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由中山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共同主办了一场主题为“历史:人与国家,我们的故事”的学术沙龙,邀请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国信、温春来一起与读者谈谈他们的新书——《市场如何形成:从清代食盐走私的经验事实出发》《身份、国家与记忆:西南经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3月),分享他们的研究心得。两部新著同属北师大出版社“历史人类学小丛书”,丛书策划编辑宋旭景、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藏部王蕾共同主持此次沙龙。本文系提问部分的文字整理。沙龙现场主持人:我们这次沙龙希望能给学生有一些研究上的启发,所以,我这里也有几个问题想请教老师。第一个是关于问题意识的。听两位这些偶然最终促成了这个研究,我相信这里面有两位老师很多的学术铺垫,但是同学们做研究的时候,如何培养自己的问题意识?温春来:这个问题,我还是从我的一些经历讲起。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说实话我的成绩并不好,每个学期回到家,家里人问我考多少名,我说考十七八名,他们觉得勉强过得去,还要继续努力,他们不知道,其实我们班上只有二十五个人。我成绩不好,但是我对做学问一直抱有神圣感。当我看到师兄们在讨论学术问题时,我心中会觉得很神圣。我觉得有这种感觉非常重要,不管你的成绩好不好,你没有这种神圣感就不要做学问,否则你肯定会乱来,你不会把学问当成一种天职去追求。一定要有这个神圣感,我是传说中的学渣,但是我有这个追求。读大学时我不喜欢上课不喜欢背教材和笔记,但有时候我喜欢看书,有一次我在图书馆借了一本书,叫《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看这本书的时候,里面有一段话深深吸引了,就是我刚刚我已讲过的那一段话,它把中国和欧洲做一个比较,中国跟欧洲相比,领土面积更大,人口更多,民族差不多复杂,语言成分也差不多复杂,但是中国是一个国家,欧洲是几十个国家。中国人不断恢复自己的统一,而欧洲人不行。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但从来没想过去研究它。后来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就是因为跟黄国信老师的一次谈话,我冒出了考研的念头并付诸实施,可见学渣也是上进的,最后就考上了。说实话我认为我考不上,但居然考上了。读研之后我就很惊讶地发现,我心中曾经想过的那个问题,竟然就是我们这个学术共同体的核心关切之一。1997年,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开“十六世纪的岭南”学术会议,那时我刚刚读研究生。很多老师在会议上讨论一个概念叫“国家化”。“国家化”讨论什么?就是讨论中国的各个区域,怎样在不同时期按不同方式整合进了中国的大一统秩序。后来大家不怎么讲“国家化”这个概念了。我没问过我的老师们为何不讲了,我想不讲的道理在于,我们分析地方整合进国家时,你讲国家化,就忽略了地方的主体性,我们重视这个主体性,当然就不愿多讲国家化这个概念。但是当时这个东西对我有刺激,我就想,研究西南的土司不就可以很好回应“国家化”吗?改土归流就“国家化”了。这个想法其实很片面很简单很粗糙,但它指引了我之后的研究。是问题引导了我的研究,我回应了这个问题,写出了博士论文,然后就思考下一步做什么,我就想我过去做的是王朝国家,现在中国是一个民族国家,我要回应这个问题,自然就到了我现在的这本书。我们不管做什么研究,都要带着这种问题意识去想。我再举一个例子,讲讲什么叫问题,以及怎么产生问题意识。西南有一个自治县,大概是2009年4月,他们搞旅游文化节,要搞一个学术会议,就请我去开这个学术会议。在前往这个县的路上,我跟县委宣传部的一个小伙子聊天。聊天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个县有一个上千年的祭祖仪式,这次也要举行,我问了他,他说去年是5月份举办的。我当时很惊讶,我心里想,去年5月份举办,那今年才4月份就举办,怎么会不同呢?难道是因为阴历是一样的?我就问用阴历还是阳历,回答说用阳历。阳历我就很惊讶了,阳历中国才多少年历史,才100来年,那这个祭祖仪式为什么会有1000多年的历史呢?到了这个县,我提前到了,还有一天才开学术会议,我就在这个县做了一些考察。我看到满街都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的人,我就从这里问起了。我教同学们一个提问的技巧,我遇到一个老人家,我不会马上就问说“你小时候是不是穿这个衣服的”。不要这样问,你要从人家自然而然的生活体验讲起,就问老人家你们小时候是穿什么样的衣服,他就描述一番,然后我心里想,你们这个地方的衣服不就跟我小时候看到的汉人穿的衣服一样的吗?我继续问,那现在街上这些人穿的衣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老人家回答说近年来出现的,我就明白了,这个所谓的民族服装,并不是这个民族的传统服饰,而是近年设计出来的。再问:你们小时候怎么祭祀祖先,回答是在家里祭祀。我又问:有没有全部村的人集中在一起祭祀,回答说没有。我就明白了,这个所谓上千年的祭祖仪式,应该也是当代的发明,并非过去的传统。我问了好多现在被认为是该民族自身特色的文化现象,发现都是这样的。类似的例子,其实不光出现在有些民族地区,许多汉人地区,也有这样的现象。这就是我看到的现象,如果我只是把这个现象描述出来,我描述的再全面,再细致,都不会成为一个好的研究。对这样一个现象,我们必须要能问一个具有意义的问题。怎么问呢?那次我参加的学术会议,当时的学者大都在讨论说“全球化”怎样导致地方文化的消亡。我就觉得,我看到的经验现象与他们的理论相反,我看到的是全球化怎样催生了新的地方文化的多样性,就像那个县,催生出了新的民族传统与文化传统。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全球化和地方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当然,同样的对象,我们可以问不同的问题,比如说,就我看到的那些现象,我们可以问:少数民族是什么?也可以问:地方传统文化与旅游业之间是什么关系?有了好的问题,研究的境界就不同了,能够引起的共鸣与关注程度也完全不同了。我不知道怎样去教你们想出好的问题,我只能把我的研究经历告诉你们,你们慢慢去体会,怎样产生好的问题。我再讲一个例子,是其他学者的例子。费孝通先生有一位非常出名的学生,一位非常优秀的彝族学生刘尧汉。