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教育调研报告

儿童校外生活是指儿童放学后在学校以外经历的生活内容，是儿童成长的重要环境和教育发展的重要社会领域。由中国儿童中心主编的中国儿童蓝皮书《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19）》于2019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儿童校外生活状况”为主题，通过对全国10个城市和农村的14874名儿童的调查研究、专题研究和案例研究分析了当前我国儿童校外生活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建议。本报告主要从六个方面就如何提高儿童校外生活质量提出建议，具体方面如下：加快推进教育公平缩小儿童校外生活质量差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里的美好生活自然包括儿童的校外生活。所有儿童都向往美好、丰富、高质量的校外生活，但现实情况却是不同地区、不同家庭经济水平的儿童的实际校外生活状况差异很大。当前我国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分布不均。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坚持教育公平”、“促进区域、城乡和各级各类教育均衡发展”和“注重运用信息化手段使乡村获得更多优质教育资源”。这里的优质教育资源不只是学校内的，同样包含校外的教育资源。相对于学校教育的统一规划，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以及资源分配的不平衡、不充分，更容易在儿童校外生活上体现出来，进而体现为教育的不公平。校外生活的分层与差异给儿童当下和未来所造成的影响更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在有效解决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问题之前，虽然三令五申地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儿童校外教育的状况,但面对儿童、家长对优质教育、个性教育的旺盛需求，仍然需要进行更为科学有效的规范管理工作。《教育规划纲要》指出“教育公平的主要责任在政府”。因此，政府需要在缩小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平衡城乡教育资源以及增加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等方面多做努力，缩小因经济条件差异导致的儿童校外生活质量差异，以弥合城乡差距、家庭背景差异给儿童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要努力使每个儿童不分性别、不分城乡、不分地域、不分贫富、不分民族都能享受良好的校外教育，过好校外生活。准确把握减负的科学内涵让儿童校外生活发展更加充分新中国成立以来，如何在提高教育质量的同时，减轻学生学业负担一直是政府、社会和家长关心的话题，党和政府在不同时期根据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呈现的特点采取了针对性措施，积极推进减负工作。但是，在竞争性的高考制度面前，提高考试成绩和减轻学业负担之间似乎成为一对难以化解的矛盾，也是“影子教育”存在的根源。2018年末，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了《中小学生减负措施》（“减负三十条”），旨在“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引导全社会树立科学教育质量观和人才培养观，切实减轻违背教育教学规律、有损中小学生身心健康的过重学业负担，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落实具体的减负措施的过程中，首先要准确把握减负的科学内涵。减负的本质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改变以往过于强化智育的局面，促进学生体能、身心、审美、劳动能力等全面发展，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接班人。减负不是放松对学生的教育和引导，不能弱化对学生竞争力和抗压能力的培养，否则长远看来必将影响整个基础教育的竞争力，甚至影响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减负的同时必须增效。一方面，减负是要减去不必要的负担。减负不是让学生没有负担，而是要减去教学内容超标、过难和延长教学时间、挤占德美体劳时间，以及作业量不合理、重复性机械训练等给学生带来的负担。另一方面，要提高学生学习的效率和质量，培养良好学习习惯，确保中小学人才培养的水平。在校内高效完成学习任务，才能遏制校外的“影子教育”。要把减负增效后节省的 时间留给高质量的校外生活，让儿童参加兴趣小组或音体美劳活动，锻炼身体、参与实践。其次，还需要从转变教育观念、健全质量评价、加强专项治理、优化教学质量、强化全面发展、完善课后服务等方面系统设计学校减负工程，为儿童提供充足的自由支配的校外时间，为其提供丰富的现实空间和内容选择，提供更多的亲朋陪伴，让其在现实校外生活中培养兴趣、锻炼能力和品质、满足需要，才会让儿童把注意力从虚拟世界中转移到现实生活中，健康成长，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儿童校外生活是指儿童放学后在学校以外经历的生活内容，是儿童成长的重要环境和教育发展的重要社会领域。由中国儿童中心主编的中国儿童蓝皮书《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19）》于2019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儿童校外生活状况”为主题，通过对全国10个城市和农村的14874名儿童的调查研究、专题研究和案例研究分析了当前我国儿童校外生活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建议。本报告关于中国儿童校外生活的现状主要从六个方面进行分析，具体情况如下：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为儿童校外生活保驾护航1、儿童校外生活时间方面，倡导遵守儿童发展规律，科学合理安排儿童校外时间《教育规划纲要》指出，要“科学安排学习、生活、锻炼，保证学生睡眠时间。保证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学校要把减负落实到教育教学各个环节，给学生留下了解社会、深入思考、动手实践、健身娱乐的时间”。为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的相关要求，教育部于2014年印发的《义务教育学 校管理标准(试行)》规定，要“科学合理安排学校作息时间，家校配合指导好学生课外活动，保证每天小学生10小时、初中生9小时睡眠”。除了这些明确的时间要求，还有一些相关文件，也为儿童能够获得更多的校外时间和参与更多的校外活动创造条件。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 明确规定，“小学的设置应当有利于适龄儿童、少年就近入学”。本次调查显示，儿童在上学路上花费的时间平均为12 ~ 15分钟。其中，幼儿园平均为11.97分钟，小学低年级为12. 91分钟，小学高年级为 13. 24分钟，初中为15. 40分钟。基本符合“就近入学”原则，从而利于儿童有更多时间参与校内外生活。2、儿童校外生活空间方面，不断加大活动场所建设力度，为儿童校外生活提供充足的空间保障《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指出，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和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素质。要建立校外科学实践活动与学校课程相衔接的机制。要增加县乡两级儿童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娱乐等课外活动设施和场所。实现90% 以上的城乡社区建设1所为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游戏、娱乐、教育、卫生、社会心理支持和转介等服务的儿童之家”。