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研究与教育编辑部

2019年6月22日，金英杰教育集团在京举办了“金英杰医学教育研究院成立暨2020年新品发布会”。金英杰医学教育研究院成立暨新品发布会现场多位学界先锋、业届精英、资本圈、媒体人齐聚盛典现场，共襄盛举。医学培训行业名师，金英杰核心授课老师赵庆乐先生、张伟先生、张云清先生、张丹凤女士、杨树先生等行业名师，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社长范吉平先生、编辑部主任肖培新先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总编辑邓永标先生，股东代表陆振宇先生，远洋资本投资总监邓静茵女士，以及媒体代表参加了本次发布会。金英杰教育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赵鸿峰先生，执行总裁CEO刘洋先生，副总裁、医生医世CEO赵颖女士，副总裁、师资教学部总经理何娜女士，副总裁、高端事业部总经理王冬竹女士，董事长助理、品牌部总监朱明丽女士，线上事业部总经理魏旭恒先生，线下事业部总经理沈国永先生，图书发行部总经理孙玉峰先生，直播学院院长李发琴女士，人力资源总监张艳丽女士等金英杰集团核心高管团队集体出席了本次会议。金英杰教育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赵鸿峰先生致开幕辞金英杰教育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赵鸿峰先生致开幕辞。他首先讲到，2019年，是金英杰进入教育培训行业的第15个年头。金英杰在转型医学培训行业后，不断推陈出新，致力于建立完整的医学服务产业链，成为医考培训领域的领头羊，树立起行业的标杆。教培行业，师资为帅，产品为王。我们要秉承着对学员负责的态度，继续壮大师资这一核心力量，不断升级和完善产品及服务体系，开创医学教育的新未来，为健康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金英杰教育集团执行总裁CEO刘洋先生，从产品、服务、运营、数据四个方面剖析了金英杰强大的核心竞争力，并展示了金英杰在全国范围内的战略版图：金英杰已在全国32个省市建立了直营分校，同时拥有上百家加盟机构和上千家战略合作伙伴。业务涵盖医学执业资格、继续教育、技术实操、人才输出及就业等医学领域;旗下拥有医学类图书研发及销售公司、九大高端教学中心、在线教育公司、题库公司及金英杰商学院、直播学院、教育投资基金公司、就业平台;拥有700余位独家师资以及600余名员工，年服务学员上百万名。历经十余年的发展，已成为集线上、线下、图书为一体的综合性医学服务机构及国内知名的医学高端品牌，致力于建立完整的医学服务产业链。相信金英杰在这支强大的执行团队的带领下，必将披荆斩浪，勇往向前，创造新的辉煌。“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金英杰的飞速发展离不开投资方的鼎力支持。股东代表陆震宇先生颇有感触地说到：投资金英杰三年来，金英杰每年都以近30%的速度增长，在医学培训赛道一马当先。今日成立医学教育研究院，夯实了教学和研发两大体系，对金英杰来说，又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跨越。作为股东，定会鼎力相助，继续赋能金英杰，砥砺同心，共赢共建伟大教育公司。股东代表陆震宇先生致辞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社长范吉平先生讲到，看到金英杰15年发展到今天这样强大的阵容，感到由衷的高兴。医学教育关系到全民健康，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已成立30年，是直属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唯一国家级中医药专业出版社，在医学出版领域经验丰富，是规模最大、最权威的中医药专业出版机构。希望未来与金英杰一起耕耘，多出精品，共谱医学教育新篇章。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社长范吉平先生致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总编辑邓永标先生表示，通过本次会议，对金英杰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对金英杰强大的领导力、执行力和竞争力印象深刻，对合作非常有信心。希望和金英杰携手同行，扬帆远航，奔向未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总编辑邓永标先生致辞师资为帅 搭体系 精运营由金英杰教育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赵鸿峰先生任命：赵庆乐老师为金英杰医学研究院执行院长兼口腔项目研究院院长。接下来，各位资深专家获得任命，他们将在各个研究院开启新的征程。董事长赵鸿峰先生为赵庆乐院长颁发任命书“精研博学，口腔最强，百年大纪，英杰辉煌”、“一听就懂，一学就会，一次就过，医学首选，金英杰”、“望闻问切，把脉医考，宏图远志，在我英杰”、“潜心研究，不负众望，奋斗新征程”、“药学研究院，中西药通关”。各研究院一句句响亮、坚定的口号，引得全场气氛热烈高亢，掌声阵阵。五大项目研究院院长任命现场的嘉宾共同见证了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时刻。赋能名师，打造数字云平台数据驱动发展，平台汇聚精英，学习成就未来。随着5G时代的到来，金英杰数字云平台已成为行业创新和金英杰快速发展的驱动力。金英杰线上事业部总经理魏旭恒先生，邀请金英杰医学教育研究院正式入驻数字云平台，赋能名师，全链打造学习场景的数字化、移动化、可视化，为全国数百万线上学员提供精细化的教学服务。金英杰医学教育研究院入驻数字云平台产品为王，深度研发，全面升级 教培行业，产品为王。产品展现的是背后研发的深度与实力。金英杰自成立以来，高度重视产品的研发和投入，历经15年的沉淀，已形成了线上、线下、课程、图书、题库等全方位、多梯度的强大产品阵容，最大程度的为学员提供多样性、个性化的学习产品。产品的不断研发、升级，是金英杰核心竞争力的根基所在。金英杰相关版块负责人，乘着教育研究成立的东风，隆重推出2020年的金英杰新品阵容。它们分别是：金英杰高端面授、在线直播、精品面授、智能题库、图书以及双师产品。1.新品发布之“高端面授”高端事业部总经理王冬竹老师对高端班的产品进行了具体解读和深度分析。金英杰高端面授系列，通过6S全阶段递进式教学服务体系，全学制、全周期、全阶段、全封闭、全名师、全学霸，线上线下一站式服务，全力打造医考培训新高度。技能阶段3+2+1的课程设计、小黑屋系列的实操课程、笔试阶段的晨课-正课-晚课，都为学员提供着充实的学习养料，保证学员的考试成功率。贴心的陪学服务以及温润的文化引导，帮助肩负重压的考生保持最佳状态全力以赴，为考试通关提供了精神和智力的双重支撑。高端事业部负责人王冬竹老师发布高端面授新品2.新品发布之“在线直播”用心做服务，细节赢信赖。金英杰直播学院院长李发琴老师发布了金英杰2020年直播新品。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深入普及，线上直播产品在各类学习产品中拥有越来越多的受众群体。金英杰直播课堂首创SEEP渗透式教学服务体系，致力打造直播课程和教学服务的好标准、好体验、好效果、好口碑。通过营造线上班级课堂，采用名师教学+大咖总结+学管辅学，全方位辅学、督学、培学的一站式学习服务体系，真正建立教与学、练与考的高质量学习系统。核心产品有：金鹰直播、王牌直播、尊贵私塾直播，帮助不同需求的学员精准高效备考，顺利通关。直播学院院长李发琴老师发布直播新品3.新品发布之“精品面授”众所周知，金英杰历经十五年发展，拥有庞大的地面军团，在全国有32家省级直营分校，100余家加盟分校以及上千家战略合作伙伴，年培训学员数十万人。面授产品是我们线下的主流核心产品，2020年我们的面授产品将会迭代升级。线下事业部运营总监肖博老师，分别从医师、药师、护士面授班的设计思路进行了分析和阐释，通过名师面对面教学、现场答疑解惑、知识网络串联、重点强化记忆，搭配班管团队督学，展现了2020年金英杰精品面授班的教学互动性、督学同步性和反馈及时性特点，为医考通关提供坚实保障。线下事业部运营总监肖博老师发布精品面授新品4.新品发布之“新品图书”金英杰自成立以来，始终重视图书产品的研发，一贯以全面性、系统性、专业性在行业内享有盛名。目前，已拥有医药护三大类215个品种的图书产品，覆盖面之广，品类之多在行业中遥遥领先。图书发行部总经理孙玉峰老师发布了金英杰2020年的新品图书，包括集聚“精简、全面、应试”特点的《学霸笔记》系列，极具系统性、规划性的《5+2+1历年真题》系列、囊括必考图形题及速记手册的《护考通关教案》系列，以及主治类4大系列，35个单品图书，全面、系统地为学员提供新一年的减负通关备考图书。图书发行部总经理孙玉峰老师发布图书新品5.新品发布之“智能题库”2018年6月，金英杰题库正式上线，当年累计会员8.8万名。截至目前，金英杰题库全面覆盖医、药、护三大类，拥有高质量试题180万道，在线做题人数达720万人。2020年金英杰题库将继续升级，线上事业部运营总监周浩老师对此进行了发布与解析。金英杰2020年新品智能题库的习题类型，将继续细分细化;内容上，将根据各专业考试时间节点，继续增加试题8万道，并提供近十余年真题，配备详细解题思路;功能上，也将实现评估可视化，并可跨平台使用、随时随地学习，帮助学员查缺补漏、轻松备考。线上事业部运营总监周浩老师发布智能题库新品6.新品发布之“双师教学”发布会压轴出场的是金英杰2020年的重头戏--双师教学，线下事业部总经理沈国永先生，就“双师”模式进行了深度分析。双师教学模式在K12领域已日趋成熟，金英杰大胆借鉴和尝试，在医考行业率先引入性价比和体验度双赢的双师产品，由核心优秀师资进行网络直播授课，现场助教老师与学员面对面讲练答疑，同时配备专职班主任随堂进行学习管理。既解决了名师分身难、偏远地区的学员享受不到优质教学资源的问题，也解决了师资的梯队培养，扩大了面授市场的覆盖率。未来，双师产品势必会成为金英杰的核心教学产品之一。线下事业部总经理沈国永先生发布双师新品推动医学进步，引领教育航向。金英杰作为医学培训领域的弄潮儿，始终站在风口浪尖，围绕业务战略布局，加大研发投入，增强教育研究院的师资厚度，加快新品上市节奏，引领行业发展的航向。金英杰医学教育研究院的成立，标志着金英杰名师专业化、研发一体化、运营集团化的道路基本实现，奏响了行业研发的强音，树起了医学培训的标杆，为金英杰成为行业独角兽迈出了坚实一步。

