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资料

回顾性研究论文同其它研究论文一样，在陈述资料来源、总结方法和结果之后，尚须对资料的结果及在总结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加以分析和讨论，以回答研究所提出的问题。达晋编译认为，分析的关键在于严格的科学态度，正确地反映客观事实。论点要正确，论据要充分，论证要有严密的逻辑性。切忌主观意断，言过其实。在这方面常见的问题有：一、主题不集中。有的作者往往想在一篇论文中解决过多的问题，片面地追求全面、系统、完整。其结果是面面俱到，主次不分，重点不明。需要强调的是，临床回顾性研究论文与教科书或其它研究论文不同，不可能对病因、发病机制等作出新的、科学的结论，也不可能对药物或疗法的作用机理做出科学的解释。这是研究本身的性质所局限了的。因此，在作资料的解释时，一般只要求着重解决一两个问题，把主题集中到最主要、最有实际内容、作者最有体会的问题上。围绕主题，展开讨论。其它有关的问题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不能与重点问题相提并论，更不能喧宾夺主。企图什么问题都解决，结果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好。二、推论主观。临床回顾性研究可以总结和发现一些疾病的发生、发展乃至治疗的规律性，也可以从现有资料的分析中给今后工作的开展以某种启示。但是，不少作者往往以这些规律和启示为依据，无限延伸，加以推论。这种利用现有资料进行主题以外的某些推论，不管作者的逻辑过程如何合理，总不免带有一定的盲目性，甚至弄巧成拙。从统计学角度看，企图将现有资料的结论应用于超出样本所代表的总体，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这样做是不客观的。三、套用文献。在对临床资料做出解释时，常常需要引证有关文献材料，以说明作者所得结果与前人的同类研究的结果有什么联系和区别，从而表明作者的见解。但是，在引用时决不能把文献资料当作左右作者研究结果的先人之见。特别是当自己的结果与前人的结果有出入时，更应该慎重地分析自己研究的材料，仔细地审查各种因素的干扰，并找出差别的真正原因。既不要对自己的结果不加分析和探讨而轻易否定，也不要对自己的结果寄予过高的奢望，甚至偏爱，草率地肯定。因为这里有可能受到各种偏因的影响而出现假象。因此，既不能把文献作为左右资料分析的先验性概念，也不能以自己的结果去硬搬前人所作的结论，否则，将使资料的分析缺乏科学性。四、不正确地利用统计学数据。数理统计能帮助我们在实践中少走弯路，少犯主观片面的错误。但是统计学的处理只能在资料系统化的基础上进行。在统计处理的任务完成之后，对结果的解释则取决于研究者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了。统计的显著性不能代表解释的正确性，因为回顾性研究很难避免各种干扰因素及偏因的影响。只有当各种干扰因素及偏因受到良好的控制时，统计的结果才更能说明问题。否则，即使得到“有显著意义”的结果，也很可能是由于某种干扰造成的。因此，不经统计学处理就下结论不对，而把统计学处理看成“万能”，也是不对的。

位于武汉的中国国家生物安全（P4）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官方网站）世界卫生组织（WTO，简称世卫组织）新冠病毒（SARS-CoV-2）溯源国际专家组将于1月14日赴中国调研病毒溯源引发瞩目。有英国媒体称，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在内数百项研究资料被删。英国《星期日邮报》（The Mail on Sunday）报道，由中国政府出资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网站上发布的超过300项研究资料，包含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等内容全部被删除，现已无法取得。报道据此认为，此事显然是中国在试图掩盖证据，中国似乎正在尽其所能地阻止调查病毒源头。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在全球爆发后，外界多有质疑中国政府隐瞒疫情，中方就此多次澄清并反驳。其实早在2020年5月份英国《每日邮报》就曾报道，武汉研究所官网页面系统性删除资料的信息。报道称，被删资料中，包括部分研究人员以前的工作照。照片中的人物，包括武汉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武汉研究所多次陷新冠病毒外泄风波（请点击大图浏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于2020年12月29日再次强调，“指摘中国隐瞒疫情的说法，毫无事实根据。”他说，中国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实现复工复产，率先实现经济稳定复苏等，“试问，面对世纪疫情，靠隐瞒、掩盖，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吗？”中国国家卫健委称，经双方协商，国际专家组将于1月14日（周四）来华考察，与中方科学家就新冠病毒溯源作联合科研合作。中国外交部1月11日表示，中方愿继续与世卫组织及国际专家就此调研密切合作，为全球新冠病毒溯源作贡献。此前，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在1月5日表示，中方尚未签批赴华专家的签证，他对此感到“非常失望”。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当时回应称，双方之间可能存在误解。另一名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赵立坚昨也证实世卫专家来华一事。赵立坚表示，世卫和国际专家对中方防疫成就和溯源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双方也对溯源工作形成了基本共识。

