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问题

问题是一项研究的灵魂，一般在文章导言中开门见山地明确提出。假设是研究的心脏，其前的文献分析和其后的数据分析是为它服务的。但一篇文章应该起始于研究问题而不是研究假设，因为问题是开放的，可以容纳不同答案，而假设则容易排斥其他答案和解释。所以，从问题开始能使我们思路保持开放，避免偏颇；而从假设出发有先入为主、排斥异己观点之虞。在实践中，研究者往往在动笔写文章前，有时在开始研究前，已经有了答案，即某种假设。即便如此，我们在文章中还是必须探讨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理论观点、不同答案，以及相反的经验证据。事实上，研究者应该特别关注那些与自己相对立的理论观点，因为这显示了理论争议及其蕴含的争论、探索价值。社会科学的经验问题可分为三类：描述性、解释性（explanatory）、意释性（interpretative）。对现象的描述和分类属于分类学的范畴。纯粹描述性研究在社会学和经济学较少见，除非所描述现象是全新的。在宏观和历史分析中，描述性命题仍然占据重要地位。比如韦伯的世袭官僚制（patrimonial bureaucracy），以及黄宗智（Huang，2008）的“简约集权”，都是对中国历史上政体性质的描述。再如，迈克尔·曼（Mann，1984）根据基础能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和专制能力（despotic power）将国家分为四种类型的描述：弱基础、弱专制（中世纪西欧封建），弱基础、强专制（封建帝国），弱基础、弱专制（现代民主制），强基础、强专制（现代集权国家）。应该之处，描述性问题不同于描述性方法。描述性方法，如细致叙事（detailed narratives）、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等，是质性研究者常用来做因果解释或意义阐释的方法。一个好问题往往比正确的答案更加重要，因为好问题会激发讨论和争论，如果问题不好，正确答案也会很快被忘记。如何问好问题？我认为取决于个人的知识结构、经历和灵性。我在这里提出几个评价好问题的参考标准。1. 具体。经验问题应该明确而具体，切忌空泛，一小见大远胜于虎头蛇尾。“中国经济政治改革的困境”这样的论题显得太宽泛，而“国企改革与银行改革的关系”则具体得多。“社会结构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过于含混，“社会网络结构与集体行动”则更加明确具体。纯实证研究最好看料下锅，根据手中的经验资料提出问题，脱离资料，好高骛远，就难免虎头蛇尾。假如手中的资料是个人收入，而提出的问题却是国企改革与效率，问题与资料便遥遥相望而不可及。2. 集中。专注于一个研究问题，或者彼此相关的一组问题。当一篇问多个问题时，这些问题应该围绕理论轴心，而不是同一个现象或事物。例如，研究社会关系在国企下岗职工和农民工求职过程中作用的差异，就比全面研究下岗职工的失业原因、心理冲击、婚姻稳定性，以及再就业等问题更加有趣。写论文和写书的要求不一样。如果一个博士研究生计划写一本关于乡镇企业的书，包含乡镇企业发展、农村金融、乡村财政、外商投资等多个主体，那么分在不同章节，各章有各自的焦点，也未尝不可。3. 原创性。原创诚然可贵，却是真金难求。研究新现象往往能提出新问题，但新现象本身的独特或罕见性未必是创新。用新资料研究老问题，尽管有价值，但绝不是创新；而对一些老话题或普通现象以崭新的视角提出研究问题则可能具有独创性。比如周雪光（Zhou，2005）采用新颖的新制度主义思路来研究社会分层的老话题，为解决老问题提供了有趣的新视角。对新现象提出老问题尽管有价值但绝不是创新。有时，真正具有独创性的研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才被人们接受和欣赏，例如科斯（Coase，1937）的问题“企业为什么存在？”老生常谈的问题很难做出新意，比如布劳、邓肯的升迁模型，从20世纪60年代提出便成为美国社会学的主流，到现在40多年来学术界对它进行了翻来覆去的研究，已经变得索然无味。此类研究的“原创性”大多体现于从某个未被研究过的国家（如中国）搜集新数据，此外很难再做出新意。问题不新鲜，数据新鲜也可以，二流杂志也许感兴趣。比较稳妥的做法是围绕当前学术界前沿争论提出问题，虽然不一定有创意，但不至于陈词滥调，抱着老掉牙当宝贝。4. 意义。这一标准包括语义上的意义和理论意义。