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研究与教育是核心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医学是生命科学的核心，关乎人民健康福祉、关乎经济发展、关乎国防安全与社会稳定。对此，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给出了深刻的证明。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首场“委员通道”上，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院士道出如上观点，受到各界广泛关注。近日，王辰院士接受《健康报》专访，详细阐释了对推动我国医学科技发展“施工图”的相关理解。■健康报：新冠肺炎疫情的广泛影响，引发了各国都对推动医学发展的深刻思考，我们该如何认识医学在国家、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王辰院士：新冠肺炎的大流行令全球始料未及，世界正在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疫情成了一个突然出现的重要扰动因素，这个因素还将在一定时期内持续下去。疫情不仅使我们意识到健康和生命的重要，也促使我们更加深刻地思考维护生命健康的医学科学的重要性。作为生命科学的核心领域，医学关乎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三大问题。首先，生命和健康是人的终极利益，医学是保障人类健康得享天年的重要条件。其次，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健康产业及其支撑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力点，而医学对于推动健康产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三，医学的发展可以从多个方面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应对传染病流行是其中之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社会稳定和正常运行的影响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充分理解医学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医学、卫生、健康，这3个各不相同却又紧密相连的概念进行剖析。“医学”的学术和技术属性更多，“卫生”更多注重社会和政策属性，“健康”则是一种结果和民生状态，三者相依，具有密不可分的相互关系，“医学”在其中居根本性、基础性地位。医学是一门“多学”，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诸多内容，把医学研究地更加透彻，就掌握了制定良好卫生政策的重要依据，而良好卫生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就是维护人民健康的重要手段。■健康报：不久前，《柳叶刀》总编霍顿对中国的科学发展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并指出这是我国在疫情应对中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您如何评价我国医学科研领域的发展和现状？王辰院士：医学的发展必须依靠科学研究的引领和推动。近年来，基于对医学重要性的认知，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都对医学科研给予了高度重视，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层级，制定了推动医学科技发展的国家计划。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让世界各国对医学科技的发展有了更深刻地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我国医学科研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全球共同抗疫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医学科研的整体水平还远未站在国际的前沿，国际社会给予的一些高度评价，也只是通过我们发表的研究文章，看到了我们在部分医学研究领域的成果，代表了我们对于某些工作、某些项目的研究走在了前面。医学是发展社会经济、提高民生福祉的重要基础，疫情必然会进一步促使世界各国更加重视医学研究，医学领域的国际竞争也会愈来愈烈，其结果可能将直接影响世界格局。未来，我们应重新认识和思考医学在整个国家科技框架中的地位，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格局、更加长远的战略规划，将目光紧紧盯在国际前沿，作为一种国家意志来推动医学研究的发展。■健康报：从长远来看，对标国际前沿，推动我国医学研究领域的整体发展，需要国家从哪些方面做出改革和努力？王辰院士：推动医学科技的发展需要国家拿出切实可行的战略行动，以下几个方面至关重要。首先，要吸引高素质的、具有创新思维的人才进入医学界，学医、从医、传医。吸引和培养高素质的医学人才，要灿烂其职业前景、严格其培养过程。灿烂其职业前景，就是要使医生受到应有的社会尊重，拥有良好的执业环境和社会待遇。严格其培养过程，就要建立先进的医学教育体系，用严格的现代医学教育方式培养人才，通过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贯穿医生职业生涯的始终。其次，要建立强大的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和核心基地。国家级公益性科研机构在国家医学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支撑作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等，均在各自国家的医学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通过统筹医学科技创新资源和布局，与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医疗卫生机构、医药企业等创新单元有效联动，打造辐射全国的医教研协同创新网络，有力推动了所在国的医学科技发展。