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展望

核心阅读当一群世界顶尖科学家齐聚一堂，他们会聊些什么？他们期待更广泛的科学合作，去解决人类的共同问题；他们呼吁更多人把目光投向基础科研，促使科学发展稳定长久；他们强调用教育孕育科学文化，以提升中国的基础科研水平。畅所欲言、思想碰撞，他们目光所及之处，是一个开放的、繁荣的、更好的科学世界。10月31日，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在上海闭幕。论坛上，围绕“科技，为了人类共同命运”这一主题，来自世界各地的41名诺贝尔奖得主和20多位科技领域各类顶尖奖项获得者，以及100多位院士和青年科学家及专家学者展开探讨。青年论坛上，科学家与青年对话；莫比乌斯论坛上，每位科学家用3分钟预测未来；“国际大科学计划”畅想；八大主题峰会畅谈……整个论坛，碰撞出诸多思想火花，给人们启示与回味。倡导全球化的科学合作科学是共享的、无法垄断的。要推动科技合作发展、造福人类，这是与会科学家们的共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说，科学一直都有国际属性，科学家们一般都互相分享点子。一个科学家的发现，或许能激发另外一个科学家获得更多发现，让其他科学分支也得到新的突破。在他看来，闭门造车、拒绝对话并不会给一个国家带来领先于世界的科学成果。“科学确实有竞争性，但如果在全球某个地方有了新发现，我们就要共同把这个科学领域向前推进。”朱棣文说。2006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杰·科恩伯格指出，科学无国界，科学是国际性的、非政治性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就是一个例子。它在1985年被提出，经过美、英、日、法、德、中六国科学家的共同努力，历时近20年，绘制了人类基因组图谱，为人类生命科学开辟了新纪元。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米歇尔·马约尔说，30多年前，他就和中国天文学家，还有欧洲、南美的科学家合作过，他相信“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全球化的科学合作，让更多人受益，也让各国的科学家能更好地交流，可以共同研究和解决未来的问题。地球生物基因组计划已向世界科学家发出邀约。论坛上，2011年沃尔夫农业奖得主哈里斯·李文说，地球上约有1200万—1500万种真核生物，这个计划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对有代表性的真核生物种类进行基因测序，大概有9000种，之后再测试2000多种其他种类，最终要测试150万种。关注与强调基础科研尽管科技在高速发展，但基础科研仍然起到支撑作用，需要更加重视。在罗杰·科恩伯格看来，“对于未来的难题，基础科学研究可能是唯一的解决途径。”基础科学的发展常常是难以预测的，需要花费很长时间。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大隅良典，花了30年才让自噬这个现象成为一个比较热门的研究方向。他说，现在有一种现象，年轻一代科研人员往往更关注以应用为主导的科学，从事基础研究的毕业生数量，特别是博士生数量正在快速减少。长此以往，科学发展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遇到困难。他希望有更多人爱上科学、了解科学，让科学研究得到更多人乃至全社会的支持。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巴里·巴里什谈道，基础研究很难，但不能放弃，“我一直问自己和大家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包容足够的好奇心、想象力和风险，支持人们做各种科学探索？如何开展暗物质、太空飞船等非常重要但是高风险的项目？我还没有找到答案。但要避免的是，让困难消耗了我们的好奇心。”培养我国的科学文化中国的基础科研，应该如何提升？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威廉·凯林说，他对中国的期待非常高。但是他提醒，不要把对科技的投资、投入和所谓可交付的东西挂钩，这只会促进短期行为，而“真正带来革命性变化的技术，都源于一些基础的研究和基于好奇心的研究”。会上，很多科学家强调了早期教育的重要性。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格雷格·塞门扎说，科学最重要的就是创造力。要在科技上有所突破，一种鼓励人们创新思考的教育体系将非常有帮助。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迪迪埃·奎洛兹说：“要把主要精力花在培养一种科学文化上，这需要从早期教育开始。我们要多看别的知识，也要进行国际合作。这当然是理想化的世界，我们要在现实中，尽量向理想化世界靠拢。”201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迈克尔·罗斯巴什表示，基础科研需要耐心，人类要创造一个伟大文化是需要时间的，很少有例外，基础研究也是如此。论坛特别设计了青年论坛，让顶尖科学家与青年科学家和青少年一起讨论，给予青少年极大激励。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还发布了《科技，为了人类共同命运——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上海倡议》。全体与会科学家重申对基础科学这个社会的变革性源泉的关注与强调；强调开放、合作和科技共同体的观念仍然是支撑科学发展的决定性基础；呼吁促进对全球青年科学家的支持。倡议提出，让惠及人类未来的科技和科学家，承担起更多责任，并以此为基石创造出更好的科技治理模式。(实习生宋迈崎参与采写)《 人民日报 》( 2019年11月01日 12 版)

为了更好地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和大连市文化产业协会21日举办专题讲座，特邀著名学者范周教授作了题为《展望十四五，文化产业新趋势》的专题讲座。范周教授是从大连走出去的全国著名文化领军人物。现为中国文化产业协会副会长、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主任等。近年来，范周教授主持国家重大重点项目等近十项，对中央十四五规划纲要精神有深透研究。范周教授结合大量案例畅谈切身感受，对十三五时期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过程做了回顾，对新时期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做了分析，对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做了阐述。面向十四五，范周教授对大连市文化产业发展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建议，希望大连抓住机遇，融合创新，做大做强第三产业这个核心产业，下气力做好会展产业、海洋文化产业和向东北亚辐射的外向型、贸易型文化产业。他特别提到，要把大连的足球文化和节庆文化这两个优势发挥好，利用好，打造新品牌，延长产业链。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和旅游局有关负责人，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中层干部、编辑记者和大连市文化产业协会会员代表等参加了讲座。范周教授的讲座受到热烈欢迎，引起强烈共鸣。大家普遍反映这个讲座“言之有范”，听了很受启发，很解渴，对于加深理解十四五规划纲要、做好各方面工作有着重要指导和参考作用。讲座由大连市广告协会和国域无疆传媒集团协办。讲座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方式进行，现场网络直播人气超过10万人。【来源：大连新闻网】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邮箱地址：newmedia@xxcb.cn