《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选编（全50册）》《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续编（全50册）》主办方供图中新网北京4月15日电 (李京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5日在北京为《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选编(全50册)》《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续编(全50册)》(以下简称《选编》《续编》)举行出版座谈会。与会专家认为，两部文献首次公布约5万页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为中国学界推进和深化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资料，具有重大研究价值。两部文献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参与国家档案局《抗日战争档案汇编》编纂工程的重大成果，已列入“抗日战争档案汇编”系列丛书。据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日本对华调查档案资料数量较大，分散在100余全宗1800余卷中。两部文献精选其中约5万页，系首次对外公布。两部文献分别于2020年9月和12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它们按调查机构、调查成书(册)时间排序，主要涵盖文化、产业、资源、交通、农业、经济建设、社会状况、民众生活水平等方面。根据文献，为实现侵华野心，满足调查需要，日本曾在中国设立了大量调查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是1906年根据日本特殊立法而设立的“国策会社”，不仅在中国东北掠夺经济资源，经营路矿等企业，而且在中国进行各种社会调查，为日本制定侵华政策提供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情报，是日本十分重要的一个殖民侵略机构。满铁先后设立了调查课(室)、满洲及朝鲜历史地理调查部、地质调查所、东亚经济调查局、哈尔滨事务调查课、北满经济调查所、上海事务调查课、天津事务调查课等调查机构。其调查范围从中国东北向华北、华中蔓延，直至全中国。《选编》所选资料即是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及其所属机构于1913至1943年在中国各地调查所得。《续编》除继续选辑满铁及其所属机构的调查报告外，还增加了其他调查机构于1916至1945年在中国各地调查形成的报告。所涉调查机构有青岛守备军民政部铁道部、中国驻屯军司令部乙嘱托班、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华北交通株式会社、“兴亚院”等。这两部文献不仅是学界研究日本侵华史、满铁史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九一八事变90周年到来之际，与会专家认为，两部文献的出版发行为中国学界推进和深化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性资料，具有重大研究价值。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徐勇指出，由于两部文献涉及中国在特定时期的多方面情况，不仅为历史学家提供研究史料，也可成为文化、经济、地理等方面专家学者的参考。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史桂芳认为，虽然两部文献调查者动机是错误的，但从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来看，文献调查研究的方式方法对当前历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研讨会上，如何能使研究界更为便捷地使用这两部共100册，约5万页的文献也成为与会专家关注的话题。中国档案报社总编室主任崔志华建议，图书馆和档案部门建立一个数字化的平台，在保护版权的基础上，保证文献的便捷利用。同时，她注意到图片上的文字不方便检索，提议把图片中的文字加以转换供检索使用。(完)

4月8日，由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编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三苏文化研究资料索引（1911-2017）》捐赠仪式在眉山三苏祠博物馆-东坡书院举行。该书开本为大16开，已于2020年10月正式出版。本次捐赠图书《三苏文化研究资料索引（1911-2017）》，是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基于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三苏文化研究资料数据库”为基础编辑而成，索引收录1911—2017年间发表的有关“三苏”文化研究的论文、资料题录数据约24000余条，同时收录国内出版发行的三苏文化研究专著和有专题章节研究三苏的图书题录数据近2000条。当天，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向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捐赠10本，向眉山三苏祠博物馆捐赠10本，向眉山市图书馆捐赠2本。“三苏”文化是指以苏轼为代表，包括苏洵、苏辙乃至苏门人士共同创造的文化成果。“三苏”文化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同样也是世界文化的宝贵财富。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基于自身地方文献专藏特色，建设了“三苏文化研究资料数据库”。本索引是在该数据库的基础上编辑而成。汇集了自1911年至2017年我国在“三苏”文化研究方方面面的成果与信息，可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文献检索方面的便利。据悉，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创建于1978年，截止2019年底图书馆馆藏纸质书（刊）157.16万册，中外文电子图书716.56万册，电子期刊6.07万册。目前已完成《郭沫若研究数据库》《三苏研究数据库》《四川省旅游文献信息库》等特色文献数据库的建设；同时还开设了1门信息素养教育课程。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依托自身馆藏建立了“乐山市文献信息中心”网站和跨馆检索平台，为学校的教学科研、重点学科建设、科研创新提供了文献保障，为校地结合、校企结合、教研结合获取文献信息资源提供快捷、方便的服务。（何广）

