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博士开题报告

11月9日，泰山医学科学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举办了2020年进站博士后开题报告会。泰安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倪庆宾，副院长杨福柏、滕清良出席开题报告会。2020年进站博士后、在站博士后等近30余人参加了此次报告会，会议由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主任高静主持。评审专家组组长由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泰山学者特聘专家、脑科研究所所长、山东省高校脑微循环重点实验室主任孙保亮教授担任。专家组成员有泰山学者海外特聘专家、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免疫学研究所所长唐华教授，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齐鲁青年学者胡慧丽教授，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硕士生导师、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创新团队带头人张宗勇副教授，泰安市中心医院康复医学中心主任郑遵成教授，骨科中心主任魏开斌教授，内分泌代谢中心主任杨杰教授，眼科中心主任杜允宏教授，妇产科学科带头人李桦教授，甲状腺外科主任杨光教授。倪庆宾对各位专家的到来表示欢迎，他希望各位专家通过此次开题给予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更多的指导与支持，同时加强对我院科研工作的指导，深化双方的进一步合作。随后简单介绍了泰山医学科学院的基本情况，他指出泰山医学科学院既是凝聚、整合医院科研教学资源的平台，又是对外合作和交流的平台，更是培养高端人才的平台，希望进站的博士后能顺利开题，充分利用平台优势，出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提升医院科研教学水平，推动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和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临床新技术转化和学科的建设发展。

自新冠疫情以来，我院第一次集中开题考核——妇产医学院2020年妇产科学博士研究生开题考核于11月12日顺利完成。 本次开题聘请了宣武医院王世军、友谊医院刘芸，我院刘朝晖、代荫梅、李光辉、孔为民、苗劲蔚、杨晓葵共8位妇科、产科、妇科肿瘤、生殖医学等方面的专家担任考核评委。 参加考核的博士有2019级的4名全日制研究生和2016-2019年入学的11名同等学力研究生，其中有3名同等学力研究生来自京外医疗单位，最远的1名同学来自福建。课题研究内容涉及到畸形子宫、输卵管妊娠、子宫腺肌病、子宫内膜异位症、盆腔脏器脱垂、双胎妊娠、妊娠期糖尿病、子宫内膜癌、卵巢癌、宫颈癌等多个妇产科常见良恶性疾病的发病机制、疗效探索等热点问题。 考核专家认真听取了每位同学的开题报告，针对不同学生的研究内容给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邀请学生加入新的研究平台，使研究生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帮助与提高。 本次开题考核地点设在了我院新装修改造的教学楼内，利用先进的培训考核系统，通过网络视频会议的形式进行了同步转播，使远在加拿大联合培养的研究生、滞留在尼泊尔、巴基斯坦的留学生，以及在不同实验室或临床工作单位的研究生可以同时远程观摩。在疫情常态化管理的形势下，远程教学培养的方式也必然会成为学院培养研究生的常规方式之一。 【来源：北京妇产医院】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自新冠疫情以来，北京妇产医院第一次集中开题考核——妇产医学院2020年妇产科学博士研究生开题考核于11月12日顺利完成。本次开题聘请了宣武医院王世军、友谊医院刘芸，北京妇产医院刘朝晖、代荫梅、李光辉、孔为民、苗劲蔚、杨晓葵共8位妇科、产科、妇科肿瘤、生殖医学等方面的专家担任考核评委。参加考核的博士有2019级的4名全日制研究生和2016-2019年入学的11名同等学力研究生，其中有3名同等学力研究生来自京外医疗单位，最远的1名同学来自福建。课题研究内容涉及到畸形子宫、输卵管妊娠、子宫腺肌病、子宫内膜异位症、盆腔脏器脱垂、双胎妊娠、妊娠期糖尿病、子宫内膜癌、卵巢癌、宫颈癌等多个妇产科常见良恶性疾病的发病机制、疗效探索等热点问题。考核专家认真听取了每位同学的开题报告，针对不同学生的研究内容给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邀请学生加入新的研究平台，使研究生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帮助与提高。本次开题考核地点设在了北京妇产医院新装修改造的教学楼内，利用先进的培训考核系统，通过网络视频会议的形式进行了同步转播，使远在加拿大联合培养的研究生、滞留在尼泊尔、巴基斯坦的留学生，以及在不同实验室或临床工作单位的研究生可以同时远程观摩。在疫情常态化管理的形势下，远程教学培养的方式也必然会成为学院培养研究生的常规方式之一。【来源：北京妇产医院】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马来西亚-------拉曼大学医学博士申请学制最短、投入最少、要求最低时间最活、收获相等的PHD//学医是种怎样的体验？//“专业选的好，天天赛高考”“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别人28岁事业有成，而我的28岁还在凄惨的继续当学生继续学习”这样的吐槽每每看得人忍俊不禁，但也实实在在的反映了每一位医学学子的心声，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就要把面对的困难一一克服。01. 国内医学人才培养体制想当医生这个职业，学习医学知识，就是第一道门槛。医学的学制课程设置有以下几种：三年制（专科）五年制（本科）六年制（留学生本科）七年制（本硕连读）八年制（本硕博连读）掌握了基本的学术知识后，还要经历如下分水岭：临床型硕士四证合一临床型硕士科研型硕士临床型博士（MD）科研型博士（PHD）毕业之后还要进行的是规培，成为一名专科医生后还要再进行专培.....02. 国内取得博士学位的路径拥有博士学位，是很多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的招聘要求，取得博士自然也就成为了大家的目标，那大家取得博士学位的基本路径是什么呢？18岁开始上大学5年本科3年专业型硕士（四证合一）3年临床型博士（MD）或科研型博士（PHD）培养周期，共计11年的时间。