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研究方法

央广网西安11月14日消息（记者雷恺）11月14日—1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西安外国语大学联合主办，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承办的“第九届中国语言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问题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围绕“语言学的跨学科、跨文化研究”这一总议题，与会者就语言学的本土化与跨文化研究、语言学交叉研究的前沿话题与发展趋势、经典诠释与古典学的现代演进、语言与现代社会治理、“一带一路”的语言分布和语言政策研究、西北地区的语言关系与民族和谐研究等几个方面作了精彩纷呈的主旨发言，并展开深入交流和热烈讨论。开幕式由国务院参事、《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柯锦华主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社哲部主任赵培杰作会议开幕式致辞指出，语言学应在理论上创立中国学派，书写西方语言理论的中国篇章，实现中国语言学理论体系创新，建设学术中国、思想中国；西安外国语大学副校长王启龙介绍了学校的基本概况、学科优势以及近几年来发展情况，强调语言学是介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实学，既要注重对语言事实的发掘，更要注重对语言学方法的总结与创新。围绕“语言学的跨学科、跨文化研究”这一总议题，北京语言大学党委副书记魏晖教授在题为“迈向工程化的国际中文教育”的报告中强调，国际中文教育规模越来越大，人才需求类型越来越多样，教学过程越来越需要规范、先进技术越来越得到应用，实施工程化的国际中文教育成为一种选择；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赵世举教授在报告中指出，语言文字领域应积极回应时代赋予的新使命，大力推进语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自身现代化，全面服务社会公众治理现代化，主动助力相关领域现代化；浙江师范大学原党委副书记张先亮教授从语言生态视角切入，分析语言与贫困的作用特点及路径；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吴长安教授就如何深化构式研究的路径提出了思考；中国人民大学陈前瑞教授在题为“汉语方言动词变音的形义关系与形态地位”的报告中，从跨方言、跨语言比较的视角出发，分析汉语方言变音形义关系的多样性与一致性，检视一元有界论不易解释的一组围观现象及其分布的区域性，从形态类型学的角度总结汉语变音的形态地位；北京语言大学卢德平教授以语言景观为出发点，指出从语言浓缩经验角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语言景观、公益活动、社区互助等多种实践文本形式，表现了中国社会政治思维的基本特征；陕西师范大学胡安顺教授对《诗经》的节律进行了初步考察，指出，《诗经》中的四字诗句基本上由两个节拍构成，节奏格式为二二，具体有平平、仄仄、仄平和平仄等四种类型。

一个学科的研究方法是其在发展过程中，经过许多研究者的不断探索、创新、遴选、实践、检验，得到研究共同体的广泛认可才得以形成或成熟的。方法的成熟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方法不仅是任何一门新兴学科的基本要素，也是该学科得以发展的必备条件。俄罗斯心理语言学一直在完善自身的研究方法，从方法视角审视自身可助我们了解其学科特性。立足语言心理实验　心理语言学是众多科学理论的融合。它的流派依托不同的民族文化土壤，与心理学、语言学等许多学科紧密相关。现今，心理语言学框架下不同流派的研究视角均有差异。学者们主要研究言语生成、言语理解、言语交际以及儿童言语习得等核心问题。如此一来，心理语言学流派的概念体系都是由心理学要素和语言学要素构成，其中的区别在于其理论是依托心理学还是语言学。俄罗斯心理语言学研究方法沿袭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同时开辟了新的方法论。心理语言学研究范式进入常规科学发展阶段后，俄学者们的方法论意识不断增强，主要有三种研究方法。第一是内省法。内省法是自我认识的认知方法，是认识现象和规律直观理解的关键点。1879年，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开办心理学实验室，开启了实验研究心理的先河。冯特及其追随者使用的方法称为内省法。他们认为意识是一个封闭的过程，旁人无法经历主体自身的意识状态，不同人不会具有完全一致的意识形象。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发现，受试在见到刺激物之后会描述出关于客体的感觉和状态，受试描述出的并不是客体本身，而是受客体影响产生的意识状态。内省法是创新的产物，能够从科学的视角研究意识。物理现象可以被人直观观测到，心理现象只能是经历过该现象的人才能观测到。第二，自然条件观察法。它通过直观组织观察结果来解释心理现象。观察者要预先制定计划，需专门记录其进程和结果。俄罗斯心理语言学者在临床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等领域大规模使用观察法。观察者应在实验现场或可加入到实验进程中。在获取所发生事情完整图景和完整反映个体行为这一点上观察法是不可替代的。观察的对象一是言语行为，主要包括言语内容、言语连续性、言语强度等；二是非言语行为，指表情、眼神、身体、移动、距离和物理接触等。第三，创新联想实验法，联想实验是言语心理分析最有效的技术手段之一。给受试展示刺激词并告知其应该回答出脑中第一批浮现的反应词。通常每个受试给100个刺激词，用时7—10分钟去回答。大部分联想实验的反应都是在17—25岁的大学生中获得的，一般采用母语给受试刺激词。它涵盖了以下三种联想实验：一是自由联想实验。受试不受词汇反应限制，这种反应能够对任何刺激做出词语反应。二是定向联想实验。给受试固定的语法、语义类别的词，例如形容词搭配名词。三是链式联想实验。让受试立即对刺激词做出反应，让受试用20秒钟说出10个不同的词或者词组。在联想实验的基础上，俄罗斯心理语言学家编撰了《俄语联想词典》来直观展示受试的意识内容。