2018年，教育部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5698号建议的答复显示，目前，全国已建成各类中小学校外活动场所15337个，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支持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12000多个、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150个、联合相关部门建立社会实践基地483个，形成了国家、省、市、区县、乡镇街 道五级校外实践育人场所网络。另外，全国已建成儿童之家18万余所，城乡社区覆盖率约为28%。这些无疑都为儿童的校外生活提供了充足的空间保障。3、儿童校外生活内容方面，规范校外教育机构活动内容，引导科学的家庭教育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指出，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生活实践教育各环节。校外教育方面，2006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指出，校外活动场所是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发展的实践课堂, 在培养未成年人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引导和服务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近年来，一些校外培训机构却违背教育规律和青少年成长发展规律，开展以“应试”为导向的培训，造成了中小学生课外负担过重，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破坏了良好的教育生态。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方面提出，要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等问题。为迅速遏制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2018年2月，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印发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2018年12月，教育部又会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九部门研究起草了《中小学生减负措施》。家庭教育方面，相关政策内容不断法制化、系统化，政府责任逐步强化。全国家庭教育工作“九五计划”“十五计划”“十一五规划”及后续的 《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1~2015年）》 《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年）》不断推进现代化家庭教育理论体系建设，提高家庭教育指导机构和指导者专业化水平，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家庭教育，从内容、阵地、专业化、科学研究、工作机制等方面确立了家庭教育工作今后发展的格局。

普惠性幼儿园资源仍然不足，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39.2%，存在幼儿园小学化……日前，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全省学前教育改革和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以下简称“调研报告”）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进行了审议，报告中公布的我省学前教育的基本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尤其上幼儿园难的现状更道出了许多幼儿家长的心路历程。采访中一些家长向记者吐槽：进幼儿园难，上了幼儿园也难，幼儿园快毕业了还难。上个幼儿园也“派位” 爸妈算了一晚上概率“因预报名人数超过幼儿园计划招生数，我园要进行电脑派位摇号录取，并用直播软件现场向家长直播。”儿子要上幼儿园，7月初，哈市市民孙磊从网上报名了辖区的一家公办幼儿园，但没想到竟然收到了“派位”入园的短信。面对记者的采访，孙磊连呼没想到，“自从孩子出生，每年都关注家门口的这间幼儿园，想着也在报名时拿着帐篷昼夜去排队，一定为儿子争个名额，但没想到今年招生不再比拼速度，而是摇号派位了。”“如果摇不上就要去民办幼儿园，而民办幼儿园的费用2000元打底，好一些的要3000元以上，更好的还有近万元的。”孙磊告诉记者，摇号派位让他感觉上幼儿园有些难，他和媳妇算了一晚上儿子的派位概率，按照报名和招生比例算大概是1:1.5，有点买彩票的意思。其实孙磊的感慨在调研报告中也有体现，截至2019年底，全省共有幼儿园5881所，普惠性幼儿园3850所，占65.5%。但普惠性幼儿园的资源仍不足，“三率”不达标，2019年，全省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83%，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73%，哈尔滨市仅68.78%；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39.2%，与国家要求还有差距。冲着规划幼儿园买房 孩子到岁数园被占了记者注意到，在本次调研报告中，小区配套幼儿园政策落实不到位，成为掣肘我省学前教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之一。报告中显示，小区配套因涉及土地、规划、建设、移交等多方面因素，有些市（地）治理效果不够理想，推进速度比较缓慢，直接影响了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的扩大。有的市（地）没有制定《小区配套幼儿园管理办法》，导致小区配套园应建未建、应交未交、挪作他用等问题难以解决。而针对这一问题，一些市民也有所感触。“我买房时看到小区里规划了幼儿园，但孩子现在都三岁了，我发现幼儿园竟然被占了。”市民张璐瑶告诉记者，考虑到孩子的教育问题，三年前她在道里一处大型小区买了房子，特意查看了幼儿园和小学。那时小区已经建了一半，而规划的幼儿园也已经展露雏形，但现在孩子三岁要上幼儿园了，竟发现小区内的幼儿园变成了一家单位的办公用房。“因为我们小区内没有了幼儿园，所以我们小区的孩子就得到别的片区去入园，距离远不说，名额也少，公办园没报上就报了私立园。”张璐瑶说。公办园上到大班 孩子半数转去学前班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公办幼儿园因为师资力量强、基础设施好、价格优惠，成为家长心目中的首选，但挤进公办幼儿园后，很多家长却又将孩子往私立学前班幼儿园里送。已经是一年级小学生的琳琳还清楚地记得大班毕业时，班级只剩下11个小朋友的情景，“我们班有32个小朋友，但升到大三班时一大半都不来了，教室冷冷清清的，不知道那些小朋友去哪了。”琳琳妈妈告诉记者，为了让孩子提前适应小学生活，女儿班级的部分家长将本该上幼儿园大班的孩子送进私立的“幼小衔接班”，因为那里像学校一样讲课，留作业。为了不让女儿比别的孩子起步晚，最后半个学期她也将女儿送到学前班。“如果不提前学，小学跟不上可咋办？”采访中一部分家长向记者表示，上学前班虽然价格贵一些，但还是值得的。“幼儿园到了大班时，因为孩子太少，两个班就会合成一个班。”南岗区一家公办幼儿园的校长告诉记者，公办幼儿园虽然入园火爆，但到了大班时就出现幼儿流失的情况。公办幼儿园是按国家的教育体系来授课的，不会教小学的内容，所以一些家长选择去一些社会的培训机构“幼小衔接班”去学，有些收费价格是普通幼儿园的两三倍，更有家长一年让孩子学完了小学五年的课程。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针对幼儿园大班生源流失的情况，本次的调研报告中也提出了我省存在幼儿园小学化的问题，一些幼儿园没有认真落实《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和《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有些幼儿园通过教幼儿识字、计算等迎合一些家长的需求，“小学化”倾向禁而不止。专家支招完善小区配套园建设管理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力度对于如何解决入园难、上了幼儿园也难的问题，在本次调研中，调研组的专家们深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进行实地调研，并听取了省教育厅、财政厅、人社厅等14个省直有关部门的汇报后，为加快我省学前教育提出一些建议。