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东亚研究博士

2018-01-23 07:21 | 浙江新闻客户端 | 记者 梁建伟“又来了一位，而且非常优秀，基本上能确定下来，这个人我们要定了。”前两天，杭州育海外国语学校的学术指导周凡之对记者说，一个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女孩通过了试讲，马上就将成为学校的一名美术老师。再早些时候，该校初中部刚招进两名英语老师，也都有国外名校背景。而周凡之本人，就是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的博士，是一位心理学专家。作为一所去年才开办的民办学校，杭州育海外国语学校的老师中，有海外求学经历的已经占到了约三分之一，其中有两个是剑桥大学的博士。“这些海归老师绝大多数毕业于名校，大部分是硕士学位，有些还是双硕士。”周凡之说，包括她自己在内，几乎是“毫不犹豫就选择当了老师”。寒窗苦读十数载，好不容易在海外名校拿到了博士、硕士学位，他们回国后为什么甘愿当一名普普通通的老师呢？温州小伙放弃剑桥在读博士回杭州当了一名小学英语老师小练是去年3月份到杭州育海外国语学校当初中英语老师的。这个来自温州的帅小伙，头上顶着两个惹眼的硕士学位：伦敦大学东亚研究专业硕士，剑桥大学历史专业硕士。实际上，在决定回国前，他甚至在剑桥读了一年的博士。为什么要回来当老师？因为没有申请到奖学金。“这个博士我以后还会回去读的，不过那得等积累了一些经济基础。”小练对记者说，“在英国，攻读文科博士耗时较长，起码要5到7年，如果是工科博士，相对会快一些。”这么长时间在英国读书，没有奖学金，没有收入来源，经济压力会非常大。其实，回国后，毕竟履历摆在那里，小练的就业机会挺多。“有所高校邀请我去教书，我考虑再三拒绝了。”小练说，除了大学老师工资相对较低，他还嫌评职称太麻烦。在大学任教，职称往往和收入、地位挂勾。“我对评职称一点兴趣都没有，但如果进了大学，就不可能绕过去。”小练选择当一名初中老师，主要是从兴趣出发，他喜欢这一行，想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做。这种兴趣，在大学时就开始了。在国内读本科时，他给一些孩子做家教，学生的英语成绩上升非常快，让他颇有成就感。到英国后，他又给老外教中文，算是从教经验丰富。在杭州当上老师后，学校交给小练一个任务，和一些同样有海外求学经历的老师一起，研发国际课程。“素质教育不等于不考试，但素质教育需要提供给学生更多动手操作、体验社会的课程，我对这方面很感兴趣。”小伙子说。她在英国拿了双硕士还考出了注册会计师证小王也是一位海归，2013年从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应用语言学硕士毕业，她还有一个该大学金融专业硕士学位。而且，在英国期间，她还考出了十分难考的皇家注册会计师证。有这么亮眼的简历，为什么最后还是选择当一名英语老师呢？小王毕业后，在英国留校工作了两年，专门负责给海外留学生审核材料、注册等。回国后，她又到一家知名培训机构教了两年英语。去年考出教师资格证，小王毫不犹豫到杭州育海应聘当了一名小学老师。其实，在培训机构教书收入并不低，每年有20多万元。“我对于教师这个职业，是从小的热爱。”小王说，她的外公就是当老师的。“从小我就觉得这个职业特别崇高，长大后当一名老师的想法就更清晰了。”自从当上“正规”的老师，收入虽然比以前少了些，但成就感、幸福感却强多了。“培训机构的学生流动性大，课程周期短，跟学生还没混熟，新面孔就来了。在学校当老师就不同啦，每天跟孩子们在一起，学生从一个单词都不会说，到后来能简单地对话，说一长串的句子，我就非常开心。”当光环不再耀眼海归们择业更趋理性在杭州育海外国语学校负责老师招聘的周凡之，自己就是一名海归。她在英国整整待了12年，从高中一直读到剑桥大学的博士，是一位心理学专家。“这些年，海外学成后选择回国的人越来越多。实际上，有些海归不一定比国内院校的毕业生优秀。”周凡之说，“海归派的光环不再那么耀眼了，他们回国后在择业时也变得越来越理性。”周凡之说，她所在的学校今年招聘老师，一共收到近千份简历，经过一轮筛选后，剩下的重点考察对象，有三分之一有海外求学背景。那么，海归派在向学校求职时，有没有什么优势呢？“主要是在英语方面，毕竟都在海外待过一段时间，口语的纯正度肯定比国内毕业的要好。”周凡之说，不过，学校选人的唯一标准，就是看求职者是否适合当老师。如果求职者履历再漂亮，不适合当老师，学校也不会要的。“前几天刚面试一位女老师，是国内大学毕业的，后来去英国一所小学当了一年的汉语老师，英语口语非常好。虽然没有国外大学学历，但我们当即决定要她。”【浙江新闻+】中国正迎最大规模“海归潮”据人民日报报道，近年来，中国政府支持创新创业力度空前，越来越多海外留学人员选择“海归”。10年前，中国每送出3个人出国留学，只能迎回1人；如今，出国与回国人数比例已从2006年的3.15∶1下降到2015年的1.28∶1，且呈现人才加速回流态势。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高学历、高层次人才回流占比明显提升，中国正在经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外人才回归潮。教育部最新数据显示，1978-2015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累计达404.21万人。其中，126.43万人处于学习研究阶段，221.86万人选择学成回国，学成回国学生占已完成学业学生群体的79.87%。根据《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6）》蓝皮书，2015年中国留学回国人数达40.91万，较2014年增加4.43万，增幅为12.14%。而2016年，共有43.25万留学人员回国，增幅明显。有报道说，“海归潮”的到来大大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首先亮明我的观点，选校范围要限定在排世界前200的大学。不是因为出了世界前200的大学就不好，而是因为国内很多企业招聘时对海归有毕业于世界前200大学的要求（更甚者有前100或前50的要求，但我了解到的以前200居多），就像国内要求毕业于985/211大学一样。我当然希望企业能改变这种刻板的标准，但是评价标准在于企业，对于他们来说，限制学校是节约招聘成本的有效方法。鉴于中国留学生读商科专业的人数众多，本文将结合世界排名和商科专业排名对英国大学进行分档。接下来要明确位列世界前200的英国大学有哪些。目前主流的世界大学排名有4种，分别是：QS 世界大学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THE世界大学排名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USNEWS世界大学排名这四个排名也能反映出英国人、美国人、中国人对世界大学的认识（注：QS和THE排名都是英国人办的，两者在2004年起每年都联合发表《THE-QS世界大学排名》，后来两者解散，自2010年开始推出各自的排名）。虽然每个排名标准不同，但放在一起看还能说明很多问题。这里选取各排名2014年发布的数据，从中挑选出4种世界大学排名中位于前200的英国大学，该名单可见：2014年4种世界大学排名中位于前200的英国大学名单。对于去英国读硕士来说，综合排名的影响要更大些，但是专业的排名同样要关注。我认为最好的专业排名是REF 英国大学专业学术排名（原RAE排名，2014年改名为REF），因为这个排名是英国官方机构做出的学术排名，直接和未来的政府拨款挂钩，每5到6年发布一次，最近一次2014年的REF评价了36个大类专业，共154所院校参与。REF排名并没有明确的1、2、3、4这样的顺序，而是列出了不同院校的院系规模、不同学术水平的百分比。一般来说FTECategory A staff submitted数值大的说明该校这个专业的规模大、老师多，资金相对充足，是该校的重点专业，而4*和3*比例高则说明该校在这个专业上的学术水平高。如果申请博士，REF排名是最好的参考标准。鉴于去英国读商科硕士的学生非常多，单独将商科排名拿出来研究，选取了3种商科排名：REF 英国大学专业学术排名金融时报世界商学院排名Eniversal英国商学院排名这里需要对REF中的商科排名项目作出说明：《关于REF中商科排名项目的说明》接下来就可以根据4种世界大学排名、REF专业排名、3种商科排名给出一份英国大学分档名单。这里要指出的是由于地理位置好、知名度高、申请难度大等原因，有些学校的商学院可以单独归档，且一般比本校高一档。第一档：G5超级精英大学 + 伦敦商学院包括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IC）、伦敦大学学院（UCL）、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伦敦商学院（LBS）。这六所是国际公认的著名学府，地理位置好，申请难度极大，其中LBS很多专业甚至不招应届毕业生。LSE在有的世界排名中跌出了前100甚至前200，这是因为它专业少影响了综合排名，但其所开设的社科、商科专业都有极高声誉。第一档院校中的商学院都是顶级的，值得一提的是UCL没有商学院，只有管理学等少数几个商科专业，但每年申请人数爆棚。第一档学校毕业回国找工作会有一定优势。第二档：4种世界排名均位于前100的大学 + 两个知名商学院包括爱丁堡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布里斯托大学、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CL）+ 华威商学院（WBS）、卡斯商学院（CASS）。这四所高校建校时间都较早，地理位置好，并且无论在哪个排名都没出世界前100甚至前50。至于商学院，WBS在业界的评价很好，申请难度大学费贵还不给配语言班；CASS商学院虽然隶属于综合排名不高的伦敦城市大学，但学校位于伦敦金融城中心，地理优势不用说，但很多专业也不招收应届生。四所大学中，曼大商学院（MBS）规模最大招生最多，而且会录取双非学生，每年收到的申请最多；爱大商学院规模小些，但每年的申请人数不比曼大少；布里斯托大学以工科见长，商学院专业少招生不多，实力也较弱些；KCL和UCL一样没有商学院，只有几个商科专业，同样是申请人数爆棚。这一档学校一般是国内985/211学生比较常见的去处。第三档：4种或3种世界排名均位于前200的大学 + 两个较知名商学院包括格拉斯哥大学、伯明翰大学、谢菲尔德大学、利兹大学、华威大学、南安普顿大学、诺丁汉大学、利物浦大学、杜伦大学、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卡迪夫大学 + 兰卡斯特大学管理学院、巴斯大学管理学院。这个档次的学校基本都位于英国主要城市，申请难度中等，是留学生选择的主力军学校。杜伦大学、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卡迪夫大学是3种世界排名在前200，且出了的那个排名只是200出头，随着每年排名的变化也会升回来的。据REF调查显示，兰卡斯特大学商学院是全英规模最大的，实力也很强；巴斯大学商学院认可度很高，尤其是会计与金融专业在英国名列前茅。第四档：2种或1种世界排名位于前200的大学 + 四个较好的商学院包括圣安德鲁斯大学、约克大学、萨塞克斯大学、兰卡斯特大学、纽卡斯尔大学、阿伯丁大学、埃克塞特大学、东安格利亚大学、巴斯大学、莱斯特大学、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 + 斯特拉思克莱德大学商学院、拉夫堡大学商学院、雷丁大学亨利商学院、阿斯顿大学商学院。这一档的学校同样是留学生选择的主力军，但在知名度、地理位置、学校历史上可能稍逊于第三档的学校。斯特拉思克莱德大学位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它的商学院规模较大，也是英国最早开设市场营销专业的学校之一；拉夫堡大学商学院同样规模不小，且学校地理位置不错，交通方便；雷丁和阿斯顿大学的商学院在商科排名中也较为靠前。选择第四档学校有一定的风险，但总体上回国还是比较被认可的。其他学校：包括不参加世界排名的学校与出了世界前200的学校英国有一些学校是不参加世界排名的，这里可以列举一些：克兰菲尔德大学、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伦敦大学高等研究院、阿什里奇商学院、苏富比艺术学院等等。这里有些介绍：不参加TIMES排名却非常牛的五所英国大学（注：里面提到的伦敦教育学院2014年已合并进UCL）。这几所中，值得一提的是克兰菲尔德大学和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克兰菲尔德大学成立于1969年，只招收研究生，学生少，课程严，要求高。航空、农业及环境、物流、商科在英国都有极高声誉，管理学院和华威商学院是一个档次的，都是欧洲顶级的商学院。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是是伦敦大学最古老的高等学院（1823年建校，早于UCL1826、KCL1829），伯贝克学院主要以研究生和博士的培养为主，规模不大，但与伦敦金融城及各行业界联系紧密。伯贝克学院更倾向有工作经验的学生，招收中国应届学生人数非常少，全校2013/2014年度中国学生总数约30人（包括本科、研究生和博士）。该学院在学术方面享有英国顶级水准，如果排名的话应该和第二档的学校不相上下。选择这些选校的一般都是处于专业考虑。比如在伦敦大学联盟中，皇家音乐学院负责音乐；伦敦大学金匠学院和考陶尔德艺术学院负责美术；圣乔治医学院、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皇家兽医学院是三所各有所长的医学院；海斯罗珀学院则是一所有400年历史的神学院；亚非学院（SOAS）的强项则是东亚研究。这些学校可能综合排名并不在世界前列，但是各有所长，非常适合对某个专业感兴趣的学生进行深造。如果不是去读专业性很强的大学，并且学校综合排名出了世界前200，还以回国工作为目的，我就不建议去读这些大学了。综合以上的分析，可以总结出一张英国大学选校分档表相信看到这里你一定清楚很多了。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去到自己心仪的学校~

石滨纯太郎（图一）去年（2018）是日本著名东方语言学者石滨纯太郎（1888-1968；）诞生一百三十周年，也是他去世五十周年。他的家乡大阪的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为此召开了“石滨纯太郎逝世五十周年纪念国际研讨会”（2018年10月26日至27日），同时还举办了反映他的学问和人脉的著作和墨迹展（2018年10月22日至11月17日）。同为大阪出身的高田时雄教授刊行了由他选编的石滨遗文集《东洋学续话》图一（“映日丛书”第四种，临川书店，2018年10月30日初版），作为石滨代表作之一《东洋学之话》（创元社，昭和十八年4月30日初版）的续编。石滨纯太郎通晓梵、藏、蒙、满、突厥、于阗等古代东方语言，以及英、俄、德、法等现代西方语言，在西域出土古代东方语言文献的解读上做出过开创性的贡献，尤其是与罗福成（1884-1960）、罗福苌（1896-1921）、聂历山（Nikolai Aleksandrovich Nevsky，1892-1937；亦作聂斯克或聂利山）、王静如（1903-1990）等人一起并称为中日俄三国西夏学的建立者。作为大阪汉学塾泊园书院的学生，以及大阪制药商人之子，石滨纯太郎不仅在汉学方面接受过旧式的严格训练，更是在思想上继承了江户时代以来当地町人学者尤其是富永仲基（1715-1746）那种重视自由批判精神的优秀传统。罗福成的儿子罗继祖（1913-2002）回忆自己在1940年代任教京都大学时，看到日本因战线拉长而导致国势岌岌可危，但是狩野直喜（1868-1947）、仓石武四郎（1897-1975）、吉川幸次郎（1904-1980）等前辈相知见到他时却从不提及时局一字，“惟石滨先生敢沥肝胆，私忧国力不支，后顾可虞，言次若戚戚不可终日者。使我深讶而苦无言相慰而深其鉴诚。以为所见东邦学人中能忧国是、披肝胆者殆无出先生右者”（《石滨纯太郎先生》，收进王庆祥选编的《罗继祖绝妙小品文》，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555页）。其实石滨这种对待战争的开放态度与大阪的町人一脉相承（石滨曾以“市井贾人”自称），仅以“忧国是”视之反而显得简单了。2010年12月10日的《南方周末》刊有台湾学者李弘祺先生写的《日本有个泊园书院》，文中提到：“泊园书院到了第五位传人，现代学术已经成了主流，因此他自己虽然仍然治中国旧学，却专治西夏语，可见已经受到现代学风的影响，后来更成为关西大学的教授，替关西大学成立了东洋文学科。他勉力继续维持泊园书院，但是已经时不我与，因此在他去世前，决心将泊园书院关掉，并将书院的藏书（超过两万册）捐给了关西大学。关西大学接受了捐书，也成立了泊园纪念会，并每一年举行讲座，持续不断，直到今年是第五十年。”不知为什么，李先生在文中没有点出这个泊园书院“第五位传人”的名字。其实他就是石滨纯太郎。石滨的姐姐嫁给了泊园书院的第四位传人藤泽黄坡（1876-1948），生下小说家藤泽桓夫。李庆先生在《日本汉学史（修订本）》第二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里把“桓夫”误写成“恒夫”（321页），“恒夫”倒是石滨长子的名字。石滨一生发表论著甚多，但保存在汉语中的却很少。