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霍普金斯大学sais博士

美国大学将强烈反对任何基于国籍限制国际学生的尝试。许多大学高层已经公开反对这种行为，并强调他们对中国学生的支持， 玛德琳·罗斯说文｜《财经》记者 王晓枫 编辑｜郝洲今年是中国赴美留学生不平静的一年，过去的几个月中，留学生们的心情随着特朗普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而波澜起伏，先是要驱逐3000名被指有中国军方背景留学生，再到暂停有军方背景的中国学生及研究人员获得签证，甚至还有美国议员建议对理工科中国学生全部停发签证。8月31日，美国国务卿彭佩奥再次暗示，美方正在考虑全面禁止中国学生学者来美留学和从事研究，因为要防止中国对美国的渗透和获取美国重要知识产权成果。据悉，新限制措施将在未来几周或几个月内公布。这一消息在中国学生中引发恐慌，《财经》杂志就此询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SAIS）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玛德琳·罗斯（Madelyn Ross），该中心与中国有两个重要合作项目，即约翰霍普金斯-南京中心合作项目和清华大学SAIS双学位项目。“我不认为美国政府会采取之前讨论过的这一措施。如果他们这么做，美国大学、州和地方政府、商界领袖等将立即对此提出挑战和质疑。”罗斯对《财经》记者解释说，美国大学将强烈反对任何基于国籍限制国际学生的尝试。许多大学高层已经公开反对这种行为，并强调他们对中国学生的支持。教育工作者普遍认为，中国学生是校园里最优秀、最投入的学生。（自中美1979年恢复外交关系后）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已有40年的历史，很多人最后选择留在美国，成为美国公民。这不仅是学费问题，我们的大学一直因为享有学术自由和致力于国际交流而吸引着世界上最优秀的学生和学者。特朗普政府的阴晴不定让一些中国留学生在过去半年经历太多折磨与打击。已经在美国中西部某知名公立大学开始博士项目的江小宇（化名）对《财经》记者表示，几个月下来都有点习惯了这种波折，看到特朗普考虑全面禁止中国留学生签证这个消息有些担心，但细节还未出台，不想给自己太大心理压力，“走一步看一步吧，大选前估计都很动荡。”江小宇从事材料领域研究，她本科就读于美国要严防死守的“国防七校”之一，她拿到博士录取通知书不久适逢特朗普政府驱逐3000名中国军方背景留学生的消息见诸报章，当时这个消息令她一度无比担忧，一连多日睡不着觉，害怕突然被驱逐。江小宇的无奈代表了很多中国留学生，特别是身在敏感专业和曾经就读于美国名单上敏感院校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很多人都已经不发任何朋友圈，尽可能地保持低调，也不想接受任何采访，生怕成为被盯防对象。突如其来的决定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因为就在8月26日，身在北得克萨斯大学（UNT）的一些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收到了学校下达的逐客令，该校决定中止接受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公派访问学生和学者的在校学习资格，并剥夺这些人继续使用学校服务器、电子邮箱等学习资料的权利，仅允许受影响的人返校领取个人物品。UNT将此事吿知美国政府签证部门，即这些中国公派访问学生学者的学习项目已在8月26日当天结束。UNT的决定来得非常突然也没给出任何明确原因，受波及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发表请愿抗议。他们在网上请愿书中表示，UNT在8月26日突然宣布上述决定，并要求在1个月内离境，且未说明原因。一名参与该校中国公派学生学者项目的教授在上述求助请愿中留言表示，该决定不公平也没必要，因为他没听说过UNT任何中国公派留学生和学者中有人遭到具体指控。他无法理解为何学校要一下子就把他们都赶走。《财经》记者联系UNT国际学生和学者事务主任劳伦·雅各布森-布里吉斯（Lauren Jacobsen-Bridges），询问该决策原因以及对于中国学生发起请愿希望学校收回成命有何评论，雅各布森-布里吉斯并未予以回复。UNT发言人吉姆·伯舍伊特（Jim Berscheidt）曾透露，这一决定仅限于由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资助的15名访问研究人员，并不影响任何在该大学注册和学习的学生， UNT继续欢迎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访问学者。伯舍伊特的言论让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情况不乐观，因为美国其他大学可能效仿，即终止参与中国公派留学项目学者和学生，并要求他们离境。一些公派留学生和学者担忧特朗普政府正在酝酿的新政策与这方面有关，那么自己的学业和研究可能因此中断。9月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于UNT的举动回应称，这是美国人为破坏中美人文交流的又一个例证，中美建交41年来，包括留学生交流在内的中美人文交流，对于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相互理解认知和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发挥重要积极作用。但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些极端反华势力出于个人政治私利和打压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需求，处心积虑编造无数谎言，对中国留学人员进行污名化和妖魔化，以莫须有的罪名，甚至动用司法力量恶意打压中国在美留学生。除了UNT，另一则消息也引发留学生们担忧，那就是美国逮捕被指有军方背景的两名中国留学生，他们均在机场被抓捕并立案起诉，他们被指涉嫌将美国敏感技术运回中国。很多中国理工科留学生们担忧特朗普政府可能借题发挥，进一步打压他们。“借口想找总能找到的，就看情况会恶化到什么地步了。”江小宇说。限制公派留学和理工科中国学生被认为是特朗普正在酝酿的重头戏，对于这种可能性，罗斯并未给出明确答案。但她指出，这两种选项确实都被特朗普政府讨论过，还有其他一些想法，比如限制学生毕业后在美国工作能力以及限制因疫情只能在线学习的中国学生的签证。限制接受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的中国学生是一个没有任何有力证据且过于宽泛的措施，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成千上万外国学生在中国学习以及中国学生出国学习。赴美留学的替代选项叶落知秋寒，美国政府的限制打压政策已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很多曾经有赴美留学打算的中国学生已经将目光投向英国等国家。一家国内知名留学英语培训机构人员对《财经》记者透露，今年托福英语培训业务有些惨淡，五六月份时，就有学生因为中美关系不确定性退了托福报名雅思。记者熟识的一位从事托福培训多年的业界金牌教师已经放弃托福选择开辟新业务线，对冲托福培训惨淡业绩带来的损失。在选择留学国家方面，随着欧洲国家疫情相对趋缓，欧洲国家的留学申请热度出现逆势上升。英国大学招生服务中心发布的《2020年英国本科申请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申请英国大学本科的中国学生，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3%，达2.4万人。启德留学发布的《2019中国学生留学意向调查报告》就显示，英国（20.14%）超越美国（17.05%）成为中国学生意向留学国家的首选。一些中国留学生因为敏感专业等不来美国签证而导致录取通知书作废的前车之鉴打消了后来者赴美的念头。李波（化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学科的一名博士生，他在两年前曾获得美国普渡大学offer，但他苦等两年换来的是签证被拒的结果，他的普渡大学offer也作废了。“等了两年被拒，不抱希望了，当然要转申其他国家，不可能傻到继续舔美国。”李波对《财经》记者说。对于被美国拒签是否会因此让他改变对美国的看法，李波看得很淡，即不盲目崇拜，理性看待。与李波不同，一些敏感专业和敏感院校的中国学生仍希望能够赴美留学，虽然有很大拒签可能性，但美国在理工科领域教育水平仍领先其他国家，其博士项目培养出的人才是其他国家博士项目无法相比的。刘标（化名）是一名材料科学系学生，正在准备赴美留学申请，他想申请普渡大学和波士顿大学。已完成GRE和托福考试和他正在一个研究机构实习，准备给自己的简历加分。他本科就读于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的13所中国大学之一，这让他对自己的签证不乐观，因为是敏感专业加敏感学校的双重难题，他希望能够熬过美国大选等到转机。“真的难。”刘标对《财经》记者坦言，“如果去不了美国，我只能去澳大利亚或英国，但我真是99%想去美国，只有1%的意愿想去英国或澳大利亚，我会准备两所美国以外大学做备选。”对于如果拒签是否会对美国产生负面情绪，他笑着说，“那可能不得已也要负面了。”虽然留学美国前景面临种种不确定性和困难，但也不必过度悲观，因为美国大学还是欢迎中国留学生的，他们在努力与特朗普政府保持距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鼓励中国留学生要继续留学美国，他对《财经》记者表示，美国仍然是科研创新最发达的地方，我们千万别因此就不去了，美国大学还是欢迎中国学生，不能因为特朗普打压就不去留学了，那是自废武功。一些美国大学恐破产美国大学仍对中国留学生持欢迎态度，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留学生是其重要经济来源。在一些美国高校，留学生占入学学生人数的15%以上，在学费收入中的占比甚至更高。中国留学生是这些国际生源中的主力，占美国大学国际留学生总数三分之一。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2018年外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学费和其他费用（包括生活费和书本费）支出总计为447亿美元，中国留学生占三分之一，接近150亿美元。规模庞大的中国学生已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美国高等教育商业模式。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cation Statistics）数据显示，2017-2018学年，美国高等教育学费总额为1700亿美元。美国大学开始依赖国际学生来填补预算缺口，这些学生主要来自富裕的中国中产阶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州政府已经削减对州立大学支出。如今，全额学费的外国学生，特别是中国学生，填补了学校收入的差额。“过去几十年，州政府一直在削减大学资金，”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经济学助理教授高拉夫·卡纳（Gaurav Khanna）说，大学一直在寻找如何适应资金枯竭的办法。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人经济收入增长非常迅速。”新冠疫情带来的生源缩水让美国公立大学资金状况不乐观，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Nafsa）5月份公布一项对600所美国学院和大学进行的调查，发现88%受访者预计本学年国际学生入学人数将下降，30%的受访者预计会大幅下降。美国教育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Ecation）报告预计，美国大学在下一学年预计将损失230亿美元收入，部分原因是国际学生人数预计将减少25%。尽管很多美国学校试图将国际生源多样化，但仍在吸收大量中国学生，这意味着中国生源的任何中断都将造成特别大的痛苦。一些美国院校更加积极地招收今年能够支付全额学费的国内学生，但学校管理人员承认，这类学生不太可能完全填补缺口。损失国际生源并非是轻描淡写的损失，教育产业研究机构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cation）首席知识官菲尔·巴蒂（Phil Baty）认为，鉴于许多美国大学严重依赖国际学生来补充收入，美国大学高层非常担心新冠疫情后国际学生数量下降，一些大学可能面临资金黑洞。接受该机构调查的美国教育高层中，92%认为一些大学将会破产。对于损失中国生源带给美国大学的影响，罗斯指出，任何基于来源国歧视学生的宽泛限制性政策都是一个坏主意，会对美国大学产生负面影响，削弱它们的核心优势和价值观。但一些大学确实需要澄清有关国际学生和学者活动的规定，并收紧涉及国家安全领域研究的规定，这是一种有针对性的做法。一方面是可观的经济收入，一方面是特朗普政府的打压政策，疫情下的美国大学正在两难中博弈，他们尽可能的减少这两种不利局面带来的损失，但有些趋势性变化却不是他们能够阻止的。《财经》记者曾和很多美国学界人士探讨特朗普政府这种打压政策何时休，他们均表示不乐观。