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研发“一哄而上”?中国超算引领新药创新研发“十四五”开新局·破难题◎本报记者 张佳星医药产业是一个在“十四五”发展规划中多次被“点名”的产业。无论是“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还是“构筑产业体系新支柱”,医药产业都被寄予厚望。这个产业的凶险也人尽皆知。高投入、高风险这样朴实的词汇已经很难概括一个原创新药的“九死一生”。“全球数据统计显示,新药研发的成功率已经从10%下降到现在的2%—3%。”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哲源图灵达尔文实验室副主任赵宇用数据说话,这个几率低于“九死一生”,达到50活1的比例。这样的情况下,产业行业更加青睐风险低的跟随式创新。例如,PD1相关的研发项目由于获得2018年诺贝尔奖再度频繁上马,CAR-T技术由于治好了美国前总统的肿瘤声名大噪,也令药企趋之若鹜。研发资源一哄而上地跟随创新使得我国药品领域“供给侧”矛盾突出:高端好药新药严重不足,低端仿制药却过剩。驱动医药产业主动走向真正的创新,必须要让科研院所、制药企业解决新药研发过程中的痛点,让创新主体尝到原始创新的“甜头”。有效性临床试验失败是新药研发失败的主要原因,业内形象地称其为“死亡谷”。走进“死亡谷”面对的最大困惑是,理论上明明有效地针对了靶点,为什么在上人体的时候却无效了?现在进行的临床试验阶段的方案设计、人群选择目前仍带有盲目性。中科院计算所西部高等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春明表示,事实上,现有已经发表的大量论文中蕴藏着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浩如烟海,人的能力是无法分析的。换句话说,读懂所有的文献,就能找到答案,但这项工作单凭人力是做不到的。“单单去年一年,能够检索到的与新冠病毒相关的论文已经从0增长到11万篇,这个体量的学习是人力无法穷尽的。”赵宇说。基于超级计算机的人工智能却可以做到。张春明解释,依托中科院高性能计算机研究中心的中国超算,研发团队从全球发表的所有生命科学论文中获得数据,并将其变成知识。根据全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生成模型,建立起药物数字研发平台。这个平台如何工作呢?举个例子,它通过分析患者外显子基因数据等,把个性化的基因在药物数字平台内与细胞内事件建立联系,模拟信号通路的打通,可以预判这个患者体内的信号通路是不是像理论一样被激活,进而预测一个临床试验药物到达某个患者体内的作用效果。通过人工智能的判断,能够找到药物有效的特定人群。赵宇说:“以治疗癌症的抗血管生成药物为例,目前普遍有效率为20%,但哪些有效哪些无效的机制机理目前无解。我们的机制性研究通过建立判断模型、提前预判的人群,获得将近90%的有效率。”新冠疫情期间,从中国超算中诞生的药物研发AI发现了两种药物对新冠肺炎治疗有效,后均被临床研究证实。如果能在3期临床进行新药适用人群的细分,那么有效性验证的“死亡之谷”将不再难走。而由超算支撑的人工智能现在能够提供400多个功能模型,解决创新药研发过程中的靶点预判、有效成分筛选预判、临床试验效果预判等多方面问题,至少可以让药物的研发时间减半、投入减半,成功率提高一倍,到了临床以后有效率提高一倍。张春明认为,中国医药需要颠覆性、变革性的创新才能实现产业乃至整个行业的“变道超车”,而依托人工智能搭建起“计算医学”体系有望担起重任。据介绍,依托中国超算的新药数字研发平台由中科院计算所持续20年研发而成,期间获得国家“863”基因组学数据处理技术、国家“973”建立基因数据计算模型、科技部重点研发专项医学大数据融合模型等国家项目的支持。来源:科技日报
记者 张佳星医药产业是一个在“十四五”发展规划中多次被“点名”的产业。无论是“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还是“构筑产业体系新支柱”,医药产业都被寄予厚望。这个产业的凶险也人尽皆知。高投入、高风险这样朴实的词汇已经很难概括一个原创新药的“九死一生”。“全球数据统计显示,新药研发的成功率已经从10%下降到现在的2%—3%。”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哲源图灵达尔文实验室副主任赵宇用数据说话,这个几率低于“九死一生”,达到50活1的比例。这样的情况下,产业行业更加青睐风险低的跟随式创新。例如,PD1相关的研发项目由于获得2018年诺贝尔奖再度频繁上马,CAR-T技术由于治好了美国前总统的肿瘤声名大噪,也令药企趋之若鹜。研发资源一哄而上地跟随创新使得我国药品领域“供给侧”矛盾突出:高端好药新药严重不足,低端仿制药却过剩。驱动医药产业主动走向真正的创新,必须要让科研院所、制药企业解决新药研发过程中的痛点,让创新主体尝到原始创新的“甜头”。有效性临床试验失败是新药研发失败的主要原因,业内形象地称其为“死亡谷”。走进“死亡谷”面对的最大困惑是,理论上明明有效地针对了靶点,为什么在上人体的时候却无效了?现在进行的临床试验阶段的方案设计、人群选择目前仍带有盲目性。中科院计算所西部高等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张春明表示,事实上,现有已经发表的大量论文中蕴藏着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浩如烟海,人的能力是无法分析的。换句话说,读懂所有的文献,就能找到答案,但这项工作单凭人力是做不到的。“单单去年一年,能够检索到的与新冠病毒相关的论文已经从0增长到11万篇,这个体量的学习是人力无法穷尽的。”赵宇说。基于超级计算机的人工智能却可以做到。张春明解释,依托中科院高性能计算机研究中心的中国超算,研发团队从全球发表的所有生命科学论文中获得数据,并将其变成知识。根据全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生成模型,建立起药物数字研发平台。这个平台如何工作呢?举个例子,它通过分析患者外显子基因数据等,把个性化的基因在药物数字平台内与细胞内事件建立联系,模拟信号通路的打通,可以预判这个患者体内的信号通路是不是像理论一样被激活,进而预测一个临床试验药物到达某个患者体内的作用效果。通过人工智能的判断,能够找到药物有效的特定人群。赵宇说:“以治疗癌症的抗血管生成药物为例,目前普遍有效率为20%,但哪些有效哪些无效的机制机理目前无解。我们的机制性研究通过建立判断模型、提前预判的人群,获得将近90%的有效率。”新冠疫情期间,从中国超算中诞生的药物研发AI发现了两种药物对新冠肺炎治疗有效,后均被临床研究证实。如果能在3期临床进行新药适用人群的细分,那么有效性验证的“死亡之谷”将不再难走。而由超算支撑的人工智能现在能够提供400多个功能模型,解决创新药研发过程中的靶点预判、有效成分筛选预判、临床试验效果预判等多方面问题,至少可以让药物的研发时间减半、投入减半,成功率提高一倍,到了临床以后有效率提高一倍。张春明认为,中国医药需要颠覆性、变革性的创新才能实现产业乃至整个行业的“变道超车”,而依托人工智能搭建起“计算医学”体系有望担起重任。据介绍,依托中国超算的新药数字研发平台由中科院计算所持续20年研发而成,期间获得国家“863”基因组学数据处理技术、国家“973”建立基因数据计算模型、科技部重点研发专项医学大数据融合模型等国家项目的支持。
