施行一条鞭法的实例，可补明代赋役制度史料之不足。竹简最大的价值，在于补足历史缺环，串联解读历史史实，证实历史文献的错误。先秦的诏书本是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献，何有祖《秦二世元年诏书解读》对湖南益阳兔子山9号井出土的秦二世诏书几个关键词汇重新解释，更完整、正确地显示了诏书内容，其“始皇帝”三字换行顶格，展示了延续二千年的诏书格式。作者更以诏书“与黔首更始”一语，结合北大简《赵正书》“与天下更始”文，校核《史记》《新书》传世文献，纠正其句读错误，可谓信而有征。然引学者解“更始”为“变革”、“更改”，与后世“改元新政”相联系。笔者以为，“变革”、“更改”似与旧君政策有所抵牾，不随萧规，是否对尸骨未寒的旧君有所不敬？“更”有重新之义，“解除故罪”与“大赦罪人”是既往不咎的推恩政策，此种举措历朝新君即位多予推行，所以“与民更始”释作“与黎民一起从新开始”似更确切。竹简之正误异同，可以争论，可以探研，而竹简文字所显示之古代经传之样貌，则是极其值得珍视的。苏成爱《〈儒家者言〉“未解章”初揭》一文，揭示“未解章”为汉代经传合璧的《孝经》抄本，意义非常重大。文献记载，马融为省两读之便，将经传合一。笔者曾指出：《丧服传》和《夏小正》之经传合一，是马融的先驱，今得《孝经》经传合一之简牍，可以证实经传合一之形式确实在马融之前已经产生。先秦人名和表字有字义关联，此为王引之以来所习知。然金文、《左传》中人名称谓恒与姓、氏、谥、爵、官职、行以及美称等搭配，以致《左传》中二千四五百人名让人目眩眼花。竹简人名以古文异体显示，更使人无所适从。程浩《清华简新见郑国人物考略》，结合铜器铭文、史实，从世系、人物事迹、文字字形等进行甄考，其结论足可供人参考。如公孙阏字子都，王引之释阏为遮拥，都为聚。《禹贡》“荧播既猪”，孔传解为“已成遏猪”，《正义》云：“言雝遏而为猪。”猪，《史记》作“都”。猪、都皆从“者”声。作者以之与郑国堵氏相联系，而佐以简牍《郑文公问太伯》之“堵之俞弥”为证，可谓得其骊珠。返观张澍释阏为美，解都为雅；朱骏声以阏都为叠韵字，皆属猜想，由此可见简牍文字之可贵。由人物而至于史迹，杨蒙生《三晋伐齐前后齐国一方人物史迹初考》则就清华简《系年》之人名，与传世文献对勘，借以勾稽史实，连缀片段，希冀系联先秦史某些缺环，尤其是三晋伐齐期间发生的“陈子牛之祸”细节。此种以人为中心来聚集、梳理历史片段之方法，源自日本学者森鹿三，尽管作者是否有此意识是另一回事。以人为中心可推衍到以烽燧、关卡、通道等为中心的编连研究。姚磊《肩水金关汉简“通道厩谷出入簿”编连与研究》即属此类。“通道厩”研究始于李均明，他鉴于通道厩为居延汉简所未闻，而对汉代交通体系关涉甚大，遂与敦煌悬泉厩作比较，谓此厩是河西走廊通向漠北的唯一孔道。荒漠中的关、厩，啬夫、啬佐和往来官吏、过客乃至马匹之粮食是至关重要的事物。作者由此进而关注通道厩的粟谷粮食，编连相关简牍，区为十一组，并对具体廪食对象进行考证。任何一批竹简的初步整理，多会留下文字识读中的遗憾，以待学者拾遗补缺，即使以汉隶书写的肩水金关汉简也不例外。王锦城《肩水金关汉简释文勘补》即是对金关简第（一）至（五）辑释文依据字形和文义进行勘正，足可补苴原来释读之不足。利用甲金、简牍字形来诠释传世古籍中疑难字词，萌于晚清之吴、孙，张大于民初之罗、王，至于省吾著成《双剑誃群经、诸子新证》，可谓蔚成大国。自后随甲金文研究之深入和简牍成为显学，此类零星考证仍层出不穷。刘钊《关于〈吴越春秋〉一段疑难文意的解释》亦系用战国简牍字形“绝”、“继”形似甚至同字，重新串讲《吴越春秋·吴太伯传》“吾以伯长居国，绝嗣者也，其当有封者，吴仲也，故自号勾吴，非其方乎”一语。谓“绝”是“继”字，“绝嗣”当是“继嗣”，太伯为长子，是当然的继嗣者，一字之易，使前后文义豁然贯通，怡然理顺。此固然是拜重见天日的简牍字形之赐，亦是作者善于贯通传世与出土文献之巧解。笔者以为，随着古文字之定形与古文字学之成熟，以古文字字形来重新解释、纠正传世古籍之误读、误释，是今后必由的康庄坦途，它将成为本世纪新古典文献学的基石。

来源：网络NLP的应用：NLP给个人成长、企业培训、心理咨询、培训师培训、社会服务、营销培训等行业带来震撼性的改革和启迪，NLP的精髓正在这些行业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成为其中不可缺乏的核心工具。这些行业中的世界级的知名人士大多接受过NLP的培训。至于由于NLP而受益的世界级名人更是多得不可胜数，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南非领袖曼德拉、英国王妃戴安娜、美国著名电影导演斯皮尔.伯格、网球明星阿加西、陈安之的老师世界级激励大师安东尼.罗宾、美国著名节目主持人拉里.金等都参加过NLP的辅导。目前，NLP已被公认为有效提升个人和公司竞争力的最重要学问之一。至今，美国《财富》杂志排名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60%的企业引入了NLP培训，并取得了显著效益。NLP释义：NLP是NeuroLinguisticProgramming的英文缩写。N代表Neuro，指的是人类在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身体去感觉、用舌头去尝，以及用鼻子去闻的过程中，同时也发生在神经系统内的一些心理历程--也就是我们在进行内在思考的过程中，以及在体验外在世界的过程中所使用到的一些感觉。一切我们所了解的，以及我们描述为意识的事物，都经由这些神经系统的窗口进入到我们的大脑。L代表Linguistic，指的是语言，在我们与别人的沟通时，以及在我们思想并组织自己行为时所扮演的角色。NLP帮助我们运用日常语言来做出更好的思考和更成功的行为。P代表Programming，指的是我们可以用来设定我们本身思想行为的方式，就像电脑被设定程序做某些特定的事情一样。NLP这门学科的名字也反映了约翰·葛林德（JohnGrinder）和理查·班德勒（Richardbandler）两位创始人各自的专业背景。NLP：无与伦比的人类智慧科技在众多对人类行为心理运用方式的学科研究中，NLP（神经语言程式学）是至今为止已出现的能够改变人类心态行为的方式，并使其到达卓越颠峰的行为心理学科中效果最迅速、威力最强大的一种。自上世纪70年代约翰·葛林德（JohnGrinder）和理查·班德勒（RichardBandler）两位创始人在美国加州大学SantaCruz分校开始着手研究以来，经过二十多年不断的发展，目前在北美与欧洲各国，NLP已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术，被广泛应用于人际沟通、个人成长、身心健康、企业经营管理、个人与组织学习、教育训练、心理治疗与成功辅导等领域，效果无与伦比，颇受赞赏，蔚为一股学习的新风潮。目前全世界已出版的NLP书籍，英、德等文版有三百种左右之多，各种语言的NLP专业杂志约有十种，英特网上的NLP网站约有200多个。此外，目前世界上从事NLP训练机构约有1000个以上，欧美的三十多个国家已有全国性的NLP协会，更有两个国际组织在实施NLP专业资格的国际认证作业。NLP在亚洲国家的应用现状：如此杰出而深受重视的一门身心科技，是在最近几年才开始出现在亚洲各国，尤其是华人地区，至今，中广国际教育总裁眭金娥女士是中国大陆赴美国NLP大学学习研讨的第一人，美国NLP大学的研修大厅100多面国旗中的五星红旗是她亲手制作悬挂的。亚洲地区NLP技术的传播、应用和发展较迟，主要有以下原因：（一）NLP的训练与应用，是在英语国家发展而来的，在过去都以英语传播，华人学习不易，较早接触NLP的以美籍华人为主。（二）行为心理应用行业在亚洲各国的发展和应用较迟，迄今仍由传统的心理学和精神医学为主。较新的行为心理应用技术，仍然未受到普及和重视。（三）亚洲各国近年积极发展经济，重视物质科技的发展，而人文科技无论是研究还是应用发展，仍然落后与欧美先进国家，其实，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包括科学及工业制造技术，其基础其仍然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在起主要作用而非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的提升和应用和发展（humandevelopment），大力推广和应用NLP这样的新兴行为心理科技已经刻不容缓。大凡一门新学术或新科技引进一个国家，其最大的困难或障碍，除语言以外，社会习俗与文化因素，往往是更大的原因。因此，新学科在一个国家的建立与普及，最大的困难其实不在书籍教材翻译，而在技术的本土化及本土人才的培养。这点由近代心理学引进我国近百年之后，迄今仍在为建立本土心理学而开会研讨及各自为政这个事实，足以得到证实。NLP的特点和优势：NLP神经语言学所探讨的是：不同领域的顶尖人物获得杰出成就的方法，以及如何复制他们的思考与行为模式的方法。NLP与我们思考时发生的一切，以及我们的思考对我们本身行为及至他人行为的影响都有关。NLP让我们知道，人类要如何才能够思想得更好，并因此而获得更多的成果。NLP教我们如何沟通，不论对内或对外，所产生的是可以分辨平庸与卓越的巨大差别。NLP并非仅仅是一个新的理论名词，它是非常实用而高效的科技。NLP以一种你我都可以运用来得到同样卓越成果的方式，去模仿有杰出表现者的思考和行动的方式。NLP既是个人成长的卓越艺术和科学的融合。NLP之所以是一种艺术，是因为我们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与从不同的，而且任何的描述--特别是感觉、心态和信念有关的--也必然是个有高度主观性的。NLP更是一门科学，目前还在不断发展和更新，NLP整合了多种可用于辨识成功行为模式的，经过深入研究的方法。NLP有许多有效的假设前提，譬如：人的每一个行为背后，都有其正面的动机存在；地图不是实际的地域；有效果比有道理更重要；没有失败，只有因果……NLP神经语言程序学通过一套完整、深刻、独到的理论，配置科学、实用、快捷的操作方法，协助人类从意识领域和行为习惯上改变自身缺陷和弱点，建立积极自信的人生理念，为人类自身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NLP的应用与其它学科的差别，有许多独特之处：第一，过程快而效果持久。第二，肯定正面动机而无负面影响。第三，高效激发潜能。第四，不断学习，不断成长，不断发展。NLP是适应能力非常强的人类智慧科技。如果某一项特殊的技巧不能立刻产生效果的话，NLP能让你改变你的行为模式，能及你对自己所面临的特定情况或问题的思考方式，直到你能够得到你所追求的目标为止。一旦你抓到少数基本原理、原则的窍门之后，你就能够轻易地做出这些改变，并因此对你作为一个人的思考方式，以及你的思考历程对你的行为乃至往后的成就所造成的影响，得到更多的了解。NLP提供给你一整套能够帮助你掌控自己人生、改变自我的心理技巧。现在，中国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学习NLP的热潮之中，他们中的很多人正在用自己成功的奇迹来证明NLP的神奇与伟大，并享受着NLP带给他们的快乐和惊喜。同时，NLP的精神、观念和技巧，也正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被不断地开发、拓展和传播，指引更多的人如何生活得更加富足、成功、品质卓越。

汉语国际教育是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这项事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学科理论建设呈现滞后性。学术期刊是学术研究成果发表的重要阵地，是学术研究成果传播的重要途径，对汉语国际教育学科建设的助推作用不容忽视，应充分发挥其对事业发展的理论指导和学术支撑作用。汉语国际化汉语国际教育是由20世纪80年代始建的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发展而来，是一个近十年来快速成长起来的新兴学科，对推动汉语和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汉语国际教育学科理论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各方面都还在不断建构、完善中，需要依托稳固的学术阵地建构、完善自身理论体系，并大力传播学术理念。这也相应要求政府、学界、出版界等各方力量协同共建、合力建构汉语国际教育学术命运共同体。具体来说，政府等有关部门宜在学科顶层设计、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等方面予以倾斜、扶持，学界宜在理论研究、实践探索等方面大力推进，出版界宜在相关专业期刊出版等方面加强专题策划，推动汉语和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出版工作是重要的一环，学术期刊可以促进汉语国际教育的学术表达和传播，获取相应的国际话语机会与权益。专业期刊助推汉语国际教育是一项需要系统推进、专项投入的工程，有大量工作需要开展，其中有几个较好的抓手和着力点。首先，学术期刊出版应关注汉语国际教育前沿研究。近年来，《国际汉语教育》《国际汉语教学研究》《汉语国际传播研究》《孔子学院》《国际汉语学报》《国际汉语》等针对汉语国际教育领域的专业期刊陆续创刊。《语言战略研究》2018年开设“汉语国际教育”专题。