除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号（1932年1月）也就是著名的《西夏文专号》中所收《西夏语译大藏经考》《佛说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下残本释文》和《西夏文八千颂般若经合璧考释》（均为与聂历山合撰，第一篇由周一良译汉）之外，据我所知，还有《西夏文〈地藏菩萨本愿经〉刻本断简——伯希和搜集之一》（与聂斯克共释，《学衡》第四十五期，1925年9月；与日本稍晚刊出的《西夏文〈地藏菩萨本愿经〉残纸》[《典籍之研究》第六期，1927年8月]以及《西夏文专号》所收《佛说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下残本释文》内容相同），《静安学社》（滨田麻矢译，收进陈平原、王枫编《追忆王国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382页；原文刊《艺文》杂志第十八卷第八期，1927年8月），致王静如书一通（原文应为汉语，《学文》杂志第一卷第一期，1930年11月，46页；参看我写的《〈王静如文集〉未收的一篇文章》，《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15年6月28日），《西夏学小记》（刘红军、刘克斌译，收在孙伯君编《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一）》，民族出版社，2005年，297-299页；原文刊《支那学》第一卷第四号，1920年12月），《西夏遗文杂录》（刘红军、孙伯君译，收在孙伯君编《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3-8页；原文刊于《亚细亚研究》第四号，1926年3月），《番汉合时掌中珠》（刘红军、孙伯君译，收在《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132-136页；原文刊于《史林》第十五卷第一号，1930年1月），《西夏学之一》（管彦波、侯丽杰译，收在《国外早期西夏学论集（二）》，260-263页；原文题“Si-hia-Tangutica I.”，刊于《关西大学文学论集》第二卷第一号，1952年8月），以及《西域文化研究》第二册（法藏馆，1959年3月初版）的前言（广西师范大学李明华指导，张家森撰硕士论文《〈西域文化研究〉翻译实践报告——以严复的“信、达、雅”翻译原则为指导》，2017年5月，68-72页）。高田教授所编《东洋学续话》收进了《静安学社》（81页），并附聂历山的《访王静安先生》（81-82页）作为参考。聂文也由滨田麻矢翻译成汉语，收入《追忆王国维》（363-364页）。文末提到“文责由昙隐负责”，“昙隐”正是石滨纯太郎的字号之一。图二、图三除以上十一种之外，我还在钱稻孙（1887-1966）主编的日文月刊《字纸篓》所附汉文小刊《学舌》1931年3月15日第二卷第二期发现过石滨论文《西域出土之西藏本》（《大谷学报》第十二卷第一号，1931年1月）的汉译（参看我写的《〈字纸篓〉中的〈学舌〉》，《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2016年10月16日）。这篇文章没有署译者名，从那种高度简括的译风来看，应为钱稻孙所译无疑（图二、图三）。石滨原文，后来收进《东洋学之话》（159-182页）。以前读石滨的好友石田幹之助（1891-1974；《东洋学之话》就是题赠给他的）回忆著名书商、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1880-1951）的文章《回忆田中氏的一些往事》，见里面提到“大阪的石滨大壶先生经常开玩笑说，如果上京的话一是去东洋文库拜读，二是到文求大学来听讲，这都是绝对不能少的”（《日中友好的先驱者——“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极东物产株式会社，1987年11月25日第一版，11页），就觉得这位“大壶”肯定是指大阪佬石滨，只是未再细查。后来自己买到初版的《东洋学之话》（日本汉学家今井清的旧藏），见版权页贴着盖有“大壶”印记的版权票，这才确定的确是石滨本人。老友周运前些年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读民国报纸的缩微胶片时，曾在《华北日报》的《边疆周刊》上面发现王静如佚文多种（从文中出现的“北平研究院”“恩师伯希和教授”等关键词判断，作者就是西夏学家王静如，并非同名之另一人），同时发现的还有王静如的学生贾敬颜（1924-1990）翻译的石滨纯太郎的名作《西夏语研究之话》，题《西夏语文研究之发展——石滨教授讲辞》，分上、中、下三篇连载于《华北日报》民国三十六年（1947）10月22日《边疆周刊》第1卷第21期（图四、图五），10月29日第1卷第22期，以及11月5日第一卷第二十三期。此时的王静如正在中法大学任教授兼文史系导师，而翻译石滨文章的贾敬颜当时正就读于中法文史系。据我所知，贾敬颜在他后来写的文章中从未提过这篇译作。图四、图五《西夏語研究之话》原本是石滨于昭和八年（1933）5月6日在京都帝国大学语言学谈话会上所作的演讲。此后，在同年（1933）10月11日的大谷大学圣典语学会，同月17日的大阪外国语学校的大阪东洋学会，以及昭和九年（1934）8月初旬高田派真宗本山专修寺的文化讲座上，他也讲过大体相同的内容，只是做了部分的修改和补充。讲稿最后正式刊布于昭和十年（1935）8月第五卷第三号的《德云》杂志，后收入《东洋学之话》（183-212页）。石滨在文中谈到，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购那批灵武出土的西夏文佛经刻本之前，这批东西曾被拿到大连的满铁图书馆求售，只是由于当时负责的人不懂西夏文，再加上书商索价太高而作罢。我曾见拍卖会上有一封陈寅恪致傅斯年信，里面提到“此数日与王静如君考西夏夏工作，盖我所有之材料而彼无之故也”（中国嘉德2015春季拍卖会“笔墨文章——近现代名人信札写本专场”，2015年5月18日，第2033号拍品，图六），其中我所有而彼无之的材料，当然就是与满铁图书馆失之交臂的这批珍贵的西夏文刻本。图六《边疆周刊》创始于1947年6月4日，由世界科学社边疆研究部（通讯处：灯市口椿树胡同二号）主办，每星期三出版一期，登在《华北日报》的第六版上，满三十期为一卷，每卷最后还有一版首期，前后共出三卷。第一卷从1947年6月4日第1期到当年12月24日第30期及12月31日首期，第二卷从1948年1月7日第1期到同年8月11日第30期及8月18日首期，第三卷从1948年8月25日第1期到同年11月24日第14期。第三卷刊布期间，北平解放，《华北日报》被接管（最后一期发行于1949年1月31日），《边疆周刊》也随之匆匆结束。《华北日报》现已全部上网，可以在“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http://www.modernhistory.org.cn/index.htm）检索浏览。周运发现的王静如文章有以下十五种，均为两卷本《王静如文集》未收之佚文：1947年第一卷：《蒙古与土满三语系之共同性》，6月11日第二期；《蒙古语动词之变化》，6月18日第三期；《今日外蒙之社会经济》，6月25日第四期（外蒙特辑）；《今日外蒙之牧畜与农业》，7月9日第六期；《蒙古语否定词及句法》，同上；《北疆的危机》，7月16日第八期；《归并苏联之唐努乌梁海》，8月13日第十一期；《蒙古文言与口语》（署名“静如”），9月3日第十四期；《蒙古语之支派》，9月10日第十五期；《蒙新北部几个土耳其族之氏族社会》，10月22日第二十一期；《再建议大学添边疆语言为必修科》，11月26日第26期；符翼书译伯希和《中国西北高原史论（一）》（La Haute asie）誌语，12月10日第28期；《论边疆研究之重要（与友人书代序）》，12月31日首期。1948年第二卷：《说西藏问题 回忆热振事件》，7月21日第27期；《论边疆政策》，8月18日首期。还有署名“王靖之”“靖之”和“景之”的文章，怀疑也是王静如（号净之）所作，由于没有过硬的证据，这里暂不列入。《边疆周刊》上的这些文章，对了解王静如在1947年和1948年的学术活动有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因为在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王静如的传记史料中，这个阶段基本属于空白。《边疆周刊》刊登的其他人如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柯智洛夫（Pyotr Kuzmich Kozlov,1863-1935，即科兹洛夫）、羽田亨（1882-1955）、松田寿男（1903-1983）、张星烺（1889-1951）、黄文弼（1893-1966）、金麓漴（即金启孮，1918-2004）等撰写或翻译的较具学术价值的文章也开列在下边——1947年第一卷：张星烺《唐西域碎叶城及西辽都城今地考（一）》，6月4日第一期；张星烺《唐西域碎叶城及西辽都城今地考（二）》，6月11日第二期；张星烺《唐西域碎叶城及西辽都城今地考（三）》，6月18日第三期；荣达俊《蒙古人之的九九数》，6月25日第四期（外蒙特辑）；张星烺《唐西域碎叶城及西辽都城今地考（四）》（连载完毕），7月2日第5期；费励《新疆重要地名释义》，同上；荣达俊《新疆省的地名与自然》，同上；景之《新疆维吾尔语之方言与土耳其语》，同上；段克兴《西藏的新旧纠纷》，7月23日第八期；黄文弼《乌仔别克的来源》，8月6日第十期；黄文弼《塔兰其族之来源》，同上；周维新《维吾尔语动词之变化（时性的变化）》，同上；黄文弼《北庭五城考》，9月10日第十五期；周智《西藏的文艺和美术》，11月5日第二十三期；段克兴、张景苏《西藏达赖班禅世系》，11月12日第二十四期；金麓漴《通古斯族之社会组织》，11月26日第二十五期；裴文中《甘肃史前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中法大学讲演）》，安志敏记，12月3日第二十七期；伯希和《中国西北高原史论（一）》，符翼书译，12月10日第二十八期；伯希和《中国西北高原史论（二）》，符翼书译，12月17日第二十九期；伯希和《中国西北高原史论（三）》，符翼书译，12月24日第三十期。1948年第二卷：金麓漴《北亚萨满教徒所崇信的各种“精灵”》，1月7日第一期；王靖之《北部蒙古族之社会组织（上）》，同上；伯希和《历代西北旅行纪略》，符翼书译，1月14日第二期；王靖之《北部蒙古族之社会组织（下）》，1月21日第三期；茂华《蒙古的喇嘛教（一）》，1月28日第四期；《蒙古人所写的历史》，贾敬颜译述，2月4日第五期；茂华《蒙古的喇嘛教（二）》，同上；伯希和《西北古代之基督教（景教）》，易舒节译，2月18日第六期；柯智洛夫《西夏古城喀喇科多发见记》，贾敬颜译，2月25日第七期；王靖之《外蒙风云四十年（上）》，3月3日第八期；王靖之《外蒙风云四十年（下）》，3月10日第九期；加萨克维琪《蒙古达里冈崖考查记（一）》，金麓漴译，3月17日第十期；加萨克维琪《蒙古达里冈崖考查记（二）》，金麓漴译，3月24日第十一期；加萨克维琪《蒙古达里冈崖考查记（三）》，金麓漴译，3月31日第十二期；伯希和《蒙古人的黄金时代（一）》（译自伯希和《中亚高原史论》），符翼书辑译，4月7日第十三期；萧雷南《大理圣源寺杨黼祠记山花碑文断句并求释义》，同上；伯希和《蒙古人的黄金时代（二）》，符翼书辑译，4月14日第十四期；易舍予《古代西北之犹太教及火祆教》，同上；伯希和《蒙古人的黄金时代（三）》，符翼书辑译，4月21日第十五期；马景援《外蒙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同上；伯希和《蒙古人的黄金时代（四）》，符翼书辑译，4月28日第十六期；达尔斯基《外蒙古的新文化（上）》，安嘉洛译，5月5日第十七期；伯希和《蒙古人的黄金时代（五）》，符翼书辑译，同上；达尔斯基《外蒙古的新文化（下）》，安嘉洛译，5月12日第十八期；伯希和《蒙古人的黄金时代（六）》，符翼书辑译，同上；靖之《新疆坎井（喀尔兹）之来源问题》，5月19日第十九期；金麓漴《论北亚萨满教徒之庶物崇拜（上）》，同上；伯希和《蒙古人的黄金时代（七）》，符翼书辑译，同上；金麓漴《论北亚萨满教徒之庶物崇拜（下）》，5月26日第二十期；伯希和《蒙古人的黄金时代（八）》，符翼书辑译，同上；羽田亨《兴胡名义考》，刘桂栋译，6月2日第二十一期；伯希和《蒙古人的黄金时代（九）》，符翼书辑译，同上；何仲华《说西夏史籍》，6月9日第二十二期；伯希和《蒙古人的黄金时代（十）》（连载完毕），符翼书辑译，同上；松田寿男《西突厥之由来（一）》，刘桂栋译，6月30日第二十四期；松田寿男《西突厥之由来（二）》，刘桂栋译，7月7日第二十五期；王靖之《新疆现时问题》，7月14日第二十六期；松田寿男《西突厥之由来（三）》，刘桂栋译，同上；班巴埃夫《额尔坤河访古记（上）》，安嘉礼译，7月21日第二十七期；义靖《章嘉呼图克图之世系》，8月4日第二十九期；班巴埃夫《额尔坤河访古记（下）》，安嘉礼译，同上。1948年第三卷（未完）：《西藏文学甘珠尔故事之一（上）》，雅斋译，8月25日第一期；奥布罗契夫《额济纳河旅行记（上）》，钱仲质译，9月8日第三期；《西藏文学甘珠尔故事之一（下）》，雅斋译，同上；《西藏之名称》，刘桂栋选译，同上；奥布罗契夫《额济纳河旅行记（下）》，钱仲质译，9月15日第四期；柯智洛夫《蒙古诺因乌拉考查记（上）》，安嘉乐译，9月22日第五期；《西藏文学甘珠尔故事之二》，雅斋译，同上；柯智洛夫《蒙古诺因乌拉考查记（下）》，安嘉乐译，9月29日第六期；石田幹之助《天宝十载丁籍所见的敦煌地方西域系住民》，继学译，同上；《喇嘛教圣地拉卜述略楞》，金麓漴译，10月6日第七期；景新《春夏旅行吐鲁番至阿克苏路程纪略》，10月13日第八期；《西藏之历法》，刘桂栋选译，同上；金麓漴《新疆的满族》，同上；景新《由于阗至婼羌之小路旅程》，10月20日第九期；景新《初冬由绥定至迪化旅程略记》，10月27日第十期；马崇义《伊斯兰传入宁夏考》，同上；《冬季横断大戈壁略记（由且末至库车）》，景新译述，11月10日第十二期；《初冬由承化到塔城旅行略记》，景新译述，11月17日第十三期；《初冬由奇台赴承化旅程略记》，景新译述，11月24日第十四期。贾敬颜译述的《蒙古人所写的历史》，也与石滨纯太郎有关。据贾所述，该文是根据劳佛（Berthold Laufer，1874-1934）《蒙古文献概要》（）及其俄译增订本，以及石滨《蒙古艺文杂录》（连载于《东亚研究》）略施增订编译而来。这篇文章自然无法与《字纸篓·学舌》和《华北日报·边疆周刊》完整译刊的两篇石滨文章相比，它们都是比较重要的学术史文献，湮没已久，后来也没再出现过新译。下面就将两译全部录出，供研究石滨纯太郎以及东方学史和西夏学史者参考。为了方便阅读，凡原文文字有明显错误，或标点有不合现在规范易滋误会之处，均直接改正，不再一一注出。Skizze der mongolischen Literatur西域出土之西藏本石滨纯太郎《大谷学报》十二之一近今藏学大盛，佛学家尤无不讲。但观文籍之多，已足为一“藏学书录”（Bibliotheca Tibetica）。言藏事者，初但有探险家传教士之纪行纪闻；自槎马（Csoma）氏力阐其学，始觉西藏不啻“佛国”。由是佛学家咸注力于《甘殊尔》《丹殊尔》，进及中国、蒙古、Ladakh所见资料。又逢中亚探访之盛，藏学亦被其影响。顾所谓中亚，初不及俄属，第新疆、蒙古、甘、陕西域而已。西域探访之成绩，石田杜村（幹之助）氏尝括为一表（见《思想》六八号）。其与藏学有关者：英之斯坦因（三次），法之伯希和，德之吐蕃探访队（Preussische Turfan-Expeditionen,四次），俄之柯兹洛夫，阿登堡（Oldenburg）,日本西本愿寺（大谷）队。诸家均未深入藏土，然汉藏自古交通，新疆甘肃尤为文明之交会，故所获转胜入藏。入藏固亦有人，今且不论。论得品之多，端推英法，令人瞠目；惜犹罕公于世。各国于所得品，虽有编号目录，未易窥见全豹；藏文者尤迟迟。大抵亦英独多，法次之，德又次，俄日少。中日亦有敦煌本流散，未详也。英得西藏本，皆藏印度部（India Office），法则国立图书馆（Bibliothèque Nationale），德则民俗学博物馆（Museum für Vlkerkunde）。西域出土藏本，亦如同出之他本：唐为主，下迄元。自来藏本，元最古，今乃见元以上者。大都写本；亦有版刻，第真言陀罗尼类小品耳。资料既富若是，而研究殊缓。余尝一再得通观敦煌本，每叹藏本尤莫能读。今从事于斯者：英有Barnett氏，Thomas氏，Ridding女史；比有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氏；法有伯希和氏，Bacot氏，Hackin氏；德之Francke氏，则已作古。研究之所以迟迟，藏文缀字有brda.nin与brda.gsar之别；古今体异，新旧译殊。曩知者新译，今出皆古体；文所含，复多歧。三四年来，渐见论文，欣喜取读，弥苦太难；兹但略述所知大概而已。其文有正楷易识者，有行草难读者；大致仍不多殊后世。西域所出唯于阗字最与藏字合，因有人翻撼藏字输从天竺之旧案。劳弗尔讥为病中土耳其斯坦热（《东洋学报》八卷，大谷胜真介绍其说），Vidyabhushana亦未以为然。察其议论所由起：i母有左右相反两写法；缀字则唇音每转颚音，写梵字音而亦然，知不仅古体之异；又向以古体必添da.drag而今体省者，亦未尽然；有气音与无气音，或交互并见；语首轻音者或变语根亦为清音；语首有今之所无，亦有今存而古省者；连文常自左而右，而有单字上下相叠者；字间或不仅一点而二点者。由此诸端，推藏字起源，可更上溯百年。然而劳弗尔诸人辩而斥之；要未可遽据写本轻断也。藏字之本，所写不必藏文。Thomas见有未知之语二种，疑其一为Nam语（原文见JRAS′26）；Francke亦举一种（原文见SPAW′27）。写梵音者，有真言或陀罗尼。写汉音者，有《金刚经》《阿弥陀经》。其《阿弥陀经》有跋，记同写诸经中，见《八阳经》《观音经》《多心经》《大佛□□》《陀罗尼集》诸名。又有题《大乘中宗见解》者，以别有一汉字本，用藏字旁注汉音，遂得解读；宫本正尊与Thomas联名刊出之（宫本氏有专文见《宗教研究》，《大公报·文学副刊》曾为介绍）。尚有《千字文》之类，或藏字注音，或汉藏对译。注音者，马斯伯乐与羽田（亨）氏正研究；对译者，伯希和已利用之；财津爱象氏，方据此类材料考求支那音韵史。更有未刊之藏字写突厥文之本在德国，似八世纪物，凡九纸。法国亦有藏字突厥文之佛教论疏，德国又有藏文突厥文对译之本；皆极可宝贵。