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研究

语言学，《现代汉语词典》释曰：“研究语言的本质、结构和发展规律的学科。”模仿印欧语法写成的《马氏文通》问世标志着中国语言学的产生。此前，我国只有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即小学。百余年来的中国语言学研究有何特点？为什么会形成趋从西方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的百年传统？如何开创汉语研究新局面？学者反思中国语言学研究对于中国语言学研究，吕叔湘将其描述为“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张志公指出：“实事求是地说，到现在为止，恐怕还没有任何一部是真正汉语的汉语语法。从引进以后，又亦步亦趋，人家有什么，我们就跟着引进什么”，并指出，“每个人从二三岁时就会说话，而学语法反而是越学越困难了，而且也没有什么用”。杨自俭总结说：“中国语言学百年历史证明，中断自己的传统、跟着外国的理论转是没有出路的。”曹志耘则深为不知道语言学研究有什么用而困惑。所以聂仁发指出：语言学研究“明显滞后于社会发展需求，正面临边缘化”。百余年以来，常有人批评趋从西方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之风，而且述其害者越来越多。尤其近30年间，不断有论述语言学研究之弊端与危害的专著问世。例如，潘文国《危机下的中文》一书对百年来中国语言学研究之弊端与危害做了概括性描述；沈怀兴《现代联绵字理论负面影响研究》一书考察了现代联绵字理论流行在语文教学、汉语词汇研究、语文词典编纂及释义、语言学人才培养等多个领域里造成的危害。此二书一面一点，大致反映出趋从西方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弊多利少的基本情况。其他如申小龙《中国语言学：反思与前瞻》《语言与文化的现代思考》、潘文国《字本位与汉语研究》《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沈怀兴《汉语商论》《联绵字理论问题研究》以及白平《汉语史研究新论》等，分别从不同的侧面揭示出中国语言学研究的诸多问题及其实质。不过，关于学界对百年来中国语言学研究的批评与否定，我们在《语海一得——兼及语言是什么》的序言中已有综述，一言以蔽之，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用事实反思语言学研究。特别像上引吕叔湘、张志公、杨自俭等顶级学者之言均于垂暮之年说出，很值得深思。趋从西方语言学理论弊端明显趋从西方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弊多利少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语言学研究仍需进一步全面进入科学轨道。因此，美籍华裔语言学家戴浩一总结说：“20世纪后期的语言学可以说是不成熟的科学，也是劣质的人文学。”由于语言究竟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固有的研究思路未变，因此，趋从西方“劣质的人文学”理论研究汉语注定弊多利少。二是汉语研究者忽视了人文学科研究的中西文化差异性及其导向作用。戴浩一同时指出，“现有的语言学理论大多基于印欧语言的现象。在超语言上已经有根深蒂固的偏见”，“现代西方语言学的进展有其特有的历史背景，但是基本上是随着欧美不同时代的大思想潮流跟进的”。笔者认为“普通语言学”毕竟诞生于西方哲学文化语境，难免带有“西方中心论”特点，如果不加审视就把这种“普通语言学理论”横移过来指导汉语研究，则常有“削足适履”的现象发生，不仅对汉语文教学、语言学人才培养、汉语学发展弊多利少，而且对我国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也产生负面影响。从成因看趋从西方理论的传统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趋从西方语言学理论做研究的百年传统呢？原因主要有四个。语言究竟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潘文国对68种有代表性的语言定义进行分类研究，发现大多是西方学者在西方哲学思想主导下提出的，尚未真正揭示语言的本质，而且在这个课题上也未有共识。有的汉语研究者忽视了这一情况，在对西方语言学理论有全面和深入认识之前，就匆忙移用于汉语研究，而且趋附者众，反思者寡，“反向格义”的习惯就此产生。由于历史的原因，不少人文学科的研究者对文化自信的认知还不够，以至于“反向格义”成风。于是心理学家杨国枢批评中国心理学研究“只能亦步亦趋，以赶上国外的学术潮流为能事”；文学家南志刚批评中国文学研究“以西化中”；哲学家张汝伦批评中国哲学研究“邯郸学步，失其故步”；文艺学家周景耀批评宋词研究自入“‘反向格义’的殖民牢笼”。在此背景下，汉语研究者“反向格义”现象也需要深入反思。缺乏对“语言学无国界”一说的辩证思考，且忽视了中西人文科学研究的文化差异性及其导向作用。我国有世界上最大的语言学队伍，却无一语言学流派，即为其证。不少学者热衷于对西方理论的引介，没有给予对中国传统“小学”研究历程以足够的关注，甚至还有很多误解。这就难以充分发掘本土语言研究的历史积淀，不利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体系。上述原因互相关联，共同作用，导致趋从西方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的百年传统根深蒂固。展望中国语言学的未来为语言学研究打开新局面，首先要在语言本质的揭示上取得突破。与此同时，在更新语言观的前提下不断完善语言研究方法，以便语言研究者从语言实际出发，在揭示语言本质的新语言观引领下朝着不断提升语言学应用价值的方向做研究。具体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除了要做好上述工作，还需尽快提升文化自信，自觉继承和发扬国学研究中“为致用而求真，因求真而致用”的优良传统，从汉语实际出发，坚持论从史出、论从材料来的原则研究汉语。在种好汉语研究这块试验田的同时，积极推动语言学在全球范围内健康发展。为此，还要努力培养确能独立思考、锐意求真、勇于讲真话的人才，以确保中国语言学永葆青春。（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沈怀兴 聂仁发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三大体系#身份的哲学本质在于对和自身有着相同性、一致性群体的认知。在社会学领域，身份被定义为社会个体或群体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位置或地位。社会心理学认为，身份建构的过程是通过与群体内其他成员的互动，找寻到相同的特征，将自己归入某一群体，获取特定的身份，并在互动中得到认可和评价。随着语言学研究与其他人文学科的有机结合，身份及其建构研究走进语言学家的视野。语言学家从不同视角解读了语言和身份之间的关系：从社会语言学视角研究某一特定社会群体的语言特征，进而揭示该语言系统中的意识形态；从系统功能语言学视角研究如何借助语气系统、情态系统和评价系统实现语言的人际功能，进而建构交际者身份。随着会话分析、语用学等学科的兴起和不断发展，学者们将目光转向在言语交际互动中语言和身份的相互关系，探索语言学中身份研究的原则和方法，以及身份的多元性和可变性在语言中的建构、标记和凸显等问题。由此可见，身份研究经历了从静态描述其定义和分类到动态分析身份与话语的双向建构关系，从本质论向社会建构主义观的演变过程。身份建构是人际语用学的核心概念本质论将身份看作个体或群体相对固定的自然属性，而社会建构主义将身份视为一种交际资源，在具体语境中通过各种语言或非语言手段呈现出来，同时会根据特定的交际意图被建构、激活和改变。在建构主义视角下，学者们对身份进行不同的分类和界定。布鲁尔和加德纳（M. B. Brewer & W. Gardner）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提出身份存在三个层次的表征，即个体表征、人际表征和群体表征。