“鼓励支持街道、村集体、有实力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特别是普通高等学校举办公办园，在为本单位职工子女入园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社会提供普惠性服务。”“制定并完善小区配套幼儿园建设管理办法，做好配套幼儿园规划、验收、移交、办园等环节的监督管理，对存在配套幼儿园缓建、缩建、停建、不建和建而不交等问题的，在整改到位之前，不得办理竣工验收”……专家们表示，要进一步完善经费保障机制，加大我省学前教育投入力度，提高学前教育经费占比教育财政性经费总量的比例。同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落实公办园教师工资待遇保障政策，确保教师工资及时足额发放、同工同酬。民办园要参照当地公办园教师工资收入水平，合理确定相应教师的工资收入。同时，提高教师专业水平，落实教师资格准入与定期注册制度，执行幼儿园长、教师专业标准，坚持公开招聘制度。此外，尽快将制定《学前教育条例》列入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计划。来源：龙头新闻编辑：王雪梅责编：金鸿雁审核：王巍统筹：连占海监制：包临轩

儿童校外生活是指儿童放学后在学校以外经历的生活内容，是儿童成长的重要环境和教育发展的重要社会领域。由中国儿童中心主编的中国儿童蓝皮书《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19）》于2019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儿童校外生活状况”为主题，通过对全国10个城市和农村的14874名儿童的调查研究、专题研究和案例研究分析了当前我国儿童校外生活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建议。本报告关于中国儿童校外生活的现状主要从六个方面进行分析，具体情况如下：儿童校外生活学段特征明显活动内容有所不同随着学段的提高，儿童上床睡觉时间越来越晚，起床时间越来越早，睡眠时长、室外活动和玩耍时间越来越少，做作业、使用电子产品时间越来越多，学业压力越来越大，报课外班以加强学习的目的越来越突出，独立性越来越强。幼儿园儿童的校外生活还是以休闲娱乐为主，睡眠时长为9小时47分钟，室外活动时间为48.31分钟。校外生活中占时最长的分别是去小区露天场所等公共场所游玩（53.03分钟）和自己玩耍（39.55分钟）。这一特点在周末尤为明显，幼儿周末外出游玩的时长远高于做作业时长。虽然也有一定比例的幼儿园儿童参加课外班，但主要目的是“素质培育”，即“培养兴趣”（57.5%）、“锻炼身体”（16.7%）及“培养自信”（8.3%）。可见，“玩”是幼儿园儿童校外生活的关键词。小学低龄段（二、四年级）是一个过渡时期，休闲与学业同时充斥着校外生活。这集中体现在课外班的参与情况。小学低龄段儿童选择课外班的比例最高，占比为71.93%,花费也是最多的（平均9945. 5元/年），这可能是由于小学低龄段知识相对较简单，课余时间相对较多，儿童接受新知识的能力相对更强。家长在选择报班时，既选择了那些与考试相关的辅导课程，也选择了那些与特长和技能相关的课外班。例如，幼儿园阶段报班首要目的前三项分别是“培养兴趣”（57.5%）、“锻炼身体”（16.7%）和“培养自信”（8.3%）,而小学二、四年级报班首要目的第一项仍然是“培养兴趣”（43.9%）,但“提高成绩”（19.2%）却跃居第二。做作业代替外出游玩成为这一阶段儿童在上学日占时最长的校外生活事项，尤其是四年级儿童的学校作业时长已经达到60.51分钟；在周末，外出游玩时长虽然相对于幼儿园有所减少，但仍然排在首位。小学高龄段（六年级）是一个分界点，多项校外生活事项（如外出游玩、阅读、家庭劳动、社会学习等）时长都达到顶点。之后的初中校外生活则主要围绕学业展开，体现出这一阶段儿童较大的学业压力。从在校时长来看，初中生到校时间最早（7：00）但离校时间最晚（17：18）,在校时间最长（10小时）。初中生放学后，做作业时长最多（123. 96分钟），自己玩最少（18. 60分钟）。在报课外班上，从小学六年级开始，报班首要目的前三项基本都与学习有关，分别是“提高成绩”、“掌握知识”和“掌握学习方法”，初中生为了提高成绩而报班的比例已经达到62.4% ,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表明初中生的学业压力大。

2020年3月31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介绍，各地开学要坚持三个原则：疫情得到基本控制之前不开学，在学校的基本防控措施到位之前不开学，校园和师生的公共安全得不到保障之前不开学。除了以上三个条件之外，王登峰还特别强调要严防境外输入可能带来的风险。现在中国国内的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很多地区的学校复课也陆续提升了日程。但是作为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幼儿园教育，由于孩子年龄小，抵抗力弱，即使幼儿园开园也可能面临很多家长不愿意送孩子去读幼儿园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幼儿园、教育部门同样无可奈何。另外一方面，在本次疫情当中，各级各类学校均进行了线上课堂，但是教育部门则明令禁止幼儿园开设线上课堂，这意味着幼儿园又不能像K12学校以及课外辅导机构一样通过提供线上课程来消课以减少可能面临的退费，也就是说，民办幼儿园的处境非常艰难。为了进一步了解各方对幼儿园开园时间的预期以及开园后的担心情况，中教投研发起了本次问卷调查（该调查获行业垂直媒体小鱼研究员的支持）。本次问卷调查共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针对园长以及幼儿园举办人，一个是针对幼儿园孩子的监护人。截至3月31日，我们共收到针对家长的调查收到有效问卷676份，针对园长和举办人的调查问卷有169份，现将报告结果予以发布（完整高清PDF报告获取请私信）。由于能力水平有限，本次问卷设计存有瑕疵。幼教行业的参与者包括园长、投资人、教职工和家长。在我们发布的系列关于民办园的文章中，有不少幼儿园行业的教职工反映其疫情期间的工资并未正常发放，有的表示一月份的工资都没有发放，但我们的问卷很少涉及到这一块问题，此为问卷的瑕疵之处。第二个瑕疵之处是，我们应该在问卷中对于一些概念比如什么是普惠园，什么是营利性幼儿园以及什么是幼儿园的办园等级予以明确说明，这样可能调查的结果更贴近实际一些。我们仍在进行《幼儿园开园时间调查针对家长及监护人》问卷调查，请私信参与问卷调查。本次问卷调查由中教投研发起，非常感谢您能够参加调查，调查不涉及个人隐私，结果用于建言献策，将发布于中教投研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号上。另外，中国共有26.7万家幼儿园，民办园16.6万所；在园儿童4656万人以上，与此规模相比，我们问卷的样本少的可怜。从问卷的地域分布、园所性质等级来看，本次调查反映的更多的是三四线城市的民办园状态。以下为报告目录及部分内容：受访园所的基本情况本部分我们设计了幼儿园所处地区、受访者身份、园所性质和园所等级。从实际填写问卷的情况来看，受访者多处于三四五线城市和乡村，北上广深等发达地区的园所较少；受访者则以举办人和园长居多，占了70%以上；而园所的性质大部分为普惠性幼儿园，办园等级较低，一半以上为无等级幼儿园。近九成位于三四五线及乡镇本次调查的168份问卷中，从地域分布来看，主要集中在三四五线城市及乡镇地区，累计占了调查总样本数的89%，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占了6%，省会城市及直辖市占了8.3%。主要受访者为园长及举办人我们在前面提到本次调查参与者主要为园长以及举办人，但也有一部分系幼儿园教职工。总体来看园长以及举办人的合计比重高达72%以上，而幼儿园教职工的比重则占了27.4%。普惠性幼儿园占近七成从园所性质来看，本次调查中的绝大部分园所为普惠性幼儿园，比例高达70%；其次为民非企，但不是普惠园，营利性幼儿园的比重为7.1%。无等级幼儿园占一半就园所等级来看，本次受访的园所绝大部分为无等级幼儿园，占比为53.6%。其次为市二级及区一级幼儿园，省一级幼儿园的比重只有7.1%。受访园所的情况由于受访园所主要来自三四五线城市，且普惠园、无等级幼儿园居多，因此，园所整体规模偏小，收入情况也比较单一，年前大部分都没有预收保教费，教职工薪资也偏低。但是一个诡异的问题是，很多普惠性幼儿园表示在2019年未收到政府应给予的补助。53.9%受访园所在园儿童在200人以内从在园儿童来看，本次调查的园所，绝大部分在园儿童数量在101-200人之间，占比为36.9%。