大力拓展心理语义研究　　语义研究是俄罗斯最独具特色的语言学特点，依托语义研究，俄罗斯心理学家提出了两种研究方法。其一，语义微分法，其实质是根据两级刻度的评价数据来确定词汇语义相似。美国心理学家奥斯古德创立了该方法，俄罗斯心理学家别特连科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语义微分法的研究结果，并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向。语义微分法分为程序刻度调节和控制联想法。语义空间是意义描写的工具，通过分解它们在固定顺序表中的含义对意义进行分析，计算与意义相符的坐标之间的距离来对它们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得出判断。它可以用来构建语义空间并开展心理语义实验。语义空间的构建要以不同概念等级为基础，有评测、力度、积极度三个主要因素。换言之，一种语言文化的被试可在进行要素解析时使用已有要素刻度分类结果。词和词组是心理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语义区分法是借助形容词反义层级对应的两级标尺，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评价词义。从各种概念等级中分析词汇的多面语义空间构建转到以小范围概念等级为目的的个别语义空间的构建，扩展了被分析客体的描述方式。其二，神经心理法。神经心理法具有深厚的理论基底。神经心理学中人的高级心理功能由系列要素构成，每个要素都依托大脑特定组件的运行，在整个思维体系工作中有独特作用。心理语言学使用语言意识神经生理关联技术，主要通过三种渠道：第一是脑造影术，主要研究大脑的脑电波活性； 第二是功能磁共振X线照相术，主要研究脑内器官的血液循环引起的神经活性；第三是核磁造影术，用于测量脑电波运行过程中磁场的参数。功能磁共振X线照相术能获取言语活动进程中脑活动受限的信息。这种方法的缺点是研究者不可以测量脑活动出现的时间，因为血液流入脑中特定部位的时间不是立刻的，而是有一定的时差。脑造影术与这种方法正好相反，能够测量出脑部活动出现的时间，但不可以确定脑内具体活动的地点。核磁造影术产生的时间较短，可以同时确定言语活动时脑部器官活动的时间和地点。学者们很看好这种方法的前景，借助该法可以研究语言意识的神经机制，研究语言手段刺激条件下的脑部活动。俄罗斯心理语言学方法标新立异，首先通过对主要研究方法进行介绍、对比、分析和评介，为研究者提供研究方法的背景、基本操作步骤、主要特征、优缺点等方面的信息。其次，提高语言学研究人员的方法论意识，推广多元方法观。根据不同的研究目标遴选研究方法，从不同角度对语言要素进行研究，获得不同研究成果。最后，注重对主流心理语言学研究方法产生、特点、操作步骤和应用案例的研究，为从事心理语言学的人员提供全面的方法论体系。反思不同的研究方法是我们更加客观地、科学地评价和验证该学科的重要理论和依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学派背景下汉语术语学学术话语体系建构及俄译研究”（19BYY212）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句云生获取更多学术资讯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语言学研究进入历史上发展最快、学术最繁荣的时期。下面主要就汉语言文字的研究分两个时期简要叙述。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事业的需求推动语言文字研究发展党和政府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起就对文化教育事业高度重视。扫盲和提高干部群众语文水平的需求直接推动了语言文字的研究。从1950年《人民日报》发表《请大家注意文法》等文开始，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和丁声树等《语法讲话》等语法著作相继推出，学术期刊出现多场语法大讨论，深化了对汉语自身特点的认识。多位专家学者集体编写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为中学教学提供了完整实用的语法体系。这些都带动了汉语语法学科的稳步前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以及汉语规范化的任务，在帮助提升全民语文能力的同时，也有力推动了对语言学多个领域的研究。推广普通话的需求促进了汉语方言学。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举办多期普通话和方言培训班，既服务于方言大调查，又为汉语方言学研究培养了大量专才；修订完善后的《汉语方言调查字表》成为使用至今的调查标准方案；随后出现了《昌黎方言志》等精品著作，树立了方言调查研究的学术标杆。汉语方言学成为了显学。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促进了语音的研究，包括普通话音位系统的研究和实验语音学的发展。以中科院语言所为主的研究队伍用实验方法对普通话展开一系列开创性研究，为科学认识普通话音系、满足语音合成和识别技术的需要提供了科学支撑。为确立普通话词汇规范，中科院语言所编写的《现代汉语词典》应运而生。其内容和体例成为词汇学研究的主题和素材，带动了汉语词汇学的发展。简化汉字和整理汉字(定量、定形、定音和定序)促成了现代汉字学的产生。在普通文字学和比较文字学的助力下，这一学科走向成形和成熟。国家对语文事业的重视，激发了学界的研究热情，形成了语言学各学科全面发展的态势。历史语言学观念促进了从发展史的角度对汉语的考察。王力《汉语史稿》首次为汉语全面勾勒了语音史、语法史和词汇史的主线。“汉语史”逐渐成为汉语研究的重要学科方向之一。音韵学渐脱难懂“绝学”身份，成为可传授、可论证、可验证的现代学问。对《切韵》音系性质的讨论和音系本身的研究，基本确立了以《切韵》音系为代表的中古音，为上溯上古音、下探近代音提供了坚实的参照。以甲骨文、金文为代表的古汉字研究不断拓展深化，研究范围超越字形、词语，拓展到语法研究。理论方面，大量翻译介绍包括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在内的苏联语言学著作，并带动对语言和思维等语言哲学问题的讨论，对西方语言学前沿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也有所介绍，刊于《语言学资料》等书刊。这一时期，朝向世界语言学的窗口始终开启。