其中人际表征指的是关系型自我概念，源于与其他社会个体身份联系的交往关系、角色关系而形成的自我概念，并相应提出人际身份（interpersonal identity）这一概念。美国传播学家特蕾西（K. Tracy）从传播学的视角又提出了交互身份（interactional identity）和关系身份（relational identity）概念，二者都区别于一个人进入交际前具有的特征或属性，指向在具体的交际情境中，经交际双方协商所展现的动态可变的身份。在此基础上，陈新仁教授从身份的交际属性出发，提出了语用身份（pragmatic identity或identity in use）这一概念，突出相关身份动态变化的交际属性以及相关研究的语用属性，这种语境化的、语言使用者有意或无意选择的自我或对方身份，以及说话人或作者在其话语中提及的社会个体或群体的他者身份统称为语用身份。作为语用学研究的新兴领域，人际语用学从语用视点探究交际者在语境中如何运用语言塑造和实现人际关系。人际语用学关注的是交际互动中的人际关系，涉及交际双方在动态语境下的互联互动，其研究对象不仅局限于语言本身传递的信息，还涵盖了诸多人际因素。传统语用学从说话人视角探究话语内在逻辑，而人际语用学则是将会话的全部参与者纳入研究范畴，既包括说话人，又涵盖话语的受众，将关注点投向当前语境中交际者身份建构和人际关系管理。正如俄罗斯学者阿鲁玖诺娃（Н. Д. Арутюнова）分析言语行为中受话人因素时指出的，除说话人外，受话人在言语交际中起重要作用，当说话人组织会话、选择表达方式与语言手段，以实现自己的交际意图时，必须充分考虑受话人因素。人际关系的形成与确立离不开交际双方身份的建构，交际参与者建构何种身份，以及借助哪些特定的语言手段建构各自的身份，对于形成和维系必要的人际关系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有必要将身份建构置于动态语境中分析其人际语用属性。身份建构的人际语用属性基于社会建构主义观对身份的定义及分类，M. Bucholtz & K. Hall提出了身份建构的基本原则：身份不是事先存在的语言资源，而是在交际互动中动态涌现的产物，是言语行为与社会实践相互作用的结果。身份研究不仅根据性别、年龄、种族、阶级等对人进行分类，更是一种临时互动的参与者角色，即交际者如何在语境中定位自我和他人。身份在互动中可以通过不同的语言手段建构，包括直接提及身份归属及其标识、暗示和预设自我或他人的身份定位、对当前会话中的互动关系和参与者角色进行评价、借助与特定身份和群体相关的语言手段和结构等指称手段等。身份是通过主体间一系列相互重叠的互补关系建构的。同时还阐明了身份的建构模式并非单一的，有的是经过商榷和有意为之的，有的是习惯性的、无意识的，有的是互动协商的结果，有的是源自他人的感知和表征，有的是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随着互动的展开和话语语境的变化，身份的建构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基于这些原则，并结合人际语用学理论框架，我们可以归纳总结出身份建构的人际语用属性。首先，身份建构具有动态可变性。交际者的身份是在动态语境中交互作用的产物。随着会话的推进，交际双方会随着交际目的、需求、情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身份，并对应地体现在话语选择上。其次，身份建构具有协商互动性。身份是会话双方或多方协商共建的。人际语用视角重视人际关系的建立与维系，因此更加关注听话者在说话者身份建构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交际过程中，交际者会根据交际对象的不同以及双方关系的变化策略性地调整身份。最后，身份建构具有话语策略性。在交际过程中，会话双方有意识地选择语言手段、语用策略或实施言语行为来调节身份地位、人际关系及亲疏距离。身份的建构与调整会引发话语层面交际单位的变化，触及交际双方不同的情感，反之，话语内容层面的变化也会促使交际参与者重构身份。身份建构与话语内容密不可分身份与话语的内在关联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特定的身份是借助话语建构起来的，说话人一旦选择了某种身份，就会采用相应的话语方式去建构，通常情况下，不同的身份选择会体现为不同的话语方式；另一方面，一旦说话人做出了话语选择，也就同时做出了身份的选择，听话人会依据相关话语进行其身份的识别和认定。宏观上看，身份建构可以体现在话语内容的各个层面，如语码选择、语体选择、语篇特征选择、话语内容选择和话语方式选择等。微观上看，具体的语言手段也可以体现出交际双方的身份和关系。首先在词汇层面，说话人会根据与受话人的关系调整词汇的选择，称呼语就是最能直接建构说话人与听话人身份关系的语言手段之一。此外，在语法层面，人称代词的选择也会标识自我与他人的身份定位。除了词汇和语法选择上，言语行为的选择也会建构不同的身份。综上所述，交际者通过语言的使用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表明他们属于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或群体。在具体语境中，交际双方话语内容的选择被诸多因素影响，话语内容的选择可以区分出群内和群外身份，在交际中定位自我和他人，同时也塑造了人际关系。学界对身份的研究经历了从本质论向社会建构主义观的转变，主张在动态语境中探究身份与话语之间的双向建构。人际语用视角下，身份建构对人际关系的形成与维护起着关键作用。鉴于此，可以展开基于人际语用视角不同类型话语的身份研究，探究身份建构的语言表征和语用策略。（本文系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俄汉政治话语人际语用对比研究”（YJSCX2018-012HLJU）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宋雪坤精彩推荐：生态语言学走向成熟应用语言学的时代面向当代西方文化语言学的源流、演变、趋势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终于结束了，感谢鹿鸣文学考研论坛的师兄师姐的帮助，经历了考研这场“腥风血雨”的洗礼，终于展开怀抱拥抱我理想的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收到拟录取通知已经过了很久了，至今还觉得像梦一般的不真实。我是普通二本院校学生，一战北师，回想过去备考的日子，受到了学姐们不少的帮助，现在想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对于考研，真的感触太多。我是大二时候备考的，是因为一个老师，她也是毕业于北师大的这个专业，后来有一次上她的课的时候，我问她，老师，你觉得我是学英语好，还是教育好(我本科教育)。她说，我觉得你可以试试我这个专业，到北师来。可是，我是一个普通二本的学生，直奔985高校，我自己都怀疑我自己是否能真的考上。可想而知，老师的那句话在我心里得造成多大的阴影呀(哭) 。但是我还是说，行，那我试试。老实说，我真没把握，也没有想过一次就会成功。我记得之前看到一个学长的帖子说，选定北师这个学校，意味着你要二战，甚至三战，是没有退路的一个选择(因为北师之前把初试的分数很低，但后来慢慢就松了一些)。但就我自己觉得，人一辈子那么长，假如我们活到80岁，那么你花两三年的时间去追求一个特别想要的东西，并且这个东西会改变你的人生，那倒也无妨。(可能因为有时候我过于乐观主义，所以说的话难免有些鸡汤)， 并且我觉得，信念这个东西很重要。以前有句老话说，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那放在考研上，我觉得，必胜的信念是成功的一半。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只想着成功，同时，你还得有承担失败的勇气，如果这一次不行，我还会再来第二次，就是要有这么一种非他不可的决心。如果这个你有了，那么，剩下的就只是好好准备，好好看书，然后等待最终的结果。很多学妹都问我说，学姐我觉得好难，我觉得我不行，会一度陷入自我怀疑和迷茫的怪圈中。这很正常。我也经常自我怀疑，并且一度压力大到连续一个月失眠，晚上一闭上眼就想着如果我失败了怎么办，想着别人会笑我多么不自量力，好高骛远，一想着就睡不着了。(笑) 所以，如果学弟学妹觉得怀疑自己，觉得迷茫，不要怕，不要担心，这个很正常。