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传播学博士

近些年，随着互联网行业的飞速发展，传播学也有了新的突破，传播学人才也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英国在全球新闻传播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世界上最早创办新闻通讯社的国家，为新闻传播教育创造了良好条件，因此，越来越多的学生去英国攻读传播学专业，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了2021年英国大学传播学专业排名，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1.杜伦大学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Ecation MA接受转专业申请，相关的实践经历学校也会考虑接受交大排名TOP200院校申请及以下院校申请，均分要求80：内蒙古大学、贵州大学、石河子大学、海南大学、青海大学、中央音乐学院、第四军医大学、国防科技大学、西藏大学、延边大学、宁夏大学、新疆大学。如果学生参加的是2+2或者3+1的合作项目，杜伦也认可，针对非名单内的院校，只要学生的条件优秀，均分在85分以上，依然可以考虑申请雅思要求：7.0 (no component under 6.5)2.利兹大学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Marketing and Public Relations MA接受所有专业背景的学生申请，但学校官方表示这个课程更适合没有商科背景的学生针对本科院校背景在list内的学生均分卡80雅思要求：6.5(6.0)Political Communication MA要求人文社科背景，相关工作经验学校也会考虑，如果没有人文社科背景，则需要提供一份PS说明一下申请这个专业的原因，并据理力争说服学校给你发offer(这个专业本身是没有要求提供PS的)针对list内院校背景的学生均分统一要求75雅思要求：6.5(6.0)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MA要求人文社科背景，相关工作经验学校也会考虑，如果没有人文社科背景， 则需要提供一份PS说明一下申请这个专业的原因，并据理力争说服学校给你发offer(这个专业本身是没有要求提供PS的)针对list内院校背景的学生均分统一要求75雅思要求：6.5(6.0)Communication and Media MA要求人文社科背景，相关工作经验学校也会考虑，如果没有人文社科背景，则需要提供一份PS说明一下申请这个专业的原因，并据理力争说服学校给你发offer(这个专业本身是没有要求提供PS的)针对list内院校背景的学生均分统一要求75雅思要求：6.5(6.0)3.伯明翰大学MSc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卡市场营销专业背景，如果本专业不是市场营销，则需要本科至少学过两门市场类课程，如果本科既不是市场营销专业，也没有学过两门以上的市场课程，则需要至少两年的市场相关全职工作经验会根据网大排名来卡均分· 网大排名前100的双非及211/985院校：均分要达到80分或以上，如果均分在70到79之间，但具有相关学术背景及良好的专业成绩，或相关的工作经验，可酌情考虑· 网大排名前101至150的双非，网大排名前150的双非以及211/985的附属二级学院，同时也包括以下9所中国大学：上海理工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华侨大学、南京财经大学、天津财经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江西财经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南京审计大学，均分要达到85分以上，如果均分在80到84之间，但具有相关学术背景及良好的专业成绩，或相关的工作经验，可酌情考虑雅思要求：7.0 IELTS (no less than 6.5 in any band)MA Language,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通常需要英语、传媒、新闻、传播或其他相关学科(如语言学、翻译、TEFL/TESL、英语文学)背景，相关工作经验学校也会考虑· 网大排名前200的大学以及211/985的院校，网大排名前200以及211/985院校的附属二级学院：来自以上院校背景的申请人均分要达到80或以上，如果均分在70到79分之间，但具有相关学术背景及良好的专业成绩，或相关的工作经验，可以酌情考虑· 网大排名在前201至500的大学包括其附属二级学院：来自以上院校背景的申请人均分要达到85，并同时具有相关学术背景及良好的专业成绩，或相关的工作经验· 三年制大专的申请人，如果在管理岗位具有5到7年工作经验，也可以考虑雅思要求：6.5 with no less than 6.5 in any band4.谢菲尔德大学Science Communication生物、化学、物理、心理学、数学、工程学或其他理科背景针对交大排名TOP100及211/985背景的学生要求均分75，交大排名100~300的双非院校学生要求均分80，针对交大排名300以后但均分有85+的学生，学校会根据学生情况综合评估雅思要求：Overall IELTS score of 7.0 with a minimum of 6.5 in each componentInternational Public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接受转专业申请，如果学生综合能力很强，可以适当降低学术要求，相关工作经验学校也会考虑会卡交大排名，针对交大排名TOP100及211/985背景的学生要求均分75，交大排名100~300的双非院校学生要求均分80，针对交大排名300以后但均分有85+的学生，学校会根据学生情况综合评估雅思要求：Overall IELTS score of 6.5 with a minimum of 6.0 in each component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要求艺术社科背景，并具有两种语言的高级工作知识会卡交大排名，针对交大排名TOP100及211/985背景的学生要求均分75，交大排名100~300的双非院校学生要求均分80，针对交大排名300以后但均分有85+的学生，学校会根据学生情况综合评估雅思要求：Overall IELTS score of 7.0 with a minimum of 6.5 in each component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要求艺术社科背景，并具有两种语言的高级工作知识(CEFR B1/B2)会卡交大排名，针对交大排名TOP100及211/985背景的学生要求均分75，交大排名100~300的双非院校学生要求均分80，针对交大排名300以后但均分有85+的学生，学校会根据学生情况综合评估雅思要求：Overall IELTS score of 7.0 with a minimum of 6.5 in each component5.纽卡斯尔大学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Ecation with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MA接受转专业申请针对211及网排TOP150的双非院校学生均分要求75，针对其他院校背景的学生均分要求80，三年制大专生如果有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学校也会考虑。雅思要求：IELTS 6.5 overall (with a minimum of 6.5 in writing，and 5.5 in all other sub-skills)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MA要求商科、社科(比如语言、法律或社会学)、人文背景针对211及网排TOP150的双非院校学生均分要求75，针对其他院校背景的学生均分要求80，三年制大专生如果有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学校也会考虑雅思要求：IELTS 6.5 overall (with a minimum of 6.5 in writing，and 5.5 in all other sub-skills)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要求商科、社科(比如语言、法律或社会学)、人文背景针对211及网排TOP150的双非院校学生均分要求75，针对其他院校背景的学生均分要求80，三年制大专生如果有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学校也会考虑雅思要求：IELTS 6.5 overall (with a minimum of 6.5 in writing，and 5.5 in all other sub-skills)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MA要求商科、社科(比如语言、法律或社会学)、人文背景针对211及网排TOP150的双非院校学生均分要求75，针对其他院校背景的学生均分要求80，三年制大专生如果有5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学校也会考虑雅思要求：IELTS 6.5 overall (with a minimum of 6.5 in writing，and 5.5 in all other sub-skills)6.利物浦大学Strategic Communication MSc卡传播相关的专业背景，比如传媒传播，经济学相关背景也可以，比如管理专业211/985学校毕业的学生，本科成绩均分至少在75以上;双非院校的一本、二本毕业的学生，本科成绩均分至少在80分以上;三本和独立院校的学生，本科成绩均分至少在85以上雅思要求：6.5 (W6.5，6.0 all other bands)Media and Communication: Media and Politics pathway MA不卡专业背景，211/985学校毕业的学生，本科成绩均分至少在75以上;双非院校的一本、二本毕业的学生，本科成绩均分至少在80分以上;三本和独立院校的学生，本科成绩均分至少在85以上雅思要求：6.5 (W6.5，6.0 all other bands)Media and Communication: Digital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pathway MA要求相关专业背景，比如传媒传播、社会学、文化研究、人类学等专业背景211/985学校毕业的学生，本科成绩均分至少在75以上;双非院校的一本、二本毕业的学生，本科成绩均分至少在80分以上;三本和独立院校的学生，本科成绩均分至少在85以上雅思要求：6.5 (W6.5，6.0 all other bands)综上所述，以上讲的就是关于2021英国大学传播学专业排名的相关问题介绍，希望能给各位赴英留学的学子们指点迷津。近年来，赴英留学一直是广大学生最热门的话题，同时，很多学生对于签证的办理、院校的选择、就业的前景、学习的费用等诸多问题困扰不断，别担心，IDP留学专家可以为你排忧解难，同时，更多关于赴英留学的相关资讯在等着你，绝对让你“浏览”忘返。在此，衷心祝愿各位学子们能够顺利奔赴自己心目中理想的学校并且学业有成!