在应用领域，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科院语言所和技术计算所已合作进行机器翻译的探索，在1958-1959年间研制出了实验性的英汉、俄汉翻译系统。改革开放为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注入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为语言学的发展创造了崭新的社会学术环境。高考制度恢复，语言学硕博士点逐渐设立和增加，语言学有了人才保障。语言学期刊有恢复，更有新生，期刊集刊方阵逐步成形并壮大。《中国语文》复刊后发表了诸多名家厚积薄发的论文，担当了领军期刊的角色。新生的语言学期刊各以所长逐步跨入后来的核心期刊行列，成为语言学长期繁荣的重要基石。各类语言学集刊也以强劲态势涌现，拓宽了科研成果的发表渠道。同时，语言学界进入学会涌现期。中国语言学会于1980年成立，文字、音韵、训诂、修辞、方言、世界汉语教学、辞书等各分支学科也纷纷成立学会、研究会及其下属分会。这些都对凝聚学术力量、开展学术活动、培养学界新秀起到了积极作用。大部分学会形成了两年一届年会的惯例，使语言学各分支学科始终保持“激活”状态。很多学会办有集刊，不同领域的学术成果得以及时展示。另有很多学术会议不属于任何学会，但有相对固定的主办方和会议周期，并出版连续性文选。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IACL)自1992年创办起，每年在亚欧美各国举行年会，中国学者成为与会最大群体，多所大陆高校主办IACL年会，知名学者先后担任会长。改革开放掀起了介绍国外各语言学流派的热潮。大量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或介绍读物得以出版；借鉴国际前沿理论研究、解决汉语或中国境内语言问题的论著，在理论和方法传播方面作用更加凸显，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以语言学教学和交流为导向的人员往来日趋活跃，来华讲学、出访、留学、长期兼职等形式，成为促进中外语言学交流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带来理论方法的引进和运用，在很多方面促进了中国语言文字研究范式的提升，尤其是功能—认知语言学、语法化学说、语言类型学、语言接触等的研究范式已成汉语界的显学，优秀成果不断涌现，并反哺前沿理论。形式语言学也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深入研究。历史语言学、地理语言学使汉语史研究和方言调查研究更具有系统性和多维性。音韵研究从解读古韵书的音系，发展到构拟历史上各个阶段的音系并勾勒语音演变规律；词汇训诂研究从训释古代具体词语发展到探求词汇系统发展史；文字学从具体汉字的析字解理上升到系统的汉字构形学理论；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交叉学科也从萌芽状态发展为研究热点领域。新的应用性需求继续为汉语研究提供动力。国际汉语教育推动汉语特别是语法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化，支撑语法研究的工具书或语料库纷纷涌现。对外汉语教学类期刊成为汉语研究尤其是语法研究的重要发表园地。与对外汉语教学有关的汉语词汇学、语音学、文字学等学科各有丰硕成果。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计算语言学家们致力于完善机器所需的语法规则，包括分词、句法分析、语义关系分析、源语言到目标语的转化规则等。计算语言学界对统计方法的强调促进了语言研究中统计方法的运用和大数据语料库的建设。语言生活和语言政策也推动了语言文字应用的研究。1985年国家语委成立后，工作重点转向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及后来的信息化。语言文字应用性研究也随之调整。通用规范汉字表、异形词整理、港台腔、方言词语、外来词和字母词、网络用语，这些规范化课题催生了大量成果。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语言生态也发生显著变化，语文政策也需要与时俱进，以构建更加和谐合理的语言文字生活。语言规划、语言战略、语言资源等领域得到更多重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0年通过)的制定，也有语言政策方面的研究基础。进入二十一世纪，语言文字研究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获得了更大的推动力。诸多领域与国际前沿同步推进，如语法化、语言接触及地理语言学、构式语法、语义地图模型等，都有大量优秀成果涌现，不乏理论创新性探索。普通语言学意识的提升，特别是生成语法对普遍语法的追求和语言类型学对跨语言视角的强调，使更多学者能从普通语言学角度来看待汉语的共时历时现象。如方言学更注意探求方言在汉语演变史中的位置，加上语言接触和地理因素的影响。城市方言研究则更关注社会因素的影响。简帛碑文等出土文献资料的大量涌现，促进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二重证据”的比较，为文字、词汇训诂、音韵、语法等领域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和启发；音韵学与古文字的结合，拓展了新的广阔空间。地下或民间大量更贴近口语方言的各类语料，保留更多汉字变体，透露特殊乡音，推动了俗文字学、方俗词语、古代方音等研究领域的拓展。语言学界探求语言规则背后的心理机制，重视儿童语言获得规律；心理学界关注语言文字产出和理解机制，重视儿童语言文字能力的发展过程。它们共同提升了心理语言学的学术地位。观察记录法和实验法的心理学方式同时成为语言学的重要科学手段。大脑神经科学踏入语言文字研究领域，语言文字的认知心理机制进一步还原为生理机制。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眼动仪等逐渐成为语言学的利器。大数据和基因技术等在语言学中发挥更多作用。语言文字本体研究也愈益倚重语料库的量化优势。以基因技术结合大数据语料探求久远的语言谱系关系，成果受到学界高度关注。语言方言资源保护工程在全国大规模展开，各地在更加统一规范的框架下展开调查，并对语言方言进行数码化典藏，语言方言调查迎来了新成果的高峰。中国学者在借鉴吸收国际前沿理论的同时，也在语言理论的自主创新方面迈出更多步伐。