我不懂怎么去调节，但是我知道，恐惧源于未知，最好的打消顾虑的方法，就是你切切实实去做它，一旦迈出了第一步，一切就自会迎刃而解的。对于想要考研的同学来说，其实确定目标非常重要，其中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自身的能力、专业方向是否适合自己、目标院校的出题风格自己是否能驾驭、竞争是否公平、历年来录取情况、自己对于未来的规划等。北师作为双一流、985、34所自划线院校，竞争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对于学生的综合能力要求较高，比如英语专业口语不能太差，但值得庆幸的是出题比较有水平、竞争相对公平、可以凭借自身实力考取。所以，如果你也有意向报考北师大，那你就放手一搏，不要想得太多，想太多反而会阻挡你前进的步伐，加油！由上表可以看出：文学院和汉语文化学院两个学院都招收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学生，我报考的是文学院的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它所考的公共课有(101)思想政治理论和(201)英语一，专业课一是（727)现代汉语及语言学理论，专业课二是(937)古代汉语与语言学理论。北师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初试科目解析专业课复习时要有长期的复习计划，比如说分几轮复习，每一轮大概用多长时间。不要试图一天之内看几个专业，尤其是第一轮复习时要切忌。怎样有效安排复习计划、如何把书看厚再把书看薄、如何处理专业与英语政治的关系等，这些事情当然因人而异，作为一个过来的考研人，我只想用让你们用最短的时间提高备考效率。下面为大家具体介绍一下我的备考方法，大家可以从中借鉴，少走弯路。第一阶段，在8月份之前，四本专业书应该地毯式过一遍。研究生院推荐了几个版本的专业书，我的原则是以北师的版本为主，其他的为辅。即重点看王宁老师的《古代汉语》、周一民老师的《现代汉语》和岑运强老师的《语言学基础理论》。王宁老师的古代汉语没有王力本古汉那样通俗易懂，没有一定古汉基础的同学第一次看会非常艰难，所以大家看第一遍不会很快，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王宇《古汉》和王力《古汉》以及其他版本的古汉教材有明显不同之处，其特色在于：①通论和文选分开编排，通论是纲，文选是语料，二者是交叉联系起来的。②文选部分，除了今人注释之外，还选了一定量的帯古注的原文。③王宁版教材采用词汇语义中心来编通论，重视汉字构形理论，重视本字本义，这也是研究说文出身的章黄学派的一大特色，所以大家在看文选的今人注释时，要特别注意各种注释方法和术语的使用，北师的教材尤其注重注释用语，这些用语在文选中就是一个标志，指出本字、通假字、母字、分化字、异体字。王宁本《古汉》还可以配合张之强本《古汉》来看。在王守本中，语法部分的虚词是按横向编的（即词类）；而张本的虚词则是按纵向编的（即一个词的各种词性）。二者极为互补，又同属章黄体系，对照看有助于我们形成一个对虚词的整体框架。现代汉语和语言学的复习相对古汉要轻松一些，因为没有那么多古文去逐字逐句地分析。其实，现汉和语言学的内容有许多相同之处，二者内容实质是一样的，概念有宽窄精细之分：语言学注重理论（语言方面），研究较深入宽泛，定义精准，也更细致。现代汉语注重应用（言语方面），对相关概念不做深入探讨，只及面上，更多研究语言在实际中的运用及对运用结果进行分析。二者关系是：学好语言学可以很好地指导各门语言学科的学习。答题时请注意二者的区分，不要相混，相通处可共同用上。我的建议是可以将现代汉语和语言学概论结合参照地复习。同时，看书的时候要好好做课后习题，这些习题很多在书上能找到答案，也有部分取自真题。这里再强词一点，8月份之前要把三本教材过一遍，不是浏览，而是地毯式。任何一个边边角角都不要放过，即使有问题，也可以先做记号，以便后面复习中进行补充。第一遍很重要，这一遍的基础不打好，后面的漏洞会层出不穷，切记。第二阶段，9－11月份。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做题，做各种练习题、分析真题。这里要强词的是，在考研中，真题的重要性是和课本并重的。分析真题的目的是为了感受命题风格、了解命题思路、掌答题规律。我当时说得夸张点，真题做10遍都不算多。当然，这10遍你是一套一套做还是一题一题做，那就因人而异了，主要强调的是对真题以及真题答题思路的理解。当然，做题不代表不看教材不看参考书，做了题最好在教材上有所标记，我是做小纸条和笔记本。把每一次的做题心得、出错的地方、以及看别的教材中有关这个知识点的另一种解释都记下了，等到了最后，你的笔记就是一部个人秘笈＂，做真题还有一个巨大的好处就是发现规律。比如古汉的名词解释，往往隔4年就可能有重复；大题也可能重复。而掌握了规律最现实的作用就是可以有根据地推断今年的某个考点。第三阶段，12月份。这绝对是一个异常繁忙的月份，因为英语和政治的冲刺阶段也在这个月。不管怎么样，对于考这个专业的同学来说，靠英语和政治大比分领先的情况并不多见，一般是专业分数相差悬殊。凡事要有取含，不能指望自己每一科都很强大，如果是，我恭喜你，如果不是，我会选择把重点放在专业上。临考阶段，月初。这个阶段时间短、压力大，眉毛胡子一把抓肯定会崩溃。我的建议是重点突破。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复习，大家脑子里的东西一定已经多得塞不下了，在这仅有的10天左右的时间里，应该把重点理清框架。对于专业课来说，重点和框架都在目录里写得很清楚。当你翻开目录的时候，如果眼前一团黑，请再把书大致翻一遍；然后慢慢往目录里填充细节，还要查清补缺。总之，以上说的是供你们备考的复习计划，具体实施还是因人而异，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制定自己的复习计划。我的宗旨是先把书看厚，再把书看薄，不带悬念上考场。就先分享到这里吧，我手中还有相当数量的考研资料，大部分是自己整理的，还有当初准备考研时候各种渠道搜集的，有需要的学弟学妹可以到鹿鸣文学考研论坛找我。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语言学研究进入历史上发展最快、学术最繁荣的时期。下面主要就汉语言文字的研究分两个时期简要叙述。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事业的需求推动语言文字研究发展党和政府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起就对文化教育事业高度重视。扫盲和提高干部群众语文水平的需求直接推动了语言文字的研究。从1950年《人民日报》发表《请大家注意文法》等文开始，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和丁声树等《语法讲话》等语法著作相继推出，学术期刊出现多场语法大讨论，深化了对汉语自身特点的认识。多位专家学者集体编写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为中学教学提供了完整实用的语法体系。这些都带动了汉语语法学科的稳步前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以及汉语规范化的任务，在帮助提升全民语文能力的同时，也有力推动了对语言学多个领域的研究。推广普通话的需求促进了汉语方言学。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举办多期普通话和方言培训班，既服务于方言大调查，又为汉语方言学研究培养了大量专才；修订完善后的《汉语方言调查字表》成为使用至今的调查标准方案；随后出现了《昌黎方言志》等精品著作，树立了方言调查研究的学术标杆。汉语方言学成为了显学。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促进了语音的研究，包括普通话音位系统的研究和实验语音学的发展。以中科院语言所为主的研究队伍用实验方法对普通话展开一系列开创性研究，为科学认识普通话音系、满足语音合成和识别技术的需要提供了科学支撑。为确立普通话词汇规范，中科院语言所编写的《现代汉语词典》应运而生。其内容和体例成为词汇学研究的主题和素材，带动了汉语词汇学的发展。简化汉字和整理汉字（定量、定形、定音和定序）促成了现代汉字学的产生。在普通文字学和比较文字学的助力下，这一学科走向成形和成熟。