本文由WordSunny导师，伦敦国王学院，传媒与文化研究博士Gene Liang老师分享。先来介绍一下我的背景：本科：北京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GPA：3.68/4.00，Top 20%硕士：LSE MSc in Sociology（Culture and Society）Distinction DegreeIELTS：8.0(R8.5 L8.5 W7.5 S8.0)Offer for PhD Applications:KCL: Culture, Media and Creative InstriesCambridge: East Asian StudiesEdinburgh: SociologyManchester: East Asian StudiesCUHK: Gender Studies1、申请历程申请博士的决定在英国读硕士时就已经做好，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很明晰：准备自己的研究计划和着手联系可能的博士导师。英国博士的申请需要的材料基本为：研究计划（Research Proposal），个人简历（CV），英文论文样本（Writing Sample）和2封推荐信。而最为核心的其实是研究计划的写作，与对应自己的研究课题找到适配的并且愿意接受自己作为博士生的导师。因此从9月硕士入学开始，我就在写作博士的研究计划并不断邮件联系潜在的博士生导师。说起来，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与教授们沟通并能听取他们对自己的研究课题的评价和建议也真的收获良多。具体的筛选导师和研究计划的写作技巧，因为篇幅所限，无法展开来讲。但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讲，读硕期间与自己的在LSE的硕士导师的频繁沟通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一方面他在学术写作和博士申请上给了我很多的建议，并且同时也帮我推荐了不少相关的导师。这其实涉及在英港澳等地就读一年制授课型硕士如何最大程度地利用起学校里潜在的资源的问题。教授们每周都会有固定Office Hour来为项目或课程上的同学答疑解惑，这其实是很好地提升自己的机会，不仅仅是就课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提问，还可以与老师商讨期中或期末论文的选题，咨询论文给到的反馈和进一步完善的建议等等。同时，这也能让教授更好地记住和了解自己。为什么一定要让教授记住自己呢？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推荐信。如果不GAP直接申请博士的话，博士申请是需要在1月底前完成递交（考虑到很多奖学金申请的截止日期在1月下旬）。这意味着，提交申请的时候，自己正在读的硕士第一学期的期末论文也才刚刚递交，而英国的很多教授如果没有对你的基本了解（定义“了解”，他们会用课程论文的成绩和评价反馈来作为参考），是不会为你写推荐信的。至少，高冷的LSE的很多老师，比如我当时联络的几位社会学和性别研究系的授课老师就直接拒绝了我，甚至希望我Gap一年再申请（这又涉及关于读博的决心与规划的问题，暂不展开）。这时候，是我的硕士专业课导师答应为我写推荐信。之前就课程期中论文与他讨论和沟通过多次，虽然是一篇3000词的小论文，但他很喜欢我的论点和论证的过程，印象深刻到甚至给了82分的成绩。在他答应为我写推荐信之后，就更顺理成章与他聊了很多关于英国博士申请的事情。所以，通过此例便可以证明利用好Office Hour的重要性。2、博士就读当然最后博士申请的结果还是满意的，综合考虑导师的研究方向和专业影响力，我选择了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的文化、媒体与创意产业研究系（Culture，Media and Creative Instries Depart，CMCI）开启我的博士生涯。CMCI就是Kings最为有名的开设了CCI（Creative Cultural Instries），ACM(Arts and Cultural Management)和GMI(Global Media Instries)等所谓大传媒专业的系所，在英国REF 2014的媒体与传播学专业的评价中研究实力（research power）位列全英第一。CMCI是一个超级有趣同时也拥有颇为严格的研究传统的院系。各个博士生的自选课题和老师们的在研项目都很有趣，有做粉丝研究与文化政策、Salsa舞蹈与身份政治、城市的光与人的情感研究、时尚与性别、放克音乐与青年亚文化运动等等。每天去Strand校区办公室都可以与博士同事们在自己的研究之外，畅聊很久并且同时收获无数启发。每学期定期的博士生研讨会，系里教授的专题讲座和邀请来的外校相关领域的大佬们比如Angela McRobbie, Paul Gilroy和David Molly等等都会让人深深沉浸在这无限美好的研究氛围里。目前我正在KCL就读，同时也会利用业余时间帮助国内传媒专业的同学做选校、文书等服务，我的跨学科项目和研究兴趣涵盖了诸多领域，包括社会学、媒体和传播学、文化研究、中国研究和性别研究。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5月5日消息，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基因研究所（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Genetics Institute）的一项研究发现，尽管欧美国家是在1月底才陆续发现了他们国内的感染病例，但病毒可能在这些病例被发现数周乃至数月前，就已经开始传播了。据报道，这一研究主要得出了两个发现。该研究认为，新冠病毒是在去年年底才开始从动物身上“跳”到人身上去的，这意味着该病毒对于人类而言是全新的，人类对其缺乏免疫力。该研究还发现了基因证据，认为新冠病毒在欧美各国实际出现的时间，可能早于这些国家官方在1月或2月通报的首个病例出现的时间，而且这个时间差可能多达数周甚至数个月。研究人员认为，寻找这些国家真正的首个病例已经不现实了，因为可能存在“许多个零号病人”。

近些年，随着科技时代的进步，传媒产业已经成为未来的趋势，从而对传媒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特别是一些跨文化传播人才更加稀缺，英国作为传媒界的佼佼者，为社会培养出很多优秀的传媒人才，因此，越来越多的学生去英国攻读跨文化传播专业，下面，小编就为大家重点介绍英国4所大学的跨文化传播专业，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1.谢菲尔德大学专业：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跨文化交流（*刘同学谢菲尔德大学可持续建筑研究成功案例）学制：1年申请要求：背景要求：相关专业、文学或社会科学学士学位，具有两种语言的高级工作知识均分要求：75-80雅思要求：雅思7.5(单项6.5)2.纽卡斯尔大学专业：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跨文化交流学制：1年课程介绍：本课程涵盖了对文化与人类行为本能的互连的理解方法。将接受以沟通为重点的培训并发展自身在跨文化交流的专业知识。申请要求：背景要求：商业、社会科学、人文及其他紧密相关专业均分要求：75-80雅思要求：雅思6.5专业：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跨文化交流和国际管理学制：1年课程介绍：该课程为学生提供了国际和跨文化交流和国际商务管理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培训。申请要求：背景要求：商业、社会科学、人文及其他紧密相关专业均分要求：75-80雅思要求：雅思6.5专业：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跨文化交流和国际市场营销学制：1年课程介绍：该课程专为那些希望把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和发展它们的国际营销知识在课程之中结合起来的学生设计的。申请要求：背景要求：商业、社会科学、人文及其他紧密相关专业均分要求：75-80雅思要求：雅思6.5专业：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跨文化交流和国际关系学制：1年课程介绍：该课程专为那些希望把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和发展它们的国际关系知识在课程之中结合起来的学生设计的。申请要求：背景要求：商业、社会科学、人文及其他紧密相关专业均分要求：75-80雅思要求：雅思6.53.东英吉利大学专业：Globa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全球跨文化交流学制：1年课程介绍：该课程主要培养学生一种广泛的学习语言和跨文化交流的方法。申请要求：背景要求：人文、社会科学相关均分要求：75-80雅思要求：雅思6.5，单项5.54.兰卡斯特大学专业：Global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全球跨文化交流学制：1年课程介绍：该课程主要培养学生一种广泛的学习语言和跨文化交流的方法。申请要求：背景要求：语言/语言学相关学位或拥有多个语言/语言学相关学科的学位均分要求：75-85雅思要求：雅思6.5澳洲大学旅游规划专业英国留学定位选校想试试以自己的个人成绩能申请到国外什么层次的大学？可以使用留学志愿参考系统（如下小程序）一键定位。使用方法：把你的GPA、托福/雅思成绩、专业名称、院校背景（211/985/双非）等信息输入到留学志愿参考系统中，系统会自动从数据库中匹配出与你情况相似的同学案例，参考他们的案例对比一下自己的情况，这样子就可以对自己进行精准的定位。

来源：每天学点经济学2月11日至12日，400名全球专家聚集在世界卫生组织（WHO）日内瓦总部，集中讨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战略，确定清晰的新型冠状病毒问题全球研究重点，包括确定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及分享生物样本和基因序列等，旨在动员国际行动，发挥协同效应，开发出阻止疫情爆发所需的快速诊断、疫苗和有效治疗工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10日在记者会上特别提到英法出现的最新疫情动向，显示从未到过中国的人传人病例正在欧洲出现。本周一，英国宣布冠状病毒爆发是“对公共健康严重且迫在眉睫的威胁”，成为继意大利之后第二个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为紧急情况的欧洲国家。当天英国确诊的新冠病毒患者翻倍达到8例，其中5人都是被第三个确诊患者感染所致。上周六与周日，在法国与西班牙分别宣布确诊的5名和1名英国公民也都是受到英国的第三号患者直接或间接感染。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传染病专家弗里德曼（Andrew Freedman）博士认为，三号患者可以称做“超级传播者”，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特别意外。在英国之外，目前欧盟已确认33个新冠病毒感染者，分别为德国14人、法国11人、意大利3人、西班牙2人、比利时1人、芬兰1人、瑞典1人。图/图虫追踪“超级传播者”1月20日至22日，专业提供气体检测解决方案的英国仕富梅（Servomex）公司在新加坡君悦酒店组织了一场总共有109人参加的商务会议，家在英国南部城市布莱顿的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商人作为该公司成员也出席了这次会议。来自国外的94位与会代表中，也包括一名来自武汉的参会者。参加完会议，这名中年英国男子登上飞机，前往勃朗峰附近的法国滑雪胜地Les Contamines-Montjoie，从1月24日待到28日，他与另外5名英国人同住一间公寓。28日当天，他乘坐从日内瓦飞往伦敦盖特威克机场的easyJet航班返回英国。回到家后，他还曾去当地社区健身中心参加了一节瑜伽课，2月1日晚，又去了当地一家名叫The Grenadier的酒吧小酌。直到会议组织者向他告知另一位与会代表感染了新冠病毒，他才向当地公共医疗机构报告，这时已是2月6日。在被诊断出冠状病毒阳性后，这名患者立刻被转移到伦敦市中心圣托马斯医院（St Thomas's）的隔离病房。圣托马斯医院属于英国国民医疗保健体系（NHS）专业高危传染病（HCID）治疗中心的下属医院。此前英国确诊的两例新冠病毒患者是来自武汉的留学生及家长，属于输入型病例。英格兰公共卫生局（PHE）立刻开展紧急行动，排查所有与其接触过的人，以确定他们是否也被感染。就在此时，参加这次新加坡会议的两名韩国代表和两名马来西亚代表已被确诊感染。