刘尧汉解放前就受到费先生的指导,在他的家乡沙村做调查,沙村是一个少数民族的村寨,刘尧汉的调查做了之后也没有发表。到了1950年代,范文澜先生偶然看见这篇调查,很欣赏,马上就在光明日报上专门写了一个文章,介绍刘尧汉的这个调查,而且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研究。为什么?因为范文澜先生从里面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当时的史学研究主要受五种生产方式更替的影响,在我们中国历史中,要讲清楚中国怎样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的过渡。但是中国怎样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很多环节我们不太清楚。范文澜认为,刘尧汉的这个研究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即中国怎么样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大家发现没有,有了问题之后,这个个案的意义就变得完全不同了。我就说这么多。沙龙现场主持人:非常好。第二问题就请黄老师来讲一讲关于史料的问题。想问一下您,如何做史料方面的工作,包括搜集、甄别、解图以及如何运用?黄国信:这个题目其实有一点大,不过我尝试回答一下。我记得刚刚温老师讲的例子他讲的是乡下看那些问题,乡下看到的现象,其实看到的是一个实物或者是口述,或者是一则史料,然后他怎么去问,就会得出怎么样的结果。这跟我们读文献上的史料有很相同的地方。我们读传统的史料,实际上我们当然第一步要读懂,就是要读懂这个作者本身讲的是什么意思。但是读懂之后我们要问问题,传统的史料我们也问问题。你就会发现你不懂的问题问下去,史料会给你不同的回答,文字就写在那里,就那一段话,你问的问题是什么,它就给你什么回答。大家慢慢有一种体会。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有一个师兄弟的博士论文讲木材贸易跟当地的地域社会演变的问题。他的角度,他问那些文献材料的角度是什么,当然是通过这些文献材料看这个地方社会怎么演变。所以他从文献中得到了这方面的重要答案,他的博士论文因此写得非常好。但是我读这些材料的时候,跟他的角度有些不同,因为我关心的是市场,我发现我读完之后给我的印象是,这些材料告诉了我一个不一样的故事,是那个地方的市场怎么做出来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核心是,朝廷打到那里,就在那里建市场,清水江市场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当然,不是说原来当地的居民没有市场,有的,但那个规模很小。后来我们政府来了,打到那里就给它建一个市场,并且做出来一个市场制度,一个叫做当江的有点差役性质的市场制度。所以,同一个材料,我师弟关心的是地方社会演变,他读到的就是地方社会的结构与权力关系,我关心的是市场,我读下去就是市场的形成逻辑。当然王蕾主任问的关于对史料的甄别,以及史料如何寻找,这个话题比较长,我没有办法在这里详细讲。但是我是想提醒大家,包括我自己,每一条材料,你在把文字读懂,甄别语境之后,你一定要根据你的问题对它提问,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答案。所以,这个就跟我们跑到乡下问老人家,你这个衣服是不是小时候穿的,他给你一个答案。以及你问他你小时候穿的衣服是什么样子就得到另外一个答案,是相同的道理。所以大家要注意,每一个材料你问不同的问题,答案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关于史料的我的补充。沙龙现场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讲讲研究方法。温老师讲到您是叙述历史的,倒叙,然后黄老师也讲到时间和空间如何将这个空间以时间的方式叙述。这个其实中间都是一个对于历史脉络的梳理,包括宏观和微观,其实中间有一个宏观的历史观察,还有微观的一个历史的这个个体调查。在这个中间如何去比较客观把握,因为我们要回到历史现场,这个中间如果没有客观和宏观的把握,和微观的一个代表性的调查的话,其实中间不同的势力、材料会带来不同的历史考察结果,不知道哪位老师能回答一下?温春来:首先,我们做任何一个研究,都要有问题意识,道理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然后我们就要面对史料,这些浩如烟海的材料,我们怎么解读?我倡导的方法是:推论性解读。可能很多同学会听到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史学研究要把材料搜齐再做研究,这样的做法我认为是绝对不可行的。你如果坚持把材料搜齐再做研究,结果就是你的材料搜不齐,即便你把材料搜齐了,你还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要做一个推论性的解读。先讲什么叫推论性的解读。我举一个例子,一个高明的侦探破案。假如某个地方发生了一起凶杀案,高明的侦探进来之后,他看见的东西是什么呢?有一个窗户破了,地上有一把匕首,匕首上面有血迹,还有指纹,看到一具尸体,问隔壁老王,他说夜里十二点听见喊声,李四说他一点钟的时候看到身高一米七的人影从这里经过。还有王八站出来说,这是我杀的。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哪一个东西会告诉你凶手是谁?就算这个人站出来说凶手是我,你也不能信,他有可能是顶凶。如果他说是其他人你也不能信,因为可能是看错或诬陷。侦探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构成了一堆证据,这些证据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伪造的,高明的侦探就能够在这一堆乱七八糟的证据之间建立一种推论,在这种推论的过程中,侦探进一步分析出接下来要搜集哪些方面的证据,找哪些人谈话,要去调查哪几个人,破案的方向在哪里,从既有的少量证据开始,经过思考分析,侦探知道应该从哪里通过什么方式去获得更多的证据的,获得之后再思考分析,证据的范围再次扩大,逐渐,侦探就分析出了凶手是谁。你们发现没有,如果说这个侦探来到凶杀案现场,他说,证据还不全,先不用动脑筋,等证据搜全了之后再来分析,那他就永远不会搜集到新的证据,他也永远破不了案。做历史研究也是一样的,当我们只看见几条历史材料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展开分析展开研究了。这几个材料之间内在的关联在哪里,通过对手中材料的分析,我们会推想历史过程可能是这样的,并分析接下来还需要找哪些材料,材料越搜越多,逐渐地,推论越来越深入,甚至会把开始想的那个想法完全推翻,但是没关系,推翻之后其实你对那段历史的理解就更深入了,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材料。