如果说2020年，中国经济最热的词是什么？新基建绝对能排上号。亿欧智库发布《2020新基建展望——新战略、新动力、新格局》研究报告，分析了新基建的范围、提出背景、驱动因素及建设意义与挑战，并进而阐述了新基建企业发展现状，测算了新基建将带动的市场投资规模。此外，亿欧智库还从商业落地能力、科技创新力、团队运营力、媒体传播力等维度以营业收入为划分标准，评选出了新基建先锋企业100强与新基建成长企业100强，供业内参考。基建并不是今天横空出世的，早在大秦帝国就开启了基建狂潮开挂模式，驰道正是2000年前横跨中国大陆的新基建。汉书记载，“秦为驰道于天下”，驰道在当年可谓是国之重器。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投资和出口规模大幅缩减，号称四万亿的“铁公基“计划火速出台，通过建设铁路、公路、轨道交通等基建和公共设施，迅速解决了就业和GDP增速保8的难题。不过和以往的“铁公基“有所不同，这一次的基建大家称之为新基建。新基建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比如，以 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比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其中，5G 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亿欧智库认为，同样是基建，他们都通过加大投资，带动相关产业链发展，增加就业岗位，拉动收入增长，从而增加需求，实现短期内推动经济增长的效果；另外，基础设施建设是未来20年左右社会繁荣发展的基础，先进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将释放长期经济增长潜力；此外，对能源、交通运输、网络通信等公共服务的投资，可以更好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本次新基建的特点为“新”，将“新”技术应用于“新”场景，有“新”主体参与，进而培育壮大“新”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新技术方面，新基建将5G、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深度融合，形成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核心技术；新场景方面，新基建不是对传统基础设施的推翻，而是对传统基础设施的技术赋能以及新应用场景的开拓；新主体方面，新基建进一步放开投资市场准入以及民营企业参与度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新产业方面，新基建一方面拉动现金智能科技相关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作为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带动产业链全面升级。自今年3月中央多次提及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来，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先后发布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受限于低于差异，各地新基建规划也有不同的侧重点。东部相对注重新技术的应用，中心不则以轨道交通、高速公路为主补短板，加快新基建建设也将成为中西部地区赶超东部地区的一次机遇。从中央到地方，大家对于新基建都持有较高的重视程度？新基建对于中国的未来到底意味着什么？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大变局时代，多重因素撼动旧局，推动新局，特别是科学技术将发挥重要作用。当前，世界正面临以智能化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新基建所聚焦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将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对国际格局也可能产生重大影响。新基建建设将推动科技创新和新经济的发展，培育更多高科技创新企业，为中国在第四次科技革命中争夺更多话语权。整体来看，新基建的机遇，不在于基建本身，而源自数字化、智能化的升级与经济社会转型需求的叠加，是时与势的结合。 政策到位了、投资也到位了，接下来就是企业发光发热的时刻，亿欧智库根据企业营收规模，以50亿元为界线将企业分为了新基建先锋企业和新基建增长企业，并发布新基建先锋企业100和新基建成长企业100榜单。更多内容请下载完整版报告：《2020新基建展望——新战略、新动力、新格局》

台湾的工业技术研究院（ITRI）在其近日发布的“2030年亚洲先进技术”报告中，基于其研究获得的世界范围内未来30项重要技术，选取来自中国、日本、新加坡、印度等10个主要亚洲国家的相关专家进行调查和数据分析。给出了2030年对于亚洲地区最为关键的10项先进技术，并分别从影响力、技术渗透率以及投资优先度等角度进行分析比较，为未来国家政策规划和企业发展提供了建议和指导。该报告同时将获得的亚洲前10大先进技术与10个在世界范围内被频繁提及的技术进行了对比，发现亚洲和世界对于未来关键技术关注点存在较大差异。报告指出，与“大多数国家都把重点放在突破性技术上不同，亚洲国家更注重日常生活相关的技术”。但是无论是全球范围内还是亚洲被调查国家，都普遍认为人工智能（AI）和服务机器人是未来非常重要的先进技术。全球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AI的应用由于可以惠及几乎所有经济、工业和服务领域，被认为是自蒸汽机发明以来人类科技史上最大的突破性创新，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目前在AI的基础研究领域，美国、中国、英国、德国还是比较先进的，但在AI技术的实际应用和商业化领域，则主要是美国和中国纷纷涌现出许多新的、在全球获得成功的大型创新公司。当前，全球AI领域产业人才约20万人，主要分布在美国、中国等国家的初创企业和科技巨头中。就从业企业分布和人才数量来看，截至2017年6月，全球初创企业共计2617家，美国占1078家居首，共约7.87万名员工；中国以592家排名第二，共有3.92万名员工，只有美国的50%。中国AI产业主要集中在应用层，而美国则主要集中在基础层和技术层。美国AI产业在基础层、技术层、应用层的从业者数量分别是中国的14倍、2.3倍、1.3倍；中国的AI基础层人才储备薄弱，尤其是在处理器/芯片和AI技术平台上，缺乏高级人才支持和高端教育体系为产业发展续航。由此也印证了ITRI报告中关于亚洲国家对于先进技术的研发侧重应用的观点。反观中国的AI产业综合实力及发展势头都比较强劲，出现了较多消费领域的应用，但真正在工业生产环节的AI应用，还处于探索阶段。2017年，中国宣布寻求在2030年之前，成为AI领域的世界领先者，并出台了相应政策和指导文件，以期在AI领域进一步集中企业、科研和政策的力量，聚焦基础科学问题，创立自己的数据主权，进而发掘关键技术中的经济潜力，力争2019年在生产现场实现应用突破。