4月8日，由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编纂、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三苏文化研究资料索引（1911-2017）》捐赠仪式在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祠博物馆——东坡书院举行。该书开本为大16开，已于2020年10月正式出版。本次捐赠图书《三苏文化研究资料索引（1911-2017）》，是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基于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三苏文化研究资料数据库”为基础编辑而成，索引收录1911—2017年间发表的有关“三苏”文化研究的论文、资料题录数据约24000余条，同时收录国内出版发行的三苏文化研究专著和有专题章节研究三苏的图书题录数据近2000条。当天，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向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捐赠10本，向眉山三苏祠博物馆捐赠10本，向眉山市图书馆捐赠2本。“三苏”文化是指以苏轼为代表，包括苏洵、苏辙乃至苏门人士共同创造的文化成果。“三苏”文化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同样也是世界文化的宝贵财富。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基于自身地方文献专藏特色，建设了“三苏文化研究资料数据库”。本索引是在该数据库的基础上编辑而成。汇集了自1911年至2017年我国在“三苏”文化研究方方面面的成果与信息，可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文献检索方面的便利。据悉，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创建于1978年，截至2019年底图书馆馆藏纸质书（刊）157.16万册，中外文电子图书716.56万册，电子期刊6.07万册。目前已完成《郭沫若研究数据库》《三苏研究数据库》《四川省旅游文献信息库》等特色文献数据库的建设；同时还开设了1门信息素养教育课程。乐山师范学院图书馆依托自身馆藏建立了“乐山市文献信息中心”网站和跨馆检索平台，为学校的教学科研、重点学科建设、科研创新提供了文献保障，为校地结合、校企结合、教研结合获取文献信息资源提供快捷、方便的服务。（图文：何广）责编：叶壮 本文来源：海外网

4月13日，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京揭晓，按照时代早晚排列，它们分别是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河南淮阳时庄遗址、河南伊川徐阳墓地、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江苏徐州土山二号墓、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吉林图们磨盘村山城遗址。从旧石器时代到金元之交的考古成果——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演进的力证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时间跨度上，涵盖了从距今四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到金元之交的东夏国的考古学成果，对于增进学术界与公众对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民族互动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等议题的理解意义重大。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重要的源起之地。本次评选的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河南独占三项，其中巩义双槐树遗址揭示了一个距今5300年的“河洛古国”。双槐树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核心聚落，具有都邑性质。双槐树遗址规模宏大，考古学家在此发现的大型建筑群，初具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如在此遗址发现了三座大型夯土建筑群基址，其中一座发现有“一门三道”的门道痕迹。“一门三道”是王城的配置，王城“面有三门，门有三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车从中央”。儒家经典《周礼·考工记》中的记述，得到了考古学成果的印证，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都发现过“一门三道”的门道痕迹，而双槐树的相关发现比这两者都要早，凸显了双槐树大型建筑基址的源头性，说明双槐树遗址对于研究夏商周三代宫室制度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连用三个“关键”来强调双槐树遗址的意义，它“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其发现“必将帮助人们持续厘清华夏文明发展的脉络、充分彰显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本次评选出的十大考古新发现中，边疆考古成果显著，如吉林省图们市磨盘村山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填补了东夏国考古的空白，东夏国是金元之际东北地区的一个政权，磨盘村山城遗址是其南京城址。边疆地区的民族互动频繁，多元文化在此交融，考古学成果不断刷新学术界与公众对于这种互动与交融深度的认知。本次入选的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位于阿里地区札达县，此地位于喜马拉雅山脉西段北麓，西北接我国新疆，西南是印度，东南临尼泊尔。桑达隆果墓地的使用时间延续千年，大致从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7世纪，这是目前所见探索西藏西部早期丧葬习俗最系统的墓葬材料。其出土文物呈现出来自中原汉地、新疆、印度、尼泊尔等地文化的影响，尤其是该遗址出土的木俑、带柄铜镜的形制与此前新疆出土的相关文物十分类似，显示两地早有频繁的文化交流。经由考古学的研究，偏居祖国边疆一隅的札达，原来曾是一个文化交流的中心，这也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高科技手段令人眼前一亮——衡量考古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尺今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那时的考古学家的工作状态，正如傅斯年所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除了双手和简单工具外，别无所有。今天的考古学家已拥有各种现代科技手段分析历史遗存，提升考古学研究的精细程度。科技不只是助力考古学研究，而是题中之义。本次评选出的十大考古新发现中，采用的一些高科技手段令人眼前一亮。