2月8日，法国卫生部长布赞（Agnès Buzyn）宣布，包括一名9岁儿童在内的5名英国公民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此外，法国医院正在对另外6名与其有过近距离接触的英国公民隔离观察；为预防起见，还关闭了九岁儿童去过的两所当地学校。9日，英格兰公共卫生局宣布曾在同一时段去过前述法国雪场的第4例感染者。当天，西班牙政府也发布一例最新确认的感染病例，该名患者与在法国被感染的5名英国公民之一有过密切接触。10日，英格兰公共卫生局确认三男一女为最新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他们都来自布莱顿。英格兰首席医学官惠蒂教授（Chris Whitty）在声明中指出，这4名患者都属于先前确认的英国病例的已知接触者，其中包括两名医护人员。布莱顿当地一家社区诊所已因此宣布关闭。英格兰公共卫生局表示，目前确定和隔离、测试可能与这些患者接触过人员的工作仍在继续。潜在的危险者包括1月28日从日内瓦飞往盖特威克机场的EZS8481航班中坐在第三号患者附近的乘客。当时他尚未发病。这架飞机载有乘客和机组人员共183人。图/图虫 资料图英政府加大强制隔离手段英航3月底前停飞京沪相较于8人被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英国迄今已对1114人进行了病毒检测。英国卫生部长马特·汉考克（Matt Hancock）周一宣布，新型冠状病毒对公共健康构成了严重而迫在眉睫的威胁，这使政府拥有更多权力以对抗病毒的传播。新政策宣布后，英国所有新型冠状病毒患者将被强制隔离，不能自由离开。此前从武汉接回的英国公民中，有一人对被隔离14天的处境感到不满，尽管第一批隔离者本周四就将结束14天的隔离期，此人对外威胁称将逃离隔离的Arrowe Park医院；如果不是颁布新政，政府并没有合法措施阻止其自行离开隔离地点。汉考克强调，宣布严重威胁只是一种预防措施，有关公众风险的临床建议仍处于中等水平。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英国卫生部门先后将威胁程度从“很低”调高至“低”，目前维持在“中等”水平。雷丁大学（University of Reading）药学院副教授艾德华兹（Al Edwards）博士认为，英国和其它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阻止病毒蔓延以及对重病患者的治疗，无论卫生系统多么发达，这样的疫情“很容易使任何国家的医院不堪重负”。他特别提到，基于检测患者血样中的病毒的确可以实现快速检测，但这仅在患者病重时才起作用；对于病情好转或受到感染程度较低的患者，病毒几乎“不可检测”。英国航空公司本来已宣布从伦敦往返北京和上海的航班在2月底之前全部取消，10日又通知，这些航班暂停服务将延长到3月31日。维珍航空上周也延长了飞往中国大陆航班的暂停期限，从伦敦至上海的航班3月28日才能恢复运营。专业人士建议：英国私立学校劝阻学生在下周的学期中假期飞赴中国。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学生是英国私立学校最大的海外生源地。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21财经APP 作者：师琰 伦敦报道

5月15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宣布取消本科招生，此消息引起了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5月28日，Remix计划办了一场讲座，邀请四位重量级嘉宾参与讨论：此事对新闻传播教育有何影响？新闻传播专业的意义是什么？新闻传播学科的方向在哪里？在校学生应如何规划新闻传播方向的学习？四位嘉宾分别是： 杜骏飞，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网络传播研究院院长。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潘忠党，美国斯坦福大学传播学硕士（1985年），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大众传播学博士（1990年），现为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传播艺术系教授。张力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英国莱斯特大学传播学博士。在讲座接近尾声时，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金兼斌教授也以“当事人”的身份加入了这场讨论，阵容可谓是非常精彩了。学姐全程围观了这场表面和平的气氛下实际暗流涌动的巅峰论道，就本次讨论中几个重要的问题与解答作出梳理。01如何看待清华取消新传专业本科生？对于这个问题，张力奋老师认为：一所大学改革教育模式本属正常，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中国本科新闻教育出了什么问题。北京大学的胡泳老师态度则比较明确：取消本科生招生是错误的。理由有如下三点： 优质本科生是否选择新闻与传播专业决定了学科的发展，清华的新传专业向来是有吸引力的，并且经历了20年风雨已经形成自己的特色，此时放弃很可惜。 新闻专业作为一线学科应该侧重培养应用人才，研究生导向的高精专道路缺乏实用性，无法很通畅地与业界对接。 清华教改的举措有可能其他高校被误读和追随，如果其他高校也效仿此举接连取消新传专业本科招生，将会为中国的新闻业感到遗憾。胡泳老师坚持：新闻业的未来不能交付，学术界有责任为新闻业的未来进行测试和研究。潘忠党老师则认为清华取消本科招生并不能说明新闻无学，同时赞同其扩大研究生教育，认为是必要之举。潘老师举例说，美国密苏里大学侧重本科教育，培养出许多优秀的新闻专业人才，也包括广告、公关等行业的人才。但我们都看到密苏里时代已经过去。而另一所名校哥伦比亚大学只有研究生教育，并且细分为不同的类别：文学硕士（Master of Arts）、学术导向型硕士（Master of Science）、数字新闻硕士（MA in Digital）以及双学位项目。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 图片来源网络（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 图片来源网络）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杜骏飞老师的观点是：清华教改此举是为了提升本科教育通识化水平，实现弯道超车。集中师资力量在研究生教育层面有利于培养高层次人才，凸显科研导向。对于杜俊飞的这一判断，潘老师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研究生教育不一定是培养学术人才，也可以培养实践人才。目前大学专业教育需要三类课程，一是博雅教育，也就是基础课；二是专业教育，即相关职业伦理、本学科与社会的关系等；三是实操技能，即具体的业务技能比如剪辑、写稿、采访。02我国目前的新闻本科教育面临什么问题？在这一个问题的讨论中，老师们侧重于新闻专业，而非传播学专业。总体上，提出了本科教育中学院缺乏自主权、专业课程编排不够扎实以及研究生教育研究生教育学制长但培养目标不明确两个问题。胡泳老师从2002年美国新闻专业的大讨论入手，认为当下中国新闻专业教改应有中国逻辑，而不是对标美国。如今我国新闻教育腹背受敌，一方面是业界觉得大学培养的人才不能够参与实践，而本专业在大学体系中也受到轻视，认为其过于注重实操，缺乏学理性。2002年，哥伦比亚新闻学院院长选举出现风波，并进而引发了一场有关新闻教育如何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的大讨论：当今世界需要什么样的新闻学院？传统的新闻学院如何跟上变革纷繁的时代？同年，美国卡耐基基金会（the Carnegie Foundation of New York）开始与各大新闻学院院长对话，共同探讨新闻教育的改进与创新，以期新闻专业学生在美国新闻业转型的关键时刻能够顺应时代的变化。胡泳老师认为新闻专业不仅仅是一种专业培训 ，它还是社会警报系统。但目前，新闻专业总是要为自己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张力奋老师提出：复旦大学在1926年成立新闻系之后，很长一段时内新闻专业的合法性并未受到质疑。陈望道提出的“好学力行”也说明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有合理性。人文教育而不是技能教育，而是承载着作为国家公共服务的社会期待，我们现在常说数据是能源，其实新闻也应该是能源。（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图片来源网络）新闻传播学学科基石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动摇，新闻学常常羡慕经济学、法学，但回顾历年的诺贝尔奖得主，涉及到的这些主题比如不完善的契约理论、信息不对称和印度大饥荒，都可以是我们新闻专业的研究内容。为何别的专业的学者很容易进入新闻传播学而我们守土却如此困难？杜骏飞老师也认为不用质疑新闻专业的合法性问题，如果有人认为“新闻学有术无学”，有可能存在三种情况： 此人停留在特殊时代； 此人的学习和工作停留在操作层面，或是在操作中没有任何反思，比如从政治学、意识形态、阐释学角度的思考； 此人看到的新闻研究是徒有虚名的。而谈到新闻传播学的地位问题，目前新闻传播进入一个弥漫传播的状态，如同空气般地存在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应该能感受到我们的传播社会。另外，杜老师说，以应用型为逻辑来质疑高精尖教育是混乱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是应用型的，同时也是理论上高水准的。目前的趋势来看，专业硕士应该是研究生教育的重点。03新闻学的“学”体现在哪些方面？潘老师表明自己是一个反对学科建制的人，但也不得不承认，通过期刊论文、发表引用率等指标可看出传播学在人文社科地位并不高。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表达过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风貌体现了他心中的新闻传播学的精神。如果从宣传干部的角度来看，新闻是无学，但从公共服务的角度来看则是有学的。同时，政治、哲学、历史等学科都能够为新闻传播学提供学理供给。当下应当注意的是，在数据新闻、可视化新闻等方向培养中不能忽视人文素养的培育。杜骏飞接话：新闻研究是一个场域，它应当是社会的水泥，我们今后培养的人才可以更丰富，广告、公关、经济都可以可为毕业生的去向。张力奋老师提出：中国教育在技术层面一直做的比较好，但在价值观层面如何提升，如何指导学生追寻真相，使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或许可以少谈一些所谓的创新，多谈一些基础素养和人文情怀的培育。清华大学的金兼斌老师从个人角度阐述了自己的理解：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取消本科生招生是为了在本科生培养层面侧重培养通识基础人才与跨专业人才，在研究生缩编的情况下，扩大了新传研究生名额也非常不容易。是清华新传的研究生教育还是以专业导向为主，学术型导向培养本来也只是一部分，目前看来还有可能进一步减少，今后的学术型导向会主要集中在博士层面。研究生侧重面向行业，面向社会实践的培养模式。（清华大学新闻学院 图片来源网络）此次教改的目的是为国家的发展与重大战略需求提供能用的扎实人才，并在理论创新、思想创新方面有所突破，成为社会发展有价值的智库。未来会努力强化学科交叉，跨学科融合也是清华的优势所在。04结语本次讨论由于过于精彩、受众反响热烈，延迟了一个小时。最后，在主持人的提议下每位老师都对新传专业的发展说了一句寄语。杜骏飞老师：我们只是历史中的颗粒，被历史的浪潮所席卷，过去不问，但未来可追。老师们要记住一件事：不要入戏太深，不要成为一个被舆论裹挟的宾格化的“我” 。今天清华迈出一小步，就是一个正面的示范，不管别人怎么看，主要考虑自己的需求、考虑学科和国家发展的需求，做出了自己的改革选择。张力奋老师：我依然为清华感到可惜，学科的发展靠优秀的学生，缺失了优秀本科生的新传学院少了许多精彩。金兼斌老师：我们愿做改革的先行者。潘忠党老师：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自由，来设置学生的教育培养模式，“固本”依然是大学培养中很重要的部分。（图片来源网络）看完了这场决战紫禁之巅的大咖们的沙龙会，学姐增长了见识也提升了视野。其实五位老师关于清华教改的态度虽然不同，但对于中国新闻与传播学教育的许多看法却是一致的。总的来说，新传专业面临困境但也非常重要，它的意义在如今的互联社会中尤其被凸显。媒体被喻为社会公器，新传学子要发挥反映现实、追求真相的监督职能。而随着媒介形式的变化、传播与社会的融合，更多的社会现象进入到本专业中，等待着我们去观察与分析。这是一份肩上沉甸甸的专业，也是一份闪耀着光芒的专业。理想主义者们，请继续前进吧，为你的志业与爱好而努力！参考文献：《面向未来的美国新闻教育改革尝试》.发表于《新闻大学》2009年02期，作者黄瑚，励嘉.