国家对语文事业的重视，激发了学界的研究热情，形成了语言学各学科全面发展的态势。历史语言学观念促进了从发展史的角度对汉语的考察。王力《汉语史稿》首次为汉语全面勾勒了语音史、语法史和词汇史的主线。“汉语史”逐渐成为汉语研究的重要学科方向之一。音韵学渐脱难懂“绝学”身份，成为可传授、可论证、可验证的现代学问。对《切韵》音系性质的讨论和音系本身的研究，基本确立了以《切韵》音系为代表的中古音，为上溯上古音、下探近代音提供了坚实的参照。以甲骨文、金文为代表的古汉字研究不断拓展深化，研究范围超越字形、词语，拓展到语法研究。理论方面，大量翻译介绍包括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在内的苏联语言学著作，并带动对语言和思维等语言哲学问题的讨论，对西方语言学前沿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也有所介绍，刊于《语言学资料》等书刊。这一时期，朝向世界语言学的窗口始终开启。在应用领域，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科院语言所和技术计算所已合作进行机器翻译的探索，在1958-1959年间研制出了实验性的英汉、俄汉翻译系统。改革开放为中国语言文字研究注入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为语言学的发展创造了崭新的社会学术环境。高考制度恢复，语言学硕博士点逐渐设立和增加，语言学有了人才保障。语言学期刊有恢复，更有新生，期刊集刊方阵逐步成形并壮大。《中国语文》复刊后发表了诸多名家厚积薄发的论文，担当了领军期刊的角色。新生的语言学期刊各以所长逐步跨入后来的核心期刊行列，成为语言学长期繁荣的重要基石。各类语言学集刊也以强劲态势涌现，拓宽了科研成果的发表渠道。同时，语言学界进入学会涌现期。中国语言学会于1980年成立，文字、音韵、训诂、修辞、方言、世界汉语教学、辞书等各分支学科也纷纷成立学会、研究会及其下属分会。这些都对凝聚学术力量、开展学术活动、培养学界新秀起到了积极作用。大部分学会形成了两年一届年会的惯例，使语言学各分支学科始终保持“激活”状态。很多学会办有集刊，不同领域的学术成果得以及时展示。另有很多学术会议不属于任何学会，但有相对固定的主办方和会议周期，并出版连续性文选。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IACL）自1992年创办起，每年在亚欧美各国举行年会，中国学者成为与会最大群体，多所大陆高校主办IACL年会，知名学者先后担任会长。改革开放掀起了介绍国外各语言学流派的热潮。大量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或介绍读物得以出版；借鉴国际前沿理论研究、解决汉语或中国境内语言问题的论著，在理论和方法传播方面作用更加凸显，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以语言学教学和交流为导向的人员往来日趋活跃，来华讲学、出访、留学、长期兼职等形式，成为促进中外语言学交流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带来理论方法的引进和运用，在很多方面促进了中国语言文字研究范式的提升，尤其是功能—认知语言学、语法化学说、语言类型学、语言接触等的研究范式已成汉语界的显学，优秀成果不断涌现，并反哺前沿理论。形式语言学也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深入研究。历史语言学、地理语言学使汉语史研究和方言调查研究更具有系统性和多维性。音韵研究从解读古韵书的音系，发展到构拟历史上各个阶段的音系并勾勒语音演变规律；词汇训诂研究从训释古代具体词语发展到探求词汇系统发展史；文字学从具体汉字的析字解理上升到系统的汉字构形学理论；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交叉学科也从萌芽状态发展为研究热点领域。新的应用性需求继续为汉语研究提供动力。国际汉语教育推动汉语特别是语法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化，支撑语法研究的工具书或语料库纷纷涌现。对外汉语教学类期刊成为汉语研究尤其是语法研究的重要发表园地。与对外汉语教学有关的汉语词汇学、语音学、文字学等学科各有丰硕成果。信息技术的发展，使计算语言学家们致力于完善机器所需的语法规则，包括分词、句法分析、语义关系分析、源语言到目标语的转化规则等。计算语言学界对统计方法的强调促进了语言研究中统计方法的运用和大数据语料库的建设。语言生活和语言政策也推动了语言文字应用的研究。1985年国家语委成立后，工作重点转向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及后来的信息化。语言文字应用性研究也随之调整。通用规范汉字表、异形词整理、港台腔、方言词语、外来词和字母词、网络用语，这些规范化课题催生了大量成果。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的语言生态也发生显著变化，语文政策也需要与时俱进，以构建更加和谐合理的语言文字生活。语言规划、语言战略、语言资源等领域得到更多重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0年通过）的制定，也有语言政策方面的研究基础。进入二十一世纪，语言文字研究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获得了更大的推动力。诸多领域与国际前沿同步推进，如语法化、语言接触及地理语言学、构式语法、语义地图模型等，都有大量优秀成果涌现，不乏理论创新性探索。普通语言学意识的提升，特别是生成语法对普遍语法的追求和语言类型学对跨语言视角的强调，使更多学者能从普通语言学角度来看待汉语的共时历时现象。如方言学更注意探求方言在汉语演变史中的位置，加上语言接触和地理因素的影响。城市方言研究则更关注社会因素的影响。简帛碑文等出土文献资料的大量涌现，促进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二重证据”的比较，为文字、词汇训诂、音韵、语法等领域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和启发；音韵学与古文字的结合，拓展了新的广阔空间。地下或民间大量更贴近口语方言的各类语料，保留更多汉字变体，透露特殊乡音，推动了俗文字学、方俗词语、古代方音等研究领域的拓展。语言学界探求语言规则背后的心理机制，重视儿童语言获得规律；心理学界关注语言文字产出和理解机制，重视儿童语言文字能力的发展过程。它们共同提升了心理语言学的学术地位。观察记录法和实验法的心理学方式同时成为语言学的重要科学手段。大脑神经科学踏入语言文字研究领域，语言文字的认知心理机制进一步还原为生理机制。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眼动仪等逐渐成为语言学的利器。大数据和基因技术等在语言学中发挥更多作用。语言文字本体研究也愈益倚重语料库的量化优势。以基因技术结合大数据语料探求久远的语言谱系关系，成果受到学界高度关注。语言方言资源保护工程在全国大规模展开，各地在更加统一规范的框架下展开调查，并对语言方言进行数码化典藏，语言方言调查迎来了新成果的高峰。中国学者在借鉴吸收国际前沿理论的同时，也在语言理论的自主创新方面迈出更多步伐。汉语方言音韵学界逐渐形成方言语音历史层次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学者以此来离析方言音系中由语言接触造成的文白异读等语音历史层次，将相关个案成果提升为一种历史层次分析法，目前已经成为汉语方言语音研究中被广泛应用的研究范式。“语言库藏类型学”作为中国学者的原创理论，从跨语言视角研究形—义关系，尤其关注形式库藏对语义表达的反作用，特别是由强大库藏所负载的显赫范畴的作用。“高级版本的意合语法”，关注汉语语言形式的不完整性，揭示意合语法的认知机制，整合多种理论工具构建合适的描写体系。“新描写主义”主张用跨语言的眼光、合理调用多种理论工具来增强语言描写的准确性和精细度，避免理论对语言事实的扭曲。这些理论探索虽然还处在发展早期，但都是在深入了解现代语言学理论和中国语言事实的基础上提出的原创理论，其发展走向值得关注。