汉语方言音韵学界逐渐形成方言语音历史层次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学者以此来离析方言音系中由语言接触造成的文白异读等语音历史层次，将相关个案成果提升为一种历史层次分析法，目前已经成为汉语方言语音研究中被广泛应用的研究范式。“语言库藏类型学”作为中国学者的原创理论，从跨语言视角研究形—义关系，尤其关注形式库藏对语义表达的反作用，特别是由强大库藏所负载的显赫范畴的作用。“高级版本的意合语法”，关注汉语语言形式的不完整性，揭示意合语法的认知机制，整合多种理论工具构建合适的描写体系。“新描写主义”主张用跨语言的眼光、合理调用多种理论工具来增强语言描写的准确性和精细度，避免理论对语言事实的扭曲。这些理论探索虽然还处在发展早期，但都是在深入了解现代语言学理论和中国语言事实的基础上提出的原创理论，其发展走向值得关注。中国的语言文字研究者本着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学术精神，在“封闭自足—对外开放—自主创新”的过程中，已经逐步迈向第三个阶段。(作者：刘丹青，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名词性短语句法结构的类型学比较”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语言学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从最初对于语言形式和结构这种外在客观成分和现象的关注，转向更加有深度和更加复杂的语义层面。其中，对于语义研究最为推崇并把语义的地位提升到核心领域的，当属“大功能主义语言学”之下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这两大理论学派以语义作为核心研究对象，在对语言本质的讨论上，也都把关注点放在功能之上。只不过，这两者虽同属“大功能主义”的框架，但具体的研究方法、研究侧重、研究出发点和研究范围仍然有明显的区分。不过两者的产生具有一致的前提和基础，是在本源源头一致下不同流向的区分，使得两者融合和互补的语言研究整合模式的出现成为可能，也为探讨更加全面的语言研究模式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思路。认知功能观和功能认知观对认知的看法存在差异认知语言学是在反对和批评“转换生成语言学”的过程中产生的。而其产生的前提含蓄地说明了认知语言学研究本身就涵盖了对于语言功能初始性的关注。认知语言学对于语言的讨论是基于一个语言动态范围化的假设开始和展开的。在认知语言学研究起点上，语言的运用和语言功能的实现并不在语言本身，而在于语言使用者对于客观世界一切事物的具体感知过程之中，通过这种主观认识活动的参与而实现其语言功能意义。可见，认知语言学强调作为语言主体的人的认知活动在动态语言中的关键性意义。语言在本质上就是在主观人认知世界的过程中充当一种媒介性质的功能。具体应用的语言被看作一种符号化的表达，是主体人自身对于客观世界的认知活动过程和这种语言化的抽象符号表达过程的规律性探索。系统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行为（social act），对于语言本身的定义与定性也就归于社会学这样一个总的大系统之中进行讨论。与认知语言学强调的认知因素为说话者所处的外部世界反映到主观人的心理表征及其对语言的这一理解不同，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认知因素主要是认知表义而不是思维含义。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看来，说话者的心理映像是语言作为一种客观社会行为的符号化固定映射结果。认知本身不是思维的主观活动，而是说话者对于自己身份的认识，从而选择恰当的说话方式而已，因此主要体现为语言系统的选择主张。简单地说，系统功能语言学中强调的说话者认知能力是对于说话者所处的社会身份的认识，是对于自身客观定性的主观认识，而客观的社会身份决定着其语言的适用和选择。认知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存在交叉点两个学派的核心内容都集中在经验的传递上。譬如，他们都用“识解”（construal）一词来解释人类经验的表达规律，也都坚持从语言实践中掌握抽象规律。韩礼德提出，不仅可以从生物的内部，也可以从生物之间观察语言。生物的内部指的是认知的心理，而生物之间则是指来自外部世界或社会。他认为更为重要的是两种路径的结合。两个学派都将语义作为研究的焦点。系统功能学派把语义作为研究的起点，自上而下，从语义到词汇、语法和语音，是一个层层选择的过程；这一系统隶属于社会系统，语言系统是作为社会子系统的客观存在。虽然在关于语言作为社会行为的定义上，功能语言学不同于认知语言学的语言动态化定义，但其将语言作为可以选择的系统这一主张却与认知语言学派相吻合。认知语言学派在讨论认知系统与语言构建系统的联系和规律抽象中，也强调了语义系统描述的重要性。两个学派都主张语言的研究并不是单纯的语言展现和描写，更重要的是对语言的解释。对于语言的解释，认知学派是从人的认知层面入手而展开的，而系统功能语言学派则是从社会决定性角度入手而展开的。不过，两者在语言的解释上只是具体方式的不同，研究和解释的最终归宿却是一致的。两个学派对于语言的研究侧重均在于研究语言之间的差异性而不是共性，即不管是强调认知的区别化，还是强调社会决定性的区别化，在两者看来，在不同标准下的不同选择才是语言发挥作用的关键。构建认知功能模式上述分析表明，两个学派具有合流的基础和合作的可行性，我们可以尝试建立语言研究的认知功能模式。首先，功能语言学的研究中蕴含着对认知因素的把握，而认知语言学也含有对于功能的关注。根据M. A. K. Halliday的语言学观点，语言可分为三个层次：语义层、词汇语法层和语音层。这三个层次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与意义相关、展现彼此的体现关系，表达为客观世界—社会意义—语言符号的假设模式，展现出语义系统与语言系统之间的密切联系，实现了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篇章功能。而认知语言学则是在此假设之下，加入了认知的作用，表达为客观世界—认知—意义—语言符号的假设模式，个体认知经验体现于语言的语义空间、符号空间和音素空间，经由符号的上下串联，实现了物化过程、关系过程和心理过程。由此，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兼顾概念结构和实际应用、兼顾过程和功能的语言研究范式。如此，我们就可以把认知过程中得到的经验与交际过程中意识到的语用经验结合起来。