纽约城市大学物理学教授尤金·查德诺夫斯基（Eugene Chudnovsky）曾发起联名信呼吁美国政府公正对待华人学者，对于美国政府何时能够停止这种科技脱钩的行为，他对《财经》记者坦言，虽然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才华着迷，但现实是中美是经济和军事优势的竞争对手。一些事情造成了美国对中国的不信任，这是对欧盟、加拿大或澳大利亚所没有的不信任。在中国不再被视为美国的威胁之前，科技领域合作将会继续减弱。虽然有些趋势无法阻挡，但罗斯也认为若拜登当选总统将不会采取与特朗普同样的限制中国留学生政策。“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学生制造了一种没有事实依据的负面叙事体。本届政府明确表示不欢迎中国学生和学者的到来。我相信拜登不会采取这种弄虚成拙的方式，而是会把重点放在我们在国际和国内面临的非常现实的问题上。”罗斯说。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知名校友，在政界风声水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立于1876年，是一所世界顶级的著名私立大学，其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培养出一大批杰出校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政界风声水起的校友都有谁吧！伍德罗·威尔逊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美国第28任总统。威尔逊16岁进入戴维森学院，29岁获博士学位，30岁开始在大学任教。1902年发表的《美国人民史》被认为是其学术上的最高成就。1912年总统大选中，以民主党人身份当选总统。1883年，伍德罗·威尔逊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生院，并在3年后获得历史与政治科学的哲学博士学位。盖尔·哈尔德冰岛总理，独立党主席盖尔·哈尔德，冰岛政治家，1951年4月8日出生在雷克雅未克。他在美国获得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国际关系学士学位以及明尼苏达大学的经济学学士学位。曾任冰岛财政部长（1998~2005年）、独立党主席（2005~2009年）和冰岛总理（2006~2009年）。斯皮罗·阿格纽第39任美国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美国政治家，毕业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主修法津。曾任马里兰州州长和第39任美国副总统。为美国历史上两个于任内辞职的副总统之一。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第64任美国国务卿，美国首任女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女，捷克裔美国人，1962年，她开始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攻读侧重国际关系专业的政治学研究生，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1963年，她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开始攻读博士学位。1997年1月至2001年1月任美国第64任国务卿，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国务卿。蒂莫西·盖特纳第75任美国财政部长，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蒂莫西·盖特纳，美国财政部长，获得达特茅斯大学政府与亚洲研究学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学院国际经济与东亚研究硕士学位。在2003年进入纽约联储之前，盖特纳在财政部服务过三届政府和5任财长。他还曾就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受雇于前国务卿基辛格的私人公司“基辛格同仁公司”，是处理金融危机的专家。作者：onliness1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缩写JHU，别名“菊花大学”）成立于1876年1月22日，系根据美国著名慈善家约翰·霍普金斯的遗嘱使用其遗产建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一所中等大小的非营利私立研究型大学，主校区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在华盛顿特区、中国南京、新加坡、意大利博洛尼亚都有分校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美国第一所现代研究型大学，它的成功引发了美国大学向研究型大学转型的风潮，一批新的研究型大学也随之纷纷建立。学校以医学、公共卫生、空间科学、国际关系、文学及音乐等学科而闻名世界，也是哈勃空间望远镜和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的地面控制中心所在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连续31年将该校列为全美科研经费开支最高的大学。截止至2012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共有36名校友获诺贝尔奖。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一所世界顶级的著名私立大学，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也是北美顶尖大学学术联盟美国大学协会（AAU）的14所创始校之一。2016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连续37年将该校列为全美科研经费开支最高的大学。截止目前，学校的教员与职工共有36人获得过诺贝尔奖（世界第15）。（注：约翰霍普金斯是19世纪巴尔的摩地区著名的美国企业家、废奴主义者与慈善家。很多院系都是由其名字命名，如：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约翰霍普金斯护理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公共健康学院。）校园生活住宿及餐饮学校提供所有大一新生的校内住宿，并要求所有非本地居民的大一、大二学生住校，以便了解校园环境，结交朋友。学校住宿餐饮服务部包含了校内宿管，校外宿管，餐厅服务和物业。校内宿管办公室提供住宿申请、房间选择签约和夏季宿舍预定等服务。校外宿管办公室能为学生提供可租住房源的及时更新信息。Aramark是学校食品供应商。学生可以按个人需求在餐厅服务部定餐，也可将个人对食品上的要求建议与此部门进行交流。物业主要负责学校宿舍楼和房间的维护修理工作。校园活动霍普金斯大学不仅科学研究首屈一指，其体育竞赛方面的成绩也相当出色。全校共有200多个学生自己管理的俱乐部和协会。从骑自行车到管弦乐队，从橄榄球到摄影爱好，几乎青年人的每种兴趣爱好，都有一个相对应的团体组织。普金斯校队的昵称为Blue Jays。霍普金斯的传统体育强项有曲棍球、棒球、足球、网球、篮球、游泳等。在众多的项目中，以曲棍球队的成绩最为出色。霍普金斯男子曲棍球队共44次夺得全国联赛锦标。霍普金斯与马里兰大学是曲棍球场上的老对手。自1899年以来，两队赛场上交锋达103次之多。每年四月举行的春季嘉年华(The Johns Hopkins Spring Fair)是霍普金斯大学的众多传统之一，也是巴尔的摩地区远近闻名的特色节目。从白天到黑夜，为期三天的嘉年华会将整个小镇变成一片欢乐的海洋。每年都有数以10万计的参观者从四面八方慕名而来，与霍普金斯大学的学生一起在游园、美食、歌舞表演中尽情狂欢。其他霍普金斯大学在美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中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开办于1878年的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是美国现今仍然运作的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出版社。1889年，大学建立了全美最早的护理学院之一。霍普金斯医学院是美国第一所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医学院，成为日后许多医学教育机构效仿的对象。1909年，大学首倡成人教育。1916年，大学创办全美第一所公共卫生学院。20世纪五、六十年代，米尔顿·艾森豪威尔担任校长期间，霍普金斯获得了高速的发展。十年间，大学的总收入增长了三倍，捐赠额翻番。1950年和1977年，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和皮博迪学院分别并入霍普金斯。大学进行了雄心勃勃的扩建计划，并且与华盛顿建立了进一步紧密联系。排名情况学校排名2018年 美国大学综合排名第11位2016-2017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 （THE）第172018年全球最佳大学排名第十。研究生专业排名最佳教育学院 第1最佳医学院 第3最佳国际关系学院 第1或2最佳统计学专业 第5护理专业 第1公共卫生学专业 第1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专业分布人类学、美术史、天文学、天文物理、行为科学、生物工程、 生物科学、生物医药工程、生物物理、化学工程、化学、土木 工程、古典文学、电脑工程、电脑科学、创作写作、地球科学、 东亚研究、经济、电机工程、工程机械、英文、环境工程、环境 科学、法语、地理、德文、历史、科学历史、人文学、国际研究、 意大利语、拉丁美洲研究、物质工程、物质科学、数学、机械工 程、音乐、自然科学、中东研究、哲学、物理、太空科学、政治 科学、微生物学、心理学、俄罗斯语、社会科学、社会学、西班 牙语等。录取条件本科录取要求TOEEL:100IELTS:7SAT:1400-1530ACT:32-34GPA:3.8研究生录取条件TOEEL:100IELTS:7GPA:3.81学费本科：52170美元/学年起 RMB：323678.3元/学年起硕士：52170美元/学年起RMB：323678.3元/学年起MBA：117400美元/学年起RMB：728384.8元/学年起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成立于1876年，是一所世界顶级的著名私立大学，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也是北美顶尖大学学术联盟美国大学协会(AAU)的14所创始校之一，主校区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分校区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截止目前，学校的教员与职工共有37人获得过诺贝尔奖(世界第17)。2018USNews世界大学排名第10;2018年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将其列为世界第13，美国第9。学校不仅拥有全球顶级的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其生物工程、空间科学、社会与人文科学，音乐艺术，商学院等领域的卓越成就也名扬世界。该校医学院的教学研究单位约翰·霍普金斯医院(JHH)连续21年被评为全美最佳医院。其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培养出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财政部长盖特纳、世界银行行长埃因霍、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冰岛总理哈尔德、荷兰外交部长柯恩德、财政部长霍格沃斯等一大批杰出校友。该校的应用物理实验室(APL)是美国近代物理学人才的摇篮，同时也是美国国防部的合同商，哈勃空间望远镜和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的地面控制中心。在摩根财团创始人的资助下，霍普金斯诞生了美国第一所且最负盛名的音乐学院。了解完学校以后，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位幸运的小伙伴吧：吴同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专业，GPA3.63 TOEFL：99，GRE：318除了这些硬件条件以外，学生在校期间获得过学校的二等、三等奖学金，学院委员会颁发的诗歌散文朗诵大赛个人三等奖，经济学院委员会颁发的“优秀团员”奖项，经济学院委员会颁发的“优秀志愿者”奖项等，实习方面，学生2016年7月到8月在宁夏正大会计事务所担任注册会计助理，2018年1月到2月在中国银行宁夏分行财富管理中心担任业务接待人员。从硬件上，学生专业背景为经济学，数学背景不是很强，尤其是微积分上和微积分下只有74分和65分，这都需要文书里来去合理的解释这些。另外学是的GRE成绩也不是很理想，只有318分，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2017年录取数据显示：录取学生的平均GMAT689，TOEFL102，平均GPA3.45，平均工作经验有1.4年。另外学生决定申请美国时间为4月，递交申请的时间相对于其他学生也比较晚，文案老师在详细了解了学生背景以后，从文书方面合理扬长避短，寻找干货，突出自己的优势以及对于未来的职业规划，反复跟学校沟通，最终确定文书，递交申请! 最终在收到佩伯代因大学、杜兰大学录取之后，拿到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录取，真的非常非常开心。 现在是在帮助学生安排后期的一些事宜，包括签证、住宿、接机等等，签证时间预约到了5月30日的早晨，在这里也祝愿吴同学能够顺利的获得签证，开开心心、平平安安的完成自己的留学梦想!以上就是智课选校帝为大家整理的，有关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些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了解更多出国留学相关信息及最新动态尽在智课选校帝，祝大家学习进步，一切如意。