侦探只有一开始就深入分析才能发现新的证据,同样,史学工作者只有在材料很少时就开始思考,才能发现越来越多的材料,所谓相关材料,很多时候是同你思考的深度相关的,思考不到位,你就发现不了相关材料,你会对材料视而不见。当我要研究的这个对象的材料都搜集得差不多了,就可以真正写出论著了。什么叫相关的材料搜得差不多,如果有一个外在的判断标准的话,有如下几条:首先,假如别人研究过这个话题,他看过的材料我一定看过,他没看过的,我也要尽量看过。其次,重要的材料不能缺,你写这个东西,假如还有一些材料在外国,你没有条件去看,就不能写。假如有关键材料是用少数民族语言写的,你看不懂,这个论文你也不能写。对史学家而言,材料就象是侦探的证据,我们要在材料之间努力建立关联,从材料很少的时候就开始这样做,一直到全面占有材料时,还是这样做,最后我们发现,我用推论性办法讲的这个历史过程,跟所有材料都不矛盾,都能吻合,就算跟某些材料有矛盾,我能够考证出是这些材料有问题,或者说它们都是对的,只是不同的材料是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到了这个程度,论著就可以发表了。所以,我强调的是一种推论性的解读,用这样的办法去分析这些众多的,不同的材料。推论性的办法讲出来的历史,就肯定是超越材料本身的,是材料本身不会直接告诉我们的,就像一堆证据不会告诉谁是凶手,只有通过侦探的分析才会呈现出谁是凶手。如果你写的东西,都是材料明明白白写明的,这就不会是好的研究。凡是伟大的史学作品都是用推论性的办法写出来的,它讲出一个历史过程,我们一般人看了这些材料都发现不了这个过程,但这个史学家发现了,这就是发前人之所未覆,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就是这样的,伟大的历史学家的作品全部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有的人写的文章好像把材料分分类,材料有什么写什么,这是整理文献,不是真正做研究。用这种办法做研究的人,看见真材料,就放到分好的类别里,假材料就抛弃。这种办法,被科林武德批评为剪刀加浆糊,当然今天科技比较发达了,不是剪刀加浆糊了,而是crtl+c、crtl+v。最后我要强调,在推论性解读的方法看来,材料无所谓真假,假材料有时比真材料还重要,就像侦探发现一个人做伪证,这是假材料,但他为什么做伪证,顺着这个分析下去,真正的凶手就可能被发现了。所以,材料真假不重要,就看你史学家会不会提问,会不会分析,我经常对同学们讲一句话,没有错误的材料,只有错误的历史学家。提问:我读了温老师的西南经验,让我感觉到特别折服我的一点是您写的那几个民族精英的活动的时候,他们的行动跟他们当时所处的制度和背带的背景是一个互动的关系。我想请老师讲一下这个问题,有时候看材料看到很多人在行动,他们在行动时候有策略,有想法,有动机,有成功也有失败,可能更多决定他们的就是他们身处其中的制度环境。但是这个东西我有时候感觉非常难以去把握,我想知道怎么把握到这层因素?温春来:我想我们人是社会的动物,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因此,我们一生下来,天生就是受到很多东西的制约的。就像你说的这种制约有制度的制约,也有不成文的东西的制约。这个东西我们怎么了解它理解它,我觉得没有什么窍门,只有多读书,多看材料,制度的材料要看,但是你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纸面上的制度不等于实际运作的制度。就像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很多制度是这样,但是我们实际运作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要看制度的运作。看了制度的运作之后我们会发现,很多没有记载在制度里面的东西也在影响我们,有的制约我们的东西跟制度是没关的。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多读材料,多读其他人的研究,然后你会不断去体会,不断去想。为了把握住这些,我们还得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你对我们当今的时代,对当今的这个社会,对人性有很深刻的把握,历史上的东西你也会比较容易把握住了。很多时候我们的学生,为什么会对那些东西把握不好。因为他们的人生阅历太苍白太简单。前段时间我们跟学生上课,有学生提到说,某材料说某个家族几十代同居共爨,好几百号人,好多人可能会认为这是真的,进而赞叹一番。但是我们这些有人生阅历的人一看就明白,怎么可能呢?不要说几十号、几百号人同居共爨,你们看看过去的家庭,两弟兄,假如说我跟我哥哥,跟我的父母亲生活在一起。我的太太肯定跟我的嫂子吵,到了最后我跟我哥哥说不定还要打架。所以你想两三个小家庭组成的大家庭是这个样子,更何况到了五六个、七八个甚至更多小家庭组成的大家庭,几十代同居共爨更不可能了。从我们人生的阅历,从我们对人性的理解,一下子就发现,这种东西不可能是真的。总结起来,就是一定要多读书,多读史料,同时有很深的人生阅历慢慢去体会,慢慢去想。我们生下来就受这个社会的制度与非制度的制约,同时我们的行动也在不断改变这个制度这个形势。就像我这本书的主人公们,他们的行动受到了制度与环境的制约,为什么曲木藏尧他们一开始提出来的意见,中央不予以采纳。后来一步步,杨砥中他们会取得部分成功,是跟国家的整个形势变了有关。他们再厉害,也很难超越那个制度那个大的形势。最后我写了一句话,我说他们投身于整个时代的大潮里面,虽然也激起了自己的浪花,但是还是不能够影响潮流走向。我写那句话的时候,我深深感受到作为一个人在大环境中的尴尬与无奈,我个人也深深有这种体会,所以我写下那句话时我是饱含情感的。就回答到这里。
