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科研课题

近日，国家语委科研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了国家语委“十三五”科研规划2020年度科研项目立项名单。我校喜获5项，其中重大项目2项，为刘利教授的“中文国际传播能力研究”、 外国语学部王立非教授的“新时代中国特色语言管理理论建构研究”；科研中心项目3项，为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杨尔弘教授的“智能辅助汉语应用文写作研究”，国际教育管理处/孔子学院工作处陈丽霞副编审的“区域国别国际中文教育研究——以美国为例”，语言科学院徐欣路博士的“百年中国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数据库建设研究”。据悉，2020年度国家语委科研项目共立53项，重大项目为5项。今年我校是所有申报单位中获批项目最多的一家，也是获批重大项目最多的一家，彰显了我校在语言学方面的优势。项目简介1. 刘利教授的“中文国际传播能力研究”本项目将从“政策-理论-实践-案例”四个维度，全面梳理全球中文国际传播发展的历程和现状，聚焦中文国际传播的重点问题，分区域国别对新时代中文国际传播内容、路径、能力提升策略、影响等进行多维度、有针对性的深入探讨，着力于将中文国际传播能力与孔子学院建设、中文纳入所在国教育体系、传播评估体系、后疫情时代舆论策略等相结合，并同步构建包括全球中文教育质量监测平台、教学资源支撑平台、教学管理系统在内的中文国际传播能力服务平台,为新时代中文国际传播的新发展提供坚实保障。2. 王立非教授的“新时代中国特色语言管理理论建构研究”本项目以我国语言管理现实问题为导向，采用跨学科视角与研究方法，从语言规划管理、语言教育管理、跨国语言管理、语言资源管理、语言标准化管理、应急语言管理六个维度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语言管理理论体系。通过实际调查和数据分析，论证新时代语言管理的概念、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以及各构成要素的相互关系。最终成果为《新时代语言管理学》、系列论文和资政报告，将推动我国语言管理研究，指导语言管理实践、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3. 杨尔弘教授的“智能辅助汉语应用文写作研究”本项目以自然语言处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探索辅助汉语应用文写作的关键问题和相关技术，以期辅助学习者不断提高其汉语运用水平。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基础资源建设、辅助写作关键技术、原型系统开发。基础资源建设主要包括：应用文模板资源库建设、包含关键元信息标注的应用文范文资源库的建构、汉语学习者产生的文本语料库的标注；辅助写作关键技术主要包括：应用文生成、基于元学习的语法改错领域自适应、面向汉语应用文写作的文本润色。系统开发将以资源和技术为基础，探索辅助学习的技术流程，构建面向用户需求的应用文辅助写作工具。4. 陈丽霞副编审的“区域国别国际中文教育研究——以美国为例”本项目将立足国家战略需求，在后疫情时代重点分析美国国际中文教育，包括美国中文教育主体、中文教育目标、中文教育内容、中文教育途径、手段以及中文教育环境等，为美国已有孔子学院多模式、多层次发展及转型提供案例参考以及国别化、普适性成功经验，为中美关系发展及教育领域合作提供一线信息参考。同时，以美国为例，本项目将广泛调研不同国家和地区汉语教育现状及国别区域环境，在掌握大环境政策背景、最新文献资源和动态实时数据的前提下，分项开展国别化汉语教育模式、人才培养、孔子学院、汉语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分层研究，以便在新时代背景下进一步发挥中文教育在中外互解和文明互鉴中的作用。5. 徐欣路博士的“百年中国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数据库建设研究”本项目以建设百年中国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数据库为基本目标。数据库拟实现多个方面的特色：第一，不仅要收录现行语言文字规范标准，也要收录各种规范标准在百年历史上各个版本、各种形态；第二，不仅要收录语言文字规范标准文本本身，也要收录百年来针对规范标准开展研究的学术文献；第三，不仅要面向语言文字日常使用者提供查询服务，也要面向规范标准学术史的研究者提供查询服务；第四，不仅要实现文本检索，也要在研究规范标准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实现常用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的知识点检索。来源：北京语言大学 出品单位 | 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

为了增加语言学最新研究的可发现性，并支持开放获取科学出版，ScienceOpen与Open Library of Humanities（简称OLH )合作，将Glossa期刊和另外两本开放获取语言学期刊(葡萄牙语语言学期刊Journal of Portuguese Linguistic和实验室音韵学Laboratory Phonology)融合到ScienceOpen发现环境中作为特色期刊合辑。2015年11月，顶级语言学期刊Lingua的全体编辑人员纷纷辞职，以抗议出版商爱思唯尔(Elsevier)强加的高昂订阅费。为了在语言学领域里出版一份完全开放的出版物，Lingua的编辑们创建了一种新的期刊: Glossa。自成立以来，Glossa一直致力于普通语言学的研究，发表了该领域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研究语言的本质和语言机制。该期刊由Ubiquity出版社出版，并得到了OLH和LingOA的支持。该期刊是为所有语言学家制作的，与他们的专业无关。为了确保在公开访问方面没有不必要的延迟，Glossa的文章一旦准备好就可以在网上获取。该期刊提供对其内容的即时开放访问，原则是让公众免费获取已发表的研究成果，支持更广泛的全球知识交流。ScienceOpen致力于开放研究交流，作为通往世界范围内更加进步和开放的科学社会的道路。我们与OLH合作的合作有助于全球开放科学，打造研究环境，将富有特色的期刊合辑《Glossa：普通语言学期刊》放入超过4800万篇文章中，利用ScienceOpen顶级的平台聚合引擎系统进行过滤和分类，确保所有用户都能找到他们想要的内容。伦敦大学Birkbec分校文学、技术与出版教授、OLH首席执行官Martin Paul Eve表示:“ 语言学界对Glossa期刊的出版的反应让我们感到高兴。在跨文化的语言研究中，开放获取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领域。通过在ScienceOpen中收录这些期刊，我们希望能够帮助这些期刊文章能被语言学研究受众更容易地发现。”