2020年,一切都不容易!一场新冠疫情,让世界变得魔幻!而抗击疫情,让国际社会不仅看到了中国政府的“霹雳手段与菩萨心肠”,更看到了中国医药科研的力量——中国不仅率先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新冠疫苗的研发工作总体上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新冠疫苗,只是我国医药研发力量崛起的一个缩影。中国药企,遵循着“模仿-跟随-超越”的升级路径不断发力,尤其是近十年时间,在肿瘤、神经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等领域的新药研发中,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按照一些专家的看法,现在的中国,正在由仿制药大国向创新药大国加速转型。中国药企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正在一点一点地改变世界医药产业格局。(一)医药研发,同其他科研领域一样,直接体现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长久以来,在世界医药产业格局中,美国是无可争议的老大哥。那些耳熟能详的制药企业,包括辉瑞、强生、默沙东,都来自美国。英国、瑞士、德国等欧洲国家,以及东亚邻居日本,处于第二梯队。近10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药企在世界医药产业格局中快速崛起,成为一股令人瞩目的力量。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上海张江、北京中关村、苏州工业园区等多个医药产业聚集区,成为引领中国医药研发的“策源地”。中国部分药企及其新药,也已经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获得广泛关注。2019年的中国创新药市场,上演了三大“重磅事件”:百济神州自主研发的套细胞淋巴瘤治疗药物“泽布替尼”,通过美国FDA批准,成为第一款完全由中国药企自主研发,并在美国获批上市的抗癌新药;石药集团自主研发的高血压药物“马来酸左旋氨氯地平片”,通过美国FDA新药上市申请,成为我国第一个在美上市的高血压新药;绿谷制药用于治疗轻度至中度阿尔茨海默病的国产创新药“甘露特钠胶囊”(商品名“九期一”),获得国家药监局有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过去17年,全球首款针对该疾病的新药上市。这三大事件,在医药圈成为现象级话题。为患者带来福音与希望的同时,也再一次展示了中国的医药研发实力。事实上,一直以来,作为人口第一大国,中国医药市场仅次于美国——2019年市场规模达到1.64万亿元。然而,与市场规模不匹配的是,中国医药研发能力长期薄弱,尤其是2010年以前,中国自主研发的创新药几近空白。按照咨询公司麦肯锡的观点,衡量一个国家在医药研发领域的贡献程度,在研药物数量占全球的比例,也就是医药行业常说的研发管线Pipeline,以及上市新药数量的全球占比,是两大关键性指标。2016年,中国医药行业在这两个指标上的得分,分别只有4.1%和2.5%,处于世界第三梯队。2019年,麦肯锡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医药行业在研药物的数量,截至2018年已占全球总量的7.8%,上市新药数量的全球占比为4.6%。虽然与美国还有显著差距,但短短两年时间,中国已经赶上了欧洲各国及日本,成功跻身世界第二梯队。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二)中国药企崛起的关键因素有哪些?探究起来,重视研发、加大研发投入,绝对排在第一位。换句话说,中国医药行业在过去实力弱,主要也是由于对研发重视不足,研发投入不够造成的。对于医药行业,研发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医药研发具有高投入、高风险、周期长的特点。按照行业经验,研发一款新药,药企的投入动辄十亿美元起,耗费至少十年时间,筛选成千上万种化合物,千磨万难,结果还不一定成功。然而一旦获得成功,新药则会给药企带来巨大的收益和赞誉。“重磅炸弹”级的创新药物,一年的销售额就能超过10亿美元,甚至一举奠定一家药企的“江湖地位”。除了为患者祛除病痛的社会使命感,这也是药企在研发道路上不断失败,又不断尝试的驱动力。前两年大火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瑞士制药公司诺华生产的白血病治疗药物“格列卫”,从基础理论研究到药物研发成功,整整经历了一个世纪,汇集了几代科学家的智慧和汗水。相较之下,中国药企普遍存在“重销售,轻研发”的现象,研发人员的待遇和地位,甚至比不上医药代表。在研发资金的投入上,中国药企与美国同行的差距不是一点半点,甚至出现“全中国药企的研发投入总和不及美国一家企业”的尴尬局面。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这一情况已经有了很大改观。医药行业,政策导向性非常明显。中国密集出台了药品集中采购、一致性评价、辅助用药等政策,从政策层面力推整个行业向创新转型。长期以来,中国药企在低附加值的产业链末端厮杀,如今也意识到,要参与市场竞争,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重视创新、加大研发投入是一条必经之路。中国资本市场的不断改革与完善,包括科创板的启动,也为中国药企带来了“资本红利”。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2019年百强医药企业的研发费用持续增长,平均研发费用5.5亿元,平均投入强度为5.9%,均为历年来的最高值。部分创新药龙头企业,一年的研发投入资金已经向百亿元迈进——这在几年前,是整个行业难以想象的。