问题是一项研究的灵魂,一般在文章导言中开门见山地明确提出。假设是研究的心脏,其前的文献分析和其后的数据分析是为它服务的。但一篇文章应该起始于研究问题而不是研究假设,因为问题是开放的,可以容纳不同答案,而假设则容易排斥其他答案和解释。所以,从问题开始能使我们思路保持开放,避免偏颇;而从假设出发有先入为主、排斥异己观点之虞。在实践中,研究者往往在动笔写文章前,有时在开始研究前,已经有了答案,即某种假设。即便如此,我们在文章中还是必须探讨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理论观点、不同答案,以及相反的经验证据。事实上,研究者应该特别关注那些与自己相对立的理论观点,因为这显示了理论争议及其蕴含的争论、探索价值。社会科学的经验问题可分为三类:描述性、解释性(explanatory)、意释性(interpretative)。对现象的描述和分类属于分类学的范畴。纯粹描述性研究在社会学和经济学较少见,除非所描述现象是全新的。在宏观和历史分析中,描述性命题仍然占据重要地位。比如韦伯的世袭官僚制(patrimonial bureaucracy),以及黄宗智(Huang,2008)的“简约集权”,都是对中国历史上政体性质的描述。再如,迈克尔·曼(Mann,1984)根据基础能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和专制能力(despotic power)将国家分为四种类型的描述:弱基础、弱专制(中世纪西欧封建),弱基础、强专制(封建帝国),弱基础、弱专制(现代民主制),强基础、强专制(现代集权国家)。应该之处,描述性问题不同于描述性方法。描述性方法,如细致叙事(detailed narratives)、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等,是质性研究者常用来做因果解释或意义阐释的方法。一个好问题往往比正确的答案更加重要,因为好问题会激发讨论和争论,如果问题不好,正确答案也会很快被忘记。如何问好问题?我认为取决于个人的知识结构、经历和灵性。我在这里提出几个评价好问题的参考标准。1. 具体。经验问题应该明确而具体,切忌空泛,一小见大远胜于虎头蛇尾。“中国经济政治改革的困境”这样的论题显得太宽泛,而“国企改革与银行改革的关系”则具体得多。“社会结构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过于含混,“社会网络结构与集体行动”则更加明确具体。纯实证研究最好看料下锅,根据手中的经验资料提出问题,脱离资料,好高骛远,就难免虎头蛇尾。假如手中的资料是个人收入,而提出的问题却是国企改革与效率,问题与资料便遥遥相望而不可及。2. 集中。专注于一个研究问题,或者彼此相关的一组问题。当一篇问多个问题时,这些问题应该围绕理论轴心,而不是同一个现象或事物。例如,研究社会关系在国企下岗职工和农民工求职过程中作用的差异,就比全面研究下岗职工的失业原因、心理冲击、婚姻稳定性,以及再就业等问题更加有趣。写论文和写书的要求不一样。如果一个博士研究生计划写一本关于乡镇企业的书,包含乡镇企业发展、农村金融、乡村财政、外商投资等多个主体,那么分在不同章节,各章有各自的焦点,也未尝不可。3. 原创性。原创诚然可贵,却是真金难求。研究新现象往往能提出新问题,但新现象本身的独特或罕见性未必是创新。用新资料研究老问题,尽管有价值,但绝不是创新;而对一些老话题或普通现象以崭新的视角提出研究问题则可能具有独创性。比如周雪光(Zhou,2005)采用新颖的新制度主义思路来研究社会分层的老话题,为解决老问题提供了有趣的新视角。对新现象提出老问题尽管有价值但绝不是创新。有时,真正具有独创性的研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才被人们接受和欣赏,例如科斯(Coase,1937)的问题“企业为什么存在?”老生常谈的问题很难做出新意,比如布劳、邓肯的升迁模型,从20世纪60年代提出便成为美国社会学的主流,到现在40多年来学术界对它进行了翻来覆去的研究,已经变得索然无味。此类研究的“原创性”大多体现于从某个未被研究过的国家(如中国)搜集新数据,此外很难再做出新意。问题不新鲜,数据新鲜也可以,二流杂志也许感兴趣。比较稳妥的做法是围绕当前学术界前沿争论提出问题,虽然不一定有创意,但不至于陈词滥调,抱着老掉牙当宝贝。4. 意义。这一标准包括语义上的意义和理论意义。语义上有意义的基本要求是研究问题要符合逻辑、符合事实,不应是假问题。不符合逻辑的假问题如:家猫是否质数?反正回答都没有意义。此类假问题在社会科学中并不多见。不符合事实的假问题则充斥社会科学领域,如“乡镇企业发展如何挤占农业发展劳动力”听上去似乎深刻,其实也是一个假问题,因为中国农业劳动力是过剩的。再如,进城农民工是否是造成动荡的“火山”则更显得荒诞。学术研究特别强调理论意义,即理论缘由(theoretical rationale)。每一个好的经验问题背后都有一个理论问题。比如中国传统司法制度是否理性,蕴含的问题可能是韦伯对中国法律的理解是否正确?理论问题的水平,反映研究者的理论训练和理论修养,决定研究的价值。魏昂德(Walder,1995a)曾提出一个问题:中国的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是分裂的还是融合的?对许多中国学者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其实这个问题有深渊的理论渊源,即新阶级理论。知识分子与官僚的冲突并非中国特色,而是社会主义体制自身的固有矛盾。理论意义的评价从根本上看是主观的。例如,科学研究本身是否有意义就很难主观,清朝的官僚们曾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不过是雕虫小技。那么,谁来对重要性做出评判呢?判断理论意义不仅需要学者的理论功底,并且必须是学术界认可。定义重要概念、提出重要问题要比做回归分析困难得多。对大部分研究者而言,只能通过文献分析来证明自己的研究问题有理论意义。“遛狗”、“交谈中的口误”是不是有意义的研究问题?我的看法是“无关紧要”,但是加芬克尔(H. Garfinkel)研究过这些问题,而他乃本土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之一代宗师,他感兴趣的问题一定是重要的、值得研究的。又如,倪志伟(Victor Nee)1989年在《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发表第一篇关于中国市场转型的文章,提出农村改革使普通农民收益更多,干部受益较少命题,并将自己的研究同泽兰尼关于 匈牙利从再分配机制向市场机会转型的研究联系起来。之后,随着倪志伟学术声望的提高,他只需要从自己以前的研究中提出问题。借助著名理论可以是“追捧”,也可以是批判。“追捧”大理论可以形象地比喻为“傍大款”策略,而批判大理论则被戏称为“稻草人”策略。无论是“傍大款”策略还是“稻草人”策略,都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实实在在的经验研究,否则就成了追逐时髦的花架子。应该注意的是,对理论缘由的追逐也可能将研究引向歧途。科学发展史上充斥着基于不当理论范式的“假问题”,比如对“以太”的探索、对炼金术的痴迷。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套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中国从秦汉到明清的历史平行西欧的封建制,从而引发关于中国的农民与地主之间的个人依附关系的探讨等等。在当代中国研究中,一些西方理论根本不适用,而不适用的理论就会衍生出不恰当的问题。具体科学理论(中层理论)能通过经验研究筛选淘汰,而宏大理论范式即使有误,也不能靠例行经验研究检验来扬弃,只能通过革命性的“解放思想”来击破。因为,例行经验研究绝大多数只在现行理论范式内,谋求证实或证伪具有具体的理论或经验命题。