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可行性研究报告

159亿募资，最终在48小时内夭折，但并未阻断天齐锂业股价自2020年11月以来一路涨势。天齐锂业（002466.SZ）的定增“闹剧”戛然而止。1月15日晚间，天齐锂业发布定增预案，拟向其控股股东募集不超过159.28亿元的资金。预案发布仅一天，深交所就提出了质疑，要求天齐锂业就其控股股东“先减持后认购”的行为是否构成短线交易作书面回答。1月17日晚间，天齐锂业宣布放弃定增计划。伴随着这次定增预案“两日游”的，是过山车一般的股价。其1月15日涨幅9.99%，1月18日开盘一度暴跌超过7%，之后又报收涨幅1.89%。159亿募资，最终在48小时内夭折，但在此之前，天齐锂业股价自2020年11月以来却是一路涨势。涉嫌短线交易1月15日晚间，天齐锂业发布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成都天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齐集团”）或其全资子公司，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159.28亿元。预案称，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公司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以优化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提高资产质量，降低财务风险，改善财务状况。然而，这次定增计划立即被泼了一盆冷水。1月16日，深交所发来关注函，要求天齐锂业回答“控股股东减持后又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行为，是否实质上构成短线交易，是否会损害上市公司中小股东的利益”。深交所提及的“控股股东减持”，指的是在1月6日晚间，天齐锂业宣布，其控股股东天齐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张静、李斯龙合计拟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5908.4万股公司股票。减持原因为“向天齐锂业提供财务资助及其他资金需求”。消息出来后的两天里，天齐锂业接连出现两个涨停板。但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财务资助”，就是在大宗交易中卖出的钱，再以定向增发的名义注资进去。据天齐锂业的定增预案显示，此次增发的发行价格为35.94元/股，恰好掐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要求的最低发行价，即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44.92元/股）的80%。然而，这个价格明显低于1月6日宣布减持后三天的股价（49.4元、54.34元、52.56元）。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天齐集团打算先以偏高的股价减持套现，之后又以低价通过定增增持。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智斌1月18日接受时代财经采访时称，这种行为已经涉嫌违规操作。王智斌指出，根据《证券法》44条，天齐锂业控股股东六个月之内进行减持、增持的操作，将会构成“短线交易”，而“短线交易”是《证券法》列明的违规行为之一。《证券法》44条、189条之规定，“短线交易”的法律后果是所得收益归属上市公司所有，同时，行为人还可能面临监管部门的警告乃至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最终，这场定增“闹剧”在1月17日结束。当日晚间，天齐锂业宣布停止定增预案。1月18日，天齐锂业董秘办公室工作人员向时代财经表示，停止定增是为了“避免任何由于推进非公开发行股票可能导致实质上的短线交易的风险”。伴随着这“两日游”的，是过山车一般的股价。截至1月15日收盘，天齐锂业股价大涨9.99%；然而宣布定增停止后的第一个交易日（1月18日），天齐锂业开盘先是一度暴跌超过7%，随后在几个波动后逐渐上升，最终报收涨幅1.89%。对于这种剧烈波动，天齐锂业董秘办公室工作人员向时代财经表示，定增预案是在1月15日收盘后公布的，“没有证据证明公司有意造成了这种波动。”天齐锂业2021年1月18日股价。得也并购，失也并购无论是天齐锂业1月6日的减持公告，还是其1月15日的定增预案，一个绕不过的关键词是“负债”。据天齐锂业发布的定增可行性研究报告显示，公司偿债压力较大，“若公司长时间处于较高的借款、较高的负债率情况下，公司的偿债能力和经营安全性会受到影响”。截至2020年9月30日，天齐锂业的资产负债率已高达80.27%，远高于所列出的其他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均值的44.96%。天齐锂业如此高的偿债压力，源于它的一次海外并购案。2018年5月，天齐锂业以40.66亿美元（当时约合人民币259亿元）拿下智利锂矿巨头SQM公司23.77%的股权，加上原本持有的2.1%股权，合计持有SQM公司25.86%的股权，成为SQM公司第二大股东。天齐锂业自筹资金只有7.26亿美元，其余资金均由中信银行等银行贷款提供。然而，天齐锂业的并购却刚好“买在了高位”。受下游动力电池企业去库存等因素影响，自2018年4月起，碳酸锂价格开始一路下行。截至当年10月底，碳酸锂价格较之4月初的15万元/吨，下跌至7.8万元/吨，跌幅近50%。智利SQM的股价也随之下跌。2018年5月，天齐锂业收购SQM股权时，SQM股价在50美元以上，但此后不断下跌，2020年4月一度跌至约20美元。天齐锂业可谓“得也并购，失也并购”。隆众资讯锂盐分析师罗晓莉1月18日告诉时代财经，天齐锂业的市场地位奠基于其对两个矿场的控制。“天齐锂业在2014年全资收购的泰利森锂矿，是全球储量最大、品质最好的锂辉石矿山，已建成135万吨/年（技术级15+化学级130）产能。而天齐锂业于2018年收购股权的SQM，是目前盐湖中扩张最快、达产最快和成本最低的盐湖之一。”得益于这种优势，天齐锂业近月来的股价一路高歌猛进，从2020年11月19日收盘的21.16元，上涨至2021年1月18日收盘的60.89元，涨幅接近3倍。天齐锂业自2020年11月19日以来股价。天齐锂业董秘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时代财经，公司仍努力缓解负债问题：“其中一项是引入战略融资。”据时代财经查询，2020年12月，天齐锂业宣布其全资子公司TLEA以增资扩股的方式引入澳洲战投IGO Limited。公告显示，IGO Limited出资14亿美元，认缴TLEA的49%股权。由于泰利森属于TLEA的全资子公司，此次增资也代表着，天齐锂业出让了泰利森锂矿49%股权。来源：时代周报

银行保函，是银行应开函申请人的申请，向受益人开具的有担保性质的书面承诺文件。其以银行信用为基础，担保在申请人未履行基础交易合同项下的责任或义务时，银行将代其履行一定金额、一定时限范围内的某种支付或经济赔偿责任。银行承接保函业务，本质上是以促使申请人履行合同为目的的银行信用活动。围绕信用风险管理，银行保函被纳入授权和统一授信管理，具体表现为授信制度和审批制度。授信制度：以中国银行为例，投标保函、履约保函和预付款保函的申请条件均包括“在我行有授信额度或缴纳足额保证金或提供我行可接受的足额担保”一项。授信额度是银行依据客户的资信和经济状况向其授予的信用额度，适用于期限在一年及一年以内的各种授信业务，其中开立保函额度项下的投标保函、履约保函、预付款保函期限可放宽到一年以上。审批制度：根据《非融资性担保机构规范管理指导意见》，工程履约担保、工程支付担保、投标担保等工程担保皆属于非融资性担保业务范围。以中国农业银行为例，非融资性保函业务审批权限根据总行授权书的相关规定执行：信贷管理部门审查后，提交贷审会审议，有权审批人审批。因此银行需在综合评估企业业绩、运营情况、财务情况等实力基础上按规定的权限经审批，同意后经办行方可出具保函。以授信制度和审批制度为基础的信用风险管理，构成了银行保函安全网的关键要素，却也造就了银行保函的市场竞争短板。1银行保函市场问题分析当前，银行保函普遍存在授信限制大、办理周期长、担保成效低等问题。授信限制大：银行以企业的资信为依据开具保函，因此会依据申请人本身资质实行授信制度。对于企业而言，一旦开立保函动用了授信额度，其在银行的贷款业务、信用证开立等将受到限制。另外一旦保函金额超出授信额度，申请人在不追加保证金时便无法开出银行保函。而直接去银行存足额保证金开立保函的极端情况，实则与传统保证金做法无异。办理周期长：由于银行在掌握工程担保信息和技术知识中处于劣势情况，因此承接工程担保业务时银行在风险容忍度方面较低。为避免卷入工程合同纠纷损害其信誉，银行设置了较为严格的风控体系。整体而言保函业务提交资料多，审批流程长，至少需五个工作日。担保成效低：一来依据授信额度开函时，银行仅将工程担保视为普通的信贷业务，不计入其本身的表内业务往来，因此仅考虑申请人本身资质，不考虑工程项目风险高低。这一组织模式缺乏对工程本身的分析评价，不利于保证工程的顺利进行，更进一步加深银行信息劣势，愈难对工程风险进行准确评价。二来银行提供的担保额度约在工程造价的20%-30%，对于这种低保额保函银行仅仅起到低程度的赔偿作用，并不参与项目进程进行风险识别与预警，更不能对工程本身的顺利实施起到监管作用。三来银行保函实践中，由于银行享有被保证人抗辩权，因此开立行往往有较多理由进行抗辩，合法地将保函拒付。整体而言，银行保函仅起到违约兜底功能，不能真正降低项目风险，有悖其促使申请人履行合同的信用担保目的。2银行保函创新：分离式保函在银行的保函业务实践中，分离式保函将保函申请人与被担保人分离，是指开函行应担保公司的要求，以出具保函的形式向受益人承诺，当申请人指定的被保证人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或承诺的事项时，由银行向受益人履行债务或承担责任的保函。分离式保函占用担保公司在银行的分离式授信，可以解决被担保人的银行授信不足问题。其往往发生在客户授信额度已被占用或客户资信不足以获得足够授信额度的情况下，实质上是借用授信额度、由有授信额度的申请人向银行申请为没有授信额度的被保证人开立保函的保函业务类型。分离式保函突破原有对被保证人授信的传统模式，无论申请资料还是保证金都由担保公司出具，对于申请企业而言财务更加优化。但基于银行为保证人、担保公司为第三方担保人的模式，担保公司和银行会分别向申请人收取一定费用作为对价，因此分离式保函保费较高。目前全国专业从事工程担保业务的公司已有数百家，但出于其经营区域限制，实务中普遍存在银行与保函申请人同处一地，却与被担保人分处两地的情况（如山西省内担保公司开的银行保函出具人落款是深圳某银行支行），加之银行保函申请资料的繁琐、周期的冗长，保函办理的时效性和便捷性更难保证。不难发现，分离式保函在突破授信限制的同时，却增加了申请人的开函费用及时效成本，其对于银行保函风控模式的完全保留，也难以解决担保成效不高的关键弊病。3银行保函颠覆：保险保函在工程保函市场上，保险保函正加速开疆拓土。得益于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的政策支持，以及全国多省的政策推进，由保险公司开展保险保函业务，正逐渐成为市场新秀。当然，政策的密集、市场的热捧，还是离不开保险保函对于银行保函的颠覆性意义。信贷方面，保险保函不占用企业的银行授信额度，更无需企业缴纳保证金或提供额外担保、显著提高资金使用率，对于现金流管理而言还能加强信用、增加融资可得性。费用方面，在投标保函、履约保函、质量保函以及农民工工资支付保函中，担保费率基本呈现“保险保函<银行保函”局面。一方面，保险保函的直接开立特征免去了银行保函的转开和转递成本；另一方面，保险费率厘定遵循大数法则，更加符合信用风险经营要求。风控方面，保险公司虽最晚进入工程担保市场，但已在建设风险防控机制、培养保后风险跟踪和风险预警服务能力上略胜一筹。依托保险行业的风险管控机制，以及第三方风险管理机构（TIS）的技术检查服务，工程建设各个环节的责任风险能够更加有效地得到防范和化解。加之再保险优势，保险保函还可以分散风险，扩大承保能力。服务方面，除了在承保阶段大大节约投保人时间成本外，在索赔阶段保险保函也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不仅能够结合再保险提供更高额度的担保赔偿，而且还会为被担保人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等帮助以推动合同继续履行。整体而言，保险保函由专业风险经营机构开立，其在承保上兼具服务和市场优势，在理赔上也最能体现工程担保制度的“促进合同履行，得到建筑实体”初衷。《2019-2023年中国工程担保市场可行性研究报告》显示，当前银行保函仍是仅次于现金保证金的第二大工程担保形式，保险保函也已是发展最快的工程担保形式，其市场份额正迅速扩大。我们期待保险保函的迅速发展，能够带领我国工程保函市场迈上新台阶。

计算机视觉（人脸识别）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应用拓展，有利于推动市场规模增长一、概览摘要2014年以来，人脸识别技术尝试在各类行业中实现应用落地，行业应用场景拓展，有利于推动人脸识别市场规模增长。中国人脸识别市场规模从2016年的5.0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019年的95.8亿元人民币，期间的年复合增长率高达166.9%。但目前人脸识别技术仅与智能安防和金融领域结合较深，其他领域的人脸识别应用仍在开发进程中。随着人脸识别技术在各行业应用渗透深入，中国人脸识别市场规模有望获得更进一步发展，跃升成为计算机视觉行业内增长最快的细分板块。人脸识别应用价值的凸显，吸引众多厂商陆续加入该市场行业，积极开发人脸识别应用场景。二、中国人脸识别市场现状1、定义人脸识别是计算机视觉的一个热门研究领域，是一种计算机基于人的脸部特征信息进行身份鉴别的计算机视觉技术。计算机视觉与人脸识别技术定义计算机视觉是使用计算机模仿人类视觉系统的技术，让计算机拥有类似人类提取、处理、理解分析图像及图像序列的能力。其中人脸识别是计算机视觉的一个热门研究领域，是一种计算机基于人的脸部特征信息进行身份鉴别的计算机视觉技术。中国人工智能技术成熟度曲线人脸识别基础流程人脸识别系统将采集到的人脸图像进行光线、旋转、切割、过滤、降噪、放大缩小等处理以符合人脸图像特征提取的标准要求。主要的人脸图像预处理手段有灰度调整、图像滤波和图像。尺寸归一化，其中灰度调整主要用于调整由地点、设备、光照等方面的差异引起的彩色图像质量的差异；图像滤波主要是调整噪声对人脸图像质量的影响；图像尺寸归一化是调整因图像像素差异而造成的图像尺寸差异。人脸检测指人脸识别系统从输入的图像中检测并提取人脸图像的过程。人脸检测的作用是精准地描绘图像资料中人脸的位置和大小，挑选出有用的图像信息，保证人脸图像的精准采集。人脸特征提取是对人脸进行特征建模的过程。人脸特征的提取方法可归纳为基于知识的提取方法和基于代数特征的提取方法，其中基于知识的提取方法是根据人脸五官结构特征等表像直接提取人脸特征以建立数据库，其特点是识别方法简单、容易理解，系统检测速度较快，但并未形成统一的提取标准；基于代数特征的提取方法经过特定运算规律抽取人脸特征建立数据库，人脸识别精度较高，但需要对相应的数据库进行统计训练 人脸识别将待识别的人脸特征与数据库中人脸特征模板进行比较，根据相似程度对人脸的身份信息进行判断并展示最终识别结果。人脸识别系统辨别采集到的人脸图像，是来自于真实的人脸还是含有人脸的照片的过程。实际运用中，人脸识别系统一般需要增加活体鉴别环节，例如要求人转头，眨眼睛等。2、商业模式软硬件一体解决方案服务模式通过售卖“硬件+软件”集成服务，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让客户更直接应用人脸识别技术，避免对接复杂的软硬件兼容集成过程。人脸识别企业的服务模式按提供产品或服务类型不同，可分为软件服务模式和软硬件一体解决方案服务模式。多数人脸识别企业均涵盖以上两种服务模式。软件服务模式：服务提供商通过售卖人脸检测软件、视频管理软件、视频分析软件等，为用户提供人脸识别服务。按数据处理方式及数据存储位置不同，可分为在线API、离线SDK、私有云等细分服务模式。软硬件一体解决方案服务模式：服务提供商为客户提供具体应用场景的技术解决方案，通过售卖“硬件+软件”服务，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软硬件结合方式可在前端硬件设备上嵌入识别算法软件，实现更快速、更高精度的数据处理。还可让客户更直接应用人脸识别技术，避免对接复杂的软硬件兼容集成过程。中国人脸识别企业服务模式3、市场规模2014年以来，人脸识别技术尝试在各类行业中实现应用落地，行业应用场景拓展，有利于推动人脸识别市场规模增长。计算机视觉与人脸识别市场规模计算机可识别文本、图像、视频及活体内容，可根据文本、视频、图像内容进行涉黄监测，识别活体面部特征信息，对人员身份进行识别、活体检测等。此处的活体数据类型主要为人脸信息，是人脸识别应用的市场表现。2014年以来，人脸识别技术尝试在各类行业中实现应用落地，行业应用场景拓展，有利于推动人脸识别市场规模增长。中国人脸识别市场规模从2016年的5.0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019年的95.8亿元人民币，期间的年复合增长率高达166.9%。但目前人脸识别技术仅与智能安防和金融领域结合较深，其他领域的人脸识别应用仍在开发进程中。随着人脸识别技术在各行业应用渗透深入，中国人脸识别市场规模有望获得更进一步发展，预计2019-2024年，人脸识别市场规模年复合增长率可达62.4%，成为计算机视觉行业内增长最快的细分板块。中国计算机视觉行业市场规模（按可视数据类型分），2016-2024年预测三、中国人脸识别行业应用趋势使用场景开发将成为人脸识别企业的重点发展方向，交通、零售、医疗等行业在数据积累、AI应用基础方面有一定积累，均为进一步与人脸识别应用结合提供良好的基础。AI技术持续向传统行业渗透，安防和金融领域与AI结合程度较深。安防领域主要利用AI视觉技术升级安全监控、安全防护等产品。金融行业拥有良好的数据积累基础，数字化改造进程稳定，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较多愿意接受业务智能化尝试，因此AI技术在众多金融业务场景得到中得到推广。交通、零售、医疗、制造等行业在数据积累、AI应用基础方面有一定积累，均为进一步与AI应用结合提供良好的基础。制造：未来，AI在制造业加速深化，深入企业研发、生产、管理、服务等环节，如利用计算机视觉技术发现生产残次品，用AI机器人执行流水工作等，使制造智能化。医疗：未来，AI技术将渗透医疗子领域，涉及疾病预测、辅助治疗、智能诊断等方面，如通过计算机视觉技术对病变部位进行自动识别，提供明确诊断提示，实现智慧医疗。金融：未来，金融领域将深度结合大数据、AI技术，优化智能银行、智能投顾、智能风控等产品，真实变革业务模式，将金融业从信息化逐渐转向智能化。安防：未来，人脸人体半结构化特征与动作识别、步态识别等AI新技术将在安防领域被广泛使用。人脸/图像等识别功能将更多置于边缘端（如摄像头等），加快识别效率。计算机视觉（人脸识别）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大纲第一章总论1.1计算机视觉（人脸识别）项目背景1.2可行性研究结论1.3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第二章项目背景与投资的必要性2.1计算机视觉（人脸识别）项目提出的背景2.2投资的必要性第三章市场分析3.1项目产品所属行业分析3.2产品的竞争力分析3.3营销策略3.4市场分析结论第四章建设条件与厂址选择4.1建设场址地理位置4.2场址建设条件4.3主要原辅材料供应第五章工程技术方案5.1项目组成5.2生产技术方案5.3设备方案5.4工程方案第六章总图运输与公用辅助工程6.1总图运输6.2场内外运输6.3公用辅助工程第七章节能7.1用能标准和节能规范7.2能耗状况和能耗指标分析7.3节能措施7.4节水措施7.5节约土地第八章环境保护8.1环境保护执行标准8.2环境和生态现状8.3主要污染源及污染物8.4环境保护措施8.5环境监测与环保机构8.6公众参与8.7环境影响评价第九章劳动安全卫生及消防9.1劳动安全卫生9.2消防安全第十章组织机构与人力资源配置10.1组织机构10.2人力资源配置10.3项目管理第十一章项目管理及实施进度11.1项目建设管理11.2项目监理11.3项目建设工期及进度安排第十二章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12.1投资估算12.2资金筹措12.3投资使用计划12.4投资估算表第十三章工程招标方案13.1总则13.2项目采用的招标程序13.3招标内容13.4招标基本情况表第十四章财务评价14.1财务评价依据及范围14.2基础数据及参数选取14.3财务效益与费用估算14.4财务分析14.5不确定性分析14.6财务评价结论第十五章项目风险分析15.1风险因素的识别15.2风险评估15.3风险对策研究第十六章结论与建议16.1结论16.2建议附表：关联报告：计算机视觉（人脸识别）项目申请报告计算机视觉（人脸识别）项目建议书计算机视觉（人脸识别）项目商业计划书计算机视觉（人脸识别）项目资金申请报告计算机视觉（人脸识别）项目节能评估报告计算机视觉（人脸识别）行业市场研究报告计算机视觉（人脸识别）项目PPP可行性研究报告计算机视觉（人脸识别）项目PPP物有所值评价报告计算机视觉（人脸识别）项目PPP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报告计算机视觉（人脸识别）项目资金筹措和融资平衡方案

来源：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丨中银研究2020年，在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深度衰退。全球银行业资产规模逆势扩张，存贷款增速差距持续扩大，利润大幅收缩、净息差收窄，资产质量有所恶化，资本水平整体充裕。中国银行业经营态势平稳，资负规模稳步扩张，盈利逐步修复，资产质量相对稳定。预计2021年银行业发展将呈现逆周期监管回归常态、资产增速放缓、盈利U型反转、金融风险防控压力加大、对公信贷模式优化等10大发展趋势。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面临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国银行业将进入发展新阶段。本报告将围绕“十四五期间双循环格局下银行业发展”主题，重点研究中国银行业生态场景建设及加入赤道原则两个专题。一、全球银行业发展总体回顾（一）2020年全球银行业发展环境及经营业绩回顾2020年，全球银行业经历了疫情下经济深度衰退、金融市场大幅波动、低利率货币环境等考验。为推动经济复苏，主要经济体采取适当放松银行监管要求、加强贷款补贴等纾困政策。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长期深化改革的基础上，全球银行业呈现出相对稳健的经营态势，为支持经济复苏发挥了积极作用。2020年，全球银行业经营主要呈现以下特征。资产规模保持逆势扩张态势。在各国逆周期调控政策不断加码的背景下，银行业资产扩张速度相对较快。预计2020年末美国、欧元区、日本银行业资产规模合计将达到56万亿美元左右，同比增长5.7%。其中，美国银行业资产为21.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4.1%；欧元区银行业资产为27.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0.6%；日本银行业资产将达到7.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3.8%。新兴经济体银行业资产扩张速度更快。俄罗斯银行业资产将达到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1.8%；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增速分别为8.6%、7.2%和5.9%；南非银行业增速为10%，资产接近0.5万亿美元（图1）。不同经济体信贷扩张分化明显。2020年末，美国银行业贷款余额预计将扩大至11.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增速较2019年末提高3.4个百分点。俄罗斯、泰国、南非银行业贷款规模将分别增长10.1%、7.4%和8.0%，增速较2019年分别提高5.4、4.0和3.8个百分点。信贷的逆周期投放主要得益于各国政府出台的宽松货币政策以及配套的贷款担保、补贴等纾困政策。部分国家和地区信贷扩张速度放缓。2020年末，预计欧元区银行业贷款增速为1.83%，较2019年下降2.6个百分点；日本、澳大利亚银行业贷款余额将分别增长1.8%和0.6%，分别较2019年下降2.4和2.8个百分点。马来西亚和印尼银行业贷款余额将分别增长3.9%和2.0%，分别较2019年下降0.2和3.9个百分点（图2）。避险情绪使存贷款增速差距持续扩大。疫情冲击下，经济主体预防性动机显著增强，对低风险存款（受存款保险覆盖）的需求显著提升；银行考虑到实体经济的风险，并未将新增存款完全转化为贷款，而是以风险更低的国债甚至存放央行形式持有。2020年末，预计美国银行业存款余额将扩大至16.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5%，存贷款增速剪刀差将达到9.5个百分点。2020年三季度末，欧元区银行业存贷款增速剪刀差将达9个百分点。2020财年末，日本银行业的存款和贷款增速的剪刀差也将达3.6个百分点。盈利大幅下滑，净息差收窄。2020年第三、四季度，部分国家经济复苏态势明显，全球银行业信贷减值准备大幅上升趋势有所放缓，盈利逐步呈现改善趋势。但与2019年相比，2020年银行业盈利仍大幅下滑。其中，美国、欧元区银行业净利润将分别同比下降68.9%和59.4%；ROA将分别下降0.37和0.30个百分点。澳大利亚银行业净利润为209亿美元，同比下降11.2%；日本银行业净利润同比下降19.7%。俄罗斯、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南非等经济体银行业净利润将分别同比下降26.4%、14.4%、20.4%、28.8%和16.8%（图3）。全球低利率、负利率环境下，银行业息差明显收窄，是拖累盈利表现的原因之一。预计2020年美国、欧元区、日本和澳大利亚银行业净息差将分别同比下降43、13、5和10个基点；南非、泰国、印尼等经济体银行业的净息差将分别同比下降20、3和45个基点。资产质量有所恶化，潜在信用风险尚未大规模显现。2020年，全球主要经济体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均有所攀升，不良贷款率相应提高，但整体上升幅度较小。预计2020年末，美国、欧元区、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将分别同比增长9.87%、1.45%、9.73%和24.67%；不良贷款率将分别提升3、10、21和3个基点。泰国和印尼等东盟国家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将分别同比增长5.36%和28.85%，不良贷款率将分别提升6和60基点；俄罗斯、南非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将分别同比增长36.8%和20%，不良贷款率将分别提升131和91个基点。