服务机器人发展空间广阔AI在消费行业的快速发展，直接助推了服务机器人的研发和产业发展，这也是服务机器人技术作为世界范围和亚洲共同关注的第二项技术的重要原因。服务机器人是新技术集成最丰富的硬件之一，主要可以从事维护保养、修理、运输、清洗、保安、救援、监护等工作，应用领域十分广泛，目前市场化程度仍处于初期，但增长速度较快，发展空间非常广阔。伴随世界范围内简单劳动力不足及老龄化等刚性驱动，以及医疗消费行业需求的不断扩大，服务机器人是未来各国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柱之一。在时下全球48个发展机器人的国家当中，已有25个涉足服务机器人的开发。在发展较为居于前列的国家中，西方国家以美国、德国和法国为代表，亚洲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我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把智能服务机器人列为未来15年重点发展的前沿技术，并于2012年制定了《服务机器人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支持行业发展。我国在服务机器人领域的研发与日本、美国等国家相比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的绝对差距较大，但相对于工业机器人而言则差距较小，而且由于服务一般要结合特定市场进行开发，因而我国的本土服务机器人产业未来将面临比较大的机遇和可发展空间。领跑6G移动网络技术6G移动网络技术在该报告提及的十大技术中位列第二，我们认为主要归因于我国华为公司在5G技术和设备领域的世界领先状态所产生的影响和引发的投资热度。中国已于2017年底开始6G概念研发，华为的工程师目前也已经开始着手6G标准研发。除中国外，目前正在进行6G相关概念设计和研发工作的国家和地区还有美国、俄罗斯、欧盟等。中国和华为在科研方面的持续巨额投入为我国能够在全球5G、6G研发领跑提供了保障。据统计，我国的通信建设支出已超过美国约240亿美元，并预计再增加4000亿美元。自2015年以来，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35万个新的手机基站，相比之下，美国只有不到3万个。在欧盟发布的《2018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排名》中，华为以113亿欧元（折合约883.99亿人民币）的研发投入排名中国第一、世界第五，这些科研投入占华为年度总营收的的比重为14.7%。自动驾驶和新能源汽车带来改变汽车产业格局的机遇该报告中排列靠前的还有自动驾驶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技术，我们认为未来我国也同样需要着重发展此领域相关行业。事实上，围绕该领域，为应对产业技术变革，世界各国的汽车行业巨头都在不断加大技术创新步伐，意予巩固和发展各自的产业地位。然而无论是德国宝马、还是日本丰田等公司，在追逐新技术的同时都不放弃传统的内燃发动机等技术的研发和生产，其背后原因令人深思。近20年来，伴随我国汽车产业发展迅猛，汽车产销规模连年第一，已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市场。我国的自主品牌汽车企业的总体技术水平已有很大提升，但在传统的技术领域依然难以在短期内赶超世界汽车龙头企业，同时基于能源、环境、交通等的制约，未来我国的汽车行业应该以新能源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为主要突破口。为此，强烈建议我国的汽车行业紧抓战略机遇，重点研发和转型升级能源动力系统和自动驾驶技术，推进汽车产业的低碳化、智能化，通过“弯道超车”，实现汽车强国。区块链技术增强信任与安全另外，区块链技术以密码学方式保证数据的不可篡改和不可伪造，主要解决交易的信任和安全问题。未来通过与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交汇融合，将在智能合约、供应链金融、征信、产品溯源等领域有较大的应用前景。小结总之，该报告为我们面向2030的市场和消费需求，布局目前的技术研发和产业拓展提供了具有信服力的借鉴。从国家战略层面而言，建议中国应该摆脱亚洲思维，放眼世界，对于该报告中罗列的众多先进技术，尤其是前十大技术，集产、学、研各界的合力进行系统地研究。

从国内外研究分析来看，旅游的绅士化已经成为旅游研究领域的热点，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在我国，随着城市旅游和乡村的旅游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国家新型的城镇化和乡村的振兴战略的提出，未来的旅游的绅士化研究将会吸引更多学者的关注。旅游的绅士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内外对于旅游的绅士化在相关的领域里开展了一定研究。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旅游的国际化、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深入，绅士化、旅游的绅士化发展将呈现新的发展特征。未来研究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一是进一步深化旅游的绅士化发展的阶段、过程与机制研究。包括旅游的绅士化不同发展阶段所表现的形态、特征及其影响；不同类型的旅游的绅士化发展过程特征；旅游的绅士化发展过程中的政策、市场、产业、社会等驱动机制研究。二是深化旅游的绅士化的影响研究，包括旅游的绅士化发展的社会影响、文化影响、经济影响、环境影响、对旅游发展的影响等。三是经济社会发展与新技术运用不断赋予旅游的绅士化新的内涵与外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旅游的绅士化新形式、新现象、新特征，深化与传统意义的旅游的绅士化差异研究等。四是深化乡村的旅游的绅士化研究。旅游扶贫、乡村和特色的小镇建设等带来的乡村的旅游的绅士化是实现乡村的振兴战略的途径和手段。以乡村的振兴战略为背景，以乡村的旅游的绅士化的现象为抓手，探讨其形成的机制、社会空间的效应以及带来的影响等，为乡村的旅游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五是深化经济发展新方式、旅游发展新模式和新的技术发展背景下的旅游的绅士化研究。旅游业与共享理念相结合催生出了新的旅游经济发展方式；"全域的旅游"作为一种新的发展的理念，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区域旅游的经济发展的格局与效率。在共享经济、全域旅游等新发展方式与新技术背景下，旅游的绅士化现象将会呈现何种特征，如何发展，会出现哪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会给城乡发展带来什么影响等等都是未来相关研究的重点领域。目前对于国内外的旅游的绅士化研究，采用质性和案例的研究方法较多，定量分析方法使用不多。在案例地选择方面，国内外旅游的绅士化研究针对单个具体案例研究较多，多类型多案例地之间的比较研究较少。应加强多个案例比较研究，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不同阶段以及国内外旅游的绅士化发展对比研究等等。拓展研究视角目前国内外旅游的绅士化研究主要基于旅游地理学、城市地理学视角展开，缺少跨学科、多元化视角的研究成果。未来旅游的绅士化研究可以以管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跨学科的视角为切入点，拓展研究视角，丰富旅游的绅士化相关研究。