201-300人的园所占了17.9%。具体情况如下：88%的受访园所教职工在50人以内园所的在园儿童决定了教职工的人数配置。就在园教职工来看，本次调查的园所，有45.2%的受访园所在职人员在21-50人之间，20人及以下的占了43.5%。51-100人的占了7.1%。六成受访园所教职工薪资在2000-4000元/月本次168份问卷中，薪资中2000-4000元/月的占比最大，达到66.1%。月工资在2000元以下的占了20.2%。4000-6000元/月的仅占11.9%。受访园所收入最主要来自保教费幼儿园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保教费、政府补贴、兴趣班以及其他代收费。我们的调查显示，168个受访者中，超过82%的受访者称“我们的园所只有保教费收入”，14.3%园所反映有政府补贴收入，9.5%的园所表示有兴趣班收入。说实话，这个调查结果让我们非常意外。本题市多选题，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从本次受访园所的性质来看，普惠性幼儿园占到调查总样本的近七成，但是却只有14.3%的选择了有政府补贴收入，这可能意味着，很多普惠性幼儿园并未收到政府承诺的补助。超50%受访者未预收保教费调查显示，保教费是民办幼儿园的生命线。很多地方的教育部门明令禁止幼儿园跨学期预收保教费，但处于锁定学位及提前安排下学期的教学计划的需要，不少幼儿园会在上学期末预收下学期的保教费。在2020年春季突发疫情的情况下，预收的保教费可以帮助幼儿园充实现金流，有可能帮其渡过危机。但调查显示，预收保教费的比重偏低。调查显示，表示一点保教费都没收的占了50%，而16.1%的受访者表示“仅收取少量占位费”，全部预收的仅为1.2%。在疫情下民办幼儿园经营状况调查中，我们也设计了这个问题，当时有超过60%的受访者表示未预收保教费。开园预期调查现阶段幼儿园何时开园是每个园长、举办人和教职工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同时也关系到年前已预收保教费的幼儿园该退还给家长多少保教费。预期四月份开园的不足三成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受访者对开园的预期时间出现了较大的分歧。28.6%的受访者选择了“4月1日至4月30日”，其次为“全球疫情不解除，幼儿园都无法开园”，占了27.4%，而预期“5月1日至5月30日”开园的占了19%，5.4%的受访者表示：“这学期都开不了园”。而预期“3月下旬至3月底”开园的占了10.1%，这部分人的预期已落空。温馨提示：为帮助教育从业者节约时间，我们依托数年行业研究经验，推出2020年会员计划，具体如下：

本文转自【公益时报】；“女童保护”调查显示，94.29%的家长希望对孩子进行专业、系统的防性侵教育，4.36%的家长不确定防性侵教育对孩子的正面影响有多大，仅有1.36%的家长“不能接受对孩子进行与性相关的教育”。5月18日，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以下简称“女童保护”)和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共同发布了《2019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女童保护”呼吁，儿童防性侵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也建议教育部门将儿童防性侵教育纳入九年义务常态化教学中。受害儿童逾800人“女童保护”统计，2019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8岁以下)案例301起，受害人数807人，年龄最小的为4岁。2013年至2018年，每年媒体公开报道的儿童被性侵的案例分别是125起、503起、340起、433起、378起、317起(其中，2013年—2017年统计案例为14岁以下儿童，2018年起为18岁以下儿童)。“女童保护”统计，在301起案例中，熟人作案212起，占比70.43%;陌生人作案82起，占比27.24%;有7起未表明人际关系。熟人作案比例高，从“女童保护”近几年来发布的报告看，熟人作案比例一直居高，最高比例达87.87%。其中，家庭成员作案更具隐蔽性，后续治理和相关工作难度也更大。多起发生在家庭中的性侵案例表明，考虑到亲情、伦理、生活保障等因素，受害人往往不敢声张，不敢报警维权。“女童保护”建议，应完善对性侵受害未成年人的国家监护制度，对于未成年人遭遇监护人性侵的案件，除剥夺该监护人的监护权外，还应为未成年人提供更完善的兜底保障制度，从而让他们敢于维权，降低伤害。“女童保护”发现，在301起案例中有，有167起是施害人多次作案，占比55.48%，包括对同一受害儿童多次性侵，也包括多次对多名儿童多次性侵。《报告》指出，这提醒我们，需要告诉孩子“哪些行为属于性侵害”，避免孩子遭遇性侵却不知道意味着什么;需要告诉孩子，在警惕熟人性侵的同时，万一遭遇性侵该如何应对。如遭遇性侵，应及时告诉家长，及时报警、求助、维权等。如果沉默，可能让施害人更加肆无忌惮，持续伤害。除了加强防范教育外，“女童保护”建议，应全面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在现有试点的基础上，总结经验，优化强制报告主体范围，加大投入力度，在全国加快全面推广速度和完善制度建设，使未成年被害人可以得到及时救助。儿童活动场所是案件高发场地“女童保护”统计，在301起媒体报道的案例中，表明性侵发生场所的有230起，其中发生在校园、培训机构的有80起，占比34.78%;在施害人住所的有51起，占比22.17%;在小区、村庄、校园附近等户外场所的有31起，占比13.48%;在受害人住所的20起，占比8.70%;在公园、广场、公交等公共场合的有19起，占比8.26%;在宾馆的有18起，占比7.83%;在网络上发生的有11起，占比4.78%。这一案发场所统计结果与往年相近。学校、培训中心等儿童密集活动的场所，虽然是儿童的临时监护场所，但也是性侵案高发地，所以更需要相关部门加强监管，并对儿童加强防范教育。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度曝光的性侵儿童案例中，网友作案21起，包括线上作案和线下作案(网友约见面后实施性侵)，占比9.91%。“女童保护”认为，虽然呈现出的数据相比较不高，但这类案件极具隐蔽性，家长一般也不容易发现，未成年人由于有畏惧心理，即使发觉受到侵害也通常不会主动告诉家长，被发现的案例中甚至往往都有几十人受害。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机会的增多，利用网络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例呈高发严峻态势，通过网络传播以儿童为对象的色情制品的，也越来越多。“女童保护”建议，执法部门应建立专门的儿童色情制品信息举报通道，接到相关问题应优先、集中力量处理;建立多部门的联合监管机制，形成强有力的监管，对涉及儿童的图片、影视视频等应该细化分类管理，实施分级制度;强制互联网平台完善自查机制，畅通举报渠道，强化响应处理机制，充分利用技术筛查和人工干预预防侵害儿童行为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与此同时，“女童保护”统计，对于孩子是否用手机、电脑等工具上网，27.16%的家长表示孩子不上网;29.17%的家长表示孩子上网，会偶尔进行提醒、教育;42.44%的家长表示孩子上网，并会对其严格监管;1.24%的家长表示孩子上网，但基本没有对其进行监管。“女童保护”提醒，儿童使用网络的几率非常高，家长务必要加强对儿童上网的监管并加强安全防范教育。多起网络性侵儿童案件警示我们，儿童防范意识薄弱，在网络游戏、社交工具等平台上，不容易识破犯罪分子的伎俩，容易被欺骗和诱导。从地区来看，“女童保护”统计，2019年媒体报道的301起儿童被性侵案例中，发生在城市的171起，占比56.81%;发生在县城的71起，占比23.59%;发生在农村的41起，占比13.62%;另有18起未表明城乡地域分布。这一数据与2018年基本持平。可以看出，并不是“只有农村儿童才有遭遇性侵的危险”，无论是城市儿童还是农村儿童，均有被性侵的风险。与此同时，“女童保护”认为，媒体曝光案例的地区分布中，城市地区高于农村地区，这并不等同于城市地区儿童被性侵案例比农村地区更为高发，而是反映了媒体在这一领域的年度报道规律，也恰恰说明城市地区儿童比农村地区儿童受到更为密集的来自家庭、学校及社会的监护。受人们观念认知、司法完善程度、媒介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农村地区儿童遭遇性侵的案件更不容易被发现，更难进入司法程序。需要专业、系统的防性侵教育调查显示，孩子在小学阶段的家长是关注“女童保护”和儿童防性侵教育的主要群体。