03.国内科研型——临床医生，可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不允许有差错的职业，从结束了课本知识毕业到实践临床上手，也是有很长的路的。18岁开始上大学 5年本科3年科研型硕士4年科研型博士规培3年04. 国内考博现状医学科博———学硕连读本科直博———— 专硕+论文、单证+论文医学专博——— 学硕+规培专硕+证书单证+证书综上，学医之途漫漫，一路上还有很多的困难需要克服。虽然要求不可改变，但是我们还可以寻求更简单的捷径，作为我们的最优解。拉曼大学医学PHD项目“提供了强大的研究文化、专业知识和基础设施”“获得尖端技术”“要求应用评估方法和技术”“以论文形式展示原创性和批判性思维”“需要完成相关必修课”//项目简介//拉曼大学排名位居全国第二，与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排名相当医学PHD中医学PHD（中文授课、中文论文、中文答辩）雅思5.0，本硕均分75可以灵活学制毕业要求：1篇SCI或者2篇scopus 提供学术支撑//PHD的要求//一年以内完成学分开题后即可离校小论文大论文学制24—48个月//中留服对PHD的认证要求//取得学位三年累计海外逗留超过14个月//申请学历要求//本科毕业，单证硕士，获得执业、资格，初中级职称双证专硕，获得执业、资格，初中级职称双证专硕+四证合一临床本科，双证学硕，资格，初中级职称非临床本科，双证学硕非临床本科，双证学硕，PHD第一年回国规培//支撑辅导//因为我们为你提供的，远远不止申请而已，还有全程学术辅导服务。马来西亚的哲学博士培养基本没有课程学习，只需要修读一门公共的马来语课程（生活日常交流的水平），个别学校视申请人成绩单会要求额外修读1-2门硕士课程，其他学术培养环节（文献检索、文献综述、开题报告等）由导师或者导师组打分。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国内8-10个月的预科课程全真模拟入学后遇到的情况，让申请人能够驾轻就熟。在国内进行8-10个月的博士预科学习，完全对标申请阶段和入学后所需，完成全周期雅思培训课程，学术文献检索、文献综述、学术英语写作、博士申请研究计划书、批判性写作和海外期刊发表等课程。申请人收到学校的录取通知后，我们会辅导申请人围绕研究计划书周边撰写1-2篇学术论文，并支撑发表（推荐ISI ESCI SCOPUS精准刊物）。同时，申请人可以将论文发给录取的导师修改，并联合导师署名，在入学前后录用并刊载，即可达到或者接近毕业要求。更多文章院校信息，欢迎翻阅公主号：海外硕博堂

严重的健康危机，将一批医学科研工作者推到了风口浪尖。事实上，每一项技术突破，都经历了漫长而冷寂的蛰伏期。选择基础医学研究，就意味着与清贫相伴。巨额资金被用于购买实验设备，而研究者本人的补贴往往仅供温饱。一群年轻的科学家，在科研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中艰难跋涉，等待未来的曙光。林成 27岁 泌尿外科博士母亲患癌，我几乎没帮上忙今年国庆假期，我参加了三场婚礼。份子钱不多，还是花了近三千元，超过了每个月的生活费。在婚礼现场，坐在我旁边的是一群初中同学，几乎所有人都已经买房、结婚、生子，所有人都在谈论育儿话题，除了我。和同龄人相比，我的生活无疑是拮据的，但只要不是在婚礼这种场合，似乎也能忍受。因为我知道，在我的背后，付出更多的是我的家人。确定自己要读医学研究型博士的时候，我母亲已经患结肠癌（当时确诊为III期）四年。她和我父亲分居多年，独自做完了手术，医药费花了十万。学医八年，我拿不出生活费以外的钱，幸好有朋友们帮衬，我们才能顺利支付账单。我突然发现，在学校里，我学习治病救人；在面对疾病的时候，我只是一个远在千里，又无能为力的家属。她已经做完十二次化疗，头发稀疏，经常在电话里哭。但我一直待在学校，通常只在过年时回家。2017年年中，我赶回家，看到一向注重保养的她，脸色变得特别差。我那时还在读研，除了每年1600元贫困生补助之外，没有任何正式收入。想来想去，我只能买给她一顶假发。 确诊之前，母亲是一位做小吃的流动摊贩，我是家里的独生子。决定学医时，父亲是反对的，他觉得学医要读八年，投入与回报不成正比。但是母亲十分尊重我的选择。为了维持稳定的收入，她时常更换工作，肚子疼也不愿意上医院。等到疼痛实在难以忍受时，她才去检查，结果是结肠癌晚期。 我本来打算研究生毕业就回家工作，拿到固定收入，每天照顾她。但在那年，我先是错过了学校所在省份的医院统招，后是没能赶上家乡医院的统考。最后，传来了我博士考试成绩不错的消息。 我的博士课题是前列腺良性增生研究。我对生物医学领域探索的热情，是从高中生物课上开始的，没想到自己已为这份好奇心学医九年。父亲知道我读博以后，经常和他的同事讲，我是林家祖上第一个博士。我经常和母亲讲，我在实验室过得还不错。事实上，读博的补助只有每个月2300元。为了不和家里要钱，我不得不用休息时间做兼职。我也没有告诉她，科研本身并不是那么舒服。博一刚开学，我的导师正在忙着另一个学术项目，我每天在实验室里束手无策。晚饭不定时已经成了日常，我也常常为实验浪费的材料压力倍增。 图 | 林成在实验室的工作台但我还是想完成课题，梦想着自己顺利毕业的那一天。今年10月底，在实验室正常忙碌的上班时间，我正好接到母亲的电话。她的手术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复诊结果是：病灶无明显复发，血常规生化良好。我马上读出意味——她恢复得非常好。 我坐在实验室里，松了一口气。四下望望，医学研究突然在我眼中呈现出全新的样子。我感受到强烈的意义和使命。那之后，我在实验中不断推进论证，不断分析临床样本，最后发现，原来真的存在某种从未被发现的现象。那一刻，我觉得自己飞起来了，和师弟一起用打折券去呷哺呷哺吃了一次火锅来庆祝试验进展。那是我读博期间最奢侈的事。图 | 林成和师弟庆祝实验进展的火锅局王力 30岁 心脏疾病研究博士后结婚后，月薪五千仅够温饱今年夏天，因为没出生的白色大鼠，我陷入学医12年来最大的焦虑。疫情期间，为了方便管理，我的同事把用于实验的白色大鼠杀了大半，只留下几只用于配种。七月，为了继续自己的实验，我开始帮他们配种。唯一的一只纯种雌性大鼠迟迟未生育，我转变方法，让实验室里的大鼠与野生大鼠配种，通过两代生育呼唤纯种大鼠的降生。它出现时，我已经等了近五个月。图 | 王力实验室里的白色大鼠六月底，我博士毕业答辩完毕，美国一所医学院给我发了博士后的offer。但为了让去年九月份已启动的项目有进展，我还是留在此前的实验室做博士后，每个月拿五千块。 秋招开始后，我的医学研究梦想曾经动摇过。我跑了几次宣讲会，动过考公务员或者到中小学教书的念头。但人生下一步如何推进，未来是否要定居大城市，我不敢多想。这是因为，每月扣除房租后，我只剩下2400元支配。在首都北京，这点钱微不足道，买房买车遥不可及。妻子从未抱怨过我的收入，只是劝我：如果太累了，就换个领域平平淡淡过日子。等待大鼠出生的几个月里，我发现社会环境留给我的空间越来越小，自己必须做出是否继续科研道路的决定。我开始焦躁而郁闷，这更影响了实验操作的准确性。研究需要精准的理性，这样的感性状态只会带来麻烦。我的导师认为我不够专业，几次敲打我，我们的关系也变得紧张。我想起五年前自己刚开始读博时，也曾踌躇满志。