《Glossa: a journal of general linguistics》的最新研究包括：一项对菲律宾式南岛语族普尤马语以及一种未被充分研究的RTO结构；探讨“利用微变异:如何利用不完整的数据做到最好”；使用大型语料库或数据库作为语言数据定性分析的第一步的讨论；重点分析毛利语Māori主题，一种新西兰的土著语言等等；此外，本文还对《手语协议的语法: 常见成分，但不寻常的配方》中的手语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除了收录《Glossa: a journal of general linguistics》以外，ScienceOpen现在收录了《Journal of Portugal Linguistics》和《Laboratory Phonology》作为特色期刊合辑。《Journal of Portugal Linguistics》关注所有语言学的分支，旨在发表葡萄牙语语言学领域的高质量论文，包括比较葡萄牙语和其他语言。这本英语在线期刊欢迎来自世界各国的语言学家对不同语言理论和框架的贡献，包括理论导向，比较工作，实验研究和跨学科的贡献。《Laboratory Phonology》是实验室音韵学协会的官方开放获取期刊。它通过跨学科的学术交流，包括所有领域的语言学(语音、语音、语法、形态、语义、语用学)以及相关的学科，发表关于口语和签名语言的所有语音方面的科学研究报告，包括心理学、演讲和听力科学、通信科学、计算机科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等相关领域的研究。ScienceOpen和OLH认为这三本期刊将成为所有对语言学感兴趣的用户的一项重要资产，它们涵盖了该领域的一系列研究课题。我们邀请您通过ScienceOpen交互平台上提供的丰富工具来进行浏览，讨论和参与我们新增的三本开放获取并经过同行评审的期刊论文。作者: Inasa Bibic参考文献：http://blog.scienceopen.com/2018/10/new-open-access-research-in-linguistics-on-scienceopen/?fbclid=CcVW5pBaA_PiI版权声明本文由ScienceOpen苏州办公室编译。中文内容仅供参考，一切内容以英文原版为准。欢迎转发本文，转载请联系haibao.xue@scienceopen.com

语言学，《现代汉语词典》释曰：“研究语言的本质、结构和发展规律的学科。”模仿印欧语法写成的《马氏文通》问世标志着中国语言学的产生。此前，我国只有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即小学。百余年来的中国语言学研究有何特点？为什么会形成趋从西方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的百年传统？如何开创汉语研究新局面？学者反思中国语言学研究对于中国语言学研究，吕叔湘将其描述为“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张志公指出：“实事求是地说，到现在为止，恐怕还没有任何一部是真正汉语的汉语语法。从引进以后，又亦步亦趋，人家有什么，我们就跟着引进什么”，并指出，“每个人从二三岁时就会说话，而学语法反而是越学越困难了，而且也没有什么用”。杨自俭总结说：“中国语言学百年历史证明，中断自己的传统、跟着外国的理论转是没有出路的。”曹志耘则深为不知道语言学研究有什么用而困惑。所以聂仁发指出：语言学研究“明显滞后于社会发展需求，正面临边缘化”。百余年以来，常有人批评趋从西方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之风，而且述其害者越来越多。尤其近30年间，不断有论述语言学研究之弊端与危害的专著问世。例如，潘文国《危机下的中文》一书对百年来中国语言学研究之弊端与危害做了概括性描述；沈怀兴《现代联绵字理论负面影响研究》一书考察了现代联绵字理论流行在语文教学、汉语词汇研究、语文词典编纂及释义、语言学人才培养等多个领域里造成的危害。此二书一面一点，大致反映出趋从西方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弊多利少的基本情况。其他如申小龙《中国语言学：反思与前瞻》《语言与文化的现代思考》、潘文国《字本位与汉语研究》《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沈怀兴《汉语商论》《联绵字理论问题研究》以及白平《汉语史研究新论》等，分别从不同的侧面揭示出中国语言学研究的诸多问题及其实质。不过，关于学界对百年来中国语言学研究的批评与否定，我们在《语海一得——兼及语言是什么》的序言中已有综述，一言以蔽之，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用事实反思语言学研究。特别像上引吕叔湘、张志公、杨自俭等顶级学者之言均于垂暮之年说出，很值得深思。趋从西方语言学理论弊端明显趋从西方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弊多利少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语言学研究仍需进一步全面进入科学轨道。因此，美籍华裔语言学家戴浩一总结说：“20世纪后期的语言学可以说是不成熟的科学，也是劣质的人文学。”由于语言究竟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固有的研究思路未变，因此，趋从西方“劣质的人文学”理论研究汉语注定弊多利少。二是汉语研究者忽视了人文学科研究的中西文化差异性及其导向作用。戴浩一同时指出，“现有的语言学理论大多基于印欧语言的现象。在超语言上已经有根深蒂固的偏见”，“现代西方语言学的进展有其特有的历史背景，但是基本上是随着欧美不同时代的大思想潮流跟进的”。笔者认为“普通语言学”毕竟诞生于西方哲学文化语境，难免带有“西方中心论”特点，如果不加审视就把这种“普通语言学理论”横移过来指导汉语研究，则常有“削足适履”的现象发生，不仅对汉语文教学、语言学人才培养、汉语学发展弊多利少，而且对我国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也产生负面影响。从成因看趋从西方理论的传统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趋从西方语言学理论做研究的百年传统呢？原因主要有四个。语言究竟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潘文国对68种有代表性的语言定义进行分类研究，发现大多是西方学者在西方哲学思想主导下提出的，尚未真正揭示语言的本质，而且在这个课题上也未有共识。有的汉语研究者忽视了这一情况，在对西方语言学理论有全面和深入认识之前，就匆忙移用于汉语研究，而且趋附者众，反思者寡，“反向格义”的习惯就此产生。由于历史的原因，不少人文学科的研究者对文化自信的认知还不够，以至于“反向格义”成风。于是心理学家杨国枢批评中国心理学研究“只能亦步亦趋，以赶上国外的学术潮流为能事”；文学家南志刚批评中国文学研究“以西化中”；哲学家张汝伦批评中国哲学研究“邯郸学步，失其故步”；文艺学家周景耀批评宋词研究自入“‘反向格义’的殖民牢笼”。在此背景下，汉语研究者“反向格义”现象也需要深入反思。缺乏对“语言学无国界”一说的辩证思考，且忽视了中西人文科学研究的文化差异性及其导向作用。我国有世界上最大的语言学队伍，却无一语言学流派，即为其证。不少学者热衷于对西方理论的引介，没有给予对中国传统“小学”研究历程以足够的关注，甚至还有很多误解。