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专门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发表了重要讲话。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深化对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批判继承历史上经济学特别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成果，通过对人类经济活动的深入研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恩格斯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列宁把政治经济学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发展环境也经历着深刻变化。在波涛汹涌的世界经济大潮中，能不能驾驭好我国经济这艘大船，是对我们党的重大考验。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形形色色的经济现象，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准确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显示出更为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现在，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论断是武断的，也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过时，最根本的依据在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是分析当今时代不可替代的科学工具。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运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不仅为自然的进化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所一再证明，也被人类社会历史和社会科学的发展所反复证明。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并且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超过30%，正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目标阔步迈进，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强大生命力在中国实践中得到的无可争辩的证明。我国经济在2020年上半年经受住“极限冲击”和“压力测试”也证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显示出更为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反观奉行其他经济学理论特别是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持续低迷、失业问题严重、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加深，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中病毒肆虐、应对失利。这些现象的出现与其奉行的片面、机械的经济学方法论有着密切关系。今天，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唯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才能不断发现当代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和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和各种具体方法，及时总结新的生动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在发展理念、所有制、分配体制、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宏观调控、产业结构、企业治理结构、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比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关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关于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关于农民承包的土地具有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属性的理论，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理论，关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理论，等等。这些理论成果，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有生命力，就必须与时俱进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有生命力，就必须与时俱进。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变化，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深化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新的内涵。一是吸收借鉴。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要吸收借鉴其他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西方经济学关于金融、价格、货币、市场、竞争、贸易、汇率、产业、企业、增长、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有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一面。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对其中反映资本主义制度属性、价值观念的内容，以及具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不能照抄照搬。同时，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仅数学的方法，包括系统论、博弈论、信息论、控制论等一些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也逐步被运用到经济学的研究中。现代科学方法还会不断发展，在经济学中还会被广泛运用，因此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也要充分吸收和借鉴现代科学方法。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会有持久旺盛的生命力。二是深入实践。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功实践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潜力。要从国情出发，树立国际视野，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和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三是把握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短期波动中探究长期趋势，使理论和政策创新充分体现先进性和科学性。以发展的态度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反对否定其当代价值和指导意义，又要反对把其当成教条，机械照抄照搬，而是要在坚持和继承中发展、在创新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近日，河北省成安县经济开发区一家阀门生产企业员工对产品进行检测。近年来，成安县利用交通、产业、资源等优势，实施县域特色产业振兴计划，打造高端阀门产业集群。新华社记者 王晓 摄在风云变幻的世界经济大潮中，能不能驾驭好我国经济这艘大船，是对我们党的重大考验。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刻感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强大生命力和时代意义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我们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危机和实际问题，用鲜活生动的当代中国实践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深刻感悟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对于我们用历史眼光、从战略的高度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过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方式进行了深刻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各种危机的根源进行了研究分析。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社会主义的出现深深扎根于资本主义的矛盾和经济发展的事实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入手，在解释一般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扩张属性和运行规律，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和世界历史的走向，从中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不只是体现在具体的概念观点上，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占据了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显示出信仰的力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科学性和革命性高度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专设一节讲“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是时代的产物，充满了时代精神和时代理性，对于我们通过思考和回答时代课题来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具有重要意义。19世纪中叶，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此起彼伏，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是什么，矛盾根源是什么，成为时代之问。马克思花费40年时间写作《资本论》，以“显微解剖学”的方式剖析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现实问题，作出了科学判断和预言，对时代问题给予强有力的回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让我们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无法自我革命，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和局部调整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动私有制的根基，频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日益扩大的逆全球化态势，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价值。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其实也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趋势的探寻。从世界社会主义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只有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演变历程和思想逻辑，才能够结合实际推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灵魂和精髓马克思认为《资本论》是“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正是得益于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论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现了剩余价值，看清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体现着解释事物本质和规律的科学性，彰显着彻底的革命性，为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彻底解放提供了有力思想武器，也为我们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提供了强大思想力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无与伦比的预见力和前瞻性，其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分析中包含着对未来社会的一些基本经济特征的预判和展望，为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济现象提供了基本立场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弊端一针见血的批判，对于我们分析当下世界经济的困境和弊病仍然具有醍醐灌顶的效应。