这些专业期刊、专门栏目为汉语国际教育研究拓展了学术阵地，但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理论体系建设才刚刚开始，仍需要更多学术期刊（包括北大中文核心期刊、CSSCI期刊）对汉语国际教育领域予以关注，为汉语国际教育学科提供更多的论文发表机会，还可以通过组织专栏等方式来聚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前沿，以便发挥期刊集群效应。实际上，汉语国际教育领域还有众多问题有待专题研讨，如汉语国际教育学科基本理论体系的建构、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汉语国际教育国别化研究、海外华人对汉语国际传播的作用、已有汉语国际教育培养人才的就业追踪等。其次，学术期刊出版应力促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与国际二语教学研究接轨。第二语言教学是一个重要的学科领域，关系着一国的国家语言文化能力。汉语国际教育实际上也是第二语言教学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学术期刊在组稿时可以“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在发表国内优秀研究成果的同时，积极向世界第二语言教学领域专家（尤其是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研究的国际专家）约稿。国内期刊社还可以利用渠道优势，积极协助汉语国际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在国外学术期刊开辟专栏，以促进汉语国际教育研究成果的国际传播，增强汉语国际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另外，出版社还可与国际相关领域学术期刊共同组织高端学术论坛，推进汉语国际教育与世界学术界的对话。最后，学术期刊应加强自身建设，为汉语国际教育搭建更广阔的平台。《国际汉语教学研究》《语言战略研究》都是出版社办刊，这些出版社与德古意特、卢德里奇等国际出版社有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商务印书馆已经输出语言生活绿皮书和汉语语言学丛书。这些学术期刊应加强自身建设，积极推进社科类学术期刊英文版工作，促进中国学术和世界学术对话，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中国，共同推动汉语研究、汉语教学研究，助推汉语国际教育事业与学科发展。概言之，汉语国际教育学术研究将在汉语和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学术期刊出版应助力学界，促进学术交流、传播，为汉语国际传播事业做好学术支撑。（作者单位：《语言战略研究》杂志社）原标题：学术期刊出版助力汉语国际教育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声明：本文图片来源于“东方IC”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从两千多年前到现代，文字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和文明。如今，图像时代已经到来。年轻人似乎更习惯于碎片化阅读。在图像时代里，原本被称作“思想”的东西又将会是什么样子？陈嘉映在他的新作《走出唯一的真理观》中，谈及了相关的思考。（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走出唯一的真理观》，较原文有少量删节。）原作者｜陈嘉映摘编｜徐悦东1从口头传统到书写传统我把我们从大概两千多年前一直到现代的整个人类时代，叫做文字时代。最古的文字大概公元前三千多年前就在苏美尔人那里出现了。不过，一开始，文字掌握在很少很少人手里，用来记载王室的言行，或者用于记录卜筮的结果，或者也用在商业目的上，特别是征税这类事情上。大概在两千多年前到不到三千年的时候，文字开始从一小撮人手里流传出来，被较多的人掌握。这种情况，几大文明在差不多的时间段里都出现了。在中国，大家都比较了解，中国兴起一个阶层，这个阶层叫做“士”，现在叫读书人、知识人、知识分子。最简单说来，士能读能写，这是士的本事。那么这个时候，我就说，文字时代开始了。在那之前，神话、历史、思想等等，都是靠口传的。比如说孔子整理《诗经》以前，《诗经》的诗也流传了几百年。又比如希腊的两首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在成文之前也流传了大概几百年。《走出唯一的真理观》，陈嘉映著，艺文志eons |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5月版《旧约》的故事也是这样。当时有一些行吟诗人，我们讲最早的语言文化的保存者、加工者、流传者，就是诗人。为什么是诗人呢？大家都有这个经验，我们小学、中学的时候，老师让背课文，诗我们能背下来，而且几十年以后还会记得。散文就很难背下来—骈文好一点儿—就算背下来，很快也忘掉了。在口头流传的时代，人们把最值得记住的事情都做成诗，这样才能一代一代地往下传。在没有文字的地方，人们对语言的记忆能力特别好，传说、故事、祖辈说的话，都得靠脑子来记。有了文字，有了书，很多资料都存在书里，把脑子省下来了。从口头到书本，我们的记忆方式、思考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这个时代又在发生一个大变化，储存知识不再靠书，都存在电脑里，存在云端了。从口传变成书写和阅读，这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先说一点。口传带有很多感性的东西，可以想象一个行吟诗人不仅把话语传下来，话语还伴随着音乐，还有他说话的方式，他的语气、手势、个人魅力。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口中的花朵，语言本来生长在我们的生活场景里面。变成文字以后，文字脱离了说话的人，包围在文字周围的感性部分就没有了，很多东西失去了。不过，文字有文字的优势。孔子说“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他说的“文”不是指文字，但是把这话用在文字上也很恰当，那就是，话语是传不远的，现在有了录音设备当然不一样了，但从前，一段话，传远了之后就走样了。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你对一个人说的话，他传给他，再传给他，传了几道，往往变得面目皆非。有了文字，话语就可以原样传播很远。这个“远”也有时间上的远，到现在我们还可以读《左传》，读《庄子》，他们的话两千多年了还在。在以前，隔个两三代就不知道之前的人是怎么说话的。孔子像文字还有一个好处。话语虽然有更丰富的感性，但是往往不够精确，逻辑不够严整。你做一个讲演，每一段都有声有色，听众听得很过瘾，但后来讲的跟前面讲的逻辑上是否一致？听众很可能没怎么注意。阅读就不一样了，读者可以随时回过头去比较一下你一开始是怎么讲的。日常交流，这算不上大麻烦，你通常是在对知根知底的人说话，用不着表述得那么讲究。但有些事情，例如科学考察，在口传环境里就发展不出来。人们从远古时候就特别注重观测天象，从实用方面说，游牧民族、农民，怎么确定一个月，怎么确定一年，此外，确定方位，这些都要靠看日月星辰，另外，原始民族都是有信仰的，在他们的想象中，神灵都是居住在天上的。但是在文字时代之前，他们很难准确记录他们的观测，有了文字我们才可能精确地记录天象。我们知道科学都是建立在资料基础上的，如果对资料没有精确的记载，不可能发展出科学。此外再说一点。在口传时代，每个民族都有一个重要的传说，从盘古开天辟地开始，一直到民族的诞生，最早的英雄。传说的内容肯定是经常在变的，但是每一代人并不知道这些变化，因为是口传，他只听到最终的版本。于是他不会对自己的传统产生很多反思，因为无从比较同一传统的不同版本。但是转到文字传统之后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我们想了解孔子的思想，有《论语》这样记载孔子言行的原始文本，有汉朝人注孔子的文字，有宋朝人对孔子的诠释，新儒家又有新儒家的理解。这些文本，这些理解，不可能完全一样，每一代人都在重新理解。究竟应当怎么理解？我们这些后来的读者，面前摆着不同时期的文本，都在那里，我们就可以自己进行比较，形成对整个传统的反思和批判。进入文字时代，实际上也就进入了反思时代。所谓理性，本来是靠反思和科学精神培育的，两千多年来，我们对世界，对人生逐渐开始了理性地看待。这是文字时代的基本特点。2文字时代和图像时代跟从前的时代相比，读书这事儿变化很大。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学校里每年都办旧书大卖场，还没开门，门口就挤满了穷学生，一开门，冲进去挑自己要的书。成千上万本书，书脊朝上摆在大长条桌上，谁抢到算谁的，美国学生眼快手疾，我们留学生眼慢，吃亏。一美元一本的，两美元一本的，三天后撤场，一袋子几块钱。二三十年过去，盛况不再。这两年在美国逛社区图书馆，也都有卖旧书的，也摆在长条桌上，价钱更便宜，无人问津，也就是老头老太太过去瞎翻翻。我自己读书，读过了大多数就送人—没住过大宅子，只放得下那么几个书架，新添一批就得送出去一批。从前，年轻人还挺稀罕你送的书，现在都改网上阅读了，人家看你面子才接受这些书。总的来说，我们这一代人比你们更爱读书。倒不是说我们多么读书上进，主要是因为我们那时候，读书差不多是汲取知识的唯一途径。我们那时候连电视都没有，更别说微博微信了。电影翻来覆去就地道战、地雷战那几个。我们那时有共同文本—有它可悲的一面，我们有共同文本，一个原因是那时候能够找来读的书数量有限。今天很难凑到几个人，都读过同样的书，大家的共同谈资不再是书，大家都看过的多半是同一个电影什么的。那时候，天南地北的年轻人，聚到一起，都读过同一批书，说起读过的书，立刻就可以交流了。书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好的交流平台。三四年前我在这个图书馆做过另一场关于读书的报告，题目好像是“我们青年时代的阅读”。我说，那时候，读书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信仰。在当时，读书几乎是一切知识的来源，但远不止于知识，我们靠读书保持自己的精神高度，靠读书来抵制那个恶劣愚昧的时代，在谎言的汪洋大海里寻找真理。现在年轻人更多网上阅读，或者读读微信什么的，所谓碎片化阅读。有了网络，流传的文字多了，流传得快了。“作者”多了，更新率大大加速，每篇文字的读者就少多了。即使哪篇文章有几十万点击率，也不是共同文本，很少有人会认真读，多半是草草溜一眼吧。我自己上网，主要是搜索信息。网上阅读本身就有点儿像信息搜索，我是说，网上阅读好像你只是在读重要的东西，而不是完整的东西。读书从来不只是为了吸收信息，读书把我们领进作者的心智世界，我们通过阅读与作者交谈，培育自己的心智，而不只是搜寻信息。培育需要一遍一遍的慢功夫。旧时读书，一字一字细读，读了下文回过头来读上文，还可能背诵不少篇章。就此而言，读书这种学习方式最自主，看电视不行，听音频也不行，我常常听一些语音课程，你当然可以回过头来再听一段，但太费事，所以通常听内容比较简单的导论课。陈嘉映我们以前不大说信息这个词，说消息，消息里蕴含着真义，呼唤你去理解。密集的信息不一定带来相互理解。一切都在bit的平面上传播，深心的交流难遇。于是，一方面是信息爆炸，另一方面每个人愈发感到隔绝与孤单。读书当然要求我们有点儿寂寞，但我们在这种寂寞里跟伟大的心灵交流。我们说“实体书”、“实体书店”，这里说的“实体”，可以深一步去想。书在那里，它是个实体，读者围绕着这个实体，搜索信息的时候呢，我是中心，信息本身没有组织，今天根据我的这个需要组织起来，明天根据你的那个需要组织起来。从前的经典是共同文本，是把读书人联系到一起的实体。从前有经典，今后不再有经典—从前的经典当然还有人读，但只是很少数人。经典不再是读书人的共同文本就不再是经典了，更宜叫做古文献，从读书人床头进了博物馆。从前的经典是成篇的文章，是一大本一大本的书，现在的“经典”是经典段子、经典广告词，一两句话，理解起来、传播起来都容易。它们多半跟时事联系得紧，也更适应于老百姓的理解力。那些段子有的的确很精彩，不过，要紧的不是隽永深邃，要紧的是惊警甚至惊悚，一时振聋发聩，来得快，去得也快，不求经得起一代代咏诵。网络新词也是来得快去得快，出来个新词，一下子人人都在说，到明年，消失了，又换上一批新词。过去，没有报纸、无线电广播、电视、网络这些即时媒体，新词儿不容易普及，它得先慢慢爬升到文化阶梯上端，然后通过阅读普及开来。有人说，有了网络，我们的语词变得更丰富了，这我可不同意。要说一种语言里有丰富的词汇，那得是这些词汇始终保持活力。语言文字的变化折射出时代精神的变化。人类的精神不再是以经典为顶端的金字塔那样子，而会是好多好多结点相互联系的网络—正好跟眼下所说的“网络”呼应。不仅是读书，人与人之间交流思想的途径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从前，地远天长，交流要靠书信，于是有鸿雁传书，现在，你在美国，他在广州，发个手机短信发个微信就好了。眼前有景道不得，发张照片就好了。