语义上有意义的基本要求是研究问题要符合逻辑、符合事实，不应是假问题。不符合逻辑的假问题如：家猫是否质数？反正回答都没有意义。此类假问题在社会科学中并不多见。不符合事实的假问题则充斥社会科学领域，如“乡镇企业发展如何挤占农业发展劳动力”听上去似乎深刻，其实也是一个假问题，因为中国农业劳动力是过剩的。再如，进城农民工是否是造成动荡的“火山”则更显得荒诞。学术研究特别强调理论意义，即理论缘由（theoretical rationale）。每一个好的经验问题背后都有一个理论问题。比如中国传统司法制度是否理性，蕴含的问题可能是韦伯对中国法律的理解是否正确？理论问题的水平，反映研究者的理论训练和理论修养，决定研究的价值。魏昂德（Walder，1995a）曾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的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是分裂的还是融合的？对许多中国学者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其实这个问题有深渊的理论渊源，即新阶级理论。知识分子与官僚的冲突并非中国特色，而是社会主义体制自身的固有矛盾。理论意义的评价从根本上看是主观的。例如，科学研究本身是否有意义就很难主观，清朝的官僚们曾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不过是雕虫小技。那么，谁来对重要性做出评判呢？判断理论意义不仅需要学者的理论功底，并且必须是学术界认可。定义重要概念、提出重要问题要比做回归分析困难得多。对大部分研究者而言，只能通过文献分析来证明自己的研究问题有理论意义。“遛狗”、“交谈中的口误”是不是有意义的研究问题？我的看法是“无关紧要”，但是加芬克尔（H. Garfinkel）研究过这些问题，而他乃本土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之一代宗师，他感兴趣的问题一定是重要的、值得研究的。又如，倪志伟（Victor Nee）1989年在《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发表第一篇关于中国市场转型的文章，提出农村改革使普通农民收益更多，干部受益较少命题，并将自己的研究同泽兰尼关于 匈牙利从再分配机制向市场机会转型的研究联系起来。之后，随着倪志伟学术声望的提高，他只需要从自己以前的研究中提出问题。借助著名理论可以是“追捧”，也可以是批判。“追捧”大理论可以形象地比喻为“傍大款”策略，而批判大理论则被戏称为“稻草人”策略。无论是“傍大款”策略还是“稻草人”策略，都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实实在在的经验研究，否则就成了追逐时髦的花架子。应该注意的是，对理论缘由的追逐也可能将研究引向歧途。科学发展史上充斥着基于不当理论范式的“假问题”，比如对“以太”的探索、对炼金术的痴迷。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套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中国从秦汉到明清的历史平行西欧的封建制，从而引发关于中国的农民与地主之间的个人依附关系的探讨等等。在当代中国研究中，一些西方理论根本不适用，而不适用的理论就会衍生出不恰当的问题。具体科学理论（中层理论）能通过经验研究筛选淘汰，而宏大理论范式即使有误，也不能靠例行经验研究检验来扬弃，只能通过革命性的“解放思想”来击破。因为，例行经验研究绝大多数只在现行理论范式内，谋求证实或证伪具有具体的理论或经验命题。研究者的个人动机不能算理论缘由。每个人选某个题目都可能有个人原因，比如，我想研究代沟，因为我跟父母搞不好关系；我要研究婚姻关系，因为找不到男朋友或女朋友；我想研究升迁，因为对自己攀爬社会阶梯的成绩感到洋洋得意；我想研究精神健康，因为觉得自己精神有点不正常；我想研究中国，因为她是我魂牵梦绕的祖国；等等。个人原因本身无可厚非，并非往往是强大动力，使学者对自己的研究满怀热情。但这些个人原因并不适合作为选题的缘由写在文中。政治意义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也不能作为选题的理论缘由。“深远的历史意义和伟大的现实意义”是不算数的。如果一项研究包含政策涵义，当然是好事，政策涵义本身就可以是缘由，但不构成理论缘由。如果想做一流学术研究，则应该找理论缘由。道德关怀对研究而言往往是最浅薄的动机。