此认知功能模型为认知性的功能，人们就会把语篇经验放在语义空间、符号空间和音素空间里去分析和总结；它又是功能性认知，语义空间、符号空间和音素空间就不再只局限于个体的生理和心理经验，而是向整个社会开放。如此，功能学派和认知学派的视角都得到了极大拓展，认知语言学可以借助于功能语言学篇章层面的分析方式来探讨语言现象的全部意义；而功能语言学可以借助于认知语言学的内在规律性研究更好地探讨语言的功能，两者互为补充，相互验证。人的交际活动离不开认知能力的介入，而很多体现认知能力的言语行为，也要在实际交际或语篇中才能展示出来。本文以认知语言学和系统功能语言学两大学派概念体系为基础，以两大学派各自语言观、认知观和功能观偏向为突破口，围绕认知加工、个体体验和社会意义以及语言符号等要素，挖掘两者之间的共核之处，揭示个体体验与社会实现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相应的工作机制，以形成认知功能融合型语言研究理论范式和分析框架，从而使研究维度得到拓展，研究疆域得到扩大，研究视角得到突破。（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概念整合的认知功能论范式研究”（19BYY007）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缪海涛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Ungerer 和 Schmid 提出了认知语言学的三种研究路径分别是：经验观、突显观、注意观。笔者将就三种研究路径对语言现象的解释力进行分析。一、经验观及其分析认知语言学的经验观认为语言的形式结构和语言意义的生成及理解受人们经验的制约。意义源于概念化和范畴化。人和客观世界的互动体验就是认知的加工过程。因此，影响“人们因产生不同的经验从而产生不同意义的理解”的原因是多重的，如民族、宗教、风俗以及认知方面的差异等。例如，“绵羊”一词，生长在非基督教的人会具有以下概念意义：草食动物、肉可以吃、毛可以卖、性格温顺等。摊儿对于基督教国家来说，绵羊一词还具有指代耶稣、基督徒的意义。这是由于社会文化不同，而导致的对同一事物的经验不同，从而意义不同。而在同一个民族内部，“饭”这一范畴也代表着不同的意义。对于北方人，“饭”这一范畴的中心成员包括：馒头、包子、饼、面条；而对于南方人，“饭”这一范畴的中心成员包括：米饭、米粉、米线等。这是由于生存环境不同，而导致的对同一事物的经验不同，从而意义不同。其他有关于经验观的例子便不一一赘述了。认知语言学经验观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范畴和范畴化、意向图式、隐喻和转喻等。二、突显观及其分析突显分为主观突显和客观突显。客观突显是语言使用者基于实物本身的突显性进行语言描述，而主观突显则是语言使用者分局交际环境和交际目的等因素做出的具有主观选择性的语言描述。因此，认知语言学突显观做出了图形与背景的区分。例如：a. 小明在湖南师范大学学习。b. 湖南师范大学是小明学习的学校。在传统客观语义学中，这两个句子是完全等值的。但用认知语言学突显观来分析，a句中，小明被前景化，为图形，湖南师范大学为背景；b句则相反，湖南师范大学被前景化了，而小明则被背景化了。认知语言学的突显观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图形背景理论在语言分析中的应用和几次的多义研究等。三、注意观及其分析注意观也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主观注意和客观注意。与突显观相似。因此注意与突显常常具有一致性。我们日常交际所用的语言表示实际上是注意观中的重要理论：框架和视角。例如：我点了份羊肉泡馍。显然，这是个“餐馆就餐”框架，包含“进入餐馆、坐下、点餐、就餐、买单、离开餐馆”等子框架。子框架事件均未被提及，也不需要提及，因为根据人们经验及语境，完全可推导出缺省信息。框架的不同也代表着描写者或说话人视角的不同。例如：a.我借给他100元钱。b. 他借了我100元钱。a句为借出者的视角，而b句为借入者的视角。认知语言学注意观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框架、脚本和视角理论。综上所述，认知语言学的三种研究路径：经验观、突显观、注意观对语言现象的各个层面都有着强大的解释力。把握好这三种研究路径，有助于深入理解英语语境。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语言学研究进入历史上发展最快、学术最繁荣的时期。下面主要就汉语言文字的研究分两个时期简要叙述。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事业的需求推动语言文字研究发展党和政府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起就对文化教育事业高度重视。扫盲和提高干部群众语文水平的需求直接推动了语言文字的研究。从1950年《人民日报》发表《请大家注意文法》等文开始，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和丁声树等《语法讲话》等语法著作相继推出，学术期刊出现多场语法大讨论，深化了对汉语自身特点的认识。多位专家学者集体编写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为中学教学提供了完整实用的语法体系。这些都带动了汉语语法学科的稳步前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以及汉语规范化的任务，在帮助提升全民语文能力的同时，也有力推动了对语言学多个领域的研究。推广普通话的需求促进了汉语方言学。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举办多期普通话和方言培训班，既服务于方言大调查，又为汉语方言学研究培养了大量专才；修订完善后的《汉语方言调查字表》成为使用至今的调查标准方案；随后出现了《昌黎方言志》等精品著作，树立了方言调查研究的学术标杆。汉语方言学成为了显学。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促进了语音的研究，包括普通话音位系统的研究和实验语音学的发展。以中科院语言所为主的研究队伍用实验方法对普通话展开一系列开创性研究，为科学认识普通话音系、满足语音合成和识别技术的需要提供了科学支撑。为确立普通话词汇规范，中科院语言所编写的《现代汉语词典》应运而生。其内容和体例成为词汇学研究的主题和素材，带动了汉语词汇学的发展。