Francke尝专论书题汉字之旁注藏字，则罗氏所刊《文选》（《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唐永隆写本）末尾藏字mun.svan亦即《文选》二字无疑矣。关乎史地，Hackin刊有《十世纪之梵藏汇典》（Formulaire sanscrit-tibetain Xe siècle,1924）一书，前半似名汇，后半可称西藏史要。Thomas亦广览藏本，搜得（1）Ha za（2）Sa-cu（3）Nob（4）Khotan诸名，大为史地之考证；所引有一卷子，存二百五十四行，记藏事：当文昌公主之崩及金成公主出嫁至于逝世，其间七十六年，连载无间断；洵藏史中大典也。卷子在英，而法国有其更前之一段，Bacot方为考读。Thomas又考一卷子，所言乃一入竺支那僧之事。若能考得此僧之名，不亦盛欤！佛典自占多数，今闻见所及，已十余种；他尚多赞颂陀罗尼类。云有唐代之《甘殊尔》（伯希和文见BEFEOVIII），则又经典史上一大资料也。此外杂书甚多，研究似尚有待。闻中有占鸦声、占梦之文，关系民俗学，是非仅语言学所克通之矣。Thomas着手一藏本Ramayana之研究，此于Ramayana起源之说，大有可期。木简亦不少，Denison Ross研究之，尚未闻其结果也。西夏语文研究之发展——石滨教授讲辞（上）贾敬颜/译现在我将要叙述一下西夏文研究之发展。然而我个人还不能到了解的程度，故所谈的，仅仅是以我和我的朋友聂利山（N. Nevskij）君所研究的情形为中心，略加介绍而已。至于比较详细的研究史，可参照聂君的论文（一），今不赘述。兹先从西夏历史说起。西夏在宋元时，建国于中国西北部和宋辽金元诸国鼎立，俨然建国约二百年左右。最后见亡于成吉思汗。而成吉思汗也因再三出兵征讨，终于在战争中途中狩猎之际坠马受伤，遂在西夏亡后而殁（二）。因此遂造成了一个很有趣味的传说（三）。说是当初有人劝成吉思汗说：西夏王妃为一绝世美人，何不夺回纳之后宫。后来战争果然胜利一如其愿虏得王妃，而大汗竟为美人而死。这件事情虽系是一个传说，然而足以表现西夏国民的精神。西夏曾经受过宋、辽、金、元四国的册封，又眼看着辽亡金衰宋疲元兴，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所以学校文物制度却能确立，又创造文字翻译儒释二教的经典，以及藏文佛典等等文化事业，皆从各方源源而入。甚至还夹杂着当时在塞外比较文明的回纥族的文化成分。其疆域适跨有今之甘肃、陕西、宁夏、绥远四省，和中国内地、蒙古、西藏、新疆为邻，国都中兴府（《元朝秘史》作额哩合牙，《蒙古源流》作亦儿该），适当宁夏中心。前面说过西夏文化是混杂了各方面的原质而成的，到现在还不能有彻底研究的结果，所能知道的仅是中国和西藏输入的文明成分而已。因为经过了二百多年的独立国，虽然倾覆于蒙元时代，但其文化并不因此而丧尽。居庸关的石刻，莫高窟的碑文，迄今巍然在望。都是以西夏文和其他文字并记的，同时他们也刊行了所谓河西字（即西夏字）的大藏经（四）。喧扬于世的敦煌石室遗书中并没有西夏文的发现，于是有人说西夏兵革之际，其势力远达此地，遂将石室封闭。记得并不清楚好像遗书中确有过类似的西夏字是的，或是如前所说的那样情形也未可知。但是伯希和（P. Pelliot）先生在敦煌搜查的结果，竟在其他的洞窟中发现了西夏文的经卷。又千佛洞壁画上的题识也有用西夏文的（五）。所以说最低敦煌一地当为西夏文字流布的地方。德国新疆探险队不知在什么地方也得到了一点（六）。如此说来其流传更远了。由上所说的例子看来，西夏文化年代的久远以及在地理上的广被可想而知了。这些遗物除了少数带汉文的以外其余的都无法解释，而西夏的历史除见于中国正史或其他杂书中的零简记载外，其他则一无所知。西夏所遗留的碑文、古钱，从前皆说是蕃文蕃字，并不加注意。自从东西各国学者在中亚探险之后，遂将大批的西夏文材料运往各地，里面还发见了一个字典，于是“西夏学”也因而兴起。所谓中亚探险即是在东部土耳其斯坦（我国新疆省）作考古事业。这是世人皆知的没有申述的必要，只略述关于西夏遗物发现的经过。获得西夏遗物最丰富的是俄国，俄国科兹洛夫（P. K. Kozlov）大佐数度率领探险队到中国西北部，其在蒙古四川探险之际（七）（1907-9）曾访古至黑城（Kara-Khoto）。此地没有经过他国探险队发掘过，发掘时获得一类似寺院式的书库遗迹，里面充满了西夏文的写本和刊本。原来科氏是以地理学、动植物学的研究为主题的探险家，这时遂特别注意到考古学的研究，而科氏的探险队亦以“西夏学”为特色，其所得之西夏文献实在可说是丰富极了。作者近读东大盐谷博士（温）的欧洲旅行谈（八），知道羽田博士（亨）、石原学士等正在研究西夏语言中的史料，很有成就。我不知石原学士是谁，据说是很有成绩。虽然我们所知道的甚尠，而并不抱悲观。今捨此不论。以后科兹洛夫又在所谓蒙古西藏探险（1923-6）之际重来黑城，似乎所获甚微。英国斯坦因（A.Stein）博士也于第三次探险中（1923-6）驾临此地特作精密的调查（九）。收拾俄人所获之余，数量虽不能和俄国相比也相当可观了。又美国哈佛大学也远行到黑城，据华纳（L.Warner）说因余剩亦被人取尽（一〇），殆无所收获。又两三年前（西历一九三〇年左右）以西藏和蒙古为题为世人熟知的斯文赫定（Sven Hedin）及黄文弼等组织的西北科学考查团也尝一至黑城（一一）。当时的号召是在作人类发源地之探寻，但收获情形不明。德国的探险队在黑城得着几个样本（一二）。法国伯希和在敦煌多少有所发现（一三）。又日本大谷伯（光瑞）的西本愿寺考古队也有一部分（一四）。除以上所说各国所搜集的西夏文以外在中国内地也陆续地出现。多流归到收藏家的手里，更有经板的发现（一五）。日本除去大谷氏所搜集的一写本外则一无所有，四五年前（一九二九）有人持西夏文经典百余册向大连满铁图书馆求售，索价二万元，因为图书馆的人不认识又以价值过高而作罢议。其后这些经典就被宝藏在北平图书馆里，曾经开过展览会并且出刊论文集。我很后悔没有写一篇稿子送去来表示贺意（十六），前年（一九三一）我在龙谷大学服务的时候有人送来一册西夏文佛经，好像是秃氏先生曾读过一遍，说道石滨君说这个有价值，可是我没有看就被拿回去了。不久听说羽田先生买了十几册，我很高兴地“翘首以待之”，立刻便在北白川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看见在玻璃柜中陈列着。该所印的记念明信片所印的并不完全，我向羽田先生请求借来研究，先生说应从番汉合璧语汇入手，一向我有一种坏弊病是想很快的去着手所以还须要去打扰羽田先生。这些佛典是唐的《八十华严》合并为十一卷。于是在百忙中专心努力去研究（六）。以上是说西夏文史料之发现和所在地。现在再说研究的情形（十七）。最早之研究，应以法人曾在北京购得《法华经》数卷为其嚆矢。固然在前纵已知有石刻和钱币的研究，但尚在争论其文字是否是西夏文的问题，绝谈不到语言文字的研究。法人毛利瑟（G.Morisse）对《法华经》稍稍作了点语言学的功夫，谓与西藏文类似，说是研究的初步也无不可吧！但这只是件极小的事。一九〇八年伊凤阁（A. T. Ivanov）教授从科兹洛夫所得的西夏文搜集中发现了惊世的夏汉对译对音字典的《掌中珠》（一八），这一薄册子是蕃汉对译的蕃字注以汉字，汉音注以蕃音，实在是一个不可缺的工具书。教授并附以罗马字音和译文，以蒙古西藏等语言比较其文法，于是西夏语学的研究始踏入正途。美国劳佛（B. Laufer）博士立即根据伊凤阁的立说又与印度中国语系、西藏缅甸语系作比较的研究，写了一篇论文说西夏文与猡猡、麽些文字最相近，若连结起来可成为一个系统，遂提议定名为西猡麽语系。这个学说于大体上可说是正确的，但其立说皆以伊氏音译为基础，须要详细订正的地方实在极多，聂利山君业已介绍过可资参考。这时罗氏兄弟君美（福成）、君楚（福苌）二君从其父叔言先生滞留日本京都。他们以《掌中珠》的影片，毛利瑟氏的《法华经考》，以及羽田先生所藏的《法华经》第七卷影片作参考来研究居庸关刻石，凉州感应塔碑文等等，作了些简单的笔记文法（一九）。想是受了羽田先生的指导。罗氏弟兄大部是利用汉字的知识来研究，解释字形较优于语言，无论如何这些劳作也是后者研究的根基。同时欧洲汉学家本汉底（A.Bernhardi）夫人和查哈（Erwin von Zach）博士也曾试用汉字作了若干的解释，及至罗氏之书刊出后则都归无用了。西夏语文研究之发展——石滨教授讲辞（中）贾敬颜/译中亚探险所发见的遗文我始终是注意的，所以最初对西夏语也很关心，但以没有特别的材料，故不能作高深的研究。友人聂利山君屡屡以此相勉，说俄国搜集的西夏文其庞大世无伦比，而在研究上并没有什么成绩可言，请君务必着手研究，于是我才以所藏的文献暂作一种尝试。恰好这时候神田鬯盦先生（喜一郎）由中国归来以罗氏新刊的《八十华严经》的样本二三页相赠，我更向羽田先生索取《法华经》的影片，先生意在研究别的，无暇及此，慨然将全部影片的翻版送给我，因材料之增加遂使研究上得到前进。后聂君游北京会见伊凤阁教授，将他所有的材料写回来，我又得到伯希和所收集的照片，故能专心这门学问，每周都有研究成绩报告。聂君由北京带来的文书中有西夏韵书与附有藏音的残片，他遂专心于西夏音韵之研究著有《西夏文字抄览》一卷问世。这种研究实在是他的一大功劳呀！若说西夏文附以藏字发音似乎很容易。但是第一是对音时藏字为草书体的细字实在不易颁读。虽然有傅兰克（H. Francke，不是汉学家福兰阁，注意）、巴克（Bacot）等的字典（二〇），而不懂得发音，若乳读则就错误了。至于他的证据可观劳佛博士在《中亚奥部》（Innermost Asia）的译音便可明白了。聂君这西藏学专家都无法研究其译音的错误，只仅仅随意作些札记而已。当初我们知道英国得有夏藏对音文书的残片，于是便向劳佛先生索要照片迄今没有回信，而观其成绩真是击掌称快。又研究西夏文的汉字发音虽很困难，以北京译音则不能有什么成果，遂须要去参考那时及附近敦煌石室发现的藏文汉文佛经上的译音（二一）。研究的结果知道日本的汉吴音反较北京音便于参考，故传至日本的汉字音也是不能忽视的。所以对于附有音的文字也应当加以注意。其时服务于列宁格勒大学聂利山的几位朋友访大阪，和聂君谈到西夏文研究的情况并托他们代由俄国寄些材料，结果罗得克勒夫由研究院撮得照片寄来，并且允许我们两人研究发表。我们立即审查材料的内容，其概要业于静安学社的例会上发表过。并且研究预报亦已付印，不幸书店发生事故迄今没有出版。由这种调查知道佛经不是译自汉文而是由藏文重译的，从来由汉文直译的经典很少。于是我们的研究突然地生了一层清新的气象，使精神振作起来，聂君更买到些藏文经典，烦樱部文镜先生誊写翻译，托武内教授（义雄）要东北帝大《甘珠尔》的影片，又向榊博士（亮三郎）借到京都帝大晒蓝本。结果第一步把《八千颂般若》在中国发表了（二二）。未复着手最麻烦的是《五部经》，这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须要参照梵文、藏文以及从藏文译成蒙文的新旧两种译本，再加上汉文。好容易才把《佛说守护大千国土经》的四分之一译成日文，但其余就完全不懂了。再者那个时候并增补西夏对音字汇，聂君将稿子留在我处就回国去了。他在归国前这两年的努力真令人钦佩，除去西夏文的研究外还作其他的工作特别劳碌，曾经有一天他的太太来告诉我说当他研究西夏语文时就好像疯狂似的，简直没有办法，我听了这些话也闭口无言了。校对他的稿子将它出版那就是我的责任，而到现在还没有作成心里实在惭愧。聂君后来仍继续研究，并且时时发表研究报告和我们共同努力这门学问。以上只是说我们研究的情形，后来查哈博士因潜心研究别的学问因便告诉我说愿把从俄国得来的材料借给我。拿来《孔雀经》一页以求我的意见，今已交给广濑君了。俄国除了聂利山以外有得拉古诺夫（Dragunov）氏写过一二篇论文但我不曾见到。又罗君楚殁后君美先生还是孜孜不倦的试作种种的考释。前面所说的西夏文经典到北平（图书馆）后，周叔迦等也考释过一点，而中国中央研究院王静如先生遂应运而起。在文献缺乏的这种学问中，居然能够很快的编辑了庞大的《西夏文专号》（《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号）和《西夏研究》三辑（第一、二、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八等），一跃而成了西夏学之首位，给像我这样懒惰的人一个很大的刺激。现在再说迄今为止发现的文籍（二四），大部分是佛教经典。无论如何也是以大藏经的翻译为主，佛经也有译自汉文本的或藏文本的。现在已然知道由藏文译成的除《五护经》以外尚有《八千颂般若》及《般若偈》等，而在定州佛像腹中所出的佛经残卷由译文的体例看来也许是属于藏本系统（二五），又聂利山君告诉我这些不是由汉文来的大概是由藏本所译成的或许更有译自其他外国语的。但迄今无所发见那就不得而知了。其次在佛经之外还有《论语》《孟子》,两书都有注，注以外还有类似训诂式的解释，不知出于谁手，《论语注》好像是斡道冲的。更有《六韬》《孙子》《贞观政要》《类林》《十二国》等等。《贞观政要》显然是古本，《类林》不知是谁撰著的，《十二国》记载春秋时代的事情，稍微类似《宋史艺文志》所载的名目，想像是那些个的译本。又发现有字书或韵书，《番汉合时掌中珠》《杂字》《字集》都是用折摺式分类体的。《文海》和《文海类编》，则一一分解字的组织附有反切颇类《说文》。《同韵》和《文海宝韵》是讲发音的书颇类《广韵》。其他尚有少数的律令诗文集等杂书。不仅文籍就是钱、牌子、官印亦陆续地出现。西夏语文研究之发展——石滨教授讲辞（下）贾敬颜/译京都帝大东洋史研究室也买到二三个官印，牌子之珍奇者森本六尔君在巴黎居美博物馆（Musée Guimet）得伯希和先生的许可拿来的照片是怪兽环形，在里面有驯鹿的刻画（二六），斯基泰（Scythia）式的物件上书西夏文，而文字又不易解释，实在有点奇怪。传说西夏的文字是李元昊创作的，我想或始于李德明。书体和汉字相同有篆书、楷书、草书，也有印玺文但以弯弯曲曲更不易了解。字形的组织好像是模仿汉字，但是非常复杂。根据《文海类编》所说（二七）用汉字方法分类研究其偏旁复杂得非常奇怪。据其分从、全、头、偏、旁、减、幹、凡、脚九个原则的组织如不能解释，则无法解释了。大体上将所有的字省略都合乎这九个原则。《文海杂类》已有分析，除了由此着手外再没有别的好方法了。许多的文字如“佛教真言”所用的和固有的名词好像是另外作成的。西夏文字的发音和语言的音韵我并没有着手过，一者是因聂利山君最初已经研究，二是我手中没有一本关于音韵一类的书籍，三是材料不足，与其费力妄作就不如等待着聂君研究的成绩了。由于他研究《同音》字书，根据发声可以区别为九类音，即重唇音、轻唇音、舌头音、舌上音、牙音、齿头音、正齿音、喉音、风音。所谓风音我们不大熟悉，就是含有l、r、那种音，尾音和母音还不能够十分明白。至于声调因为有五声韵表恐怕就是平、上、去、入四声，而平声为两部。但是实际上好像是没有入声，说也奇怪因为文法过于简单，倒可以明白。罗君楚先生说与汉文不同极近似日本文法，这不过是理想中的话，当然不能算作学术的论断。与其说和日本文法相近还不如说和西藏文法相似比较妥当。音韵既然稍微明白后，便必需用比较语言学来考定它的文法。至于这点应当从西藏语译来的佛经作精密的研究，同时又需要参照劳佛先生所建议的西玀麽语系那篇论文来研究。到现在研究的状态还不能算是完全，能够知道的字仅二三千，能够发音的有六七百字，目下聂君在研究音韵。我也尽力量来参照佛典的对译，因为中央亚细亚新发现的许多语言皆以表音为主，所以研究的很进步。若拿来比较一下，西夏语文字的意义虽然明白而发音却非常困难，所以靠语言学的研究也迟迟不进。据劳佛说它是属于西玀麽语系，这西玀麽语又是非常难懂，故而更不易解决了。再者出版的困难也是进行上一大障碍，幸有羽田先生和石田君的协助才能顺利地去进行。实在可诚恳的告诉王静如先生，请他不必顾虑可将稿子寄来，在日本也欲继续作下去，誊写困难是很麻烦，幸有广濑君也参加研究这门学问正在努力进行中，我希望诸位先生们能给以督促或援助。羽田先生曾叫我去试作《八十华严经》，我实际虽然也很努力，但以俗务缠身，才作了两三日便害起眼病，所以也没有脱稿。后来又有种种杂事的期望，都是阻碍的原因。无论如何我希望抑制那些欲望，赶快努力的作下去。作完之后预定要整个聂利山君的稿子将发音字典出版。最后我可以说西夏学萌芽于罗氏兄弟侨居京都时，再兴于聂君在大阪，都蒙羽田先生的指教，可以说日本是此学的发祥地。最后还希望在诸位先生援助之下而不致成为一种绝嗣的学问。（右为一九三三年五月六日石滨纯太郎教授在京都帝大语言学座谈会上讲演辞，曾载于《德云》杂志[一九三五年八月]。译文经吾师王静如教授指正甚多[尤以名词及日文音译专名为甚]，谨此致谢。）附注（一）N.Nevskij: Aper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tangoutes Si-Hia.[en Russe.]Bulletin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l’URSS, Vll, série, Classe des Sciences Sociales, 1931, No.1. 中文译名聂斯克《西夏语研究小史》，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民国二十一年出版，较原文易读然缺注出处。补遗：又可参考A.Nevsky: A New Work on Tangootology.[in Russian.]Bibliography of the Orient,Nos.2-4（1933）。（二）据《元朝秘史》。可参照那珂（通世）博士著《成吉思汗实录》。（三）见《蒙古源流》。（四）这件事聂利山君与著者所作《西藏语译大藏经考》，载《龙谷大学论丛》第二八七号，汉译载于《西夏文专号》中。尚有王静如先生《西夏研究》第一辑《河西字藏经雕版考》。补遗：参照东京版《东方学报》常盤大定博士的论文，《支那佛教史学》第六卷第一号小川贯弌君的论文。（五）拙稿《敦煌石室遗书》写有一点，又见《西夏文字抄览》序。（六）详见拙稿《西夏遗文杂录》。（七）拙稿《西夏遗文杂录》有一点记载，比较详尽的论文有查哈博士的Orientalistische Literaturzeitung，《西夏文专号》所载罗福苌《俄人黑水访古所得记》。俄国所藏的西夏文殆得于此时。（八）见《斯文》，后有单行本题名《王道以东》，内容相同。（九）见《西夏文专号》向达《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十）见Langdon Warner:The Long Old Road in China, New York, 1926。（十一）参照《龙谷史坛》第九号载拙稿《西北科学考察团的文籍》。（十二）见注六。（十三）见注五。（十四）见《西域考古图谱》。（十五）《西夏文专号》载罗福成《各家藏西夏文书籍略记》。（十六）请参看《西夏文专号》。（十七）以下参见聂利山《西夏语研究小史》。此文将注省去。（十八）详见《番汉合时掌中珠》。罗振玉早年得其照片九枚，后将大部分抄写，但不足。所缺五页我曾发表于《史林》上，王静如转录成《西夏〈番汉合时掌中珠〉补》。（十九）此时经罗福成之手将《西夏国书略说》增订出版。（二十）傅兰克的论文见Epigraphia Indica，巴克的论文见于Journal asiatique。（二十一）参照《大谷学报》第十二卷一号拙稿《西域出土之西藏本》。（二十二）《西夏文专号》。（二三）第二三两辑为《金光明经》的对照研究，因著者过于急促，更以印刷的困难，附注多有错误，应当注意。（二四）以下参照《西夏文专号》所载诸家目录。（二五）见《西夏文专号》王静如译文。（二六）《考古学杂志》某期有一照片，拓片又见于《衡斋金石识小录》。（二七）载于《西夏文专号》，但为样本，我想顺序不是那样，也有错误。样本的相片附见聂君的论文，文载《狩野先生还历记念支那学论丛》。九原则的译文是由罗福成所译成。（二八）以后我所见的日本材料很少，后看见秋贞实造先生所存的马具上的刻字很奇怪，出口常顺所藏的一小断片，黑田源次博士所藏的《高僧传》首末四行的木板，这些东西都附记于此。补遗：我曾见守屋孝藏《华严经》的写本一卷，而《华严经》第四十一卷的刻本时有出现，我想许是影刻本。（二十九）载于《西夏文专号》，聂利山《西夏国书残经释文》。（附记：在文献的检索、下载和拍摄的过程中曾得到张治、宋希於、王东辉、肖彤等友人的帮助，谨此致谢。）