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医学科学院建院60周年的贺信中要求，“努力把中国医学科学院建设成为我国医学科技创新体系的核心基地”，明确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历史使命和战略定位。但目前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还缺乏布局完善的组织架构和引领、统筹国家医学研究资源的体系和能力。为此，中国医学科学院明确了建设医学研究与医学教育核心基地“三步走”的阶段性目标：到2021年，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核心基地的架构初步形成；到2035年，建成我国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的核心基地，到2049年，成为世界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的核心基地之一。第三，打造良好的医学科技研究生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专项医学科研基金十分必要。近20年来，我国持续加大科学研究方面的投入有目共睹，但从医学科研投入占国家研究投入的比例来看，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同比国际，占比低微。在如此有限的投入水平下，很难形成足够完善的研究体系，培养足够优秀的研究队伍，产出足够出色的研究成果。借鉴国际经验，我国急需建立一个投入充分的、专项支持医学研究的国家基金。■健康报：我国各项财政科技计划对于医学研究的支持力度如何？建立医学科技研究国家基金的必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王辰院士：目前，中央各部门管理的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已整合为五类，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基地和人才专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医学研究所占比重较高，但仍没有达到应有的支持力度，而且其基金性质为基础或应用基础研究用项；在其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中，医学研究项目的申请难度很大，仅少数“大专家”才有可能拿到。而且，在我国目前的基金管理机制下，经常通过临时组建的专家组或专家委员会评议，决定基金支持的研究方向、获准项目和分配额度。这种基金管理机制，很难保证对国家医学科技发展大格局、大布局的考量和分析，很难保证立足长远的科研目标的实现，很难避免创新战略贻误，很难避免利益冲突，很难保证对科研资源的合理分配。在建立国家医学科技研究基金的同时，我们还应建立科学的基金管理制度。在国家相关部门的监督下，将基金交由体现国家意志的国家权威学术机构来管理，通过资金的科学分配，引领和统筹全国医学研究资源，加快形成现代化的国家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国际上，很多国家都专设国家医学健康科学基金，事实证明，此举对于推动医学发展起到了至为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如果缺失专门医学健康科学基金的持续、有力支持，确实很难有连续性的、丰富的、高水平的，足以支撑人民健康、经济发展、国家和社会安全的医学科研成果产出，而这些产出对于国家民族乃至世界和人类是如此地重要。来源：《健康报》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医学是生命科学的核心，关乎人民健康福祉、关乎经济发展、关乎国防安全与社会稳定。对此，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给出了深刻的证明。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首场“委员通道”上，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院士道出如上观点，受到各界广泛关注。近日，王辰院士接受《健康报》专访，详细阐释了对推动我国医学科技发展“施工图”的相关理解。健康报：新冠肺炎疫情的广泛影响，引发了各国都对推动医学发展的深刻思考，我们该如何认识医学在国家、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王辰院士：新冠肺炎的大流行令全球始料未及，世界正在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疫情成了一个突然出现的重要扰动因素，这个因素还将在一定时期内持续下去。疫情不仅使我们意识到健康和生命的重要，也促使我们更加深刻地思考维护生命健康的医学科学的重要性。作为生命科学的核心领域，医学关乎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三大问题。首先，生命和健康是人的终极利益，医学是保障人类健康得享天年的重要条件。其次，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健康产业及其支撑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力点，而医学对于推动健康产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三，医学的发展可以从多个方面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应对传染病流行是其中之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社会稳定和正常运行的影响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充分理解医学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医学、卫生、健康，这3个各不相同却又紧密相连的概念进行剖析。“医学”的学术和技术属性更多，“卫生”更多注重社会和政策属性，“健康”则是一种结果和民生状态，三者相依，具有密不可分的相互关系，“医学”在其中居根本性、基础性地位。