关键词1-“第一” 大家都知道，美国私立大学大部分费用来源于校友捐赠。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美国第一所靠巨额捐赠办起来的学校，在当时的美国，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慈善捐赠。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西半球第一所研究型大学，至今保持着科研经费全美第一（也可能是世界第一），有钱任性！关键词2-“医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医学上一直闻名于世。很多到约翰霍普金斯读书的本科生，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以后申请医学院。约翰霍普金斯的医学院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医院，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在美国医院中常年排名第一。20世纪初，洛克菲勒创办美国和中国的协和医院时，就交给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来具体操作的。现在学校的主校区，也仍然有一所协和医院。关键词“巴尔的摩”-巴尔的摩是马里兰州最大的城市，独立战争前后与纽约比肩发展，后来渐渐衰退。过去人们谈到巴尔的摩谈到的是港口，太阳报，金融中心和文化氛围，但是今天谈到巴尔的摩，只会想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谈到巴尔的摩，该市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是乱。学校设有Blue emergency light（蓝灯系统) 是一个很显眼的灯，相隔两百米三百米就会有一个在校园内，如果你看到什么危险，你就可以按那个灯，然后校警就会在妙内到达那个灯的所在位置。同时，学校周围如果发生什么事件，学校都会在第一时间发邮件给学生，尽量让学生避免去这些比较危险的地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为学生提供了极其安全方便的免费交通，无论是在巴尔的摩还是去华盛顿都有校车服务，这使学校成为真正的象牙塔，学生安心读书，教授认真做科研。尤其如果你住在Homewood主校区，在那里生活，学术氛围很浓。关键词“曲棍球”-当年常青藤8所大学在成立联盟时曾经邀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参加，但是它因为路途遥远，拒绝了这个邀请，否则现在的常青藤联盟里就是9所大学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长曲棍球，水球和女子足球在美国大学里名列前茅。他的老对手是邻居马里兰大学，长期一个世纪的长曲棍球比赛中，交锋上百次。在美国，两个相距很近的大学，比如斯坦福和伯克利，哈佛和夜路，南加州和UCLA，都是体育场上的冤家。1. 综合排名：US News综合排名：10QS 排名：172. 强势专业医学与公共卫生政治与国际关系-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为各国培养了很多政要，与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齐名。生物医疗工程-这个专业有排名以来，一直排名美国第一，也被公认为世界第一，约翰霍普金斯工学院三分之一的本科生会选择这个专业。除此之外，它的语音和语言处理专业，医学图像处理专业，医疗机器人，也是业界大牛。教育-教育学院虽然只有20多年历史，但是美国排名第一。音乐-皮博迪音乐学院（Peabody）是与茱莉亚音乐学院和伊斯曼音乐学院齐名的美国三大音乐学院之一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哈勃空间望远镜和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地面控制中心都设置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3. 学校名人 伍德罗.威尔逊：美国总统，获得历史与政治科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威尔逊是唯一一名拥有哲学博士头衔的美国总统（法学博士衔除外） 迈克尔.布隆博格；创办了布隆伯格新闻公司，前纽约市长，三度当选纽约市长。2001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为了表彰他，改名为布隆博格公共卫生学院，他对学校的捐赠超过10亿美金。 施一公：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世界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美国双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医学院分子生物物理博士学位。 吴军：Google中日韩文搜索算法的主要设计师，建议阅读他写的《大学之路》，介绍了美国大学的系统和名校，期间也讲了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求学的一些感悟。4. 学校办学特色：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不强调专业的全，而是强调自己的特色。不会像很多大学，设置所有的学科，而是在自有学科上求专求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有高度自由的选课制度，除了一般的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还设有很多为了满足学生爱好的课程，比如钢琴，军事体育等等。加课和退课也比较方便，一般学校选课和退课的周期（shopping season专有名词）是两周，而它家是6周。在它家还可以不花钱随便旁听课程。非常多真正的科研机会。作为最有钱的研究大学，科研中心非常之多，本科生开始就可以参与科研项目。最大的好处就是及早的接触自己喜欢的研究领域，为未来读博士选专业做准备。师生比例达到1:6，在全美是少有的高。5. 如何申请 各个学院的录取都是独立的，录取要求与其他名牌大学要求没有本质区别 因为是研究型学校，对于GPA要求高一些 因为学校是靠善款建立的学校，比较看重申请者能够对学校，同学和社区的帮助和贡献。学校喜欢看到学生在成功之后，以最擅长的方式回馈学校。

人们走过美国纽约多米诺公园外写有“保持社交距离”的警示牌。新华社发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建筑工人戴口罩工作。新华社发随着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蔓延，透明、真实的疫情数据备受关注。一段时间以来，在众多实时可视化数据发布平台中，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疫情数据频频出现在包括美国本土在内的多国媒体、机构的报道和分析中。相关数据显示，从该疫情数据1月22日上线以来，每日平均使用量从1月底的2亿次，在3月初上升到每日12亿次，高峰时每日近20亿次。统计数据的机构和网站如此之多，为何约翰斯·霍普金斯的数据更受青睐？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在科研、教学等方面有什么特色？它和中国大学又有哪些合作？火爆的疫情地图背后：权威的大学研究实力在“背书”作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疫情可视化数据图的核心开发成员，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土木与系统工程学院博士一年级学生杜鸿儒一直在“连轴转”。他告诉记者，这一疫情可视化数据图由他的导师、该校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中心的劳伦·加德纳（Lauren Gardner）副教授倡议开发，最初的核心成员只有他和另外一位中国学生董恩盛。“最开始，这一系统叫作‘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中心疫情可视化数据图’。”杜鸿儒介绍，在今年1月份，新冠肺炎疫情还未在全世界范围流行起来时，董恩盛就与导师达成一致意见，要做一个疫情数据地图，并于1月22日完成并上线了最早一版。最早数据的收集完全靠手动整理，每天最多更新4-5次，但随着疫情发展，这样的工作模式难以持续，2月1日，杜鸿儒开始加入。进入3月以后，数据已经可以实现每20分钟自动更新一次，并且加入了人工审核，保证数据准确性。杜鸿儒告诉记者，他的工作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在手动收集的阶段主要负责数据收集整理以及美国数据的更新；进入自动更新阶段后，我主要负责编写自动更新的代码，同时负责维护Github数据库，通过对比WHO的数据，验证数据的准确性。”此外，为了不断完善可视化效果，研发团队还对数据地图进行了多次改版。记者注意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疫情数据地图并不是“独此一家”。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哈佛大学与牛津大学合作、美国CDC官方以及《纽约时报》、CNN等媒体都构建了自己的数据发布体系。“对手”众多，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为何吸引到如此多的关注？采访中，多位专家告诉记者，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各州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不同的防疫措施，所以CDC地图的更新速度和精度都很有限。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疫情数据地图走红的背后，既有着“最早启动”等偶然性因素，也跟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本身在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权威性相关。“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疫情数据图的‘走红’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是他们及时搜集整理了来自中国网站丁香园、美国和欧洲疾控中心等的疫情数据，数据覆盖全球，更新及时，完整性和时效性甚至超过了WHO网站；二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医学和公共卫生方面的研究历史悠久，实力雄厚，公众更加愿意相信它作为学术机构的权威性和独立性。这个数据系统的开发只是一项很具体的工作，社会效应是主要的，学术价值是次要的。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实力是他们在疫情危急时刻得到公众和媒体认可的主要原因。”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洪波告诉记者。除此之外，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副院长薛镭认为，与其他数据发布平台相比，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疫情可视化数据发布的界面易于导航和阅读，同时更新最频繁，在系统升级后可以自动抓取数据，即时性较高。