我想研究腐败，“因为我对中国的道德衰落深感痛心”，这个原因虽然听起来高尚但并不能构成研究的理论缘由。最近，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2007）撰写《腐败的社会构造》一文，客观冷静地分析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在权钱交易中的作用，字里行间找不到仇恨二字，虽然格氏肯定不是因为对腐败还有恻隐之心才撰写此文。有时，道德关怀是强有力的研究动因；有时，道德关怀只是表现，真正的原因既不是政治的也不是意识形态的，而是自私、自怜或自我标榜。针砭时弊的报纸或博客文章属于公共社会科学范畴，无可厚非，但不在本文讨论之列。纯政策性研究也不在“洋八股”的范畴之内。如果研究的目的是政策评估，或向政府部门提交政策咨询报告，那么写文献综述、证明理论意义就是画蛇添足了以下列举几个好问题的范例。例1：布莱恩·伍兹（Uzzi，1999：482）“研究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网络如何影响企业贷款成功率和贷款利率”。英格拉姆、罗伯茨（Ingram & Roberts，2000）提出：在悉尼竞争激励的酒店行业，酒店经理之间的朋友网络是否影响酒店的业绩（入住率、房价等）。周雪光等人（Zhou et al.，2003）探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网络、交易成本以及产权对公司间契约缔结和执行的影响。这三项研究的问题明确具体，并且都有深刻的理论缘由，根植于“社会嵌入”理论。例2：蔡丽丽（Tsai，2007）研究中国村落的祠堂、庙会是否对农村公共物品（自来水、学校等）提供产生影响，其理论背景是普特南（R.Putnam）等政治学家的社会资本理论，即社会网络和民间社会团能提高民主政治的效率。蔡丽丽指出，中国村落的宗族和庙会就是社会资本；那么此类民间社团能否帮助村民解决集体行动困境，提高村民对政府的监督能力，改善村政府执政业绩，就成了一个极有理论意义的问题。例3：魏昂德（Walder，1995b）在《美国社会学杂志》撰文，探讨乡镇企业为什么比国有企业发展好。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集体所有的村、镇企业取得成功显与古典产权理论相悖，所以如何解释这一悖论，就成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话题。例4：马什2000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撰文探讨“中国传统的法律系统是否具有实质理性？”这个问题源于韦伯对中国古代法律系统的判断，认为它完全是非理性的，并因此抑制了理性经济组织的出现。所以这篇文章的理论缘由十分清楚，就是文章的标题“韦伯对中国传统法律的误解”（Marsh，2000）.例5：笔者的两篇文章（Peng，2004；彭玉生，2009），分别探讨了中国村落的宗族网络对私营企业发展和生育率的影响。这两篇文章讨论问题不同，却有共同的理论缘由，即社会网络与非正式规范之间的关系问题。前者讨论在缺乏正式私产保护法的前提下，宗族网路通过维护传统的生育观念，进而提高农村的生育率。

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好的科学研究难题。难题的实质能够是演绎的，聚焦点于特殊的变量、关系，或是是梳理的，宏观地叙述结构和系统。这个问题的回答务必合乎科学研究的目地。定量研究问题定量研究侧重于可测量的变量及其相关性。用相互关系和实验两种方法来表现。关系问题可能是组织管理领域最常见的问题，因为这种问题可以通过调查来研究。尽管科学研究关联难题不容易明确逻辑关系(这一总体目标只有根据试验和优秀的定性研究方式来完成)，但我们可以假定一种能够根据方式开展干涉的关联。在管理方法和机构调研中，有二种常见的定量分析难题种类。第一个是关系问题:独立变量和依赖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第二个是差异检测问题:A组和B组(独立变量-定类数据)在依赖变量上有什么关系？实验问题侧重于独立变量、依赖变量间因果关系的鼎力相助。对组织和管理的研究并不经常进行，因为我们几乎无法控制所有的变量，但这在运筹学中非常普遍。尽管在机构科学研究中应用实验方法很有趣味性，但终究试验是科学研究的“金标准”，因此组织协调行业的学者依然会应用相近的实验方法。