研究者的个人动机不能算理论缘由。每个人选某个题目都可能有个人原因,比如,我想研究代沟,因为我跟父母搞不好关系;我要研究婚姻关系,因为找不到男朋友或女朋友;我想研究升迁,因为对自己攀爬社会阶梯的成绩感到洋洋得意;我想研究精神健康,因为觉得自己精神有点不正常;我想研究中国,因为她是我魂牵梦绕的祖国;等等。个人原因本身无可厚非,并非往往是强大动力,使学者对自己的研究满怀热情。但这些个人原因并不适合作为选题的缘由写在文中。政治意义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也不能作为选题的理论缘由。“深远的历史意义和伟大的现实意义”是不算数的。如果一项研究包含政策涵义,当然是好事,政策涵义本身就可以是缘由,但不构成理论缘由。如果想做一流学术研究,则应该找理论缘由。道德关怀对研究而言往往是最浅薄的动机。我想研究腐败,“因为我对中国的道德衰落深感痛心”,这个原因虽然听起来高尚但并不能构成研究的理论缘由。最近,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2007)撰写《腐败的社会构造》一文,客观冷静地分析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在权钱交易中的作用,字里行间找不到仇恨二字,虽然格氏肯定不是因为对腐败还有恻隐之心才撰写此文。有时,道德关怀是强有力的研究动因;有时,道德关怀只是表现,真正的原因既不是政治的也不是意识形态的,而是自私、自怜或自我标榜。针砭时弊的报纸或博客文章属于公共社会科学范畴,无可厚非,但不在本文讨论之列。纯政策性研究也不在“洋八股”的范畴之内。如果研究的目的是政策评估,或向政府部门提交政策咨询报告,那么写文献综述、证明理论意义就是画蛇添足了以下列举几个好问题的范例。例1:布莱恩·伍兹(Uzzi,1999:482)“研究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网络如何影响企业贷款成功率和贷款利率”。英格拉姆、罗伯茨(Ingram & Roberts,2000)提出:在悉尼竞争激励的酒店行业,酒店经理之间的朋友网络是否影响酒店的业绩(入住率、房价等)。周雪光等人(Zhou et al.,2003)探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社会网络、交易成本以及产权对公司间契约缔结和执行的影响。这三项研究的问题明确具体,并且都有深刻的理论缘由,根植于“社会嵌入”理论。例2:蔡丽丽(Tsai,2007)研究中国村落的祠堂、庙会是否对农村公共物品(自来水、学校等)提供产生影响,其理论背景是普特南(R.Putnam)等政治学家的社会资本理论,即社会网络和民间社会团能提高民主政治的效率。蔡丽丽指出,中国村落的宗族和庙会就是社会资本;那么此类民间社团能否帮助村民解决集体行动困境,提高村民对政府的监督能力,改善村政府执政业绩,就成了一个极有理论意义的问题。例3:魏昂德(Walder,1995b)在《美国社会学杂志》撰文,探讨乡镇企业为什么比国有企业发展好。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集体所有的村、镇企业取得成功显与古典产权理论相悖,所以如何解释这一悖论,就成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话题。例4:马什2000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撰文探讨“中国传统的法律系统是否具有实质理性?”这个问题源于韦伯对中国古代法律系统的判断,认为它完全是非理性的,并因此抑制了理性经济组织的出现。所以这篇文章的理论缘由十分清楚,就是文章的标题“韦伯对中国传统法律的误解”(Marsh,2000).例5:笔者的两篇文章(Peng,2004;彭玉生,2009),分别探讨了中国村落的宗族网络对私营企业发展和生育率的影响。这两篇文章讨论问题不同,却有共同的理论缘由,即社会网络与非正式规范之间的关系问题。前者讨论在缺乏正式私产保护法的前提下,宗族网路通过维护传统的生育观念,进而提高农村的生育率。
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好的科学研究难题。难题的实质能够是演绎的,聚焦点于特殊的变量、关系,或是是梳理的,宏观地叙述结构和系统。这个问题的回答务必合乎科学研究的目地。定量研究问题定量研究侧重于可测量的变量及其相关性。用相互关系和实验两种方法来表现。关系问题可能是组织管理领域最常见的问题,因为这种问题可以通过调查来研究。尽管科学研究关联难题不容易明确逻辑关系(这一总体目标只有根据试验和优秀的定性研究方式来完成),但我们可以假定一种能够根据方式开展干涉的关联。在管理方法和机构调研中,有二种常见的定量分析难题种类。第一个是关系问题:独立变量和依赖变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第二个是差异检测问题:A组和B组(独立变量-定类数据)在依赖变量上有什么关系?实验问题侧重于独立变量、依赖变量间因果关系的鼎力相助。对组织和管理的研究并不经常进行,因为我们几乎无法控制所有的变量,但这在运筹学中非常普遍。尽管在机构科学研究中应用实验方法很有趣味性,但终究试验是科学研究的“金标准”,因此组织协调行业的学者依然会应用相近的实验方法。定性研究问题要探索/发现一种现象的本质,我们不仅要描述它,而且要解释它的原理。有时这些问题并不预先确定具体的因素或结构,而是问一些关于它们的问题。例如,我在CEO的领导风格变革研究中使用了一些定性问题。其中之一是“掌门人的领导风格行为的关键是什么,如何影响表达的进步”。这是一个高度归纳的扎根理论研究。领导行为不是预先确定的,但是可以通过研究大致确定。类演绎性,描述性和探索性的问题是典型的开放性问题,并且能够支持基础归纳方法。一些学者主张采用类演绎法进行定性研究,而类演绎法直接来源于结构、关系、背景等概念框架。假设问题只是问题,它们不包含答案,假设是问题的预期答案。科学研究难题一直涉及到基础理论创设和探究性科学研究,而后面一种一直选用灵便、可变性、判定或混合的方式。问题+假设通常与理论检测研究相关,而后者通常是固定的并使用定量方法。最难的是:如何建立假设?假设不是一种随机的猜测,而是基于前人研究成果的逻辑推理,能够检测前人研究构建的理论。也就是说,这一假设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某一理论已经被以前的研究所确立,并且正在等待检验。很少有研究包括理论建立和假设检验。特别声明:本文为艾德思(EditSprings)原创文章,并由我司官方账号在相关平台进行统一推送,禁止一切未经授权的转载抄袭行为!如需转载请联系我司获取授权,并注明详细出处来源。