你们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文字时代正在落幕。差不多六十年前，先知先觉的人就谈论新时代的到来，有一本书，叫《图像时代》。但那时的图像还不能跟现在比，毕竟，图像制作起来比较费劲，也就是广告、电视热闹点儿，现在有了电脑，有了手机照相，有了互联网，铺天盖地都是图像。你们早就习惯了到处都是图像，我们不是。我们小时候，照个全家福是件大事儿，现在，一人一天可以产出多少照片？那时中国刚开始有电视，大多数人没见过。街头也没有五颜六色的广告。要看图像，就看连环画。想学油画，当然不可能到国外去看美术馆，运气好的也只能看看画册，而且多半是一些印刷很劣质的画册。今天生产图像变得非常容易。从文字时代转变到图像时代，其中有技术的支持。文字生产和图像生产哪个更容易？这要看技术的发展。刚才说，有了造纸术、印刷术，文字变得便宜了，现在，生产图像变得便宜了，反倒是好的文字越来越少。图像和文字当然很不一样，我们想知道林黛玉长什么样子，写上好几页也写不清楚，拿张照片来一看就知道了，但照片无法取代“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这样的文字意象。文字转变为图像，会在好多方面带来巨大的改变，我们了解世界的方式，我们的思考方式，都会剧烈改变。同样还有社会生活方面的改变，比如说吧，读书人以往的优势差不多没有了。在文字时代盛期，大本大本的著作写出来；写出来，是因为有人读。后来，文字越来越短，而且开始从纸面上转到屏幕上，从博客变到微博。文字已是强弩之末。我一用上微信，就说这是对文字时代的最后一击，短信都不用写，直接说话，发照片，发表情包。文字的两千多年就结束在微信手里。好坏再说。图像时代的大背景是平民化。文字一开始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后来王官之学传到民间，文字没那么神圣了，但掌握文字的仍然是一小批人，他们构成了一个精英集团。在中国，士人集团既服务于皇廷，也与皇廷分庭抗礼—皇族把着治统，士人集团把着道统。西方掌握文字的是僧侣阶级，他们跟贵族的关系也有点儿是这样：这个世界由贵族统治，但基督教这个大传统由教会管着。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是属于精英集团的。王侯以及宫廷文士，会有点儿看不上印刷出来的书籍，这些工业制造品的确不能跟那些用深红天鹅绒包封并配有白银搭扣的羊皮纸书相比，翻开来，里面是抄写专家的精美书法，抄在高质地的羊皮纸上。像彼得拉克这些“人文主义者”，读的就是这样的书，往往来来，多是公侯将相。有一种说法，是说印刷业的兴起导致了人文主义学者的式微。近百多年，普及教育，首先就是文字普及了，人人都能够读写，掌握文字不再是一种特权，我们就来到了平民时代，平民开始读书了。然而，一旦有了图像，平民就不读书了，他们更喜欢图像，文字成了配角，简单易懂的短短两句。文字是artificial的东西，我们需要专门学习，否则就是文盲，与此对照，图像是自然的东西，一幅照片，风景或人像，不用上学也能看明白。文字仍然与精英有种联系，坐在那里看书的百分之九十属于精英，不过，他们不再是政治精英，跟统治权没多大关系。就像印刷业的兴起导致了人文主义学者的衰落，图像时代的到来导致旧式读书人地位的衰落。统治者现在更需要技术专家，而不是读书人—图像生产不靠读书，靠的是技术。技术专家不同于读书人，他们没有很强的道统观念，对统治权没啥威胁，他们也不像工商人士，有自己作为一个集体的诉求。统治阶级下面新的精英集体，读书人和艺术家，工商人士，技术专家，他们是平民时代的三种精英。不过，“精英”这个词不怎么妥当，这个词有点儿过时了，这三种人都是平民，有点儿特色的平民，书读得多一点儿，或者钱挣得多一点，不像从前的精英阶级那样掌控着全社会。我一直认为，到我们这一代，文字时代开始落幕。我们是最后完全靠阅读长大的一代，差不多是两千多年的文字时代的最后一代人。我们两代人虽然只差了四十年吧，但你们所处的是全新的时代。我说文字时代落幕，当然不是说，文字和阅读会消亡，以后就没人阅读了。据艾柯说，书就像轮子，一旦发明出来就永不会过时，哪怕有了宇宙飞船这种用不着轮子的交通工具。的确，没有那么多人去读大部头了，我觉得有点像京剧爱好者—现在还有人喜欢京剧，但不像一百年多前慈禧那时候，上到宫廷下到街巷，大家都在听京剧，大家都在玩票友。文字从前是主导社会的力量，现在不再如此，今后，阅读和写作不再是获取知识、传播知识的主要途径。但文字还会存在，像我们这种关心文字的人也会存在。《红楼梦》和《浮士德》还在那儿，阅读不会消失，永远会有相当一批人仍然热心于阅读。的确，文字有它特殊的品质，不是任何别的东西能够取代的。我们一向叫做“思想”的东西，是跟文字连着的，主要落实在文字上。说到文字时代落幕，我们这些伴着文字长大的人，难免有一点失落。不过，人类生活形态的根本转变，争论它是好事坏事没多大意思。我更关心的是，文字时代到底有什么好东西，寄身于文字的有哪些独特的价值。文字在新的生活形态中会起到什么作用？我们称作“思想”的东西会是什么样子？有一些我们珍爱的东西会失去。叹息归叹息，复古从来都是不可能的事儿，我是希望将来会出现一种立体的传播方式，把文字保留在其中，它不是全部，但仍然是立体传播过程中的一维。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你们比我知道。不管未来是什么样子吧，曾经有思想的盛世，留下那么多璀璨的作品，毕碌碌一生，欣享还来不及呢。3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学院里的人，读书是你的本分，当然要多读几本。我们跟古人不一样。孔子博学，但没读过几本书—那时一共没几本书。他们所谓读书，恐怕每个字都记在脑子里。现在，即使在一个小领域里，也有无数的书要读。不过，不同专业要求的读书量也不同。你是研究唐史的，唐代的史料你读到的越多越好。你是数学家，就不一定要读那么多数学书。爱因斯坦说，我需要的只有两件东西：一张纸和一支铅笔。我们哲学工作者间于两者之间吧。学院里的人读书太少可能不行。但天下的好书太多，没谁能通读。刚才说到了明清，书已经多得读不过来了，今天，每年印行几万本，当然更不可能有人读那么多。我们除了读书，还得学外语，学数学，学生物，没那么多时间读古书，像在《红楼梦》里，那些十几岁的女孩子做诗、行酒令、玩笑，都用那么多典故，典籍烂熟于胸，我们现在只能望洋兴叹了。小阿姨打扫书房的时候问，大哥，您这么多书，读得完吗？我说，读不完。“吾生也有涯，学也无涯”。到了我这把年纪，更不得不挑着读。我年轻时候有个毛病，不管好书、坏书，只要读了前十页，就一定要把它读完。也是因为那时候书很少，好容易逮着书就玩命读。现在书太多了，但很久才改掉积习。现在多半几本书同时读，脑子好用的钟点读费力的书，脑子不大转的时候读轻松的书，一本书一次只读几十页，第二天接着读时会有新鲜感，也不能隔太多日子，否则，读长篇小说，前面的人名什么的都忘了，接不上了。做研究，不得不读书。专业之外呢？读哪类书倒没有一定，有人更爱读历史，有人更爱读文学，有人更爱读科学。我想，首先是读好书，人生有限。闲读要读好书，有知识含量的书，有思想性的书。不像做研究，你为了写论文，不得不去读好多二手资料、三手资料，就没那么好玩了。如果不幸你的专业是研究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你只好一天到晚读没意思的书。读书有点儿像交朋友，当然是挑有意思有内容的人去交朋友，只不过，你看他好，要跟他交朋友，他不一定搭理你，这就不如读书，你看着这本书好，拿来就读，它拗不过你。最后说两句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大贤大智说了很多，我只补充一点个人的体会吧。我不想从高尚什么的来说读书。宋朝人明朝人比我们爱读书，不见得是因为他们比我们高尚。这是跟社会情况相连的。他们没有电影没有电视没有微信，除了读书能干什么呀。他们那时候要靠读书来做官，他当然好好读书了，我们读了书没什么用，不学无术官做得更大，那当然大家书就读得少了。读书是不是能让我们变得更高尚，这个我不知道，非要知道，得去做实证研究，你们做社会学的同学真可以把这做成一个研究项目。我个人比较爱读书，同时也比较高尚，但我不知道是读书让我高尚呢，还是高尚让我读书，也许我这个人碰巧既爱读书又高尚。（听众笑）书读得比我少但人比我高尚的，为数不少。读书是不是让人善良，我也不知道，这个也需要去做实证研究。我们知道，有些坏人读书读得很多，我能列出几个大家都知道的名字。陈嘉映就我自己来说，读书的好处多多，只说一点吧，读书能让人变得谦虚，你自以为聪明，你读读费曼，就知道自己跟傻子差不多，你自以为博学，你读读雅克·巴尔赞，就知道什么叫渊博了。书不像口传传统， 两千多年古今中外，你想知道谁想了些什么，谁说了什么，你上图书馆拿出书来一读，孔子离你不远，亚里士多德离你不远，伽利略也离你不远，你直接就跟人类产生过的最伟大的心灵和智性面对面，就在一张书桌上。书把你带到两千年前，带你去游览中东古迹和美洲的丛林，把你带到宇宙大爆炸，带进双螺旋结构。世界无穷之大，我们得乘着书的翅膀遨游。这同时也是一种超脱，生活里到处是些琐琐碎碎的事情，你把这些破事忙完了之后，读你最喜欢读的书，一卷在手，宠辱皆忘。虽然阅读主导的时代或者说文字主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虽然我们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读书人，但既然我们有幸成为大学生、研究生，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沾着一点读书人的边，还是应该有一点阅读的习惯。我们都知道，在世界上，中国人的阅读量排名很低，希望你们这一代人把排名提高一点。本文为独家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走出唯一的真理观》，较原文有少量删节，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题图为《他们在岛屿写作》剧照。原作者：陈嘉映；摘编：徐悦东；编辑：张婷。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哈利·波特》中的Hermione，翻译为赫敏，也有部分地区翻译为“妙丽”。不同的语言间的沟壑难以被填平已成不可改变的事实，而翻译追求的则是沟壑上空的精神共鸣。前段时间，微博一位博主吐槽说，因为一个字，他在读博尔赫斯诗歌译作时给读“崩溃”了。“罪魁祸首”正是东北文化的出圈代表——“瞅”。“瞅着你在我无眠的怀中的酣睡”。“我确信自己生死有命，瞅着那些野心勃勃的人。”“我瞅着最后的落日”。“拉比深情地瞅着它。”“我瞅着镜子里的那张脸，不知道瞅着我的是谁的脸。”这瞅来瞅去瞅你瞅我的，感觉分分钟就要蹦出一句“瞅你咋地”了。这一版本的博尔赫斯译作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在2016年出版的《博尔赫斯全集II》，其中收录了12部博尔赫斯诗歌作品，由王永年、林之木先生翻译。博主坦承地说，虽然非常感激出版社收录博尔赫斯晚年诗歌的用心，但这翻译直接“把博尔赫斯整东北去了”，着实有点“不能忍”。博尔赫斯：“瞅啥瞅？”/wiki在首届傅雷翻译奖颁奖现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曾说：“如果没有翻译，我们就像是瞎子或聋子一样。”而那些不恰当的翻译，就像给读者戴上了一副度数不合适的眼镜。读是能读懂，就是膈应。那些翻译车祸现场，各有各的神奇被折腾到东北去的，还不止博尔赫斯一个人。在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传记《活着为了讲述》里，也出现了同款的东北大碴子——“妈妈轻轻地叫她一声：‘大妹子！’”“她摘下眼镜，迟疑片刻，张开双臂一跃而起，哀声叫道：‘哎呀，大姐！’”你听这一声声亲切的乡音，同在拉美，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果然是老铁。豆瓣用户@团子大仙的吐槽。《我的师承》中，王小波曾经谈到对译作中出现地方口音的理解。他回忆，小时候哥哥曾给自己读过一篇查良铮先生翻译的《青铜骑士》：“我爱你，彼得兴建的大城/我爱你严肃整齐的面容/涅瓦河的水流多么庄严/大理石平铺在它的两岸”。王小波记得哥哥说，这是“雍容华贵的英雄体诗”，是“最好的文字”。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另一位先生的翻译版本：“我爱你彼得的营造/我爱你庄严的外貌……”朗朗上口、韵脚齐整，读来怎么都有点顺口溜的味道，让人想拿起筷子敲一敲。后来，王小波才知道，这后一位先生是一位准东北人，难怪他的译诗带有二人转的调子。王小波说：“那一年我十五岁，就懂得了什么样的文字才能叫作好。”王小波与李银河。/微博@李银河王小波当然不是说东北的文字不好，而是把一篇宏大雄浑的俄罗斯英雄史诗变成了节奏明快的二人转，只会在战斗民族和东北大兄弟之间挑起战火。而与这种尝试接地气的努力相对的，则是许多译文中只要一读脑子里就自动开始双语翻译的浓重翻译腔，从句式到语气都能拿捏得十足十。比如陈东飙先生翻译的《巴塞尔姆的60个故事》中的《我与曼蒂博小姐》一篇，就曾引发激烈的争议：“曼蒂博小姐想要和我做爱但她犹豫不决，因为我正式来说是个小孩；我是，根据记录，根据她的办公桌上的成绩册，根据校长办公室的卡片索引，十一岁大。”“我身高六英尺一，我适当的地方有毛，嗓子是一个男中音……”这支离破碎的句子结构、放到中文里格外古怪的词语搭配，实在让众多读者“叫苦不迭”。