定性研究问题要探索/发现一种现象的本质，我们不仅要描述它，而且要解释它的原理。有时这些问题并不预先确定具体的因素或结构，而是问一些关于它们的问题。例如，我在CEO的领导风格变革研究中使用了一些定性问题。其中之一是“掌门人的领导风格行为的关键是什么，如何影响表达的进步”。这是一个高度归纳的扎根理论研究。领导行为不是预先确定的，但是可以通过研究大致确定。类演绎性，描述性和探索性的问题是典型的开放性问题，并且能够支持基础归纳方法。一些学者主张采用类演绎法进行定性研究，而类演绎法直接来源于结构、关系、背景等概念框架。假设问题只是问题，它们不包含答案，假设是问题的预期答案。科学研究难题一直涉及到基础理论创设和探究性科学研究，而后面一种一直选用灵便、可变性、判定或混合的方式。问题+假设通常与理论检测研究相关，而后者通常是固定的并使用定量方法。最难的是：如何建立假设？假设不是一种随机的猜测，而是基于前人研究成果的逻辑推理，能够检测前人研究构建的理论。也就是说，这一假设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某一理论已经被以前的研究所确立，并且正在等待检验。很少有研究包括理论建立和假设检验。特别声明：本文为艾德思(EditSprings)原创文章，并由我司官方账号在相关平台进行统一推送，禁止一切未经授权的转载抄袭行为！如需转载请联系我司获取授权，并注明详细出处来源。

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要解决实际问题，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这次在全党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调查研究是途径，必须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第一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认真贯彻党中央部署，密切结合各自实际，把调查研究具体化，着力解决调查研究中发现的问题，推动调查研究不断走向深入。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央八项规定的第一条，便是改进调查研究。这次主题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了解民情、掌握实情，搞清楚问题是什么、症结在哪里，拿出破解难题的实招硬招。中央明确要求“调查研究要紧紧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边调研边学习边对照检查，在调研中深化理解和感悟，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措施。”只有瞄准真问题，下足真功夫，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才能使调研的过程成为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领悟的过程，成为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过程，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过程。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就要坚持问题导向。要着眼解决实际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调查研究，把调查研究与履职尽责、完成党中央部署的任务和当前正在做的事情结合起来。要结合各自职责任务，把应对各种挑战、破解改革难题等作为调研内容。调研要紧盯问题，摸清实情，分析症结，研究提出解决问题、改进工作思路和办法措施。对调研发现的问题，能解决的马上就办。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就要注重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树立求真务实的作风，深入具体接地气，切忌一刀切、表面化，坚决防止为调研而调研，防止搞“出发一车子、开会一屋子、发言念稿子”式的调研，防止扎堆调研、“作秀式”调研。要轻车简从，不搞层层陪同，不能增加基层负担。要加强统筹协调，合理确定调研的主体、时间、地点等，不硬性规定次数和天数，防止脱离本职工作。