很多人都羡慕富豪，想过他们的生活，但是钱也不是凭空得来的。富豪也不是天生的富豪，普通人想要成为富豪，要付出很多努力，有很多人都是白手起家，就比如今天介绍的这位，名叫蔡崇信。蔡崇信从小非常聪明，考上了国外的名校耶鲁大学，攻读了多个方面的知识，后来还拿到了经济学和东亚研究学士学位、法国博士学位等等，毕业后他在美国的一家大企业工作。他的才能逐渐得到企业高层的欣赏，几年后坐上了副总裁的位置，后来还兼任了总法律顾问。当时他每月的工资达到了五十万元，年薪达到了六百万元，要知道那时还是20世纪90年代，就当时的物价水平来说，这已经是相当高的工资了。但是蔡崇信并没有满足于此，如果只是当个普通的上班族，也就没有后来的传奇人生了。当时马云创建了一个叫阿里巴巴的公司，那时团队还非常弱小。马云的工作室一共只有18人，虽然马云的团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但在投资人的眼里，仍然是一个“三无团队”，因为这支团队没有显赫的出身，以前也没有过成功地案例，而且它本身还没有特别的技术优势，总而言之，投资人从上面看不到价值。但是蔡崇信的加入就不同了，蔡崇信的加入改变了，马云团队三无团队的性质，给马云带去了很多隐性优势。可以说，蔡崇信与马云的结合，是一场双赢。阿里巴巴刚起步的时候，马云能给出的工资只有500，年薪也就6000，远远比不上蔡崇信在国外的收入，马云当初还开玩笑说，蔡崇信当时的身价，可以买下几十个阿里巴巴，但是蔡崇信看好的是这个团队的未来，并不在意眼前的工资，以他的能量，反而可以为阿里巴巴拉来很多投资，包括2000年孙正义的2000万美元的投资金额，就是蔡崇信的费尽心血拉来的，在阿里巴巴成长的过程中，蔡崇信的作用不容小觑。随着阿里巴巴的成长，蔡崇信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如今成为阿里巴巴的第二大股东，据外人猜测，他的身家已有800亿了。当初人们笑他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却没想到他是捡了西瓜丢了芝麻，蔡崇信的成功是不无道理的，他的先进的目光，超前的意识，注定了他与别不同，不会安于平凡的工作之中。

Cindy Qin是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本科毕业，耶鲁大学东亚研究硕士，东京大学信息学博士在读，全程DIY申请。来一起看看她的申请经历吧！专业的选择我一直相信人各有志，但殊途同归，能找到一件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就已经非常不易，因此我一直试图从自己热爱的事情上挖掘出更多的东西。一时图轻松保送去了上海外国语大学读英语文学的我，幸运地得到了专业里唯一一个公派去美国留学的名额，第一次体会到美国不同的教育风格并能够自由选择各种科目课程的我，才开始第一次思考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以及学校教育又能给我带来什么？那一年的交流经历使我坚定了去美国读书的想法。于是回国后的一年，我就开始了DIY申请。当时一边要备考GRE和TOEFL，一边要补上交流期间落下的专业课，又要每天去实习，还要自己从选校做起准备繁杂的申请手续。回想起来是一段辛苦但又充满了希望与激情的日子。在一点点打磨文书的过程中，我仿佛是对自己进行了一次解剖式的审视与对话。从小就爱打游戏看漫画的我，一直没少让父母担心，可是在回顾自己经历的时候，我又蓦然发现，正是这些看似不务正业的兴趣点塑造了一个鲜活的我，一个对digital culture与日本流行文化一直充满热情的我。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的申请非常顺利，申请的学校几乎全部拿到，最后决定去了耶鲁的东亚研究项目，并拿到了全额奖学金。专业的选择毕业后我曾在美国和迪拜做了一年文化交流项目实习，并在中国做过一年的田野研究、真正地与那些浸淫着流行文化长大的90后、00后们面对面地交流。同时我也把目光投向常被主流媒体忽略的二代农民工90后群体，了解他们的娱乐生活。现在的我在东京大学读信息学，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媒体文化。本周五Cindy Qin学姐会给大家做一期针对文科专业申请的专题讲座一路走来我几乎一直是凭着自己的兴趣去努力追求探索，走过弯路，也从挫折中有所感悟。如果有机会，希望能分享给处于十字路口的你。具体来说，由于我几乎是全程DIY的申请，因此对于申请的每个环节，从筛选学校导师、准备GT到时间与学业规划、撰写文书等都有自己比较独特的心得体会。另外在GT的准备方面，由于我曾经在新东方兼任GRE讲师，带过的学生约有300人左右，所以也可以提供更有针对性与专业性的建议。至于专业方面，由于我个人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中国和日本的流行文化与新媒体文化研究，采取的主要是人类学和媒体研究相关的研究方法，因此在这些领域应当可以给出更详细的申请建议。 讲座大纲一、文科申请：流程与时间表二、各申请材料重要性排序 & 准备侧重点三、常见问题讨论四、关于跨专业申请五、关于选校/选教授/选专业：如何比较想要获取大牛学姐的指导，可以在评论区留学咨询。

《椰壳碗外的人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回忆录》，[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徐德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240页，49.80元风靡全球的民族主义经典《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作者安德森教授是一位跨界与比较方法论的叙述分析大师。跨界乃安德森一生的热忱兴趣与深厚底蕴，甚至到了痴迷忘我的境界。比较是安德森一贯的鲜活话语策略与视角关怀，在同质与异质的文化、族群、宗教、国家、地区谱系交织的浩瀚历史时空之间，纵横穿越、信手拈来，却无哗众取宠之嫌。所以，对《椰壳碗外的人生》（如下简称《回忆录》）中文版书评，如果书评者从跨界与比较的关联开始，应该恰当不过。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跨界与比较视野”，既具有《回忆录》区域研究学科理论方法论的基本属性，更具有安德森学术人生的显著特性，同时具有书评者关联另两位同龄学者和另两部同类回忆录的分析关怀。鉴于《回忆录》不同于一般学术专题著作的专门属性，对安德森的个性、安德森回忆录和安德森的学术生涯等三位一体的特质焦聚，应该成为本篇书评的兴奋点与中心点。拜读全书，书评者掩卷沉思，脑海里浮现最深刻的一串相关主题词：首先是三位学者与三部回忆录，然后是三条脉络主线与一个最鲜明主题，最后是一点中文书名评论。本书评也将依次分为五个部分，沿循上述脉络框架与视角焦点展开，以请教方家。三位学者与长期位居代表霸权的“正统”、“主流”、“中心”和“传统”（如果不能称之为“保守”与“封闭”）的学科领域不同，二战后“边缘”的与“新兴”的东南亚区域研究异军突起，涌现了许多世界一流的、跨东南亚地区的、跨学科影响力的著名学者。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边缘” 与“新兴”远不止字面意义上的简单涵义，而是更多地带有理论方法论与经验张力的工具性颠覆策略和社会文化关怀。提起安德森的名字，作为东南亚学人，书评者首先想到的是另外两位著名学者。从更长时段的传承视角看，二战后第一代世界著名的东南亚研究学者，当之无愧地属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政治学家与社会活动家凯恩教授（George Kahin）、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人类学家格尔茨教授（Clifford Greetz）与耶鲁大学历史学系政治历史学家本达教授（Harry Benda）、英国伦敦大学历史学家霍尔教授（D.G.E. Hall），以及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社会学教授维特汉默（W.F. Wertheim）等等。东南亚学界第二代学者中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三位则当属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与政治学学教授斯考特（James Scott）、先后担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学教授的瑞德（Anthony Reid）和康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森（Ben Anderson）。应该不是巧合的是，跨界与比较历史视野都成为三位著名学者学术研究显著一致的深刻关怀。安德森、斯考特、瑞德三位学者都是一致地源于中心、身处中心，然而却深耕边缘、以边缘为经验、以边缘为手段、以边缘为关怀，检视、回应、反思甚至挑战中心的主要学术议题，借此揭示人类世界和历史进程的共同性、差异性和多样性。斯考特教授以研究东南亚农民日常反抗的“道义经济学”、 “弱者的武器”和东南亚高地地区无政府主义的历史人类学和政治人类学而驰名世界；瑞德运用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视角方法研究早近代东南亚的贸易时代而享誉学界；而安德森教授的《想象的共同体》风靡全球，成为研究民族主义起源的新经典。2015年，安德森辞世，斯考特和瑞德仍健在安好，依然保持着旺盛好奇的生活热情与智识冒险的生命激情。仅举例，斯考特始终文思如涌、笔耕不怠，据说总会热情地在家里与所有客人分享自家饲养的母鸡刚下的新鲜鸡蛋；瑞德退休后则于2018年出版了自己第一部关于早期爪哇王国的爱情、宗教与权力的历史小说《马打兰》（）。总之，三位学者一生都在追求测试自己潜能的智识边界，都在以自己的跨界风格向世人展现自己的学术潜能与文化遗产。很难说，他们的选择没有从彼此的经验中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启发。Madaram《想象的共同体》三部回忆录阅读安德森回忆录，作为治东南亚近现代史与华侨华人史的学人，书评者同时想到了另外两位著名学者的回忆录，即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和王赓武的《此处不是家》（Home is NOT here，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2018年）。何炳棣和王赓武是历史学家，王赓武和安德森是东南亚专家；何炳棣和安德森已然作古，王赓武依然活跃学界，而且睿智与热情始终不减当年。三位学者都是内心非常强大，也是内心非常丰富的先进先驱。当然，三位学者的个性差异非常大：何炳棣个性鲜明强势，爱憎分明；王赓武乃宽厚仁慈的谦谦君子，开明睿智、敏锐深刻，极具人格魅力；安德森享受着骨子里西方自由知识分子的“任性”和“理性”、“顽童”与“愤青”的快感。三位都是才华横溢、记忆力超群的著名学者，如果一定要彼此分别的话，那么，何炳棣是“真”, 王赓武是“善”，安德森则是“酷”。 三位学者都是以跨界与离散学人的共同体验，揭示各自独特跨文化、跨学科与跨时代的非凡学术人生。三位学者学术人生集聚了一系列显著悖论：何炳棣的博士论文研究英国西洋外交史，毕业后却转行，成为一名具有跨学科深刻关怀的芝加哥大学中国历史与文明讲座教授，并于七十年代初当选为美国亚洲学会历史上首位亚裔会长。王赓武的博士论文治中国五代十国古代史，却最终成名于南洋华人史并立足于东南亚研究，同时长期充当西方汉学理解中国的重要桥梁。王赓武三十岁左右即被擢升为马来亚大学正教授、历史系主任，1968年赴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讲座教授兼远东与太平洋研究院院长（1968-1986），后从香港大学校长（1986-1996）职位退休，他又重返新加坡（1996），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以及其他多个重要学术机构担任领导职务，专业服务长达二十多年，一生可谓多姿多彩、璀璨荣耀。安德森更是悖论，虽然总是一波三折，却每每戏剧性地峰回路转。安德森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印尼爪哇日据时代的革命与政治，却于1972年被印尼当局驱逐出境，以至无法从事印尼研究，只好被迫转移，从头开始研究泰国和菲律宾，最终却成就了其民族主义经典著作《想象的共同体》。这本书起初由英国一个不知名的小商业出版社出版，不是惯常由世界著名大学出版社出版，而且出版后除欧洲外，在美国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涟漪，以至当时《美国政治评论》书评宣称，该书除了书名吸引眼球之外，其余内容甚至一文不值。直到出版十年后的九十年代初，伴随前苏联解体后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风起云涌，该书得到了欧洲学界以及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比较文学等跨学科学者热捧之后，才最终奠定了安德森在其安身立命的美国学界，特别是美国政治学学科殿堂中的泰斗地位。《读史阅世六十年》《此处不是家》三位学者在各自专业舞台上纵横捭阖，然而又各有千秋。作为五四时期中国出生长大的学子，虽身处美国，何炳棣的政治牵挂多是故乡与家族，国家与民族，积极奔走穿梭于中美两国与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之间。作为在印尼出生、马来西亚成长的海外华人，王赓武的学术依托无疑是坚定地立足和捍卫东南亚、特别是东南亚华人社会。然而，作为江苏籍“外省”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受英文教育的学子，王赓武好像并没有真正融入以闽粤省籍乡土文化和工商两极社会为结构性特征的南洋华人社会。王赓武一直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有密切的政治互动，然而他却始终理智、娴熟而坚定地把自己定位于学者与专业学术领袖的角色。作为中国出生、在中美度过童年、在英国名校接受教育的爱尔兰裔青年，安德森则始终具有热忱的现实政治关怀，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自己在各文明之间、各学科之间、各种精英、各种制度之间的独特地位，并以独特的方式与智识“狡诘”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践行自己的政治理念。三位都是离散学者，不仅具有离散的特别情节，而且都具有跨界的鲜明悖论，都是各自文化根基的、跨文化的代表性先驱，都是在东西文明与学术世界游刃有余的学术领袖。尤为可贵的是，虽然三位学者都对现实权力政治、民族国家政治与族群文化权力有各自的深刻理解和娴熟把握，却依然保持学人的务实本真和理性反思的可贵品质。三部回忆录各有侧重、各有自己的关怀面向。何炳棣回忆录以个人为中心，非常严谨，也非常较真，是历史回忆录，也是学术回忆录；它是百科全书式的，既是个人读史阅世的真实书写，更是划时代政治历史社会变迁的鲜活纪录。王赓武回忆录主要聚焦于1949年前十九年的人生，更多的是怀念父母、家国情怀、青少年成长，特别是特殊历史时期自己的家国情结与身份认同的形成，是家庭与个人回忆录，更是对父与母、乡与土、根与源、家和国、个人心迹与路径选择的历史交待。王赓武回忆录没有涉及学术，没有涉及政治（战后敏感的），当然更没有涉及人事（个人事业的）。如果有，也是抗战时期和内战时期的刻骨铭心；是历史，不是政治。如果有，也是老师、同学、同伴、乡邻的情谊友爱；是缅怀，不是人事。这应该不是疏忽，更不是偶然。鉴于其学界泰斗的地位与人格魅力，王赓武回忆录一经面世便在海外华人学界、海外汉学界和东南亚学界引起热烈反响。饶有意思的是，虽然回忆录通篇没有学术，然而王赓武叙述剑锋指向的一个最明显的专业主题关怀是移民、离散与身份认同。