中国的语言文字研究者本着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学术精神，在“封闭自足—对外开放—自主创新”的过程中，已经逐步迈向第三个阶段。（作者：刘丹青，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名词性短语句法结构的类型学比较”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9月17—18日，语言学与人工智能跨学科论坛在武汉举行。与会学者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中的语言学需求及语言学的作为、语言—认知—人工智能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探寻深层语义理解突破口“由于机器尚不具备‘背景知识’和‘世界知识’，当人和机器进行交流时，歧义现象就表现得尤为突出。自然语言处理的关键就是如何识别与消解自然语言的歧义。”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毕玉德表示，语言知识的获取及在计算机中的表示是自然语言处理研究的基础，是语言信息处理领域高难度的前沿课题。语言知识库可以为语义理解任务提供宝贵的知识资源，对于自然语言理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自然语言处理的研究方法从以语言学提供的形式理论和计算方法为主，转向以基于统计方法的研究为主。但当前的研究仍然无法处理深层语义理解等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国家语委中国语言智能研究中心主任周建设介绍称，近年来，计算语言学等学科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以语义分析中的指代、隐喻、情感分析等研究方向作为突破口，解释自然语言处理过程中的语义理解等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要真正解决语义理解问题，还应依靠传统语言学的理论成果，单纯依靠统计方法无法继续取得跨越性的突破。“怎样让计算机从大规模无标注文本数据中自动学习，得到计算机可以自动识别和处理的文本，成为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的紧迫任务。”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袁毓林认为，重新思考语言学研究和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研究的互动关系，既有必要，也很紧迫。语言学理论研究能够为自然语言处理提供哪些观念与方法论上的指导？自然语言处理和相关的人工智能研究，对语言学研究提出了什么要求或挑战？又带来了哪些启发和机遇？当前基于深度学习的自然语言处理面临怎样的发展瓶颈？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从认知角度挖掘研究新领域在袁毓林看来，随着深度学习等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为自然语言处理研究带来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语言单位的表示上，使用统一的具有低维、稠密、连续特性的分布式向量，来表示不同颗粒度的语言单位(比如词、短语、句子和篇章等)。第二，在计算处理的模型上，使用循环神经网络、卷积神经网络等学习模型，对不同的语言单位向量进行组合，以获得更大的语言单位的向量表示，并通过在向量空间中的运算，来实现文本分类、知识推理、句子或篇章生成等各种任务及应用。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冯志伟表示，近年来，在会话智能代理系统的研究中，计算语言学家把以言表意、以言行事、以言取效等言语行为综合在一起，很有创意地提出了“信念—期望—意图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成功开发了用于构建会话智能代理系统的对话管理组件。该模型对于信念、期望和意图等概念进行了形式化的描述，使之具有可计算性，从而更加有效地表达了用户向会话智能代理提出的告知或请求的真实意义。这个模型常常与基于公理化逻辑的行为方案集成在一起，把会话当作计划推理的序列来处理，提高了会话智能代理系统的性能。该模型着重于言语行为形式方面的研究，使得言语行为理论由一种描述性和解释性的理论变成了一种可计算的理论。“在大规模数据的基础上，语言学研究不但要有数据、模型，还需要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手段，多学科深入互动，结合人工智能研究热点，从认知角度入手，深入挖掘、探索语言学研究新领域。”周建设提出，智能时代背景下的语言学研究应该在加强心理学、神经科学、脑科学、认知科学等多学科研究深入互动的前提下，把注意视角从语言本身转向语言的实际使用规律、语言背后的语义及其组合机制等领域。不断开拓新的学科增长点“在智能时代，语言资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丰富，也更容易获得。在强大的计算能力和科学统计模型的双重辅助下，蕴藏在海量鲜活语言样本中的规律便存在被挖掘的可能。”周建设表示，语言学家既可以沿用传统方式去挖掘有理论价值的语言事实，给出详尽合理的解释；也能够使用大数据技术，挖掘、整理海量语言数据知识，并将这些知识应用到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领域中。“人工智能科学的发展有可能推进语言的计算研究，从而使语言知识的表示成为计算机可识别的方式。这将会使语言学成为真正的科学。”北京大学教授陆俭明表示，语言研究如何跟上形势，在人工智能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需要深入研究。在他看来，语言学的发展，必须走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语言学+”发展之路。需要深入探究语言学与其他不同学科间的关联性和相互作用，找到语言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契合点、着力点和支撑点，逐步形成众多的语言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新的分支学科，不断开拓新的学科增长点。会议由武汉大学文学院、武汉大学国家网络安全学院主办。记者明海英来源: 社科院网站

11月14—15日，“第九届中国语言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问题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与会学者深入挖掘和弘扬中国语言学学术思想和优良学术传统，围绕“语言学的跨学科、跨文化研究”主题，积极探索如何创新语言学研究方法。交叉研究实现突破汉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汉语文献经典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陕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党怀兴认为，语言学研究要重视总结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我国文字学以汉字为研究对象，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体现了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特色。当前，将汉语与汉字研究有机贯通，揭示汉语与汉字的密切关系，是构建中国特色语言学话语体系的重要依托。语言学研究的跨学科发展值得深入探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李德鹏表示，学科的交叉不仅是研究内容的交叉，而且是研究方法的交叉。