不良贷款未大规模激增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各国政府采取大规模担保和贴息等纾困政策对缓解不良贷款形成起到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疫情下新增信贷投放力度较大，对不良贷款率上升起到缓释作用。2021年，全球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态势尚不明朗，信用风险仍存在较大释放压力，相关风险值得警惕。资本充足率变化平稳，风险抵补能力较为充足。危机以来各国普遍加强了资本监管力度，全球银行业总体资本水平仍相对充足，风险抵补能力较强。预计2020年末，美国、欧元区、日本和澳大利亚的银行业资本充足率将分别达到14.73%、19.35%、17.8%和16.15%，分别较上年末提升3、115、51和45个基点。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东盟经济体的银行业资本充足率将分别达到20.28%、23.4%和18.42%，同比提升65、0和9个基点；俄罗斯银行业资本充足率将达到10%-11%左右，较2019年至少提升70个基点。疫情以来，美国、英国、欧盟相继推出暂缓或停止银行派息和股票回购等措施，为银行夯实资本来源提供重要支撑。（二）2020年中国银行业发展环境及经营业绩回顾1． 2020年三季度中国银行业回顾在国内经济“V”字复苏的疫情后期，商业银行三季度经营情况跑赢预期，整体经营情况出现以下特征：一是资产负债规模平稳扩张，三季度末商业银行总资产、总负债同比增速分别为11.7%和11.8%，较二季度增幅扩大，负债端增速略超过资产端；二是资产质量维持稳定，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2.84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增幅较二季度显著收窄，不良贷款率为1.96%，较上季末提高0.02个百分点，资产质量稳定可控；三是净利润降幅收窄，前三季度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1.5万亿元，同比下降8.3%，降幅较上半年收缩1.1个百分点，三季度单季净利润环比上涨14.2%，三季度净息差为2.09%，与二季度持平，商业银行业绩回暖趋势明显；四是风险抵补能力充足，三季度末商业银行拨备覆盖率为179.9%，较上季末下降2.52个百分点，同比降幅较二季度末有所收窄，资本充足率为14.41%，较上季末上升0.20个百分点，商业银行的资本补充能力有所提高。2． 2020年四季度中国银行业发展环境变化以及影响中国在落实“六稳”“六保”政策的基础上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2020年四季度，中国银行业经营状况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快速修复，夯实银行稳健发展基础。预估四季度中国经济延续“V”型反弹，当季GDP同比增速约为5.5%，比三季度同比增幅扩大，累计GDP同比增速持续向好，预计全年GDP增速为2.1%左右，经济快速修复有利于提振市场信心。居民消费信心边际修复，双循环下消费金融业务迎来新的增长机遇，以“云闪付”为代表的移动支付工具助力银行为信用卡消费提供更多场景，信用卡加速数字化转型；服务消费加速改善，预估四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左右，延续稳中向好态势，餐饮收入同比增速高于三季度，生产持续恢复，企业融资需求旺盛带动银行业对公贷款、普惠金融业务增长；传统基建补短板，新基建项目为银行带来项目投融资、债券承销需求，银行加快对“新基建”领域重点客户和重点项目的贷款投放。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化，银行业务需求稳步扩张。预计全年M2增速10.4%，货币政策的刺激力度有所收缩，调控的重心更加强调结构性。M2是银行规模扩张的基础，在M2增速减缓的趋势下，银行业的规模扩张受到限制。随着中国政策利率曲线稳步下移，叠加向实体经济减费让利政策显效，商业银行净息差面临挑战，四季度末商业银行净息差同比下降约0.1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量增质优，预估四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长13.5%左右，中长期贷款余额占总贷款的比例超过70%，贷款结构进一步优化。行业竞争加剧，银行间分化明显。国有大行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在普惠金融领域持续发力，加强科技赋能，增加对新基建等领域支持力度；股份制银行在以信用卡为主的零售业务上发力，加强场景建设，拓展消费金融业务；城商行、农商行等地方性银行依托区域优势，在产品开发、营销拓客、贷后管理等方面进行定制化、精细化管理，揽储需求更为迫切。银行间资产规模增速分化明显，三季度末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总资产同比分别增加10.6%、12.6%、11.7%、10.6%，尤其农商行资产规模突破两位数增长，增速追赶大型银行，预计四季度也将延续该态势。存款竞争压力大，三季度末36家上市银行中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存款占总负债的比分别为80.7%、63.9%、64.4%和76.6%，大型银行和农商行存款占比较二季度末分别提高0.3和0.1个百分点，股份制商业银行存款占比下降1.17个百分点，城商行占比下降0.49个百分点，中小银行存款竞争力不占优势，四季度存款占负债比例或进一步下降。金融政策聚焦防风险和严治理。9月30日，央行和银保监会联合发布《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和《关于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通知》，对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提出了更高的资本要求。2020年10月16日，央行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稿）》，新设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资本与风险管理等章节，对银行业经营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从三季度和四季度金融监管政策频繁出台来看，疫情后监管政策更加聚焦防风险、严治理，旨在提高商业银行风险抵御能力，完善商业银行的风险处置机制。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提出高水平对外开放，金融业的开放节奏明显加快，金融业在开放中高质量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外资金融机构在高附加值业务、人才机制、国际化布局上给内资机构带来竞争压力，倒逼内资金融机构的转型发展步伐。3． 2020年全年中国银行业经营情况估计在宏观经济、货币政策、行业竞争和监管环境的影响下，预计2020年，中国银行业整体经营情况具有以下特征：规模增速稳中略降。预计2020年四季度末商业银行资产和负债规模增速保持在11%左右，略低于三季度末增速。净利润降幅继续收窄。预计2020年全年商业银行的净利润同比下降7%左右，降幅较前三季度有所收窄。资产质量稳中向好。不良资产风险释放具有滞后性，预计2020年四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会维持增加趋势，增幅略小于三季度。同时，为应对后期可能出现的风险集中暴露的情况，各银行会加大核销力度，不良贷款率整体或呈现稳中有升态势，保持在2%左右。此外，由于前期拨备计提充足，商业银行拨备计提力度将有所下降，预计2020年四季度末拨备覆盖率稳中有降。资本补充能力提高。商业银行净利润下滑，导致内源补充资本能力有所不足。在监管部门鼓励商业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的环境下，商业银行更加注重公司治理、完善资本补充长效机制，预计2020年四季度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继续回升，或上升到年初水平，维持在14.5%左右。银行股估值分化加剧。预计2020年四季度末，36家A股上市银行的平均市净率（PB）将保持在0.8倍左右，部分上市银行得益于经营业绩优异，估值将继续上升，银行之间的估值分化将继续加剧。二、2021年全球银行业发展十大趋势展望（一）逆周期监管回归常态2020年以来，受新冠疫情冲击，全球普遍加码逆周期调控政策，阶段性放松对银行体系监管要求。巴塞尔委员会将巴塞尔Ⅲ（最终版）达标时间推迟1年。美国、欧元区、英国、日本以及绝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阶段性调低资本、流动性监管要求，并针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企业和个人采取了纾困政策。2021年，随着疫情防控常态化，疫情对全球银行业带来的负面冲击将逐步弱化，逆周期监管政策实施将逐步恢复常态，因疫情阶段性放松的监管政策将可能逐步恢复到疫情发生前的水平。资本充足率要求，特别是逆周期资本缓冲要求可能因逆周期信贷投放力度的加大而提高。美国、欧元区及英国很有可能取消对银行分红派息的保护，恢复银行分红和回购股票的操作。部分国家将相继推进受新冠疫情影响而推迟的监管政策，如巴塞尔Ⅲ（最终版）相关政策、基准利率改革等。此外，疫情加剧了各国保护主义倾向，针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要求可能进一步提升，如反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等方面。与国际同业相比，中国银行业受新冠疫情的冲击相对较小，监管机构采取的逆周期政策整体温和，主要体现在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个人和企业客户的纾困、阶段性放松部分中小银行拨备监管标准、延长资管新规过渡期等方面，并没有明显下调资本、流动性等核心监管指标要求。更重要的是，中国根据宏观经济、行业结构以及机构行为发生的新变化，积极推动《商业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修订，强化银行业基础法律法规建设。强化银行公司治理要求，夯实银行客户权益保护，出台了逆周期资本缓冲和总损失吸收能力等监管要求，稳妥应对包商银行等风险事件，对治理银行业乱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产生了积极作用。2021年，随着经济逐步企稳，中国会继续借鉴国际经验，推进银行业监管制度建设，补齐监管短板，促进银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中国银行业监管政策完善的重点领域可能包括：针对银行业市场集中度下降、业务模式不断调整变化的客观情况，逐步调整和完善银行业务范围，适度提高银行准入标准。加强银行公司治理建设，特别是针对中小银行暴露出的公司治理架构不健全，股东资质不佳、内部人控制和违规关联交易等较为突出的问题，加大治理力度。针对互联网金融、影子银行业务发展中出现的新机构和业务模式，根据风险实质，夯实功能和行为监管，特别是对银行加密资产、线上存款、助贷和联合贷款跨区经营，以及具有科技背景金融控股公司，加强制度建设。针对大型银行，鼓励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发行合格TLAC债券，推出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并配套落实附加资本、压力测试、数据治理以及恢复与处置计划等监管要求；针对中小银行，积极落实差异化监管措施，增强存款保险机制的风险处置功能，完善问题银行市场化退出机制。继续强化和落实客户权益保护，细化不同类型客户权益的保护细则，顺应国际监管规则变化，加强客户数据和信息安全维护。（二）银行业规模增速放缓2020年全球银行业资产负债规模逆势扩张，与货币政策的宽松密切相关。预计2021年全球银行业资产负债规模增速依然可观，但随着疫情对经济冲击的减弱以及逆周期政策力度的下降，银行规模增速较2020年会有所减缓。其中，美国银行业总资产规模同比增长将接近9%，欧元区银行业总资产规模同比增长将低于5%，日本银行业增速将为3%-4%。2021年，随着货币政策回归常态，中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扩张预计将呈现以下特征：规模增速在10%-11%。随着中国经济企稳，逆周期调控力度逐渐恢复常态，预计2021年银行业资产负债规模同比增速为10%-11%，增幅较2020年有所放缓。中长期贷款有望维持较快增长。在“十四五”规划指引下，中国银行业将加大相关领域信贷投放力度，为基建投资、制造业产业链转型升级、智能制造等新经济模式提供资金支持。随着普惠金融理念的深入践行，针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将持续增加。上述因素都会推动中长期贷款的增加。预计2021年商业银行中长期贷款将维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其在贷款中的占比预计将高于70%。存款结构趋于调整。2021年，受监管政策趋严影响，银行结构性存款增速将趋缓，同业存单增速将随着市场利率和信用环境变化出现一定程度下滑，受存款保险覆盖的低风险存款吸引力将逐步提高。（三）经营业绩“U”型反弹2020年，受净息差收窄和拨备计提大幅增加因素影响，全球银行业净利润降幅较大。预计2021年全球银行业净利润增速有望由负转正，走出“U”型底部。其中，美国银行业和日本银行业有望由负转正，欧元区银行业的降幅有望收窄。从中国银行业来看，预计2021年净利润将触底反弹，同比增速有望由负转正，实现2%-3%的增长。主要有以下几点支撑因素。一是让利力度有望下降。随着实体经济逐渐回暖，银行业对实体经济的让利支持将回归常态。2021年让利规模将小于2020年的1.5万亿元。长期大幅度让利，不利于银行资本金积累和风险抵御能力提升；同时，通过让利形式提供的低成本资金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市场“无形之手”的运作机制，使部分金融机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二是营业收入稳定增加。2021年，市场利率和贷款利率下行的空间整体不大，有助于银行夯实息差、巩固利息收入。随着消费的复苏，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银行卡、支付结算等手续费收入有望实现增长；低利率环境下，市场主体的发债需求依然旺盛，为债券承销带来增长机遇。利息收入和非利息收入均有望实现稳步增长，预计2021年商业银行营业收入同比增速为6%-7%。三是营运成本趋降。2021年，在大数据、区块链等金融科技的推动下，银行业加快数字化转型，金融科技的使用有利于进一步降低人工成本、渠道成本和运营成本，提高内部管理效率。四是拨备计提对利润侵蚀程度下降。2020年以来，银行业加大了减值准备计提力度，为后期不良资产消化留足“弹药”。2021年，中国银行业减值准备的计提力度和节奏有望回归常态，对净利润侵蚀效应将有所降低。（四）金融风险防控压力继续加大2020年，在疫情蔓延影响下，全球经济大幅衰退，货币政策持续宽松，金融市场波动加剧，银行业金融风险防控形势日趋严峻。2021年，全球银行业金融风险防控压力将进一步加大。由于信用风险释放具有滞后效应，主要经济体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将继续呈现上升趋势；主权债、信用债、大宗商品等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呈上升趋势，将造成银行自营和管理资产的浮亏；部分货币可能出现流动性阶段性紧张的现象，跨境资本流动日趋频繁，银行面临的货币和期限错配风险加大。从中长期看，银行各类风险的提高将最终转化为对利润、减值准备和资本金的侵蚀，对银行业长期可持续发展构成负面影响。2021年，全球银行业的盈利水平仍将保持在低位，部分银行将面临较大的资本金压力，新兴市场中小银行面临的风险较大。2020年，面对严峻的内外部形势，中国银行业运行平稳，风险整体可控。2021年，中国银行业的金融风险防控形势依然严峻，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资产质量压力将逐步释放。信用风险释放一般滞后于实体经济，2020年以来，银行展期、无还本续贷的贷款占比明显上升，部分风险尚未充分反映在五级分类指标中。2021年，前期积累的风险将不断释放，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的概率较大，预计在年底将达到2.0-2.2%。其中，城商行、农商行资产质量防控压力较大，不良率很有可能会达到近年来的高点。银行资产质量表现与实体经济存在紧密联系，经济增速表现不佳的地区资产质量防控压力较大。部分银行的非信贷类投资也将面临较大风险，这些资产多通过嵌套配置在涉及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等项目，易产生传染性风险。二是金融资产价格波动造成的浮亏。2020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国内信用债接连发生违约，相关资产价格出现极端波动。这些事件对银行理财和资管产品损益产生较大影响，造成产品实际收益率与预期收益率较大幅度的偏离、甚至出现本金不能完全兑付的情况。2021年，不排除类似事件继续发酵，银行资管产品的风险管理难度持续加大。三是部分金融同业风险值得关注。2020年，蒙商银行正式成立，包商银行的风险处置工作顺利完成。包商银行发行的65亿元二级资本工具发生全额减记，这是中国第一只全额减记的二级资本工具；部分银行在二级资本工具剩余期限小于5年时，由于续发的市场环境发生明显变化，被迫采取不赎回策略，体现出市场对中小银行信用风险的担忧。当前，中国部分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较高，不排除个别银行会重现类似包商银行的风险事件。与这些银行信用相关的同业拆借、同业存款、资本工具的风险值得关注。2020年以来，商业银行资本压力凸显（特别是核心一级资本），拨备覆盖率和流动性覆盖率逐季下降，部分银行的损失吸收能力亟待增强，2021年银行业将面临一定的资本、拨备和流动性补充压力。（五）对公信贷业务模式持续优化疫情发生以来，银行业公司业务呈现规模扩张特征。预计2021年，对公业务仍将受到疫情控制、经济恢复、政府支持性政策的多方影响，在规模、行业结构、收入结构、投放效率等方面呈现以下变化趋势。第一，公司信贷规模增速放缓。疫情发生后，在政府纾困政策的支持下，美国、中国、欧洲、澳大利亚等区域银行业公司业务规模逆势上扬。面对净利息收入下降压力及恶化的资产质量，下半年银行业普遍放缓公司贷款增长速度，主动处理了大量不良资产以减少季度拨备计提，提升盈利能力。澳大利亚银行业收紧商业信贷标准，要求一线员工在评估新增商业信贷时更加审慎。美国四大行三季度继续压缩公司贷款，对旅游、零售和商业地产等特定行业信贷审批持更谨慎态度，并通过压降被降级的贷款项目来降低贷款损失拨备。预期2021年全球银行业公司业务发展与经济的复苏轨迹密切相关。若疫情可以较快得到控制，公司业务随之改善；反之，公司业务的规模、资产质量以及资产回报率都可能继续下滑。从中国五大行来看，2020年上半年，公司信贷占整体信贷比重同比下降0.7个百分点（图4）。预期2021年信贷向个人倾斜趋势或将延续。第二，公司信贷行业结构发生变化。疫情对各国信贷业务投向产生影响。欧洲、美国大型银行通过调整授信、风控模型，适应疫情下企业的现金流特征，更准确地估计企业偿还能力，指引新增贷款投向疫情下风险仍然较小的企业。美国银行业公司业务主要偏向电信、医疗、互联网基础设施等领域，零售分销商、日用百货等核心消费需求行业也将是重要领域。在“十四五”规划的指引下，预计2021年中国银行业公司业务将为基建投资、制造业产业链转型升级、智能制造等新经济模式提供支持，加大相关领域信贷投放力度。随着普惠金融理念的践行，针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将持续增加，中长期贷款规模占比有望提升。第三，授信流程持续优化。随着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增加，公司业务竞争加剧，客户对信贷投放效率要求提高，实时流动性融资需求增加，融资与经营现金流的匹配度要求提升。银行业授信方式需打破担保等传统思路，探索基于企业经营特征的信贷审批模式。如，针对小微企业，依赖开放度更高的客户数据进行信贷审批的智能决策，探索纯信用贷款；针对科技创新型企业，探索知识产权质押等新型审批模式；针对轻资产、现金流有保障的服务业企业，探索依据经营性产权进行授信等。线上审批、线下复核的方式也将极大提升审批效率，满足客户流动性融资需求。第四，探索非息收入来源。疫情发生前，息差收入是银行对公业务主要收入来源，占全球银行业对公业务收入中的70%以上。预期2021年，各国央行低利率、负利率货币政策仍将持续，倒逼银行探索非息收入来源。通过控制费率折扣、拓展新型交易费来源（如渠道收入、API接口使用费、咨询费、运营服务费）等，银行将积极探索非息收入来源，以应对息差缩窄面临的营收压力。国际大型银行持续探索向同业输出银行支付、结算能力，为中小型银行提供系统及管理能力，增加稳定现金流来源。预期2021年，非息收入占营收比重有望提升3个百分点。（六）消费金融发展明显回暖2021年，发达国家银行业消费金融发展有所回暖，但仍要主动应对可能的风险挑战。在美国，虽然失业率、居民消费、居民收入等经济指标均将有所好转并且银行普遍收紧审批标准，但如果疫情不能及时控制，信用卡贷款、居民住房贷款等资产的质量都存在迅速恶化的风险；同时，随着银行业的数字化加速发展，支付转账、存储支票、偿付账单等业务操作发生的渠道正在越来越多地往线上转移。在欧洲，疫情仍将对经济发展带来显著冲击，商业活动收缩，人均薪资增长疲惫，消费金融将受到一定程度抑制，存量业务的潜在风险持续加大；同时，移动运营商、软件供应商、支付服务商和结算服务商等移动支付相关产业将加大开发力度，加快新型支付手段在消费金融市场的运用。在日本，消费金融需求有望逐步恢复，但疫情带来的线上化和数字化转变将成为常态，逐步改变目前通过人海战术和投放巨量媒体广告营销的运营方式。2021年，发展中国家的消费金融业务发展更为迅速。比如，东南亚地区得益于相对较高的移动互联网覆盖率以及较长的上网时间，消费金融市场发展潜力巨大，银行将加快落实构建金融服务场景的策略，寻找大型零售商、电子商务平台等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在俄罗斯，消费金融将成为竞争最为激烈的业务领域之一。从中国看，近几年来消费金融发展迅速，截止2019年末金融机构个人消费性贷款（包括购房贷款）余额为44.0万亿元，同比增长16.3%。不含购房贷款的短期消费贷款增长明显。截止2019年末，个人短期消费贷款余额为9.9万亿元，同比增长12.7%，较2015年末的4.1万亿元增长超1.4倍。2020年，受疫情冲击，居民消费下降明显，消费贷款增速出现暂时性下降，2020年9月末金融机构个人短期消费贷款同比下降10.9%，个人消费贷款同比增速下降13.7%。从全年来看，中国金融机构个人短期消费贷款将同比下降10.5%左右，个人消费贷款同比增速达到14%左右。2021年，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消费将进一步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预计2021年个人短期消费信贷余额将同比增长约15%，个人消费性贷款（包括购房贷款）同比增长近20%。消费金融发展将体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场景金融将进入深入挖潜的新发展阶段。增长模式走向“线上线下”双轮驱动，线上、线下场景加快融合，搭建贯穿线上线下全渠道的立体式生态圈和金融服务体系，全方位挖掘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加速探索垂直化发展模式，延伸到从生产制造、物流运输、批发零售到终端消费的整条产业链，推动消费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的深度融合。第二，“非接触化”金融服务发展加快。获客方式向多元化演变，引入线上直播等新模式，深化互联网平台、智能家居等嵌入式营销；产品和服务向“数字化”转型，加快远程面谈、“无人银行”等新型服务模式发展；强化贷后管理的“非接触化”能力，催收“机器人”、区块链技术加快应用。第三，客户群体进一步丰富，用户下沉和普惠特征将更加明显。2021年，在消费以及消费金融需求明显回暖的背景下，相关金融机构将进一步拓展客户群体：北上广深等一、二线城市的金融服务接近饱和，消费金融业务将进一步向年轻人以及中低收入群体延伸；在三四线城市以及更为广阔的县域将成为消费金融拓展空间的重要领域，成为消费金融机构的关键战场。第四，息差面临挑战，影响消费金融业务的盈利能力。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将发展消费金融作为重点战略方向，市场竞争持续强化，推动新增客户获客成本显著增加；消费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和贷后管理成本也在不同程度上升。2020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修订新规，明确以4倍LPR为标准确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这意味着以往采用高利率覆盖高成本的模式难以为继，消费金融业务的利差空间被压缩，利润将有所减少。第五，资产质量问题有所显现，下沉客户风险问题亟待破解。消费金融业务注重发展年轻白领、新婚家庭、蓝领工作者和农民等中低端的长尾客群，对银行相关业务形成良好的补充。一般而言，下沉客户群体征信数据缺乏，还款能力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且社会对小额失信的惩戒力度不够，相关消费金融业务风险管理难度较大。此外，消费金融领域的欺诈行为较为集中。（七）跨境经营聚集亚太市场2020年以来，疫情蔓延、产业链断裂、金融市场动荡等多方面因素给银行跨境经营带来了极大的风险与挑战。展望2021年，跨国大型银行的区域布局将更侧重亚太市场，跨境金融业态也将发生新变化。一是跨国大型银行在欧美地区的业务将持续收缩。受疫情持续蔓延下经济复苏态势不明朗、市场活动减弱等因素影响，主要跨国大型银行在欧美地区创收持续疲软。