难怪，作为华人移民研究的大家，王赓武取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书名“此处不是家”，并且书封覆盖了一枚暗示宣布被驱逐的官方印章，令人浮想联翩。窃以为，它既强烈地表达了其父母长期寄居南洋、却一直想回家的身份认同，也暗示了王赓武父母和本人曾经回过家一段时间，却最终被迫再次选择回归南洋的心路历程。“此处不是家”，却令人魂牵梦绕、寻寻觅觅； “此处不是家”，是父母呢喃，还是王赓武自语？是被“逐放”，还是自我放逐，或另有所属？“此处”何指？当下之地，还是相对彼处而言？究竟家在何处？彼处吗？如是，彼处又是哪里？中国吗？显然不是。马来亚吗？澳洲吗？幼年的印尼，童年的怡保，青春的狮城？或求学的英伦，或事业人生的足迹，或子孙所处，或藏在个人内心角落归隐的精神家园？令人想象——王赓武既没有、也不会、更不能明说。安德森回忆录，则是满满的个人学术心路历程，特别是区域研究、田野调查、学科框架与方法论、比较政治与文化关怀的阐释、解读与探索。然而，三本回忆录都是三位杰出学者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确定路径选择的精心之作，分别代表了战争与革命转型时期美国华人、南洋华人和爱尔兰裔先驱学者的精彩跨界人生之路。安德森蜚声国际学界重要的学术成就是《想象的共同体》；他是美国东南亚开山大师凯恩教授的得意门生，成功地培养了大批世界杰出的东南亚研究学者，尤其是来自东南亚地区的本土学子。《回忆录》中，安德森特别重点地明确叙述了其智识渊源的重要核心：导师凯恩、弟弟佩里、挚友西格尔，以及康奈尔大学课堂上来自东南亚各地的优秀研究生等等。然而，安德森本人没有明确指出却非常重要的智识影响还应该包括如下几个主要方面：欧洲古典文明与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深刻影响；爱尔兰裔离散性与个人世界性履历的深刻烙印；专业理性原则与剑走偏锋分析批评、边缘社会同情关怀、顽皮任性好奇冒险的人格特质的结合。所有这些，应该成为真正理解安德森独特的学术思想、叙事风格与学术人生的关键所在。换言之，安德森是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但他既不极左、也不极右；安德森是传统与正统理论的颠覆者，但他不偏激、不个人意气，总是能够从西方古典文明与历史传统、从亚洲文明历史与社会文化传统中、从现实技术革命经济社会变迁与政治文化行为表现中，寻找大量而有力的证据，非常专业而令人信服地解构和重构、对比关联与叙述分析。安德森骨子里自始至终就是一位不安份的、冒险果断的、渴望“等风”和“追风”的有心人。他的一段充满东南亚文化元素与诗意情怀、优美激情而富有哲理的“我在等风”的个性独白，更是令人热泪盈眶：对真正具有生产力的学术生命而言，这样的冒险精神在我看来是至关重要的。在印度尼西亚，当有人问你要去哪里而你要么不想告诉他们要么尚未决定的时候，你回答说“lagi tjaji angin”, 意思是“我在等风”，好像你是一艘帆船，正在驶出港口冲向浩瀚的大海。学者们倘若对自己在一门学科、一个系或者一所大学中的地位感到舒服自在， 就会设法既不驶出港口，也不等风。但值得珍视的是等风的准备，以及当风朝向你的方向吹来的时候去追风的勇气。借用维克多特纳关于朝圣的隐喻，身体和心灵之旅都很重要。（204-205页）三条脉络主线读完安德森《回忆录》，最深刻的印象是书中呈现的三条脉络主线。这是一本专门面向日本学者、东南亚学者，甚或是全球青年学者的学术回忆录。安德森的用心之处在于，他以三条鲜明的脉络主线，相互串联、渗透、映衬、交织在一起，构成多彩传奇的学术人生。第一条主线，自然是安德森个人的人生的历程。除序与跋外，回忆录分三大部分，从童年青春成长到学术职业生涯，再到退休后的智识兴趣尝试，一目了然，简约不过。序，交待了缘起，又充作导论；跋，既是收尾，又呼应序的主题面向，同时携带着希望和呼吁。三个部分，青春篇一章是序曲与铺垫，也是后面章节的引子。职业学术生涯篇分四章，显然是主要内容和全书重点关怀。退休后部分一章，是承继青春时期兴趣的探索，也是退休后智识生涯的新探险。全书自始至终，都是以第一人称展开，主角是作者本人，亲身经历娓娓而谈。所以说是安德森本人的回忆录，可谓名副其实。第二条主线，主要焦聚于安德森学术职业生涯最重要课题关怀，如“区域研究”、“田野调查”、“比较视角”与“跨学科框架”。区域研究是田野调查、比较视角与跨学科三大要素的统领框架，却又彼此区分，各自独立成章，专门展开详细论述，都有自己相关的学科传统关联与学术理论方法论参照。区域研究，一直是安德森所在大学院系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他本人职业生涯面临的重大智识转型，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都需要面临的理论方法论课题，特别是青年学者和亚洲学者对此最为感兴趣。这是安德森用心最多的地方，也是《回忆录》的学术趣旨之所在。所以说《回忆录》是一本关于认真讨论学科方法论著作，应该没有夸张。第三条主线，是叙述安德森成名作《想象的共同体》的智识来源、过程、幕后轶事和脚本注释，而不是继续洋洋洒洒重复论述民族主义宏论。更重要的是，此条主线始终紧扣“区域研究”、“田野调查”、“比较视角”和“跨学科框架”等重大课题进行叙事分析阐释，反之亦然。而且，处理手法上, 这同样是最鲜明地揭示了安德森式叙述风格。这条主线虽然鲜明，但处理手法上却不是大张旗鼓，而是穿插在第二条主线中，忽明忽暗而不动声色，平实自然而不乏坦诚。简而言之，《回忆录》可以说是一部新颖活泼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论著作，甚至不像个人回忆录，因为安德森个人经验叙事主要用以阐述他自己对区域研究历史演进、学科理论磨合与田野比较框架等更大关怀的视角和策略。除童年少年的个人经历外，《回忆录》从头至尾几乎没有什么个人的琐碎生活与私人的情感历程，而是主要从智识形成与职业生涯的专业角度出发，贯穿着安德森是如何一步一步地成长为一位东南亚学者的，是如何在美国传统学科与自己所在的政治学系博弈、磨合、乃至最后被接纳、融会贯通的，又是如何超越东南亚学者成为一位享誉全球跨学科民族主义研究的明星大腕。当然，不是说，《回忆录》没有任何个人好恶取向，相反地，安德森自始至终都没有在《回忆录》中掩饰自己的鲜明价值观，包括学术的、政治意识心态的、个人友情的。一个最鲜明的主题掩卷沉思，跨界是构成安德森学术人生的一个最鲜明、最闪亮的主题，而且是以一连串戏剧性悖论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呈现的。跨界，不仅是安德森的人生成长历程，不仅是他学术职业生涯的显著特征，而且是他基于自己阅读兴趣、生活爱好与思想价值取向的清醒选择。何谓跨界，这里同样有着安德森独特风格的理解与实践，有他的个人体验与演绎。安德森最鲜明的跨界演绎具体表现包括文学、诗歌、艺术、音乐、语言、电影、历史、翻译，当然主要是政治。安德森最得意、最悖论的跨界结合应该是中心与边缘，正统与叛逆，西方与东方；总是从边缘到中心、从外围到内核、从东方到西方，从欧洲到美国，从田野社会政治与历史文化到学科理论，从现实政治意识形态关怀到严肃学术理论反思和撰写，无不充满着他自己个人智识冒险的探究刺激，以及每每逢凶化吉之后的自鸣得意与庆幸。《回忆录》虽然没有直白明了地声明，然而安德森对此并不掩饰，并用叙事方式彰显这一个性：即兴趣广泛而满怀激情、充满好奇心而专业敬业、富有冒险精神、激情诗意而理性与强烈同情心。在安德森回忆录里，“跨界”这一最重要主题框架，紧紧依托、呼应、兼容上述三条主线而展开。换言之，安德森把个人学术人生轨迹、区域研究学科主旨与《想象的共同体》脚本的来龙去脉，用一个最显著、最契合的主题词“跨界”点亮《回忆录》全书。三者相互关联、互为一体。1958年之前，流动的青春既是铺垫，也是底蕴。1958年之后，美国读研的职业生涯，既是践行，更是阐发。2001年退休后的人生，既是继续追逐个人青春梦想，也是对职业学术生涯的个人解放。其人生历程，自始至终、彻头彻尾是演绎“跨界”的主题。职业生涯总是任何人生旅程中最重要、最有社会意义的部分，细究之，安德森回忆录着墨最多的正是此部分。而此部分又主要关注区域研究、田野调查和学科方法论，并且以自己的经验勾勒和阐释了其历史发展脉络、体制框架、学科特征、研究方法。所以，“区域研究”、“田野调查”、“比较框架”与“跨学科”四章内容构成了安德森回忆录向学界分享自己的独到观察与体验。这是全书的学术趣旨，可谓确确实实。与一般学院式机械、深奥、枯燥的同类理论方法论著作不同的是，在本书中，安德森是以回忆录的形式、以对话的方式、并且以一以贯之的批判却不失包容、学理却不失生动、体制结构进程却始终以个人叙事为主线的手法简洁明了地糅合为一体。最重要的是，回忆录非常明确地宣示和演绎了安德森对区域研究的重要学术理念：其一，“区域研究”自始至终是在传统学科霸权与偏见中，因而也是对抗传统学科的智识和体制的进程框架中发生、发展的。其二，“田野调查”、“比较框架”与“跨学科”三大维度构成了“区域研究”的最基本、最显著的学科方法论特征，也是战后所有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基本发展趋势。针对区域研究的三位一体的重要维度，安德森特别分享了个人学术心得的三个要点：其一，关于田野调查。安德森在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先后做过广泛而深度的田野调查。他属政治学系出身，其田野调查最重要的方式是访谈，涉及的是当代敏感的政治议题。过程中的互动经历、语言、文化、历史、传统和重要交往友谊等，同样构成其田野调查非常重要的关键环节。其二，关于比较框架。安德森是一位融会贯通比较方法论实践的高手。安德森认为，比较的框架不只是“一种方法”，或者“一种学术技巧”，更多的是“一种话语策略”和“一种新的叙事结构”。所以，他特别强调“出人意料”之外比较的视野策略和轰动效应，强调统一国家内“长时段纵向比较”与“跨民族比较”的时空双重维度的重要性，强调比较学者的源自“陌生感和缺位体验”的跨文化好奇心和新颖性。其三，关于跨学科。安德森专门指出其与多学科的区别，他写道：“我这里说‘跨学科的’（cross-disciplinary）指的是这一情形：一个专业的教学人员包括不同学科背景的老师，允许研究生们打破这些学科界限选择三个成员组成其论文评审委员会。它与‘多学科的’ (multi-disciplinary) 不同，‘多学科的’往往是指某一特定学科背景的学者把其他概念和学科纳入他/她的分析。”（159页）安德森专门分享了个人对几个重要基本点的理解分析讨论，譬如立足精通某一学科的重要性、认识到所有学科都是变化发展的重要性，以及融通学科之间藩篱的重要性。一言蔽之，安德森特别关注，以学科的方式进行跨学科，以跨学科的方式发展学科。安德森的独特之处与幸运所在，应该归因于他一生“等风”“追风”的果敢、锲而不舍的反抗、孜孜不倦的追求、傲而不骄的智识禀赋、深刻关怀的学术理性和强烈同情心的国际主义等等。他畅快淋漓地将个人爱好与职业生涯结合在一起，贯通融通：作为受压迫的爱尔兰裔离散后裔的坚守与诉求，作为新兴独立国家与边缘的印尼学人的同情与反抗，作为左派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弱小国家和弱势群体的强烈同情，作为家境优越、名校出身的精英学子的漂亮履历，作为精通欧洲古典文化与现代社会科学的精英学人的冒险批判，作为美国区域研究跨学科、跨文化比较研究的顶尖学者，作为真正精通多国文字的一流东南亚学者的深刻同理心、同情心与学术理性, 作为战后美国东南亚研究先锋领袖凯恩得意门生受其个人反战立场传统的深刻影响，作为英国新左派先锋学者佩里安德森的哥哥受其智识与政治思想潮流的深刻影响，以及作为纯粹学人的理性包容等等。概而言之，安德森一直位居世界中心的主流体制，然而个体上却始终坚持边缘与叛逆的视角：他的经历与智识关怀一直是全球性的、跨越东西方文明的与比较性的，然而其个人研究却定位于印尼、东南亚、亚洲的非发达国家。安德森在全世界东南亚研究学界一直是中心的，然而在其任职的康奈尔大学保守传统的政治学系却是边缘的，安德森的智识反抗与创新应该是有意无意地与之抗争，从亚洲东南亚的边缘前沿与立足于其经验文化基础上的对正统学科的智识抗争。安德森骨子里是探险家、冒险家与文学艺术范儿的，却始终没有迷失、放任或者极端，而是不自觉地借用了世界中心的主流体制、一流精英的天然优势，完成了不同学科、文化、语言、艺术、社会、历史等多种差异性的个人智识穿越探索。所有这些无疑与他个人的家庭教育成长背景、禀赋、情怀、兴趣、睿智与自律相关，当然也与变迁的时代密切相关。一点中文书名评论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回忆录》翻译干净、用心，可读性强。本书译者是一位文学背景出身的学者，而不是一位东南亚研究出身的学者，不仅反映了安德森学术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且译文少了许多常规的学究、干巴的痕迹，契合安德森生动跳跃的个性，令人耳目一新。中文书名“椰壳碗外的人生”大胆地借用东南亚本土元素，而不是取自原来的英文书名“跨界的学术人生”，从文学创作的角度似乎无可厚非，某种意义上印证了安德森个人的成长历程，体现了本书亚洲青年学人的专门面向，当然很难说与其弟弟的新左翼出版社Verso意识形态取向不无关系。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依笔者愚见，政治上，“椰碗壳”隐喻乃安德森特意警示狭隘的、地方本位至上的民族主义者与封闭排外的文化本位主义者的危险性；人生轨迹上，“椰碗壳”隐喻相对应和反衬的是他另一个“我在等风”隐喻的人生实践成功阐释。“椰壳碗”内的“青蛙”绝不是安德森的秉性，“我在等风”才是他的真性情。如果说，蜷缩在“椰碗壳”内的“青蛙”隐喻与积极奔放的沃尔特凯利和卡尔马克思名言结合关联，鲜明地再现了安德森对青年政治自由与思想解放的世界性关怀；那么，“我在等风”则更鲜活地体现了安德森作为学者对专业学术的纯粹与未知世界的探索的个人热忱。然而，政治与社会文化警示除外，从另一种意义上，如此中文书名终究遮蔽了全书真正的学术趣旨。如此中文书名不仅有悖回忆录的英文原名“跨界的学术人生”(A Life Beyond Boundaries)，而且有悖英文版回忆录的全球学术面向。如上详述，本书与其说是安德森个人学术人生回忆录，毋宁说是他作为全球区域研究领军学者关于田野调查、比较框架与跨学科关怀等区域研究学科理论方法论的心得体会。本书的写作发轫于日本学界的策划并最先于2009年面世日本版，他弟弟一直力劝安德森向全球推出英文版。然而，直至2015年初其人生将届八十的前夕，应该是意识到身体与记忆力明显衰退的状况下，安德森终于决定愿意出版英文版。安德森应该很清楚，这将是他向全球学界告别的最后一部收官之作。果不其然，当年12月13日安德森即在印尼东爪哇睡梦中长眠，回忆录英文版也于其辞世后的2016年推出。如同安德森成名作《想象的共同体》由弟弟的新左翼出版社Verso推出一样，安德森回忆录英文版也由这家出版社出版，应该不是巧合。总而言之，如同安德森的跨界学术人生一样，《回忆录》不仅是专门面向对亚洲青年学人与东南亚研究学人，而且对全球学界所有的资深学者和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都将是受益匪浅的。同样重要的是，对所有的大学高层领导暨文科院系管理层，《回忆录》也是一本富有教益、深刻启迪的必读著作，尤其是在中国学界区域与国别研究热潮的当下。我相信，读者会如同书评者一样享受安德森回忆录的阅读过程。我更愿意相信，在动笔之前和写作之中，安德森已然独自在调皮而愉悦地享受着读者阅读回忆录后的反应这一智识游戏过程，因为他心里一直装着读者，因为他当时便已料想到了。

