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研究

《王维诗》 纸本 503cm×193cm 2020年当代书家中，况尉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位，他的书法是综合体，从专业书写到日常行为，他将艺术实践与人的精神生活紧密融合在一起，无法分割，书法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我与况尉同年博士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相互了解也相互推动，彼此关注艺术道路的点滴成长，我乐于和他交往，读得懂他的艺术，也读得懂他的为人。《司空曙诗》 纸本 503cm×193cm 2020年艺术门类中的书法相对独立，它是视觉艺术又不只是视觉艺术，纯粹的书法创作生发出多变的艺术形态与观念，所以在我看来，书家更应该是一位广义的艺术家——具有大视野、大情怀的艺术家。况尉就是这样的书家，他虽然走的是传统风格的道路，但并不单一，细品他的艺术，很丰满也很厚重，这来源于三个方面的支撑：其一是专业的书写技能与全方面的扎实功力；其二是人生的特有经历带来的生活体验与艺术思考；其三是长期积习而成的才识修养与人格性情。《徐照诗》 纸本 503cm×193cm 2020年况尉的艺术来自于学院，他的书法与学院学习密切相关。他是专业的书家，出生于胶州，自幼习书，早在九十年代，就求学于中央美术学院，进行专业的书法训练，他的书写基础也是从学院的系统训练中慢慢积累起来的。所以专业的书写能力给他的创作提供了严谨的技术支撑。而后，况尉求学工作于大洋彼岸，环境的差异带来更多感悟，加深了他对艺术的理解，对于传统书法的认知也在地域与文化的变迁之中不断深入。他的艺术道路与风格走向都与这些经历紧密相关。在中央美术学院招收书法实践博士研究生时，不惑之年的他舍弃了社会工作，又回到校园。这时的他早已不再是未经世事的少年，他沉浸于学术，专注于创作，所做的研究与创作自然不同以往，不同他人。他善于交游，朋友广泛，深爱书法，倾情投入，丰富的工作生活经历使他能够从容地立足社会，立足书坛。《刘禹锡诗》 纸本 193cm×503cm 2020年（请翻转观看）况尉放逸洒脱，有情趣，是非常好玩的人。谈论书画之余，嗜好品茶、烹饪、园艺。世事凡尘，在他看来都有趣味。大到世界宇宙，小到草木虫鱼，他总是很有见地，睿智有思考，给人启发。读书习字，品味生活，处处体现他的学养才情，这也是推动他的书艺不断前行的源源动力。《陶渊明诗》 纸本 193cm×503cm 2020年（请翻转观看）况尉的书法慢慢走向成熟，风格日渐稳定。日常书写的小品中，秀雅的文字流露出的平和与恬适。巨幅创作时，潇洒的挥写充斥着淡定与从容。况尉的年纪正直生命的壮年，生活的历练与积累，自然地沉积在他的笔底。他的艺术也处在创作的丰年，佳作纷呈，神清气足。我衷心祝愿况尉——我亲密的同学和兄长，能够在艺术的道路上更上层楼，创造出艺术与生命华美的乐章。文 / 阴澍雨

艺术是人的天性，哪怕是还不识字时，人就已经有了对美丑的辨别和取向，甚至最古老的象形文字，也是艺术的一种体现。艺术是对生活的记录，是观察后的情感传达，是思索后的精神输出，更是对生命存在的意义、生命的苦难、生命的挑战等等问题的探讨。艺术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它充满了创造性和思考性，它是对生命的探究。罗曼罗兰曾说过，“艺术是发扬生命的，死神所在的地方就没有艺术”。内观——探索人性艺术有多种表现形式，文字、绘画、雕刻等等，而“人”就是其中使用最为广泛的表现主题之一。从古老的《论语》，到诗词歌赋，再到如今的话剧小说，都充斥着对人性的思考。它更像是一种方法论，观己窥人。探究人性，折射到自己身上，反省自己，约束己身，同时辨别他人身上的性格特点，做出社交选择或者社交应对。亦或只是为了阐述一种情况的来源，它存在的合理性，开拓思维，增强人的包容性。也可能是一种自辩，当自己不被他人理解时，又不善言辞，只能借由艺术传达自己的内心。是一种告白，也是一种善意的示好，更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偶尔也作为对人性的讽刺。《悭吝人》里的阿巴贡，《欧也妮葛朗台》中的葛朗台，都是讽刺吝啬的经典。《羊脂球》讽刺的虚伪，《骆驼祥子》讽刺的封建愚昧，《呐喊》中讽刺的麻木，都是艺术家对人性的剖析，对丑恶一面展现出来的不满。它是，人类应对这个世界的方法。外察——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艺术内容的另一大主题，即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关系。外察的时候，它更像是世界观，是创作者对生活的记录和思考的延伸。中国的文人喜欢寄情于山水、春花秋月、梅兰竹菊，或是表达人对于自然的渺小，或是抒发群体中个体的雄心壮志，或是记录这世间的人生百态。西方则更喜欢用写实的手法记录当下，如《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便是千言万语尽在画中，底层人民的苦难、对未来生活的向往、不屈服于命运的抗争心情，即使隔着千年，欣赏者也能够透过画作，发现创作者当下的创作意图，了解到那个时代人民的生活状态。一些夸张的志怪小说、神话故事，则是提醒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也是会报复的，资源并非取之不竭。古罗马斗兽场的遗址，揭示的是封建时期，阶级对底层人民的压迫，既是一种过往的证明，也是解释今天的文明为何而来，过去的历史因何而败，警惕后人不能重蹈覆辙。还是对社会和自然的科学探索。古人观星揽月，总结大自然的规律，通过儿歌、绕口令等形式传播生活经验，使得不识字的老百姓也能够依靠智慧生存发展。达芬奇不仅仅是技艺精湛的画家，更是杰出的科学家和发明家。他通晓数学、天文、物理，喜爱观察人与大自然，知识渊博，将自己的感触和困惑喧嚣于纸上。有温度的灵魂，才能格外的打动人。被叫做疯子与天才一线之隔的达利，也曾经沉迷科学，受到原子弹的冲击，创作出粒子风格的表现形式。艺术不仅仅是阳春白雪，更是生活、人文、社会、自然，甚至是科学的映射。回归人文可见不论是内观，还是外察，人都是艺术的核心。便是郑板桥画竹子，也是先观察竹子，做到脑中有竹，然后再将心中之竹画出来。他的画中没有人，只有竹，可是你能说这竹子跟人没有关系吗？那万千的竹子，为何偏偏这一从如此不同，被画了出来，因为它是人的心之所向和心之所选。这就是创作的最终意图。不管选材角度如何，也不管创作手法哪个，能够打动人心的，必然在于它传达出的“人”的思想、观点和情感，也是艺术最终的评判标准。所以提高自己的人文素养至关重要。正心正举，拨迷见智真情实感艺术最怕的就是悬浮。即便是抽象画、意识流、超现实主义、解构意识，传达的核心也都是真实的情感，或者是真实的现象。艺术的核心一定是落地，所以才能够被人所欣赏，不然就会成为孤芳自赏。达利用融化的笔法，传达记忆的永恒。周星驰用解构主义，重新定义电影中美丑的含义，一种是外在的丑，一种是社会百态的丑。梵高的向日葵，用抽象的笔触，表现出张扬的韵律感和生命力。他们的创作手法都不日常，可是他们的作品却能够引发共鸣。这就是因为他们表达的内核是生活，是你我他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曾闪过的想法和情感。如果失去了情感的内核，暗喻只剩暗没有喻，反讽只剩反没有讽，只剩一片苍白。因为热爱，会想要宣扬它的美好，因为憎恶，才想要讽刺。也只有真挚的情感会成为经久不衰的驱动力。热衷观察生活是最不公平的存在，它有财富差距、地位差距、年纪差距、环境差距等等。可是生活也是最公平的存在，不论你贫穷或是富贵，不论你健康或是疾病，不论老年或是少年，都有着面临幸福与苦难的可能。你有观察到窗外彩虹的可能，别人也有，你有注意到身边小确幸的机会，别人也有，你可能遇到他人的差别待遇，别人也有，你有被爱人拥抱的喜悦，别人也有。不同的只是，善于观察、乐于感受的人会将这些汇总记录下来，变成作品，而有的人只是抛之脑后。习惯观察的人，往往对这个世界更加敏感。对人敏感，对事物敏感，对情绪敏感，对细节敏感，抓住那一丝敏感，就是最好的创作素材。热衷思考人和人的差距，可能就是思想与行动的距离。思想拉开一点点，行动再来开一点，人和人就差了很多点。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乐于思考的人才能够发现生活的美，也更能发现他人隐藏之下的苦难。思考使人明智，更加深刻地感知人与自然的关系，思考也能强化人的共情能力。所谓共鸣，不正是我的疑惑你也有，我有的情感你也感知过，甚至你没有经历过我的波折，却依旧能体会我的心情。越是强大的共情能力，越能探知人心，越能传达出动人的思想。也只有思考，才能洞悉问题和现象的本质，不然创作只会成为粗浅的一知半解的解读。

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有其产生的特定时代和生态原因。在中国，传统艺术是传统文化家族中不可分割的组成，彰显着无与伦比的魅力。艺术与生产生活休戚相关，透过这扇窗户，人们能够审视古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社会风貌、日常生活、审美心态和价值追求。最近出版的三卷本《根源之美：中国艺术3000年》，对于我们了解中国艺术的浩瀚气象有诸多启发。作者庄申是北京人，生前是享誉国际的艺术史家。他家学深厚，其父为中国台湾“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庄严。庄申少年时期曾随父辈们见证了原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物的“南迁”。后来，他专攻中国艺术史，并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学位。中年时期在香港大学任教22年，并且是该校艺术系的创始人。他除了本书之外，还有《中国画史研究》《中国画史研究续集》《元季四画家诗校辑》《扇子与中国文化》等一批著作问世，在学界影响深远。书中的每篇文章皆能独立，皆成话题，有趣有料。本书没有采用生涩的学术语言和严谨的理论逻辑框架，而是用温情的笔墨，以历史朝代为序，由商周时期的甲骨文起笔，止于清代“唾壶”的演变。每编分器物、绘画、书法、服饰、雕刻与建筑等章节，从艺术品的风格、造型到用途，揭示其蕴含的文化、历史、社会、宗教及哲学要义，体现出作者深厚的学养和艺术洞察力。尽管是随笔漫谈，却仍能看出作者的理论观点：美的存在可以是抽象的，艺术则必须依附某种具体事物而存在。艺术的存在，形式上与文学、宗教不同，但有着共同的思想根源。本书“自序”中，作者认为这三者是相互关联、交融并相互影响的文化现象。然而，中国传统艺术并没有被古代学者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因为各个门类的艺术并不具有同等地位，而是等级高低不同，诗文最高，其次是绘画与书法，再次是建筑和雕塑等等。虽然中国没有一部类似黑格尔《美学》那样统一论述各个门类艺术的著作，但各个门类的艺术在承载自身特殊功能的同时，无不遵循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在岁月长河中展示着各自的风采，均达到了辉煌的高度。书中用相当篇幅论述了器物之美，如史前的彩陶、商周的尊鼎、战国的玉、汉代的炉、隋朝的陶罐、唐代的酒器、宋的水纹瓶、明清的家具，以及其他物件。通常艺术史中常被疏忽的这些领域，却在书中光彩熠熠。古代器物当中，青铜器的地位格外明显。学会铸造和利用青铜器，意味着历史彻底告别了石器时代，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青铜器的兴盛期处于夏商两代至春秋后期，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化与艺术的“童年”阶段，这样一个阶段，艺术竟然就已经有了如此绚丽的绽放，真是令人惊叹。