重视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进路问题，将推动语言学研究创新发展。我国幅员辽阔，汉语方言变音现象极为复杂，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通过比较现有的方言材料，系统梳理形态学相关定义，有利于进一步研究汉语方言动词变音的形义关系与形态地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陈前瑞认为，现有方言研究多秉持多源论观点，同一来源内部的变韵同样具有多功能性这一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对于现代汉语方言两种极限声调数量上的巨大差异，传统语言学均以中古四声加声母及韵摄条件为演变基础来解释：声调少的方言，是连续合并的结果；声调多的，是进一步分化的结果。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李蓝根据近年来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一种新的解释，认为这两种声调演变模式有共同的生物学原因。声调连续合并和声调连续分化都与这些方言的语言背景有关。声调连续合并的汉语方言种群在历史上曾与无声调语言种群发生过融合，这些地方的人群因而对声调的敏感性降低从而导致声调合并；声调连续分化的汉语方言种群在历史上曾与声调高敏感性种群发生过融合，这些地方的人群因而对声调敏感性提升而导致声调连续分化。有学者提出，语言学的“跨学科”与“跨文化”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上，学术创新需要长期默默无闻的研究积累。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与艺术学院院长杨亦鸣表示，语言首先是思维的载体，所以才被用作交流工具。“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也更加凸显了语言沟通这个最基础工作的重要性。中国要从语言大国向语言强国迈进，提升语言能力十分关键。语言学必须通过交叉研究实现突破，回归到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点上，回归到它原有的核心地位，只有如此，语言学研究才能迈向新的天地。注重实践 服务国家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语言文字研究者应积极回应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赵世举认为，语言学研究应该顺应人类发展大势和国家发展需求，深度参与国家治理基础的构筑和治理体系的搭建，助力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服务国家建设、发展与安全。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先亮表示，语言系统不仅受外部环境的影响，还能反作用于外部环境。在北京语言大学语言学系教授卢德平看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个概念词不单纯是符号性呈现，而是一种指向基础价值观的社会实践。传播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的政治实践。通过语言景观方式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遵循符号的转化运行机制，探讨符号文本的转化途径，是传播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治符号学实践。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教授王春辉表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体现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科技等诸多方面。在各种因素的合力推动下，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有充足的底气和定力。未来，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需要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加强统筹规划，提质增效，应因定策，为接下来的大发展积蓄力量。西安外国语大学副校长王启龙认为，语言学是介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实学，我们既要注重对语言事实的发掘，更要注重对语言学研究方法的总结与创新。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国内语言学界的“问题意识”主要集中在学科问题上，聚焦在国外语言学的研究上，相对忽视了社会语言生活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术与社会实际的脱钩。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所转变。语言能力建构、语言扶贫、语言资源保护、语言安全等方面的课题都进入了中国语言学者的研究视野。我们要冲破狭义语言学的藩篱，拓展研究视野，推进学科交叉，注重提升跨文化交际能力，以生动活泼的形式传播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不断提升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国际话语权及中国语言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主办，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承办。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1月20日第2052期 作者：本报记者 陆航 实习记者 段锦航精彩推荐：语言学身份研究的理念转变生态语言学走向成熟应用语言学的时代面向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一、语言生成语言生成的过程是一个人的内部言语活动过程，它既不是用语言外壳套上现成的思想，也不是把现成的思想转换成外部言语，而是在语言的帮助下，形成思想的同时形成语言的过程。据心理语言学家 Levelt分析，语言的生成过程一般可分为形成语用意图(指大脑把思想观点等转化成概念的过程)、制订语言计划(即语言的语法、词汇及语音编码)、执行语言计划(即把语音编码转换成发声的肌肉运动程序并执行这一程序)和自我监察四个相互联系的阶段。语用意图是语言使用者(说话人或作者)希望通过具体语言的组织和运用所要实现的具体意图。语用意图的形成通常要经历从一般行为意图，到交际意图，再到语用意图三个步骤。制订语言计划是在语境分析的基础上，选择确定能够实现自己语用意图的具体语言内容和语言表达方式。执行语言计划是内部语言的外化，即将已制订好的语言计划转化为具体语言并表达出来。这个过程可分为语义编码、句法编码和言语输出三个步骤。言语输出是将组织计划好的内部言语通过声音(口语)、文字(书面语)或肢体动作(手势语)的形式进行“外化”的过程。自我监察是在言语活动过程中，语言使用者对语言计划的制订和执行进行检查、评估、编辑或修正的自我监测过程。自我监察可分为自我检查和自我纠正两个步骤。二、语言理解语言的理解是一个从接受外部语言、理解语言计划到推导语用意图的心理语言过程。语言的理解可以大致分为语言知觉、理解语言计划、推导语用意图和自我监察四个相互联系的阶段。(1)语言知觉：语言知觉是感知有形的外部语言的过程，是指研究听者如何从连续的变化的声学信号中感知各种语言学单元。在口语交际中，言语知觉分为听觉感受、语音选择、音位辦别和词汇识别四个步骤。(2)理解语言计划：理解语言计划是对人大脑皮质的内部言语进行深度加工，并提取语言具体意义的信息处理过程。语言计划的理解可分为句法分析解码、语义分析解码、辦别理解语段结构和理解篇章模式四个步骤。(3)推导语用意图：推导语用意图是言语理解中的重要一环。