从管理学角度探讨旅游的绅士化现象，探索旅游的绅士化过程与机制，进行战略性对策研究；从心理学视角探讨游客、社区、政府和企业等利益相关群体的旅游的绅士化感知，开展旅游的绅士化导引机制研究；从社会学视角探讨旅游的绅士化对人口结构、传统文化和社区邻里的影响，特别是对城乡文化景观、语言景观和民俗文化的影响；从经济学视角探讨旅游的绅士化对区域经济、旅游等领域的中长期影响，测度影响效应等。夯实理论基础理论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也是研究的目标。国外绅士化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 60年代的英国，研究内容主要涉及绅士化概念的定义、相关理论的诠释、绅士化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以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等。此外，绅士化类型，如超级绅士化、商业绅士化、乡村绅士化等也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但是总体看来相关理论有待于夯实。与国外绅士化研究相比，国内绅士化研究起步较晚，自绅士化概念引入到目前为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西方的绅士化研究的引入，绅士化与旧城的改造以及西方的绅士化的研究对我国的启示等方面，理论依然薄弱。因此，夯实与完善相关理论是国内旅游的绅士化研究的重要任务和目标。未来相关研究一是通过地理学、旅游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经济学多学科理论方法的引入来丰富旅游的绅士化研究，形成相关研究的理论支撑；二是通过强化旅游的绅士化相关的实证与比较研究，不断总结旅游绅士发生发展与演化规律，不断总结凝练上升到理论高度，不断夯实研究基础。因此，未来旅游的绅士化研究可以通过拓展研究内容、完善研究方法、丰富研究视角、夯实理论基础等方法深化旅游的绅士化研究，构建完善的旅游的绅士化研究体系，实现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推动国内外旅游的绅士化研究，促进我国的旅游业与经济社会的协调融合与发展。

作为京剧史乃至中国戏曲史上最重要的科班，富连成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积累的宝贵经验、继承的悠久戏曲文化传统，是它留给中国戏曲的重要财富。富连成社（以下简称“富社”）开办的44年间（1904—1948），培养了近十位开创京剧艺术流派的大家，还有众多享誉舞台的著名演员和著名京剧教师。整个20世纪的京剧发展历程中，有近二百位富连成弟子名标青史，他们参与、影响着京剧艺术的流变走向，用精湛的艺术展现京剧魅力，以言传身教延续着京剧血脉，并通过他们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演出，极大拓展了京剧的传播空间。20世纪至今百余年间京剧的方方面面，几乎都可以与富社产生联系，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与之相伴的另一个事实是，相对于富社的重大历史作用，关于富连成社的研究却由于各种原因呈现出滞后状态：研究成果长期停滞不前，大量原始资料有待整理挖掘，由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整个戏曲行业发展陷入困境，富连成研究遂成为“冷门”。学界不应忽视其所承载的戏曲文化与教育传统，要多加关注与研究。戏曲研究迎来时代新契机进入21世纪，随着2001年昆曲入选首批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10年京剧也入选“非遗名录”，戏曲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重新定位，逐渐受到社会关注。特别是近7年来，戏曲获得了国家和各地方政策的大力支持，成为重建文化自信、满足社会文化需求、对外文化传播的重要抓手。随之而来的是，学界对于数十年来戏曲研究和实践工作进行了深入反思。经过多年的思想碰撞，逐渐形成了比较统一的认识，即在戏曲存在诸多发展难题和困境的背景下，更需要回归原点，从重新认识戏曲艺术本体规律、戏曲市场重建、戏曲人才延续、全社会戏曲氛围重塑等多个涉及戏曲存亡的根本问题出发，去考虑未来相关研究和实践的发展方向。而富连成作为研究对象，由于其对20世纪之后京剧艺术面貌深刻而广阔的影响，其典型性和内涵的丰富性在整个京剧史上独树一帜、无可替代。2019年，“富连成人才培养体系研究”入选国家社科基金艺术类重大项目，为富连成乃至传统戏曲教育研究提供了新机遇。通过对富连成的研究，未来可以将视野拓展至京剧乃至戏曲研究的众多领域，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大体来说，包括如下几点。其一，富连成与戏曲教育研究。这是富连成研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传统戏曲教育理念与方法，在富社达成了功能最大化，使之培养了各层次人才，成才率之高世所公认。这些人才支撑起了20世纪京剧市场相当的份额，也是在时代交替之际，承担京剧艺术接续重要历史任务的骨干。可以说，近百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富连成的戏曲教育模式是高效的，是符合戏曲人才培养规律的。未来的富连成研究，应该由这些令今人称叹的结果转为追溯原因，直接触碰戏曲人才培养规律的实质。其二，富连成与京剧演出史和市场史研究。这是以往富连成研究中经常被忽略的部分。作为科班，富社具有教育机构和演出团体的双重属性，是直接进行市场运营，在市场中摸爬滚打出来的成功戏班。富社44年的开办史，事实上也是44年的演出史和经营史、竞争史。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到1948年的北京京剧演出市场，经历过若干次剧烈动荡，在44年的漫长时间里，演出的形式、经营的方法、观众群体，乃至对于京剧的审美取向和趋向，都有相当显著的变化。在这些动荡和变化中，京剧班社不断地重复着结成—解散—重组的过程，唯有出于生存需要和艺术实践必需，始终坚持营业演出的富社，作为一个特殊的演出团体贯穿了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的这段历史，为研究京剧演出史、市场史提供了相对完整的对象。其三，富连成与戏曲文化传统研究。富社是非常良好的传统文化保留与传承载体。戏曲界在历史上形成了一整套培训方法、行业规范、演出守则，辗转到民国之初，仅有富社以文本形式完整保存了这些体现旧时戏曲从业者价值取向的规条，并且始终以之贯彻到教育弟子的过程当中。这些规条不但对富社自身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通过富社重新传播和树立，在富社之后成立的诸多京剧教育机构或班社，多以此借鉴参考，或干脆照搬套用，使这些浸润着梨园传统价值观的古老规范，在民国商业化氛围日渐浓厚、愈来愈讲求实利的时代里，仍旧起着约束戏曲从业者群体，增强凝聚力的功效。此外，在演剧形态方面，富社也保留了大量的清末时期演出形式，其中有大量富于民俗价值的仪式和技巧。与此同时，富社长期的演出场地广和楼，在民国时期就被视为保存清代茶园式剧场原貌的唯一范本，这些都可以视为稀缺的、遗产型的传统文化财富，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探索中国更久远演剧传统的坦途。其四，富连成与大众媒体及文化传播研究。富社所处的20世纪前半期，正是以报刊、广播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大众媒体飞速发展时期。大众媒体在这一时期深度参与到了京剧发展历程中并产生了深刻影响，富社也不例外。富社众多著名弟子的成长历程，都受到了当时大众媒体给予的复杂外力作用。