我听说过对我们这一行的“三个十”概括：做出一项重大突破，需要投入十亿资金，使用十万种化合物，做十年实验。我设想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但没过多久，就在实验上犯了难。到博士三年级，周期考核与开题报告成为新的挑战，我必须拿出实打实的数据，而非像以前那样纸上谈兵。我凭着毅力扛了下来，在六年博士期限之前，和别人共同署名在核心期刊发表两篇论文，顺利毕业。科研依然是我唯一想做的事。我对自己剩下的最大期望是发表一篇以自己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十一月上旬，纯种大鼠出生了。我请它帮我做了一个关于阳性药物的对照实验。这场实验本来用于排除可能性，但在分析数据时，我意外发现，所用的阳性药物竟对生物的物理特性产生了影响。我想查找文献来佐证，却发现这一现象从未被记录过。图 | 王力在探测心脏细胞虽然不敢保证这一现象背后是否蕴藏重大发现，但这是我们课题组近期第一项进展。开组会时，整个师门都感到振奋。随后，我坐在实验室里，触碰到久违的热情，那些焦虑也失去了重量。王海强 31岁 胶质瘤方向博士后“烧了”四十万经费，每天挤3小时地铁公交第四次做单细胞建库测序实验时，我背负着四十万科研经费打水漂的风险。这项服务于我的博士研究课题的实验，属于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前沿方向。此前，我自责地发现，自己已经失败三次，“烧了”三十万。 第一次实验在2017年4月份，那是我学医的第十年。为了建立一套单细胞测序系统，我所在的实验室从零开始买进仪器，从美国引进一项专利技术，支付了不菲的专利费。这是我听说过的最昂贵的实验。 但这些只是实验的前提。比资金更沉重的是，我和同学必须靠自己摸索细胞上机数目与细胞活性的相关技术。一次实验耗时两天，若想收到理想的效果，每一个细节都必须达到标准，整体的操作步骤也必须得到优化。即便如此，在正式操作中，未知的挫败依然会来临。这意味着，我必须再次寻找往前走的可能。我安慰自己，在生命科学前沿领域，这是最常见的剧情。 第一次实验失败后，那年冬天，我发起第二次冲锋。新的问题出现了，由于细胞活性太低，我还是没能走到最后。导师平时脾气很好，这一次他没忍住，骂了我一顿。 2018年年初，我鼓足勇气做第三次实验。故障重现，此前的辛苦付出又一次付诸东流。图 | 日常实验中的王海强身边的同学都练就了发泄压力的身手。我曾看到有人专门找地方大吼大叫，有人脾气愈发暴躁、突然发火。我和两位室友商量好，一起用相对健康的方式消化压力——出校门吃饭。 对我而言，除了春节，所有的节日都属于实验室。中秋节、端午节、冬至日……当天实验完成后，我们找尽了所有能被称为“节日”的日子，吃上一顿饺子或者火锅。 这花去了我每月博士补助的一大半。每月，我收到五千多元补助，在中国的基础医学研究领域，这个数额是最高的。这也是我艰辛备考，考取本所实验室博士的重要原因。从研究生起，我没和家里要过钱，也没讲过我在做什么，家人一直觉得我过得很潇洒。 放松是短暂的，为了保证实验效率，我将吃饭以外所有的时间都花了在实验室里。 我清晰地记得在北京读博士的日常路径。每天早上六点半，从北京青年路出发，转两次地铁到西单，再坐公交车到达郊区，八点到达实验室。此时，我已完成在地铁上开始的案头工作。晚上十点赶晚班地铁，回到朝阳区。有时，赶上细胞培养的特殊节点，我会把四张凳子拼起来，铺上单人被，睡在实验室。为了劳逸结合，我通常在周六日睡懒觉到早上十点，晚些开启实验。2018年五一劳动节前，我和同学第四次做耗费十万的实验。我们把细胞的活性鉴定率提升至90%以上，增加细胞的数目，终于成功。那之后不久，我发现自己胖了二十斤。图 | 胖了二十斤后的王海强实验的成功把我的论文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在论文尚未发表之时，2019年六月，学校规定的博士三年期限已经到了。我握着一张博士毕业证书，无处可去。 我下定决心，不管等多久，也要继续做补充实验，熬到论文发表的那一天。我继续在实验室工作了一年。这一年，学校已经停发博士补助，导师为了支持我，私下支援我生活所需费用，让我按时交付房租，不至流落街头。遇到困难时，我会想起自己年少时的生活。我家在重庆的农村，每天走几公里上学并不稀奇。 我似乎始终得着老师的“偏爱”。读大三时，一位教授带我到另一所学校做研癌肝究项目，手把手教我做实验。那是我第一次正式接触基础医学研究。 博士毕业前夕，导师曾想说服我给医院里的一位书记做助理，这份工作能够解决北京户口和事业编制，薪资可观。但我只想在实验室工作，更想继续深造，婉拒了他的好意。今年年初，我拿到一所美国医学院的博士后offer，但由于疫情，无法前去就读。辗转之中，我决定离开北京，到杭州西湖大学做博士后。 4月初，我终于收到邮件：论文已发表于杂志上，影响因子分值为12分，约为国内博士生论文平均分值的4倍。相比于一线临床工作，医学事业的另一端——基础医学研究往往不为人知。其实，在大众视野之外，这群医学工作者从未缺席。2020年，在新冠疫情期间，从病原学研究、抗疫药物研发到疫苗的研制，无不依赖于基础医学的更新。在这充满危机的一年里，实验室里的研究者废寝忘食但默默无闻，为前线提供着有力的支撑。在人类未知的黑暗领域，他们用热切点燃希望，用勇气为我们照明。正是由于看见这份基础医学科研的艰辛，凯迪拉克旗下经销商承诺2020-2021年两年内每售卖一台车，就捐赠100元给到国家科技部/卫建委旗下的复旦P3实验室、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以此帮助提升基础医疗建设, 赋能一线科研工作者, 用实际行动践行品牌精神。公益路上，凯迪拉克一直在行动。今年，凯迪拉克携本支短片参加了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腾讯广告、腾讯CDC联合举办的“我是创益人”大赛，让更多人关注到基础医学研究领域。该赛事举办四年以来，已孵化包括戛纳创意节银狮奖获得者“一个人的球队”在内的194支公益广告作品，让公益项目走入人心。在这个时代，崇高事业并不意味着丰厚的物质，也不代表安稳的生活，但有人依然用勇气点燃自己，在黑暗中为我们找寻光亮。实际上，所有伟大发现，都源于一个勇敢的开始，以及在清贫中恒久坚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ND -撰文：史蓓斯

