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修国际金融

来源：金融界银行5月27日，中国银行主办的中亚五国“一带一路”国际金融交流合作研修班开班仪式在中行大厦举行。来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五个中亚国家的30位政府高级官员和企业高管，将在北京、上海、杭州进行为期8天的交流学习。本期研修班旨在落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推动中国同中亚国家经贸合作交流和传统友谊。中国银行行长刘连舸在开班仪式致辞中表示，期待本次研修班成为落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的平台、深化中国同中亚五国经贸合作的平台、促进中国同中亚五国民心相通的平台。希望本次研修班深化彼此对共建“一带一路”的认识，达成更多合作共识，形成更多务实成果。希望大家集思广益，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出谋划策，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希望不断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为中国同中亚各国合作共赢注入新动能。研修班团员代表、哈萨克斯坦巴伊杰列克国家主权基金总经理库阿托娃 艾努尔女士在开班仪式上表示，感谢中国银行提供的学习和交流平台，研修班将有助于深入挖掘“一带一路”倡议的内涵和银行业的发展潜能，并就中亚五国之间的合作发展规划进行探讨。开班仪式由中国银行监事长王希全主持，中亚五国学员代表出席。2015年以来，中国银行持续举办“一带一路”国际金融交流合作研修班，目前已覆盖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5大洲32个国家，200余名相关国家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参加交流学习。

新华社里斯本12月2日电（记者赵丹亮）中国银行“一带一路”国际金融交流合作研修班（第八期）里斯本段2日正式启动。研修班旨在通过交流研讨，向葡语国家推广“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拓展中国与葡语国家间的经贸合作。研修班首日举办了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经贸合作论坛。来自巴西、安哥拉、佛得角等葡语国家和地区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知名企业的35名研修班学员，以及葡萄牙政商界人士、中国驻葡萄牙大使馆外交官、中资机构代表等参加论坛。葡萄牙国务秘书迪亚斯在致辞时表示，今年是葡中建交40周年，过去40年里，葡中经贸合作取得长足进步，今年葡萄牙实现了向中国出口猪肉的新突破。在金融领域，今年5月份葡萄牙在中国银行支持下成功在中国发行首期20亿元人民币熊猫债。今后葡中将进一步加强金融、经贸、电商等领域合作，并扩大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及其他葡语国家的第三方市场合作。据介绍，近4年来，中国银行分别面向柬埔寨、菲律宾、太平洋岛国、拉美国家、中东欧国家、非洲国家和中亚国家成功举办了七期“一带一路”国际金融交流合作研修班。本期研修班针对葡语国家和地区，分为北京段（11月27日至11月30日）和里斯本段（12月2日至4日）。

10月24日，“一带一路”国际金融交流合作研修班（非洲九国）开班仪式在中国银行总行大厦举行。这是中国银行首次面向非洲举办研修班，也是参加国家数量最多的一期。本期研修班是中国银行用实际行动践行“一带一路”倡议、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以金融的力量推动中非深层次国际交流的务实举措。中国银行董事长陈四清在开班仪式的致辞中表示，中国银行历来重视非洲市场，是首家进入非洲的中资银行。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也是中非关系开启新的历史篇章的一年，非洲的未来充满希望，中非合作的前景无限广阔。希望本期研修班成为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的具体举措，成为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交流平台，成为增进彼此民心相通的友谊桥梁。研修班团员代表、毛里求斯中央银行银行行长杨哲达特顾谷莱在开班仪式上表示，感谢中国银行提供的学习和交流平台，研修班将有助于参训团员更准确地把握“一带一路”倡议，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改革发展的有益经验。希望借此次研修班的机会，收获更多合作硕果。开班仪式由中国银行监事长王希全主持，外交部中非合作论坛事务大使周欲晓专程出席。中国银行副行长林景臻出席开班相关活动，并与科特迪瓦经济与财政部部长阿德玛科内进行会晤。近年来，中国银行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全力打造“一带一路”金融大动脉，已在沿线国家跟进重大项目600多个，完成各类授信支持约1100亿美元。作为最早进入非洲的中资银行，中国银行已在南非、安哥拉、赞比亚、毛里求斯、肯尼亚、摩洛哥和坦桑尼亚7个国家设立分支机构。过去四年，中国银行先后面向柬埔寨、菲律宾、8个太平洋岛国、4个拉美国家、4个中东欧国家成功举办了五期“一带一路”国际金融交流合作研修班。至此，研修班已经覆盖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和非洲5大洲，200余名相关国家政要参加。系列研修班赢得了参与人员的好评，有效促进了国际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本期研修班将在中国银行北京、上海两地的培训机构举办。来自毛里求斯、科特迪瓦、安哥拉、赞比亚、加纳、纳米比亚、南非、坦桑尼亚、尼日利亚九个非洲国家的34名政府高级官员将在8天时间内，通过集中讲座、参观考察和文化体验等方式，深入互动交流，为推动中非友谊进一步发展、中非合作进一步深化奠定坚实基础。（钟小雪）

来源：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丨中银研究国际金融中心是国际金融市场的枢纽，既可聚集大量国际金融资源，又可促进国际资本流动，在一国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国际金融中心的变迁与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当前全球金融中心的布局正朝着均衡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未来有望形成“三足鼎立”“全面开花”的新型格局。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中国是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已具备较好的经济基础，未来可保持香港的传统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重点打造上海、深圳等新金融中心。通过对标国际高标准规则、高效发挥金融科技作用、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金融合作等不断增强金融中心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一、当前国际金融中心格局变革的基本特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转移通常是经济地位变迁的缩影，伴随着有关国家或地区兴衰变动的历程。国际金融中心的演变呈现着从集中走向分散、又从分散走向集中的重要特征。从13世纪的佛罗伦萨开始，先后经历18世纪的阿姆斯特丹、19世纪的伦敦、20世纪的纽约、未来的亚太，这印证了金融中心与经济地位同步变化的特征。近年来，全球国际金融中心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呈现出许多重要特征。