医学是一门“多学”，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诸多内容，把医学研究地更加透彻，就掌握了制定良好卫生政策的重要依据，而良好卫生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就是维护人民健康的重要手段。健康报：不久前，《柳叶刀》总编霍顿对中国的科学发展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并指出这是我国在疫情应对中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您如何评价我国医学科研领域的发展和现状？王辰院士：医学的发展必须依靠科学研究的引领和推动。近年来，基于对医学重要性的认知，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都对医学科研给予了高度重视，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层级，制定了推动医学科技发展的国家计划。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让世界各国对医学科技的发展有了更深刻地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我国医学科研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全球共同抗疫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医学科研的整体水平还远未站在国际的前沿，国际社会给予的一些高度评价，也只是通过我们发表的研究文章，看到了我们在部分医学研究领域的成果，代表了我们对于某些工作、某些项目的研究走在了前面。医学是发展社会经济、提高民生福祉的重要基础，疫情必然会进一步促使世界各国更加重视医学研究，医学领域的国际竞争也会愈来愈烈，其结果可能将直接影响世界格局。未来，我们应重新认识和思考医学在整个国家科技框架中的地位，以更加宽广的视野格局、更加长远的战略规划，将目光紧紧盯在国际前沿，作为一种国家意志来推动医学研究的发展。健康报：从长远来看，对标国际前沿，推动我国医学研究领域的整体发展，需要国家从哪些方面做出改革和努力？王辰院士：推动医学科技的发展需要国家拿出切实可行的战略行动，以下几个方面至关重要。首先，要吸引高素质的、具有创新思维的人才进入医学界，学医、从医、传医。吸引和培养高素质的医学人才，要灿烂其职业前景、严格其培养过程。灿烂其职业前景，就是要使医生受到应有的社会尊重，拥有良好的执业环境和社会待遇。严格其培养过程，就要建立先进的医学教育体系，用严格的现代医学教育方式培养人才，通过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贯穿医生职业生涯的始终。其次，要建立强大的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和核心基地。国家级公益性科研机构在国家医学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支撑作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等，均在各自国家的医学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通过统筹医学科技创新资源和布局，与各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医疗卫生机构、医药企业等创新单元有效联动，打造辐射全国的医教研协同创新网络，有力推动了所在国的医学科技发展。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医学科学院建院60周年的贺信中要求，“努力把中国医学科学院建设成为我国医学科技创新体系的核心基地”，明确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历史使命和战略定位。但目前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还缺乏布局完善的组织架构和引领、统筹国家医学研究资源的体系和能力。为此，中国医学科学院明确了建设医学研究与医学教育核心基地“三步走”的阶段性目标：到2021年，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核心基地的架构初步形成；到2035年，建成我国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的核心基地，到2049年，成为世界医学研究和医学教育的核心基地之一。第三，打造良好的医学科技研究生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专项医学科研基金十分必要。近20年来，我国持续加大科学研究方面的投入有目共睹，但从医学科研投入占国家研究投入的比例来看，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同比国际，占比低微。在如此有限的投入水平下，很难形成足够完善的研究体系，培养足够优秀的研究队伍，产出足够出色的研究成果。借鉴国际经验，我国急需建立一个投入充分的、专项支持医学研究的国家基金。健康报：我国各项财政科技计划对于医学研究的支持力度如何？建立医学科技研究国家基金的必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王辰院士：目前，中央各部门管理的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已整合为五类，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基地和人才专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医学研究所占比重较高，但仍没有达到应有的支持力度，而且其基金性质为基础或应用基础研究用项；在其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中，医学研究项目的申请难度很大，仅少数“大专家”才有可能拿到。而且，在我国目前的基金管理机制下，经常通过临时组建的专家组或专家委员会评议，决定基金支持的研究方向、获准项目和分配额度。这种基金管理机制，很难保证对国家医学科技发展大格局、大布局的考量和分析，很难保证立足长远的科研目标的实现，很难避免创新战略贻误，很难避免利益冲突，很难保证对科研资源的合理分配。在建立国家医学科技研究基金的同时，我们还应建立科学的基金管理制度。在国家相关部门的监督下，将基金交由体现国家意志的国家权威学术机构来管理，通过资金的科学分配，引领和统筹全国医学研究资源，加快形成现代化的国家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国际上，很多国家都专设国家医学健康科学基金，事实证明，此举对于推动医学发展起到了至为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如果缺失专门医学健康科学基金的持续、有力支持，确实很难有连续性的、丰富的、高水平的，足以支撑人民健康、经济发展、国家和社会安全的医学科研成果产出，而这些产出对于国家民族乃至世界和人类是如此地重要。来源：健康报