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论》成为世界经济学界公认的“永不过时”的经典著作，显示出跨越时空的解释力。有学者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平稳发展的时候容易被人们模糊、淡忘、忽视，但每一次经济危机到来时，人们又会重新想起马克思，想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诊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资本论》对于市场机制理论、信用经济理论、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经济周期理论、平均利润率规律、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协调发展规律、收入分配规律等基本问题的理论分析，既有宏观考量，又有微观分析，许多观点都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密切相关。我们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变化，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新的内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着深厚的人民情怀，他们真切感受到人民遭受的摧残和痛苦，听得见人民“因贫困压在头上而发出的粗鲁的呼声”。他们敏锐地发现，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惊世骇俗如闪电般耀眼的思想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表面平等下面所隐藏的秘密，激烈抨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不公正的社会秩序，揭示和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为无产阶级和人类彻底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一点，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注重从统筹政治、社会、经济的角度研究经济问题，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生产规律的认识，无论是资源配置，还是财富增长，都紧紧围绕如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展开。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认识，这其中既蕴含着“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的战略判断，同时又体现着发展必须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立场。科学分析形形色色的经济现象，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这就要求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当前经济形势，作出科学、客观、积极的判断。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风险挑战上升，受疫情叠加影响，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增加。短期看，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可避免。但是，疫情改变不了中国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特征，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也不会变。今年第二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由负转正，主要指标恢复性增长，经济运行稳步复苏，充分显示了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和显著制度优势。我国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深刻理解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发展生产力和扩大再生产理论，科学研判经济形势，把握住有利时间窗口，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加快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充分释放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重大部署，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极具现实性、针对性和前瞻性，体现着战略思维、底线思维、辩证思维，充分体现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基本特征。“十四五”时期，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进程将出现深刻调整，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复杂系统，无论是宏观经济环境，还是经济系统运行，都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受国际疫情持续蔓延影响，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做好长期应对风险挑战的准备，必须要顶住各种压力，全力防范风险累积叠加，主动管控经济运行风险，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在内外部风险挑战交织下，实现迎接挑战与抓住机遇的有机统一，一方面要坚持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坚定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信心和底气，把握战略全局，从容坚定前行；另一方面，要按照党中央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用高质量发展理念统领经济发展，立足国内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努力提高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能力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我国迈入新发展阶段，改革也面临新的任务，必须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多的举措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我国经济的创新力、竞争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关键靠改革。我们要善于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供给和需求的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的增长点。当前，世界地缘政治格局日益复杂变迁，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抬头，世界经济遭受突发疫情巨大冲击而日趋低迷、全球市场萎缩，这尤其要求我们着力构建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机结合起来。要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持续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各类经济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促进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良性互动，在持续释放民生红利、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激发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作者丁国强系西南政法大学特聘教授）

来源：经济观察报李佩珊 冯周/文未有政治经济学这一前身，就不会有今天的经济学。经济（Economy）本是“管理家庭经济”之学，源自古希腊城邦学说。直到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学者蒙克莱田第一次使用了“政治经济学”之名，首次把"经济"一词的含义从家计扩展到国家层面。其后“政治经济学”普遍为古典学者所接受和青睐，大卫·李嘉图撰写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马尔萨斯和穆勒都著有 《政治经济学原理》。1776年，亚当·斯密的巨作《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政治经济学成为独立学科，这正是经济学兴起的基石。近百年后，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首创“经济学”一词，“经济学”方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某些层面来说，“政治经济学”天生就有着 “经典”的基因。中国和政治经济学的渊源是深长的。“不那么严肃地说，政治经济是中国的传统”，“略开玩笑来看，我的写作是在沿袭传统。”在采访中，学者黄琪轩这样说道。起因是，2013年举行的一次比较经济学国际会议，当时美国政治经济学界最顶尖的学者都被邀请到了北京，会议期间学者彼得·埃文斯 (PeterB.Evans)提出一个问题，“在中国所说的政治经济，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吗？”埃文斯得到的回答是，大部分可以这么理解。黄琪轩在2018年出版了 《政治经济学通识：历史·经典·现实》一书，在其中讨论了一部分以“阶级”为中心的“传统”，也花了大量篇幅介绍了哈耶克、诺斯等以“个体”“国家”“制度”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说的多个面向，帮助大众重新了解政治经济学、扩宽认知。他试图通过融通经典的视角，来解答“为什么美国贫富差距扩大”“政府是否应该强制收取养老金”等现实议题 。对于目前举国关心的疫情，在此次访谈中，黄琪轩也从政治经济学经典的视角，进行了分析。|访谈|问=《经济观察报·观察家书评》答=黄琪轩理论照进现实问：可以先简明扼要地讲讲，这本书中所指的“政治经济学”是什么吗？答：简单说，从英文看，PoliticalE－conomy就是“政治”加上“经济”，翻译成中文，可以是“政治经济分析”。我的《政治经济学通识》一书中，PoliticalE－conomy主要关注政治怎么影响经济，以及经济怎么影响政治。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影响。具体来看，“政治经济学”有三个群体的学者。第一个群体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形成了权力来支配工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大部分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此有一直沿用“政治经济”一词的传统。第二个群体是主流经济学家。他们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政治问题，像奥尔森研究集体行动，公共选择学派研究投票等。第三个群体大部分是政治学者。这些学者，有的自称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有的自称比较政治经济学者，他们试图不断展示，经济政策的本质是政治过程，从探讨主导经济政策背后的政治因素或者经济政策制定的政治过程入手，随着研究的深入，也越来越多地研究经济如何影响政治，例如投资、贸易等这些经济变量怎么影响选举、内战等现象。我是第三类群体中的一员，将“政治如何影响经济”“经济如何影响经济”结合起来，作为通识也关照了第一类和第二类路径。问：政治经济学其实有两个面向，一是“政治如何影响经济”，一是“经济如何影响政治”。就整个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而言，两个面向之间的侧重与否，是否会有比较明显的摇摆？答：你说的“摇摆”，其实更恰当地来说，是“竞争”。研究的侧重与选择，背后是不同学科的竞争。每个学科都有扩展到其他领域的倾向。例如，政治学强调权力，重视权力。经济学更强调市场，更关注横向的、自愿的交换。不同学科都试图用自己的惯用工具、方法和议题，去切入到其他学科研究的盲区，提供一些新的解释，所以有了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还有政治学的“帝国主义”，包括社会学的“帝国主义”。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是有一部分经济学家，开始用重视市场的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议题。他们把政治现象，例如投票等都放到经济的范畴来研究，政治家出售政策，选票就像货币，选民就成了政治市场的消费者。与之相对，也存在“政治学帝国主义”。“PoliticalEconomy”从20世纪初期时开始分家，一部分到政治学，一部分到经济学。但是政治学这一脉偃旗息鼓，直到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强调权力的政治学家们开始涉足经济学研究的领域，比如贸易、货币、金融、投资，认为这些经济现象仅仅靠经济学家来提供解释会留下很多盲区，并自称为国际（或比较）政治经济学者，队伍逐渐壮大了起来。目前美国大部分的政治系的教师里，有不少学者的研究领域是政治经济学。在不少大学，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占到政治学系教师总数的三分之一乃至更多。问：结合现实议题阐述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是您这本书最鲜明的特色。跨越现实和过去之间巨大鸿沟无疑是艰难的。您在强调“走进”经典外，又强调“走出”经典，是为什么？答：唯有两者结合，才可以在具体情景下正确地和经典沟通。“走进”经典的意义在于，通过阅读经典可以寻找到重要的、不断重复的机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拉格朗日说过一句话，“牛顿无疑是幸运的。”