“在这个过程中，值得点赞的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极强的学术敏感性，校方在发现这个疫情数据地图‘火’了之后，迅速给予了相关团队强有力的支持，保证了这项工作的可持续性和专业性。”薛镭说。但在更新过程中，这一疫情数据地图也曾经出现过大的失误，比如北京时间4月14日上午8时曾误报“全球确诊病例200万”。“因为我们做的是全球疫情地图，但每个国家的播报标准一直在变，比如西班牙会突然引入疑似病例，但我们因为语言障碍有时无法将这一变化及时反映出来。所以现在学校给我们配备了一个很大的团队在做这件事情，系统也更名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疫情可视化数据图’，图书馆、应用物理实验室的很多科研人员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目前，所有数据都已经实现了自动更新，只需要人工做一些异常情况的应对工作。”杜鸿儒介绍，他现在的工作重心已经转向了数学建模，即在数据展示的基础上进行更多的分析和预测，“一是评估美国现有的疫情应对政策效果，二是精准到郡县一级对疫情走势进行预测。”百年名校的办学法则：重视科研、站在前沿与迅速“走红”的疫情数据图相比，在中国国内，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本身知名度并不如一些传统的常青藤名校高。但事实上，这所有着144年历史的大学，不仅是全美第一所研究型大学，也是世界顶级的私立名校。2020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显示，该校位列世界第12名，全美第9名。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始建于1876年，主校区坐落于美国大西洋沿岸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距离美国首都华盛顿60多公里。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都有着浓郁特色，甚至被称为“建在美国的德国大学”。“近代以来，德国大学重视学术自由、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原则对美国以及全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1873年，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银行家约翰斯·霍普金斯留下了一笔价值700万美元的遗产，相当于今天的30亿美元，分成两半捐给了以他名字命名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希望能够仿照以洪堡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模式，抛弃美式学院的陈规旧制，打造一所专注于研究的大学。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基因，科研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赓续至今的传统。”从2014年开始，因为有着学生培养项目合作，薛镭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互动频繁，在他眼中，这所大学有着鲜明的特点：“一是非常重视科研，我们接触的该校教授中，他们的薪水相当一部分由科研经费支付，没有科研基金，教授很难待下去。二是师生比很低，中国很多大学的师生比是1：15甚至1：20，霍普金斯大学只有1：8，这使得它很多课堂可以开展小班授课。三是比较务实、强调社会责任，在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设有公共卫生研究项目。”洪波曾经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访问学习两年，他告诉记者，作为全美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师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结合紧密，学生也可以深度参与实验室研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氛围跟哈佛、MIT相比更加沉静从容，不那么‘跟风’，教授们获得终身教职的比率较高，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学科交叉的广度在美国的一流大学中都是非常突出的。”而在教学上，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本科教育课程设计注重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想象力，核心课程的难度和挑战度很大，学生跨系选课和转专业是很平常的事情。洪波比较了解该校的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的教学：“他们把学生必修的核心课程整合成少数几门课，让最资深的教授给本科生讲课，把自己研究的前沿素材带到课堂上，融入作业里，是典型的研究型教学。近年来，该校生物医学工程系开设了生物医学工程创新设计课程，让学生组成小组，以来自临床的真实问题为题，进行开放式实践性的团队学习，并组织设计竞赛，在解决实际临床问题中提升学生的创新和设计能力。清华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也把这样的理念融入到了本科培养方案的改革中。”具体到公共卫生学科和医学领域，一个多世纪以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及其医院更是被公认为在医疗、科研及教学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整个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体系内，医学科研人员、医生、护士、技师、各种临床专科的专家、志愿者等高达2万5千余人。该校公共卫生学院官网信息则显示，其公共卫生研究领域包含流行病学、生物统计、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卫生政策和管理、全球健康、环境健康工程、健康行为与社会、人口家庭和生育、分子微生物与免疫学、精神健康等10个方向。“霍普金斯大学把医学学科发展放在重要战略位置，这使得教授们能够始终站在生命科学、医学、医工交叉学科的前沿。同时，霍普金斯大学的声誉很大程度上来自霍普金斯医院，该医院一直在全美排名第一。其医学院也一直和哈佛医学院比肩。”洪波认为，基础医学研究和临床诊疗的紧密结合，是该校医学学科的最大特点和优势，“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实验室和霍普金斯医院只有一街之隔，中间连着多个廊桥，科学家和医生很容易走到一起合作创新。正是强调基础科学和临床医学的交叉融合，该校共有27位教师或者校友获得诺贝尔奖，其中16位获得的是生理与医学奖。”“医学确实在霍普金斯大学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在入校之前对公共卫生领域没什么了解，但博士一年级所做的3个项目都与医院、公卫有关。我们很多课题组组会都是跟公卫学院一起开的。”杜鸿儒说。洪波还介绍，除了在医学、生物医学工程、公共卫生学科领域一直处在全美前列，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应用物理实验室APL（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Applied Physics Laboratory）也是世界知名的太空探索和前沿技术研究中心，研制和发射了冥王星探测器新视野（New Horizon）、太阳探测器帕克Parker等。赓续百年的科学合作遇挑战：美国政府政策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值得关注的是，就是这所并不为国内公众熟知的大学，其实早在百年前，就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关资料显示，在国内家喻户晓的北京协和医院，就是1921年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按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的模式兴建的。近年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与中国大学的合作日益增多。2005年，洪波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回到清华后，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王小勤教授一起推动了两校在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合作。2009年两校建立了清华—霍普金斯大学生物医学工程联合研究中心，2018年两校合作建立生物医学工程国际双学位项目。“截至目前，我们两校在神经工程、组织工程、医学影像等领域开展了多次学术研讨会，安排了近百人次的教师互访和学生交流。近年来，清华大学还与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共建了清华—霍普金斯SAIS全球政治与经济双硕士项目，与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共建了公共卫生博士项目。”洪波介绍。此外，公开信息还显示，近年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与北京协和医院、复旦大学等多家中国医院、高校有着科研方面的合作。“在我国全面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下，医院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等的研究都亟待进一步的加强与创新，为了培养在医疗健康领域内具有领导潜力的专家型管理人才，进一步提升整体公共健康服务水平，我们从2016年开始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联合培养公共卫生博士，每年25个人，到现在已招生100人。除了少部分线上授课外，要在清华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进行集中授课。”经过4年的合作，薛镭感叹，两校都在这种合作之中增进了认识，也结下了深厚友谊。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加速蔓延。采访中，多位受访者都表示，疾病没有边界，应避免疫情政治化带来的人为障碍，全球应通过有力的、多层次的、跨国的、协调一致的措施来共同应对疫情，全世界科学家更应该加强合作和共享。“从数据上来看，美国目前是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中国疫情防控对其他国家都是很好的榜样，我希望世界上各个国家可以参考中国的防控手段，早日控制全球的疫情。”杜鸿儒说。“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人类健康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再次提示全球公共卫生研究合作和公共卫生领军人才培养的极端重要性。”洪波表示，“此前，两校在共同培养公共卫生博士方面已经迈出了重要一步，一批优秀的医疗和公共卫生行业的医生和学者从这个项目走出来。前不久，清华大学刚刚成立了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并收到了来自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的热情祝贺。”合作正在继续，但学者们也并不讳言，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口，科学家们的合作也正面临着现实的困难和挑战。“我们希望，基于两校公共卫生博士联合培养项目，在疫后对相关的卫生管理政策等进行深入研究。但扩展到整个中美科学界的合作，最不确定的因素就是美国政府的政策。”薛镭说，“当前，中美关系趋于紧张，甚至已经开始影响到本不该政治化的科研合作。在美国政府一些人的刻意引导下，有些美国民众也开始对华抱有敌对意见，持有理性观点的科学家和学者的声音反而不能被重视。去年，在美国政府一些部门的压力之下，很多大学对与中国大学合作的项目进行了审查。在这种态势下，要想大规模地开展深度合作，对美国学者来说，要承担相当大的压力。”（本报记者 邓晖）