12月10日，顶立科技与中南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后龚艳丽博士开题报告会在顶立科技举行。省人社厅专家服务中心以及中南大学博士后管理相关部门领导及专家出席了本次报告会。顶立科技召开博士后开题报告会龚艳丽博士，就读于湖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2014年获机械工程专业的博士学位。目前在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汽车工程学院主要从事增材制造技术等方面的研究。报告会上，龚艳丽博士就《3D打印种植体的热处理工艺及显微组织、力学性能研究》科研课题研究内容、方向、预算、规划一一进行了阐述。本课题以生物医用钛合金为研究对象，通过成分设计，结合先进的3D打印技术，制备具有低弹性模量和优异生物相容性的种植体钛合金。与会专家认真听取了龚艳丽博士的报告，分别进行了提问和反复论证，并就如何完善在站研究提出了宝贵的指导意见。顶立科技博士后工作站新引进龚艳丽博士经过专家组成员的综合评议，认为龚艳丽博士选题具有很强的应用背景和理论意义，开题报告中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全面，准确地反映了所研究领域的发展状况，研究目标明确、内容具体，研究方案及技术路线可行、前期已有一定的积累，一致同意开展该课题相应的研究工作。顶立科技董事长戴煜博士和中南大学粉末冶金研究院副院长宋旼教授作为龚艳丽博士的培养导师。戴煜董事长在报告会上表示，顶立科技拥有先进的金属3D打印全产业链生产线，并已与湘雅口腔医学院在生物医疗3D打印领域展开了系列研究合作；中南大学粉末冶金研究院拥有粉末冶金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研究基地，拥有一批先进的金属热处理装备及材料性能分析检测仪器；龚艳丽博士要充分利用校企平台的优势资源，做好课题研究，取得更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于3D打印行业的发展。顶立科技召开博士后开题报告会

本网讯（李寻亚）2020年7月19日上午8点30分，医学院在办公楼会议室组织进行了2019级护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开题报告会。中南大学护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唐四元教授，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护理部主任李亚敏主任护师、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产科护士长秦春香博士及医学院护理学学科带头人陈正英教授等7人参加了本次开题报告会。开题报告会现场报告会上，同学们对自己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目标与内容、研究方法、预期成果以及论文的创新点等方面一一进行了介绍。专家们对同学们的开题报告进行了细致的点评，充分肯定了同学们的前期工作，同时从选题的可行性，论文的写作思路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本次开题会议氛围浓烈，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历时7个多小时的报告会既是一次研究生开题报告会，也是一次交流、指导会。通过本次报告会的召开，也使研究生们对自己的学位论文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报告会后专家与学生合影【来源：吉首大学医学院】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来源：人民日报图①：钟南山（左一）耐心地询问病人病情。资料图片图②：桑岭正在救治重症患者。资料图片图③：今年3月2日，钟南山（右）带领年轻医生，在广医一院首批战疫一线火线发展党员入党宣誓仪式上宣誓。邓 华摄（人民视觉）图④：陈如冲（右）穿着防护服，奋战在抗疫一线。资料图片又是一年毕业季，又有一批学子即将走上工作岗位。“不但对自己有要求，而且还要有追求；不但要有志气，而且还要争气；不但要有热情，还要有激情。”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向毕业生送出了这样的临别赠言。在钟南山身边，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正用心体会着老师的言传身教，他们探索学习，精进医术，救死扶伤，也在不断提升自我。——编 者与桑岭约一次采访很不容易。作为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广医一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医生，忙碌是桑岭的常态。计划周五的采访改到了周日，原定上午11：00开始采访，直到11：45桑岭才抽出时间，谈到12：33，桑岭又得去巡房。“你问我们从钟院士身上学到什么，以病人为中心，应该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作为钟南山的学生，“80后”桑岭已经是独当一面的副主任医师。1月23日，他逆行北上武汉，一去就是76天。在广医一院，在钟南山身边，像桑岭这样的年轻医生还有很多。逆行中展现家国情怀“我作为学生，年轻又是党员，在危难时刻怎能不跟上去”日历翻回到1月23日。一早起床，桑岭正习惯性地刷着手机，一个消息跳进眼帘：离汉通道关闭。10点，桑岭接到医院通知：去武汉，参与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重症监护病房的救治工作，即刻出发。接到这个艰巨的任务时，桑岭满腔热血、积极应战。“钟老师84岁了，1月18日就冲到武汉。我作为学生，年轻又是党员，在危难时刻怎能不跟上去？”桑岭说，当晚临行前，钟南山老师专门打来电话，唯有一句简简单单的嘱咐：“注意安全！有什么问题随时沟通。”1月24日早上8：30，桑岭出现在金银潭医院南楼7层，这个收治危重病人的病区就是他的战场。一名50多岁的男性重症患者令桑岭印象深刻，“患者转来时病情非常重”。桑岭进行镇静镇痛治疗，采取俯卧位通气、肺保护性通气思路，同时加强免疫调节。经过夜以继日的奋战，患者成功拔管转出重症监护室。疫情防控期间，桑岭带领团队共诊治危重患者近70例，操作了不计其数的气管插管、俯卧位通气和气管镜诊疗。今年3月5日桑岭被评为“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4月28日又被授予第二十四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国家和人民有危难时，能够迎难而上，救死扶伤。桑岭身上这份医者担当，来自钟南山等广医一院老一辈的言传身教。桑岭说，2003年非典疫情时，他还是广州医科大学的学生，钟南山的一句“把最危重的病人送到我们这里来”令他印象深刻，至今难忘。2004年毕业留在广医一院工作后，桑岭一直跟随钟南山，奋战在呼吸内科及重症医学科临床、科研一线。甲流、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抗击重大呼吸系统疾病的战场上，都有他的身影。“从钟老师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深厚的家国情怀。”桑岭说。凯旋之际，看到钟南山站在雨中迎接医院8位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返院，桑岭很感动。“桑岭是我们重症团队里非常优秀的年轻医生，他支援金银潭医院，管理的都是最危重的新冠肺炎患者。他的工作非常出色，使得很多病人在死亡边缘被挽救了回来。”