因为自然科学的重大规律和机制就这么多，只能发现一次。对于社会科学而言，情况也差不多。经济学界最具有学术声望的期刊《美国经济评论》上相当多的论文，不过就是不断地重复斯密《国富论》里的几句话，比如“人的自利之心促进经济繁荣”“劳动分工提高了生产效率”。只不过，有些是比较枯燥的重复，有些是有创意的重复而已。“走出”经典其实比“走进”更重要。学习经典的时候，很容易把经典当作教条，乃至是匍匐在经典脚下。这是有问题的。所有的经典流传下来是因为“片面的深刻”，“深刻”才更能广为流传，留存下来。一旦把这样的思想和视角当作教条，运用到社会生活中，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例如，一些没有完成国家建构的发展中国家，把斯密的自由市场作为万能药方，却因之瓦解了国家建构的进程。然而，波兰尼言道，“通往自由市场的道路是靠持续的、长期的、激烈的国家干预实现的。”这导致这些国家对内无法保证国内的政治经济秩序，对外无力应对国际的任何冲击。斯密强调自由市场的前提是，政策试验场已经较好完成了。所以，走进和走出，是并行不悖的。每个重要的机制能否发挥作用，都受制于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境。危机、个体和全球化问：介绍作为新自由主义重要学者弗里德曼时，您通过分析2004年美国飓风后物价上涨和政府管制，来介绍他关于两次旧金山大地震后政府是否应该就住房短缺而管制租金的研究。最近口罩和防护用品面临短缺，经济学家对于价格管制、涨价罚款这样的应对短缺、抢购的手段，有一些不太相同的观点。在这方面，政治经济学的建议和教训是怎样的？答：弗里德曼的著作非常重要，不过期望一个视角解决所有问题可能就会遇到麻烦，毕竟“甘蔗没有两头甜”。弗里德曼的思想确实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帮助解决了一些问题。可也不能不提到，他所崇尚的自由市场，在现在的美国引发了从医疗乃至教育等各领域的问题，包括巨大的社会分化、社会流动的降低，导致了所谓“美国梦”的褪色。美国的“80后”中，收入能超过父母的只有50%。固执地抓住一种单一的理论视角，能解决问题，同时也能制造问题。如何解决口罩短缺的问题，也难摆脱“甘蔗没有两头甜”的困境。因为口罩、住房这样的资源总是稀缺的，两种简单的分配方式，不是靠权力，就是靠市场。面对现在的疫情，分配口罩等稀缺资源，无论靠市场机制来调节，还是靠政府控制来配置，都是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制造问题”。千万不要希望政治经济学可以提供一套解决方案，这种方案不可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即使目前可能好处为主，10年之后坏处也会越积累越多。弗里德曼有关住房的例子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段，会有不同的效果。所以，摆脱“一刀切”的方案很重要。主流学者或许都觉得要用一个方案，比如说用价格机制来进行调节。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却会认为，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大量没有价格支付能力的人没办法获取到生存资源，变成了所谓“有产者的游戏”。比如，美国流感死亡率如此之高，和医疗价格太贵是有关系的。可资源都靠政府供给、管控，药店可能就没货了，像我之前也没有买到口罩。于是现实生活常常是理论视角的折中，采取的是混合方案。拿我自己举例子来说：在价格机制下，用20块钱高价买到了口罩；同时也在领政府的配给，两块多钱买了5个口罩。混合方案既让政府在调控，也让市场在发挥作用，不同时期也可以有所权衡。这才是真实世界的运作。完全按纯粹的、一个流派的政治经济学家所提供的理想化的学理来制定方案，其实是不现实的。问：“国家”是这本书中的重要视角，是您自己所做的一些研究的关键词。答：国家当然是很重要的视角，但在这本书中，政治经济学的个体、阶级、国家、制度四个视角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事实从来不会自己说话，看待同样的问题，不同的视角会提供迥异的事实。举例来说，美国发生卡特里娜大飓风时，路易斯安那州受灾严重，生死存亡之际向当时正在度假的总统小布什求救，小布什却继续逍遥，所以那场飓风救灾不力是肯定的。但从理性个体视角来看，小布什作为共和党的总统，不会把稀缺的资源分配到民主党的州；从阶级视角来看，美国政府是有产者的“中央委员会”，不关心穷人死活，只有当奥尔良的穷人暴动了才值得出动军队，因为要保护富人的私人财产；从国家视角来看，美国国家对外能力强，自然救济这样的对内能力就弱；从依附前三者的制度视角来看，美国联邦制政府就会比单一制国家更难迅速应对重大灾难。问：从您的研究而言，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这一视角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在目前以及将来会如何？答：这仍是一个从什么视角来看的问题。从自由主义者或现实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全球化，是截然不同的。自由主义者看到的“全球化”就是理性的、个人的全球分工，形成了跨国的价值链、生产链，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国家的角色在淡化。可是换一个视角，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形成的全球剥削体系，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过度劳动，将大量剩余从边缘国家转移到中心国家。我比较倾向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经济政策领域到处都能看到民族国家投射的影子。国家的消亡只是幻想，在旧的体系下是强的消灭弱的，而在新的体系下是快的吃掉慢的，全球竞争越激烈，国家作用会日益凸显。所以“全球化”之下，民族国家的角色在增强，而不是在削弱。这在国际金融、国际货币层面也一样。只是，经济学家的最优货币区，不是政治学家眼中的最优货币区。被牵引的技术：李约瑟难题、激励机制和竞争创新问：对于李约瑟难题，您用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给出回答是，之所以近代中国会丧失技术上的领先地位，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缺乏严峻的环境和高强度的国际竞争。能解释一下吗？答：李约瑟难题问的是，古代中国的技术辉煌为何没有延续到近现代？为什么中国没有现代科学和产业革命？我的回答是因为技术进步也符合“生于忧患”的道理。古代中国的生存比西方安逸太多，南面、北面、西面分别是不可逾越的海洋、沙漠和高山，缺少西方遭遇过的持续的、长期的、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大国竞争。西方历史上历次重大的科学与技术突破，都发生在最激烈的大国权力转移时期。大国竞争越激烈，就越容易突破技术的瓶颈。比如，中国在春秋战国和两宋期间，国家遭遇强大外患，反而导致可圈可点的技术进步都主要出现在这两个时期。这是因为在权力转移时期，国际竞争显著加剧，大国为了在国际竞争中生存，在发展实力上是不计较成本的，大规模地资助和采购技术，即便是“乱枪打鸟”，可突破技术瓶颈的概率能显著增大。因此，大国的政治在引领着世界技术进步的周期，政治作为主人会牵扯着作为仆人的技术走。当前中美竞争加剧，酝酿着新一轮的技术周期。如果我前期的研究有解释力，未来世界技术的高点或者所谓的技术革命，最有可能在中美两国率先发端，然后再外溢到其他国家。突破性的技术会是这两个国家直接竞争的需要。当然，赢得技术不一定赢得竞争。问：最近，有一些关于科学家抢发论文是否会牺牲社会知情利益的讨论，这是否和原本制度的激励机制有关？该如何改善协调？答：确实有关。“无利不起早”，制度提供利益，调动更多的积极性。无论争先发表论文也好、注册专利也好，都是基于常规的制度激励。只是大部分制度是应对常规情况的，一旦出现“极端状况”，不少制度可能就不适用了，这本来就不是大部分制度设计能关照到的。我们需要接受，制度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尤其不能解决在极端时期的突发问题。这是奢望。那在极端时期该怎么办？或许可以进行短期的政策调节来纠偏，补充长期运行的制度不能解决的问题。问：之前有媒体报道称科技部下发“通知”，要求“在疫情防控任务完成之前，不应将精力放在论文发表上。”这属于短期的政策调节吗？答：对。极端时期通过政府发文来纠偏，未尝不是一种尝试。一般制度确实是很难服务于这么具体的一个时期的社会经济运行的。在这几个月中，为具体问题建章立制，一来创立成本很高，二来运行效率也相对较低。短期的政策调节其实也是制度的一种，只是不是比较成规则、成体系的，是为了针对性地解决问题，解决长期制度不能关照到的问题。一种制度不可能一劳永逸。问：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出后，实验经济学这一创新方法开始被大众所了解。您之前的一篇文章，非常具体地介绍了实验方法在比较政治经济学的运用前景。现在或者未来的政治经济学，已经有了或者会有哪些有价值的新动向和新路径呢？答：学术走向的未来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之前实验经济学根本不入主流经济学的法眼，在学界八卦里，早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默顿·米勒根本不和研究实验经济学的同事理查德·塞勒打招呼。米勒料不到的是，后者在2017年也得奖了，并且实验经济学开始掀起潮流。吸取米勒的教训，我认为政治经济学的未来，还是在于竞争和尝试。研究政治经济的方法，简单概括为四大类。第一类是演绎，比如将博弈论这样的思维游戏运用到政治经济的研究中。后三类都是归纳：其一是实验方法，现在已经在大量研究中采用了，可以划分成实验室实验、田野实验等，包括一些非常好玩的游戏，可以让我们重新发现以前的方法观察不到的一些东西；还有两类都是观察法，比如案例和统计案例，分别是小样本和大样本的观察。除了这四类，还有一些我没有涵盖到的方法。无论哪种方法，我们都得尊重差异和多样性，不断去尝试。再老的议题、再老的方法不断挖掘也会有新东西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方面，建立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关键是增强其理论指导力和现实解释力。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在系统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基础上，着力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讲好中国故事，把成功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思想和观点学理化、系统化；二是从研究对象、研究层面、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创新，准确反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特征；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得到国内学术界的认同，还要走向世界，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同。为什么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些西方经济学者看来，世界上只有一种经济学即西方经济学，中国没有自己的经济学。他们以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来看待中国的经济思想，认为不符合西方经济学的要求，因此便认为中国没有经济学；他们认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只需要把中国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案例就可以了，不需要再有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然而，中国的发展有着自己特殊的国情，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已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都难以正确说明人口众多、地区发展不平衡、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是如何实现快速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并成功指导了改革开放的实践，我们向前迈进的每一步、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是有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作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改革开放每一次的重大进展都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大突破推进的，改革开放的实践又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取得新的突破，突出表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明确了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所处的发展阶段，进而明确了改革所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突破，推动了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并且明确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所有制结构和产权制度理论的突破，推动了基本经济制度和国有企业的改革；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理论突破，推动了基本分配制度的改革，激发了创造财富的各种源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创立开始，就有着所处时代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具有了新时代的特征：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进一步凸显出发展的特色，不仅要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还要指引中国进入强起来的时代。