疫情地图走红后——揭秘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作者：本报记者 邓晖随着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蔓延，透明、真实的疫情数据备受关注。一段时间以来，在众多实时可视化数据发布平台中，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疫情数据频频出现在包括美国本土在内的多国媒体、机构的报道和分析中。相关数据显示，从该疫情数据1月22日上线以来，每日平均使用量从1月底的2亿次，在3月初上升到每日12亿次，高峰时每日近20亿次。统计数据的机构和网站如此之多，为何约翰斯·霍普金斯的数据更受青睐？这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在科研、教学等方面有什么特色？它和中国大学又有哪些合作？　火爆的疫情地图背后：权威的大学研究实力在“背书”作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疫情可视化数据图的核心开发成员，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土木与系统工程学院博士一年级学生杜鸿儒一直在“连轴转”。他告诉记者，这一疫情可视化数据图由他的导师、该校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中心的劳伦·加德纳(Lauren Gardner)副教授倡议开发，最初的核心成员只有他和另外一位中国学生董恩盛。“最开始，这一系统叫作‘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中心疫情可视化数据图’。”杜鸿儒介绍，在今年1月份，新冠肺炎疫情还未在全世界范围流行起来时，董恩盛就与导师达成一致意见，要做一个疫情数据地图，并于1月22日完成并上线了最早一版。最早数据的收集完全靠手动整理，每天最多更新4-5次，但随着疫情发展，这样的工作模式难以持续，2月1日，杜鸿儒开始加入。进入3月以后，数据已经可以实现每20分钟自动更新一次，并且加入了人工审核，保证数据准确性。杜鸿儒告诉记者，他的工作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在手动收集的阶段主要负责数据收集整理以及美国数据的更新；进入自动更新阶段后，我主要负责编写自动更新的代码，同时负责维护Github数据库，通过对比WHO的数据，验证数据的准确性。”此外，为了不断完善可视化效果，研发团队还对数据地图进行了多次改版。记者注意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疫情数据地图并不是“独此一家”。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哈佛大学与牛津大学合作、美国CDC官方以及《纽约时报》、CNN等媒体都构建了自己的数据发布体系。“对手”众多，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为何吸引到如此多的关注？采访中，多位专家告诉记者，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各州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不同的防疫措施，所以CDC地图的更新速度和精度都很有限。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疫情数据地图走红的背后，既有着“最早启动”等偶然性因素，也跟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本身在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权威性相关。“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疫情数据图的‘走红’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是他们及时搜集整理了来自中国网站丁香园、美国和欧洲疾控中心等的疫情数据，数据覆盖全球，更新及时，完整性和时效性甚至超过了WHO网站；二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医学和公共卫生方面的研究历史悠久，实力雄厚，公众更加愿意相信它作为学术机构的权威性和独立性。这个数据系统的开发只是一项很具体的工作，社会效应是主要的，学术价值是次要的。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实力是他们在疫情危急时刻得到公众和媒体认可的主要原因。”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洪波告诉记者。除此之外，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副院长薛镭认为，与其他数据发布平台相比，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疫情可视化数据发布的界面易于导航和阅读，同时更新最频繁，在系统升级后可以自动抓取数据，即时性较高。“在这个过程中，值得点赞的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极强的学术敏感性，校方在发现这个疫情数据地图‘火’了之后，迅速给予了相关团队强有力的支持，保证了这项工作的可持续性和专业性。”薛镭说。但在更新过程中，这一疫情数据地图也曾经出现过大的失误，比如北京时间4月14日上午8时曾误报“全球确诊病例200万”。“因为我们做的是全球疫情地图，但每个国家的播报标准一直在变，比如西班牙会突然引入疑似病例，但我们因为语言障碍有时无法将这一变化及时反映出来。所以现在学校给我们配备了一个很大的团队在做这件事情，系统也更名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疫情可视化数据图’，图书馆、应用物理实验室的很多科研人员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目前，所有数据都已经实现了自动更新，只需要人工做一些异常情况的应对工作。”杜鸿儒介绍，他现在的工作重心已经转向了数学建模，即在数据展示的基础上进行更多的分析和预测，“一是评估美国现有的疫情应对政策效果，二是精准到郡县一级对疫情走势进行预测。”百年名校的办学法则：重视科研、站在前沿与迅速“走红”的疫情数据图相比，在中国国内，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本身知名度并不如一些传统的常青藤名校高。但事实上，这所有着144年历史的大学，不仅是全美第一所研究型大学，也是世界顶级的私立名校。2020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显示，该校位列世界第12名，全美第9名。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始建于1876年，主校区坐落于美国大西洋沿岸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距离美国首都华盛顿60多公里。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都有着浓郁特色，甚至被称为“建在美国的德国大学”。“近代以来，德国大学重视学术自由、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原则对美国以及全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1873年，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银行家约翰斯·霍普金斯留下了一笔价值700万美元的遗产，相当于今天的30亿美元，分成两半捐给了以他名字命名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希望能够仿照以洪堡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模式，抛弃美式学院的陈规旧制，打造一所专注于研究的大学。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基因，科研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赓续至今的传统。”从2014年开始，因为有着学生培养项目合作，薛镭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互动频繁，在他眼中，这所大学有着鲜明的特点：“一是非常重视科研，我们接触的该校教授中，他们的薪水相当一部分由科研经费支付，没有科研基金，教授很难待下去。二是师生比很低，中国很多大学的师生比是1：15甚至1：20，霍普金斯大学只有1：8，这使得它很多课堂可以开展小班授课。三是比较务实、强调社会责任，在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设有公共卫生研究项目。”洪波曾经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访问学习两年，他告诉记者，作为全美第一所研究型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师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结合紧密，学生也可以深度参与实验室研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氛围跟哈佛、MIT相比更加沉静从容，不那么‘跟风’，教授们获得终身教职的比率较高，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学科交叉的广度在美国的一流大学中都是非常突出的。”而在教学上，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本科教育课程设计注重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想象力，核心课程的难度和挑战度很大，学生跨系选课和转专业是很平常的事情。洪波比较了解该校的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的教学：“他们把学生必修的核心课程整合成少数几门课，让最资深的教授给本科生讲课，把自己研究的前沿素材带到课堂上，融入作业里，是典型的研究型教学。近年来，该校生物医学工程系开设了生物医学工程创新设计课程，让学生组成小组，以来自临床的真实问题为题，进行开放式实践性的团队学习，并组织设计竞赛，在解决实际临床问题中提升学生的创新和设计能力。清华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也把这样的理念融入到了本科培养方案的改革中。”具体到公共卫生学科和医学领域，一个多世纪以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及其医院更是被公认为在医疗、科研及教学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整个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体系内，医学科研人员、医生、护士、技师、各种临床专科的专家、志愿者等高达2万5千余人。该校公共卫生学院官网信息则显示，其公共卫生研究领域包含流行病学、生物统计、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卫生政策和管理、全球健康、环境健康工程、健康行为与社会、人口家庭和生育、分子微生物与免疫学、精神健康等10个方向。“霍普金斯大学把医学学科发展放在重要战略位置，这使得教授们能够始终站在生命科学、医学、医工交叉学科的前沿。同时，霍普金斯大学的声誉很大程度上来自霍普金斯医院，该医院一直在全美排名第一。其医学院也一直和哈佛医学院比肩。”洪波认为，基础医学研究和临床诊疗的紧密结合，是该校医学学科的最大特点和优势，“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实验室和霍普金斯医院只有一街之隔，中间连着多个廊桥，科学家和医生很容易走到一起合作创新。正是强调基础科学和临床医学的交叉融合，该校共有27位教师或者校友获得诺贝尔奖，其中16位获得的是生理与医学奖。”“医学确实在霍普金斯大学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我在入校之前对公共卫生领域没什么了解，但博士一年级所做的3个项目都与医院、公卫有关。我们很多课题组组会都是跟公卫学院一起开的。”杜鸿儒说。洪波还介绍，除了在医学、生物医学工程、公共卫生学科领域一直处在全美前列，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应用物理实验室APL(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Applied Physics Laboratory)也是世界知名的太空探索和前沿技术研究中心，研制和发射了冥王星探测器新视野(New Horizon)、太阳探测器帕克Parker等。赓续百年的科学合作遇挑战：美国政府政策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值得关注的是，就是这所并不为国内公众熟知的大学，其实早在百年前，就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关资料显示，在国内家喻户晓的北京协和医院，就是1921年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下，按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的模式兴建的。