事实上，大众媒体与娱乐业发展的相关性研究，早已是传播学中的一项分支领域。从文化传播特别是对外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富社在整个民国时期都是中国传统戏曲及其教育方法对外传播的窗口。对来华考察中国传统戏剧的外国戏剧家，富社多次承担过展示与传播活动。今天，研究过往的对外交流活动非常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以富社为依托进行的对外交流，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对象。其五，富连成与宫廷戏曲研究。富社所继承的戏曲表演风格和规范中，有浓厚的清宫戏曲文化基因，主要来自富社创办人叶春善坐科学艺的小荣椿科班。叶春善业师杨隆寿在清光绪年间为内廷演剧服务近20年，参与了大量剧目编排、表演设计工作。由于杨隆寿的影响，他开办的小荣椿科班的艺术风格，呈现出浓厚的宫廷演剧风貌。叶春善开办的富社，完全继承了小荣椿科班的组织架构、管理模式和艺术风格，因此其艺术血脉中具有融于骨肉灵魂的宫廷演剧营养。另外，在1912年至1924年间，即从清帝逊位到溥仪迁出紫禁城之间的十余年，昇平署仍在运作，宫廷演剧仍在进行，这段历史是宫廷戏曲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富社在这段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入宫进行了多次重要演出，而相关情况尚未进行深入研究。从富连成入手观照宫廷戏曲，又或者从宫廷戏曲角度考察富连成，未来都有可能获得有价值的成果。　富连成相关研究或将推动戏曲再繁荣在新时代，我们必须重新定位富社的历史角色与学术价值，以及开展富连成研究的现实意义，要将富连成研究视为一项长久的、需要不断深入探讨的、常研常新的系统工程，乃至一项专门的学问。未来的富连成相关研究工作，需要致力于以下几个方面。注重基础研究。富连成研究不能成为凌虚缥缈的空中楼阁，而是应当建立在丰富、扎实、准确、可靠的基础研究之上，有了坚实的基础研究，才可能得出真正符合事实、符合规律、科学严谨、回归常识的结论。富社活跃的时间在20世纪上半期，正是中国大众媒体迅速发展的时代，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媒体资料，同时也有大量的机构与私人藏品和记载。随着近年数字化技术迅速发展，学术资料规模拓展的速度超乎想象，这一趋势应充分利用。此外，还应当重视时代亲历者的口述史，随着时间推移，这部分资源正在迅速萎缩，抢救性搜集工作的形势非常迫切。注重研究成果与戏曲实践的结合。用实践反哺研究，用研究带动实践，进而培养观众、涵养市场、塑造社会氛围。作为一种人文社会科学，戏曲研究与戏曲实践是共生关系，从研究的角度说，开展研究的一项基本目的，就是用研究催生更理想的实践。富连成研究不应当成为脱离戏曲实践的东西，不应当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对往昔辉煌的哀叹感喟，而是应当积极地去尝试解决某些问题，改善某些环境，理顺某些关系，创造更多展现戏曲魅力的契机。注重富连成研究学者群体的构建。首届富连成戏曲国际论坛展现出了一种态势，即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对富连成研究产生兴趣并取得了成果，有些视角独特，有些方法前沿性强，有些挖掘了罕见史料，这令与会专家感到欣喜。一个研究领域乃至一门学问，必须考虑如何保持研究活力。唤起更多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对富连成研究的兴趣，逐步形成有规模的、可持续的研究群体，也是一项重要工作。遥想百余年前，叶春善、萧长华等老先生筚路蓝缕、艰苦创业，数十年如一日，终于奠定了富连成社雄厚的基础，他们都将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京剧教育事业。科班创办之初，叶春善、萧长华、苏雨卿、宋起山、唐宗成等先辈对天盟誓：“各人不为发家致富，只为传留戏班后代香烟，一心为了教好下一代人才，传流不息地把戏剧事业接续下去。”这句誓言成为他们终身恪守并视为神圣的座右铭，而这种奉献精神，也深刻地影响到了他们的后继者。这种对事业矢志不渝、始终坚持“初心”的精神，正是在新时代支持我们进行富连成研究的根本原动力。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艺术研究院）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姜斯轶精彩推荐：创作为人民为时代服务的文艺作品新型主流融媒体平台与曲艺传播之道加强科研项目的社会影响力研究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2019年4月13日—4月14日，“新见材料与传统文化研究展望”学术研讨会暨泰山学者论坛在孔子研究院举行。本次会议汇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等近30个高校和科研机构的70多位学者。学者们围绕新出土文献材料的发现、使用方法，如何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议题，展开了深入而热烈的研讨。开幕式上，还举行了“孔子研究院出土文献与中国儒学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济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孔子研究院党委书记孔凡萍，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李守奎共同为中心揭牌。孔凡萍还为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专家、孔子研究院刘光胜教授颁发研究中心主任聘书。开幕式后，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员李均明，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李守奎，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廖名春等先后进行了主题演讲。在接下来两天的会议中，参会学者们将围绕新见材料与学术热点进行深入研讨，并现场考察曲阜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周公庙、少昊陵、武氏祠等地。

中欧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之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研究欧洲变化、借鉴欧洲经验、分析中欧关系，是中国学者的责任。欧洲研究学科体系建设应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平，持续提升使用专业学科工具的能力。这不仅是我国欧洲研究学术体系建设的需要，也是欧洲研究学科体系建设的前提条件。欧洲研究的三个时期70多年来，中国欧洲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基础和重大科研项目不断取得进展。在学科体系方面，欧洲政治、经济、社会政策、欧盟法、欧洲国际关系、欧洲一体化及历史等领域的研究已基本实现学科化。从事欧洲研究的中国学者，他们的学术背景丰富多元，可以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开展工作，深入剖析欧洲自身发展及对外关系的内在逻辑，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和决策影响力。