2020年前三季度，汇丰在欧洲和北美地区的税前利润合计亏损29.5亿美元，其中欧洲地区亏损额较2019年同期扩大2倍多，北美地区盈利较上年同期下降98%；花旗在北美地区的税前利润为19.38亿美元，同比下降60%；桑坦德银行在欧洲地区的税前利润同比下降42%；渣打在欧美地区税前利润达到3.93亿美元，同比增长4倍多，但整体规模较小，且盈利主要集中在前两个季度，第三季度单季税前利润同比下降40%。近年来部分跨国大型银行因欧美地区低利率、市场增长缓慢等因素已经开始撤出或裁减相关业务和市场。展望2021年，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后的谈判进程成为跨国大型银行在欧美地区布局的主要不确定因素，低利率环境持续挤压银行盈利空间，跨国大型银行在欧美地区的海外布局或将持续收缩或调整。二是跨国大型银行对亚太地区的布局和投资将迎来新增长。后疫情时代，亚太地区将持续领跑全球经济，成为跨国大型银行重点关注和加快布局的市场。2020年主要跨国大型银行在亚太地区的盈利同比将有所下降，但与其他地区相比降幅较小，且主要集中在第一、二季度，第三、四季度明显好转。2020年前三季度花旗在亚洲地区的税前利润为33.97亿美元，同比下降13%，降幅明显低于集团平均水平（41%），按盈利规模来看已经超越北美地区成为花旗创收最大的地区；渣打在大中华及北亚、东盟及南亚地区的税前利润分别同比下降12%和30%，合计降幅为18%，低于集团平均水平（19%）；汇丰在亚洲地区税前利润同比下降27%，相比其他大型银行降幅较高，但依然低于汇丰在北美（98%）、欧洲（亏损额扩大2.15倍）、中东及北非（116%）的税前利润同比降幅。过去数十年来，亚太地区各国相继放宽双边贸易投资、金融业管制等，大幅吸引了跨国企业和外资银行的投资和设点布局。整体来看，亚太地区各国发展差异性和多样性较强，经济金融一体化发展有很大的空间。2020年11月15日，中国、日本、韩国、澳洲、新西兰及东盟正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进一步加强区域内经济联系和生存要素流动，将撬动更大更丰富多元的跨境金融需求。三是跨国大型银行在中东、非洲及拉美等地区的经营不确定性较大。一直以来，主要跨国银行根据自身经营特色和竞争优势，在除亚太以外的新兴市场都有所侧重，如桑坦德银行一直将拉美市场作为其重点拓展的市场，渣打在中东及非洲市场占有重要份额，花旗利用欧洲金融中心的布局和业务优势大力拓展中东及北非地区的机构及个人业务。2020年前三季度，桑坦德在拉美地区的税前利润同比增长29%，其他主要银行在上述地区的盈利情况有所下滑。其中，花旗在拉美地区的税前利润为5.74亿美元，同比下降74%，在欧洲、中东及非洲（EMEA）地区的税前利润同比下降24%；渣打在中东及非洲地区的税前利润同比下降83%，是各地区中降幅最大的；汇丰在中东及北非地区的税前利润亏损3.26亿美元，上年同期盈利20.41亿美元。中东、非洲及拉美地区因经济复苏态势不确定性较大、疫情防控不明朗等因素，给银行在当地市场拓展业务带来较大挑战。对于在当地市场份额较小的跨国银行而言，可能会收缩或撤退部分业务；对于部分已深耕多年的跨国大型银行而言，如桑坦德在拉美、渣打在中东及非洲等，或将维持现有业务布局，对业务长期发展保持审慎观望态度。四是外部环境变化催生合规管理新思路。为做好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银行海外经营的合规管理将发生新的调整和改变。首先，合规投入将进一步加大。后疫情时代合规监管依然不放松，甚至有趋严态势。数据显示，2020年1至7月，全球金融机构因反洗钱、违反KYC原则等合规监管的处罚金额高达56亿美元。疫情后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兴起使得跨境经营面临的不确定性加大，各国对金融安全问题更加关注，合规监管态势有望趋严，银行整体合规管理的技术、人员和资金投入将进一步加大。其次，当前中美关系不确定性依然较大，英国脱欧后的贸易谈判进程尚不明朗。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不断变化使得银行将加快更新内部合规制度，提升跨境金融合规管理的动态性和前瞻性。最后，疫情下各国监管碎片化或将加剧，不同市场的合规要求将出现明显的差异性，银行或将进一步细化区域中心合规官的设置，实现不同区域、不同市场的合规管理差异化调整。五是产业链重构助力业务新突破。疫情加剧逆全球化态势，全球产业链面临重塑。各国产业链的垂直一体化进程开始加快，分工格局向区域化和本土化演变，高新技术产业链的主导权竞争将日益白热化。中欧合作深化、“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及RCEP协议等将助推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客户结构更趋于区域化、周边化。就中国银行业而言，在双循环新格局构建过程中，跨境金融服务对象将由“走出去”客户的主导结构向“走出去”“引进来”并重的双向结构转变。同时，新一轮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的金融需求将进一步扩大。中小企业是社会创新的主体，目前不少跨国大型银行表示将关注有较好成长前景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利用全球网络优势提供丰富的跨境金融需求。六是科技发展重塑跨境金融新业态。金融科技将给跨境金融业务带来颠覆性变化。在跨境贸易融资领域，区块链、光学和智能识别等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国际跟单信用证、国际保函方面，跨机构的数据共享和数据整合平台搭建将有效缓解重复贸易融资和贸易融资欺诈问题，满足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相应的融资需求。数字货币的探索与发展将重塑跨境支付生态体系，银行相应的跨境支付、跨境结算清算体系或将实现新突破。数字化平台建设和数字银行发展加快跨境零售业务的发展历程，线上金融服务的广泛应用、信贷审批流程和风险防控流程的线上化等提高银行拓展海外零售业务的便利性，跨境个人金融服务或将迎来新突破。（八）普惠金融加快数字化发展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重大冲击，也使得增强金融普惠性和包容性更加迫切和重要。疫情下普惠金融加快发展。一是财政支持力度加大。2020年3月美国总统正式签署《新冠病毒援助、救济与经济安全法案》（简称“关爱法案”），通过薪酬保护计划、无追索权贷款、税收减免和退税政策等，帮助疫情受到严重打击的个人和企业渡过难关。2020年6月底，全球普惠金融伙伴关系组织（GPFI）确定了针对中小企业、青年和妇女的普惠金融高级别政策指南，为各国政府、国际社会提供参考。二是金融机构加大信贷供给。截至2020年二季度末，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达到13.73万亿元，同比增长28.4%；有贷款的户数为2363.3万户，较年初增加了251.4万户。三是灵活调整还款安排。美国政府明确表示将实施抵押贷款减免措施，允许所有抵押贷款借款人可以延迟至少90天的还款时间，最多可延迟一年。2020年6-7月，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贷款展期、无还本续贷等方式，对50.6万家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1.44万亿元到期贷款本金实现延期，其中普惠小微贷款本金延期4126亿元。展望2021年，疫情加速线上金融服务、数字化金融平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将迎来新突破。一是线上金融服务模式将不断拓展，加快对线下服务的补充和替代。互联网的广泛存在特性决定了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平台搭建的零边际成本效应，使得金融服务触角向任何一个微观个体延伸都成为可能，为偏远地区的网点覆盖和金融服务拓展提供有力支撑。2020年疫情封锁和社交距离限制驱使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使用在线支付、在线消费、在线借贷等服务，各类金融机构利用数字化技术搭建“非接触”服务渠道，加快了线上对线下服务的替代。截至2020年11月16日，中国共有2938家银行网点关闭，同期新设或转设网点2198家，网点净减少量为740家。手机银行、人脸识别、身份验证等广泛应用使得普惠金融可以凭借互联网形成较好的地理渗透性，数字普惠金融平台将加快搭建，形成对现有普惠金融服务体系的有益补充。二是金融科技在普惠金融领域将广泛应用，提升服务效率。普惠金融需求存在“短、小、频、急、散”等特点，信贷风险相对较高，信贷支持往往存在边际成本高但收益低的问题。大数据挖掘、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创新性应用，能让金融机构通过多个角度分析用户资质和风险状况，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既增强风险识别的精准性，又可大幅降低普惠金融服务成本。各类金融机构通过视频面签、线上信用审核、智能风控等方式为用户提供更便捷、快速、可靠的信贷支持，金融服务效率进一步提升。疫情催化金融服务的全流程数字化探索，贷前调查、贷后管理等从前更多由线下渠道完成的业务流程“被迫”上线。展望2021年，信贷全流程线上化和数字化将成为新趋势，助力普惠金融效率大幅提升。三是数据基础设施建设将加快优化，夯实普惠金融服务基础。进一步发挥好数字化技术在普惠金融中的作用，尚须加强相应的数字基础建设。一方面，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加速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推广，但是目前不同地域、不同群体的互联网和智能设备普及度还存在一定差距，“数字鸿沟”的存在使得部分群体处于金融服务提供商的“雷达”之外。数字化服务手段的广泛应用，提高了老年人、农民、贫困人群等群体获取金融服务的门槛，对他们而言可能造成新的金融排斥。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将进一步完善，助力提升数字金融服务的可触达性。另一方面，各类小微企业和低收入人群在享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的便利和优惠的同时，对数据泄露、虚假宣传、欺诈等风险的担忧也开始提升。各类金融机构在系统安全、模型安全、资金安全和数据安全等将进一步优化升级，助力构建更加健康安全的普惠金融业态。（九）“科技信贷”或将步入稳健、可持续发展阶段近年来，全球信贷市场发生潜在变革，尽管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仍是主要的信贷投放者，科技企业涉足信贷领域的步伐加快：一方面，以“P2P”等为代表的小型金融科技平台通过线上交易平台进行信贷投放；另一方面，各国大型科技巨头通过自行发放或与金融机构合作等模式进行信贷投放。2021年，随着全球监管对“科技信贷”的监管与研究，“科技信贷”规模或将告别爆发式增长，科技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将进一步深化，科技信贷步入稳健、可持续发展阶段。第一，全球监管探索调整对“科技信贷”的监管框架。全球监管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是否调整“科技信贷”监管规则进行评估：一是“科技信贷”对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影响，是否会威胁到金融体系稳定性及市场公平；二是“科技信贷”对于金融发展、金融普惠及效率等是否具备改善作用；三是现有金融监管框架对于“科技信贷”业务的风险是否存在有效的识别、监督及应对机制，以及是否存在监管套利空间等。当前，全球金融监管正在逐渐建立对“科技信贷”的监管框架，包括这些平台应当如何运营、应采取何种行动规避相关风险，以及如何加强信息披露及投资者教育等。第二，大型科技企业信贷规模或将告别爆发式增长。科技巨头的信贷服务通过对借贷者非金融类交易数据、金融数据等对其用户进行授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性，但也面临着价格歧视、非良性竞争及隐私侵犯等问题。据估计，全球大型科技企业信贷规模总量从2013年末的106亿美元增至2019年末的572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94%（图5）。其中，中国、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及部分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大型科技企业信贷规模增速较高。自2014年起，中国大型科技企业信贷规模爆发式增长。截至2019年末，企业信贷规模已达5159亿美元，占中国信贷总规模的2%，占全球大型科技企业信贷规模比重达90%，是第二名日本（257亿美元）的20倍，是第三名韩国（124亿美元）的42倍。随着《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等出台，大型科技企业面临更高的资本要求、联合贷款出资比例要求等，将探索更为稳健的信贷投放方式与节奏。预计2021年，中国大型科技企业信贷投放的调整将影响全球科技信贷规模增速。第三，与金融机构合作或将成为科技企业参与信贷业务的重要方向。目前，中国对P2P平台的清退步入尾声，小型金融科技企业将不再直接从事信贷投放等金融业务。大型科技企业对信贷业务的探索将更加依赖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合作共赢”有望成为未来科技企业参与金融业务的主题。作为全球大型科技企业信贷规模排名第二的日本，大型社交媒体企业LINE通过与瑞穗银行合作发行消费信贷产品；电信企业NTT通过与银行、客户签订协议，为银行提供信贷评估服务；第二大电信服务商KDDI通过与三菱东京日联银行合作，合资创立了智能手机银行Au Jibun银行。在美国，苹果企业与高盛银行联合发行苹果信用卡，谷歌与花旗银行等银行联合发布活期存款账户，亚马逊与高盛合作开发消费信贷等服务。预计2021年，大型科技企业与大型金融机构的合作将为双方营造“合作共赢”局面。（十）绿色金融成为主流模式2021年，发达国家银行业将更加关注ESG（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鉴于ESG问题对银行和金融体系构成的巨大风险，更多的银行将其考虑因素纳入风险管理、产品设计和长期战略中。在美国，随着拜登在大选中胜出，环境保护以及对抗气候变化将会是政府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2021年美国银行业绿色金融将开始加速发展；在英国，政府积极推动绿色金融战略，增加可持续项目和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到2021年将在清洁增长创新领域投入25亿英镑，并承诺到2025年达到每年220亿英镑；在日本，首相菅义伟发表首次施政演说时表示将在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日本银行业绿色金融的发展将进一步提速。2021年，发展中国家绿色金融发展将更加迅速，在基础设施投资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东南亚地区，将逐步搭建或引入绿色金融框架，形成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可持续投资市场参与者数量增长迅速，绿色债券、责任投资和绿色基金等绿色金融产品将有亮眼表现。在俄罗斯，大型银行加快绿色金融发展，为了顺应绿色金融的国际发展趋势，将有更多的银行按照《俄罗斯绿色金融指引》的有关内容建设本国的绿色金融系统，向开发绿色项目的本国企业提供相应的优惠贷款，为绿色企业注入发展动力。近几年，中国绿色金融市场规模迅速发展。截至2019年末，绿色金融的总体规模已超过11万亿元人民币。其中，绿色贷款余额达到10.22万亿元；绿色债券存量规模达到1万亿元左右，位居世界第二；其他创新型可持续金融产品不断涌现，包括绿色基金、绿色保险、绿色信托、绿色租赁、绿色理财、碳金融等，为推动绿色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满足不同类型投资者的需求，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年，中国绿色金融市场继续发展。6月，主要金融机构绿色贷款余额达到11.01万元，同比增长16%，预计全年绿色信贷规模将达到12万亿左右；6月，存量绿色债券总规模已达1.2万亿，预计2020年，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增速仍将维持在30%左右，达到4500亿元，使总规模达到1.45万亿左右；此外，中国的试点碳市场已成长为配额成交量规模全球第二大的碳市场，8月末七个试点碳市场配额累计成交额约为92.8亿元，预计全年将突破100亿元。《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当前，与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相比，中国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仍然任重而道远。据统计，2019年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仍有180个的环境空气质量未达标；中国资源利用效率依然偏低，资源循环利用技术整体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10年至15年的差距。“十四五”时期，中国将逐步形成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消费、绿色金融等完整绿色经济体系，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动能。预计2021年，中国绿色金融发展将迈上新台阶，逐渐成为银行业的主流经营模式，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绿色金融业务规模快速上升，将达到16万亿元人民币左右。银行充分体现社会责任和担当，坚持绿色信贷的规模、占比、增长与各行的地位相匹配，逐渐形成总体全覆盖、各行差异化发展的格局；大力推动绿色债券业务发展，充分发挥主要发行人、承销人和投资人作用，并积极提供绿债项目的相关信息，加强私有信息与社会公众的分享。同时，积极探索其他绿色金融业务，比如绿色保险、绿色信托、绿色租赁、绿色产业基金、绿色企业 IPO 及并购服务等。部分银行将形成具有市场影响力的统一绿色金融品牌。第二，深化机制体制改革，加强环境风险管理。将有更多的银行借鉴国际经验，制定集团统一的包括绿色金融、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等的绿色发展战略，并将其嵌入“董事会及下属委员会—管理层—执行层”的管理架构之中。董事会统筹绿色发展的政策和战略，管理层将绿色发展事宜列入执行委员会常规议程。同时，在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等省（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专营机构将加快设立和发展，推动专业化运作。更多银行将按照赤道原则、负责任银行原则等国际标准的要求强化环境风险管理。三、专题研究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面临双循环的新格局，中国银行业将进入发展新阶段。本报告将围绕“十四五期间双循环格局下银行业发展”主题，重点研究以下两个专题。（一）中国银行业构建场景生态的思考近几年来，伴随着“无场景，不金融”逐渐成为行业共识，将金融与居民消费以及企业行为等场景深度结合，发挥批量化获客、精准化服务、针对性风控等优势，已成为金融领域核心发展趋势。在双循环的新格局下，消费将进一步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成为内循环的核心动力来源、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驱动力，并将为外循环注入新动能，成为全球消费市场的主要增量，增强对外资外贸的吸引力和产业链锁定能力。在此大背景下，场景建设通过平台化的建设与运营，将同一场景下的多重服务集合，降低企业融资服务的成本，为实体经济赋能增效，带动场景下的消费融资需求，进一步激发消费潜能。银行强化场景建设应从五大要素进行布局。第一，深入分析经济特色，挖掘客户痛点以及服务需求。随着金融科技对居民生活的渗透，大众消费生活习惯发生改变。对政府、企业客户而言，帮助解决其自身经营难题，赋能其数字化经营，是银行在信贷价格、规模外的重要竞争优势。对个人客户而言，增加产品使用便捷度、降低金融服务摩擦感，是其选择金融服务的重要参考。场景建设的布局要建立在对经济发展趋势、业务空间、盈利模式的深入研究和量化分析基础上，充分结合当地产业发展及政策支持方向。要明确资源投入顺序，优先布局前景广阔的金融场景，在市场中快速建立竞争力。第二，发挥基层优势，提高反应速度，探索共性需求。场景建设要“快、准、通”。首先，要对市场变化的反应快，对场景需求的响应快。快速的布局是场景发展壮大的必备条件。其次，要探索共性需求，实现一个场景多次复用。政府、企业等用户在其自身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共性需求，如针对管理、打卡、内部服务等需求的产品开发等。要深入挖掘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客户的共性需求，打造通用性产品或服务，实现一个产品、多次嵌入，最大化地发挥产品研发功效，使其成为拓展客户的核心竞争力之一。第三，强化平台建设，构建闭环式服务生态系统。场景建设需要搭建综合服务平台，满足对企业需求的定制、开发、运营及维护，对第三方开发产品的上云、复用等。通过服务平台，银行对企业输出资金拓展和技术、解决方案等，实现开卡、代发薪、存款、贷款、理财、支付结算等相关个人及公司业务的完整服务闭环，与客户形成稳定、深度合作关系。第四，夯实科技力量，提升产品开发效率。场景建设建立在科技应用基础上，银行需要通过输出技术服务，与企业建立深度合作关系。在场景建设的前、中、后期，科技部门需要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在需求前期，要评估好自身研发能力及周期、产品后期维护运营难度等，通过科技联络人机制，实现在场景拓展和营销过程中业务与科技的高效协同；在实施阶段，搭建可视化平台提供项目全流程管理，形成对各场景的统一视图，实现持续并行高效交付；在后期管理阶段，以项目制的方式实现管理运维。受限于自主开发能力、系统运维能力有限，部分场景建设需要与第三方软件公司进行合作，需要理顺合作机制：在前期立项招标时，为服务不同行业领域的外包开发公司进行分类和筛选入库，建立资源库，评估软件开发公司能力；在对接需求时，明确业务需求，并将需求准确传达至外部研发机构；在产品开发阶段，制定内外部科技系统开发对接平台，对场景相关平台进行标准化设计和开发，方便快速复制推广；在后期运营时，与第三方企业计划制定开发、对接、联调周期，评估开发费用、对接费用。第五，创立敏捷型组织，优化考评机制。不同于银行传统的部门与职能分割机制，场景建设是长期、系统性工程，涉及公司、个金、交易银行、渠道运营、银行卡、财务管理等各部门。同时，场景建设本身是底层及基础设施建设，无法产生收益，其价值应该通过更为宽泛的综合收益评判标准来进行定位，例如，通过建设本身的可复用性、合理性、便利性来进行评判。打破竖井协同作战、建立针对性考评机制是实现场景建设覆盖各项金融服务、长期稳定推进的重要保障。（二）中国银行业拥抱赤道原则的分析《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要推动绿色发展。赤道原则作为成熟国际标准、流程和方法论，可以为中国银行业强化环境风险管理、拓展绿色金融业务提供重要参照。1． 赤道原则的基本情况2002年，国际金融公司、荷兰银行、巴克莱银行等10家国际金融机构在伦敦召开会议，专门讨论项目融资相关的环境与社会影响问题。会后，各方就该问题的解决拟定了统一的评估标准，并于2003年6月正式产生了赤道原则（第一版），作为一种自愿性金融行业准则，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规避对环境与社会有害项目的实施。赤道原则紧跟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共识，经过2006年、2013年、2019年的三次重大修订，形成了一整套保证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成熟国际标准、流程和方法论，是金融机构从事国际融资的重要标准之一。比如，2019年的第三次修订，将赤道原则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和《巴黎协定》相联系，认为赤道原则金融机构将在这两个国际目标和协定中起到重要作用。目前，已有近40个国家的110多家金融机构采纳了赤道原则，在最新入选的30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中，仅中国4大银行、美国4家以投行业务为主的银行、瑞银集团、法国人民储蓄银行未采纳赤道原则。中国也有5家银行正式参与。2． 赤道原则的主要内容赤道原则适用于四类项目：一是项目总投资不低于1000万美元的项目融资；二是项目总投资不低于1000万美元的项目融资咨询服务；三是符合一定标准的项目关联贷款（也包括出口融资中的买方信贷形式），即大部分贷款与客户实际经营控制的单一项目有关，项目总贷款以及赤道原则金融机构单独贷款不少于5000万美元，贷款期限不少于2年；四是期限少于2年，且计划借由预期符合赤道原则的项目融资或公司贷款进行再融资的过桥贷款；五是与项目关联的再融资和与项目关联的并购融资，存量项目本身是已使用于赤道原则的项目，项目的规模或范围没有实质重大变化，在签署设施或贷款协议时，项目尚未完成。赤道原则主要包括10大原则：原则1：审查和分类。基于国际金融公司的环境和社会分类操作流程，银行评估客户融资项目对环境和社会的可能影响，按程度分为三类：A类，预计负面影响严重，且结果不可逆转；B类，预计负面影响有限，且通常是具体、可逆的，用缓解措施可以避免；C类，预计负面影响非常小。原则2：环境和社会评估。对于A类和B类项目，客户须开展环境和社会评估，并提供有效解决项目相关环境和社会影响的方案。对于二氧化碳排放超标的项目，须评估替代方案的可行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原则3：适用的环境和社会标准。对于社会和环境影响的评估，应符合东道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国际金融公司的《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绩效标准》、世界银行的《环境、健康和安全指南》。