央广网北京1月21日消息（记者车丽）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2019年1月21日上午, 中国医学科学院为2家研究院、1个研究基地和12个创新单元等院外研发机构和创新单元授牌，为我国医学科技创新体系核心基地建设开启崭新一页。随着环境因素、生活方式、遗传性因素和医疗卫生服务方式等因素的转变，我国人口疾病谱发生显著变化，例如，呼吸病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确认的威胁人类健康的四大疾病之一，我国人口老龄化导致各类慢性病和恶性肿瘤发病率增高，生殖医学在全面二胎政策开放后面临新的挑战……因此，迫切需要面向人民群众的健康需求，通过健全国家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加强基础临床的紧密结合，集成全国顶尖优势医学资源形成协同攻关的创新高地，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切实攻克和解决重大疾病防治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让科技成果惠及人民群众健康。按照顶层设计、稳步推进，互补协同、共赢发展的思路，目前创新体系建设已开展多项开拓性工作。1月21日挂牌的是学科排名居于国内领衔地位且与医科院现有体系形成互补的首批院外研发机构和创新单元，依托国家卫生健康委属委管科研和医疗机构试点建设，包括依托北京医院建设的老年医学研究院，依托中日友好医院建设的呼吸病学研究院，依托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建设的华西研究基地，依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以及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第六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儿科医院、耳鼻喉科医院，中山大学眼科中心，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华西口腔医院等8家医院建设的12个中国医学科学院创新单元，涵盖呼吸疾病、老年疾病、精神疾病、产科疾病、儿科疾病、耳鼻喉疾病、口腔疾病、眼底疾病、新发传染病等重大疾病和健康问题，将通过统筹科技资源配置，搭建发现、研究、解决临床问题的平台与载体，着力解决当前重大疾病防控难题，有效提升医学科技健康服务水平，为广大人民群众送去健康福祉。同时，中国医学科学院承接国家卫生健康委重点实验室日常管理，在2017年支持12个委重点实验室和中西部地区5个重点实验室基础上，2018年在中西部地区新增建设11个重点实验室，目前院外重点实验室达到28家。加强自身平台基地建设，现有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5个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1个国家工程实验室、3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1个国家转化医学重大基础设施，内设研究中心28个、重点实验室27个；加快国际化体系建设布局，2018年与牛津大学、哈佛大学、以色列魏兹曼研究所等国外知名机构签署合作协议，中国医学科学院牛津研究所建设稳步推进并进入实质性运营阶段；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服务区域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和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与江苏省、苏州市和苏州工业园区共建的4万平方米苏州系统研究所科研大楼2018年投入使用，华中、云南和深圳阜外医院以及深圳肿瘤医院运营顺利。国家卫生健康委一向高度重视并鼎力支持核心基地建设，委托科教司杨青司长亲临会议现场，就核心基地建设提出期望和要求。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上级领导下，中国医学科学院确立了到2021年初步形成核心基地体系架构、到2035年建成我国医学研究和教育的核心基地、到2049年建成世界医学研究和教育的核心基地之一的战略目标，提出了建设新型国家医学科学院等15项重点任务和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等5项保障措施。2019年将加大开门办院力度，推开创新单元建设，着力健全医学科技创新体系，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国70周年。据了解，我国医学科技创新体系核心基地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任重道远，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未来医科院将继续通过配置科技资源、加挂牌子、人员双聘等方式，不断壮大核心基地建设范围，计划通过依托学科建制规模较大的单位建设研究院；围绕二级学科或是新兴、交叉、前沿学科等研究领域建设研究所；通过整合地区研究力量建设研究基地，发挥辐射作用；围绕某一研究方向或项目，依托高水平科研团队建立创新单元，作为创新体系的“细胞”，形成创新体系基本要素。研究院、研究所、研究基地等研发机构可包含若干医科院重点实验室或创新单元。