英国确诊的第三号患者截至2月10日已确认导致目前分别在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11名英国公民被传染。英国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暴发是“对公共健康严重且迫在眉睫的威胁”。2月11日至12日，400名全球专家聚集在世界卫生组织（WHO）日内瓦总部，集中讨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战略，确定清晰的新型冠状病毒问题全球研究重点，包括确定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及分享生物样本和基因序列等，旨在动员国际行动，发挥协同效应，开发出阻止疫情暴发所需的快速诊断、疫苗和有效治疗工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10日在记者会上特别提到英法出现的最新疫情动向，显示从未到过中国的人传人病例正在欧洲出现。本周一，英国宣布冠状病毒暴发是“对公共健康严重且迫在眉睫的威胁”，成为继意大利之后第二个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暴发为紧急情况的欧洲国家。当天英国确诊的新冠病毒患者翻倍达到8例，其中5人都是被第三个确诊患者感染所致。上周六与周日，在法国与西班牙分别宣布确诊的5名和1名英国公民也都是受到英国的第三号患者直接或间接感染。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传染病专家弗里德曼（Andrew Freedman）博士认为，三号患者可以称做“超级传播者”，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特别意外。在英国之外，目前欧盟已确认33个新冠病毒感染者，分别为德国14人、法国11人、意大利3人、西班牙2人、比利时1人、芬兰1人、瑞典1人。追踪“超级传播者”1月20日至22日，专业提供气体检测解决方案的英国仕富梅（Servomex）公司在新加坡君悦酒店组织了一场总共有109人参加的商务会议，家在英国南部城市布莱顿的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商人作为该公司成员也出席了这次会议。来自国外的94位与会代表中，也包括一名来自武汉的参会者。参加完会议，这名中年英国男子登上飞机，前往勃朗峰附近的法国滑雪胜地Les Contamines-Montjoie，从1月24日待到28日，他与另外5名英国人同住一间公寓。28日当天，他乘坐从日内瓦飞往伦敦盖特威克机场的easyJet航班返回英国。回到家后，他还曾去当地社区健身中心参加了一节瑜伽课，2月1日晚，又去了当地一家名叫The Grenadier的酒吧小酌。直到会议组织者向他告知另一位与会代表感染了新冠病毒，他才向当地公共医疗机构报告，这时已是2月6日。在被诊断出冠状病毒阳性后，这名患者立刻被转移到伦敦市中心圣托马斯医院（St Thomas‘s）的隔离病房。圣托马斯医院属于英国国民医疗保健体系（NHS）专业高危传染病（HCID）治疗中心的下属医院。此前英国确诊的两例新冠病毒患者是来自武汉的留学生及家长，属于输入型病例。英格兰公共卫生局（PHE）立刻开展紧急行动，排查所有与其接触过的人，以确定他们是否也被感染。就在此时，参加这次新加坡会议的两名韩国代表和两名马来西亚代表已被确诊感染。2月8日，法国卫生部长布赞（Agnès Buzyn）宣布，包括一名9岁儿童在内的5名英国公民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此外，法国医院正在对另外6名与其有过近距离接触的英国公民隔离观察；为预防起见，还关闭了九岁儿童去过的两所当地学校。9日，英格兰公共卫生局宣布曾在同一时段去过前述法国雪场的第4例感染者。当天，西班牙政府也发布一例最新确认的感染病例，该名患者与在法国被感染的5名英国公民之一有过密切接触。10日，英格兰公共卫生局确认三男一女为最新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他们都来自布莱顿。英格兰首席医学官惠蒂教授（Chris Whitty）在声明中指出，这4名患者都属于先前确认的英国病例的已知接触者，其中包括两名医护人员。布莱顿当地一家社区诊所已因此宣布关闭。英格兰公共卫生局表示，目前确定和隔离、测试可能与这些患者接触过人员的工作仍在继续。潜在的危险者包括1月28日从日内瓦飞往盖特威克机场的EZS8481航班中坐在第三号患者附近的乘客。当时他尚未发病。这架飞机载有乘客和机组人员共183人。英政府加大强制隔离手段 英航3月底前停飞京沪相较于8人被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英国迄今已对1114人进行了病毒检测。英国卫生部长马特·汉考克（Matt Hancock）周一宣布，新型冠状病毒对公共健康构成了严重而迫在眉睫的威胁，这使政府拥有更多权力以对抗病毒的传播。新政策宣布后，英国所有新型冠状病毒患者将被强制隔离，不能自由离开。此前从武汉接回的英国公民中，有一人对被隔离14天的处境感到不满，尽管第一批隔离者本周四就将结束14天的隔离期，此人对外威胁称将逃离隔离的Arrowe Park医院；如果不是颁布新政，政府并没有合法措施阻止其自行离开隔离地点。汉考克强调，宣布严重威胁只是一种预防措施，有关公众风险的临床建议仍处于中等水平。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英国卫生部门先后将威胁程度从“很低”调高至“低”，目前维持在“中等”水平。雷丁大学（University of Reading）药学院副教授艾德华兹（Al Edwards）博士认为，英国和其它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阻止病毒蔓延以及对重病患者的治疗，无论卫生系统多么发达，这样的疫情“很容易使任何国家的医院不堪重负”。他特别提到，基于检测患者血样中的病毒的确可以实现快速检测，但这仅在患者病重时才起作用；对于病情好转或受到感染程度较低的患者，病毒几乎“不可检测”。英国航空公司本来已宣布从伦敦往返北京和上海的航班在2月底之前全部取消，10日又通知，这些航班暂停服务将延长到3月31日。维珍航空上周也延长了飞往中国大陆航班的暂停期限，从伦敦至上海的航班3月28日才能恢复运营。专业人士建议英国私立学校劝阻学生在下周的学期中假期飞赴中国。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学生是英国私立学校最大的海外生源地。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编辑：马玉华

Summer姐姐 / 文最近，“内卷”这个词火了。“内卷”的本意，是指人类社会在一个发展阶段达到某种确定的形式后，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现如今，各行各业、无论男女、不论大小，都在谈“内卷”，似乎人们都陷入了一种焦虑、无力的心态。一向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也不例外。刚刚过去的2021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考人数达到了377人，创下历史新高。另一个与之对应的现象是，本科毕业的大学生，工作越来越不好找了。来自浙江大学的学者，分析了智联招聘的17年数据发现，在1.6万个招聘岗位中，超过一半的求职者，学历高出工作要求2年以上。平台招聘需要本科及以上学历仅占20%，而简历中90%的应聘者，都是本科及以上，文凭也“通货膨胀”了，使得他们的薪酬降低了5.1%。换句话说，学历“贬值”，导致就业者的薪酬下降了。有媒体认为，随着我国接受本科教育的比例越来越高，上大学这件事，已经从“精英教育”成为了“大众教育”。这就更让一些对孩子寄予厚望的父母感到了焦虑，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更加“精英”的教育，成为“优秀的少数人”，实现“阶层跃升”。中国家庭的收入在2001年以来快速增长，家庭财富的迅速累积，也带来父母的教育支付能力逐渐增强，高等教育的竞争由此加剧。《三十而已》里的顾佳，背负了近千万的贷款，将房子换到了心仪学校附近的高级公寓；为了能让王太太给儿子写推荐信，她可以把拖鞋让给王太太，自己光着脚爬楼梯。而在现实中，北京有“顺义妈妈群”，她们放弃了高薪工作，全职“陪学陪练”，从幼儿园开始，就开始调研和择校，只为了能让孩子拿到国外名校的入场券，接受“精英教育”。什么才是真正的“精英教育”呢？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最近，我读了一本讲述英国教育体系的著作—《成就孩子：好学校为什么重要》。本书作者李爽，在国内媒体出版业工作13年后， 2002年在英国伦敦定居，并攻读硕士、博士，获得威斯敏斯特大学传播学博士学位。这本书的内容，涉及英国的小学、中学、大学，采访对象也从孩子到家长，再到著名的教育家、考试委员会的官员，书中有大量个案、实证、采访、对谈以及资料索引。可以说，这是一部针对“精英教育”的社会观察实录。纪录片《他乡的童年》的导演周轶君评价：“这本书将颠覆你对‘精英教育’的认知，李爽以其真诚和敏锐，刻画了英国教育的精髓。”上流社会与精英文化在英国，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私立学校都占有绝对优势的资源。这也使得只占全国7%的私校培养出了74%的法官、71%的军官和29%的议员。也就是说，教育，决定了我们是谁。在二战前的英国上流社会中，曾经流行一种育儿观：孩子只是家庭的一个“产品”，家长把孩子交给保姆和家庭教师，再大一点送去寄宿学校。不是因为没时间，而是认为在孩子这个“产品”成熟之前，越少接触家长越好。因此，那个时代上流社会家庭中的成人，很难真正意识到应该怎样做父母。令人感慨的是，现在的亚洲父母正在重复英国近百年前的故事。在我国，就有很多中产家庭的父母，将孩子送入了英国的寄宿学校，让尚未成年的孩子孤身在异国他乡就读初中或者高中，成为“小留学生”。仅去年疫情期间，我国滞留在英国的10岁左右的小留学生，就有1.5万人。这些留学生，有的在高中毕业后，顺利进入顶尖高校，也有的孩子在毕业之后，没有过上理想中的生活。但他们仍会存在于留学中介宣传的“神话”当中。虽然这条求学之路，并不是百分百happy ending，但仍有更多的家长卷入了这个进程，并且因为这些私立学校对中国学生非常有限的录取名额，让这个进程充满了焦虑。将学校分作三六九等，给学生贴上分层标签，这不应该是教育的常态。教育的目的，不是让孩子成为优秀的少数，而是成为高责任感和自我驱动力的人。男校、女校，还是混合学校？在英国，寄宿男校一直代表着英国私立学校和精英教育。但从20世纪起，私立女校开始出现，为英国教育带来了新的生机。这些学校以教导新时代女性为目的，从观念到目标，都更加符合女性平权、健康社会的要求。到了今天，英国的高等教育领域的趋势是：女大学生比例在逐年加大，2019年女性申请大学人数与男生相比，多了90000人，男女人数差距在不断扩大。英国教育部和财政研究所的数据显示，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更有可能从中受益：大学毕业的女性，比没有上大学的女性，收入平均高出近3/1。作者采访了两位资深教育家，向他们提出了一些有关分性别教育的问题。