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引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和发展，都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突破，例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反映了经济运行理论的重大突破；“一带一路”倡议反映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大突破；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污染防治和精准扶贫三大攻坚战，凸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反映出发展方式理论的创新。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有自己的经济学，但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如何构建，这涉及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学理化和系统化这一核心内容，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主要涉及以下重点内容：首先是目标和问题导向。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相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就是增进社会财富、谋求全体人民的幸福，建立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就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目标导向。坚持问题导向，意味着研究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不能从先验的规定出发，必须从现实问题出发。明确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就是问题导向的具体体现，当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有三个方面的规定：一是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是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些阶段性特征引申出改革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针对这些重大问题进行理论分析，便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其次是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当今时代的经济学主要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范式。中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这一范式有如下基本规定：第一，基本立场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其当代特征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学；第二，研究对象是在一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其当代特征是更为关注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第三，基本任务是阐述经济规律，尤其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其当代特征是更为关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规律研究；第四，研究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基于这些规定，其他的经济学理论和研究范式不能摇身一变就成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近年来，一些学者基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采用通用的数学模型加上中国的数据，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自称是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或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实际上，这些研究只是用西方经济学来研究中国案例，本质上还是西方经济学，即使在西方经济学界，也不承认其为中国学派的经济学。再次是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把握好三个方面的资源：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这三个方面同样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资源。笔者在这里特别强调两个话语资源。一是《资本论》的话语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的话语资源。有人认为，《资本论》中反映资本主义的范畴不能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明显的例子是过去对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两个概念讳莫如深，现在，我们不仅使用国有资本的概念，国家对国资的管理也转向以管资本为主，劳动力市场的作用也早已得到了确认。很显然，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使用的范畴和原理都不愿意使用，何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呢。用好《资本论》的话语体系的关键，是使用《资本论》中相关概念时要赋予其生产关系方面的规定。二是西方经济学的话语资源。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不属于同一个范式，但对西方经济学的某些话语和范畴不能全盘否定，面对共同的研究背景、共同的经济问题，西方经济学中解释当代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新现象而产生的话语和范畴，排除其阶级属性外不乏作为人类共同财富的科学成分。我们可以有选择地批判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概念和理论，这主要涉及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领域。例如：微观经济运行领域中的资源配置理论，全要素生产率理论；宏观经济领域中的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理论，逆周期调节理论；经济发展领域中的创新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通过批判地借鉴和吸收，这些概念也可以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对某个经济体进行经济分析，通常涉及三个层面：一是生产关系即经济制度层面的分析，二是经济运行层面的分析，也就是资源配置层面的分析，三是经济发展层面的分析，比如对发展中国家如何迈向现代化的分析。长期以来，经济学科似乎有一种分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侧重在生产关系层面的分析上，经济运行层面的研究交给西方经济学，经济发展层面的研究交给发展经济学。如此一来，政治经济学就只剩下几个关于生产关系的原则性规定和教条，具体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问题似乎由西方经济学理论作指导。实践证明，这种学科分工是不准确、不科学的。马克思当年的全部政治经济学写作计划包括6册：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资本论》只是其6册计划的一部分，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因此，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部内容。这也提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关系，阐述服从于发展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运行规律，同时还要提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如何运行的理论，以及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的经济发展的理论。简单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标是：经济制度的优化，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经济增长和经济体的发展。就经济运行来说，制度分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运行分析的起点，其任务是揭示经济规律的作用方式和机制，寻求经济制度的具体形式，如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市场经济的运行和调节机制。服从于资源最优配置的目标，经济运行的微观分析关注效率，宏观分析则关注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基于经济运行效率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要建立的经济运行机制要做到：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就经济发展来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发展问题就是现代化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必须进入生产力领域，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否则就难以科学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当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发展问题不只是生产力问题，离不开对生产关系的分析，两者结合在一起分析产生的理论才能准确指导中国的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研究生产关系又研究生产力，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优势所在。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拘泥于对生产关系、对经济制度层面的研究，对经济运行和发展层面的基本问题一定要有话语权，实际上就是对中国自己的经济运行和发展要有话语权。具体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是已经有定论而且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制度，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毫无疑问要把这些改革成果学理化、系统化，但不能停留于此，需要在此基础上再回到更为现实的层面，进一步加强对这些制度的实现形式的研究，比如：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产权制度和产权结构的安排，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实现形式，等等。(作者：洪银兴，系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资深教授)

内容提要：近年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本上沿着三条主线展开：一是对理论体系和重大原则的研究。虽然不同学者对这一理论体系作出的归纳不尽相同，但在内容上均涵盖了基本经济理论、基本经济制度、经济运行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等。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应遵循指导思想原则——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实践原则——在实践中形成与发展；开放性原则——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地位的前提下，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益成分。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拓展了研究对象，明确了研究任务，创新了研究方法。三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对的现实问题，如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经济发展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进行深入研究。今后，应在关键性问题研究上取得新进展，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重要概念，是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的。在2016年7月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又对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阐释：“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这一重要概念一经提出，就引起学术界的积极响应，有力促进了相关研究。研究基本沿着三条主线展开：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重大原则，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应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涵盖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并涉及哲学、历史、政治等众多社会科学的完整理论体系。