这就难以充分发掘本土语言研究的历史积淀，不利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体系。上述原因互相关联，共同作用，导致趋从西方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的百年传统根深蒂固。展望中国语言学的未来为语言学研究打开新局面，首先要在语言本质的揭示上取得突破。与此同时，在更新语言观的前提下不断完善语言研究方法，以便语言研究者从语言实际出发，在揭示语言本质的新语言观引领下朝着不断提升语言学应用价值的方向做研究。具体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除了要做好上述工作，还需尽快提升文化自信，自觉继承和发扬国学研究中“为致用而求真，因求真而致用”的优良传统，从汉语实际出发，坚持论从史出、论从材料来的原则研究汉语。在种好汉语研究这块试验田的同时，积极推动语言学在全球范围内健康发展。为此，还要努力培养确能独立思考、锐意求真、勇于讲真话的人才，以确保中国语言学永葆青春。（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沈怀兴 聂仁发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9月17—18日，语言学与人工智能跨学科论坛在武汉举行。与会学者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中的语言学需求及语言学的作为、语言—认知—人工智能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探寻深层语义理解突破口“由于机器尚不具备‘背景知识’和‘世界知识’，当人和机器进行交流时，歧义现象就表现得尤为突出。自然语言处理的关键就是如何识别与消解自然语言的歧义。”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毕玉德表示，语言知识的获取及在计算机中的表示是自然语言处理研究的基础，是语言信息处理领域高难度的前沿课题。语言知识库可以为语义理解任务提供宝贵的知识资源，对于自然语言理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自然语言处理的研究方法从以语言学提供的形式理论和计算方法为主，转向以基于统计方法的研究为主。但当前的研究仍然无法处理深层语义理解等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国家语委中国语言智能研究中心主任周建设介绍称，近年来，计算语言学等学科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以语义分析中的指代、隐喻、情感分析等研究方向作为突破口，解释自然语言处理过程中的语义理解等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要真正解决语义理解问题，还应依靠传统语言学的理论成果，单纯依靠统计方法无法继续取得跨越性的突破。“怎样让计算机从大规模无标注文本数据中自动学习，得到计算机可以自动识别和处理的文本，成为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的紧迫任务。”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袁毓林认为，重新思考语言学研究和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研究的互动关系，既有必要，也很紧迫。语言学理论研究能够为自然语言处理提供哪些观念与方法论上的指导？自然语言处理和相关的人工智能研究，对语言学研究提出了什么要求或挑战？又带来了哪些启发和机遇？当前基于深度学习的自然语言处理面临怎样的发展瓶颈？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从认知角度挖掘研究新领域在袁毓林看来，随着深度学习等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为自然语言处理研究带来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语言单位的表示上，使用统一的具有低维、稠密、连续特性的分布式向量，来表示不同颗粒度的语言单位(比如词、短语、句子和篇章等)。第二，在计算处理的模型上，使用循环神经网络、卷积神经网络等学习模型，对不同的语言单位向量进行组合，以获得更大的语言单位的向量表示，并通过在向量空间中的运算，来实现文本分类、知识推理、句子或篇章生成等各种任务及应用。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冯志伟表示，近年来，在会话智能代理系统的研究中，计算语言学家把以言表意、以言行事、以言取效等言语行为综合在一起，很有创意地提出了“信念—期望—意图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成功开发了用于构建会话智能代理系统的对话管理组件。该模型对于信念、期望和意图等概念进行了形式化的描述，使之具有可计算性，从而更加有效地表达了用户向会话智能代理提出的告知或请求的真实意义。这个模型常常与基于公理化逻辑的行为方案集成在一起，把会话当作计划推理的序列来处理，提高了会话智能代理系统的性能。该模型着重于言语行为形式方面的研究，使得言语行为理论由一种描述性和解释性的理论变成了一种可计算的理论。“在大规模数据的基础上，语言学研究不但要有数据、模型，还需要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手段，多学科深入互动，结合人工智能研究热点，从认知角度入手，深入挖掘、探索语言学研究新领域。”周建设提出，智能时代背景下的语言学研究应该在加强心理学、神经科学、脑科学、认知科学等多学科研究深入互动的前提下，把注意视角从语言本身转向语言的实际使用规律、语言背后的语义及其组合机制等领域。不断开拓新的学科增长点“在智能时代，语言资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丰富，也更容易获得。在强大的计算能力和科学统计模型的双重辅助下，蕴藏在海量鲜活语言样本中的规律便存在被挖掘的可能。”周建设表示，语言学家既可以沿用传统方式去挖掘有理论价值的语言事实，给出详尽合理的解释；也能够使用大数据技术，挖掘、整理海量语言数据知识，并将这些知识应用到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领域中。“人工智能科学的发展有可能推进语言的计算研究，从而使语言知识的表示成为计算机可识别的方式。这将会使语言学成为真正的科学。”北京大学教授陆俭明表示，语言研究如何跟上形势，在人工智能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需要深入研究。在他看来，语言学的发展，必须走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语言学+”发展之路。需要深入探究语言学与其他不同学科间的关联性和相互作用，找到语言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契合点、着力点和支撑点，逐步形成众多的语言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新的分支学科，不断开拓新的学科增长点。会议由武汉大学文学院、武汉大学国家网络安全学院主办。记者明海英来源: 社科院网站