(三)按照国际通行标准,药品上市销售前,必须通过临床试验的层层把关,一般分为Ⅰ、Ⅱ、Ⅲ期。只有安全性和有效性在临床试验中得到充分验证,药品才能够来到患者手中。增加研发投入之外,中国药企也积极与世界接轨,用国际化的严格标准来进行药物研发。目前,我国有多个一类新药正处于全球Ⅲ期临床试验阶段,有望在美国完成试验或者提交上市申请,推动国产新药从中国走向世界。去年12月,“甘露特钠胶囊”上市会中,绿谷制药首次披露其国际多中心Ⅲ期临床研究计划;今年4月,“甘露特钠胶囊”获得美国FDA批准,开展国际多中心Ⅲ期临床试验;8月,该项临床试验在Clinical.gov正式登记,注册号为NCT04520412;10月,临床试验在美国完成首例患者筛选,正式启动患者入组工作。在疫情影响下,绿谷制药正在全力推进“甘露特钠胶囊”走向全球。据报道,绿谷制药计划在美国、欧洲和亚洲招募超过2000名轻、中度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参与,来自中国的患者占40%,来自北美和欧洲的患者数量各占30%。整个试验预计在2024年完成,并争取在2025年完成新药注册申请。临床试验方案主导设计者兼首席科学家、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教授杰弗里·库明斯说:“相较于中国开展的Ⅲ期临床试验,此次国际临床试验设计将双盲试验周期从9个月延长到12个月,有助于进一步验证药物对患者认知功能改善的持续性。国际临床试验还将研究药物对肠道微生物组的影响,探索该药物对于改变疾病病程的潜力。”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起病隐匿、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主要发生于老年人群。患者主要表现为记忆等认知或行为的改变。这种疾病被形象地称为“记忆的橡皮擦”,慢慢擦掉一个人所有的记忆。美国前总统里根,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都曾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世界阿尔茨海默病2018年报告》显示,全球每3秒钟就有一位患者产生,目前全球约有5千万人患有此疾病,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增至1.5亿。对于包括中国在内,正在面临老龄化挑战的世界各国来说,攻克阿尔茨海默病,不仅代表生物医学的成功,还有重大的社会学、经济学意义。然而,针对该疾病的药物研发进展并不顺利。自阿尔茨海默病被发现100多年来,全球只有5种药物被批准用于临床治疗。尤其是在过去17年里,各国药企相继投入数千亿美元研发新药,无一成功。一种疾病、一个多世纪、5种临床药物、连续17年新药空白——这,就是全球医药界正在向山顶推动的巨石。“甘露特钠胶囊”2019年在中国率先获批上市,填补了该领域全球17年无新药上市的空白,同时也引发了诸多争议。事实上,遭遇争议的不止绿谷制药一家。就在11月7日,美国渤健(Biogen)公司阿尔茨海默病治疗药物“阿杜卡努马布(Acanumab)”遭到独立专家委员会的压倒性否决,而此前,美国FDA则对这款药物的批准显示出了强烈支持。在科研的道路上,争议并不少见,也不可怕。平息争议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事实说话,用疗效说话。此次绿谷制药开展国际多中心Ⅲ期临床试验,就为平息争议开了一个好头。结语最近几年,中美两国间持续升级的贸易摩擦和政治对抗,让国人深刻感受到关键领域被“卡脖子”的严峻形势。必须看到的是,中国有待突破的,远不止“芯片”和“光刻机”。生物医药产业,同样一直被“卡脖子”。例如,在武汉疫情期间,中国人认识了一个屡次把新冠肺炎危重患者,从死神手里拉回来的救命机器——ECMO,而这类高精尖医疗设备的国产化,依然任重道远。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正在上海举办。在此期间,上海市就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出台36条实施意见,其中包括落实三大产业“上海方案”——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创新突破,尽快形成出口能力。经过多年努力,已经跻身全球第二梯队的中国医药,接下来,是朝向更高目标前进!这不仅需要国家、企业、医药研发人员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市场和社会民众多一点耐心。心中有光,何惧山高水长!收藏
(健康时报记者 谭琪欣)随着新药审批进入快车道,健康时报记者据国家药监局数据统计发现,2018、2019年均有9个国产1类新药获批,2020年则有14个。而一款药品在抵达患者、治愈疾病之前,需经历分子发现、工艺开发、生产放大、动物试验进行安全性评价、临床试验、上市申报等重重关卡。“不夸张地说,每一关都是九死一生。” 信达生物产品开发及工艺开发副总裁周凯松告诉记者。受访者供图研发:耗时10年、耗资10亿美元,成功率不足10%研发一款新药究竟有多难?“业界一直流传着“双十定律”的说法,但我觉得是三十,即新药研发平均需要耗时10年、耗资10亿美元,并且成功率低,不足10%。”周凯松告诉健康时报记者。“拿最初的分子发现来说,找一个抗体要在10亿、甚至于100亿的抗体库里,通过一种方法一步一步筛出来,做成一个单克隆抗体成药,初步估计这个过程里至少有1000步,这1000步每一步都不能出差错。” 周凯松说。根据全球生物技术行业组织BIO、Informa Pharma Intelligence以及QLS联合发布的报告,过去十年(2011年-2020年),9704个药物临床开发项目中从1期临床到获得美国FDA批准上市的成功率平均为7.9%,所需要的时间平均为10.5年。一份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报告所提出的统计结果则显示,在2009年至2018年期间,开发一种新药的中位资本化成本为9.853亿美元(6.836亿美元至12.289亿美元),而平均总资本化成本高达13.59亿美元(1.0425亿美元至1.675亿美元)。就研究领域来看,目前最热门的肿瘤和免疫类药物的研发投入最为庞大,在20个该类样本中,中位值高达27亿美元(20.518亿美元至53.662亿美元),平均值更是高达44.6亿美元(31.140亿美元至60.013亿美元)。上市:将近3000个日夜的投入,科研人员的常态是不休息2018年12月份,由信达生物自主研发的明星单抗药物信迪利单抗注射液正式获批上市,周凯松告诉记者,在这背后是长达七年,将近3000个日夜的投入。