（一）主要金融中心保持“强者恒强”从2020年的第28期全球主要金融中心指数（GFCI）来看，在全球范围内排名前10的金融中心分别是：纽约、伦敦、上海、东京、香港、新加坡、北京、旧金山、深圳、苏黎世。纽约、伦敦、东京、香港等传统金融中心仍然具备极强的竞争力，综合实力较强，新金融中心尚难以对这些金融中心带来威胁。从各专业市场来看，传统金融中心在诸多领域依然牢牢占据优势地位，分项业务排名的变化也主要是在传统金融中心之间发生，新金融中心仅在少数分项业务中表现较佳。（二）金融中心数量增多，分布趋向均衡化、专业化报告中共有50个城市被银行家以及财富、资产管理专家认为是普遍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些国际金融中心基本覆盖了全球，除欧洲和北美外，也涉及到中东、南美、东南亚等多个地区的城市，并且包括里约热内卢、圣保罗、曼谷等经济并不十分发达的城市，改变了过去国际金融中心集中在发达地区的现象。精细化、专业化的金融中心正在蓬勃发展，数量不断增加，不同领域内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包括：马德里和卢森堡快速发展的债券市场；多伦多、日内瓦日益增大的财富管理市场；芝加哥、波士顿表现活跃的财富管理市场等。（三）脱欧事件对伦敦金融中心地位具有长期影响英国在跨境银行信贷、外汇交易、利率衍生品交易和海运保险等方面均位居各国首位，在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和证券化市场等方面也仅次于美国，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英国是欧洲最重要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贡献了全球15%左右的交易量。伦敦在英国金融业中占核心地位，附加值占英国金融业的一半左右。近些年由于接连受到欧债危机、脱欧事件的冲击，影响力有所减弱。一些金融机构开始迁往欧洲其他国家，苏黎世、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维也纳和米兰金融中心排名显著上升，伦敦金融中心的排名由第一位降到第二位。（四）亚太地区地位明显提升，中国内地的金融中心表现突出从全球政治经济环境来看，英国脱欧、美国逆全球化政策等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伦敦和纽约两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为其他金融中心的发展提供契机。亚太地区香港、东京和新加坡依然占据重要地位，中国内地的金融中心地位稳步提升。从2020年9月的GFCI排名中可以看到，上海、北京和深圳的排名分别跃升至第三位、第七位和第九位，显示中国内地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取得突出成效。二、国际金融中心格局的变革前景近年来，全球经济重心呈现向新兴经济体倾斜的重要特征，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稳步提升，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从全球经济金融中心变迁的基本逻辑看，经济实力的增长通常要求与之相匹配的金融实力。未来全球金融中心有望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金融科技将成为格局变化的重要驱动力。（一）金融中心向亚太倾斜，有望形成“三足鼎立”格局世界经济中心转向美国后，金融中心自然从伦敦转向了纽约。当前世界经济重心正在从欧美逐步转向亚太地区。中国是亚太地区最为重要的经济体，对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同时亚太地区存在着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未来世界经济格局将逐步演变为美国、欧盟、亚太“三足鼎立”的局面，金融中心或也将随之出现类似的格局。亚太地区本身已拥有了较强的金融实力，东京、上海、香港、新加坡等已是全球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将使亚太地区逐步成为下一个金融中心聚集区。同时，亚太地区是“一带一路”的起点，已具备成为区域化国际金融中心带的条件和实力。（二）欧洲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有望进一步强化“一带一路”的布局具有超前的视野和意义，起点是最具活力的亚太经济圈，终点是经济实力最强、现代文明程度较高的欧洲经济圈，这将是世界上最长、经济基础最为雄厚、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欧洲地区国际金融中心数量多、实力强，包括伦敦、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等，在世界范围内具有较高的认可度，更加有利于该区域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提升。欧洲拥有较强的金融实力和辉煌的金融历史，借助“一带一路”的契机，欧洲各国在更好与中国开展合作的同时，也能够更充分挖掘沿线的发展机遇。在巨大的金融需求下，可以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和实力。（三）“一带一路”沿线有望催生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目的是帮助沿线国家发展，更好地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已经建设了众多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数百亿美元，在上缴东道国税费的同时还为当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推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但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大多区域，尚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普遍认可的国际金融中心。多数国际金融中心空间上与沿线国家距离太远，虽然在信息化大发展的今天，物理距离已不是问题，但从实际情况上看，拥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家仍然在发展中能够获得更多便利。目前沿线国家或地区很难形成某一国家的金融中心，但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巨大的金融服务可能会催生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发展。（四）金融科技发展影响未来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涵和形态根据全球FinTech中心联盟的数据，伦敦、新加坡、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在全球金融科技发展中也居于前列，这表明国际金融中心正在同步发展为全球金融科技中心。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2019年6月份的陆家嘴论坛上也指出，未来全球金融增长点在于金融科技，国际金融中心竞争的焦点也在金融科技。展望未来，既要持续关注国际金融中心区位的演变，还应重视金融科技对国际金融中心变革的影响。金融科技活跃的区域必将为金融中心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数字货币的出现更是可能让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态发生变革。三、中国的应对国际金融中心仍是未来国际金融竞争的制高点，中国只有抓住机遇，才能在未来国际金融中心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未来上海、香港、深圳等金融中心，应在结合自身优势发展的基础上，注重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完善投资环境，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对金融中心发展的驱动作用，力争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金融中心。 （一）发挥上海、香港自身优势，打造全球顶级的金融中心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重创了欧美国家的金融、贸易、制造业等多个领域，中国疫情首先得到控制，2020年1-9月我国GDP增长率为0.7%，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唯一正增长的经济体，这体现了中国维护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实力。中国可着重打造重点城市成为国际一流的金融中心。在2020年9月发布的GFCI中，上海首次晋级全球前三。2020年是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年。近几年，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影响力得到多维度、全方位的提升，未来我国金融市场开放空间仍然巨大，上海建设一流国际性金融中心面临重大机遇，前景光明。香港作为亚太区域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具有高度商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特征，已连续24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保持着“司法制度优良、社会风气廉洁、监管制度高效、市场自由开放”的优越环境。当下香港形势和经济金融发展正在逐步趋于稳定，应抓住机遇巩固、提升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二）对标、接轨国际的高标准规则，完善投资营商环境高标准规则是金融中心的核心竞争力。上海、香港、深圳应对接高标准规则，探索与国际接轨的金融政策体系、监管模式和管理体制，建设与国际接轨的优质金融营商环境，探求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高水平开放。一是健全金融法治环境。对内外资金融机构适用同等监管要求，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大对违法金融活动的惩罚力度，加快建成与国际接轨的金融规则体系；参照国际高标准实践，提高案件专业化审理水平，增强案件审判的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二是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依托于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整合全球数据资源，实现平台协作，对跨市场、跨国界的金融活动实施“穿透式”监管。金融与产业融合发展是支撑金融中心的坚实基础。强化金融要素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以支持产业转型升级为核心任务，构建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三）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对金融中心发展的驱动作用金融科技的发展带来金融业商业模式的创新和金融产业的不断变革，影响着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金融科技是未来金融发展的增长点，也是金融中心的重要标志，是各国必争的战略高地，要重视发挥金融科技对金融中心发展的驱动作用。2019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印发了《关于促进金融科技发展支持上海建设金融科技中心的指导意见》，强调以金融科技作为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有力支撑，大力支持上海探索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2020年1月，上海政府会同国家在沪金融部门发布《关于加快推进上海金融科技中心建设的实施方案》，分别从全速推进金融科技关键技术研发、全面提升金融科技应用水平、全要素促进金融科技产业集聚、全力推进金融科技监管创新试点、全方位营造一流金融科技发展环境等五大方面提出了25条新举措，通过加强核心领域技术研发、财税政策支持、金融科技高端人才引进等一系列措施支持科创企业。（四）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助力金融中心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末，人民币资产在全球各经济体央行持有的外汇储备占比升至2.01%，创2016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未来人民币资产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将进一步增强，成为全球资产配置的重点之一。中国相关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要求人民币发挥更大的作用：一是提高全球人民币金融资产配置占比。通过提高跨境投资便利化水平提高人民币资产配置需求；通过开展人民币利率期权等试点工作创新跨境人民币业务产品，提升产品的丰富度与竞争力；通过加强“一带一路”建设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通过深化重点领域人民币结算，提升人民币的影响力与话语权。二是提升对人民币金融资产的风险管理能力。伴随配置比率的提高，人民币金融资产的抗风险能力和稳定性也需进一步加强，因而应加快建设人民币金融资产风险管理中心；通过发展人民币利率、汇率衍生品市场，不断丰富风险管理工具；通过完善金融产品定价机制，降低市场风险；通过发力金融科技，推动金融监管和内部审核的协同，进一步提升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五）加强与相关国际金融中心的合作交流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中国同沿线国家双边及多边贸易交易日趋多元，跨境融资及跨境合作更将丰富，这将产生巨大的金融需求。近期RCEP的签署更是为亚洲区域的金融合作提供了巨大契机。中国内地国际金融中心的典型代表上海、深圳等应发挥引领作用，加快提升金融市场的投融资服务功能，主动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金融机构的深度合作，加强与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战略合作，打造成为国内外金融资源配置的重要节点。建设面向国际社会的要素市场，强化中国金融业与国际金融业的互联互通。同时，积极借鉴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经验，加强与“一带一路”的另一端欧洲地区的合作交流，推动相关中国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来源：新浪财经文：中央结算公司 陈森（中债研发中心）2020年3月26日近期，新冠疫情在全球快速扩散，叠加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市场避险情绪升温，美国国债收益率快速下跌，全球股市大幅波动，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多家央行开启了量化宽松模式，但未能有效抑制市场波动，金融危机前兆有所显现。对中国而言，因经济体量较大，且为石油进口国，股票市场估值不高，逆周期调节政策空间充足，战疫也接近尾声，经济仍有望V字回升，资本市场风险整体可控，汇率有望保持基本稳定，但应重点关注非金融企业杠杆和出口下滑风险。