调研成果要言之有物，有情况有分析、有解决问题的思路和举措，确保把调研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具体行动。在深入学习理论和扎实开展调研基础上，领导班子成员要讲好专题党课。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讲，其他班子成员到所分管领域或基层单位讲。党课要突出针对性，紧密结合学习和调研成果，重点讲自己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的认识体会，讲存在的差距和不足，讲指导实践、推动改进工作的思路措施，讲悟初心、担使命的感悟。“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离不开全党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全党上下密切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调查研究，我们就一定能多察实情、多解难题，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落地，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城市中有一条河流变脏变臭了，群众反映到管理部门，管理部门马上清理干净。但过一段时间它又变脏变臭了。原因到底在哪里呢？溯本求源，发现河流上游的城郊村把污水往河里排，把垃圾往河里倒。管理部门从源头进行了彻底清理，于是河水变清了，很长时间也不脏不臭了。　　这类事情常常在我们工作中发生。一些干部工作想不深、想不细、想不透，事情弄不准、弄不清、弄不明。尤其是许多问题出现了，不去深入研究，而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使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　　当年，陈云同志到家乡上海青浦县蹲点调查，发现有一个问题难住了当地干部。他们把单季稻改为双季稻，结果力气花了不少，收成却不理想。陈云深入研究，发现小蒸地区地势低洼，地下水位高，不适宜种双季稻。他精确地算了一笔账：种双季稻表面看比种单季稻多收220斤，但实际上，各方面损失总和约300斤。最终他得出了“种双季稻不如种单季稻加蚕豆效益好”的结论，使农业的比较效益得以显现。　　现在我们的一些干部，学历高了，知识水平提升了，但像陈云同志这样能沉下心来研究问题的却越来越少了。这里面有不愿意吃苦、怕麻烦的懒惰思想作怪，但也有个研究问题能力弱的问题。既缺乏对问题的深入调查了解，又缺乏对问题的认识能力、分析能力、思考能力，也就得不出正确的结论，找不出对症下药的办法。　　比如，掌握第一手资料就不深不细。下去调查了解蜻蜓点水、走马观花。有人说，“涉浅滩者得鱼虾，入深水者得蛟龙”。真实有用的情况、深层次原因往往被浮在表面的现象所覆盖，只有扎下去，才能“捞”上来。“蹲得下去才能看清蚂蚁”，这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在调查了解情况时，真正沉下去，接地气。　　比如，认识的功力不够。尤其缺乏哲学头脑，不善于研究分析。哲学素养决定一个领导干部的思维、眼界、站位。这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要学好哲学，掌握辩证法和方法论，在观察分析和研究事物时，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出普遍规律。认识水平提高了，才能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比如，没有养成总结思考的习惯。总结既是经验积累、增长才干、避免重蹈覆辙的重要方法，又是进入研究状态的基础。这就要求领导干部每办完一件事、解决一个问题都要总结和反思一番。哪些工作干成了，哪些没干好；干得好有什么经验，没干好的原因和教训是什么。而思考是找出解决问题最佳方法的重要过程。巴尔扎克有句名言，“一个能思想的人，才真是一个力量无边的人”。一件事有几种办法，一个问题有几种解决的方法，哪个最优，哪个最科学，哪个利大于弊，就要在深入思考中反复权衡、慎重决策。领导干部无论工作多么繁忙，无论事情多么紧急，都要给自己留下深入思考的时间。　　