“信迪利单抗的最终结果很完满,但过程很艰辛。”“人力投入是非常大的,我们科研人员的常态是不休息,节假日我们的实验室都是停不了的,到了争分夺秒的关键时刻,研发人员都日夜颠倒,习惯了。也会有很多实验做到最后发现没有达到预期结果,需要重头再来的时刻,这种时候就只能很平静地重头再来。” 周凯松说。另外一面则是时间和资金的投入。2014年,在产业化基地落成之际,信达生物迎来了国际制药巨头礼来的“橄榄枝”:在研的PD-1抑制剂,信迪利单抗在“亲和力”、“靶点占位率”上表现优异。但是,礼来要求信达生物整改产业基地以符合礼来标准,而且这是签约的必要条件。按照礼来的标准,“最终的整改项目耗时36个月、投入了几千万美元。”值得关注的是,新药开发的成本整体仍然呈现持续推高的趋势。“从头开发一个新药至获批上市的成本较2010年几乎翻了一倍” ,Deloitte LLP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首先相关专业人员需要先发现新的化合物,然后通过动物实验了解其毒性反应以及代谢过程,重点观察化合物的作用部位和作用效果,然后才能进行人体临床试验。经过三期临床试验后才能申请上市,有些药物在上市后还要进行四期临床试验,以观察其长期的副作用。”周凯松介绍,“周期长、耗资重的主要原因在于研发中的各个环节都有可能失败,一旦失败,那多少员工的青春韶华就付之东流,企业多少亿的投资都将‘竹篮打水一场空’。”未来:医药研发创新,需要更加完善的政策生态系统“研发创新需要更多产业激励政策,需要更加完善的政策生态系统”。中国药科大学国家药物政策与医药产业经济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国家药监局修法专家组成员邵蓉认为,我国当前的药物研发创新,有了注册审评审批环节的众多利好政策,得到业界的高度首肯,但从政策系统建设来看,还远远不够。目前国内医药创新的局面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周凯松介绍,“就拿新药审评审批来说,信迪利单抗就受益于药审改革,8.4个月就获批上市,随着新药获批、新适应症获批的速度大大加快,对于承压的创新药企来说,是雪中送炭。”邵蓉进一步建议,鼓励医药创新,并且保持持续创新,应当从国家层面上建立激励创新的政策生态系统。从临床研究和注册上市前端看,首先要有“巧妇”(科研人员、人才政策),还要“有米可炊”,也即要有“资金”(投融资政策)和“项目”(科技政策,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转化研究);产品注册上市以后,也有创新激励的问题,比如是不是有鼓励创新的税收政策(实验室研究、临床研究和产业化阶段都存在);能否快速被医疗机构采购到(采购政策、进院)、能否被医疗机构和医生使用(控费、占比、处方政策)、以什么样的价格被医疗机构采购(价格影响)、患者能否负担(医保支付政策)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专利期补偿等)等等。鼓励创新不是一个部门的事,需要所有牵涉到的政府部门、企业、协会及各种相关组织,从政策、资金、人才等多方面去推进和保障。生物医药行业还在积极探索通过外包CRO(临床试验服务)机构的方式来缩短研发时间,从而降低研发成本。目前国内头部医药外包企业包括药明康德、泰格医药等,根据塔夫茨药物研发中心统计,在CRO的参与下,1/2/3/4新药申请临床试验四个阶段可分别减少23/58/43/31周,总体耗时从497周减少至342周。“创新之路不好走,可坚持创新则有可能开创企业高速发展的全新时代。”周凯松说,“中国创新药发展目前正处于一个黄金时代,国家十四五规划中也大力倡导创新,国家对创新药可及性增加也有一系列的利好政策。作为创新药企,我们将响应国家号召,让更多的创新药惠及全球老百姓。”
进入21世纪,生物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大发展,生物医药产业也被公认为是21世纪最有前途的产业之一。我省正在加快构建1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现代生物医药和大健康就是其中之一。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医药产品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加之生物技术的迅速进步,药理活性高、毒副作用小的靶向治疗药物、生物疫苗等创新药,由于具有可观的利润水平和广阔的市场空间,迅速成为医药研发的重要方向。在政策叠加和各方合力之下,我省生物医药领域创新药研发成绩斐然。亚宝药业的生物1类药SY-005,已进入II期临床试验,SY-012已经完成临床前研究,准备申请I期临床试验;康宝生物的慢性阻塞性肺炎疫苗、人融合蛋白干扰素等产品已进入临床试验;振东制药的脂质体抗肿瘤药物等已进入临床试验;锦波生物研发的人源胶原蛋白产品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借外力共同开拓生物医药蓝海据统计,研制一项创新药的全周期成本长达10年以上,可谓是“十年磨一剑”。然而,巨大的资金投入和时间成本却一般只能换来10%的药品上市成功率。“我们用了10年研究的一种用于治疗滑膜炎的药物,一期临床顺利通过,进入二期之后,也比较顺利。但是临床结束以后,经过数据统计分析,距离一个新药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我不甘心,先后组织了三批专家进行了三次论证,但最终还是放弃了。10年时间3000万元就这样打了水漂,更重要的是时间对亚宝来说太珍贵了。”亚宝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武贤说。生物医药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复杂系统工程。亚宝药业积极探索,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创新之路。任武贤介绍,亚宝分三个方面做创新。第一,自己招聘人才,建立平台,从基础研发做起。第二,借助外力,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登高望远。第三,把别家成熟的技术引进到亚宝来。通过这三个方面快速解决人才匮乏和基础研发薄弱的问题。2014年,为了进军生物制药市场,亚宝药业在高端人才云集的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成立了苏州亚宝药物研发有限公司,与数百家研发企业一起,共同开拓生物医药这片浩瀚蓝海。编号为SY-005的注射液,是苏州亚宝在研项目之一,用于攻克世界医学难题脓毒血症。