虽然陈东飚先生曾在另一译著的后记中说明，原著作者巴塞尔姆对文字的运用本身就极有特色，“对巴塞尔姆的文字进行意译就是减除它的意义，剥夺阅读它的唯一乐趣”。但用“直译”是否就能给“生硬”正名？依然还是个问题。李诞也曾对陈东飚先生译文引发的争议发表意见，评论中依然有网友认为即便直译，也依然逃不开语句不顺的问题。不过退一万步来说，无论是过于接地气还是读着别扭的翻译腔，这些翻译总归是负责任地准确传达了原文的意思，而有些翻译，则是在语义上就出现了错误，让人看得云里雾里。比如去年3月，新西兰枪击案发生后，国内许多媒体报道中都出现一句，在行凶过程中，枪手“在腿上绑了很多本杂志”。很多人都不解，抗日剧里士兵腿上绑布带的倒是见过不少，绑杂志是怎么个道理？一查，原文用的词是“magazine”，的确是杂志没错，但它还有另一个意思——“弹匣”。虽然译者最后对这一翻译中出现的错漏作出了澄清，但网络上已经满是绑着杂志跑的枪手了。“我怀疑你们在黑翻译软件。”而要数翻译中最惨烈的“车祸现场”，冯唐翻译的《飞鸟集》一定名列其中。本着在翻译诗歌时要做到“有我”的原则，这部原本清新淳朴的诗作在冯唐手里完全变了一个模样，出现了这些被读者批为辣眼睛的露骨表达：“大千世界在情人面前揭开裤裆/绵长如舌吻/纤细如诗行”。“有了绿草/大地变得挺骚”。还有一些突如其来、画风雷人的卖萌：“白日将尽/夜晚呢喃/‘我是死啊，我是你妈，我会给你新生哒。’”“现世里孤孤单单的小混蛋啊/混到我的文字里留下你们的痕迹吧”。以及堪比郭敬明的青春矫情文风：“你对我微笑不语/为这句我等了几个世纪”。对这本《飞鸟集》，有豆瓣网友言简意赅地评论：“连环车祸、汽车坟场”。但是，即便嘲讽声不绝于耳，对于冯唐这样的译作到底应该如何评判依然存在很大的争议。冯唐老师不仅热爱翻译，还喜欢玩断句，比如《冯·唐诗百首》》。例如冯唐被嘲为“郭敬明文风”的这一句，在被认为是经典的郑振铎译本中被翻译为：“你微微地笑着/不同我说什么话/而我觉得/为了这个/我已等待得久了”。有网友认为，较之郑振铎版本，冯唐的译文以简洁取胜，而将原文“waiting long”意译为“等了几个世纪”，也更加生动。而冯唐自己，则在接受采访时表明了态度：“我翻译的风格就是我理解的泰戈尔的风格。”“每个译者对于原作原貌和作者意图都有不同理解，这个所谓的底线由谁定？”泰戈尔到访中国时与林徽因、徐志摩的合影。应如何看待翻译？是直译的工具还是具有独立性的文学创作？评价翻译的标准如何划定？在翻译研究以及业界实践中，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从未停止。让人看了觉得啼笑皆非的翻译数不胜数，但能不能随随便便地就指控这些译文“翻车”，要下一个定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翻译有多难，谁译谁知道关于翻译的原则有很多，最广为人知的是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信”为准确明晰，“达”为晓畅通达，“雅”则是行文要有雅致韵味。首先，要做到“信”就已经很难。避免直接译错意思的乌龙事件，其实只是达到了翻译中“信”的基本要求。如何准确地把握异国文化复杂的语境，传达出其基于历史背景、传统风俗的特定内涵，才是真正考验译者功底的地方。每一部世界名著，背后都站着无数头秃的翻译家。/《战争与和平》译者陆大鹏在接受采访时说，作为历史书的翻译者，他最怕的就是翻译人名和头衔。他在中学时读草婴先生译的《战争与和平》，发现里面几乎个个都是“公爵”；后来读英美人写的俄国历史书，又发现英文文献提到俄国时满地都是“Prince”，甚至一些穷光蛋也被称为“Prince”。那这个被俄国头衔到底是什么？陆大鹏从俄语专家那里得到了这么一大段解释：这个头衔在俄文里写作“Князь”，英文音译为“Knyaz”或“Knez”，源于日耳曼语，最初指斯拉夫人的部落酋长，后来成为斯拉夫封建制国家统治者的头衔。在这些国家的中央集权化加强后，有的统治者将头衔改为“Velikii Knyaz”，中文译为“大公”，其下属的区域性统治者则称“Knyaz”，译为“公爵”。在莫斯科公国与后来的俄罗斯帝国时代，沙皇偶尔会授予信任的人公爵头衔。1801年俄国吞并格鲁吉亚后，原先格鲁吉亚大大小小的贵族和许多鞑靼贵族也称“Knyaz”，这才使得这一头衔大大贬值，变得“满地都是”。绕了这么一大圈，还只是弄清楚一个头衔。要把翻译做精准背后的坑有多大，可见一斑。然而，就翻译作品的整体追求而言，“信”也不过是第一层要求。翻译了《红与黑》《包法利夫人》等世界名著的译界泰斗许渊冲先生就曾下定论：“翻真不足为奇，但做到美很难。”一想到翻译，包法利夫人也头疼。/《包法利夫人》对功底扎实的译者来说，相比于“真”，译文中流露出的“美”往往是更高的评价标准。作为文学史上的“大牛”，朱生豪和梁实秋都翻译过莎士比亚戏剧，前者是“以诗呈诗”，尽可能还原了莎剧口语化的特征，同时不失诗韵；后者则采用白话散文式的风格，以直译为主。二者相较，现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的傅光明先生曾直言，梁实秋的译文“时有草率”，其虽是散文妙手，但当莎剧需要体现“浓得化不开”的诗情诗韵时，他的译作就让人觉得短了一口“诗”气。而这一口“诗”气，只有当你念出朱生豪译的那一句“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的时候，方才喷涌而出，酣畅淋漓。“生存，还是毁灭？”/《哈姆雷特》可见，信达雅三者，做到哪一个都不容易。而要把谁放在第一位，则更是长久以来翻译界各派人士“神仙打架”的古老命题。相比于“信”，追求“达”和“雅”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体验。因此信达雅的矛盾的背后，其实是关于原作与读者孰轻孰重的争论。从西塞罗提出的“意译”与“直译”，到施莱尔马赫的“让作者接近读者”与“让读者接近作者”，再到赵景深的“顺译”与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之争，都证明了这个问题的复杂难解之处。施蛰存和傅雷曾就一句“静得连一只猫的声音都没有”该如何翻译发生争论。秉持翻译精准观的施蛰存认为应原原本本转译，而重视“神似”的傅雷则认为要结合本土语境，译为“静得连一个老鼠的声音都没有”，甚至“鸦雀无声”。到底哪种动物能被用来代表安静，至今也没有定论。这背后的两难正是在于，要让翻译保持原汁原味，很容易就成了自带原声的翻译腔；但要让翻译接地气，又难免削减几分外国文学独有的“异域风情”。鲁迅和弟弟周作人也曾一起翻译国外小说。而译者的身份也是一个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翻译是单纯的转述还是一种二次创作，译者应不应该“隐形”，是人们在评价翻译作品时争论不下的两大立场。有一位法国学者对翻译家们说：“请在文本后面消失吧，而文本倘若真正被理解了，它们自身会说话的。”但英国诗人阿瑟·韦利对这种说法不置可否。他认为，只有极个别的表述能够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到精确、直接的替代，更普遍的情况是译者只能在诸多“近似解”中进行挑选。因此在他看来，翻译的过程中必然要加入译者的声音。“就我本人而言，要说话的总是我本人，而并非文本。”但当译者要开口，风险也就随之而来。功底深厚的译者或许能凭借自身文学修养，使作品的表达力更上一层楼。如翻译家罗新璋在评价傅雷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时，便大力赞扬了其中鲜明的“傅雷风格”，认为傅雷在原文翻译中“融进了自己的朝气与生命激情，自己的顽强与精神力量”。此时，是译者的声音与原著的声音相得益彰，形成了和谐美妙的共振效果。但当个人风格与原著画风过于迥异，比如冯唐的《飞鸟集》，共振就成了撞车，每读一句，都是对心灵的大力冲击。人人都知创作艰难，殊不知翻译之难，也是如此难于上青天。好的翻译，“从心所欲而不逾矩”钱锺书先生说，“艺之至者，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翻译也是“戴着镣铐跳舞”的艺术，好的译者都是在被框定边界的一方空间里，遵循既定规则的同时寻找表达的自由。翻译家许渊冲就是将翻译视为“艺术”的坚决捍卫者。在译林出版社计划译制《追忆似水年华》时，出版社内对书名产生过激烈的讨论。一派译者主张直译为“寻找失去的时间”；而另一派则主张译为“追忆似水年华”。两方争论不下时，许渊冲先生拍案而起，要是不叫“追忆似水年华”，他就不翻了！最终，出版社还是敲定“追忆似水年华”为书名。普鲁斯特娓娓道来的一生故事也恰如这译名，时而细水流淌，时而波涛奔腾，裹挟着往日时光汩汩滔滔而去。这样细腻优美的翻译，也像余光中将英国诗人西格里夫·萨松在《于我，过去，现在以及未来》中的那一句“In me the tiger sniff the rose”，译为“心有猛虎，细嗅蔷薇”。经典西部片《True Grit》常见中文译名为《大地惊雷》，而当时香港将其翻译为《独眼龙双枪歼四虎》。还有郑振铎译《飞鸟集》中最为人熟知的那句“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翻译家许钧谈到，自己对傅雷译作印象颇深是《约翰·克里斯朵夫》里起首的一句：“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短短的“江声浩荡”四个字，如同将一幅卷轴画缓缓打开，一个开阔的世界展露，漫长的故事从此开始，而“作者、译者和读者的共鸣与视界融合”，也在这方空间中实现。许钧认为，这四个字“穿越了历史与永恒”，成为傅雷译本的一个重要符号。将外语译为中文讲究形似与神似的结合，将中文译为外语也是如此。毛泽东《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一词中，最后两句“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一度由于“红装”与“武装”在字意和字音上的巧妙对应而被视为翻译界的难题，但许渊冲充分地考虑了汉语的独特设计，将其译为：“Chinese people prefer to face the powder than powder the face.”“红装”译为“powder the face”，武装译为“face the powder”，两个结构一致词序调换的短语既表现了“红”与“武”的对应，也兼顾“装”字反复的音韵感，实为妙极。钱锺书杨绛夫妇，都精通外语，杨绛在晚年翻译《堂吉诃德》。“文学翻译不是1+1=2的科学，而是1+1>2的艺术。”在许渊冲看来，好翻译追求的是两种语言的统一，并从中获得两种语言的“双赢”。在知乎豆瓣上搜索关于翻译的话题，那些“让人眼前一亮”、让人“觉得语言妙不可言”、让人“感叹语言是如此之美”的翻译都有着相似的气质，它们并非原文的机械复刻，而是在表情达意的基础上传递出那一分只可意会的“神韵”。一如曾翻译《包法利夫人》《庞神三部曲》等著作的翻译家罗国林所说，与原文一字不差，并不等于就是好的译作。译文只有“活起来”，真正体味和表达了原文的风格，才可称之经典。翻译是文化转码，但更是精神共鸣有学者指出，目前翻译学研究正呈现出明显的文化转向和社会转向。翻译不仅仅是关于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在这种转换过程中，翻译家们所采用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习惯和规则，其背后都反映着特定的社会意识或文化传统，因此翻译研究可以成为人们观察社会文化的特殊视角，在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翻译家，也是唐玄奘的主要身份之一。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看，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对话，涉及一整个复杂的文本操纵过程。从什么译本会被选中翻译、译者及出版商的身份，再到译者采用的翻译策略等等，这些文本内外的限制，都关系到两种文化之间不断变动的权力关系。在这种视角下，选择“接地气”还是保留“翻译腔”的问题，实际上关于不同文化地位的博弈。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学家劳伦斯·韦努蒂将这两种选择概括为两种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他指出，17世纪以来译为英文的作品基本都是“归化”的翻译，而英文译成其他文字时则大多采用了“异化”，这背后就体现了文化之间的不平等性。英国翻译学者贝克认为，翻译不仅仅是对原文文本的叙述，更包含文本外的叙述，是“社会中更广泛的各种叙述”，关于意识形态、政治背景、文化共识等等，其背后映射的正是各种繁杂隐晦的社会现实。英文版《三体》大火，翻译者、同为科幻作家的刘宇昆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李辉在评价翻译家董乐山时说：“他的翻译对读者的冲击，不只是限于在翻译的信、达、雅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更在于他把翻译的选择，作为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历史责任的方式。”