2016年，世界最大学术出版集团之一爱思唯尔（Elsevier）旗下的Scopus数据库所收录的中国学者发表论文首次超越美国（42.6万篇 VS 40.9万篇）。2018年1月18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报告称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学术文章产出国，这也是国际范围内第一次公开承认中国在学术文章产出数量上超过美国。同年SCI（科学引文索引）所属数据库Web of Science收录的中国大陆地区学者参与发表的论文数量达到了39.8万篇，超过美国的38.6万篇。2018-2020中国大陆地区完成了SCI和SSCI发表论文的三连冠，并将领先优势从2018年的1.2万篇扩大到了11.9万篇。中国当之无愧的成为了全世界学术论文产出数量的老大哥，然而比较尴尬的是，上述的这几个统计中提到的中国学者所发表论文，基本都发表在了国外学术期刊上。任何国家的学者将自己最好最优秀的科研成果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都是目前行业的现状，毕竟科学无国界。但是学术期刊的归属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术话语权的归属，谈到顶级期刊英国有Nature（自然）、美国有Science（科学）；谈到学术出版集团德国有Springer（斯普林格），荷兰有Elsevier，英国有Nature Publishing Group（自然出版集团）、Oxford University Press（牛津大学出版集团）、SAGE、Taylor & Francis等，美国有Wiley和各大学会出版巨头。你问我中国在这两方面有什么，不做点功课我根本答不上来。即使做了功课之后，我感觉我也很难给你一个可以和他们匹敌的答案。今天所长老王就带大家认识一下被“卡脖子”的中国学术期刊。巨大的差距2020年6月，中国学术界翘首以盼的2019年度影响因子公布，作为“国产学术期刊之光”的Cell Research影响因子首度突破20分，使得中国终于有了第一本影响因子超过20分的学术期刊。然而Cell Research的一枝独秀，却更间接地反映出中国学术出版业国际化整体的羸弱。根据Web of Science数据库2020年的影响因子数据：收录影响因子超过40的期刊19种， 中国有0本入选，收录影响因子超过30的期刊39种， 中国有0本入选，收录影响因子超过20的期刊86种， 中国有1本入选，收录影响因子超过15的期刊148种，中国有3本入选，收录影响因子超过10的期刊312种，中国有9本入选；收录影响因子超过5的期刊1169种，中国有41本入选；收录影响因子超过3的期刊3288种，中国有88本入选；收录影响因子超过2的期刊5861种，中国有152本入选；收录影响因子超过1的期刊9879种，中国有218本入选。截止2021年1月31日，Web of Science共收录SCI和SSCI杂志12856种，中国只有255种，占比仅为1.98%。作为世界第一大学术论文出版国的中国，所拥有的SCI和SSCI杂志数仅排第六位，仅领先第七位的日本（251）4本，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4472）的5.7%，世界第二的英国（3137）的8.0%。而即使在这255种被SCI和SSCI收录的中国英文期刊中，大部分仍旧采用的是“借船出海”的方式。所谓的“借船出海”，也就是中国相关单位主办期刊，而出版和发行交给国际上知名的学术出版商。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增加期刊的国际影响力，有利于期刊早日被各大数据库收录。当然缺点也很致命，中国的学术出版单位不光要向这些大的学术出版商缴纳不菲的出版服务费，而自己尽心尽力办好的学术期刊带来的可观的数据库收益基本拿不到钱，为他人作嫁衣裳。2020年，SCI所属数据库Web of Science收录中国作者参与发表论文53.6万篇，这53.6万篇论文中只有3.6万篇发表在了中国自己主办的学术期刊上，刚好一个零头。巨大的差距背后，是庞大的历史旧账。1665年3月，世界上第一份真正用于学术交流的科技期刊诞生—《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这本由英国皇家学会创办，全世界诞生最早且现在还在发行的学术期刊，刊登过牛顿、富兰克林、瓦特、法拉第、焦耳、李斯特等科学巨匠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论文。而直到两百多年后，中国科技期刊办刊最早且连续出版至今的、由中华医学会1887年创建的《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才宣告诞生。而在这过去的两百多年间，科学期刊出版业诞生了至今仍是学术期刊“扛把子”存在的现象级期刊。1869年，顶级期刊《自然》（Nature）创刊；1880年，另一本顶级期刊《科学》（Science）诞生。国际四大医学会杂志，也都在这期间诞生。1811年，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内科医师John Collins Warren和James Jackson创办《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11年后，英国外科医生Thomas Wakley创立《柳叶刀》（Lancet）；1840年，《英国医学会杂志》（BMJ）应运而生；1883年，《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诞生。而这期间的中国，正在清朝的统治下实行着闭关锁国的政策，正经历着两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铁骑的蹂躏。而正是在这个时期，国际上最大的几个学术出版集团诞生了。1807年威利（Wiley）出版集团在纽约成立；1842年，斯普林格集团在德国诞生；1852年，Taylor & Francis在英国问世，1880年，爱思唯尔在荷兰成立。直到爱思唯尔成立近50年后的1930年6月，而中国目前最大的科技出版集团中国科技出版传媒的前身龙门书局才在上海成立，这时候Wiley已成立123年，斯普林格也已诞生88年。在成立后的前几十年里，龙门书局经历了八年抗日、解放战争、十年动乱，从1984年到1994年有8年亏损,直到1995年才走出困境。而这期间的国际学术出版，早已换了人间。进入21世纪，国际出版业五大巨头爱思唯尔、斯普林格-自然、威利、Taylor & Francis、SAGE，早已完成跑马圈地，出版超过50%的全球学术论文。美国各大学会也凭借着自己领先全球的学术实力，推出了自己在行业内的代表期刊。而这时候的中国国际学术出版，可以说才真正意义上刚刚入局。搞学术出版和当代社会异常流行的网络自媒体其实有很大的共同之处，先到咸阳为王上。在任何平台刚刚建立的时刻，先入局者凭借初期的平台巨大红利都可以实现一段时间的野蛮生长。然而当平台足够大，吸引了足够多的竞争者入局之时，市场由蓝海变为红海。这时候如果还想入局，唯一的选择要么是期待千载难逢逆天改命的机遇再次出现，要么就只能在红海之中杀出一条血路。在传统学术期刊数据库订阅模式为主流的21世纪初，学术界开始向国际学术出版商存续了上百年的付费订阅模式发起冲击。对于中国的国际学术出版业，第一次逆天改命的机会出现了。学者普遍认为学术出版商利用学术数据库在攫取了高额利润的同时阻碍了学术知识更大范围的传播。2001年12月，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开放存取倡议组织会议上，开放获取（Open Access）应运而生。2003年10月，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科研机构在德国柏林联合签署《关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资源的开放使用的柏林宣言》，开放存取正式进入蓬勃发展阶段。开放获取的出现给了那些平时无力抗衡学术出版巨头的其他出版商一个千载难逢的翻盘机遇，一时间国际学术期刊出版业风云变幻。1996年，华人科学家林树坤在完成自己的博士后研究后在瑞士创立MDPI出版集团，经过20多年的发展，出版英文科技期刊310个，其中SCI收录期刊82个。在2020年全球SCI收录期刊发文量最多的前十本中，有六本出自MDPI出版集团。同时MDPI集团有8本SCI期刊2020年度单本发文量超过5000篇。1997年成立于埃及开罗的Hindawi出版集团，紧紧抓住开放获取的机会。截止2019年，旗下出版期刊超过两百种，超过七十多本期刊被SCI收录。2021年被著名出版巨头Wiley收购。2000年，BioMed Central （BMC）在英国成立，8年后被斯普林格自然集团收购，在创办后20年内已拥有超过三百多种学术期刊，两百多种被SCI收录。2006年，被称为当年江湖“四大神刊”之一的Plos One问世，这本开放获取期刊在创刊后第七年，年度发文量达到了惊人的3万篇，占到了当年度上万本SCI期刊发文数量的1/60。