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是一处跨越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从距今四万年延续到距今两千年，其遗址堆积厚约8米，包含了大量石器、磨制骨角器、动物骨骼、火塘、墓葬等，考古学家对出土物全部测量了三维坐标，而具有埋藏指示意义的遗物，全部测量走向、倾向、倾角等产状信息，也就是说考古学家利用三维重建技术，在计算机中模拟出每个发掘层面的三维模型，可在其中为全部出土物准确定位，这将为考古学家的后续研究提供极大便利。要完成这一工作，首先要积累大量准确的测量数据，考古学家在此次发掘过程中用到了电子全站仪。电子全站仪是近年来在考古工作中使用的一种新型测绘仪器，在野外测量中，可采集水平角、竖直角、倾斜距离三种基本数据，通过内部微处理器计算，可得到坐标、方位角、高差、高程等数据，而仪器本身也可以保存数据。电子全站仪的使用不仅方便、精准，而且也带来了田野考古工作思路的转变。在招果洞遗址中的考古工作中，考古学家还首次在古人类洞穴遗址内采集石笋进行古气候复原工作。在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的考古工作中，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首次”。余姚井头山遗址距离大名鼎鼎的河姆渡遗址不远，这座遗址距今八千年，是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岸贝丘遗址。贝丘遗址以文化层中包含大量古人类食剩抛弃的贝壳为主要特征。由于这一遗址距现在的地表有5至10米深，而且被海相沉积覆盖，大量淤泥容易坍塌，给考古工作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为此，考古学家先建设了一个东西长50米、南北宽15米的钢结构基坑，先将发掘范围框定加固。这项工作说起来容易，但却有许多难点，比较明显的难点有不能采用大型机械施工，以免破坏考古现场，也不能使用水泥和混凝土，因为它们具有腐蚀性，这项工程的复杂性大大超出考古学家当初的设想，最终在多方努力下花费一年半时间完成了钢结构基坑的施工。据了解，这是我国首次因地制宜把钢结构基坑成功运用于考古发掘区围护，为国内外类似遗址的发掘提供了重要示范意义。随着井头山遗址一期考古工作的结束，这座钢结构基坑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已经回填。本次评选出的十大新发现，在发掘过程与后续研究阶段，普遍开展了多学科合作，综合运用多种技术手段进行分析。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长袁靖认为：“今天，考古学已经逐渐成为一门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为目的、广泛采用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学科。能否在考古学研究中更加广泛、更加有效地运用多种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和技术，更加全面地获取各种资料和信息，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已经成为21世纪衡量一个国家考古学研究水平的极为重要的标尺。”让珍贵文物重光于世——激发公众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热情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始于1990年，到今天已经走过了31年。这31年来，中国考古学发展迅速，不仅理念上得到了更新、技术上取得了进步，而且中国考古学家走出国门，承担了国外的考古挖掘任务，与此同时，公众对考古学的关注也越来越多。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向公众网络直播了终评会，入围终评环节的20个项目，由汇报人依次向公众报告。终评会如今在网上已经有“中国考古奥斯卡”之称。考古学与直播的联袂，近年来已不鲜见，今年三月，央视直播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祭祀坑”中的文物出土过程，2015年11月，央视直播了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1号主墓开棺过程。海昏侯墓的考古工作，是中国公众考古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通过直播，公众亲眼见证了埋藏于地底的文物重光于世，这种现场感与历史感的交错，本身就是一种特别的体验。公众考古是一门新兴学科，它强调考古学不只是考古学家象牙塔中的艰深学问，先民创造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全民共享的，考古学应当回应公众的关切，将考古信息传递给公众，并激发公众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热情。公众考古的方式多种多样，不拘一格，在博物馆中展出考古发掘出的文物是目前最为普遍的方式。在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前不久，井头山遗址考古发掘成果展在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刚落下帷幕，这场为期六个月的展览，第一时间向公众展示了井头山遗址的出土遗物。将河姆渡与井头山的遗物并列展示，对于公众而言能更好理解当地历史文化的脉络，河姆渡距今约七千年，井头山距今约八千年，考古学家认为井头山遗址所代表的文化类型，应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来源或直系祖源。这场展览的主题“海洋文明曙光”也回应了公众对中国海洋文化起源的关切，井头山遗址考古工作负责人孙国平介绍：“井头山遗址展现了古老的中国人适应海洋环境、利用海洋资源的历程。它的发掘具有极高的学术和社会价值，对研究中国海洋文化起源、海洋环境变迁等问题意义重大。”考古学近年来频频“出圈”，获得公众的热切关注，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公众对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不断增长的兴趣，是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自信。一方面，考古学肩负着增强公众文化自信的使命，另一方面，公众文化自信的增强，也对考古学的大众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将推动考古学的发展，两者是相得益彰的。