虽然不同学者对这一理论体系作出的归纳不尽相同，但在内容上均涵盖了基本经济理论、基本经济制度、经济运行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等。比如，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在生产关系方面，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出发，创新经济制度理论；二是在生产力方面，从中等收入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出发，创新经济发展理论。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经济制度和发展阶段、经济运行、经济发展、世界经济和开放问题四个方面。还有学者从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包括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包括政府和市场关系、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财政与财税体制改革、城乡发展一体化理论与实践等）、新政治经济学（包括新发展理念的理论与实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我国当前的经济政策选择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证。这些分析概括都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这便引申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指导思想原则、实践原则和开放性原则。首先，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这既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属性，也明确了它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的关系。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既不是对150多年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复制，也不是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科学化和系统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在实践探索中形成的。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创新运用和发展，是植根于中国国情、立足当代中国发展实践而产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地位的前提下，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经济学界在对比分析传统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创新性研究。拓展研究对象。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一直把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经济现象的内在规律，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便是恩格斯所说的“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也应看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生产关系中还存在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怎样更好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总体及其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扩展到生产力，就需要建立关于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性经济学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研究生产关系，而是要深入研究多层次生产关系，搞清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趋势，以不断破除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明确研究任务。与传统政治经济学着重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任务在于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特别是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促进生产力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等提供理论指导。这是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相适应的。把促进生产力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任务，当前就要着重研究如何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创新研究方法。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学术界的认知基本一致，即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以揭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另一方面要运用实证分析和数理分析等具体方法，为经济决策提供必要学理支撑。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至少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方法论层次或哲学层次，即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二是理论研究层次，如抽象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等；三是现象描述或技术层次，如统计方法、数学方法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驾驭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新成果，在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经济发展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进程。围绕这些理论创新和重大论断，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对的实践问题进行了大量深入研究。有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的原因和对策进行了分析，认为应对结构性减速必须从供给侧入手，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除制约生产要素供给能力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体制性障碍，消除资源错配造成的效率损失，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有学者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研究，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综合性集成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新时代的一次重大改革和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也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新时期的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有学者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要坚定经济长期稳中有进的基本趋势判断，同时注重防范化解短期风险和经济下行压力，提高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有效性，把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作为新时代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几个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有学者指出，创造这一发展奇迹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党的正确领导的重要体现之一，是通过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研讨重大改革问题、指明改革方向并提出切合实际的改革举措与路线图，推动我国改革开放一步步向前迈进。这其中蕴含着两条基本经验：一是坚持党的正确领导；二是坚持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我国学术界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基本经济理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进行了系统分析、总结提炼，但还有一些基本问题有待深化研究：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深化研究。所有制结构问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容问题、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等，都是实践探索和我们党的理论创新走在学术研究前面的基本问题。由于学术研究滞后、学理支撑不足，一些领域的改革开放受到一定制约。面对这种局面，学术界应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研究，让理论研究跟上实践脚步，更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坚持唯物史观，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团结带领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如何从理论上将这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贯通起来、统一起来，是摆在学术界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马克思通过梳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找到了阶级社会的运动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在此基础上，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研究，推动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学理化、系统化。（作者为《经济学动态》杂志编辑部主任） 《 人民日报 》（ 2018年11月19日 16 版） (责编：周恬、张隽)

原标题：政治经济学是解决什么问题的2014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关于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任务。为什么在当前形势下如此重视政治经济学呢？第一，从现实需要看，这是中国成就和中国奇迹话语权建构的主体性问题。从意识形态的建构角度来讲，话语权之争实际上就是主义之争和道路之争。我们知道，中国道路是不是能够走得通，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看法历来是给予否定的答案，他们认为，中国是否能够实现现代化关键是能否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既搞市场经济又坚持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但是，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事实使他们无法再否认中国道路的成功时，他们的意识形态建构很快就进行了话语转换，不再讨论是否成功的问题，而是转而讨论成功的原因，如何解释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的巨大成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经过建国后接近70年时间尤其是改革开放近40年时间的艰辛探索，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我国独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都是在这样一个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正因为这样，我国的经济才能在世界经济普遍下滑的情况下呈现出逆势上扬的趋势。这确实是创造了一个中国奇迹。这个奇迹出现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包括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必须要做出科学的解释，做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回答。也就是总书记提出的要用中国话语体系来解释中国问题，要用中国理论来讲中国故事。形成这样一种相辅相成的认识非常重要：正是因为社会主义才使得中国的市场经济与众不同。西方也是市场经济，我们也是市场经济，但是我们的市场经济正是因为社会主义体现出了与西方不一样的特质。这个不一样本身就是中国特色。这个中国特色来源于哪里呢？