近年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与中国大学的合作日益增多。2005年，洪波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回到清华后，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王小勤教授一起推动了两校在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合作。2009年两校建立了清华—霍普金斯大学生物医学工程联合研究中心，2018年两校合作建立生物医学工程国际双学位项目。“截至目前，我们两校在神经工程、组织工程、医学影像等领域开展了多次学术研讨会，安排了近百人次的教师互访和学生交流。近年来，清华大学还与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共建了清华—霍普金斯SAIS全球政治与经济双硕士项目，与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共建了公共卫生博士项目。”洪波介绍。此外，公开信息还显示，近年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与北京协和医院、复旦大学等多家中国医院、高校有着科研方面的合作。“在我国全面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下，医院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管理模式等的研究都亟待进一步的加强与创新，为了培养在医疗健康领域内具有领导潜力的专家型管理人才，进一步提升整体公共健康服务水平，我们从2016年开始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联合培养公共卫生博士，每年25个人，到现在已招生100人。除了少部分线上授课外，要在清华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进行集中授课。”经过4年的合作，薛镭感叹，两校都在这种合作之中增进了认识，也结下了深厚友谊。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加速蔓延。采访中，多位受访者都表示，疾病没有边界，应避免疫情政治化带来的人为障碍，全球应通过有力的、多层次的、跨国的、协调一致的措施来共同应对疫情，全世界科学家更应该加强合作和共享。“从数据上来看，美国目前是全世界疫情最严重的。中国疫情防控对其他国家都是很好的榜样，我希望世界上各个国家可以参考中国的防控手段，早日控制全球的疫情。”杜鸿儒说。“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人类健康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再次提示全球公共卫生研究合作和公共卫生领军人才培养的极端重要性。”洪波表示，“此前，两校在共同培养公共卫生博士方面已经迈出了重要一步，一批优秀的医疗和公共卫生行业的医生和学者从这个项目走出来。前不久，清华大学刚刚成立了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并收到了来自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的热情祝贺。”合作正在继续，但学者们也并不讳言，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重要关口，科学家们的合作也正面临着现实的困难和挑战。“我们希望，基于两校公共卫生博士联合培养项目，在疫后对相关的卫生管理政策等进行深入研究。但扩展到整个中美科学界的合作，最不确定的因素就是美国政府的政策。”薛镭说，“当前，中美关系趋于紧张，甚至已经开始影响到本不该政治化的科研合作。在美国政府一些人的刻意引导下，有些美国民众也开始对华抱有敌对意见，持有理性观点的科学家和学者的声音反而不能被重视。去年，在美国政府一些部门的压力之下，很多大学对与中国大学合作的项目进行了审查。在这种态势下，要想大规模地开展深度合作，对美国学者来说，要承担相当大的压力。”(本报记者 邓晖）来源：光明日报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由贵格会教徒约翰霍普金斯捐赠在1873年捐赠了700美元建立的，发展到今天已经有多个校区，除了巴尔的摩市的主校区外，在美国境内还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校区，这里面的很多专业都吸引了美国本科留学和硕士留学的学生申请。那么这个校区有哪些学院和专业呢，还有哪些重要的细节需要了解呢？美弗留学小编准备了详细的资料供大家阅读。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校区有哪些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校区主要有克里格文理学院，开瑞商学院和国际研究学院3所主要的教学建筑或者是说学院。克里格文理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校区克里格艺术与科学学院，学生们与世界著名的专家一起工作，从事前沿研究，实现他们的创业精神，并将他们的学习远远扩展到课堂之外。克里格学院提供全面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分校的学校中心和研究所的核心。开瑞商学院，位于马萨诸塞州大街1625号的约翰·霍普金斯·凯里商学院(Johns Hopkins Carey Business School)华盛顿校区位于华盛顿特区杜邦圆环(Dupont Circle)附近，毗邻著名的大使馆街(Embassy Row)，距离杜邦圆环地铁站只有几步之遥。主要的政府，非营利组织，公司的国家，和国际总部都在一个短的步行或地铁之旅。此外，著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h·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离学校只有几步之遥。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分校提供专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校区克里格文理学院可以提供60多个本科专业和辅修专业，40个全日制研究生项目，和20个由克里格艺术与科学学院提供的兼职研究生项目开始。专业可以分为人文学科—英语专业，德语专业，历史专业等；跨学科专业—全球研究专业，非洲研究专业等；自然科学专业—生物专业，数学专业，物理专业等；社会科学类专业—金融经济，社会学等专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分校商学院专业有全职MBA，兼职MBA和在线MBA专业。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分校硬件设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分校有硬件设施很是全面有天体物理科学中心，分子生物物理学中心，前现代欧洲研究中心，霍普金斯极限材料研究所，应用经济学、全球卫生和企业研究研究所，量子物质研究所，精神/大脑研究所等多个为人文和科学研究设置的研究所。四、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分校学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分校本科学费是53740美元，但是根据学生的住宿方式校内住宿，校外住宿和通勤一年的总费用有很大的差别分别是72566美元,68380美元,61608美元。研究生的费用是除了5.4万美元学费还有膳宿费16303美元，图书及用品1,279美，个人费用1047美元，旅行511美元。五、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分校优势实现资源共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分校可以与其他校区的学校师资，科研经费和其他一些教育资源上实现共享。独特地理位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分校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经济发达，交通便利，生活就业占据一定的优势。以上就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校区的一些具体情况包括学院，提供的专业和美国留学学费等。如果有其他问题，欢迎咨询

新冠病毒扰乱了全球人民的生活，大家也非常关注新冠疫情的进展，下面一起看看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家展望意大利新冠疫情趋势。从意大利看SAIS欧洲的一位经济学家和教职员工展望了新冠病毒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作者：Filippo Taddei/PublishedSummer 2020当我和我的SAIS欧洲同事一样，被要求远程工作，离开意大利博洛尼亚这座有着65年历史的校园时，我意识到我没有从办公室带走任何东西。那天，当我们听说国家正进入严格的封锁期时，我担心的不是个人物品，而是我们相对较少的学生和学者的健康和安全。在更大的范围内，我担心我的祖国，面对一场流行病，在那一点上，COVID-19病例的数量在13天内从百万分之一增加到万分之一。我们现在才知道，事后看来，当时的实际病例数是官方统计数字的倍数。作为一名精通危机分析的国际经济学家，我对未来感到担忧。新冠疫情危机比我们想象的更新奇，比我们预期的更沉重，其后果将比我们预期的持续时间更长。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金融市场可能出现的问题。股票价格、债券息差和大宗商品动态本身对外行来说从来就不是特别有趣的。然而，对我这样的人来说，他们的动力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他们起到了触发作用。它们的运动和突然的变化将资源从一个经济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经济部门，并可能影响实体经济的深刻变革，改变现有的就业机会，同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并影响企业的投资能力。我花在研究危机上的全部智力训练教会了我寻找两样东西：经济脆弱的结构性因素和诱因。每当我思考可能会发生或已经发生的问题时，我几乎会自然而然地发现自己认为，任何危机，特别是重大危机，都是从一些触发事件开始的，比如意外的健康爆发，它突然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潜在的脆弱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观察到，即使是世界上最相互关联的经济体，也无法在不严重干扰生产的情况下调整其工作组织。这两个特征共同定义了危机的特征。或者我是这么想的，直到我遇到了COVID-19的大流行及其后果。我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去思考这场危机。大流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动物，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在我的成年生活中的任何风险。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为什么我们如此容易受到这一触发因素的影响?即使我们无法评估它的可能性，为什么我们决定忽略“已知的未知”，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的话说?此外，目前尚不清楚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流行病的组织脆弱性。事实上，人们应该问，目前人类相互作用的旅行频率或过度拥挤的具体特征是导致病毒如此致命的原因。到目前为止，这些问题还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也许并不奇怪，COVID-19大流行的演变是不寻常的。它的起步很慢，但增长呈指数级。这使我们大家都感到惊讶。意大利可能是中国以外第一个受到该病严重影响的国家。意大利政府决定隔离北部的两个小城市，此后不久，在2月下旬，学校和大学出于预防的原因关闭了他们的当面操作。与此同时，该国其他地区仍在计划迅速重启，然后恢复正常运营。3月9日，在朱塞佩·孔戴总理实施国家隔离的当天，迅速解决问题的所有希望都消失了，该国进入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我们花了16天的时间才意识到，我们从中国湖北省所看到的画面本应是一个更具说服力的警告。当数百个病例被记录在案时，病毒已经传播得如此之多，因此提供准确的传染量已经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这种扩张最令人担忧的特点是它的位置。