简化汉字和整理汉字（定量、定形、定音和定序）促成了现代汉字学的产生。在普通文字学和比较文字学的助力下，这一学科走向成形和成熟。国家对语文事业的重视，激发了学界的研究热情，形成了语言学各学科全面发展的态势。历史语言学观念促进了从发展史的角度对汉语的考察。王力《汉语史稿》首次为汉语全面勾勒了语音史、语法史和词汇史的主线。“汉语史”逐渐成为汉语研究的重要学科方向之一。音韵学渐脱难懂“绝学”身份，成为可传授、可论证、可验证的现代学问。对《切韵》音系性质的讨论和音系本身的研究，基本确立了以《切韵》音系为代表的中古音，为上溯上古音、下探近代音提供了坚实的参照。以甲骨文、金文为代表的古汉字研究不断拓展深化，研究范围超越字形、词语，拓展到语法研究。理论方面，大量翻译介绍包括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在内的苏联语言学著作，并带动对语言和思维等语言哲学问题的讨论，对西方语言学前沿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也有所介绍，刊于《语言学资料》等书刊。这一时期，朝向世界语言学的窗口始终开启。在应用领域，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科院语言所和技术计算所已合作进行机器翻译的探索，在1958-1959年间研制出了实验性的英汉、俄汉翻译系统。改革开放为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注入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为语言学的发展创造了崭新的社会学术环境。高考制度恢复，语言学硕博士点逐渐设立和增加，语言学有了人才保障。语言学期刊有恢复，更有新生，期刊集刊方阵逐步成形并壮大。《中国语文》复刊后发表了诸多名家厚积薄发的论文，担当了领军期刊的角色。新生的语言学期刊各以所长逐步跨入后来的核心期刊行列，成为语言学长期繁荣的重要基石。各类语言学集刊也以强劲态势涌现，拓宽了科研成果的发表渠道。同时，语言学界进入学会涌现期。中国语言学会于1980年成立，文字、音韵、训诂、修辞、方言、世界汉语教学、辞书等各分支学科也纷纷成立学会、研究会及其下属分会。这些都对凝聚学术力量、开展学术活动、培养学界新秀起到了积极作用。大部分学会形成了两年一届年会的惯例，使语言学各分支学科始终保持“激活”状态。很多学会办有集刊，不同领域的学术成果得以及时展示。另有很多学术会议不属于任何学会，但有相对固定的主办方和会议周期，并出版连续性文选。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IACL）自1992年创办起，每年在亚欧美各国举行年会，中国学者成为与会最大群体，多所大陆高校主办IACL年会，知名学者先后担任会长。改革开放掀起了介绍国外各语言学流派的热潮。大量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或介绍读物得以出版；借鉴国际前沿理论研究、解决汉语或中国境内语言问题的论著，在理论和方法传播方面作用更加凸显，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以语言学教学和交流为导向的人员往来日趋活跃，来华讲学、出访、留学、长期兼职等形式，成为促进中外语言学交流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带来理论方法的引进和运用，在很多方面促进了中国语言文字研究范式的提升，尤其是功能—认知语言学、语法化学说、语言类型学、语言接触等的研究范式已成汉语界的显学，优秀成果不断涌现，并反哺前沿理论。形式语言学也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深入研究。历史语言学、地理语言学使汉语史研究和方言调查研究更具有系统性和多维性。音韵研究从解读古韵书的音系，发展到构拟历史上各个阶段的音系并勾勒语音演变规律；词汇训诂研究从训释古代具体词语发展到探求词汇系统发展史；文字学从具体汉字的析字解理上升到系统的汉字构形学理论；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交叉学科也从萌芽状态发展为研究热点领域。新的应用性需求继续为汉语研究提供动力。国际汉语教育推动汉语特别是语法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化，支撑语法研究的工具书或语料库纷纷涌现。对外汉语教学类期刊成为汉语研究尤其是语法研究的重要发表园地。与对外汉语教学有关的汉语词汇学、语音学、文字学等学科各有丰硕成果。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计算语言学家们致力于完善机器所需的语法规则，包括分词、句法分析、语义关系分析、源语言到目标语的转化规则等。计算语言学界对统计方法的强调促进了语言研究中统计方法的运用和大数据语料库的建设。语言生活和语言政策也推动了语言文字应用的研究。1985年国家语委成立后，工作重点转向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及后来的信息化。语言文字应用性研究也随之调整。通用规范汉字表、异形词整理、港台腔、方言词语、外来词和字母词、网络用语，这些规范化课题催生了大量成果。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语言生态也发生显著变化，语文政策也需要与时俱进，以构建更加和谐合理的语言文字生活。语言规划、语言战略、语言资源等领域得到更多重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0年通过）的制定，也有语言政策方面的研究基础。进入二十一世纪，语言文字研究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获得了更大的推动力。诸多领域与国际前沿同步推进，如语法化、语言接触及地理语言学、构式语法、语义地图模型等，都有大量优秀成果涌现，不乏理论创新性探索。普通语言学意识的提升，特别是生成语法对普遍语法的追求和语言类型学对跨语言视角的强调，使更多学者能从普通语言学角度来看待汉语的共时历时现象。如方言学更注意探求方言在汉语演变史中的位置，加上语言接触和地理因素的影响。城市方言研究则更关注社会因素的影响。简帛碑文等出土文献资料的大量涌现，促进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二重证据”的比较，为文字、词汇训诂、音韵、语法等领域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和启发；音韵学与古文字的结合，拓展了新的广阔空间。