回想起老师的肯定之词，桑岭嘴角轻轻上扬。专注中锤炼过硬医术“从那以后，我做任何事情都更加专注、更加投入，不敢有丝毫懈怠、丝毫马虎”基于对国家和人民的使命担当，钟南山将“实事求是”四个字贯彻于自己几十年的从医生涯。“做医生、搞科研，来不得半点马虎！”他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也是这样要求学生和团队年轻人的。“80后”广医一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陈如冲，也是钟南山的学生。陈如冲记得，一次研究生论文开题报告会上，一名博士师姐在幻灯片中将“concentration”（浓度）写漏了一个字母。“那是在图表里，沿着纵坐标往上写的一个英文单词，在座其他人都没看出来，唯有钟老师一眼就发现了这个细小的错误，及时指正。行医治病，和人命打交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大家都对钟南山老师很是佩服。” 陈如冲说。这种对专业严谨求实、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使陈如冲等年轻学生深受教育。在钟南山引导下，进修学习、锤炼过硬医术成为年轻学生的自觉追求。2014年去加拿大进修两年后，陈如冲补上了在免疫学研究上的短板，专注于气道疾病免疫机制研究，在领域内著名期刊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并成功申报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最让我感动的还是硕转博开题报告的关键时刻。”陈如冲回忆，当时正逢钟南山生病住院，谁也没为这件事打扰他，他却记在心上，主动召集有关老师和专家，在病房里开了一次课题报告会。病床上，打着点滴的钟南山认真听取陈如冲的报告，提出了多项有针对性的意见。如今，陈如冲也在带自己的学生，他将这种专注、敬业的作风潜移默化地带到工作中：“前两年有个学生攻博考试，我和他一起在办公室改汇报材料，一直改到凌晨三四点钟才回家。”在年轻学生的眼中，多年来钟南山对专业的执着严谨却丝毫未变。有一次，一名疑似“闭塞性细支气管炎”病人的临床表现和影像学判断不太一致，钟南山便要求在读博士彭杨研究他的病理切片，“一两周后汇报结果。”钟南山说。“我原以为老师那么忙，可能会忘记这件小事，就拖拉了几天。没想到，两周期满前一晚10点多，电话如期而至。”彭杨回忆，老师问他完成没有，吓得他出了一身冷汗，于是连夜请教医院病理科主任，结合自己所做的研究写出报告，第二天又查询有关资料再次核实，终于掐着点交了作业，还有幸获得了老师的肯定。“从那以后，我做任何事情都更加专注、更加投入，不敢有丝毫懈怠、丝毫马虎。”彭杨坦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一些患者无法来医院复诊，处方药吃完了，接续不上，急得纷纷打电话求助。对于这样的求助，彭杨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怠慢，无论多忙，都会当天赶回医院，开好处方，拍了照给病人发过去，以便他们在当地购买。救人中培塑医者仁心“一想起钟院士‘最大的幸福，是始终站在治病救人的一线’的谆谆教诲，我咬着牙坚持了下来”对于年轻医生，钟南山特别注重医德方面的培养，经常提醒他们，除了对医术要精益求精，对科研要孜孜以求，用自己的所学为患者减轻身体上的痛苦；还要把老百姓放在心中，对病人要有责任感，尽量降低治疗费用，以减轻患者的医疗负担。“实际上，老师即使不讲，我们也都看在眼里，他的身体力行就是最好的榜样。”至今，钟南山仍坚持每周三上午“院士大查房”，每周四下午半天门诊。经常跟着钟南山出门诊的彭杨，对老师在病人面前的谦和早已习以为常。“来看病的都是患上疑难杂症，预约了很久才排上队。对每个人，老师都会问得很仔细。”彭杨清楚地记得，去年有一名病人，下午来得比较晚，给他开出的一项检查要第二天才能出结果。这项检查是病情诊断的主要依据。钟南山明白自己的号太难挂，担心病人等太久，就特意交代彭杨，第二天打印出检查结果后，直接带病人到他办公室。果然，第二天一早，钟南山的电话就到了，问“病人来了没有”“结果出来了没有”。彭杨感叹：“他整日忙得连插进一根针的缝隙都没有，但这些事，他一定记得，而且能一口说出病人的名字。”榜样的力量，感召着广医一批又一批年轻的医护人员：陈如冲如今手机里也存了很多病人的电话、微信，对于病人的咨询耐心解答，哪怕有时不方便接听，也会在事后回复过去。如果是冬天低温天气出诊，他也会学着老师的样子，先用手把听诊器焐热，再给病人作检查。由钟南山手把手带出来的桑岭，曾搬个折叠椅子日夜守在一名患甲流的小女孩病床边，一守就是半年，直到她康复出院。如今每当长大成人的女孩回来探望，桑岭总不忘开一句温情的玩笑：“找男朋友了没？要经过我们‘家长’同意才可以哦！”在给学生上课时，钟南山总是讲：“我们是医生，医生看的不是病，而是病人。”一字之差，凸显出医疗观念的天壤之别——医生要将患者作为一个人来看待，而不是各个器官的集合体；医学不只是技术的医学，更是人的医学。这句人文关怀的温暖话语，是医者仁心的集中体现。3月2日，广医一院党委举行首批战疫一线火线发展党员入党宣誓仪式。该院两位年轻人——坚持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副主任医师徐永昊、驰援武汉汉口医院的护士李颖贤，在有着55年党龄的钟南山院士领誓下，庄严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无惧疫情危险，“90后”李颖贤参加医院组建的医疗队逆行武汉。在汉口医院，李颖贤为方便工作剪去留了好几年的长发，从一个柔弱的小姑娘变成了能拿着扳手去更换氧气筒的“女汉子”。“支援武汉期间，工作强度大，但一想起钟院士‘最大的幸福，是始终站在治病救人的一线’这句话，我咬着牙坚持了下来。” 李颖贤告诉记者。（记者 贺林平）版式设计：张芳曼《 人民日报 》（ 2020年07月26日 第 05 版）

【编者按】对于以学术为志业的人而言，博士生涯是他们必须走过的一段漫长旅程，朝向知识圣殿的光亮，艰辛而孤独地前行。象牙塔之外的人们看向博士的眼光是复杂的，有仰慕歆羡，有敬而远之，随着从女博士的污名化到博士生的心理问题等负面话题的反复出现，更多的是疑虑和不解。在这样的背景下，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特别推出“象牙塔之巅”专题，邀请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博士们讲述自己的经历、研究以及对这段生涯的反思。相比于“为什么读博”和“读博有什么用”，本专题更希望回答“读博的意义是什么”这一问题。在一系列文章中，我们将看到个人的困惑和抉择，学科的样貌和特色，也会看到更大的社会结构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和个体的学术经验联结成整体。2009年六月底，我从北大元培学院化学方向毕业，赴纽约三校联合项目（Tri-Institutional Program in Chemical Biology)攻读化学生物学的博士学位。 