作为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欧洲研究与共和国同步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从1949年到1977年，即新中国欧洲研究的奠基时期。在冷战背景下，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关系比较疏远，中国学者的欧洲研究主要是在“三个世界”理论指导下对各国政治、经济状况进行介绍和分析。二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1年加入WTO，即新中国欧洲研究快速发展时期。1981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西欧研究所（后更名为欧洲研究所），随后创办《西欧研究》杂志，成为国内最大的专业性欧洲研究机构。《西欧研究》此后曾更名为《欧洲》，现名为《欧洲研究》，刊发的很多论文代表了该领域最高水平，起到了引导学术发展的作用。这个时期，中国学者开始对欧洲国家和欧洲共同体进行多学科、多领域的研究，涌现出一批在国内具有影响力的学科带头人。三是从2001年至今，可视为新中国欧洲研究的繁荣时期。在“中国—欧盟欧洲研究中心项目”（ESCP，2005—2008）的支持下，中国20家高校建立欧盟研究中心，从事与欧洲研究相关工作的学者及其成果数量不断增加，视角和方法日益多样化，基本覆盖了欧洲研究的主要领域。在中国欧洲研究发展过程中，中国学者在研究方法、学术话语和学科建设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例如，20世纪90年代后期，陈乐民强调应从历史、文明的视角研究欧洲，倡导建立中国的“欧洲学”，对欧洲研究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国际问题研究起到很大作用。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裘元伦主张对欧洲国家的经济改革进行深入研究，寻找可资借鉴的经验，这种取向对中国欧洲研究的发展方向是非常重要的。二战结束后，欧洲一体化成为国外欧洲学界最具前沿性的研究领域。在中国欧洲研究学术体系建设过程中，引入国外学术界欧洲一体化研究有代表性的权威成果是必不可少的。2004年，在国内翻译出版的“欧洲一体化译丛”包括五部国外学术著作，分别对欧盟治理、经济一体化、欧洲宪政、欧盟外交和一体化史进行了系统介绍，引入了欧洲一体化研究的新方法和新理念。此后，中国学者又与欧洲学者合作，出版了“欧洲模式”系列丛书，集中了中外学者的智慧，就欧盟治理模式、欧洲经济社会模式与改革、欧盟法律创新以及欧洲认同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引领了中国欧洲研究前沿。六大领域全面开花总体来看，我国欧洲研究已较为成熟，并形成六大领域全面开花总体局面。一是欧洲经济研究。中国欧洲经济研究的重点议题涉及欧洲国别经济研究、欧洲经济模式研究、欧洲债务危机研究、欧盟与世界经济研究、欧洲经济一体化及不同政策领域和机制研究，为解决中国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难题提供了参考。从研究视角看，从早期以介绍欧洲经济一体化进展和相关理论出发，发展为从宏观上评价与把握、从理论上探讨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及发展前景，这表明相关研究正向一个新高度迈进。从研究方法看，从文献梳理发展为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和工具开展经济一体化研究。在某些具体研究领域，还采用计量模型等工具进行研究和分析。这一研究领域总体上呈现出两大变化：研究目的从批判到借鉴，从国情介绍为主到理论研究为主；研究对象从国别研究到经济一体化研究。二是欧洲政治研究。在这一研究领域，初期主要以介绍、汇编相关资料为主。1975年，中国与欧共体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为中国的欧洲政治研究注入了新动力。伴随这一进程，相关研究成果数量迅速增长，涵盖领域不断扩大，研究方法也开始实现突破。20世纪90年代后，特别是随着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生效，以及2003年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确立，欧洲独特的政治体制吸引了中国学者的广泛注意。关于欧洲政治治理方式的研究超过了传统的国别政治研究成为“显学”。在研究方法上，从初期的一般性追踪、引介和评价，发展到以多种一体化理论为依托的全面深入研究。2008年后，欧盟陷入各种“危机”，包括欧洲“去一体化”、政治思潮、政党政治等议题成为“危机研究”的重要关注点。进入21世纪，欧洲也在经历百年变局，各种力量错综交汇，给欧洲政治研究提出了新挑战。未来的欧洲政治研究需要超越以热点问题跟踪为导向的特点，更加注重提炼有创见性的理论，提倡跨学科、交叉学科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并关注欧洲大国内及大国间各种力量的消长。三是欧盟法律研究。中国欧盟法研究稍晚于欧洲政治、经济等学科，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欧盟基础条约的翻译是由非法学领域的学者完成的。直到90年代初期，欧盟法研究才向学科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中国的欧共体和欧盟法研究最初派生于国际法学，随着各部门法拓展研究域外法律制度以及欧盟法自身领域的不断扩大，中国的欧盟法研究逐渐扩展到各个法学部门和新兴领域。中国欧盟法研究中的很多成果在选题和方法论上具有突出的国际法和比较法研究的学科视角，并且呈现出立足中国、解决中国关切的问题意识和偏好。通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蓬勃发展，中国欧盟法研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学科体系，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学术共同体。中国欧盟法研究有几个特点：研究成果丰富，在重要领域与国外学者保持同步；研究方法多样化，比较研究与案例研究方法得到广泛运用；基本上反映了欧盟法的动态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未来，该领域研究需加强原创性、深度性与问题意识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中国的国际法实践和中欧关系平稳发展贡献智慧。四是欧洲社会文化研究。该领域是一个多学科广泛参与的领域，其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涉及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与文化研究等诸多学科。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欧洲社会文化研究逐渐成长为中国学界研究欧洲的一个重要领域。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成立社会文化研究室，着力探索该领域的研究视角。研究室的学者们对“欧洲文明”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对欧洲福利国家制度持续开展研究工作，在中国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提供了学术支持。