青铜器物中，很多都是栩栩如生的大象、犀牛造型，且多数出土于北方。很多学者在解读这些艺术品时，都是从造型之美的视角赞不绝口。庄申却使艺术成为历史地理学分析的一个佐证：古代北方水草繁盛、环境良好，有大型动物生存的自然环境，可是伴随人口增多、气候变化等原因，北方生态被破坏，大象只能逐步“南下”。书中列举的“子母象尊”青铜图，两头一大一小的象，形态逼真，憨态可掬。3000年前的匠人们，若未见过真实的大象和犀牛，再灵巧的双手，也无法创造如此精湛的艺术品。林林总总的器物中，玉器颇为突出。中国人都知道，玉承载着伦理，是君子人格的象征。在影视中，常常能见到古代男子佩玉时风度翩翩的模样。但是，这些其实都是假想，怎样佩玉、佩于身体的哪个部位，学界一直众说纷纭。书中给出了民俗学研究的一些见解，指出：战国时代男子佩玉，不仅仅是一件玉环，而是一整套，分别由璧、珩、冲、牙这四种玉器和一些石球共同组成，组合方式和人的身份地位有关。但是古人究竟是怎样将玉器串在一起的，仍是未解之谜。在论述中国传统绘画时，作者探讨更多的也不是作品的艺术性，而是其文化内蕴。例如，在分析唐朝画家阎立本的传世之作《步辇图》时，庄申认为平面的构图中，通过人物疏密关系呈示了“宾主”关系；又指出，朝觐者禄东赞的窄口服饰上有许多圆点环绕小鸟的图案，来自当时波斯帝国的萨珊王朝，从这些细微之处，就能看出唐朝的开放。再如张萱的名画《虢国夫人游春图》，画作中谁是虢国夫人，谁又是侍女和保姆，历来争论不休。庄申从画面中的人物体态、表情、发髻、服饰等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并对“游春”这一流行风俗进行了阐释。如果没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功底，不可能从一幅画中读出如此丰富的信息。我们对中国传统艺术之美的认知不是一成不变的，伴随着考古学、历史学、艺术学、民俗学的新发现，也会产生看待艺术的新视角。经过几千年积累的传统艺术博大精深，任何一本书都不敢妄言对它进行百科全书式的全面阐释，这是一个浩大的文化工程。《根源之美》同样只呈现了浩瀚艺术世界的吉光片羽，但它呈现的，是经过作者精心挑选的最美的风景。这本书以开放的格局，从艺术通向文化，从艺术进入生活，散而不乱，彰显了作者对中国艺术理解方式的新颖独到，也映衬出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另一种方向。（《根源之美：中国艺术3000年》：庄申著；中信出版社出版）《 人民日报 》（ 2018年11月27日 24 版）

“站在人生的前线——胡一川艺术与文献展”范迪安为胡一川先生举办一次个人艺术展，是中央美术学院全体师生员工多年的愿望。这次由中央美术学院和广州美术学院在我院美术馆联合主办“站在人生的前线——胡一川艺术与文献展”，可以说是我们向胡一川先生致敬并欢迎他“回家”的一次展览。展览题为“站在人生的前线”，鲜明地体现了胡一川先生艺术人生的独特经历和奋斗精神。从参加新兴版画运动到奔赴延安，从投身抗日美术创作到迎接新中国诞生，从参与创建中央美院到受命南下领导广州美术学院，胡一川先生总是向往光明的召唤、满怀战士的斗志、服从组织的安排，一次次走向人生的前线,并且总是站在前沿、勇敢前进。胡一川《芦沟桥抗战》 1938年 黑白木刻 15.7×20.1cm 胡一川研究所藏胡一川 《军民合作》 1940 年 水印套色木刻 36.8×32.3cm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胡一川《反对日本兵,到处抓壮丁》 1941年 水印套色木刻 37×32.7cm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胡一川先生出生于福建闽西地区。乡土生活赋予他朴实的农民本色，“苏区”环境培育了他红色的理想。胡一川从这里走出来，也走上一条“勇敢地跑到时代的前头当旗手”的革命美术之路；20世纪30年代，他在杭州国立艺专即发起组织“一八艺社”，在杭州、在上海、在福建，积极投身鲁迅先生指导的左翼美术运动，关切民生，呼号呐喊；抗战爆发后，他投身民族抗日救亡的前线，领导“鲁艺”木刻工作团，在“炮火连天、冲锋肉搏的血阵里”举起刀笔， 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文艺战士和忠诚的革命文艺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他受命在北京、在武汉、在广州，在新中国美育建设的前线，全力以赴，辛勤办学，投身创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站在人生的前线，勇于担当，能够担当，这就是胡一川和他崇高的人生境界，也是我们今天美术事业发展应该弘扬的精神。胡一川《开镣》 1950年 布面油彩 174×244cm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胡一川《前夜》 1961年 布面油彩 140×181.5cm 中国美术馆藏胡一川《攻城》 1946年 套色木刻 13×18cm 胡一川研究所藏胡一川先生的木刻和油画创作来源于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又有深刻的思想内涵，艺术表现鲜明有力。《到前线去》《牛犋变工队》《开镣》《前夜》等作品都以富有鲜明时代性的内容和形象，成为现代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他的作品无论是主题创作，还是风景写生，无论是木刻、油画，还是书法，一种铮铮不倒的精神强力总在其中。在胡一川的日记中记载了他自己从乡村走向城市、从城市奔赴延安的经历，也记录了他艺术思想上的成熟和生活中的许多生动细节。从观赏作品到阅读文献，对于我们理解胡一川先生及这一代艺术家的精神品质，对于认识20世纪中国美术的文化属性特别是许多属于思想性的探索与建树，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2020年11月胡一川《列宁住过的草棚》 1960年 纸板油彩 35×44.5cm 胡一川研究所藏范迪安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北京美术家协会主席“站在人生的前线——胡一川艺术与文献展”前言李劲堃胡一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版画家、油画家，在新兴木刻运动和主题性油画创作中成绩斐然，他的版画《到前线去》、油画《开镣》《前夜》等，皆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极具代表性和研究价值的作品。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的创建者之一、广州美术学院的首任院长，他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事业贡献了重要的力量。2020年，适逢胡先生诞辰110周年，中央美术学院与广州美术学院共同主办“站在人生的前线——胡一川艺术与文献展”，通过展示500余件珍贵的作品、手稿，以及前期收集、整理的大量口述史和文献资料，来纪念致敬这位深刻影响了中国20世纪美术走向的大家。胡一川《饥民》 1930年 黑白木刻 尺寸不详 刊于《一八艺社1931年习作展览画会画册》胡一川 《到前线去》 1932 年 黑白木刻 25×33cm 上海鲁迅纪念馆藏胡一川《不让敌人通过》 1943年 套色木刻 9.5×11.25cm 胡一川研究所藏作为一名革命美术家的胡一川，不仅把艺术看成兴趣和职业，更把它服务于自己的理想——建设一个新的中国。回溯历史，胡一川和许多同辈艺术家肩负着救亡抗敌、立国兴邦的伟大使命，他们以艺术为刀锋，挺起中华民族坚强的脊梁。作为其中的佼佼者，胡一川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美术家联盟，成为一名坚强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在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中，用笔与刀号召人民到前线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奔赴延安，带领鲁艺木刻工作团组织抗战宣传，不惧生命危险，坚守在前线记录军民英勇奋战的场景；在中央的委任下，他不辱使命，担负起美术学院繁重的行政与教育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培育了一代代优秀的美术工作者......在民族国家需要他的时候“到前线去”，可谓胡一川一生的鲜明写照。在艺术上，胡一川有着高度纯粹的一面，他勇于探索各种风格的可能性。在杭州国立艺专时期，他学习油画、素描；在上海和延安，他转向专攻版画；从北京辗转到武汉、广州，再次回归油画创作；晚年在绘画之余，还创作了大量的书法作品。尽管要完成组织安排的任务，胡一川依然尽可能坚持作品的独创性。早年学习西画，现代派艺术中的形式和精神因素，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因而 反对纯粹的写实主义，主张写实与写意结合。他的版画受德国的梅斐尔德影响，线条粗犷、对比强烈、造型夸张，具有极强的表现力。他的油画创作接受过法国现代派影响，风格在写实主义与表现性取向之间跳荡。晚年他转向书法创作，又提出油画要从中国传统的书法、金石中汲取营养的观点。胡一川对现代派艺术风格包容、学习的态度，使他的作品有别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流样式，呈现出独特而又丰富多彩的面貌。胡一川《波兰少女》 1957年 布纹纸油彩 37.5×29.5cm 胡一川研究所藏胡一川《南澳岛》 1962年 布纹纸油彩 35×49cm 胡一川研究所藏胡一川《我的故乡》1983年，福建永定中川 布纹纸油彩 52.8×73.5cm 胡一川研究所藏胡一川研究的当代价值，还在于他给予了青年学子在艺术探索道路上重要的启示。应该看到的是，虽然胡一川没有留洋学习的经历，但他在艺术上具有国际视野，并且能够站在中国立场上思考问题。他始终坚守本土，融合中西方的艺术资源，来应对20世纪绘画民族化这一美术史的重要课题。正因为这种大视野和大格局，胡一川的艺术创作及其教育理念，在现代美术发展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应该铭记的是，胡一川奔赴“前线”的奉献精神，学习上谦卑包容的姿态，将艺术实践与民族国家命运紧紧连结的自觉。这一切，都将不断鼓舞着后辈学人继续立足民族，走向世界，奔赴更广阔的未来。还值得一提的是，胡一川先生竭尽所能保存了自己极为丰富的作品与文献资料，而他也是最注重以文字记录其艺术探索、教育思考以及生活经历的艺术家之一。这些资料已经构成我们研究艺术个案与20世纪中国美术乃至国家命运关系的宝贵财富。广州美术学院一直致力于研究和传播胡一川先生的艺术与教育思想。学院成立胡一川研究所，以其故居为基地，对他的大量作品、手稿、日记等珍贵文献和遗物进行保存和整理工作。在各专业机构、学者的鼎力支持下，学院得以组织多次胡一川的展览、出版和研讨活动。而此次展览则是目前为止胡一川先生最为完整、最为重要的一次赴京展出。以此为契机，我们将继续深化与各位同仁的合作，希冀在胡一川先生的研究工作方面取得更多的成果。李劲堃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广州美术学院院长油画品质与本体质感——论靳尚谊与钟涵的探索曹意强钟涵与靳尚谊是我国油画界的杰出代表，他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了新中国第一批历史画，其中钟涵的《延河边上》和靳尚谊的《十二月会议》，已然成为我国现代油画经典。