■联组会发言者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作出科技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战略部署。如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特别是在“十四五”规划中作出相应安排，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医学教育决定着医学卫生健康事业的未来。教育成功的关键是对受教育者“灿烂其职业前景，严格其培养过程”。第一，医务人员素养直接关乎每个人的生命与健康，而良好的职业前景是吸引优秀人才学医从医的关键因素。医生中出现职业荣誉感下降的现象，应在社会机制上给予充分关注。第二，目前在医学教育中出现过于偏狭的专业设置，在本科阶段即划分特定专业，降分录取，对该专业医学生的素质和通识教育造成严重影响，不符合医学教育规律，应予调整改变，即对于医生培养在本科阶段只设置临床医学专业，不再作细分。第三，应切实根据医学教育资源情况设置医学院校和决定招生数量，杜绝盲目建立医学院和扩大招生规模。为满足人力资源增长的需求，可积极设置国际上已经证明适于行业需求的医生助理专业，分层级培养医务人员，形成合理的医疗人力资源结构。第四，要依照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要求，建立完善的住院医师和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有关方面切实给予较充分的毕业后医学教育资源和管理投入。同时，要建立与毕业后医学教育制度相匹配、衔接的主诊医师负责制，对青年医师的职业前景作出清晰的规划与安排。（本报记者 储召生 采访整理）《中国教育报》2021年03月07日第4版 作者：本报记者 储召生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大幅扩大麻醉、儿科研究生招生规模，将中医药课程列入临床医学类专业必修课程，将医德医风作为医务人员必修课……未来的医学教育将发生这些重大改变！——大幅扩大麻醉、儿科研究生招生规模近年来，部分科室医生严重短缺的状况一直受到社会高度关注。对于这一问题，本次发布的《指导意见》中就专门提到，要全面优化医学人才培养结构，其中就包括着力加强医学学科建设。文件提出，在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中，加大医学及相关学科建设布局和支持力度。2020年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授权单位均须设置麻醉、感染、重症、儿科学科，大幅度扩大麻醉、感染、重症、儿科研究生招生规模。资料图：医生在工作 范丽芳 摄另外，文件强调，要优化学科结构，2021年完成医学二级学科目录编制调整，将麻醉、感染、重症学科纳入临床医学指导性二级学科目录并加大建设力度。统筹研究医学相关一级学科设置。修订临床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加强麻醉、感染、重症学科研究生课程建设，强化实践能力和科研思维能力培养。在医学领域新建一批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此外，《指导意见》中还强调，要积极采取措施吸引优质生源报考医学专业。举办医学教育的中央部门所属高校要深挖潜力，着力提升培养能力，积极扩大本科医学专业招生规模。在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中加大对医学人才培养支持力度，将基础医学等医学学科纳入改革试点。研究将护理(学)专业纳入国家控制布点专业。资料图：科研人员在演示新型冠状病毒mRNA疫苗研发实验过程。汤彦俊 摄——建立“医学+X”多学科交叉融合平台 加强疫苗攻关值得注意的是，“药物创新”、“疫苗攻关”等关键词也被写入了本次发布的《指导意见》当中。《指导意见》中特别强调了要加快建立医药基础研究创新基地。文件提出，要发挥综合性大学学科综合优势，建立“医学+X”多学科交叉融合平台和机制。围绕生命健康、临床诊疗、生物安全、药物创新、疫苗攻关等领域，建设临床诊疗、生命科学、药物研发高度融合，医学与人工智能、材料等工科以及生物、化学等理科交叉融合，产学研融通创新、基础研究支撑临床诊疗创新的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医药基础研究创新基地。资料图：某中医医院药剂师在药房配药。郑家裕 摄——将中医药课程列入临床医学类专业必修课程对于近年来受到高度关注的中医药话题，《指导意见》中明确，要强化对医学生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传染病防控知识等教育，组织编写传染病学等医学类精品教材，将中医药课程列入临床医学类专业必修课程。另外，在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教育方面，文件中强调，要强化中医药专业在中医药院校中的主体地位，集中优势资源做大做强中医药主干专业。文件提出，要支持中医药院校加强对中医药传统文化功底深厚、热爱中医的优秀学生的选拔培养。强化传承，把中医药经典能力培养作为重点，提高中医类专业经典课程比重，将中医药经典融入中医基础与临床课程，强化学生中医思维培养。建立早跟师、早临床学习制度，将师承教育贯穿临床实践教学全过程。支持编写一批符合中医药教育规律的核心课程教材。此外，要注重创新，试点开展九年制中西医结合教育，培养少而精、高层次、高水平的中西医结合人才；探索多学科交叉创新型中医药人才培养。资料图：桂林医学院一堂普通的护理实习操作课，课程的题目是口腔护理。老师正在用手电筒检查“患者”口腔是否有异物。裴蕾 摄——将医德医风作为医务人员必修课在《指导意见》中，医德医风的建设也被列为了一项重要内容。例如，文件明确提出，要强化医学生职业素养教育，加强医学伦理、科研诚信教育，发挥课程思政作用，着力培养医学生救死扶伤精神。此外，要将医德医风、法律法规、急诊和重症抢救、感染和自我防护，以及传染病防控、健康教育等公共卫生知识与技能作为医务人员必修课。另外，在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价中，突出品德、能力、业绩导向，强调临床实践等业务工作能力，破除唯论文倾向。来源：中国新闻网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大幅扩大麻醉、儿科研究生招生规模，将中医药课程列入临床医学类专业必修课程，将医德医风作为医务人员必修课……未来的医学教育将发生这些重大改变！——大幅扩大麻醉、儿科研究生招生规模近年来，部分科室医生严重短缺的状况一直受到社会高度关注。对于这一问题，本次发布的《指导意见》中就专门提到，要全面优化医学人才培养结构，其中就包括着力加强医学学科建设。文件提出，在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中，加大医学及相关学科建设布局和支持力度。2020年临床医学博士专业学位授权单位均须设置麻醉、感染、重症、儿科学科，大幅度扩大麻醉、感染、重症、儿科研究生招生规模。资料图：醉医生在工作 范丽芳 摄另外，文件强调，要优化学科结构，2021年完成医学二级学科目录编制调整，将麻醉、感染、重症学科纳入临床医学指导性二级学科目录并加大建设力度。统筹研究医学相关一级学科设置。