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学界开始较为集中地关注欧盟层面的社会与文化政策和欧洲认同等问题。21世纪以来，欧洲社会模式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视角，中国学者在该领域形成和欧洲学者之间的对等交流。同时，关于欧洲社会治理的研究也广泛地涉及劳动力市场改革、移民与民族问题、社会政策、公共服务、社会组织、民族国家等多个层面，并产出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五是中东欧次区域研究。20世纪50年代是国内关于东欧相关知识的传播期。60年代中期，国内高校和政府部门成立了一些苏联东欧研究机构。随着改革开放后国内对东欧改革经验的兴趣增加，80年代东欧研究迎来大发展时期。冷战结束后，作为地缘政治概念的东欧失去了存在意义，越来越多的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中东欧研究日益具有欧洲研究的属性。受欧洲一体化影响，一些研究机构内部对中东欧研究的处室进行了调整，将中东欧研究单位并入欧洲研究建制。近10年来，中东欧研究主要关注中东欧国家转型研究、欧盟东扩研究、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影响研究、“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研究等问题。六是欧洲国际关系研究。欧洲国际关系是以欧洲国家间关系及其对外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既包括欧洲联盟、其成员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也包括欧洲地区内部各国相互之间的外交关系。伴随着新中国7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欧洲国际关系研究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窄到宽、从封闭到开放、从低调到繁荣的历程。面对这样一个覆盖面相当广泛的研究对象，中国的欧洲国际关系研究学者逐渐从单一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史研究，扩展到安全、理念、贸易和金融、气候变化等诸多领域，学术成果的理论性、系统性和专业性以及研究方法的科学性都有明显提升。此外，国内学者十分注重从欧洲史/欧洲一体化的历史演进等视角研究欧洲。比如，学者们认为，国际问题研究，特别是欧洲问题研究，归根结底是各科当代史的高度综合；研究欧盟经济，不仅需要经济学的方法论，还需要研究欧盟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以此类推，研究欧洲政治、社会、法律、文化、国际关系，都需要有历史学和各学科之间相互验证。中欧关系研究深入且活跃中国与欧洲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国际行为体，代表着世界上两大重要的文明，同时又是相互依存的合作伙伴。由于“欧洲”概念本身的集合性和复杂性，涵盖了传统的民族国家和非传统的超国家行为体，中欧关系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双边关系。中欧关系研究首先要厘清中欧关系的发展历程。冷战时期，“争取中间地带”的外交政策为中国进一步开展对西欧外交铺平了道路。1964年，中法建立正式外交关系。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的“破冰”，长期追随美国外交政策布局的多个西欧国家分别谋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联邦德国、西班牙等国相继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和英国及荷兰之间长期的代办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1975年，中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后改为“欧盟”）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随后，中国和葡萄牙及爱尔兰也开始就建立外交关系进行接触，并最终于1979年签署了建交文件。至此，中国对欧洲开放的外交布局已基本完成。此后，中欧关系发展无论是从速度和广度，还是从深度和力度来看都是前所未有的。中欧关系一大特征是，双方在寻找共识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中国和欧洲在建交伊始即达成了战略共识，为中欧关系整体向好的态势奠定了基础。1995年7月，欧盟委员会出台了第一份对华战略文件《欧中关系长期政策》，从战略高度界定欧中关系，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对华政策。2003年10月，中国外交部发布了第一份《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公开阐述了中国政府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前景以及欧盟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重要作用的判断，积极评价了中欧关系的发展，指出“中欧之间的共同点远远超过分歧”，“中国致力于构筑中欧长期稳定的全面伙伴关系”。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欧盟总部时强调，要从战略高度看待中欧关系，将中欧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结合起来，共同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为中欧合作注入新动力，为世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中欧关系自此开始了重大转型，向纵深发展。中欧双方发表了《关于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承诺共同发展互利的创新伙伴关系，建设开放性经济，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和相互开放投资。早在2013年11月，中欧双方就各自的发展战略进行对接，通过了《中国欧洲合作2020战略规划》，确定了一系列具体的合作领域和合作目标。此外，在欧洲出现多重危机的时候，中国自始至终站在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原则立场上，多次表示与欧洲共渡难关。除了欧盟层面的合作以外，中国与欧洲国家双边关系也不断推进。中国和法国共同为促进投资发展而制定了《中法关系中长期规划》，和意大利制定了《中意关于加强经济合作的三年行动计划》；和英国发布了《中英联合声明》，协议加强伙伴合作；和德国签署了《中德合作行动纲要》，为两国合作制定了路线图；和中东欧国家通过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贝尔格莱德纲要》，提出推动互联互通合作，并积极推动2012年建立的“16+1合作机制”向务实领域发展。目前“16+1合作机制”已经发展到“17+1”。欧盟和中国正在对接共建“一带一路”的务实合作方式。中欧在联合国维和、国际反恐、落实《巴黎协定》、非洲第三方合作等多个全球治理领域推进多边主义的合作。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欧分别对以WHO为代表的国际多边机制给予了道义和实际支持。