专家们认为，英国的分性别教育一度非常成功的原因是，中世纪社会，男人和女人的角色是完全分开的。随着大英帝国的行政和军事需求日益增加，男性要通过接受单一性别教育，来成为帝国统治必要的辅助。女性往往则是留在家庭里，接受家庭教师的个别辅导，而不是接受集体教育。到了后来，很多顶尖男校把高中部改为混校，如今的大多数私立学校，已经变成了男女同校，剩下的纯男生寄宿学校不到12个。对于外国家庭来说，他们更倾向于把自己的孩子送入混校学习，因为这些父母会认为，孩子将来是必定要生活在两性社会当中的。专家认为，家长有权选择最适合自己孩子的教育，但是单一性别学校，也同样可以提供出色的教育。另外，有一种中和了两者的教育模式也开始发展起来——钻石模型，即男女学生在小学混合学习，到了中学分开，再到高中合并，或者中学的某些科目分开学习。对此，专家认为，父母和子女都有权选择理想的教育形式。无论学校是那种模式，都没有对或错，适合孩子的，就是最好的。英式教育的精髓英式教育里的哲学观是：培养有能力也有意识去改变社会的下一代。本书作者李爽在纪录片《他乡的童年》中接受采访接受私立教育的孩子，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敢于“不服气”。调查显示，私立学校的学生，对他们自己的中考、高考成绩存疑而提出复议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公立学校的学生。而隐藏在这种“不服气”下面的，是他们的自信，以及在制度允许范围内，质疑权威的信心。与此同时，他们的学校和家长，也支持他们的这种“不服气”。英式教育主张建立批判性思维的教育目标。从孩子的7+考试开始，一直到13+的入学考试，除了英语和数学，还要考“非文字推理”，11+和13+还增加了“文字推理考试”。到了升入高中的16+考试，顶尖私校还会进行思维能力评估类型的考试，包括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两个部分。而非文字推理、文字推理和思维能力的评估，基本上考核的就是逻辑。著名私立学校校长说过，逻辑和哲学是私立生的左右手，逻辑引领知识，哲学带来智慧；同样，知识是理性的基础，智慧是判断力。这里的哲学，并不是我们社会科学概念里的哲学，而是非常经典的古希腊哲学观，那个时候科学就被称为“自然哲学”，更接近于“wisdom（智慧）”一词，即人类真正的世界观。作者的大女儿一直接受的是英式教育，她对妈妈说，目前数学研究的终极，其实是哲学，反映的是数学家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中国学生在数学上的优势是解题技巧，而英国教育着重强调的是数学背后的哲学观。因此，英国学生虽然不学奥数，但在国际竞赛中成绩一直也不错。另外，英国私立学校的教育理念认为，教育的本质是“去愚启智”，发掘每一个孩子的潜能，发展每一个个体。他们也强调全面发展的概念，但核心是要鼓励孩子尝试不同的事，发展不同的个性和爱好。只有这样，他们的人生才会有更多选择。这里的全面发展，并不是简单的“什么兴趣班都要上”，也不是一个目标或者一成不变的模板，而是一个框架，一种哲学观。因此，学术成绩只是一个副产品，他们更看重的，是达到一定的学术成绩（考上大学）之后，每个孩子不同个性的塑造，以及对社会的参与。参与社会，也是英式教育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因此，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非课业活动中有很多内容是与社会紧密相关的，而且随着年级的升高，比重逐渐加大。例如，各种主题不同的讲座和公开课，会有各行各业的翘楚与学生面对面交流，讲述他们行业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学生们会觉得这些人“活得很有趣”，进而会思考一个问题：“我将来要做什么样的人？我的优势能让我在哪些方面做出不一样的事？”因此，上大学、选专业，其实只是他们用来实现自我的桥梁，而远非他们的终极目标。总结一下，英式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以鼓励和启发为主，没有什么比让孩子们认清楚自己是谁，要做什么更加重要。”“以玩代教”的小学靠谱吗？我有一个初中同学，去年拖家带口移民到了国外，因为她认为国内的教育，不适合她那两个在课堂上根本坐不住的孩子。但是，最近她时常对我抱怨：来到国外上学，上课就是“玩”，回来也没什么作业要做，两个孩子是开心了，可老母亲却更焦虑了：这样能学到什么啊！本书中也涉及到了英国的小学教育内容。英国的孩子，从4岁开始上类似于学前班的reception，三年内主要是培养自理能力和学习习惯，并学会社交，融入班级和学校这个小社会。从三年级开始就会学习科学课，在课堂上也会以各种实验为主，在不太了解这些体系的家长看来，就有点像在“玩”。全英小学教学大纲，只规定了小学阶段需要学习的内容，而在什么时间完成哪些知识的学习，则完全由各个学校和老师自己做主。因此，学校会进一步将科学概念活化到学习力，与日常生活和周边环境相结合，让孩子们产生好奇心，学会问为什么以及怎么会这样，并引导他们了解作为人类的我们，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另外，学校会把专业内容分散到不同的科目里，从而建立起完整而不冲突的世界观。例如，将科学放在历史、地理、音乐、美术等课程里去教学。美术课上教莫奈，老师还会提及莫奈画的池塘的概念，植物与寄居动物，池塘的季节变化，光与影的自然状态，画家的捕捉与表现等等，总之是会将科学观融会贯通在所有的知识传递当中。最后有一点非常有意思：英国社会不相信天才。英国人持有的态度是：后天与先天一样重要，人脑的可塑性，重新定义了人类的潜能，一个人的大脑，是可以不完全受控于遗传基因的控制的。所以，英国的学校坚持一个观点：即便是天才儿童，也应该在正常的学校系统里学习。因为在全面发展的学校里，学到的不仅仅是学业，英国的大学中也没有为“超常学生”量身定做的项目。英国的家庭和儿童保护法，也不允许“跳级”入学，按年龄段上学读书，是英国的基本立法。可以这么说，英国对智力精英是非常尊重的，但更提倡“一个都不能少”的教育普及化，致力于国民的整体知识水平的提高，以及科学观念和知识的普及。写在最后的本书作者是中国人，同时也是一位资深媒体人，后来又在英国定居多年，因此她对东西方教育观念和文化传统都非常熟稔。书中也涉及了很多关于中国父母对精英教育的看法和经历，相信一定能够引起许多中国父母的共鸣。当然，我想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想让本已经焦虑不堪的父母“雪上加霜”，也不是想告诉父母“别人是对的，你是错的”或者“你们应该怎样做”。这本书只是想告诉这些焦虑的父母——“世界上有的地方是这样做的”。把英国教育所有走过的弯路和获得的成就，都实事求是地叙述出来，供父母和孩子们消化、思考、分析，从而根据自身情况，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那个选择。今日的多元社会，带给我们更多的选择和机会，有经济能力的父母可以给孩子提供更多，选择更好的教育，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孩子们的幸事。我曾经看到过一句话：中产社会的标志之一，就是孩子的教育问题成为了家庭的重中之重。重视教育，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与此同时，这些选择和机会也带给父母更多的焦虑，如果有一点没做好，就会觉得耽误了孩子的未来，甚至时不时地责备自己：我真不是一个好爸爸/妈妈。记住，你不可能完美，也不必完美，不要苛责自己，更不要苛责孩子。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无论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教育不分贵贱高低，但绝对有适合与不适合之分。不要忘记教育的初衷，也不要忘记你爱孩子的初心。问问自己：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更重要的是，帮助孩子一起弄清楚这些问题：你想选择什么样的人生？你的优势在哪里？为此你要做好哪些准备？然后坚定不移地站在他的身后，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毫不犹豫地张开双臂；在他希望自己试试的时候，不吝啬自己的支持与鼓励。毕竟，那是孩子自己的人生。以上。你是怎么看待“精英教育”的？你对你家娃的教育规划是怎样的？欢迎留言。「 壹荐」《成就孩子：好学校为什么重要》李爽 著中信出版集团- 作 者 -Summer姐姐资深电视人、综艺达人热爱一切八卦，对世界永远好奇猫奴、吃货、爱购物在意生活品质，更喜欢种草坚决不过“没必要”和“差不多得了”的生活倡导美好的亲子生活方式文章版权归壹父母所有，欢迎转发到朋友圈，转载请联系壹父母助理

吴畅畅，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西方新闻自由的本质研究及启示”，项目编号：17BXW014。既有的文献显示，在美国本土，传播学史研究除了施拉姆与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 ）的正统叙述外，还存在基于拓展或反思（并非挑战）施拉姆意义上的两派传播学研究治史理念：一派由詹姆斯·凯瑞（James W. Carey）创立，他借助传播的仪式观而非传递观概念，指出芝加哥学派与李普曼应当是美国传播学研究的创始人；另一派则被称为“新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传播史学派兴起于上世纪90 年代，以部分解密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或美国档案馆档案资料为基础，揭示了美国传播学在发端初期的问题意识、基本理论框架与研究重心，同施拉姆及其选择的四位奠基人所承接美国军方、情报机构项目之间的复杂关系。不过，他们依然承续而非挑战施拉姆或罗杰斯关于四位奠基人“相对独立的”专业自主性和知识体系的论述思路。相关历史细节的揭示，旨在为施拉姆建构的美国传播学理论体系背书，施拉姆的学术遗产，俨然成为一种遗忘史学，成为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复制品。然而，在新历史主义传播史学阵营中，还有少数学者的研究显得大胆而激进，他们采取学术“政治化”的反思路径，将施拉姆对四大奠基人的选择，以及美国传播学建制化，放在美国从二战前到冷战时期的国内政治环境、国际、外交与军事战略背景下进行解剖，从根本上颠覆了施拉姆及其传播学体系的正统地位。他们大多从对外宣传、心理战或文化冷战等一系列美国外交战略或地缘政治这一宏观历史背景，由外而内地进入对美国传播学构建过程的论述，反而脱离了传播学学科自身的形成与发展规律，因此在认识论层面上显得有些“削足适履”，甚至有粗暴武断之嫌。或许，读者会质疑，施拉姆肯定会阐述他为何选择拉斯韦尔等四人作为传播学奠基人的理由。的确如此，那么本文开篇提出的问题不就显得毫无必要了吗？与这一观点相反，问题非但没有在施拉姆这里得到有效的展开，答案反而被他“抽象化的”学术外衣包裹得密不透风，更没有通过新历史主义传播史学的叙述得到有效解决。纯粹的“客观”学术图景的描绘或者“传学”，完全属于国家正统思想和种族意识形态的产物，上述两种认识论都不利于我们向新的方向推进对施拉姆精心挑选四位学者作为传播学“祖辈”的深刻理解。