修订临床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加强麻醉、感染、重症学科研究生课程建设，强化实践能力和科研思维能力培养。在医学领域新建一批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此外，《指导意见》中还强调，要积极采取措施吸引优质生源报考医学专业。举办医学教育的中央部门所属高校要深挖潜力，着力提升培养能力，积极扩大本科医学专业招生规模。在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中加大对医学人才培养支持力度，将基础医学等医学学科纳入改革试点。研究将护理(学)专业纳入国家控制布点专业。资料图：科研人员在演示新型冠状病毒mRNA疫苗研发实验过程。汤彦俊 摄——建立“医学+X”多学科交叉融合平台 加强疫苗攻关值得注意的是，“药物创新”、“疫苗攻关”等关键词也被写入了本次发布的《指导意见》当中。《指导意见》中特别强调了要加快建立医药基础研究创新基地。文件提出，要发挥综合性大学学科综合优势，建立“医学+X”多学科交叉融合平台和机制。围绕生命健康、临床诊疗、生物安全、药物创新、疫苗攻关等领域，建设临床诊疗、生命科学、药物研发高度融合，医学与人工智能、材料等工科以及生物、化学等理科交叉融合，产学研融通创新、基础研究支撑临床诊疗创新的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医药基础研究创新基地。资料图：某中医医院药剂师在药房配药。郑家裕 摄——将中医药课程列入临床医学类专业必修课程对于近年来受到高度关注的中医药话题，《指导意见》中明确，要强化对医学生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传染病防控知识等教育，组织编写传染病学等医学类精品教材，将中医药课程列入临床医学类专业必修课程。另外，在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教育方面，文件中强调，要强化中医药专业在中医药院校中的主体地位，集中优势资源做大做强中医药主干专业。文件提出，要支持中医药院校加强对中医药传统文化功底深厚、热爱中医的优秀学生的选拔培养。强化传承，把中医药经典能力培养作为重点，提高中医类专业经典课程比重，将中医药经典融入中医基础与临床课程，强化学生中医思维培养。建立早跟师、早临床学习制度，将师承教育贯穿临床实践教学全过程。支持编写一批符合中医药教育规律的核心课程教材。此外，要注重创新，试点开展九年制中西医结合教育，培养少而精、高层次、高水平的中西医结合人才；探索多学科交叉创新型中医药人才培养。资料图：桂林医学院一堂普通的护理实习操作课，课程的题目是口腔护理。老师正在用手电筒检查“患者”口腔是否有异物。裴蕾 摄——将医德医风作为医务人员必修课在《指导意见》中，医德医风的建设也被列为了一项重要内容。例如，文件明确提出，要强化医学生职业素养教育，加强医学伦理、科研诚信教育，发挥课程思政作用，着力培养医学生救死扶伤精神。此外，要将医德医风、法律法规、急诊和重症抢救、感染和自我防护，以及传染病防控、健康教育等公共卫生知识与技能作为医务人员必修课。另外，在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价中，突出品德、能力、业绩导向，强调临床实践等业务工作能力，破除唯论文倾向。

文｜冷丝栏目｜高等教育改革近两年，国内名校和部分省属重点高校纷纷成立和建设医学院，著名高校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重庆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还有一些知名院院校和省属重点高校，比如华中农业大学、西南大学和河南科技大学。依据教育部个各高校官网信息，相关名单和所成立的医学院名单如下：冷丝也在思考：这些高校都成立了医学院，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不妨先看看国内已有的知名医学院，了解一下已有医学院的整体实力。比如依据社会第三方机构“医学界”的排名，前30的医学院为：其中，排名前三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和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这三所医学院当属于国内顶尖级的医学院，另外还有北京大学医学部、首都医科大学和浙江大学医学院等等著名医学院。（本文文末另附录有其他医学院名单）冷丝今天着重想谈的是：国内已经拥有了这么多的一流水平的医学院，新建的医学院又将如何发展？传统的医学院校教学模式下，教师在讲台上讲授书本中的知识点，学生在台下机械地记笔记，课后完成教师布置的作业。这种模式下，学生只是单纯地死记硬背知识点，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思考，考试时一旦遇到运用知识点深入分析问题，便无从下手。比如，学生大一、大二学的是医学基础课，大三是到临床医院见习。如果大一、大二只是单纯地对知识点进行记忆，那么在临床医院见习过程看到真实病例时就会手足无措。对于医学生来说，医学基础实验课非常重要。然而，传统的医学基础实验课的教学方式如下：第一节课先由教师对实验内容进行讲解，第二节课学生按教学大纲设计好的实验步骤重复实验。在这种方式中，学生没有思考、创新的空间，主观能动性得不到发挥，创新思维能力得不到培养。这种模式培养出的医学生虽然基础理论与学习能力很好，但他们的创新能力与科研思维能力严重不足，他们的思维缺乏广阔性与逻辑性。一些老牌子医学院都存在种种问题，新开办的医学院是否能够避免这些人才培养中的毛病？传统教学模式把考试成绩作为对学生评价的唯一量度，考查学生对所学医学知识的掌握，但是对学生分析问题和创新思维能力没有一个较好的衡量机制，这限制了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冷丝倒希望，新开办的医学院首先要考虑好人才培养，其次是学术研究。当然，这两者要相互促进。比如，就教学而言，医学院要按照“主干课程优先考虑，不同专业综合考虑，结合重点学科建设统筹考虑”的原则，认真规划、精心组织、建设国家级、省级、校级的精品开放课程体系，把精品开放课程建设与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结合起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而科研和教学可以相互促进：无论是老牌子医学院，还是新开办的医学院，医学科研都要对教学进行反哺，并且主要体现在对本科生的课程教学上。第一，科研背景较强的教师可把最新科研成果融入教科书已有的知识体系中，通过多媒体传授给学生，让学生了解到更多学术前沿的信息，激发学生探求新知识的好奇心。第二，教师可以把自己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体会告诉学生，使学生获得启发并引导学生分析问题，学会运用已有的知识背景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第三，教师可以将自己或科研平台的研究成果加入教材或课堂教案中，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总之，综合实力强的高校开办医学院，这是好事情。冷丝认为，医学院的成立和建设，不能仅仅出于对母体高校综合实力的增强，更应该出于对医学人才的培养！附录全国知名医科院校名单：100所医学院名单