它袭击了全国人口最多的地区，包括伦巴第、维尼托和埃米利娅·罗马格纳的北部地区，并正在蔓延，我们的校园就在那里。这些地区的收入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国家卫生系统的资金更充足，效率更高，真正具有普遍性。人们只能怀疑，如果意大利新冠疫情在该国装备较少的南部扩散，后果会是什么。全国性的封锁很快就成了唯一能够减缓疾病蔓延的结局。遏制变得不可能。这项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避免医院的巨大能力，以使国家免于更大的死亡人数。几乎每一个发达经济体都一个接一个地走上了意大利的道路，有些走得更快、效率更高，而另一些走得更慢，导致更多的传染病和死亡。每一个轻视其他国家的反应为“过度”，并认为它们有更好的能力应对病毒爆发的国家，都发现自己正在扭转其不那么严格的政策。毕竟，并不像马克吐温所说的那样，“要在生活中取得成功，你需要两样东西：无知和自信。”限制个人流动的政策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正在发生的经济危机将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创造的“大封锁”(Great locksdown)而载入史册。对发达经济体的影响将是前所未有的。以意大利为例，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大幅下降，只有1943年和1944年，当意大利被盟军、解放军和德国占领时，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幅度更大。在大萧条危机期间，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的GDP降幅都将大大超过2009年大衰退时的降幅。美国经济也将如此。复苏将是不确定的，因为每个国家都需要重组其劳动力和生产。虽然美国政府选择了先发制人的惯常做法，即迅速作出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反应(目前超过GDP的10%)，但采用欧元的欧洲国家则更加谨慎。在实施了一项有争议的货币支持措施后，这些国家不平衡的财政反应仍仅占GDP的6%多一点。此外，尽管欧盟仍在就未来财政刺激的时机和结构进行辩论，但这种不必要的政策不确定性将使欧洲在危机后的复苏阶段明显处于不利地位。撇开政策不谈，我同情许多人希望，一旦这一切结束，我们将比以前更强大。既然我不完全相信事情会是这样，我愿意接受更少的，也许，这就足够了。让我们回到大流行前的样子，但记住我们的经历，让我们开始计划投资，以便更好地对冲未来的风险。由于封锁，全球生产能力骤然萎缩，虽然一些公司迅速将生产转移到供应应对健康危机所需的产品上，但我们绝大多数经济体已经关闭。对于大多数服务型和先进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因为这些国家的成本更高。很难想象，例如，酒店业、娱乐业或金融服务业会回到过去的样子。人们非常关心保存他们拥有的东西，以至于他们正在失去对未来的憧憬。重组的必要工作似乎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过，几乎没有其他选择。需要大量投资来提供基础设施，使人们即使在远程工作时也能有效地进行互动。这些将比新建桥梁和道路更难建造和使用。如果远程工作是开始，增强现实和人工智能将需要比我们计划的更快地进入我们的工作程序。工人在学习使用新技术方面需要接受培训和支持。然后，他们将承担不同的和新的任务来保住自己的工作。如果不对专门培训和基础设施进行有针对性的投资，任何发达经济体都无法避免未来出现中断的风险。这场危机无疑会留下巨额公共债务的后遗症。我们不能让人们继续像过去那样工作，从而增加另一个风险因素。危机前，世界经济在一体化和增长方面处于良好的起点。它可能比我们希望的要少，但是，从所有的事情来看，一个好的开始的地方是我们唯一需要的。Filippo Taddei是国际经济学副教授，博洛尼亚政策与研究所所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SAIS Europe)全球风险硕士项目学术总监。他的研究涉及宏观经济学、金融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与养老金制度之间的关系。2014年至2016年，他是意大利总理伦齐的经济顾问，也是意大利劳动力市场改革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即《就业法案》。他和家人住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以声音+观点发布标记sais博洛尼亚，冠状病毒附上原文，以供参考，拒绝转载，侵权必删：A VIEW FROM ITALYAn economist and faculty member at SAIS Europe peers into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our COVID-19 worldByFilippo Taddei / PublishedSummer 2020When I, like my fellow SAIS Europe colleagues, was asked to work remotely and leave the beloved 65-year-old campus in Bologna, Italy, I realized that I had not taken with me a single item from my office. On that day, as we heard that the country was entering a strict lockdown, I worried not about personal belongings but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our relatively small population of students and scholars. On a larger scale, I worried about my home country, faced with a pandemic that had seen, at that point, the number of COVID-19 cases grow from one in a million to one in ten thousand people within 13 days. We know only now, with the benefit of hindsight, that the actual number of cases was then a multiple of what the official statistics reported. As an international economist well versed in crisis analysis, I fretted about the future.The coronavirus crisis was more novel than we thought, more taxing than we expected—and its consequences will last longer than we anticipated. I have spent most of my career studying what can go wrong within financial markets. Equity prices, bond spreads, and commodities dynamics have never been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per se, to a layperson. To people like me, however, their dynamics are very meaningful because they act as triggers. Their movements and sudden changes transfer resources from one sector of the economy to another, and can shape deep transformations in the real economy, altering existing jobs while creating new ones and affecting firms' ability to invest.My entire intellectual training spent studying crisis has taught me to look for two things: structural factors of fragility in an economy and triggers. Whenever I ponder on what could go or has gone wrong, I almost automatically find myself thinking that any crisis, especially a major one, starts with some trigger event like an unexpected health outbreak, which suddenly brings to life an underlying fragility in our society. In this case, we observed how even the most interconnected economies in the world were unable to adapt their work organization without severely disrupting proction. These two features, together, define the identity of a crisis. Or so I thought, until I encountered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its fallout.I discovered that I was unequipped to think about this crisis. A pandemic i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animal from any risk I have ever considered ring my alt life.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remains: Why were we so exposed to this trigger? Even if we could not assess its likelihood, why did we decide to ignore the "known unknowns," in the words of noted American economist Frank Knight? Moreover, it remains unclear what was the underlying organizational fragility that nurtured the pandemic. Indeed, one should ask which specific features of current human interaction—travel frequency or overcrowding—were responsible for making the virus so deadly. To date, these questions have not found a convincing answer.Maybe not surprisingly, the evolution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has been unusual. Its start was very slow, but its growth exponential. It took us all by surprise. Italy was possibly the first country outside of China to be seriously affected by the disease. The Italian government decided to quarantine two minor cities in the north, and shortly thereafter, in late February,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 shut down their in-person operations for precautionary reasons. Meanwhile,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was still planning a quick reboot followed by a return to business as usual. On March 9, the day Prime Minister Giuseppe Conte imposed