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往往是综合性研究。因此，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是这一领域在学术上的又一显著特征。从学术起源上看，社会语言学的创立和发展直接受到了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的滋养，随后更融合了政治学、教育学、传播学、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不断探索，推动了学术的发展。“语言与社会”是语言学的核心话题之一，有关研究近年来在我国常被称为“语言生活研究”。语言生活是指“学习、运用和研究语言文字的各种活动，以及对语言文字研究成果的各类应用”，语言与社会的关系、语言的社会功能是这类研究的核心关注点。从现代语言学发展的格局看，近十几年来在我国发展迅速的“语言生活派”，可以被看作社会语言学的中国学派，它有强烈的本土意识和家国情怀，以积极入世的态度开展从微观到宏观的语言研究，结合多学科知识不断丰富语言学的内涵与方法，以面向社会现实的学术研究助力国家发展与社会建设。这一领域迅速发展的背后，既有国家与社会发展带来的诸多新需求，也有语言学家探索中国道路的不懈追求与努力。近年来，学界对“语言与社会”关系的关注持续走高，在2019年依然保持了相当的热度。笔者以“语言生活、社会语言学、语言社会学、语言政策、语言规划、社会话语、语言与社会”为核心检索词，考察了相关论文和项目情况。结果发现，国内期刊论文中有2600余篇相关成果，核心期刊和相关领域重要刊物中涉及这类话题的论文达350余篇。在科研立项方面，语言生活研究首次进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指南，相关研究立项达到60余个，其中包括4项重大课题和6项重点课题。热点话题异彩纷呈语言生活研究有丰富的内容和多元的视角，既可以关注语言现象本身（属于“语言学的社会语言学”），也可以透过语言分析社会行为（属于“社会学的社会语言学”）。2019年度出现的热点话题，涉及多个领域。话语研究的对象是实际使用中的语言组织与使用特征，并从交际功能、使用者的认知来解释语言使用中的制约因素。2019年度对外交话语的关注度很高，不仅有关于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译介与传播的研究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立项，重点项目中也有两项课题与话语研究直接相关。同时，政治学者也开始重视语言对国际政治活动的影响，提出建立国际政治语言学，探究语言在国际政治活动中的作用（主要是政治文本分析），或者借鉴语言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现象。外交话语研究方面，中外政治活动中的言语行为、外交话语与国家形象构建、我国外交话语模式的历史演变等都是讨论较多的话题。国家语言能力指“一个国家掌握利用语言资源、提供语言服务、处理语言问题、发展语言及相关事业等方面能力的总和”，这是近年中的热点话题，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有一个立项。最近的进展主要体现在理论建设方面，学界对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做出了更深入的探讨，并将其拓展至国防、应急管理等方面。语言教育是语言生活的核心领域，其中的外语学科建设与社会对外语的需求密切相关。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在三重背景的综合影响下展开。首先，“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国家战略对国家语言能力和语言人才提出了新要求。其次，“双一流”和“新文科”建设为外语学科发展带来新机遇。再次，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对外语人才市场形成冲击和挑战。在此背景下，学者们对外语学科的定位、知识内涵、发展原则与建设路径等问题展开了新一轮探讨；外语的工具性与人文性之间的关系、外语学科定位的应用性与人文性之间的争论又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汉语国际教育蓬勃发展，有关研究仍在不断推进。一方面，学者们继续就汉语国际教育的基本理念、知识体系、学科内涵等问题做深入探讨；另一方面，从跨文化角度对孔子学院与孔子课堂展开个案研究、实证调查的研究逐渐增多。还有学者借鉴传播学、经济学理论，从更宏观的层面讨论汉语国际教育政策，并尝试构建语言传播理论，分析当前汉语国际传播面临的问题。网络语言研究呈现出宏观与微观双管齐下的局面。一方面从微观角度对具体的网络语言现象进行分析，讨论网络词语的语素化、语法化、意义建构与语义流变机制等问题；另一方面则研究网络空间中的语言活力、网络语言的经济功能以及网络流行语的传播机制与规律等问题。人口流动带来的城市多语现象是学者关注的核心话题，我国不同区域中流动人口的语言使用状况、本地话在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中的作用、区域或城市中的语言态度与认同问题等都引发了多方关注。社会学与经济学领域中也有人开始关注语言能力与语言多样性在贸易和城市移民创业中的作用。在国家推行《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背景下，涌现出大量有关语言扶贫、语言减贫和推普脱贫的研究。从学理上讨论语言与贫困的关系、贫困人口的语言能力现状、语言能力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等，都是被关注和讨论的话题，研究对象以多类贫困群体中的儿童为主。语言教育、语言技术、“推普脱贫”行动的成效也被提及。这方面的研究学科跨度较大，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2019年1月发布的《岳麓宣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保护语言多样性”为主题的重要永久性文件，由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发布。它再次引发了中国学者对语言资源、语言多样性的关注，成果涉及语言资源的类型、语言资源保护与语言政策的关系、其他国家和组织的语言资源保护与语言复兴经验等。针对特殊人群语言的研究，关注了诸如盲文、手语、语言障碍人群的语言使用等方面的内容。而过去这些学界很少关注的领域，近年来逐渐受到重视。2019年发表的相关成果涉及盲文与手语的语言政策、标准化与规范化问题，针对这类人群的语言服务、语言权利等；在语言障碍相关的研究中，老年人的语言能力蚀失和自闭症儿童的语言障碍，是研究者关注最多的问题。学科交叉融合指明发展方向社会生活是学术研究的源头活水。这类研究根植于社会现实，大到国家方针政策、国际政治与外交，小到个人对生命的认知和体验，无不被纳入研究者的关注范围。