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之一、考古学“中国学派”的倡导者苏秉琦，晚年回忆他的学术之路时，提出“考古是人民的事业，不是少数专业工作者的事业。人少成不了大气候，我们的任务正是要做好这项把少数变为多数的转化工作”。今天，我国的公众考古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在新技术新思维的辅助下，我们更有底气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的重要材料 考古新发现带来新认识4月13日，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京揭晓，按照时代早晚排列，它们分别是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河南淮阳时庄遗址、河南伊川徐阳墓地、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江苏徐州土山二号墓、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吉林图们磨盘村山城遗址。从旧石器时代到金元之交的考古成果——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演进的力证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时间跨度上，涵盖了从距今四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到金元之交的东夏国的考古学成果，对于增进学术界与公众对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民族互动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等议题的理解意义重大。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重要的源起之地。本次评选的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河南独占三项，其中巩义双槐树遗址揭示了一个距今5300年的“河洛古国”。双槐树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核心聚落，具有都邑性质。双槐树遗址规模宏大，考古学家在此发现的大型建筑群，初具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如在此遗址发现了三座大型夯土建筑群基址，其中一座发现有“一门三道”的门道痕迹。“一门三道”是王城的配置，王城“面有三门，门有三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车从中央”。儒家经典《周礼·考工记》中的记述，得到了考古学成果的印证，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都发现过“一门三道”的门道痕迹，而双槐树的相关发现比这两者都要早，凸显了双槐树大型建筑基址的源头性，说明双槐树遗址对于研究夏商周三代宫室制度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连用三个“关键”来强调双槐树遗址的意义，它“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其发现“必将帮助人们持续厘清华夏文明发展的脉络、充分彰显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本次评选出的十大考古新发现中，边疆考古成果显著，如吉林省图们市磨盘村山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填补了东夏国考古的空白，东夏国是金元之际东北地区的一个政权，磨盘村山城遗址是其南京城址。边疆地区的民族互动频繁，多元文化在此交融，考古学成果不断刷新学术界与公众对于这种互动与交融深度的认知。本次入选的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位于阿里地区札达县，此地位于喜马拉雅山脉西段北麓，西北接我国新疆，西南是印度，东南临尼泊尔。桑达隆果墓地的使用时间延续千年，大致从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7世纪，这是目前所见探索西藏西部早期丧葬习俗最系统的墓葬材料。其出土文物呈现出来自中原汉地、新疆、印度、尼泊尔等地文化的影响，尤其是该遗址出土的木俑、带柄铜镜的形制与此前新疆出土的相关文物十分类似，显示两地早有频繁的文化交流。经由考古学的研究，偏居祖国边疆一隅的札达，原来曾是一个文化交流的中心，这也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高科技手段令人眼前一亮——衡量考古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尺今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那时的考古学家的工作状态，正如傅斯年所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除了双手和简单工具外，别无所有。今天的考古学家已拥有各种现代科技手段分析历史遗存，提升考古学研究的精细程度。科技不只是助力考古学研究，而是题中之义。本次评选出的十大考古新发现中，采用的一些高科技手段令人眼前一亮。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是一处跨越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从距今四万年延续到距今两千年，其遗址堆积厚约8米，包含了大量石器、磨制骨角器、动物骨骼、火塘、墓葬等，考古学家对出土物全部测量了三维坐标，而具有埋藏指示意义的遗物，全部测量走向、倾向、倾角等产状信息，也就是说考古学家利用三维重建技术，在计算机中模拟出每个发掘层面的三维模型，可在其中为全部出土物准确定位，这将为考古学家的后续研究提供极大便利。要完成这一工作，首先要积累大量准确的测量数据，考古学家在此次发掘过程中用到了电子全站仪。电子全站仪是近年来在考古工作中使用的一种新型测绘仪器，在野外测量中，可采集水平角、竖直角、倾斜距离三种基本数据，通过内部微处理器计算，可得到坐标、方位角、高差、高程等数据，而仪器本身也可以保存数据。电子全站仪的使用不仅方便、精准，而且也带来了田野考古工作思路的转变。在招果洞遗址中的考古工作中，考古学家还首次在古人类洞穴遗址内采集石笋进行古气候复原工作。在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的考古工作中，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首次”。余姚井头山遗址距离大名鼎鼎的河姆渡遗址不远，这座遗址距今八千年，是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岸贝丘遗址。