原则4：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以及赤道原则行动计划。对于A类和B类项目，客户须制定环境和社会管理体系（ESMS）、环境和社会管理计划（ESMP），以持续评估和管理相关风险。如需要，客户和银行还将共同制定赤道原则行动计划（AP）。原则5：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对于A类和B类项目，客户必须采用一种合适的方式，持续与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开展沟通和合作，保证利益相关方的有效参与。原则6：投诉机制。对于A类和部分须审查的B类项目，客户必须建立公开、透明的投诉机制，确保受影响的群体能够进行申诉，客户能够随时掌握信息并及时采取解决措施。原则7：独立审查。对于A类及部分须审查的B类项目融资，以及部分高风险A类项目关联公司贷款，应将ESMS、ESMP、利益相关者参与流程以及AP（如适用）等材料，交由外聘的社会和环境专家进行独立审查。原则8：承诺性条款。客户必须承诺遵守东道国有关环境和社会的法律法规。对于A类和B类项目，客户须承诺在项目建设、运营的整个周期中遵守规定并定期向银行提交项目报告。原则9：独立监测和报告。对于根据原则7需要独立审查的项目，须外聘银行应聘请或要求客户聘请独立的社会和环境专家，来核实所有需要提交给银行的监控信息。原则10：报告和透明度。对于A类和部分须审查B类项目，客户必须在线披露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的摘要。银行必须在适当保密的前提下，每年公开披露实施赤道原则的项目数、流程和经验。3． 中国银行业拥抱赤道原则的主要影响第一，部分客户和业务流失。对于既有的与环境和社会风险相关的大型项目，如需续作，银行须重新审视其是否适用赤道原则，如不能达标可能将无法获批。对于部分项目而言，银行停贷可能会导致项目烂尾以及贷款无法完全收回的情况发生。对于新增业务，银行须说服客户按照赤道原则进行申请，对于不愿意遵循或没有通过审查的项目，将不能提供融资。第二，融资审批流程及相关运营成本增加。赤道原则要求审批流程包括四个环节：一是客户经理初评，将项目按赤道原则要求分为A、B、C三类；二是环境及社会风险复审，外部专家独立审查A类及部分B类项目融资，以及部分A类项目关联公司贷款，银行职能部门审查其它项目；三是贷款审批，通过赤道原则审查的项目进入传统审批流程；四是贷后跟踪管理，客户经理、职能部门人员、外部专家共同监督，确保资金使用全程合规。与传统流程相比，赤道原则要求一个项目即使获得了环保等部门的批复，也必须由银行按照赤道原则进行审查。同时，赤道银行要制定赤道原则行动方案、建立项目利益相关者参与及投诉机制。相应地，赤道原则金融机构须增加专业管理人员、必要时邀请外部专家、加强客户经理培训，增加人力成本支出。此外，银行将在适当保密的前提下，每年公开披露实施赤道原则的项目数、流程和经验。4． 采纳赤道原则的价值与意义第一，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当前，绿色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以及国际社会的共识，已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巴黎协定》。2019年6月G20大阪峰会期间，中国、法国与联合国举行会议，共同重申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推动《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的坚定承诺。中国银行业采用赤道原则，切实融入全球绿色发展趋势，有助于凭借自身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改革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体现发展中国家诉求。第二，服务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当前，中国绿色金融市场广阔，利用赤道原则提供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方面的专业知识，银行可以拓展相关业务领域。据人民大学课题组测算，中国绿色融资缺口持续扩大，2019年中国新增绿色融资需求达到2万亿元，新增绿色融资缺口约为0.6万亿元。同时，中国环境与社会风险的影响日益重大，在去产能和多轮的环保督察中，部分高污染、高耗能企业面临巨大压力，甚至走向破产，给银行带来了一定的资产质量压力。赤道原则总结了在项目融资及相关贷款业务领先银行的实践经验，可以降低和缓释融资项目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有助于银行风险管理水平向国际领先水平看齐。第三，助推国际化发展。根据赤道原则协会披露，在全球项目融资市场中，赤道原则项目从2003年不到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增长到2018年超过50%，甚至占据了新兴市场项目融资的70%以上。拓展海外市场需要较高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能力作支撑。据估计，从2016年到2040年，全球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将达到94万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源于新兴市场国家；在发达国家，公众对环境和社会影响关注程度高，社会监督更加严格。采纳赤道原则，遵循更为严格的国际标准，有利于银行树立良好形象，拓展全球业务。国际化程度较高的花旗、汇丰、渣打、三菱日联分别在2003年6月、9月、10月以及2005年12月成为赤道原则金融机构。此外，加入赤道原则意味着采纳更为严格的国际规则，更加有利于吸引国际投资人，并为海外融资如发行绿色债券等提供便利条件。5． 对中国银行业的建议发展绿色金融，坚持可持续发展是大势所趋，赤道原则作为全球大型金融机构的通用准则，也将是银行的重要发展方向。但考虑到中国银行业，特别是大型银行公司贷款规模大、占比高，组织架构复杂，一蹴而就地采用赤道原则可能会对经营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建议以此为方向，分阶段稳步推进。第一，公司业务部门、风险管理部门建立专门机制，持续跟踪分析实施赤道原则的可行性。持续跟踪须经赤道原则审查的项目融资及公司贷款情况，评估影响的业务范围和规模，并着手研究依托赤道原则发展相关项目融资业务、绿色金融业务的市场空间，研究在落实赤道原则后如何建立高效的审批流程。第二，稳步推进可持续金融机制建设，为采用赤道原则做好前瞻性准备。加强顶层设计，制定统一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将其嵌入“董事会及下属委员会—管理层—执行层”的管理架构之中。完善重点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风险政策及管理流程，基于国内的社会及环保标准引入赤道原则的评估、审查和利益相关者沟通等机制，推动相关培训，推动赤道原则理念。第三，开展试点工作，积累相关经验。位于浙江、江西、广东、贵州、新疆、甘肃等六省区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分行可以先行先试，打响银行品牌，引领金融业绿色发展趋势。

导读：科技推动金融业变革的过程中，开放银行和普惠金融是两个重点问题。一个代表未来，一个代表根基。文/瞭望智库 王丽娟科技改变一切，近两年，金融业尤其感受强烈。从支付、借贷、理财到系统架构及发展战略，科技导向几乎无处不在，甚至成为主导因素。金融机构不再传统，而是在蜕变，科技公司属性越来越强烈。如今，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商业银行必须主动适应、认真贯彻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更好的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是内在改革的迫切动力，一方面是外部环境的最新使命，内外双轮驱动下，金融业利用科技进行变革的行动正在加速，如今已行至攻坚期。瞭望智库针对这一现状进行了一系列的调研，包括机构访谈、沙龙讨论、高层会谈等形式。结合这一系列调研内容，瞭望智库发现科技推动金融业变革的过程中，开放银行和普惠金融是两个被重点讨论的话题。一个代表未来，一个代表根基。基于此，本报告以科技驱动力为核心，以开放银行和普惠金融为落脚点，汇集整理行业现状、机构实践以及趋势分析等内容。本报告主要分三部分阐述，第一部分是关于科技对金融业产生的变革性影响，推动金融业向高质量阶段发展；第二部分从银行业当下最关注的开放银行切入，详述技术从内部制度和架构安排上的变革作用；第三部分以发展普惠金融为抓手，详解技术如何从具体业务层面实现高质量发展。希望这份报告能为中国银行业转型提供借鉴与思路，也供相关部门决策参考。科技改变金融行至中途（一）科技改变金融近年来，科技在许多领域取得进步，也为更好地发展金融服务奠定了基础。首先是网络通讯的发展，各种网络彼此连接融合，将海量的信息数字化，信息传输覆盖全球；其次是计算能力不断提高，让大数据处理能力逐渐提升；三是加密技术不断进步，解决了网络价值传输的可行性问题。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的不断成熟，也为科技金融提供了更多动力。从金融业务领域来看，技术推动的重大变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支付清算业务首先，第三方支付依托互联网的发展，通过改进消费者的使用体验，不仅改变了传统结算方式，也对银行零售业务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如今以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为代表的两大巨头，通过对庞大客户资源和销售渠道的掌握，已形成巨大的用户生态系统，将许多金融行为转移至自己的平台之上。其次，数字货币的兴起和发展推动跨境支付变革在即。2008年比特币诞生后，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研究开始不断推进，尤其以Facebook试图推出Libra达到阶段性高潮。央行已专门设立数字货币研究所，数字货币也在加速推出。2. 借贷业务首先，以网络借贷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兴起，改变了传统借贷方式，使个人对个人直接借贷从某种程度上利用网络渠道实现了资源匹配。同时，大型互联网平台利用电商、社交、搜索等数据信息为客户提供信贷资金也逐渐发展起来，改变了银行业信贷格局，也为更广范围的用户能够享受到金融服务提供了可能性。其次，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也为信贷风控提供更为有力的抓手。金融机构突破以往线下审核、抵押担保等风控手段，直接通过整合多方数据形成用户画像，形成个性化定价，然后迅速放款。3. 投资理财业务首先，投资理财方式不断便捷、产品不断多元。借助互联网长尾效应，许多金融机构将原来依靠线下渠道销售的理财产品不断线上化，投资门槛也是逐渐降低，投资便捷度大大提高。同时，各种创新理财产品也在不断出现，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元的理财产品。其次，依靠人工智能发展而来的智能投顾业务逐渐兴起。智能投顾平台借助计算机和量化交易技术，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资产投资组合建议。以最少的人工干预方式帮助投资者进行资产配置及管理，避免了线下获客、产品销售、投资咨询等人力资本密集环节，节约成本，降低服务门槛，普通投资者缴纳少量费用即可获得服务。（二）银行在行动为了适应科技创新带来的外部压力，以及来自内在发展的迫切动力，银行业早已意识到科技力量为己所用的重要性。于是，银行业纷纷开始科技升级、产品升级和战略升级。1. 科技子公司纷纷成立2015年，兴业银行成立了其科技子公司——兴业数字金融服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4月份，建设银行在国有大行中首家宣布成立科技子公司，建信金融科技有限公司诞生。2019年，北京银行成立北银金融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银科技”）；工商银行通过附属机构设立工银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工银科技”）；中国银行通过附属机构设立中银金融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中银金科”）。截至2019年6月末，有10家银行陆续成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已经创建的银行金融科技子公司有9家为银行全资控股，只有兴业银行对旗下兴业数金持股51%。2. 全方面升级技术的进步和数据的扩容，使得银行不得不从产品到服务再到战略进行全方面升级。利用技术手段，将金融科技能力、风险控制能力、信用评价能力等进行统一改造与封装。银行正在不断选择用技术手段将过去只能放在自己网点渠道的能力，放到其他渠道，让客户在任何地方都能享受到银行的产品。具体到技术层面，这种能力建设离不开银行的两大技术内核改变：一是银行对接口的封装能力，二是自身IT系统的整合能力。另外，数据正在成为社会进步的核心驱动力，于银行业而言更是如此。对银行来说，数据的价值可以分为信用价值、关系价值和个体行为表现价值。信用价值是最易变现的部分，其主体掌握在银行手中；支付数据是一种间接的信用衡量参考，其作用主要在于高效精准地拓展新的客户群体；社交信息和互联网表现可作为判断个人价值和企业信用的依据。因此，数据是金融的基础，数据创造信用。3. 技术服务平台扩张虽然银行都意识到技术升级的重要性，但是许多银行苦于缺乏技术人员和研发能力，而在技术升级的道路上行动迟缓。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客观需求，致力于服务金融机构进行技术改造与升级的科技公司越来越多。这里既包括以BAT巨头为代表的互联网公司，也包括国有大行成立的科技子公司，也包括传统金融机构孵化出的科技公司。以平安集团为例：金融壹账通就是依托平安集团多年来积累的科技能力形成的金融科技公司，围绕平安集团优势利用创新科技实施“金融+生态”的战略目标，着重在金融领域进行技术赋能。具体而言，金融壹账通可以输出的能力包括：风险控制能力、金融产品创新能力、金融科技支撑能力、金融业务场景及流量、平台集团金融生态资源、数据服务能力，等等。风险控制能力：基于大数据分析整合能力和金融业务历史风控数据的沉淀，通过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结合平安银行零售转型风控经验打造出一套成熟的风控服务能力。今年一季度风控使用量3.26亿次。金融产品创新：通过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结合平安系业务和资源优势整合出大量的金融科技创新业务产品。金融科技支撑能力：平安集团持续加大科技投入，打造全球领先的科技能力ABCD (AI，Block chain，Cloud， DATA)，为金融业务提供全面的、高效的科技支撑。金融业务场景及流量：整合平安系自有业务场景。包括：保险、汽车场景、大健康场景、商企平台等场景，创新拓展第三方业务场景。平安集团金融生态资源：整合平安集团全金融牌照生态资源，在平安保险、证券、银行、信托、支付等方面助力金融整体合作。数据服务能力：历时8年为超过2000家泛金融机构提供超过9亿次数据查询服务，独有的海量数据资源，为人工智能和风控能力提供数据基础支撑。开放银行的解构价值（一）开放银行兴起近两年，在银行生态重构的进程中，一个全新的概念——开放银行诞生了。开放银行的提出最早起源于欧盟支付服务修订法案，要求银行必须开放其数据、开放银行所拥有的而对于第三方相对不公平的优势，以提高整个金融业的环境和效率。在国外，开放银行的概念更多意味着风控、银行数据等核心金融能力的输出。国内则更多地体现为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合作，实现业务模式、产品、服务和流程的创新与完善。在开放的前提下，非金融机构和金融机构共同发展，从而形成良好的金融生态氛围。在我国，伴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金融科技公司对传统银行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同时，传统银行业在拓展垂直合作领域、改进客户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探索自身开放模式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外部合作需求。开放银行是金融科技在银行业综合展现的重要形式之一，以平台合作为主要业务模式，以API接口或SDK为技术表现形式，以数据共享为基础，通过开放与共享打造银行生态圈，实现服务升级与价值再造，对与银行业紧密相关的金融科技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开放银行已经成为全球银行业转型的一个新方向，在探索开放银行模式上的先行者将在长期获得更大收益。但需要指出的是，开放银行不是简单地让客户将他们的数据共享给第三方，而是要求银行更紧密地与金融科技企业合作推动相关创新技术的发展，并以客户为中心不断满足客户的需求。（二）中国式开放银行目前，国内许多银行开始以API框架为基础与战略合作伙伴开展数据共享合作，加速创新转型。中国的开放银行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即更多的是银行引进外部的数据，而非银行向外开放数据。2013年，中国银行推出“中银开放平台”。2018年7月，浦发银行推出业界首个API Bank无界开放银行，自此之后，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微众银行、百信银行陆续提出各自金融共享、开放银行的战略。具体来看，中国式开放银行还处于探索阶段，大致可分为几个不同层面的开放：1. 技术开放开放银行最基础的底层技术是接口开放，即通过API实现对不同系统的对接，使得不同操作系统之间互联互通。与此同时，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四大主体技术作为支撑，不同技术的成熟度和可应用程度实际上尚存在差异，尤其是中小型银行的技术能力有限，因此初期从事开放银行的机构多停留在技术输出层面。根据自身条件差异，银行积累强化科技能力的路径基本如下：一是以开放视角下的、企业级的系统研发与集成为核心，在底层合理、适度应用外部技术与设备；二是以外包与合作为主线，在共赢发展中不断提升自身适应新技术的能力；三是在整合自身技术资源的基础上，探索外部技术输出与服务。以兴业数金为例，兴业数金开放银行业务目前可提供81项API服务，基于开放银行平台的各类创新产品累计完成交易金额2591.9亿元，为银行端引入场景端客户18.8万；RPA流程机器人方面，目前已研发10余款产品，涉及半自动、全自动、智能型等类型，在包括兴业银行在内的超过20家金融行业客户中上线了200余个流程机器人。兴业数金主要是继承了兴业银行“银银平台”的科技输出业务板块作为主营业务，根据银银平台十余年累积的中小银行客户资源，进行技术输出、IT系统搭建、金融云服务等业务。2. 数据开放开放银行的核心是数据的开放。中国的开放银行更多的是银行引进外部的数据，而非银行向外开放数据。银行从外部引进数据，首先可以更好地认识客户，因为国内社会信用体系相对滞后，银行要想全面了解客户，需要自己从各方调用数据；其次可以挖掘客户需求，发现商机。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开放银行的意义并不在于银行对外开放，也不在于合作机构开放给银行。银行每天处理的种种交易信息在过去处于浪费状态，既没有存储也没有挖掘。而与第三方合作的动机在于，可以与银行联手，共同衡量客户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以及更加安全便捷的支付方式。除了客户多维度信息之外，银行还需要观察实时的消费信息。其中包括用户交易信息、保险、车票、预订住宿等等，通过综合的信息去分析客户风险和需求。但是在数据共享上，面临着合规问题。银行所拥有的数据面临强监管，从客户隐私保护、信息安全等方面，银行仅仅拥有数据，却并不拥有数据的全部使用权。数据的输出并非单纯取决于银行意愿，银行从外部引进数据也需考虑是否合规。如数据来源触犯规定，即使银行不知情，也需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银行对待数据非常谨慎。3. 生态开放开放银行既是一种基于数据驱动的价值交换网络，也是一种共生共赢的生态搭建。各行各业的生态都会走向开放，这种开放实际上是实现能力协同。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多方机构在开放银行的架构下，能够形成公共的基础设施和基础能力，这对于形成高效的价值流转和协同作用非常关键。目前，国内的金融生态开放尚处于相对初期，多个开放银行项目还停留在场景的开放，但是开放银行不是简单的做加法，更重要的是连接赋能。银行将差异化能力对外开放，在产业定制、金融科技、生态共建上，实现与实体经济更好地共赢共生，达到生态开放的高级阶段。以百信银行与中信产业基金的合作为例，双方希望通过开放银行+产业基金的模式，以金融科技为纽带，联手撬动包括科技和互联网、工业和能源、金融和商业服务、消费和休闲、医疗和健康以及不动产在内的六大生态。（三）三大开放主体基于开放银行的技术需求、场景生态等要素，数字化转型和打造金融开放生态成为许多金融机构和科技公司的战略思路。因此，目前推动开放银行发展的主体并不止银行本身。大体可分为：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子公司和第三方开放平台。1. 商业银行商业银行是开放银行生态的核心参与者，银行的功能如账户管理、支付、融资等，都可以被拆分成一个个如同乐高积木般的组件，等待着与外部其他组件的咬合。通过向科技企业学习，银行可以积极寻求转型以提高自身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银行具备物理网点和网络网点的双重优势，这都将成为银行连接功能和客户的重要载体。在未来的物理网点，大概率不是以销售为目标，而是转向“以客户为核心”的服务中心。物理网点将更多的是提供实时的、无处不在的金融服务。在这样的概念下，银行需要建立无处不在的金融生态系统，而这个生态系统是以客户为导向的，这就意味着银行的整个组织、强大产品和服务矩阵，都会基于各类个性化的需求和自身的组织特性而进行重塑。目前，开放银行战略领先者多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民营银行，部分城市商业银行也将加入开放银行战略实施转型中。2017年，以微众银行、新网银行、百信银行为代表的民营银行首先布局，成为开放银行先行实践者。2018年以来，股份制和国有大行亦加快了脚步，浦发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工商银行等也积极未雨绸缪，先后对外发布开放银行相关产品平台或发展规划。浦发银行在业内率先提出API Bank无界开放银行，升级金融服务模式，促进服务半径的无界延伸，致力让广大公众享有便捷贴心的金融服务。如今，浦发银行基本形成了以API为媒介、以场景为切入的新型业务模式，旨在通过API Bank将银行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甚至非金融服务能力，向同业、用户、合作伙伴开放，即把浦发银行的服务植入到B、C、G端，无感融入所有人的生产和生活场景。当前浦发银行API Bank开放功能涉及账户管理、贷款融资、支付结算、投资理财、权益活动、信息查询、外汇业务、创新服务、其他服务共9大板块，发布291个API，为超过500万用户提供服务。2. 金融科技公司在开放银行这场巨大技术变革中，金融科技公司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为银行建设开放银行提供技术服务。尤其是一些银行主导成立的金融科技子公司，脱胎于各家银行信息科技部，技术能力和金融资源都比较丰富，再依托科技公司较为灵活、决策链短、产品创新能力强等优势，为其践行开放银行的路径提供了很大便利。目前，已有包括蚂蚁金服、腾讯金融、京东数科等互联网巨头从事金融科技业务，为开放银行的推进提供技术服务。同时，包括建设银行、兴业银行、平安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及民生银行等相继设立了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在品牌、资源、覆盖网点等方面占据优势，为开放银行向前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以京东数字科技的发展为例，其最早明确金融科技发展战略，并顺应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需求不断迭代。目前，京东数科可以面向银行、保险、基金等金融机构，提供从IT基础设施搭建，到中台能力输出，再到开放场景对接的全流程的数字化服务，助推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帮助机构找到新的业务增长极。这一套数字化服务不仅可以帮助金融机构搭建可以弹性供给、灵活调度、动态计量的私有云平台，而且可以帮助金融机构建立技术中台、数据中台、业务中台能力，提升业务流程的智能化程度，以适应金融产品和服务快速迭代的需求；更能通过开放平台模式，以API等技术载体，帮助金融机构与场景端实现无缝对接，从而为细分场景人群提供定制化的金融服务，并形成良性运转的开放生态。京东数字科技的“开放平台”能够帮助银行等金融机构和场景端企业实现无缝连接。具体来说，API开放平台可以通过API、SDK、H5等技术载体，将银行的各项服务打包成API集市、标准产品、行业解决方案等不同形式，开放给产业中有需求、有场景、有客群的企业客户，让企业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合作方案，让银行可以快速覆盖到不同的场景中去开展数字银行业务。内部的IT架构改善与对接外部场景的“开放平台”形成合力，能够助力银行更快速地响应开放银行业态下的客户需求与市场变化。3. 第三方金融服务商独立于银行和互联网公司之外，还存在第三方金融服务商，正在借助其自身系统积累的技术、金融资源，逐渐发展成具有输出能力的一种开放平台模式。不同于开放数据和服务的银行，第三方开放银行平台是连接众多开放银行与下游用户的中间商，它付费调用开放银行的API，并进一步整合、分析数据，为用户提供更集成化、更优质的金融解决方案。以金融壹账通打造的Gamma O平台为例，该平台能够提供三大核心价值以赋能开放银行的建设，为银行构建一整套从需求定制、技术接入到产品测试的全流程科技服务体系。其一，“App Store”一站式接入，快捷获取丰富的科技资源。