因此，本文试图中和既有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治史理念，重新整合有关美国传播学起源的历史著作或研究材料所引用的施拉姆或其他学者的口述录音、往来信件等一手材料，并结合四大奠基人（主要以拉扎斯菲尔德、拉斯韦尔）的研究文献，以及拉扎斯菲尔德、拉斯韦尔等人的自述文章，对施拉姆与四大奠基人的学术成果（期刊论文与学术著作）进行整理与阐释，以此勾勒出二战前、战时以及冷战前期，施拉姆与四位奠基人的个人生活轨迹、学术经历以及政治立场，同传播学理论的建立与发展以及美国国内和国际政治局势等三个不同层面之间丰富且重叠的互动过程，进而由内向外地论证美国传播学作为一门脱胎于二战的社会科学，其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不是独立于历史和政治环境，其研究成果更难以完全摆脱国家、意识形态的左右或操控。一、从贝雷尔森到施拉姆：经过变形的四大奠基人施拉姆发表于1982年《国际新闻界》的那篇演讲稿，其基本内容直接来源于他1980年在阿卡普尔科召开的国际传播协会年会上所发表的演说、而后被收录进《传播年鉴》的文章《美国传播学研究的起源》（Schramm，1985：73-82），但据考证，这并不是施拉姆关于“祖辈”一说的最早阐述。更早赋予四位学者以传播学“开创者”“奠基人”（Schramm，1959：7）地位的观点，可在施拉姆1959年发表在《舆论季刊》上反对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on）关于“传播学研究如今正走向凋零”这一悲观主义论断的文章中找到。在与贝雷尔森展开辩驳的基础上，施拉姆逐步阐明他选择四位奠基人的理由。1963年他编纂《人类传播的科学》，在导言中首次罗列四位奠基人的学术背景与贡献，并强调四人的影响力的逐渐融合、战后研究中心的兴建，佐证了传播学依然是一块“极度活跃的研究与理论领域”（Schramm，1963：1），再次反击了贝雷尔森。施拉姆晚年出版的最负盛名的著作《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亲身回忆》以集大成的形式，条分缕析地阐述了四位奠基人各自的学术经历与成果。直面“现实问题”、致力于“传播研究”，这是施拉姆归纳四位奠基人的“共性”，也是他写在纸面上的理由。施拉姆语焉不详的是，原本身处政治科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四位学者，在遭遇什么样的“现实问题”时致力于以“大众传播”为核心的“人类传播”研究，他们如何将自身原有的研究与传播问题相联系，并将兴趣放在传播“效果”上？新历史主义传播史学派虽然巧于利用并综合部分解密的档案资料，侧重从学术交往的微观层面回答了上述问题，不过，他们忽略了施拉姆在1963年文章到后来的自传中回忆四人的学术贡献时，或多或少带有那么一丝由果（贝雷尔森梳理的传播学研究的四条主线）溯因（选择四大“奠基人”的理由）的“反历史性”的特征。施拉姆与他们的学术交往远不如他们四人彼此之间的合作那么熟稔密切，拉斯韦尔甚至在战后才第一次与施拉姆见面。并且，1941-1942年，施拉姆在华府知识圈里结识的不仅包括彼时还未被称为“奠基人”的社会科学家，还有来自其他学科领域的学者、智库成员或政府要员。因而，施拉姆选择他们作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更多依赖的并非他的直观认知，而是间接判断与刻板印象，例如他在华盛顿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组织的学术研讨会上通过其他间接途径了解四位奠基人的学术地位与研究情况（这些在施拉姆的自述中基本上被淡化）。既然如此，如若重新理解施拉姆选择四大奠基人的理由，则需要从发现施拉姆和新历史主义传播史学派的叙述“盲点”入手。在美国正统社会科学的主导下，学科史叙事的政治性与情境化的逻辑往往被稀释，似乎根本不存在任何时间上的政治绵延；它被加冕为传播学的主流、一种共识——建立在遗忘基础上的共识——而显得顺理成章。因而，本文开篇提出的问题便能最终归结为：如同贝雷尔森所分析的那般，四位奠基人在二战结束后先后离开传播研究，施拉姆为何以及如何在反贝雷尔森式的悲观叙述中重新接棒，奠定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在美国的学术地位？二、二战期间华盛顿社交网络与施拉姆“传播的观念”的初见雏形：宣传、大众说服与态度改变1941年10月，战时统计局建立，阿奇保德·麦克里希担任战时统计局局长。他就职时宣称，战时统计局“不会采取自吹自擂的宣传手法”，主要向公众提供“未经修饰和篡改”的政府防御措施、政策与行动等战时信息（Winkler，1978：22-23）。1941年前，施拉姆通过衣阿华大学的写作班早已结识麦克里希。两人曾沉醉于人文主义学科，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主张人文价值的政治取向。相似的学术旨趣，尤其是麦克里希重建美国信息网络的战时方案，促使施拉姆在日本偷袭珍珠港8天后，主动向对方发出自荐信。1942年1月，施拉姆如愿奔赴华府，并被麦克里希任命为教育服务处处长，后者隶属于战时统计局五大部门之一的联络部（Cartier，1989：159）。在华府，施拉姆的日常工作包括向学校、大学和社区传送战时信息，向教育机构提供有关战时服务的建议。他的社交主要局限于战时统计局的写作小组，以及统计局与之后的战时新闻局内部规划小组在国会大厦图书馆不定期召开的经验分享会里，不过，通过规划小组，施拉姆的人脉直接通往三大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塞缪尔森·斯托弗、伦西斯·利克特。借由他们，施拉姆了解和熟悉了霍夫兰，或担任战时统计局（随后战时新闻局）顾问的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的战时研究成果。1939年9月至1940年6月间，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学部副主任约翰·马歇尔召开传播研讨班，与基金会1937-1939年资助拉扎斯菲尔德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广播研究项目有关。二战爆发后，与会者开始围绕大众传播在战时以及现代社会中的功能等议题展开讨论，最终形成两份备忘录：完成时间分别为1939年12月与1940年7月。两份备忘录，尤其是第二份名为《大众传播的研究》的备忘录，已有意识地使用“大众传播”，以替代李普曼—拉斯韦尔所提倡的进步主义“宣传分析”。施拉姆虽然没有亲身参加传播研讨班，但他受命参与麦克里希振兴宣传大业的计划时，也极力反对使用宣传一词，自诩担负知识精英教育平民的工作。倘若把两份备忘录放在更为宏大的政治与历史形势下，则更有助于我们识别传播研讨班的成员（主要是拉斯韦尔与主持马歇尔）以战争之名统领研讨班议事日程的动因与过程，明确他们希望通过大众传播创造出什么样的社会等智识诉求。尤其是第二份备忘录，严格来说，它更像一份“意识形态宣言”，动员学者进入“宣传战的壕沟”中；它不仅秉持“崇实”等同于“求真”的客观主义立场，更将之同社会工程理念并置一起，强调“应用型知识能够保证公众舆论的管理更为理性与实效”（Gary， 1999：102）。1939年12月1日第一份备忘录《公众舆论与紧急状态》出炉后，研讨班不少成员附议，他们认为，必须将公众的无知与无能状态视为“某种实在”，以积极地制造“共识”与“公众舆论”，从而“引导处于紧急状态中的（民主）社会”。从目的论的角度，这也只是闪烁其词地重新转译了正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对同盟国和协约国的媒体宣传进行内容分析（1939-1940）的拉斯韦尔所持有的民主现实主义理念而已。施拉姆尽管对宣传充满戒备，但在回忆拉斯韦尔的学术经历时，没有提及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其资助的传播研讨班，唯独指明后者对美国传播学的三大贡献之一是其对宣传概念的丰富与深化。施拉姆奔赴华府之前，曾在西肖尔的心理学实验室工作，并通过俱乐部结识勒温。勒温的场论到团体动力学，杂糅了格式塔心理学与实证主义的遗产，旨在探究“半物理性、半社会性和半精神性的”（Gergen，1985：538）环境下，个体意志作为人类行为的各种可能，以调解唯意志论与决定论的对立。相较之下，赫尔的新行为主义反而显得剑走偏锋。从1940年代末到1960年代，勒温秉持的调和式的研究取向逐渐取代赫尔的新行为主义，一跃成为美国心理学界的学术正统。施拉姆亲眼见证这一切，并悉数吸收了勒温的方法论，“用量化的方法检验质化的洞见”（Cartier，1989：177），以作为他挺进人类传播行为研究领域的基本原则，否则他怎会在首次正式提出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的著作《人类传播的科学》中收录勒温的得意门生里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的文章《认知不和谐理论》？学界公认为费斯廷格结合了勒温的内生性原则与经验主义心理学即假设—演绎形式，并融入到他的社会比较理论中。二战爆发后，勒温还一直与美国社会科学界所建造的战时学术机器保持联系。勒温积极参与并在其中发挥核心领导力的机构之一，便是“士气与领导研究委员会”。另一位走入施拉姆视野，同样从事士气研究的，则是卡尔·霍夫兰。霍夫兰，这位本土学者在赫尔（Clark Hull）统领的耶鲁小组，也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人类关系研究所”中原本备受瞩目。然而，1942年，霍夫兰离开耶鲁小组，以专家身份受邀加入五角大楼的士气部门。在斯托弗的说服下，他最终选择领导美国陆军研究处的实验小组。施拉姆认为，霍夫兰以说服和态度研究为主的战时研究，已经显示出他的学术轨迹的改变。1943年他与陆军电影局以及卡耐基基金会合作完成的影片《我们为何而战》的效果评估实验，让他一举成名。然而，霍夫兰创造了“内在过程”概念，用以描述行为心理学所回避的个体内在心理结构（如记忆、意识），并动用控制实验法等研究方法确证人类行为的可变性。在战时陆军研究处看来，弗兰克·卡普拉电影《我们为何而战》所蕴含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调性，在霍夫兰反清教主义式的方法论革新的强烈烘托下，即控制实验法对“恐惧诉求”、单面还是双面信息等多个自变量的控制，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共关系之父伯奈斯所设想的“设计共识”理念（Sproule，1997：199）。除了对霍夫兰的方法论念念不忘外，陆军研究处下设的另外两个小组的研究者，从霍夫兰领导的服务于军队士气的产学研一体化的项目中，也获得不少理论创建的灵感。以勒温与霍夫兰为代表的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无论是否获得政府或者基金会支持，证实了华生的刺激—反应模式与魔弹论的化约主义。他们意在从宏观层面构建出“刺激—意志的个体—反应”这样一则有关人类传播的新理论公式，以呼应战后社会科学的整体发展趋势。拉斯韦尔对协约国宣传信息的内容分析、勒温有关提振国内与军队士气的研究，以及霍夫兰的说服与态度改变实验，这些学术成果都处理人类传播的两大议题：宣传与大众说服—马歇尔、以及施拉姆直接称之为“大众传播”，最终指向传播效果研究。