在上述中欧关系的多层多元领域中，中国学者都开展了深入且活跃的研究，为增进中欧人民之间的了解与理解而努力地工作。面向未来的中国与欧洲中欧既有共同或相似的目标，如都维护世界和平、倡导全球化和多边主义，但中欧之间在实现目标的方式方法上也有差别。例如，欧盟打通亚欧大陆的方式主要是靠“软性”的机制性建设，即设计多层对接机制，传播“欧盟模式”，实现多重合作。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主要方式是“五通”，是一种立体和虚实结合的建构，即通过参与方的政策协调，建立互信和合作机制；通过联通基础设施，促进货物和人员的流通；通过创造各种贸易便利措施，促进贸易增长；通过融通资金，助力各国经济发展；通过人员交流，增进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并促进合作。欧洲战后对外关系主要路径是“规范”和“外溢”的，即在对外交往中力图以欧洲方式影响外部世界，梯次式地实现自身目标。加之欧洲受内部各种矛盾的影响，对于中国的倡议既有所期待，又惧怕风险。随着中国的发展，欧洲一些国家看到中国实力增长带来的机遇，积极地回应中国的合作动议；而另外一些国家则认为要加大“外溢”的力度和压力，欧洲的影响力也随之开始由软变硬。在中国与欧共体及其成员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初，中国和欧洲就以和平发展为主要目标，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成就了相互学习、借鉴和促进的中欧关系。冷战后两霸格局解体，中国和欧洲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和分量都加重了，但双方支持多极化、多边主义、多元文化以及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共同决策的基本主张一直没有改变。当今世界，国际风云起伏跌宕、国际格局大分大和、国际力量此消彼长。随着美国的“退群”及其国际影响力的衰减，中国和欧洲的影响力都进一步提升。中国以数量增长见长，而欧洲则依靠历史积淀和经济实力力图在未来世界格局的演变中扮演举足轻重的引领角色。中国和欧洲要想在世界巨变的舞台上有所作为，仍然需要搁置分歧、包容差别、加强合作。中国和欧洲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虽然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在“共同分担、共同分享”这些基本目标方面可以达到契合。人类历史无数次证明，只有合作才能达到共赢。无论中欧之间有怎样的差异，合作都是各自完善和进步的前提。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欧洲研究所原所长）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7月7日总第1961期 作者：周弘精彩推荐：关注欧洲一体化研究新进展全球史研究打破“欧洲中心论”欢迎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前言2020年即将到来作为实际意义上的5G元年，明年我们必将迎来通讯技术方面的大变革、大发展...记得趴趴曾经评论过，作为5G的最大推动者和受益者，华为理应走在5G推广的最前列Mate 30系列（国行版）未全系支持5G可能是华为2019年犯下的最大错误...结果到了年底，华为就通过荣耀V30系列修正了这一错误，反应不可谓不快...不知道是西方的制裁让华为知耻而后勇亦或是在国家战略支持让华为勇于当先...不过总体上来看，5G已经不是企业间的博弈而是中美博弈，甚至是全世界先进国家之间的博弈，5G已经成为了中国国家战略...又到了年底盘点时间，趴趴试着以5G战略研究为题，分几期来聊聊大家关心的话题...下面是趴趴的第一篇文章：《5G战略研究：5G——中国国家战略》，我们抛却技术的迷雾，下面从科技、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聊聊5G的意义，了解了这些意义我们就自然明白5G成为国家战略的原因...一、5G的科技意义关于5G技术的发展行业内外有太多的展望，目前主要集中在虚拟现实、自动驾驶、远程医疗等方面...外卖、手游、直播行业的崛起，好像在3G时代并没有被全部“猜中”，所以趴趴相信随着5G的普及，人们很快会发现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应用场景...5G对科技的发展的贡献，甚至对经济和社会的意义，可能是4G时代的你无法想象的...二、5G的政治意义当前国际环境纷繁复杂，西方世界开始通过科技、经济、政治等各种手段打压中国发展。国家不仅需要在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上破局，还需要更多的展现我国制度的优越性，更好的激发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体育比赛的胜利、航天事业的突破一直是比较常规的手段，移动支付、网购和快递行业的领先也让国人获得了空前的民族自豪感...而5G必然会成为下个五年新的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的源泉，也是我国制度优越性的标志。三、5G的经济意义经济下行压力下，通过5G投资劳动经济发展，惠及全民...什么样的投资可以带动经济发展并且惠及全民，上个十年我们选择的是以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建设为标志的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前一个十年中确实拉动了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是也造成了通货膨胀加剧、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以及巨大的环境压力...但是，通讯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同样能够起到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而且更加高效、环保，更重要的是通信技术的发展还有利于降低贫富差距，这与扶贫国家战略的契合度也是非常的高...四、5G的社会意义都说网络的发展阻碍人与人的交流？但“交流”并不是只面对面的聊天，我们每天通过网络与在千里之外的朋友们“交流”难道就不算“交流”...4G时代，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实现无障碍的交流...而5G时代，我们甚至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实现“见面”而单薄的“文字”“语音”交流...记得过去曾有电影电视中通过网络技术实现情侣远程“接吻”，也曾有疯狂的技术怪才将之实现，而到了5G时代这将不再是异想天开的幻想...由此必然会带来的人们工作交流模式的改变,如果绝大多数工作都可以在家中完成，曾经不被认同的“宅男”“宅女”成为了社会常态...也就必然会引发广泛的社会变革...总结在2019年的上半年，许多品牌刚刚推出5G手机的时候，趴趴对5G的普及其实是抱有悲观怀疑态度的...至少工作的小县城趴趴认为普及5G网络至少要等到2022年甚至更晚...不过2020年马上即将到来，感受到5G扑面而来的气氛，趴趴对5G又起了信心，希望2020年底能够小县城的趴趴用上 5G网络吧...后面的文章趴趴会聊聊在5G大潮中各个品牌的战略，可能比比较“实在”符合大家的口味了，敬请期待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