八十年代初，董乐山率先完成了英国作家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的翻译，轰动一时，引起当时国内知识分子对民主自由思想的反思。这本译作与他后来翻译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奥威尔文集》《苏格拉底的审判》等等小说和理论著作一起，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背后反映的是译者“对命运的感触”与“对历史的观照”。翻译是一种转码行为，不仅关于语言，更是关于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圣经》里说，大洪水之后，人类“为了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曾经尝试建成一座高耸入云的“巴别塔”，视为人类统一的象征。而耶和华为了阻止这一计划，改变了人类的口音，使语音不通的人从此再也无法合作，隔阂由此生成。1865年，古斯塔夫·多雷名为《语言的淆乱》（The Confusion of Tongues）的版画。语言不通，带来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失落。人们被不同的语言划分为不同的群体，彼此之间界限分明，也因此使理解与共识落入虚空。而翻译，就是人类为了达成交流而建造的一座新的“巴别塔”，使人类共同追求的“我们的名”再度显现。不同的语言间的沟壑难以被填平已成不可改变的事实，而翻译追求的则是沟壑上空的精神共鸣。西班牙诗人乌纳穆诺在一首爱国诗中列举了数个西班牙地名，并写道“你们是我们西班牙语中无法翻译的精华”。但事实却并不是如此。墨西哥翻译家奥克塔维奥·帕斯就此在文章中指出，所谓不可翻译的只是西班牙语的专有名词，但这些字词中包含的情感，在传递的过程中并不会遇到障碍。“它完全可以翻译，并且影射了一种普遍的经验。”还有很多诗歌虽然“罗列的单词不同，但氛围、激情和意思是类似的”。杜拉斯的《情人》在国内影响深远，翻译功不可没。/《情人》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里说，“一部真正的译作是透明的，它不会遮蔽原作，不会挡住原作的光芒，而是通过自身的媒介加强了原作，使纯语言更充分地在原作中体现出来。”那些真正通达流畅而富有韵味的译作，就像一面透明的双面镜，人们从其中一面看到异国文化的身影，而从另外一面，则可以洞悉我们此时所处的社会现实。而凝结了人类文明与情感的光芒，就通过这面镜子，从遥远的彼岸穿越到我们身边。彭萍，卢青亮.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社会转向”[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2016,49(03):140-144.《冯唐的〈飞鸟集〉把泰戈尔译成了郭敬明？回应：活好不害怕，冷对千夫指》观察者网《三位国内知名翻译家谈傅雷及其翻译风格》深圳商报《专访96岁翻译家许渊冲：翻译做到真不足为奇，但做到美很难》澎湃新闻《陆大鹏：作为译者，翻译人名和头衔最让我头疼》澎湃新闻《以一己之力新译莎翁全集——访莎士比亚全集译者傅光明》文汇报《苏福忠：说说朱生豪的翻译》凤凰网作者 | Echo欢迎分享到朋友圈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在此次高考会之前，我组织了《英语辅导报》社的编辑到吉林和内蒙古的一些初高中进行了调研，得到了很多关于一线高考英语复习教学方面的信息。本次高考会是一个全国性的总复习研讨会，己经连续举行了十多年。在我国，虽然高考属于国考，但目前的现状是几乎一半省份进行自主命题考试，全国有近二十套高考英语试题。前几天我和教育部考试中心有关领导沟通了一下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中心的高考研究工作引领着高考改革，比其他地方至少提前五年左右。全国的高考英语改革，基本上没有超出我们的设计范畴。十多年前，教育部指示我们要加强教学教法研究，特别是考试与评价的相关研究，需要我们拿出思路和解决方案。1997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给我的“十条建议”作出批示，要求拿出改变外语教学“费时较多，收效较低”的办法，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底气。特别是高考这种大规模、高风险的考试，是一种指挥棒，甚至还受到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它的作用远远超过考试本身。目前高考招生的人数，己经达到了在校高中毕业生的60％左右，但人们对目前的教育质量不满意，课改成效等也还有很多争议，素质教育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这次会议我们也看到，全国1000万人参加高考，完全陷入了自发的题海战术中。我曾经问一位英语教师：如果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教师很累，很辛苦，无微不至地关怀学生，加班加点，充满了爱，就像蜡烛一样宁可自己毁灭，也要照亮学生；另一种情况，教师不太累，该讲就讲，该练就练，也不太抢时间。你们认为，这两种教师，哪个教师的教学成绩更好？事实上，第二类教师所教的学生成绩更好。对于高考备考，教师认为做题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做题教师就不踏实。我们现在应研究教法，研究策略，我希望各位参会教师通过这次会议，能有一些改变或变化。今天我的报告共包括五个要点。第一，英语学科两极分化最严重，最容易搞题海，题海是学生负担重的罪魁祸首。英语“四位一体”高考总复习教学方法是救命稻草，该教学法是高考英语总复习省时省力、出成绩的优选法。第二，如果不得不使用题海战术，想改变现状，那就需要教师多参加全国性的会议。英语“四位一体”教学法的思想——“精讲精练，循序渐进，阶段侧重，五技并举”，这十六字一个字都不能少。全国大部分高考总复习都在浪费时间，像市、区的重点学校，方法稍差一点影响不大，因为学生的素质较高，也有很多教师接受过出国培训，但是其他学校就相对差一些，所以高考总复习确实需要新的方法，特别是高考训练的方法。但是有一点需要明确，复习一定要有总体设计和整体安排，否则的话效率就会大打折扣。英语“四位一体”教学法总体思路非常清晰，总复习期间留出一个月左右不受干扰的时间。该教学法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视“双基”，这一教法不会马上见成效，所以就要求教师沉住气，坚持使用。这一教法“抓中间，带两头”，开始收效不大，但是最终就会有突出的成绩。英语“四位一体”教学法有两类复习教学方法：一个是平时复习方法，一个是中、高考总复习方法。关于教学，“习”是非常重要的，课内课外，教学生怎么学习，怎么复习。整个高考总复习，一定要以归纳法为主，而在平时教学中，我主张多用演绎法，直接了当。归纳离不开演绎，演绎学中也有归纳，本身也是输入和输出的过程，学生通过复习，要把知识内化，变成自己的知识，离不开输入输出，但是要以输入为主，同时保证输出量。现在的大多数教材不是以语法为主，知识非常零散，学生掌握不了语言系统，所以高考总复习阶段用阶段训练把知识系统化，条理化，变成学生的知识能力，非常重要。例如，我们从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在学时态，但只有将其和语言环境结合起来，有归纳、比较、辨析、应用，最终才能掌握好。为什么阶段训练的时间长，就是要把知识横向、纵向连贯起来而现在的大多数复习课还是在搞题海，因此效果不好。高考总复习就是重复（repetition），但是这个重复不是简单的“炒剩饭”或搞题海，它是一种高质量、高效率、高信息量的，科学、理性的复习，学生们的时间非常有限，每节课都是总复习链条中的一环。所以说，复习首先是有步骤的，每一节课也基本是四位的，即准备（preparation）、上课（presentation）、训练（practice）和产出（proction）。总复习不是讲授新课，所以上好总复习课需要更好的策略。实践证明，英语“四位一体”教学法确实对高考复习有很大的好处。第三，每一节课具体怎么上？我认为，应该有具体的、详细的、可操作的步骤，要考虑“为什么，做什么，谁做，怎么做”等因素。一节课45分钟，时间很短，不能有半点浪费，但是目前的教学状况令人担忧。教师在备课时，目标占了大部分，情感目标、价值观、人文……但是语言本身的知识、技能和能力目标却很不清晰，甚至一带而过。也就是说，教师采用了课程标准所误导的多元、三维、四维的多元目标提法，将授课变异，并边缘化。把知识技能边缘化了，人文目标就喧宾夺主了。所以说，教案当中不必包含这些，情感、价值观这些是虚化的，要潜移默化地进行。搞过分了，就会对教学产生干扰作用。不要故意煽情，不要故意把隐性的东西搞成显性的东西，重点要放在语言上，把语言教到位，练习到位。第四，我们从这些观摩课中看到了“导学案”的影子，这类课称不上是好课，只能说是变相做题。阅读是为了学语言，重视才去分析，学到语言。但教师在教学中千篇一律受采用快速阅读的方式，学生根本没有足够的学习语言的时间。凡是搞“学案式”的教学就是变相的题海战术，增加学生的负担，因此，建议教师不要搞过多的“导学案”。另外，我们应认识到任务型教学与英语“四位一体”教学法的路子是背道而驰的，现在全世界都在反省任务型教学。教师在课堂上该讲要讲，灌输式教学也可适当使用。要纠正课改当中犯的错误，不要搞简单化的题海战术。要聚焦文本，不要节外生枝。做题和训练也要精讲精练，阅读教学不要孤立地做题，要将读写结合起来，小学、初中、高中的教学重点都是读写，外语教学主要都是读写，但是我们又不能单独做其中一项技能，要把知识和技能结合起来。写作不能一步到位，首先要有素材，词汇、短语、话题以及学生的生活等，都可以成为写作的素材，从词到句到篇，学生要比平时多写100字的文章，如果没有足够的阅读积累，不背诵一些经典的词句，是写不出来的。由短文形成文章，简单句、并列句到复杂句。要搞清主谓宾，如果不懂得基本语法，不搞文本分析，就看不懂文章，所以这样的课我们要思考应该怎么上，但是我们现在往往做不到位，主要问题没有解决。此外，我们现在看到的授课都是使用电脑实现的，可不可以不使用电脑？我认为，教师授课时不要过度使用多媒体，上课该使用粉笔时一定要用，投影国外会议用得非常多，包括我们阅读时可以使用投影，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教具，不见得一定要用复杂的教具。复习教学中，翻译、母语和改错也不能缺失。改错是我们语言教学必须的，因为学生发生的错误，包括教师在教学中发生的错误，往往都是两种语言文化的难点，不要因为有的省份高考英语取消改错试题，平时教学中就不做改错。这些错误都是我们最重要的教学资源。如果把学生的错误逐渐归纳改正，教学效果就突出了。另外，复习课主要是教师和学生的对话，这是我们复习课比较好的生态。师生要有所准备，尽量多说英语，该讲汉语讲汉语，不要因为是全国性的赛课，就全部用外语授课，但汉语的使用一定要恰到好处。我手中的这本国外杂志就提倡背诵、重复、记忆，要死记硬背，否则学生不用大脑，不让他背诵，英语就学不好。第五，要限制题量。题型是什么样的，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不应让题型左右我们，要以不变应万变。学生系统掌握了知识，遇到什么题型都可以应对。《北京青年报》做过报道，做题越多的学生，成绩反而越差。所以必须要提倡精讲精练，不要形而上学，被题型牵着跑。任何题型不是一成不变的，大学英语四、六级都已经进行了改革，但高考、中考现在的选择题太多，导向不好，迟早会做大的变动。高考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事情都有规律，只要我们掌握规律性的东西，就可以省时省力，获得；更好的成绩。英语“四位一体”高考总复习教学方法可以省时省力，其目的是给我们的教育营造和谐的气氛，当然同时还要依靠广大教师的努力和科研。事物的发展总是向前的，虽然走得慢，但是历史的潮流是向前发展的。十几年来，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在教研和教师培训上投入至少一个多亿，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就是想提高我国中小学英语教师的教科研能力，提高教学质量。以上只是我的个人观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原文发表于《基础教育外语教学研究》，2014年第4期）