a national quarantine, all hopes of a quick solution disappeared and the country entered its most extensive crisis since World War II.It took 16 days to realize that the images we had watched from the Chinese province of Hubei should have been taken as far more compelling a warning. By the time hundreds of cases were accounted for, the virus had already spread so much that providing an accurate measure of contagion had become a heroic task. The most worrying feature of this expansion was its location. It had hit, and was spreading through, the most populated part of the country, the northern regions of Lombardia, Veneto, and Emilia Romagna, where our campus is located. These are also the areas where income levels are among the highest in the country and the national health system is better funded, more efficient, and truly universal. One could only wonder what the consequences might have been if COVID-19 had spread in the less equipped south of the country.The national lockdown soon became the only endgame able to mitigate the spread of the disease. Containment became impossible.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the policy was to avoid overwhelming hospitals' capacity in order to spare the country an even steeper death toll. One by one, nearly every advanced economy followed the Italian path, some more promptly and more efficiently, others with delays that resulted in more contagion and deaths. Every country that downplayed others' responses as "excessive" and assumed to be better equipped to deal with the virus outbreak found itself reversing its less stringent policies. After all, it is not always the case that, as Mark Twain puts it, "to succeed in life, you need two things: ignorance and confidence."The policy of restricting indivial mobility was and still is so pervasive that the economic crisis in progress will go down in history as the Great Lockdown, a term coined by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The effect on advanced economies will be truly unprecedented. In the case of Italy, gross domestic proct will fall so much in 2020 that only 1943 and 1944—when the country was split among Allied forces, the liberation army, and German occupation—posted a larger drop. Every other European country will see a substantially larger drop in GDP ring the Great Lockdown crisis than it experienced in the Great Recession of 2009. This will also be the case for the U.S. economy.The recovery will be uncertain because every country will need to reorganize its workforce and proctions. While the U.S. government has chosen the customary path of frontloading a prompt and massive fiscal and monetary response (in excess of 10% of GDP at the moment), the European countries that adopted the euro have been more cautious. After implementing a controversial monetary support, their uneven fiscal response still amounts to just above 6% of GDP. Moreover, while the European Union is still debating the timing and structure of future fiscal stimuli, this unnecessary policy uncertainty will put Europe at a clear disadvantage in the recovery phase following the crisis.Policy aside, I sympathize with many people hoping that, once this is all over, we will be stronger than before. Since I am not entirely convinced it will be the case, I am willing to settle for less and, possibly, it will be enough. Let's go back to the way we were before the pandemic, but keeping in mind what we have experienced, let's start to plan investment in order to better hedge future risks. Global proction capacity has shrunk abruptly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lockdown, and while some companies have promptly shifted their proction to supply what was needed to deal with the health crisis, the vast majority of our economies have shut down. This is especially the case for the most service-oriented and advanced countries, where the costs have been higher. It is hard to imagine that, for example, the hospitality, entertainment, or financial services instries will go back to the way they were.People are so concerned about preserving what they had that they are losing sight of the future. The necessary work of reorganization might seem a daunting task. Still, there are few alternatives. Large investments are needed to provide infrastructures that will allow people to interact effectively even when they are working remotely. These will be much harder to build and use than new bridges and roads. If remote work is the beginning, augmented realit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need to enter our working routine much more quickly than we had planned. Workers will need to be trained and supported in learning to use the new technology. They will then take on different and new tasks to preserve their jobs. Without a targeted level of investment in dedicated training and infrastructures, no advanced economy will be shielded from the risk of disruption in the future.This crisis will undoubtedly leave behind a legacy of massive public debt. We cannot add another risk factor by allowing people to continue to work as they used to. Before the crisis, the world economy was at a good starting point in terms of integration and growth. It might be less than we wish for, but, all things considered, a good place to start is the only thing we have ever needed.Filippo Taddei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director of the Bologna Institute for Policy and Research, and academic director of the Master of Arts in Global Risk program at Johns Hopkins SAIS Europe. His research deals with macroeconomics, financial market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bor market and the pension system. From 2014 to 2016, he was the economic adviser to Italian Prime Minister Matteo Renzi and is one of the main designers of the Italian labor market reform, known as the Jobs Act. He lives in Bologna, Italy, with his family.Posted in Voices+OpinionTagged sais bologna, coronavirusSource of articles：https://hub.jhu.e/Author：Filippo Taddei以上就是全球性新冠病毒的未来发展趋势了，大家一定不要放松对新冠疫情的警惕，如果你对意大利新冠疫情还想了解更多，请多多关注天道海外疫情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