地下或民间大量更贴近口语方言的各类语料，保留更多汉字变体，透露特殊乡音，推动了俗文字学、方俗词语、古代方音等研究领域的拓展。语言学界探求语言规则背后的心理机制，重视儿童语言获得规律；心理学界关注语言文字产出和理解机制，重视儿童语言文字能力的发展过程。它们共同提升了心理语言学的学术地位。观察记录法和实验法的心理学方式同时成为语言学的重要科学手段。大脑神经科学踏入语言文字研究领域，语言文字的认知心理机制进一步还原为生理机制。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眼动仪等逐渐成为语言学的利器。大数据和基因技术等在语言学中发挥更多作用。语言文字本体研究也愈益倚重语料库的量化优势。以基因技术结合大数据语料探求久远的语言谱系关系，成果受到学界高度关注。语言方言资源保护工程在全国大规模展开，各地在更加统一规范的框架下展开调查，并对语言方言进行数码化典藏，语言方言调查迎来了新成果的高峰。中国学者在借鉴吸收国际前沿理论的同时，也在语言理论的自主创新方面迈出更多步伐。汉语方言音韵学界逐渐形成方言语音历史层次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学者以此来离析方言音系中由语言接触造成的文白异读等语音历史层次，将相关个案成果提升为一种历史层次分析法，目前已经成为汉语方言语音研究中被广泛应用的研究范式。“语言库藏类型学”作为中国学者的原创理论，从跨语言视角研究形—义关系，尤其关注形式库藏对语义表达的反作用，特别是由强大库藏所负载的显赫范畴的作用。“高级版本的意合语法”，关注汉语语言形式的不完整性，揭示意合语法的认知机制，整合多种理论工具构建合适的描写体系。“新描写主义”主张用跨语言的眼光、合理调用多种理论工具来增强语言描写的准确性和精细度，避免理论对语言事实的扭曲。这些理论探索虽然还处在发展早期，但都是在深入了解现代语言学理论和中国语言事实的基础上提出的原创理论，其发展走向值得关注。中国的语言文字研究者本着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学术精神，在“封闭自足—对外开放—自主创新”的过程中，已经逐步迈向第三个阶段。（作者：刘丹青，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名词性短语句法结构的类型学比较”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一、语言生成语言生成的过程是一个人的内部言语活动过程，它既不是用语言外壳套上现成的思想，也不是把现成的思想转换成外部言语，而是在语言的帮助下，形成思想的同时形成语言的过程。据心理语言学家 Levelt分析，语言的生成过程一般可分为形成语用意图(指大脑把思想观点等转化成概念的过程)、制订语言计划(即语言的语法、词汇及语音编码)、执行语言计划(即把语音编码转换成发声的肌肉运动程序并执行这一程序)和自我监察四个相互联系的阶段。语用意图是语言使用者(说话人或作者)希望通过具体语言的组织和运用所要实现的具体意图。语用意图的形成通常要经历从一般行为意图，到交际意图，再到语用意图三个步骤。制订语言计划是在语境分析的基础上，选择确定能够实现自己语用意图的具体语言内容和语言表达方式。执行语言计划是内部语言的外化，即将已制订好的语言计划转化为具体语言并表达出来。这个过程可分为语义编码、句法编码和言语输出三个步骤。言语输出是将组织计划好的内部言语通过声音(口语)、文字(书面语)或肢体动作(手势语)的形式进行“外化”的过程。自我监察是在言语活动过程中，语言使用者对语言计划的制订和执行进行检查、评估、编辑或修正的自我监测过程。自我监察可分为自我检查和自我纠正两个步骤。二、语言理解语言的理解是一个从接受外部语言、理解语言计划到推导语用意图的心理语言过程。语言的理解可以大致分为语言知觉、理解语言计划、推导语用意图和自我监察四个相互联系的阶段。(1)语言知觉：语言知觉是感知有形的外部语言的过程，是指研究听者如何从连续的变化的声学信号中感知各种语言学单元。在口语交际中，言语知觉分为听觉感受、语音选择、音位辦别和词汇识别四个步骤。(2)理解语言计划：理解语言计划是对人大脑皮质的内部言语进行深度加工，并提取语言具体意义的信息处理过程。语言计划的理解可分为句法分析解码、语义分析解码、辦别理解语段结构和理解篇章模式四个步骤。(3)推导语用意图：推导语用意图是言语理解中的重要一环。在许多情况下，说话人或作者的语用意图不一定会反映在语言本身的意义上，语言理解活动也不会随着言语本身意义的理解而终结，它往往还需要在理解语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导出对方的语用意图。语言解读过程中，听话人或读者要在自己的语言知识记忆和非语言知识记忆的支持下，不断地对自己的言语理解活动进行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及时进行修正和调整，对监测出的问题进行反复的加工和处理。三、语言习得儿童第一语言习得理论有包括以下几种：(1)刺激——反应论:后天环境外部因素决定一切，必须靠模仿、强化、重复等外部因素习得第一语言。(2)先天论——“内在论”:先天的语言习得机制决定一切，儿童头脑里的普遍语法使他能自然内化语言的规则体系。(3)认知论:先天与后天因素相互作用先天具有而后天不断发展的认知能力决定切，语言能力只是认知能力的一部分。儿童第一语言习得的观点认为童头脑中没有语言习得机制，不存在普遍语法，但有先天的认知机制和认知能力。认知机制和认知能力与环境相互作用，并通过环境学习提升。儿童语言的发展过程是个体在与客观环境交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同化和顺应达到暂时平衡，儿童总是运用熟悉的结构(图式)去创造新的用法所以，儿童的语言习得是建立在儿童认知能力发展的基础上，认知能力的发展决定语言的发展。(4)语言功能论:把第一语言的习得过程看成是语义体系掌握的过程。综上所述，儿童第一语言习得是先天语习得能力和后天环境作用的结果，既需要语言规则的内化，又要模仿、操练养成语言习惯。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是整个认知能力发展的一部分，与儿童的成长发育过程相适应。儿童第一语言习得包括语言结构的习得和语言功能及运用相关文化知识的习得。儿童第一语言习得是在实际活动中实现的。