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要解决实际问题,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这次在全党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调查研究是途径,必须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第一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认真贯彻党中央部署,密切结合各自实际,把调查研究具体化,着力解决调查研究中发现的问题,推动调查研究不断走向深入。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央八项规定的第一条,便是改进调查研究。这次主题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了解民情、掌握实情,搞清楚问题是什么、症结在哪里,拿出破解难题的实招硬招。中央明确要求“调查研究要紧紧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边调研边学习边对照检查,在调研中深化理解和感悟,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措施。”只有瞄准真问题,下足真功夫,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才能使调研的过程成为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领悟的过程,成为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过程,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过程。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就要坚持问题导向。要着眼解决实际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调查研究,把调查研究与履职尽责、完成党中央部署的任务和当前正在做的事情结合起来。要结合各自职责任务,把应对各种挑战、破解改革难题等作为调研内容。调研要紧盯问题,摸清实情,分析症结,研究提出解决问题、改进工作思路和办法措施。对调研发现的问题,能解决的马上就办。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就要注重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树立求真务实的作风,深入具体接地气,切忌一刀切、表面化,坚决防止为调研而调研,防止搞“出发一车子、开会一屋子、发言念稿子”式的调研,防止扎堆调研、“作秀式”调研。要轻车简从,不搞层层陪同,不能增加基层负担。要加强统筹协调,合理确定调研的主体、时间、地点等,不硬性规定次数和天数,防止脱离本职工作。调研成果要言之有物,有情况有分析、有解决问题的思路和举措,确保把调研成果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具体行动。在深入学习理论和扎实开展调研基础上,领导班子成员要讲好专题党课。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讲,其他班子成员到所分管领域或基层单位讲。党课要突出针对性,紧密结合学习和调研成果,重点讲自己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的认识体会,讲存在的差距和不足,讲指导实践、推动改进工作的思路措施,讲悟初心、担使命的感悟。“一语不能践,万卷徒空虚。”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离不开全党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全党上下密切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调查研究,我们就一定能多察实情、多解难题,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落地,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城市中有一条河流变脏变臭了,群众反映到管理部门,管理部门马上清理干净。但过一段时间它又变脏变臭了。原因到底在哪里呢?溯本求源,发现河流上游的城郊村把污水往河里排,把垃圾往河里倒。管理部门从源头进行了彻底清理,于是河水变清了,很长时间也不脏不臭了。 这类事情常常在我们工作中发生。一些干部工作想不深、想不细、想不透,事情弄不准、弄不清、弄不明。尤其是许多问题出现了,不去深入研究,而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使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 当年,陈云同志到家乡上海青浦县蹲点调查,发现有一个问题难住了当地干部。他们把单季稻改为双季稻,结果力气花了不少,收成却不理想。陈云深入研究,发现小蒸地区地势低洼,地下水位高,不适宜种双季稻。他精确地算了一笔账:种双季稻表面看比种单季稻多收220斤,但实际上,各方面损失总和约300斤。最终他得出了“种双季稻不如种单季稻加蚕豆效益好”的结论,使农业的比较效益得以显现。 现在我们的一些干部,学历高了,知识水平提升了,但像陈云同志这样能沉下心来研究问题的却越来越少了。这里面有不愿意吃苦、怕麻烦的懒惰思想作怪,但也有个研究问题能力弱的问题。既缺乏对问题的深入调查了解,又缺乏对问题的认识能力、分析能力、思考能力,也就得不出正确的结论,找不出对症下药的办法。 比如,掌握第一手资料就不深不细。下去调查了解蜻蜓点水、走马观花。有人说,“涉浅滩者得鱼虾,入深水者得蛟龙”。真实有用的情况、深层次原因往往被浮在表面的现象所覆盖,只有扎下去,才能“捞”上来。“蹲得下去才能看清蚂蚁”,这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在调查了解情况时,真正沉下去,接地气。 比如,认识的功力不够。尤其缺乏哲学头脑,不善于研究分析。哲学素养决定一个领导干部的思维、眼界、站位。这要求我们的领导干部要学好哲学,掌握辩证法和方法论,在观察分析和研究事物时,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出普遍规律。认识水平提高了,才能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比如,没有养成总结思考的习惯。总结既是经验积累、增长才干、避免重蹈覆辙的重要方法,又是进入研究状态的基础。这就要求领导干部每办完一件事、解决一个问题都要总结和反思一番。哪些工作干成了,哪些没干好;干得好有什么经验,没干好的原因和教训是什么。