面对复杂悲观的国际形势，中国要如期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需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大力发挥债市的直接融资功能，综合运用各类工具，支持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进一步调整外汇储备投资结构，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一、国际金融市场情况（一）市场避险情绪升温，国债收益率大幅下降。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迅速暴发，市场恐慌情绪升温，资金蜂拥避险资产，国债收益率大幅下跌，信用利差快速扩大。一是国债收益率大幅下跌。2月20日至3月16日，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从1.52%跌至0.73%，跌幅近80BP，期间先后历史首次跌破1%和0.5%的关口，一度出现0.487%的历史最低报价；30年期美债收益率亦触及0.974%的历史低点，史上首次跌破1%关口（图1）。此外，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多国国债收益率亦大幅走低。二是高风险企业债信用利差快速扩大。3月13日，美国BBB、BB、B、CCC或以下企业债期权调整利差分别较2月20日大幅增加151BP、313BP、433BP和520BP，市场风险偏好明显降低（图2）。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下跌的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避险资产需求快速扩张。当前，疫情在全球蔓延，投资者恐慌情绪与日俱增。2月下旬以来，境外每日新增确诊病例呈指数增长，VIX恐慌指数随之一路飙升至80上方，距离历史最高点89.5仅一步之遥（图3）。投资者对疫情的担忧逐步演变为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恐慌，资金迫切寻求安全港，美国国债受到青睐，收益率大幅下跌。二是美联储实施激进的货币宽松政策。近期，美联储多次开展紧急公开市场操作，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加快购买美国国债，向市场投放了大量流动性。当前全球债券市场与2008年金融危机有很多相似之处。2008年，全球避险情绪升温导致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走低，而信用债整体表现欠佳。但在美联储降息至零利率并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后，美元信用债特别是高收益债价格大幅反弹。据此，短期看，全球疫情不确定性增加，金融市场剧烈波动，美国经济衰退风险加剧，美债作为重要避险资产，收益率料将继续波动下行。长期看，疫情结束后经济复苏可期，美债收益率不太可能维持较低水平，高收益债券利差也将恢复正常水平。（二）情绪恐慌叠加衰退风险，全球股市大幅波动。近期，多国股市剧烈震荡，表现出三方面特征。一是跌幅大。美股时隔23年再次触发熔断机制。2月20日至3月16日，道琼斯、纳斯达克、标普500分别下跌30.9%、29.2%、29.3%，美股已进入技术性熊市（图4）。欧洲股市亦全线跳水，2月20日至3月16日，德国DAX和法国CAC40均下跌36.0%。二是范围广。除美欧外，加拿大、巴西、韩国、泰国、巴基斯坦、印尼、菲律宾、墨西哥、哥伦比亚等多国股市也遭受重创，大幅下跌并触发熔断。三是难逆转。近期美联储超出市场预期，紧急降息、降准并推出量化宽松，均未能有效阻止美股下跌。近期全球股市大幅下跌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市场进入恐慌周期。当下疫情蔓延速度惊人，部分国家消极应对，投资者形成“疫情失控-经济下行-经济衰退”的恐慌情绪，构成全球股市下跌的核心关键（图3）。二是基本面脆弱性暴露。2008年危机以来，欧美长期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形成了较大的债务风险和资产价格泡沫，如美国股市长达近11年的牛市，欧洲股市9年上涨近100%。在“新冠肺炎+油价大跌”黑天鹅事件的联合冲击下，通过一系列连锁反应引发全球“股灾”。近期美联储频繁超预期释放利好，美股却不改跌势，宏观政策无法完全对冲疫情蔓延带来的悲观情绪。展望未来，在疫情未得到有效遏制之前，全球股市可能仍将动荡下行。（三）需求受限供给过剩，国际油价大幅下跌。近期，国际原油市场受供需共同影响大幅下跌。2月20日至3月16日，国际布伦特原油期货从59.31美元/桶重挫近50%至30.05美元/桶，创2016年1月以来新低；WTI原油期货从53.88美元/桶大跌至28.70美元/桶，跌幅达47%，单日跌幅超过1991年1月海湾战争期间，刷新历史最高记录（图5）。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需求大幅下滑。新冠疫情扰乱经济秩序，原油市场需求出现前所未有的低迷。二是供给大幅增加。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与产油国的减产谈判破裂，导致沙特将原油日产量提升至创纪录的1300万桶，过量供应不断施压油价。未来，疫情发展给原油需求带来较大不确定性，俄罗斯与沙特间的紧张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原油价格战短期内仍将持续，供给过剩短期难以扭转。综合判断，国际油价或在剧烈波动中继续下行。（四）金融危机前兆显现，亟需全球一致战疫。当前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呈现出幅度大、范围广、跨资产类别的特点，从市场表现看，金融危机前兆已有所显现。悲观情境下，全球不能一致“战疫”，疫情在未来数月持续蔓延，则需高度警惕金融危机的出现。一是全球经济衰退风险极具上升。疫情发生前，全球前十大经济体已有超过半数处在衰退边缘（如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受疫情干扰，这些国家很可能迅速陷入衰退，全球衰退风险极具上升。二是债务风险可能演变为债务危机。2008年危机后，欧美长期奉行量化宽松和超低利率政策，导致债务杠杆上升、资产价格泡沫、贫富差距扩大等一系列问题。从金融周期看，过去十余年的加杠杆过程或已接近拐点，“疫情冲击+石油价格战”或将成为债务危机导火索，加速降杠杆拐点的到来。当前高风险企业债信用利差持续扩大，增加了企业再融资的成本与难度。一旦无法顺利再融资，将可能出现大规模债券违约，将风险传染至整个金融体系。此外，有资料显示，美国市场上因石油战而面临降至垃圾级的债券有3万亿美元，以石油相关资产综合计算，石油美元涉及资产更是惊人。当前国际油价已低于美国页岩油生产成本，如果未来油价持续低迷，由此产生的债务违约恐将危及全球金融市场。三是流动性紧张难以逆转。未来不确定性越大，社会流动性偏好越强。若全球金融市场持续大幅震荡，投资者将为换取流动性，大幅抛售风险资产，甚至抛售部分避险资产，市场流动性枯竭情形可能将难以逆转。乐观情境下，各国政府强力应对，尽早遏制疫情蔓延，则金融危机风险可控。一是疫情冲击不同于金融危机。当前科学技术，特别是生命科学迅猛发展，新冠肺炎诊疗完善、疫苗研发等都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加快推进，早一天遏制疫情传播就能少一分对市场的冲击。此外，当前疫情已引起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高度重视，加之有中国、新加坡、韩国等国的成功防控经验，只要各国坚持强力应对，全球有望以短期代价换取长期胜利。二是疫情过后大幅反弹可期。从SARS、MERS、甲流等历史经验看，传染病对经济的冲击主要是短期和一次性的，会随着疫情的结束而自我修复，许多积压的需求也会随之释放。如疫情能尽快得到有效控制，在宽松积极的宏观政策支持下，企业大规模倒闭等严重风险有可能得以避免。二、相关风险和影响分析（一）中国经济仍有望V字回升1．疫情对经济造成短期冲击，不改长期向好基本面。一是国内“战疫”已开始收尾，复工复产速度加快。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努力，中国疫情防控已经接近尾声，全国大部分地区全面进入集中复工复产期，多数省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复工率超过90%，中小微企业复工复产也在加速推进。