三校为洛克菲勒大学(The Rockefeller University) ，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 (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和威尔康奈尔医学院 (Weill Cornell Medical College)。三所学校均为著名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彼此之间仅隔数百米，经常共享科研资源，我所在的博士项目仅为三校诸多合作关系的一小部分。我赴美的时间比大部分博士新生早了一两个月，为此甚至没来得及没参加北大的毕业典礼，这是我本科的一个遗憾。之所以提早离校，是因为我的博士项目要求学生六月底开始第一个轮转——美国大学的毕业季一般在五月，但中国高校多在七月初。出国之前的一周，我穿梭于未名湖畔的行政楼之间，集齐了毕业所需的十几个公章。匆匆和家人朋友道别后，就跳上了去纽约的飞机。洛克菲勒大学轮转（Rotation）制度：导师与学生的双向选择轮转制度是美国生物医学的主流做法。一年级博士生得到博士生项目的正式录取后，会主动联系与自己研究兴趣相匹配的导师，到实验室实习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学生会尽可能了解实验室进行中和计划中的研究课题，初步学习一些实验技术手段，观察导师的个人风格和实验室的内部文化，向实验室的资深成员打探“内情”。而导师也会考察这个学生是否具有在自己的实验室成功完成博士论文的潜力。在大部分生物医学院系，每一个轮转的时间大多为三个月，每个学生一般有体验三个实验室的机会。也就是说，生物博士生的第一年基本会用于轮转。化学系的每个轮转周期一般不到一个月。至于物理系，轮转制度并不普及。这与学科传统有很大关系。轮转制度的目的在于弥合学生和导师的信息差，避免“速配”造成的后续问题。轮转制度对学生尤为重要。大部分一年级博士生其实没有成熟的学术兴趣，在选择导师这个问题上很容易受制于路径依赖，在几个不同的实验室轮转是开阔思路的好机会。有的导师头衔很高，名气很大，但并不善于指导学生。又或因成名已久，大部分时间花费在云游四海参加会议上，并没有太多的精力指导学生。有的导师事必躬亲，有的导师则推崇自由放任，不同类型的学生偏好也不同。实验室文化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有的实验室同事之间团结一心，有的则存在内部竞争。不靠亲身观察，仅通过网上公开信息和口口相传的风评，是很难确定一个实验室和导师是否真正适合自己的。轮转制度其实对导师是一种监督和激励机制。而对导师来说，轮转的机会成本也是值得的。大部分一年级博士生的简历其实难以准确反映他们作为科研工作者的潜力：有的学生成绩耀眼，真动手做研究却能力平平，或者欠缺团队合作意识。轮转看似浪费时间和资源，长远看是有利于学术生态健康的。据我所知，这种做法在英国、欧洲大陆和东亚并不常见。在这些地区，博士生和导师配对大多还是依靠传统的一对一联系。近年来，部分中国高校的博士项目也开始鼓励学生轮转，这是可喜的趋势。此外，中国大陆的学生在申请博士生项目时，有时会为了去心仪的“名校”而提前和某个教授达成协议，入学后是不能自由选择导师的。个人认为这种做法有一定风险。远隔重洋的学生很难探明实验室的真实情况，在整个读博期间，导师和学生的地位是不对等的，导师的影响力不仅限于学生的学术前途，一个恶劣的导师甚至会危及学生的身心健康，此前武汉理工大学陶崇园的惨剧就是明证。导师培养学生固然要付出时间和资源，但学生选择导师的潜在机会成本相比之下更为珍贵。博士生和导师之间应该是基于互惠原则的双向选择，而不是导师对博士生的单方施予。实际上，学术和人品均属上乘的导师往往门前要求轮转的学生络绎不绝，反而并不会轻易接受一个大洋彼岸的陌生学生。小而美的洛克菲勒大学2010年夏天，我完成三次轮转和博士一年级的课程要求，正式加入Tom Sakmar在洛克菲勒大学的实验室，研究G蛋白偶联受体。洛克菲勒大学 （Rockefeller University）的前身洛克菲勒研究所（Rockefeller Institute）成立于1901年，是美国第一所专注于生物医学的研究机构。校园位于寸土寸金纽约曼哈顿东河之畔，1954开始招收博士生，1955年正式更名为洛克菲勒大学。二十世纪初，洛克菲勒研究所以微生物和传染病学知名于世。刚入校时，我在图书馆中看到一座东亚男性的胸像，其人头发蓬乱，目光炯炯，细究之下发现是《樱桃小丸子》和《哆啦A梦》中日本小学生的偶像细菌学家野口英世。近年来，洛克菲勒大学在神经、免疫、生物化学和生物物理等领域保持了领先的水平，在我入校的时候，有数位诺贝尔奖和拉斯克奖得主还活跃在科研一线。这所学校坚持“小而美”的路线，不设院系，学校的主体部分是一个个独立运作的实验室，近年来实验室总数维持在七十到八十之间。洛克菲勒大学没有本科生部和硕士生项目，只有哲学博士（PhD）和医学－哲学博士（MD-PhD)两类学生，全校学生总数不超过二百人，校园里的科研主力是广义上的“博士后”，“博士后”不是学历，而是一份工作，从业者处在已经取得博士学位、但还没有获得正式教职的过渡阶段。这样的博士后在洛克菲勒至少有三百人。由于学校经费充裕而学生数量有限，每个学生的待遇堪称优厚。博士生的奖学金和医疗保险来自学校教学预算，因此博士生选择导师的时候不易受到导师经费的限制。每个博士生另有一小笔可以独立支配的科研经费，学生可以自主选择购置电脑，参加学术会议，或者请工作上的合作者吃饭喝咖啡，教务不会干涉。洛克菲勒大学在主校园周边拥有若干公寓楼，教职员工和学生都可以申请入住，而博士生享有可观的住房优惠。在博士期间，我和同学合租学校的三室一厅，客厅窗户正对东河河景和罗斯福岛，采光极好，水电网费全包，而月租不到七百五十美元，每个月缴完房租后奖学金净剩两千多美元，按照我当时的消费水平，这堪称“高收入”——所以在洛克菲勒大学做博士生的确是无需日日为稻粱谋的。导师？老板？中美科研和博士生培养体制不同，中文语境中对博士生导师一职的理解和美国也有差异。中国科研院校中“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是正式职称，“博士生导师”要比“硕士生导师”更有资历和权威。而美国科研系统中“博士生导师”并非一个正式头衔，而是研究性大学和科研机构教职工作内容的一部分。美国研究性大学的终身轨（tenure track）教授分三级：正教授（full professor)，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一个学者从被聘任为研究性大学助理教授的第一天开始，就具有招收和培养博士生的资格。而以教学为主的文理学院和社区学院一般鲜有博士生项目，教授自然不是博士生导师。在中国，“师生”是五伦之一，对导师的角色期待往往近似于“亲近的长辈”。而在美国的博士培养体制中，导师和学生是一种职业合作关系。专业之外，不适合普通朋友做的事，导师都不应该让学生做。学生不是导师的行政助理，更不是私人助理。导师可以对学生的职业发展提供意见，但不应该主动介入学生的私人生活。在理工科领域内，和教授头衔密切相关的一个职务，叫“实验室主持人”（principle investigator，PI)。研究性大学理工科的终身轨教授一般默认要承担PI的职责，博士生导师和PI的身份往往是重合的。