因此，关注现实、联系现实是相关研究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在2019年，中国的国际战略、扶贫攻坚计划、社会公平与公正、城市化与移民、“双一流”与“新文科”建设、网络空间发展、国家软实力建设、老年语言、特殊人群的语言应用等，都在语言与社会研究中得到了体现，为语言研究注入了现实的动力，带来了更多的研究素材，也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现实价值，相信这一特点在未来将被继续发扬光大。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往往是综合性研究。因此，多学科知识的交叉融合是这一领域在学术上的又一显著特征。从学术起源上看，社会语言学的创立和发展直接受到了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的滋养，随后更融合了政治学、教育学、传播学、经济学、心理学、管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在理论和方法上的不断探索，推动了学术的发展。例如在2019年度，就有学者结合政治学理论探讨了语言的政治属性与国际政治格局，还有学者基于传播学理论提出语言传播的混合模式，还有学者结合管理学知识提出语言治理能力模型。科学发展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科学上的新理论、新发明、新技术往往出现在学科的边缘或交叉点上，重视交叉学科将使语言与社会研究向着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发展，并以此不断丰富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推动学术创新。最近十几年中，这一领域的发展非常迅速，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阵地和研究平台，各类活动频繁，国内外互动增强。其中，以国家语委科研机构、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若干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为核心的科研机构群，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方面发挥了基础平台的作用，研究内容基本上涵盖了这一领域的所有层次与侧面；除了“国家语言生活皮书”系列丛书（包括《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报告》《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世界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国语言政策研究报告》4个子系列），还有《语言战略研究》《中国社会语言学》《中国语言战略》《语言政策与语言教育》《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语言规划学研究》等成为核心发表阵地；中国语言学会社会语言学分会、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专业委员会、语文现代化学会等学术团体发挥着凝聚与培养核心学者的功能；国家与社会的发展也在不断推动着这类研究的发展。同时也应看到，有关研究仍大有发展空间。作为这类研究的骨干力量，语言学家不但要保持善于分析语言材料的长处，还要进一步关注社会研究，在追踪社会热点话题时，合理地建立社会因素与语言因素之间学术意义上的相关性，将社会研究所必需的事实呈现和逻辑分析深入应用于语言研究。而对一些非语言学界的学者来说，与语言学家紧密合作，也能极大拓展其研究的深度。因此，把握语言与社会研究的本质、构建研究应有的知识体系、真正做到以问题为导向的学科交叉融合应该是未来学科发展的方向。（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世界语言政策综合资源库建设及比较研究”（15JZD047）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研究中心）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赵蓉晖 杜宜阳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

原题：拓展语言学跨学科与跨文化研究新领域——第九届中国语言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问题学术研讨会召开与会专家学者合影 作者/供图为深入探讨语言学在跨学科、跨文化研究方面的新课题，2020年11月14日至15日，第九届中国语言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问题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西安外国语大学承办。来自国内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30多名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以及西安外国语大学100余名师生参加此次研讨会。此次会议的主题是“语言学的跨学科、跨文化研究”。与会学者围绕我国语言学研究如何坚持问题导向开展跨学科交叉研究，如何实现中国语言学理论体系创新，为建设学术中国、思想中国作出应有贡献展开研讨。在会议主题之下，设立了6个议题。一是“语言学的本土化与跨文化研究”。魏晖在题为《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之路之选择》的报告中提出了流程规范化、功能模块化、技术先进化、方案最优化等的工程化国际中文教育理念。黄忠廉在题为《汉语姓名外译文化博弈机制》的报告中从英译正误辨、汉语姓名音译语义驱动机制、姓名音译概念义消隐机制等角度分析了雕像语言景观，指出中国文化要想“走出去”，“姓名”这张名片不可缺。二是“语言学交叉研究的前沿话题与发展趋势”。杨亦鸣在题为《语言的前世今生未来：语言学交叉研究的使命与突围》的报告中提出语言学必须通过交叉研究实现突围。李德鹏在题为《语言学研究的跨学科发展进路》的报告中认为交叉学科将成为第14个学科门类，交叉学科就是运用一个学科的知识去研究另一个学科。司富珍在题为《语言与脑科学研究中的伽利略谜题》的报告中梳理了20世纪中叶以来语言学研究的几个重要走向，说明跨学科协作研究在方法论上有重大意义。李蓝在题为《现代汉语方言两种极限声调的生物学解释》的报告中提出现代汉语方言两种极限声调有共同的生物学原因。严实在题为《父语还是母语？类型学研究和语言分类》的报告中直接从词汇和语音的原始数据着手，讨论了语言的类型学特征以及横向传递，为研究混合语的形成提供了新思路。汪顺玉在题为《政治话语主题挖掘技术与应用》的报告中以不同国家的案例为基础，运用计算语言学方法，阐述了政治话语主题挖掘的技术与应用问题。三是“经典诠释与古典学的现代演进”。党怀兴等在题为《六书学史研究的几条基本原则》的报告中提出了“以汉还汉、以宋还宋、以清还清”的唯物辩证的六书学史研究方法。胡安顺在题为《〈诗经〉节律简论》的报告中认为后世五言、六言、七言诗中的节奏格式在《诗经》时代已产生。吴长安在题为《深化汉语构式研究的思考》的报告中认为构式研究可在“不可预测性”的构式方面继续前进，跳出格式研究传统模式，在互动语境中研究构式，在意义相对或相反的系联中扩展构式。