2015年,由亚宝药业与加拿大劳森健康研究中心合作开发,仅用5年时间,已经进入II期临床试验。创新型合作方式,也催生出新的管理模式。双方签署了质量协议,对工作职责、内容、标准和质量要求进行约束,确保符合预期要求。亚宝药业借着顶级研发机构的“外力”,实现从传统药企向生物制药企业的转型。激发药企研发创新积极性对于医药企业而言,研发能力是其保持市场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亚宝药业每年把销售总额的8%左右拿出来投入研发,研发投入作为一种常态化支出,每年直接列入预算。“我国是医药大国,但不是医药强国,我们还需要继续加大医药研发的投入,这样才能走向世界的前列。未来,希望我们能够研发出一种填补世界空白的生物药,为推动我国医药事业的发展贡献亚宝力量。”任武贤说。医药研发具有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的特点,一旦一个新药研发成功,其带给企业的回报往往是巨大的。相比于传统的化学合成类药物,生物医药在合成分子结构复杂的药物时,能源消耗更低、污染排放更少,对环境也更友好,客观上也促使企业加大生物工艺的研发投入。“我国高度重视企业的研发创新,出台了很多鼓励支持政策。”省工信厅消费品工业处处长马景波介绍,比如,最近国家将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原来的75%提高至100%;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1年目标:规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增长20%以上,省工信厅利用省技改专项资金,加大企业研发投入奖励,这些都有利于促进企业加大新药研发投入。如何保障药企研发投入的积极性?英国博欧特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提尔曼·齐格尔特表示:以英国为例,英国政府降低企业税率,如果企业在研发上投入了很多钱,就能少交税,在企业提交纳税申报单后,政府会返点,这有助于企业盈利。英国鼓励生物制药的方式之一是让行业联合起来。比如让大公司和小公司通力合作,建立供应商、客户、研究人员和公共卫生官员组成的生态圈。这个生态圈对于生物制药工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抢占未来医药产业发展制高点生物医药既是面向经济的主战场,也是面向国家的重大需求,更是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科技创新行业。山西出台了系列政策对生物医药产业进行扶持。按照“打造优势、挖掘潜力、补齐短板、延伸发展”的总体思路,山西着力打造晋北原材料及制剂、晋中中成药、晋南新特药三大现代医药产业集群。马景波表示,晋南新特药产业集群集聚着我省列入全国医药百强的两家龙头企业,产业基础较好,11月份全国医药战略峰会将在山西召开,省里也将出台相应的政策,支持我省医药企业研发生物医药产品来抢占未来医药产业发展的制高点。聚焦生物医药领域,我省坚持需求导向、高端导向和融合导向,从基础研究、重点研发、重大专项、平台建设、人才团队、成果转化等方面进行全链条布局,加大科技创新支持力度,对科技重大需求,则采取“揭榜挂帅”的立项方式,面向全社会揭榜招标集聚国内外优势力量,形成产学研联合共同体,开展科研攻关。省科技厅大健康与生物医药科技处项目专员、副处长薛强强接受采访时说:“目前,针对生物医药前沿技术、关键共性技术问题和‘卡脖子’技术难题,我们正在凝练一流课题,覆盖现代医学、中医药学、药品和医疗器械、公共卫生预防及主动健康与康养服务等方面,建立了需求凝练-科研立项-评价监督的闭环运行机制。”山西的生物医药产业正在加速奔跑,如何在跟跑中找到并跑甚至领跑的机遇?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副会长王学恭建议,认真分析今后5到10年全球、全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趋势,着眼于未来,及早布局,在产业转型和升级过程中找到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学习其他优势省份的经验,并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营造好的政策环境,营造好的产业生态,吸引一批优秀企业在山西集聚。面向“十四五”,我省提出要建立政府引导、市场驱动、企业主体的多元化研发投入体系,超常规加大研发投入力度。相信创新药成绩单将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晋帅妮)【来源:山西日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来源:金色光-投资有道从研发抗高血压药到挺进肿瘤药赛道,艾力斯开启了新格局新征程。2004年,上海艾力斯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企业家杜锦豪与科学家郭建辉共同努力下在上海浦东张江成立,从此踏上了创新药研发之路。16年后,艾力斯(688578.SH)成功登陆A股科创板,开启了新的征程。12月2日,董事长杜锦豪携手首席执行官牟艳萍与见证贵宾们一起敲响了艾力斯上市锣声。股票发行价格22.73元/股,截至当天收盘,艾力斯股价报收38.55元/股,股价较发行定价上涨69.6%。“在过去的16年,我们有很多创业的教训,也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在第一个八年,郭建辉博士废寝忘食,培养了艾力斯的创新药研发团队,创建了创新药的研发思路,为公司建立了创新药研发的基础和平台。”艾力斯董事长杜锦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感慨道。第二个“八年”,艾力斯研发策略专注于深耕肺癌领域。即将获批上市的伏美替尼,更是艾力斯独立研发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二个国家1.1类新药,也将是艾力斯在肺癌治疗领域打响的“第一枪”。杜锦豪信心满满地表示:“今后的八年,艾力斯将聚焦核心产品、在研产品、引进产品‘三驾马车’,助推公司成为中国抗肺癌领域创新药的领军者。随着艾力斯走向一个集研发、生产、营销于一体的多元现代化医药企业,且公司体制和体系的不断优化完善,相信艾力斯会越做越好,路越走越宽。”顶住考验十六年创新坚守创新药研发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是一个艰苦的坚守历程。