2018年底，在国家大剧院曾举办了两老双人展，所展出的作品选自他们平常的创作，涵盖其半个多世纪所画的人物肖像、风景写生、创作或创作草图，较全面地反映了他们的艺术成就和各自的面貌。靳尚谊《老艺术家钟涵》 2017年 布面油彩 100×80cm 中国美术馆藏作为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钟涵和靳尚谊一起共事近60载，后者曾任该院院长，前者原为学术委员会主任。他们携手为中国美术教育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培养了一大批油画创作人才。油画成为我国美术教育的学科乃是20世纪的事。靳尚谊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在中央美术学院从版画系转向油画专业任教，而钟涵则从清华大学建筑专业步入中央美院学习油画。他们几乎同时开始了油画艺术生涯。从两者早期的作品中可见，其起步皆始于学习苏联油画，由此出发，逐渐形成不同的个人风格。就整体面貌而言，靳尚谊趋于变化中的古典优美，而钟涵立根于相对恒定的象征壮美。相较之下，靳画偏重于清晰的线性形体塑造，而钟画则倾向于明暗块面的涂绘式造型。这两种相异的油画模式正好映射出欧洲油画史的两条相辅相成的主线；古典线性与巴洛克图绘性。前者以波提切利、拉斐尔、安格尔等为代表，后者以提香、伦勃朗、德拉克洛瓦等为代表。因此，将钟、靳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展于一厅，对观众赏鉴油画具有特别的意义。绘画是人类表达思想与情感的重要方式，无论哪种文明的绘画，其共同点都是视觉再现性的：按中国传统的说法是写真或图真，按西方的传统观念即模仿。两者的意旨都是对人与自然的精神性人文描绘，只是表现媒介与方式的相异而导致形式的不同。油画源于欧洲，有其基本的艺术语言。与中国画的暗示性再现方式相比，油画更加注重形体、体积、空间与色彩，可以说，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尤其是从提香至法国印象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油画已成为一种以色彩塑造形式、体积与空间的艺术。这是油画的世界性本体语言，是无论哪个时代或国家的油画家必须掌握的基本手段。钟涵与靳尚谊开始学习油画时，限于历史的原因，主要是通过苏联这一窗口或部分欧洲印刷品了解油画的，这对他们感悟油画的本体质感具有极大的局限性。改革开放之初，他们即走出国门去研究西方油画，开始系统地考察欧洲杰作的原作。在此后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几乎每年都去世界各国美术馆观看油画杰作，从视觉的角度，深切地把握了油画的发展史，这为其创作注入了新的养分，不仅改变了他们的绘画观念，也提升了他们的创作水平。靳尚谊的人物造型更加着力于形体与边线的处理，使之既厚实又灵动，且富于现代感，呈现出典雅的特征；而钟涵的油画则强化了明暗与笔触的融合，追求粗犷豪放的画面效果，使暗示性本身构成绘画的主题要素。艺术的生命在于个人的创造，而新的创造必须源于往昔伟大杰作所形成的品质基准。传统出新是艺术家面临的永恒悖论。钟涵、靳尚谊深入研究欧洲油画即以创新为旨归：充分掌握油画本质语言，依据个人的禀性，创作出具有个人独特风格的中国油画。钟涵和靳尚谊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不仅决定了他们不同的题材选择，而且主导着他们的技艺发展。艺术家的一生是不断探寻、发明适合自身的技艺及题材的生命历程。虽然钟、靳两位都画人物与风景，但他们各自锁定了自身喜爱的题材与主题，并以相应的绘画语言充分表现个人的偏爱，而题材和表现语言的选择也显露出两人各自的美学情趣。靳尚谊 《小晶》 2014年 布面油彩 60×52cm靳尚谊《画廊经纪人》2016年 布面油彩 90×60cm靳尚谊 《追梦人》2019年 布面油彩 100×95cm靳尚谊《曹意强肖像》 2019年 布面油彩 95×95cm靳尚谊 《娇娇肖像》 2020年 布面油彩 90×65cm靳尚谊的作品大抵以人物肖像为主，他借助历史的、当代的名人和普通人物尝试油画的各种语言，从古典方式至印象主义直到平面化的线性处理，无不囊括，旨在以丰富多变的形式塑造不同时代的人文精神。他画中的新疆人物，形像结实、构图稳固，于庄重中透露优雅，他画的历史人物，笔触苍茫，仿佛笼罩着时间的印痕。而他所画的身边人物肖像，采用多变的形式，或以线条构形，在平面的形体刻划中寓生动的笔触塑造，或以近似点彩的笔触建构形体，凸显油画笔触的触感和色彩的细腻转化。他总是根据表现对象的特征以及自身的创作意图而采纳相应的油画语言，然而在这变化之中始终保持清新典雅的特质。钟涵笔下的恒常主题是人与自然的艰苦关系，他用凝重的笔触和浓重的色彩，表现人与黄土高原、人与黄河等自然艰苦环境拼博的精神，表现人类坚强不屈的悲壮气概。这两种视觉再现表达对人和世界的不同旨趣，产生了不同的美学形态。在靳尚谊的画中，形式清晰，线与色皆在界定人物和事物边线与内在体积，所塑造的形体可感可触，整体画面结构清楚朗畅。钟涵作品的画旨与此形成鲜明反差，一切形体融化在神秘莫测的形相氛围之中，借助风、云、烟、火等不可触摸的形状增强笔触在画面的运动感，创造浑然一体的视觉撼动，其浓黑厚重的画面中，常常以些许跳跃的亮色导引观者之眼，于其构图的整体上下文中去读解具体的形式。正是出于这样的暗示性绘画观念，他在画人物时往往选择背面，以宽大的笔触加以塑造,象征人性的铁铸般的脊梁之柱。绘画旨在形象地表现思想，思想性是艺术的生命所在。然而，思想或观念必须落实在画布上，不能依赖文字解释，只能以艺术自身的方式加以表现。因此，思想观念或题材虽然重要，但必须以绘画本质语言赋予其价值或审美品质，油画的好坏即取决于此。钟涵与靳尚谊所走的油画道路不同，但他们对油画的表现力和审美价值秉持着相同的判断标准，这是激励他们不断自我更新的能源。他们虽已年届耄耋，却依然葆有旺盛的创作活力，其艺术生命力正是来自其长期不懈锤炼的绘画技巧与他们对世界万物的无限好奇心之间所保持的幸福平衡。没有这种平衡，无人能成为出色的艺术家。技艺是画家必须谙熟的，必须越钻越深，达到专业化的至境；而好奇心则不然，相对于日趋专业化的技巧，它必须越来越宽广。技巧是满足无限开阔的心灵好奇的手段。正因为如此，他们依然求索不息，不断寻求和发明其创作所需的更佳油画语言，以臻至更高的艺术境界。这是两人的作品展给予我们的最好启示。曹意强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崇德尚艺 潜心耕耘——中国文联知名老艺术家艺术成就展开幕展览现场合影2021年1月5日上午十点，第四届“中国文联知名老艺术家艺术成就展”在中国文艺家之家展览馆隆重开幕。展览邀请了田华、邵大箴、傅庚辰三位在业界享有极高声誉的知名艺术家参展。本次展览分为“艺术风采”与“生活撷影”两个板块，集中展现了与三位艺术家相关的照片、视频、绘画、书法、音乐作品、实物书籍等。共展出321幅历史图片、211件代表性实物以及4部专题宣传片，全面而立体地介绍了三位艺术家在各自专业领域所做出的极为卓越的历史贡献。展览由中国文联主办，中国影协、中国美协、中国音协、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中国文联机关服务中心承办。出席展览开幕式的嘉宾有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屹，中国文联副主席赵实，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前光，中国文联党组成员胡孝汉，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名誉主席冯远，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董耀鹏，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张雁彬，中国文联第十届荣誉委员、中国美协名誉主席靳尚谊，中国美协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等，以及各全国文艺家协会、中国文联机关各部室、各直属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出席开幕式。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先生，作为中国美术领域本次唯一受邀的艺术家参展。邵先生是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术研究》主编。曾任中国美协书记处书记兼《美术》杂志主编、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研究院院长、中国文联文艺理论家协会顾问等。现为中国文联第十届荣誉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名誉主任。邵大箴先生1960年毕业于列宾美术学院，擅长美术理论，出版有《现代派美术浅议》《传统美术与现代派》《欧洲绘画简史》(与夫人奚静之合著)《西方现代美术思潮》《雾里看花——当代中国美术问题》等。主编《外国美术名家传》(与夫人奚静之合著)《现代艺术辞典》等经典著作。1996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卡苏拉艺术中心举办个展，并出版《邵大箴画集》。1997年在法国巴黎芒(Mann)画廊展出5幅作品。2000年以来，多次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举办个人画展。2018年，与中央美院8位老教授一同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表达了他们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决心，以及希望进一步加强美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心声。同年8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给8位老教授回信，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并就做好美育工作，弘扬中华美育精神提出殷切期望。邵大箴先生被称为“中国美术史论界的常青树”，长期从事西方美术史和中国现代美术的研究，尤其对西方现代美术的发展及中国当代美术创作研究尤为深入，且成就卓著。邵先生注重在有关中西方美术的学术研究中，潜移默化地培植中国现代美术，力促中国美术形态从传统走向现代。邵先生不仅在美术理论领域建树颇丰，同时潜心耕耘杏坛，为中国美术界的各个领域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在学术研究、教书育人之余，邵先生也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融会贯通，在书法、绘画领域也颇具造诣。本次展览即呈现了部分邵先生精彩的书法与绘画作品。桃李芬芳六十年，艺界耕耘一甲子。在展览现场，回忆起自己数十年来的学习工作和研究教育历程，邵先生谈到：“我从1960年在中央美术学院工作以来，主要在教学、研究、编辑、社会活动几个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也担任过《世界美术》《美术研究》的杂志主编，在改革开放时期给《人民日报》写过50多篇文章，后来还在《红旗》《光明日报》《文艺研究》等发表过不少文章，对中国现代、当代艺术做出了一些评价，写了一些书，但仍然觉得在很多方面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谈起自己的学术与艺术成就，邵大箴先生保持了一贯的谦逊与低调。