而思考是找出解决问题最佳方法的重要过程。巴尔扎克有句名言,“一个能思想的人,才真是一个力量无边的人”。一件事有几种办法,一个问题有几种解决的方法,哪个最优,哪个最科学,哪个利大于弊,就要在深入思考中反复权衡、慎重决策。领导干部无论工作多么繁忙,无论事情多么紧急,都要给自己留下深入思考的时间。 有位领导同志说过: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繁重、情况复杂,每一步改革措施的推进,每一项重要工作的落实,都非轻而易举。只有不断提升调查和研究问题的能力,才能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科技分析师、J. Gold Associates创始人兼总裁杰克戈尔德(Jack Gold)表示:“人工智能还远未达到稳定状态。”“人工智能正开始起飞,但我们离曲棍球杆的顶端还很远。”事实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在人工智能中实现的东西虽然有用,但实际上只是冰山一角。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仍然是一个定制的环境,你必须做很多微调,所以它现在还不能完全扩展,不能处理人们真正想要它做的所有事情。他解释道:“你会和一家在数据分析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的大公司交谈,他们会说,是的,我们可以处理人工智能,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不是一个大众市场。”“当我谈到可扩展性时,我的意思是,我希望我公司的每个部门都能做自己的事情,并根据需要进行部署,而不是必须为每个部门建立一个熟练的团队来做他们自己的事情。”尽管我们看到不同行业的非凡用例数量都在增长,而且在设备和核心功能上增强了消费者体验的数量也在增加,但人工智能能够创造的未来距离实现还有一段时间。戈尔德说,目前有许多领域对实现这一未来至关重要。三个关键性的研究问题戈尔德说,人工智能未来几年的发展方式和方向取决于三个关键的研究领域。他说:“人工智能领域正在发生很多事情,比如NLP和vision,但我认为实现这一切的真正关键是,我们如何让它成为一个成本效益高、易于定义并部署到终端用户的解决方案?”第一个主要研究领域是开发最适合构建人工智能系统的平台或框架。从谷歌到亚马逊(Amazon)再到微软(Microsoft),所有公司都在做一些不同的事情,而一个紧迫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一切如何整合?它如何变成等价的,在一个广泛的类比中,Windows或Linux,所以你不是为14个不同的应用领域构建系统?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将是决定人工智能在未来5年如何、在哪里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是如何优化硬件系统以降低成本。例如,在培训系统中,很多系统都建立在非常高端、非常昂贵、非常耗电的gpu上。但是什么样的硬件平台能让人工智能更有效、更经济、更容易运行呢?框架和硬件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在一个框架上所做的操作在两个方向上都会影响到在另一个框架上所做的操作。他说,最关键的一点是,如今大多数人工智能系统的构建都需要相当大的数据科学投资,需要一些重量级的数据科学家和工程师来构建系统,并将其部署到企业使用。戈尔德解释说:“如果你想把人工智能扩展到更广泛的用户群体,我们需要的是一些半自主的工具,而这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这相当于一个文字处理器或Powerpoint,可以把它带到用户层面,而不必去购买5000名你无论如何也买不到的数据科学家。”换句话说,它是一个工具,你可以用它来定义一个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或者想要得到的信息,然后它就会建立一个人工智能系统,一个学习系统,一个推理系统,它会让你做到这一点。
一个问题变成十个,这是本事;十个问题回归成一个,更是本事。在某博士生的朋友圈里,我看到这么一条状态:“发现一个问题,去文献检索,结果问题变成十个了”搞笑不?估计搞过科研的都笑不出来。问题越研究越多,再研究翻倍,真可怕!那么,这正常不?正常,真正常。我几乎每一个题目,都经历过这么个过程。举个例子,现在大热的“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想写篇论文,论述一下未来的民法典咋解决。于是,下手检索“共同债务的认定”。然后,此问题迅速开始膨胀,你会发现,要解决“共同债务的认定”,得先研究夫妻财产制;不仅包括法定财产制,还得包括约定财产制;不仅包括财产制的两种形态,还得包括两种形态的外在表现,比如公证的效力;这还没完,细心一点的还会发现,婚后财产和婚后债务问题还容易处理一点,婚前财产的婚后收益算啥?婚前财产引发的债务算啥(比如房子倒了砸了人)?甲的婚前财产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用于偿还婚后共同债务?不仅如此,婚后还有赡养抚养扶养等一系列问题。一方父母重病欠下的钱算共同债务吗?一方父母欠债后使用共同财产清偿又算啥?夫妻各带子女重组家庭所引发的子女医疗费用又算啥?……这问题还有边儿吗?的确“没边”。但是,这一“问题翻倍”的过程,既不能省,也不能放任。不能省,是因为在论文开始布局的过程当中,发散思维极其重要。只有把一个简单的问题想复杂了,才有机会从多个角度深入发掘论文可以论述的要点。不然,只沿着一根线写下去,“某案例发生了——案例的原因是啥——此案例应该如何解决”,这是本科生毕业论文,还不一定是优秀论文。这种就事论事的论文,是博士阶段就应该极力避免的。因此,能发散思维,把一个问题变成十个,才是写出一篇深刻论文的前提。那么,“不能放任”又是啥意思啊?思维发散了,很重要;但必须还得能收回来!再拿夫妻共同债务这事儿举例子,你要是把我上面的所有问题都论述一遍,五万字都打不住。而且,论文题目怎么拟?“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若干问题研究”?你导师估计会拿着大棒子追杀你。正确的处理方法,是先拿张纸把这些问题(至少是你能解决的问题。你感觉怎么啃都啃不动的问题先别考虑了)一一列出来,然后,往外抽象!比如说,上面那些“赡养抚养扶养”问题,直接抽象成“基于父母子女关系产生的共债认定”,然后下面再继续抽象“父母子女关系当中的法定义务”、“法定义务引发的债务与夫妻财产制的关系”……千万别越写越具体,那你就掉进细节的汪洋大海里出不来啦!最后,抽象出的问题,就都需要写吗?同样不是!细心的同学能够发现,其实上面发散出的很多问题,已经背离了最初研究“共债”的初衷——如何避免虚构债务对婚姻另一方造成损害。因此,最后需要保留的,仅仅是这根线索所能联系的问题。诸如父母赡养费的计算、再婚家庭子女抚养费问题,能写,但仅仅要在“避免虚构”的层面上关注。套用一句时髦的话,写论文,你得时刻“不忘初心”啊。千万别忘了你研究这个问题究竟是为了啥。至于其余问题咋整?你再写一篇“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问题研究”不行吗?综上,一个问题变成十个,这是本事;十个问题回归成一个,更是本事。收放自如之后,你的论文写作神功就大成啦!ps,本文讨论的“共债问题”仅为举例,既不全面也不深入,大家不要这么研究啊!来源:女教授跟生活的死磕 绘图:爬树鱼