就来源于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是社会主义这个因素使中国的市场经济与西方不同。反过来说，市场经济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不同，正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主义走的是市场经济道路，所以与朝鲜、古巴这些目前也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不同。正是因为我们的改革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把社会主义作为市场经济的根基，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所以我们改革的结果与苏联及东欧国家也截然不同。当然了，能够实现这种在西方人看来不可思议的有机结合，中国文化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发挥作用的机制就是总书记讲的中国智慧的作用。这些问题都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科学回答。第二，从学理建构看，这是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经济学科体系的关键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要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建构中处于什么地位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在整个经济学体系的建构中又处于什么地位呢？把这两个问题搞清楚了，我们的问题就有了答案。就学科分类来看，可以把所有的学科大概分为四大类：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毛泽东曾经说过，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和总结。按照这个思路，哲学应该是贯彻于所有其他学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处于指导地位，而其他的各个学科都以哲学为指导并成为哲学这个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当然，也有些学者把哲学归类为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各学科都是从不同角度探讨自然界各种规律的学科。社会科学各学科都是用科学的方法探讨各种社会问题的学科。很明显，政治经济学在大的分类上应该是属于社会科学的范围，是社会科学中以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问。那么，政治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处于什么地位呢？马克思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的这句名言，从社会有机体理论的角度清楚地指出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在整个运动着的社会有机体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从列宁到毛泽东都曾经多次指出，在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中，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物质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它所研究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种研究对象的特殊地位就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基础地位。正如恩格斯所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正因如此，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先生曾经明确说过：“政治经济学也是各门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如同数理化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一样，政治经济学就是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既然政治经济学是各门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学科，那么，在我们确定实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目标时，一个便捷的途径便是首先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崭新的命题也就提出来了。按照这种逻辑，如果我们要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话，或者说要把其他各门社会科学建设成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的话，当然要首先考虑政治经济学这个基础学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起来了，其他学科的建构也就有了基础。那么，政治经济学在经济科学领域又处于什么地位呢？总体上看，经济科学领域不仅各类分支学科林立而且边缘学科崛起，学科的不断分化和不断综合两种倾向同时并存。一般说来，我们把经济学分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大类。理论经济学是指论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及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经济学科，在我国的学科分类中，它包括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经济史、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以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6个二级学科。应用经济学主要是指应用理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各个专业领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规律性，或对非经济活动领域进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分析而建立的各个经济学科。它又包括若干分支：一是部门经济学，如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建筑经济学、运输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等；二是专业经济活动经济学，如劳动经济学、财政学、货币银行学等等；三是地区性活动经济学，如城市经济学、农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等；四是国际经济学及其分支，如国际贸易学、国际金融学、国际投资学等等；五是与非经济学科交叉联结的学科，如人口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卫生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经济地理学、技术经济学等等。这种把经济科学二元化为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分类方法，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降低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地位。我们知道，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里，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同等程度的概念，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但是，在中国的学术语境中，政治经济学就是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况且在目前的经济学教育体系中，政治经济学的含义也是如此。如果是这样的话，把政治经济学一般性地放在与经济思想史、西方经济学同等地位的理论经济学里面，恐怕就值得思考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这就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一般性的理论经济学，而应是整个经济科学的指导思想。在经济学的层级结构上应该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这种三元结构。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孙冶方先生也有非常明确的论述：“政治经济学是密切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的一般发展规律，而部门经济学是研究某一经济领域生产关系发展的特殊规律，或者是经济领域同其他领域之间的边缘科学。”“政治经济学是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研究部门经济学必须以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应吸取和概括部门经济学的成果。正像哲学研究要同具体科学的研究相结合一样，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同部门经济学的研究相结合，才能深入。”就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科学其他学科的关系来看，要建构中国特色的经济科学也必须从政治经济学入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产物，是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承担着指导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建构的光荣使命。政治经济学要解决什么问题呢？严格说来，它要解决的不是纯经济学问题，在政治经济学的视域中，它是通过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探讨社会的政治问题，它要解决的是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研究经济运行背后的政治意蕴。比如，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写出了巨著《资本论》。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与雇佣劳动矛盾的分析和研究，得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是资本主义本身无法克服的矛盾这样一个结论，这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要团结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从而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最后得出了要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结论。实际上，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中，经济研究和政治分析也是无法分开的。就拿亚当·斯密来说，他的经济学说同样有其政治前提。有些经济学家所倡导的所谓经济学就是反映经济发展规律的学问，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一样，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科学，既然是科学，就是在任何国家都适用的，是价值中立的，与政治无关，与历史无关，与国家无关。这种思维否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存在价值，这种主张忽视了经济科学体系的层次性，其实，经济学科是一个具有多个层次的整体结构。应当说，上述看法在经济学的“术”和“技”这个层面上还是有道理的。有学者把经济科学分成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道”，第二个层次是“法”，第三个层次是“术”，第四个层次是“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前两个层次的，也就是“道”和“法”的层面。“道”反映的就是经济学家的立场，是站在资本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为人民做学问，要写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在这个层面提出的要求。“法”就是指根本方法，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论，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术”和“技”就是经济学的一些具体的学科要研究的东西。这个体系是层层递进的关系，从上到下，由抽象到具体。政治经济学研究“道”“法”层面的问题，为具体的经济学科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术”和“技”作为具体的经济学科不仅接受“道”和“法”层面的指导，还要为丰富和发展政治经济学提供经验和素材。第三，从未来发展看，这是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基础理论问题。理论不仅具有说明过去实践的解释功能，更应该具有指导未来的预见功能。对中国来说，我们创造了中国奇迹，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要做出合理的解释。中国的未来如何谋划，政治经济学也应有自己的回答。