在许多情况下，说话人或作者的语用意图不一定会反映在语言本身的意义上，语言理解活动也不会随着言语本身意义的理解而终结，它往往还需要在理解语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导出对方的语用意图。语言解读过程中，听话人或读者要在自己的语言知识记忆和非语言知识记忆的支持下，不断地对自己的言语理解活动进行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及时进行修正和调整，对监测出的问题进行反复的加工和处理。三、语言习得儿童第一语言习得理论有包括以下几种：(1)刺激——反应论:后天环境外部因素决定一切，必须靠模仿、强化、重复等外部因素习得第一语言。(2)先天论——“内在论”:先天的语言习得机制决定一切，儿童头脑里的普遍语法使他能自然内化语言的规则体系。(3)认知论:先天与后天因素相互作用先天具有而后天不断发展的认知能力决定切，语言能力只是认知能力的一部分。儿童第一语言习得的观点认为童头脑中没有语言习得机制，不存在普遍语法，但有先天的认知机制和认知能力。认知机制和认知能力与环境相互作用，并通过环境学习提升。儿童语言的发展过程是个体在与客观环境交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同化和顺应达到暂时平衡，儿童总是运用熟悉的结构(图式)去创造新的用法所以，儿童的语言习得是建立在儿童认知能力发展的基础上，认知能力的发展决定语言的发展。(4)语言功能论:把第一语言的习得过程看成是语义体系掌握的过程。综上所述，儿童第一语言习得是先天语习得能力和后天环境作用的结果，既需要语言规则的内化，又要模仿、操练养成语言习惯。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是整个认知能力发展的一部分，与儿童的成长发育过程相适应。儿童第一语言习得包括语言结构的习得和语言功能及运用相关文化知识的习得。儿童第一语言习得是在实际活动中实现的。

#三大体系#2020年，对每一个人类个体而言，都极不平凡。新年伊始，新冠病毒开始肆虐全球。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许多高校在长时间内难以复课，复课后也实行严格的集中管理，严控校内外人员进出，许多心理学实验亦难以开展。然而，广大研究者砥砺前行，促使心理语言学研究持续发展，并在新的情境下呈现出诸多研究热点。一是语言标签研究。语言具有“标签”作用。在疫情期间给来自疫区的人们贴“标签”，不仅不利于防疫，不利于病毒的溯源，还会使人闻之色变，产生恐惧、怨艾、歧视甚至憎恨等消极的心理效应。心理语言学工作者通过研究各种由语言标签引起的偏见，促使人们明确应该远离的是病毒，而非新冠肺炎患者抑或是疫区的人民。与此同时，心理语言学中的“容器隐喻”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抗疫的“全国一盘棋”到加强抗疫的国际合作，中国人民以实际行动向国际社会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其中，心理语言学研究者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二是语言能力研究。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之年。语言能力是人的基本能力之一，是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提升职业技能的重要基础。“语言扶贫”受到众多研究者关注。研究者将语言扶贫与加大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联系起来，认为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升学习者的语言能力是语言扶贫的基础路径。即，通过扶助贫困群体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升语言能力，进而提高职业技能，增强其获取知识和信息的能力，树立脱贫致富的信念，激发内生的发展动力，提高其幸福感。学者们指出，扶贫需先扶智，扶智需先通语。在这方面，李宇明及其团队和《语言规划学研究》杂志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语言能力的实证研究方面，吴翰林等考察了语言能力的老化机制；肖容等发现了汉语普通话声调感知的老年化效应；郭人豪等通过对生活在新疆和东北的锡伯族的对比研究，发现多语多文化对人的认知转换功能有积极影响，即在个体情境下提升其认知转换能力，在社会情境下提升其联合认知能力。三是特殊人群话语研究。特殊人群是一个包摄广泛的概念，泛指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需要政府与社会特殊关注的群体。特殊人群话语研究涉及老龄化及阿尔茨海默病老年人的语言蚀失及其神经机制研究、聋人的话语及其认知机制研究、失语症人群的话语及其神经机制研究、自闭症儿童的话语及其神经机制研究、认知障碍人群的话语及其认知机制研究、医学话语研究等。顾曰国及其团队在该方面研究甚多。2020年10月24日至25日，“第四届特殊人群话语及神经机制研究求索论坛”在曲阜师范大学举办，这次会议既是对过往研究成果的展示，也预示着特殊人群话语研究的巨大潜力和良好前景。四是心理语言学的主体研究。隐喻研究仍然是研究的重点。例如，廖巧云和徐盛桓通过分析非字面义表达中的隐喻运用，提出“二阶表征”（表征的表征）的概念，认为它是为解决当下情境与远端因果—历史条件如何关联而提出的表征机制；刘婷婷探讨了隐喻语言的构建机制；郭亚玲等考察了视译中时间—空间隐喻的具身加工机制；王从兴等考察了概念加工深度对道德概念水平方位隐喻联结的影响；王汉林等发现了道德概念的空间形象性，并认为是语言因素和具身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张积家等考察了彝族、白族和摩梭人亲属词性别概念加工中的空间隐喻与重量隐喻，揭示了隐喻的文化性和差异性；汪新筱等考察了朝鲜语敬语词加工中的空间隐喻和重量隐喻，为语法的隐喻效应提供了重要证据。概念迁移研究与句法启动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例如，杨琨等考察了成年学习者二语句法结构启动，发现二语抽象句法表征和双语共享表征可能同步发展；于宙等发现了句法结构和动词重复影响汉语句子口语产生中的句法启动效应；徐承萍考察了中国英语学习者句法多构动词的结构启动；裘晨晖等基于认知对比分析探索了概念迁移研究新路径；李锡江等考察了中国学生英语时空状语语序分布与母语概念迁移。阅读心理研究亦有新进展。例如，高晓雷等考察了藏语阅读中中央凹词频效应及对副中央凹预视效应的影响；张慢慢等考察了快速与慢速读者的中央凹加工对副中央凹预视的影响；刘志方等考察了语境预测性对阅读中字词加工过程的影响；杨帆等考察了中文阅读中长距离回视引导机制；张琪等揭示了自我相关性对情绪词加工的时间进程的影响。言语产生领域研究成果丰富。例如，张清芳等考察了汉语口语词汇产生的音韵编码单元；辛昕等考察了英汉双语者二语口语产生中音韵编码过程的同化机制；张积家等考察了外语焦虑、紧张情绪与认知负荷对外语说谎的影响。五是语言的脑机制研究。谭力海团队基于人类大脑掌管中文和英文区域的不同，为脑疾病患者设计了个性化的保护方案：通过给患者划定手术禁区，预防开颅手术可能给脑疾病患者造成的语言能力丧失。这一技术使患者术后的语言障碍发生率从60%至70%下降到3%。韩在柱团队基于大脑神经网络的研究，发现左脑梭状回是汉语讲话者语义白质神经网络的hub中心，它与矩状沟相连的白质纤维束负责加工物体的颜色类知识。卢春明团队提出面向人际间言语交流的认知神经层级模型，从言语的交互感知、相互理解和社会关系构建三个层次阐释基于脑间神经同步的言语交流过程，发现不同感知通道的交流都有助于建立和发展社会关系，但不同交流方式适合于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传递模糊信息的触觉交流更适合于亲密关系内的交流，传递精确信息的口语更适合于非亲密关系内的交流。六是理论建构方面的研究。王寅出版了《体认语言学》，将其核心原则归纳为“现实—认知—语言”，认为语言的体认性为象似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实现了由“认知语言学”到“体认语言学”的飞跃。