毕业论文这东西是老生常谈的事情了,一般来说,这既是对你自己所学专业知识的检验和考查,也是对于自己不足的方面的一次查漏补缺吧,但更多的是对资料的搜集、整理,还有反映了你发现问题,并且怎么去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查,也是对于写作能力的一种锻炼。毕业论文能反映你个人很多方面的问题,但是也能让你收获颇丰。毕业论文写的怎么样,可以很清楚的让别人了解到你的学术构思是不是特别严谨;在知识领域是否学习得很透彻;设计方案是不是很周全;立的论点是不是有依据,推论是不是符合逻辑,语义表达是不是让人一目了然。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庞大的知识的积累、熟练度技能这些的,小编相信很难写出一份好的论文,为你的毕业交上一份圆满的答卷。因为,毕业论文是对于学生毕业一个比较多方面的一个测试。毕业论文的写作一般分为选题、然后自己从各个渠道搜集相关的资料、拟写提纲、写开题报告、写毕业论文和毕业论文的答辩了,然后又根据各个学校的不同,有一些细微的差别罢了。下面小编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论文选题和查重这两个方面:首先论文选题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你的论文能不能顺利写完起着决定性的关键作用,然而一般来说论文选题也有一些方法的,比如:1.所选题目和研究方向是否有价值,有没有前辈研究过,他的研究是否有争议,或者研究结果是否正确等等;2.对于所选题目是否有兴趣去做研究,如果没兴趣,还是别选了,没有动力,怎么可能写出好的论文;3.所选题目是否与所研究的方向具有相关性,所谓的相关性呢就是题目与所学和研究的是否有关系。4.对于所选题目和论文的切入点范围要适当,题目和切入点过大会让论文失去研究的方向,然后不能反映中心论点和目的,而题目过小则会导致研究的问题在论文中一目了然,没有太多的可写性。第二个方面其实就是查重了,很多人在查重这方面老是无法抉择,不知道那个好,论文前中期查重的话用paperfree,因为有免费嘛,而且数据库也跟知网接近,所以这就是一个不二的选择了,论文的最后一次查重,就根据学校或者导师推荐的来,这样该是毋庸置疑的。
STEAM (STEM的延伸和发展)教育理论是当前欧美十分流行的教育理念,国外学校把多学科融合的理念融入学习当中,培养儿童多元的能力。探究式学习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手段,在STEAM观念背景下,探究式学习有了新的内容。随着国内外的交往深入,教育理念的交流也更加频繁。20 世纪 80 年代,自美国学者兰本达(Brenda Lansdown)在我国举办探究教学讲习班后,探究学习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入。我国研究者在引进国外探究学习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重构,并在具体教学中实践应用。总的来说,国内外有关中学生探究学习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重点注意以下方面:1 探究学习的理念已经从验证性探究转向创造性探究在验证性探究中,学生遵循课本上的逻辑推理、预定的探究过程,来验证知识的正确性。这就需要教师基于学生的先前经验来开展创造性探究学习,以引发学生的深层次思考。为此,谢杰妹强调为了提升探究活动的质量,教师需要合理安排探究时间、内容,突出探究方式,重视探究思想渗透等策略,以求达成探究目标;熊士荣等指出为了实现探究学习目标,应注重综合调查法、概念图评价法等质性评价方法的应用,通过评价促进学生的探究学习;而余胜泉等认为 STEM 教育能够支持学生以学科融合的方式,在解决真实世界问题的过程中掌握知识和技能,并进行创造性探究。2 注重在不同学科的实践应用,跨学科探究学习研究相对薄弱美国在20 世纪的不同时期虽然出于各种原因倡导探究学习,但均主张学生的探究学习是一种类似于专业探究、体现学科结构的目标导向性活动。我国学者根据在不同学科中实施探究学习的经验,总结出在不同学科中应用探究学习的策略。如马志成等提出了化学探究学习的基本程序:引发问题→提出假设→探究科学→总结规律→拓展应用。探究学习不仅仅需要在单个学科领域开展,更应围绕真实问题以跨学科方式予以实施,引导学生探究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关联,并养成跨学科学习的能力和意识。3 重视探究学习环境中的技术因素,学校、家庭、企业和政府等社会因素亟待关注探究学习的开展有赖于学习环境的建设和信息技术的支持。一方面,相关的应用软件平台可以支持探究学习。如作为基于网络的协作探究学习平台,Co-Lab 以模拟性、建模性和协作性的特点,为学习者的协作探究学习提供了良好的支持。另一方面,目前将现代教育理念与计算机技术支持的学习环境有效结合的研究,为探究学习提供了重要支持。其中,基于泛在学习环境的“互联网+旅游”主题探究学习可以引导大学生由浅层学习向深层学习跃迁;而中学生探究学习环境的建设不仅需要重视技术因素,而且需要关注学校、家庭、企业和政府等社会因素,以支持学生将探究学习与生活、社会以及未来职业联系起来。4 关注探究学习中的失范问题,亟待开阔视野寻找解决方案当前我国探究学习在认识上存在误区,导致在实践中出现始于经验、基于经验和止于经验的自发状况,产生形式化、问题泛、方法泛和结论泛的失范现象。探究学习的失范包含探究精神不充分与学科特征不明显两层含义:①如果探究精神不足,探究活动就会违背探究学习的本质,不能体现探究的基本精神。其中,控制式探究会导致学生自由的驯服化,表演式探究则会导致学生自由的虚假化。②从学科层面来看,如果在探究学习中忽略学科特性,就会导致学科文化的失范。基于此,研究人员需要正视中学生探究学习中存在的失范问题,开阔视野寻找解决方案,优化探究学习的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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