【编者按】疫情之下，“复旦通识”组织“学人疫思”系列，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邀请校内不同学科的教师撰文，从各自的专业领域与学术兴趣出发，对疫情展开不同角度的讨论，进行跨学科的深入解读和分析。12月中旬第一例“新型冠状病毒”患者在武汉去世，3个月以来，这场疫情对社会和人心造成的冲击已然超过病毒本身，原本极专业的医学术语，随着疫情势态的发展，与“隔离”、“封城”和“口罩”等词语相关联，成为普罗大众口中熟知的名称，逐渐具有了社会学的涵义。而因疫情导致的社会的隐形裂痕、区域性歧视、疾病的污名化，以及世界各国对戴口罩与否的不同文化阐释，“冠状病毒”的文化隐喻也正在形成中。无疑，“冠状病毒”会是2020年最深入人心的关键词。疫情发生以来，除了从流行病学和国家公共卫生应对等专业领域探讨问题，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伦理和心理学等领域的学者都对此进行了思考。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次疫情的公共话题中，“传染病史”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不只是历史学家对此关注，社会各界对中外历史上发生过的疫情及其各国政府应对的经验与方式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媒体在报道上方面也强化了疾病史的视角，诸多历史学者或通过媒体发表见解，借助云端讲述“疾病与人类文明”的故事，正如前天哈佛医学文化学教授A. Bernard Ackerman在哈佛大学新冠病毒研讨会所说的，历史学家在疫情讨论中确实还有很多可贡献之处。这样的事例，第一次是出现在SARS之后，2003年的疫情使“疾病史”——这一门完全边缘化的学科成为显学，当时，多少有点出人意外。近15年来，有许多优秀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者进入此领域，开拓出诸多新方向新题目，成绩斐然。只是，这股热浪在这几年逐渐退潮，许多当年热衷于医学史与卫生史研究的学者已经悄然离场或者转向。“新冠”伊始，历史上疫情的研究又一次成为热点，问题是这股热潮可能持续多久？是否再次会随着个人和社会对疫情记忆的淡忘而慢慢冷却下去？医鉴可资？历史研究可以很好地描述过去的疫情所带来的伤痛，缓解当下人们的恐惧或紧张情绪，历史学家也可以从文献中找到古今中外抗疫的方法，为政府决策部门制定抗疫策略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但是，医学史和疾病史的价值不应当只在特殊期间才能有所体现，否则，历史的教训真的会重来。如何使医学史和疾病史不成为疫情的副产品？教育或许是使这门学科成为常态的理想途径。耶鲁大学一门“传染病史”课，早已制成网上的公开课，无论是对医学生还是公众普及传染病知识都是极好的教案。耶鲁医学院有医学史系，专门从事医学史、生命科学和公共卫生史的研究和教学，该系与历史学系合作为本科生设计医学史教学项目，面向将来从事医学、公共卫生或其他卫生保健领域工作的学生，并在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讲授医学思想、医疗实践和卫生机构的发展，将博雅教育与他们即将职前培训结合起来，帮助学生应对当代医学面临的挑战。耶鲁科学史与医学史中心与历史系设计了跨学科的研究项目，探讨各种各样的主题，如美国的种族和医学、中国科学、妇女和医学、遗传学和生物技术、公共卫生和流行病、科学和国家、医疗技术和药物。作为近代医学科学发展的产物，医学史是随着医学进步而产生的一门新型学科，它与近现代医学教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是西方医学院学生的基本学科之一。在欧洲医学院校常设医学史教学课程，综合性大学设有医学史和科学史、或医学社会史研究中心，提供医学史和公共卫生史的研究生项目。上个世纪50、60年代，47%美国医学院开设有医学史课程，但到70年代，随着医学分科细密化和治疗科技化，医学史教学缺乏资金的资助，一度被屏蔽在核心医学教育课程之外。本世纪以来，意识到医学史知识对于医学生的培养有着特殊的优势，尤其可以增强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社会关怀，医学史作为通识教育课程在美国诸多大学蓬勃兴起。但是西方医学院的医学史教学的出发点并不是在关心“过去”的成就与辉煌， 而是为了“理解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它成为帮助医学生乃至医生了解科学、医学和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途径。牛津大学为已毕业的医生开设线上的医学史课程，课程聚焦于西方医学史上的关键转折点，如医院的出现、公共卫生的作用、生物医学研究的兴起等，深入了解医学的过去，探讨是什么塑造了当代医学，以及人们如何研究医学的。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医学系史，为本科生开设两门医学史课程，即6大古典医学模式、古希腊医学至欧洲科学革命时期的 “医学史”；从启蒙运动至今的“近代医学史”课程，介绍西方医学思想、科学、医生和卫生制度，以及医学与社会的关系。中国最早有医学史教学是国立上海医学院（现复旦大学医学院）和北京协和医学院，以讲解西方医学史为主，中国中医药大学基本都有中国医学史课程，以弘扬中国传统医学思想与学派为核心内容。近年来，随着高等医学院校对人文医学教育的重视，医学史教学逐渐受到各大高等院校和医学院的重视和学生的喜爱。疫情之下，更有必要大力提倡对大学生、尤其医学生展开医学史和疾病史教学。首先，本次疫情中就中医中药的抗疫救治的价值，出现多种声音，中西医之争隐而不发。倘若学点医学史，人们可以换一种方法和思路考察这个问题。虽然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文明圈的医学各有其特性，世界各地存在诸多不同的医疗模式。