《椰壳碗外的人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回忆录》，[美]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徐德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240页，49.80元风靡全球的民族主义经典《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作者安德森教授是一位跨界与比较方法论的叙述分析大师。跨界乃安德森一生的热忱兴趣与深厚底蕴，甚至到了痴迷忘我的境界。比较是安德森一贯的鲜活话语策略与视角关怀，在同质与异质的文化、族群、宗教、国家、地区谱系交织的浩瀚历史时空之间，纵横穿越、信手拈来，却无哗众取宠之嫌。所以，对《椰壳碗外的人生》（如下简称《回忆录》）中文版书评，如果书评者从跨界与比较的关联开始，应该恰当不过。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跨界与比较视野”，既具有《回忆录》区域研究学科理论方法论的基本属性，更具有安德森学术人生的显著特性，同时具有书评者关联另两位同龄学者和另两部同类回忆录的分析关怀。鉴于《回忆录》不同于一般学术专题著作的专门属性，对安德森的个性、安德森回忆录和安德森的学术生涯等三位一体的特质焦聚，应该成为本篇书评的兴奋点与中心点。拜读全书，书评者掩卷沉思，脑海里浮现最深刻的一串相关主题词：首先是三位学者与三部回忆录，然后是三条脉络主线与一个最鲜明主题，最后是一点中文书名评论。本书评也将依次分为五个部分，沿循上述脉络框架与视角焦点展开，以请教方家。三位学者与长期位居代表霸权的“正统”、“主流”、“中心”和“传统”（如果不能称之为“保守”与“封闭”）的学科领域不同，二战后“边缘”的与“新兴”的东南亚区域研究异军突起，涌现了许多世界一流的、跨东南亚地区的、跨学科影响力的著名学者。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边缘” 与“新兴”远不止字面意义上的简单涵义，而是更多地带有理论方法论与经验张力的工具性颠覆策略和社会文化关怀。提起安德森的名字，作为东南亚学人，书评者首先想到的是另外两位著名学者。从更长时段的传承视角看，二战后第一代世界著名的东南亚研究学者，当之无愧地属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政治学家与社会活动家凯恩教授（George Kahin）、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人类学家格尔茨教授（Clifford Greetz）与耶鲁大学历史学系政治历史学家本达教授（Harry Benda）、英国伦敦大学历史学家霍尔教授（D.G.E. Hall），以及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社会学教授维特汉默（W.F. Wertheim）等等。东南亚学界第二代学者中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三位则当属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与政治学学教授斯考特（James Scott）、先后担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学教授的瑞德（Anthony Reid）和康奈尔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森（Ben Anderson）。应该不是巧合的是，跨界与比较历史视野都成为三位著名学者学术研究显著一致的深刻关怀。安德森、斯考特、瑞德三位学者都是一致地源于中心、身处中心，然而却深耕边缘、以边缘为经验、以边缘为手段、以边缘为关怀，检视、回应、反思甚至挑战中心的主要学术议题，借此揭示人类世界和历史进程的共同性、差异性和多样性。斯考特教授以研究东南亚农民日常反抗的“道义经济学”、 “弱者的武器”和东南亚高地地区无政府主义的历史人类学和政治人类学而驰名世界；瑞德运用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视角方法研究早近代东南亚的贸易时代而享誉学界；而安德森教授的《想象的共同体》风靡全球，成为研究民族主义起源的新经典。2015年，安德森辞世，斯考特和瑞德仍健在安好，依然保持着旺盛好奇的生活热情与智识冒险的生命激情。仅举例，斯考特始终文思如涌、笔耕不怠，据说总会热情地在家里与所有客人分享自家饲养的母鸡刚下的新鲜鸡蛋；瑞德退休后则于2018年出版了自己第一部关于早期爪哇王国的爱情、宗教与权力的历史小说《马打兰》（）。总之，三位学者一生都在追求测试自己潜能的智识边界，都在以自己的跨界风格向世人展现自己的学术潜能与文化遗产。很难说，他们的选择没有从彼此的经验中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启发。Madaram《想象的共同体》三部回忆录阅读安德森回忆录，作为治东南亚近现代史与华侨华人史的学人，书评者同时想到了另外两位著名学者的回忆录，即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和王赓武的《此处不是家》（Home is NOT here，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2018年）。何炳棣和王赓武是历史学家，王赓武和安德森是东南亚专家；何炳棣和安德森已然作古，王赓武依然活跃学界，而且睿智与热情始终不减当年。三位学者都是内心非常强大，也是内心非常丰富的先进先驱。当然，三位学者的个性差异非常大：何炳棣个性鲜明强势，爱憎分明；王赓武乃宽厚仁慈的谦谦君子，开明睿智、敏锐深刻，极具人格魅力；安德森享受着骨子里西方自由知识分子的“任性”和“理性”、“顽童”与“愤青”的快感。三位都是才华横溢、记忆力超群的著名学者，如果一定要彼此分别的话，那么，何炳棣是“真”, 王赓武是“善”，安德森则是“酷”。 三位学者都是以跨界与离散学人的共同体验，揭示各自独特跨文化、跨学科与跨时代的非凡学术人生。三位学者学术人生集聚了一系列显著悖论：何炳棣的博士论文研究英国西洋外交史，毕业后却转行，成为一名具有跨学科深刻关怀的芝加哥大学中国历史与文明讲座教授，并于七十年代初当选为美国亚洲学会历史上首位亚裔会长。王赓武的博士论文治中国五代十国古代史，却最终成名于南洋华人史并立足于东南亚研究，同时长期充当西方汉学理解中国的重要桥梁。王赓武三十岁左右即被擢升为马来亚大学正教授、历史系主任，1968年赴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讲座教授兼远东与太平洋研究院院长（1968-1986），后从香港大学校长（1986-1996）职位退休，他又重返新加坡（1996），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以及其他多个重要学术机构担任领导职务，专业服务长达二十多年，一生可谓多姿多彩、璀璨荣耀。安德森更是悖论，虽然总是一波三折，却每每戏剧性地峰回路转。安德森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印尼爪哇日据时代的革命与政治，却于1972年被印尼当局驱逐出境，以至无法从事印尼研究，只好被迫转移，从头开始研究泰国和菲律宾，最终却成就了其民族主义经典著作《想象的共同体》。这本书起初由英国一个不知名的小商业出版社出版，不是惯常由世界著名大学出版社出版，而且出版后除欧洲外，在美国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涟漪，以至当时《美国政治评论》书评宣称，该书除了书名吸引眼球之外，其余内容甚至一文不值。直到出版十年后的九十年代初，伴随前苏联解体后民族主义思潮与运动风起云涌，该书得到了欧洲学界以及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比较文学等跨学科学者热捧之后，才最终奠定了安德森在其安身立命的美国学界，特别是美国政治学学科殿堂中的泰斗地位。《读史阅世六十年》《此处不是家》三位学者在各自专业舞台上纵横捭阖，然而又各有千秋。作为五四时期中国出生长大的学子，虽身处美国，何炳棣的政治牵挂多是故乡与家族，国家与民族，积极奔走穿梭于中美两国与海峡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之间。作为在印尼出生、马来西亚成长的海外华人，王赓武的学术依托无疑是坚定地立足和捍卫东南亚、特别是东南亚华人社会。然而，作为江苏籍“外省”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受英文教育的学子，王赓武好像并没有真正融入以闽粤省籍乡土文化和工商两极社会为结构性特征的南洋华人社会。王赓武一直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有密切的政治互动，然而他却始终理智、娴熟而坚定地把自己定位于学者与专业学术领袖的角色。作为中国出生、在中美度过童年、在英国名校接受教育的爱尔兰裔青年，安德森则始终具有热忱的现实政治关怀，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自己在各文明之间、各学科之间、各种精英、各种制度之间的独特地位，并以独特的方式与智识“狡诘”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践行自己的政治理念。三位都是离散学者，不仅具有离散的特别情节，而且都具有跨界的鲜明悖论，都是各自文化根基的、跨文化的代表性先驱，都是在东西文明与学术世界游刃有余的学术领袖。尤为可贵的是，虽然三位学者都对现实权力政治、民族国家政治与族群文化权力有各自的深刻理解和娴熟把握，却依然保持学人的务实本真和理性反思的可贵品质。三部回忆录各有侧重、各有自己的关怀面向。何炳棣回忆录以个人为中心，非常严谨，也非常较真，是历史回忆录，也是学术回忆录；它是百科全书式的，既是个人读史阅世的真实书写，更是划时代政治历史社会变迁的鲜活纪录。王赓武回忆录主要聚焦于1949年前十九年的人生，更多的是怀念父母、家国情怀、青少年成长，特别是特殊历史时期自己的家国情结与身份认同的形成，是家庭与个人回忆录，更是对父与母、乡与土、根与源、家和国、个人心迹与路径选择的历史交待。王赓武回忆录没有涉及学术，没有涉及政治（战后敏感的），当然更没有涉及人事（个人事业的）。如果有，也是抗战时期和内战时期的刻骨铭心；是历史，不是政治。如果有，也是老师、同学、同伴、乡邻的情谊友爱；是缅怀，不是人事。这应该不是疏忽，更不是偶然。鉴于其学界泰斗的地位与人格魅力，王赓武回忆录一经面世便在海外华人学界、海外汉学界和东南亚学界引起热烈反响。饶有意思的是，虽然回忆录通篇没有学术，然而王赓武叙述剑锋指向的一个最明显的专业主题关怀是移民、离散与身份认同。难怪，作为华人移民研究的大家，王赓武取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书名“此处不是家”，并且书封覆盖了一枚暗示宣布被驱逐的官方印章，令人浮想联翩。窃以为，它既强烈地表达了其父母长期寄居南洋、却一直想回家的身份认同，也暗示了王赓武父母和本人曾经回过家一段时间，却最终被迫再次选择回归南洋的心路历程。“此处不是家”，却令人魂牵梦绕、寻寻觅觅； “此处不是家”，是父母呢喃，还是王赓武自语？是被“逐放”，还是自我放逐，或另有所属？“此处”何指？当下之地，还是相对彼处而言？究竟家在何处？彼处吗？如是，彼处又是哪里？中国吗？显然不是。马来亚吗？澳洲吗？幼年的印尼，童年的怡保，青春的狮城？或求学的英伦，或事业人生的足迹，或子孙所处，或藏在个人内心角落归隐的精神家园？令人想象——王赓武既没有、也不会、更不能明说。安德森回忆录，则是满满的个人学术心路历程，特别是区域研究、田野调查、学科框架与方法论、比较政治与文化关怀的阐释、解读与探索。然而，三本回忆录都是三位杰出学者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确定路径选择的精心之作，分别代表了战争与革命转型时期美国华人、南洋华人和爱尔兰裔先驱学者的精彩跨界人生之路。安德森蜚声国际学界重要的学术成就是《想象的共同体》；他是美国东南亚开山大师凯恩教授的得意门生，成功地培养了大批世界杰出的东南亚研究学者，尤其是来自东南亚地区的本土学子。《回忆录》中，安德森特别重点地明确叙述了其智识渊源的重要核心：导师凯恩、弟弟佩里、挚友西格尔，以及康奈尔大学课堂上来自东南亚各地的优秀研究生等等。然而，安德森本人没有明确指出却非常重要的智识影响还应该包括如下几个主要方面：欧洲古典文明与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深刻影响；爱尔兰裔离散性与个人世界性履历的深刻烙印；专业理性原则与剑走偏锋分析批评、边缘社会同情关怀、顽皮任性好奇冒险的人格特质的结合。所有这些，应该成为真正理解安德森独特的学术思想、叙事风格与学术人生的关键所在。换言之，安德森是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但他既不极左、也不极右；安德森是传统与正统理论的颠覆者，但他不偏激、不个人意气，总是能够从西方古典文明与历史传统、从亚洲文明历史与社会文化传统中、从现实技术革命经济社会变迁与政治文化行为表现中，寻找大量而有力的证据，非常专业而令人信服地解构和重构、对比关联与叙述分析。安德森骨子里自始至终就是一位不安份的、冒险果断的、渴望“等风”和“追风”的有心人。他的一段充满东南亚文化元素与诗意情怀、优美激情而富有哲理的“我在等风”的个性独白，更是令人热泪盈眶：对真正具有生产力的学术生命而言，这样的冒险精神在我看来是至关重要的。在印度尼西亚，当有人问你要去哪里而你要么不想告诉他们要么尚未决定的时候，你回答说“lagi tjaji angin”, 意思是“我在等风”，好像你是一艘帆船，正在驶出港口冲向浩瀚的大海。学者们倘若对自己在一门学科、一个系或者一所大学中的地位感到舒服自在， 就会设法既不驶出港口，也不等风。但值得珍视的是等风的准备，以及当风朝向你的方向吹来的时候去追风的勇气。借用维克多特纳关于朝圣的隐喻，身体和心灵之旅都很重要。（204-205页）三条脉络主线读完安德森《回忆录》，最深刻的印象是书中呈现的三条脉络主线。这是一本专门面向日本学者、东南亚学者，甚或是全球青年学者的学术回忆录。安德森的用心之处在于，他以三条鲜明的脉络主线，相互串联、渗透、映衬、交织在一起，构成多彩传奇的学术人生。第一条主线，自然是安德森个人的人生的历程。除序与跋外，回忆录分三大部分，从童年青春成长到学术职业生涯，再到退休后的智识兴趣尝试，一目了然，简约不过。序，交待了缘起，又充作导论；跋，既是收尾，又呼应序的主题面向，同时携带着希望和呼吁。三个部分，青春篇一章是序曲与铺垫，也是后面章节的引子。职业学术生涯篇分四章，显然是主要内容和全书重点关怀。退休后部分一章，是承继青春时期兴趣的探索，也是退休后智识生涯的新探险。全书自始至终，都是以第一人称展开，主角是作者本人，亲身经历娓娓而谈。所以说是安德森本人的回忆录，可谓名副其实。第二条主线，主要焦聚于安德森学术职业生涯最重要课题关怀，如“区域研究”、“田野调查”、“比较视角”与“跨学科框架”。区域研究是田野调查、比较视角与跨学科三大要素的统领框架，却又彼此区分，各自独立成章，专门展开详细论述，都有自己相关的学科传统关联与学术理论方法论参照。区域研究，一直是安德森所在大学院系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他本人职业生涯面临的重大智识转型，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都需要面临的理论方法论课题，特别是青年学者和亚洲学者对此最为感兴趣。这是安德森用心最多的地方，也是《回忆录》的学术趣旨之所在。所以说《回忆录》是一本关于认真讨论学科方法论著作，应该没有夸张。第三条主线，是叙述安德森成名作《想象的共同体》的智识来源、过程、幕后轶事和脚本注释，而不是继续洋洋洒洒重复论述民族主义宏论。更重要的是，此条主线始终紧扣“区域研究”、“田野调查”、“比较视角”和“跨学科框架”等重大课题进行叙事分析阐释，反之亦然。而且，处理手法上, 这同样是最鲜明地揭示了安德森式叙述风格。这条主线虽然鲜明，但处理手法上却不是大张旗鼓，而是穿插在第二条主线中，忽明忽暗而不动声色，平实自然而不乏坦诚。简而言之，《回忆录》可以说是一部新颖活泼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论著作，甚至不像个人回忆录，因为安德森个人经验叙事主要用以阐述他自己对区域研究历史演进、学科理论磨合与田野比较框架等更大关怀的视角和策略。除童年少年的个人经历外，《回忆录》从头至尾几乎没有什么个人的琐碎生活与私人的情感历程，而是主要从智识形成与职业生涯的专业角度出发，贯穿着安德森是如何一步一步地成长为一位东南亚学者的，是如何在美国传统学科与自己所在的政治学系博弈、磨合、乃至最后被接纳、融会贯通的，又是如何超越东南亚学者成为一位享誉全球跨学科民族主义研究的明星大腕。当然，不是说，《回忆录》没有任何个人好恶取向，相反地，安德森自始至终都没有在《回忆录》中掩饰自己的鲜明价值观，包括学术的、政治意识心态的、个人友情的。一个最鲜明的主题掩卷沉思，跨界是构成安德森学术人生的一个最鲜明、最闪亮的主题，而且是以一连串戏剧性悖论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呈现的。跨界，不仅是安德森的人生成长历程，不仅是他学术职业生涯的显著特征，而且是他基于自己阅读兴趣、生活爱好与思想价值取向的清醒选择。何谓跨界，这里同样有着安德森独特风格的理解与实践，有他的个人体验与演绎。安德森最鲜明的跨界演绎具体表现包括文学、诗歌、艺术、音乐、语言、电影、历史、翻译，当然主要是政治。安德森最得意、最悖论的跨界结合应该是中心与边缘，正统与叛逆，西方与东方；总是从边缘到中心、从外围到内核、从东方到西方，从欧洲到美国，从田野社会政治与历史文化到学科理论，从现实政治意识形态关怀到严肃学术理论反思和撰写，无不充满着他自己个人智识冒险的探究刺激，以及每每逢凶化吉之后的自鸣得意与庆幸。《回忆录》虽然没有直白明了地声明，然而安德森对此并不掩饰，并用叙事方式彰显这一个性：即兴趣广泛而满怀激情、充满好奇心而专业敬业、富有冒险精神、激情诗意而理性与强烈同情心。在安德森回忆录里，“跨界”这一最重要主题框架，紧紧依托、呼应、兼容上述三条主线而展开。换言之，安德森把个人学术人生轨迹、区域研究学科主旨与《想象的共同体》脚本的来龙去脉，用一个最显著、最契合的主题词“跨界”点亮《回忆录》全书。三者相互关联、互为一体。1958年之前，流动的青春既是铺垫，也是底蕴。1958年之后，美国读研的职业生涯，既是践行，更是阐发。2001年退休后的人生，既是继续追逐个人青春梦想，也是对职业学术生涯的个人解放。其人生历程，自始至终、彻头彻尾是演绎“跨界”的主题。职业生涯总是任何人生旅程中最重要、最有社会意义的部分，细究之，安德森回忆录着墨最多的正是此部分。而此部分又主要关注区域研究、田野调查和学科方法论，并且以自己的经验勾勒和阐释了其历史发展脉络、体制框架、学科特征、研究方法。所以，“区域研究”、“田野调查”、“比较框架”与“跨学科”四章内容构成了安德森回忆录向学界分享自己的独到观察与体验。这是全书的学术趣旨，可谓确确实实。与一般学院式机械、深奥、枯燥的同类理论方法论著作不同的是，在本书中，安德森是以回忆录的形式、以对话的方式、并且以一以贯之的批判却不失包容、学理却不失生动、体制结构进程却始终以个人叙事为主线的手法简洁明了地糅合为一体。最重要的是，回忆录非常明确地宣示和演绎了安德森对区域研究的重要学术理念：其一，“区域研究”自始至终是在传统学科霸权与偏见中，因而也是对抗传统学科的智识和体制的进程框架中发生、发展的。其二，“田野调查”、“比较框架”与“跨学科”三大维度构成了“区域研究”的最基本、最显著的学科方法论特征，也是战后所有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基本发展趋势。针对区域研究的三位一体的重要维度，安德森特别分享了个人学术心得的三个要点：其一，关于田野调查。安德森在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先后做过广泛而深度的田野调查。他属政治学系出身，其田野调查最重要的方式是访谈，涉及的是当代敏感的政治议题。过程中的互动经历、语言、文化、历史、传统和重要交往友谊等，同样构成其田野调查非常重要的关键环节。