贝丘遗址以文化层中包含大量古人类食剩抛弃的贝壳为主要特征。由于这一遗址距现在的地表有5至10米深，而且被海相沉积覆盖，大量淤泥容易坍塌，给考古工作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为此，考古学家先建设了一个东西长50米、南北宽15米的钢结构基坑，先将发掘范围框定加固。这项工作说起来容易，但却有许多难点，比较明显的难点有不能采用大型机械施工，以免破坏考古现场，也不能使用水泥和混凝土，因为它们具有腐蚀性，这项工程的复杂性大大超出考古学家当初的设想，最终在多方努力下花费一年半时间完成了钢结构基坑的施工。据了解，这是我国首次因地制宜把钢结构基坑成功运用于考古发掘区围护，为国内外类似遗址的发掘提供了重要示范意义。随着井头山遗址一期考古工作的结束，这座钢结构基坑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已经回填。本次评选出的十大新发现，在发掘过程与后续研究阶段，普遍开展了多学科合作，综合运用多种技术手段进行分析。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长袁靖认为：“今天，考古学已经逐渐成为一门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为目的、广泛采用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学科。能否在考古学研究中更加广泛、更加有效地运用多种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和技术，更加全面地获取各种资料和信息，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已经成为21世纪衡量一个国家考古学研究水平的极为重要的标尺。”让珍贵文物重光于世——激发公众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热情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始于1990年，到今天已经走过了31年。这31年来，中国考古学发展迅速，不仅理念上得到了更新、技术上取得了进步，而且中国考古学家走出国门，承担了国外的考古挖掘任务，与此同时，公众对考古学的关注也越来越多。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向公众网络直播了终评会，入围终评环节的20个项目，由汇报人依次向公众报告。终评会如今在网上已经有“中国考古奥斯卡”之称。考古学与直播的联袂，近年来已不鲜见，今年三月，央视直播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祭祀坑”中的文物出土过程，2015年11月，央视直播了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1号主墓开棺过程。海昏侯墓的考古工作，是中国公众考古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通过直播，公众亲眼见证了埋藏于地底的文物重光于世，这种现场感与历史感的交错，本身就是一种特别的体验。公众考古是一门新兴学科，它强调考古学不只是考古学家象牙塔中的艰深学问，先民创造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全民共享的，考古学应当回应公众的关切，将考古信息传递给公众，并激发公众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热情。公众考古的方式多种多样，不拘一格，在博物馆中展出考古发掘出的文物是目前最为普遍的方式。在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前不久，井头山遗址考古发掘成果展在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刚落下帷幕，这场为期六个月的展览，第一时间向公众展示了井头山遗址的出土遗物。将河姆渡与井头山的遗物并列展示，对于公众而言能更好理解当地历史文化的脉络，河姆渡距今约七千年，井头山距今约八千年，考古学家认为井头山遗址所代表的文化类型，应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来源或直系祖源。这场展览的主题“海洋文明曙光”也回应了公众对中国海洋文化起源的关切，井头山遗址考古工作负责人孙国平介绍：“井头山遗址展现了古老的中国人适应海洋环境、利用海洋资源的历程。它的发掘具有极高的学术和社会价值，对研究中国海洋文化起源、海洋环境变迁等问题意义重大。”考古学近年来频频“出圈”，获得公众的热切关注，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公众对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不断增长的兴趣，是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自信。一方面，考古学肩负着增强公众文化自信的使命，另一方面，公众文化自信的增强，也对考古学的大众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将推动考古学的发展，两者是相得益彰的。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之一、考古学“中国学派”的倡导者苏秉琦，晚年回忆他的学术之路时，提出“考古是人民的事业，不是少数专业工作者的事业。人少成不了大气候，我们的任务正是要做好这项把少数变为多数的转化工作”。今天，我国的公众考古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在新技术新思维的辅助下，我们更有底气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陈彧之)