我们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尤其是经济发展方面，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路程，但现在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虽然全球范围内冲突和贫困尚未根除，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愈发强劲。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不再符合时代逻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各国人民共同呼声。”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步入了经济发展新常态，进入了中高速增长时期。经济社会各种矛盾日益凸显，改革过程中只剩下难啃的硬骨头，我们还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不能只靠摸着石头过河，还必须对未来的发展进行顶层设计。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复杂形势下尤其要头脑清醒。对此，首先必须进行理论探索，要有科学的理论预见。正是在这样的实践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谈中国问题，提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这段话鲜明地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方面要求政治经济学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揭示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上升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层面，不断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要从政治经济学的高度掌握分析经济问题的科学方法，深入认识经济运行过程和趋势，从而更好地分析和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理论的解释功能和实践预见功能都体现在其中。就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发展来讲，我们都承认过去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被边缘化的问题，但对于这种边缘化的原因，却有不同看法，有些学者分析了很多社会原因，有的将其归结为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西方经济学家的有意渗透。当然，这些因素我们都不能忽视，但更重要的是要看到政治经济学自身建设的问题，也就是政治经济学要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的重大经济理论和现实问题上真正有所作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重大经济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讨论和研究都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里进行的，政治经济学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对改革开放的必要性的认识、对价值规律作用的理解、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等等。但随着西方经济学的不断引进，我们对很多经济问题的讨论，就溢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框架，而政治经济学也没有适时地以发展的形态对现实中的一些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这是政治经济学被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政治经济学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这是我们党历来都重视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开始时，毛泽东就非常重视政治经济学问题，他经过认真系统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政治经济学著作。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以此为指导由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在中国出版后，毛泽东不仅本人结合中国实际认真阅读，而且还号召党的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并组织学习小组逐字逐句学习研讨。在阅读过程中他谈了很多在今天看来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想法。他指出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个很重要的缺陷，就是这些作者不懂哲学，没有哲学头脑，因为这部书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所以，在毛泽东看来，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在方法论上是形而上学的，不懂辩证法。毛泽东还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按照斯大林的观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生产关系。毛泽东讲，概括为生产关系是不够的，如果概括为生产关系的话，离开了生产力，没法研究生产关系，离开了上层建筑，也没法研究经济基础。所以他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确定为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来研究生产关系。邓小平也重视从政治经济学的高度思考问题，他在评价《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注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虑未来的发展，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思想传统的一个体现。值得关注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治经济学的重视有新的时代特点。这表现在：一是反复强调问题的核心是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认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我们要建构的政治经济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二是强调要树立问题意识，以问题为导向，立足中国实际，进行理论创新。“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三是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是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问题的，是着眼于国家“强起来”的政治经济学。（作者：王立胜，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

政治经济学，你是不是看着就头大？下面这个做蛋糕、分蛋糕的例子让你瞬间开朗了简明政治经济学你学会了吗？

来源：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导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为我们推进经济理论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素材和营养。如何把握时代课题、推动理论创新，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义平认为，必须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做到以下四点。1：坚持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政治经济学是经世致用之学，是在观察现实、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由于国情不同，一国有一国的具体问题，一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面临不同的问题。一国经济问题的形成不仅有现实因素，也有历史因素，包括历史上的经济发展方式、文化传统等。政治经济学理论就是在分析、辨识、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这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特殊性，决定了政治经济学是有国别色彩的。这一点从英国、德国、日本等国政治经济学发展历程中就可见一斑。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经济发展面临着自己的实际问题，在不同发展阶段也要解决不同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经济理论工作者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国情出发，针对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对我国经济发展作出科学的理论说明，揭示其中的规律，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努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2：坚持察实情、出实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调研，察实情、出实招，充分反映实际情况，使理论和政策创新有根有据、合情合理。”调查研究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对本本主义》等著作，成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科学指南。理论工作者做研究也应该这样。如果不了解实际情况，东拼西凑，单纯追求模型的完美，或想当然地出主意，照搬本本剪裁现实、提出建议，那么这种建议必然与现实情况南辕北辙，对于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毫无益处。因此，做研究、提建议，必须先深入调研，察实情，这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极为重要。同时，还要出实招、讲辩证法。既明确经济理论工作者做研究、提建议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增进人民福祉，为了经济长远、健康发展，还要认识到一项政策实施后可能产生多项后果，不同政策之间也可能存在关联、相互产生影响。3：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握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短期波动中探究长期趋势，使理论和政策创新充分体现先进性和科学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不断探索经济发展的未知领域，努力把握、解释、运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提出了一系列具有规律性的观点和理论，引领我国经济发展迈上了新的大台阶。认识是无止境的，探索和把握经济规律也没有止境。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我们已经认识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很多规律，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和把握。经济理论工作者要肩负起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关系我国经济建设的长远问题和阶段性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研究，探寻其中的规律，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为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贡献力量。4：坚持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马克思、恩格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00多年来，世界越来越成为开放的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越来越成为整个世界的一部分。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人类社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任何一国都无法靠单打独斗解决，必须开展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经济社会领域理论工作者提出的要求，树立国际视野，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要在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主动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应对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言之有理工作室 郑延冰 编辑）