有位领导同志说过：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情况复杂，每一步改革措施的推进，每一项重要工作的落实，都非轻而易举。只有不断提升调查和研究问题的能力，才能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科技分析师、J. Gold Associates创始人兼总裁杰克戈尔德(Jack Gold)表示：“人工智能还远未达到稳定状态。”“人工智能正开始起飞，但我们离曲棍球杆的顶端还很远。”事实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在人工智能中实现的东西虽然有用，但实际上只是冰山一角。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仍然是一个定制的环境，你必须做很多微调，所以它现在还不能完全扩展，不能处理人们真正想要它做的所有事情。他解释道：“你会和一家在数据分析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的大公司交谈，他们会说，是的，我们可以处理人工智能，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不是一个大众市场。”“当我谈到可扩展性时，我的意思是，我希望我公司的每个部门都能做自己的事情，并根据需要进行部署，而不是必须为每个部门建立一个熟练的团队来做他们自己的事情。”尽管我们看到不同行业的非凡用例数量都在增长，而且在设备和核心功能上增强了消费者体验的数量也在增加，但人工智能能够创造的未来距离实现还有一段时间。戈尔德说，目前有许多领域对实现这一未来至关重要。三个关键性的研究问题戈尔德说，人工智能未来几年的发展方式和方向取决于三个关键的研究领域。他说：“人工智能领域正在发生很多事情，比如NLP和vision，但我认为实现这一切的真正关键是，我们如何让它成为一个成本效益高、易于定义并部署到终端用户的解决方案？”第一个主要研究领域是开发最适合构建人工智能系统的平台或框架。从谷歌到亚马逊(Amazon)再到微软(Microsoft)，所有公司都在做一些不同的事情，而一个紧迫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一切如何整合？它如何变成等价的，在一个广泛的类比中，Windows或Linux，所以你不是为14个不同的应用领域构建系统？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将是决定人工智能在未来5年如何、在哪里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是如何优化硬件系统以降低成本。例如，在培训系统中，很多系统都建立在非常高端、非常昂贵、非常耗电的gpu上。但是什么样的硬件平台能让人工智能更有效、更经济、更容易运行呢？框架和硬件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在一个框架上所做的操作在两个方向上都会影响到在另一个框架上所做的操作。他说，最关键的一点是，如今大多数人工智能系统的构建都需要相当大的数据科学投资，需要一些重量级的数据科学家和工程师来构建系统，并将其部署到企业使用。戈尔德解释说：“如果你想把人工智能扩展到更广泛的用户群体，我们需要的是一些半自主的工具，而这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这相当于一个文字处理器或Powerpoint，可以把它带到用户层面，而不必去购买5000名你无论如何也买不到的数据科学家。”换句话说，它是一个工具，你可以用它来定义一个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或者想要得到的信息，然后它就会建立一个人工智能系统，一个学习系统，一个推理系统，它会让你做到这一点。