成立于2007年的Frontiers出版集团，借着开放获取的东风12年间成功打造100多种学术期刊，其中40多本被SCI收录。2013年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创办开放获取期刊 IEEE Access，2020年度发文量超过了1.7万篇。根据其网站公布的1750美金的出版费用，如果简单估算的话，仅这一本杂志一年就可以为IEEE带来近两亿人民币的收入，而这个杂志的文章一大部分来自于中国。被开放获取打乱阵脚的传统学术出版巨头也开始纷纷布局，斯普林格自然旗下的Scientific Reports于2011年创刊，近年来年度发文量维持在2万篇左右；同时旗下Nature Communications 2020年度发文量达到6000篇。根据其官方网站介绍，两个杂志的开放获取费用分别为1495美金和5560美金，这样算下来，仅仅这两个杂志一年就可为集团贡献超过4亿人民币的收入。Elsevier旗下的Cell出版集团推出Cell Reports系列和iScience等开放获取期刊，美国科学促进会也推出Science Advances，一度被广大学者认为是对标Nature Communications。虽然2004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学院就代表中国签署了《柏林宣言》，但是这个开放获取的千载难逢的入局利益再分配的机会，我们仍然没有及时抓住，至今想来仍让人唏嘘不已。在SCI和SSCI收录的255种中国学术期刊中，虽然有79种属于开放获取，但是这79种期刊的2020年度发文量加起来也只有不到8000篇。2020年SCI和SSCI收录的开放获取论文达到了75.5万篇，归属于中国学术期刊的比例仅为1%左右。接下来留给中国学术出版业者的，只有在红海之中杀出一条血路。差距带来的经济利益他让和话语权缺失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传统的图书出版业遭受重创。然而学术出版业所受影响极小，反而得益于科技的发展更加蓬勃的发展起来。俗话说，无利不起早。学术出版业蓬勃发展的背后的动力，更多来自巨大的利益驱使。2019年，Wiley的年度营业额达到18亿美金，爱思唯尔的年度营业额达到了25.38亿欧元，斯普林格更是达到了惊人的31.12亿欧元。根据维基百科的介绍，爱思唯尔的利润率在30%以上（2017年为37%，2011年为37.3%，2002年至2012年间从未低于30%），估计其他学术出版集团也低不到哪里去。这样子算下来，爱思唯尔和斯普林格两个出版巨头的的各自年度利润至少应该在60-70亿人民币之间。和这个数字比较接近的是另外一个出版巨头Taylor & Francis，根据其母公司Informa公布的2019年度财报，Informa的年度利润达到了9.33亿欧元，折合人民币73亿。这是什么概念呢？爱思唯尔、斯普林格、Taylor & Francis这三个学术出版巨头母公司哪一个的年度利润放在中国，都可以排进2020年中国最赚钱的公司100强。中国汽车制造业的领军企业吉利、中国家电制造业的龙头企业海尔的年度利润也不过与这些学术出版巨头相仿。而当国际大型学术出版商赚得盆赢钵满之时，我们的很多学术期刊依然游走在靠经费支持才能续命的道路上。即使作为中国最大的科技期刊出版集团，中国科技传媒2019年度的总营业额也仅为25亿人民币，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利润4.65亿，大概约为爱思唯尔的1/13, 斯普林格的1/15。这些传统学术出版巨头收入的一大部分来自于对其旗下期刊的数据库订阅，掌握了大量期刊资源的出版巨头在制定价格上拥有巨大的话语权。2019年轰动全球的加州大学系统与国际出版巨头爱思唯尔的决裂，再一次将国际出版巨头们在数据库期刊定价权上的豪横和大学图书馆的无奈放大到公众面前。面对学术出版巨头，这种学术圈的无奈是共通的。早在加州大学与爱思唯尔决裂前9年的2010年9月，包括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中国30多家图书馆的代表联名发表了致读者和出版商的公开信。“近年来，国外科技期刊及其全文数据库的价格不断提高，有的出版商全文数据库的价格连续多年以百分之十几的幅度上涨，个别出版商的全文数据库甚至出现年度涨幅20%~30%的情况，造成图书馆外文科技期刊订购费用迅速膨胀。其中个别出版商利用自己的垄断性地位涨价，提出要在2020年把中国用户使用其全文数据库的论文篇均成本提高到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持续大幅度的价格增长已经严重威胁到所有教育科研单位的科技文献资源的可持续保障。.....任何无视用户权益、不顾市场现实、肆意攫取暴利、破坏科技文献长期可持续保障的做法，除伤害用户合法权益外，亦会破坏市场之长期稳定性和个别出版商自身利益。”没办法，定价权掌握在别人手里，只能任人宰割。即使做出反抗，也达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别说国际数据库出版商，就连我们国内的知网涨价都能涨到让北大受不了选择停用。只可惜知网割的是我们自己人的韭菜，国际大型学术出版商割的是全世界的韭菜。如果知网能割全世界的韭菜，那也是国际学术数据库的中国之光了。从国家层面而言就是钱从左边口袋进入右边口袋，我们被割韭菜的时候还能心服口服一点。虽然近年来开放获取的出现，让数据库割高校图书馆韭菜割的越来越费劲。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出版商钱还是要赚的，只是改成学术期刊直接割科研工作者的韭菜了。就像我上面提到的，我们在开放获取期刊的数量和发文量上都和国际上有着巨大的差距。也就是说我们以前主要是高校图书馆被国外学术出版集团薅羊毛，以后可能是我们的科研工作者变成主要被薅羊毛的对象。除了最直观的学术出版集团的经济利益外，学术期刊背后的国际社会话语权的影响力和其带来的其他利益也不容小觑。谈到学术话语权，国际学术期刊已经成为广大学者发声的舞台。虽然学术是一个讲究客观、公平、公正的事业，但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偏见的存在，学术期刊内部的一些操作全世界都是普遍存在的，比如在保证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开辟发表绿色通道。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国际学术期刊的高水平论文发表也很难完全做到绝对的公平公正，都会存在一定程度上偏袒本国学者或者同类人群，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期刊表现尤为明显。尤其是在科技迅猛发展、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谁先发表了相关的研究成果谁就掌握了最早的知识产权的归属、接下来研究的主动权和学术界这方面的话语权。比如2012年施一公老师发表在Cell Research的这篇题为“Crystal structure and biochemical analyses reveal Beclin 1 as a novel membrane binding protein”的文章，1月13日投稿，1月16日修回，1月17日接收。这看着就给人一种有人在抢发他们的研究成果的感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抢发别人。这当然也只是笔者的一种猜测，具体背后的故事只有当事人老师知道。跟大家讲另一个也算跟学术话语权沾点边的一个小故事。只是这次故事的主人公，是被别人抢发论文。潘卓华，是一位在美国底特律韦恩州立大学医学院工作的华人科学家。他在2004年做出了一个诺贝尔奖级别的发现—光遗传学技术，将光敏蛋白表达在视网膜神经节细胞上，可以让这些细胞获得感光能力，这项发现目前已经在神经科学领域得到广泛的使用。他关于这一发现的论文在2004年和2005年先后被Nature、Nature Neuroscience、Journal of Neuroscience拒绝。2005年8月，斯坦福大学的Karl Deisseroth和Edward Boyden抢在潘卓华前面先发表了光遗传学技术的论文，而且发在了一个曾拒绝过他文章的期刊—Nature Neuroscience。斯坦福大学的两名科学家因而名声大噪，赢得无数荣誉与奖金，其中就包括最奢华的“生命科学突破奖”，甚至很多人预测这两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只是时间问题。而潘卓华的文章2016年论文才得以发表，虽然发表在跟Nature Neuroscience同样级别的Neuron上，但是基本没有人知道他才是最先发现的那个人。如果在2004年“国产学术期刊之光”Cell Research能有今天的高光，华人科学家潘卓华可能会选择投稿到Cell Research，很有可能他就会成为那个聚光灯下的人。作为一个华人科学家，这势必对中国相关领域的发展也起到不可估量的带动作用。今天，我们无法去判断当时Nature Neuroscience的编辑为何选择了拒绝潘卓华而发表另外一个课题组的同样论文。只是我们禁不住会去猜测，如果Nature Neuroscience是一个中国杂志，这个故事会不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结局。如果潘卓华的悲剧发生在国内，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反思？除了学术话语权，学术期刊背后的学会影响力和衍生的学术会议收益也不容小觑。很多期刊做大做强之后都会以期刊为平台举办学术会议，而学术期刊的成功与否从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学术会议的成功与否。