PI和博士生、博士后的关键区别在于“独立自主”：PI是实验室的直接和最终的负责人，并不受更资深的同事的领导。不管是系主任、校长还是诺贝尔奖得主，原则上不能越过PI干预另一个实验室的选题和运作。PI一职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现代科研体制“理性化”的产物。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之前，科学家能得到的资源主要来自有限而不稳定的私人资助和大学教职。二战充分证明一国的科学研究水平是其工业和军事实力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大国竞争令政府经费有组织有目的地涌入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至此科学研究才分化为一个对社会各阶层开放的主流职业。与此同时，科学研究本身变得更复杂，更需要不同专长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更依赖昂贵而精密的仪器和特殊的实验室环境，今天的论文往往比五十年前的论文包括更多的数据，有更多的署名作者——简言之，今天的科研比早前更需要人力物力的稳定投入，在大部分国家，这种规模的支持主要来自国家的税收。而像美国这种私人资助科学研究风气极盛的国家，其规模也扩张到了惊人的水平，突出的例子如生物医学领域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每年资助额度高达十亿美元。如何保证庞大的公共和私人经费能被有效地分配和问责呢？在科研体制中引入科层制的管理手段，就成了很自然的答案。然而科学研究本质上是创造性活动，而创造性活动是不能被充分计划的，这和官僚制的运行逻辑截然相反。历史上成功的“大科学计划”，如曼哈顿原子弹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其本质是目标明确的工程，关键的科学问题在此之前都解决了。这类计划很少会因为本质上不可行而宣告失败。而基础科学领域的大计划，其结果则充满了不确定性。成功的先例固然有，如美国引力波探测计划（LIGO）。反面教训也不少，如欧盟人类脑计划（Human Brain Project)，批评者指称这项计划让13亿欧元打了水漂。对基础研究而言，最有效率的科研经费分配体制或与风险投资策略颇有相似之处：将种子资金广泛的撒在不同的领域。在美国，承接政府基金的主体是数万个独立实验室，其规模通常从几个人到十几个人不等，只有少数特别成功的实验室能发展到三四十人以上的规模，在这种去中心化的组织模式里，PI起了关键作用。很多博士生和博士后私下里会戏谑地称导师为“老板”，其实PI的工作和创业公司的核心创始人颇有相似之处：战略规划、人力资源、财务管理、对外公关、日常运营。PI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是持续引入科研经费维持实验室的运转，至少对实验科学，没有经费，无异于烧无米之炊，就算是诺贝尔奖得主的实验室也会被迫关门的。PI是一个高压力职业，但是有付出也有回报。在科学成果在科学发展早期，论文署名主要有两种方式：按照姓氏首字母排序和按照贡献大小排序。第二种情况下，贡献大合作者的排在前面。论文署名的排序往往成为争议焦点。PI提供课题方向和实验资源，且对论文署名有最终决定权，但一线科研人员的能动性也是课题成功的关键。为了解决PI和学生潜在的利益冲突，今天实验科学领域的论文署名分化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一般来说，“第一作者”是实际完成工作的一线人员，而“通讯作者”是起领导作用的PI。学术界将通讯作者的地位看得更重要。假设一篇论文意义重大，得了诺贝尔奖，那么得奖的人是谁呢？更可能是通讯作者。这种模式下，理工科导师能用于指导单个博士生的精力是有限的。导师和学生在实验台上并肩作战，大部分情况下是美好的想象。导师每周能抽出半个小时和博士生一对一面谈，已经是楷模了，两三个月不见面的案例也不稀奇。所以读博士和从小学到大学这十六年的关键区别之一在于博士生一定要学会自我管理，独立工作，需要在密集指导下工作的人，不适合读博士。我的导师我加入Tom的实验室后第一次和他正式面谈，Tom提了两点要求。第一，“你的目标是要成为自己领域内首屈一指的专家。”我后来才明白，这个目标并没有听上去那样遥不可及——只要将“领域”定义得足够小，小到只有三五个人在做相同的课题，五年后自然会成为数一数二的专家。第二， “你不仅要学会怎么做科研，还要学会用英语把自己的研究说出来和写出来”。他推荐我买蓝牙耳机（当时智能手机还不像今天这样普及），做实验的时候顺便收听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NPR的节目包罗万象，对提高英语听力大有裨益。此后一段时间，Tom对我的实验催的不紧，对提高英语这件事反而似乎更为上心，时不时问我有没有买蓝牙耳机听NPR，还说我嫌耳机贵的话实验室可以报销。为了不显得穷酸，我连忙表示蓝牙耳机还是负担得起的；还有我虽然没有收听NPR，但是在听有声书。Tom对我的回答似乎甚为满意。Tom本人是个很好的演说家，专业报告之外，他也经常应邀给科普讲座，因此积攒了不少的心得体会。他告诉我们，他刚开始做学术报告的时候，一定会把台词逐字逐句事先写下来，直到他做了一百多次报告之后，才觉得可以省去这番“笨功夫”了。而他对手下做报告这件事一贯要求严格，组里的成员如果收到在学术会议上做报告的邀请，Tom会要求事先在组内预演，接受“内部批判”，从幻灯片的排版到时间的分配，巨细靡遗。我也经过若干次这样的考校。有些导师喜欢亲自包办论文写作，而有些中国学生因为英文水平有限，乐得不写论文。Tom则坚持论文的第一作者必需亲自动手写，他只负责修改，从初稿到定稿，反复修改数十遍是常事。三四年后，有一次Tom私下对我说，我的英文写作有很大进步，虽然不如某个美国男生，但是要比另一个美国女生好。我听了窃喜。那个美国男生斯坦福毕业，博士毕业时被选为毕业生代表致辞（valedictorian），文采了得，说我的英文写作水平不如他，毫不奇怪，至少Tom认为我写作的水平可以拿来和母语者比较一下了。今天回想起来，我很感激Tom对我英语交流能力的培养。学术研究绝非青灯一盏，独自修行。恰恰相反，交流能力对在学术界立足至关重要。我见过的PI中，无论母语是否是英语，或许有口头报告或做得一般的，但绝没有笔头功夫不灵光的。对中国留学生来说，无论博士毕业后是否继续在学术界发展，只要人在北美，英语水平往往是职业发展的瓶颈。Tom反复强调英语的重要性，说明他真心重视外国学生的长远发展。Tom令我最为钦佩的，还是他对实验室成员的尊重和慷慨。Tom在人前和邮件中称呼手下的博士后和学生，总是用“我的同事”。组里新来的意大利博士后去欧洲开会，希望借机探望家人。她试探性地向Tom请假，结果Tom告诉她不妨多休息几天：“归根结底，家人和朋友是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东西。”因为实验室超过一半成员是女性，Tom曾经在组会上很认真地推荐了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的新书《向前一步》。