本次展览集中了大量的图文资料，旨在展现三位艺术家牢记初心使命、追求德艺双馨、聚力精品创作的不凡追求和艺术抱负。正如承办方所表示的：“展览既是向老艺术家的致敬，也是为青年文艺工作者汇聚追梦力量，将激励和动员他们传承老一辈艺术家的优良传统，弘扬老艺术家崇高的精神品格，创作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精品力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奋力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邵大箴先生艺术年表1934年 生于江苏镇江丹徒高桥大有圩。1948年秋-1949年春 在安徽芜湖中学学习。1949年春-1949年冬 在丹徒高桥三洲小学任小学教师。1950-1951年 在丹徒谏壁农校学习。 1951-1953年 在江苏省立镇江师范学校学习。1953-1954年 在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1954年9月-1955年7月 在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留苏预备部学习。1955年9月-1960年7月 在俄国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列宾美术学院艺术学系学习。1960年9月至今 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1961年 参加文化部组织的教材《欧洲美术史》编写工作(王琦主编)，负责“古代希腊罗马史”和“中世纪美术史”的撰写(该书于1985年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自1957至1964年在《美术》《新观察》《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上发表评述外国美术的文章若干篇。1978年 执笔撰写揭露四人帮批黑画阴谋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1979年 参与《世界美术》创刊，担任《世界美术》负责人至1987年。 1979年 与李树声合作撰写评述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全国美展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1982年被评为副教授，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3年参加文化部教育代表团出访法国和意大利。1984年 借调《美术》杂志兼任编辑部负责人。1985年5月 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五届代表大会，参与大会筹备和组织工作，被选为常务理事，被任命书记处书记、《美术》杂志主编。1985-1989年 兼任中国美协书记处书记、《美术》杂志主编。1985年3-4月 受文化部委托赴法国访问，洽谈法国19世纪下半期绘画作品来华展览事宜。1986年被评为教授。1987年 率中国美术家代表团访问民主德国。1988年3月 任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主任。1988年 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编辑委员会副主任。1991年3月 参加在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举办的“亚洲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艺术国际研讨会” ，并作“50年代的中国美术”的发言，论文收入Modernityin Asian Art(Edited by John Clark, Wild Peony 1993)，并受邀在堪培拉大学和悉尼大学做题为“当代中国美术趋势”的学术报告。1993年 开始任博士生导师。 1992-1994年 四次访问俄罗斯、乌克兰，在列宾美术学院作“中国当代美术”学术报告。1993年11月 访问美国洛杉机、纽约、芝加哥。1996年4月 访问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西悉尼动力美术馆举办个人水墨画作品展，出版《邵大箴画集》。同时受邀在悉尼大学作题为“俄国美术对现代中国美术的影响”的学术报告。 1995年起任《美术研究》《世界美术》主编。1999年12月 访问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新加坡美术馆作有关当代中国美术的学术报告。2001年1月 随文化部组织的“中国当代艺术展”赴法国巴黎，在皮尔加坦美术馆作“中国画：传统与现代”的学术报告。2001年4月应邀赴台湾参加“沙耆艺术硏讨会”，并发表论文。2001年10月随“李可染画展”访问香港， 应香港美术馆之邀作“李可染与当代中 国山水画”学术报告。2002年5月 赴美国纽约参加“20世纪中国画国际硏讨会”，并发表论文。 2002年6月 率中国美术批评家访问团赴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等五国并参观美术馆。2003年10月 参与“中国文化年”在法国巴黎举办的“20世纪中国美术展”，撰写和发表学术论文，并访问西班牙。2003年 受聘为第一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策划委员,担任双年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总主持。2004年8月 参加中国美术批评家代表团赴台湾参加“两岸现代美术研讨会”，并发表论文“20世纪80年代大陆水墨画”。2004年10月 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代表团赴亚美尼亚访问。2005年10月 应名古屋艺术大学邀请访问日本与讲学，在该院美术学部作“中国当代油画发展趋势”的学术报告。 2007年4月 参加北京世纪坛美术馆赴墨西哥访问并洽谈来华展览事。 2007年8月 率文化部美术代表团赴俄国访问。2007年8月 参加美术代表团，赴泰国做艺术交流。2008年3月 赴澳大利亚墨尔本参加第32届世界艺术史大会，被选为该会理事。2010年11月 率中国美协理论家代表团访问日本，与日本美术理论界举办“中日美术批评家学术研讨会”并作会议主旨发言。2011年11月 应邀赴伦敦参加有关中国山水画艺术特色的国际研讨会。 2012年10月 赴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访问并做艺术交流。 2014年3月 赴巴黎参加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总部举办的“中国油画展”开幕式及与其相关的交流活动。 2016年7月 参加在巴黎举办的“中华意蕴——中国油画国际巡展”开幕式暨国际学术研讨会。2016年9月16日 作为世界艺术史大会中方筹委会主任,在钓鱼台国宾馆参加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开幕式并致词。 2018年7月 参加在罗马举办的“中华意蕴——中国油画国际巡展”开幕式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展览2004年12月 在北京“国际艺苑”举办个人画展。2006年 出版《邵大箴水墨画集》(长城出版社)。2006年10月 在南京江苏美术馆和在镇江博物馆举办个人山水画展。 2008年9月 在上海“水墨聚焦美术馆”举办个人山水画展，并出版《邵大箴水墨画集》。2008年10月 在江苏南通城市美术馆举办个人山水画展。2010年5月 在北京妙得轩画廊举办个人山水画展。2012年1月3日 在北京绥风美术馆举办“画坛清音——邵大箴、水天中绘画作品展”。2012年7月25日 北京绥风美术馆举办“折中返素——邵大箴、水天中、尚扬、杜大恺、田黎明五人作品展”。 2014年5月 在杭州齐越画廊参加“小品寄情——邵大箴姜宝林水墨画展”。2016年7月6日 在北京高更画廊举办“已入化境——邵大箴山水画展”。 2016年12月20件山水小品参加第四届杭州中国画双年展。著作《现代派美术浅议》(河北美术出版社，1982年) 《传统美术与现代派》(四川美术出版社，1983年) 《欧洲绘画简史》(与奚静之合著，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 《西方现代美术思潮》(四川美术出版社，1990年) 《雾里看花·当代中国美术问题》(广西美术出版社，1999年) 《西方现代雕塑十讲》(广西美术出版社，2002年）《艺术格调·邵大箴论艺术》(山东美术出版社，2002年) 《古代希腊罗马美术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欧洲绘画史》(与奚静之合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 《美术，穿越中西》(北京社科名家文库，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译著《论古代美术》( [德]温克尔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等。论文多年来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文化报》《文艺研究》《美术》《美术研究》《美术观察》《世界美术》等报刊上发表有关中国当代美术和西方美术的评论文章。奖项1999年 获俄罗斯联邦政府文化部颁发的“普希金奖状”。2002年 因主编并参加撰写的《图式与精神》一书获教育部优秀教材一等奖。2007年 获中国文联造型表演艺术创作研究基金理事会“造型艺术成就奖”。2009年以《外国美术史》教材获教育部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2011年 获第六届“艺术中国，2011终身成就奖”。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 在党和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综观2019年度中国艺术发展成就，在国家宏观文艺发展理念和政策指导下，文化治理方面形成体系化；艺术理论与实践领域围绕庆典，将“回顾与总结”“献礼”“文旅融合”和“三大体系”建设作为核心主题。