一个问题变成十个，这是本事；十个问题回归成一个，更是本事。在某博士生的朋友圈里，我看到这么一条状态：“发现一个问题，去文献检索，结果问题变成十个了”搞笑不？估计搞过科研的都笑不出来。问题越研究越多，再研究翻倍，真可怕！那么，这正常不？正常，真正常。我几乎每一个题目，都经历过这么个过程。举个例子，现在大热的“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想写篇论文，论述一下未来的民法典咋解决。于是，下手检索“共同债务的认定”。然后，此问题迅速开始膨胀，你会发现，要解决“共同债务的认定”，得先研究夫妻财产制；不仅包括法定财产制，还得包括约定财产制；不仅包括财产制的两种形态，还得包括两种形态的外在表现，比如公证的效力；这还没完，细心一点的还会发现，婚后财产和婚后债务问题还容易处理一点，婚前财产的婚后收益算啥？婚前财产引发的债务算啥（比如房子倒了砸了人）？甲的婚前财产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于偿还婚后共同债务？不仅如此，婚后还有赡养抚养扶养等一系列问题。一方父母重病欠下的钱算共同债务吗？一方父母欠债后使用共同财产清偿又算啥？夫妻各带子女重组家庭所引发的子女医疗费用又算啥？……这问题还有边儿吗？的确“没边”。但是，这一“问题翻倍”的过程，既不能省，也不能放任。不能省，是因为在论文开始布局的过程当中，发散思维极其重要。只有把一个简单的问题想复杂了，才有机会从多个角度深入发掘论文可以论述的要点。不然，只沿着一根线写下去，“某案例发生了——案例的原因是啥——此案例应该如何解决”，这是本科生毕业论文，还不一定是优秀论文。这种就事论事的论文，是博士阶段就应该极力避免的。因此，能发散思维，把一个问题变成十个，才是写出一篇深刻论文的前提。那么，“不能放任”又是啥意思啊？思维发散了，很重要；但必须还得能收回来！再拿夫妻共同债务这事儿举例子，你要是把我上面的所有问题都论述一遍，五万字都打不住。而且，论文题目怎么拟？“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若干问题研究”？你导师估计会拿着大棒子追杀你。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先拿张纸把这些问题（至少是你能解决的问题。你感觉怎么啃都啃不动的问题先别考虑了）一一列出来，然后，往外抽象！比如说，上面那些“赡养抚养扶养”问题，直接抽象成“基于父母子女关系产生的共债认定”，然后下面再继续抽象“父母子女关系当中的法定义务”、“法定义务引发的债务与夫妻财产制的关系”……千万别越写越具体，那你就掉进细节的汪洋大海里出不来啦！最后，抽象出的问题，就都需要写吗？同样不是！细心的同学能够发现，其实上面发散出的很多问题，已经背离了最初研究“共债”的初衷——如何避免虚构债务对婚姻另一方造成损害。因此，最后需要保留的，仅仅是这根线索所能联系的问题。诸如父母赡养费的计算、再婚家庭子女抚养费问题，能写，但仅仅要在“避免虚构”的层面上关注。套用一句时髦的话，写论文，你得时刻“不忘初心”啊。千万别忘了你研究这个问题究竟是为了啥。至于其余问题咋整？你再写一篇“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问题研究”不行吗？综上，一个问题变成十个，这是本事；十个问题回归成一个，更是本事。收放自如之后，你的论文写作神功就大成啦！ps,本文讨论的“共债问题”仅为举例，既不全面也不深入，大家不要这么研究啊！来源：女教授跟生活的死磕 绘图：爬树鱼

毕业论文这东西是老生常谈的事情了，一般来说，这既是对你自己所学专业知识的检验和考查，也是对于自己不足的方面的一次查漏补缺吧，但更多的是对资料的搜集、整理，还有反映了你发现问题，并且怎么去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查，也是对于写作能力的一种锻炼。毕业论文能反映你个人很多方面的问题，但是也能让你收获颇丰。毕业论文写的怎么样，可以很清楚的让别人了解到你的学术构思是不是特别严谨；在知识领域是否学习得很透彻；设计方案是不是很周全；立的论点是不是有依据，推论是不是符合逻辑，语义表达是不是让人一目了然。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庞大的知识的积累、熟练度技能这些的，小编相信很难写出一份好的论文，为你的毕业交上一份圆满的答卷。因为，毕业论文是对于学生毕业一个比较多方面的一个测试。毕业论文的写作一般分为选题、然后自己从各个渠道搜集相关的资料、拟写提纲、写开题报告、写毕业论文和毕业论文的答辩了，然后又根据各个学校的不同，有一些细微的差别罢了。下面小编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论文选题和查重这两个方面：首先论文选题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你的论文能不能顺利写完起着决定性的关键作用，然而一般来说论文选题也有一些方法的，比如：1.所选题目和研究方向是否有价值，有没有前辈研究过，他的研究是否有争议，或者研究结果是否正确等等；2.对于所选题目是否有兴趣去做研究，如果没兴趣，还是别选了，没有动力，怎么可能写出好的论文；3.所选题目是否与所研究的方向具有相关性，所谓的相关性呢就是题目与所学和研究的是否有关系。4.对于所选题目和论文的切入点范围要适当，题目和切入点过大会让论文失去研究的方向，然后不能反映中心论点和目的，而题目过小则会导致研究的问题在论文中一目了然，没有太多的可写性。第二个方面其实就是查重了，很多人在查重这方面老是无法抉择，不知道那个好，论文前中期查重的话用paperfree，因为有免费嘛，而且数据库也跟知网接近，所以这就是一个不二的选择了，论文的最后一次查重，就根据学校或者导师推荐的来，这样该是毋庸置疑的。