陈前瑞等题为《汉语方言动词变音的形义关系与形态地位》的报告在动词变音研究方面提出“多源多功能论”，认为动词同一来源内部的变韵具有普遍的多功能性，同时主张区分形态手段和形态地位，把变音视为形态手段，不采用内部屈折的说法，把屈折视为与派生相对的形态地位。四是“语言与现代社会治理”。赵世举在题为《语言在国家治理中的功能角色、中外实践和当代使命》的报告中认为，语言具有社会建构、社群凝聚与国家认同、社会约束、国家治理成效等方面的功能，应推进语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以及服务社会公共治理等的现代化。张先亮在题为《从语言生态看语言与贫困的作用特点及路径》的报告中认为贫困与语言相交于语言生态的自为环境系统，相关于自在环境系统，语言生态不仅受外部环境影响，还能反作用于外部环境。五是“‘一带一路’的语言分布和语言政策研究”。邢向东在题为《“扔”的白读音与“赎身”“曲连馍”分布地域之比较》的报告中结合方言与民俗在西北地区的分布，揭示了二者在地域分布上的一致性和差异性及其不同的历史层次。六是“西北地区的语言关系与民族和谐”。莫超在题为《“多元一体、和而不同”之典型——白马藏人》的报告中认为白马藏人是甘肃陇南氐族的后裔，是各民族成分形成的“多元一体”的族群，白马藏人在汉人居住区留下了其语言文化的底层。会上，其他代表也都报告了各自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具有创新性的学术观点。此次会议突出展现了语言学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真正实现了跨学科、跨文化的思想碰撞，引领了当代语言学的发展方向。此次会议也充分践行了“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的要求，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良好范式。（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2月1日第2059期 作者：朱富林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互联网诞生于1969年，今年恰逢50周年。历经半个世纪发展，互联网在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的同时，还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催生出不少新学科。这些新学科由互联网与传统学科交叉融合而成，对于学科发展和学术创新都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互联网与传统生物学交叉研究产生网络生物学。该学科是在生物学基础上，利用互联网理论将生物体系统抽象成为复杂网络，通过相关研究可以获得关于生物体结构和功能种种新的认识和理解，尤其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疾病的复杂性。传统方法依赖于疾病特定方面的识别和特征描述，如疾病相关基因的发现。而网络生物学采取更加全面、有效的方法来揭示更加完整的疾病表型驱动因素信息，为我们认识复杂生物功能、疾病过程、药物研制等问题提供了全新视角、思路和解决方案。又如，当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互联网相应带来了网络语言。这种新的语言形式简洁而生动，它不仅是信息时代网民交流沟通的社会用语，也是时代赋予语言研究者的历史使命，还是人类语言与时俱进的必然结果。随着网络语言研究不断深入和拓宽，一门新的学科——网络语言学应时而生。近些年，这门新学科发展十分迅速，已展示了广阔发展前景。它主要运用传统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着重研究信息时代的语用问题。值得一提的是，网络语言学这一概念是由中国知名学者周海中先生最早提出的，并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和研究。再如，传统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实体社会，互联网兴起以后，“虚拟社会”开始出现，在博客、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影响下，很多议题已超出传统社会学研究范式。与现实空间相比，“虚拟社会”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场域，即所谓的网络社会，它既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也是一种新的社会模式。网络与社会的交叉研究产生了网络社会学，这门新学科是信息时代社会学的前沿课题。随着网络化程度提高，网络社会学将逐渐步入社会科学的中心领域，也将在助力社会研究的过程中展现其理论魅力和现实意义。此外，互联网还催生了网络工程学、网络心理学、网络经济学、网络法学、网络文学等。这些新学科属于自然科学类和人文社科类的分支学科，也属于文理交叉融合的边缘学科，在基础理论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不过，它们正在向我们展示新学科体系的远景蓝图。（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杜丽萍 作者单位：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来源：经济日报

#三大体系#应用语言学作为语言学的分支之一，是运用语言学的知识来解决其他领域与语言相关问题的学科。近年来，学界越来越关注和重视应用语言学研究。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中关于“三大体系”的重要论述，是应用语言学学科规划与发展、学术思想与方法建设、知识体系构建及话语体系构建的重要指南。扎根中国语言应用实践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是基础，学术体系是支撑，话语体系是集中反映。三者之间互为一体，具有极强的体系性和高度依存关系。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毕玉德认为，对于应用语言学来说，完善、科学的学科体系有利于研究者把握研究方向，超越既有研究框架和研究范式，以更开阔的视野认知和探索应用语言学研究领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卫乃兴表示，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中，应用语言学的贡献不可缺失，角色和作用不可替代。应用语言学研究既要扎根中国的语言应用实践，同时要兼具世界视野；要具有清晰的战略意识、问题意识和创新意识，提出自己的学术问题、构建自己的理论，服务国家建设、国家治理和人才培养的需求，并在国际学界彰显中国特色、中国路径、中国话语，为人类学术发展作出独特贡献。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赵雪认为，我们应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角度观照应用语言学研究。