依托美国各大学会的学术期刊为媒介，美国硬生生的把很多美国本土的学会搞成了世界级的学会，把美国本土的学术会议办成了世界级的学术会议，慢慢的变成了很多世界级科研成果的首发平台。这里当然也关乎我们刚刚提到的学术话语权问题，同时还有这背后的那个国际学术会议大蛋糕。比如美国肿瘤学研究领域的两大学会，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年会和美国临床肿瘤学年会，每年基本都可以各自吸引超过2万名和4万名相关领域研究人员参会，参会者都要缴纳不菲的报名费（人民币少则几千，多则上万），这样的一场学术会议就可以给主办方带来上亿人民币的收入，同时也可以给当地带来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这些学会每年的注册会员也要缴纳不菲的会费，进一步反哺学会的发展。除了每年的年度会议外，这些学会还会办很多大大小小的卫星会，既有了促进学术发展交流知名，又得了正当营业之收益，何乐而不为呢？从中美学者在SCI/SSCI收录的学术会议发表的摘要数量，可以看到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的话语权与美国相比依然有巨大的差距。中国近些年来在这些国际顶尖的学术会议上发表的摘要数量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左右。虽然一部分要归因于中国的顶尖科学研究依然和美国有较大差距，但是也有一大部分原因来自于中国科技期刊与美国学术期刊的悬殊实力。好切的蛋糕，自然有人要来分一杯羹。各大行业内的顶级期刊出版集团当然也要进入分蛋糕的行列。自然（Nature）有旗下的Nature Conferences，细胞（Cell）有下属的Cell Symposia，其他的老王就不在这里给大家一一列举。例子有很多， 但是道理很简单，你只有期刊做大做强，平台足够大，才能邀请到更多的顶级科学家来做报告，才能吸引到更多的人来参会。知耻而后勇巨大的差距下，我们该何去何从？相信这是很多读者看完前两个部分之后，脑海里自然而然就会冒出来的问题。既然所长老王看到了这个方面，那么学术出版行业的从业者和相关主管的高层肯定也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2013年，中国科协、财政部、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联合推出了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连续三年，对于入选的期刊每年给予200万、100万、50万的资助。国家为了提高中国科技期刊的影响力，可谓砸下重金。六部委联合发出了对世界第一学术出版国学术期刊从业者的灵魂拷问，正在崛起中的中国科研，能否带着科技领域的学术刊物一起飞？2019年，中国科协、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四部委再度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提出了“到2035年，我国科技期刊综合实力跃居世界第一方阵，建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期刊和若干出版集团，有效引领新兴交叉领域科技发展，科技评价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明显提升，成为世界学术交流和科学文化传播的重要枢纽”的目标。2020年2月23日，科技部正式印发《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通知 中要求对科研工作者的评价实行代表作制度，其中国内期刊不少于三分之一。很多科研工作者看到国内期刊都错误的理解为中文期刊，其实不然，当然也包括我们自己办的英文期刊。这其实也是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内科技期刊的国际化助力。近年来，广大科技期刊出版业者和科研工作者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直面与国际的差距、积极探索，为我国学术期刊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作为国内学术出版龙头的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近年来通过爱思唯尔合资的方式成立了其控股的北京科爱森蓝文化传播公司，专注打造国际化学术期刊，在其开始拓展期刊业务六年后的时间里与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合作创立了61本英文科技期刊，其中13本已被SCI收录。成立于2009年的中国医学国际期刊出版领域老大AME出版集团，专注医学领域。截止到2019年1月，AME旗下拥有60多本英文医学学术期刊，其中18本PubMed收录、11本被SCIE收录。同样是2009年，中国激光杂志社率先实行转企改制，在遭遇寻求与国际光学出版巨头合作的挫折后，坚持自办期刊数据库、持续加大投入。11年后，这个原来只有十几人的联合编辑部目前已发展成为国内最大、全球第三的光学期刊出版机构。创刊于2012年的Light， 由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所主办，目前已连续6年影响因子超过13分，稳居国际光学期刊榜榜首；国产学术期刊Cell Research用20年左右的时间将影响因子从2打造到了20，在本学科领域期刊中排名世界第七、亚太第一；Molecular Plant在13年内影响因子从2.784升到12.084，成为植物领域排名第五的顶尖学术期刊。2018年中国科协与美国科学促进会共同创办了定位为国际化、高影响力、世界一流水平、综合性、大型开放获取科技期刊《研究》（Research），创刊不到2年，已被DOAJ、EI、ESCI、PubMed、INSPEC、Scopus等国外重要文献数据库收录。2021年1月29日，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管主办的英文期刊Fundamental Research期刊首发仪式举行。很多可能改变国际学术出版业格局的事情在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依然正在发生。成绩令人欣慰，但是差距依然巨大。因为一个中国科学传媒、一个科爱森蓝、一个AME、一个中国激光是远远不够的，一本Light、一本Cell Research、一本Molecular Plant也是远远不够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写在后面的话卡脖子这个原本听起来俗里俗气的词，这几年频繁出现在各大主流媒体。百度百科给出的解释是“指用双手掐住别人的脖子，多比喻抓住要害，致对方于死地”。近几年“卡脖子”这个词进入公众的视野始于“中兴事件”，2018年4月16日晚，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美国政府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不到一个月后，2018年5月9日，中兴通讯公告称，受拒绝令影响，本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已无法进行。美国商务部的一项禁令，直接让中国第二大、世界第五大电影运营商陷入瘫痪，确实是卡住了脖子，卡的死死的。这项禁令在2018年6月7日解除，解除的条件是中兴向美国缴纳10亿美元罚款，外加4亿美元保证金，3个月内更换董事会和管理层，为期10年的美国合规团队现场监控，还要再加上一个美国可以视时启动的为期10年的拒绝令。芯片遭遇的是硬件卡脖子，学术期刊则是内在软实力的卡脖子。不管哪一种卡，都是可以让人窒息的。发展壮大学术期刊，这个不需要两秒钟就可说完的话背后可能要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努力，而且是非常高效的努力。现阶段中国面临的学术出版业的现状是，学术期刊阵容庞大而不强，国际化程度低，小作坊式作业普遍，我们的学术期刊数量位居世界第二但是国际化学术期刊数连行业龙头国美国的二十分之一都不到。根据《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20）》报道，“全国4958种科技期刊共有1291个主管单位，3083个主办单位，4288个出版单位，平均每个主管单位主管期刊3.84种，每个主办单位主办期刊1.61种，每个出版单位出版期刊1.16种，其中只出版一种期刊的出版单位有4108家，占全部的95.8％”。在这种国际巨头林立、困境重重，国内学术出版业力量分散的情况下如何均衡各方利益、集中优势资源、顺利完成突围，考验的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智慧和耐心。中华民族向来不缺智慧，也拥有极大的耐心。197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所在的中国中医研究院等几家单位以“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名义，在国产期刊《科学通报》上发表了有关青蒿素化学结构及相对构型的论文《一种新型的倍半萜内酯—青蒿素》，除此之外，《科学通报》还发表过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哥德巴赫猜想证明等世界级的发现。期待不久后的将来，中国学者可以再次将自己最顶级的科研成果发表在我们自己的学术期刊上，真正的将论文发表在祖国大地上。期待这不只是期待。内容来源：微信公号ISE学术前沿工业检测的可靠工具：热像仪海水淡化技术升级一个反常量子现象中，隐藏着全新的粒子？特别声明：本文发布仅仅出于传播信息需要，并不代表本公共号观点；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公众号转载使用，请向原作者申请，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