一、基础理论研究：反思、激活与建构2019年度有多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文章对70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乃至整个文艺理论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反思，对每一时段学科理论发展总体格局、主要特点、理论构建的得失进行研判，并对其中存在的典型问题重点剖析；而 “激活”马克思主义原典，使之在具体实践中发挥作用是本年度研究中萌发出的一种可贵意识；与“激活”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构建”，为了有效激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使其在研究、批评中发挥作用，必须构建其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整体学说的精髓与方法，很好地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艺术学领域，韩子勇、祝东力等的《关于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的若干问题》概括了中国艺术经验的独特性，回顾20世纪以来中国艺术学的学术历程，集中辨析“三大体系”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并尝试提出中国艺术学“三大体系”建设在今后应采取的策略措施，以及所应着手的研究方向和重点。艺术学中国学派的探讨不但体现了继承性和民族性，也体现了对学科原创性和时代性的追求。构建中国特色艺术学科，要在系统性和专业性、继承性和民族性、原创性和时代性这三个方面下足功夫。二、音乐：传统音乐史论研究不断深入2019年度的中国音乐史研究呈现重实践、重方法、重应用的特点，学者以文献为基础，连接活态传承，以古鉴今、以文化人、以器论道。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艺术与文献馆、文化艺术出版社联合中国音乐学院举办“纪念杨荫浏先生诞辰120周年”系列活动，总结杨荫浏先生的学术成果与研究理念，对杨先生进行历史评价与再认识。此次系列纪念活动在学术界掀起热潮，对推动学术自省、学术批判及学术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民族器乐与“传统文化”结合，在创作演出方面依然热度不减，尤以国家级院团音乐会及作曲家作品音乐会为代表。中央民族乐团大型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2019年1月登陆美国华盛顿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三、舞蹈：赛事和展演推动创作繁荣2019年，各大专业舞团和舞蹈艺术家纷纷以庆典的方式向祖国献礼，使2019年度舞蹈创作呈现更加活跃和繁荣的态势，在数量上仍保持着较高的创作量，在内容和形式上也不断优化，可以鲜明地感受到中国舞蹈艺术家在追求艺术质量上所进行的有益探索和积极尝试，涌现出了像《草原英雄小姐妹》《天路》《老雁》《国家的孩子》等不少优秀作品。“荷花奖”“桃李杯”“小荷风采”等各类赛事与展演活动，以及北京现代舞双周、“培青计划”、“深扎”等各类平台机制为舞蹈创作提供不同层面的支持。关注现实、深入生活、内心、跨界融合等成为年度舞蹈作品创作特点。众多舞蹈作品中对民族风格的彰显，对文化内涵的理解，以及时代精神的把握，显露出舞蹈编导们的基本艺术素养，反映出大多数编导在创作能力与创新追求上的不断追求。四、戏曲曲艺：传承保护取得宝贵经验 扶持力度逐步增大2019年是粤剧被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十周年。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团结粤剧界同仁，以“粤剧的遗产保护与现代发展”为题旨，对粤剧十年保护工作进行理论总结。粤剧十年非遗保护拓展了中国非遗保护工作的具体实践，强化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粤剧”的地方保护经验，也拓展了由昆曲、京剧、藏戏及其他剧种的特色化保护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用粤剧个性化的道路回答了戏曲发展规律的一个趋向。2019年度，文化和旅游部印发了《曲艺传承发展计划》，分“重要意义”“总体要求”“主要任务”“保障措施”四个部分，对全国各个地方和相关单位做好今后一段时间的曲艺传承和保护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提供了政策资源。政策的利好值得赞许，工作的落实更值得期待。五、话剧：戏剧节不断涌现，主流、实验、原创戏剧各呈风采2019年，在戏剧节成为集中演出和戏剧交流活动的主要方式后，全国各地的新兴戏剧节风起云涌，全国新兴的戏剧节有近20个。除了国家层面举办的“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之外，还有各级政府、文化机构、商业机构举办的各种戏剧节。原创话剧题材丰富，数量较多，一些富有经验的剧作家宝刀不老，中青年剧作家也锋芒乍现。在国家艺术基金的资助下，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促动下，一些国家级话剧院团和改企后的省、市级院团，纷纷以新剧目的上马带动艺术生产，一些民营新文艺团体也不断以新剧目的各地巡演争取自身的发展空间。2019年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话剧《谷文昌》2019年风雷京剧团演出的话剧《角儿》六、电影：产业整体升级，类型创作多样化2019年，随着电影工业化发展的日趋成熟及电影产业结构的逐渐优化，商业电影的类型化创作进入多元化的发展阶段。喜剧片依旧产量不减，在多个档期都有可圈可点的表现，动画片继续稳步发展，不仅有《哪吒之魔童降世》拿下年度票房冠军，其他诸如《白蛇：缘起》《罗小黑战记》等亦有不错的表现。而科幻片的起步则是 2019年商业电影中最大的惊喜，《流浪地球》开启了中国电影的硬科幻叙事，《上海堡垒》《天·火》虽引起质疑，但依然是勇气可嘉的尝试。多种类型的崛起代表着中国电影的工业化进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类型的丰富对电影市场的健康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流浪地球》电影海报七、电视：“中国故事”和现实中国的时代合奏2019年是中国电视产业回归改革初心、重申文艺导向、打造时代精品、注重创新质量的转折之年。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革命性赋能，推动了媒介深度融合和智慧广电提速，广电系和视频网站的内容产业在题材、类型、制作、平台、传播、盈利、服务等方面形成守正创新、求真务实、互补互融的态势。海外剧影响持续减弱，中国内地剧集品质提升，港剧式微，台剧可圈可点，台网综艺节目立足媒介特色的题材分野泾渭分明，商业与专业兼容，内容生产创新创优，行业去泡沫成效显著。对内整合优化资源，对外塑造国家形象，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国家叙事中，故事里的中国和真实中国的时代合奏，成为年度电视文艺的“主旋律”。八、美术及工艺美术：创作与批评活跃，文化创意焕发活力伴随全国美展及国际性双年展的举办，2019年的当代美术创作与批评相对活跃，紧扣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积极谋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党100周年作品的创作，各门类、各主题、各题材、各风格的创作成果在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北京美术双年展、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等各级各类展览中得以呈现。2019年以来，各地方政府积极响应《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陆续出台地方性的传统工艺美术振兴发展实施方案或传统工艺美术保护办法，强调鼓励开展创意设计和产品花色、工艺技术等方面的研发；积极引导小微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推进传统工艺美术与现代家居、服饰等大宗消费领域的深度融合；突出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产品外观及包装设计；实现由单一的原料生产加工向文化创意研发等方向发展。“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暨第三届中国美术奖·进京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2019年11月14日至15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在京举办“2019中国传统色彩学术年会”九、摄影：社会纪实摄影与时间、历史记忆2019年，社会纪实摄影与时间、历史记忆的关系更加凸显，大众参与对现实生活进行日常影像记录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延伸，摄影艺术被迫探索新的可能，开启新的方向。“影像中的历史”和“历史中的影像”二者交错引发人们对影像与时间、历史、记忆关系的进一步探究。中国摄影业界立足于历史梳理，请策展人和大批纪实摄影家出场，以系列化的专题形式，重温记忆中的人物与形象；从历史建构的角度，强调影像的客观力量。十、建筑：关注中国建筑文化，注重建筑与自然和谐共生2019年，中国建筑业逐渐向数字化转型，深化 BIM 应用，加强建筑产品质量，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和绿色建筑。9月25日，被誉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首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入运营。北京新机场航站楼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单体航站楼。11月17日，7.2 米高的世界首例原位3D打印双层示范建筑完成主体结构打印，标志着原位 3D 打印技术在我国建筑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12月30日，备受瞩目的京张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京张高铁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时速350公里的智能高速铁路，显出中国的建筑设计和施工水平的不断完善发展。随着整个社会环境的改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中国的建筑设计开始重新审视自身的文化传统，关注建筑本体和文化，进行了各种深入的思考和实践。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举办“回顾七十年建筑创作及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成就论坛”推 荐 阅 读《2019年度中国艺术发展研究报告》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艺术发展研究报告”课题第三次结集出版。中国艺术研究院各艺术学科与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在深厚的学术积累基础上，深入调研、严谨论证和透彻分析，形成了由“导言”和19个子报告构成的《2019年度中国艺术发展研究报告》，其中包含三大版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艺术学及其门类下各学科、六个文化主题［包括中国文化、红学（《红楼梦》）研究、文化发展战略、艺术人类学、非遗保护与传承、传记文学 ]。整个报告全面、客观地呈现了2019年度我国文化艺术领域的新成就，高度概括了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艺术发展的规律与经验，对热点问题与主要现象进行总结，同时探查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结合国家的相关文化政策导向，提出对策与建议，积极为我国文化艺术管理献策建言。