在参与问卷调查的家长中，父亲占22.21%，母亲占74.10%，祖辈占2.09%;其他监护人占1.61%。这一数据也与往年基本持平，女性依然占了大多数比例。实际上，做好儿童防性侵教育，构建好家庭监护防线，需要所有监护人的共同参与和努力。“女童保护”统计，在2019年接受问卷调查的家长中，对于媒体频繁曝光的儿童遭遇性侵案例，57.03%的人表示听说过，28.71%的人很关注;14.25%的人表示不太了解;2015年，这一数据分别是43%、29%、28%。如果孩子遭遇性侵害，51.98%的家长表示能从孩子的言行中识别出来，39.77%的家长不确定，8.25%的家长表示不能;2015年，这一数据分别是35%、38%、27%。从这两组数据的对比中可以看出，这几年中，家长对对儿童性侵害的关注度和警惕意识都有比较明显的提升。关于家长对孩子进行系统的防性侵教育的次数，2019年接受调查的家长中有22.24%的人表示没有过，2016年这一数据是68.63%;明确有过的占比52.33%，2016年这一数据是31.37%。2019年的调查显示，50.05%的家长正在学习儿童防性侵知识，5.94%的家长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知识储备。可以看出，家长对孩子的防性侵教育在不断完善，自身的知识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女童保护”调查显示，对于儿童性侵案件中熟人作案比例高，50.61%的家长表示不太了解，5.97%的家长表示完全不了解，对此比较了解的占比为43.42%。对熟人也不可掉以轻心，已有案例表明，一些儿童性侵案就发生在受害人家中，甚至受害儿童监护人也在家，但由于儿童没有防范意识，家长对此也很无知，给了施害人可乘之机。“女童保护”调查显示，94.29%的家长希望对孩子进行专业、系统的防性侵教育，4.36%的家长不确定防性侵教育对孩子的正面影响有多大，仅有1.36%的家长“不能接受对孩子进行与性相关的教育”。家长们非常关注给孩子讲授的防性侵知识体系是否专业、科学。对孩子学习防性侵知识的途径，家长的意愿依次为：学校教学、家庭教育、专业公益组织讲座、书籍绘本等材料、网络学习、同伴交流等。

本报告为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以下简称“女童保护”）和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共同发布。其中，性侵儿童案例统计部分，数据来源于2019年度媒体公开报道案例（含各级法、检察院官网和认证账号公开的案例）；儿童性侵教育调查部分，数据来源于对31省份的家长进行的线上问卷调查。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报告所统计分析的性侵儿童案例均为当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案例，当年实际发生或者判决的案例未经媒体报道的不在统计范围内。因此，报告统计的案例数量并不等同于全年性侵儿童案例总量。学界的共识是，由于诸多因素，性侵儿童案例难以全部被公开报道和统计，进入公众视野的案例仅为实际发生案例的冰山一角。本报告以“媒体公开报道”为案例收录标准，即是为了呈现和分析在综合因素下进入大众视野的案例的特点、趋势和代表意义，以呼吁社会各方关注儿童被性侵和防性侵教育缺失的严峻现状，为相关机构提供这一领域的参考资料。本报告今年的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部分，在一些维度上与往年数据进行了对比，以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近年来我国儿童防性侵教育的变化。此次报告为“女童保护”连续第7次发布，从近年来的实践看，本报告所得出的大部分数据结论均与官方相关数据相印证；基于本报告所形成的多个倡议，也较好地反映和呼应了我国性侵儿童治理和未成年人保护的法治精神。此报告的发布，亦是在努力推动消除性别暴力，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性别平等”的实现。一、2019年性侵儿童案例数据情况1. 2019年曝光性侵儿童案例301起，受害儿童逾800人“女童保护”统计，2019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8岁以下）案例301起，受害人数807人（未表明具体人数的案例中，“多人”按3人计，“十几人”按15人计，“几十人”“数十人”按30人计），年龄最小的为4岁。2013年至2018年，每年媒体公开报道的儿童被性侵的案例分别是125起、503起、340起、433起、378起、317起（其中，2013年—2017年统计案例为14岁以下儿童，2018年起为18岁以下儿童）。从案例总数上看，2019年数据相比往年较低，并不代表实际性侵儿童案例数量降低。例如，有地方检察院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前11个月，该市检察机关受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就超过百件，但媒体报道中只提及案件数量而未描述相关案情基本信息，无法进行案例分析，所以本报告未包括这类数据。同时，由于案例的特殊性，以及受社会认知、风俗习惯、传播规律、搜索规则等因素影响，媒体报道案例数量的相对浮动也属正常现象。2.熟人作案超七成，家庭成员性侵问题复杂“女童保护”统计，在301起案例中，熟人作案212起，占比70.43%；陌生人作案82起，占比27.24%；有7起未表明人际关系。熟人作案比例高，从“女童保护”近几年来发布的报告看，熟人作案比例一直居高，最高比例达87.87%（2014年）。212起熟人作案的案例中，依次为：教师、教职工（含培训老师）作案76起，占比35.85%；家庭的亲戚朋友作案27起，占比12.74%；邻居（含同村人）作案24起，占比11.32%；家庭成员（父亲、继父等）作案22起，占比10.38%；网友作案21起，占比9.91%；其他生活接触人员作案42起，占比19.81%。其中，家庭成员作案更具隐蔽性，后续治理和相关工作难度也更大。多起发生在家庭中的性侵案例表明，考虑到亲情、伦理、生活保障等因素，受害人往往不敢声张，不敢报警维权。“女童保护”建议，应完善对性侵受害未成年人的国家监护制度，对于未成年人遭遇监护人性侵的案件，除剥夺该监护人的监护权外，还应为未成年人提供更完善的兜底保障制度，从而让他们敢于维权，降低伤害。3.性侵者多次作案比例过半，持续作案最长达22年“女童保护”发现，在301起案例中有，有167起是施害人多次作案，占比55.48%，包括对同一受害儿童多次性侵，也包括多次对多名儿童多次性侵。301起案例中，施害人对同一受害人多次实施性侵的有47起，占比15.61%；一人性侵多人的案例84起，占比27.91%。在没有外界力量阻止的情况下，施害人往往多次作案，不会自动终止，持续作案往往达到2～3年，本年度曝光案例中，持续作案最长的时间长达22年。这种现象比较集中地反映在熟人作案中。这提醒我们，需要告诉孩子“哪些行为属于性侵害”，避免孩子遭遇性侵却不知道意味着什么；需要告诉孩子，在警惕熟人性侵的同时，万一遭遇性侵该如何应对。如遭遇性侵，应及时告诉家长，及时报警、求助、维权等。如果沉默，可能让施害人更加肆无忌惮，持续伤害。除了加强防范教育外，“女童保护”建议，应全面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在现有试点的基础上，总结经验，优化强制报告主体范围，加大投入力度，在全国加快全面推广速度和完善制度建设，使未成年被害人可以得到及时救助。4.遭遇性侵人数中女童近九成，小学和初中学龄段儿童受侵害比例高“女童保护”统计，在受害儿童的男女比例上，从案例数量来看，301起案例中共有293起表明了受害人性别，其中女童为272起，占比92.83%；男童为21起，占比7.17%。从受害人数量上看，807名受害人中有758人表明了性别，其中女童677人，占比89.31%；男童为81人，占比10.69%。男童被性侵状况同样不容忽视。受害人年龄分布上，301起案例中，受害人14岁（不包含14岁）以下的173起，占比57.48%；14~18岁（不包含18岁）的49起，占比16.28%；表述为“未成年”“幼女”“儿童”的79起，占比26.25%。按照一般学龄段来看，可统计出的7~12岁小学学龄段的125起，占比41.53%；13~15岁初中学龄段的56起，占比18.60%。5.施害人呈现高龄化趋势，最大年龄94岁；未成年人犯罪须警惕“女童保护”统计，301起案例中有150起表明了施害人年龄，施害人年龄最小的13岁，最大的94岁。150起表明施害人年龄的案例中，施害人18岁（不含18岁）以下15起，占比10.00%，这远远高于部分省份公布的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占全部刑事案件的比例，需要警惕；18~30岁32起，占比21.33%；31~40岁19起，占比12.67%；41~50岁34起，占比22.67%；51~60岁25起，占比16.67%；61~70岁19起，占比12.67%；71~94岁6起，占比4.00%；总体上算，施害人40岁以上的占比59.33%。