若无战时的政策引导或私人基金会的穿针引线，他们根本没有机会直面这些“现实世界”的问题，更不会从各自的领域转入尚未成型的传播研究中。1942年1月底，施拉姆写给同事的一则长达19页、针对高校和学校的信息传播现状的备忘录，综合几位彼时还未冠名为“奠基人”的学者的研究成果，证明了罗杰斯关于“1942年是施拉姆传播的观念形成的关键时刻”的论断。施拉姆设想的传播研究，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工具论的内核，它应当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管理工程的重要组成。施拉姆就职的战时统计局与战时新闻局，把他拖进了国家决策层，极大地改变了他的学术轨迹，促使他往行政导向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转型（Glander，1990：269）。并且，施拉姆特别强调了受教育精英的思想应当同国家意志保持一致，国家必须迂回包抄，精妙布局，才有可能影响前者，进而形成有关国家政策的全国性共识 （Glander，1996：379-380）。他绘制的传播网络蓝图，以等级分明、贵族制的社会秩序，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精英管控传播过程（Glander，1990：274）为先决条件，这正是拉斯韦尔的宣传理念、拉扎斯菲尔德的广播研究、霍夫兰的说服实验以及勒温的团体动力学说所共同预设的重要前提。这说明，施拉姆战前与战时在华府与四位“奠基人”，或者说远比施拉姆更受到政府重视的决策精英的或因私或因公的人际交往，让他保留了学术生涯早期受到傅诺曼、怀特海影响而形成的新人文主义遗产，随后一并引流到方兴未艾的传播研究领域中。新人文主义关于民主、自由和社会共识的价值判断，并入社会科学的路径，尤其是勒温—霍夫兰的实验社会心理学与拉斯韦尔的信息传播模式，框定了施拉姆概念化人类传播的最初尝试，进而确认了美国传播研究的基本方向与主题。三、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的成立：字面上的学术依据之下，还有什么？1944年，施拉姆再次回到衣阿华大学，正式领导新闻学院，并首次启动大众传播学博士生项目，课程包括心理学、社会学、经济、政治科学等“界外”学科（Chaffee & Rogers，1997：138）。此时，他着手于将战时项目的特定议题及其研究方法，运用于传播领域的革新计划，“战后，我们将肩负传播研究的重任”（Glander，1990：276）。1947 年春，施拉姆在衣阿华大学的同事斯托塔德担任伊利诺伊大学校长，后者有意邀请施拉姆出任校长助理一职。对此，施拉姆提出交换条件，即在大学创建独立的传播（而非新闻）研究所（罗杰斯，1994/2002：473-474）。于是，1947年（被公认为冷战正式开始的一年），传播研究所在伊利诺伊大学成立，并于1948年正式招收全美第一批传播学博士。这被传播史学家公认为是美国传播学建制化的开端。施拉姆新官上任，几乎把全部时间都花在传播学博士课程培养上。施拉姆在研究所成立两年内，相继引进拉扎斯菲尔德、全美舆情研究中心主任哈特等人作为研究所的访问学者，雇佣1963年成为全美心理学会主席的奥斯古德等著名社会心理学家，担任研究所专职研究员。1948年，获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施拉姆召开一场为期三天的学术会议。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贝雷尔森、赛伯特等施拉姆在战时新闻局或国会大厦图书馆结识的学者受邀集聚一堂，在阿勒顿公园围绕大众传播学（而非新闻学）如何具备学术主体性、学科建设、博士培养以及未来发展等议题，建言献策（McAnany & Schramm，1998：113）。他们的建议成文后，由施拉姆编辑成书《现代社会的传播》。1949年，施拉姆再次编辑出版《大众传播》，此书用于施拉姆博士研究课程的必读书目，他在每一章节之前均附上简要评述与导读。虽是论文集，可它不仅缩窄了传播研究的领域，即“大众传播”，并且它收录的文章基本上按照控制、过程/渠道、受众、内容、效果这一拉斯韦尔的5W模式进行分类，目的在于借助其他领域的学术成果将大众传播理论系统化和结构化。作为研究所硕士和博士培养的教科书，《现代社会的传播》与《大众传播》清楚地表明施拉姆这位“学术企业家”将大众传播研究“自觉地”（Pooley，2008：45）建设成独立学科并赋予其学术身份的雄心，尽管这一“独立”学科从一开始纯粹属于战时问题意识导向。如何理解普利（Jefferson Pooley）对施拉姆的形容——“自觉地”？施拉姆在两本书中所收录的共计55篇文章，大多脱胎于二战期间政府战略宣传、军事或情报项目；施拉姆在《现代社会的传播》的序言中提出的不下二十个关于大众传播的问题，基本上在二战期间或多或少得以研究。对于施拉姆而言，要建立成型的、“科学的”大众传播学，需要小心地隐藏（而非去除）包裹在这些文章之中的政治内核，进行“政治消毒”。如此看来，施拉姆的“自觉”，首先体现在他通过去政治化的和“辉格党主义”的方式，在方法论的层面上自我合法化，将大众传播学顺理成章地归类在强调客观、实用原则和工具论的社会科学的范畴中。再者，他以传播研究所的成立与1948年开幕研讨会的召开为契机，联络同好，迫切地希冀集体性的研究力量能够形成，使大众传播与大众媒体“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公共利益”（Schramm，1954a：4-6）。眼见二战结束、冷战开启，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的驱动下，施拉姆个人很期待与其他主流社会科学家一道，以“恰当的专业化形式”（辛普森，1994/2017：110）共同承接事关国家战略安全的横向项目；并且，让由他所开创的传播学作为独立学科（而非其他社会科学的附庸）“光明正大地”准入政府和相关部门或情报机构在冷战期间开展的各种项目，反过来在政府资金和政策红利的保障下，还能继续巩固传播学的学科主体位置，才是施拉姆迫不及待地舍弃既有的新闻学、建立传播研究所并大张旗鼓地开展一系列“学术活动”的真正意图。实际上，这样的判断可以在部分新历史主义传播史学家或持批判立场的理论家的叙述或披露的档案材料中得到验证。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在著作中曾指出，当他翻查《美国名人录》有关施拉姆的条目时，竟然发现他从1943年以来就已担任政府心理战的学术顾问，他的客户涵盖美国陆军、空军，以及陆军作战研究处军事机构（Smythe，1994：57）。格兰德（Timothy Richard Glander）以一系列的解密的政府高层档案表明，不仅传播研究所在成立初期与1950年代，受到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资助（Glander，1990：279）；研究所成立之后，施拉姆更相继接到国务院与新闻署以及国防部的邀约，以传播学者的身份参与事关美国国家冷战推广与宣传计划的课题，并担任要职。悖论的是，正由于施拉姆参与了中央情报局、美国军方的心理战项目，导致1950年代以来施拉姆的相关著作至今尚未解密（辛普森，1994/2017：125）。随着传播学科的建立，以及施拉姆介入意识形态宣传和文化冷战的政府/横向课题的程度日益加深，尤其是1953年参与美国新闻署的创建，施拉姆通过编辑和撰写论著，不仅逐步显示其作为“时代思潮、研究范式和大众传播知识的主要播种者”（Chaffee，1974：1）的意义，更逐渐把大部分精力投放在“国际传播”研究领域上，从而将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扩展至国际层面。四、《大众传播的过程与效果》的出版与再版：国际传播研究背后的政治动力学1953年，施拉姆受美国新闻署邀请，编撰一本“教材”以供机构里从事“心理战或政治战职员”（Schramm，1954a：2）阅读、研究与评估之用。借此，他不再局限于大众传播，而是扩展至国际传播层面。他毫不隐讳地强调，作为新的学术焦点的国际传播，与大众传播（施拉姆又称之为社会传播）甚至人际传播，在面对目标受众和有效性等问题上，具有理论的同源性。于是，以香农的文化或经验领域的“一致”说为纲，保障（美国）大众媒体在第三世界国家或地区产生理想的“国际传播”即对外宣传的效果便成了施拉姆最关心的事情。在《传播的工作原理》一文中，施拉姆逐条阐释保障（对外）传播效果的四条法则，由此总结到，信息发送者、情境、接受者的个人情况与所在群体是影响（对外）传播能否产生理想效应的决定因素。不仅如此，施拉姆专门辟出一章放在这本教材的最后，名为“如何获得国际传播效应”，拉斯韦尔原载于《保卫自由世界》特刊的文章《苏联宣传的战略研究》被收录其中。苏联/北朝鲜的宣传，与美国的传播，被施拉姆有意地设置成独裁与民主、“坏”与“好”的二元结构，作为其理论体系的首要原则，以淡化和取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抗。因此，他的国际传播，或与之同义的跨文化传播范式，着眼于“如何实现对外（苏联与共产主义、第三世界国家或地区）宣传与文化同化效应”。然而，到了1971年，《大众传播的过程与效果》再版（修订版）时，拉斯韦尔与拉扎斯菲尔德的两篇文章就已被替换成我们现在都熟悉、也是他们在传播研究领域中的代表作品：《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与《大众传播、流行趣味与组织化的社会行动》。与1954年第一版文集的序言《传播的工作原理》相比，1971年版序言 《人类传播的实质》显示出已经领衔斯坦福大学传播研究十余年的施拉姆显明的“往回撤”的学术旨趣，以及建诸之上的清晰宏大的学术概括能力。首先，施拉姆把传播定义为人类个体之间的传播过程，即传者与受者的社会互动与社会关系，第一版里香农通信模式的三大元素悄然转变成拉斯韦尔5W模式中的传者、讯息与受者（Schramm，1971：12、15、17）；同时，施拉姆只讨论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两种类型，“国际传播”已经从他的论述或者目录中被去除，有关朝鲜或苏联的例证也被替换为北美和欧洲。其次，他综合了拉斯韦尔、霍夫兰等人的观点，尤其是拉扎斯菲尔德与卡茨的“二级传播”论，以一种相对柔和、不那么煽动性的语言，不仅证明魔弹论这样的传播模式，在1952-1971年间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上，都已经得到极大的改良与修订，更在梳理与比较大众传播在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中的功能的差别——以往的民主与专制、好与坏的对立的修辞一概消失不见——的基础上，首次概括了大众传播的四大社会功能：告知、教育、说服与娱乐。这些“新的变化”，体现了施拉姆对1950年代宣传研究“重传者（讯息）轻受众”这一单向过程的抛弃，更表明他的这版“修订”是对第一版过于显性的政治目的的一次学术纠偏。五、“施拉姆悖论”与“转型的”拉扎斯菲尔德：反共主义者对“休假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高估”？施拉姆在1971年修订版《大众传播的过程与效果》的序言《人类传播的实质》结尾，专门辟出一节讨论拉扎斯菲尔德和卡茨的“二级传播”，并援引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的观点，宣扬“民主社会”的大众媒体更有可能起到维持现状而非社会变革的效用（Schramm，1971：52），以说明大众传播研究应当从强效果论转向有限效果论。