近几年出国读语言学的学生数量程上升趋势，然而除了本专业的学生，真正对语言学专业有了解的学生少之又少。今天菌菌避开笼统不明的语言学定义，从语言学的核心研究问题和研究分支入手，带你了解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在了解当代语言学的研究方向之前，我们要先了解语言学的历史。语言学的历史可以分为现代语言学和后现代语言学两个，其中现代语言学几乎统治了整个20世纪。那么什么是现代语言学呢？说简单点，就是把语言学视为自然科学，而不是人文科学。当时的语言学家强调建立一套独立的语言系统，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理论上的研究，只研究语言内在的属性和结构，杜绝和任何其他学科，尤其是和人文社会学科建立联系，强调追求最纯粹的语言学。当时最著名的代表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结尾提到：“就语言研究语言，为语言研究语言”的遗训。但在20世界末，这个理论受到诸多语言学家的挑战，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站出来说语言是人类的语言，是伴随人类的发展而发展的，提出人是社会人，语言是人的社会交往行为。倡导打破语言学人为的内部与外部的界限，语言再也不被视为孤立的，自足的。从而进入到后现代语言学并发展至今。后现代语言学时代的语言学已经越来越不纯粹了，语言研究越来越多地具有跨学科、超学科的性质。现在我们来说明一下语言学的研究分支。以美国的大学为例，所有大学都是以现代语言学的理论语言学为基础，加入了包括计算机在内的不同实验研究方法，其中分支包括：理论语言学、历史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发展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神经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言记录、计算语言学以及生态语言学。理论语言学（Theoretical）最基础的也是其他所有分支都要学习的，包括语音-phonetic，词法-morphology，语法-syntax，语义-semantics，语用-pragmatics等。历史语言学（Historical Linguistics）历史语言学是研究一种语言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和发展的语言学分支。是语言学最早出现的分支之一。社会语言学（Social Linguistics）运用语言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不同的社会科学的角度去研究语言的社会本质和差异的一门学科。发展语言学（Developmental Linguistics）主要研究人类语言能力的发展，如幼儿第一语言的习得，成人第二语言的习得，语言习得过程的研究等。应用语言学（Applied Linguistics）应用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在各个领域中实际应用的分支，不涉及理论的争辩，强调实际应用。如语言教育，自然语言处理等。神经语言学（Neurolinguistics）神经语言学是研究人脑当中负责语言交流区域的神经机制的学科。这个分支和理论语言学已经和心理语言学交叉，侧重研究在语言结构和语言心理的影响下，人脑对语言是如何产出的。心理语言学（Psychological Linguistics）心理语言学是研究语言译码和编码过程中的心理活动的语言学分支。除了心理学和语言学等还要学习社会学和信息学，主要采用实验心理学的方法。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认知语言学是和传统的语言学（形式语言学）研究方向相反的，认为人的语言能力并不是独立的能力，而是和人天生的认知能力相关的。语言会受到人自身和周边环境交流的方式影响语言记录（Language Documentation）语言记录主要涉及濒危土著语言的保存与记录，这项工作比较费时费力，对一种语言的工作往往要耗费多年的精力。计算语言学（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通过建立形式化的数学模型，来分析处理自然语言，并在计算机上用程序来实现分析和处理的过程，从而达到用计算机来模拟人的部分乃至全部语言能力的目的。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生态语言学不再把人作为社会的一部分，而是作为整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研究语言和整个生态系统的相互影响。以上分支就是如今美国语言学最主要的领域。其中有些分支交叉比较大，比如神经语言学，强调用病理学和电子生理学来研究人脑负责语言的区域。而计算语言学几乎等同于计算科学，同时很多大学也是放在计算科学分支下的，这要求学生需要一定程度的计算机基础。在美国学习语言学，通常需要在理论语言学的基础上选择其他任一分支进行学习，而且此专业多放在博士层面进行培养，美国T20只有哥伦比亚大学和乔治城大学开设了语言学硕士学位。

语言学家对各种语言的研究也有助于考古学家的工作。有些地方，在广阔的地区内虽讲一种基本语言，但这个地区的各个居民群又往往发展了各自的方言。这种情况通常说明，这些民族是来自同一地区，但来了以后便长期分群散居在各处。各高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实例，说明语言经历漫长的时间以后是如何分化成为多种语言流派的。东新几内亚的原初语言（或语系）可以分成七个语族。人们认为，从一个语系发展成为各种语言，要经过三千年至四千年之久。另一方面，语言学家认为，在新几内亚东海岸和北海岸通用的那一组语言即各种美拉尼西亚语，则是由于另一种不同的原因而形成发展起来的。各种语言之所以有差别，乃是由于移民所带来的那一种语言同各种本地语言相接触，并在随后又同这些本地语言相混合而起变化的结果。有关植物和动物分布情况的研究，也能为考古学家提供证据。某些植物和动物只能是由人们携带才会从一个地区移到另ー个地区。以生猪来说，它就不是西南太平洋各岛屿原有的动物，它也不可能泅渡重洋而到达这里的任何地方——比方说新不列颠岛。要是有根据说明某个岛屿在某时期曾有过生猪，那么，人们就有理由设想这个岛屿必然有人来过。最近，科学家曾运用另一种方法来判明不同的民族是否有血统上的关系。这种方法是通过检验人的血型来进行的。从新几内亚迄今为止已做过的血型检验来看，流入新几内亚的移民是属于两个不同的民族。没有发现非洲的任何一个民族同新几内亚的民族有血统关系。过去，由于某些非洲人看起来和新几内亚人相似，一些科学家便认为他们之间也许有血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