艾力斯从创立之初,就坚定地走研发创新药之路,用16年时间打磨出两个国家1.1类新药,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杜锦豪说:“和中国的很多医药企业不同,艾力斯在起步阶段就是从研发创新药开始,我们的发展理念是‘以创新关爱生命’。要想成为一个创新型企业,就必须有优秀的研发团队,没有专业的人才,做不成专业的事。”“研发新药、好药,往往面临着很大的风险。所以,艾力斯从一开始就是企业家和科学家的结合和融合,这是艾力斯走到今日成功的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杜锦豪坦言。2004年,杜锦豪先生携手拥有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终生科学家荣誉的郭建辉博士创办了艾力斯,八年后成功研发了国内高血压领域第一个国家1.1类新药——阿利沙坦酯。不过,在发展的过程中,艾力斯也在不断接受考验。2012年,艾力斯首席科学家郭建辉博士因病逝世。也就是在这一年,杜锦豪决定将公司的第一个国家1.1类新药阿利沙坦酯技术转让,并决定亲自带领研发团队,专注投身于肿瘤创新药赛道。“做企业要对商业有前瞻性的洞察与思考。要从商业角度考虑一个产品的价格定位、市场定位,并要评估其利润空间以及企业商业化能力的竞争性。”杜锦豪知道,“虽然我国的高血压药的市场很大,但是竞争者非常多。而艾力斯作为研发创新型企业,必须要瞄准大市场、大产品,才能取得企业更好的发展。”就这样,杜锦豪亲自掌管公司研发,与当时新委任的研发负责人罗会兵博士(现艾力斯首席化学官)成功研发了公司的第二个国家1.1类新药——伏美替尼。8年间,杜锦豪每天都穿着白大褂,和艾力斯的科学家们打成一片,去了解每一个试验的过程,体验在试验过程中的难度。非医药科班出身的董事长如今也已是一个制药行业的专家。2019年11月,伏美替尼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受理,并已被纳入优先审核名单。杜锦豪深知:“对任何创新药企业,产品管线就是企业的生命线,而管线的厚度决定了企业生命的长度。要想企业能逐渐做强、做大,唯一的一条标准就是要加强创新药研发,而首创药物则是企业走得更远、飞得更高的关键。”截至2020年6月30日,艾力斯已在中国、美国、欧洲、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与地区获得共62项专利授权,包括30项境内授权和32项境外授权,上述专利均为发明专利。锐意进取精耕肿瘤赛道从研发抗高血压药到挺进肿瘤药赛道,艾力斯开启了新格局新征程。今年初,杜锦豪邀请到牟艳萍女士担任艾力斯首席执行官,全面负责公司业务运营。牟艳萍深耕中国医药市场二十多年,经验丰富。在加入艾力斯之前,她在默沙东担任肿瘤事业部董事总经理,创建了默沙东中国肿瘤事业部。牟艳萍对记者表示,“艾力斯选择研发肺癌治疗创新药就是看到肺癌治疗领域广阔的市场前景。因为每年新发病例数很多,患者基数庞大,EGFR突变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治疗的市场空间和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巨大。”在牟艳萍看来,伏美替尼具有强劲的竞争力。“虽然伏美替尼将是第三个在国内上市的第三代EGFR-TKI 小分子靶向药,但是从分子结构到临床特点都有别于已经上市的同类产品。”第一是具有双活性的差异化特征,主要活性代谢产物AST5902稳态下暴露量约为原型药的80%,与原型药AST2818均可强效抑制EGFR敏感突变和T790M耐药突变;第二是高选择性,即激酶谱纯净,对野生型EGFR呈现出很高选择性;第三是疗效好,药物在肺部浓度高,原型和代谢产物均可穿透血脑屏障,其疗效优势已经在多项临床研究中得到了证实。第四是安全佳,在伏美替尼的注册临床研究中,各项≥3级可能的药物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均找准了赛道,有了强有力的产品,艾力斯便铆足劲向前进发。“我们坚持用自己的资金哺育艾力斯15年。但是企业要发展壮大,必须要进入资本市场。所以产品和企业的上市一直是我关注的焦点,也是公司发展的战略目标。”杜锦豪直言,想要进入资本市场,首先要得到资本市场的认可。在2019年完成了A轮和A+轮融资后,今年12月2日,艾力斯正式登陆A股科创板。募集资金总额为20.46亿元,主要用于新药研发、总部及研发基地项目。之后,公司将持续不断投入产品研发,加强在非小细胞肺癌治疗领域的持续创新力。对于伏美替尼的销售和盈利前景,牟艳萍表示:“预计2021年就会有销售,2022年我们就开始盈利。据测算,2023年的销售额可以达到18.3-27.4亿元,这个计划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牟艳萍的底气源于有强大竞争力的产品以及营销管理上的突飞猛进。据牟艳萍介绍,目前一支具有丰富肺癌药物营销经验的300多人团队已经就位,并且还在不断扩大。营销团队中,很多是从知名跨国药企引进的学术推广精英,都有肺癌或者有过EGFR-TKI类药物营销背景,在这个行业里面有十年、二十年经验,专家关系、疾病知识等等都非常熟悉。“在制定营销策略的时候,我们注重严谨和专业。首先,要梳理清楚潜在市场在哪里,也就是靶子要选准,其次是要有精准的武器,把市场做深、做透、做广。”牟艳萍笃定地说,“营销策略两手抓,一个是价格策略,一个差异化策略,这两点我们会平衡好。”如今,艾力斯迈入新的征程。对于艾力斯的未来发展,牟艳萍很清晰,“未来艾力斯也要走出肺癌领域,走向其他的肿瘤领域。一方面是靠我们有独特优势的自主研发,另一方面也会积极寻求一些外部的合作。”
中国国内首款智慧实验室管理平台正式发布。通诺信息 供图中新网长沙10月30日电 (付敬懿)中国国内首款智慧实验室管理平台(ILP)30日在湖南长沙发布。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科教司副司长顾金辉表示,作为“十三五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基于药物基因组学的示范性新药临床评价技术平台建设》核心成果之一,ILP将开启中国医药研发全面信息化之路。药物研发实验室是药物研发的核心阵地,目前中国国内实验室存在大量纸质记录、信息孤岛、无法溯源等问题;同时国产实验室信息化系统专业化程度低、功能结构单一,实验室信息化市场处于被国外厂商垄断窘境。在当前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下,关键技术及核心软件国产化迫在眉睫。业内人员体验智慧实验室管理平台。