Gamma O将开放多家科技服务商（包括金融壹账通）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科技的API接口，集合产品、系统及定制需求，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链接优秀开发者的技术开发能力，银行可灵活调用接口，实现产品的快速落地。其二，建立严格入驻标准，为银行搭建安全可信的科技服务平台。金融壹账通依托平安三十多年金融经验，通过“技术+业务”双驱动模式赋能金融机构。结合自身海量交易规模和应用经验，金融壹账通探索出了一套严格的准入机制及筛选标准。Gamma O基于此，结合平台自身的安全规范及授权协议，对接入的企业开发者层层筛选，解除金融机构对服务商安全性、延续性的担忧。其三，提供平台沙盒测试环境，为金融机构大胆采用创新科技产品保驾护航。对于传统金融机构而言，要在金融科技浪潮中快速实现转型，不仅需要接入新兴的技术和落地的场景，也需要创新的环境。而很多传统金融机构由于自身技术能力和资源限制，缺乏测试环境，大大降低了创新技术和产品的推出效率。针对这一痛点，Gamma O平台提供了测试沙盒，为创新产品提供测试环境，提高创新产品的安全性、稳定性，推动大量金融科技创新。普惠金融攻坚（一）最后一公里难题普惠金融，是全面、有效解决金融覆盖面，尤其是贫困、低收入人口金融服务的一个金融体系。自联合国最早提出普惠金融概念以来，各个国家都在围绕此目标进行金融改造和市场化推进。中国幅员辽阔，尽管各类金融机构众多，但是与真正实现全面普惠金融尚有差距。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将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作为金融体系改革的重点工作，出台了一系列发展普惠金融的政策文件，更是借助各种工具手段的调整，调动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推动下，以及随着数字技术发展，借助技术手段打破信息不对称，实现更好的金融资产与资金相匹配，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市场环境。具体来看，中国基础金融服务已基本实现全国覆盖，银行结算账户和银行卡使用已广泛普及，电子支付迅速发展，保险产品和服务使用稳步增长，信用建设稳步推进，消费者金融素养有所提升。但与此同时，普惠金融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存在，少数边远地区人民还无法享受更全面、更优惠的金融服务，普惠金融发展已经走到了最后一公里的攻坚期。1. 发展迅速经过多年发展，在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共同推动下，普惠金融已取得相当大的发展。商业或财务可持续的前提下，许多基于借贷双方、投融资双方互信、互助、合作、共赢的大众性、普遍性金融体系已经逐渐建立起来。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普惠金融领域贷款增速提高，全年增加1.62万亿元。2018年末，人民币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13.39万亿元，同比增长13.8%，增速比上年末高了5.3个百分点；全年增加1.6万亿元，同比多增6958亿元。2018年央行加大了再贷款、再贴现和定向降准等多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力度，金融机构在小微信贷投放上持续发力。2018年末，普惠口径小微贷款余额8万亿元，同比增长18%，增速比上年末高8.2个百分点；全年增加1.22万亿元，同比多增6143亿元。2. 政策支持普惠金融在我国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政策的高度支持。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到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再到推出《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实施方案》，一系列政策法规为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良好外部环境、健全了相关金融基础设施，也完善了金融监管体系框架。尤其是近两年，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普惠金融利用差别化准备金、定向降准及信贷政策等，集中于传统银行取得了一定效果。2018年1月25日，央行对普惠金融实施全面定向降准，此外国务院设立5000亿元国家融资担保基金，银保监会等监管部门多次定向指导银行支持小微企业，国家政策对普惠金融的支持力度持续加大。2019年新年伊始，李克强总理接连考察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普惠金融部，并在银保监会主持召开座谈会。李克强总理强调，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力度，进一步采取减税降费措施，运用好全面降准、定向降准工具，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目前透露出的政策信号，相关部门还将继续出台针对性的措施来助推普惠金融发展。一方面，在深化利率市场化、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的同时，定向降准、定向中期借贷便利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将灵活运用，精准支持小微企业融资。另一方面，普惠金融监管工具箱将进一步完善。据悉，监管部门正在研究建立普惠金融服务考核评价体系，也正在加快推动普惠金融相关领域立法以及着手制定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21～2030）。与此同时，为了解决普惠金融领域突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相关信用信息平台的建设也是下一步政策的着力点。3. 市场力量普惠金融是“五位一体”的完整体系，它是由机构、技术、监管、基础服务和政策支持五个部分组成的市场体系。具体而言，包括众多、分层、全覆盖的普惠金融机构体系；创新、多样、适用的普惠金融技术产品体系；中央与地方统分结合的双层金融监管体系；配套、健全、社会化的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体系；多元、梯次、协调配合的普惠金融政策支持体系。因此，在发展普惠金融的道路上，市场化机构的力量极为重要，且不可忽视。目前，包括传统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机构、金融科技机构、数字化平台等各种类型机构都是普惠金融发展的中坚力量。发展普惠金融，尤其需要提高商业性金融机构的主观能动性，保证其获得合理适度利润的同时，实现商业发展的可持续，让普惠金融不只是“政策性金融”，更是“发展型金融”。许多金融科技企业通过技术手段的应用，将各类信息数据汇聚，实现信息可查、可追溯，保证真实性，增加了小微企业获得融资的可得性，解决了普且惠的问题，进一步降低了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提升了金融服务的覆盖率、满意度，构建起一个广覆盖、低成本、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以友信金服旗下友信普惠为例，自2011年成立以来，已经服务了100万的借款人，有将近80%的资金通过平台流入了实体经济领域，通过8年的实践，探索出一套针对小微企业主的独特融资解决方案，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小微企业在发展中的金融需求。这既顺应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要求，也是对普惠金融的完美实践。（二）科技赋能新解数字科技时代的到来，为发展普惠金融提供了更多技术手段和想象空间。由于能够切实解决传统普惠金融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难点，数字普惠金融正随着各家商业银行不断的创新探索转化为实践的力量。依托金融科技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帮助受惠主体提升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成本可负担性以及供需可匹配性，从而为破解全球普惠金融难题提供了一条新的较可行的思路。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取得突破，为金融业的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创造了新的历史机遇，提供了更加优异的技术条件。以金融壹账通的数字普惠金融业务为例，面向中小企业，金融壹账通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结合区块链技术，应用在制造、批发、跨境贸易、生产等中小企业经营各环节，同时帮助中小金融机构解决获客难、产品缺、运营贵、风控难等问题，助力金融机构创新推出供应链金融、跨境金融、应收账款融资、存货融资等金融产品。在企业服务方面，金融壹账通分别从三方面助力企业发展：管经营、管融资、管财务。管经营以业务管理为核心，为企业提供经营分析、销售预警等服务，提升企业经营效率；管融资以金融服务为核心，帮助企业一键认证申贷，自动匹配对口金融机构产品，满足便捷贷款需求；管财务以账务管理为核心，将企业记账、会计等流程标准化、线上化，提高财务运作效率。在供应链金融上，金融壹账通创新性地运用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链接核心企业、多级上下游、物流仓储、金融机构等生态参与方，实现了全链多级信用穿透，通过科技重新定义供应链融资全流程风控，构建了全新的智能供应链金融生态圈，将核心企业的信用传递到2~3级乃至N级供应商，帮助了广大长尾商户进入生态圈，有效支持“两小一大”，即帮助供应链上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题，赋能中小银行提升供应链金融服务能力，推动大型优质企业成为供应链核心企业并助力其产业集群发展。在赋能金融机构方面，金融壹账通应用金融科技最新技术，点对点打通中小企业与金融机构信息不对称“死结”，解决金融机构“风控难、不敢贷”、企业融资“信息少、效率低”的瓶颈。金融壹账通能为金融机构提供端到端解决方案，覆盖贷前营销、贷中风控、贷后资产管理全流程。其中，贷前智能营销基于反欺诈、黑灰名单等前沿风险识别技术，识别企业资质，精准匹配信贷产品，节省无效营销成本。贷中智能风控运用海量数据流和智能逻辑分析能力，搭建基于机器学习技术的定性定量评估模型，生成360度客户风险画像，提供审批决策建议。贷后智能资产管理可提供实时、动态的企业直联数据监控，基于智能风险预警系统事前预警资产问题，助力贷后管理和催收提效。金融壹账通还通过链接各地中小企业投融资服务体系，打造区域性的开放金融生态系统。这一生态系统可以将数据、科技、供需双方，增信手段、贴息、风险补偿等所有与中小企业融资相关的要素、流程集中起来，形成一个功能齐全、公平开放、智能化的融资支持平台。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痛点，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提升融资效率，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落到实处，落到新处，落到高处。值得一提的是，基于平安集团在推进中国普惠金融进程方面的实力和贡献，8月科技部正式批准平安集团建设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金融壹账通将在平台的建设中承担重要职责。平台目标服务3大类普惠金融对象，面向种植业、养殖业的农户；自雇，授薪的个人，以及制造业、批发业的中小企业。在此基础上，金融壹账通将建立3层开放平台，以系统及支持开放平台为基础，向上支持金融机构产品开放平台以及信调及服务开放平台的建设和运营。在系统及支持开放层，金融壹账通将充分整合自身强大的区块链、大数据等底层技术，打通个人、企业、商品、单证、合约、物流、履约等数据资源并以组件化形式输出，为科技服务商和金融机构赋能。在金融产品开放层，金融壹账通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与场景结合的优势，为不同对象提供不同的金融产品。在信调及服务开放平台层，金融壹账通将通过5大维度建立用户画像标签体系，建立大量模型，实现全流程管控，全面认知用户，帮助金融机构及监管机构有效管控风险。通过三层开放体系，平台将整合银行、保险、投资等各类金融机构的资源，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在各类金融场景，以此创造出非常丰富且精准满足各类需求的金融产品，从而形成面向农户、个人和中小企业的三大系列解决方案。（三）普惠金融大市场真正实现普惠金融获得全面发展的一个过程是，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的真正下沉，下沉得越深越广，普惠金融实现的速度就会越高。目前，从各类金融机构的战略调整来看，纷纷发力下沉市场，盯准更大的普惠金融市场。从机构类型来看，包括国有银行、城商行和农商行以及新金融机构在下沉市场的渗透率最高。1. 国有银行目前，在国有银行中，农业银行和邮储银行因基层网点众多，几乎覆盖到全国各个乡镇级单位，具有业务下沉的能力。国有银行在服务优质中小微企业的同时，可通过转贷方式，包括辅助技术、信息提供帮助小金融机构服务资质稍差的小微企业。农业银行发布的《2019年普惠金融信贷政策指引》，明确了2019年农业银行普惠金融发展目标、普惠领域投放重点和配套政策措施，优化普惠金融信贷结构，推进全行普惠金融信贷政策、制度、机制、产品创新，支持普惠金融向高质量发展。具体措施包括：全面落实普惠金融各项监管要求，聚焦服务实体经济，加大普惠重点领域信贷投放；聚焦“再造一个农业银行”，推进普惠金融数字化转型；聚焦“放管服”改革，激发全行产品创新活力；聚焦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质效，推进专业化、批量化、模板化运作；加强精细化管理，完善差异化信贷政策；加强风险合规管理，确保普惠信贷业务可持续发展。2. 城商行和农商行作为真正扎根区域经济、负责支撑当地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各个区域的城商行和农商行，在推动当地小微企业发展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和使命。尤其在区县级市场上，小微金融市场目前空间依旧非常大，国有银行不会给中小银行的业务开展造成太大问题，中小型银行在县域市场上仍大有可为。义乌农商行作为扎根在聚集了许多中小微企业的义乌，存在的价值就是“支农支小”。足额、便捷和优惠是该行发展的战略定位，发展普惠金融更是全行上下共同的价值观。在这个价值观的指导下，该行的所有考核财务资源都向普惠金融倾斜，并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和产品创新，将普惠金融业务丰富化。因此，该行整体的支农支小力度远远超过国有大行的浙江省分行，稳居浙江省第一。3. 新金融机构以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新金融机构能够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是金融服务的缺失，也是普惠金融尚未全面实现造就了新金融机构的发展。因此，新金融机构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上有着重大作用。如今，虽然一些曾经致力于服务中小微企业的网贷平台逐渐出清、退出，但是市场上还存在一批以服务中小微企业为主的新金融机构，这些机构不只利用多年积累的数据、风控实现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还通过助贷模式，将银行资金以更多渠道流通到实体经济中。目前，包括友信金服、宜人科技、拍拍贷这些已经上市的新金融机构纷纷开始利用其核心技术能力和数据，去服务更多的金融机构，通过持牌金融机构实现普惠金融大发展，以开放的心态跟更多机构合作，从而实现普惠普利、合作共赢。

投资聚焦研究背景9 月 30 日，人民银行联合银保监会发布《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 吸收能力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和《关于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的通 知》，意在对标国际金融监管要求，推动我国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 提早制定规划、采取综合措施满足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要求，进一步 促进银行业稳健经营。基于此，本文对 TLAC 约束下，四大行填补缺口压力 进行测算，并结合全球 G-SIBs 实践对可能的 TLAC 充足率提升策略进行探 讨。我们的创新之处根据全球金融理事会（FSB）及巴塞尔委员会对 G-SIBs 的监管要求， 测算我国四大行即使在最大豁免情况下，距 2025 年监管要求仍有缺口近 1 万亿元，同时关注到合格债务工具占 TLAC 工具比重仅 2%左右，远低于 FSB 提出的监管期望。我们观察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 TLAC 达标实践，发现各国基本都是从 制度安排入手，通过实现存量债券计入或 TLAC 减免来降低达标难度，全球 G-SIBs 通过创新合格 TLAC 债务工具，在有效控制成本的情况下达成监管 目标具有较大灵活性和可操作空间。本文从监管政策及商业银行自身两个维 度探讨了推动 TLAC 达标的有效方式。1、从巴塞尔到 TLAC：对 G-SIBs 的监管要求进 一步提升2015 年，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确立总损失吸收能力（Total Lost Absorb Capability，TLAC）基本框架。TLAC 框架的初衷是建立新的损失吸收层， 以实现在巴塞尔资本工具不足以吸收损失时，通过 TLAC 债务工具减记或转 股来实现“内部纾困”（l-in）而非请求“外部援助”（l-out）。1.1、巴塞尔奠定银行资本监管基石，资本要求逐步提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伴随多家国际银行倒闭及一系列危机发生，巴塞尔监 管体系确立并逐步完善，奠定了银行业资本管理的基石。1974 年，德国赫 斯德特银行、纽约富兰克林国民银行等银行相继倒闭，“十国集团”央行行 长在国际清算银行总部所在地巴塞尔，成立了银行监管委员会。1988 年 7 月，《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颁布，标志着《巴塞 尔协议 I》诞生。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 议：修订框架》最终条款通过，即《巴塞尔协议Ⅱ》。2008 年全球金融危 机爆发，监管当局重新审视金融监管框架，从 2009 年 7 月至 2010 年 9 月， 巴塞尔委员会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共同组成了《巴塞尔协议 III》。《巴塞尔 协议 III》重新规定了资本工具层次，提高了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增强了风 险加权资产计量的审慎性，并引入了杠杆率、流动性量化监管指标，体现了 微观审慎与宏观审视相结合的思路。2017 年 12 月，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修订 后的《巴塞尔Ⅲ：后危机改革的最终方案》，计划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逐 步实施。1.2、FSB 对 G-SIBs 提出更高监管要求，引导损失内部化FSB 要求金融机构通过积累损失吸收能力，以“内部纾困”应对危机。2008 年金融危机表明，大型金融机构接连破产将造成严重的溢出影响，并危及全 球金融系统稳定性。以 G-SIBs 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很难对自身带来的系统性 风险进行客观评估，而巴塞尔协议Ⅲ同样不能有效解决外部性问题。依靠政 府救助不仅难以解决“大而不倒”问题，还会破坏市场纪律、加剧道德风险。 2013 年 9 月，G20 领导人要求金融稳定理事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制定当银行遭遇偿还危机时的损失吸收标准。2014 年 11 月，FSB 发 布《处置中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损失吸收能力充足性（征求意见稿）》。 2015 年 11 月，FSB 正式颁布总损失吸收能力原则及条款，对 G-SIBs出更高的监管要求。1.3、TLAC 与 Basel III 的对比分析TLAC 与 Basel III 在合格工具构成、最低充足率要求、杠杆率、吸收损失阶 段、适用监管对象等方面具有差异性。1.3.1、TLAC 的构成及对合格债务工具的监管期望合格 TLAC 工具（TLAC-eligible instruments）除 Basel III 认可的受监管资 本外，还包含有符合 TLAC 要求的非资本类债务工具（详见表 2）。引入 TLAC 债务工具后的银行破产偿付顺序为：存款、一般债券、符合 TLAC 要求的非 资本类债务工具、二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核心一级资本。这种清偿顺序 安排，使得 TLAC 债务工具既能体现损失吸收能力，又不会影响到一般债权 人的利益。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关注到市场上部分 TLAC 分析文章中对合格 TLAC 工具、TLAC 债务工具及非资本类债务工具等概念有混淆，这里特别根据 FSB 原文进行了界定和明确。根据 FSB 监管规则，TLAC 债务工具4由两部分构 成：（1）监管资本中，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里的债务工具（Tier 1 and Tier 2 regulatory capital instruments in the form of debt liabilities）即资本类债务 工具；（2）其他合格 TLAC 工具（other TLAC-eligible instruments that are not also eligible as regulatory capital），即非资本类债务工具；同时，FSB 提出监 管期望，TLAC 债务工具占比不低于最低 TLAC 要求的 33%（is equal to or greater than 33% of their Minimum TLAC requirements）。根据 FSB 要求，合格 TLAC 工具需要同时满足以下几个标准：1.实缴；2. 无抵押；3.在处置过程中的损失吸收能力不会因为抵消和净额清算权而被削 弱；4.合同剩余期限不低于一年或永续（没有到期日）；5.在未来的一年内 没有投资者回售权；6.不得由处置实体或其关联方直接或间接地提供资金（除 非得到母国和东道国监管当局的认可）。同时，TLAC 工具还不可以是被排 除的负债，即不可以是以下任何一种负债：1.受到存款保险保护的存款；2. 活期存款和原始期限在一年以下的存款；3.衍生品产生的负债；4.有衍生品 联结特性的债务工具，如结构性票据；5.合同以外产生的负债，例如纳税义 务；6.破产法中规定的先于高级无抵押债权人受偿的负债，例如有抵押负债； 7.被法律排除在内部纾困之外的或是无法被相关处置当局减记或转股的负 债。同时，合格 TLAC 工具的认定遵循“实质大于形式”原则，因此在实际 发行中，G-SIBs 能有更多创新空间。此外，根据 TLAC 规则的可行免除条例，部分债务工具虽不符合 TLAC 工具 要求，但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可信的事先承诺机制下，实际操作中也能 吸收损失，实质等同于 TLAC 工具，该类债务可部分纳入 TLAC。豁免条款 所涉及的债务工具在第一阶段不超过 RWA 的 2.5%，第二阶段不超过 3.5%。1.3.2、TLAC 框架显著提升了 G-SIBs 监管达标要求除指标构成外，TLAC 与 Basel III 在达标范围、吸收损失阶段、适用监管对 象等方面具有差异性。对 G-SIBs 而言，意味着更高的达标要求。1）最低充足率/杠杆率要求及计算口径， TLAC 分子更宽泛，但达标要求高。TLAC 最低充足率（Minimum TLAC）和杠杆率要求与巴塞尔Ⅲ相比，分母 一致，但是分子不同，TLAC 工具除 BaselⅢ的资本补充工具外，还包括非 资本类债务工具。但从绝对数值来看，TLAC 最低充足率要求远高于 Basel Ⅲ，TLAC 杠杆率要求（6%/6.75%）也显著高于巴塞尔Ⅲ（3.5%-4.25%）。2）损失吸收阶段，Basel III 监管资本比 TLAC 工具靠前。Basel III 资本要 求是维持机构持续经营而吸收损失， TLAC 则适用于处置时吸收损失。从偿 付顺序看，TLAC 非资本类债务工具在一般性债务工具之后，但优于各类资 本工具。3）适用监管对象，Basel III 对 G-SIBs 整体，TLAC 对每个处置实体。Basel III 监管资本只针对 G-SIBs 整体计算一套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TLAC 则要G-SIBs 整体满足一个最低外部 TLAC，每个处置实体也要满足其相应的 最低外部 TLAC，跨境子集团要有相当于东道国监管最低外部 TLAC 要求 75%~90%的内部 TLAC 配额，且剔除掉 G-SIBs 内部资本工具互持影响后， 各次级处置实体的最低 TLAC 加总必须不低于 G-SIBs 作为单一处置实体的 最低外部 TLAC。此外，无论 FSB 还是巴塞尔委员会都关注到了 TLAC 资本工具和巴塞尔监 管资本之间的一些交互问题，为降低风险交叉传染，TLAC 监管要求明确提持有 TLAC 工具的扣减要求，例如 G-SIBs 之间协议互持 TLAC 工具， 从各自二级资本中全额扣除；G-SIBs 直接或间接持有本行 TLAC 工具，从 自身 TLAC 总额中全额扣除；G-SIBs 持有其他 G-SIBs 的 TLAC 工具的小额 投资和大额投资扣除细则，以及非 G-SIBs 持有 G-SIBs 的 TLAC 工具从二 级资本中全额扣除等。 