《贵州卫生职业教育》征稿通知前言《贵州卫生职业教育》是贵阳护理职业学院内部连续性学术刊物，每年共编印四期，常规栏目有：职教发展、教育教学研究、调研报告、护理之窗、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文教育等。主要登载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护理学、药学、中医学、医学技术、化学、计算机、思想政治教育、哲学、心理学及职业教育等方面的学术论文。一直以来得到学院各系部处室全体教职员工的大力支持，大家踊跃投稿，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编辑部也决心不断提高办刊质量，征集优秀稿件。投稿须知1.文稿须为学术论文论点明确、论证严谨，数据可靠，词语准确、规范，文句精练，标点正确。2.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文稿内容应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杜绝任何政治性、学术性及保密性问题。3.稿件格式要求规范、项目齐全包括：文题、中文摘要、中文关键词、正文及参考文献。4.“摘要”要求简明确切自科类论文要求为报道性文摘，即包括目的、方法、结果及结论。字数100-200为宜。5.排版要求文稿中正文字号用宋体小四号字；表格采用三线表，无竖线及斜线，图表中的文字用小五号字。6.稿件后请附上作者简介及联系方式作者简介包括姓名、出生年、性别、职称、学位及研究方向。投稿方式以电子版word格式交稿，文件名为“文章标题+作者”。邮箱：1714812668@qq.com文稿一旦被录用，将按照《贵州卫生职业教育》稿酬标准发放稿酬。关注我们贵阳护理职业学院科研处《贵州职业卫生教育》编辑部2020年3月作者/邓朝晖编辑/刘京津责编/王利

记者今天从上海中医药大学获悉，全球唯一的中医药人文领域英文学术期刊--《中医药文化（英文）》新刊正式国内创刊。期刊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管，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华中医药学会共同主办，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建光担任主编。2014年推出试行刊，2018年国际创刊，2020年正式创刊。期刊创办之初就旨在从文化源头全面解读中医药学，向世界展示中医药学深厚人文内涵，打造中医国际话语权，增进中医药学与世界多元医学文化的互动交流。编辑部与国家汉办、文化部以及海内外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组建了一支充满活力的国际编委团队，该刊的国际办刊水平及学术影响力显著提升，广泛覆盖孔子学院、中国海外文化中心、海外中医中心等，2019年与法国《针灸》杂志编辑部签署合作备忘录。目前被Google Scholar, Exslibris, Journal Gide等国内外知名数据库收录。2019年，该刊成功入选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高起点新刊。主编徐建光在《中医药文化（英文）》新刊发布暨国际发展研讨会上指出，《中医药文化（英文）》将以建设世界一流期刊为目标，充分发挥中医药的学科特色与自身优势，汇聚一流的国际人才，在办刊模式上转变思路，整合资源，充分利用数字化时代的技术优势。“讲好中医药故事，提升中医药国际影响力，助力国际话语权构建”，推动全人类对生命与健康的科学研究与科技创新。中华中医药学会会长王国强希望《中医药文化（英文）》不断提升国际办刊水平及学术影响力，推动中医药加速融入国际医疗体系、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国际化发展。来源：周到【来源：周到客户端】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一幅眼镜，一头白发，一个高大魁梧的身躯，一双睿智慈爱的眼睛，就是这样一位平凡的老人，主刀了我国第一例临床肝脏移植手术，因精湛的外科技艺被称为“大刀王”。累累硕果，道不尽他的大医精诚；谆谆教诲，述不完他的仁心慈术。对于患者而言，他既是杏林高手，又是谦谦君子；对于学生而言，他既是敦厚长者，又是良师益友。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外科专家、瑞金医院终身教授林言箴，他说，“做医生，不但要握一把刀，更要拿得起一支笔。”主刀我国第一例临床肝脏移植手术林言箴长期从事普外科和消化系外科工作，尤其是胃癌外科综合治疗的研究。上世纪70年代，肝移植还是中国难以攀登的高峰，由于西方对中国的封锁，医生难以获得最新医学杂志。为了把国外的先进经验学到手，并且避免别人走过的弯路，在董方中支持下，林言箴在图书馆里翻阅了大量书籍期刊，带领团队夜以继日地收集分析国外器官移植资料，以学习经验，吸取教训。1977年，林言箴主刀，施行了我国第一例同种原位肝移植手术，由于手术时间很长，在当时没有显微镜、没有血管缝针的情况下，林言箴只能凭着肉眼，以最快速度进行丝线缝合。在整个肝移植团队的通力配合之下， 中国第一例肝移植存活时间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是我国肝脏移植手术的里程碑。在胃癌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方面，他主持了胃癌扩大根治术和合理手术范围、胃癌术后早期腹腔内化疗、术中腹腔内温热灌注化疗、胃癌围手术期营养支持加化疗、胃癌浸润转移机制及其防治，胃癌生物学行为及生物治疗等一系列国家和省部级重点课题。1977年全国首例原位同种肝移植术前讨论会（左起：唐步云、董方中、傅培彬、林言箴、江石湖）“文武双全”的外科医生林言箴是一名典型“文武双全”的外科医生，既身材高大、热爱运动，十几个小时连续手术丝毫不露倦色，又博闻强识，酷爱读书，满满一墙的书架上除了专业书籍外，还有《古文观止》、唐宋诗词、明清小说等大量“杂书”。林言箴不但能娴熟地应用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又精通中国古文，中外名篇名句随口而出。青年林言箴在各种国际会议上，他思维敏捷、左右逢源，与外国专家们谈笑风生，在各种语言中不停切换却毫无障碍。欧美日韩等国专家都非常尊敬他，多次邀请他出国访学，登上过国外杂志的封面。每次出国参加学术会议，林言箴最关心的就是国外有哪些新出版的医学著作。他挑选医学著作不但看目录，还看出版社、作者、参考文献。他认为，严谨的作者和最新的参考文献，加上声誉卓著的出版社所出版的著作，最能体现当今外科学的新进展。若条件允许，他还千方百计结识著者，争取与他们当面交流。林言箴诚恳的态度、流利的英语和法语以及广博的学识，每每令国外同道感慨不已，纷纷与他结为知交。林言箴曾任WHO器官移植工作组成员、国际外科－胃肠病协会上海分部外科主席和国际胃癌研究会创始会员；先后被聘为美国、意大利等7所著名医学院校的客座教授，并荣获法国国家外科学院外籍院士称号。1985年3月灼伤科主任史济湘（左一）、泌尿科主任郑崇达（右二）外科主任林言箴（右一）访问意大利文心雕龙，著作等身林言箴坚持自己的理念，也善于吸收别人的意见建议。最初他是著名的“大刀王”，以能够“从头开到脚”而著称，无论是器官移植、胃肠、内分泌外科，样样刀都拿得下。80年代浙江医学会外科主委钱礼向他建议要多动笔，于是林言箴从善如流，把著书立说和培养学生当作自己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步入晚年的林言箴仍壮心不止，历时2年编纂了《现代外科基本问题》（上、下册），洋洋130余万字，汇集国内名家50余人，齐心协力，各擅胜场，将现代外科发展的基础理论和最新进展，毫无保留地呈现给读者。该书出版后引起了国内学界的高度重视，被誉为理论联系实践的经典之作。林言箴一手创建了《外科理论与实践》杂志，他亲自审阅大部分稿件，提笔修改所有入选文章的英文摘要；他对于有独特见解的作者总是关怀备至，尤其关心青年人的作品。当编辑部同志提出要在杂志上开办函授继续教育学习班时，他大力支持，并积极联系专家学者为学习班撰稿。林言箴和学生们讨论病例如今，《外科理论与实践》已被列入国家科技部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和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成为瑞金医院外科新发展的标志。同时，林言箴也曾是《外科理论与实践》主编以及《中华普通外科杂志》、《中华器官移植杂志》、《中国实用外科杂志》等十余种杂志的编委或顾问。大医精诚，林言箴门下的弟子和指导过的学生遍布全国各级医院，成为外科负责人或业务骨干。林言箴的成就与他对医学事业、对病人的拳拳爱心密不可分。那种爱心是发自内里，植根于思想深处，他总是从病人的角度考虑问题，为病人设计最合理的治疗方案。林言箴终身从事外科医教研工作，他的累累硕果，他的高风亮节，他的仁术慈心，他的不懈追求，感动着一代又一代医学新生，激励着他们在医学的道路上永攀医术高峰，铭记医者使命。人物简介林言箴是1949年毕业的震旦大学医学院学生，医学博士，从小接受法语教育。