通诺信息 供图此次发布的ILP由长沙通诺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打造,结合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先技术,集药物研究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P—harmLIMS、科学数据管理系统—SDMS以及电子实验记录本—PharmELN为一体,可为药物研发信息化管理提供整体解决方案。“该平台以物联网为构架,突破既有信息平台互联网思维局限。”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教授、通诺信息创始人欧阳冬生表示,科学数据管理系统可突破通讯协议,自动采集不同厂商的仪器数据,初现实验室万物互联的无穷魅力;区块链等高新技术加持,可确保全过程可溯源,让技术为诚信背书;实验报告一键生成,将大大提高实验室管理效率。根据技术人员测算,使用ILP的实验室工作效率将提高60%,在保障质量的同时降低研发成本。同时,平台严格遵循法规要求,确保数据真实、完整、准确、可溯源,为医药研发注入新的技术驱动力。“药监部门很高兴能见证智慧实验室管理平台ILP这样的产品问世。”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曾令贵说,ILP不仅能够确保数据的真实、完整、准确和可溯源,还有望实现对药物的研发、临床、供应链和流通等一键审查。据悉,成立于2017年的长沙通诺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专注于药学和临床研究信息化建设,致力为国内外制药企业、科研单位和政府机构提供全面综合的信息技术解决方案。目前,通诺信息已成功通过ISO9001认证、“双软认证”,质量管理体系和服务规范性、准确性均已达国际先进水平。(完)
生物医药创新“百花齐放”,临床研发快车道在哪里?来源:药智网|森林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不断完善药品监管机制,以科学监管赋能医药创新。面对新阶段新格局,医药行业如何做到真正创新?临床研发如何加速?如何实现真正的创新?近年来,在政策的持续推动和多方保障下,医药创新迎来风口。据药智数据统计,2020年CDE共受理1类创新药受理号1265个(其中报临床1165个,报生产54个),获批准受理号1127个,创历史新高。其中获批数量较多的企业除了恒瑞医药等大型药企,还可以看到君实生物、信达生物、瑞石生物等创新生物药企。2020年1类新药获批准受理号数量-企业排名其实,美国FDA批准新药也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虽然获批准小分子化合物仍以大型药企占据主导地位,但是BLA申请却以创新型公司为主。小型生物技术公司在创新药领域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格局?成都赋智健康董事长姜和博士表示,创新药在生物医药领域崛起的原因有很多,一是大公司在原创动力方面往往是不够的,而小公司可能只有研发创新或者以研发创新为主,否则就无法生存;二是中国的创新型公司很多由近年来从国外留学回国的海归创业者或者国内的学者团队创始,这些公司都处在初创或成长阶段,将来可能有一部分会成长起来。但是,我们还应该意识到,中国的这些新药多数仍属于追随创新,真正的FIC仍是凤毛麟角。是什么原因阻碍了药物创新?姜和博士说,“新药研发时间往往需要15-20年,但专利保护期也只有20年,所以很多药一旦成功,可能会很快失去专利保护。这样的研发周期会促使很多方面重新认识和思考,到底创新药值不值得做。这里有两个考虑,一个是机构投入的经济学,另一个是社会投入的经济学。对于很多难治或无法治疗的疾病,可能需要继续做新药。但是很多病已经药物不少,是不是还要冒如此风险去投入,划算吗?!事实上,全球的数据也发现创新药研发其实大部分是不赚钱的。”创新药开发相关投入巨大,且面临风险,数据显示,目前创新药投资成功率仅3%。所以,如果仅凭企业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投资市场以及政府的支持。医药独立评论人孟八一先生曾在直播中提到,2019年全球药物研发的82%投在美国,风投67%投在美国,美国医疗支出占GDP18%,中国6-7%。可以看到,中国对于创新药的研发投入仍然十分有限。幸运的是,中国创新药市场正在发生改变,资本市场及政府对创新药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并在生物药领域迅速崛起了一批创新型企业。希望这批成长起来的创新型企业能引领中国医药行业实现真正的创新。如何加快创新药物临床研究?创新药研发周期长已成为业内共识,从新技术或新分子实体发现到药物上市,要经历漫长的临床前和临床研究,似乎很难实现快速研发。但2020年面对新冠疫情,相关疫苗、治疗药物却能迅速进入临床,并快速获批上市,让我们看到新药研发速度是有可能加快的。尤其是mRNA技术落地速度如此之快,固然有疫情扩散步步紧逼的原因,但近些年创新技术向临床和市场转化的速度确实越来越快。在过去一年中,全行业聚焦新冠肺炎疫苗和药物研发,通过共享数据及全球合作,迅速将创新技术推向临床,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一方面,通过共享的数据,在临床前期开发中将有助于避免徒劳,降低重复试错的成本。通过数据共享,可以在临床数据中看到机制问题,当出现基于分子的机制问题时,人们就会意识后续的分子可能出现哪些问题。这次疫情是整合和共享临床前数据的一个机会,通过前期对病毒的研究及数据公开,让机构及企业能迅速研发出有效的疫苗,并快速进入临床。另一方面,通过合作,加快创新技术落地。近年来可以看到,大型医药公司与小型生物技术公司之间的合作十分活跃。这些小型生物技术公司往往处于科学的前沿,在不断尝试最具创新性的方法和方式。然后大公司加入进来,依靠他们的基础设施及人力资源,加快临床试验。在新冠疫苗研发中,Moderna和NIH,BioNTech和辉瑞的合作正体现了这一变革。此外,研发项目的数目也非常重要。据悉,在全球范围内有关新冠研发项目的数量超过了800个,而在肿瘤领域,全球目前共计只有350个左右的研究和开发项目。在需要深入研究的领域,我们需要尝试各种各样不同的方法,并确保那些有希望的项目最终“开花结果”,这样才能最终取得成功。结语如今,科技的迭代越来越快,成果转化落地越来越快,科技成果惠及大众也越来越快。我们应该认识到,创新药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从基础科研发现新靶点、新活性分子,一步步做到药物上市需要全行业共同努力。从顶层设计吸引更多公司布局创新药,并通过合作与数据共享加速创新技术落地,在资本、政策和市场的推动下实现真正的创新。 专家简介:姜和博士:成都赋智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在生物医药及大健康领域有30多年的研究及创业经验,共同领导开发了全球首个长效抗艾滋病新药艾可宁。责任编辑:琉璃声明: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不代表药智网立场,欢迎在留言区交流补充;如需转载,请务必注明文章作者和来源。