科学研究中的直觉活动与艺术创作、艺术研究中的直觉活动相比，不论是性质，还是作用方式，都有所不同。直觉在艺术活动中占有持续的、主导的、决定性的地位。艺术活动中直觉的重要地位，给艺术研究带来与其它学术研究很不相同的特点。这一点，决定了艺术研究中对科学方法的运用必然带着自己的特色。也就是说，可能存在一种艺术学方法论。当我读完布鲁诺·赛维的《建筑空间论》时，发现它与我对笔法演变的论述有某种相似之处。当然，赛维并没有明显地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和现代科学结论，但一接触论文，便使人感到现代气息扑面而来。科学方法和现代思维技巧融化在字里行间。他致力于确定建筑形式中的主导因素—内部空间果断地排除非主流形式的干扰，努力寻求主导因素在历史中的“自然进程”。这同我的思路不谋而合。我很兴奋。不仅为最初的论文同另一领域看来毫不相干的论著在更高层次上的默契而欣慰。我从这种类比中发现了更重要的收获。《建筑空间论》所使用的，是一种什么方法呢？观察方法？历史方法？还是形式化方法？都是，都不是。它可能是一种对研究艺术形式规律极有用处的新方法。这里没有必要对这一方法进行详尽的讨论。我只是想，它已经证明了这样一点：艺术学可以逐渐形成自己的方法理论。方法总是从具体学科中生长起来的。现代科学方法从自然科学中发芽、抽穗、成熟。谁能说，从艺术这块广表、丰饶的土地上，不会结出一批方法论的果实呢？于是我想到艺术理论的本质，想到它在理性活动中所具有的意义，想到它在人类整个精神活动中所占据的特殊位置。如果我们在这个直觉与理智的交点上，暂时离开对具体理论的论述，而对众多的艺术理论作一次俯瞰，对研究者的才能构成和研究动机，对理论产生的心理过程，对艺术理论所包含的特殊的方法论意义，都上升到某一层次作一番考察或许能对艺术理论的本质、理论成果的鉴定、艺术理论发展的规律和趋向，获得更深刻的认识。对这些问题的研讨，构成艺术学的元理论。这是一些超越艺术理论之上的理论。在现代艺术理论面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长足进展的挑战时，艺术学元理论的探讨是十分必要的。现代人的重要特点之一，便是他们凭借科学方法自觉地，也经常是成功地做到了“站在巨人的肩头上”。他们并不幻想对世界作出终极的解释，但是却希望在自己的理论中审查前人所贡献的一切，包容前人理论中一切仍有意义的思想，希望在选择自己道路的时候，充分利用以往的全部教训。因此，在逻辑科学之上有元逻辑，在数学之上有元数学，在一切理论之上都有元理论。这种高一个台阶地考察，使他们比较容易摆脱历史遗留的偏见而比以往所有理论家都处于更为优越的地位。他们对于科学方法自身，也是这样。科学方法论是对一切科学成就的高一层次的反思。然而现代人并不满足。他们既使用科学方法，又常常上升到比这些方法更高的位置。各种科学方法的特点和局限性都了然于胸。他们始终目光炯炯，信心满怀，随时准备超越这个时代理智和直觉所到达的极限。解传统的线是有很深的造诣和在艺术形式上的独立品格。它是传统文化与民族审美意识的结晶，学中国画的人要学书法，要懂金石，都是为了研究线，一幅画上有很好的线，相当于一座建筑用了很好的材料。西洋画善于纵深塑造，人们可以感受三度空间光色的变化，而中国画却不能在白纸上用毛笔画出象列维坦那样的风景，象伦勃朗那样的人物，它在构图上趋向于横竖的发展能画出范宽和张择端的画面，画面的取物造型、神韵气势都是通过线的变化去完成，如果我们疏忽在笔墨上下功夫，我们的画就会失去艺术的魅力。现在我们已逐步重视了线和造型基础的结合，但是在观察方法上，还没有摆脱固定视角距离的写生方法。我们已经注意到默写的重要性，但是还没有明确必须用线的勾勒摄取记忆中的形象，还没有从理论上认识到默识心记在中国画中的地位。因此我们的造型基础训练，还不能做到和国画在观察方法及表现方法上的一致性，还不能有意识地培养主宰自然物象的能力，还不能引导学生掌握自由地运用线取象概括的能力。线的造型，本能地带有概括、夸张和变形的因素。真正地强调了线的功能，这些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只求形似与任意变形两种极端，都是脑子里缺乏透彻的形象记忆所造成的。可以想象，如果在脑子里有着某人具体的特征与势态，应物象形与夸张变化，就有了客观的依据，画家就能做到“熟视而默识，一得佳思，亟运笔墨”。“线”也就能发挥其表现的力量了。从造型基础的学习过程来看，一般都是从静到动，但是默写的教学，应该在一开始就结合在课程中，即使是画最不动的对象，亦要求学生多依仗记忆要求设想对象会即刻走开去的打算，我认为记忆画应提到国画基础教学的重要位置上来，它在培养记忆物象的主要特征，丰富形象的素材，培养心画的习惯，在突破空间与时间上对学习的限制，都是很有好处的。加以专业技法和记忆的结合，它在改造和提高国画系学生素质上都会起到良好的作用。

“当代艺术”（contemporary art）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通常是指离我们最近的时期出现的艺术[1]。比如，1910年在英国伦敦成立的当代艺术协会（Contemporary Art Society, London），他们所关注的艺术就是不超过过去20年以来的艺术。而成立于1947年的当代艺术学院（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其创建者之一赫伯特·里德爵士（Sir Herbert Read）就认为，他们所关注的艺术是过去50年来具有革命性观念的艺术。而在他1964年的著作《当代英国艺术》中指出，他研究的主要是仍然在世的艺术家。而在1977年出版的《当代艺术家词典》中，就收录了很多已故艺术家词条。该书的编辑科林·奈勒（Colin Naylor）在词典的前言中指出，所收录的那些已故艺术家他们的作品仍然在对当代的艺术活动有影响。而1930年以前去世的艺术家则没有收录。与之同时出版的《当代建筑家词典》、《当代设计家词典》和《当代摄影家词典》都采用了同样的原则。1990年，罗伯特·阿特金斯（Robert Atkins）在他的著作《艺术表达——当代观念、运动和术语指南》里用当代这个词来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艺术。乔纳森·罗（Jonathan Law）在1993年出版的《欧洲文化——当代指南》一书中所收录的条目颇受争议，他包括了所有自1945年开始在艺术界崭露头角或取得成就的艺术家。洛杉矶的当代艺术博物馆所收藏的是自1940年以来的艺术。而纽约的当代艺术博物馆新馆则严格规定只收藏和展出过去10年之内的艺术品。这意味着这个博物馆永远不可能有永久收藏的藏品。由于20世纪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很多美术史上的概念在中国的使用都是非常混乱的，造成这种混乱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谈论中国的现当代艺术时采用了中西两套话语。西方从现代艺术到后现代艺术的发展是与其社会文化从工业时代向后工业时代的转变相适应的，而这个进程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是不清晰的，如果完全根据西方的概念来讨论中国的当代艺术，那么势必会导致概念与现实的无法匹配。也正因如此，对于中国的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如何界定，目前学术界仍然莫衷一是。高名潞在2006年出版的《墙：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与边界》中，明确提出在时间上他所论及的是过去20多年的艺术，而在观念上他将中国当代艺术界定为中国的“前卫”艺术，并尝试从现代性的角度分析中国当代艺术[2]。事实上，早在1991年高名潞和其他几位学者就出版了一本《中国当代美术史：1985-1986》，从中不难看出，高名潞在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观念上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那就是中国当代艺术即中国的现代艺术，也即受西方现代艺术影响进行形式探索的前卫艺术。而在2000年，吕澎出版了《中国当代艺术史：1990-1999》，主要讲述了20世纪末期的中国艺术状况。联系他在此前出版的《中国现代艺术史：1979-1989》，很显然他所指的中国当代艺术系指1989年以来的艺术探索。有些学者回避了对概念的纠缠，转而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方式，如邹跃进的《新中国美术史：1949-2000》就研究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艺术状况，其中显然会包括中国当代艺术。任何想要明确界定中国当代艺术的尝试都肯定会引发争议，但是如果完全没有边界的话，所有讨论都丧失了针对性，大家各执一词，最终问题仍然是问题。总体来看，将1989年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分水岭似乎更为贴切。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89年的10余年里，中国的艺术主要是对西方现代艺术的接受和探索。而在此后，中国艺术迅速融入到全球化趋势中，参与到全球的展览和艺术市场的体系当中。将这个阶段的艺术称为当代艺术显然更贴近我们今天对艺术的理解。即使确定了当代艺术的时间界限，其含义仍然是不确定的。有人认为，确实存在一种具有所谓当代性（Contemporaneity）的艺术。高名潞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当代性”指的是中国当代艺术中符合时代发展进程的那些特性，也就是其时代性[3]。但是，当代的概念是不断变动的，20年后的当代与今日的当代又有多少相似性呢？因此，也有人认为当代艺术仅为一个时间概念，即发生于当代的各种艺术形式。因此，在不同的时间界限里，有不同的艺术形态。这种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无法在美术史上留下一个像“现代艺术”[4]那样的“当代艺术”的概念。但是当以这个概念来考察中国当代艺术时，那么几乎所有艺术现象都将囊括进来，显然过于宽泛。另一种相对折中的看法是，当代艺术系指发生于当代且具有探索和实验性质的各种艺术形态。其实，更多人眼里的中国当代艺术指的就是这个概念。它包含了各种以前卫姿态出现的艺术风格，其中既有注重形式探索、强调艺术自治的现代艺术的因素，也有超越了艺术界限，以行为、表演、装置、影像以及带有历史主义面貌出现的诸多具有后现代特征的艺术。要想对中国当代艺术进行有针对性的讨论，就必须暂时抛开西方艺术发展的时间逻辑。事实上，西方当代艺术也很难用某一个词汇来界定，至少还没有出现一个像“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那样一个能被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标签。