然而，若仔细翻查拉扎斯菲尔德和默顿这篇发表于1948年的文章《大众传播、流行趣味与组织化的社会行动》，却会发现，两位作者基本上没有提及“民主”或“民主社会”等限定词，只是讨论了商业化媒体与流行的社会趣味之间的关系。不似政治科学家拉斯韦尔的大刀阔斧，按照拉扎斯菲尔德的学生卡茨的解释，拉扎斯菲尔德赴美后，他的文章或著作中基本上不会出现民主、专制这样的字眼，更不会轻易表达对政治问题的个人好恶。他的同事，也是他的前妻玛丽亚·亚霍达的判断却与卡茨相左，“如果可以的话，他宁愿身处政治，而非社会研究中”（Morrison，2008：184）。虽然相反，这恰恰是同一个人在不同制度和环境下云泥之别的“表演”。例如，拉扎斯菲尔德在来美国后不久的一次公开演讲上主动承认自己是“休假的马克思主义者”（Morrison，1988：191），不过1969年的长篇自述却丝毫没有提及这一形容。本章讨论一个核心问题：拉扎斯菲尔德，作为不管是休假隐遁还是投诚变节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何深受施拉姆的赏识？这份赏识，在如下事实中显得格外不同：施拉姆本身不是社会主义者，他唯独对马克思的传统不感兴趣。相反，在被施拉姆冠名的“四大奠基人”里，只有拉扎斯菲尔德有过社会主义的实践经历；也只有他来美后，无论在战中还是战后，承接了基金会和商业机构的各类项目，而其他三位与施拉姆的研究项目大多来自于政府和智库。施拉姆笔下的拉扎斯菲尔德，与他从奥地利社会主义体育生青年团的组织者到美国战后社会科学实证化发展趋势的中坚人物的转型，毫无关系；施拉姆强调的，唯有从奥地利中学教师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克托莱教授的角色转变。这一转变，与施拉姆本人从英国文学教师转变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学术轨迹，基本一致。尽管拉扎斯菲尔德“潜藏的”政治底线与施拉姆存在根本分歧，尽管他时隔若干年后拒不承认传播研究的丰富经历，但施拉姆似乎毫无介怀，反而与罗杰斯，通过严谨的学术考据，以编年体的方式各自记录了拉扎斯菲尔德达于学术地位的巅峰的历程，特别凸显了他对传播学科的学术贡献。只不过，与拉扎斯菲尔德自述所表露的希腊式的心态有所不同，施拉姆树碑立传的风格，显得更像是希伯来式的。他们倾向于从学术环境或者社会环境（媒体化）及其改变的角度，来阐述拉扎斯菲尔德的学术生涯，有意地绕过了他自身的政治立场，尤其是曾经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或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员）的身份。因而，我们需进一步厘清施拉姆在叙述上的“绕行”或“掩耳盗铃”，如何服务于他借力打力，自诩为抽象而客观、实则实用主义的学术精神的使命承担者，最终构建传播学术主体的目的。对于依然固守着“文化保守”姿势的拉扎斯菲尔德而言，当社会主义已成为“幻影”，而美国消费社会在二战后逐步形成，为了防止更为激进化的政治运动的出现，政治主权转变成消费主权诉求，相应的，民主的内涵也从政治自由转变成消费平等时，他惟有迅速转移到广播网络与政治选举民意的调查项目中。社会心理学的应用，从维也纳时期（对社会主义）“新人”的锻造，转向（资本主义制度下）精英对大众/受众的文化引导工程；从对报纸角色的讨论，转向对广播（以及之后电视）所具有的政治宣传和商业营销的潜能的调查。拉扎斯菲尔德在维也纳所提出的购买香皂与政治投票之间在方法论层面上的“等值”理念不仅得以复苏，他更积极进取地利用美国消费主义与消费主权等话语，成功地将奥地利社会民主主义 在一个意识形态完全迥异的社会里“转换声部”（Gitlin，1978：244），从而积极促进它与实证主义社会科学、行政与市场营销研究之间的“融合”。方法论的革新最终推动他重新思考如何能够在现代资本主义商业制度下，制作和决定听众/受众收听/看的节目内容，引导他们的“文化”趣味。从《广播与印刷品》一书到《普通美国人的传播行为分析》，明白无误地表明，拉扎斯菲尔德尝试借助政治或第三方力量，以精英主义的方式，推动商业广播影响并重整大众文化、锻造消费主义时代“新人”。他侧重的，是传播效果的有效性（effectiveness），而非无效。事实上，施拉姆比同时代其他任何社会科学研究者都更关心传播的有效性。他对传播如何有效的看法，并不是当代中最具代表性的，但从长远处看，却可能是最经久的。早在二战期间，施拉姆已经向华府情报机构提交过在全国建立教育广播网络以服务战时宣传的设想。并且，他确认了在国内心理战过程中首先影响受教育阶层及其认知的重要性（Glander，1990：147），这里的“受教育阶层”就是全美2000万大学生，以及4000万亲朋好友。彼时，施拉姆相信，国内宣传“就是社会控制的工具”（Kumata & Schramm，1955：37）。然而，二战结束，国内战时动员无往不利的有效性，似乎在拉扎斯菲尔德的诸多研究的映照下，露出了马脚。在古典意义上，施拉姆与拉扎斯菲尔德殊途同归，拥戴并维护了一种知识精英统治的社会等级和“贵族制”（政治）愿景，这是他们之间存在“家族相似性”的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国内关于选举和市场调查的）大众传播的有限效果论与（国际或对外）宣传和说服的强效果模式并存于两人的理论框架里，罗伯特·巴贝（Robert E. Babe）称之为“施拉姆悖论”（Babe，2015：113）。与其说是悖论，毋宁认为它恰好构成了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一体两面：两者在冷战期间美国新闻署与军方的国家安全诉求的维度上，保持一致性，而非自相矛盾。从国内选民的民意测验中所发现的个人影响的因素的存在，旨在更有效地帮助政府机构在中东或东南亚地区发掘、培养与训练地方精英，以实现对外宣传的有效性。传播研究中扩散理论的崛起，正是“施拉姆悖论”的最佳诠释。六、作为“未来的士大夫”的施拉姆及其学术遗产在施拉姆这里，学术与政治似乎统一成一副完满和睦的肖像，毫无张力。1947年，施拉姆创建美国第一家传播研究所，彼时却是他一生中参与政治最积极、最投入的时期，学术的面孔左顾右盼之下，政治的面孔屏息静气。二战期间华府的社会科学家网络，为战后美国传播研究从整体上设定了问题意识，确立了分析框架。包括施拉姆在内的社会科学家为冷战期间的政府宣传部门、军方或国防部等机构提供咨询建议、参与对外或对内宣传效果的民意/间调查，则进一步加固和深化了认知心理、传播效果与国际传播等研究的“偏向”。传播研究的孕育与成型，尤其是施拉姆在二战期间“传播的观念”的养成，“理论的贫困”似乎从来都不是问题，这与施拉姆所选择的四位奠基人受过的严格的学术训练以及对建立宏大（有关人类传播）理论的学术兴趣密不可分，更离不开四位奠基人在参与政府机构和基金会项目时所获得的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运用“抽象的经验主义”的能力。然而，传播研究的学术地位的确立，必须以施拉姆的政治洗涤工作为前提。作为自赋的“未来的士大夫”，施拉姆不仅要积极地参与全球现代化的建设工程，更需要运用自身的新人文主义功底，驱逐各种政治幽灵，从而让传播研究看上去不像受到怨恨、仇视或虚荣等缺乏冷静超然的情绪所鼓动：四位研究者的方法论创新——内容分析、控制实验法、小样本连续研究法与民意测验，以调和的形式主义与科学自然主义的混杂形式，为传播研究提供了政治消毒与净化的实用工具。那么，我们如何突破既有的两种相对极端的解释框架，重新理解施拉姆的学术遗产，即挑选四位奠基人组成传播学研究最原初的领导者？首先，需要承认：认知心理学，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国际/对外传播（宣传）研究，构成了施拉姆同四位奠基人之间的“家族相似性”，尤其是施拉姆同拉扎斯菲尔德之间。拉斯韦尔5W模式预设的“刺激—反应”（S-R）行为主义模式，曾一度引发施拉姆同勒温—霍夫兰的激烈反弹。勒温的团体动力学机制、霍夫兰在说服研究中引进的四组自变量，启发了施拉姆在讨论传播的有效性时引入参考群体和个体性等自变量，与拉扎斯菲尔德时隔一年在《人民的选择》中提出的二级传播模式，以及1955年《个人影响》中单独挑拣出来进行讨论的选择性和人际关系两种因素，一脉相承。然而，相对精细的自变量的设计，最终导向可以预测而非不可预计、必然性而非偶然性的因变量，不仅实现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所断言的大众媒体具有“社会控制”功能（赫尔曼，乔姆斯基，1995/2011），更为“美国政府和整个西方工业文化胁迫目标群体建立了合理性解释”（辛普森，1994/2017：134）。正是施拉姆同四位奠基人在各自的传播研究中，不约而同地聚焦于意愿与个体认知，由此才能在对内宣传（提高士气）与对外宣传（国际传播与比较研究）上汇流到一块。勒温—霍夫兰有关士兵士气的研究，推动施拉姆在战后探求广播的时政新闻的传播效应，以及电视对儿童的教育功能。拉斯韦尔关于协约国媒体宣传资料的内容分析，直接影响施拉姆在战后进入朝鲜，开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媒体体制的比较研究，甚至不惜动用香农的信息论“论证”苏联的宣传体制的有效性。而拉扎斯菲尔德与施拉姆，为了满足资助机构有关国家安全的政治诉求，曾一度摘下此前隐藏的政治面具，通过发放调查问卷、追访受众，从而向第三世界国家或地区的民众推广和推销美国形象。很难说，他们的研究项目及其发现，被列为美国军方、国防部或其他信息宣传部门的绝对核心内容。不过，施拉姆与四位奠基人，抱持同样的理念：无论是发掘当地代理人、培养地方精英，有助于美国民主形象的被认同与被接受，还是普及大众媒体或推广新技术、新知识，必须着力于寻找到当地的“创新者”“早期采用者”，以实现美国版本的现代化工程为终极目的：倡导民主和自由，避免专制政体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与“理性的毁灭”。当前，从学术与政治的角度，重新梳理施拉姆与传播学四位奠基人之间的关系，进而重新阐述施拉姆选择四位奠基人的“理由”，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本文从寻找施拉姆与四位奠基人的理 论共性出发，在档案解读和文献校勘的帮助下，发现彼此之间社交网络形成的偶然性（即二战与麦卡锡时代的到来），建立在偶然性基础之上施拉姆命名四位奠基人的政治必然性（对民主社会与专制社会的想象），以此中和上述两种认识论的极化倾向，推进我们对美国传播研究早期发展的深入理解。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8期。封面图片来自网络本期执编 / 彤昕订阅信息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际新闻界》，国内邮发代号：82-849，欢迎您订阅！您也可通过下方二维码或网址https://weidian.com/?userid=1185747182，进入国际新闻界微店，购买当期杂志和过刊。您还可访问《国际新闻界》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cn/ ，免费获取往期pdf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