中新网成都2月19日电 (记者 贺劭清)记者19日从四川大学获悉,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联合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于当日在《Science》上在线发表题为“SARS-CoV-2 Mpro inhibitors with antiviral activity in a transgenic mouse model”的研究论文。首次公开报道新冠Mpro抑制剂在SARS-CoV-2感染小鼠模型的实验数据。据了解,SARS-CoV-2主蛋白酶(Mpro)在新冠病毒复制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同时其具有不同于人体蛋白酶的特异切割位点,因而被认为是开发抗新冠病毒药物的理想靶标。该研究工作首先通过理性药物设计(rationaldrugdesign)、并合成了32个包含双环脯氨酸片段的全新结构小分子化合物,这些化合物在体外均可有效抑制SARS-CoV-2Mpro活性(IC50:7.6-748.5nM)。研究团队选择了一个酶抑制活性最高的代表性分子MI-23,通过解析其与Mpro复合物的晶体结构,阐明了抑制剂与Mpro的相互作用模式,很好地解释了这些化合物具有高活性的结构基础,这种相互作用模式也与团队最初的分子设计思想一致。经过对这一系列化合物的体外细胞水平上的抗SARS-CoV-2病毒活性、大鼠药代动力学性质和安全性等评价,研究团队最终选择了两个高活性、并具有良好药代动力学性质和安全性的小分子化合物(MI-09、MI-30)开展体内抗病毒活性测试。在SARS-CoV-2感染的转基因小鼠模型中,口服或腹腔注射MI-09或MI-30可显著降低肺部病毒载量和肺部病理损伤。该研究工作报道了一系列高活性的全新结构新冠病毒Mpro小分子抑制剂,并从分子、细胞和动物三个层面详细阐述了这些抑制剂的作用机理和抗病毒效果,从药代动力学性质和安全性等方面证实该系列化合物具有开发成抗SARS-CoV-2病毒药物的潜力。(完)
2018年11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决定在各有关高校开展“破五唯清理。2020年,科技部印发《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的通知,矛头直指科研评价体系中的“SCI至上”。可以说最受打击的就是青椒学者了,因为论文是青椒学者通向科研大牛之路的天梯,青椒们除了论文就一无所有了。国家一方面破五唯,一方面又对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出高要求,所以青椒们也许多少有点迷茫。研究生毕业如果不要求SCI论文,然后还要符合高质量的要求,那么如何评价呢?有人会说由学术委员会来评价,所谓的学术委员会也是人组成的,哈姆雷特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更何况,科研领域,隔行如隔山,哪怕一点点区别都会难以对别人的研究做出客观的评价。比如,我做炎性肠病的人,我觉得根本没有资格去评价别人做肿瘤研究的,哪怕也许他做结肠癌的。综合来看,论文还是要发的,尤其在生物医药领域从事基础研究的,没有论文,还是很难说自己具备一个科研人员的素质。依我看来,论文好比是运动员平时训练的成绩,平时训练成绩好的,也更有可能成为优秀的运动员,虽然,平时训练的确又不是真正的比赛,我们会因此浪费一些资源,这就是一个度的问题,大家内心都得有杆秤。言归正传,给大家带来点干货。论文还得发,发到什么杂志上去?如果能发CNS的人建议不用考虑国家是不是破五唯了。关键是平时我们辛辛苦苦要毕业的研究生做出来的大概3分4分的水平的论文,我们该投到哪里去(如果有更好的科学问题可以深入研究,建议就别发了)?答案显而易见,肯定是国内的SCI期刊了。目前国内鼓励发表高质量论文,包括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科技期刊的论文,以及在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上进行报告的论文(简称“三类高质量论文”)。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参照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期刊目录确定。根据中国国际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国内期刊可分为领军期刊,重点期刊,梯队期刊,以及高起点新刊等。附上国内创刊并被SCI收录的生物医药领域期刊即时影响因子,供各位研友们研究。据说影响因子的计算方法有改变(惊爆:明年SCI期刊影响因子计算重大改变!),明年相信会出现SCI论文影响因子全上涨的趋势,本次预测肯定会有误差,以最终公布影响因子为准。30本生物医药领域期刊即时IF预测预测影响因子方法:首先需要有Web of Science使用权限,搜索WOS核心数据库。选择的文章种类一般限制 article 和review。举个例子,在Web of Science中,JOURNAL OF ALZHEIMERS DISEASE在2018年和2019年共发表论文1632篇(限制为所有论文类型,包含综述、论著等),这些论文在2020年被引用的次数为5162次,则该期刊2021年的影响因子(即时影响因子)=5162/1632=3.163。现在大家应该知道期刊的影响因子是怎么预测了吧。你只需要提前了解到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和对应的被引频次就可以了。由于科睿唯安收录论文的滞后性,最新的影响因子要在2021年6月份才会公布。这个计算的即时影响因子肯定会低于实际影响因子,好多其他信息是在被排除之外的,综上所述,我们只能根据Web of Science中的数据,预测大致的变化情况。写在最后,国家破五唯,谨慎看待SCI论文发表,踏踏实实做研究,反对SCI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