6.平均每件案例受害人数上升，网络性侵形势严峻“女童保护”统计发现，2019年案例总数虽然相比往年相对较低，但平均每起案例受害儿童2.68人，高于2018年的2.37人、2017年的1.60人和2016年的1.80人。在301起案例中，受害人3人以上（包含3人，类似数据表述下同）的案例78起，占比25.91%；受害人5人以上的案例34起，占比11.30%；受害人10人以上的案例17起，占比5.65%。本年度曝光的性侵儿童案例中，网友作案21起，包括线上作案和线下作案（网友约见面后实施性侵），占比9.91%。“女童保护”认为，虽然呈现出的数据相比较不高，但这类案件极具隐蔽性，家长一般也不容易发现，未成年人由于有畏惧心理，即使发觉受到侵害也通常不会主动告诉家长，被发现的案例中甚至往往都有几十人受害。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机会的增多，利用网络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例呈高发严峻态势，通过网络传播以儿童为对象的色情制品的，也越来越多。“女童保护”建议，执法部门应建立专门的涉儿童色情制品信息举报通道，接到相关问题应优先、集中力量处理；建立多部门的联合监管机制，形成强有力的监管，对涉及儿童的图片、影视视频等应该细化分类管理，实施分级制度；强制互联网平台完善自查机制，畅通举报渠道，强化响应处理机制，充分利用技术筛查和人工干预预防侵害儿童行为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7.校园等儿童活动场所是性侵儿童案件高发场地“女童保护”统计，在301起媒体报道的案例中，表明性侵发生场所的有230起，其中发生在校园、培训机构的有80起，占比34.78%；在施害人住所的有51起，占比22.17%；在小区、村庄、校园附近等户外场所的有31起，占比13.48%；在受害人住所的20起，占比8.70%；在公园、广场、公交等公共场合的有19起，占比8.26%；在宾馆的有18起，占比7.83%；在网络上发生的有11起，占比4.78%。这一案发场所统计结果与往年相近。学校、培训中心等儿童密集活动的场所，虽然是儿童的临时监护场所，但也是性侵案高发地，所以更需要相关部门加强监管，并对儿童加强防范教育。8.城市和农村儿童均面临风险，城市儿童被性侵案例占比较高“女童保护”统计，2019年媒体报道的301起儿童被性侵案例中，发生在城市的171起，占比56.81%；发生在县城的71起，占比23.59%；发生在农村的41起，占比13.62%；另有18起未表明城乡地域分布。这一数据与2018年基本持平。可以看出，并不是“只有农村儿童才有遭遇性侵的危险”，无论是城市儿童还是农村儿童，均有被性侵的风险。与此同时，“女童保护”认为，媒体曝光案例的地区分布中，城市地区高于农村地区，这并不等同于城市地区儿童被性侵案例比农村地区更为高发，而是反映了媒体在这一领域的年度报道规律，也恰恰说明城市地区儿童比农村地区儿童受到更为密集的来自家庭、学校及社会的监护。受人们观念认知、司法完善程度、媒介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农村地区儿童遭遇性侵的案件更不容易被发现，更难进入司法程序。二、2019年儿童防性侵教育现状调查1.小学生家长是关注儿童防性侵教育的主要群体本部分报告数据来源于31省份的线上问卷调查，共收到32517位家长的有效问卷。其中，城市占比34.77%，县城占比32.27%，农村占比32.96%；0～6岁以下儿童的家长3377位，占比10.39%；7岁~12岁儿童的家长25926位，占比79.73%；13岁～15岁儿童的家长2709位，占比8.33%；16岁~18岁（不含）儿童的家长505位，占比1.55%。这一样本分布比例与往年相近。可以看出，孩子在小学阶段的家长是关注“女童保护”和儿童防性侵教育的主要群体。在参与问卷调查的家长中，父亲占22.21%，母亲占74.10%，祖辈占2.09%；其他监护人占1.61%。这一数据也与往年基本持平，女性依然占了大多数比例。实际上，做好儿童防性侵教育，构建好家庭监护防线，需要所有监护人的共同参与和努力。2.家长对儿童性侵害的关注度和警惕意识都明显提升“女童保护”统计，在2019年接受问卷调查的家长中，对于媒体频繁曝光的儿童遭遇性侵案例，57.03%的人表示听说过，28.71%的人很关注；14.25%的人表示不太了解；2015年，这一数据分别是43%、29%、28%。如果孩子遭遇性侵害，51.98%的家长表示能从孩子的言行中识别出来，39.77%的家长不确定，8.25%的家长表示不能；2015年，这一数据分别是35%、38%、27%。从这两组数据的对比中可以看出，这几年中，家长对对儿童性侵害的关注度和警惕意识都有比较明显的提升。3.家长的监护意识和安全意识有明显增强“女童保护”发现，2019年接受问卷调查的家长中，69.71%的人近几年从未将孩子交给异性熟人（例如邻居、朋友、保安）照看，28.81%的人偶尔会有，1.48%的人经常会有；而在2015年，这一数据分别是46%、46%、8%。对于孩子身边的异性成年人角色，67.90%的家长对其了解；18.61%的家长不了解；13.49%的家长没关注过；2015年这一数据分别是29%、59%、12%。从这几组数据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家长对孩子的监护意识和安全意识都有明显加强。4.家长对孩子的防性侵教育不断完善关于家长对孩子进行系统的防性侵教育的次数，2019年接受调查的家长中有22.24%的人表示没有过，2016年这一数据是68.63%；明确有过的占比52.33%，2016年这一数据是31.37%。2019年的调查显示，50.05%的家长正在学习儿童防性侵知识，5.94%的家长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知识储备。可以看出，家长对孩的防性侵教育在不断完善，自身的知识能力也在不断提高。5.超半数家长不太了解性侵儿童案件熟人作案多“女童保护”调查显示，对于儿童性侵案件中熟人作案比例高，50.61%的家长表示不太了解，5.97%的家长表示完全不了解，对此比较了解的占比为43.42%。对熟人也不可掉以轻心，已有案例表明，一些儿童性侵案就发生在受害人家中，甚至受害儿童监护人也在家，但由于儿童没有防范意识，家长对此也很无知，给了施害人可乘之机。6. 仅四成家长对孩子上网进行严格监管“女童保护”统计，对于孩子是否用手机、电脑等工具上网，27.16%的家长表示孩子不上网；29.17%的家长表示孩子上网，会偶尔进行提醒、教育；42.44%的家长表示孩子上网，并会对其严格监管；1.24%的家长表示孩子上网，但基本没有对其进行监管。“女童保护”提醒，儿童使用网络的几率非常高，家长务必要加强对儿童上网的监管并加强安全防范教育。多起网络性侵儿童案件警示我们，儿童防范意识薄弱，在网络游戏、社交工具等平台上，不容易识破犯罪分子的伎俩，容易被欺骗和诱导。7.家长希望通过专业方式对孩子进行防性侵教育“女童保护”调查显示，94.29%的家长希望对孩子进行专业、系统的防性侵教育，4.36%的家长不确定防性侵教育对孩子的正面影响有多大，仅有1.36%的家长“不能接受对孩子进行与性相关的教育”。家长们非常关注给孩子讲授的防性侵知识体系是否专业、科学。对孩子学习防性侵知识的途径，家长的意愿依次为：学校教学、家庭教育、专业公益组织讲座、书籍绘本等材料、网络学习、同伴交流等。“女童保护”自2013年6月发起以来，截至2020年3月底，已在全国31个省份相继开课，培训了大量志愿者，并通过与地方妇联、法院、检察院、教育局、团委等部门合作，使得儿童防性侵教育覆盖面大大拓宽，面对面授课覆盖儿童超过372万人，覆盖家长超过59万人；此外，还定期进行线上培训和讲座，目前各个平台上已有数千万网友参与。但这相对于全国2亿多儿童来说，仍是杯水车薪。“女童保护”呼吁，儿童防性侵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也建议教育部门将儿童防性侵教育纳入九年义务常态化教学中。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2020年5月18日