但是，中国当代艺术又的确是由西方现当代艺术所催生，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自改革开放以来短短30年时间里，中国艺术家将西方艺术100多年的探索都尝试了一遍，并且以一种非常强势的姿态成为当代艺术世界的新军。西方艺术所经历的后印象主义、象征主义、野兽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构成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表现主义、波普艺术等思潮和流派，都能在中国找到对等的形态。因此，称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是大跃进实不为过。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历程的梳理不是本文篇幅所能涵盖的，这里只对由此而产生的问题和影响进行比较概括的分析，不当之处还望各位专家予以批评指正。大跃进的一个结果是，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上迅速与西方齐头并进，曾经缺席的中国艺术也在西方人撰写的现代艺术史上留下了中国艺术家的名字。在以“威尼斯双年展”为代表的国际性艺术大展中，中国艺术从偶然入选到辟设专馆，已经越来越成为国际艺术界关注的对象。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中国当代艺术是在西方人的后现代语境中被接受的。后现代主义者反对现代主义对革新性和原创性的追求，开始吸收传统、挪用和拼凑的技术。当现代主义艺术家渴望创造里程碑式的杰作，前卫运动的艺术家想要对艺术和社会进行变革的时候，后现代主义者更多采用的是讽刺的和游戏的态度，他们的艺术更多地是“表层取向”，斥责深度和宏大的哲学或道德图景[5]。因此，他们对中国艺术的接纳中带有多少对艺术本体的思考和多少戏谑游戏的成分是颇值得玩味的。中国艺术家如果仅因为入选某些国际大展而欢呼雀跃，就显然太肤浅了。事实上，很多中国当代艺术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了中国当代艺术中存在的危机和媚俗化倾向[6]，他们的忧虑是不无道理的。大跃进的还让中国当代艺术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首先，国内艺术市场异常活跃，在拍卖会上，中国艺术品以天价成交的事例屡见不鲜。目前，介入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有真正意义上的收藏家，但更多的可能是巴菲特或“杨百万”一类人物的崇拜者。其次，各种与艺术相关的展览、博览会大量涌现，而且呈现出日益国际化的趋势，如“北京国际艺术双年展”、“上海双年展”、“上海艺博会”等等。这些展会使中外艺术家的交流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更给人以中国艺术已经跻身国际艺坛主流的错觉。第三，在上述两点的拉动下，再加上全国各大美术院校的扩招，报考艺术院校的学生更如过江之鲫。山东每年的艺术类考生多达15万人之众。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为例，学院每年招生240人，但报考者将近17000人。然而，伴随着招收学生数量的增加，美术学院教学水平的下降也非常明显。很多中学出于对升学率一味追求，将那些明显无望考上重点大学的考生强行编入了艺术班，成为每年艺术类考生大军中的一员。很多学生甚至缺少最基本的对艺术的热爱，更遑论从中产生艺术大师了。另外，市场已经波及到美术学院的教学，学生们最急于学到的是一种可以迅速在市场上获得认可的风格，而这的确不是老师所能把握的。于是，教师和学生都对美术学院存在的意义陷入困惑。即便教师能够预知市场的风向，当代中国真的能够消化如此众多艺术类人才和他们的作品吗？毫无疑问的是，在中国当代艺术的繁荣背后缺少了些什么。最重要的就是缺少对中国当代艺术史比较理性的思考和对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深入分析。值得欣慰的是，对中国当代艺术史的梳理工作已经有一些学者开始进行了，但是学术界尚未形成一种冷静思考的氛围。艺术市场的繁荣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市场的研究者应该对进入艺术市场的人做两方面的引导：一个是艺术趣味的引导，另一个对市场正确认识的引导。有人认为这是杞人忧天，是穷人替有钱人操心。其实不然，一个健康成熟的市场形成当然需要那些有钱且真正有品味的投资者和收藏家的介入，只有这样才能引导相对良性的公众品味。很多人会从西方经验中找出各种例证来说明持有大量资金的收藏家的介入如何拉动了艺术家作品的市场价格，但他们的品味却不一定让人恭维，比如收藏家萨奇对英国青年艺术家（YBA）作品的操纵使他们的画价成几何级数增长。前不久，YBA成员达明·赫斯特的223件作品绕过画廊直接登上了苏富比的秋拍现场。在两天的专场中，仅第一天就创下了1.27亿美元的纪录。这些作品皆为他过去两年所作。其中《金牛》（The Golden Calf）更是拍出了1860万美元。苏富比的当代艺术总监梅尔称，“赫斯特是现在能决定当地经济的艺术家。”[7]面对这些令人心动的数字，恰恰是学术研究应该发挥作用的时候。拍卖行的价格并不能说明整体艺术市场的状况，在英国的很多画廊里，很多作品的价格并不是非常昂贵，它们与一般工薪阶层的距离并不遥远。而在国内，画廊中的作品哪里是中等收入的人可以问津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大跃进让中国的艺术家和欣赏者都处于心浮气躁的状态，原本应该理性和客观的批评家也深陷其中，乐此不疲，成为推波助澜的动力。中国当代艺术与西方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有自己自成体系的艺术传统和审美好尚。在中国当代艺术中至少有两种不同的传统在起作用，一个是中国自身的中国画传统，另一个是来自西方的绘画传统。目前的中国艺术家对这两者都缺少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油画成为一个被中国人研习的画种在中国走过的历史不过百年，绝大部分中国艺术家尚未体会到油画语言的精妙之处就已经急着去搞行为和装置艺术了，就像一杯好茶，还没喝道真味就已经被倒掉了。中国画的境遇并不一定比油画好到哪去，有些人墨守陈规，整天将笔墨挂在嘴边，画一些索然无味的小品；有些则动辄言创新，用中国画的媒介去表现油画探索的形式和空间。事实上，两者都未能完全展现中国画自身的魅力。中国当代艺术所展现出来的原创性并不强，相当多的艺术形态可以在西方找到原型。而且，仔细对比会发现，中国艺术家在艺术品的制作上并不考究，作品给人的感觉比较粗糙。这其实都反应出中国艺术家对所从事的艺术媒介本身的理解并不到位。但是，消费文化的渗透早已消磨了中国当代艺术家作为前卫的锐气。面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繁荣中掺杂着泡沫，快速的发展难掩其中的浮躁。因此，强烈呼唤富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研究者和批评家站出来：首先，要用以深入研究为基础的艺术史知识引导公众的品味；其次，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现状，以及中外艺术史做更加深入的研究，发掘其中可资借鉴和继承的精华；第三，要加强艺术理论的研究和新体系建构，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艺术史家和理论家其实更有作为的空间。同时也期待一个有序而健康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出现。在这个良性环境里，艺术家只管专心于自己的创作，而不是既当生产者又当销售者，这种精力的分散使中国当代艺术明显有粗制滥造的痕迹。因此，高水平的艺术经纪人队伍的形成就显得非常必要和迫切。#美术学#真诚地希望中国当代艺术留给后人的是真正的艺术而非垃圾。作者/张敢注释：[1] 《牛津20世纪艺术词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The entry of “Contemporary Art”.[2] 高名潞：《墙：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与边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3] 高名潞：《墙：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与边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4] 当谈及现代艺术的时候，我们通常指的是20世纪初出现在西方的各种前卫艺术流派，如野兽派、立体主义、未来主义等。[5] 【美】斯蒂芬·贝斯特：《后现代转向》（陈刚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页。[6] 对此，高名潞在《墙：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与边界》有过论述。2006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毕业的硕士尹丹也在毕业论文中探讨了这个问题。[7] 《新京报》2008年9月17日文化新闻·艺术版美术研究｜东西方艺术需要相互理解和融通，而不是断定孰优孰劣！美术研究｜中国画的审美标准则形成了讲究气韵、情趣、意境的特征美术研究｜画家对自然山水心态，构成山水画的精神意象和人文境界美术研究｜以气韵求其画——从画面之“神”到百家之“神”的追寻美术研究｜阴澍雨：写意花鸟画的当代价值！