我进实验室四五个月后，因为操作失误导致了一个离心机转子报废。我提心吊胆地找Tom承认错误，Tom看了面目全非的转子，叹了口气，说了一句“这不好”，就再也没提过这件事了。事后我发现转子是纯钛的，二手货也要数千美元。我博士期间的工作大部分时候与组内一位资深的博士后Thomas合作，一定程度上，Thomas是我日常工作中的导师。但是这种合作关系也有一定的风险：经验更老道的博士后将博士生的辛勤工作据为己有，这并不罕见。在我开始写第一篇论文之前， Tom找我谈话，让我不要担心“第一作者”的归属问题，他愿意与Thomas分享“通讯作者”的身份。我的第一反应其实是惊讶，然后才是感激——彼时我还是天真的新人，完全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利益冲突。Tom让我明白：导师对学生最重要的馈赠，是信任、尊重、支持，和由此激发起来的荣誉感和上进心。象牙塔内的心理健康某日，我读到塔勒布的《黑天鹅》中的一段文字，不禁笑了出来：“每天早上你离开曼哈顿的狭小公寓，来到洛克菲勒大学的实验室。你每天很晚才回家，处于你社会关系网路中的人们问你一天是否过得好，只是礼貌起见。在实验室里，人们圆滑得多。当然你过得不好：你没有什么新发现。”这的确是对科研日常的真实描述。在《黑天鹅》一书中，塔勒布将行业分为“极端斯坦”和“平均斯坦”两类，前者的特点是少数赢家分走大部分蛋糕，如文学、艺术，科学；后者的努力与回报相关性要大得多，如医生，律师，会计。塔勒布的建议大部分人选择“平均斯坦”职业。据我所知，博士生和博士后的确是心理健康问题高发人群。电子游戏之所以令人持续分泌多巴胺，是因为其设计中包括明确的阶段性目标与及时精细的正向反馈机制——把游戏的特点反过来大概就是科研人员的日常了。科研课题的终点往往具有相当的开放性，一个课题开始的时候，可能导师的脑海中也没有清晰具体的目标，一个博士生需要学会在开放水域自我导航，这当然是一种可以通过系统训练掌握的能力，只不过在博士之前，大部分学生没有接受过解决开放性智力问题的训练——从小学到大学，教学大纲一般指向既定的知识和技能。科学研究的开放性不仅是智力挑战，也是心理考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忍受几个月甚至几年后才能看到结果的工作模式。此外，大部分的实验都注定要失败，连串的负反馈很容易降低自我效能感。而面对负反馈，勤奋的博士生往往会投入更多的时间，结果是自我价值愈发系于课题的成败。我博士读到一半的时候，想明白了这个道理，于是给自己定了周五晚上尽可能不工作的规矩，因为在大家都去放松的时候加班，实验失败带来的沮丧感会成倍放大——而实验大概率是不成功的。我博士期间大部分时间心情愉快，很大程度上与导师风格和我所在的城市纽约有关。Tom奉行“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管理哲学，实验室没有考勤一说，个人对自己的时间有很大的支配权。塞缪尔·约翰逊说：“如果你厌倦了伦敦，你就厌倦了人生。”这句话同样适用于纽约。曼哈顿抬头所见大多是四角的天空，或许不适合仰观宇宙之大，但品类之盛却是世界上其它城市鲜能匹敌的。在纽约的五年里，我曾对比过大理石和青铜在昼夜晨昏下的光影变幻，在赵孟、李公麟的真迹前独自伫立而无需与人争抢，见过的排满四面墙的维米尔和伦勃朗，在中央公园的夏夜里看露天的莎士比亚戏剧，去正统犹太人同学家中参加安息日仪式，当然，还有自由阅读的大段时光。这些无法放到简历中的无用之事，是我博士期间幸福感的来源之一。当然，科研人员面临的问题并不都是积极心理学可以解决的。博士生之所以选择科研这一行业，往往是为科学发现的浪漫历史所感召。在现实中，科研工作者面对的，却是激烈的同行竞争、论文发表的压力、基金申请的艰难，一个“理性化”的学术体制可能有利于提高知识生产效率，但对身在其中的个体，大概是并不可爱的，甚至多少令人产生幻灭感。而另一个严峻的问题是理工科学术界不合理的人力资源结构与微薄的物质回报。今天科研工作的主力军仍然是博士生，一个理工科导师的职业周期内往往会培养几十个博士毕业生，但稳定职位的增长速度显著落后于博士培养的扩张速度。有一种看法：科学研究人员最富有创造性的年纪是二十几岁，而三四十岁后就只会走下坡路。至少对化学和生物这类实验科学，这种看法并不正确。一个合格的研究者不仅需要积累具体的技能，还要培养学术品味和嗅觉，积累课题管理的经验，大部分低年级博士生是没有这份老道的。我在洛克菲勒的五年中，曾遇见过这样的资深博士后：他们或许不会像年轻人一样焚膏继晷，但工作效率是稚嫩的新人难以匹敌的。然而这些人只能靠一份临时合同维持生计。在目前的学术体制下，科研工作者一般需要升为PI才能获得长期聘用合同和体面的中产薪水，但PI基本无法将主要精力用于一线工作。据我所知，只有极少数资金极为充裕的研究机构，如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博德研究所（Broad Institute），为具有博士学位但无意承担PI管理角色的科学研究人员提供有吸引力的职业选择。学术研究本应比任何行业都更珍惜人力资本，然而现实中这个体制持续招收超量的新人，花五到七年将他们打磨成熟，然后将年富力强的熟手批量淘汰出去——这真是吊诡的局面。博士毕业洛克菲勒大学对博士生提供七年的经费支持来完成博士学业。博士生在第二年结束前要完成开题报告。此后每年要向博士论文委员会报告工作进展。那什么时候可以毕业呢？博士论文工作达到一定创新性和完整性，就可以毕业了，这听起来有些玄乎，实际上是由导师和博士论文委员会说了算，其中导师的话语权最大。洛克菲勒大学的博士毕业并没有硬性的期刊文章发表要求。据我所知，美国一流的研究大学普遍反对将文章数量与影响因子之类的“量化指标”作为考核博士学业的硬性标准，因为不同领域发表文章的难度和需要的时间不同，制定“量化指标”无异于默认论文委员会没有评判学术工作的水平，所以顶尖的大学其实是不屑于此道的。2014年底，我做完课题进展报告后，论文委员会认为我可以毕业，建议三个月后答辩。其实我当时并不急于毕业，因为博士毕业后的去向还毫无头绪。但Tom告诉我答辩后可以用博士后的身份做为过渡，既然没有后顾之忧，我就开始着手准备毕业。很多文科博士生的论文写作需要经年累月，不过理科博士生的主要功夫在实验和数据分析上，写作并不是瓶颈。如果之前的数据已经正式发表，可以把正式发表的文章装订在一起，博士论文的主体就完成了。我闭关三个星期，大部分时间用于写作前言和背景。博士论文写作给我带来一个意外收获：我发现自己其实颇为擅长梳理学科历史，所以后来不仅执笔写了一篇六十页的综述论文，还陆续写了若干科普文章。答辩结束后，我开始认真考虑下一步去向。我自知博士工作可以算得上是扎实的研究，但并没有真正的开创性，决心在博士后阶段学习一些更新颖的研究手段。彼时G蛋白偶联受体领域内最热门的技术是结构生物学，但是相熟的教授一致建议：追逐热点多半只会落到浪潮之后。最后我决定去哈佛大学化学系做博士后，学习动态显微成像技术。2016年初，我坐上了纽约去波士顿的单程火车，离开了这座我视为第二故乡的城市。今天手上做实验的时候耳机中传来《菩提树》的歌声，仍会让我想起读博士的日子。我那时的状态，自觉可以用“富贵闲人”来描述，虽然严格来说并不富贵，也不太闲，但这一段探索外物和自我的自由时光，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