“2020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8岁以下）案例332起，受害人数845人，年龄最小的受害人为1岁，遭遇性侵人数中女童占九成，小学和初中学龄段儿童受侵害比例高，城市儿童被性侵案例曝光占比较高，熟人作案超七成，家庭成员性侵案曝光量大幅上升……”在3月2日下午举行的“女童保护”2021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座谈会上，《“女童保护”2020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发布。座谈会上，多名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结合已于3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以及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探讨目前防治性侵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如何更好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侵害。代表委员普遍建议，将儿童防性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依法从严惩处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行为。家庭成员性侵案曝光量大幅上升《报告》显示，在过去一年，我国城市儿童被性侵案例曝光占比较高，城乡儿童性侵问题均需重视。据统计，332起性侵儿童案例中，有265起标明了发生的城乡地域。在这265起案例中，164起发生在城市，占比66.40%；75起发生在县城，占比30.36%；26起发生在农村，占比10.53%。对此，《报告》指出，并不是“只有农村儿童才有遭遇性侵的危险”，无论是城市儿童还是农村儿童，均有被性侵的风险。媒体曝光案例的地区分布中，城市地区高于农村地区，并不等同于城市地区儿童被性侵案例比农村地区更为高发，受人们观念认知、司法完善程度、媒介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农村地区儿童遭遇性侵的案件更不容易被发现，更难进入司法程序，更难被媒体曝光。从近年来曝光的案例来看，农村地区的性侵儿童案往往有持续时间长、受害儿童多等特点。另外，《报告》指出，在曝光的儿童性侵案中，熟人作案超七成，家庭成员性侵案曝光量大幅上升。332起案例中，表明人际关系的有312起。在这312起案例中，熟人作案231起，占比74.04%；陌生人作案81起，占比25.96%；教师、教职工作案71起，占比30.74%；亲人亲属作案48起，占比20.78%；网友作案42起，占比18.18%；邻居朋友作案37起，占比16.02%；其他生活学习接触人员作案33起，占比14.29%。其中，家庭成员作案曝光量较2019年（12.74%）有较大幅度上升。《报告》结合曝光的、多起发生在家庭中的性侵案例分析指出，考虑到亲情、伦理、生活保障等因素，受害人往往不敢声张，不敢报警维权。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科院副院长赵皖平长期关注留守儿童保护问题。2020年，他前往农村地区调研期间发现，一些农村地区学校及家长的性教育意识薄弱落后，一些遭受过性侵的儿童面临各种困境，例如，性侵案受害者不愿意配合取证；受封建观念影响，学校、家长碍于声誉、面子，不愿未成年人性侵案件为他人所知。“关注留守儿童保护，学校要加强防性侵教育，”赵皖平认为，应鼓励性侵案受害者大胆指证犯罪分子，“建议将儿童防性侵教育纳入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教材的设计需要专家研讨”。校园、培训机构是性侵案件高发场地根据《报告》，校园、培训机构是儿童性侵案件的高发场地，尤其需要警惕娱乐服务场所。统计数据显示，在332起媒体报道的案例中，表明性侵发生场所的有301起，其中，76起发生在校园、培训机构（包括宿舍等），占比25.25%；66起在施害人住所，占比21.93%；42起在小区、村庄、校园附近等户外场所，占比13.95%；42起在宾馆、KTV等场所发生，占比13.95%；29起通过网络发生，占比9.63%。《报告》特别指出，KTV等场所是儿童性侵案高发地，一些宾馆、娱乐场所对未成年人保护意识不强，值班巡查、访客登记、证件查询等执行不严，违规接待未成年人现象突出。对此，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方燕建议，各地应尽快出台完善与未成年人保护法强制报告制度配套的实施意见和细则，对公安机关、学校教师、居委会工作人员等与强制报告制度相关的人员，重点培训如何有效发现并报告、如何采取应急措施等工作技能。此外，方燕建议将被性侵未成年人的精神损害赔偿纳入民事赔偿，结合犯罪事实、损害结果、犯罪人的经济条件及被害人的心理康复所需费用，综合认定赔偿数额；出台细则完善受性侵未成年人的转学安置和住学保障工作。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提到，刑法修正案（十一）增加了特殊职责人员性侵犯罪的规定，新增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对于熟人作案，尤其是教职工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例，朱列玉表示，保护儿童要从细微处着眼，建议教育部门在义务教育课本中增设针对幼童的相关防性侵自我保护宣教内容，在学校开设防性侵举报电话，设置心理咨询教师岗位；针对小学、初中教师找学生单独谈话或单独给学生辅导批改作业的情况，作出周到详细的管理规定。网络性侵形势依旧严峻《报告》提出，性侵者多次作案比例近六成，施害人最大年龄86岁。在332起案例中，有196起是施害人多次作案，占比59.04%，既包括对同一受害儿童多次性侵，也包括多次对多名儿童多次性侵；有92起施害人属一人性侵多人，占比27.71%。另外，332起案例中有115起表明施害人年龄，其中，施害人年龄最小的仅10岁，最大的86岁。“现在很多性侵犯罪者受到的处罚力度不大，违法和犯罪成本很低，导致很多人敢对未成年人下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胡卫建议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加大对猥亵和性侵儿童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从严量刑。对于熟人作案比例居高不下的现状，胡卫指出，要继续执行强制报告制度，“只要有人发现，就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如果熟人和知情人不报告，也要加大对这些人的处罚力度。培养一支社会（职工）队伍，对受到性侵和猥亵的儿童造成的心理创伤，及时进行心理辅导。”此外，根据《报告》，网络性侵形势依旧严峻，治理手段亟需跟上现实需求。在2020年曝光的性侵儿童案例中，网友作案42起，包括线上作案和线下作案（网友约见面后实施性侵），在熟人（熟人圈）作案中占比18.18%，在案例总数中占比12.65%。《报告》认为，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设备的普及，未成年人接触网络机会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低龄化，利用网络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例呈高发严峻态势，通过网络以儿童为对象的色情制品的传播也越来越多。未成年人由于有畏惧心理，即使发觉受到侵害也通常不会主动告诉家长。此外，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在处理网络性侵儿童相关案件时，执行力度和标准不一，相关法律依据还不明晰，需进一步研究完善。“保护未成年人免受性侵，需要全方位发力，应该形成由社会、国家、学校到家庭层面的一套完整体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律师刘红宇建议，在国家层面，应关注技术变革带来的危害，重点关注利用互联网诱使未成年人裸聊、传播儿童色情视频的情况，加大对性侵前科人员数据库的建设。全国人大代表、合肥蜀山区刘丽健康咨询中心总监刘丽一直关注未成年人问题，曾多次在全国两会上建议，在最大限度防止对性侵案件被害人受到二次伤害的前提下，对其开展心理疏导、法律援助、医疗救助、司法救助、社会救助，也曾两次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落实相关建议的答复函。今年全国两会，刘丽建议，各地应继续加强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机构建设，同时将预防性侵害教育纳入九年义务教育范畴，让孩子知道如何更好保护自己。（本文图片由会议主办方提供）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北京3月3日电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如果家长需“持证上岗”，有多少人能顺利拿到资格证？