以学科体系建设为基础，厘定应用语言学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以学术体系建设为核心，探索应用语言学研究的理论、方法、研究范式；以话语体系建设为动力，推动应用语言学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传播。及时追踪新的领域实践发展催生了应用语言学中诸多值得关注的领域，也给应用语言学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黄国文表示，当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语言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问题、语言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问题、语言和国家对外关系问题、语言和社会的密切关系问题、语言与生命可持续发展问题等都是应用语言学领域值得关注的问题。就学科分支而言，要注重话语分析、社会语言学、系统功能语言学、生态语言学、翻译学等问题。卫乃兴谈到，广义的应用语言学包括语言教学研究、语言习得研究、词典编撰研究等，范围极广。目前，自然语言处理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值得关注。以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等新一代技术牵引的人工智能研究对前述各领域都产生了强烈冲击。现有的学科领域划分、学术生态、学术方法和人才培养路径均面临挑战。我们必须理性地应对挑战，调整方略，化危机为机遇，谋求新的发展。当前，我们还面临诸多亟待攻坚克难的现实问题：基于汉语学习过程的二语习得理论亟待建构，以便更高效地应对世界范围内日益高涨的中文学习热潮并促进中国文化传播；以三语学习为过程特征（母语、汉语和外语）的国内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能力发展机制急需研究；少数民族语言资源的保护及抢救刻不容缓等。毕玉德认为，应用语言学研究除了传统的研究领域外，话语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等新型学科也受到普遍关注，承载着破解时代课题的重任。当前，需要破解难题，实现学术自信；推动学术融合，打通文理融合、文工融合，开拓和丰富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提倡学术转化，面向最丰富的社会需求，走出“象牙塔”，寻求应用场景，实现现实转化。赵雪表示，在当前的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值得我们关注的领域有语言应急服务、语言扶贫、语言规划、语言智能研究、医患话语、老年话语、新闻发言人话语等。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驰援武汉的各地医疗队首先遇到了方言问题，语言应急服务的价值凸显。值得自豪的是，语言学工作者在抗“疫”中并未缺席。来自北京语言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单位的近40位学者自发组建“战疫语言服务团”，研发了“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涵盖武汉、襄阳、宜昌、黄石、荆州、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九地方言，形成七大产品（微信版、网络版、迷你视频版、融媒体版、抖音版、实时在线方言服务系统、即时方言翻译软件）。事实上，除方言问题外，还有对病毒（疾病）的命名、如何避免污名化等问题也有待我们进一步去研究。为我所用 走出新路未来，关于如何推进应用语言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卫乃兴认为，应用语言学的学科属性要求客体真实性、概念可操作性、过程实证性、结论可证伪性及成果应用性。下一步的要务是更紧密结合本土问题，充分借鉴舶来理论与方法，学会为我所用，走出新路。黄国文表示，要立足中国，挖掘应用语言学研究的中国方案；对外国的理论和实践要认真审视，有选择地介绍和利用；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要发展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形成语言观；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语言和语言应用，强调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毕玉德认为，未来，应更加关注包括冷门方向代际传承、不同学科交叉融合以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互促进的问题。第一，学术担当不能忘。站在加快构建“三大体系”的高度，坚持以加快推进“三大体系”建设为引领，统筹谋划学科规划、人才队伍和科学研究“三位一体”布局。第二，学术开拓不能忘。厘清应用语言学学科内涵，以问题为导向，勇于创新、大胆创新；打破学科界限，“拥抱”新技术，善于跨越边界，寻求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把自然科学的思想融入社会科学，丰富深化“新文科”内涵。第三，学术传统不能忘。要用中国智慧做有思想的学问。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需要注入中国智慧、凝聚中国力量、彰显中国价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学术体系强内功、厚底蕴的强大后盾。赵雪表示，要不断拓展应用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将社会上出现的新问题、亟待解决的语言问题纳入应用语言学研究视野；要加强应用语言学理论建设；要建设应用语言学的本土话语体系和评价体系；要重视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完善应用语言学的教学体系。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6月3日总第1939期 作者：本报记者 潘玥斐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中国青年网北京9月27日电（记者 杨维琼 杨月）9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书系》出版发布座谈会。该《书系》分为国家发展建设史和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史两个序列，系统回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谈到该《书系》中的《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7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70年》主编刘丹青在发言中说，“《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70年》一书的任务就是要提纲挈领，在汗牛充栋的成果中提炼出语言文字学术70年发展繁荣的主脉及其主要的推动力量。”