2016 年 10 月，巴塞尔委员会发布关于 TLAC 扣减 规则，例如银行投资 G-SIBs 发行的非资本类 TLAC 工具，超过本行普通股 5%的部分应从自身二级资本中扣减。2、TLAC 的国际监管实践对比分析FSB 的《总损失吸收能力条款》较为框架性，TLAC 规则的实施依赖于各国 监管机构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详细实施方案。当前，美国、欧盟、日本等地的 TLAC 最终实施方案已正式发布，《办法（意见稿）》是中国版 TLAC 实施 方案的初稿。发达国家的系统重要性银行为在 2019 年 1 月 1已完成资 本补充，采用了多样化的债务工具发行模式，值得我们借鉴2.1、全球发达经济体 G-SIBs 整体 TLAC 达标实践2.1.1、发达经济体 G-SIBs 按时达标，主要通过结构后偿模式从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的 G-SIBs 达标实践来看，据 FSB 报告测算，过去 三年全球 G-SIBs 每年发行的 TLAC 工具在 3500-4000 亿美元左右。其中， 约有三分之二的 G-SIBs 通过非经营性控股公司（non-operating holding company）发行 TLAC 工具，即通过结构性后偿的方式；其余三分之一 G-SIBs 通过法定式后偿或合同式后偿发行 TLAC 工具。根据 TLAC 工具受偿顺序，各国落实 TLAC 要求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法定 式后偿，即法律规定受偿顺序次于处置实体资产负债表上所有非 TLAC 负债， 优势是对存量工具同样适用，有助于节约发行成本，但是修改法律相应难度 较大，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国家采用该方法；二是合同式后偿，即合同 约定受偿顺序次于处置实体资产负债表上所有非 TLAC 负债，优势是只需要 修改发行调控，操作相对简单，但是后偿性直接列入条款，可能拉升新发债 券成本，法国、西班牙等国家采用该方法；三是结构性后偿，即由 G-SIBs 的非运营控股公司发行，其资产负债表中不存在受偿顺序等同或次于 TLAC 工具的负债，优势是操作简便易行，但是对公司运行模式要求较高，美国、 英国、日本等国家采用该方法。2.1.2、TLAC 工具发行情况及债务工具特征非资本类债务工具是 G-SIBs 补充 TLAC 的主要方式，全球发达经济体 G-SIBs 均在 2019 年 1 月达到甚至超过了 TLAC 监管要求。根据 Bloomberg 数据及 FSB 秘书处预测，2016 年至 2019 年 5 月，全球 G-SIBs 发行 TLAC 工具总计高达 1.34 万亿美元，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 1-5 月分别 发行 4000 亿美元/4330 亿美元/3600 亿美元/1440 亿美元；以 2018 年发行 TLAC 工具结构为例，占比由高到低依次为：高级债券（senior debt）占比 68.9%、高级非优先债券（non-preferred senior）占比 14.4%、其他一级资 本工具占比 10%、二级资本工具占比 6.7%。据 FSB 统计数据，在 2019 年 1 月，全部 G-SIBs 均达到了第一阶段 TLAC 监管要求，甚至绝大多数已达 到第二阶段（2022 年 1 月）监管要求，非资本类债务工具发挥了重要作用。G-SIBs 倾向于发行美元 TLAC 工具。发达经济体 G-SIBs 根据市场情况来 规划并发行 TLAC 工具，2018 年全球 TLAC 工具主要以美元币种发行（占 比 67%），其次为欧元（占比 19%）。一方面，美国 G-SIBs 在全球占比最 高；另一方面，当前 TLAC 工具的投资者主要是资管、养老金和保险资金， 欧洲、日本等地的 G-SIBs 倾向于通过以美元发行的方式拓展投资者范围。2.2、美国 TLAC 监管要求严于 FSB，G-SIBs 创新发行 可赎回优先级债券美国对 TLAC 要求明显严于 FSB。美联储于 2016 年 12 月公布执行 TLAC 要求的最终实施方案，明显严于 FSB 要求。一是要求 2019 年起达到 RWA 的 18%和杠杆率的 7.5%，取消 FSB 关于 2019-2020 年过渡期的安排；二 是从长期债务（LTD）和最低总损失吸收（TLAC）两方面做出硬性要求， FSB 允许 G-SIBs 通过一级资本或长期债务来满足 TLAC 要求，但是美国要 求即使 G-SIBs 有足够的一级资本满足 TLAC 最低要求，仍需发行一定数量的合格长期债务；三是美国的要求中二级资本不包括在 TLAC 内，只可以用 来满足最低 LTD 要求（如果符合合格长期债务工具条件）；四是对属于 G-SIBs 的美国本地银行控股公司（Covered BHCs）和一些在美国经营的外 国 G-SIBs 的美国中间控股公司（Covered IHCs）提出差异化监管要求。TLAC 的执行倾向于“单点进入”（single-point-of-entry, SPE），即在一个金融机 构中只有控股公司进入破产程序。此外，为有效补充 TLAC 缺口，美联储设 置了“祖父条款”，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发行的带有提前偿还条款或受 其他国家法律约束的高级债务工具也被认定为合格 LTD 工具。从美国 G-SIBs 达标实践来看，摩根大通率先于 2016 年 8 月发行首笔 25 亿美元五年期可赎回债券，花旗银行、美国银行等其他 G-SIBs 也跟随发行 类似可赎回优先级债券以在 2019 年 1 月 1 日前实现 TLAC 充足率达标，但 也有富国银行、纽约梅隆银行和道富银行 3 家 G-SIBs 未采取发行可赎回债 务工具方式进行 TLAC 补充。可赎回债务工具实际操作较为灵活，例如摩根 大通提前一年赎回了 2016 年 8 月发行的可赎回债券（债务存续期一年以下 的债券不符合 TLAC 合格债务工具要求），以减少一年的债券付息成本。美 国 G-SIBs 通过可赎回债券补充 TLAC 并提前赎回的操作得到了美国金融监 管机构默许。2.3、欧洲 TLAC 监管要求与 MREL 互为补充，G-SIBs 积极构造新的债务层级欧盟明确 MREL 与 TLAC 互为补充，对合格债务工具认定严于 FSB。欧盟 于 2019 年 6 月发布修订后的《资本要求条例》，在原有自有资金与合格债 务最低要求（MREL）的基础上新增了 FSB 关于 TLAC 的有关要求，明确 MREL 与 TLAC 互为补充。比较来看，MREL 实施范围更广，对 G-SIBs 要 求与 FSB 关于 TLAC 达标要求一致，但对于合格债务工具的认定标准严于 FSB（满足 MREL 标准的债务工具在自救中被转股或减记时，需要符合对债 权人的结果优于破产清算的原则）。MREL 目标为损失吸收部分(LAA) + 资 本重整部分(RCA) + 市场信心附加要求(MCC)，计算基于银行风险加权资产 (RWAs)。其中，预设的损失吸收额(LAA)，反映银行在困境处置时损失金额； 资本重整金额(RCA)，反映银行处置后重整时需要满足审慎要求的资本额； 市场信心附加要求(MCC)，是用以保证银行处置后仍能获得市场信心的资本 充足部分。用以满足 MREL 目标的工具将包括处置集团的合并自有资金和合 并合格负债。其中，合格负债将排除大部分的结构性票据、一年期内的保额 外非优先存款以及大部分在欧盟外国家法律下发行的债务。过渡期安排上， MREL 目标的过渡期将根据不同银行情况单独设置，但最多不能超过 4 年。 此外，MREL 引入次级要求以解决两方面风险，一是用于内部纾困的债务工 具与经营性负债和其他排除的负债同顺位；二是特殊情况下处置机构对排除 一些负债的自由裁量权。豁免条款方面，《总损失吸收能力条款》第 11 条规定在清算债权人等级中， 若危机情况下处置机构有权对优先债券进行处置，则允许部分优先债券计入 TLAC。欧盟 BRRD 赋予了处置机构最高权力，因此得以满足豁免条件。盟单一处置委员会允许G-SIBs在TLAC/MREL第一阶段使用上限2.5%豁免 （非 G-SIBs 银行为 2.2%）。此外，欧盟引入了用于处置阶段的高级非优先（non-preferred senior，NPS） 债务层，位于自有基金和非自有次级债务之上，但是在其他高级未担保债权 （senior unsecured claims）之下。NPS 原始期限必须在 1 年以上，不含有 内嵌衍生工具并且自身不是衍生品，同时符合合格 TLAC 工具的要求。从欧洲 G-SIBs 达标实践来看，高级债务次级化改造是创设 TLAC 工具的重 要方式，其中，德国通过两次修改银行法将部分存续高级债务划入新的 TLAC 债务层（Non-preferred Senior Obligations），并规定合格 TLAC 债务工具 发行前提是发行合约中明确规定其适用于损失吸收相关条款。德意志银行在 2018 年三季度末 TLAC 工具就高达 1170 亿欧元（在 2019 年达标时点前超 额完成），其中期限在一年以上的普通高级非优先票据和债券 540 亿欧元， 占比 TLAC 工具的 46%，使得在风险加权资产扩充方面更有主动权；法国通 过修改《货币与融资法》，加入 TLAC 债务工具的界定范围及风险处置与破 产清算过程中的债务优先级别，界定了新的优先级别债务层级（Senior Non-Preferred Debt），并通过新债券发行来扩大存量。法国巴黎银行、法 兴银行、东方汇理银行等 G-SIBs 均在 TLAC/MREL 合格债务工具条款中界 定债券的清偿顺序，并明确其适用于《货币与融资法》。2.4、日本除 G-SIBs外的部分 D-SIBs也需遵从 TLAC 监 管要求，G-SIBs 偏好发行美元高级无担保债券日本对 G-SIBs 的 TLAC 要求与 FSB 保持一致，并将部分 D-SIBs 纳入监管。日本金融服务局于 2019 年发布 TLAC 要求的最终实施方案，要求三家日本 G-SIBs（三菱日联、三井住友、瑞穗银行）需要于 2019 年 3 月末和 2022 年 3 月末起分别满足第一、二阶段相应要求，并未就债务工具占比提出明确 要求，但监管当局在占比低于 33%时会密切关注银行的整治计划。此外，部 分被认定为日本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D-SIBs）的国际活跃金融集团也需要 执行 TLAC 监管要求（目前只有野村控股，第一阶段达标日期为 2021 年 3 月 31 日），原则上如果国际活跃金融集团的一家或多家境外子机构进入处 置程序，可能导致损失传导至母行并影响日本金融体系稳定，则需满足日本 对于 TLAC 的相关监管要求。豁免条款方面，由于日本存款保险基金满足《总损失吸收能力条款》第 7 条 关于“可信的事先承诺”要求，日本金融服务局允许日本 G-SIBs 按照规定 的上限将存款保险基金纳入 TLAC。具体而言，当需要满足最低 TLAC 总额 16%*RWA 和 6%*LRE 时，允许银行将存款保险基金最多计入 TLAC 中 RWA*2.5%；当需要满足最低 TLAC 总额 18%*RWA 和 6.75%*LRE 时，允 许银行将存款保险基金最多计入 TLAC 中 RWA*3.5%。合格债务工具方面，日本金融厅规定了 TLAC 条款书来判别债务工具是否符 合 TLAC 的标准。但由于法定机制使得有关处置当局可以在处置时决定对债 务工具进行减记或转股，银行就不再需要通过合同来规定损失吸收的触发条 件，来使债务工具满足 TLAC 合格标准。从日本 G-SIBs 达标实践来看，截至日本 TLAC 达标时点（2019 年 3 月 31 日），3 家 G-SIBs 均选择由控股公司以美元形式发行高级无担保债券（属 于结构式后偿模式），累计发行 TLAC 工具 139 笔，金额合计等值人民币 6730 亿元，债券期限主要以 5 年和 10 年为主。既利用海外金融市场满足了 TLAC 补充需求，也为银行经营发展储备了外汇。日本 TLAC 债券很大一部 分销往欧美地区，资产管理公司在其 TLAC 合格债券的投资占比超 6 成。2.5、我国 TLAC 监管雏形与国际监管实践比较《办法（意见稿）》作为我国第二支柱实施方案的初稿，明确了总损失吸收 能力的监管指标和最低监管要求、TLAC 的构成和合格 TLAC 工具标准、明 确 TLAC 扣减规则及监管监察要求。根据文件要求，2022 年 1 月 1 日前被 认G-SIBs 的银行，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风险加权比率/杠杆比率分别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不低于 16%/6%，自 2028 年 1 月 1 日起不低于 18%/6.75%；2022 年 1 月 1 日后被认定为 G-SIBs 的银行，应该在被认定后 3 年内满足相关比率要求。同时，《办法（意见稿）》结合 FSB 监管框架及 我国实际，明确存款保险基金可以进行上限 2.5%/3.5%的豁免规则，对应达 标阶段分别为 2025 年和 2028 年，为我国 G-SIBs 达标创造了有利条件。《办法（意见稿）》整体监管要求与 FSB 的框架文件高度一致，但是我们 也注意到了相对特色的地方： 合理利用 FSB 豁免规则，为国内 G-SIBs 达标创造有利条件根据 FSB 相关豁免条例（Section7 和 Section11，豁免方式只能选择其一， 第一阶段不超过 RWA 的 2.5%，第二阶段不超过 3.5%），部分债务工具虽 不符合 TLAC 工具要求，但实际操作中也能吸收损失。各国监管实践中，日 本采取了存款保险机制（Section7“可靠的事先承诺”-行业事先注资在满足 最低 TLAC 要求为 16%/18%时，最多可计入 2.5%/3.5%）；欧洲采取了高 级豁免（Section11 在清算债权人等级中，与被排除负债同顺位的获准负债 在满足最低 TLAC 要求为 16%/18%时，最多可计入 2.5%/3.5%）。此次，人民银行借鉴了日本的做法，即存款保险基金可以进行上限 2.5%/3.5%豁 免。日本通过设置实缴保费作为抵扣额度，3 家 G-SIBs 均实现了上限豁免， 使得该条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国作为唯一拥有 G-SIBs 的新兴市场国 家，存款保险制度实施较晚且银行业实缴额度有限，目前能实际抵扣额度占 比仅 0.1%左右，作用相对较小，也有文献提出在借鉴日本经验基础上，采 用存款保险基金承诺缴费金额，而非实际缴纳金额作为抵扣项目，以实现“事 先承诺”抵扣作用的最大化。但非实缴的方式与 TLAC 损失吸收原则有一定 出入，实际可行性仍有待商榷。 未提及 TLAC 债务工具占比，或出于对实际情况的综合考量FSB 除最低总损失吸收和杠杆率要求外，还提出了符合标准的 TLAC 债务工 具占 TLAC 工具比例不低于 33%的监管期望。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合格债务工 具品种相对稀缺，其中，资本类债务工具主要有减记型二级资本债、可转债、 永续债，将来可能发展转股型二级资本债券等工具；非资本型债务工具目前 仍为空白。按第一达标阶段 16%的最低外部 TLAC 要求计算，则可转债、永 续债、减记型二级资本债等债务工具不低于风险加权资产（RWA）的 5.33%。初步测算四大行合格债务工具占 RWA 的比重仅为 2%左右（详见图 14），显著低于上述监管期望值。此次人民银行《办法（意见稿）》并未提 到上述监管期望相关内容，或是综合疫情影响、我们银行资本工具现状及负 债结构特征等因素后的权宜之计，但后续随着我国 G-SIBs 的国际化程度进 一步加深，大力推进发行债务型工具发行仍是大势所趋。3、四大行达标监管要求的 TLAC 缺口或超 2 万亿3.1、四大行持续被列入 G-SIBs 名单，附加资本有差别2011 年，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发布了《针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政策 措施》，首次发布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G-SIBs）名单。全球系统重要 性银行的评估方法由巴塞尔委员会制定，每年 11 月，FSB 发布依据上年数 据评估出 G-SIBs 名单。G-SIBs 评估体系包括 5方面 13 个指标，评分体 系包含跨境业务、规模、关联度、可替代性/金融基础设施和复杂性 5 个方面。我国银行中，中国银行在 2011 年 11 月全球首批 G-SIBs 名单中就被列入， 随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相继于 2013-2015 年被首次列入 G-SIBs 名单。据 2019 年 11 月 22 日发布的最新名单，四大行仍持续在列。其中， 中行、工行位列第二组（附加资本要求 1.5%），农行、建行位列第一组（附 加资本要求 1.0%）。3.2、四大行 TLAC 缺口测算与分析结合 2019 年 G-SIBs 分组情况、《通知》中我国 G-SIBs 逆周期资本缓冲暂 定为 0，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 2025 年初需达到的要 求分别为 20%、20%、19.5%和 19.5%，2028 年初需达到 22%、22%、21.5% 和 21.5%。《办法（意见稿）》第二十条明确规定，投保机构交纳的存款保 险基金可计入外部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 充足率最低要求为 16%时，抵扣 上限 2.5%；TLAC 充足率最低要求为 18%时，抵扣上限 3.5%），抵扣限值 与 FSB 对于可豁免部分的上限一致。假设按照最大豁免抵扣（通过存款保 险基金或其他合规方式），则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 2025 年初需达到的要求分别为 17.5%、17.5%、17%和 17%，2028 年初需达到 18.5%、18.5%、18%和 18%。四大行的 TLAC 充足率和TLAC 杠杆率在 2025年分别需要达到 16%和 6%， 2028 年分别需要达到 18%和 6.75%（如果触发阈值，则上述时间分别提前 三年）。截至 2020 H1，工行、中行、建行和农行资本充足率分别为 16.00%、 15.42%、16.62%和 16.42%。杠杆率水平 7.69%、7.44%、7.84%和 7.17%。 TLAC 充足率达标压力较大，目前我国尚未实施 TLAC 监管要求，也并 未单独创设仅适用 TLAC 规则的债务工具。四大行的 TLAC 充足率近似 于扣除资本缓冲后的资本充足率（不考虑二级资本扣减项等细微影响因 素）。截至 2020 年中报，工行、中行、建行和农行近似 TLAC 充足率 分别为 12.0%、11.42%、13.12%和 12.92%，据 2025 年达标 TLAC 最 低监管要求仍有差距（一般监管要求 16%，即使按照 2.5%上限实现最 大豁免，TLAC 充足率仍至少需达到 13.5%；《办法（意见稿）》仅明 确了由投保机构缴纳的存款保险基金可以进行豁免抵扣，但我国存款保 险基金目前 800-900 亿左右的规模，相较于四大行合计 67.5 万亿的 RWA，占比仅 0.1%左右，难以真正实现豁免功能）。我们以 2020 年中 报数据静态测算，四大行相较 2025 年达标要求的 TLAC 缺口较大，以 0%-2.5%的豁免比例，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四大行有 0.7 万亿至 2.4 万 亿的 TLAC 缺口。 TLAC 杠杆率目前已满足要求，截至 2020 年中报，工行、中行、建行和 农行财报口径杠杆率水平均在 7%以上，且 TLAC 口径下杠杆率通常高 于财报口径（分子相同，分母范围更宽），已满足 2025 年 6%的 TLAC 杠杆率要求。3.3、四大行达标 TLAC 面临的政策环境与自身困境综合四大行 TLAC 补充压力及债务工具占比显著偏低来看，四大行拓展 TLAC 工具（特别是非资本类债务工具）迫在眉睫。目前，四大行补充 TLAC 的机遇主要是友好的政策环境及全球低利率环境，但当前银行也面临利润增 速承压拖累内源资本补充、我国合格 TLAC 债务工具品种相对有限、表外资 管产品回表加大资本消耗等因素困境。3.3.1、TLAC 工具补充面临较好的政策和利率环境 监管多措并举推动我国商业银行补充资本在资本日益承压的背景下，各项监管政策加快扶持银行补充资本，特别是对 于 TLAC 工具的补充，如 2018 年 2 月，人民银行就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行资 本债券相关事宜发布公告，并将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列入资本补充债券范 围；2018 年 3 月，原银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支持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 的意见》，为银行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等资本工具创造有利条件；2019 年 1 月，人民银行创设央行票据互换工具（Central Bank Bills Swap, CBS） 增强资本债券流动性；2019 年 1 月，中国银行成功发行首单永续债，标志 着 TLAC 合格债务工具有效拓展；2019 年 12 月，银保监会印发《关于商业 银行资本工具创新的指导意见（修订）》的通知，调整了资本工具触发事件 名称，将强制减记（或转股）触发事件分为“持续经营触发事件”和“无法 生存触发事件”。重要事件及影响列举：1）2018 年 3 月，《关于进一步支持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的意见》（简称 《意见》），明确提出“总结商业银行发行优先股、减记型二级资本债券的 实践经验，推动修改有关法律法规，研究完善配套规则，为商业银行发行无 固定期限资本债券、转股型二级资本债券、含定期转股条款资本债券和总损 失吸收能力债务工具等资本工具创造有利条件”等内容；2）2019 年 1 月，商业银行永续债正式推出，标志着我国银行业债券型其他 一级资本工具正式发行，填补了其他一级资本债空白。截至 2020 年 9 月末， 四大行已完成永续债发行 4400 亿元，提升了巴塞尔 III 框架下资本充足率水 平，丰富了 TLAC 工具箱并同步补充 TLAC；3）2019 年 12 月，银保监会印发《关于商业银行资本工具创新的指导意见 （修订）》的通知，对资本工具中减记/转股条款的操作方式、资本工具损失 吸收顺序等重要事项进行明确；4）2020 年 9 月，《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总损失吸收能力管理办法（征求意 见稿）》明确依据达标要求对存款保险基金进行上限 2.5%/3.5%的豁免规则， 达标阶段分别为 2025 年和 2028 年，为我国 G-SIBs 达标创造了有利条件。 全球低利率环境有利于降低海外 TLAC 工具发行成本2020 年初以来，受疫情影响，全球主要地区相继采取了超常规货币宽松政 策，有助于降低 TLAC 工具发行成本。从日本和德国经验来看，通过海外市 场发行美元计价的 TLAC 工具，有助于扩大投资者范围、获取美元储备，尤 其是当前金融制裁潜在威胁下，美元流动性具有重要意义。3.3.2、银行资本消耗压力加大，资本补充面临困境 内源资本补充能力不足，资本工具使用面临约束目前我国大型银行资本补充渠道中，满足 TLAC 要求的资本补充工具基本仅 有股票增发、可转换债券、优先股、永续债和减记型二级资本债等选项，缺 乏转股型二级资本债品种，且尚未创设非资本类债务工具。具体而言，一级 资本主要靠内源补充增量有限，特别是近年来 ROE 回报率下降，降低了内 源性留存收益的资本补充能力；其他一级资本过去主要依靠优先股，2019 年以来受益于永续债发行补充力度加大，但厚度相对全球 G-SIBs 显著偏低。 此外，当前永续债发行也面临一定挑战，主要是供给端压力加大的背景下， 需求端承接能力不足，制约因素包括“资管新规”实施后，股性和债性认定 差异导致的不对称记账现象、监管政策调整可能扰动估值与流动性等；二级 资本补充相对简单但具有局限性，如期限长且流动性偏弱、“资管新规”后 银行理财认购难度增加。银行资产增速快于净利润，内源资本补充能力不足。四大行生息资产三年 （2016-2019 年）复合增率为 8.1%，同期净利润年复合增速仅为 4.3%。特 别是 2020 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四大行加大不良确认与拨备计提力度，净 利润同比增速位于-10%附近的历史低位；同时，在加大支持实体经济政策安 排下，信贷投放规模加速扩张，银行让利实体经济，进一步增大了资本消耗。 “资管新规”影响下，表外资产回表将加大资本消耗随着“资管新规”2021 年底过渡期大限将至，我们预判过渡期内表外资管 产品回表将是银行业重点任务之一，此举会增加表内广义信贷额度，并加大 资本的消耗；同时，表外非信贷类不良资产的消化处置，也将消耗表内拨备 资源，可能伴生计入二级资本的超额贷款损失准备下降，进一步降低资本充 足率水平。截至 2019 年 6 月末，银行表外非保本理财余额 23.4 万亿元，目 前非净值型产品仍有近六成，同时非标资产在资产配置端占比 15.6%，整改 压力仍然较大。 资本工具投资意愿趋弱，市场流动性相对不足由于债务型资本工具普遍具有期限长、流动性偏弱、收益率偏低等因素，以 商业银行自营和理财资金为主的投资者格局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变化。而我 国商业银行对资本工具投资积极性目前有所趋弱，一方面是银行表内资金由 于超额“双 10%”互持减记、信用衍生工具定价有效性不足等因素，投资意 愿不足；另一方面，以银行理财为代表的表外资管产品受“资管新规”影响， 面临期限错配和流动性管理压力，净值化管理也使得非市场化发行定价占主 导的资本工具投资需求不足。4、推动四大行 TLAC 监管要求达标的可选方式从国际经验看，资本虽然是 TLAC 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单依靠发行资本工具 来实现 TLAC 达标成本较高，因而各国基本都是从制度安排入手，通过实现 存量债券改造计入或 TLAC 减免来降低达标难度；从全球 G-SIBs 实践来看， 通过创新合格 TLAC 工具（尤其是非资本类债务工具），在有效控制成本的 情况下达成监管目标具有较大灵活性和可操作空间。4.1、监管层面：优化制度安排，推动 TLAC 工具发行完善债券市场建设，适时调整部分监管政策以有利于四大行达标 TLAC 要求： 进一步完善 TLAC 工具市场建设。一方面，研究完善配套规则，优化债 券发行审批、市场定机制，明确各类 TLAC 工具的发行规则，排除 TLAC 债务工具在偿付次序、减记或转股条款等方面可能存在的制度障碍（例 如二级资本债如果涉及转股会面临跨市场转托管和挂牌、债券持有人转 股可能面临触发《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等问题），后 续进一步推动金融债储架发行，针对 TLAC 要求的合格债务工具（具有 次级属性的非优先高级债券）等品种；另一方面，加大支持社保、保险、 证券基金等机构持有银行 TLAC 工具的政策力度，以有效分散持有人的 集中度风险、提升 TLAC 工具的流动性并降低发行成本。 适时调整部分监管政策以有利于四大行达标 TLAC 要求。