其二，关于比较框架。安德森是一位融会贯通比较方法论实践的高手。安德森认为，比较的框架不只是“一种方法”，或者“一种学术技巧”，更多的是“一种话语策略”和“一种新的叙事结构”。所以，他特别强调“出人意料”之外比较的视野策略和轰动效应，强调统一国家内“长时段纵向比较”与“跨民族比较”的时空双重维度的重要性，强调比较学者的源自“陌生感和缺位体验”的跨文化好奇心和新颖性。其三，关于跨学科。安德森专门指出其与多学科的区别，他写道：“我这里说‘跨学科的’（cross-disciplinary）指的是这一情形：一个专业的教学人员包括不同学科背景的老师，允许研究生们打破这些学科界限选择三个成员组成其论文评审委员会。它与‘多学科的’ (multi-disciplinary) 不同，‘多学科的’往往是指某一特定学科背景的学者把其他概念和学科纳入他/她的分析。”（159页）安德森专门分享了个人对几个重要基本点的理解分析讨论，譬如立足精通某一学科的重要性、认识到所有学科都是变化发展的重要性，以及融通学科之间藩篱的重要性。一言蔽之，安德森特别关注，以学科的方式进行跨学科，以跨学科的方式发展学科。安德森的独特之处与幸运所在，应该归因于他一生“等风”“追风”的果敢、锲而不舍的反抗、孜孜不倦的追求、傲而不骄的智识禀赋、深刻关怀的学术理性和强烈同情心的国际主义等等。他畅快淋漓地将个人爱好与职业生涯结合在一起，贯通融通：作为受压迫的爱尔兰裔离散后裔的坚守与诉求，作为新兴独立国家与边缘的印尼学人的同情与反抗，作为左派马克思主义学者对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弱小国家和弱势群体的强烈同情，作为家境优越、名校出身的精英学子的漂亮履历，作为精通欧洲古典文化与现代社会科学的精英学人的冒险批判，作为美国区域研究跨学科、跨文化比较研究的顶尖学者，作为真正精通多国文字的一流东南亚学者的深刻同理心、同情心与学术理性, 作为战后美国东南亚研究先锋领袖凯恩得意门生受其个人反战立场传统的深刻影响，作为英国新左派先锋学者佩里安德森的哥哥受其智识与政治思想潮流的深刻影响，以及作为纯粹学人的理性包容等等。概而言之，安德森一直位居世界中心的主流体制，然而个体上却始终坚持边缘与叛逆的视角：他的经历与智识关怀一直是全球性的、跨越东西方文明的与比较性的，然而其个人研究却定位于印尼、东南亚、亚洲的非发达国家。安德森在全世界东南亚研究学界一直是中心的，然而在其任职的康奈尔大学保守传统的政治学系却是边缘的，安德森的智识反抗与创新应该是有意无意地与之抗争，从亚洲东南亚的边缘前沿与立足于其经验文化基础上的对正统学科的智识抗争。安德森骨子里是探险家、冒险家与文学艺术范儿的，却始终没有迷失、放任或者极端，而是不自觉地借用了世界中心的主流体制、一流精英的天然优势，完成了不同学科、文化、语言、艺术、社会、历史等多种差异性的个人智识穿越探索。所有这些无疑与他个人的家庭教育成长背景、禀赋、情怀、兴趣、睿智与自律相关，当然也与变迁的时代密切相关。一点中文书名评论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回忆录》翻译干净、用心，可读性强。本书译者是一位文学背景出身的学者，而不是一位东南亚研究出身的学者，不仅反映了安德森学术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且译文少了许多常规的学究、干巴的痕迹，契合安德森生动跳跃的个性，令人耳目一新。中文书名“椰壳碗外的人生”大胆地借用东南亚本土元素，而不是取自原来的英文书名“跨界的学术人生”，从文学创作的角度似乎无可厚非，某种意义上印证了安德森个人的成长历程，体现了本书亚洲青年学人的专门面向，当然很难说与其弟弟的新左翼出版社Verso意识形态取向不无关系。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依笔者愚见，政治上，“椰碗壳”隐喻乃安德森特意警示狭隘的、地方本位至上的民族主义者与封闭排外的文化本位主义者的危险性；人生轨迹上，“椰碗壳”隐喻相对应和反衬的是他另一个“我在等风”隐喻的人生实践成功阐释。“椰壳碗”内的“青蛙”绝不是安德森的秉性，“我在等风”才是他的真性情。如果说，蜷缩在“椰碗壳”内的“青蛙”隐喻与积极奔放的沃尔特凯利和卡尔马克思名言结合关联，鲜明地再现了安德森对青年政治自由与思想解放的世界性关怀；那么，“我在等风”则更鲜活地体现了安德森作为学者对专业学术的纯粹与未知世界的探索的个人热忱。然而，政治与社会文化警示除外，从另一种意义上，如此中文书名终究遮蔽了全书真正的学术趣旨。如此中文书名不仅有悖回忆录的英文原名“跨界的学术人生”(A Life Beyond Boundaries)，而且有悖英文版回忆录的全球学术面向。如上详述，本书与其说是安德森个人学术人生回忆录，毋宁说是他作为全球区域研究领军学者关于田野调查、比较框架与跨学科关怀等区域研究学科理论方法论的心得体会。本书的写作发轫于日本学界的策划并最先于2009年面世日本版，他弟弟一直力劝安德森向全球推出英文版。然而，直至2015年初其人生将届八十的前夕，应该是意识到身体与记忆力明显衰退的状况下，安德森终于决定愿意出版英文版。安德森应该很清楚，这将是他向全球学界告别的最后一部收官之作。果不其然，当年12月13日安德森即在印尼东爪哇睡梦中长眠，回忆录英文版也于其辞世后的2016年推出。如同安德森成名作《想象的共同体》由弟弟的新左翼出版社Verso推出一样，安德森回忆录英文版也由这家出版社出版，应该不是巧合。总而言之，如同安德森的跨界学术人生一样，《回忆录》不仅是专门面向对亚洲青年学人与东南亚研究学人，而且对全球学界所有的资深学者和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都将是受益匪浅的。同样重要的是，对所有的大学高层领导暨文科院系管理层，《回忆录》也是一本富有教益、深刻启迪的必读著作，尤其是在中国学界区域与国别研究热潮的当下。我相信，读者会如同书评者一样享受安德森回忆录的阅读过程。我更愿意相信，在动笔之前和写作之中，安德森已然独自在调皮而愉悦地享受着读者阅读回忆录后的反应这一智识游戏过程，因为他心里一直装着读者，因为他当时便已料想到了。

2020年即将过去，这注定是刻骨铭心的一年。在这个被新冠疫情的阴云笼罩的一年中，我们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失去”。因为疫情，我们被迫遵守严格的隔离规则而失去自由行动的空间，我们为许多生命的消逝感到痛心却束手无策。在这一年中，我们也不得不和许多伟大的思想者告别，他们无法抵抗时间的无情，却为人类文明留下了不朽的丰碑。新冠疫情对世界的改变广泛而深刻，在新的一年里，我们注定与更大的不确定性共存——好在，我们还能从这些作家、学者的作品中看见思想的力量和人类的尊严。在即将迈入新的一年的时刻，我们希望用对他们的纪念，开启充满希望的众多未来。整合 | 刘亚光乔治·斯坦纳 美国文学批评家2020年2月3日去世，享年90岁犹太裔美国文学批评家、散文家、小说家和教育家，写过大量关于语言、文学和社会关系的著作。1969年任职于剑桥大学、1974年开始担任日内瓦大学比较文学与英语文学教授。《卫报》曾将斯坦纳描述为一个“通晓多种语言和博学的人”。斯坦纳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比较文学，其作品《巴别塔之后》对翻译研究领域影响深远。此外还著有《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悲剧之死》《何谓比较文学》等作品。斯坦纳同时也尤其关注二战时期纳粹大屠杀对人类精神状况的影响，在《语言与沉默》中，他提出有关伟大的艺术是否可能与野蛮并行的严肃问题。我们是大屠杀时代的产物。我们现在知道，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弹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要说他读了这些书而不知其意，弹了这些曲而不通其音，这是矫饰之词。这些知识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文学和社会产生影响？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从柏拉图到阿诺德的时代几乎成为定理的希望一一希望文化是一种人性化的力量，希望精神力量能够转化为行为力量、产生影响？那些公认的文明传播媒介（大学、艺术、书籍），不但没有对政治暴行进行充分的抵抗，反而经常主动投怀送抱，欢迎礼赞。为什么会这样？在高雅文化的精神心理定势和非人化的诱惑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尚不为人所知的纽带？是不是在文明内部生长出来的那种十分厌倦和过度抽象的观念，为野蛮的肆虐铺就了道路？——《语言与沉默》书评君曾经这样怀念他▼知识，如何被背叛？| 纪念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饶平如 作家2020年4月4日去世，享年99岁中国抗日战争老兵、绘本作家，曾在出版社做编辑。1946年，饶平如与毛美棠结婚。1958年9月，饶平如被认定为“反革命”，被送至横浜桥的劳动教养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得平反，此时，饶平如与毛美棠已经两地分居长达20余年，期间主要靠写信交流。1992年，美棠因肾病引发糖尿病和尿毒症，2008年3月19日不幸离世。此后饶平如一直创作绘本，记录他和美棠相处的时光。2012年，他的孙女把这些画作发布到微博上，引发众多网友关注。2013年5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将绘本整理成《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出版。2015年10月，该书亮相法兰克福书展。碎裂山河恨不平，东南处处有啼痕。十年磨砺青锋剑，壮志何愁事不成。——自题诗，摘自《平如美棠》书评君曾经这样怀念他▼《平如美棠》作者饶平如去世：爱可以是很久的，甚至是永远的叶永烈作家2020年5月15日去世，享年80岁中国科普及传记作家。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生前为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一级作家，曾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世界科幻小说协会理事和香港海外文联名誉主席。1978年8月发表了中国在“文革”之后的第一部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初版即行销160余万册，在当时中国的青少年中引起强烈反响。此外，叶永烈还曾写作多部名人传记，并出版长篇都市小说“上海三部曲”：《东方华尔街》《海峡柔情》《邂逅美丽》,也是中国经典科普读物《十万个为什么》的主要作者。当今，各“界”之间互相渗透，何况“界”之上的天、“界”之下的地本来就紧相连、互相通，大可不必“隔行如隔山"，老死不相往来。越界读书，使我受益无穷。——《越界读书》学科间的互相交叉，说明科学是一个整体，是互相关联的，而不是彼此孤立的。它要求每一个科学工作者决不可孤陋寡闻，决不能“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只有博采众长，才能巧织科学之网。——《交叉》书评君曾经这样怀念他▼叶永烈12年前专访：作家就是作家，前面不要加定语舒昌善翻译家2020年7月6日去世，享年80岁德语翻译家，毕业于南京大学德语系，德国哲学博士、德语翻译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教授。舒昌善先生半生躬耕不辍，致力于茨威格作品的翻译与研究，曾译介了《人类的群星闪耀时》《昨日的世界》《良知对抗暴力》《蒙田》《鹿特丹的伊拉斯谟》等多部茨威格的作品。2019年，舒昌善在旧版《蒙田》基础上，补充了十篇蒙田随笔。拿破仑因在关键时刻重用了谨小慎微、唯命是从的格鲁希而兵败滑铁卢，从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 生命。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继续存在了将近一千年的东罗马帝国，由于一座被忘却的城门——凯尔卡门没有重兵把守，而被奥斯曼土耳其人从这里突破攻克了首都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一举灭亡，欧洲历史从 此揭开新的一页。 一九一七年三月，列宁获悉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武装起义取得胜利，但政权却落到临时政府手里。 正当俄国革命面临紧急关头的时刻，列宁把自己的荣辱毁誉置之度外，毅然决然乘坐一节封闭的车厢，取道敌国——德国——返回祖国。七个月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爆发。这趟风驰电掣的封闭列车犹如一发 炮弹，摧毁了一个帝国、改变了整个世界。以上这些看似关键时刻的偶然因素却决定了世界历史的发展。人们不禁要问：历史究竟是由无数的“偶然性”决定还是由唯一的“必然性”决定？——这是史学界、哲学界争论了千百年的“玄奥”问题，可能永远不会有公允的结论。或许人们有时还会问：假如拿破仑当年不重用格鲁希，滑铁卢战役的结果又将会如何？假如那座被忘却的城门——凯尔卡门没有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发现，东罗马帝国是不是就不会那么快灭亡？假如列宁当年不乘坐封闭的列车返回俄国，俄国的十月革命是不是就不会爆发？ 不言而喻，在已经逝去的历史中不可能还会有什么“假如”，但在以后的历史中倒可以根据历史经验防患于未然。这或许是读罢《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之后应有的一种感悟吧。——《人类群星闪耀时》译者后记雪儿·海蒂性教育家2020年9月9日去世，享年77岁美裔德国性教育家、女权主义者。生于美国，1967年，海蒂从普林斯顿大学拿到了历史学硕士学位，随后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社会史学博士，但并没有完成，她后来回忆说是因为当时哥伦比亚的保守气氛与她的女权思想格格不入。1995年，她放弃美国国籍，加入德国籍。海蒂主要研究领域是女性性学研究，出版过著名的畅销性学读物《海蒂性学报告》，自1976年出版以来，该报告已售出5000多万册。该报告基于3500名女性的观点，揭示许多女性并不会因为性插入获得刺激，从而挑战了男性对性的假设。该书还大力鼓励女性掌控自己的性生活。作家朱莉·宾德尔曾评论：“海蒂的工作具有开创性意义，在20世纪60年代所谓的性革命惨败之后，她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性革命。60年代，女性从未感到自己有权享受性快感。她第一次把女性的性快感放在首位”。如果男人私下会质疑自己的生活，为什么他们不会更快地改变？第一，许多男人认为改变——允许感情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据比较重要的位子—— 意味着倾向“女性”化，而且必须永远温文尔雅。男人害怕他们必须舍弃所有旧的理念：力量、拥有权力、控制自己、行动等等。事实上，这是错误的，我们的理想是男人和女人都可以强壮、有权势，而同时又有能力感觉自己的脆弱，以及需要安慰和协助。第二，许多男人迟疑着不去改变他们的生活，是因为他们害怕如果他们不坚守旧有的男性刻板形象，其他没有改变的男人——或许是他们的雇主——将不再尊敬他们，不再与他们结交。——《海蒂性学报告》书评君曾经这样怀念她▼《海蒂性学报告》作者、女性主义先驱雪儿·海蒂去世，享年77岁郑克鲁翻译家2020年9月20日去世，享年81岁中国文学翻译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39年出生于澳门，其曾祖父是晚清启蒙思想家郑观应。1962年，郑克鲁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研究生，师从翻译家李健吾，毕业后留在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工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武汉大学法语系任系主任并兼任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1987年调至上海师范大学工作。译有《茶花女》《悲惨世界》《基督山恩仇记》等多部法国文学经典，此外，他也是法国著名女性主义理论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重要作品《第二性》的译者，郑克鲁凭借这本译作获得第四届傅雷翻译奖。译作之外，他编写的教材《外国文学史》也受到广泛的欢迎，是国内高校中使用率最高的外国文学史教材。“我会翻译到不能再翻译了，恐怕也不是很久远的事。我只不过就是没事干，用翻译来充斥时间的流逝。生命就是你给世界留下了什么东西，不留下什么东西就什么也没有。人总是要死的，但我想留下一些东西。我认为翻译中‘信’最为重要，因为作者是在阐述他的观念，译者要将他的观点确切而充分地表达出来，而意译往往会改变原意，所以能不用意译就尽量不去意译；‘达’，就是要有文采，没有文采也不行，白开水不能译成白开水；‘雅’是达到一种美学标准。我的大部分作品，‘信’与‘达’是做到了，至于‘雅不雅’，这得交由读者来评价。”