对于社会科学领域的我们来说，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分析唾手可得的文本资料。例如，城市的形象传播、企业的公关策略、各类品牌的研究、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关系，语言风格，政策文本中关注的领域，以及最近新闻报道中涉及到的主题和事件等等。以中国的企业在海外新闻媒体中的形象研究为例，我们可以从新闻报道中分析出以下的内容：看图以图中的第一个图表为例：海外新闻媒体中所提及的主要企业/品牌有哪些？要回答这个研究问题，需要确定这其中的变量是：提及到的主要企业/品牌当我们想得出提及到的企业/品牌的统计分析结果时，将"提及的企业/品牌"拖拽至【维度】一栏，即可得出该变量的分析结果。新闻媒体中所提及的主要企业/品牌以阿里巴巴为首，其次是腾讯、新浪、华为。大家可能会问，提及的企业/品牌是怎么来的呢？是依据我们的研究目的设立的题目，其中阿里巴巴、腾讯、百度、华为……是我们为这道题目设定的选项。这就是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中常说的类目（category）。我们想得到哪些问题的答案，想挖掘出什么东西？类目就是我们要去回答的问题。提及的企业/品牌华为腾讯阿里巴巴大疆无人机百度新浪中国银行蚂蚁金服……设立好类目后，我们要去文本中找答案了。怎么找？先来看传统的做法：左边一堆整理好的文本资料，右边编码簿，我们逐一的来阅读每一篇文本，填答编码簿，最后把编码簿中的答案整理到一起，进行统计分析。仅看内容编码的部分阅读完第一篇，填好编码簿阅读完第二篇，填好编码簿阅读完第三篇，填好编码簿……阅读完最后一篇，填好编码簿总算完成了内容编码整理编码簿上的答案汇总到同一个Excel档上在Excel档上或导入SPSS上进行统计分析做完后，你得到了一堆的可视化统计分析图表但是要描述和分析这些数据，又要跑回去找编码簿和原文……还没完编码结果的质量检查了么？不会是要我回去重新再翻看那一堆文本和编码簿吧！嗯哼，没错~从前我们不想做文本方面的研究，不愿意去做内容分析，原因可能是"话好说，事儿难办"，道理都懂，但这么繁琐的做法，分析结果的质量还要受到质疑。我太南了！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可以借助研究工具的帮助。设立好类目后，我们要去文本中找答案了。怎么找？现在的做法：机器编码一键搞定！对，一键搞定。不信？来看内容编码的页面是这样的：编码完成后，编码结果和统计分析就可以立即出结果。所有数据直接可以追踪回溯至原文，描述分析不用愁！平台上提供了案例，可登入平台查看更多案例的数据分析结果。

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的重要材料考古新发现带来新认识4月13日，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京揭晓，按照时代早晚排列，它们分别是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河南淮阳时庄遗址、河南伊川徐阳墓地、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江苏徐州土山二号墓、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吉林图们磨盘村山城遗址。 从旧石器时代到金元之交的考古成果——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演进的力证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时间跨度上，涵盖了从距今四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到金元之交的东夏国的考古学成果，对于增进学术界与公众对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民族互动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等议题的理解意义重大。 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重要的源起之地。本次评选的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河南独占三项，其中巩义双槐树遗址揭示了一个距今5300年的“河洛古国”。双槐树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核心聚落，具有都邑性质。 双槐树遗址规模宏大，考古学家在此发现的大型建筑群，初具中国早期宫室建筑的特征，如在此遗址发现了三座大型夯土建筑群基址，其中一座发现有“一门三道”的门道痕迹。“一门三道”是王城的配置，王城“面有三门，门有三涂，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车从中央”。儒家经典《周礼·考工记》中的记述，得到了考古学成果的印证，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遗址都发现过“一门三道”的门道痕迹，而双槐树的相关发现比这两者都要早，凸显了双槐树大型建筑基址的源头性，说明双槐树遗址对于研究夏商周三代宫室制度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连用三个“关键”来强调双槐树遗址的意义，它“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其发现“必将帮助人们持续厘清华夏文明发展的脉络、充分彰显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 本次评选出的十大考古新发现中，边疆考古成果显著，如吉林省图们市磨盘村山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填补了东夏国考古的空白，东夏国是金元之际东北地区的一个政权，磨盘村山城遗址是其南京城址。 边疆地区的民族互动频繁，多元文化在此交融，考古学成果不断刷新学术界与公众对于这种互动与交融深度的认知。本次入选的西藏札达桑达隆果墓地，位于阿里地区札达县，此地位于喜马拉雅山脉西段北麓，西北接我国新疆，西南是印度，东南临尼泊尔。桑达隆果墓地的使用时间延续千年，大致从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7世纪，这是目前所见探索西藏西部早期丧葬习俗最系统的墓葬材料。其出土文物呈现出来自中原汉地、新疆、印度、尼泊尔等地文化的影响，尤其是该遗址出土的木俑、带柄铜镜的形制与此前新疆出土的相关文物十分类似，显示两地早有频繁的文化交流。 经由考古学的研究，偏居祖国边疆一隅的札达，原来曾是一个文化交流的中心，这也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 高科技手段令人眼前一亮——衡量考古学研究水平的重要标尺今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那时的考古学家的工作状态，正如傅斯年所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除了双手和简单工具外，别无所有。今天的考古学家已拥有各种现代科技手段分析历史遗存，提升考古学研究的精细程度。科技不只是助力考古学研究，而是题中之义。 本次评选出的十大考古新发现中，采用的一些高科技手段令人眼前一亮。 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是一处跨越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从距今四万年延续到距今两千年，其遗址堆积厚约8米，包含了大量石器、磨制骨角器、动物骨骼、火塘、墓葬等，考古学家对出土物全部测量了三维坐标，而具有埋藏指示意义的遗物，全部测量走向、倾向、倾角等产状信息，也就是说考古学家利用三维重建技术，在计算机中模拟出每个发掘层面的三维模型，可在其中为全部出土物准确定位，这将为考古学家的后续研究提供极大便利。 