我国 G-SIBs 作为国有控股银行，进入处置阶段概率极低，但是四大行却要为此付出 额外监管成本，可适时适度优化相关政策安排，有助于四大行在不增加 额外成本的情况下更接近达标要求。例如：在资本补充能力方面，加强 逆周期调节力度，在确保风险抵补能力前提下可择机调整拨备覆盖率要 求，适度降低拨备要求有助于更通过利润释放增加内源资本补充。在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方面，可参考巴塞尔协议Ⅲ相关条款，适当放宽风险加 权资产计量规则，降低我国较国际标准过严的住房贷款、股权投资等资 产的风险权重。4.2、银行层面：创新债务工具条款，推动轻型化发展对于银行自身来说，实现 TLAC 达标理论上有分母策略和分子策略两种策略， 分子端主要是在有效控制成本的基础上增大 TLAC 工具存续规模，分母端则 是尽可能减少风险加权资产（可通过结构调整，也可以通过总量控制）。 分子端，加大 TLAC 工具发行及改造力度近年来，我国银行业加大了资本补充力度，四大行整体资本充足水平稳中有 升。特别是 2019 年以来随着永续债的推出，其他一级资本补充方式得到了 有效拓展。资本虽然是 TLAC 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依靠发行资本工具实现 TLAC 达标成本较高。银行发行 TLAC 工具并不一定意味着要创设全新的金 融工具，只要在基本的条款设计和偿付顺序上符合 TLAC 监管要求即可。四大行可优先考虑对以下债务工具进行 TLAC 改造，一是从 TLAC 规则排除 的负债中寻求可以实质上吸收损失的部分进行改造，在最大限额内充抵 TLAC 最低要求，如银行发行的普通金融债、中长期商业票据和部分不合格 二级资本债具有期限长、无担保、非衍生性、非保存款等特性，如果明确减 记或转股条款，较为接近 TLAC 合格工具要求；二是可以进一步考虑对同业 存单品种进行改造，适度延长产品存续期限并附加相关条款约束；三是境外 发行的可赎回债券等品种，通过设置减记或转股条款、约定损失吸收顺序进 行改造，同时获取美元储备。当前我国四大行因为不具有非运营控股公司运 营模式，无法通过发行高级无担保债券的方式来满足后偿性要求；同时，负 债端仍以存款为主，自身经营过程中对债券融资需求相对有限。但是日本 G-SIBs 通过设计 TLAC 债务工具的发行市场、币种和期限结构，有效控制 了发行成本并为国际化经营筹集了美元资产，具有借鉴意义。 分母端，尽量降低风险加权资产低效扩张分母端策略中短期靠优化资产端配置，长期需借助发展模式转型。近年来， 国有行加快了综合化经营步伐并大力推动零售业务转型，但当前仍是相对重 资产模式，特别是 2020 年以来在疫情影响下，大行纷纷加大了信贷投放以 支持实体经济。中短期来看，依托利息收入获取主要收入来源的模式难以实质改变，可以通 过加大零售转型力度、实现资本集约化管理等方式优化资产配置，以结构优 化来降低风险加权资产。同时可考虑通过 ABS 方式将部分风险占用资产主 动出表的方式，降低风险加权资产来提升资本充足率。当前信贷资产出表前 的风险计提比例都在 50%~100%，发行 ABS 实现资产出表后，可以实现分 散经营风险、缓解资本约束和增加业务收入等多重功效。长期来看，四大行可通过加强综合化发展、增强金融市场业务占比、加大零 售转型力度等方式，转变以更为轻型化、差异化的发展模式，从根本上降低 TLAC 监管要求的约束并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从海外 G-SIBs 的 TLAC 达标实践来看，以投行、资产管理业务为主的银行达标压力相对较小，甚至不 存在 TLAC 缺口，如高盛集团、摩根士丹利、瑞银集团和瑞士信贷集团等。4.3、部分国内非 G-SIBs 未来可能面临 TLAC 达标要求目前除四大行被列入 G-SIBs，排名在 30-50 位的中资银行还有交通银行、 兴业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和招商银行。根据 FSB 的评级标准及赋分 原则，结合我国银行业整体增长速度高于全球银行业平均水平的现状，我们 初步判断未来交通银行、兴业银行等也有可能纳入 G-SIBs。长远看，在我 国 G-SIBs 达标 TLAC 监管要求并成熟运行后，也可能适度扩展至国内和区 域系统重要性银行，以提升各层次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损失吸收能力，维护整 体金融市场稳定。……（报告观点属于原作者，仅供参考。作者：光大银行，王一峰）如需完整报告请登录【未来智库】。

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银行业经历了一个从手工记账时代到金融科技时代的历程。科技成为银行业发展强大的动力。中国银行业的崛起过程实际上就是科技全面和深入赋能银行运营的过程。在银行业改革发展和转型升级的今天，更要依靠科技的作用，才能让自己屹立世界潮头。□实习记者于晗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银行业的发展，有赖于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体制经济活力，也得益于几十年来持续迭代的IT技术对银行业的支撑以及对业态的革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这一口号，深刻影响了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和科技事业发展的步伐。于金融业而言，它引导和贯穿了我国银行业崛起的技术历程。在上世纪70、80年代之前，金融科技的功用仅仅是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将手工处理的工作电子化。但如今，金融科技带来的扫码支付、快捷转账和智能理财已为大众所习以为常。银行间结算体系也经历了从手工记账电子化、网络化到如今银行上“云”的历史跨越。无论是赋能实体金融还是防范金融风险，金融科技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于银行业来说，新中国成立的70年，就是银行业翻天覆地变化的70年。走入计算机时代上世纪70年代之前，银行的柜台前，永远看到的是摞得高高的账本，银行工作人员基本用的是算盘和钢笔。不但异地取款无法实现，即使是汇款，按正常时间也需要15-20天左右。当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联行对账每年结清一次，一般延迟四五个月，最长的一次对清长达19个月。落后的银行结算体系严重制约了当时经济活动的效率。1957年，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成立核算工厂，这标志着我国银行业集中资金结算和联行支付的起步。彼时，中国人民银行作为我国中央银行，担负着货币发行以及组织和调节货币流通的职能，负责全国银行的手工联行和对账工作。1957年-1974年，我国银行业信息系统初步采用了银行自动化设备，最先引进的是操作复杂、处理速度慢、功能比较单一的电磁式计算机，当时，计算机在我国银行领域的应用主要是采用批处理方式进行后台业务的核对和监督。值得注意的是，1964年，IBM推出划时代的System/360大型计算机，宣告了大型(计算)机时代的来临。在计算机诞生的基础之上，银行的电子化才拉开了层层序幕。1970年，中国人民银行将核算工厂迁至四川省旺苍县，直到1975年才迁回北京。核算工厂迁回北京的一个显著背景是，1974年中国人民银行引入了60/61型电子计算机。60/61型电子计算机操作方便，灵活性较大，配置有操作系统和COBOL等高级程序设计语言编译系统，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开始用计算机从事中后台的联机业务处理和批处理，这是我国银行业初涉电子化。1975年，银行业迎来了部分地区电子化的试点。第四机械工业部与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了《关于下达大中城市银行核算网试点任务的通知》。试点工作的总体设计就是“三点两线”，三点是北京、西安、上海，在这三个点各布一套计算机，两线就是北京-上海、北京-西安两条线路。这个时期国产计算机扮演了重要角色。北京试点采用了江苏无线电厂生产的C-4样机来上会计核算系统。但国产计算机在当时还滞后很多，不仅占地面积大，而且没有配置高级编程语言，来自西北大学的应用软件开发人员用落后一代的机器码编程集中攻关，才最终完成了银行会计软件编制。最后样机在北京投入实验，但没过多久，还是因为产品过于落后而项目停摆。1979年，改革开放到来。邓小平同志向银行业发出了一个时代指示，“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改革的春风和国际形势的好转随即让中国银行业迎来了技术升级的春天。来自国外的先进计算机系统和技术，逐渐被大规模引进、吸收和推广。中央也越发认识到银行业的重要性，开始大力支持银行业应用计算机。银行IT电子系统发展历程拥抱电子化联网浪潮1979年-1984年，市场上相继出现了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银行内和银行间的资金流动日益频繁，但电子化迟迟难以广泛推行，技术设备滞后，大量的银行支付结算仍然走邮政的手工联行，这种落后的模式在改革开放的语境下，越来越成为制约经济活动高效开展和资金流通的桎梏，大量现金被冻结成“在途资金”。1980年，中国人民银行在国际援助的基础上启动了YBS(银行保险系统)项目。受益于技术和资本支持，YBS项目一部分引进了美国IBM360系统，解决了香港13家中资银行的电子化。另一部分是北京、上海、天津、西安、南京、广州等6个城市引进日立M-150中型机，在杭州、青岛、安康等城市引进日立L-320小型机，开发银行会计联机实时处理系统和联行对账系统。YBS项目的陆续上线，揭开了我国银行业应用电子计算机的序幕，使我国银行电子化开始正式起步。1982年10月，国务院成立电子计算机和大规模集成电路领导小组，1985年，银行电子化首次被列入国家重点发展项目。1987年-1988年，IBM定制化的一款用于银行的计算机SAFEII(第一版)在工商银行网点大量上线，随后一两年内，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的SAFE应用也相继上线。透过SAFEII，银行业整体才有了对支付系统的认识，各家银行都借助IT之力开始规模化扩张。1989年，人民银行启动了全国电子联行(EIS)项目。这一系统利用VSAT卫星通讯技术建立起人民银行专用的卫星通讯网，连结各分支行的基于PC机的小站，构建成了我国第一个全国大集中的处理系统。它的建成运行，使资金在途时间由原来的半个月缩短为3天。这是人民银行在支付系统现代化建设中的一次重要里程碑。但由于卫星网络仍不完善，EIS并没有带来实时便捷的现代化支付系统。在此前一年，人民银行在世界银行支持下开始了支付系统现代化的可行性研究。但在一开始，这个项目的规划既缺资金又缺技术，直到1992年，人民银行引入了世界银行的技术和资金援助之后，央行方才正式启动了后来为外界熟知的CNAPS项目。CNAPS计划启动的目的就是为了代替旧的电子联行系统，但所有人显然都低估了开发的难度。CNAPS的研发前后历经将近十年，直到2002年10月8日，作为CNAPS的核心系统——大额支付系统(即中国的RTGS实时全额清算系统)率先在北京、武汉两地投产试运行。2003年底，CNAPS推广到所有省会城市和深圳，形成了32个城市处理中心和1064个电子联行小站融合运行的局面，资金在途时间缩短为几秒。从此，我国才正式步入了一个与世界接轨的现代化支付系统时代。CNAPS上线的同年，中国银联正式成立。CNAP使银联成功组建起我国的银行业跨行交易清算系统。通过银联，各银行可以顺利地实现了系统间的互联互通，商业银行的银行卡得以跨行、跨地区和跨境使用。回顾整个攻关历程，这是我国银行业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铸就的一个革命式技术突破。金融科技初展拳脚1994年4月，一条带宽64K的国际专线，宣告中国成为第77个全功能接入互联网的国家。次年，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公司瀛海威诞生了。这是一个新时代的标志，一个属于互联网的时代正式到来。如果说，上世纪80、90年代我国银行业实现了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更替，让我国银行正式步入电子化、联网化时代，那么互联网的到来则意味着银行贯穿前后端的业态升级正式拉开帷幕。艾瑞分析认为，自从1998年网上银行的雏形开始出现，就意味着金融行业中最普通的金融业务进入互联网时代，也意味着变革从此开始。在互联网时代，用户代表着市场、品牌和资源，无论用户源自何处，只有拥有这种独特的资源，才能够支撑业务，延伸到更广阔的市场。将时间拉回到1993年初，当时履新不久的时任招行副行长万建华，有一天饭后散步，在蛇口商业大街看到了一台当时还很罕见的ATM，却惊奇地发现ATM显示屏上蒙着厚重的灰尘，银行卡插卡口则挂着零星的蛛丝。万建华在《金融e时代》一书中描述了这样一段情节：“它独立一隅，基本上沦为一个尴尬的摆设。作为银行管理人员，我们在心里也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究竟会有多少人使用这个‘自动’的‘取钱机器’呢？”历史的发展经常超乎想象，今天的银行卡已经成为寻常百姓的标配，不仅如此，2013年底，建行推出了全国首家智慧银行，消费者可以通过远程银行VTM，在远程柜员的视频协助下自助办理开户、电子银行签约、充值缴费等各项业务。与此同时，“自助、智能、智慧”的体验，已经成为各行服务的标配，越来越多的自动化机具出现在各地的银行网点。然而这个故事只是互联网时代金融科技发展的一个缩影。英特尔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GordonMoore)在上世纪曾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表示“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约每隔18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这即是著名的摩尔定律。半个世纪以来，这一定律非常准确地预测了半导体行业的发展趋势，它成为计算机处理器制造和应用的准则，也被演绎为整个互联网信息时代的驱动力。高盛报告显示，2010年-2016年，第三方支付交易规模从1550亿美元增长到11.4万亿美元，增长超过74倍。此外，2013年到2016年的短短3年间，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带来的网络借贷规模从40亿美元增长到1560亿美元，网络借贷总资产暴增36倍。相对中国庞大的金融系统，其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例虽然不过0.8%，但这样的增速在世界金融史也是前所未有的。面向未来，全面竞跑金融科技其实，面对互联网时代的汹汹来势，银行业并非从一开始就显现积极拥抱的姿态。变化发生在2013年。这一年，iPhone5手机和4G通讯的到来就像一个催化剂，彻底引燃了移动互联网市场，用户增长的爆发让这一年得名“移动互联网元年”。同年，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强势崛起。一年间，支付宝实现了平台交易规模的8倍增长，这一数据震撼了银行业。银行不曾预料，互联网赛道的科技公司会率先攻入金融领域。从此，银行开始意识到，如果轻视了互联网、轻视了金融科技，那么银行将会成为自身的掘墓人。2013年至2015年，金融科技的浪潮在银行业开始汹涌。这一变化源于市场、源于科技变革的趋向，也源于国家顶层设计给予的支持和政策空间。据银保监会统计，2015年银行业科技投入达1135.73亿元。这一年正是银行发力建设金融科技子公司的开端。2015年12月，兴业银行和中国平安集团先后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兴业数金”和“金融壹账通”，紧随其后，招商银行和光大银行在2016年先后成立招商云创和光大科技两家金融科技子公司，截至目前，已经有10家银行拥有了自己的金融科技子公司。2016年8月8日，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明确了科技金融的性质和作用。同年4月，原银监会、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提出了《关于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创新力度开展科创企业投贷联动试点的指导意见》，允许银行成立子公司从事科技创新创业股权投资，为商业银行发展金融科技带来历史性机遇。此后，工商银行全资金融机构工银国际投资了智能风控公司第四范式、人脸识别公司依图科技，中国建设银行下属子公司建信信托、国开行旗下国开金融均入股了蚂蚁金服等行业领先的金融科技公司。两三年间，银行在金融科技产品与技术服务已结成不少成果。银行业涌现各种新产品与技术体系的创新，包括研发智能语音机器人，建立360度客户画像与场景化标签体系，人脸、声纹识别等技术应用于支付、VTM取款等。更重要的是，金融科技在银行上“云”、普惠金融、科技风控方面开始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兴业数金自成立以来就形成了两大业务主体：一是延续发展，做大做强金融云，为中小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金融行业云服务；二是打造开放银行平台，通过开放银行服务API，开展微创新，成为“银行端”和“场景端”的连接器。建设银行推出的“小微快贷”一站式金融平台，为小微企业提供“一分钟”融资、“一站式”服务、“一价式”收费的信贷体验。招商银行推出的“摩羯智投”则用大数据和AI能力强化金融风控能力，截至目前，招行纯线上贷款产品闪电贷不良率持续降低至0.23%。可以预见的是，随着金融科技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未来银行服务普惠领域将更加值得期待。2019年9月6日，人民银行发布了《金融科技(FinTech)发展规划(2019-2021年)》，提出到2021年，建立健全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四梁八柱”。进一步增强金融业科技应用能力，实现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协调发展，明显增强人民群众对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满意度，推动我国金融科技发展居于国际领先水平，实现金融科技应用先进可控、金融服务能力稳步增强、金融风控水平明显提高、金融监管效能持续提升、金融科技支撑不断完善、金融科技产业繁荣发展。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认为，在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金融科技和数字化转型是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始终需要拥抱的主题，也必将是引领未来的强大武器。来源: 中国保险报

高温合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现代工业装备领域的关键材料高温合金在军民工业领域运用广泛，是制造发动机以及燃气轮机热端部件的关键材料。国防建设的需求以及国家的大力支持持续推动着高温合金产业的发展，市场前景广阔。一、高温合金简介高温合金是指一般以铁、镍、钴为基，能在大约600℃以上的高温下抗氧化或腐蚀，并能在一定应力作用下长期工作的一类合金。铁基高温合金使用温度一般只能达到700℃左右，多应用于交通运输、石油化工、矿山冶金等领域；钴基高温合金受限于钴元素的开采和使用，尚无法实现大范围的推广应用；镍基高温合金在整个高温合金领域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可以在高于1000℃的恶劣环境中保持较好的力学性能，因而广泛地用来制造高性能的航空发动机和各种工业燃气轮机的最热端部件。在研发应用中，一般按制备工艺划分成铸造高温合金、变形高温合金和其他几类新型高温合金。其中变形高温合金应用最为广泛，大致占比达70%，铸造高温合金和新型高温合金分别为20%、10%。1、高温合金的分类应用从航空航天向其他工业领域扩展高温合金材料具备优良的耐高温、耐腐蚀、抗疲劳，最初因制造工艺复杂，量产困难，主要应用于航空航天领域。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产量的提升，逐渐被应用到电力、机械、工业、汽车等领域。据Roskill统计，全球每年消费高温合金材料约30万吨，其中约55%用于航空航天领域，其次是电力领域，占20%。高温合金应用领域高温合金应用领域在航空航天领域，高温合金是制造航空航天发动机热端部件的关键材料。在液体火箭发动机中，高温合金应用比例接近总重量的一半，逐渐呈现出复杂化、薄壁化、复合化、多位一体、无余量的趋势。在先进的航空发动机中，关键的热端承力部件均为高温合金，高温合金用量占发动机总重量的40%－60%以上，发动机的性能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温合金材料的性能水平。在民用工业领域，高温合金应用面不断扩大，特别是耐高温耐腐蚀合金在石油化工、玻璃和玻纤以及机械制造等行业的应用有明显的进展。以工业燃气轮机为例，其需求快速增长，除用于发电外，还用于舰船动力、天然气输送的加压站等。此外，纳米材料系列、生物医学材料系列、电子工程用靶材系列等高温合金产品也在不断发展，以满足相关高温的腐蚀环境要求。2、政策支持下我国高温合金快速发展我国高温合金研发起步较国外发达国家晚，在国防建设需要以及国家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高温合金已完成了从仿制、改进到创新的转变，合金的耐温性能从低到高，新型材料得以开发，生产工艺不断改进且产品质量不断提高，并建立和完善了我国的高温合金体系。最新出版的《中国高温合金手册》已包含201个合金牌号，可供航空、航天及其他工业部门选用。师昌绪院士将我国高温合金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6年至20世纪70年代初，是我国高温合金的创业和起始阶段，由苏联专家指导下炼出的第一炉高温合金GH3030拉开序幕。1960年后，国际形势要求我国必须独立自主的研制和生产主要歼击机发动机所需的各种高温合金材料，该阶段主要成果是仿制前苏联高温合金为主体的合金体系。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中到90年代中期，这是我国高温合金的提高阶段。材料研制全面引入欧美技术，参照国外的技术标准，在生产过程中建立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学习规范质量检测标准。这一阶段，研制成功了多种新型的高温合金，生产工艺技术和产品质量控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至今这段时间,这是我国高温合金发展的新阶段。该阶段，我国应用和开发出一批新工艺,研制和生产了一系列高性能、高档次的新合金。现在国内已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母合金生产厂、锻件热加工厂、精密铸件厂和研究机构。高温合金的升级对于航空航天及其他工业部分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航空航天领域，可以说一代材料一代新型发动机，材料是产业升级的基础。高温合金新材料及先进制备技术的研究，助力航空航天发动机向更高承温、更高性能、更低重量、更高可靠性、更低成本、更易维护等方向发展。为了促进高温合金行业的发展，近年来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高温合金相关产业政策二、供给不足，行业生态健康我国高温合金产业发展较快，但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仍存在差距，并且国内生产能力不足，高端品种尚未实现自主可控，供需缺口较大。高温合金新进入壁垒高，产能增长以现有厂商扩产为主，增速较为缓慢。业内竞争格局良好，主要厂商形成竞合关系。行业特性促使高温合金成为单价高、毛利高品种。1、国内供应存缺口，单价高、毛利高自1956年第一炉高温合金GH3030试炼成功，迄今为止，我国高温合金的研究、生产和应用已经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60年的时间里，我国高温合金从无到有，从仿制到自主创新，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但目前来看，我国高温合金仍存在供应缺口，且高端品种尚未实现自主可控。关于高温合金的产销量，市场没有统一计算口径。特钢协会数据显示2019年会员企业高温合金钢产量为8499吨。2018年我国高温合金材料年生产量约3.5万吨左右，消费量达5.9万吨。2018年我国高温合金产量约2.2万吨，市场需求量约3.7万吨。总体反映出高温合金市场存在40%左右的供给缺口。因高温合金产品具有很高技术含量，要求一定的技术储备和研发实力，进入壁垒相对较高。高端产品产能增长将主要依靠现有企业产能的扩张，但实际有效产量增长较小，市场缺口短期较难填补。2003-2019年重点优特钢企业高温合金钢产量（吨）同时，我国高温合金材料对进口的依赖度依旧较高。一是因技术相对落后，高端产品未完全国产化。在技术水平上，我国与美国、俄罗斯等国仍有着较大差距。比如在重型燃气轮机、深海石油等应用量大的产业，以及更高性能航空航天发动机等领域，相关高温合金材料产品还没有完全实现国产化，产品依赖进口。高温合金的特性及产业结构促使其价格及毛利始终保持较高水平。以抚顺特钢、钢研高纳、图南股份为例，近三年其高温合金产品均价在12-22万元/吨水平，毛利率保持在30%左右，具体因产品结构、产品附加值高低、下游属于军品或民品客户，原材料价格变动、成材率情况而不同。分公司高温合金销售均价（万元/吨）分公司高温合金毛利率水平（%）2、业内竞合关系为主，进入壁垒高高温合金行业生态健康，企业间主要为竞合关系。一方面因为行业总供给尚不能满足国内需求，企业均以努力实现技术创新、扩大产能、满足市场需求为目标共同发展。另一方面因为高温合金广泛应用于军工领域，自主可控要求下很多对供应商设置了双流水制度。高温合金进入壁垒高，体现在技术壁垒、销售渠道、资金实力等方面。且新进入者往往面临产品成材率低的问题，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探索，进行工艺改良，通过经验总结，提升产品成材率。高进入壁垒将使行业未来一段时间内竞争格局仍有望保持良好状态。高温合金材料具有很高的技术含量，特种冶炼、精密铸造等工序均需要技术沉淀，尤其是航空航天类应用产品对质量可靠性、性能稳定性、产品外观尺寸精确性等方面都有着非常苛刻的指标要求，加之后续工艺改良及成材率提升的行业发展要求，都需要长期经验积累，高温合金对企业技术储备、研发实力和人才培养要求很高。