内容提要：近年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基本上沿着三条主线展开：一是对理论体系和重大原则的研究。虽然不同学者对这一理论体系作出的归纳不尽相同，但在内容上均涵盖了基本经济理论、基本经济制度、经济运行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等。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应遵循指导思想原则——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实践原则——在实践中形成与发展；开放性原则——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地位的前提下，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益成分。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拓展了研究对象，明确了研究任务，创新了研究方法。三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对的现实问题，如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经济发展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进行深入研究。今后，应在关键性问题研究上取得新进展，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重要概念，是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的。在2016年7月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又对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阐释：“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这一重要概念一经提出，就引起学术界的积极响应，有力促进了相关研究。研究基本沿着三条主线展开：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重大原则，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应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重大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涵盖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并涉及哲学、历史、政治等众多社会科学的完整理论体系。虽然不同学者对这一理论体系作出的归纳不尽相同，但在内容上均涵盖了基本经济理论、基本经济制度、经济运行与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等。比如，有学者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在生产关系方面，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出发，创新经济制度理论；二是在生产力方面，从中等收入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出发，创新经济发展理论。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经济制度和发展阶段、经济运行、经济发展、世界经济和开放问题四个方面。还有学者从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包括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包括政府和市场关系、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财政与财税体制改革、城乡发展一体化理论与实践等）、新政治经济学（包括新发展理念的理论与实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我国当前的经济政策选择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证。这些分析概括都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这便引申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指导思想原则、实践原则和开放性原则。首先，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这既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属性，也明确了它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的关系。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既不是对150多年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复制，也不是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科学化和系统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在实践探索中形成的。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创新运用和发展，是植根于中国国情、立足当代中国发展实践而产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地位的前提下，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经济学界在对比分析传统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创新性研究。拓展研究对象。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一直把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经济现象的内在规律，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便是恩格斯所说的“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也应看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发达，生产关系中还存在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怎样更好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总体及其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扩展到生产力，就需要建立关于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系统性经济学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研究生产关系，而是要深入研究多层次生产关系，搞清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趋势，以不断破除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明确研究任务。与传统政治经济学着重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任务在于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特别是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促进生产力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等提供理论指导。这是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相适应的。把促进生产力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任务，当前就要着重研究如何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创新研究方法。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学术界的认知基本一致，即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以揭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另一方面要运用实证分析和数理分析等具体方法，为经济决策提供必要学理支撑。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至少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方法论层次或哲学层次，即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二是理论研究层次，如抽象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等；三是现象描述或技术层次，如统计方法、数学方法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成功驾驭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新成果，在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经济发展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论断，引领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和进程。围绕这些理论创新和重大论断，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面对的实践问题进行了大量深入研究。有学者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的原因和对策进行了分析，认为应对结构性减速必须从供给侧入手，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除制约生产要素供给能力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体制性障碍，消除资源错配造成的效率损失，加快人力资本积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有学者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研究，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基于中国实践的理论综合性集成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新时代的一次重大改革和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也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新时期的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有学者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提出要坚定经济长期稳中有进的基本趋势判断，同时注重防范化解短期风险和经济下行压力，提高政策的前瞻性、灵活性、有效性，把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作为新时代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几个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有学者指出，创造这一发展奇迹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党的正确领导的重要体现之一，是通过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研讨重大改革问题、指明改革方向并提出切合实际的改革举措与路线图，推动我国改革开放一步步向前迈进。这其中蕴含着两条基本经验：一是坚持党的正确领导；二是坚持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统一。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我国学术界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基本经济理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进行了系统分析、总结提炼，但还有一些基本问题有待深化研究：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深化研究。所有制结构问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相容问题、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等，都是实践探索和我们党的理论创新走在学术研究前面的基本问题。由于学术研究滞后、学理支撑不足，一些领域的改革开放受到一定制约。面对这种局面，学术界应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研究，让理论研究跟上实践脚步，更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坚持唯物史观，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团结带领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如何从理论上将这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贯通起来、统一起来，是摆在学术界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马克思通过梳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找到了阶级社会的运动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应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在此基础上，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研究，推动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学理化、系统化。（作者为《经济学动态》杂志编辑部主任）《 人民日报 》（ 2018年11月19日 1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