近日，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联合十点读书、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发布《谁能深入“童”心——2020儿童观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通过对一、二、三线城市的4-12岁少年儿童及家长的问卷调研，选择最主要陪伴孩子的家长作为调研对象，共回收1230份有效样本，围绕家庭陪伴、电子产品使用状况、阅读方式、社交方式、家庭教育五大方向，分析当代少年儿童的行为和诉求，为家长的陪伴和家庭教育提供参考。《报告》数据显示，仅半数家长能挤出时间固定陪伴孩子，与此同时，48%的家长认为电子产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亲子陪伴。仅37.2%的家长在亲子陪伴时不受工作影响“妈妈下班老是迟到，真想在她的车里装上火箭，这样她就能直接飞回家了。”这是5岁男孩然然的儿童节愿望。而他每到夜晚最常做的事情，就是等妈妈回家，常常等着等着就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像然然妈妈这样因为工作忙得顾不上陪孩子的家长不在少数。《报告》数据显示，超七成家长非常认同“父母的陪伴就是最好的亲子教育”，但往往道理都懂，实际上很难做到。“我不工作赚钱，谁来养家？”这是家长们不能陪伴孩子的主要理由。从《报告》结果来看，仅有37.2%的家长在亲子陪伴问题上不受工作影响，有48.4%的家长不能每天挤出固定时间陪伴。就平均陪伴时长而言，工作日近七成家长为1-3小时，节假日超过四成的家长则选择3-6小时的“补偿性陪伴”。因为职业性质，38岁的歌手陈楚生常常会天南海北地四处出差，但只要完成了工作，他一般都选择呆在家里陪伴孩子。“如果需要外出很长一段时间，哪怕再忙，我们基本上都会保持每天视频的习惯。”在孩子的成长历程中，他不希望自己在某一阶段“断档”太久，要想尽办法让孩子感受到“父亲”这个角色的真实存在。但数据显示，能做到“抛开其他事情全心陪伴”的家长仅占两成，其余的家长则会考虑将时间“花在刀刃上”：做家务、聊微信、刷微博、处理工作，一样都不想落下。例如在二年级的北京小朋友郭子煜的眼里，爸爸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和同事在微信上打字”。不过，较之一、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家长陪伴孩子时则更加专注，全心陪伴的比例明显更高。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副教授夏婧认为，真正有效的陪伴，应该是基于亲子交流的一种良性互动。可惜，很多家长都将“陪伴”单纯地等于“陪同”，因为自身原因，而忽略了孩子成长的关键时期。48%的家长认为电子产品或可替代亲子陪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电子产品日益渗透到新一代儿童群体。爱恨交织，成了多数家长面对孩子使用电子产品时的心情。《报告》显示，有43.3%的家长认为电子产品可以启发孩子思维，但也有46.1%的家长认为电子产品会削弱孩子的想象力。对于电子产品，超半数家长认为要尽可能减少使用时长，也有30.4%的家长接受在监督之下或作为奖励使用，仅有0.9%的家长表示“坚决不让孩子碰”。调查发现，沉迷电子产品的孩子超过两成，三线城市孩子每天使用电子产品的平均时长较一、二线城市更高。总体而言，半数孩子平均每天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长集中在0.5-1.5小时范围。45岁甘肃兰州的全职妈妈张女士就很喜欢和孩子协商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让双方达成共识。“手机和电脑是现代人都绕不开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不反对孩子接触这些。堵不如疏，只要适度引导，不必担心她沉溺网络。”张女士选择在电子产品的使用中，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对电子产品爱恨交织的另一面，是家长对陪伴子女时间的妥协。《报告》显示，忙忙忙是家长压缩亲子陪伴时间的普遍原因。随着孩子年龄增长，“他/她会自己玩”也成了越来越多家长不陪伴的理由。此外，比起辛苦带孩子，还有近三成的家长更愿意享受个人世界的快乐。而当无法陪伴孩子时，有48%的家长选择使用电子产品替代亲子陪伴。从事自媒体的霍燕就是这48%中的一员。当四岁半的孩子在家里吵闹得没法控制时，还需要忙家务或工作的她，就会选择主动打开电视或平板电脑，让孩子安静下来。据霍燕观察，“包括在外面朋友聚会时，也有很多家长拿出手机给孩子玩，这样大人们才能有时间聊天。”孩子玩电子产品就安静不闹腾了，这样家长倒是省事儿了。但夏婧教授认为，这实际上只是假专注，因为孩子并没有积极地和外界发生作用，只是单纯地被电子产品里的虚拟世界所牵引。此外，还有大量研究表明，很多学龄前玩手机游戏的孩子，执行功能普遍较差。超半数家长缺乏对孩子阅读的引导时代在变，“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依旧是家长们对孩子不变的期盼。在电子产品飞速普及的时代浪潮下，超七成孩子的阅读仍以纸质书为主。58.7%的孩子偏爱童话故事，也有34.9%的孩子在科幻故事里放飞想象。《报告》显示，家长学历影响孩子平均阅读时间。喜欢阅读的孩子比例为61.4%，34.5%的孩子能保持平均每天0.5-1小时的阅读时间，这二者的比例和每天平均阅读时间均与家长的学历成正比。调研中，辅导孩子写作业、陪孩子阅读等，是多数家长最重视的陪伴，但仅有23.5%的家长会全程陪伴孩子读书。“缺乏指导不知道如何陪”是阻碍家长陪读的主要原因，其次，“没有时间”也成了亲子共读的拦路虎，12.7%的家长则坦言自己对阅读没有兴趣。5岁男孩然然的妈妈曾尝试给儿子讲睡前故事，她发现，儿子的情绪会随着故事情节的流转而波动，这是好事。遗憾的是，因为自己工作太忙，这个睡前讲故事的习惯没能长期坚持下来。但她仍期待理想的亲子共读状态：两个人分别安静地看自己的书，看完之后能给对方分享自己在书中看到的故事。小伙伴的吸引力远大于电子游戏当社会普遍担心儿童沉迷电子产品时，数据却不这么“认为”。报告显示，比起玩电子游戏，60.1%的孩子更喜欢在放学后和小伙伴们一同玩耍。后者强烈的沟通感，是前者所不能给予的。有部分孩子表示，如果能和小伙伴们一起玩电子游戏，那将是比较理想的娱乐模式。身边的小朋友是孩子结交朋友的主要对象，超六成的孩子有2-3个朋友，但也有8.1%的孩子没有任何玩伴。对于45.3%的孩子来说，朋友不问出处，他们很快就能和陌生的小朋友玩到一起。在参与群体活动时，有11.7%的孩子愿意成为领导者，超六成的孩子则愿意积极参与其中。但根据《报告》结果，小小少年，也有烦恼。近六成的被访家长认为孩子在社交中存在各类的困扰，如22%的孩子“畏怯，不敢主动交往”，而“没有机会结交朋友”的孩子则占比17.3%。要解决这些困扰，夏婧教授建议，首先，要为孩子创造社交环境，多带他们去参与家庭聚会、朋友聚餐等；其次，传授孩子正确的社交技能，例如如何与别人打招呼，如何进行协商探讨规则等；再次，培养孩子解决社交问题的能力。新一代家长望子成龙无须“棍棒加身”对比起“填鸭式教育”，这一届家长似乎更开明。在进行教育消费时，近八成的家长愿意遵从孩子的兴趣意愿，仅有9.2%的家长会参考其他家长的选择。相较于严厉的“虎爸虎妈”，新一代家长更愿意树立亲切和蔼的形象。超过九成家长认为自己与孩子的关系尚可，其中45%的人表示孩子愿意与其谈心，46%的人则表示能和孩子玩到一块儿。兰州全职妈妈张女士说，自己12岁的女儿很喜欢和她分享日常中的喜怒哀乐。这位给自己亲子教育打出满分的家长，有一套自己的理解：“父母于孩子而言，能身兼老师、朋友、榜样等多重角色，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要及时关注孩子的变化，随时调整策略，就好像放风筝，太紧了会崩断，太松了飞不起来。”数据显示，“棍棒之下出孝子”的教育理念已不再流行，家长普遍注重对孩子生活习惯、沟通能力和三观的教育，而高学历相对低学历的家长更注重对孩子兴趣爱好的培养。亲子间的平等交流已成新风尚，新一代家长正在努力“进化”成孩子们眼中更优秀的长辈。在无法兑现承诺时，湖南永州的严先生会主动和孩子说“抱歉”，因为小时候自己父母答应过的事情曾被落空，导致他耿耿于怀很多年。如今，“因为明白那种失落的感受，所以不希望它重现在孩子的身上”。那么，在倾注了大量精力和财力后，家长们希望孩子变成什么样的人？调研中，望子成龙还是大多数家长的期待。47.6%的家长希望孩子“追逐梦想，有所成就”，仅有23.5%的家长对孩子对未来的期许是“平淡是真，精神富裕。”“虽然孩子没有长成我希望的样子，但我接受她每个阶段的变化。现在的陪伴终究是为了将来的放手。”张女士说，自己不会把曾经的梦想加诸女儿身上，她的人生终究是她自己的。（文中然然为化名，脱侯斌对本文亦有贡献）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