为了增加语言学最新研究的可发现性，并支持开放获取科学出版，ScienceOpen与Open Library of Humanities（简称OLH )合作，将Glossa期刊和另外两本开放获取语言学期刊(葡萄牙语语言学期刊Journal of Portuguese Linguistic和实验室音韵学Laboratory Phonology)融合到ScienceOpen发现环境中作为特色期刊合辑。2015年11月，顶级语言学期刊Lingua的全体编辑人员纷纷辞职，以抗议出版商爱思唯尔(Elsevier)强加的高昂订阅费。为了在语言学领域里出版一份完全开放的出版物，Lingua的编辑们创建了一种新的期刊: Glossa。自成立以来，Glossa一直致力于普通语言学的研究，发表了该领域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研究语言的本质和语言机制。该期刊由Ubiquity出版社出版，并得到了OLH和LingOA的支持。该期刊是为所有语言学家制作的，与他们的专业无关。为了确保在公开访问方面没有不必要的延迟，Glossa的文章一旦准备好就可以在网上获取。该期刊提供对其内容的即时开放访问，原则是让公众免费获取已发表的研究成果，支持更广泛的全球知识交流。ScienceOpen致力于开放研究交流，作为通往世界范围内更加进步和开放的科学社会的道路。我们与OLH合作的合作有助于全球开放科学，打造研究环境，将富有特色的期刊合辑《Glossa：普通语言学期刊》放入超过4800万篇文章中，利用ScienceOpen顶级的平台聚合引擎系统进行过滤和分类，确保所有用户都能找到他们想要的内容。伦敦大学Birkbec分校文学、技术与出版教授、OLH首席执行官Martin Paul Eve表示:“ 语言学界对Glossa期刊的出版的反应让我们感到高兴。在跨文化的语言研究中，开放获取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领域。通过在ScienceOpen中收录这些期刊，我们希望能够帮助这些期刊文章能被语言学研究受众更容易地发现。”《Glossa: a journal of general linguistics》的最新研究包括：一项对菲律宾式南岛语族普尤马语以及一种未被充分研究的RTO结构；探讨“利用微变异:如何利用不完整的数据做到最好”；使用大型语料库或数据库作为语言数据定性分析的第一步的讨论；重点分析毛利语Māori主题，一种新西兰的土著语言等等；此外，本文还对《手语协议的语法: 常见成分，但不寻常的配方》中的手语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除了收录《Glossa: a journal of general linguistics》以外，ScienceOpen现在收录了《Journal of Portugal Linguistics》和《Laboratory Phonology》作为特色期刊合辑。《Journal of Portugal Linguistics》关注所有语言学的分支，旨在发表葡萄牙语语言学领域的高质量论文，包括比较葡萄牙语和其他语言。这本英语在线期刊欢迎来自世界各国的语言学家对不同语言理论和框架的贡献，包括理论导向，比较工作，实验研究和跨学科的贡献。《Laboratory Phonology》是实验室音韵学协会的官方开放获取期刊。它通过跨学科的学术交流，包括所有领域的语言学(语音、语音、语法、形态、语义、语用学)以及相关的学科，发表关于口语和签名语言的所有语音方面的科学研究报告，包括心理学、演讲和听力科学、通信科学、计算机科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等相关领域的研究。ScienceOpen和OLH认为这三本期刊将成为所有对语言学感兴趣的用户的一项重要资产，它们涵盖了该领域的一系列研究课题。我们邀请您通过ScienceOpen交互平台上提供的丰富工具来进行浏览，讨论和参与我们新增的三本开放获取并经过同行评审的期刊论文。作者: Inasa Bibic参考文献：http://blog.scienceopen.com/2018/10/new-open-access-research-in-linguistics-on-scienceopen/?fbclid=CcVW5pBaA_PiI版权声明本文由ScienceOpen苏州办公室编译。中文内容仅供参考，一切内容以英文原版为准。欢迎转发本文，转载请联系haibao.xue@scienceopen.com

新媒体时代的谣言与新闻变得越发难以辨认，都市传说总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流传。都市传说、新闻报道与非虚构写作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这一切都源于我们总喜欢以故事这种形式来解释世界的渴望。今天的文章来自《叙事的胜利：在大众文化时代讲故事》，经出版社授权刊发。原文作者丨[加]罗伯特·弗尔福德有人曾经给我讲过一个关于复仇的离奇轶事，事情发生在多伦多市西郊的奥克维尔。一个水泥卡车司机出门送货，中午的时候，他出人意料地把车停到了家门口。然后，他发现自家的车道上有一辆凯迪拉克敞篷车，他从车窗往里瞧，结果看到自己的妻子和车主正保持着一种不太雅观的姿势。这个司机的报复来得异常迅猛。由于他的卡车装满了搅拌好的水泥，他直接把整车的水泥全部倾倒在了这辆凯迪拉克之上。此时，给我讲故事的人停顿了一会儿，用充满爱意的语气把卡迪拉克的座椅、仪表盘和底盘被整个摧毁的状况仔细描述了一番，最终车胎爆裂，轮毂也被数吨重的水泥压扁。故事的结局是卡车司机彻底毁掉了那辆凯迪拉克，然后又回去工作了。我觉得自己当时是相信这个故事的，而且我也的确很喜欢它。但《多伦多星报》（Toronto Star）的专栏作家皮埃尔·伯顿有些怀疑，他觉得这个故事好得不像真事，于是就开始着手调查。告诉他这件事的人说自己认识的一些人和那个水泥运输司机很熟，所以伯顿就开始给那些人打电话。结果证明这些关系并不像一开始看起来的那么明晰。事实上，这个司机是讲述者的是一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而那个朋友的朋友却并不真的认识这个司机。线索越来越弱，直到最后，有人说自己已经记不起是在哪儿听到这件事的了。伯顿在他的专栏中解释说，这无疑是一个都市传说（urban legend），是那些时不时就会冒出来的故事之一，它们的源头几乎总是模糊不清的。都市传说——民间叙事中最流行的生态形式——作为一种无意识的文学艺术仍顽固地存在于我们之中，它是大众想象的自然流露。它提醒我们，在某些方面，见多识广的城市居民们仍然与古老的叙事根源紧密相连；它表明我们仍然需要在大众媒体的范围之外拥有一些故事，同时，我们也许还能对这些故事做出一点默默的贡献。在这种神话式的形式中，我们也需要一些亲近的元素：我注意到一件事，即典型的都市传说会声称其故事在空间和时间上都离我们很近。通常它都是最近发生的，在附近发生的，或是在一些和讲述者相当亲近的人身上发生的。根据我的经验，没有一个都市传说的发生地离你听到这个故事的地方超过100公里，有时它就发生在几个街区之外。本文出处：《叙事的胜利：在大众文化时代讲故事》，[加]罗伯特·弗尔福德著，李磊译，三辉图书丨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版。如果我们问是谁创作了这些故事，答案就是每一个讲述了这些故事的人。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造谣者、神话制造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修改那些故事，至少是有意无意地做了点轻微的修改。有谁在转述一个故事的过程中不做点小小的改动？有谁敢声称自己从来没有为了增强逼真效果而添油加醋，或从来没有对故事中的人物动机加上一点个人揣测，而这些揣测又在反复的讲述中被强化成了明确的事实？但这些故事是如何开始的，又是如何获得了一个往往堪称完美的结构的呢？我的猜测是，每个故事都始于我们对偶然听到或读到的那些事情的误解。此后，一只隐藏的手就接管了这种无心的集体杜撰式的隐蔽工作。有些事一开始还是真的，后来却慢慢成长为一部小小的虚构作品。都市传说会有一些荒诞不经的内容，但同时它也会有感人之处：它像一场骚乱一样不可预测，也像史前巨石一样默默无闻。它让我们得以瞥见那些生活在我们周遭的人的内心世界。这一瞥将永远都是简洁而撩人的，就像被闪电瞬间照亮的风景一样，但它也隐含着一种奇妙的丰富性、一种精彩的多样性。它会严斥那些未经思考就说我们的同胞是平平无奇的假设。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相信呢？我们都知道没有“只是个故事”这回事，这一点既适用于其他类型的传说，也适用于都市传说。很显然，是我们获得的满足感消解了怀疑的态度。可能是诉说和倾听共同构成了一种合作的快乐，因而没人想严格地讨论证据或可能性来破坏这种快乐。讲述传说能让叙述者产生一种控制感，也能让倾听者与那些不同寻常的事件之间发生一段短暂的亲密关系。权力欲在这一过程中将自身显露了出来。对事实的认知是宝贵的，而展示这种认知的能力也同样宝贵。新的都市传说，仍不断地在社会中竞相上演。近期最受青睐的，是有关盗取人体器官的故事：一个外地商人跟一个妓女喝得烂醉如泥，不省人事，醒来后发现肾不见了，一场精细而复杂的切除手术在他昏醉之时就得以完成。不久前，在南非，一则死亡事故的模式化传说开始在那些要依靠机器维持生命的病人间流传。这些死亡事故似乎都发生在每周的同一时间。最终他们追查到了一名女清洁工，她曾进入重症监护病房并拔掉了生命维持系统的插头，以方便她把地板打蜡机的插头插上去。这个故事传遍了南非的一座又一座城市，人们一直认为这是出自某家特定报社的报道，但结果证明该报并没有发表过这样的文章。这明显是一个挣脱了束缚然后失控了的隐喻式案例，“拔掉插头”这个特指终结人为延长的生命的口头禅已经变成了一个寓言故事。而这个故事，也同样出现在了《私家侦探》上。半个世纪前有人告诉我，有些制造商发明了一种可以永远发光的灯泡；他们把它雪藏了，因为它会摧毁他们的市场。即便如此，少量原型产品还是意外地从工厂里泄露了出来，被一些走运的人拿去用了，尽管制造商们一直都想把它们拿回来。布鲁范德也会动辄收集到一些与之类似的故事，包括一辆用一加仑汽油能行驶一千英里的汽车，或者某个原型产品不知怎么又从工厂里溜了出来，而制造商们急于将其收回，他们担心石油工业会因此遭到灭顶之灾。这些故事现在都能轻而易举地在互联网上散播，但互联网不应该因此而成为众矢之的：早在我们能连上互联网之前，都市传说就如风般席卷了整片大陆；如今的互联网分享者们不仅会宣扬那些幻想故事，也会揭穿它们。很多都市传说都是无害的，但其中也有一些会给人类的认知体系注入某种毒素。例如，关于失窃肾脏的传说已经传遍了第三世界，并严重抑制了跨国领养率的增长；虚构的叙事助长了这种现象，尤其是电视剧《法律与秩序》（Law & Order）中的一集，以及巴西电影《中央车站》（Central Station）。如果某个国家有很多人都相信外国人领养儿童是为了盗取他们的器官，而政府的反应是缩减或取消跨国领养项目，那这就会对那些儿童及其潜在的养父母们造成伤害。都市传说是一种自发生成的新闻报道，是一种将某些观察和焦虑裹进一个叙事包中的方式，比如那些被默认的有关器官移植的恐怖事件，或某些匿名团体合谋操纵我们的信仰。通过这些叙事，我们可以安顿好自己的恐惧感；我们也可能把它们当成一种厘清和安顿自己对各种事件的混乱反应的方式。这种杂乱无章的街头文学，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反映了我们在电视和广播里看到或听到的新闻报道。都市传说戏仿了我们想以故事这种形式来解释世界的渴望。大量全球性组织的存在，就是致力于通过报纸、杂志、24小时新闻频道和网上的新闻源来满足这一渴望。叙事报道的泛滥，如今已成为当代生活的一个很大的组成部分，以至于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它将会怎样。然而，这种无孔不入的新闻报道，也只有不到两个世纪的历史。新闻的发明，以及新闻故事作为商品的发展历程，构成了人类想象力的历史中众多重大的转变之一。它为人类提供了一种汇集事实、故事和观念的新方法—一种框架，或一种可以安置和消化各种事件的坐标格。新闻业始于一些零散的小册子、月刊和周报，其中经常充斥着丑闻，偶有污言秽语，但往往也能增广见闻。对于早期的伦敦报纸来说，现代出版商所谓的传阅者数量是十分惊人的；每份报纸都有差不多20个人阅读。这是咖啡馆文化，亦即“便士大学”（penny university）产生的结果：你可以花一便士买杯咖啡，然后阅读咖啡馆老板购买的所有出版物。这些出版物最终促成了日报的诞生，这一新闻创新可能比此后新闻业的任何发展都更具意义。日报体现了公众认识的一个根本变化，它的诞生代表其跨越了一条重大的分水岭。哲学家黑格尔在日报的早期阶段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这种读报的仪式就相当于世俗的晨祷。当然，报纸阅读量的增长也伴随着《圣经》阅读量的减少。我们用自己周遭世界中的人物和奇闻轶事取代了先知们的故事。就像一种宗教一样，报纸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变化。满足好奇心的新形式出现了，知识的新形式出现了，而在政治、商业、体育和更多专门话题所形成的共识基础上，新的社群最终也出现了。文明是缓慢地进入这个领域的。日报并没有像磁带或互联网那样迅速成功和走红，它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才为人所接受，又用了更长的时间才发展成今天我们熟知的这种形式。1702年，英格兰的官方新闻审查制度结束几年后，萨缪尔·巴克利（Samuel Buckley）创办了《每日新闻》（London Daily Courant），并凭借法国传来的有关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消息大获其利。不过，他这个聪明绝顶的主意，并没有很快被人模仿。