要完成这一工作，首先要积累大量准确的测量数据，考古学家在此次发掘过程中用到了电子全站仪。电子全站仪是近年来在考古工作中使用的一种新型测绘仪器，在野外测量中，可采集水平角、竖直角、倾斜距离三种基本数据，通过内部微处理器计算，可得到坐标、方位角、高差、高程等数据，而仪器本身也可以保存数据。电子全站仪的使用不仅方便、精准，而且也带来了田野考古工作思路的转变。 在招果洞遗址中的考古工作中，考古学家还首次在古人类洞穴遗址内采集石笋进行古气候复原工作。在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的考古工作中，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首次”。 余姚井头山遗址距离大名鼎鼎的河姆渡遗址不远，这座遗址距今八千年，是中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岸贝丘遗址。贝丘遗址以文化层中包含大量古人类食剩抛弃的贝壳为主要特征。由于这一遗址距现在的地表有5至10米深，而且被海相沉积覆盖，大量淤泥容易坍塌，给考古工作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为此，考古学家先建设了一个东西长50米、南北宽15米的钢结构基坑，先将发掘范围框定加固。这项工作说起来容易，但却有许多难点，比较明显的难点有不能采用大型机械施工，以免破坏考古现场，也不能使用水泥和混凝土，因为它们具有腐蚀性，这项工程的复杂性大大超出考古学家当初的设想，最终在多方努力下花费一年半时间完成了钢结构基坑的施工。 据了解，这是我国首次因地制宜把钢结构基坑成功运用于考古发掘区围护，为国内外类似遗址的发掘提供了重要示范意义。随着井头山遗址一期考古工作的结束，这座钢结构基坑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已经回填。 本次评选出的十大新发现，在发掘过程与后续研究阶段，普遍开展了多学科合作，综合运用多种技术手段进行分析。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长袁靖认为：“今天，考古学已经逐渐成为一门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为目的、广泛采用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学科。能否在考古学研究中更加广泛、更加有效地运用多种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和技术，更加全面地获取各种资料和信息，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已经成为21世纪衡量一个国家考古学研究水平的极为重要的标尺。” 让珍贵文物重光于世——激发公众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热情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始于1990年，到今天已经走过了31年。这31年来，中国考古学发展迅速，不仅理念上得到了更新、技术上取得了进步，而且中国考古学家走出国门，承担了国外的考古挖掘任务，与此同时，公众对考古学的关注也越来越多。 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向公众网络直播了终评会，入围终评环节的20个项目，由汇报人依次向公众报告。终评会如今在网上已经有“中国考古奥斯卡”之称。考古学与直播的联袂，近年来已不鲜见，今年三月，央视直播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祭祀坑”中的文物出土过程，2015年11月，央视直播了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1号主墓开棺过程。海昏侯墓的考古工作，是中国公众考古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通过直播，公众亲眼见证了埋藏于地底的文物重光于世，这种现场感与历史感的交错，本身就是一种特别的体验。 公众考古是一门新兴学科，它强调考古学不只是考古学家象牙塔中的艰深学问，先民创造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全民共享的，考古学应当回应公众的关切，将考古信息传递给公众，并激发公众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热情。 公众考古的方式多种多样，不拘一格，在博物馆中展出考古发掘出的文物是目前最为普遍的方式。 在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前不久，井头山遗址考古发掘成果展在河姆渡遗址博物馆刚落下帷幕，这场为期六个月的展览，第一时间向公众展示了井头山遗址的出土遗物。将河姆渡与井头山的遗物并列展示，对于公众而言能更好理解当地历史文化的脉络，河姆渡距今约七千年，井头山距今约八千年，考古学家认为井头山遗址所代表的文化类型，应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来源或直系祖源。 这场展览的主题“海洋文明曙光”也回应了公众对中国海洋文化起源的关切，井头山遗址考古工作负责人孙国平介绍：“井头山遗址展现了古老的中国人适应海洋环境、利用海洋资源的历程。它的发掘具有极高的学术和社会价值，对研究中国海洋文化起源、海洋环境变迁等问题意义重大。” 考古学近年来频频“出圈”，获得公众的热切关注，这一现象的背后是公众对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不断增长的兴趣，是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自信。一方面，考古学肩负着增强公众文化自信的使命，另一方面，公众文化自信的增强，也对考古学的大众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将推动考古学的发展，两者是相得益彰的。 新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之一、考古学“中国学派”的倡导者苏秉琦，晚年回忆他的学术之路时，提出“考古是人民的事业，不是少数专业工作者的事业。人少成不了大气候，我们的任务正是要做好这项把少数变为多数的转化工作”。今天，我国的公众考古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在新技术新思维的辅助下，我们更有底气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陈彧之)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