STEAM (STEM的延伸和发展)教育理论是当前欧美十分流行的教育理念，国外学校把多学科融合的理念融入学习当中，培养儿童多元的能力。探究式学习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手段，在STEAM观念背景下，探究式学习有了新的内容。随着国内外的交往深入，教育理念的交流也更加频繁。20 世纪 80 年代，自美国学者兰本达（Brenda Lansdown）在我国举办探究教学讲习班后，探究学习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入。我国研究者在引进国外探究学习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重构，并在具体教学中实践应用。总的来说，国内外有关中学生探究学习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重点注意以下方面：1 探究学习的理念已经从验证性探究转向创造性探究在验证性探究中，学生遵循课本上的逻辑推理、预定的探究过程，来验证知识的正确性。这就需要教师基于学生的先前经验来开展创造性探究学习，以引发学生的深层次思考。为此，谢杰妹强调为了提升探究活动的质量，教师需要合理安排探究时间、内容，突出探究方式，重视探究思想渗透等策略，以求达成探究目标；熊士荣等指出为了实现探究学习目标，应注重综合调查法、概念图评价法等质性评价方法的应用，通过评价促进学生的探究学习；而余胜泉等认为 STEM 教育能够支持学生以学科融合的方式，在解决真实世界问题的过程中掌握知识和技能，并进行创造性探究。2 注重在不同学科的实践应用，跨学科探究学习研究相对薄弱美国在20 世纪的不同时期虽然出于各种原因倡导探究学习，但均主张学生的探究学习是一种类似于专业探究、体现学科结构的目标导向性活动。我国学者根据在不同学科中实施探究学习的经验，总结出在不同学科中应用探究学习的策略。如马志成等提出了化学探究学习的基本程序：引发问题→提出假设→探究科学→总结规律→拓展应用。探究学习不仅仅需要在单个学科领域开展，更应围绕真实问题以跨学科方式予以实施，引导学生探究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关联，并养成跨学科学习的能力和意识。3 重视探究学习环境中的技术因素，学校、家庭、企业和政府等社会因素亟待关注探究学习的开展有赖于学习环境的建设和信息技术的支持。一方面，相关的应用软件平台可以支持探究学习。如作为基于网络的协作探究学习平台，Co-Lab 以模拟性、建模性和协作性的特点，为学习者的协作探究学习提供了良好的支持。另一方面，目前将现代教育理念与计算机技术支持的学习环境有效结合的研究，为探究学习提供了重要支持。其中，基于泛在学习环境的“互联网+旅游”主题探究学习可以引导大学生由浅层学习向深层学习跃迁；而中学生探究学习环境的建设不仅需要重视技术因素，而且需要关注学校、家庭、企业和政府等社会因素，以支持学生将探究学习与生活、社会以及未来职业联系起来。4 关注探究学习中的失范问题，亟待开阔视野寻找解决方案当前我国探究学习在认识上存在误区，导致在实践中出现始于经验、基于经验和止于经验的自发状况，产生形式化、问题泛、方法泛和结论泛的失范现象。探究学习的失范包含探究精神不充分与学科特征不明显两层含义：①如果探究精神不足，探究活动就会违背探究学习的本质，不能体现探究的基本精神。其中，控制式探究会导致学生自由的驯服化，表演式探究则会导致学生自由的虚假化。②从学科层面来看，如果在探究学习中忽略学科特性，就会导致学科文化的失范。基于此，研究人员需要正视中学生探究学习中存在的失范问题，开阔视野寻找解决方案，优化探究学习的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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