说到夏天，就有阳光、沙滩、海浪。这个夏天“浪”无处不在，有00后们的“后浪”，有姐姐们的“乘风破浪”。古今中外，艺术家创作的题材大到千里江山，小到枇杷上的蚂蚁都被描绘的生动精致，“浪”这种瞬间即逝的动作，艺术家会怎么表现呢，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艺术家怎么“乘风破浪”吧。日本 葛饰北斋 神奈川冲浪里 版画 25.7×37.9cm 提起浪的艺术作品，葛饰北斋的《神奈川冲浪里》是绝对无法忽略的。《神奈川冲浪里》的浪就是纯粹的浪，与冲浪无关。描绘的是日本神奈川县相模湾东侧与东京湾出口的交界处、三浦半岛南端观音崎附近的一片海浪。《神奈川冲浪里》是葛饰北斋版画集《富岳三十六景》中的一幅。但是这张作品确是最有名的一张，这幅以浪为主题的浮世绘一改鬼怪、美人、市井的传统，将人与海洋的争斗绘于纸上。葛饰北斋百年前的“浪”如今一直在翻滚，成为“浪”题材的经典之作。马远十二种“浪”南宋 马远 水图 绢本设色62.3×26.8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南宋的马远是画浪高手，他的《水图》是专门画水的，对水的平静与汹涌做了 12 种分析，巧妙传达出了种种意境。《十二水图》马远对水观察的细致入微，以及创造出来的形态美感和笔墨技能，都令人惊叹不已。在古代，像这样带有“研究性质”的绘画不多。《水图》的出现，为山水画中“水”形象的创造打开了一扇门，并提供了画水的多种范式，其一就是关于浪的画法。马远《水图》第一幅：第一幅缺一半，无图名，画面上是密密的尖小细浪，远处的水波舒缓而轻淡，这是金秋季节里静谧的湖面。马远《水图》第二幅：洞庭风细。起伏的线条组成细密柔婉的波浪，渐渐向远方淡化，最后虚幻成水天一色。湖面轻风习习，波浪如鳞，万顷碧波，浩渺无际。这是春明景和的洞庭湖。马远《水图》第三幅：层波叠浪。大幅度起伏的波浪用粗重的颤笔画出，浪谷间卷起浪花。这是汹涌澎湃、向前奔腾的巨流。马远《水图》第四幅：寒塘清浅。稀疏的线条回旋起伏，水边三两石头，水面流动感很强，显然这是溪流，而非清浅的池塘。画面上的水纹，让人联想到马远的另一幅佳作《梅石溪凫图》。马远《水图》第五幅：长江万顷。流利的线条勾出的浪尖，都指向同一方向，远处的浪尖渐渐虚化。显然这是长江下游开阔浩瀚的江面。江水浩荡、平稳而又从容，有一种兼收并蓄的雍容大度，正顺着江风的吹拂，朝向大海奔涌而去。马远《水图》第六幅：黄河逆流。粗重线条勾出的巨幅波浪，浪间卷起的浪花，都向前作奔涌抬升运动，又呈现向后逆涌之势。这是壶口那段的黄河水，浑浊、奔腾、激荡、咆哮，带着原始粗犷的生命力，挟雷霆万钧之势，正要冲破障碍向前倾泻。马远《水图》第七幅：秋水回波。柔婉的双勾线波纹，贴水飞翔的白鹭，澔渺无边的湖面，袅袅兮秋风，湖水清兮波浪细。马远《水图》第八幅：云生苍海。浪峰向前倾斜，后浪紧推前浪，云遮雾锁，涛声如潮。这是涨潮时的海浪。马远《水图》第九幅：湖光潋滟。轻快的线条，画出无规则跳动的水波。春风细细，湖水盈盈。晴光下的山色，明镜里的波光，都在游人的桨声笑语里微微荡漾。这是西子湖醉人的柔波。马远《水图》第十幅：云舒浪卷。云雾弥漫下的海面，前后都是涌动的波浪，中间用粗重凝涩的颤笔，画出一个抬起的浪头，正在发威咆哮。这是沧海中的洪波。马远《水图》第十一幅：晓日烘山。红日、远山、晨雾。朝晖下的湖面浮光跃金，一片清新宁静的气氛。马远《水图》第十二幅：细浪漂漂。鱼纹状的线条组成细密波纹，向远处渐渐虚化，几只海鸥在海面上飞翔，海面风平浪细、安静祥和。赤壁图 热点“浪”很多文人画家以赤壁作为题材创作。苏轼曾两次乘舟泛游于赤壁之下，写下《赤壁赋》《后赤壁赋》等多篇名作。金代画家武元直和明代仇英都曾画过此题材。所以赤壁可以说是古代的热门景点了。明 仇英 赤壁图 570.1×26.5cm辽宁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藏南宋 佚名 赤壁图 24×23.2cm 绢本设色南宋 佚名 赤壁图 （局部）南宋 佚名 赤壁图 （局部）佚名《赤壁图》是一叶扁舟为主景的局部山水，画面中仅画出赤壁的山脚与山石部分，扁舟上是回身仰望的苏东坡，波浪起伏回转，表现一叶扁舟之摇摇荡荡，飘飘乎遗世而独立，这滔天巨浪就像是苏轼的遭遇，划着划着就都过去了，换个词就是乘风破浪。陈洪绶 “有浪花，若虎爪……”明 陈洪绶 黄流巨津图 绢本设色 30.2×25.1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黄流巨津图》描绘的是黄河的浪。陈洪绶在明末进京和离京时曾两渡黄河，有感于黄河的雄伟，目识心记，绘就了此画。明 陈洪绶 黄流巨津图 （局部）《黄流巨津图》趣味十足，在不大的尺幅上，画家以滔滔黄河中的一个渡口为描绘对象。画面上，黄河波涛汹涌，数只帆船摇荡于水面，左下角港口中停泊船只数艘。黄河对岸竹林丛生，房舍屋宇隐现其间。画家着意表现黄河水的雄浑气势，以墨笔勾出浪花，复用白色渍染，用笔较实，线条劲健而略具装饰性，两岸景物相对虚化，使画面构成十分鲜明的虚实对比。威廉·透纳没有姐姐，只有浪英国 威廉·透纳 暴风雪 1842年威廉·透纳是十九世纪的英国画家，被誉为英国风景油画史上的丰碑。他与同时代的画家稍显不同，崇尚自然，热爱风景，从他的作品中我们总是感受到大自然的崇高、壮丽和无比的威力。他喜欢画海的题材，常常表现的是海面天光水色浑然一体，云、雾、水融会其中的景象。英国 威廉·透纳 雷雨来临 1801年英国 威廉·透纳 船只轴承在安克雷奇 1802年同时，威廉·透纳又畏惧自然，认为大自然的美是神秘的、恐怖的。所以在他的作品中，人和物总会被“抽象”得很小，仿佛根本不存在，留下的只有暴怒的汪洋和无尽的恐惧本杰明用垃圾造“浪”人类依赖海洋，但海洋却被人类无止境的索取和破坏变的遍体鳞伤。加拿大摄影师本杰明（Benjamin Von Wong）一直关注海洋保护，也创作了很多环保题材的作品。他用16.8万根塑料吸管制作了一片名为塑料海的分离（Strawpocalypse）的“巨浪”。而用塑料吸管来制作海浪，本身便带有一定的讽刺意义。本杰明以此来提醒人们要警惕我们所生产、消费的塑料垃圾，以及提高人们对改善环境问题的参与意识。

来源：中国保险报网编著：庄申出版：中信出版集团时间：2018年6月定价：168元□陈华文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有其产生的特定时代和文化土壤。在中国，传统艺术是传统文化家族中不可分割的组成，彰显着无与伦比的魅力。这些年来，人们之所以越来越重视中国传统艺术，就是因为透过这扇窗户，能够审视古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社会风貌、生活日常和价值追求。中国传统艺术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和生产生活、民风民俗紧密相关。《根源之美：中国艺术3000年》（全三卷）对于了解中国艺术的浩瀚气象，带来多方面的启发。从文化的维度认识艺术本书作者庄申是享誉国际的艺术史家，家学深厚，其父为台湾“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庄严。庄申少年时期曾随父辈们见证原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物的“南迁”；青年时期先求学于台湾师范大学史地系，后专攻中国艺术史，并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学位；中年时期在香港大学任教22年，且是该校艺术系的创始人。本书没有采用生涩的学术语言和严谨的理论逻辑框架，而是用温情的汉语言，以历史朝代为序，由商周时期的甲骨文起笔，止于清代“唾壶”（痰盂）的演变。尽管是由一篇篇艺术随笔组成，但并不意味着作者不表达其理论观点：美的存在抽象而不具体，艺术则必须依附某种具体事物而存在。而艺术的存在，形式上与文学、宗教不同，但都有着共同的思想根源。本书“自序”中，作者认为这三者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然而，中国传统艺术并没有被古代学者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因为各个门类的艺术不像在西方那样具有同等的地方，而是等级高低不同，诗文最高，其次是绘画与书法，再次是建筑和雕塑等等。虽然中国没有一部类似黑格尔《美学》那样统一论述各个门类艺术的著作，但是中国传统艺术在岁月的长河里，各个门类的艺术一方面发挥着自身和特殊功能，另一方面遵循中国文化的总体要求，展示各自的风采，均达到了辉煌的高度。中国古代器物之美《根源之美：中国艺术3000年》一书中，用相当的篇幅论述古代器物之美。如史前的彩陶、商周的尊鼎、战国的玉、汉代的炉、隋朝的陶罐、唐代的酒器、宋的水纹瓶、明清的家具，以及其他杂件。通常艺术史常被疏忽的这些领域，却在书中光彩熠熠。究其原因，那是因为不同种类的器物，不同器物的装饰，能告诉人们它所产生的时代，还能破解古人的生存状态和审美心态。古代器物当中，青铜器的地位格外明显。中国先祖们学会铸造和利用青铜器，意味着历史彻底告别了石器时代，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青铜器的使用兴盛期处于夏商两代至春秋后期，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与艺术的起点阶段，而就是这“学步”的童年，青铜艺术竟然绚丽绽放，这在今天看来也不可思议。青铜器物中，很多都是栩栩如生的大象、犀牛造型，且多数出土于北方。庄申：为什么大象、犀牛造型的青铜器出土北方？他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分析：古代北方水草繁盛、环境良好，有大型动物生存的自然环境。可是随着北方生态持续破坏后，大象只能逐步“南下”。书中列举的“子母象尊”青铜图，两头一大一小的象，不光是形态逼真，还憨态可掬。3000年前的匠人们，若未见过真实的大象和犀牛，再灵巧的双手，也无法创造如此精湛的艺术品。林林总总的器物中，玉器颇为突出。玉的特性是坚利和温润，这和中国传统文化中“阳刚和阴柔”之内涵不谋而合。玉器承载着伦理，是人格的隐喻。庄申在谈论玉器艺术时，从民俗学的角度抛出一些被人忽略的问题。在影视中，我们见过古代男子佩玉威风凛凛的样子，其实这都是假想。怎样佩玉、佩戴身体的某个部位，学界一直都众说纷纭。庄申在《战国时代的佩玉》一文中认为，战国时代男子佩玉，不仅仅是一件玉环，而是一整套，分别由壁、珩、冲、牙这四种玉器和一些石球共同组成。将这些玉器串为整体，和人的身份地位有关。但是古人究竟是怎样将玉器串在一起，庄申也百思不得其解。这其实是在告诉我们：探索中国传统艺术的起源之美，还有很多谜团。艺术与生活紧密相连中国传统绘画无论是选题、构图、造型，还是立意、观念、情趣等方面，和西洋绘画都有显著的差异。书中，在论述中国传统绘画艺术时，从作品本身探讨更多的文化寓意。唐朝张萱的名画《虢国夫人游春图》，再现了贵妇春日外出游览的景象。该画作中谁是虢国夫人，谁又是侍女和保姆，历来争论不休。而庄申则从画面中的人物体态、表情、发髻、服饰等，判断画面中谁是真正的“主人”。再则，庄申认为所谓“游春”，其实就是当时一种流行的风俗：三月三的这一天，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要到郊外洗掉“鬼气”。如果庄申没有丰富的历史民俗功底，对传世名作的解读，不可能这么独特和新鲜。而中国传统建筑，是中国文化的整体性、综合性呈现。庄申在本书中，对于中国传统建筑尤其是四合院，从历史变迁与伦理道德两个方面进行了综合分析。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建筑普遍采用“木构架”，在平面布局上，以“间”为单位构成单体建筑，再以单体建筑组成庭院，然后以庭院为单元构成组群建筑，北京四合院就是典型的代表。但有人认为：四合院是保守、封闭的象征，可是庄申指出：这种建筑体现着数千年来以孝为大的家庭伦理观念，唯有群居于结构谨严的四合院中，方能几代同堂，充分尽孝。建筑作为艺术与技术的结合体，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区域的文化价值取向。不仅在中国，世界亦然。尽管中国传统建筑追求平稳、整齐、对称、讲究秩序、等级、适合礼度，可是中国园林恰恰相反，看重曲折变化和诗情画意。笔者认为，这也是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高明之处，在建筑形式、建筑格局、建筑艺术方面交融互动。中国传统艺术之美，其认知并非一成不变，伴随着考古学、历史学、艺术学、民俗学的新发现而有很多新认知。艺术之美的广度和深度是在发展的，而中国传统艺术内在的根本精神是相对固定的，笔者认为是“气”的宇宙和“礼”的世界，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和”，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之“和”。几千年来，作为中国文化组成部分的传统艺术绚烂多姿，任何一部著作都不敢妄言一锤定音，《根源之美：中国艺术3000年》也是同样如此。本书呈现海纳百川的学术气度，明确地从艺术通向文化，从艺术进入生活，散而不乱，彰显了庄申对中国艺术理解方式的开放理念，也映衬出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另一种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