曾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腹部外科研究室主任、瑞金医院外科主任、上海市普外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多届委员、中国胃癌研究会副主任委员、上海消化外科研究所名誉所长、上海市消化外科领先专业重点学科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林言箴曾获国家卫生部重大科研成果甲级奖、上海市高教局重大科技成果奖、上海市科委重大科研成果二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二、三等奖等国家级和部市级奖项；培养数十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博士后1名；主编《现代外科基本问题》、《外科手术图解（胃肠分册）》，副主编及参编专著十余部，发表《同种原位肝移植》等论文三百余篇。素材整理 | 方娟编 辑 | 韩康妮资料来源：《回眸广慈》【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2020年11月15日上午，“融媒体时代的健康科普创作”学术沙龙在中国家庭报社成功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中国科普研究所指导，《科普创作》编辑部主办，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工作委员会、中国家庭报社等单位共同承办、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单位共同协办举行，国内近30位健康科普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线下会议。“融媒体时代的健康科普创作”学术沙龙专家合影学术沙龙由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中国家庭报社研究中心主任吴一波主持。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文化发展中心媒体信息与管理处处长，中国家庭报社社长、总编辑张红苹进行会议致辞。《科普创作》编辑部齐钰介绍了《科普创作》杂志以及本次学术沙龙背景与目的。中国家庭报社社长、总编辑张红苹致辞《科普创作》编辑部齐钰老师介绍本次学术沙龙背景与目的会议首先由四位特邀专家进行了主旨发言。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马良坤教授进行“融媒体时代下妇幼健康科普创作模式探讨”课题报告，她认为融媒体时代下，妇幼健康宣教体系应建设新思路，供助产机构及医学科普从业人员参考。北京交通大学陈静茜副教授对“基于 HPV 疫苗的健康说服图片创作与互动意义研究”课题进行汇报，指出患者应在健康传播的微观研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宋刚副教授以《北大专家画说泌尿疾病》为例，讨论了科学与美学融合的健康科普创作。来自人民网的董菁对“抗疫 IP 化形象的设计与科普创作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的表情包为例”课题进行汇报。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孙昕霙教授、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王立祥主任、中国科协科技传播中心传播规划处处长于春和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张宇副研究员等专家进行点评。北京交通大学陈静茜副教授作主旨报告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孙昕霙教授点评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王立祥主任点评“青年学者主旨发言”环节由河南工业大学蒿耀辉和北京大学葛荣荣两位青年学者进行了研究成果汇报。北京大学护理学院内科教研室主任李明子教授和河南工业大学文化与传播研究所乔俊杰教授肯定了同学们研究的创新性和专业性，并提出了相关建议。发言结束后，北京大学护理学院的赵彩芸等同学分享了他们制作的乳腺疾病互动科普游戏。北京大学护理学院李明子教授点评接着，会议围绕“融媒体时代背景下的健康科普创作”进行圆桌讨论，参会的专家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探讨了科普创作内容和形式的变化。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副校长梁季仓、《医师报》社副社长黄向东等专家发言。陕西国际商贸学院梁季仓副校长发言会议最后，齐钰进行会议小结，希望的研究者、创作者都能够不断探索，从理论和学术层面为健康传播、健康科普创作贡献自己的力量。【来源：人民网科普】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深冬时节，新冠病毒再次袭来。在对政府周密部署、全社会严防死守的抗疫行动进行全方位报道的紧张工作之余，一场由全国数百家专业报刊媒体人组建的“爱媒智库”与全国大健康媒体联盟联合主办的首期“爱媒”大健康讲堂——防疫心理健康专题讲座在京开讲。20余家医学健康类报刊的社长、主编参加本次大讲堂活动，《中国化妆品》杂志社执行社长程伟担任首期讲座主持。去年疫情爆发以来，健康安全和工作生活压力给每一个人都带来了严重困扰。如何在工作和生活中保持积极健康的心态，克服超常压力对身心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保持人心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有序运行，是所有社会成员都要面对的现实问题。面对这一问题，爱媒智库和全国大健康媒体联盟充分挖掘大健康专家资源，以实际行动践行媒体的社会责任，决定开办爱媒大健康讲堂，为抗疫战斗和全民大健康的发展贡献力量。为了帮助大家调整好疫情期间心里状态，首期讲堂定为疫情期间心理健康专题，主办方邀请了心理咨询专家、《中国医学创新》杂志社主编李永志老师，通过本期心理学沉浸式体验，学习积极思维模式的塑造，建立健康快乐自我的有效方法，采用团体形式互动解惑，用实践方法有效利己助人。本次活动首先由《神州》杂志社社长赵焕军进行开场致辞，赵社长对主办单位组织本次活动表示感谢，对参会领导、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健康是生命永恒的主题，作为媒体人，更要有义务、有担当、助人助己。我们《神州》杂志社会继续支持爱“媒”后续活动，让健康大讲堂传递更多精彩内容，为健康中国注入传媒人本应负载的正能量”。随后，由《中国医学创新》杂志社主编李永志，为大家进行疫情期间心理健康专题—沉浸式体验活动，做健康快乐的自己。李主编通过互动的形式，让每位嘉宾充分回顾自己在疫情期间的心理状态、所遇烦恼以及对策和收获。爱媒智库创始人《当代医学》杂志社副社长，北京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会长朱波说：“疫情期间曾经一度焦虑，导致呼吸困难，彻夜失眠，后来放弃了药物治疗，通过运动和读书的方式让自己恢复了健康”。《神州》杂志社副社长刘建文说：“难过的是由于回老家探亲，居家不能外出的日子有些烦躁不安，和老母亲偶尔也会有些小矛盾，但同时在网上给朋友们分享健康产品，让他们受益，自己也很有收获”。《高等教育出版社》分社长石磊说：“很开心能有时间多和家人在一起，尤其是陪伴女儿非常开心。但感觉同事间的信任感、疏离感却加重了”。《中国药事》杂志社副主编高泽诚说：“居家期间很高兴，终于多一些时间陪伴家人，幸福感很强”。《中国超声医学》杂志社主编李建国说：“不能去探望老妈妈尽儿子的孝道，自己本身还是一位医生，很多患者要找他看病联系不上，所以很是郁闷”。《神州》杂志社副主编马宏光说：“人生是一场磨难，疫情期间更体会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华龄出版社社长助理郑建军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很多人都感到茫然，无助。尽管竭尽全力在尽本分，然而那时的患者和家属都束手无策”。《导航定位学报》杂志社编辑部主任杨俊志说：“中国人和外国人对待生命的态度不同，很难理解外国人把生命当玩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心理”。365医学网主编韩云说：“人如果不经过逆境逼迫一下自己，就很难跳出自己的舒适惯性区，实现先破后立式的转型”。北京德博全基因检测技术研究所张旭教授说：“最关心的就是那些罕见病的孩子们在疫情期间无法去医院看病。还有事业的分水岭让他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紫荆养生》杂志社社长助理洪洋说：“疫情让我们的生活都有了一些改变，以前很容易的或者很难办的事都有了不同的结果，也许‘对未来的不确定’将延续一段时间，但是我更确定的是，让每一分钟都不虚度，即是生命的意义”。中国企业评价协会副秘书桂小聪说：“很开心喜获第二个宝贝儿女儿，生活就应该是向善、向上、向美，感觉做公益事业会拥有更多的快乐”。《中国化妆品》杂志社执行社长程伟说：“居家的日子两个孩子不能上学，教育方面的改革让我们做家长的非常苦恼，感觉不方便”。中国国际教育电视台项目主任李燕辉：“不能改变大环境，只能自我改变，在线下活动、栏目停止状态下，让我在陪伴家人的同时也增加了学习的时间”。《神州》杂志社社长赵焕军说：“对远在他乡的孩子无限思念和牵挂，自己领导的这个团队非常团结，大家幸福指数很高，一直保持积极向上的好心态，今后会再接再厉”。最后李主编通过“六顶思考帽、平行思考法”进行总结：人的防御机制是正常的，需要通过ABC理论调整，情绪引发未必是当前的事件本身，要做好个人情绪管理，不能以偏概全，以点概面，以少概多，不能以绝对化的思想去生活，对事件的本身理解应该用6顶帽子的理论来适时调整心态，调整处理的方法，说话的方式……李主编的讲授让在座所有嘉宾非常受益，感觉不虚此行。“媒”香迎春来，神州话健康，传递健康快乐的人生态度，我们共同努力。撰文：清波摄影：刘世超审读：孙世建