二是增长动力不受影响，经济企稳速度较快。疫情对经济冲击时间较为短暂，不会造成“伤筋动骨”的伤害，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未受破坏，经济秩序恢复后，增长应能快速企稳。2．全球“战疫”已初步达成共识，海外防控力度加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全球对疫情的重视以及其对经济带来的冲击已经达成共识，各国在疫情防控方面不断加码，如欧洲已经有多个国家出台强有力的防控措施，美国也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3．中国是最大的石油进口国，石油价格下跌利好我国经济。一是我国是原油消费大国和主要进口国。低油价能够减少我国在能源方面的贸易逆差，有利于缓解外需走弱对净出口产生的压力。二是低油价有利于改善企业利润。低油价能够降低非石油产业链上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改善工业企业利润。三是有利于打开货币政策空间。油价格大幅下跌，有望通过PPI传导至CPI，缓解国内当前的通胀压力。4．各项政策正加速落地，效果有望集中释放。面对突发疫情，我国快速启动了多层次、宽信用的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社会运行实施政策兜底。目前，部分政策仍在加速落地，效果释放还需时日。如专项再贷款、再贴现、政策性专项信贷等政策资金还在陆续发放，降准投放的长期流动性刚刚进入市场，大量地方政府债还未形成有效投资，这些政策效果后续可能会集中释放，联合形成强大的拉动力。5．海外疫情快速蔓延下，需关注出口大幅下滑风险。1-2月数据显示，出口同比下滑17.2%，超过市场预期的15.2%。2月出口下滑的主要因素在国内，国内停产停工范围广，物流严重受阻。后续几个月，虽然中国逐渐复工复产，物流畅通，但受海外疫情的快速蔓延，出口边际改善的可能性不大，甚至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主要原因是全球需求大幅下降，国际物流受阻加剧。因此，政策上需要加大投资支持，拉动内需以稳定增长。（二）资本市场风险整体可控1．债券市场境外资金增持明显，信用风险应重点关注。一是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近期，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MLF、定向降准等措施保障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3月18日，银行间债券市场7天和14天回购利率较春节前均下降了51BP。二是市场利率明显下降。3月18日，3M、1Y、5Y和10Y国债收益率较春节前分别下降了36BP、26BP、25BP和32BP；1Y、5Y和10YAAA级中短期票据利率分别下降44BP、34BP和35BP。三是对境外吸引力显著增强。2月，境外机构债券持有量环比增加657亿元，增长3.48%，而同期银行间债券市场各类机构持债总量环比增长仅为0.05%。四是应重点关注信用风险。3月以来，受疫情影响，部分中小企业复产复工困难，信用风险有所抬头。2月违约债券28只，违约金额434.4亿，剔除北大方正，违约5只，违约金额79亿。而3月1日至18日，违约债券就有12只，违约金额131.41亿。2月存量公司信用债隐含评级整体下调，指数96.91，环比下降0.04%。其中，国企指数98.42，环比下降0.04%，非国企指数87.22，环比下降0.11%（图6）。隐含评级调整债券172支，其中下调142支。隐含评级调整涉及发行主体共28家，其中下调23家。2．股票市场短期下跌压力较大，但整体风险可控。目前为止，A股表现可以说是全球股市的明星，波动程度远低于几乎所有国家。因估值不高，中国股市大幅下跌的可能性不大。一是全球悲观情绪蔓延，短期A股很难独善其身。全球股市短期内大幅下跌，反映市场情绪极度悲观。在全球极度悲观情绪蔓延下，短期内A股很难独善其身。二是A股波动风险可控，不会像美股大幅下跌。首先，国内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国内经济基本面受到海外疫情冲击幅度相对有限。其次，国内金融市场尚未完全开放，就资金流动而言与全球股市绑定程度不高。再次，中国货币政策空间较大，储备工具较多，对市场有兜底预期。最后，2016年至今，除创业板外，A股估值一直在低位徘徊（图7）。（三）非金融企业债务风险较高2017年以来，随着“三去一降一补”工作深入推进，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稳步下降，但仍大幅高于国际水平（图8）。和政府、居民部门相比，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风险对经济变化最为敏感。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动荡不安、经济生活秩序紊乱的背景下，非金融企业杠杆率风险应引起高度重视。和美国、日本、欧洲相比，中国居民杠杆率不算高，但增长较快。即使近几年房地产开启了新一轮力度空前的调控，但居民杠杆率快速增长的势头并未得到有效遏制。2017至2019年，居民杠杆率增长斜率几乎保持不变（图9）。（四）汇率有望保持基本稳定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的风险不大，有望保持基本稳定。一是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增强，中美利差保持在高位。美联储超预期快速降息并扩大QE规模，而中国央行审慎放松货币政策，中美利差开始走阔，现在大幅高于100BP左右的舒适区间（图10）。二是无论海外疫情持续多久，中国都将是最早从疫情中恢复的经济体。中国疫情防控已接近尾声，生产生活秩序逐渐恢复正常，而海外疫情还处在发散阶段，确诊人数快速增加，停产停工才刚刚开始。三是中国是国际上少有的经济韧性较强的国家。经济体量大，内需强，回旋余地大，疫情短期冲击不改长期向好的基本面。这些因素都将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有力支持。三、政策建议从1-2月的经济数据看，一季度GDP基本上可以确定是负增长，市场预期普遍在-2%至-2.5%左右。若完成全年至少5.3%[ 根据2020年经济总量比2010年翻一番目标，倒推2020年经济增速至少应在5.3%以上。]的经济目标，二、三、四季度GDP增速都要在7%以上[ 假设全年经济增长目标为5.3%，一季度经济增长为-2%，计算出后面三季度平均增速应在7%。]，而2019年三、四季度的增长率仅为6%。非常困难时期，需要政策的非常支持。下一步，应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释放更多的储备政策，尤其是短期就能见效的措施。（一）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政府债发行规模，拉动基建和保障民生。一是提高财政赤字率，增加国债发行规模，考虑发行特别国债，加大财政减税降费、拉动基建和保障民生的力度，将未来的减税降费改为即期的退税退费，直接缓解企业当前的现金流困难。扩大财政贴息范围，除3000亿专项再贷款外，可考虑对其他专项再贷款也进行适度贴息。二是扩大专项债发行规模，加力资本金撬动作用，托底基建投资，增发一般地方债，加大民生保障力度，解决工龄十年期以上农民工所在城市的廉租房、子女入学以及养老困难。三是免除政府债券资本利得的税收，降低债券发行成本。四是优化政府债发行期限，顺应利率下行趋势，通过适度缩短发行期限、增加发行频率，降低融资成本。五是允许地方国库现金管理利率按市场化利率招标确定，增加财政收入，支持抗击疫情。（二）实施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适时降准降息。一是实施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冲非典型金融风险，有力支持经济渡过非常困难时期。二是保持市场流动性总量充裕，结构合理。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MLF等释放短中期流动性的同时，进一步实施定向降准，加大长期流动性投放力度。三是适时降低存款基准利率，加快引导信贷利率下行。（三）大力发挥债市融资功能，释放注册制改革活力，扩大对外开放。