——郑克鲁：生命就是你给世界留下什么《文汇网》采访，2018年4月15日书评君曾经这样怀念他▼法国文学翻译家郑克鲁去世，他曾说翻译是对时间流逝的抵抗露丝·巴德·金斯伯格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2020年9月18日去世，享年87岁美国法学家，金斯伯格于康奈尔大学取得学士学位，并与同校的马丁·金斯伯格结婚，在成为母亲后进入哈佛大学就读法学院，之后转学至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在毕业后进入学术界，任教于罗格斯大学法学院，主要教授民事诉讼，成为该领域少数的女性之一。曾获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提名，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直至其去世，继桑德拉·戴·奥康纳之后最高法院第二位女性大法官，也是首位美国犹太裔女性大法官。金斯伯格在其任内曾为多个著名案件撰写意见，包括1996年的合众国诉弗吉尼亚州案、1999年奥姆斯特德诉L.C.案和2000年地球之友公司诉莱德劳环境服务公司案等。金斯伯格法律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倡导性别平等和女权进步，她通常被视为美国最高法院持自由派立场和较为温和的大法官之一，也因其坚定的自由主义立场而受到美国流行文化关注。仔细察看便会发现，妇女被置于其上的至尊宝座实际上是个囚笼。女性获得权力时，壁垒就会崩塌。当社会目睹女性的能力所及，当女性目睹女性的能力所及，就会有更多女性各尽其能，而我们所有人都将因此受益。——金斯伯格语录书评君曾经这样怀念她▼美国大法官金斯伯格去世，或对美国大选产生重要的影响王家范历史学家2020年7月7日去世，享年82岁中国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早期从事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上世纪80年代起转向以明清江南为中心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同时长期从事中国通史的教学与研究。他以执教中国通史课程的讲义为基础写就的《中国历史通论》已经成为了经典之作。该书最新的增订版与钱锺书、李泽厚、陈旭麓等人的著作，一同被出版社收录于二十册的“当代学术”文集，此外还著有《史家与史学》《明清江南史从稿》《漂泊航程：历史长河中的明清之旅》等。假如文学催人产生爱憎，哲学要人思考“存在”，那么历史则是教人学会冷峻。离开了故事不会有真实的历史，但阅读历 史绝不只是讲故事、听故事，更需要冷静思考这些故事是怎样发生的，为 什么会发生,对当时以及后人有什么样的影响。历史学不同于社会学，对 于社会历史的变迁,关注过程重于计算结果,辨析过程的个性重于辨识理 论上的共性。借助于这两种方法，历史学常常能显示出某种观察的“冷峻”或判断的深刻性。所以，请大家相信，读历史还是有用的。——《时间，空间与经济理性——<大学中国史>序论》书评君曾经这样怀念他▼悼念王家范：体悟历史真义，需要旺盛的求知欲、永远的好奇心邵燕祥诗人2020年8月1日去世，享年87岁诗人、散文家。1946年开始发表诗歌、散文和杂文。1958年初被错划成“右派”分子，至1979年获平反。出版诗文集70余种。他的诗集《在远方》、《迟开的花》分获第一、二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杂文集《忧乐百篇》、《邵燕祥随笔》分获第一届全国优秀散文杂文奖、第一届鲁迅文学奖。我是历史，奔跑在古驿道上，多少星霜。天天践着晨霜上路，直跑到西山山影落在东山上。清冷的星斗筛进马槽，秦时明月汉时关，历尽兴亡。奔跑过多少烽台堠望，驿站荒凉。荆棘蔓草长满了当日的迷宫阿房。我叩问人民；秦赢政怕不如一曲民歌寿命长。驿道上，也曾有鲜荔枝飞驰而往，红尘飞扬。百姓长年陷身于水火，而华清池四季温汤。李隆基，我不忍呼你为淫棍，你早年曾是个有为的君王。永远是如此行色仓皇，漏夜奔忙。说什么关山难越悲失路，负重致远的才是民族的脊梁。从来草野高于庙堂，莽苍苍，一万里关山风起云扬。——《云南驿怀古》书评君曾经这样怀念他▼作家邵燕祥生前最后一部“自由诗集”：“我梦见了一万万家灯火”大卫·格雷伯人类学家2020年9月2日去世，享年59岁美国人类学家，无政府主义活动家，曾师从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以对官僚主义、政治和资本主义的尖锐描写而闻名。20世纪90年代后期，格雷伯开始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是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关键人物之一。2011年11月，《滚石》杂志称赞格雷伯为占领华尔街运动提供了主题：“我们是99％ ”，尽管格雷伯在《民主项目》中写道，这个口号“是集体创造的”。格雷伯著有《狗屁工作：一个理论》（Bullshit Jobs: A Theory）和《债：第一个5000年》（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等畅销书。格雷伯在研究中发现，现代社会约有6%的人认为他们的工作毫无意义，但是依然感到快乐，这种快乐来自别的地方，比如他们在工作中会遇到喜欢的同事等等。所谓“狗屁工作”不见得是“糟糕的工作”，它们可能光鲜亮丽，待遇极佳，但却缺乏实质性的意义和贡献。假如“狗屁工作”消失的话，我们的生活不会变得更糟，甚至可能变得更好。地狱就是一群人都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完成一件他们不喜欢、也不太擅长的任务上。比如说他们被雇佣是因为他们是优秀的橱柜制作工匠，之后却发现他们得花很长时间在炸鱼上。这项任务实际上也不需要做——至少，需要炸的鱼的数量非常有限。但不知为什么，每当他们想到自己的同事可能比他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做橱柜，没有公平地承担炸鱼的责任时，就会陷入愤恨的情绪。不久，作坊里就会堆满炸得很差劲的鱼，这是每个人做的唯一的事。我想，这其实相当准确地描述了我们的经济的道德动力。——《论狗屁工作现象》书评君曾经这样怀念他▼占领华尔街运动发起人、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逝世，享年59岁简·莫里斯作家、历史学家2020年11月20日去世，享年94岁原名詹姆士·莫里斯，英国著名记者、游记文学作家、小说家、历史学家。1926年出生于英国威尔士，二战期间入伍，战后曾担任《泰晤士报》与《卫报》记者多年，曾报道多个重大新闻。1953年，莫里斯作为随行记者独家报道了英国探险队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的新闻。1960年，他在报道联合国大会时目睹赫鲁晓夫脱下鞋子拍打桌子以示抗议。1961年，他在以色列旁听并报道了对艾希曼的审判。莫里斯早年受性别认同障碍困扰，最终于1972年在卡萨布兰卡接受了变性手术，从此成为一名女性，并改名为“简”，开始专职写作。她的著作超过30部，包括小说、历史与旅行文学作品，还曾以编辑身份整理出版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旅行随笔。莫里斯的作品中，《威尼斯》获得了海涅曼文学奖，小说《哈弗的最后来信》（Last letters from Hav）曾入围布克文学奖。2008年，莫里斯被《泰晤士报》评选为二战后英国最伟大的15位作家之一。从开始到结束，从青春期的新闻报道到文学上日渐老去的努力，我在半个世纪中游历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陆，观察许多历史事件，描写大多数大城市，采样世界上的许多文化，从骨子里感受某些划时代的改变，并一直记录着世界对自己的影响。我拥有一段绝妙的时光，我希望，不论我的判断多么荒谬，或者我的任性多么讨厌，至少我生命中的欢愉感染了我的文字。因此，这是我工作成果的实质。——《世界：半个世纪的行走与书写》书评君曾经这样怀念她▼英国变性作家简·莫里斯逝世：她从未停止对城市的行走和书写约翰·勒卡雷小说家2020年12月12日去世，享年89岁本名大卫·约翰·摩尔·康威尔（David John Moore Cornwell），英国著名谍报小说作家。勒卡雷18岁到瑞士伯恩大学攻读外文文学，之后进入牛津大学林肯学院，1956年毕业后，在伊顿公学任教。1959年，开始进入外交部工作。此后被MI6（通称“军情六处”，英国对外情报机构）吸收。任职期间，勒卡雷写下生平第一本小说。上世纪50年代，因机构中存在苏联间谍，苏联窃取了大量英国情报。勒卡雷用小说影射了这一现象。冷战期间，他主要负责招募、管理和监视“铁幕”之后的间谍。勒卡雷的作品也不断被搬上大银幕，他的名作《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于1979年和2011年被翻拍成电影。2016年，勒卡雷的个人回忆录《鸽子隧道》出版，他在书中呈现了自己和父亲之间疏离而复杂的情感以及对间谍身份的多重反思。我声称自己从未踏足过情报世界的说法，听起来也一天比一天虚伪。这都要感谢我那些前同事，他们简直毫无保留地四处吹嘘我的身份。一旦碰上这种问题，我也只能无力地反驳说，我只是个作家，只不过碰巧当过间谍，并非摇身变成作家的间谍。结果，我收到的明确回应却是，别想了：一日间谍，终身间谍。我自己不相信自己虚构出来的小说，但其他人却相信了，所以——接受现实吧。——《鸽子隧道》书评君曾经这样怀念他▼间谍小说家约翰·勒卡雷逝世，曾写出“有史以来最伟大间谍小说”黄宗英演员、作家、编剧2020年12月14日去世，享年95岁曾出演过许多经典的黑白电影，如《幸福狂想曲》（1947年）、《乌鸦与麻雀》（1949年）、《丽人行》（1949年）和《武训传》（1950年）等。黄宗英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撰写电影剧本，后来发展成为一位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曾凭借《大雁情》《美丽的眼睛》《橘》和《小木屋》等作品而三度获得中国作家协会所颁发的“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黄宗英总共有四段婚姻，其中与第三任丈夫赵丹的婚姻持续了32年，直至赵丹于1980年去世。2005年，黄宗英与赵丹共同被选为“中国电影百年百位优秀演员”。而他们的爱情故事也被导演彭小莲拍摄成电影《上海伦巴》。大哥叮嘱我常记一句祷词：“Take it easy.”（随它去）。我真算想得开的了。记得小学六年级时老师命题写有关过年的作文。同学们写欢欢乐乐，我写父亲遗像前的一对白烛。彼时从来自拟是“天下惆怅女”，把个“葬花词”“祭妹文”默写得跟金刚经似的。往后年复一年，净轮到我碰上些小说里、戏剧里、电影里都没有的悲剧情节，我便愈来愈无绪去愁了。劳劳尘世，如今倒数秒不知从哪个寿数往回磨蹭，于是给自己定下个天晓得守不守得住的守则：只做别人无法代替你做的事，少做或不做人人都能做的事。——《卖艺黄家》书评君曾经这样怀念她▼“甜姐儿”黄宗英：我仿佛从未逾越过家庭熏陶这个圈傅高义社会学家、汉学家、中国问题专家2020年12月20日去世，享年90岁美国哈佛大学社会科学院荣休教授，精通日文，能说汉语。著有多部关于中国、日本和亚洲研究的著作。傅高义于195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并在1967年至2000年间于哈佛大学任教，曾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被认为是美国唯一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在哈佛更是有着“中国先生”的称号。他曾多年在香港研究广东及广州，关于中国研究的主要著作《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先行一步》和《邓小平时代》均已在中国出版。此外，还著有《日本的新中产阶级》《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亚洲四小龙》等研究作品。虽然邓小平身材矮小，但担任最高领导人的他在房间一露面，就能展现出夺人的气势，自然而然地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有不止一位观察家说过，他似乎能给房间带来电流。他在解决重大问题时专注而果断，既有战时军队司令员那种天生的沉着，又有半个世纪里接近权力中心处理重大问题养成的自信。他经历过官场沉浮，在妻子儿女和亲密同事的支持下又东山再起，所以对自己的处境已经泰然自若。如果他不了解某事，他随时乐于承认。吉米· 卡特总统曾评论道，邓小平跟苏联领导人不一样，他有一种内在的自信，这使他能直奔实质问题。他从不纠缠于过去的错误或谁要对其负责。——《邓小平时代》书评君曾经这样怀念他▼傅高义：中美关系40年 | 逝者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整合：刘亚光；编辑：走走。校对：赵琳。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点击观看书评周刊vlog，带你了解《新京报书评周刊》年度阅读推荐嘉宾阿甲的荐读书目！）

老家蕲春，北倚大别山，南临长江，风光秀丽，景色宜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一条玉带似的河流，自北向南，蜿蜒于大别山的南麓。蕲河，带着山脉绵延的余韵，与奔腾不息的黄金水道长江，共同滋润出山明水秀、人杰地灵之地。自古以来，这里相传是一块风水宝地，因此，明朝的时候明荆王，特意要选择这个地方作为王府驻扎之地。蕲春却自古人才辈出：宋代有文学巨擘吴淑;明代有“医圣”李时珍、著名战将康茂才;清代有著名文学家顾景星、陈诗，首创中国海运的陈銮;近代有辛亥革命先驱詹大悲、田桐，国学大师、“章黄学派”创始人黄侃，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胡风等。而自20世纪以来，从蕲春走出的学人更遍布世界各地，教授级人物更多达4000多人，被誉为“教授县”。全县有10名以上教授的村达31个，其中范铺村有“教授村”之称，从该村走出110多位专家、教授，更为传奇的是，在蕲州镇有一条叫东长街有“教授、博士街”之称，从这里走出教授博士级人物将近200位。蕲州是环山面水的一块风水宝地。这条东长街地势较高，东西走向，街道两侧房屋坐北朝南，其前庭和后院均朝南，日照充足，空气对流，十分适合读书。且后院多深井，水清味甘，据说极养人。东长街，长500米、只有百余户人家的小街。街一半是新，瓷砖小楼林立；一半是旧，青砖黑瓦，间有木楼。别看这条街貌不惊人，但时空倒转几百年，这里却是声名显赫的宝地，由于世代相传，崇尚读书，孜孜不倦，故显功名者代代有人。后世“扬鞭”追前贤徜徉在今天的“博士街”上。这条街上，有个王氏家族“锄经祠堂”，意思就是告诫后辈，要“锄则带经，牧则编简”时刻不忘读书好学，哪怕是在务农放牛之时也要“手不释书”，一旦形成了这种学习的氛围，有着良好的学风，家族成员成材的意愿强烈，那更是人才辈出，同时，也也是中国“耕读传家”文化的一种最好的体现。因此，这条街上，从二十世纪到现在，走出了近200位博士、教授，而且接近一半留洋海外。他们中，有正、副教授，有高级工程师、会计师、经济师、农艺师，也有翻译家、作家、编辑等。从这里走出的专家、学者，大都是家庭父子、母女、兄弟、姊妹都是博士。如曾任新华社译审的王北平，一子一女王愚王卓一个考上北京外国语大学，一个考上清华大学，后双双赴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如著名记者袁殊曾兼任复旦大学新闻学教授。袁殊之女马元曦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教授，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研究专业客座教授，数学博士吴永辉、医学院博士吴永炘、物理系博士吴永焘，都在美国任教授，有北大教授黄恒学、武大教授桂国平、陶梅生、上海医科大学教授熊汝成、江西教育学院音乐系王大昌教授、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现任党委书记郝翔……在蕲州的大樟树村，因村中有两棵生长了近300年的大樟树而得名。黄侃1886年出生在村中一个书香门第。远祖中有以诗词书法闻名于世的黄庭坚，其父黄云鹄官至清廷二品大员，也是著名的经学家和散文家，是张之洞的密友。据介绍，“黄侃幼承庭训，家学渊源，其研习勤苦，加之天性聪颖，与其师章太炎共创‘章黄学派’，所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多有创见，终成一代大师。”可惜黄侃命运不济，不到50岁便英年早逝。但其在国学上的成就却影响深远，毛泽东生前对黄侃非常推崇，他亲笔写给黄侃之子的信件，原件至今还珍藏在国家博物馆内那么，为什么这些高级学者会在一个地方高度结集呢？有专家分析，一个地方崇尚学习成材之风，有浓郁的学风，从而形成你追我赶的学习氛围密不可分。你想想，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小孩子，每一个人都谈学习，说进步，讲名人成材故事，这对生活在这里的孩子幼小的心灵是一种多么大的熏陶！而作为成材之人，除了自身的努力，一个地方的文化氛围、家长的教育观念、自然环境等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比如说“家学渊源”“书香门第”、“家世因缘”，其实就是一种传统好学的家风，对一个家庭成员，除了学习成绩斐然，看重气节、品行、门风，立身做人的同时，更重要的是重学、重教，成材之后，于人于学于家于国，皆成楷模。这样，就影响更多的后辈，从而对教育子女成材对我们更大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