但是探索生命知识、治病救人、维护人类的健康是东西方医生共同紧守的基本准则，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相信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当今世界，东西方的医学思想和伦理价值观都是有其一致性和共同性的。其次，医学史让学生了解到现在所秉持的医学观念是如何创建的？历史上不同阶段的医学观和生命观有什么区别？在约翰·霍布金斯医学院医学史的课堂上，老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细菌学的出现如何改变维多利亚时代伦敦公共卫生官员的做法?从何时起母亲选择男性助产士而不是女性来接生?为什么？结核病如何改变了南非金矿开采的政治经济? 现代遗传学和新型药物在哪些方面重新塑造了我们的自我意识? 类似“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思考与讨论，都将有助于医学生更好地理解现代医学发展的内涵与趋向，进行批判性分析与解释。第三，只有深刻地了解医学发生、发展与演变的艰难历程，梳理了现代的医疗观念与传统的技术和知识间的关联，才有可能建立起对医学传统的敬畏和对历史人物的尊重之心，懂得科学精神之于医学进步的重要意义。第四，医学史有助于拓展医学生的视野，薛定谔曾说：“一群专家在某个狭窄领域所获得的孤立知识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只有当它与其余所有知识综合起来，并且在这种综合中真正有助于回答‘我们是谁’这个问题时，它才具有价值。”医学史可以帮助学生既能从历史长河出发，探究现代医学思想的渊源、生命伦理学的演变，亦能站在地球的任何区域，考察疾病的地方性特征、比较各国卫生制度和医疗体制的优劣。透过历史的纵向和横向维度，理解现代医学发展的特征，尊重医学文化的多样性。第五，培养医学生的人文关怀意识，无论是医学史上的各项发明、发现，抑或是历史上多次发生的危害人类生命、影响社会秩序的疾病大流行，以及目前日益严重的医患矛盾等问题，都离不开传统基础、自然哲学思想、文化氛围、宗教信仰和时代诉求，这些因素自然构成历史事件的人文环境。事实上，向医学生讲述医学史，可能是医学教育中极为实用而有效的学术案例，比如，“冠状病毒”的发现史， “冠状病毒”最早是在英国的实验室里发现的，1965年，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普遍感冒中心的负责人、病毒学家泰瑞尔（D. Tyrrell, 1925-2005）的团队从一位患普通感冒的成年人的呼吸道中捕获一种名为B814的可传播的病毒，该论文发表在 1966年1月的《柳叶刀》上，它被认为是第一篇冠状病毒的论文，至 60年代末期，泰瑞尔带领着一群病毒学家一直在从事这项人类毒株和动物病毒的研究，1975年5月泰瑞尔团队在《国际病毒学》上介绍了其研究的新进展，这种新病毒表面程序呈冠状外观，正式命名其为冠状病毒（corona）。研究发现，在温带地区，呼吸道冠状病毒感染多发生在冬季和春季。1999 年复旦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闻玉梅在主编《现代医学微生物学》时，军事医学科学院五所的老教授朱关福自告奋勇要求撰写冠状病毒 当时中国病毒学家都不知道有这种病毒。可见，作为医学专业知识的“冠状病毒”，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已进入中国医学院的课堂，但直到2003年，SARS在中国出现时，科学家和病毒学家才该教材上真正了解“冠状病毒”的特性。2020年的武汉事件无疑会改写“冠状病毒”的发现史，因为它飞越生物医学的实验室，进入普通百姓的记忆中，构成医学社会史的特殊案例，将会是历史学家和病毒学家教学的绝佳素材。本文内容由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提供。(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来源：证券日报之声本报讯 2021年4月15日，数字医疗健康科技企业丁香园（DXY）与科研和教育出版领域的全球领导者约翰威立国际出版集团（Wiley）合作签约在杭州举行。丁香园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李天天、Wiley高级副总裁Philip Kisray代表双方签署合作备忘录，并就新常态下的市场变化与新机遇展开探讨。在此次合作中，Wiley将通过丁香园平台建立聚焦健康科学学术前沿和论文发表的Wiley机构号，丁香园为其提供运营建议和平台数据及技术支持，未来双方将通过一系列社交营销手段，将丁香园的医生用户优势与Wiley的解决方案和内容服务相结合，共同创造价值。据了解，丁香园集团于2020年7月推出的“丁香园机构号”，是连接医生和机构，以内容为基础，互动为核心，协作为纽带的全新生态。在开放的流量环境中，通过答题、专家直播等多种学术知识交流方式，实现精准人群反复触达、机构-医生多维度互动，帮助机构积累生态资产，全面提升机构声量，共建数字医疗互动生态交流圈。目前，中国抗癌协会国际医疗交流分会、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肺癌医学教育委员会、北京癌症防治协会等多个知名专业机构号已经入驻。Wiley作为科研和教育领域的全球领导者，提供科学、技术、医学和人文社科期刊与在线学习、评估与认证相结合的内容与解决方案，帮助高校、研究机构、学术团体、企业、政府以及个人提高学术和专业影响力。Wiley在医学科研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产品包括医学期刊、医学特刊、临床指南、前沿报道、实验室指南等，帮助世界各地的临床医生和科研人员获取最新的学术成果。在新常态下，顺应工作、学习等方式的改变，Wiley积极拥抱数字平台，通过形式丰富的数字内容，更好的支持国内科研人员学术发展及学术交流。拥有中国超过70%医生用户的丁香园将成为Wiley在中国内地向医疗方向进行数字化探索的重要合作伙伴。资料显示，丁香园作为中国领先的数字医疗健康科技企业，通过专业权威的内容分享互动、丰富全面的医疗数据积累、高质量的数字医疗服务，连接医生、科研人士、患者、医院、生物医药企业和保险企业。成立20年来，服务上亿大众用户，并拥有550万专业用户，为企业、机构合作提供了专业、优质的平台。此次合作，丁香园将立足于Wiley丰富高质的内容资源，结合自身平台及优势，助力Wiley中国在科研、教育领域的内容数字化传播。（记者 李乔宇）（编辑 白宝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