张积家提出新的功能主义文化论。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是源自人类需要的工具性实体，通过大大超过直接适应环境的方式来满足人的需要。需要促使文化产生，文化反过来又满足需要。张积家提出，生活在某一文化中的个体，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从事不同的活动，提高了该文化体系所要求的心理能力，形成了与该文化体系相适应的人格特点。文化既满足了人的需要，又影响人的心理能力和人格的发展。语言是影响人的心理能力和人格发展的关键性变量，多元语言文化有利于人的心理发展。需要提及的是，虽然心理语言学的线下教学与研究在疫情期间受到极大限制，却开辟了线上教学与研讨的广阔空间。各种心理语言学的线上课程和线上会议频频举办，许多自媒体和平台（如“语言与生活”“世界语言学”等）在传播心理语言学知识方面也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可以相信，未来心理语言学会更加蓬勃地发展。（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积家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写在前面昨天Harris带大家回顾了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时期的语法和语言研究，在经历了“黑暗时代”的中世纪之后，欧洲的古典文化、艺术等逐渐复兴起来，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思潮开始抬头，那么作为人类交际核心工具的语言，在被文艺复兴思潮席卷的欧洲，又会呈现怎样的发展态势，语言研究究竟会何去何从呢？今天，Harris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从文艺复兴到18世纪这段时期的语言研究吧！话不多说，干货献上！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神学的文艺运动，它宣传人文主义，提倡研究古典希腊和罗马哲学、文学和艺术，主张客观的科学调查。这场运动始于14世纪的意大利，逐渐波及整个欧洲，在16世纪达到高潮，16世纪末期接近尾声。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作品一、文艺复兴时期语言学的发展文艺复兴之前，所谓的语言学无非是对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研究，从14、15世纪开始，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开始扩大，开始探讨欧洲的其他语言。中世纪末期已经开始研究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对希伯来语的研究德国古典学家罗赫林（Johan Reuchlin）写的《论希伯来语的基本规则》（De Rudimentis Heraicis）。对阿拉伯语的研究主要围绕伊斯兰教圣书《可兰经》进行。对其他语言和一些所谓的土著语的研究通过对罗曼语的研究，语法学家才开始有了历时语言学的概念。尽管这一时期还有许多问题还不清楚，但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不能再把拉丁语的语法范畴强加于其他语言，从而不再把普里西安的八大此类封为绝对权威，而是要提出新的分类方法。二、语言学与哲学语言学与哲学是分不开的，如何观察世界就决定着如何看待语言。（一）经验主义（empiricism）与语言学文艺复兴后期，欧洲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研究方法对哲学产生了极大影响，当时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实验法和分析，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哲学上的经验主义。他们强调感觉经验，认为一切知识来自感知，只有感性认识可靠，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如：英国哲学家培根、约翰·洛克的“白板说”）。经验主义的特点是对事物进行孤立的分析研究，强调客观依据和使用价值，在这种影响下的语言学工作主要表现在：速记学、语音学和密码学。（二）理性主义（rationalism）与语言学自然科学的发展要求从哲学上进行概括和总结，要求提出新的认识世界的方法和途径，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哲学上的理性主义。它强调理性思维，认为一切知识都来自理性，只有理性才靠得住，感觉是不足为凭的。（代表人物：法国的笛卡儿）在理性主义的影响下，人们试图创造出一种最理想的语言，以使用同样的词汇清楚、简洁地表达人的思想。英国的威尔金森（John Wilkins）威尔金森设想这种语言为“哲学语言 ”，他设想用一套普遍的语言原则，使世界上各民族都能够相互交流思想，这种普遍的语言规则便被称为“普遍语法”。法国波尔·罗瓦雅尔学派也以此为指导思想包泽（Nicolas Beauzee）认为语法有两种原则，一是普遍原则（来自人类思维的本质），一是特殊原则（来自不断变化的习惯，并由此产生出世界上不同的语言）。几位英国语言学家对普遍语法的讨论詹姆斯·哈里斯、约翰·霍恩·托克、詹姆斯·博尼特等。（三）经验主义学派VS理性主义学派面对世界语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经验主义学派强调各种语言的特殊变化，根据日益丰富的资料修改自己的语法范畴和语法描写。而理性主义学派则是要求千差万别的表面现象所掩盖的共同原则。三、对语言的历史和起源的讨论18世纪后期，一些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对语言的历史和起源进行了讨论，并试图用语言发展的普遍原则来解释文字的形式。法国哲学家康迪雅克（E. B. de Condilllac）：《论人类认识的起源》、《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德国哲学家赫尔德（J. G. Herder）的论文：《论语言的起源》（认为语言和思维是不可分割的，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内容和形式。语言和思维起源相同，发展一样，共同经历了不断成熟的阶段。）英国语言学家詹姆斯·博尼特：《论语言的起源和发展》四、古印度的语言学研究印度语言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般语言理论和语义、语音和音位、语法描写；印度学者当时已经区别了语言中的外显即时表达（dhvani）和内含永久实体（sphota），就是说，语言有两种：一种是在具体场合讲出的化，一种是抽象的语言原则。（这种区分类似于索绪尔区分的言语和语言）；印度语言学最突出的成就表现在语音学和音位学。印度语言学家的杰出代表——潘尼尼代表作《语法》，潘尼尼第一个注意到的首次注意到语言中的语素变体（allomorph）。此外，“零位”（zero representation）描写手段也是潘尼尼首先创用的。■ 小结总的来说，18世纪后期的语言学家已经不再局限于对个别语言的语法描写，而是开始把语言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开始寻找支配世界语言的共同原则，探索语言与思维、逻辑、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且开始探讨语言到底是怎么来的、发展过程如何、哪些因素决定了现存语言的形式和语法结构等等问题。虽然还存在诸多缺陷，但这些初步的探讨为19世纪的历史语言学的空前发展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参考文献：刘润清. 西方语言学流派[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3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