半个世纪后，伦敦也只有5家日报，每份日报只有4页，能卖出将近1500份——这意味着每家各有将近3万名读者。法国在1777年出现了第一份日报，美国是1784年，加拿大还要比美国晚50年左右。这些日报的运营规模都很小，直到19世纪末，由于大众识字的兴起和活字印刷机的发明，那种充满叙事和广告的厚报纸才成为可能。早期的报纸，开创了一种信息持续流动的观念。现在，信息不是像官方公告或鬼鬼祟祟的谣言那样零星地出现，而是像日出一样有规律地出现。每一天，记者们都会掰出一个历史片段，把它印在新闻纸上，然后卖给公众。他们创造了一种新的习惯或嗜好—读报，也建立了一个新的精神世界。而且他们并不是完全依靠纯洁、高尚的精品信息来做到这一点的。他们的动机往往是粗俗的，他们的材料往往是下流的。我们现在公开地为新闻业的娱乐化感到烦恼，但娱乐一直就是新闻业的关键元素之一：早期的报纸并不比今天的报纸更加一本正经。我最近看了看1731年2月5日的《每日新闻》，发现国外新闻主要集中在罗马红衣主教的家族丑闻和维也纳皇帝的不正当政治操纵之上。还有一首头版诗，这是一个名为“记者展示”的媒体自我批评的开创性板块。它把1731年各报的内容描述为“贿赂！无赖！侵犯、腐败和大人物的倒台……免职和贬黜，大事和小情，魔鬼及诸恶”，还说，“你只用读其中一篇，就相当于把它们全都读了”。这表明愤世嫉俗的新闻观远非我们这个时代的发明，它至少也有268年的历史了。日报最终创造了一种知识环境。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说：“人们实际上不是在看报纸。他们每天早上都像是泡热水澡一样陷入其中。”人们长期沉迷于这个新闻的新世界里，到了19世纪末，他们开始相信自己每天早晨都“需要”一种几千年的文明里都没有的东西——了解过去24小时里，在全市、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发生了什么。新闻业创造了一种新的人类欲望：对有关时事的新鲜故事的饥渴。这也是今天和我们的生活如影随形的大众叙事传统的开端，虚构和非虚构故事传统的产生就是为了在各个巨大的陌生人社群中共享。想阅读《每日新闻》，你不必认识编辑，也不必去他的印刷所，你甚至不必在伦敦。即便你保持匿名也能加入这个读者社群之中，除了少许费用，无需任何报偿。这就是公众的开端。在《每日新闻》创立后的几十年里，早期的报纸发行商们都是靠自己的才智来维持生活的：他们除了事实、观念、意见以及把这些内容有序地记录下来的能力，并无其他东西可以出售。但随着新闻的商业前景日益明显，早期身兼老板和编辑二职的人渐渐让位给了那些最具组织才能的媒体大亨们。在几代人的时间里，这些新发行商围绕着他们的报纸，建立了连锁公司式的庞大帝国，这些公司不仅拥有报纸，还拥有印刷这些报纸的印刷厂、造纸的纸浆厂、生产纸用木材的森林，乃至制造油墨的公司。这些都是工业组织所取得的巨大胜利，但工业化是要付出代价的：随着各报业集团和通讯社开发出他们收集、处理和交换信息的系统，效率上的需求和最低成本原则促使他们走向了标准化。文章陷入了僵化而循规蹈矩的模式，记者们慢慢失去了讲述引人入胜的故事的能力。报纸的日常写作风格变得拘泥而正统；常有人说记者们漏掉的故事远比他们刊登的那些故事有趣得多。日报的这种风格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中叶。1961年，威廉·温特劳布（William Weintraub）在他的小说《为什么要捣乱？》（Why Rock the Boat?）中以蒙特利尔《见证者报》的名义对此风格大肆嘲讽。温特劳布小说中的《见证者报》以出版大量的无聊故事而自豪；该报从不屈服于有趣的事。温特劳布解释说，记者们之所以魅力十足，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公众隐瞒了最好的故事，而《见证者报》的记者们则是想方设法地隐瞒了几乎每一件有趣的事。这就使得他们在私下里成了“令人着迷的故事大王，从而在交际场合中备受欢迎”。在这个受到温特劳布精准嘲讽的体系之中，能循循善诱、直抒胸臆地讲故事的报社记者就成了稀有动物。即便如此，多年来，一部分作家还是在新闻业和我们现在所称的创意写作之间找到了一种联系。19世纪，马克·吐温（Mark Twain）、斯蒂芬·克莱恩（Stephen Crane）以及许多稍逊一筹的人物都身兼了报社记者和小说家的双重身份。20世纪20年代，本·赫克特在芝加哥曾来回切换于虚构文学和新闻业之间，此后他前往好莱坞，帮助发明了黑帮电影和其他几种形式的大众叙事的娱乐节目。同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个伟大典范——欧内斯特·海明威，他年轻时曾在《堪萨斯城星报》（Kansas City Star）和《多伦多星报》工作。多年以后，他说是《堪萨斯城星报》逼着他去学习如何写一个简单的陈述句。当他还在那里的时候，报刊体例书是这么说的：“句子要短。第一段要短。语言要有朝气。要积极，不消极。”这是乐观的美国中西部新闻业的一个公式，旨在迅速传达简明的信息，但海明威出于自己的目的调整了这种风格。他用朴素的文字来雕琢自己独特的诗歌，用反讽、愤怒和孤独来填满简单的陈述句式。他断断续续地为《多伦多星报》工作了4年，该报在1922年曾派他去报道希土战争的后续事态。他有一篇关于难民撤离的报道刊登在了《多伦多星报》上，标题是《一支安静得可怕的队伍从色雷斯出发》。文章开头写道：“在一场永无休止而又步履蹒跚的前行中，色雷斯东部的基督徒们正在堵塞通往马其顿的道路。”他以罕有的直率描述了难民们的混乱与苦难。海明威为《多伦多星报》写了14篇有关希土战争的文章，这些文章帮他树立了自己的形象。作为新闻报道，它们堪称优秀；但当他把它们倾注到自己的小说中时，它们就变得更为有力了。在他完成这些文章之前，那次战争的相关材料就已经为他的书贡献良多，包括《我们的时代》（In Our Time）中的三段插曲，《午后之死》（Death in the Afternoon）中的两个段落，还有他最好的故事《乞力马扎罗的雪》（The Snows of Kilimanjaro）中的两段关键闪回，一篇鲜为人知的短篇故事的一部分，以及《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中涉及卡波雷托（Caporetto）撤退的一个章节。海明威一直在新闻编辑室这个精心设计的乏味环境里，坚持维护自己作为一个写作者的自主权。而几乎在同一时间，亨利·卢斯正在研究一种更加制度化的应对（乏味的）措施：他和他的合伙人布里顿·哈登（Breton Hadden）于1923年创办了《时代周刊》杂志。但让他发财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只有在各种事件以叙事的形式组织起来，并且一般都是按时间顺序来排列的时候，人类才能最清晰地理解（或相信自己能理解）那些事件。卢斯和哈登创办《时代周刊》时，目的是将其视作一种新闻摘要，一种让人们无须翻阅厚重报纸里死气沉沉的专栏就能追踪时事的方式。起初，他们的资源是相当可怜的：除了成堆的剪报、若干参考书，还有自己的想象力之外，他们一无所有。但他们明白，叙事就是组织起一种现实叙述的最有说服力的方式，也明白所有叙事都需要一种目的意识。各家报纸时常提出要在讲故事时表现出某种中立性，这很可能是个不可能达成的目标，而且它在任何情况下都肯定会严重削弱讲故事这种行为。《时代周刊》的政治影响力在最近几十年里消失了，它讲故事的方式和其他杂志已十分相似，部分原因是其他人都从《时代周刊》那里学到了很多。但在杂志的巅峰时期，《时代周刊》式的叙事读起来的确与众不同。它会给你提供新闻，但不突兀，不像报纸那么明显。经过精细加工的《时代周刊》的故事都是以缓慢而又极其细致的场景设置来引诱读者，接着就是一篇精细打磨的叙事，最终导向一个旨在传达情感力量的结论。《时代周刊》的叙事风格，在越南战事急剧升温之前达到了它的最高点，彼时其社论所表现出的信心正好响应了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信心，其散文文体家式的沉稳姿态也和美国政策制定者的沉稳姿态一致，而且亨利·卢斯本人仍然在世。亨利·卢斯1964年的《时代周刊》有一篇关于苏美两国交换间谍的文章，开头是这样一句话：“柏林的一个雾蒙蒙的早晨，一辆来自苏区的黄色梅赛德斯轿车停在了赫尔斯特拉斯（Heerstrasse）过境站的关卡前。”也许，《时代周刊》对间谍活动的了解并不比报纸更多，但它的风格让信息舞动了起来。一篇关于塞浦路斯冲突的文章在开头写道：“花朵在圣希里昂（St. Hilarion）摇摇欲坠的塔楼上开放，老鹰在凯里尼亚（Kyrenia）上空悄无声息地盘旋。”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塞浦路斯的情况并没有多大变化。1964年春，《时代周刊》刊登了一篇讲述美国驻西贡（Saigon）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的封面故事，它以经典的《时代周刊》风格开篇：在西贡闷热的雨季来临前的一个阴郁清晨里，冯克宽街（Phung Khac Khoan Street）38号二楼卧室的一只闹钟在寂静中发出了刺耳的响声。那位波士顿来的大人物起了床，吃过芒果或木瓜早餐，又将那把史密斯·韦森38口径短管左轮手枪装进了肩部枪套，然后就出发去办公室了。在今天看来，这不太像新闻报道，倒更像是汤姆·克兰西通俗小说的开头，这可不是巧合。正如杂志记者模仿小说家一样，想登上畅销书排行榜的小说家也在模仿记者。流行文化的这两个元素都承认它们有相似之处。大约在同一时期，阿瑟·黑利的小说成了世界上最成功的叙事作品之一。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建立在对其主题最详尽的研究的基础之上，无论医疗业、银行业、汽车业或黑利想要写的任何主题都是如此。有时，人物和故事的功能似乎就是为了给他的研究注入活力。《时代周刊》精心策划的新闻报道的传播方式，源于对虚构文学和报道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新闻业绝不能简单直接地去描述事实这一认识。新闻永远是一种近似、一种副本、一种拟像。记者的职责。很像是艺术家——或好或坏的艺术家。我们都是把文学和电影艺术的惯例强加于现实之上，也都是把完全不同且常常是混乱的数据转换成一种可接受的有组织序列。记者们可能偶尔会声称自己仅仅是信使，传递着他们收集到的事实，但这种姿态是经不起推敲的。在他们最得心应手的时候，那些新闻叙事可能会显得自然而又必然，好像每个故事都不得不讲，而且不可能以另一种方式来讲。但这些事实都是由记者来选择和塑造的，因而必定会反映出他们的利益和传统。《时代周刊》的前记者西奥多·怀特（Theodore White）写了一本关于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竞选的书——《1960年总统的诞生》（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60），由此奠定了当代政治新闻的基础。怀特得以接触到那次竞选的内幕，或一部分内幕，之后他写了一个故事来体现肯尼迪的政治路径和自己对1960年美国生活的理解。该书成了一本畅销书，一本有抱负的政治家们都应一读的教科书，也成了其后成百上千本类似书籍的灵感来源。怀特创立的这种以大篇幅叙事来论述政治竞选的传统，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都已根深蒂固，以至于现在有些作家可能根本无须费心阅读怀特的作品就能把他模仿得惟妙惟肖。与此同时，电视新闻和纪录片也正在开发叙事新闻在视觉上的对等物。在将新闻转变成叙事方面，电视业已跃居报业之前，这一方面是因为电视业急于确立自己信息供应者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电视业没有受到陈腐的报刊写作惯例的拖累。一开始，电视新闻还受到摄像设备的重量和大小的限制，但随着摄像机的移动化和磁带编辑的简易化，电视记者们也学会了如何把他们的节目打造成有条理的小故事。而这些故事，也是人造的，就像纸媒新闻一样。有一个关于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CBS network）的已故创始人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的故事，给我们展示了这种支配着新闻业的诡计。1962年的一天，佩利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丹尼尔·肖尔（Daniel Schorr）在拍摄采访一名粗暴无礼的东德政客时的表现称许不已。佩利说：“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用那样的语气跟你说话，你还能这么冷静地坐在那儿看着他。”听到这番话，肖尔被老板表现出的无知震惊了。和大多数电视采访一样，他那天工作时一直带着一台摄像机。当他向对方提问时，摄像机也一直在拍摄那位政客；等这个过程一结束，摄像机就要换位，以便拍摄肖尔提问或静静聆听的样子。当然，那时这位政客已经把话说完了，甚至可能已经离开了大楼。肖尔不知该如何回应这句根本不是恭维的恭维话。他说：“佩利先生……您肯定知道那都是后来补上的脸部特写镜头吧？”但佩利这个美国广播电视界最有权势的人物，这个拥有业界最受景仰的新闻部门的公司的负责人，对他的员工是如何采编新闻的这一基本事实毫无所知。所以，他问道：“这么做诚实吗？”肖尔（据他后来回忆）答道：“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我也不愿这么回答。