1．创新债券品种。推动债券市场产品创新，探索发行巨灾债券、流行病债券、脱困债券等。2．释放注册制活力。释放企业债券注册制改革活力，推动企业债券快速大量发行，促进新兴产业资本形成。扩大穿透底层资产的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微企业信贷ABS注册规模。3．深化对外开放。允许境外商业机构接受境内债券质押，参与回购交易。为防范风险，可考虑先放开逆回购。4．鼓励银行增持信用债。鼓励商业银行投资小微企业ABS，将其纳入对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规模。对商业银行投资公司债券的资本风险计提，取消一刀切，按中债市场隐含评级和违约率精准计提。（四）综合运用各类工具，支持民企融资，松绑银行信贷约束。1．近年来民企融资困难加剧。从债券指数上看，自2017年逐渐打破刚兑后，中债国债总指数和民企债指数走势分化，差值走阔（图11）。2017年12月26日至2020年3月20日，差值从12扩大至25。可见，近年来民企融资困难未见缓解，反而在加剧。2．多措并举解决民企和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冲击之下，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免疫力最差，更需要政策上的有力呵护，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一是加快将银登中心、中保登、理财中心登记的穿透底层资产的支持小微企业贷款融资包认定为标准化产品。二是推动银行积极通过银登中心规范开展小微企业贷款债权直接转让业务，进一步丰富小微企业贷款流转业务模式，基于小微企业贷款创设标准化产品，扩大投资者范围，加强各类银行在服务小微企业方面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更好地为小微企业纾困解难。三是充分发挥保险资产支持计划服务实体经济的优势作用，加快将其评估认定为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四是鼓励银行向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发放贷款，对无政府利息补贴的贷款利率，允许参照同期限同信用等级的企业债收益率执行。3．松绑金融机构的信贷约束。一是鼓励运用创新工具，扩大金融机构资本补充渠道，提高风险抵御能力，释放信贷空间。二是在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改进银行监管指标，将考核指标从“不良贷款率”改为“不良贷款率和贷款利率的风险敞口”。三是改革设立住房抵押贷款政策性银行，集中收购重组住房抵押贷款，进行担保和信用加强后打包出售标准化证券，并统一登记托管结算，推进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发展。4．延缓非标压缩期限。定向指导，延缓非标压缩期限，对于非标转标较为困难的产品，建议给予更长的过渡期。（五）进一步推动外汇储备配置多元化，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加速人民币国际化。1．推动外汇储备配置多元化。近年来，中国小幅减少美债投资，快速增加黄金储备（图12和13）。鉴于美国当前的债务风险，建议进一步调整外汇储备投资结构，推动资产配置多元化。2．加速人民币国际化。借力全球资本对安全资产的强烈需求，紧抓国际货币体系深刻变革的机遇，继续加大中国金融改革开放力度，积极推进与韩国、俄罗斯等“一带一路”国家债券市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吸引更多境外交易主体，扩大人民币金融交易功能，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为更好地服务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战略，进一步推进上海金融开放创新，提升配置全球金融资源功能，营造国际一流金融发展环境，切实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并充分发挥上海市金融学会国际金融中心研究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国际金融中心专委会”）的作用，国际金融中心专委会于9月12日上午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浦东校区召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研讨会。会议由国际金融中心专委会秘书长，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严弘主持。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调查统计研究部国际金融研究处副处长刘长青，国际金融中心专委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党委书记朱启贵，以及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国际发展部总经理傅浩，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本市场研究所副所长廖士光，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学院执行院长丁全胜，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资产管理部总经理郑振儒，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院长赵晓菊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吴培新教授，交通银行首席研究员唐建伟，上海黄金交易所研发部副总经理罗江，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研究部总监徐苏江，上海清算所研究统计部郁颖文，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战略研究经理陈思全，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战略与投资部王光伟，上海期货与衍生品研究院林帆等金融机构、研究院所领导、专家、学者逾20人出席了会议。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调查统计研究部国际金融研究处副处长刘长青先生发言国际金融中心专委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党委书记朱启贵教授在致辞中回顾了自2018年10月国际金融中心专委会成立以来所开展的研讨活动及研究课题。专委会成员参与完成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报告》、《加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建设——从纽约联储看央行与国际金融中心的关系》、《全球主要离岸金融中心发展研究比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评估报告》等研究成果，为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有力的智库支撑。为了解专委会理事单位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看法和实践，专委会开展了“2020建成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若干重要问题” 的调研。朱启贵会长在会议中分享了调研结果并和与会嘉宾围绕目前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优势、困难及挑战等一系列问题进行研讨，进一步凝练智慧，凝聚共识，为上海于2020年顺利建成与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献计献策。