新中国成立以来这70年，是我国历史上语言文字研究发展最快、学术最繁荣的时代。《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书系》出版发布座谈会现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供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1950年《人民日报》发表《请大家注意文法》等文开始，报刊上相继推出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和丁声树《语法讲话》等语法著作，学术期刊出现了多场语法大讨论，50到60年代，汉语学界和语文教学界都充溢着浓郁的语法学氛围，并弥漫到整个文化教育界，有力深化了大众对汉语语法特点的认识。“语言研究所是195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时最早设立的几个所之一，70年来一直是中国语言学的领军团队。”50年代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刘丹青指出，语言研究所举办多期普通话和方言培训班，在推普的同时又为汉语方言学研究培养了大量专才；修订完善后的《汉语方言调查字表》成为使用至今的调查标准方案，并出现一批堪作方言学标杆的调查研究著作；实验语音学团队建起了与时俱进的学术规范，为今天语音分析合成的学术繁荣和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对语言文字工作的高度重视，也激发了学界的研究热情，形成了语言学各学科全面发展的态势，成为本学科发展最直接最强大的动力。其中，《现代汉语词典》的诞生和与时俱进，带动了汉语词汇学的发展；简化汉字和整理汉字促成了现代汉字学的产生，同时带动了普通文字学的发展；音韵学渐脱难懂“绝学”身份，成为可传授、可论证、可验证的现代学问，为上溯上古音、下探近代音提供了坚实参照；甲骨文金文为代表的古汉字研究进一步拓展到词汇和语法研究；语言理论的翻译介绍和创新，应用语言学的研究，如50年代末最早的机器翻译的成功探索，都展示了中国语言学的强劲活力。“引进来”和“走出去” 应用性新课题催生新成果改革开放对语言文字学术最直接的推动，是开放健康、全面均衡的学术生态，涵盖学术发展所需要的方方面面。这种生态，是学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1978年，高考制度恢复，语言学本硕博培养体系的逐步成熟，为语言学提供了人才保障。开放所带来的理论方法的引进和运用，促进了翻译介绍各语言学流派和前沿的热潮，借鉴了国际前沿理论研究、解决汉语或中国境内语言问题的论著，在理论和方法传播方面作用更加实在，在国内外学界产生广泛影响，越来越多样化的人员交流途径成为促进中外语言学交流的强大动力。新的应用性需求为汉语研究提供新的动力，国际汉语教育推动了汉语各个方面特别是语法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化。“语言学界进入学会涌现期。”刘丹青介绍，那个阶段，文字、音韵、训诂、修辞、方言、世界汉语教学、辞书等各个分支学科纷纷成立学会及下属分会，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参与国际性学会的活动，并在有些学会中逐渐成为主角，如汉语学界最重要的国际中国语言学会（IACL）。“语言生活和语言政策也推动了语言文字应用的研究。”刘丹青特别提出，1985年国家语委成立后，工作重点转向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及后来的信息化。通用规范汉字表、异形词整理、港台腔、方言词语、外来词和字母词、网络用语，这些应用性课题催生了大量新成果。“中国立场、世界眼光”成语言学者学术价值取向进入21世纪，语言学研究乘着国家发展的东风获得了更大的推动力。诸多领域与国际前沿同步推进，如语法化、语言接触及地理语言学、构式语法、语义地图模型等，都有大量优秀成果涌现，不乏理论创新性探索。普通语言学意识的提升，特别是生成语法对普遍语法的追求和语言类型学对跨语言视角的强调，使更多学者能从普通语言学角度来看待汉语现象。“随着文化自信的提升，‘中国立场、世界眼光’成为很多语言学者的学术价值取向。”他提到。基于观察和实验的心理学方式，同时成为语言学的重要科学手段。语言学界探求语言规则背后的心理机制，重视儿童语言获得规律。心理学界关注语言文字产出和理解机制，重视儿童语文能力的发展过程。它们共同提升了心理语言学的学术地位。脑神经科学，包括核磁共振成像、眼动仪等新技术，引入语言文字领域，语言文字的认知心理机制得以进一步还原为生理机制，以不同方式参与到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建设。改革开放后，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了计算语言学的形成发展，同时反哺语言学的本体，也促进了语言研究中统计方法的运用和大数据语料库的建设。进入21世纪，大数据和基因技术等在语言学中发挥更多作用。语言文字研究愈益倚重语料库的量化优势。以基因技术结合大数据语料探求久远的语言谱系关系，成果受到学界高度关注。刘丹青介绍，语言方言资源保护工程在全国大规模展开，各地语言方言得到数码化典藏，语言方言调查迎来了新高峰。“中国学者在借鉴吸收国际前沿理论的同时，也在语言理论的自主创新方面迈出更大步伐。”刘丹青颇有感触地说，近些年，“语言库藏类型学”“高级版本的意合语法”“新描写主义”等中国学者的理论探索和主张，已经产生较大的学界影响，并引起一定的国际关注。刘丹青谈到，中国的语言文字研究者本着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重要讲话中倡导的“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学术精神，在“封闭自足——对外开放——自主创新”的“三段论”中，已经在逐步迈向“自主创新”的第三个阶段。“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与时代同发展，与人民齐奋进。巨大的历史成就不仅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经验，更激励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新时代肩负重任，继往开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表示。据介绍，《书系》编撰工作自2018年底启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多学科、多部门共同参与，并由优秀科研精干力量集中编撰。《书系》共30册，首批13册图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来源：中国青年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