但的确这不诚实。”于是，佩利决定以后不允许这么做。他下令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要绝对禁用事后脸部特写镜头。这一政策只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就被人遗忘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所有其他广播公司一样，回到了大家一直都在用的办法：把一些胶片或磁带的片段拼接起来，直到它们看起来就像现实一样。那些把新闻打造成叙事的人，以及那些阅读、观看或以其他方式从中汲取信息的人，显然在对一种人类需求做出回应。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马克·特纳（Mark Turner）提出了一种故事教会了我们思考的理论。在他的《文学的心灵》（The Literary Mind）一书中，他指出，讲故事不是一种奢侈或消遣，而是开发智力的一部分。故事是人类思想的基础构件，它们是大脑组织自身的方式。特纳参与了他所在大学的神经系统科学与认知科学的研究项目，他认为大脑从本质上来说是文学性的。利用杰拉尔德·埃德尔曼（Gerald Edelman）的神经系统科学，他描述了人类的大脑通过神经元的交叠系统或地图来整合思想与感觉片段的过程。我们就是这样把各种碎片拼合起来，并通过连接各种元素来寻找意义的。而能让神经元兴奋起来并使得这些连接成为可能的那股力量，就是叙事——尤其是那些与其他故事混杂在一起的故事。当拿一个自己知道的故事去比照另一个故事时，我们就是在组装那些能让我们的大脑运转起来的元素。这能否说明我们对讲故事和听故事的需求呢？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也许是20世纪最受人钦佩的记者，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份自述，讲述了叙事作为一股他无法完全掌控的力量是如何在他的生活中不请自来的。从大约10岁到25岁，也就是他成为作家前的那15年里，他一直在进行一种他后来称之为文学练习的心理活动。他说这是“在编造一个关于自我的连续性‘故事’，一种仅存于心中的日记”。他被公认为是一位敢讲真话的作家，哪怕这样做让他失去了朋友，失去了合约，甚至在一段时间内也失去了部分大众读者。他是备受景仰的文学性新闻的前辈之一，多年以来，他们一直在致力于研究叙事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奥威尔曾创作过几部报告文学作品，但对于理解叙事的发展来说，最值得注意的还是《通往维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他受人所托，怀着极大的热情和同理心写下了这部著作，他把自己也嵌入了故事之中；或许最令人惊讶的，是他在没有告知读者的情况下，跨越了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界限。1936年，英国正经受着萧条经济的折磨，奥威尔打算去曼彻斯特（Manchester）附近的维根这类矿业城镇和工人以及其中许多的失业者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他做了所有惯常的研究工作——采访所有他能采访到的人，和贫困家庭租住在一起，参与政治讨论，在图书馆里研究有关住房和健康的报告，收集新闻剪报。他三下煤矿，由此创作出了一些最扣人心弦和骇人听闻的素材：他把地下的狭小空间描述成某种为工人而设的日常刑讯室。他还谈到失业者们在堆积如山的垃圾堆上争先恐后地寻找煤块来为房子取暖——这对于煤矿工人来说不啻为一种尤显羞辱且非人道的盗窃行为，没有他们的埋头苦干就不可能有欧洲社会。在奥威尔离开维根的那一刻，他描述了眼前的景象：“火车带着我远去，穿过巨大的矿渣堆……堆积如山的废铁、肮脏的运河和灰泥路……天气冷得可怕，到处都是黑乎乎的雪丘。”记者们常常被告诫不要写他们自己，这是有充分理由的。他们可以借此提醒公众，不必对记者本人产生什么兴趣，只要对他们受委托所写的主题感兴趣就行。这十之八九是个好建议，但也有一些记者打破了这一规则，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就奥威尔这个案例而言，他自己的人生故事——也可以说是他15年来随身携带的私人叙事的延伸——已经成了他的著作和文章的一部分。回过头来看，《通往维根码头之路》也提出了一个直至此刻还困扰着叙事性新闻写作者的问题：一个写作者究竟是应该只使用没有改编过的事实，还是可以为了更大的真相而牺牲精确的信息？能否允许以巧妙的或更诱人的方式来重新编排素材？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这种为了效果而进行重新编排的做法，已经被奥威尔运用到了《通往维根码头之路》中。例如，奥威尔描写了在火车上瞥见的一个人，一个因贫穷而未老先衰的女人。他说自己在她脸上看到的表情，使那些自以为是的中产阶级——认为穷人们由于不知道还有其他的生活方式，因此多多少少满足于自己的命运——的看法变得毫无意义。奥威尔写道：“我在她脸上看到的并不是如牲畜一般无知的痛苦，她对自己的遭遇了如指掌——她和我一样清楚，在严寒中跪在贫民区后院黏滑的石头上是多么可怕的命运。”但正如伯纳德·克里克（Bernard Crick）在一本奥威尔传记中所指出的，他那段时期的日记显示，他根本没有在火车上看到这个女人。他某天外出散步时看到了一个正在劳作的女人，出于某种诗性的力量，他把她转移到了那个火车车窗前的场景中。而在这段话之后，他又插入了一段抒情描写，描述了两只乌鸦交配的情景——这也不是在那列火车附近发生的，而是在另一个城镇的另一个场合发生的。奥威尔重新编排了这些事件，以服务于他的叙事。克里克指出，奥威尔对其见闻的叙述是“一种极为深思熟虑的艺术建构”。奥威尔们把他们所揭露的故事转变成了寓言，这是几千年来的普遍做法。1935年，英格兰的年轻诗人W. H. 奥登试图为他的时代定义这一过程。他写道：“一定而且永远都有两种艺术，逃避的艺术……和寓言的艺术，这门艺术将教人忘却仇恨，学会爱。”奥威尔试图把作品打造成第二种艺术。报刊新闻行业的命运，就是不断地重新发明轮子。在这里，轮子的意思是认识到新闻的力量就在于通过讲故事来理解世界的意义。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对于一群同样具有自我意识的作家们来说，以新新闻主义的名义重新唤起同样的冲动和技巧也实属必然。其实，就连这一措辞也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据我目前所知，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是在1887年，当时伟大的文化评论家马修·阿诺德写道：“我们有机会观察到一种新新闻主义，这是一个聪明而又精力充沛的人在不久前发明的。”阿诺德说的是W. T. 斯蒂德（W. T. Stead），他负责编辑伦敦的《帕尔摩报》（Pall Mall Gazette），并利用其版面来争取儿童福利和社会进步。仅仅四年以后，就有人在这份《帕尔摩报》上使用了阿诺德的“新新闻主义”这个术语，如今它已经成了一个“被滥用和大量误用的名称”，要用大写的“N”和“J”来拼写。20世纪60年代中期，“新新闻主义”这个术语再度回归，以指代那些撰写公共事务或罪案的小说家的作品——比如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描写了堪萨斯州一户农民家庭被两个流浪汉无辜杀害的故事；诺曼·梅勒的《夜幕下的大军》，则讲述了一次针对越南战争的抗议行动。有时这些书很像小说：它们都在故事中细致地重构了相关场景，它们会使用对话，也会表达观点。梅勒引入了一些自传的片段；而汤姆·沃尔夫——这一风格的最著名的实践者之一——虽然自己并非小说家，却也照着伊恩·弗莱明这类通俗小说家的样子来运用细节描写——他仔细地列举了各种酒、服装和汽车的品牌。亨特·S. 汤普森在《竞选路上的恐惧与嫌恶》一书中讲述了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的第二次总统大选，他公开使用了幻想元素，这同样是小说家的手法。沃尔夫汇集了这一体裁的典型范例，并和E. W. 约翰逊合编了一本选集，即《新新闻主义》（The New Journalism）。在其导言中，他说明了这种形式的优势，肯定了它的长处。随后，沃尔夫又写了一本关于美国的太空计划及其在试飞员文化中之起源的畅销书《太空先锋》，由此为其论点提供了完美的例证。从一开始，新新闻主义记者的书籍和文章就引起了各方批评。就像都市传说一样，它们往往听起来好得不像真事。杜鲁门·卡波特坚称《冷血》中的每一个字都是精确的，但怀疑的声音还是出现了。我们怎么能确定某个已经不在人世的人确实对另一个也已不在人世的人说了那样一些话？在《太空先锋》中，沃尔夫怎么那么清楚林登·约翰逊这样一个不善表达内心世界细节的男人在特定场合下的那种无法言传的情感？从故事讲述者的立场来看，那些事件就发生在喜气洋洋的诺曼·梅勒的眼前，这是不是有点太方便了？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多的裂缝开始出现了。因《广岛》（Hiroshima）一书而被人视作新新闻主义先驱的约翰·赫西（John Hersey）给沃尔夫的《太空先锋》写了一篇冗长的批评文章，他断定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想象出来的。卡波特的作品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审视，而且人们已经发现里面充满了各种只可能是作者自己捏造出来的材料。当沃尔夫被问及这类批评时，他耸了耸肩，好像这并不重要。新新闻主义记者一方面宣扬一种教条，即形似虚构的真相；而另一方面，他们似乎也常常承认，真相偶尔和虚构会混杂在一起。随着这场争论断断续续地展开，叙事性新闻报道也在逐步取得优势。20世纪80年代有一段时期，《今日美国》（USA Today）凭借其短小精悍的消息成了北美各地报纸竞相模仿的典范。而在最近，报纸又开始转向长篇叙事。一个转折点是1993年美国报纸编辑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的一份名为“话语方式”（Ways with Words）的报告，其中引用了两位新闻学教师的话，他们说：“记者们应该将叙事技巧融入故事中，以引导读者读完整个故事。这些技巧包括实实在在地讲故事，聚焦于动作、人物和大事记。”其他报道也都遵循着同样的思路，这证明了一点，即（如一位新闻学教授所写的）“现代报刊记者必须去推销的最有销路的东西之一，似乎就是连贯性”。但是，作为一个30多年来一直在参与这一进程的作者、编辑和批评家，我现在认为它比这看上去要复杂得多。“新新闻主义”这个术语已逐渐褪色，但它影响了所有的媒体，其后果有时让人非常难堪。在20世纪80年代，《华盛顿邮报》不得不退还了一座普利策奖，因为其获奖作品的作者编造了一个海洛因成瘾的孩子来作为她故事的中心。这篇名为《吉米的世界》的文章，如今在新闻史上可以说是声名狼藉——吉米是编造出来的，虽然其中关于吉米所在地区的细节是准确的。最近，新闻叙事偶尔也会放飞自我，变成完全的虚构作品。几年前，《波士顿环球报》刊登了一篇感人至深的专栏文章，讲的是一黑一白两个男孩儿在波士顿的一个癌症病房里成了病友；其中一个男孩活了下来，另一个死了，而最后他们家人所表现出的善意，或许能证明美国人的种族创伤总有一天会得以愈合。作为报纸的一篇专题文章，它在所有方面都堪称完美，只除了一点：当中没有一个字是真的——正如调查人员在寻找相关人士时所发现的那样。近几十年来，在电视、杂志和报纸上发展起来的叙事新闻，被期望的已不仅仅是早先几代记者们所乐于采用的那种直截了当的报道方式。但如果说这样做更为有力，那它也更加危险——而且是以一些早期最热切的实践者和崇拜者所无法理解的微妙方式产生的危险。它提供了一个天主教会所说的“罪恶的理由”，一个做坏事的邀请。在此情况下，它就是一个把人引入歧途的机会。除了诽谤法之外，叙事新闻似乎没有不变的规则，这至少是某些在实践这一理念的记者，包括一些最有才华的记者心里的想法。在这一历史进程的后期，我才突然意识到，如果叙事新闻需要更多才华横溢的作者，那么它也需要更多警觉而多疑的读者。有一点似乎很清楚，那就是叙事对作者所呈现出的诱惑力，在其他形式的报道中并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存在。叙事会采集到错误的信息，就像衣物烘干机里会堆积线头一样。零零碎碎的谣言会紧紧附着于叙事，一知半解的轶事和漫不经心的话语也是如此，它们都可能膨胀到事实的水平。作者的良心，由此变得至关重要。一旦展开叙事，作者们可能会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想要改进它，想要修改现实，直到它变得更迷人、更犀利、更难忘。最老练的记者和纪录片拍摄者们，能在一个流程中借用某些都市传说的特点。而在报道事实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危险地步入虚构之境。本文经出版社授权节选自《叙事的胜利》一书，较原文有删节。原文作者：[加]罗伯特·弗尔福德；摘编：秦无宪；编辑：张婷。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