3月27日，阳春三月，万物复苏，柳绿花红，莺歌燕舞，大地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色。在这春意盎然的季节，由中医杂志社主办，北京东方岐黄科技服务中心协办的“医学研究设计统计及论文撰写学习班”在北京举行。出席此次学习班的领导及嘉宾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预防医学与免疫学科、中医学与中药学、中西医结合学科原主任王昌恩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科研处处长杨洪军教授；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副院长费宇彤教授；河南省中医院副院长张文学教授；河南中医药大学信息技术学院副院长许玉龙教授；荆州市中医院副院长黄缨教授等，参加本次学习班的嘉宾及学员近百人出席开幕式。开幕式中医杂志社副社长贾守凯致辞，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经历了疫情防控的艰难，也见证了应对这一突发灾难的中国智慧，中医药人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做出的贡献为世人瞩目。中医杂志社副社长贾守凯致辞作为中医药期刊人，在新的一年，《中医杂志》将继续关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和慢性病的研究进展，加强对心脑血管病、肺系病、脾胃病、代谢病和肿瘤等学科的报道，关注中医药临床循证研究，引领中医药学术创新发展。《中医杂志》创刊60多年来，经过历届主编、编委、编辑工作者的不断努力，《中医杂志》已成为中医药领域内的领军期刊。作为中医药期刊的排头兵，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为提升临床医生的学术论文撰写注意事项提供帮助和指导。为了系统地提高广大中医药科研、临床医务工作者的医学研究设计、统计和论文撰写能力，我们特邀请了德高望重的王昌恩教授、杨洪军教授、费宇彤教授等为大家授课，主要内容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申报书撰写要点与建议；中医药科技创新方向与重点 ；常用临床研究设计方法；论文撰写中统计方法、统计表格的注意事项等等；希望通过此次培训，能对提高医务人员论文写作以及提升学科建设能力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专家授课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预防医学与免疫学科、中医学与中药学、中西医结合学科原主任王昌恩教授授课：《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申报书撰写要点与建议》中国中医科学院科研处处长、研究员杨洪军教授授课：《中医药科技创新方向与重点》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副院长费宇彤教授授课：《常用临床研究设计方法》中国中医科学院学术处副处长、研究员荆志伟教授授课：《中医药临床研究类论文的撰写与发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研究员何小鹃教授授课：《中医药实验研究思路及方法》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科技处负责人、主任医师田贵华教授授课：《课题设计与论文撰写中统计方法、统计表格的注意事项》《中医杂志》中文版编辑部主任、编审崔京艳教授授课：《〈中医杂志〉论文撰写与投稿要求》北京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研究员闫世艳教授授课：《临床研究中的随机化和样本估计、医学研究资料的统计描述》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期刊中心常务副主任、《针刺研究》执行主编、编审韩焱晶教授授课：《针灸科研论文写作与发表》会议中（一）会议中（二）参会领导、嘉宾及学员合影中医临床科研选题和设计方法很重要，它关系到从事某项研究课题是否取得预期成果，并在鉴定评选中是否符合科学性、实践性、先进性等标谁，而得到期刊的优先选用。此次学习班邀请的授课专家在临床科研工作中积累了很多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从科研方法学上来说，实际上也是一种成果。通过授课专家的经验分享，使我们更多的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临床科研工作者能够着重研究、探讨这方面的新问题，掌握正确的科研方法学，提高中医科研选题、设计水平。参加此次学习班的学习，有助于参会学员在今后的论文写作中勇于创新, 反复实践，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稿件来源：大众健康报（首康网）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医疗史也因此备受关注。9月26日，《中医药文化》第九届学术工作坊——“瘟疫下的省思：跨学科视角下的疫病研究”在上海中医药大学举办。本次会议由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中医药文化》编辑部与南开大学余新忠教授联合召集，上海希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支持，来自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敦煌研究院、陕西师范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等科研院所的50余位学者与会。工作坊为期一天，日程安排紧凑，分为三个主题论坛，共17位学者进行了学术报告，从中医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多角度、多学科深入探讨疫病史的研究。澎湃新闻选取几位学者的报告略作介绍，以飨读者。会议合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余新忠教授的报告题为《中国传统疫病应对的成效与意义探略》。面对传统疫病，古代朝廷和官府采取的举措主要有：设（医）局延医诊治、制送成药、建醮祈禳、刊布和施送医方、掩埋尸体、设置留养和隔离病人的场所和局部的检疫隔离等，这些举措整体上来说都属于慈善性救疗举措，较少采取由国家公权力介入的强制性举措。疫病救治的复杂性、医疗资源的地区不平衡性等原因，促使国家鼓励民间社会力量来承担瘟疫的防治任务，民间主要举措包括：施送医药、刊刻散发医方、恳请官府开展救疗、建立留养所等收治病人、利用宗族义庄或行业公所等组织开展制度化的救治和创设医药局等专门的慈善机构进行疫病救治等。余新忠认为，从疫病实际控制的角度来看，很难说传统的疫病应对具有多少决定性成效，这样说并不是站在现代的立场上去批评或贬斥古人及其努力，而是希望表明：一方面，对于历史的评价应该实事求是，应该尽可能深入细致地历史事实做出理性而符合历史实际的分析，若大而化之地说一些空洞的套话或盲目拔高，不仅可能会降低历史的可信度，而且也会妨碍人们真正从历史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另一方面，希望从历史的梳理中找到解决现实问题具体而技术上的答案，可能并不现实，科学技术、物质材料、生态环境乃至社会结构等都处在不断发展变动之中，具体的历史经验其实很难有效救济现实。人们只能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做出反应，即便古人不能有效控制疫病，努力应对本身对于稳定社会心理、彰显文明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减缓疫病的伤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如此，瘟疫引发的社会和个体的种种反应，古往今来，往往具有相当的共通性。从历史的观察中去发现人性和社会复杂及其对于文明价值和人伦道德的构建启发，或许是梳理和考察这一历史最大的价值。延展开来，首先是合理认识、处理好国家和社会在应对疫病中的关系，国家有国家的力量，社会有社会的力量，应当互为补充。其次是以科学的认识和人文关怀来抒解疫病防控和人道之间的张力，不能根据现代的认识，抽象将疫病防控思想凌驾于所有的人文道德之上。再次是要特别认识人与瘟疫的关系，瘟疫和人都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随着抗生素等药物的出现，瘟疫成了可以消灭的“敌人”，这种建立在个别胜利基础上的乐观是需要重新审视的，人类更要重新思考人和瘟疫如何和平相处的问题。最后，瘟疫、公共卫生很容易政治化，美国的政治化就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灾难，要始终把生命放在第一位。