2019高温合金相关企业研发支出占比及研发人员占比（%）在销售渠道方面，一是行业存在准入壁垒，高温合金应用于军品相关生产活动必须通过严格审查并取得军工资质；在民用航空发动机、核电装备等领域，也存在相应的资质认证管理体系，生产厂家需要通过获得相关行业准入资质和认证，才能进入市场。二是市场先入优势明显，高温合金主要应用于各种极端恶劣环境下，故对下游客户而言，性能稳定性和质量可靠性是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高温合金产品通过下游客户系统认证所需时间周期可长达3-5年，因此用户在经过严格的试用程序而选定供应商后，一般不会再轻易更换，后入者打通销售渠道难度大幅增加。在资金方面，高温合金企业前期需投入大量资金购置先进生产设备，且产品研发周期较长，公司需持续投入支持新产品的迭代更新。3、未来三年有万吨产能增量因为高温合金领域新进入者壁垒较高，行业产能增量主要来源于现有企业扩产。近年来，随着下游需求的快速增长，高温合金供不应求，主流厂商纷纷扩建以满足发动机、石化等领域的新增需求，在国家政策导向下国产替代进程加速。但因生产工艺复杂，产品牌号众多，且存在下游认证周期长等问题，实际产量增速或小于产能增速。三、需求放量，市场增长可期我国高温合金需求增长迅速，供需缺口短期难以弥补。发动机领域，军用飞机数量增加，发动机维护以及发动机国产替代工作的推进，高温合金需求量增长明确。燃气轮机国产替代进程不断加速，在海军舰艇建设以及燃气轮机装配比例提升，天然气管网大规模建设以及燃气发电项目增长下相关领域高温合金需求前景巨大。汽车方面，国内汽车产量的提升以及国内涡轮增压车型占比持续提升，高温合金消费量将持续上涨。此外，在航天、核电、石化冶金等领域，高温合金需求也在不断增长，预计2020-2025年间，需求复合增速达7.5%。1、航空发动机需求增长明确在先进航空发动机中，高温合金用量占发动机总重量的40%－60%以上，主要用于燃烧室、导向器、涡轮叶片和涡轮盘四大热端部件，此外还用于机匣、环件、加力燃烧室和尾喷口等部件。发动机的性能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温合金材料的性能水平。高推重比、低油耗和高可靠性是航空发动机发展的主要目标，为了提高发动机的推力和效率，要求尽可能提高发动机的涡轮进口温度，数据显示，推重比为10的发动机涡轮进口温度已达1580-1650℃。燃烧室是发动机各部件中温度最高的区域，燃烧室内燃气温度可达1500-2000℃，作为燃烧室壁的高温合金材料需承受800-900℃的高温，局部甚至高达1100℃以上。除需承受高温外，燃烧室材料还应能承受周期性点火启动导致的急剧热疲劳应力和燃气的冲击力。用于制造燃烧室的主要材料有高温合金、不锈钢和结构钢，其中用量最大、最为关键的是变形高温合金。导向器也称为涡轮导向叶片，用来调整燃烧室出来的燃气流向，是涡轮发动机上承受温度最高、热冲击最大的零部件，材料工作温度最高可达1100℃以上，但涡轮导向叶片承受的应力比较低，一般低于70MPa。该零件往往由于受到较大热应力而引起扭曲，温度剧变产生热疲劳裂纹以及局部温度过高导致烧伤而报废，因此导向器材料大多采用精密铸造镍基高温合金。涡轮叶片是涡轮发动机中工作条件最恶劣也是最关键的部件，由于其处于温度最高、应力最复杂、环境最恶劣的部位而被列为第一关键件。涡轮叶片在承受高温的同时要承受很大的离心应力、振动应力、热应力等。其所承受温度低于相应导向叶片50-100℃，但在高速转动时，由于受到气动力和离心力的作用，叶身部分所受应力高达140MPa，叶根部分达280-560MPa，涡轮叶片材料大多也是精密铸造镍基高温合金。涡轮叶片其结构与材料的不断改进已成为航空发动机性能提升的关键因素之一。涡轮盘在四大热端部件中所占质量最大。涡轮盘是航空发动机上的重要转动部件，工作温度不高，一般轮缘为550-750℃，轮心为300℃左右，因此盘件径向的热应力大，特别是盘件在正常高速转动时，由于盘件质量重达几十至几百千克，且带着叶片旋转，要承受极大的离心力作用，在启动与停车过程中又构成周期性的大应力低周疲劳。用作涡轮盘的高温合金为屈服强度很高、细晶粒的变形高温合金和粉末高温合金。在航空发动机领域，随着军机数量增加，发动机维护以及发动机国产替代工作的推进，高温合金需求量有望迎来较快增长。装备费占比持续提升，军机数量稳步上涨。2019年7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内容显示我国军费中装备费的占比持续提升，自2012年的36%提升至2017年的41%，军费增加用于加大武器装备建设投入，淘汰更新部分落后装备，升级改造部分老旧装备，研发采购航空母舰、作战飞机、导弹、主战坦克等新式武器装备，稳步提高武器装备现代化水平。2017年装备费增速有所放缓，后期随着军改基本完成，装备采购明显加速，军品订单恢复正常状态。《World Air Forces 2021》数据显示，我国军机数量为3260架，占世界军机总量的6%，2011年来，军机数量复合增长率约为2.6%。装备费增速及在军费中占比情况（%）我国军用飞机数量及增速（架，%）《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谈到军队建设目标时，首次提出"确保二〇二七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这是对既往建军目标与时俱进的充实和具体化，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立足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全局，奋力推进强军事业的战略意志和坚定决心。随着军用飞机数量的增长，对应航空发动机应用高温合金也有望迎来较快增长。此外，考虑到发动机实验、备货需求以及高温端使用寿命有限，存量发动机因飞行训练带来更换和大修需求，预期2020-2025年间，军用航空发动机领域高温合金需求复合增速有望达到6.5%。在民用航空领域，市场空间巨大，但全球市场已发展较为成熟，生产公司主要包括CFM、RR、GE、P&W等欧美企业，竞争格局相对稳定。国内民用航空发动机起步较晚，随着CJ1000商用大涵道比航空发动机关键部件的不断攻克，作为C919的国产替代发动机，未来有望成为国内民用航发批量应用的起点，形成高温合金新的增长点。燃气轮机发展前景巨大燃气轮机作为动力装置具有体积小、效率高、污染低、功率范围广等优点，广泛用于工业发电、舰船、石油及天然气管路输送、供热、矿井通风等领域。工业燃气轮机按功率等级划分大体分为微型、轻型、中型、重型4个等级。燃气轮机的效率和可靠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热端部件的技术水平，高温合金主要用于涡轮叶片、燃烧室和涡轮轮盘三大核心部件。以重型燃气轮机为例，目前形成了以美国GE、德国西门子、日本三菱重工为主的三大巨头高度垄断的局面，主流机型涡轮进口温度均在1350℃以上，热端部件的材料几乎均选用高温合金。燃气轮机涡轮叶片长时间连续工作在高温、易腐蚀和复杂应力下，与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相比，对耐久性、抗腐蚀性要求更高。由于高度的合金化使得高温合金塑性降低难于锻压加工，同时，气冷技术需要的内腔形状复杂的叶片只有采用铸造技术才能做到，涡轮叶片材料由锻造合金向铸造合金发展。燃烧室是燃气轮机承受温度最高的部件，燃烧室材料应具有足够的高温机械强度、良好的抗热疲劳和抗氧化性、较高的高温高周疲劳强度及蠕变强度。从工艺看，燃烧室材料还需具有非常好的成形性能及焊接性能，焊后热处理开裂的倾向性要小。为了满足以上工况和工艺要求，燃烧室材料通常采用镍基高温合金。燃气轮机涡轮轮盘直径是航空发动机的3-6倍。涡轮轮盘轮缘长期工作在550-600℃，而轮盘中心工作温度则降至450℃以下。不同部位的温差造成了轮盘的径向热应力非常大，轮盘外缘榫齿在燃气轮机起停过程中会承受较高的低周疲劳载荷作用。故涡轮轮盘的材料在使用温度下应具有更高的抗拉强度和屈服强度，为此，除了合金钢和耐热钢，涡轮轮盘在选材上也应考虑选择具有良好综合性能的变形高温合金。在军用领域，海军舰艇建设以及燃气轮机装配比例的提升将带来高温合金的增量。美、英、苏、德、日等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建造的水面舰艇的主动力绝大部分采用全燃气轮机动力装置或柴油机-燃气轮机联合动力装置。40MW级燃气轮机用于万吨级驱逐舰、两栖攻击舰后续舰的综合电力推进系统原动机；20MW级燃气轮机用于万吨级驱逐舰及其后续舰、6000吨级驱逐舰、3000吨级护卫舰的机械推进主机或综合电力系统电站原动机；10MW级燃气轮机用于气垫登陆艇等特种和小型水面舰艇的综合电力系统电站原动机。我国燃气轮机技术相对落后。当前，我国国产舰船用燃气轮机已经完成国产化批产阶段，有望在我国未来大型护卫舰、大型驱逐舰和新型两栖登陆舰等水面舰艇上广泛引用。在民用领域，由于我国"西气东输"、"北气南下"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能源结构调整，以及分布式能源发展的需要，国内燃气轮机作为中大功率天然气管道增压中途中最广泛的驱动机，市场需求旺盛，随着国产替代进程的加速，高温合金需求有望迎来快速爆发。2017年国家发改委及国家能源局印发《中长期油气管网规划》提出到2020年全国油气管网规模达到16.9万公里，其中天然气管道10.4万公里；到2025年规模达到24万公里，其中天然气管道16.3万公里的发展目标，则未来5年复合增速达到9.4%。2015年底，全国天然气管网为6.4万公里，2018年底，干线管道总里程达7.6万公里，复合增速5.9%，慢于规划目标。2019年底，国家管网集团正式成立，从事油气干线管网及储气调峰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运营，预期随着我国天然气用量的快速攀升，天然气管网建设速度将稳步提升。我们假设未来五年我国天然气主干管网建设速度每年提高1.4%，在2025年实现天然气管道16.3万公里的发展目标。从新疆轮南气田到上海市区，全长4000km，沿线约40个增压站。假设平均每100公里需要1个增压站，每个增压站平均装备1台燃气轮机，燃气轮机单体重量25吨，其中高温合金用量占比40%，成材率30%，则对应2025年高温合金需求达7333吨，复合增速达25.7%。重型燃气轮机市场的增量来源于天然气供应的增长，燃气发电项目增长带动高温合金需求。燃气发电具有能源转换效率高、污染物排放少、启停迅速、运行灵活等特点。2019年9月，国家能源局印发《国家能源局关于将华能南通电厂燃气轮机发电项目等24个项目列入第一批燃气轮机创新发展示范项目的复函》，明确就22个燃气轮机型号和2个运维服务项目开展示范，示范项目聚焦长期制约我国燃气轮机产业发展的热部件等关键核心技术装备，预期随着各项技术的突破，我国重型燃气轮机国产化率有望稳步提高。据东方电气集团募集说明书，近几年，我国市场每年将新增15个大型天然气发电项目，相当于新增30台燃气轮机。三菱重工M701F燃气轮机主体重415吨，假设大型燃气轮机单机重量400吨，其中高温合金用量占比20%，则重型燃气轮机对应年高温合金用量约2400吨。汽车用高温合金持续上涨车用高温合金主要应用于汽车涡轮增压器。涡轮增压技术是提高发动机效率、降低油耗、减少废气排放的重要手段。增压涡轮是增压器的核心部件，其耐受温度和使用寿命决定了整个增压器的工作温度和稳定性。随着增压器的转速提高、体积减小，其使用温度逐渐升高，目前排气温度已达1000℃以上，世界各国普遍将增压涡轮材料由耐热钢升级为铸造镍基高温合金，国内广泛应用K213、K418、K419、K4002等牌号合金。随着国内汽车产量的提升以及国内涡轮增压车型占比持续提升，高温合金消费量将持续上涨。汽车产量方面，2020年，疫情的爆发加速了汽车产业产销量触底的过程。随着相关刺激政策的推出，行业消费情绪回暖，汽车产销量稳步提升。4月，在2019年相对低基数作用下，汽车单月产销量恢复正增长，并保持较快增速。1-11月，汽车累积产量2237.2万辆，同比小幅下降3%。从长期来看，我国汽车行业发展空间巨大，从千人拥有量数据来看，2019年我国汽车千人拥有量为173，在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20个主要国家千人汽车拥有量中排名第17位，数量远低于美国的837、澳大利亚的747、意大利的695等。涡轮增压车型渗透率方面，据盖世汽车研究院，随着近年市场规模的增长，中国乘用车涡轮增压器渗透率不断提高，2016年到达32%，预计2020年渗透率将达到48%。在节能减排的发展趋势下，未来渗透率有望继续提升。我们假设未来五年我国汽车产量年增速为2%，涡轮增压器渗透率每年提升1%。据图南股份招股说明书，每万辆汽车涡轮增压器高温合金用量约为3.5吨，则对应2025年高温合金需求量达5182吨，复合增速达4.0%。核电建设稳步推进在核电装备制造业中，高温合金材料主要应用于承担核反应工作的核岛内。核电装备中主要使用高温合金的部件包括燃料机组、控制棒驱动机构、压力容器、蒸发器以及堆内构件、燃料棒定位格架、高温气体炉热交换器等。核电核准稳步推进，有望带动核电电源建设投资增长，进而拉动高温合金消费。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2016-2018年我国核电核准进入停滞状态，直到2019年7月山东荣成、福建漳州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核准开工，标志着核电审批正式重启。2020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核准海南昌江核电二期工程和浙江三澳核电一期工程，并指出积极稳妥推进核电项目建设，是扩大有效投资、增强能源支撑、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举措。据图南股份招股说明书，一座100万千瓦的核电机组消耗500吨高温合金。2020年6月，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发布《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0）》提出，"十四五"及中长期，核电建设有望按照每年6-8台持续稳步推进，预计2020年底，我国在运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达5200万千瓦，在建核电机组装机容量1900万千瓦以上；到2025年，在运核电装机达到7000万千瓦，在建3000万千瓦。假设未来每年新增500万千瓦核电机组，则预计带来的年高温合金需求量为2500吨。高温合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大纲第一章总论1.1高温合金项目背景1.2可行性研究结论1.3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第二章项目背景与投资的必要性2.1高温合金项目提出的背景2.2投资的必要性第三章市场分析3.1项目产品所属行业分析3.2产品的竞争力分析3.3营销策略3.4市场分析结论第四章建设条件与厂址选择4.1建设场址地理位置4.2场址建设条件4.3主要原辅材料供应第五章工程技术方案5.1项目组成5.2生产技术方案5.3设备方案5.4工程方案第六章总图运输与公用辅助工程6.1总图运输6.2场内外运输6.3公用辅助工程第七章节能7.1用能标准和节能规范7.2能耗状况和能耗指标分析7.3节能措施7.4节水措施7.5节约土地第八章环境保护8.1环境保护执行标准8.2环境和生态现状8.3主要污染源及污染物8.4环境保护措施8.5环境监测与环保机构8.6公众参与8.7环境影响评价第九章劳动安全卫生及消防9.1劳动安全卫生9.2消防安全第十章组织机构与人力资源配置10.1组织机构10.2人力资源配置10.3项目管理第十一章项目管理及实施进度11.1项目建设管理11.2项目监理11.3项目建设工期及进度安排第十二章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12.1投资估算12.2资金筹措12.3投资使用计划12.4投资估算表第十三章工程招标方案13.1总则13.2项目采用的招标程序13.3招标内容13.4招标基本情况表第十四章财务评价14.1财务评价依据及范围14.2基础数据及参数选取14.3财务效益与费用估算14.4财务分析14.5不确定性分析14.6财务评价结论第十五章项目风险分析15.1风险因素的识别15.2风险评估15.3风险对策研究第十六章结论与建议16.1结论16.2建议附表：关联报告：高温合金项目申请报告高温合金项目建议书高温合金项目商业计划书高温合金项目资金申请报告高温合金项目节能评估报告高温合金行业市场研究报告高温合金项目PPP可行性研究报告高温合金项目PPP物有所值评价报告高温合金项目PPP财政承受能力论证报告高温合金项目资金筹措和融资平衡方案

中国经济网北京1月19日讯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昨日公布的中小板关注函《关于对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1】第26号）显示，2021年1月16日，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齐锂业”，002466.SZ）披露《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预案显示，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天齐集团或其指定全资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159.26亿元。1月18日，公司披露《关于终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公告》，称为避免任何由于继续推进本次事项可能导致构成实质上的短线交易风险，决定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深交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对此表示关注，请公司说明以下内容并对外披露： 1、请结合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筹划过程，说明公司筹划该事项时是否充分考虑了方案的合理性和合规性，公司在短时间内披露又终止该事项是否审慎，以及董事会成员在审议《预案》、中介机构在尽职调查过程中是否勤勉尽责。 2、根据《预案》，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公司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短期借款31.32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133.05亿元，长期借款130.26亿元，应付债券20.26亿元。请补充说明：（1）截至目前，公司是否存在已逾期债务，如有，请列明资金提供方、到期日、金额、能否展期等；（2）公司增强流动性以及偿还银行贷款的具体措施，是否存在银行贷款到期无法偿付的风险，如有，请进行风险提示。经中国经济网记者计算，前述公司有息负债合计为314.89亿元。 3、其他认为应予说明的事项。 深交所请天齐锂业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在2021年1月22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四川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同时，提醒公司：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本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诚实守信，规范运作，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经中国经济网记者查询发现，天齐锂业成立于1995年10月16日，注册资本14.77亿元，于2010年8月31日在深交所挂牌，截至2020年9月30日，成都天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第一大股东，持股4.88亿股，持股比例33.04%。 天齐锂业于2021年1月16日发布的《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显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成都天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或其全资子公司，全部采用现金方式认购。截至本预案出具日，天齐集团持有本公司股票4.44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05%。本次发行完成后，天齐集团预计将持有公司股票8.87亿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46.19%。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本次发行价格为35.94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不超过159.26亿元（159257328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公司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以优化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提高资产质量，降低财务风险，改善财务状况。 同日，公司发布的《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短期借款31.32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133.05亿元，长期借款130.26亿元，应付债券20.26亿元，最近三年及一期财务费用分别为0.55亿元、4.71亿元、20.28亿元和12.86亿元。财务费用的增加，主要系公司为完成收购SQM股权新增35亿美元借款导致利息支出增加所致。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可以有效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减少公司财务费用的支出，增强公司盈利能力。2017年末、2018年末、2019 年末、2020 年 9 月末，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40.39%、73.26%、80.88%、81.27%。整体来看，公司偿债压力较大，若公司长时间处于较高的借款、较高的负债率情况下，公司的偿债能力和经营安全性会受到影响。 天齐锂业于2021年1月18日发布的《关于终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公告》显示，鉴于控股股东前期为支持公司发展而实施了股份减持计划，为避免任何由于继续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可能导致构成实质上的短线交易的风险，从全面、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角度出发，公司经审慎分析并与中介机构反复沟通，决定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 公司三季报显示，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短期借款31.32亿元，2019年为31.91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133.05亿元，2019年为164.03亿元；流动负债合计185.30亿元，2019年为223.37亿元；长期借款130.26亿元，2019年为122.55亿元；应付债券20.26亿元，2019年为20.71亿元，非流动负债合计161.48亿元，2019年为153.51亿元；负债合计346.77亿元，2019年为376.87亿元。以下为原文： 关于对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中小板关注函【2021】第26号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16日，你公司披露《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以下简称“《预案》”），拟向控股股东天齐集团或其指定全资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159.26亿元。1月18日，你公司披露《关于终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公告》，称为避免任何由于继续推进本次事项可能导致构成实质上的短线交易风险，决定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说明以下内容并对外披露： 1、请结合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筹划过程，说明你公司筹划该事项时是否充分考虑了方案的合理性和合规性，你公司在短时间内披露又终止该事项是否审慎，以及董事会成员在审议《预案》、中介机构在尽职调查过程中是否勤勉尽责。 2、根据《预案》，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公司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截至2020年9月30日，公司短期借款31.32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133.05亿元，长期借款130.26亿元，应付债券20.26亿元。请补充说明：（1）截至目前，你公司是否存在已逾期债务，如有，请列明资金提供方、到期日、金额、能否展期等；（2）公司增强流动性以及偿还银行贷款的具体措施，是否存在银行贷款到期无法偿付的风险，如有，请进行风险提示。 3、其他认为应予说明的事项。 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在2021年1月22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同时抄送四川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同时，提醒你公司：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本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诚实守信，规范运作，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函告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2021年1月18日来源：中国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