国际金融中心专委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党委书记朱启贵教授分享调研报告会议中，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吴婷博士从全球经济金融格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情况、上海与主要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比较等几个方面向专委会成员汇报了《2019年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严弘教授主持的研讨环节中，专家学者各抒己见，进行了气氛热烈的讨论。与会嘉宾认为从现有发展情况看，上海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上已经取得一定成就，上海的金融业发展速度居全球第一（金融业联合会《上海金融景气指数报告》），但在整体功能和国际化程度方面与纽约、伦敦等全球金融中心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未来，上海金融业将进一步扩大开放，提高行业竞争力。国际金融中心专委会秘书长、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严弘教授主持讨论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吴婷介绍《2019年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报告》在其成立后的第二个年头里，国际金融中心专委会将继续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积极联络各会员、理事单位、推广他们的经验和成果，稳步推进工作落实，充分发挥专委会的智库、参谋作用，为实现2020年将上海建成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相匹配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来源：汇通网国际金融机构IIF：私人债权人希望研究债务纾困计划

直到2020年11月，全球经济形势仍不明朗，海外新冠肺炎病毒疫情持续蔓延，未见明显好转迹象。在全球经济收缩的大环境下，2020年上半年，上市银行净利润集体下滑，海外业务也受到较大冲击。银行半年度报告显示，截至6月底，中行、建行、工行、农行与交行净利润分别为1078.12亿、1389.39亿、1497.96亿、1091.90亿与365.05亿元，较去年上半年依次同比下跌11.22%、10.77%、11.40%、10.8%和14.61%。在各大行净利润大幅衰退的情况下，海外业务整体受打击尤为严重。海外业务方面，中行、建行、工行、农行、交行海外利润总额分别为253.59亿、25.87亿、127.68亿、28.1亿与33.04亿元，同比下降22.81%、56.29%、4.4%、32.89%及7.19%。不过在海外业务中，跨境人民币业务抵御风险能力相对强劲。工行上半年跨境人民币业务量达25000亿元，同比仅下降0.79%；农行上半年跨境人民币业务量8865.6亿元，同比增长41.9%。银行海外业务复苏困难今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与投资大幅萎缩，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不确定性和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实体经济低迷与金融风险叠加共振。中国银行研究院院长陈卫东表示，综合银行半年度报告来看，近期没有数据显示银行海外业务有扩增的趋势。在上半年净利润超10%的收缩幅度下，上述大行利润总额也急剧下滑。2020年上半年，中行、建行、工行、农行、交行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比依次下跌15.04%、11.72%、9.5%、9.12%与18.38%。但与利润总额下滑相比，大行境外利润总额下降得更为明显。今年上半年，中行、建行、工行、农行与交行境外利润总额同比分别下降22.81%、56.29%、4.4%、32.89%与7.19%。对此，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赵雪情表示，在需求和供给两端都大幅衰退，风险大幅攀升的情况下，银行海外业务自然会受到一定冲击。在赵雪情看来，与实体经济相同，银行今年的海外金融业务相对艰难。近几年全球经济形势表现的欠佳，今年叠加疫情，使得世界经济陷入继上世纪大萧条以来的深度衰退。在需求和供给两端都大幅度下滑的情况下，银行海外业务自然受到一定冲击，今年的风险大幅攀升。“首先是疫情带给实体和金融领域的冲击，因为中资银行这几年加大走出去的力度，业务和机构遍布全球，其中不乏很多地区因疫情影响经济恶化。商业银行在保证海外人员的安全性与海外经营的连续性上，面临着新挑战。”她说，“其次是国别风险的不断攀升，在疫情冲击引发的经济衰退下，很多国家原有的结构性问题会更加凸显出来，进一步加大银行的国别海外经营风险。”比如，阿根廷、南非、土耳其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在疫情之前本身国际收支已经处于不断恶化的过程。如今再受疫情冲击，大量的财政支持与进一步降息等货币政策，使其原有问题进一步激化。这些不利因素可能增加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整体违约风险，或凸显其债务问题，由此银行不得不面临海外经营的特定国别风险。除了上述风险，赵雪情认为，在全球主要经济体负利率及低利率下，信贷等银行传统业务的净息差受到了很大冲击。“在低利率环境下，全球央行都在大量释放流动性，而流动性泛滥造成的市场波动较以往更加剧烈。因为有些商业银行在海外经营存在外汇风险敞口，大幅度的金融市场动荡可能引发汇率及流动性风险。”她表示。外汇风险敞口，即外汇资产(或负债)由于汇率变动而可能出现增值和减值，这种增值和减值可能自然抵消，也可能被某种措施人为冲销。而未被冲销的外汇资产(或负债)就暴露在汇率变动的风险中，形成了汇率风险敞口。一位华泰证券银行业分析师说，在此前全球大规模的封锁措施下，全球上半年经济陷入深度衰退，迫使主要经济体采取低利率甚至是负利率政策，这对银行海外业务打击较大。“上述这些不利影响在短期内并不会结束，可以预见到的是，至少到今年下半年，海外业务的整体恢复依旧很难。”上述分析师说，“在国内已经逐步好转的经济形势下，我国银行的海外业务目前表现既不复苏，也不强劲。海外业务面临着太多的外部风险，其表现更多取决于国际经济形势、地缘政治等。”随着欧美新冠肺炎疫情的再度恶化，主要经济体纷纷步入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区间。目前全球已经有5家央行(瑞典央行、丹麦央行、瑞士央行、欧洲央行及日本央行)实施负利率政策。即使一向对负利率持绝对谨慎态度的英格兰央行，也在此前试探性地询问其国内银行是否经得起负利率。陈卫东认为，在全球经济表现不佳、利差收窄、地缘政治风险加大的形势下，要进一步提高银行海外业务的韧性，需加强其结构调整。他进一步指出，从总体格局看，如果银行的全球机构、资产分布合理，则可以实现业务、收益互补，有利于提高海外业务抗风险能力。但从在单一市场看，我国银行的海外机构业务功能较为单一，业务量较小，竞争力有待提升。跨境人民币业务相对强劲即使在全球经济紧缩的大环境下，四大行跨境人民币业务却韧性十足，抵抗住了风险冲击。赵雪情表示，当金融市场剧烈波动时，为了更好适应当前环境，银行市场风险管理的需求也在提高，从而促使其调整地域及产品结构。4月以来，美元持续走弱，人民币利差叠加汇率相对强势的趋势，使得企业持有人民币意愿增强，由此促进海外业务的发展。今年，不管是外贸企业，还是大量有国际往来的企业都更倾向于使用本币，人民币业务量由此在今年上半年稳定增长。自6月初以来，人民币汇率震荡走高，开启走强模式。截至10月末，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内，在岸人民币汇率上涨约7%，离岸人民币汇率上涨超过5300个基点。在清算业务方面，中行半年报显示，上半年集团跨境人民币清算量约229.40万亿元，同比增长7.86%，继续保持全球第一。建行、农行与交行也在风险中逆行，努力减轻全球经济低迷对人民币业务造成的打击。根据半年报，上半年建行境内分行国际结算量约为37400亿元，同比增长7.3%; 办理国际贸易融资(含国内证项下融资)业务约为5411.08亿元，同比增长 32.2%。