然而，把生命放在第一位就要求全面地理解生命，不能说某一个群体的生命是生命，其他人就不是生命了，全面的理解需要有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要有多元系统共同来做好这样一个工作。余新忠最后指出，要把瘟疫从人类的灾难转化为历史的“推手”是需要反省、批评和改进的，他希望通过对历史的梳理和探讨，努力去审视内部的一些问题，进而推动历史的进步。余新忠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杨富学研究员的报告题为《元代色目与中原抗疫》。元代大批西域人东来入华，这些人被称为色目人，主要有回回、畏兀儿、吐蕃、唐兀、契丹、女真、拂林人等。终元一世，时疫伴其始终，给蒙古统治者造成重大压力，疫情不仅关乎战争的成败，更危及蒙古人在中原的统治，故而，元朝历代统治者都极为重视医学的发展，有元一代，中原文化衰落，唯有中医的发展却步入了黄金时期。中医自创立以来，流派众多，不同流派之间用药治疗有很大的不同，元朝用开放的胸襟允许并鼓励各个流派的发展，为元代医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尤其是以阿拉伯、波斯、回鹘为主的大批色目医入华，受到蒙古统治者的器重，使他们有机会参与到中原的抗疫活动中。这些人来自不同的地区，用他们不同的方法对抗疫病，尤其是阿拉伯人，因为长期处在疫病高发的中亚、西亚地区，因此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元朝的疫灾为他们实践自己的医学思想提供了机会，同时，也是与中原地区传统的中医有了近距离的接触，为中医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血液。杨富学指出，自元代始，中医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辩证、施治以及药物的使用方面都更加多样化，可以说，中医在元代发生了质的变化，从而为明代李时珍集大成之作《本草纲目》的出现提供了重要条件。杨富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刘鹏教授的报告题为《明清温病学说的建构：以儒学化与地域化为视角的考察》。宋元以后，中医学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儒学化倾向，张仲景的医史地位愈加突出，《伤寒论》成为后世医家需要师法的经典。在这样的医学发展社会背景中，医家都需要寻求自汉代《黄帝内经》、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以降，自身在整个学术史脉络中的坐标，从而借由对先贤医圣和经典的追溯，确立自身学说的正统性。至于明清温病医家，即使面对仲景的短板、明确点明《伤寒论》非为温病而设，但依然坚持说是师法仲景，坚持认为用其法而不陷于其方，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对仲景的学习和继承，从而走出古方今病不相宜的现实困境。此外，明清医家在构建温病学说时，地域南北的差异带来的疾病谱系的差异，也是其所凭借的重要立论点。南方多暑疟，与北方不同，不宜直接照搬张仲景小柴胡汤治疟之法，并由之衍生出“柴胡劫肝阴”的用药避忌，这是明清时期温病与伤寒的重要学术争论。当然，以地域化作为立论点和承认差异性的同时，还需要一贯维护仲景的医圣地位，在创新与维护传统之间做一番缓冲。刘鹏指出，虽然南方地域疾病谱系的独特性促进了温病学说的构建，但温病并不只限于南方地域，其他地域若出现温病，同样可以用温病学说指导治疗。与仲景《伤寒论》需要突破北方地域局限一样，温病学说只有最终突破了南方地域的局限，才能获得更大的认可，并最终完成明清温病医家试图羽翼伤寒、直接承继仲景的学术宏图。为此，明清医家也做了颇多努力。刘鹏兰州大学刘永明教授的报告题为《宗教、医学、养生三位一体的道教防疫》。每当瘟疫流行时期，社会动荡严重，也是民间道教、“妖巫”最活跃的时期。瘟疫肆虐，致人大面积死亡，的确成了人类最恐怖的凶邪，这也就使得道教的鬼神观念、劫运观念流行，从而促进道教的传播。相应地，对治瘟疫，无论从宗教传播还是济世度人的角度，都成了道教首当其冲的大事。所以关于瘟疫的记载屡见于道教文献，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刘永明指出，道教防疫是“宗教、医学、养生三位一体”。道教在人与鬼神和仙界的沟通方面、在养生修炼术和医药学方面，从事着多领域无边界无条件的探索，这就使得道教的医药学所涉及的范围比传统医学更大，内容更丰富。一般认为，道教医药学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如吉元昭治所云：第一层为几乎与中医学相同的内容，包括汤液、本草、针灸等以及道教外丹术；第二层包括导引、调息、内丹、辟谷、内视、房中等，相当于现在的运动体操疗法、呼吸疗法、精神医学、性科学等；第三层包括符、占、签、咒、斋、禁、祭祀、祈祷等，与民间信仰、民间疗法密切相关。就道教的宗教治疗疾病之术而言，道教的宗旨之一就是“仙道贵生，无量度人”，即要用诸多手段解决信众的现实需求。宗教治疫的前提是信道奉道，这将落实为一系列的宗教认识、宗教戒律与宗教生活。疾病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自然因素、物质生活、精神心理、行为方式等均可致病，现代医学也已说明，实际上很多疾病是无药可治的。而道教恰恰通过神灵的威慑力量，使信仰者在敬畏恐惧的精神状态中，从自己方面作出行为调整和心理的反思与调适，比如“首过”式的反思，止恶为善的行为，对于道德戒律的遵从，均可以调节家庭及社会关系，化解相关矛盾，最后对于做人做事都可能产生正面的影响，并对疾病的预防与治疗起到积极作用。所以宗教信仰与宗教治疫，不应该仅仅直观地视为一种虚妄的心理安慰乃至欺骗。刘永明山东中医药大学张树剑教授的报告题为《瘟疫现场的权力空间：从中西医论争到中西医结合》。他以清末香港与东北鼠疫、1950年代的乙脑疫情、非典与新冠肺炎为例，梳理百余年来中西医在瘟疫现场的争论与合作。香港鼠疫时，港英政府对待中医很不信任，派驻西医进入东华医院监督医务工作，殖民权力借助瘟疫的治理，逐渐蚕食了中医在东华医院乃至香港的治疗空间与话语权力。鼠疫时期东华医院参与了救治活动，是因为其时华人民众对西医的防疫医院尤其是医院船怀有抵触，这是长期的文化权力延续的结果，也意味着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之间互有让渡与妥协，所以中医在这次疫情中保有了部分学术权力。东北鼠疫中伍连德领导的西医防控措施获得了清政府的支持，成功的同时亦得到了世界的尊重，此波疫情中，并非没有中医参与，但是由于中医对于公共卫生知识的缺乏而损失惨重。东北鼠疫带来的成果是近现代防疫制度的建立，引发的另一个效应是人们对于中医的信任程度降低，加之当时的媒体推波助澜，中医不仅在现代公共卫生中退却，在学术合法性上也遭到质疑，埋下了后来废除中医的种子。中西医的学术权经由瘟疫的洗礼而完成了转移。上世纪50年代流行性乙型脑炎疫情与清末民国不同，当时正值“西医学习中医”的运动，中医得到了空前的政治权力支持，原本以自由开业为主要工作模式的中医进入了公立医疗机构，在彼时的卫生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这一时期，受过正规医学院教育的西医数量较少，总量远远低于中医，而且，中医在民众中的认同度也较高，这一文化体现出的权力对于中医也有很大的支持。在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的合力下，中医的学术权力得到了伸张。需要注意的是，乙脑并非人传人的传染病，所以疫情较之鼠疫与非典等更容易对付，这一疫情的处理较少带有公共卫生的色彩，而更倚仗临床医学的手段，所以更能够令中医发挥所长。而且，中医在救治乙脑中也并非弃西医的手段于不顾，而是充分地利用了西医诊断与辅助治疗，当时尚未提出“中西医结合”的概念，只是止步于“中西医团结”，对对方专业领域的涉入也比较谨慎。这一次中西医合作的成功，似乎体现了中西医学术权力的平等，其实是因为政治权力的强力支持，才令中医获得了一次高光时刻。非典与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的参与度很高，但是用了“参与度”这个词，就意味着疫情的主导力量是西医。需要申明的是，现代公共卫生与防疫制度虽然来自于西方，但是并不等同于西医，更不是临床医学，应该算是一种社会治理制度。在公共卫生总的治理框架下，中医与西医携手救治患者才是瘟疫应对之道。虽然此时中西医结合已成为国家医学体系中的关键词，发展中医也在政策层面不断被强化，疫情爆发之后，从国家多个部委不断地发文内容来看，当前的政治权力对中医的支持很大，但是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社会文化权力对中医有负面的影响。一是此时现代医学经过了7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的统治性的医疗力量，专业的自信与自负令西医从业者往往忽视中医的作用，二是当下的中国，大众的“科学素养”已经与上世纪中叶不可同日而语，现代医学作为“科学的医学”也基本成为共识，而中医还没有走出“是否科学”的争议怪圈，所以在互联网上出现了反中医的群体。本文不讨论“科学”一词是否能够能涵盖对中西医的基本评价，只是说在这一公众文化的影响下，中医力量在救疫中并未被客观地评价。无论是非典还是新冠肺炎，建功都离不开中西医结合，与此前的中西医团结不同，中西医结合已经体现在学术层面的融合，此际的中医也不再是只讲寒温湿毒等术语的传统中医，而且普遍受过现代医学教育，所以在救治病患时自觉地应用了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理论与技能，这也是中西医结合的意义。张树剑（朱婷婷对本文亦有贡献。）(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