农行上半年跨境人民币业务量约达9000亿元，同比上升41.9%。交行在报告期内跨境人民币结算量10824.73亿元，同比增长8.61%。工行在上半年经济下行的重压下，跨境人民币业务量约为25000亿元，同比仅下降0.79%，国际结算量约为100897.6亿元，同比下降14.36%；其中境外机构国际结算办理约达40207.25亿元，占总国际结算比39.85%，同比下滑7.33%。“目前外汇市场风险加大，我国企业更愿意使用人民币结算，这是人民币业务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陈卫东说，“但是否使用人民币，还取决于两方谈判，或者说取决于我国企业的定价权。”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带一路”等多边及区域经济组织的框架下，五大国有银行的海外业务进一步驱动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行半年度报告显示，截至6月末，中行共拥有558家海外分支机构，覆盖全球6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含2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行半年报也指出，上半年办理“走出去”业务约为1282.69亿元，其中涉及“一带一路”的业务约为30.01亿元。赵雪情表示，人民币国际化与“一带一路”等区域一体化之间互为影响，相互促进。“从节约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说，如果中国跟‘一带一路’的某个国家间都使用双边本币，自然会比使用美元作为中间货币带来的交易成本低。虽然单笔交易可能规模较小，但如果把整个经济投资往来全部算上的话，这个规模是非常大的。”她说。“再者，在中国金融市场现行的开放进程中，区域内的国家以人民币进行发债或投资，能够促使人民币国际化形成一个良性的周边循环。”她补充说，“由此也可以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度，同时也可以促使企业有更多的去渠道去融资。”但人民币国际化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华泰证券在宏观研究《美元汇率分析框架及前景展望》中指出(下称《报告》)，虽然全球央行“去美元化”进程加快，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美联储贸易加权的广义美元指数始终围绕中枢波动，美元虽有周期，但币值基本稳定。《报告》认为，美国仍是全球经济第一强国，美元信用仍有较强支撑，美元在国际贸易、国际借贷、外汇交易等领域仍占据绝对主导。观之国际，世界主要经济体依旧深陷紧缩状态：美国经济大幅下滑，欧洲陷入持续衰退，日本连续三个季度负增长。而新兴经济体多国或将陷入债务困境。危机和契机面对全球经济如此“灰色”的基调，国际基金组织(IMF)也一次次地调整世界经济增速预期。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预计将下滑4.4%，中国则有1.9%的增幅，后者是全球范围内唯一一个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0年5月14日，决策层首次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虽然是内循环为主，但同时也要求更高水平的国际循环，更多要求促进与保证高质量的开放结构。”赵雪情表示，“未来中资银行肯定是随着中资企业实体经济的方向更多地倾斜与发力。如中资企业将可能更多地向东盟与“一带一路”这些地区发展，而银行海外业务的结构由此会发生相应调整。”对于中资银行来说，金融市场现存的风险实为危机里的机遇，而契机主要在调整地域结构与产品结构方面。当市场剧烈波动时，银行对市场风险管理的需求也在相应提高，套期保值或金融市场风险管理等方面的业务，将被投以更多关注，以更好地适应当前全球大环境。21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胡天姣〖 21世纪经济报道 〗

来源：金融界网站兴业研究（兴业银行成员机构）与世界银行集团成员国际金融公司（IFC）近期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双方致力于在可持续金融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分享银行业金融机构环境社会风险管理知识和经验，支持行业能力建设。国际金融公司（IFC）是世界银行集团成员之一，也是全球最大的专注于新兴市场私营部门发展的国际开发机构。IFC一直是新兴市场可持续金融发展的引领者。IFC的环境和社会绩效标准和世界银行集团63个行业的环境、健康和安全指南是赤道原则参照的技术标准。在中国，IFC积极开展国际技术交流，支持中国银保监会、生态环境部开展绿色信贷相关工作，推动中国银行业借鉴国际良好做法，引导资金投向节能环保项目，减少对高污染高排放行业的信贷支持，同时防范银行业的环境和社会风险；2012年，由中国银保监会牵头，IFC作为国际技术顾问和秘书处，发起成立了可持续银行网络（Sustainable Banking Network， SBN), 作为一个知识交流和学习的平台，共同推动银行业的可持续发展。IFC与兴业在可持续金融领域已经合作多年。2003年，IFC成为兴业银行的战略投资者，2006年，兴业银行成为IFC中国能效融资项目（CHUEE）的首家合作银行，2008年，IFC支持兴业银行采纳赤道原则，成为中国首家赤道原则金融机构。IFC驻中国、韩国和蒙古国首席代表瑞沛霖（Randall Riopelle）表示： “IFC见证了兴业银行绿色金融的快速发展。今天两家机构再次联手在中国银行业市场共同开展能力建设，传播国际良好做法。相信我们的合作将推动中国的中小银行在可持续金融领域的发展。”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兴业研究副总裁鲁政委博士表示，IFC作为国际可持续金融的先行者，兴业银行作为国内绿色金融的先行者，双方在可持续金融领域都积累了深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兴业研究希望通过双方的合作, 向中国的中小银行进行可持续金融领域知识和智力的输出，提升中国4000多家中小银行的可持续金融发展能力，相信可以有力的促进中国金融机构绿色金融的向前发展。兴业研究与IFC计划将开发一系列公共知识产品，同时推出一系列可持续金融工作坊，每次将选择1-2个可持续金融领域的重点主题进行深入学习和研讨。该支持项目在中国成功实施后，还可以逐步扩展到整个亚太区，为亚太区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监管机构、银行业协会以及金融机构提供可持续金融能力建设和智力支持。兴业经济研究咨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兴业研究”）于2015年6月成立于上海，为兴业银行成员机构。公司成立之初即设立了业内首个绿色金融专业研究团队，在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博士的带领下，引入了拥有在国际、国内绿色金融领域深耕10余年的绿色金融资深专家，致力于将专业研究与政策建议、业务发展相结合，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贡献力量。截至目前，团队已承接了国际组织、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协会组织以及兴业银行集团和同业金融机构等多项绿色金融课题，涵盖气候投融资、绿色供应链金融、地方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绿色金融债、绿色企业库构建等多个领域。团队在国内率先提出的“降低商业银行绿色融资的风险权重”、“让绿色债权优先受偿”等政策建议，在国内产生了巨大影响。团队每月发布的GPI指数（兴业绿色景气指数）已成为国内绿色产业发展的风向标。团队研究成果获得了国际国内市场高度认可，如获得了《亚洲货币》颁发的2019年“中国绿色金融最佳研究成果”大奖，以及CFA协会和中国绿金委举办的绿色金融论文的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